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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自然村,坐落在山坡上,泥土的小路彎彎曲曲,和吳荻舟的老家福建龍岩大池秀東村有點類似。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1句容尾聲

一片小山崗上錯落一片泥土房,房前房後幾棵小樹。

吳荻舟在句容四清,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山村。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1句容尾聲

        父親吳荻舟在句容的四清工作進入“階級鬥爭”階段,評審“四類分子”。大隊鬥爭會定在4月28日,在那之前,必須把本隊的結論彙報上去得到批准才能在4月28日大會上宣佈。

父親所在的西隊有十一個地富四類分子。父親說:“我們必須爭分奪秒。”

根據父親的記載:“從材料看,有三幾個(四類分子)是可以摘帽子,但,分團規定,大隊只摘一二個。我覺得,這樣的規定,可能有點框框,和不符實際……還是按照實際,只要改造好的,就摘掉,否則,再戴上去,這樣才有政策。沒有重點,沒有區別,也就沒有政策,沒有教育的意義了。”

4月23日,第一次評審了三個人,給其中一個摘掉了帽子,“我們馬上兌現政策,讓她坐到社員一起。”

父親記錄了這位婦女的情況:“章守英,她本是貧農,嫁到地主家後,實際上還是像長工一樣,沒有過好生活。她說她有個弟弟,當時來投靠她,被地主當牛馬,她看不過去,姐弟二人抱頭哭在一起,她說:‘弟弟,姐姐在家無權無勢,保不了你,你還是離開這裡,幫什麼人,做什麼工,也要強些。’二人就這樣分手,至今也不知下落。她又說,高級社時,她和妯娌孔慶鳳(此人年齡不滿37歲,未評成分,為子女)說,我們不能入社,很難過。但,她們說,如能入社,一定全心全意搞生產。爭取機會,到公社化時,她們馬上興高采烈地參加,並保證把生產搞好。據群眾反映,她們確能做到。她還表示,沒有共產黨,一個寡婦是無法養大三個孩子。”

父親說:“最後大家一致同意她摘帽子。從這個評審大會看,群眾是十分公道的,對政策也掌握得好。評了三個地富不同的三個待遇,一點沒有錯,和我們的預計完全一致。”(4月23日)

父親在參加青年學習時對“地富子女”說:“對自己的父母,必須劃清思想界線、政治界線,但,不是割斷父母子女關係,而應採取積極的態度,幫助自己的父母,改造為新人。”

那天晚上吃完晚飯,又開會評審了三個,群眾情緒極高,要求“再搞一個”,結果到九點半結束。(4月24日)

4月25日有個小插曲,早上剛起來,外面傳來群眾的叫聲:“狼吃豬了!”父親走去看。這是中農陳發富家的遭遇,兩隻小豬(13、17斤)全給吃了。一隻被攔腰咬成兩截,吃剩一個頭和一個後部。另一隻被拖走了。事主說:聽到豬叫起來看,狼背著第二隻豬就跑。他一直追到西頭山崗上,豬不叫了,也就辨不出去向了。

父親寫道:“我們再看看狼的蹤跡,顯然是從東南進村的,到發高家豬欄打了一個轉,由於上面蓋了樹枝,下不了手,便西行到發貴家的豬欄,他的豬稍大,加上欄高,只在新砌的、泥還未收水的欄跺下留下一轉的足印,五指一個矩形的踵,有六七寸的周長,可見狼至少大過大狗的一倍多。”

父親說:“過去我只聽說狼來過村裡,也只聽說過狼的一些傳說,這次才真的看到狼行兇和危害的情況。”“昨晚我曾起來開門小便,未加留意此事。今後起來可要小心了!有了這一遭遇,農民決定所有豬欄的‘天開’都蓋上樹枝和橫木,吸收這個教訓,壞事變成好事。”(4月26日)

誰曾想第二天狼又來了!凌晨4點左右,村裡的狗大叫,戶主驚醒,父親也起來了。狗的叫聲一會兒從東向西,一會兒從西向東,可以想像那只大狼在村裡到處竄。父親想出去趕狼,戶主叫他不要出去:“它餓狠了也要傷人的”,“家家戶戶的豬欄都蓋上了,可以不必理它了。”

一片小山崗上錯落一片泥土房,房前房後幾棵小樹。

吳荻舟在句容四清,就是這樣的一個小山村。

(圖一:父親手繪大澗西與小芷崗間山崗所見大澗西隊。)

這天是最後一次評審,芷德華認為富農王國孝不老實交代罪行,打了他,引起會場大亂。晚上父親寫道:“以前每次活動,事前都有周密的佈置,事後有小結,可是自從有人說我領導方法不對,要我讓老張來抓,我是有點縮手縮腳,有些拘束了。這是不對的,我還是要多找老張,把意見提出來,現在工作已經到最後了,再拖下去,就無法把工作的品質做得更高了。”(4月27日)

29日上午開群眾大會,宣佈對四類分子的處理,分別有摘帽的,定為候補社員的,監督勞動的,還有管制勞動的。

下午,父親到隊部向隊委彙報對敵鬥爭的工作總結:

“本隊的四類分子老的老,病的病,女的多,死的也多,十幾二十多人,現剩下的還有十一個,還有兩個在牢裡。”群眾“覺得他們一般都守法,好管聽話,甚至比群眾好管。他們說,同吃同勞動,和社員沒有什麼不同!幹部更是認敵為友。”“這次孫子揭祖父母、兒子揭父母、老婆揭丈夫,地富之間、妯娌之間、親戚之間揭露的有9人次(6個人)。”

父親也談了教訓:1.放手發動群眾,工作組必須把檢查落實的工作跟上去;2.在對敵鬥爭前,必須把人民內部矛盾解決好,使廣大社員群眾團結在黨的政策上一致對外。由於工作安排太緊,隊部的要求沒照顧到我隊的特點(四類分子多),所以出現了評審會上打人和個別人喊散會的情況。事後檢查,有兩個群眾也跟著喊散會,他們說,“像芷德華這樣使村子裡雞犬不寧的壞人,不比地富分子好,憑什麼打人。”父親說:“這就在一瞬間人民內部的矛盾壓倒了敵我矛盾,所以出事了。”

據父親說,隊委和分團的同志都認為是如此。

晚上的社員大會上,一一過堂地富自己提出的改造計劃,同時宣佈建立監督制度,公佈監督小組成員,強調每個社員(包括地富子女)都有權監督,這樣就結束了對敵鬥爭。(5月2日)

下一階段是“建設階段”。根據父親的日記,所謂“建設階段”,包括決定新的領導班子,發動大家加入貧協(現在還是籌備組),還有整、建黨工作和黨員登記。父親說他“一分鐘也不能浪費”,五一勞動節也沒有休息。

西隊幹部和群眾選舉醞釀時一致說讓發興做正隊長,王正和做副隊長。可是大隊提出要發興去當大隊的貧協主任,父親說:“這就是活的工作。如何能做到既不會使隊委的要求落空,又不會使群眾覺得我們勉強他們接受呢?”“我信心是有的,群眾絕不會說我們有什麼偏愛,或其他什麼壞點子,因為我們這樣的打算,也是從他們的利益出發。大隊貧協主任需要老成持重,大公無私,在村裡固然有威望(一致要選他當隊長),在大隊也要有威望。這樣的安排只要群眾懂了,是可以實現我們的要求的。我們和群眾是沒有二心的。不過生產隊的群眾著眼是本小隊,一時沒有想到要送幹部給大隊。”

這天晚上貧協召開貧農大會,號召報名,當時就報了二十多人,全隊貧農45人,連籌備小組在內,已經有37人報名,占80%多。(5月4日)

5月5日,討論1.人選;2.如何發動群眾,充分發揮民主進行真正選舉的方法。

“群眾堅持發興做隊長,不願選發高做隊長。我1.強調大隊貧委的重要性,2.要一個老成持重、大公無私、任勞任怨的人做主任。”“慢慢引導大家認真思考起來,大家先大隊、後小隊的思想(一盤棋思想)出現了,問題也就近於解決了。”

他們會上會下加緊醞釀,工作組各人都包了幾戶分頭做工作。

從父親的日記來看,他們對農村民主選舉制度建設相當認真。

5月6日晚上,貧協選舉和成立大會順利舉行,選出了一個老少搭配的新班子,發興果然老成持重,他說:“我們不能老是這批人。”所以選了一些雖有缺點,但是有朝氣、有培養前途的人,還有婦女代表,當晚還有文娛表演,大家情緒高漲,會一散,新選的班子馬上開會討論生產等急於解決的問題。(5月6日)

