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3六七筆記

 前面講到，2017年一部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大量引用了父親吳荻舟的遺文，在香港校園、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幾百場次，適逢六七暴動五十周年，引起極大反響。其中輿論對遺文中的《六七筆記》[1]反響最大，評論最多。這本筆記也確實填補了若干“六七暴動”研究的空白，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

《六七筆記》是2014年母親張佩華去世後，我在清理她的遺物時找到的。這是一個不及巴掌大的筆記本，已經沒有封面和封底。父親用這個本子專門記錄“港澳聯合辦公室”的工作，辦公會，香港來人的匯報，周恩來各個時期的指示，“敵我友”各方反應，形勢估計，各界工會人數、可動  員力量，鬥爭策略，內部爭論和總結等等。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資料，我命名其為《六七筆記》。

（圖一：《六七筆記》不及巴掌大。五十年過去，淡淡的墨痕透露出驚心動魄的歷史碎片，其內容震驚了香港市民。）

已經有許多人研究“六七暴動”，本節我只講從父親遺文中看到的幾個重點。

1．《六七筆記》覆蓋的時段

筆記可查日期從1967年4月20日至8月8日[2]，有時候同一個日期有兩篇甚至三篇、四篇，估計是放在身邊，隨時做大事記，多數字小如芝麻綠豆但大多字跡清楚。有時候父親是隨手記在空白處，所以日期是跳躍的，比如7月10日的兩篇插在6月19日和21日之間，7月24日和7月27日的兩篇插在5月24日和6月6日之間，8月8日的一篇插在6月30日和7月7日之間等，有時候日期是補記的。

其中5月26日的筆記顯示，“聯辦：港澳辦公室今天成立”。據余汝信說，他一直查不到聯辦成立的準確日期，這本筆記填補了歷史空白。

在《六七筆記》中，父親使用過不同鋼筆、鉛筆或者紅色鉛筆，紅色圓珠筆，如今再看，既體會到他的匆忙，意外地，也有助分辨不同日期或者不同時間所記錄的內容，比如香港來北京開會的人提出要700打甘蔗刀，同一時間外貿部門報告說甘蔗刀已經付運，父親通知外貿部門把甘蔗刀截停在深圳，隨後，他留下不同顏色的一筆記錄：“我暫止於深圳”，後人看到這不同顏色的一筆，更為那千鈞一髮的時刻不寒而慄。

（圖二：《六七筆記》不同顏色的一筆記錄：“我暫止於深圳”。香港專欄作家許禮平看到吳荻舟攔截700打甘蔗刀和槍支的資料後撰文指：“吳荻舟是香港的守護神、潤物無聲的高人”；記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也因此說吳荻舟是“香港的恩人”。）

2．“反迫害鬥爭”的組織指揮

根據《六七筆記》可知：這次“反迫害鬥爭”的組織指揮系統包括半公開的港澳工委（簡稱“工委”，在《六七筆記》中代號為“X委”）和秘密線的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城工委”，在《六七筆記》中代號為“XX委”）。各界群眾組織的“鬥委會”以及工委、城工委聯合組織的“指揮部”，通過廣東省委的“四處”以及5月26日根據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和國務院外辦、中調部抽調人手成立“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直通周恩來，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頻繁地交換情報、請示和指示。在這個組織架構中，父親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派到“聯合辦公室”擔任群眾鬥爭組組長，負責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家棟向周恩來報告事態發展，再把周恩來和“聯辦”的指示傳給香港前線，所謂“上傳下達”，並起一些把關的作用（不過因為他屢屢抵制極左勢力武鬥升級的舉動，7月下旬被要求“交代”，至8月初被免職，隔離審查）。

當時中央和香港前線溝通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面對面溝通，舉例來說，《六七筆記》5月24日（聯辦成立於5月26日）記錄了周恩來聽取工、城兩委匯報時的指示，有25條之多，還有當天對反迫害鬥爭方案的3條補充意見。從筆記可以看到，周恩來、反迫害鬥爭委員會正副主任和聯合辦公室人員是一起開會的，筆記裡有具體人名，報告、指示和記錄同步進行。又如6月30日、7月10日都有“辦公會”。

另一種溝通是每天電話溝通（有專人接聽電話），父親在《三一八交待》、《幹校日記》等資料中都提及每天通電話一事。一位當年負責在香港和深圳兩邊跑的新華社秘書告訴我，當時香港方面要請示或者匯報什麼，就由這位叔叔負責背熟有關內容、從香港過關到深圳打電話給聯合辦公室負責接電話的鄧強，然後他再背熟北京方面的指示，回到香港新華社複述。根据这位叔叔所说，这条线只是新华社的，其他还有什么線他就不清楚了。

他指出了一個要害問題。一向以來，香港各條線各單位之間都是互相保密的。“地下黨”的性質和歷史沿襲令香港工作的組織架構十分複雜。六七暴動顯示，越是架床疊屋越是決策兒戲，政出多門，紀律鬆散。這也是架床疊屋者始料不及的吧。整個六七暴動過程中因溝通問題險象頻仍，更何況高層還有派系、路線鬥爭。

3.“反迫害鬥爭”的目的

《六七筆記》提及“目的”或者“意義”的記錄前後有矛盾。比如：

5月24日記錄：“朱談到敵人（港英）的看法，和估（計）我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總理‘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恩來還說“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6月19日記錄：“對這次行動的意義和目的性還不理解”；

7月10日記錄：“我們這次鬥爭的目標：充分發動群眾，壯大進步力量，保障中國人民活學活用毛著，宣傳毛澤東宣傳的權利，形成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

7月24日記錄：“最終目的是經過鬥爭達到更有利於長期充分利用HK”。

父親後來回顧說：“5月初接到港澳工委和廣東省主管四處關於新蒲崗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我提了一個意見送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個應該就是指廖承志5月12日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以及“總理在北京召集港澳工委負責人和四處負責人開會，明確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這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但‘文革風’吹下去，分寸便難掌握了”。

包括《六七筆記》，目前我看到提及“方案”的文獻內容還有：

5月初方案（吳荻舟《三一八交待》）：吳荻舟草擬並送廖承志，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

5月24日（吳荻舟《六七筆記》）：周恩來聽取港澳工委和城工委匯報後提出25條意見，之後又補充：“總理對方案的補充意見：1、鬥爭為了長期工作創造更好的條件。2、在鬥爭中加強政策教育，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3、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5月30日（余長庚[3]《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他的會議室召開會議，討論外交部和港澳工委的方案，批評港澳工委提議“襲擊警察”、“殺幾個警察”、“殺一儆百”是“荒唐”。方案提出要通過三個回合的罷工，打垮港英，迫使英方接受中方的要求。周恩來質疑罷工計劃的可行性，擔心“搞不好，要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即中央並不想提前收回香港。）

6月6日（吳荻舟《證明材料》）：“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我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6月30日（余長庚、吳荻舟回憶）：周恩來召見港辦，提出原方案不切實際，要另擬新方案。外辦副主任之一、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主持討論新方案，會後他歸納新方案為十六個字：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父親認為這個不是決定，不能傳達下去。

除了父親交給廖承志、廖承志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內容，沒有人看到過其他幾個“方案”的確切內容，不知道各個方案之間的關聯。周恩來幾次表示很不滿意的第二、第三方案，都沒有看到方案本身。唯一可以判斷的是：此方案非彼方案，而且一個更比一個激烈。

是否可以這樣判斷，這場暴動不是中央事先策劃的，過程中也一直在瞻前顧後和糾偏。

而關於六七暴動的目的，其實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通過父親確切的記錄，“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工潮初期，5月初，情況彙報到北京，從父親擬定“一個意見”交給廖承志、5月12日廖承志把《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提交到中央、到5月15日中央高層批復，通知香港方面執行，考慮的都還只是支援一個廠的鬥爭；

第二階段，之後的一兩個月裡，包括中央文革在內的各種勢力或插手或影響，各種審時度勢，最高層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一度有借機出動解放軍“提早解放香港”的想法，正如5月24日父親記錄：“朱談到敵人（港英）的看法，和估（計）我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總理‘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恩來還說“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第三階段，中央恢復和鞏固“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因為毛澤東發令“香港還是那樣”。

這樣的“三部曲”表明，六七暴動這種模仿內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做法被中央和現實否定，香港工作還是要回到原點：“長期堅持，充分利用”。

在《六七筆記》裡可以看到當時收集的大量情報，包括當時香港面積以及人口的資料，美英在港經濟收益總計，香港工商各界群眾可動員人數等等。比如聯辦成立當天、5月26日的筆記顯示：“（有組織的）工人有10萬，總數是60萬，當中輕重工人43萬，店員10多萬。63個工會，會員10萬，海員4.5萬，工會會員2.3萬，政軍醫4千人，九龍巴士5千，香港巴士1千多，小汽車、大貨車6千人，電車1千7百，中電、香港3千，電話1千……”。此後筆記陸續記錄有軍隊、員警、輔警、特種防暴隊的人數；香港總面積、總人口、無產階級以致城市小資各階層人口；製造業、建築業等的就業人數；英美在港利益包括航運業、鐵路、航空、倉庫、公用事業、貿易、金融，純利多少；香港貿易額——入港、出港；美軍利用香港的情況；第二次高潮動員的力量，農村較有基礎的力量；海運、交通等各界罷工人數統計等等，都有詳細資料。

如果中共中央發動和部署“收回香港”行動，會在行動開始後才收集這些基本情報嗎？

這些由香港左派機構提供的數據，事後被證明有“水分”，對中央決策可能造成誤導，正如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教授看了《六七筆記》後指出的那樣：“吳荻舟記錄了1967年香港左派提供的可動員人數等資料，我懷疑他和他的線人可能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他們只要求數量有限的武器裝備，如何裝備成千上萬他們聲稱能控制的支持者？香港左派的期望和動員能力之間是脫節的。”

這也反證了這是一場倉促展開、目的模棱兩可、邊做邊想、漸次升級、破壞力極強的行動。

4．各種角色

在六七暴動中，各種角色、包括中共中央（具體來說是周恩來）、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外交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聯辦、港澳工委、城工委、基層群眾以及港英當局的角色，都可以從《六七筆記》裡找到端倪。

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這樣一場“反迫害鬥爭”，他必然要負責，所以我們看到“24/5總理聽會報（匯報）”；“7/6總理的指示（對方案）”；“28/6總理指示”等等。

但是《六七筆記》裡有很多細節，透露出周恩來很不滿意某些做法，認為是魯莽輕率、狂熱盲動、考慮不周。他強調要“有利，有理，有節”，對“全面捅出來”憂心忡忡。比如他問與會者：“如（英）不接受，你們如何辦？”“『把HK搞成紅彤彤的』形勢，你們考慮嗎？一切照國內做行嗎？”當有人提出“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如果HK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在人的統治下，總是『有利，有理，有節』。”周恩來還批評：“事先不多設想……”周恩來問了反迫害鬥委會的幾個正副主任之後說：“『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又如5月26日的筆記顯示，周恩來表明“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這種原汁原味的記錄，對瞭解和考證當年的情形十分有益。

在文革特定環境下，香港“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方針受到嚴重干擾。組織上，原有的機制被打破，“中央文革派人來”，周恩來更一度被奪權，外交大權旁落於極左派手上；最登峰造極的幾天，還出了一個“臨時外交部長”姚登山。

關於中央文革有沒有插手六七暴動，一直眾說紛紜，找不到佐證。2017年年底，我在其他材料裡發現夾著的一頁筆記，記錄了14件要事：

6月12日

1. 解放部長一級做決定的問題。
2. 決定對遞解出境的方針。
3. 解決加速反映情況問題。
4. 解決加強宣傳問題。
5. 解決國內群眾鬥爭配合問題。
6. 情況全面向上反映（列印）。

7.省港大罷工“42周（年）”紀念問題。

9.（原文沒有8）澳門搞電臺問題。

10.派人下去。

11.中央文革派人來辦公室。

12.一千萬問題。

13.送殯問題。

14.發言人問題。

第11項簡短但清楚記錄了“中央文革派人來辦公室”。這頁筆記的尺寸、紙張樣式、紙張顏色、新舊程度，全部證明它是《六七筆記》散失的一頁，與《六七筆記》重新裝訂在一起，嚴絲合縫，顯示它本來就屬於這個筆記本，失而復得，趕得及收錄在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一書裡，也算是為這個問題增加了一點線索、一點佐證吧（關於這頁筆記的詳情和圖片可在本網站https://1967.hk.com寫作花絮中找到）。

中央文革派了誰來辦公室？做了什麼？除了與香港業務沒有太多關係的中央文革小組王力擬定一篇完全背離中央對港政策的《人民日報》社論和王力的“王八七”講話等間接干涉，是否還有其他更直接的干涉？香港左派有沒有人與“中央文革”以及內地“造反派”有更緊密的聯繫？研究如何理解和執行中央指示的會議有沒有會議記錄？為什麼實際行動與中央指示相差甚遠？這些疑問在《六七筆記》裡都能找到線索，有待研究。

客觀地看，這次暴動的起因有偶然也有必然；中央的角色既主動又被動。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時有動搖、內地極左派插手、本應最懂外交紀律的港澳工委頭腦發熱、群眾運動“一發難收”的特性等，多方面合力造成“反迫害鬥爭”失控，直到毛澤東發令“香港還是那樣”，王力、關峰和戚本禹失勢，周恩來才可以明確指示和採取措施結束這場暴動。

6．六七暴動的思想根源

追本溯源，《六七筆記》提供了大量證明，雖然經過1959年6-9月50天整風，中央三令五申，對港政策和內地不能一樣：“對敵、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小資狂熱”，“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詳細情況請參考《蘆蕩小舟》第五章11-13節 整風記錄），但是香港左派隨時準備‘解放香港’的情緒只是暫時隱忍，“文革”風一吹，極左思潮就再次表現出來。比如《六七筆記》記錄了馬士榮“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錯了就要改”。又比如：周恩來向與會的反迫害委員會的幾個正副主任了解情況後說：“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現在迫著中央上馬的太多。”“如果HK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等等。

根據父親的回憶：“聯合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總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記得有一天爭論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7.香港政府和群眾對六七暴動的反應

在《六七筆記》裡除了如前所述可以看到香港左派的盲動之外，還記錄了港英政府的態度、外國領事、工商界、警察和尼泊爾兵等政商各界對“反英抗暴”的反應，並可以看到商人、學生、一般市民的態度。顯示中央希望對於各方面情況全盤掌握全盤考慮。

其中有一段是當年港督戴麟趾的反應：

“6/6×國領事反應 戴①估不到香港問題立刻引起北京這樣重視，一向HK問題附屬廣東，澳門事件的解決是由廣東解決的，現在北京這樣重視，事情就很難辦了。②北京毛林占優，周是能左右政局的，現在摸不到周的態度，③社論是不是周的意見，無從知道，為此非常苦惱。④左派人士要發展毛澤東思想，究竟要發展到什麼程度，也無從而知，這點更是頭痛的事（據說戴這幾天非常苦悶）。”

“××國領事：如發展毛思（毛澤東思想），還是可以的，工商業仍可照常，要戴禁止美蔣活動，不接受美蔣一切要求，都是可以做得到的。戴最怕低頭之後，一切工商業都不准經營，等於中國大陸一樣，那又何必低頭，只有最後一戰，那是沒有辦法的。”

港英這種態度，反證了這次暴動的混亂、迷失，把香港置於多麼危險的境地。

商界反應如“罷市商人三種①誠心誠意，②半心半意，③3心2意”。

香港是個多元化的社會，中共和港英當局之間有默契，所以中共才能在香港建立起文化基礎、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六七暴動也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參與，比如“有一隊好像是學生的群眾，約一萬人，自動組織一個宣傳隊，由中國銀行到灣仔時報，工商做了一個飛行集會”等。

絕大多數香港左派幹部群眾參與六七暴動，都是出於對殖民統治的義憤和跟從左派機構的指示，期間卻被極左思潮蠱惑，做出極端的行動。非常遺憾的是，周恩來1967年底至1968年初在港澳工委內部宣佈結束“六七暴動”、以及文革結束後中央會議定性“六七暴動”是極左性質，兩次都以“保護群眾積極性”為由，沒有在香港左派群眾中肅清“左”的影響，左派群眾被“自生自滅”了，恐怕這也是為什麼至今仍有少數當年參與“六七暴動”的群眾堅持認為當年沒有做錯、仍在爭取“平反”的原因之一。

8．六七暴動的手段

透過《六七筆記》可以看到六七暴動使用了“文”和“武”兩種手段。“文”，比如貼大字報、遊行聲援、左派報紙發表輿論，在中銀大廈樓頂裝上高音喇叭廣播等。到了7月，鬥爭升級為“武鬥”，有人向內地要甘蔗刀用於遊行，有人假傳中央指示把招商局船上的武器拿上岸，最嚴重的是利用學校的實驗室製造炸藥，在全港到處放置“真假菠蘿”（共計放置1,167個真炸彈，8,074個假炸彈），製造沙頭角槍擊事件、邊境駐軍和民兵越界襲擊英警造成5名英警死亡等等。香港人提到“左仔”時的蔑視甚至仇視，大概就是始於這次暴動，始於這些暴力手段。

（圖三：這是吳荻舟文革受審查期間的“交待材料”其中一頁。記載了六七暴動期間槍支運港的情況。）

這樣造成的損失既有經濟上的、更有政治上的，既有一時的，也有長遠的，父親以及很多實事求是為香港做事的左派幹部群眾十幾二十年打造出來的局面一朝盡喪，在李後送給我母親的《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一書裡，我看到李後說：“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28萬，減少到18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5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總量的1/3下降到1/10。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聲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了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1] 六七筆記可以在https://1967.hk.com文獻檔案1960’找到全文。

