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3 歷史交集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年帝制，尋常百姓趕上大革命，家鄉和全中國人民命運與共：歷經辛亥革命, 民國初建, 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割據，北伐，國共合作以及此後的內戰、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如何強國？哪條路通向民主、憲政、現代國家？什麼是更好的生活？生活在百年動盪的中國，家鄉父老有著許許多多希望和失望，有著許許多多理想與無奈，但是從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祖祖輩輩百折不撓，坎坷前行，為子孫後代做著鋪路石。

         父親吳荻舟本人和歷史的交集是怎樣的呢？

        父親出生的1907年還是清朝，1912年，他5歲的時候，民國建立。但是，憲政卻長時間沒能走上軌道。當時各種黨派以及政府內外意見多岐，軍閥混戰，18個省發生武裝起義，13個省宣佈獨立，可謂亂象叢生。資產階級不成熟，求變出現亂象恐怕也是必然，但是至少國人告別帝制是義無反顧的。中國等待更大的智慧。一百年後，現在的人看辛亥革命和“民國亂象”可能有新的視角，不過我更關心父母以及那些真正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是怎麼樣的，又是怎麼生活過來的。

        1913年，父親6歲，在家鄉族辦私塾啟蒙，跟從遠房族叔吳鴻慶讀了一年私塾。吳鴻慶四書五經讀得滾瓜爛熟，父親在他那裡讀《三字經》的時候，他懊喪地對父親說過：“我準備鄉試那時，廢科舉，改學堂了，真不逢晨，命也！”父親寫到：“當時我聽了，就像鴨子聽打雷，歪著脖子，瞪著眼，不知他說啥。”7歲，家鄉辦了興文學堂，父親轉讀新式小學，父親寫到：“（鴻慶叔公）的私塾自然也就跟著清王朝的滅亡，壽終正寢。”

        8歲時父親的遠房叔公吳德峰到龍岩縣城新羅小學教書，父親和三叔吳香麒隨他到縣城進了新羅小學就讀。

        1915年讀高小，全國人民反對袁世凱“黃袍加身”復辟帝制、反對他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父親曾經在老師林仙亭和黃庭經等人帶領下參加示威遊行、搜查日貨、燒毀日貨。

        三叔晚年的時候憶起一些驚心動魄的事，他說：“我們在新羅小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暑假回家，他（吳荻舟）曾在鄉里演說過。我寫了一篇《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殘餘如何壓迫剝削人民》，引起全村人矚目和仇視。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雲夢文史館的一篇文章中有（提過）。我在新羅小學讀書期間，南方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已經轟轟烈烈。”

        演說！寫文章！他們才是小學生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北京的新思想新潮流南下到萬山重迭的龍岩，父親也與進步青年一起上街了。

        1921年，中國有了另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年秋，父親考入龍岩縣的最高學府——福建省立第九中學讀書。他勤奮好學，成績優良。讀到三年級時，中學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讀完初中，祖父要父親學做生意，畢竟祖父自己是十幾歲就學做生意的。可是父親鬧著要繼續念高中，為了自籌學費，他給老師抄寫講義。當時他的數理老師郭慶光（龍岩很有名氣的教師，後成為龍岩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語文老師郭秉廉很同情他，幫他找了幾位老師（包括他們自己）的講義，叫他幫著抄寫。那時他們那裡還不是用鋼針刻蠟板，他要用毛筆沾鏹水寫在蠟紙上，手指沾上鏹水，皮開肉綻。這活計雖然很辛苦，卻解決了他的經濟困難，鍛煉了他堅忍不拔的性格。

（吳荻舟就讀的福建省立第九中學。）

        到高中，父親成了學校裡的活躍分子。參與組織同學演文明戲，反迷信，反封建，反對軍閥內戰，反對賄選議員。父親很久以後還記得，高中時期，學校裡那個綽號“豬仔議員”的國文教員連賢基，他先在鄉試中舉，後在1913年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1923年國會大選期間，連賢基接受5千銀元，請選民吃肉絲麵，幫助賄選北洋軍閥曹錕[1]為“大總統”。父親和同學們曾曝光其賄選醜聞。

        1926年連賢基因賄選事件被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和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扣留、遊街。