繼貧協選舉之後,經過醞釀,西隊的隊長、副隊長、會計名單也有了,50%以上社員選王正和當隊長,發高成了副隊長。父親寫道:“群眾是現實的,王的生產能力是高,遠不是發高能比。怎麼辦呢?”“是否可以讓群眾來決定?根據分團的批示,(王正和的)組織處分改為嚴重警告,行政就不處分了,那為什麼不可以讓他仍然當隊長呢?”“根據情況,正和只要認識了錯誤,退賠也退的不錯,是可以再讓他當隊長的。我的顧慮是會不會又批我右。”(5月8日)

最後,父親讓群眾充分評比一下王正和和笪發高二人的優缺點,笪的缺點是老好人,怕得罪人,老婆有問題也不敢管,而且對自己認識不足,讓他“在群眾中燒一下”,他對王正和當隊長服氣了。

其他有的隊據說就比較複雜,群眾反映說:“你們要選誰就選誰,我是不選的,這是你們工作組選他”,或者說,“我想選的,工作組又不同意。”甚至有些人要離開貧協;大家都不去開選舉會,即使工作組把選票送到家,群眾也不願意填。群眾之間、工作組內四分五裂。

其他隊效果不如父親蹲點的西隊,不是父親運氣好,春節後,西隊積極分子中也出現過三派,後來父親抓住這些活情況,加強在積極分子中培養中心人才,有意識地幫助發高、發興、聖德和發貴這些人建立威信,培養他們的工作能力和思想覺悟,慢慢才形成群眾中的領袖。“我們還沒有醞釀幹部人選,他們就排好隊了。所以選舉很順利。”(5月13日)

各隊的工作組陸續離村,父親仍在抓緊時間和積極分子談心。“1.感謝;2.要他們提提我們工作上的意見;3.關心幾戶不會過日子的;4.勸其中幾位進一步改造自己;5.堅決走集體經濟的路,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去掉目前的窮苦。”

父親請會照相的小馬同志為工作組和全體社員照一張相,工作組全組也照一張,大家都很高興。可惜我沒有找到這些照片。

這一段的工作十分匆忙,有些工作被迫走過場,趕任務,父親曾提出,“來不及”,“還有十多項工作”。上級說,“搞完組織建設,其他工作可以不做了,這不就趕得上了嗎?”就是說,撂下就走,那是隨時也可以走呀!父親說,“這也是我最不滿的。但,凡吾他們都不說,我又說什麼?”

5月17日,是小結和開自我鑒定會,父親在日記中寫道:“我談了(自己)許多缺點,他們都不同意,最後我寫了5條優點和5條缺點。缺點中有一二條,他們說不是我的,是他們的。”

我為父親感到安慰,大多數人還是講道理的,也愛戴他。

5月19日,到西崗簽了六個人的鑒定後,父親就到各戶去辭行。“群眾又反映了一些生活上的困難,有約七八戶斷炊。重活不敢做,尤其是電灌站開溝,要抬二三百斤重的石頭,爬三四丈的溝壁,眼一花就有跌破頭、跌斷腿的可能。他們埋怨過去公社規定小麥割下來,要7月1日才能分配。他們要我向上提,能不能再借點糧。父親問過去在麥季到稻季(5-7月)之間借過糧嗎?他們一致說借過。”父親在日記裡寫道:“今年借得太多了,可能有,也可能沒有得再借了。同意瞭解一下。”

父親還提到:孩子們的來信中夾了給會計的信,我把它交給會計,會計很高興,說“一定給小輝回信”,小輝就是我啊,我一點也不記得有這件事呢,這一定是父親的主意。

一幅速寫,可以看見幾位農民在渠底挖泥,隱約可見酮體線條

圖二:吳荻舟在句容看到農民赤身裸體在渠底勞動

父親說,“看見有的人光著屁股幹活,聽說多時,今天才得以一見。”

老鄉們是為了節省吧,幹這種泥水活很費衣服。

一個自然村,坐落在山坡上,泥土的小路彎彎曲曲,和吳荻舟的老家福建龍岩大池秀東村有點類似。

換一個角度,從耕小背後山坡所見大澗子西隊

(圖三:父親手繪:大澗子西隊,耕小背後山坡所見。)

父親去隊部辭行,隊部的老包和周組長和他一起到田頭看了看他們的水利工程。他們都認為,雖然只是小工程,卻解決了長久以來的大問題,特別是農民覺得這次解決了一個難題。父親則總結了經驗,通過解決具體矛盾教育群眾,要有一盤棋思想,從大處著眼,遠處著眼。還要耐心等待群眾覺悟,要有經常性的工作。

晚上,父親和三位黨員臨別談心:“1.目前群眾中有些困難,我們要關心群眾的生活,據說七八家斷炊,是否可以提前把一部分麥子讓他們預支,按上年的做法,是麥收後還要十二三天才能分配,現在還要兩三天才麥收,豈不是還要餓半個月嗎?我建議麥收後儘早預分一部分給真正困難的群眾。發高說我不按死規定,三五天就可以分。我說,那就你們去研究一下。我們黨員要關心群眾的任何困難和痛苦,斷炊是不行的。你們要提早想出辦法,不要讓群眾先訴苦到你們這些負責幹部上,才來想辦法。要走前一步,這是一個重要的原則。2.要把困難留給自己。3.經常過組織生活。4.公字帶頭。最後還談了一些工作方法,民主作風,集體領導。”

十一點才散會,之後父親和小黃、小張通宵未睡,談到東,談到西,五個月來的共同工作,給他們留下了多麼深刻的印象。凌晨四點半,父親打行李拆床,打掃房子,捆稻草,五點半左右,房東奶奶送來雞蛋和糯米粉。父親寫道:“我偷偷留下,要小黃小張等我走後退還給發興同志。”

不過按照當地的習慣,他們吃了房東特意準備的團子,表示隆重。眾人把父親一行送到二里路外小東崗前的公路上。

七點開車,八點到了南京。父親給母親寫了信,告訴她5月25日晚上八九點到家,還給張勳南和發興分別寫了信。(5月20日)

在南京修整的5天期間,他們參觀了汽車廠、無線電廠、化纖廠、石頭城、梅園新村、天文臺,還參觀了南京長江大橋工程,父親說比武漢長江大橋又有了很大進步,有10公里的引橋。

此外還看了“斯大林格勒之戰”、日本話劇團的“郡上農民起義”、聽了評彈。

父親還到棲霞山參觀了棲霞古寺,他描寫道:“寺背山面月牙池,山刻千佛,名千佛山。寺左側有舍利石塔。寺中有鑒真和尚的乾漆造像,可見明朝已有乾漆技術,‘藏經樓’三個字是鄭板橋書,但是楷書,與鄭板橋其他字不同。樓右為唐僧玄奘的頂骨塔藏處。”

“往燕子磯參觀,路經六朝石刻古跡,是梁武帝七弟蕭秀墓。” 康熙、乾隆二帝下江南時,均在此停留,乾隆在此書有“燕子磯”碑。

“去了古雞鳴寺,寺的原址是六朝梁武帝時的一座古城,名台城。據說梁武帝餓死於此。明朱洪武時建市,誌公和尚(與濟公和尚同樣出名)被朱從靈穀寺遷來此。後被毀,清時又重修,現為尼寺。山后有胭脂井,不知出典。”

在回京的火車上,父親思前想後,有那麼多的文件,有那麼強的領導力量,層層執行者還是被批右了,父親再次回顧西隊工作:“對王正和的組織處理寬了一些,但是想一想,一個農村黨員,兩三年不交黨費,一兩年沒有過組織生活,他們對形勢沒有一點“數”,犯錯誤,主觀上固然要負很大責任,但領導的責任更大,處分從寬可以理解。其他也沒有什麼右的影響吧。”

這次四清令他“提高了警惕”。

“這就是我常說的,這些不大如人意的思想和現象,總有一天在我們努力工作後消滅的,這時候,是過渡的情況,思想要肯定它,才能消滅它。”

火車到站。“小輝差點接不到我,在地下道上遇到的。”我一個人去接父親?!1965年5月25日,我11歲零5個月零25天,沒走丟真是僥倖……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0政策反復

吳荻舟兩個紅色硬皮本,三個白皮筆記本,都是巴掌大。

吳荻舟記錄參加四清運動的三本日記,兩本工作筆記。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0 政策反復