[2] 吳荻舟8月5日被撤職接受審查，而早於7月26日已經開始要他交代問題，所以7月26日到8月8日之間以及之後發生的很多事，他已經無能為力，也沒有記載。

[3] 余長庚：是冉隆勃的筆名，冉原任職外交部西歐司，文革期間被批鬥，後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歐研究所研究員，1996年5月以余長庚為筆名在香港雜誌《九十年代》發表“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回憶文章。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2暴動易覽

　　為了對父親吳荻舟深陷其中、最終導致他離開香港工作崗位的這段歷史有個大致瞭解，我根據父親遺文內容和手邊兩本比較權威的著作做了一個《六七暴動易覽表》。

易覽表第一欄是日期，覆蓋了六七暴動期間和前後。前，是“六七暴動”爆發之前的事件、可謂“六七暴動”的先聲；後，則是餘波、父親事後的回顧和反省。

第二欄是父親遺文內容，摘要自六七暴動期間的會議記錄、政審期間的交待材料、幹校日記以及80年代在從化溫泉接受採訪的記錄、回憶文章等等，按事件發生的時序重點錄入；比如易覽表第一項，是1959年6月-9月在50天整風中中央對港澳工委的批評重點（50天整風記錄已見第五章 香江歲月）。

第三欄是摘要的出處，即遺文/孤本的命名，比如《六七筆記》、《三一八交待》、《從化採訪》等等；

第四欄是背景，包括當時中國內地和香港發生的大事。這部分主要參考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2013）和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8）以及其他來源的文獻，在此深表感謝，唯內容經過概括縮編，難以一一註明出處，還請原諒[1]。迄今看到的“研究”中，有些人會顛倒事件日期，歪曲事件原貌。在研究歷史時，時序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儘管難免枯燥，還是一一列舉。

（圖一：筆者正在整理吳荻舟張佩華留下的大量書信筆記等資料，它們涵蓋近百年中國近現代歷史。）

事件日期	吳荻舟遺文內容	引文出處	背景
1959.6-9月	中央批評港澳工作：“58年工委下放後搞了不少極左的動作”，“小資產階級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產階級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內外不分，搬了國內的一套。”“對敵、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50天整風記錄[2]	1949-1958新政十年間，內地搞了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大大小小的運動，部分香港左派幹部受到影響，特別是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港澳後，部分人就照搬國內一套，搞一些極左動作，違背中央對香港“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方針，被中央召集整頓五十天（1959年6-9月間）。
1966.5.4	中央同志說，如果你們腦子裡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對工作就有害。香港作用很大，我們還不想收回來。因為作用大，你們的任務很光榮。	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談話記錄	1966年4月，香港政府批准天星小輪加價五仙，引發騷亂。香港《文匯報》短評譴責騷亂“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生活”。 5.16中共發出《五一六》通知，正式啟動文革，周恩來明確表示香港不搞文革。
1966.12.3-1967.1	1966年冬到1967年春，澳門爆發反迫害鬥爭。從後方到鬥爭前沿，都未受到“左”的或右的干擾。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以及領導有關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都順利地得到貫徹和落實。最後迫使澳葡書面認錯，答應了群眾提出的全部條件，包括驅逐蔣幫，駐澳門的所謂外交代表機關，禁止蔣幫在澳搞所謂雙十國慶和利用澳門破壞祖國等。	兩次反迫害鬥爭（1974）	“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受到衝擊，廖承志年底住進中南海隔離保護; 11月18日-1967年1月28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警民衝突，8人死亡，200多人受傷，以澳葡政府向受害者認罪賠償結束。期間香港左派“港九各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前往聲援和取經。 1.18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發表聲明：接管外交部黨委。
1967.1.19	當晚李（一氓）把權交出去後，外單位的群眾要組長一級的當權派表態，我表示支持。事後越想越不對頭，一來外辦的權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絕不能奪；二來讓外單位的群眾過問港澳組的工作，無法保密。第二天一早我便去找宣傳組的兩位組長談，他們也覺得昨晚的交權是錯誤的，於是我們發表申明撤銷昨晚的表態。	我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的一點體會（1972.10.1）	1.19陳毅通知國務院外辦副主任李一氓[3]“趕快把權交出去。” 1.25周恩來接見駐外使館回京人員，根據毛澤東“九九指示”，使館工作人員要分批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 港澳工委後方機關所在的廣東省委第一把手陶鑄被“打倒”，省委被群眾組織“接管”。
1967.4.20	《六七筆記》第一篇，記錄《人民日報》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十點提綱。	六七筆記	3.15經毛澤東同意，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告成立。 3.16港澳工委常委、香港《文匯報》社長孟秋江自殺[4]。 3-4月間，中共外交系統掀起批判陳毅高潮，外交部和外事辦公室成立各種“批陳”組織。
1967.4.24	國務院外辦批判陳毅：（陳毅）批評我們在港澳宣傳社會主義，學毛著，認為是愚蠢，左得可愛，左得可恨[5]，要我們少搞鬥爭，少搞政治學習思想改造。	六七筆記	香港勞資糾紛不斷，如海員、出租汽車、紗廠、水泥廠等。 4.28駐印尼大使館臨時代辦姚登山因印尼排華被驅逐返京，被譽為“紅色外交戰士” 5.1姚登山受到毛澤東和江青接見。
1967.5.6	5月初接到港澳工委和廣東省主管四處[6]關於新蒲崗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我提了一個意見送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7]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聽了關於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我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因此在會上我說：鬥爭（反迫害鬥爭）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X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三一八交待(1968.3.18)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5.6六七暴動正式開始。起因是4月新蒲崗膠花廠勞資糾紛，勞方不接受政府調解，遭到防暴隊鎮壓，騷亂由工廠內擴散至社會。流血衝突中工人高呼“毛主席萬歲”、“打倒資本主義”、“打倒港英政府”等口號並高舉“紅寶書”，工廠門口貼滿大字報。有工人代表被扣押。 5.7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召開聲討大會。 5.8日前被捕二十餘人上庭。 樹膠塑膠業總工會率先成立反迫害鬥爭委員會。 5.9以後防暴隊和左派工人、學生、市民連日對峙。更多人受傷、被捕。 5.11北九龍局部地區宵禁。 5.12廖承志向周恩來提交《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 香港逾千人聚集、擲物，敵意升級，燒車燒房，警方動用木彈、催淚彈、飛機等，騷亂中有人受傷並出現第一名死者。 5.15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提強烈抗議。《人民日報》發表評論「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外交部通知港澳工委、廣東省軍管會：“《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業經中央批准，請遵照執行。” 港督戴麟趾[8]發表聲明呼籲維持和平和秩序。 5.16“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成立。 5.17倫敦英國政府發表聲明，支持港府維持法律和秩序並呼籲雙方理智。 抗議浪潮持續，港督府外抗議人潮和大字報延續多日。 油麻地鬧市大騷亂，逾千人縱火燒車、破壞交通燈及標誌，向警方投擲石塊。九龍西南區宵禁。 5.18北京群眾集會，聲討港英當局。周恩來、陳伯達、陳毅、謝富治、廖承志、羅貴波、王力、關峰、聶元梓等出席。 5.22香港花園道示威遊行遭警察和防暴隊鎮壓，數百人受傷被捕。二戰後港島首次宵禁。原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蕭茲[9]在帶領左派群眾遊行時被警方打得血流披面。
1967.5.23	總理在北京召集港澳工委負責人和四處負責人開會，明確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這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但“文革”左的風吹下去，分寸便難掌握了。	從化採訪（1986.11.14）	5.23鬥委會設立常務委員會。
1967.5.24-27	外辦與外交部成立了聯合辦公室，處理反迫害的有關事務。辦公室主任是羅貴波[10]，下設三個組，吳荻舟以外辦港澳組副組長身份參加，擔任群眾組組長。首次開會評估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和策略，評估英美在香港的利益等。 周恩來在這幾天關於反迫害鬥爭的主要指示包括：1報導要實事求是，不能言過其實。2情報要及時可靠。3這次鬥爭不能違反長期方針，還是要有理有利有節。4不能開殺戒。5這次鬥爭是長期性的，波浪式前進的。6這次鬥爭是靠當地力量的政治鬥爭；不能依賴國內的力量，不能採取軍事行動；不能陷中央於被動，迫中央上馬，在那裡打一仗。7這次鬥爭，不能設想像省港大罷工一樣，把港九的同胞都撤回來，進步的回來了，把廣大中間落後的送給敵人，日本正想利用，他們一定會利用。8“敵人要害部門”的力量要保護，不能使用。9可以去敵性港口的船上的力量不能使用。10提條件要考慮到敵人能接受；要有兩點論，方案不能只提一個。	六七筆記/ 總理關於反迫害鬥爭的主要指示（寫作時間未詳）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從5月下旬到7月上旬，北京、廣州等地也多次舉行集會遊行聲援香港工人，聲討和抗議港英當局。 5.24港府宣佈緊急法令。公報稱：兩週來共十七人受傷，包括三名警察，一人“犧牲在憤怒者自己的手中”[11]。 5.27陳毅在慶祝阿富汗獨立四十週年的招待會上譴責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對香港愛國同胞的鎮壓。 6.1港府警告貼煽動暴亂及違法行為的標語將受到法律制裁。 6.2《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 6.3《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被香港左派視為準備解放香港的訊號。 廣東省軍管會成立了“支持港九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籌備委員會”。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向港督發抗議電報。
1967.6.5	6月5日起周恩來指定吳荻舟單線聯繫，向周負責。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1978前後）	6月初周恩來召見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等人赴京談關於武力收復香港問題。 6月 5日爆發第三次中東戰爭，後稱“六日戰爭”。這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對“六七暴動”有微妙的影響。
1967.6.6	一個月來，香港資本大量外流，銀行存款銳降，市面銀根緊縮，銀行對放賬都抱戒心。 有傳英國可能採取外交途徑，把交回香港的期限提早。 罷市商人分三種：①誠心誠意，②半心半意，③三心二意。	六七筆記	6.6周恩來批評外交部對英照會措辭過左，對香港“反迫害鬥爭”指示：不搞總同盟罷工，不馬上收回香港，合法與非法鬥爭相結合，不能在這次鬥爭中把力量全部暴露。但是要使群眾能隨時響應祖國的號召，要做輿論動員。 港英當局沒想到香港問題引起北京這樣重視。
1967.6.7	周恩來指示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 考慮年內搞幾個高潮，有起有落，有主有從，有高有低，波浪前進，迫使港英低頭。	六七筆記/ 三一八交待	6.7（或6.8）周恩來接見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溫玉成，傳達毛澤東“現在不打”的指示。 6.8左派工人徐田波在黃大仙警署被毆斃。遇難工友還有曾明和黎松等。 6.9香港官方喉舌英文南華早報消息指香港政府打算遞解3名左派人士出境。
1967.6.12	中央文革派人來反迫害鬥爭辦公室。 決定加速反映情況，每天通過周恩來外事秘書錢家棟反映鬥爭情況。 從1967年6月中旬起，陸續出現不尋常情況，比如經周恩來同意吳荻舟通知香港鬥爭指揮部，以宣佈定期罷工為宜，必要和可能時即使宣佈了定期罷工還是可以一期期地延續，這樣更為主動。但是6.12“指揮部”直接宣佈九龍倉長期罷工。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連日貼、撕大字報和標語導致很多衝突和停工停航抗議，數百人被捕。警方搜查銀都等左派機構。 6.10香港工人第一回合罷工開始（在此前後，不斷有罷工停工行為）。左派機構第一枚土製炸彈被放置在北角電車站，幸而沒有爆炸。 6.12千餘工人召開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大會：隨時投入更大戰鬥。 6.13外交部再提最強烈抗議。 同日港澳工委書記梁威林抗議港府發“遞解令”，警告要“徹底粉碎”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反動統治。 十一個行業停工一天。
1967．6.14	如何應對港英遞解左派二十七人出境問題和不同系統分工有矛盾的問題；決定派人去廣州。 討論港澳工委和鬥爭指揮部的關係。	六七筆記	6.14全國總工會匯一千萬元支持香港採取罷工、罷市、罷課等手段與港英對抗。 周恩來派姚登山到廣州處理香港問題。
1967.6.16	港府如何解讀《人民日報》社論：①中共不會全心支持六七暴動，②可能拖幾個月，③5.22後象徵性罷工，小而令人頭痛。港府並指示各教會作最壞準備，應付長期戒嚴。評估英國在香港的利益。	六七筆記/	6.15港府新聞處公報稱搜查並吊銷左派戲院的牌照。 6.17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發言人，抗議港英“挑釁”並嚴重警告。
1967.6.19	香港如何處理罷工工人：全體解雇，先開除頭頭和積極分子，其他接受登記復工。 評估鬥爭形勢，部署鬥爭策略，提出不應把勝利條件放在軍事行動上。	六七筆記	6.20鬥委會決定為“徐田波、黎松、曾明三位烈士治喪”。
1967.6.21	香港城工委張Ｘ告鬥爭指揮部一狀。	六七筆記
1967.6.22	港英策反和鬥爭指揮部存在的問題。	六七筆記	6.22港英突襲樹膠塑膠業總工會時工人諸永山被槍擊身亡。
1967.6.23	工人諸永山被打死；評估美國在香港的軍事活動、對六七暴動的態度；評估中共在香港新界和學界的實力。	六七筆記	6.23二十多個工會發表《聯合大罷工告各業工友書》。 6.24周恩來接見贊比亞總統時強烈譴責英帝國主義對香港愛國同胞的殘暴鎮壓。
1967.6.26	灰線暴露問題；罷工罷市引發的對港供應問題；是否期租船、瓜果船、轉口貨船一律不去香港等。 香港鬥爭指揮部宣佈全港長期性罷工。	六七筆記/ 證明材料（1971.10.27）	6.24香港第二回合罷工，20個工會工人聯合大罷工。 6.25鬥委會號召更大規模的罷工、罷市和罷課。港九三十二間左派學校聯合停課一天。 6.25港督戴麟趾回國“度假”，臨行前表明港府有能力令香港恢復正常。 6.26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向英國駐華代辦提交照會。
1967.6.27	有人提出“為了積極支援我們的抗暴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吳荻舟意見：這不應搞，還是要搞文鬥。 有關出口公司接到香港急電要求即付700打甘蔗刀，向吳荻舟查詢，吳荻舟指示截留在深圳。	六七筆記/ 三一八交待	6.27港府發言人稱左派的“大罷工”失敗，改為採取種種威嚇手段。
1967.6.28	周恩來指示：長期鬥爭，政治鬥爭，當地鬥爭的方針不變。 討論暴動以來香港經濟，銀行存款被提取佔總存款四分之一。 記錄聯合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周恩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有一天爭論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六月底七月初，香港群眾線黨組織反映，“指揮部”向他們要了二三百名群眾骨幹名單，放在已被港英監視的“指揮部”。吳荻舟考慮到這是違反周恩來關於群眾線工作方案的指示精神，立即通知“指揮部”把名單銷毀，以免萬一指揮部遭襲擊，名單落入港英手中，群眾線組織有可能遭嚴重破壞。	六七筆記/ 318交代材料/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6.28《文匯報》稱“港英在政治上、文化上、經濟上（特別是經濟上）遭受到空前沉重的打擊”，“繼續下去，（港英）非徹底垮臺不可。” 國務院對外貿易部發《關於立即停止對香港發運貨物的緊急通知》。 正常貿易中斷，內地分批以各省市人民名義送大米給香港。17,000只豬滯留深圳。 6.29港九工商界小販、百貨、糧油、食品、土產山貨、南北藥材、建築材料、出版印刷等五十九個鬥委會宣告罷市四天。 華潤、五豐行等五十九個鬥委會宣佈聯合罷市。 香港《華僑日報》社論呼籲採取緊急措施應對中共發動的罷工罷市。香港輿論普遍譴責暴動，金庸旗下的《明報》也屢屢批評左派的做法。
1967. 6.30	暴動存在的問題：核心未建立起來，問題未研究透徹就做決定，頭腦發熱。	六七筆記	6.30周恩來召見港辦，提出原方案不切實際，要另擬新方案。
1967.7.1	罷工情況；據反映1英警退出多，加入少，2港英對華籍員警不信任，3五個英國警官受聘後不來——辦公會認為這說明香港人心向背。	六七筆記	7.4《人民日報》“反英抗暴”第二篇社論，調子降低，但仍鼓勵“鬥爭堅持到底”。
1967.7.7	收到的消息：據悉港九邊境各區華籍員警現已全部調離，改由英警幫辦接替。	六七筆記	7.7左派報紙披露有個“四人暗殺名單”，這四個人是徐家祥（時任署理華民政務司）、李福樹（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東亞銀行董事）、彭富華（新界鄉議局主席）、查良鏞（即明報社長，武俠小說大家金庸）。
1967.7.8	新界群眾成立“鬥委會”。 七月上旬，有人私下把劉寧一在一次會上歸納的順口溜作為方針指示捅出去。 “聯辦”為此召開批評會。會上吳荻舟一再強調“聯辦”不是一級黨委，是周恩來的辦事機構，不能頭腦發熱，不能下指示。未經總理批准的意見不能傳下去。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8沙頭角發生激烈槍戰。五名香港警察、一名大陸民兵死亡，八十名港警被圍困五小時。 外辦副主任劉寧一主持討論後歸納新方案為十六個字：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 7.9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召見英國駐京代辦，遞交照會抗議“沙頭角血腥暴行”。
1967.7.10	沙頭角槍擊事件，提出加強沙頭角鬥爭的政治影響。邊界活動目的是支援主戰場，推動主戰場，不能喧賓奪主。 辦公會討論存在的問題，認為罷工發展不平衡，是由於思想工作未做好是主要矛盾。 ①思想未一致。 ②組織還有缺點。 ③對敵人、對自己的力量未掌握。 記錄7月中旬，廣州海運局的一位處長和一位保衛科長經交通部介紹，來向吳荻舟反映：香港“指揮部”說中央指示：把穗港線輪船上的護航武器（包括機槍、步槍、手榴彈等）運上岸（香港）武裝新華社、中國銀行、招商局。當時《星島日報》刊過一條消息：港英正追查一個大木箱的下落。吳聯想到如港英追查，萬一暴露上述三個單位有武器，他們即可依法查封。這和周恩來“仍然是當地群眾的政治鬥爭”的指示也不符合。吳告訴他們，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聯辦”是唯一下達指示的渠道，今後這類事，請先向“聯辦”反映，已搬上岸的部分武器，等請示後處理。後來周恩來果然指示“立即安全撤出來”。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10/12周恩來談對香港不動武[12]：“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昨天，主席講了，還是不動武。” 7.11新華社記者被捕，外交部和香港新華社梁威林抗議：“一切嚴重後果應由港英當局負責。” 騷亂持續，港府宣佈整個香港島北岸全部宵禁，陸續對部分左派機構領導人和參加遊行示威的群眾、學生展開搜捕，封閉銀都等左派機構，搜查國貨公司等。 7.12首枚炸彈在大埔鄉事委員會爆炸，啟動炸彈浪潮。 7.13《明報》批評左派燒巴士電車、打司機、殺警察不得人心，左派報紙猛烈還擊。北京新聞界千餘人到英國駐華代辦處抗議。 7.14警方搜紅磡勞校。 7.16警方搜銀行職員宿舍。
1967.7.24	評估形勢和實力：海員罷工對海運的影響多大？堅持下去有無困難？為了打擊美帝侵越的軍運，在香港和越南的船，能控制多少？大搜捕有多大損失?（傳說戴麟趾帶了500名單回英國。） 七月下旬，“聯辦”送一個報告給周恩來[13]，要求批准照會英國代辦，限港英48小時內，全部釋放反迫害鬥爭中被捕的我方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吳荻舟考慮照會送出後，如港英不做相應反應，我們對下一步沒準備，將陷中央於被動，因此吳荻舟請錢家棟把報告壓一壓。當時吳荻舟已處境困難，在那次和錢通話時談到有些事“聯辦”事先不知道，等知道後香港已幹起來。錢說，他們那裡的壓力也很大。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7.17港府鐵腕“掃蕩”，鬥委會號召“立即行動制裁”。 7.18警方搜華革會。 7.19港英當局判新華社記者薛平入獄兩年。 7.20港府憲報號外公佈立即生效九項緊急規則，例如散佈謠言引起公眾恐慌等均屬違法。 7.21北京軟禁路透社記者。 7.24英國研究在香港設立小型核武以阻止解放軍強行進入，後以不切實際而放棄[14]。
1967.7.26	記錄被要求交待問題。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25警方多處搜到訊號槍、氣槍、鐵枝、鏹水等武器和標語傳單。 7.26一天有八處爆炸。
7.27	曾佈置撤出在香港被運上岸的交通部護航槍支手榴彈，這天接到報告已撤出。	三一八交待	7.27大批軍警突襲三間左派國貨公司。
7.27－28	討論對過去鬥爭的看法： 1、過去對英鬥爭是右的，鬥爭也是不狠，小勝便滿足了。 2、過去對大資產階級也是右的。 3、對基本群眾不做工作，過去只做那些上層統戰工作。	六七筆記	7.28廣州軍區會議研究對香港動武的三個方式[15]：中印邊境式；沙頭角式；武工隊式。 7.29軍警對港九各地左派機構展開大規模搜查行動。 7.30又有記者被捕。同日港九各地發現二十幾個炸彈，由軍火專家引爆。 7.31軍警搜查三個左翼工會。 8.4政府強攻左派據點僑冠大廈、新都城等。
1967.8.5	吳荻舟被撤出聯合辦公室。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8.5文錦渡邊境有中方搬運工人越境搶奪港英軍警槍械並逼迫港英寫保證書。8.7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發表“八七講話”，煽動紅衛兵衝擊外交部，“奪權”，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肯定香港左派“用一切必要的手段進行自衛反擊”。
1967.8.8	外辦開會批判李一氓。周恩來曾說他“一到緊急關頭，就政治動搖”。	六七筆記	8.8“鬥委”之一中華書局董事長吳叔同逃到臺灣，獲蔣經國接見。 8.14中國外交部照會英國駐華代辦處，提嚴重警告。 8.17《香港夜報》等三份左派報紙被令暫時停刊。 8.19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 港府查封《香港夜報》等三份左派報紙，逮捕負責人，判囚三年。 8.20香港清華街兩幼童被左派放置的炸彈炸死。 中國外交部發聲明，限港府在四十八小時內撤銷三報停刊令及釋放被捕報人。 8.22外交部限期過後，發生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嚴重外交事件。 8.23周恩來批評外事口文革的極左行為（包括火燒英國代辦處）；向毛澤東力陳“極左”對香港造成的危害；重掌外交大權。 8.24香港商台節目主持林彬被“鋤奸隊”燒死。
1967.8.26	吳荻舟被隔離審查。		8.26周恩來傳達毛澤東指示，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 8.28港英警方在港九各地接穫十五宗發現炸彈的報案。一名軍火專家殉職。 8.29發生千人騷亂，警方擊斃一人。搜查發現真假炸彈。 8.31周恩來接見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黨組成員，批評姚登山到處講話作報告，散佈“打倒劉、鄧、陳”，是極左，影響外交工作。 9月只餘零星事件。 9.18周恩來接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對外文委的領導幹部時批評姚登山“昏昏然”，“個人主義膨脹”、“非常猖狂”。 11-12月 周恩來召香港工委到北京，滯留兩個月冷靜頭腦，停止暴動。 1968.1.1－3周恩來接見港澳會議代表，正式下令結束暴動。
1970.10.3	當時思想上很明確，不馬上解放香港。但是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和因為澳門反迫害鬥爭勝利的影響，結果我在鬥爭目的上，同意了工委提出來的意見。而在決定鬥爭策略上，因對港英和澳葡這兩敵人的具體情況和主觀力量情況未加以分析，所以當極左分子干擾、工委提出一些過左的做法時，自己心裡也無數，不敢堅決地反對，有的他們未請示做了，也不敢指出並向領導反映，提出及時批評。	幹校日記
1971.10.24	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我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證明材料
1973.6.4	1967年5至8月初，領導派我到港澳辦公室工作時，正是國內外階級鬥爭非常尖銳複雜的時候，當時毛主席黨中央關於港澳的長期方針受到嚴重干擾。一開始，便在香港反迫害鬥爭的方針上發生激烈的爭論。鬥爭的過程中不斷出現形左實右的做法和部署：——不請示訂購700打蔗刀，挪用護航武器，要搞限期照會等等。這些做法嚴重違反中央方針和總理關於那次鬥爭的指示，將陷中央於被動，我都設法加以截留或撤回來。	給廖承志的信
1986.11.14	姚登山等包圍總理，逼總理在報告中簽字，僵持兩、三十小時，醫生護士給總理送藥時說總理有病，不能這樣做，要讓總理休息，他們就是不聽，搞疲勞轟炸，最後總理被迫簽字。總理為此一再向毛主席自我檢討。毛主席說外交大權旁落了四天，你是被迫簽字的，別再檢討了。我進了牛棚，後來反迫害鬥爭如何發展，如何結束，完全不知道了。	從化訪問	1978年初廖承志召開港澳工作會議，《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指出：“1967年香港發生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1984年12月19日由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撒切尔夫人作為兩國政府首腦在中國北京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1997年4月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在《回歸的歷程》中對六七暴動的結論是：“發生於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責任在中央。”