       當時搞革命的國人精英很多都有海外留學或者流亡的經驗。其中代表人物孫中山就曾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我在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看到一個說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借鑒自美國林肯總統的“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龍岩的鄧子恢，1917年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留學，這件事在縣誌裡也有記錄。後來他因貧病交加輟學回國，五四運動後，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比父親高幾班，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後，常到父親就讀的九中找同學們交談，有時候還住在九中。他欣賞父親的才華，同情他的處境，送給他《新青年》、《嚮導》、《新潮》等進步書籍。這些革命刊物不僅使父親大開眼界，而且讓他認識到進步報刊起著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的特殊作用，可以刷新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使之指導民眾，走向進化之途。抗戰開始，父親投身成為文化戰士，應該與此經歷大有關係。

        1925年，高中二年級起，父親與同學合作出版油印刊物《苔蘚》，含義是“五四”運動的種子——民主、科學、新文化、婚姻自由等在黑暗的社會裡，像苔蘚在背光處生命力很強地滋長著。通過這份油印刊物，父親發表了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封建迷信、反對賄選的小說和評論文章。多年後當我看到袁牧的小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不禁聯想到父親對《苔蘚》的讚美，想到父母和鄉親父老的生命力。

        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民國政府進行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都無法改變“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他決定聯俄聯共，國共兩黨形成統一戰線，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實現國家統一，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1926年7月9日開始北伐。

        北伐東路軍浩浩蕩蕩進入山城龍岩的街道時，父親與同學們揮動紙旗，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列隊歡迎。秋天起，父親經常去張旭高辦事的機關走動，幫忙佈置會場、寫大字標語、歡迎會的橫額等。他和張旭高1926年前就認識，張旭高在集美讀書時，暑假回龍岩也會去九中住、玩或搞些活動。據母親描述，張旭高熱情、果決、做事膽大心細，又有辦法，年輕的彩書佩服得五體投地。

        當時父親正在讀高三，張旭高、林一株[2]見父親思想進步，多才多藝，便動員他輟學參加北伐宣傳工作。父親十分愛學習，求知欲極強，祖父幾次要他輟學經商，即使父子反目他都不從。然而，在張、林鼓動下，他離開九中走上社會，投身革命洪流。

        龍岩縣誌提及，1926年10月27日革命左派[3]在龍岩城關明倫堂召開軍民聯歡慶祝大會，父親說，懸掛在主席臺前的橫額上“北伐軍蒞岩慶祝大會”九個一米見方的大字就是他寫的。1927年初，成立（龍）岩（漳）平寧（洋）政治監察署，張旭高任行政督察專員，監督岩平寧三縣政務，專員公署的招牌也是出自父親之手。父親還協助組織農民協會，農會的旗幟是在國民黨所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加上一把犁頭。

        有一次張旭高要父親填一張表，說要介紹他加入農會，後來又說是入黨，父親填了表交給他。父親記得填表之後還開過兩三次會，但是不記得會上談過什麼了，張旭高還拿了一些書給他讀，有列寧的《做什麼》，還有進步雜誌等。父親後來說：那是他“第一次直接接受黨的教育”。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龍岩的國民黨右派、代理縣長杜連茹緊隨其後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又名陳子彬）等一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籠罩龍岩。

        鄧子恢早已離開龍岩，去江西中共中央工作。張旭高帶著父親和另外幾位同學從龍岩經漳州逃到廈門，那是父親第一次離開家鄉。他們時而坐船，時而徒步，到達廈門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龍岩同鄉開的小旅館裡。

        三叔大約在1924年、16歲的時候去廈門當學徒、送報員，他記得19歲那年，龍岩有不少老師逃到廈門如陳心泉，也有《江聲日報》副刊編輯林仙亭，主編張党党，但是他不知道我父親也在廈門。他還記得，《江聲》報、《廈聲》報和《迫擊》報被封，陳心泉老師從廈門回龍岩，在漳平永福山腰被敵人暗殺；《江聲》主編張党党被槍擊未中，翻天窗逃逸。晚年，三叔寫字時手都在顫抖，但他還是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他想起上小學時和哥哥同去同歸，哥哥上高中之後的事他卻什麼也不記得了。