        父親吳荻舟四清日記裡不時出現開溝過水問題上東西隊的矛盾。據他的記載,生產隊那個可蓄水十萬立方米的小水庫,在工作組協助下修好了水壩,但是還要解決過水問題。西隊的田在下游,水要從東隊過,歷史上,東隊常常是寧肯自家田地龜裂也不放水,不同意讓西隊開溝過水。

壩修好,引水溝開好,剩下收尾工程,因東隊不肯讓西隊挖一條輸水小溝,這就無法成龍配套,西隊早答應補2.4畝田給東隊,東隊一直不同意,左提一個方案,右提一個方案,提出的條件都是想佔便宜,增加別人困難,使人無法接受。

西隊個別人嘴碎,引致協商氣氛不利解決問題,還有人因為東隊的態度失去耐心。

父親檢討自己:“我去年年底太樂觀,太天真了,以為對兩隊都有利的事,又在四清運動中,所以以為滿可以解決南崗缺水問題,可是,(現在)好事變壞事,我十分擔心。” 他幾次與東隊工作組周組長建議,早點簽合同。

西隊的吳荻舟和東隊的吳凡吾——兩位老吳不單要做好自己隊的骨幹和群眾的工作,還都曾到對方的群眾中聽取意見,說服群眾。父親有一次到現場看完計劃交換的地塊後對吳凡吾說:“(東隊的方案)是不公平的,西隊群眾如果覺悟再高點更慷慨點,當然也可以解決,但這是要有高的共產主義風格,這是做不到的。”吳凡吾到西隊聽取意見之後也說“矛盾不在西隊。”“東隊窮是自己找的,(以前)割出去一些田,又自己放棄了一些田(20多畝,給了王樹崗隊),現在反悔莫及,為了解決目前不斷增加的人口,所以有點耍手段要東西了。”

他們甚至考慮過,如果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四清中解決不了,就只好把矛盾上交了。不過,在大壩修好三個多月的時候,終於有了進展。

根據父親日記記載,他曾和東隊貧協的王道進和朱玉發談話,他們都同意西隊補給他們2.4畝地,並在8分地上開一短溝給西隊過水,西隊接受這個方案,定於這天下午四點左右,東西隊開會協商決定開溝問題。西隊的人到齊了,東隊的貧協正副組長和隊委卻還是沒來,原來他們又有意見,到王道進家商量去了。西隊的發高等人等得不耐煩,發牢騷,父親說:“小事不忍亂大事,不是原則上的問題,就不要過分計較。再等一下,如他們不來,就是他們不對了。只要能解決問題,我們忍讓一下就更主動。”

吳凡吾問父親:“老吳,你不是說談好了嗎?同誰談的?!”

父親動了一下腦筋,隨吳凡吾一起去了王道進家。一進門,果然氣氛不對,於是父親直接對王道進說:“昨天你不是同意接受2.4畝地,你又提要在8分地開一短溝嗎?”王只好說:“那是我個人意見啊。”父親又轉向朱玉發:“我說老朱,我不是同你談過,你也同意下午決定如何安排勞力把未完的工程收清嗎?”朱說:“我是沒有意見的。”

吳凡吾見此,不失時機地說:”人家西隊的同志等了那麼久,你們既然同意了,還有什麼好拖的。群眾的意見要聽,但也要看是多數還是少數,還要看是什麼人,貧協要有正確的意見,不能做群眾的尾巴。”

兩隊終於簽了合同。4月24日,父親還到大壩水利工地參加勞動,東西隊都安排了勞動力上去。直到完工放水,父親終於松了一口氣。(4月12日-24日)

運動方面,4月10日,父親曾到鈐塘向張正彙報工作。張問,是不是“經濟退賠”從寬了?父親答,是這樣的,有些當年四清定退的,要反退了。比如大夥吃喝,私分,這些過去幹部是要退的,現在要反退了。

張正說:“去年處理過的,還處理嗎?”

父親說:“我們的思想和群眾間的距離大了,增加了許多工作量。”

張正表示同意。他又問起王正和的處理。父親說:“我們建議是撤職,並作留黨察看兩年的組織處理。”

張正說:“一定不會同意,我這裡的王兆祥那麼嚴重,分團還不同意,問我有沒有別的方法處理。”

父親寫道:“這說明了一個問題,一切‘寬大’了。”

當天晚上積極分子學習“經濟退賠”政策的時候,口徑就變成了這樣:“四清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搞臭資產階級思想,鞏固社會主義,不在乎幹部的退賠,退賠的目的也是在於使幹部吸取教訓,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

4月13日工作組開會,據反映,群眾覺得處理太鬆不過癮,大家評估後決定分頭做工作,和社員開全體會公佈方案之後,四清運動就可以結束了。

按照隊部的安排,大四清4月20日前結束,4月25日後進入對敵鬥爭,5月上旬組織建設,最後還有兩條路線、四個主義的教育和60條的學習。父親考慮要在農忙到來前多做一些工作。

可是父親日記卻寫著:“我十分擔心幾個會開不好,退賠政策這樣鬆,老張說XX公社一個幹部姦污了五個婦女,還有兩個沒弄清,公社黨組建議留黨察看,結果上級批示警告,並加了一個括弧:(監委意見)。我已經覺得我們和群眾之間的思想矛盾很大,要做許多工作呀。我擔心到連一點時間也不敢放鬆,思想工作做到田頭,塘底,牛房,自留地和廁所邊。”“小黃和小張等說我瘦了,並且三四個人議論我瘦的原因,說是為了XXX的無原則取鬧。的確如此,我擔心再來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熱湯淋頭。”(4月13日)

這位XXX,我就不寫她的名字了,如果她還健在,現在應該還不到80歲,可能還記得當年的事。我也不禁想像,如果一個人從四清前就學會了“寧‘左’勿右”,到了“文革”時期,又會如何表現呢?

這裡摘錄父親日記裡的幾則描述:

“下午組裡民主生活,自我檢查為主,後來由於XXX的檢討中提到組裡意見,對個別問題有分歧,老吳要她具體談談,最後發展到大家對她提意見。暴露出她的問題很大,亂猜疑,亂加帽子,亂造北京和地方的關係(的謠言)。說老張對她有歧視,四個宜興的同志形成一派,又說我拉了一批人對付她。說什麼不讓她做工作,說什麼鈐塘會後因為自己感到冤枉利用一些事例打擊她……一片胡說八道。老吳聽了很不以為然,批了她一輪,認為政治上幼稚,無原則,連起碼的組織紀律都不懂。”(4月11日)

“上午我去隊委開會,組裡由老張帶頭開學習會,張甲生主持。學習的是主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據張甲生說,今天會上XXX一言不發,看來思想上很不通。昨晚和小黃吵,鬧著要分開來睡,一早起來小黃打了熱水過去,她也不用,並像抄家一樣把床拆掉,亂七八糟把被褥稻草四處一丟,就出去了。群眾馬上有反應,說她們吵了……她可能感到自己過去那樣做,搬弄是非,無事生非,小廣播,東挑西撥,自己再也沒有人靠了。”(4月12日)

從父親零星記錄的大家的七嘴八舌裡我梳理出,這位XXX就是亂告狀打小報告的人,比如打小報告說父親給四不清幹部倒水,請他坐,是“右”;父親給大家解釋23條被她說成是搶著作報告,使人覺得自己是一個“隊委”。不過老張開會指出時,她又馬上說:“不是吳(荻舟)要解釋23條,是我們全組要求他解釋,因為上次學大家都不懂。”

還有一次晚上要給王正和核實,快開會了,XXX和另一名組員為了兩個回形針當著群眾吵起來,她從村頭住處跑到村尾開會處找父親評理。父親寫道:“唉,我真苦。近來群眾說我瘦了,這是真的。我自己也知道!我沒有辦法,離開會場,由村尾趕回村頭,把問題解決了。”如果父親不幫助解決,她就會鬧到上面,父親說:“我真有點不知所措。”(4月15日)

XXX還告狀說父親不分配工作給她,事實上常常是分給她的任務她也不去做,比如分工她負責青年學習小組,但是青年們開會時,她卻一直坐在房裡聽收音機,叫也不出來。(5月3日)

有個別領導偏聽偏信,根據她的小報告批判父親“右”,讓他兩個月前覺得被“沸水”淋頭,現在又擔心“再來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熱湯淋頭”。