 

以上《六七暴動易覽表》列出的只是我所掌握的碎片而已，供參考和判斷。

[1] 余汝信著《香港，1967》引用大量當時香港和內地各種觀點的報紙報導、內地已公開的資料如《周恩來年譜》和珍貴的廣東省軍管會文件等；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逐日注釋吳荻舟《六七筆記》並收錄吳荻舟其他有關六七暴動的孤本，參考了英、美檔案，亦有後發優勢，參考了前人著作中的重要資訊。另有張家偉著《六七暴動: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2年）採訪了多位來自港英政府及左派陣營雙方的當事人。我認為，研究“六七暴動”，這三本書必須一起讀。還有更多的書，恕難一一提及。

[2] 如無註明，則第三欄文獻日期同第一欄事件日期，下同。

[3]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縣東大街人，曾參加長征、任新四軍秘書長。歷任駐緬甸大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務。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投入監獄6年，後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常務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中顧委等。

[4] 孟秋江：（1910-1967）曾任《大公報》、《新華時報》記者，1941年加入中共，1961年接替吳荻舟任香港《文匯報》社長，赴港前任職中共中央調查部。自殺原因始終不明。百度百科關於孟秋江的詞條裡根本沒提62年以後；維基百科說他“文革受到殘酷迫害”，“遭迫害死於非命，身後沒有留下錢財，沒有子女。”

[5] “左得可愛，左得可恨”是陳毅在1958年批評赴京匯報的港澳工委常委祁峰時說的，亦見於鐵竹偉著《廖承志傳》：“祁峰同志，我看你們頭腦發熱，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你們真是左得可愛，左得可恨喲！”《六七筆記》這一篇顯示，1967年陳毅受到外辦內部極左派的批判，被“翻老賬”。

[6] 四處：根據吳荻舟回憶，香港的工作由廣東省委各部（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領導。1956年曾經把三個部合起來，1957年港澳工委成立後分組織處、宣傳處、統戰處、情報處、保衛處。不過三個部各有矛盾，不久又分開。在吳荻舟遺文裡，我看見過“組織部四處”、“宣傳部四處”（1961年吳荻舟曾任宣傳部四處主任），更多的只是提“四處”，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四處是現在“八辦”的前身。坊間也有不同解釋甚至爭論，有待相關檔案解封。

[7] 城工委：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是中共在港澳的秘密工作系統，港澳工委則是半公開系統。

[8] 戴麟趾：（1915-1988）二戰時加入英軍，1950年後在香港任職，1964-1971任港督。

[9] 蕭茲：2019年2月11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3歲，他生前談及六七暴動：“我認為當年為爭取社會公義、反抗港英殘酷鎮壓是正義的，但整個運動過左的行動和目標則是錯誤的。”

[10] 羅貴波（1907-1995）：江西南康人，1927年加入中共，贛南蘇區創始人之一。中共建國後歷任軍委辦公廳主任、中國駐越南首任大使、外交部副部長等職務。1970年12月後受審查。文革後曾任山西省省長，省委第二書記。

[11] 5.12第一名死者陳廣生是一名理髮學徒。左派說他是被防暴隊打死，亦有說是被群眾亂石擊中而死，港府的說法顯然是指後者。

[12]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p.354

[13] 此處提及的報告比姚登山插手、最終逼周恩來簽名、導致火燒英代辦的那個報告早一個月左右。根據吳荻舟遺文《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羅貴波去廣州開會期間指定宦鄉主持“聯辦”辦公會議。宦鄉在一次會上提議“照會英駐華代辦，限它48小時內釋放所有被捕人員”，討論結果通過，交給錢家棟幾天後吳荻舟設法把它撤回。而他很快被撤職，“照會”再次發出，演變成“火燒英代辦”外交事件。

[14] 英國解密檔案，見2017年4月30日香港《蘋果日報》以及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

[15] 葉曙明：《支援香港反英抗暴鬥爭》，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343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１ 六七暴動

　　1967年初，父親吳荻舟在外國專家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引火燒身”過關。4月，他所在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內部開始批判陳毅，廖承志也早於1966年底在周恩來安排下住進中南海“隔離保護”。

1967年5月，香港爆發了“反迫害鬥爭”（不同陣營的人對此有不同稱謂，包括“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左派暴動”等。“反迫害鬥爭”是父親遺文以及中共官方沿用的叫法）。記得那些日子父親忙得不可開交，常常幾天不著家。他在一份回憶文章中記述：“我每天晚上用電話把情況報告錢家棟（又作錢嘉東，周恩來兩個外事秘書之一），由他向總理匯報或請示。因為鬥爭很劇烈，我常在辦公室住，有時回家也很晚。”

在香港，年紀稍長的市民至今記得六七暴動，那是香港人一段不堪回首的集體回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最嚴重的騷亂，被形容為一場“腥風血雨”，“香港小文革”。當年負責鎮壓暴動的港英政府副布政司姬達（Jack Cater）在1999年接受記者訪問時，形容六七暴動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而六七暴動帶給香港社會深遠影響，至今餘波未盡。

我不是歷史學者，不是任何專家，而且1967年時身在北京，年僅13歲，少不更事，不過父親留下大約10萬字“六七暴動”遺文，包括一本“六七筆記”，十幾份“談話記錄”、“交代材料”、“證明材料”、給廖承志和我母親張佩華的信以及十幾篇幹校日記，讓我可以了解一二，近年更集多方之力，對這些彌足珍貴的原始資料逐步深入研究。

遺文部分已经用於文革史專家余汝信的著作《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 2012），光波24電子平臺的《向左向右》（2013-2016），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2017），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1]（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18）以及紀實文學《蘆蕩小舟》（連載中）等。其中《消失的檔案》在香港校園和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在“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的歷史時刻，引起極大反響。

本章嘗試為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六七暴動的讀者整理概況，盡量詳細。

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明令通知港澳工委，香港不搞文化大革命，可是時隔一年，文化大革命終於還是蔓延到香港。

1967年5月6日，頗具規模的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工人不滿廠方新廠規，怠工抗議，部分怠工工人被廠方開除，廠方並拒絕談判，有工人在廠門口貼大字報，手持《毛主席語錄》聚集。港英政府出動警察鎮壓，引發社會騷動。

（圖一：1967年香港六七暴動之始：“新蒲崗工潮”。網路老照片。）

5月12日，六天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向周恩來提交《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準備用輿論和群眾集會聲援被捕者及受傷者，由工會出面向港英當局提要求，新華社發新聞施加壓力——這些做法似曾相識，讓我想起父親在香港工作期間的一些往事（見第五章兩航起義期間發動群眾支援碼頭工人的例子）。

香港工人當年的生活很困苦，他們的遭遇無疑是值得同情的，他們也一直有反殖民主義的傳統。但是由於正值內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奪權”如火如荼，香港左派中長期存在的“左”傾思想無可避免受到鼓惑，一朝爆發，他們不再滿足於以前的做法，而是大膽越出中央劃定的“雷池”界線。從當時的標語口號文件措施等來看，至少一部分人意在藉機把英帝搞臭、讓英帝像澳門葡萄牙殖民政府那樣向左派低頭[2]。

聲援活動沒有止於香港，5月15日中央批准了廖承志提交的鬥爭方案，15日至18日，

上百萬人在北京的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北京召開了“北京各界革命群眾憤怒聲討英國當局迫害我香港同胞暴行大會”，周恩來到會。

（圖二：內地鋪天蓋地的鼓動宣傳對香港“六七暴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期間，5月26日，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和外辦、中調部抽調人手成立“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3]），父親任群眾鬥爭組組長（目前知道還有監督組、秘書組），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家棟隨時向周恩來報告事態發展。但是在文革特定環境下，當時外交部長陳毅和外辦副主任廖承志被奪權，周恩來也一度被奪權，外交大權旁落於極左派手上。中央對香港方針動搖，內地極左派，香港左派幹部、群眾，幾方面的合力造成“反英抗暴”失控，把“反英抗暴”推向“脫軌”，有人甚至說“要把香港打個稀巴爛”。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香港左派大受鼓舞，以為北京在號召大幹一場，著手收回香港，鬥爭步步升級。[4]

7月26日，時隔短短兩個月，由於父親多次抵制極左的做法，他被要求“交代問題”，8月5日，被撤離“聯辦”，8月19日，被隔離審查。

8月23日，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這一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

後來毛澤東指示“香港還是那樣”，幾經反復，周恩來把港澳工委幹部召集到北京，用兩個月為他們冷卻頭腦，持續八個月的暴動在當年年底落幕，在翌年一月在內部會議正式宣告結束。

經過梳理父親留下的大量資料我才瞭解到，在這場暴動中，父親作為龐大機器裡的小齒輪，作為夾在中央核心和香港前線之間的技術官僚，如何竭力避免香港發生更多血腥殺戮。五十年後，有香港人稱他為“守護神”、“恩人”，我明白這不是他個人的舉措，很多重大的事不是他個人可以決定的，但是我相信在關鍵時刻，他對香港情況的了解、對中央政策的理解和個人品行起了關鍵作用。

（圖三：吳荻舟遺留下來的珍貴資料：六七筆記）

下面幾個事例，證明形勢曾如何“失控”以及父親如何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補救：

一、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要搞大規模遊行，準備了一份200多人的骨幹名單。父親得知這個情況之後馬上通知他們銷毀名單，試圖阻止他們上街遊行。他認為這是很冒險的，長期堅持，就要保護這些骨幹，而不是暴露他們。

二、香港左派要求：“為了積極支持我們的抗暴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父親並收到外貿部門電話報告：“香港有人訂做700打甘蔗刀遊行的時候用”。父親馬上通知無論如何不能運出去，運到甚麼地方就停在甚麼地方。在那本工作筆記上“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的記錄旁邊，父親注明：“我暫止於深圳”。

三、一批海運局護航用的槍枝運到香港，被拿上岸，並說還要更多。香港左派有人說是“中央有指示”，父親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他一方面向周恩來報告，一方面要他們停運，已運去的要撤回來。經查，這些槍是準備武裝幾個據點作為堡壘與港英政府對峙。

四、父親看到外交部一份報告，內容是限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把抓我們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當局負責。父親認為這樣的做法會令中央陷於被動，他打電話請周恩來的秘書錢家棟報告周恩來，把報告壓下來。

還記得1959年整風期間黃施明秘書長對港澳工委的批評嗎（見第五章香江歲月第11、12、13節）？1959年整風期間，中央曾批評港澳工委對敵人、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1967年這個情形再次出現而且有過之無不及。