（當時的“入黨條件”，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張旭高是集美畢業生，熟悉廈門，他沒有和同學們住在一起，但有時候回來看看他們，約半個月左右，就不見他來了。據說後來張旭高經上海去了菲律賓，那裡有很多福建華僑。太平洋戰爭中他遭日本侵略軍殺害。張旭高之死有兩種說法，一是在家被日寇抓走，關在集中營，日寇投降前遭殺害，一是張旭高參加菲律賓華僑遊擊隊，戰鬥中犧牲。父親多方打聽，四十年後才聽張旭高的妻子說，前者是正確的，她與張旭高同時被捕。

        張旭高轉入地下後，父親隻身潛回龍岩，不能徑直回家，經九中的郭慶光、郭秉廉老師介紹，暫棲距大池四十多裡的湖邦鄉，在郭姓族辦設在尚德堂的積山小學任教。積山小學是當時龍岩較大規模的私立初小，教師多為九中和集美師範畢業生。

        父親任高年級班主任，同事有郭樂生等，據瞭解郭樂生是共青團員。父親和同事、學生相處極好。由於親身體會過農村孩子讀書不容易，他教學格外認真，看見小學課本脫離農村實際需要，便自編適合農村孩子用的低年級課本，給初小同學用。不過只教了一個學期，1928年秋，父親受在上海讀書的幾位好友郭有才、黃振椿（即黃震村、後改名馬寧）[4]和九中同學邱若深的影響和鼓勵，在祖母的暗中資助下，來到上海，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二年級。

        這年父親21歲，已經歷過一次次洗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自然而然和他聯結在一起。這一走，56年沒有回過家鄉，但他永遠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族譜選登的一幅照片——習仲勳接見參加兩航起義紀念活動人員時與吳荻舟握手。）

[1]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原來是清朝將領，後來是中華民國初年直系軍閥首領，1923年靠賄選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人稱賄選總統。不過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請他出面組織新政府被他拒絕（後面講到母親家鄉安徽時，合肥人段祺瑞也有類似情況），因其保持了民族氣節，被國民政府在1939年12月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2] 林一株，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授課，主要是搞軍事訓練。後任閩西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後來籍社會民主黨事件殺害了許多同志，鄧子恢代表中央處決了他。

[3]根據龍岩黨史辦鄭學秋整理、由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共龍岩縣首任黨總支書記陳子彬（原名陳慶隆）本人審閱過的《陳子彬同志談龍岩大革命前後的問題》記載，當時國民黨縣黨部可以說是左派當權。而政治監察署中人都聽張旭高的話，張旭高是革命左派。當時屬於新興革命勢力的組織還有農民部特派員岩平甯分處、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縣農會，五個單位在政治上、工作上是協調一致的，不存在什麼尖銳矛盾或派別鬥爭，當時在龍岩只有新生的革命勢力和封建殘餘勢力的矛盾和對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在龍岩是成功的。

[4] 馬寧，龍岩人，1930年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共。之後流亡馬來亞，曾任馬共中央宣傳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福建農民報》主編，福建省文化處處長、文聯主任等。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曾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發表了眾多小說、話劇和雜文。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乡骄傲 1龙岩印象

引子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等等都有涉及。

我的父母1940年代後半至1960年代初在香港為中共做地下工作，期間我在香港出生，度過歡樂無憂的童年。後來父母工作變動，舉家搬去北京。我經歷過紅領巾、“可教子女”、知識青年、工農兵學員、工廠設計員、報社記者、日文翻譯、編輯等等諸多身份變故之後回到出生地香港，從事多年日文翻譯、出版的工作。

父母留給我幾箱遺稿和老照片。他們的文字、包括他們所寫的日記、書信、、自傳、檢討或證明材料，既充滿時代印記，又流露真情實感，可說是難得的中國近现代史案例材料。這幾年我開始靜心梳理，希望比較完整地弄清楚父母的一生和時代背景，向歷史學習。