就此,一次包振英問父親與個別領導之間的關係:“你是否過去與他們有什麼?”父親說沒有:“我是1962年才(從香港)回來的,又不與他們同組,既無工作上的關係,也沒有夙怨,我莫名其妙。除了為提高自己,而相信了XXX等的片面之詞之外,無法解釋。”父親在日記裡寫道:“這些是非,我姑妄聽之。”(4月22日)

根據父親後期的記載,幾位領導對XXX的問題是瞭解的,張明還對父親說過:“我和你的看法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分歧。”但就是無原則地遷就,還壓父親在她的個人鑒定裡只寫優點不寫缺點。父親說:“我實在沒有想到黨內還有這樣遷就的,只有個人關係,是非也不分。”(5月20日)

4月12日社員大會上王正和的核實定案第三次沒能通過,群眾覺得處罰太輕。會後,工作組分頭和積極分子談話,訓練他們怎麼發言怎麼開會,“簡直要把講話的內容一再告訴他們,用啟發的方法”。又和三個幹部談話,安排他們表態。

4月14日,再次開會。父親檢查人數,全隊百分之九十都來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將近100口子,父親高興:“幹部,三個都回頭了,群眾,百分之百都團結起來了,真是雙百呢”,“會開得不錯,我的心放下來。”

父親總結發言的時候主要是肯定了貧下中農及廣大社員,宣佈摘掉四不清幹部的帽子,歡迎他們歸隊,強調黨中央、毛主席的治病救人精神,要求幹部遵守諾言,希望他們能照自己的決心做下去,爭取早日參加貧協。

父親在日記裡寫道:“雖然我已盡可能做到,但是從會上的情況來看,還存在趕任務的痕跡,群眾工作沒有做透,有些群眾是聽不懂的。”

這天的日記結尾,父親寫道:“最近這半個多月,連想家的時間也沒有,夢也就沒有了。”(4月14日)

最終王正和的退賠方案是這樣的:“核實數是270元,減免後實退數只250元。不能再寬了。所以我們決定要他馬上先還100多元,餘下的秋收時退清,不讓他做二年的退賠計劃,即不讓他緩。這樣才能使他受到教訓,生活苦些,改造深刻些。而且只有這樣,才能使群眾的憤慨平服,也有利於教育群眾,有利於幹群間的團結。”(4月15日)

這天他們學習毛選《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父親寫道:“大家解釋不來,有的因文化低,有的對城市的各種階級不懂,結果要我從頭到尾講一遍。”父親把背景講了一下,並說,“學習的目的,就是要懂得在中國革命中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而肯定絕大多數是朋友,並最大限度地縮小革命的打擊面。”(4月16日)

上次他因為講解“23條”,被人說是“炫耀”,這次又解釋毛選……

社員大會已經為三個幹部摘掉“四不清”的帽子,但是群眾情緒有些反復。父親覺得群眾有些意見是一定要聽的,“否則群眾會離開我們”。

果然,4月17日晚上開積極分子和幹部的聯席會,有三個積極分子不願參加,由於幹部退賠鬆,群眾覺得“不過癮”。上面給的政策越搞越鬆,父親說:“連我自己都有些不滿”。

父親頭疼,9點半就睡下了。(4月17日)

4月18日是農曆3月17日,是附近幾個村子的廟會日,還演大戲。因為農忙推遲了一天,改為19日。據父親描寫,農民們十分重視這個日子,穿上節日的衣服,或換上乾淨衣服,傾村傾巷地從四村跑到小澗子來,戲臺搭在小澗子生產隊公房左側,對著一個慢慢高起來的山坡,自然形成一個很合規格的戲院座位池子,農民們自己帶來長短凳子,有的就在地上鋪上稻草,人數逾千。

父親雖然頭疼,但是為了找人談工作,來到會場。他寫道:“我回憶起了小時候家鄉的三仙會和打醮等廟會演戲的場面,那是比這個更熱鬧許多了。四村的親戚都來住上一二天,小攤子上什麼也有的賣,戲是日夜演。還有許多的草紮,擺飾。”不過父親補充道:“這些廟會是一場封建迷信的散播活動”,所以他看了一下,談完工作,就回駐地休息了。(4月19日)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9寧“左”勿右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9 “左”勿右

    從1964年10月21日離京,到1965年4月,父親吳荻舟在江蘇句容四清已經五個多月。四清運動到了“核實定案”階段,父親說,工作量大,複雜,要求細緻,政策性很高,“要筆筆過堂、人人過堂”確定性質,除了保證時間和數量,還要情節符合。做大量調研工作,耐心核對,和不要有畏難情緒。不僅是工作隊內部反復核對,分析,還要與本人核對,聽取他們的意見,要在積極分子中反復核對,最後工作組、群眾和四清物件三對頭,再報隊部批准,才能到全體社員中討論,取得最後的定案。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核實注意事項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核實注意事項

(圖一:核實定案注意事項。)

4月1日下午,父親到鈐塘參觀鬥爭右派分子趙文才。他做了比較詳細的記錄:

這是一個“隱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到過許多地方,也到廣東、貴州、昆明,還到過緬甸。做過西南運輸公司的汽車站長,文教館館長,新中國服務社的經理”。

“他在千方百計混進鈐塘後,在小學裡教書,一貫和黨和政府唱對臺戲,我們有什麼運動,他就搞一個破壞的活動”,“58-59(年)鈐塘上路一帶搞第一個大社,他就在60(年)左右搞起第一個鬧分社的破壞活動,他拉攏了所有的幹部,並有計劃地籍透支30元買了一張新床(他原已透支)挑起上路隊的不滿,掀起上路鈐塘間的矛盾,在群眾中挑撥,結果是雙方叫打,上路大隊的全體男社員,像南方的械鬥一樣沖到鈐塘搬東西,牽牛……鬧到縣委、公安局都解決不下來。62年蔣幫叫囂所謂反攻時,他在群眾幹部(中)製造了許多謠言,說8月中秋一定到了,又說主席已經同意蔣光頭當副主席……當過了8月中秋,群眾問他為什麼蔣幫不來,他說,我們把民兵安排在前沿上,蔣幫不忍,不打了。群眾信以為真。”

“(四清)運動未開始,他又在村裡造成對工作隊的包圍圈。經過三個月的工作,孤立了他,連他的家人也不靠近他了,他說,這次我真正孤立了,連家裡人也不理我了。”

父親記錄了鈐塘的做法:“訓練積極分子,由小到大,逐圈逐圈開鬥爭會,經過三四次才大隊鬥。每次訓練後,每個發言人進行單獨的幫助,替他們補充提高發言內容。開會的主席掌握全場發動發言,也有一套,先佈置幾個(七個)發言重心,把發言群眾分佈在適當的位置然後一個個重心提出來讓大家揭露。每個重心,都有五六人發言,而且每個重心都配合幾個口號。每個發言都有事實和思想批判,分析得很有條理。最後,主席還總結了幾句,並指出,還有人沒來得及發言,要大家到貧協來揭。最後由張正通知宣讀法院對趙的判決,由右派改判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受管制勞動三年。”

父親問在場兩位工作組組長忙不忙:“他們說,沒有什麼事做了。我說,不是有大量的群眾思想工作嗎?他們說,那做得了多少,運動總是要有底的。再有十八九天他們就離村了。據說他們要到蘇杭走一趟。”

看來,老“運動員”們不像父親那樣在意群眾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不過組織批判趙文才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

父親寫到:“我這天看到朱不像以前那樣對我熱情,王也不那麼有話說。這還不是由於上次的會的結果嗎?我是心裡明白的。”(4月1日)

“上次會”,應該是指1個月之前、集訓時父親被批“右傾”後,3月1日在父親所在西隊召開的會議。主持會議者明確說,別人不要自我檢查,這個會是針對吳荻舟的。不過父親說,大家沒有提出什麼意見。

領導根據不實小報告批評父親,是有人出於不服、嫉妒或者純粹是小人之心添油加醋向上告狀。我看到一個例子:父親和農村的青年們閒聊,談起飛機——父親見多識廣,自然有很多見聞是青年們喜歡的,青年們要求父親天天和他們聊天。於是就有人告狀,說父親向青年們“炫耀自己”,要讓人家知道他是“大幹部”,不甘屈就小組長。看到這些,我也只能陪父親苦笑了。

4月2日,到隊部聽完傳達後父親和吳凡吾一起回村,到吳凡吾負責的東隊村口站下來,兩人談了10分鐘。吳凡吾說:“不是我告你的狀,你不要追誰告狀。”父親說:“我不管誰告狀,我也不去追。我只是說,不能偏聽偏信,照這樣下去,將來我的這次下來工作要來一個什麼樣的被鑒定呢?還不是一塌糊塗嗎?我的工作,是不是什麼都沒有做呢?是不是全組的人都要離開我呢?是不是完全錯了呢?我向黨的事業負責,工作我盡力做好它,但,這樣,我是多做多‘錯’,的確有點受不了。”