六七暴動由罷工及示威升級到使用香港人俗稱“真假菠蘿”的真假炸彈（共計放置1,167個真炸彈，8,074個假炸彈），暴動期間包括二百餘名警務人員在內八百多人受傷，51人死亡（包括香港警察、英軍、邊境警察和1名中國大陸民兵、左派工人、學生、無辜市民，還有一位電臺主持林彬和他的堂弟被放火燒死），1,936人被檢控，英國檔案資料還記錄了122幢建築物和164架車輛遭到破壞。人命傷亡和財物破壞都寫下香港歷史紀錄。炸彈浪潮等極左做法導致港英搜查工會及左派機構，左派學校以及左派報紙被封。

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教授看了父親留下的六七工作筆記後認為：“香港左派錯誤地估計了冷戰期間的中英關係，完全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

他認為余汝信著《香港,1967》引用了很多很重要的中方文獻，如果他能諮詢已經公佈的有關這次騷亂的英美外交檔案和許多西方著作，他會更好地理解港督、警察局長和很多香港華人精英鎮壓暴亂的決心和防暴的能力。據他瞭解，當時，大多數的殖民地官員是二戰老兵，曾經在東南亞和日軍作戰，在歐洲和納粹作戰。幾個警察專員都有在塞浦路斯和馬來亞鎮壓共產黨叛亂分子的經驗。一些英籍華人、印度人和倨喀兵（Ghurkhas）[5]在二戰期間服務於英國軍隊，他們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事實上，當時港英當局比英國的工黨政府態度更強硬。在等待來自倫敦和北京的外交信號之前已經採取了鎮壓香港左派的措施。

他還認為，“《六七筆記》是非常寶貴的。在高層會議上，中國領導人1967年5月已經決定暫停任何大規模的反英示威。周恩來做出這個指示的時候，香港左派領導和六七鬥委會幹部們都在場，不能說不知道中央的指示。除非我們能在北京和廣州查閱到中國的官方檔案，否則，我們不能夠肯定，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共產黨幹部。《香港，1967》引用了許多香港和內地報紙的社論，在1967年6月和7月下旬，這些言論還是很激烈的和具煽動性的。即使北京的決定能夠傳達到香港，香港左派領導人本身是否能夠保持理性並能夠控制年輕的追隨者？如果可以，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沒能避免。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中共幹部？北京有沒有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有沒有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這些質疑，我從父親的遺文中陸續找到答案。

[1] 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是唯一逐字逐句注釋《六七筆記》的書，如有興趣很值得一看。感謝他引用我的原話：“很多文獻已經公開發表，歡迎各位有心研究者使用，我樂見不同版本的注釋，樂見更多人加入研究。”他在書中指出：“吳荻舟深明中共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對香港工作中長期出現的‘左傾’錯誤深惡痛絕。他對文革派生出來的暴動有清晰的記載以及重要的反思。”

可惜余汝信寫《香港，1967》的時候，我還沒有發現《六七筆記》，否則他書中的分析或會有所不同。後來雖然把資料提供給他，他的書卻沒有機會再版。2017年，他曾向我提出“注釋六七筆記”的計劃：

1. 出版事宜由香港特區中央政策組雷競旋博士與嶺南大學劉智鵬教授與牛津大學出版

社聯繫；

2. 出版的是令尊的工作筆記注釋版（筆記的原件影印版和文字注釋版）；
3. 注釋工作由我做，你審核，署我們兩人的名字；
4. 由你寫一個背景說明放在工作筆記之前；
5. 劉智鵬教授寫一篇介紹文章；
6. 我可再作一個1967年香港大事記，放在工作筆記之後。

我也同意了他的計劃，但是當他從其他渠道得知程翔在寫，遂通知我撤消計劃。沒機會看到不同版本注釋，我至今感到遺憾。

[2] 1978年初由廖承志主持召開的港澳工作會議所做《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指出：“‘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1997年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代表中共對六七暴動作了一個總結：“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損失是嚴重的。”

[3] 在原任職外交部的冉隆勃、馬繼森等人的著作中，提及為六七暴動成立的“外交部港澳辦公室”，和吳荻舟遺文中的“港辦”、“聯辦”一樣，負責人都是羅貴波，任務一樣，但是組成單位人員、領導體制等卻既有重疊也有不同，有撲朔迷離的感覺，不知到底有多少套班子。想要澄清有待原始檔案解封。

[4] 一般認為六七暴動分三個階段：５月為遊行示威階段；６月是罷工罷市罷課階段，之後一段是放置真假炸彈“恐怖主義”階段。

[5] 啹喀兵：啹喀兵最初是在十九世紀初受聘於東印度公司的僱傭兵，之後逐漸演變為英軍一支常備部隊。他們是尼泊爾裔，驍勇強悍，候選者年齡介乎17至22歲，身高、體重、胸圍都有嚴格要求，並要通過身體檢查、體能測試和基本英語和數學測試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啹喀兵開始隨英軍駐守香港，直至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5澳門事件

　　一九六六年年底、如火如荼“造反”的一年將盡之時，在還屬於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門發生了“一二·三事件[1]”，在父親吳荻舟留下的一份交待材料裡稱此為“澳門反迫害鬥爭”，當時他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以下，是父親交代材料的原文（題目和寫作時間不詳）：

這次鬥爭從1966年冬到1967年春。就整個過程來說，從後方到鬥爭前沿，都未受到“左”的或右的幹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黨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以及領導同志有關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都順利地得到貫徹和落實。所以取得很大的勝利，最後迫使澳葡書面認錯，答應了群眾提出的全部條件，包括封閉蔣幫駐澳門的所謂外交代表機關，禁止蔣幫在澳搞的雙十國慶和利用澳門破壞祖國等。

這次鬥爭中，我在貫徹執行毛主席對外鬥爭路線和上級批准的方案、指示時，注意澳葡每次暴露出來的弱點，同時，也注意澳門群眾平時鬥爭少，經驗不多，起來得慢。因此，既要堅信勝利，又要不急不躁，逐步深入，穩步前進；抓住一切機會發動群眾；進行“逐浪高”的鬥爭，把結束鬥爭的條件逐步提高上去，由各線分別提出，最後歸總（一次發覺高低兩套條件同時出來，馬上建議糾正），在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下，達到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最高目的。

比如：我們籍組織烈士出殯來調動群眾，擴大鬥爭規模時，看到澳葡不但不敢阻撓，相反非常怕刺激群眾，下令凡出殯行列所過街道上的澳葡機關一律下半旗，群眾愛國鬥爭情緒頓時高漲起來，便把上述的最後最高的條件提出，取得了勝利。

這次鬥爭是由蔣幫搗亂、澳葡縱容引起，所以鬥爭是壓澳葡取締蔣幫，達到目的，就把鬥爭結束了。

在這份交待材料裡，父親也提到香港的另外一次“反迫害的鬥爭”——香港“反迫害鬥爭”，

香港“反迫害鬥爭”。這次鬥爭中，我雖然有點怕右，但是基本上是堅持了中央關於港澳工作的長期方針：長期生存，充分利用，內外有別等等，和周總理關於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不能影響中央的長期方針，不能設想在那裡打一仗，不能陷中央於被動，不能迫中央上馬，還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一場靠當地群眾力量的政治鬥爭等等。看到一些嚴重違反上述方針和指示的極左計劃、設想、行動時，我都建議當時港澳辦公室的負責人加以撤銷、糾正、阻止了。但是，王力之流一開始便加以破壞、幹擾，並通過他們在港澳辦公室的代理人，直接到鬥爭的前沿去背著周總理把劉寧一、王力之流的黑話傳下去，蒙蔽了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搞起了一股極左思潮，偏離了中央方針和總理指示，如果不是總理抓得早，這次鬥爭必將遭到更大的損失。

當時我聽了香港方面向運貨去港的船上要武器，說是“有中央指示”，我很奇怪，曾對交通部方面介紹來的、廣州海運局來反映情況的兩位同志說：中央有指示，一定是通過辦公室下達，我們沒有下達過這樣的指示，可能是香港方面看到港英屠殺同胞著急了，船上的同志聽到港英屠殺同胞，基於義憤把槍給他們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船上的武器是護航用的，今後如果再有這樣的事，請事先告訴我們，讓我們請示一下。後來，武器建議撤出來了。

現在清楚了，所謂“中央指示”就是王力說的“要搞點槍下去”（記不准，見外交部最近發的批林材料）。

父親由於中途被停職，鬥爭的後續發展和如何結束，他並不知道。

這次的鬥爭目的沒有那麼清晰，而且隨著“文革”的“深入”，極左的影響波及了位處邊陲的香港，事情變得很複雜，連周恩來也控制不住形勢了。曾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的李後說過：“據統計，在這次事件中共有五十一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五千多人被捕。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眾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次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二十八萬，減少到十八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五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量的1/3下降到1/10。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盛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這個損失有多慘重，看過本故事第五章《香江歲月》就知道。難怪有一種說法：經過六七暴動，幾十年的努力全部歸零。

五十年後，關於這次“香港反迫害鬥爭”，被揭發出許多材料，許多父親當年不知道的內情，也已經許多專家學者以及傳媒工作者發掘和研究，我會在下一章《一九六七》中詳細講述。

講一下小孩子記得的1966年吧。1966年初夏，我12歲，小學6年級畢業考試後等待升中考試，沒想到等來“文化大革命”，“停課鬧革命”，而且一停就是一年多。我們在學校（北京市西城區青龍橋小學，現在已經併入北京市育民小學）期間沒有發生很嚴重的鬥老師、打砸搶行為，至今老師同學大家見面還感到慶幸。

8月，全國開始“大串聯”，大批南來北往的紅衛兵住進我們學校，教室變成宿舍，桌椅變成睡床。我們則在駐校“軍宣隊”解放軍指揮下幫忙接待：帶紅衛兵登記，領取被褥和餐券等等。我家住的國務院宿舍也有接待紅衛兵的任務，記得那時候來自廣東一帶的學生冬天還穿著單衣，打著赤腳，我們幫忙安排他們到哪裡睡覺、到哪裡吃飯、到哪裡洗澡。

“停課鬧革命”期間有兩件事我一直忘不了。第一件事，我們幾個小孩子在其中一位同學家聊天的時候，她哥哥進來，給我們講解為什麼要組織那麼多個紅衛兵組織。他把一個墨水瓶往桌子中間一放說：“你從這邊看，我從那邊看，就可以知道墨水瓶的全貌。”我有點納悶：為什麼不可以繞著墨水瓶走一圈看清全貌？但是大哥哥振振有詞，我一個12歲的小孩懂什麼？

第二件事，還是那個同學，有一天她主動交待：“我問自己，敢不敢喊反動口號？然後就在心裡喊了——打倒XXX！”。這下子，她為自己惹了大麻煩，不許回家，挨批判，聽別人對她喊：“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這麼多年過去，我記得她的名字，惦記著她不知道怎麼樣了。我不止一次想，她應該是一個有想法不盲從的孩子，她的人生之路恐怕也不會雲淡風輕。

到了10月左右，我們幾個小學生萌生了也要去串聯的想法，擔心北京火車站不讓小學生上車，於是背上背包，打算徒步走到天津，不過半路截了順風車到達天津，從車窗爬上擁擠不堪的火車，睡在椅子底下過夜，到上海打了一個轉。當然，我們也就是湊一下熱鬧，到處看看大字報，我認識了一個新朋友，是位漂亮的南京女孩，通信很久，八十年代她向我求助，我給她匯過錢，後來我去南京還去看她，結果發現她騙了我，這才停止交往，此乃題外話。

（圖一  1966年11月總理周恩來接見港澳代表訪京團，吳荻舟身在現場，第一排站立者右三為吳荻舟。）

宿舍大院因為名人如雲，很多大人受到衝擊，至今發小們仍在回憶誰家被抄，誰的父母自殺，誰家孩子打死人，抓起來了，誰曾半夜逃到鄰居家躲避追捕。我還記得半夜三更院子大鐵門被砸得山響，各派紅衛兵包圍大院抓人批鬥， 我們只敢躲在窗簾後面張望。

下面是宿舍髮小們的一些難以證實的可怕回憶：

1966年8月份一個下午，一名和善的老奶奶低著頭站在宿舍辦公室門口臺階上，鮮血從她花白的前額上流下來，她是大院髪小的姥姥，也是大院居委會的文化教員，據說她向居民大媽們宣揚了三家村的燕山夜話。我們的一名同班同學（小學六年級）手裡拎著一條軍用白鐵頭帆布紋武裝腰帶，站在可憐無助的老人右手邊。後來這名同班同學說：“那時我們還未成年，難免做一些錯事，蠢事，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後悔不及！”算是認錯吧。

1967年春天一個下午，35中紅衛兵頭子（住本院，姓沈）帶領七、八名紅衛兵，“代表”西城區紅衛兵到院子裡來組織群眾大會批鬥“大叛徒”包惠僧（一大代表、後退黨，歷任內務部研究員、參事、國務院參事）。會場就在我家樓下露天戲臺，會上發言、大喊口號的幾名家屬老太太還動手打了包惠僧幾個嘴巴子。沈一看形勢不好控制，趕緊宣佈散會。回憶者記得包的老伴眼神焦慮站在後面馬路邊上，他說一輩子也忘不了她的眼神。

院裡最先因被批鬥不堪折磨自殺的是2組的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然後是也住2組的國務院參事陳達邦，他是抗日英雄趙一曼的愛人、長征女紅軍陳琮英（開國中央五大書記任弼石的夫人）的哥哥，曾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老黨員。再有是住19組的一機部汽車局彭局長，不堪被造反派折磨在單位跳樓致死。

16組一位髪小的母親從四樓跳樓自殺身亡。

10組閻寶航曾任遼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外交部條約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常委，1967年11月被抓，68年5月在審訊中遭腳踢、毒打，陷入昏迷，送院死亡。他老伴高素是大院居委會委員負責到各家查衛生。其兒子閻明復任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89年後降職使用，到民政部當過副部長，當過中華慈善總會會長，可能還在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當過社長。

不過在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事，母親一再叮囑我和二哥、妹妹不要出去惹禍。

當然，除了“受衝擊”，這個大院本身的能量也是很大的。髪小們記得，文革一開始，大院裡不少大哥哥大姐姐從學校拿傳單回家，比如《三論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等等。大意是天下是革命者的天下，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做誰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我們就是要砸爛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紅通通的新世界，等等血統論的內容，應該和這個大院的孩子本身的優越感很有共鳴。孩子們接受影響、擴散影響，打倒別人的父母，然後自己的父母也被打倒，一朝當上“西糾”、“聯動”，沒幾天又被抓被關，飽嘗翻雲覆雨的滋味，很多發小的人生都顛三倒四。最後有多少人反思，多少人回歸正常人，不得而知。

我家多次被“抄家”，與香港沾邊的證件和照片大多被沒收或被毀，古典音樂的黑膠唱片只餘一地碎片。父母吩咐我燒書，那都是家裡收藏的中外名著、民間故事和童話，分門別類裝在精美的硬殼紙盒裡。我坐在廚房一角，身後是一座“書山”，燒煤球的大灶燃著熊熊火光，看一本燒一本，看一本燒一本，幾天才把它們燒完。在後來漫長的歲月裡，它們偶爾會閃出來告訴我：“你知道這個故事”，僅此而已。由於當時囫圇吞棗，我不但不記得作者、出版社和年代等等基本信息，連故事也常常混淆。所以我從來不敢“掉書袋”，雖然後來又看了很多書，但是總覺得自己知識結構有缺陷。

[1] 澳門一二·三事件：葡萄牙人十六世紀中葉起獲准居留澳門後，明清政府在澳門繼續行使主權，設有衙門、海關、稅館等。但是1846年葡萄牙駐澳門總督一改百年做法，不單武力驅逐中國政府衙門，更在1887年逼迫沒落的清政府簽訂《中葡會議草約》，從此葡萄牙全面殖民管治澳門。1949年後，中共對香港的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也適用於澳門。一二·三事件幾乎可以說是澳門歷史上唯一一次大規模反對澳葡政府的事件。那年11月中旬澳門離島發生騷亂，起初只是建築工人在華僑盧氏捐出興建學校的三棟平房屋頂上清理危險瓦礫，因為政府並未批准興建學校的規劃，政府派出手持藤盾和膠棍的警察鎮壓，事態擴大，12月3日發生嚴重警民衝突，8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由於歷史原因，澳門左派力量比較強，澳葡政府被迫簽了“認錯書”。事後葡萄牙政府喪失了在澳門的管治威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事實上控制了澳門，左派勢力在社會各個階層紮根，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澳門的勢力被完全肅清。事件期間，香港左派曾經組織幹部前往“取經”。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4 不能自已

這時候，中影除了他們的“紅色造反者”外，還有“紅軍”、“公社”、“孺子牛”、“延安”和“紅色青年”等眾多組織，“周圍在醞釀著一場大的鬥爭”，不斷在“分化”、“團結”、“推過去”、“倒過來”，群眾和幹部、群眾和群眾互相炮轟。

3月15日母親記述：“到公司後（星期一）看見紅軍的大字報（延安也附和）說不該解散黨委、支委、團、工會……後來政治處被公社加了封條，我找到了第一號通令，上面寫的是解散黨委，不是黨組織，因此我的發言：（一）1.如果錯了，我願在將來受黨紀處分；2.我翻閱主席著作，瞭解黨委的定義，等於一個班，班爛了，是可以解散的；3.是解散黨委，不是黨組織；4.社論說奪黨政財文大權，不解散，如何叫奪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必考慮措辭；（二）看了紅軍的大字報，5.不該奪權，那麼該恢復了？是有職無權呢還是有職有權？那還奪什麼權？6.公社封政治處，是反奪權的信號。紅軍的大字報，是為反奪權製造輿論，根本是要復辟；7.黨章在，黨的組織在，只要黨員認識統一，思想統一了，他們就會開會重選支部，甚至黨委，任何人不能干涉。”