父親名叫吳荻舟，20歲離開福建老家去上海求學，1930年1月加入中共，4月被捕。還是個年輕大學生，就被國民黨判了9年11個月徒刑。出獄後帶領一支抗日宣傳隊，輾轉半個中國，宣傳鼓動團結抗日，慰勞主戰場軍民。8年抗戰勝利後，為宣傳反內戰，建設新中國，他的足跡遠至香港、南洋。及後先後在香港和北京做香港統一戰線工作二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被停職。文革後他把個人的遭遇放得很輕，轉身去做老本行——戲劇工作，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兼研究室主任，全情投入撥亂反正，領導創刊《戲劇年鑒》，搶救民間戲劇史料，組織出版《周恩來與抗敵演劇隊》和《南天藝華錄》，1992年7月26日心臟病發去世。

父親形容自己走過的路是“在新舊世界轉化這個偉大的、從個人‘幸福’，轉化到眾人幸福、平等、自由的偉大事業中，做了一點事，吃了苦、冒過險而平靜地死去。”縱觀他的一生，真正是求仁得仁。

母親名叫張佩華，20歲追隨父親離開安徽老家。從武漢到長沙，再到桂林、廣東、香港和南洋。她在顛沛流離中艱難支撐著有老有小的家庭，雖與父親聚少離多，但也逐漸理解了父親的工作。在新加坡，她獨力打兩份工養活自己和孩子們，同時追求進步，加入了中共。在香港和父親會合後，他們有更多時間享受溫馨的家庭生活。文革中後被打成“假黨員”，下幹校，1979年恢復工作，1984年離休。

文革後，她和父親多次一起旅遊，廣西、廣東、安徽、福建、湖北以及香港等地，都留下兩人舊地重遊的足跡。父親去世後，1996年至1998年，母親帶著我編寫《吳荻舟》紀念文集，在這本文集裡，她寫道：“我的老伴，你安息吧！百川歸大海，我一定和你匯流。我已經80歲啦！”她沒有想到自己那麼長壽，2014年4月6日96歲高齡因肺炎、腎衰竭去世。

本書內容基於原始資料，資料詳則詳寫，資料少則略寫。我看到父母如何從尋常百姓家的小孩子變成堅決跟中共走的青年，如何從革命幹部變成挨批鬥的“階級敵人”，如何堅守初衷和反思。真誠希望與大家分享，也期待得到專家學者、當事人及其後代中肯的批評指正。

第一章 家鄉驕傲

1 龍岩印象

福建是父親的家鄉，我們的籍貫所在。父親乳名吳麒麟，又名吳彩書，後自主改名為吳荻舟。他出生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丁未年，即1907年5月5日，出生地福建省龍岩縣（今龍岩市新羅區）大池鄉秀東村。秀東村青山環抱，景色秀麗，民風淳樸，崇尚文化，歷來賢才輩出，書香遠近聞名，享有“龍岩十八坑，坑坑不如秀東坑”的美譽。

1984年12月，父親寫過一篇故事，題目是《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他這樣形容自己的家鄉：“其實我們的村子是風光如畫的。村北後龍山東側高掛著一股白絲似的瀑布，從原始森林的深奧處飛奔而來，然後跌落在比兩座七層寶塔還高的懸崖。由於落勢很猛，在懸崖下沖成一個幾丈深的潭，潭面兩畝見方，叫做白練潭。然後這股山水沖出潭口，從村東迤向村西，走成一條高低、寬窄不一的小溪，把村子切成南北兩半，居民全集中在小溪的北岸。據說，大家都爭著分享後龍山下來的龍氣，所有的屋都依著後龍山層次有序地由高到低地建著。後龍山像一座用翡翠鑲嵌的大屏風，成45°的走勢，迤向溪邊，形成一塊龜背似的大坡地。”“從村北到村南，以後龍山下的吳氏宗祠左右牌坊為起點，兩條用青石板鋪的路，像青色的飄帶，迂回曲折地穿過整個村子，把幾十幢大小不一、新舊不同的住宅聯繫起來。”（未見發表，引自父親的手稿）

父親自從1928年離開家鄉，整整56年沒有回去，他想必十分懷念自己的家鄉啊。

1985年，我和哥哥陪父母第一次回家鄉。父親所言不虛，小小村落果然四面環山，依山而建，村前村後鬱鬱蔥蔥，青瓦土牆鱗次櫛比，村中小路在鄉親們各家之間盤繞上落，沒點腳力休想到處走走呢。