雖說感覺委屈,父親絲毫沒有懈怠。那天他兩次和吳凡吾討論東西兩隊在開溝過水這件事上的分歧怎麼解決,這件事已經從去年底拖到現在。

期間父親一再強調:“應站得高點,看哪個解決方法最合理,就應促成,不是完全旁觀”,“我們工作組,應有一個底。一個統一的看法。”他還說:“問題就在於遷就群眾的本位的、落後的思想,不去領導群眾從兩隊一盤棋的思想出發,不能只想到自己的好處。從也要讓別人過得去的態度出發考慮問題,什麼困難也沒有了。”

晚上開會給會計芷聖余和副隊長笪發珠“過堂”,到十點才完。父親在日記裡感慨:“真是一天無休無止地工作、會議呀!”(4月2日)

4月6日,王正和過堂也通過了。積極分子們認為,與其將來工作隊走了這些人起來翻案、埋怨,不如趁現在搞清楚,他們聽父親講解“雙十條”和“23條”有關政策,隨即把它們應用到實際中,管這叫“對照一下政策”。(4月6日)

過堂通過還不算完,還要一級一級核實定案。西隊開會定案的時候,“有人提出偏激意見,誰也不好說話。”父親也有顧慮:“如果按照目前分團的從寬精神,她可能去反映我右了。按照鈐塘的經濟處理意見,又怕隊部通不過。昨天王楚良同志到我們這裡來,在小澗子相遇,談了一下,他說張正已放棄再管我們幾個隊的工作了。”“張說‘幾個隊的大勢已去。’唉,我夾在中間,怎麼辦呢?最後我想了一個辦法,我冒著大雨,到住家去拿到分團轉發來的經濟處理的一些具體政策(草案、試行)交給張蘭英,然後一條條對照著解決,我則適當地參照鈐塘的意見發表我的意見,爭取適當的、更合乎‘23條’‘經濟退賠,不能馬虎,但要合情合理’的精神。”(4月7日)

我第一次看到“寧‘左’勿右”的說法出現在父親的日記裡。事情是這樣的。

4月8日,父親重新看了一下核實定案,覺得其中有兩三條寬了一些,和性質有些問題。他對照了一下政策,和老張等人商量,問他們意見如何,老張同意父親的意見。這時父親說了一句:“寧‘左’勿右”,老張會心地笑了一下。父親寫道,老張在上次黨小組會上反映,張英蘭告訴他,她處理問題是“寧左勿右”。張英蘭是北京一位中專醫科生,她又是從哪裡傳染上“寧左勿右”呢?

不過根據我已經整理的父親從四清到文革時期的遺文,他並沒有真的實踐“寧左勿右”,所以我相信,在這裡他說這句話,有點無奈,也是調侃一些人的做法。

有一件事讓我看到父親如何堅持實事求是,而不是“寧左勿右”。

“老張和青年同志……不大願意糾正過去在當年四清時的一些已經錯了的問題。比如會計錯記了帳目,把5.5元記成55元。當年四清要他退賠了49.5元,後來會計承認記錯的責任,但說我沒有拿這錢。我要張甲生核對了庫存和結存是否對頭,張說對,只差1元多,而且這1元多是會計和七八個群眾洗澡用了,沒有收齊。這不就說明會計沒有貪污49.5元嗎?去年雖(讓他)退了,現在不是應該反退嗎?”“但,老張要小黃在這次核實中和幹部對口時不要一條條念給幹部,只籠統地問‘去年退了多少多少是嗎?’幹部說是,就算了。”

對這種糊弄群眾的做法,父親說:“這是不對的,23條不是說工作上‘有什麼問題糾正什麼問題’嗎?”儘管父親一再強調,其他人還是想簡單化。有的說“不願意走回頭路”,有的說“這樣一來油水不大了”。他們堅持籠統地念給三個幹部聽,三個幹部也自然是簡單地回答:“沒得問題,”“對!”“那還有什麼問題,退都退掉了。”

一頁四清工作日記:核實每一條

一頁四清工作日記:核實每一條

(圖二:1.“核實定案”時要弄清每條的情節:(1)丙要私取米,去找甲,甲說你去問乙,乙說甲同意我才同意,偷後,丙送了禮。這次揭出了,乙也拖住甲,甲說,我沒說同意,否則,丙送的禮為什麼乙全收,不分給甲呢?(2)播麥種餘下20斤,被盜,應查誰盜,數字,如弄不清,要查明最後放在哪裡,播者應負責。2.性質要定準:(1)喂魚苗的蛋白算多占,兩個算,一個可免。(2)如多占化肥就非退不可了(多吃多占從62年算起)。(3)私分、浪費、集體吃喝,幹部要負責,群眾不退,幹部要退;等等)

事已至此,父親會怎麼做?將錯就錯結束核實還是自找麻煩頂著反對意見糾錯?

父親自然選擇後者,他堅持要張甲生告訴他1964年的帳面結存和庫存現金是否平衡,最後張說平衡了,父親就說,那不就說明會計沒有貪污這49.5元嗎?退賠錯的,這次核實定案要“不猶豫地糾正過來”。父親自我檢討:當時他沒有參加具體工作,是“官僚主義”,出了錯,“這次我可不能”。他對大家說:“這一段工作是整個運動是否過得硬的一個關鍵階段,不但小結和檢驗前一段的工作,也考驗整個運動是否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不論是群眾揭發出來的,查帳查出來的,還是幹部自己交代的經濟和政治問題,都要經過反復調查和寫旁證筆錄。反復和本人、群眾核對,最後還要幹、群(積極分子)和工作組三結合進行三對口、三落實,經過隊委的批准,才能到全體社員中去和群眾見面,再核定一次,最後才定退賠計畫。”

“工作要細,不怕麻煩,要求真正做到一絲不苟,筆筆落實。”“我向全體反復談到這點。”

看來大家被他說服了,因為“晚上我們又找到三個幹部,我們再一次交代政策,而且把談話氣氛搞得很輕鬆,有說有笑,要他們有什麼說什麼,不要再有顧慮,與其我們走了覺得冤枉,怨言,翻案,而影響和社員的團結,不如在我們未離開前翻案。”

會上王正和說,運動開始他對把他們冷在一邊有意見,覺得自己很委屈,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直到在三級會議上,上級攤開來說,把他們冷在一旁是為了發動群眾,逐步摸清幹部情況後,才能做到三結合。至此他才不再反感了。

就此,父親在日記裡記下自己的思考:“剛進村時是有意識地把他們冷在一旁,引起他們反感和有顧慮也是正常的,必然的。是否能把這個矛盾解決呢?我看是要考慮的”。“過去我也和老包談過,包也有同感,政策還是要全面宣傳。這點到‘23’下來才真正解決。我從北京回到村裡,就覺得要補這一課,光靠擠壓不夠,把政策全面交下去,使幹部群眾都真正瞭解是必要做的,而且對逐步摸清幹部情況可能要快些,我們必須相信大多數幹部是好的,或者比較好的,幹部中多數是能接受改造的,可挽救的。我覺得,一面要放手發動群眾,支持群眾,使群眾逐步起來,形成一個革命的形勢,把幹部的問題揭出來,使我們能看清楚哪些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哪些幹部是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一面把政策向幹部、群眾全面交下去,使幹部自己看清楚自己,自己認為自己是好的,比較好的,就敢於接近我們,慢慢和群眾結合,問題多的,性質嚴重的也感到有前途,爭取早點交待,回到貧下中農的隊伍來,站到95%這邊來。我想這樣是比較完整的。先做群眾工作,把幹部冷在一邊,尤其長時期把全體幹部都冷在一邊,是錯誤的。總要把主席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使每個幹部和群眾都能掌握,感到我們來這裡不是和幹部過不去,是‘救人的’,不是只要群眾不要幹部的。這是不是更好的,更完整的做法呢?”(4月8日)

父親這天的日記格外長,他不厭其煩寫下細節,寫下自己的想法。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

一頁四清工作筆記: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

(圖三:包振英傳達江渭清的報告摘要:“不要將來有人告到中央去。” 在網路查到,“四清”中,國家主席劉少奇與時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的江渭清之間產生了嚴重的爭論。劉少奇在給江渭清的信中公開了兩人的分歧。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認真討論劉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各級機關單位大力反右傾。怪不得在父親的記錄中多次出現的江渭清講話往往帶有抱怨的語氣。)