有人很左，“沒了政策，就是圖痛快，一天一張大字報，弄得這幾個青年眼都紅了，幾乎認不得我們，我已成了他們眼中的保守份子。他們的冒險主義思想是危險的！不能不警告。”有人同意母親的意見，有人指罵她“不配做黨員”，有人說母親在“紅色”內部起不了什麼作用，“你的理由沒有說服我，你應該暫停職務”，也有人替母親擔心。有人拒絕去搞“黑頭”的工作，說“搞不過這十個老滑頭”、“老狐狸”，想站在中間，等到“適當時機”站出來；有人很聰明，不肯鑽進去，要站在圈外。

眼看一些“老運動員”怎樣保護自己，母親還是不放棄：“‘紅色’的危機是‘我’字當頭，單純軍事觀點，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左傾冒險主義，置群眾意見於不顧。”她恨自己不會寫大字報，責問自己：“我為什麼不能克服，幾宵不睡，寫不出來嗎？”

母親和她的戰友輪番談話，有的人竟談了九次……“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的心很不平靜，我很怒！很不通！為什麼你們自己不行動，卻指手劃腳，這不滿，那不滿，人家是危機，有錯誤，需要的是鬥爭，是幫助，是以對黨負責的態度去工作，去克服困難，不是為我擔心，是為黨的事業擔心！”

她的談話似乎產生了一些成效，幾位戰友有所統一，3月17日她寫道：“基本態度1是參加進來，熱情幫助，應該肯定核心的這幾位同志的優點，長處和過去的功績。拉他們一把，更何況他大方向是對的。2他們只是普通群眾，馬列主義水準有限，能力——階級鬥爭的經驗、組織能力、政治水準都有限——他們現在也幾乎拿出吃奶的力量，而我們黨員卻沒有人出來像他們那樣造反，對比之下，也該有愧。3現在，不少同志怕麻煩，怕責任，工作不敢做，我們應該承擔起來。否則，他們幾個人，怎麼搞呢？我以為對他們，只有在他們明顯地不按主席思想辦事，不按照十六條辦事時，我們才能改組，現在，不能說，只能仁至義盡地保護、幫助、提醒、開展批評自我批評。”

看得出來，1. 雖然“紅色造反者”只有十幾個人，但是能量不小，在幹“大事”，母親還負一定的責任，壓力很大；2.母親很“正統”，沒有歪門邪道，沒有為自己著想。3.他們的目標是推動三結合，為此還相約到中央文革北京組諮詢。

接見他們的是一位解放軍，當母親問：“觀點一致的時候，黨員還可以結合起來嗎？”他說：“我黨有總政策，也有具體政策”，“一定要和群眾結合，吃透兩頭——一頭是社論、政策，一頭是本單位的具體情況。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都要旗幟鮮明，起作用，發揮黨性，緊密地和群眾在一起”。他模棱兩可，並沒有直接回答黨員是否可以結合，母親卻覺得他的話說明自己的看法基本是對的，增加了自信。

3月19日是星期日，“昨天去清華大學串聯，下午又到‘八一’中學參觀‘聯動’展覽。‘八一’是個高級軍幹、革幹的子弟學校，孩子三歲入幼稚園，初中畢業出來，就住在這個養尊處優的‘大觀園’裡。這個‘大觀園’，原來是個王府，解放前是（同仁堂）樂家的別墅，樓臺亭閣，有半個頤和園大，孩子們從家到校，十幾年，完全脫離社會、勞動人民，成了特權分子，這就是‘聯動’孩子們的思想和社會根源的由來。把學校破壞得一塌糊塗，罪行累累，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後，這些孩子不是修正主義的接班人、中國不變顏色才怪呢！”“清華‘井岡山’正批判‘論造反者’（出身論）。”

（圖一：破四舊——文革中由毛澤東鼓勵、被造反派發揮到極致。大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幕：人群圍觀抄家“成果”，各種文物字畫、金銀細軟和任何造反派看不順眼的東西。）

下午又有人到家和母親談話兩小時，母親寫道：“我沒考慮談話的技術、分寸（當然不是一點沒有），因為那麼一想，我就要失去談話的勇氣。我把對大聯合、三結合，對公社的分析，對中間人物的看法，對‘紅色造反者’的內部四分五裂、我的這個召集人的作用等等，都和他談了。”——原來母親是召集人，怪不得壓力那麼大——“忠言逆耳，也許他們和我一樣，也是頑強地認為自己對吧。”

母親的日記裡多次出現鄺志良鄺叔叔的名字，母親就是和他“談了九次”。其實不止，此後，在母親3月23日至4月21日的日記裡，鄺叔叔的名字更頻繁地出現，記得母親晚年和這位叔叔常常打電話互致問候。

3月23日，是個星期三，母親請病假一天，鄺叔叔來家裡談了一上午。母親寫道：“他今天交心了，對我在‘造反’後直到奪權那一段沒找他很傷心，生氣。因為那時他最需要人家的説明，而我卻過門不入，他把我找過他幾次，如何說話，等等都記下來了。記得真細！我哪想得到！他先聲明，有怨氣，話會很重，要求我聽下去。我聽了，我肯定他講的好，講了我就放心了。對我是擊一猛掌，是同志式的，但也是我政治水準低的大暴露。這是一面，另一面，我認為他也不主動，我看得見他在避我。又說自己要理出思路，理清自己的問題。我瞭解他的心情，因為我這一段也孤單，因為只是我主動找他，他沒找過我……過去我也找過他，說明今後雙方都要主動。這次談話，對以後合作有好處，我們的信任應該說更進一步了，但我太粗了，幾闖大禍。今後該怎辦呢？還是主觀太多，群眾觀點太少，政治太少。”

他們約定分工去和別的戰友談話，把幾個人都聯合起來。鄺叔叔告訴母親某人對她的意見，母親一聽，“嘿！豈有此理！”“過去他是非‘紅色’不參加，沒被吸收，現在狠命的出氣，把我也夾在裡面”，“前一天還說時機不成熟，不能動，今天我們把時機弄熟了，你立刻長了牙，咬人了。”

母親約大家一起分析形勢，列舉了“兵團”奪權至今的錯誤：

1. 地位變了，是主要矛盾方面，回避了這一點；
2. 繼續抓大方向——鬥批沒抓緊；
3. 繼續抓大方向——大聯合、三結合沒搞好；
4. 說“戰略上右了，戰術上左了”，豈不全錯了？實際上是單純軍事觀點，矛頭對的不是當權派，是群眾，危險得很；
5. 和公社的矛盾僵了；
6. 核心驕傲自滿，聽不進不同意見，隨便給人扣帽子，沒有群眾觀點；
7. 不認識錯誤，不接受別人意見，整風會上別人提意見，立刻解釋

……

母親發言簡單說了一下自己“造反的經過”，“中間看得到的問題也提了意見，有些錯誤自己也有責，但是，到目前已在‘紅色’無所作為，已幹了，思想改造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為了顧全大局，我認為目前還是要支持他們，幫助他們，鼓勵他們，有人說該撤換他們，目前不是時候。他們不冷靜，沒有政策觀點，把自己引上危險的道路，我們如何幫。”“目前大方向：三結合，大聯合，鬥資、當權派，如何抓？雙方僵了，什麼也做不成。幹部也不敢亮相，如何解這個結？幹部在三結合中必須首先鮮明地站在革命群眾一邊，現在我們有兩派，兩派都有錯有對，誰是革命的，他們不敢下結論。大聯合，‘兵團’一個勁的打，僵了，合不成，有了成見。是革命的幹部，對這個現象該有一個分析，一個看法，研究雙方分歧的性質，如果主要是認識，應該促使雙方接近，聯合，而不是抹稀泥、觀望，或火上加油，這是完全錯誤的。”

大家同意母親的意見，說要分頭進行。

母親寫道：“不知為什麼，我覺得不能自已，停不下來，我一心一意要戰鬥，要搞好。”“只是心裡激動得不能自已，哪裡來的這種感情？”

母親似乎沒意識到，這是她積攢了幾十年的革命熱情。從1938年在抗宣一隊被父親勸退養家，到1948年在新加坡被父親“丟下”（詳見第三章和第四章），如今遇到這個“大革命”的機會，四十年的熱情一朝噴湧，也難怪她不能自已。

可是情況比她想的複雜得多。3月27、28日，她看到她的戰友們在樓上開會，特別是下午，已經在討論成立新組織，宣言內容等等，卻沒有一個人向她解釋一句，看到她，包括幾天前還曾向她“交心”的鄺叔叔——據說是“主席”，大家都不出聲。

“看來我的困難處境近在眼前了，要有精神準備。”

28日中午，母親和鄺叔叔再次談話一個半小時，晚上，再談。鄺叔叔質問母親對他的看法，說不理解母親，問她“對兵團的擁護有沒有界限？如果它一直滑下去，難道我們也跟？”他“奇怪和責怪”母親為什麼不參加一個新的“不站在這邊或那邊”的組織去促進他們的大聯合。

母親“以誠實的態度、誠實的語言向他說明：我不參加，他們也不要。”一邊是“革命造反派”，一邊是“保字號”；戰友們表面上有商有量，卻

存在許多矛盾：誰“私心”多一些，誰“一盆漿糊”，誰“總想有人給打保票”，誰“翻臉翻得快”，誰“投機”，“和稀泥”。

引號裡的都是母親的觀察和記錄，讓我們窺見文革期間人們的紛紜百態。

母親認定都是“人民內部矛盾”，深感“一個腦子不夠用。心死了嗎？碰了釘子，一出門就栽了！”

但是母親很頑強，很有鬥志，3月29日她去參加批判肖望東。在文化部大院裡，“保字號衝擊了三次，我們能批判肖，是總理批准的。他們衝擊時，我們保衛，我也去‘吃了一口梨子[1]’反擊一下，丟了一隻鞋，但是親身體驗了一下。”

母親寫道：“原來階級鬥爭是如此‘無情’。不要緊，我要補課，一定要‘親口吃梨子’，別人笑駡由他。”

晚上鄺叔叔來電話，他們還可以交換意見。那個晚上還有另一個電話找母親，說有人冒充母親的名字打電話給鄺叔叔挑撥離間。母親寫道：“有趣，也太複雜了。如果我在20年前這樣過就太好了。現在遲了。”

20年前，即是40年代，母親果然對未能如父親般早早投身革命耿耿於懷啊。

4月4日，“首都電影界革命派聯合委員會成立，共有九個單位參加，我們的兵團為成員之一”，那就是說，母親他們的努力還是奏效了。但是一直到這個筆記本最後一頁，都可以看到暗湧不斷，人人都在“頑強地表現自己”，“唯我獨尊”，母親始終處在被抱怨但又有點重要的微妙位置，4月6日，“今天中午和‘紅色’四個頭頭談了一陣，實際上是我談他們聽。”

母親似乎是在如履薄冰地處理著每天每時的重重危機，4月6日晚上鄺叔叔來電話時母親說：“對錯誤，我以為過去幹時，就是那個水準，今天回顧認識了缺點錯誤，總結了幾條，為的今後改正，繼續工作。今天再不吸收經驗教訓，是不可恕的。”“鄺同意這個意見。”

這個本子最後一篇，4月21日，星期五：“今天下午2時-9時，和鄺在家裡‘閒話’。”在漫長的7個小時“閒話”之後，母親這篇日記內容有點總結性質：

1分析了公司運動形勢——兵團方面、公社方面，文化部，社會上。檢查了兵團優缺點，特別對缺點的看法。”“我們要理解文化大革命，理解我們國家出的事情，理解毛主席用什麼辦法來解決這些矛盾，這樣偉大的群眾運動，群眾有了缺點錯誤，該怎麼看？群眾已承認了錯誤和改正了錯誤，就是前進，前進道路上的缺點，要用正確態度對待，不能死咬著不放。

2公社對我們的看法：a.公司階級鬥爭的蓋子沒揭開（17年來的）。b.我們是保護舊勢力，所以打擊解放軍，因為他們是勢不兩立的。C.兵團的一小撮人是不可信賴的——唯出身論。公社的這些觀點，是“進口貨”（外面抄來的）。我問，怎樣才叫揭開階級鬥爭的蓋子呢？

3對“學習小組”的看法，他很頭疼，但沒準備立刻放棄。我告訴他，旗幟必須鮮明瞭，路是毛主席指出來的，但要我們邁步走，有的人走得到，有的人走不到，有的人不動，有的人走反了，有的人跌倒了爬起來再走，有的人就此躺到了。看人要從本質上看，現象已經太多了。

4對兵團內部一些問題的看法。兵團的形勢大好，人心安定，核心穩住了，看得見是學游泳，是前進中的困難。

5我勸他到兵團來，工作需要人，不要投公社，但是如果他一定要幹，是他自己的事，我們不能包辦。

最後我說“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筆記本淡淡的墨蹟，承載著濃濃的時代烙印。今天我已無從知道中影那些群眾組織到底是怎麼回事，那些人事如何發展變化。更多的是看到那個年代的混亂和母親的單純。我相信她學到東西了，否則不會在許多年後對“紅色造反團”整的黑材料說：“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詳見第五章）。

 

[1] 吃梨子：指毛澤東說：“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6 鳴金收兵

進入1966年5月，母親張佩華開會特別多，除了四清進入“四不清”幹部“洗澡”過關，清經濟建班子等內容外，工作筆記裡陸陸續續出現“文化革命問題”，四清加入了新內容。

“今上午和慶喜（貧協代表）談了一早。他說他一家三口入了貧協（第一批8人），他家和慶元（貧協主任）家在今後都是無法回頭的，只能向前走。他說：他怕，怕的是四清不徹底，將來他們兩家可就苦了。所以大會之後家裡經常開小會，決定一定要大公無私，不多取一點非分之財，對任何人一樣，但一定要向前走。”母親批評慶喜“對任何人一樣”的想法將來會不得好報，因為“各人的情況都不一樣，你一樣對待，就不能大公無私，人家會說你有好人思想，說你犯自由主義，想‘明哲保身’。”（5月11日日記）

“昨晚孟子堂（貧協組長）沒有過關。”“老劉參加了，子堂結結巴巴的說了幾項，（被）老劉打住了，批評他不老實，不虛心，有過關思想，說得很重很嚴。弄的子堂很緊張。後來我不放心，叫凡武、凡順去幫助他，陪他睡了一晚。老劉在散會後和貧協會員們談了一次，要他們學習批評上綱。今晚李志和（副隊長）檢查，就更糟了。大家說他還不如子堂。”（5月13日日記）

（老劉在縣開會後傳達會議精神）“充分認識山區階級鬥爭的嚴重性。歷史回顧：山區解放已三十多年歷史了（說這話時是1966年，即使說，30年代就已經解放），有一段時間是我黨與國民黨並存時期（38-40年），國民黨發展一批國民黨員，日本投降後，我們搞了下土改，通過土改取得一定成績，小農經濟得到了改造，但對小農經濟的改造是不徹底的，表現在：a.家族統治比較嚴重；b.會道的統治更為嚴重；c.各種迷信、牛鬼蛇神比較倡狂；d.階級和階級鬥爭仍然存在，特別60年代後活動的比較猖狂如買賣婚姻，投機倒把，迷信。”（5月13日工作筆記）

“全國正對吳晗批鬥，工作隊不能站在一邊，要説服社員積極分子認識這個問題。”

“一.充分認識文化革命的重要意義，從發展形勢看，已不是學術問題，而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也不是少數人問題，而是關係到大局的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的大事。現在工農兵群眾已開始行動起來，參加戰鬥，以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我們也不能按兵不動，我們每個人也必須參加這場階級鬥爭。

二.開個會議，對反黨黑線進行反擊，我們要跟上形勢，跟上中央，矛頭指向鄧拓，向北京日報質問，造成聲勢。

三.各地縣委馬上行動，召集會議討論。

我區三條差距：a.勁頭不足。b.鋒芒沒對準鄧拓。c.行動不快。

現要召開各種座談會，四清工作隊要結合工作，開展學習。各級黨委要加強領導。這場鬥爭形勢發展快，範圍大，關係到世界革命，關係到整個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要和幹部、群眾攻鄧拓一幫，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要學好，學習本身就是一場鬥爭，在學習鬥爭中結合活學活用毛著，要搞黑板報。四清地區搞，與運動是一致的。學習時間二、五下午。要把自己的思想擺進去,亮出來，幫群眾搞，與四清運動結合起來。晚上和社員一起學。把學習毛著和批鄧文章結合起來。學習批判把自己擺進去，用主席思想立場觀點聯繫實際。這是階級鬥爭，全民學習，和四清、生產結合，四清與文化革命是一致的。”（5月15日工作筆記）

“家裡沒信來，荻舟很久沒信了，只弟弟來了一信，聽見解放軍說鄧拓反黨集團幕後還有人，還可能是彭真，一下心裡擱了石頭，不是怕這一次的仗打不勝，而是覺得階級鬥爭太複雜、激烈了。幾十年的老黨員也變了披著羊皮！而且萬一在中央發生一次政變，我們在下面的黨員該如何辦呢？想著，十分不安，給荻舟的信裡便問起了這事。”（5月24日日記）

“當前文化大革命要大抓，精神落在四清上，建立新的核心領導，要是徹底革命的。”（5月29日工作筆記）

“這幾天心靜不下來，又沉不住氣了。（上面）佈置工作又是傾盆泄下，根本不考慮實際情況，又是經驗交流，又是心得，又是傳達，又是佈置，又是討論，這些會佔了全部時間，根本沒時間工作，然後又要求保證高標準。這完全不是負責的態度，沒有聽主席的話，有幾個中心，全力傾在哪一點上，誰也不明確，不講，‘聰明人樣樣點頭’，我十分不以為然。難道共產黨員都是你應付我、我應付你嗎？但是顯然我的路是走不通的，是真‘傻瓜’。”（ 6月1日日記）