（1985年父親回龍岩時照。）

吳氏入閩始祖吳承順是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據《史記》記載，軒轅黃帝賜其正妃螺祖所生之子玄囂姓“姬”，姬玄囂傳25代至泰伯。泰伯和仲庸兄弟為讓王位與小弟季曆（周文王姬昌之父），出奔荊蠻，自號“句吳”（後為吳國）。遂以國為姓，於是有“吳泰伯，吳仲庸”之稱。

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吳氏入閩始祖吳宥在宋代從河南開封府遷居漳州華安地區，華安吳念一郎的公子吳十二郎於1258年沿九龍江遷居龍岩，為吳氏入岩一世祖，大池吳氏鳴乾公為其後裔。自舊石器時代就生活在龍岩的原住民是古越族，中原漢族和古越族文化交融、同化，形成了龍岩獨特的民俗文化，龍岩話雖屬閩南語系，但是更多保持了唐時的中原古音，怕是最適於朗誦李白和杜甫的詩。明代以後，龍岩逐漸成為閩西經濟文化重鎮。明清兩代，龍岩有名可考的書院就有近60間，如龍田書院、龍池書院、新羅書院等。

（吳氏入閩始祖吳宥。）

村內還有始建於嘉靖十年（1532年）的吳氏嶐興祠、始建於乾隆三年（1738年）的仰高樓、華東地區最大的野生桂花群落等人文自然景觀。

村北的吳氏宗祠嶐興祠前面曾豎著二三十根七八米高的青石牌柱，據說每一根代表一個舉人。父親在《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故事裡寫道：“外鄉人進村，只要看到這些虎牙般立在祠堂前的青石桅杆（牌柱），就可以想像到這村子的不平凡。”父親曾為祠堂題寫“嶐興堂”牌匾，至今高掛在嶐興祠正殿上。

（吳荻舟題“嶐興堂”。）

我二姐說小時候看到自己有六個腳趾甲，問父親，父親說是一個什麼很小的民族的人才有的，就是在小腳趾頭的趾甲旁邊多一小塊，我和妹妹也有，直到2016年我第二次回家鄉才在博物館看到資料，說“小趾甲開裂”，那就是古越族的特徵（也有資料說古越族分佈在北起江蘇省，南迄越南的近海地帶。漢族客家民系、吳越民系、廣府民系、閩民系和壯族等少數民族都是嶺南古越族後裔。越族或百越族是一種泛稱，實際上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

根據龍岩鄉親們集資並集9名正副主編、42名編委之力花費一年多編輯的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吳氏入岩四世祖吳仁普生四子，長子吳興甫有八孫，史稱“龍岩吳氏八房”，父親列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東溪容萬十八世。

我的曾祖父吳志寬（十六世）是個雇農，曾祖母討過飯。曾祖父在40多歲時，跟同鄉離開家鄉，徒步到湖北武漢。查網上地圖，兩地的行車距離約莫1000公里，生活在高鐵時代的人很難想像如何用腳丈量1000公里——今天高鐵只要3個多小時就能到達的距離，他們即使日行10小時，也要走上一兩個月。

曾祖父在同鄉開的旱煙店當絞煙師傅，出賣勞力，有一次絞繩斷了，險些把他壓死。祖父吳榮發（十七世）12歲就被曾祖父帶到湖北雲夢，在同鄉的錦太雜貨店裡當學徒。祖母陳冬玉是小池鄉人，窮孩子，12、3歲離開娘家到我父親家做童養媳，跟著曾祖母上山砍柴叫賣。

祖父就在錦太雜貨店掃店堂，洗痰盂，洗衣服，站櫃臺。幾年後，他借同鄉店鋪的窗口寄售一些日用雜貨，直到30多歲才攢了點錢，回鄉和我祖母成婚，旋即又回雲夢，和同鄉合夥開了間小雜貨鋪。父親形容曾祖父和祖父父子倆像工蜂采蜜，省吃儉用，3、5年才回家一次。到我父親出世時，家中總算陸續置了幾畝薄田。大部分租出去，小部分自己種。