我大段地引用了父親的日記,最終達到全部四清遺文的一半。我很想瞭解當年人們——四清的和被四清的、群眾的、父親以及他的上級和同事的真實想法,不少朋友和我有一樣的願望。一位朋友告訴我,他想知道父輩那時候的想法,但是已經沒有機會,他的父親沒有留下筆記,把秘密都帶走了。

 

對開兩頁,左,觀音廟東北望全村,右,眼鏡塘邊,都是吳荻舟的速寫。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8放包袱會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8放包袱會

四不清幹部“放包袱”,做法是在群眾大會上,由本人先交代,群眾補充揭露,本人答覆、說明,並自我批判,群眾批判。父親吳荻舟所在的西隊會計芷聖余、副隊長笪發珠、隊長王正和先後放下包袱,過程一波三折,值得一看。

為了做好幫助幹部“放包袱”,“洗手洗澡”,父親他們多次召集積極分子和貧籌一起開會或個別談話教育,反復宣講‘治病救人’方針、‘說服教育’政策。

3月21日的日記顯示,父親他們事前對這三名幹部都有基本的評估,比如他記錄了上午與會計芷聖余的談話,“實事求是地說,他沒有投機倒把等問題,他是由於懶、貪、饞。零支整算,虧空了,企圖彌補,就發展到報不應報的帳,和塗改發票單據,以致不分敵我去吃地富的東西(不多,只一二次)。但必須提高來檢查,挖掉根子。”

晚上的積極分子會整理出十多個問題:

對王正和:1.為什麼排斥和不關心貧下中農及廣大社員群眾,而對地富鬆?2.為什麼和富農王國洪勾結偷耕牛?3.為什麼與地主王玉元父子搞雙保險,是否有變天思想?4.為什麼搞投機倒把?5.為什麼要私改發票?6.為什麼和地富一起倒賣布票、搗亂國家計劃?7.為什麼要多吃多佔?

對芷聖餘:1.為什麼到地富家吃喝?2.為什麼塗改單據?3.為什麼不按制度公佈帳目和歷年錯賬超支挪用的貪污?4.為什麼假公濟私、偏幹部、欺群眾?其他還有官僚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思想,也搞了一點投機倒把。

對笪發珠:1.為什麼當民兵排長不管地富?2.為什麼替隊長包庇、替罪、欺騙上級?3.為什麼偷盜隊的黃豆等?包庇隊長(親戚、妻舅)。

會上積極分子也表示對23條有不全面的理解,他們說,由於只聽念了一遍,又沒文化,所以有誤解。(王正和則覺得23條並不鬆,反覺得現要群眾同意減、緩、免的沒有可能。芷聖餘就說反正沒有出路,說與不說都一樣,不如矢口不說。)

3月22日上午會計芷聖余放了包袱。開會時由“貧籌”組長宣佈會議目的,然後父親講了政策、要求和步驟,父親說:“會開得不錯”,“群眾已經能理解。”“群眾對說明的情節不滿意時,把抓到的當時情節說了出來,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迫使幹部低頭認錯。”父親尤其滿意“這次會上沒有對幹部粗喉嚨,更沒有怒駡”,與“當年四清”、即前一階段“小四請”比有進步。

群眾批評芷聖余:1,當困難時,他和另外三人(兩個幹部一個隊委)用隊的200斤糧換煙票,還拿去倒賣;2,到地富家吃吃喝喝;3,撕毀帳冊,塗改單據貪污;4,騙幹部,欺群眾,假公濟私,扯扯拉拉;5,不按制度,破壞按勞取酬的制度。

晚上輪到副隊長笪發珠放包袱。重點是批評他對地富放棄監管,包庇隊長犯錯誤。根據父親的日記,笪發珠的交代和他們掌握的材料也沒有太大出入,“隊長是他的妻弟,很多時候他跟著隊長走,貪污盜竊自己動手的少,但,有他的份的多,有些(如計劃糧200斤,會計拿去換煙票,他事先並不知道,但,結果芷聖余和他都有人送上門來)是不勞而獲的。”

“10點左右,群眾認為問題交代清了,對他進行思想批判,幫助了他,放下了包袱。”

3月23日,輪到生產隊最後一個“四不清”幹部、隊長王正和“放包袱”。

父親事前對他的分析是:他曾經交代了一些群眾不知道的事,比如自己有政治“雙保險” 的思想,盜賣鐵犁,改賣牛發票貪污等,雖然不排除他仍然有所保留,但基本上是清楚的。關鍵在於他“事先不知道、還是事先商量偷竊(耕牛)”,性質不同。

開會前他們繼續給王正和講政策,要他坦白誠懇地聽取群眾提出的問題,確實做了的,要承認,並提高思想來批評自己;沒有做,要儘量解釋,是別人做的,不要往自己身上背,那也不是實事求是,有什麼問題承認什麼問題。

王正和表示絕對沒有顧慮,絕不打擊報復。但是王正和碰了釘子。開會的時候他太緊張,講得丟三落四,而且群眾果然不信他事先不知道。23日沒讓他“放包袱”。

王正和“碰釘子”,其實等於父親也“碰釘子”。

父親24日的日記寫道:“25日下午大隊幹部放包袱前要結束生產隊的放包袱,要把生產隊工作由貧協手上交回隊長手裡,3月20日就要交”,這是“硬性規定”,父親他們向上級反映:“這樣影響群眾情緒”,上級說不管情緒不情緒都得交回去,於是父親“要求慢三五天,上級勉強同意了。”

時間就是這樣緊迫,還要面對個別群眾把個人恩怨私仇糾纏在一起,據說有人自己想當隊長,自然不想讓王正和過關,還有個別工作隊員也不同意解放王正和。父親連夜和五六個幹部群眾談話:“大家一致認為這樣大的問題都交代了,不能再懷疑了。只要不麻痹,繼續把細節弄清楚就是了。”

就這樣,一再做思想工作,達至共識,25日,除了保留“先知和後知”的細節要繼續摸清外,終於一致同意解放王正和。至此,“放包袱”這項工作算是結束。

這幾個月,在搞運動的同時,工作隊還協助村裡修水利,辦耕讀小學。

生產隊有一個小型水庫,可蓄水十萬立方米。因為沒有洩洪口,年年衝垮年年修,群眾要求修一個水壩,使一百多畝田旱澇保收,父親多次看現場,畫示意圖,決心幫助群眾把“窄盤子塘”變成“寶盤子塘”,“積極分子及隊委的有關幹部,在工作組的領導下,一致通過了這個計劃。並決定1965.1.11開工。兩隊都動手,兩周完成。”。(12月26日、29日、30日)

動工前,一些人提出一個不很實際的辦法,要改變引水渠的計劃。父親沒有馬上否定他們的想法,而是和他們一起到現場上上下下地看,說明如果改道,不但工程要加兩三倍,更大的不良效果是要淹掉好多田,而且不能代替水閘。經過父親現場說明,大家同意按原計劃動工。父親在日記中說:“今天是新年一月一日,真是一個好的紀念日。我們決定推動群眾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自我翻身。決心把這個水閘修好,解決多年沒解決,幹部不願解決,或無心解決(他們只想到個人生活好)的問題。”(1965年1月1日)

父親還約水利局來測量(1965年1月2日),水利局來人查看後說做閘要用二千多元,父親找來有經驗農民和他一起研究,改變方案,用百八元解決了。

對開兩頁,左,觀音廟東北望全村,右,眼鏡塘邊,都是吳荻舟的速寫。

右邊一幅速寫是吳荻舟手繪眼鏡塘邊

(圖一:父親手繪“眼鏡塘邊,4分田換8分,同意開二個溝”。後又增加到由西隊補給東隊2.4畝田。)

可是事情遠遠沒有解決。3月26日下午,父親和吳凡吾一起到大壩,父親日記寫到,老吳“要我說服東隊的積極分子們同意讓西隊開溝過水。這是多年東西隊矛盾的地方。”