“5號去邢臺，6、7號學習了兩天，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們的陰謀暴露的過程，我們和他們的分歧，通過這個學習，使我們比過去對階級鬥爭的學說理解得多了。這個鬥爭也是驚心動魄的。”（6月8日日記）

（金政委傳達縣團通知）“怕字一堆，怕留後遺症，怕受處分，千怕萬怕，就不怕革命受損。工作精神不振，革命皮皮沓沓，有的隊成績估計過高，不幹也不比別人差，麻痹鬆勁，有人自由散漫，有人白天睡大覺，或請假不按期回來。鬧名譽地位，我字第一；生活特殊，脫離群眾，三同不如以前；以感情代替政策，個人包辦一切，覺得自己高於群眾，選貧協不聽群眾意見；作風極不嚴肅，有的隊不團結，有的青年幹部看不起老幹部，有的老幹部不主動幫助青年幹部，也有少數隊出現你說你的，我幹我的，在執行上級指示上很不嚴肅。這幾種苗頭不解決，是不行的。否則我們就會把工作隊帶散，該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我們是主席派來的嘛。”（6月8日工作筆記）

隊長呂景斌遲遲過不了關，“他進來時仍然頑抗，說大家不信任他，說沒有也不行，所以說了，意思是你們逼我，我只好瞎說了。我們當即嚴肅批判，指明他甘願做不可救藥的人。他只要簽字承認除已交待者外，再無貪污，我們可以不追究。但如查出，罪加一等。後來他才老實交代，62年一次貪污800元（山藥秧），一次400元（山藥秧），63年25元。這件事我們在當晚鬧到12點鐘，把進城賣山藥的孟富甲和李志和找來，幫助他們回憶了幾個鐘頭，把一切情節都湊清楚了，這才讓他們三對面，印證了，簽名打手印。當晚，看到呂景斌的情緒由僵硬頑抗到隨和自如，輕鬆了。心裡也不安，擔心他會不真實。他走後，我問小朱，如何估計。大家認為情節符合，應不會翻案。”（6月18日日記）

“今天聽了江青的會議紀要，和主席關於部隊搞生產的指示。主要的聽說我們可能回去參加公司的四清，很多人揣測紛紛。我還是省省心，不去向人瞭解，不去考慮了。回去後，該怎麼辦就怎麼辦。”（6月20日日記）

“四進邢臺了。這一次，又聽了關於彭真的兩個附件，批判他關於一貫犯錯誤的情況，在國際活動中走王明路線等。這一次明確了，文化部同志們在3號便要回北京集中，參加文化大革命。日程：2號在邢臺集合，3號回北京。”

“謠言很多，同志們的反映也不少。紛紛推測，又說到北京後一下車就要集中學習，又說分別情況集中，還有屬北京市委領導的如電影學院，個別人已被調回。有的同志已聽到家裡在提意見，寫大字報了，有的人知道大字報已涉及自己。

總之，這次的大革命是深入人心的，的確是“觸及靈魂”，我想，如果真的在北京發生政變，這可怎麼辦。不只是人頭落地的問題。的確，現在才理解總理說的，是關係到我們國家前途，關係到世界前途的大事。全世界都將多死多少人，世界革命將推遲多少年！

我想著，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我們基層黨員該怎麼辦！？

現在，我們勝利了。檔說，我們的党，毛主席識破了這個陰謀，黑幫給揪出來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分子給挖出來了。這是個大陰謀，大事情。是党的勝利，是全中國人民的勝利，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

主要的，是從中取得教訓！

1. 對階級鬥爭的認識，對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都存在階級鬥爭有了認識，並且這種鬥爭有時是尖銳的、複雜的、甚至是激烈的。62年以後沒有大的運動，我對過去的大運動未經歷過，也認識不足。這一次得好好抓緊機會，不但在這次運動中要能努力提高自己，有可能對過去的運動也聯繫起來，系統的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運動中反應的階級鬥爭的情況。
2. 對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對意識形態鬥爭的作用影響，有了較多的認識。今後對四篇論文的學習必須抓緊，對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的文藝方針、政策、路線，對從新民主主義時期起的文藝理論必須好好學習，並以之聯繫過去一段工作。
3. 這一次，提出了突出政治必須落實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又提出：一切行動以主席指示為最高指示。過去我們對於已出版的書，拍好的電影，演出的戲，領導同志的講話，都有迷信。現在不行，必須帶著批判的耳朵聽。因此，不讀主席著作，就不可能有“準星”。否則，如何批判？如何辨別？

努力辦吧。要全始全終。只是，幹了四個月，沒搞完，就差這一點，又有些可惜。

四個半月，飛逝了。收穫如何？不知有沒有總結的機會。

雨，阻住了歸路。只有兩天了，不知道群眾有什麼反應！（6月29日日記）

這是母親最後一篇四清日記，回京後的第一篇日記裡，她有提及：“太子井的貧下中農紅紅的眼圈，熱情的臉孔在腦子裡還沒有消逝。但是，沒時間想了，一定要儘快把思想轉過來。”

成千上萬的工作隊員、當地幹部和農村群眾被裹挾其中，虛耗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如今又急急忙忙撤退回京，投入“文化大革命”，風雲莫測！

果然，在母親第二本工作筆記最後（沒有日期），有幾頁顯然不屬於四清的記錄，開始批判老丁！發言的有李志民、蘇麗瑛、劉龍彥等。

“要分內外，是什麼意思？圍攻孫長河（分團旗幟），打倒是什麼意思？怎麼叫做人死的越多越好？地下集團搞什麼活動？”

“1.指導員孫長河被安排在峰門重點培養，劉團長告訴丁，丁未告訴蘇。2.開始意見分歧，向丁彙報，丁未好好教育，當時不是個人矛盾，丁不讓向孫提意見，說像孫這樣的形象就是壞傢伙。3.丁說叫她（蘇麗瑛）分內外，混六個月。4.孫被蘇整，全是丁煽風點火。”“很多事實證明丁在下去四清前就有意識的破壞四清。”“說地方幹部水準低，抓老侯小辮子”，“當面為難劉團長”，“狂妄地當面頂撞”，“說錯越大越好”，“後來死了人，幸災樂禍”，“圍攻孫長河，破壞以點帶面的計劃”，“劉團長把孫長河豎為一面旗子，丁就要打掉這面旗子”。

看來是進入“文化大革命”模式了。

在我寫完本章（2018年）、發表在網絡上（2019年~）後，我又找到十幾頁母親四清的記錄，似乎不屬於她的兩本四清工作日記，不知是從什麼本子上撕下來的紙，專門記錄訪問社員幹部的情況，而且據母親旁註， 部分已經寫了專頁，估計是做報告用了。

在我看來，這些社員和幹部的“談話”，最直接反映了50年代、60年代農村情況，事情瑣碎，卻像一支箭頭，指向當時和當下中國的現狀。那時候距離1949年新中國成立十六年，距離1910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四十五年，農村狀態改變了多少？封建殘餘還有多少？看看這些“談話”就知道了。現在距離那時候又過去五十多年，中國現代文明步伐進步了多少？看看現在的情形就明白了。

先看8隊的裙帶、宗親的影響，這是一個自然村落，在漫長歲月裡逐步形成和演變，十幾戶人家不是姓孟就是姓呂（個別李姓），裙帶、宗親的影響很大：據社員和幹部談話反映，大隊長、隊長、副隊長、貧協主任和委員、甚至前任支部書記，在土地、水源、國家救濟物資等都是可以得到優先的；五好社員、副隊長、會計、出納、貧協主任都是隊長指定的“自己人”，婦女代表是大隊長的妻子。有宗親關係、請吃請喝、和隊長關係密切的人會受到照顧，比如貧協組長的妻子，戶口不在本村，卻可以兩頭領糧；大隊搞副業，小隊經常派“自己人”去，因為每天有五毛錢補助；隊裡的財產物資可以賤賣給“自己人”的親戚等。

再看比比皆是的封建社會人身依附、家長制和霸道作風：專橫、脾氣大、罵人、扇耳光都不稀奇，土改還曾打死人；工分是怎麼記的？社員不敢問；把社員送進公安局，差點判七八年刑期，後來才澄清放出來；連貧協主任給大隊長提意見也會挨罵：“你們長的什麼嘴，還要吃這個？”隨便安一個罪名罰款，不給就牽牛！（後來的計劃生育時期經常用這一招。）直到四清，還有隊長罵社員：“有意見就提，提我貪污吧！” 有位社員愛在農活上提意見，隊長罰他不許下地，下地也不給工分，罰了幾十天，一年多不給他用牲口磨面，春節都不給用，他告到公社，社長也只是叫他自己撿糞漚肥換工分。前兩年他病了，但照常下地，卻只得2900工分，給少了；甚至有社員反映：在工分方面，隊長十分狠毒，普通社員按照大隊訂的標準能得8分的，隊長只給7分，大隊長的妻子則給8分，普通社員只得6分的，大隊長的妹妹卻得7分；某婦女有孕不能下地，隊長叫她擔水，說不能就把她戶口遷出村去；下雨晚上派70多歲老人、原抗日遊擊小組的組員去放羊。

再看看官本位，佔小便宜的各種表現：那時候物質極度貧乏，比如6隊有一戶人家，五口人

兩個勞動力，65年只分到300多斤糧食和20多元現金；8隊好一點，比如三口之家一年分500多斤糧食，40元——這種情況下，有時候就發生瞞產私分，在今天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佔便宜的好處只是普遍發生在幹部身上，群眾是沒份的。大隊長可以420元買房子、買家具和縫紉機，他家穿的衣服比全村人強，他家殺豬不吃肚子腸子，倒入茅廁，山芋倒入豬圈，看在社員眼裡，四清的時候都被“揭發”出來；會計交待： 65年拿走60多斤山藥未上帳；私分玉茭十幾斤，隊長拿走一口袋；65年分麥時欠隊的23元未還；彈棉花欠花房款，各戶是否交齊不清楚，但自己和出納都沒交；66年春五個幹部私分了2.5斤棉油。

最後看看工作隊和原支部書記的談話，了解一下他們的領導能力和文化水平，嘗試理解當時農村的為什麼會是那樣。

3/5老劉同志和呂景韶談話

劉：今晚在黨內洗澡，現在請你談談工作隊來後你經過學習，認識如何，對四清的看法，對23條學習後尤其對幹部政策。對運動的認識，和參加運動的情況，如何積極主動帶領大家參加。不只是交代幾條經濟，而是澄清四類分子的活動，挖出壞根子，帶領群眾，經過對四清的正確而較深的認識，按黨的政策前進。你是頭頭，交待時，也該帶個頭，如有顧慮，也現在可以談談。敞開思想。

呂：自己是支書，不先洗自己如何洗人。23條學習，文化不行。

1. 村內供銷點與東太整合，100多斤山藥，100多元款，15元利息。
2. 小學民辦公助（一個月15元），63年108元，花了。
3. 小學勤工儉學蓋房子，63年文教局補助500元，交上大隊去，又為做桌子補助140元，交景韶，大隊已先給了，這140就佔用了。
4. 59年佔布票，粗四清時退19丈5尺，現在還有一丈2尺和6元，原為公家用，自己的破了，就佔用了。
5. 多佔了工分。
6. 對流山藥約500斤，實際大隊說賣國家4200斤，實給360斤大隊，對流自行車一輛（5元）——61年的事，車子後來賣出180，又以90元買排子車。
7. 人民公社是一家人，又吃食堂，靠工分吃飯，生產弄好就行了，腦子裡已沒有階級鬥爭。對蛻化變質過去認識不清，現在對照，思想活動，經濟上貪污，政治上不交待（向下傳達），不服，自己有開會傳達，後來才知道光開會傳達也不行，是文化低，學習不多，有些名詞不懂，如脫黨懂了，但蛻化變質、階級異己分子等就不懂。

今天回過頭看，這些鄉親們形式上是翻身做主人了，但其實除了分到一點權力，腦子裡什麼也沒有變，文化水平又低，他們能憑什麼向文明社會進化呢？如果碰巧權力分到有能力、有見識、為群眾著想的幹部手上，一方土地就有福，否則自是有難。

整理完父母兩人約15萬字的日記和工作筆記，深深為父母揪心。那時候他們從香港回到內地只有三四年，與生俱來的善良、忠厚和前半生積累的經驗支撐著他們，以謙卑的態度努力“補課”，願意為農民群眾做好事，但是聽著高調空洞的傳達，眼見農村封建宗派的種種表現，承受了由上至下官僚作風和路線之爭的夾擊，會有深深的違和感吧？

另一個強烈的印象是：“四清”和“文革”的模式那麼相像。文革發動造反派在體制外對體制內進行“奪權”，四清也曾發動群眾“奪權”；文革中有逼、供、信和打、砸、搶，四清時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也比比皆是（有些做法可以追溯到土改甚或更早）。

欣慰的是，父親在他負責的句容的小澗子沒有做那些可怕的事，儘管那樣做可以自保或立功，但父親沒有這種私心；母親在邢臺的西太子井大隊第8小隊沒有做出“成績”，雖然她很不理解很焦慮，但是她也沒有私心。

有人說四清是文革的預演，感覺還不止預演那麼簡單。任何人如果關心人類的文明進化，關心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真應該好好瞭解這段歷史。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5苦悶焦慮 

在母親張佩華的四清記錄中，其無奈溢於言表。其實今天再來看這段歷史，也難怪她被困在團團亂麻間理不出頭緒。面對四清運動本身的複雜性（據說到了1965年下半年，毛澤東基本放棄了“四清運動”，轉而籌劃和發動“文化大革命”）、四清尾聲呈現的疲態、“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等等糾葛在一起的矛盾，成千上萬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無論是故意消極怠工還是懵懂猶豫觀望，也許都是出於本能的反應。即使是真心想解決確實存在的問題，也是回天無力。

母親多處日記反映同樣的問題：“工作只有彙報，沒有交流，同志們需要領導説明分析，實在太沒經驗了。”她承認自己有急躁情緒，“看見人家有收穫，就擔心自己搞不好”。“分團也承認領導上有亂，大隊實際上丁侯討論不多，實際上現在還是亂。”（3月17日日記）

老丁和她談話時說：“和侯的合作問題，人家有那個印象，我們就得注意，和地方幹部搞好團結，是第一條考驗，否則回公司就得檢討。”“分團不急，領導不急，你急什麼。”（3月18日日記）

“眼光放遠，不心急”，“要沉得住氣，沉得住！”（3月20日日記）

3月21日的工作筆記，非常簡要地記錄了“本村階級鬥爭”的各種表現：“小恩小惠，請吃請喝”，“敵我不分、地富不臭、貧下中農不香”，“地富分子未得到改造”，“富農不聽分配由他”，“為什麼大家一提‘大門裡’就怕？”“可綁人通宵，打人，罰人，都是誰？綁人的又是誰？和舊社會有什麼區別，社會主義了還可以這樣？誰訂的？罰誰？”“經濟、救濟糧、副業、食堂、罰款都到哪去了？有沒有公佈？”“罰款有一半歸公，一半歸私”，“發展黨員，貧下中農的子弟無門可入黨團，又是什麼人可入呢？搞宗派、宗族、培養勢力，企圖永遠掌握印把子。”“瞞產私分”。幹部“偷棗泥，值8元，要罰，不然拉牛”。 （3月21日工作筆記）

“前一段現在看來，中心不明確，抓不准，無人協助，又抓不緊，這一段，不知怎麼追上去才好。” （3月21日日記）

到了三月底四月初，群眾終於發動起來，母親張佩華也記錄了一些群眾的發言：“隊長、會計送棉花，路費每天一元。慶喜為修公路，同樣路程，只給5元路費。”“出肥，一般社員要問出多少擔給幾分，隊長、會計出肥時就不說分，自己暗定分了。”“隊長脾氣不好，有人說是態度，態度是什麼？是思想。為什麼，因為對有些人耍態度，對有些人就不。對什麼人不？”“隊長罵三玉，你提意見吧，我貪污了，你提吧。”（3月29日工作筆記）

（圖一：母親的兩本四清工作筆記。）

“停了一段沒有寫日記，損失很大。由於地震，住窩棚，條件差了，便抓不緊了。工作上日益被動，不順心，可又是另一個鍛煉。”“要我去談個別發動的經驗”，“真好笑，剛開始工作，就叫人總結，又不討論，又不研究，如何一揮而蹴呢？實際上是交差。”“他們似乎在給我‘化妝’，東拼西湊，要搞一篇”，“我真無興趣，只有他們的主觀要求，不能由我自己組織發言。”（4月6日日記）

“我要非常有意識地看著貧下中農如何改變精神面貌，擺正當家作主的樣子來。”（4月7日日記）

分團劉團長講話提及存在的一些問題：“1.運動的發展很不平衡，大隊與大隊之間，小隊之間懸殊很大。有的隊摸了很多情況，有的隊什麼情況沒有。a.可能是客觀實際，沒問題。b.也可能由於工作不對頭，摸不到，果如此，群眾長期寄託希望於我，而我們沒做好，就不好了。我們的標準是：把客觀存在的問題搞出來。2.工作中有急、趕、粗現象，如貧協的成立，‘一粗出百愁’。3.工作隊要求不嚴，不商量，不研究，不團結，不尊重。”（4月14日工作筆記）

“任務能不能完成，誰也不敢談這個問題。”“我有這樣的預感——不知一個什麼樣的下場！”“老丁說我對8隊存在的問題分析的不具體，後來我問老侯，他看8隊有什麼問題，他說：該做的做了，該講的講了，就這樣做吧！天啊！我該怎麼辦？”“老沈叫把小隊長丟開，老侯先說不必，這是15號的事，16號上午，他變了，也不商量，就和群眾宣佈丟開他，叫我去通知只要他管好山藥坑。不分析，主意不定，又管又不管，這可是個難事！”（4月16日日記）