祖母結婚後留在鄉下耕田持家，龍岩婦女都要纏足（這個習俗源自南唐宮廷，有別于客家婦女），祖母卻是半大腳，下田的時候打赤腳，走親戚或者在家裡幹活的時候，便把腳纏上。我從來沒有見過祖母。聽說纏足要把腳掌骨折斷，我不知道祖母是怎麼做到的，只為她感到痛。

祖母裡裡外外忙活的時候，父親常常是坐在屋後山坡上“等爸爸”。他的一個遠房寡嫂和他們住在一起，幫祖母下田。祖父60歲以後不去湖北了，不過那時候父親已經離開家鄉，他們父子從此沒再見面。

（撫松灼岩世系後人珍藏著十二世至十四世祖先畫像。）

祖母懷孕7次，因為家庭生活拮据，她又要承擔耕田和上山挑柴等重體力勞動，種種原因導致小產，先後夭折4個，僅剩下大伯保麒、父親和三叔香麒（後改名吳海艇、吳立平）三兄弟。還有祖母的弟弟留下一個孤兒，即父親的表哥、我的表叔陳錦章，從小便和父親兄弟三人一起生活。

三叔1968年3月14日給母親的信裡說：“表哥父母早亡，母親就把他接到我家，他長瘌痢頭，母親天天替他洗頭，搽藥。後來替他接了兩次老婆，第一個有癲瘋症，退了婚，後來又接了一個，成家。”1929年，家鄉爆發暴動，表叔加入中共，投身革命，一年多後被國民黨殺害。

祖父去世後，祖母和三叔投奔在湖北雲夢做生意的大伯。

祖母和大伯在我出生前已經病逝。我只對三叔印象比較深，他曾多次到北京看望我們，住在我家，我也曾去雲夢看望他們。我保存了他給父母的好幾封信，他在其中詳述家庭情況和自己的經歷。三叔在上述同一封信裡，說他們未分家之前，連同父母、三兄弟以及表哥表嫂各家子女在內是13口人，土改前一年多分了家，“土改時每口分六擔穀田，每擔穀田以割得120斤穀為標準，那時以全村的土地平均分配，年成十足就夠生活，年成不好就不夠生活。”

他寫的和我2016年在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到的《閩西暴動和紅十二軍》所載鄧子恢[1]和張鼎丞主持的分田原則吻合：“所有土地都拿出來分配，只有中農和自耕農土地多一點的不動”，“土地分配的方法按人口平分，地主、富農和貧農一樣分田。”

三叔晚年時有一次告訴我母親，家鄉土改時，他們家的成分是富農，他和我父親離家早，參加革命，未劃成份。他說，當時他們單位曾派人回龍岩調查，然後說“應根據本人情況決定”。

據我瞭解，秀東村在分田前就是家家有田，只是多少、肥瘦、遠近的分別，分田的時候“多提少補”，“動兩頭留中間”，再按5%的比例劃分地主富農。現在看這種做法當然是荒唐的，就像曾祖父和祖父那樣，辛辛苦苦工作，勉強能養家糊口，子孫後代卻落得個成分不好的牽連。

龍岩如今有毛澤東故居臨江樓、毛澤東才溪鄉調查紀念館、龍岩毛澤東舊居、閩西第一次黨代會會址以及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舊址、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古田會議舊址等，作紅色旅遊之用。如果多瞭解一點龍岩的歷史，所謂紅色旅遊會變得十分沉重，絕不僅是在舊址前留個影那麼簡單。

[1]   鄧子恢，1896年8月17日生於福建省龍岩縣東肖鄧厝村，曾留學日本。1926年秋任傑壩圩國民黨左派區黨部常務委員。同年12月，於崇義縣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冬，任中共龍岩縣委宣傳部長。1928年後田暴動主要領導人，創建閩西共產黨組織與革命根據地，紅四軍入閩前是閩西蘇維埃主席兼經濟委員會主任。抗戰期間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華中分局書記，率部赴蘇皖與敵作戰。解放戰爭期間任華東局副書記，中原局第三書記，是閩西三年遊擊戰的主要領導人，之後配合南下大軍解放閩西全境。解放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