原來,修水利只是解決了水源問題,現在還要解決過水問題。西隊的田在下游,水要從東隊過,東隊卻寧肯田地乾得龜裂也不車水。父親一到地頭,就陷入東隊積極分子的包圍圈。他們說,昨天說的放水方案對東隊不利,絕對不能同意。父親寫道:“我只原則地說了幾句,希望兩隊好好協商,大家都是一個隊分出來的,是兄弟隊,從兩個隊的利益出發,雙方站高點來解決,既然有困難,再談吧。”“我認為群眾的意見是要聽的,但群眾的意見要分析,同時我們還要對他的思想起領導作用,不能做他們的尾巴。”(3月26日)
他對由他去說服東隊積極分子有疑慮,還是決定從說服本隊積極分子入手。第二天,父親和王正和談了解決過水方針和應有態度,隨後他們和隊裡的四位貧下中農代表開會。父親苦口婆心:“對過去的爭吵,不要算帳。從兩隊的團結、合作、互利的原則來協商。同時,把眼睛看遠些,即使多補幾分田地也不要計較,反正幾分田的多少也不能喂飽100多口人,要看到水源之爭解決了,四十多畝崗田旱澇保收了,每畝多收50斤就大大超過幾分的產量。這也是提高覺悟、提高團結合作搞好集體的思想的具體做法呀!”然後他們一起去了現場。

東隊的代表也來到現場,父親冷靜地觀察他們之間的談判。西隊幾個人先讓東隊說,聽完後擺道理,並到田裡具體視察、說明。經過擺事實,講道理後,東隊的貧協正組長和現任隊長都同意了,但是副組長卻幾次走開,不願意談,又提出過去爭吵的往事。西隊的幾位馬上勸說:這些事別提了,現在搞運動,大家思想提高了,老賬別翻,翻就多啦。最後,算是勉強解決了。

不過回到隊裡,“祥寶說,別太樂觀,可能還要翻案的。”

果然第二天一早,貧籌組長就來說,開溝過水的協議果然吹了,東隊提出要自流灌溉四畝多才能換一條溝。西隊有群眾說,不給就算了,反正到時候和他們吵,總不能不讓過水。也有部分群眾提出願意補給東隊2.4畝,希望可以解決。

事情比父親想像的複雜,但他還是認為:如果群眾過分挑剔、刁難,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阻止有利兩隊間團結的做法,工作組應該站在更高的地位,說服他們接受。

只是,不知道他還有沒有足夠時間去做他認為應該做的所有事。

3月25日父親天未亮就起床,洗了臉就到牛房找發高(貧籌組長,又是校委)研究,想辦法解決耕讀小學的桌椅和其他問題,生產隊有20多個小孩子,一個叫二喜子的小朋友告訴父親,他已經和幾個小朋友約好要讀書,父親很是欣慰。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如小賴子、小兔子等等。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

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2

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2

(圖二:耕讀小學名單,可愛的孩子們。)

“只要把工作做深,把接觸面最大限度地擴大,情況是不會少的,隊裡的事是不會弄不清楚的。可惜我沒有更多的時間。”(3月26日)

父親為人一向低調,著重做實事。從下面這個例子可見一斑。有一名地方青年說,“我們這次和中央同志在一起工作,真光榮”,父親向他解釋:我們不是中央同志,只是北京來的同志。儘管有人看見過毛主席,每年國慶至少有幾十萬人都看到他老人家,但,不能說看到他的人都是和主席在一起工作的中央同志。請大家只說我們是北京來的同志。

對父親這樣的做法,有人說他是“向人擺資格”,“是自己誇耀,炫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正因為有這樣一些顛倒黑白的人事,我感覺父親工作起來比剛去的時候顧慮多了。

3月28日父親和一些群眾聊天,群眾和他說,許多人都覺得王正和還是一個最會搞生產的人,只要他改好了,還是可以讓他當隊長。父親問:隊裡這麼多人,有的年紀比他大,種田的年頭比他多,為什麼做不過他呢?他們說,他不像我們單打一,他是樣樣會,季節掌握得准,田畝熟,佈局有數,調度能力高,人服他。父親問,王正和這幾個月沒有領導生產,生產不是搞得很好嗎?他們說,那也是的,大家出主意嘛。不過往後,農忙,活兒複雜,怕不那麼靈。

群眾還說,他也沒犯什麼大錯。父親說,集體的牛都偷了,還能說錯誤不大?有兩個老人異口同聲說,這都是王國洪害的,不是王國洪,他不會搞這些事。

群眾這些話,對父親考慮給王正和做出什麼處分和工作安排很有幫助。能否稍微放寬處理?

可是父親顧慮:“這會不會右呢?(3月28日)

上級對結束整個運動的要求是:保證品質,抓緊時間,善始善終。從下面記的幾件雜事可以看到,雖有顧慮,以父親的性格,他不可能因為“怕右”放鬆該做的事,他花最大力氣、抓緊時間去做的,就是鼓勵群眾建立制度,學會處理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事。

工作隊檢查了五個生產隊的生產情況,父親所在西隊受到表揚。(3月29日)

大東崗為了預借糧吵得要死,小澗子也吵,還幾乎大打出手,父親所在西隊個別也有吵的,“但自從一再強調有事到貧籌理論後好多了”。

父親的日記記錄:“晚上社員大會,公佈生活、生產、耕小的一些決定,取得全體社員批准,這是四大民主的具體貫徹,如果今後成了一種嚴格貫徹的制度,農村的情況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耕小教師開會,定一些規定,算是合同,把工資、辦公費、書本費等的來源都說的清清楚楚”,父親說:“從這個合同看,農民的節約是可愛的”。

父親舉了另一個可愛的例子:社員大會上丁文才和祥寶吵起來了,文才不滿自己被定為二等工。後來大家說,是你自己報的,他也就沒話說了。散會後他跟著父親到家裡承認錯誤,說不服祥寶不講理,但是以後在會上絕不再吵了。父親說:這些農民兄弟的性格還真是直爽。(3月30日)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倒數第二行他叮囑自己“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5京城寒潮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四清運動

5 京城寒潮

1965年1月29日,父親吳荻舟一行再次來到南京,一萬多名四清幹部分乘火車回京過春節。父親抓緊半天時間逛了夫子廟、秦淮河以及周邊舊巷,歎息那些風流文士詩詞歌賦寫的秦淮河多麽使人嚮往,而現實中污泥滿河床,雖然經過整治修通長江水,仍然發出惡臭。他買了一盆羅漢竹,取義“竹莖中空,人要謙虛”,“謙虛使人進步……”

上火車後晃蕩了一夜,沒法寫字也沒有睡好,父親靜靜地回憶,30日到家後補記了離村前和積極分子以及幹部談話的情況。他給積極分子做工作,要大家按照《二十三條》所定:退賠不能馬馬虎虎,也要合情合理,問題不大,交代又好的幹部,經過群眾的同意,可以減、緩、免。他和隊長王正和談了三點:“1小四清你不好好交代,群眾揭發才被迫承認,大四清如不好好交代,企圖混是混不過去的。要考慮自己的前途,也要考慮全家的生活。2要對生產負起責任,最近你消極怠工,不安排生產勞動。3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四不清,嚴重喪失立場。只要改,只要交待,還是好的。黨和群眾會團結你。不要在四清幹部離村後對群眾打擊報復。”父親說:“他保證不會(打擊報復)。”(1月30日)

1月31日,父親上午探望朋友和聽李一氓做國際形勢報告,報告重點1赫魯曉夫和現在的蘇共領導同是修正主義,但,前者做法和口講一致,後者是假團結真破裂的,更使人的,我們還要發表文章來揭露,2東南亞,重點是亞非的獨立,只是有向左向迷亂右的自己基礎,因為他們取得獨立了,但,走什麼路,現在不能看死。我們支援是為了培養民族主義的進步力量。

中午父親在家休息,下午去外辦和大家見面,看電影,晚上回家吃飯後,又去晚會,他說“晚會開的無精打采,看來有點形式主義。”

臨睡前,母親對他談起“夏(文化部夏衍)是代表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1]”,父親寫道:這真是使人大吃一驚。他想像不出來,“這樣的分子高踞在文化部十多年,遺害性(危害性)該多大!”(1月31日)

2月1日,兩位在鈐塘搞四清的同事王、朱到家坐了半小時,他們對工作評價很高,可是父親寫道:“在句容時,我聽到打了12只大老虎,當時我以為每人至少千元、千斤糧以上,這次瞭解只有千斤左右的糧,折80-100元,這樣,作為大老虎來打,是否過了呢?又說大小鬥爭搞了4-50次,這也似乎緊張了一些。對照《二十三條》,這是不適當的。不全面、甚至有意的不馬上向幹部交代政策底,也是不適當的。是不是任何人都有只揀好的講呢?這是不對的,這樣做,對領導是欺騙,是要引導領導犯錯誤的。”