“今天成立了大隊貧協。誰擔任主席，這事搞了好幾天，適合的孟俊德推年老多病，不肯擔任，誰也說服不了他。結果今天改這個，明天又改那個。弄成了個大難題，結果，由老丁把他說服了。這說明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老丁能說服他？有些人從這裡還得不到啟發，也真奇怪。今天，我也受了個教訓；我給張召娥準備的講稿，她沒用，她說，只能去說三五句。我不理解，認為不夠說明問題，教了半天。現在我明白了，對農民，就只能那樣，‘只能在她現有的基礎上，提高一點’，一點也不能多。事實證明她就那麼得體地說了三五句，這是我不理解群眾，也不相信群眾。”（4月17日日記）

4月25日至28日整訓四天，母親沒有寫日記，但是有工作筆記。四清分團領導、地委領導除了傳達中央指示、地委指示，就是大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以23條為武器”，還有清政治、清經濟等部署等。這些都沒有西太子井大隊三位領導——侯（工作隊隊長）、丁（達明、副指導員）、張（先遣隊隊長）的發言吸引。看了丁的發言，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是意料之中。感到意外，是他大作檢討，而且坦率說出一些實際問題；感到是意料之中，是因為完全沒有脫離母親之前那些筆記的“鋪墊”（指出的問題），走到這一步，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

下面是丁的發言摘要：“前一段侯、丁、張負責。未當好侯助手。1.主動找侯談問題少；在會議上與侯談少；懶動腦筋，出主意少。後來看侯工作困難，自己未幫好忙。積極想辦法、幫領導不夠。一是有依賴思想。一是工作責任心不強。某些問題上做過努力，但千方百計不夠。”

這一段是丁說自己有“三少”，沒有做好侯的助手，沒有千方百計幫忙。

“2.本身任務。工作隊建設，理解。a主席著作學習和b活思想，未好好抓，未盡到責任，未檢查督促。曾想開講用會，到最近要選積極分子才開了。也就是說，這一段，未完成自己任務。知道同志們工作有困難，找我就談，未主動找，特別未組織生活會，開展批評自我批評。為什麼未抓，可以說是怕困難，好像很困難，很麻煩。思想問題也類似，還怕影響團結，還是‘我’字當頭，未把任務擺在前面。也說明沒有主動性，只想到自己是第2隊的人，說是大隊的負責人，思想掛不上鉤，不像一個領導人，總之是不對的。只有三同，第2隊工作做了一些，發動群眾很有興趣。”

這一段是丁說自己沒抓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沒抓好活思想，沒主動幫助同志們解決工作中的問題，主要是“怕”。不過“三同”還是做了些工作，對發動群眾很有興趣。

“3. 精神狀態。新兵老兵的概念，到這裡建立起來了。因這裡講的特別厲害，無數次的，老侯也幾次談過，文化部來的什麼都不懂，概念更牢固了。因此，更謙虛些，多聽些，少說些。想著，老兵也是一種力量？耙地保墒都不懂怎麼搞四清。也想過，不懂這個是否就不能搞四清？23條上說過，懂政策，走群眾路線是否更重要？聽多了膽怯。總之，這裡非常強調這一點，對不對，我不管，新兵就該學習，請教。”

這一段與其說是檢討，不如說是道出一個事實，還有怨氣——宗派問題，具體來說就是“新兵老兵”的概念，母親他們屬於文化部來人，被斥“什麼都不懂”，導致他們畏首畏尾。丁在發言中嘲笑自己“可憐可笑”。

“大隊的做法對不對？不對，是顯著的。大隊工作沒人抓，建議過，因這是關鍵，大隊工作該在第1位，否則不是正確的，不管現在和今後，但未堅持，未鬥爭，雖和侯劉說過。為什麼，無絕對把握……不能只有自以為是一面，沒有自以為非的一面。就是這種種思想，工作未做好，對不起同志們，幫助不夠（老兵幫不上，新兵和自己一樣，幫什麼？）這種精神狀態，叫做什麼？不革命，革命性不夠，鬥爭性、責任心不強，怕困難？！有時也苦悶，使不上勁，有時，開會了，勁上來，說了幾句，老侯又說幾句，會開完了，大家又糊塗了。”

這一段暴露了四清幹部中北京來的幹部和地方幹部之間的矛盾，丁曾經對大隊工作提建議，但沒堅持，因為沒把握自己對不對。丁和侯意見相左，一前一後發言之後，下面的同志無所適從，不知道該聽誰的。看到這裡也很同情丁，這場運動，試問誰又能有把握呢？

“使不上勁，考慮是新兵，又怕影響團結。來時，組織上交待，一定要搞好團結，否則，回去不好交待。也有同志有意見，說關心文化部同志，不關心臨西。有人專造我謠，說我講23條有創造性，老百姓都躺下來了，我就嚇他們起來，嚇得一身汗，他們背。死教條，對臨西同志不關懷，發動群眾發動不起來，貧協會員只發動了一家三口——段姓的人。我向劉團長反應，有意見正式向組織上反映，又去西牛峪宣傳文化部同志都怕我，不敢和我接近。我向團政委正式說，今後正式向組織反映，有意見可檢查批評。”丁覺得“很窩囊”。

這一段反映的問題更明顯，北京來人和地方幹部的矛盾似乎由來已久，在北京、沒下來之前已經被千叮萬囑，否則回去不好交待。一旦出了問題，就有人無中生有，背後亂說。以致丁要在會議上正式向領導提出造謠問題。

老劉（分團長？）和副政委的發言也很有意思。

老劉：“1.覺得老丁有水準，但口頭老兵、新兵，不必要。2.文化部其他同志，帶著2個任務，幹勁很大。3.大隊被動，小隊還不至於……明明有分工，卻誰也見事論事，不負責任，老丁，水準高，不該老兵新兵，沒有主動，幹勁不大。我認為主席思想舉的不高，西太問題，主要在大隊。責任，主席思想不高，23條舉得不明朗。弄一天是一天，等後方來人。把文化部同志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是關鍵問題。”

這一段批評丁不該把“老兵新兵”掛在嘴邊上，一邊表揚他水準高，一邊又說他消極怠工，還不如小隊的同志們，沒有毛澤東思想掛帥。

副政委：“1.新兵和老兵問題，各有特長，老兵有其優點，有經驗，也有不足之處。四清是逐漸發展提高的，高標準，路正……老戰場的框框不一定能用，老兵帶老框框就不好。該照指示辦，如仍按老戰場，也有帶新兵任務。從新兵來說，幹勁大，特別在三同方面，聯繫群眾，不足之處是坐機關，不熟悉農村，某些地方有為難情緒。老帶新，新學老，老不能自滿。2.以後對領導人不能背後亂講。3.其他同志們的意見，請大隊黨支部分析研究，將來有機會，再開會。大運中不會不死人，但如何接受教訓，按23條辦，不叫死人。”

這一段還算比較客觀，不要說文化部同志們是坐機關的，不熟悉農村情況，就算是老侯，他也是剛剛從部隊轉業，沒有地方工作經驗啊。（4月27日工作筆記）

“（分團長報告）老戰場有新前進”，“千百萬工農兵掌握毛澤東思想的時代開始了”，“四清開始，就是整黨開始。從整黨入手，一定更要上好黨課。黨員要在黨內洗澡，黨支書先洗。”（4月28日工作筆記）

“整整十天未記日記，損失太大了。這十天，變化很大。老侯走了，去搞社直。分團長去邢臺開了五天會，回來後他們開了兩天會，跟著我們整訓四天，昨天才結束，這10天就過去了。開了一次毛著學習講用會，說是學得好的要上縣去，我、小張、小賈給選上了。其實，我沒有上縣講用會的興趣。我說8隊目前只我一人，走不開。老丁說，沒有你就不工作？我一想也對，沒有我，月亮還是有圓有缺，人一樣吃飯，女人還是生孩子。為什麼那樣化不開？！但是我還是沒興趣，可我又是一個黨員，不能不負責任，只好又把講稿修一修，抄了抄，乾乾淨淨的送給老丁。這一次有收穫，老丁說，老張，你說的是解決本隊的特殊矛盾，講著就沒有了。而且說的例子，都是四不清幹部，會使人誤會我們只是依靠他們。我一聽，果然不錯，老丁說我問題擺得多，都沒說透，這真是一針見血。我接受了，花了夜晚的睡眠時間，重新大改了一下。”（4月29日日記）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4邢臺四清

         母親張佩華的四清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當地幹部和群眾對四清或抵觸或顧慮，遲遲發動不起來；四清幹部力量相對薄弱，北京來的四清幹部和地方四清幹部之間有矛盾；母親時時感到困惑和焦慮，無所適從，舉步維艱。

在整理父親吳荻舟的四清日記時已涉及到四清目的、政策、23條內容和四清的種種做法，這裡不擬贅述，重點放在通過母親的四清日記和工作筆記（我會在日期後面注明是日記還是工作筆記）瞭解一些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

“上午9時到邢臺縣，住農幹校，文化部640餘人都集中在此。晚上9時才召開會議，宣佈重新改組，由解放軍、中央、老幹部及地方調幹組織，以地方為主。我公司丁達明為副指導員，幾個黨員都為副班長。散會後，丁召集大家，提出，地方說我們三多：衣服補得多，手錶多，眼鏡多。就是說我們假窮，收入多，知識份子。我們必須做到搞好團結，尊重地方，做好助手，軍事化，有組織，有紀律，吃苦，其中特別提出要尊重地方，一起工作。要求我們抓時間交待大家一定要自覺做到。”（1966年2月17日日記）

丁達明（時任中國電影發行公司副經理）帶隊到太子井公社西太子井大隊，共181戶，8個小隊。母親被分配在8隊，這個小隊20多戶，70多人，生產搞得很好。（2月27日日記）

“先遣隊張隊長介紹了這個村的特點：

1. 老區，老幹部（在母親的積極分子名單裡，有一位孟懷玉，是1937年參加遊擊隊、1938年入黨的退伍軍人，母親稱他為“勇敢分子”）。黨的政策群眾信，但是老幹部自負，自滿不在乎。過去的先進區，現在的落後區。
2. 交通不便，群眾出門少，養成閉塞、保守、固執和狹隘的短處，不容易接受新鮮事物。
3. 階級成分不純，錯劃成分很多，很混亂。
4. 幹部有問題，並且對工作隊不在乎，愛理不理。
5. 偽村長、三青團、道會門暗中活動，情況還不詳。
6. 石山，缺少水源，地少，山禿。
7. 通過這兩天觀察，貧下中農的生活雖苦，但不缺糧，他們以白薯（本地叫山藥）為主食，吃小米、玉米，生活過得不錯。
8. 群眾對工作隊歡迎，但是有顧慮，不敢說。
9. 幹部對生產抓得很緊。”（2月28日工作筆記）

在網上苦苦搜索一番，得知該地區現在有些村已經廢了，有些村變成農業試驗場，多種經營。也開發了旅遊業等第三產業。

8隊大姓是“孟”，有16家，其餘3家姓呂，一家姓李。母親住在貧協主任孟慶元家，左邊鄰居是大隊長家。那天中午他們在呂武緒家午飯。呂武緒，又名五緒，33歲，妻子是左權人，29歲。有個10歲的兒子，讀一年級。母親寫道：“五緒修路，中午不回家吃飯，一天10個工分，問五緒妻房子是土改分的還是自己的，她說不知道，自己是外來人，不便問。小隊長呂景斌是本家，比他們輩分高。”晚飯時，五緒也回來了。“看來他的妻子對他暗示了，叫他不要多講。他說他聽說過四清工作隊，但不表示態度。”副大隊長孟廷桂來了，談起階級成分，“兩人都說成分很亂，五緒說，有人說他是新富農，廷貴說，咱吃過苦，要過飯，不是貧農是啥。我問，成分不是土改時劃的嗎？他就不說了。”（3月2日日記）

3月4日上午在地裡勞動，她和貧協代表孟慶喜談了幾句：“我問，你看昨晚談的怎樣？他說：好！又沉思地說：大家不敢說，日子還長，你們也不會就走，慢慢說吧。”幾天來開會，幹部不講話，貧下中農也不講話，幹部是因為抵觸，貧下中農是在觀望，有顧慮。母親“針對著以上情況，對他們宣傳了黨的政策，23條，談了形勢，特別著重和舊社會對比生活，使他們憶苦思甜，又針對8隊‘生產不賴’的思想，以先進例子來對比，他們的生產、生活都沒有到頂，來啟發他們的階級覺悟。” “我從他們的反應上（很活躍）看得出他們對道理已明白了，但不敢講。”“我想，這不是偶然的，我的隊進度慢，心裡很急，但我沒表露出來。”

這天工作隊侯隊長到達（後面有一篇工作筆記提及，丁達明說“侯崗小是好同志，只是工作方法與思想方法問題。”估計是指侯隊長，他是轉業軍人，沒有地方工作經驗），下午便開了大會。母親日記寫道：“關於調查，我當然已知道了，但是行得不好，到現在關係還打不開……個別訪問的時間沒有；思考、整理材料的時間沒有；寫日記的時間也沒有了。”（3月4日日記）

“本晚各組討論題：

1. 你對當前的形勢是怎樣認識的？
2. 為什麼要搞四清？四清是清什麼？四清的標準是什麼？
3. 你在這次運動中抱什麼態度。

老侯講話之後老劉補充：

1. 形勢好，是在全國政治團結，政、經、文、軍全面好的情況下，還有階級鬥爭。
2. 會議重要進行煽動、鼓動，以鼓舞群眾情緒，殺幹部威風、
3. 多注意其思想變化，今天的會針對性差一點，會中要注意貧下中農、幹部等的反應，以便下次會中針對解決。

煽動力小，蓋子揭得不深，群眾情緒不沸騰。

才開展了十來天，3月11日就要將以下各項寫成文字材料交上去：

1. 各生產隊對主席著作的學習時怎樣組織的，採取的是什麼方法？
2. 你怎樣將生產和運動結合的，通過學習毛著和貫徹政策出現了哪些好人好事？舉例說明。
3. 發動群眾採取了哪幾種方法，你認為哪幾種方法效果比較大？
4. 你隊有多少四清範圍內外的幹部？
5. 發現培養了幾名積極分子？其表現如何？可依靠的有幾名？
6. 幹部分類排隊情況如何？初步收到的意見有多少條？其中經濟、政治、作風各多少？
7. 階級鬥爭的表現有哪幾種？
8. 你隊有幾戶苦大仇深的？有幾戶五保？需要幫助解決什麼問題？（3月6日工作筆記）

1966年3月8日凌晨5點29分，邢臺地區發生6.8級強烈地震，隨後21天還發生了5次6級以上的餘震，8064人死亡，受傷38451人，倒塌房屋508萬餘間。我還記得周恩來總理曾三次前往邢臺慰問，記得母親說過住窩棚的情況，震後大雪漫天。和她同住窩棚的年輕女孩，多年後和母親還有信函來往。可是在母親日記裡，直到3月17日，才寫了一句：“家裡盼望著我的信，掛著地震的事。”顯示那段日子他們工作多麼緊張。

（圖一：邢臺發生地震，震中隆堯鎮與母親四清所在的臨西鎮直線距離大約100公里。母親說，住在臨時窩棚裡很冷，半夜凍醒，胯骨和大腿都凍疼了。）

在她的工作筆記裡記載著十幾戶人家的房子裂了，或者一面牆壁鼓出來了。奇怪的是當天縣委電話會議記錄裡，談到進村16天有成績，也談到問題，就是一句也沒有提及地震情況：“老同志有麻痹思想，自滿情緒，新同志有畏難情緒”，要求重視自身建設。另外就是講到“生產是整個工作的中心”，說“邢臺2害，旱、洪，拖住邢臺不能發展”，“荒山禿嶺”，亂砍亂伐，是“自殺之路”。希望能夠植樹造林，修梯田，修水利。（3月8日工作筆記）

直到3月24日左右（因為她把日期又劃掉了，不肯定確切日期），工作筆記才記了“傳達，關於地震”：“地委通知：省委來電，據中科院預測分析：我地區地震將可能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弱到強，據‘新賀’測報：從22號以來，發生1000餘次，今晨1點多，發生5級以上地震，據預測，在邢寧灣以南，可能有較大的地震發生。望你們即將上述情況傳達到公社書記、工作隊、大隊党支書記，向機關、廠、礦群眾貫徹。兩個可能：一是可能發生，一是不可能發生，要準備萬一，做好工作，保證不傷亡人口。1.不要怕，驚慌失措，造成人心惶惶，影響工作和生產。2.要提高警惕，反對麻痹，防備萬一。3.要有措施。a. 把以上分析的可能向一般幹部和群眾講，要長期準備。b.號召組織群眾，因陋就簡，包括機關、團體、學校，搭些窩棚，特別注意幫助老弱五保戶，在外工作幹部、民工家屬，有困難戶。工作、學習、生產照常進行，以保證不傷亡人口（為准）。1.以隊為單位開會，貫徹以上傳達精神。2.各戶可將糧食、重要物品搬出，老少幾天不進村，在外做飯。3.今天不知明天，吃一點下去的思想要去掉。4.牲口安排問題。5.房子問題，該拆的拆。6.群眾思想問題，怕偷盜，預防壞人。7.棚子四防不夠——防雨、風、火、震，不許吸煙。8.生產照舊。”（3月24日工作筆記）

3月26日又傳達了李副總理[1]的講話：“我奉毛主席、黨中央、國務院指示來看望，你們受了自然災害，毛主席、黨中央很關心你們，相信你們一定會把自然災害鬥過去。有黨中央、華北局、河北省委、最重要的有全國人民支援、你們更重要的是靠你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你們有勞力，加上國家支援，很快就可以把自然災害鬥過去。有些人問，地還震不震，我們還搞不清楚，不好說。科學家們也搞不清楚。只要大家保持鎮定，提高警惕，就能鬥到一條——不死人。我們要把情緒鼓起來，積極搞好生產。因此希望你們在黨中央、毛主席、華北局、河北省委領導下，學習解放軍的精神，自力更生，把災荒克服過去。”

陪同李副總理視察的有地委的劉子厚。地委指示：“要求各縣把李副總理的講話在9點前和群眾見面，向群眾宣讀，組織群眾討論，通過討論變成力量，以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搞好當前生產、救災。”

地委關於大力搞好生產、蓋簡易房子的緊急通知：由於地震時間不定，生產季節已到來，地委研究，在當前要集中絕大部分力量搞好生產，同時搞好簡易房子。對現在簡易房子，凡不能過雨季的，一律加以整修，在搞簡易房子時，要多搞半棚半陽式”，“棚的標準不僅要達到四防的要求，而且能頂到9月份。”“永久性的房子，不是不搞，而是為了搞得更好。以上要做到家喻戶曉。”（3月26日工作筆記）

（圖二：根據網上查到的回憶資料，邢臺地震，解放軍出動救災，這是新中國的第一次。）

雖然從3月8日地震發生到3月24日才看到母親有關中央、地委的指示的記錄，但是期間母親的工作是一天也沒有停止的。

“（地方幹部和北京來的幹部）雙方的合作存在一些問題”、“（某些人之間）關係開始緊張”，“幾個年輕人不夠謙虛，不夠艱苦，黨會上把關心他們思想的事交給了我，把婦女工作交給了我”。母親對交給她的工作十分重視，上午勞動後和記工員孟凡武談，中午和小隊會計孟慶珍談，下午開黨員會，晚上和婦女會副主席呂花堂談，回到住處又和五緒談。（3月9日日記）

和父親四清時一樣，母親他們也實行同勞動、同住，同吃。母親說，“在勞動方面，顯示著我還可以挖挖潛力，一天擔2、3擔水，半天勞動還是可以的”，“同住，我也從好房子搬出來了（但他們卻搬進去了）”，“每天還能堅持同吃（少吃、吃壞的）”。不過3月11日發生了“吃白饃”事件。那是在五緒家，母親說她開始時打不定主意（吃不吃），後來看見老沈吃，她也就吃了。而且那天只有這一樣主食，不吃就得挨餓。晚上開會，老沈卻把此事與五緒姐姐嫁女，他想請假去太原聯繫起來，說他這是要收買四清幹部。此事後來不斷被提起，母親寫道：“這件事按老丁分析，問題不在吃饃，而是他為什麼這個時候要求（去）邢臺。我沒向這方面聯繫，現在我也不大相信他是出去聯繫的。這件事等著看發展。”“這是教訓，這個經驗得吸收。”（3月11日日記）

母親每天除參加勞動，就是開各種會，宣傳23條，焦裕祿，四清文件，聽大家談日佔時期、逃荒的苦處。她有很詳細的計劃，比如向誰要62年以來的生產、分配情況表，63年以來的國家救濟、獎勵、統銷物資情況表、婦女情況調查表；計劃開老人會，婦女代表會；還要摸清孟呂兩家的宗族關係；抗戰前後、土改前後、合作化前後的情況變化。可是這天她記下的一句調皮話，卻和她的意願很不協調：“老戰場，現階段，群眾煩，幹部難，工作隊員團團轉。”（3月13日工作筆記）

社員孟富家（有時寫成付加）反映，慶善祖（上）有功名，從富家記事時就做皮毛生意。解放前和父親在五台景（山西）串鄉買皮毛，賣給邢臺皮毛店。1945年秋本村解放，慶善父在村，慶善已結婚，帶妻回來，兩個人都不准是黨員。當時（他們）對群眾還不錯，如“崗樓”出山貨（瓜子、藥材），本村群眾活不下去，慶善教大家去買山貨進邢臺賣，賺點錢。如無本錢，他說一句話就行了。他和別人一樣趕個毛驢也買賣山貨。

解放後，（慶善領導幾戶貧農）組織了一個小型合作社（誰倡議的記不清了），做買賣，按勞批紅（富家認為幫幾家貧農翻了身），到公家成立合作社後解散。47年大擴軍，48年土改。土改前區委張知人吸收“景仁”入黨（當時她是婦救會主席，後當村長——上級委任）。在她做婦救會時孟理岩批評過她，當村長後，在土改中，以孟為地主成分之名，要整孟妻，孟理岩由縣裡陳政委陪同回家接受意見。走了以後，她便把孟妻打死（大家認為她是報私仇）。

土改前，孟慶善有14、5畝地，有五間房。土改分得房子10間，有沒有分地不清楚。當時（他）家有人口十來口，慶善夫婦、父母、三個孩子，弟善豐二人。

慶善較後入黨，調到區聯社工作，後調管理區工作，管理區併入公社，被選為公社正書記。後退休（因跌傷）。回大隊當副支書。

他兩個兒子參軍，女婿在湖北是地委，“景仁”弟是團級幹部。

“小付喜”去參軍後，孟富勾引其妻成孕，生下一兒，當時“景仁”為村長，便將孩子賣去柏山得一車麥，私吞下去了。

58年成立大隊時，11隊全是慶善近親，偷糧事常有。（3月14日工作筆記）

上面“景仁”、“小付喜”等名字都帶有引號，也許因為母親僅知道發音，不確認是哪幾個漢字。如果“景仁”所作所為確有其事，想必母親會大為震驚。“公報私仇”，打死人，賣兒童，而且私吞所得，這哪裡是她心目中的黨的幹部？！而“偷糧事常有”，相信也顛覆了母親對貧下中農、生產隊幹部的認識。

[1] 1966年3月26日李先念副總理視察邢臺地震災區。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3陳總講話

         至此用12篇介紹了父親吳荻舟的四清經歷，朋友們讀了反應很熱烈。有在美國的學者正在研究四清運動，肯定資料的珍貴和及時；有發小直言：“從家史學歷史，好！”有老家在四川農村的朋友告訴我當時的情形：“四清時我已經14、5歲了，那時很天真無邪，但作為老百姓沒有多少感覺。幹活我是一把好手，不過那時主要時間在縣一中上學了，只有週末和寒暑假回家掙點工分。有稀飯吃，很少能吃上一頓乾飯和肉。”並評價我的父親“是個很善良、很有責任心的幹部，令人敬仰。”還有長期在體制內的朋友說：“他（指我父親）那時也陷入小人奸人包圍圈？我總以為那時是個別或少數，現在才成為圈”，還說：“老一代人，還有我們的大半生，思想是在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方針中沉浸的，喜怒哀樂都在其中。我是15歲在大山裡伐木幾個月沒有外部資訊人煙時，第一次向自己發問，所有這些思想情感都是我自己的嗎？”

朋友們的回饋令我很感慨。無論大家是學術研究需要還是理解和反思父輩的心路歷程，甚或有人說“現在誰還對這些事感興趣”，對我都是鼓勵。瞭解那段歷史，瞭解各種想法，幫助我理解了現在。

父親的四清結束（1965年5月）半年之後，母親張佩華也赴邢臺四清。她留下一本日記，始於1965年11月11日，止於1967年4月21日。其中包括65年年終總結、四清、以及回京開始文化大革命等內容，彌足珍貴。 她1966年2月17日到邢臺四清，6月29日回京，寫了50餘篇四清工作筆記和45篇四清日記。

去邢臺前夕，1966年2月4日她記錄了聽傳達陳總（陳毅）講話精神。父親向她傳授了自己的四清經驗，提醒她注意這場運動情況十分複雜，告訴她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做好群眾的發動工作（她在四清期間十分執著這兩點）；陳毅的講話則給了她宏觀的國際大背景，“搞好中國革命就是支援世界革命”，反修防修、搞好社教（四清運動），意義重大，不由得她不緊張。

下面就是她記錄的陳毅講話精神。

• 目前形勢特點

1．正經歷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腐朽力量瘋狂垂死掙扎，反動派在激烈分化。現為多事之

秋。左中右都在變化，將改組，各派力量都有大變化。

革命形勢好，廣大人民要革命，要深入，就是大好事。因為是發展，革命的運動變化，是個試金石。要革命一定流血，一定有反復，一定有失敗與成功。否則，太輕而易舉了。革命的發展，可以使一潭死水變活水，就怕是死水。解決矛盾的辦法，就要鬥爭。

形勢大好，是從戰略上說的，從戰術上說，就得重視，爭奪中有反復。

舊的秩序不破，新的秩序不能建立。

怕鬥爭，否認鬥爭，就不是唯物主義的。

有的地方，出現逆流，右派佔優勢。但逆流一過，大風暴就來了，這是大革命的序幕展開。逆流也不奇怪，看不到逆流，會產生盲目樂觀。看到逆流，也不要驚慌失措。逆流永遠不會擋住主流（世界革命）。有人認為逆流就是低潮，有人覺得我們該和談了，進聯合國了，與美蘇軟一點了。這是懼美、恐蘇的表現，這是對當前形勢信心不足。主張妥協，不要三個高舉了。有人主張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不主張支援世界革命。

目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是北京，我們要有信心，面臨當前情況，我們要冷靜的觀察，細緻的分析，認真的做好調研，對形勢分析，不要單從數字看，如元旦至今，四個國家政變，兩個與我斷了關係，這是逆流。但反美大風暴正在風起。美、修日子不好過，我們的日子好的很。

戴高樂第二次當選後，反美調子也較高，做出高姿態，以免被美拖下水，一起死亡；英國有三個前途：獨立、成為美一州、離美，加入歐洲共同市場，聯法、西德（但也有不少困難）。日子不好過，工黨正鬥爭中。日本，由美武裝，美要佐藤派兵去南越參戰，日本不肯，但做東北亞盟主則有興趣，走狗也不是容易指揮的。並且，目前日人民已遠非20年前的日本人民與軍隊。西德也被武裝了，對隨美反蘇統一德國，搞核武器，與美一致，是親美的。表現受美控制，馴服。以上一連串看出，帝與帝之間矛盾尖銳，控制反控制，不是運用自如的。說明帝國主義統治階級之間矛盾尖銳，無法調和，矛盾並將發展，趨向進一步分裂。

當前他們的矛盾焦點是美侵越戰爭問題。美花了大力，也不能解決。美國務卿拉斯克到處奔走，認為我國是他們全球戰略的主要障礙，所以要對付我們，這是幾十年來沒有過的事，說明中國才是真正革命的，而蘇修成了起“革命消防隊”的作用。

世界人民是嚮往中國的，世界風暴在興起。美要把戰爭加在我頭上，各國統治之間有矛盾，美也沒放棄“解放”東歐，與蘇仍有矛盾。

當前形勢是波浪式的前進，此起彼伏。美日子不好過。他的僕從國家三類：

1.美日子好過，僕從國家服從，搞點美元。

2.美日子不好過，僕從國家到處活動，幫助美國。

3.美不行了，僕從國家就要跳出離開，離美反美。

所以我對當前形勢要看得准，看到主流，不要只看現象，即美與資本主義國家關係。有矛盾，無法解決。美與蘇修關係，這是研究形勢的重點。

 

二）對美帝分析

1.美帝在越南一定要失敗，目前搞和談，實為擴大戰爭做準備（準備大致半年）。和談陰謀。

a.到處挑撥中越關係.

b.搞和談陰謀，蘇修幫忙。

c.美對我包圍

我才要立足於打字上。

 

2.美國內革命，推翻現政府，或人民憤怒的火燒死統治階級。

毛主席說美人民開始反對本國政府，意義深遠。也是美歷史上的第1次。

六件事是美歷史上沒有過的。

a.幾個人自焚抗議

b.飛機上撒傳單，這不是一二個人幹的

c.停電

d.黑人鬥爭——發展到武裝鬥爭

e.大罷工、大罷課席捲全國，人多、持久、面廣是歷史上沒有過的

f.出國軍人罷戰，國內人民要兒子丈夫

第一次大戰570億橫財，第二次，1170億。

3. 美帝與其同盟者的矛盾，現在是“樹倒猢猻散”，面臨分裂。美共是修的，但真正革命者大有人在，說明美帝坐在火山上，有後顧之憂。

三）對蘇修的分析

1.土改不徹底

2.社會主義改造不徹底，沒抓政治，階級鬥爭。蘇當時用行政命令解決問題多，沒注意用解決思想的辦法。

3.出現帝國主義的顛覆，匈牙利事件在蘇出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四）印尼

統戰20年，現在唱雙簧。大革命的序幕展開了，階級鬥爭的蓋子揭開了，武裝鬥爭在開展中。由於印尼事件發生的較突然，20年的和平環境，對印尼黨和人民來說的確是大轉彎。說明和平時期的黨轉化要有一個過程，是艱苦的。我們應該相信他們會勝利的。

對中間派的認識：他們在革命初期能起作用，但反動派一壓，和困難時就會動搖，甚至投降。

五）中間地帶問題

如柬、馬、坦等，對我表示友好。馬里除不願自力更生土改外，外交上接近我。他們對我們好，我們要多做工作。但他們是資本主義國家，做工作要心中有數。我們不能降低自己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水準。

那些中間國家，如阿富汗等他們是不願把中國這塊王牌丟下的。

總之民族主義者對我是好的，就多做工作。不好的，就要耐心等待。我們搞統一戰線的目的是通過上層支援左派，團結廣大人民。

孤立是光榮的孤立，不怕，是多數。

全世界接受毛澤東思想也要有過程，阿爾巴尼亞學得好。任何地方，只要結合的好，威力無窮。

我們的兩手：

1. 打，一起來，我們都歡迎。
2. 準備光榮的孤立、印尼、古斷交，大家要有思想準備。敵人都來，關係都斷，剩我一家，仍

要革命——這16個字就是我的態度。

一定要高舉三個紅旗，不能減低反修水準。我是世界革命動力，對打擊美帝起帶頭作用。

要關心形勢，形勢就是政治。進行形勢教育就是最大的思想上、政治上的備戰。

因此說：66年是美更瘋狂的一年，

66年是中國大勝利的一年。

為大戰，備戰，備荒，為人民而努力。

66年是蘇威信大大下降的一年。

六）學習主席著作六理由

語錄中一段，列入四篇哲學中，P174

七）國內形勢問題

大學毛著

一定要活學活用，用主席思想找規律，一定能勝利。現在正在解決勞動人民掌握知識和哲學，這是空前的，是大變化。所以說人類已進入了歷史的新階段。人不學習就要遲鈍，不學習主席思想不能完成革命任務。

毛澤東思想是當代的馬列主義最高峰。

一些領導學不好，主要是工作與學習安排不好，只抓一頭，擠掉另一頭。被擠的又往往是學習。這些都是輕視學習政治的一種表現，壞的表現。領導不能只搞單項，要多搞幾項，也只有學習，忙，只能擠工作，不能擠學習。

學習主要擠、鑽，狠抓用。

社教。在農村要依靠貧下中農，團結95%農民（包括地富子女）。搞社教是挖封、修的根子，是重新教育人，是反修防修的根本辦法。蘇人民將爆發第二次革命。

社教與備戰。無債，工農業建設好，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鞏固。“藏糧於民”是重要的，有最大的戰略意義。解釋農民要保國保家，也是民強國富，打起來意義不同。

在民族主義國家中，是資產階級當政，我助過現又反對我，我也不吃虧。他們與我本來不是一個階級，只要他反帝，我就支持，對我不好，也是必然的。我們和他們，革命歸革命，外交歸外交，要有兩手準備。

以上就是陳毅的講話精神，反映了當年中共高層對國內外形勢的基本看法。通過層層傳達，把這種看法灌輸到接收資訊和認識水準都有很大局限性的基層幹部，絕大多數人都深信不疑吧。

母親就曾寫過一篇四清日記：“62年以後沒有大的運動，我對過去的大運動未經歷過，也認識不足。這一次得好好抓緊機會，不但在這次運動中要能努力提高自己，有可能對過去的運動也聯繫起來，系統的認識我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運動中反應的階級鬥爭的情況。” “我要非常有意識地看著貧下中農如何改變精神面貌，擺正當家做主的樣子來。”

（在網上能找到的最接近母親當時場景的圖片。《邢臺縣誌》雲：太子井村，“世傳趙襄子為太子時，獵於此，掘井得水。” 趙襄子是晉國正卿趙簡子的太子，封地在邢。太子井村民散居在河灘兩旁，“太子井”就在河灘的一塊平地處，一千多年來一直作為村中的水源。1963年上游發洪水，將水井淤沒。後來又把太子井清理出來，現在仍可見到青石井臺，條石井幫，水面深達十幾米。）

        看了母親的四清記錄，推翻我以前對邢臺“窮山惡水”的印象，比如母親在3月19日參觀的漿水公社永門大隊，有男女勞力200多個，41道溝，15個自然村，13個生產隊，300多畝耕地，可澆地200多畝，能保產的有60多畝。林業產栗子、核桃、柿子、橡子，副業有割荊條，藥材等。80%社員有存款。這裡也曾是抗日根據地，有過抗大分校，群眾覺悟高，1942年就組織起互助組，43年搞合作社，是邢臺第一個高級合作社[1]。

又比如母親四清所在的西太子井大隊，位於公社所在地（現在邢臺縣太子井鄉政府所在地），在當時來說物質條件也不錯。去合作社買煤油的時候，母親看到“物品齊全”，藕粉、瓶裝醬油，什麼都有。母親買了一雙布鞋，一個暖水瓶，母親對女同事說：“少跑少買為妙”，看到這裡，我不禁莞爾，果然女性對購物的熱情是不分年代的。

不過，我也記得母親對我們講過那裡有多閉塞，群眾對山外的事知之不多，“有位老人家甚至問：‘日本投降了沒有？’”

[1] 1943年搞合作社：我無法確認是不是母親的手誤，那麼早就組織起互助組和合作社是十分超前的。根據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的《當代中國經濟政策與實踐》，新中國成立到1952年是“互助組階段。合作社數量很少，1950年只有19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其中初級社18個，高級社1個。1951年底發展到130個，其中初級社129個，高級社1個。互助組實行以工換工、等價交換、集體勞動，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仍歸互助組成員私有，分散經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