這天是年三十,但是父親先要去聽彭真的報告錄音,晚上又在“東來順”宴請《經濟導報》十六人,然後才回家吃家裡的年夜飯。他提到:“我特地買了酒”,“日子過得真快,我和瓊的戀愛記憶猶新”,現在有的孩子已經在談戀愛了。(2月1日)

父親瞭解到母親的單位中影公司也有一些事非,工作很重,母親感覺疲倦。晚上臨睡他還在和母親談心。他寫道:“我覺得她一片好心,就是急躁,對人的要求,主觀上認為出發點沒錯,不必講求方式,結果是落得一個‘不平等對人’的批評”。父親相信她是真心待人,沒有不平等待人的自覺思想,被誤會了。父親為她難受,也擔心她。

從父親的日記裡看到,他送二哥住院割扁桃腺,帶我和妹妹去逛街,說是“還”我們的願。

1965年北京西長安街,從西單向西看,可以看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1965年北京西長安街,從西單向西看,可以看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

(圖一:父母有一天從西單走路回家,就是這段西長安街。1965年,從東向西看,四座突出的高大建築從左向右分別是廣播大廈、工會大樓、京西賓館和路北的軍事博物館。依稀可見殘破的城牆。路北有順城街、北鬧市口、大沙果小沙果胡同等。從廣播大廈向南拐再走一站地就到我家。一路上所談話題十分沉重。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以往每逢過年,父親都會到各家拜年,但也有“繁文縟節”的煩惱。這年中央號召不搞“拜年”,加之政治氣氛壓抑,他本以為不會有人來了,結果先是住在同一個大院的諸華、鄧強和吳凡吾來了,然後邵良、樓適夷夫婦等先後都來了,於是父親也到各家跑了一圈。

關於各人談到的整風情況,父親寫道,他不敢相信,那些老幹部竟犯了這樣的大錯誤?聽說“有的是歷史地犯錯誤,反黨反主席的,有的是過不了社會主義關的。《二十三條》裡說‘重點整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南京學習時,還沒有真正懂,聽到這些,才真的懂了。”他還想起過去曾有同事引經據典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資本主義的復辟是必然的。父親當時不同意:這不是唯心論嗎?社會不是發展的而是迴圈的了?現在黨內卻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2月4日)

邵良伯伯來的時候和父親談到“檢查船舶設計上的資本主義思想”,他說他過去講過“設計90,製作10”,“這是錯誤的提法,是專家思想,抹殺了勞動人民的功績,把工程師、專家的作用估價高了。其實,設計到完成,是經過無數次失敗、修改、再創造的過程的。從歷史來看,科學上的任何成就都是由於無數代勞動人民對自然的改造和勞動的經驗的積累的結果,專家不過是繼承了前人的勞動成果,加以綜合、發揮、當然也有創造的部分。”況且他的設計,“絕對不可能一代就過關,又加上勞動者的實踐、再實踐,才完成的。”

隔幾天父母去回訪,邵對交通部工作安排有情緒,父親寫道:“內部矛盾真多。他的愛人也有情緒,沒有工作,可能對我沒給她介紹工作,有意見。其實,去年登記外語人才時,我確實代她登記了,沒有下文,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2月7日)

我很難評估回京期間接收到的資訊,對父親的思想以及後續的四清工作有什麼影響。不過父親自年少便接受了平等、自由、憲政的主張,啟蒙他的是鄧子恢這樣他欽佩愛戴的理想人物,加上他本性善良慈悲,關注底層人民疾苦,即使看到黨內分歧,感到震驚,切身體會到實現理想之難,我估計他仍會堅守與人為善和實事求是的一貫做法。正如2月9日這天他的日記所寫:“強調徹底革命,但,要從具體實際出發,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可歎以君子之心,難以想像人會複雜到什麼程度,政治鬥爭又會殘酷到什麼程度。

這天他們坐火車離京,在車上談了很多工作的問題。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倒數第二行他叮囑自己“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吳荻舟的一頁四清日記,他叮囑自己“千萬不要人云亦云”。

(圖二:父親囑咐自己不要人云亦云,多做調查研究。)

到了南京,有一天自由活動時間。部分人想去夫子廟但是不認識路,父親送他們去到那裡自己再返回,在駐地花一角錢買了一碗鴨血湯,他寫道:“真價廉物美。”

然後他和其他人到莫愁湖一遊。據他描述:“湖很大,顯然是解放後整理過的,設計得很不錯,開曠而不落俗,有古建築一座,小山連綿,遍植各種植物。湖中有小島,島上有亭榭,我們沒有去,有船租,湖的周圍還在綠化中,還有一二處興建亭榭。”父親還寫道:“本想去看看中央軍人監獄,據說已經炮毀,我在湖中小山遠望不見,原來,它在江東門,距莫愁湖尚有一站多路。”父親此次與他曾經坐牢近八年之久的中央軍人監獄擦身而過,下一次來到,已經是二十年後。

回程,父親和趙姓同事去了中央市場,“酒座小酌啤酒,兩碟小菜,一共才一元”。父親向他瞭解大東崗的四清情況,他寫:“看來也差不多,也沒有發現瞞產私分,大四清的材料也不多,積極分子才七八人。打過人,工作隊也粗暴過。估計四月中可完成離村。看來我隊並不落後於彼。”

晚上沒有活動,大家在臥室聊天,談到參加集訓,父親說感覺到一種偏激的情緒主張不參加集訓,認為江蘇省江渭清之前講話時對過去批評他右傾有意見,如果去參加集訓,不可能得到正確的中央精神,對今後的工作還可能起一些不好的作用。

父親說,他覺得可以“一分為二”。如果去,可以在一定範圍內起一點正面的作用。(2月10日)

回到小澗子,父親在大隊部聽到反映說,在他們離村期間,地方領導右傾,恢復了隊長的領導權,引起積極分子和貧下中農思想混亂。還有人傳會收回自留地,群眾放棄自留地管理,不除草,不下肥。

父親建議1.向群眾講清楚23條的精神,2.堅決宣佈不搞(收回)自留地,3.不讓幹部翹尾巴。

晚上開會,決定還是參加集訓,要抓生產。父親擔心:“積極分子中能抓生產的少,將來新的隊委怎樣安排。”(2月11日)

他們需要為當年“達到600斤以上的口糧而奮鬥。”(2月12日)

父親比較多考慮實際問題,恐怕這也是說他“右”的一個原因。

2月13日,“晴,暖轉涼,下午有風”,一天的工作十分繁忙:“上午東隊來談辦民校,下午和吳凡吾去鈐塘見了張正,“他同意我們去集訓”,也同意大四清的安排:大四清(包括退賠)的時間,對敵鬥爭,組織建設及總結,準備離村等,談了新的隊委名單,作為培養的目標。下午做積極分子工作,晚上做婦女工作後又參加積極分子的會議。11點半才休息。(2月13日)

2月15日,在雨中他們離村去集訓,父親記述:泥濘很深,難走極了。我的行李張勳南挑了,我提了一些。晚上六點多就睡了。

這位在父親的筆記裡反復出現的張勳南,對父親給與了極大支持和幫助,十分感謝啊。

第一本日記的最後一頁,有父親的“體會”,大概是為集訓所作準備吧:

  1. 政策必須交透(講雙十條)。
  2. 交待政策要與具體鬥爭結合,才能使群眾他們領會和掌握政策(公佈工分賬,講分配政策和六十條中關於公分的一些規定)。
  3. 支援群眾、提高群眾當家做主和帶他們一起工作。

通過鬥爭發動群眾是最有效的(三個戰役)。

  1. 四清(政、經、組、思)在運動中不能只講經濟上的四不清,要不斷把四不清幹部的四不清講透,這樣既教育了四不清幹部,打掉了四不清幹部的威風,也發動了群眾,提高了群眾的覺悟(公佈錢賬)。
  2. 工作的深入是逐步來的,要根據群眾的覺悟,不斷放手,減少代替,來檢驗群眾的覺悟。
  3. 工、錢、糧的公佈與群眾的覺悟(序不能倒)。
  4. 傳達檔要針對群眾反映,決定重點。

集訓動員時說學習重點擺在1.形式性質,2.標準,3.工作方法,4.幹部政策,5.建設,6.工作態度、思想方法。學習方針是暢所欲言,全面地、正確地、完整地學好23條。父親認為:“這些都是對的,但,我覺得問題在結合實際時,對今後工作怎樣要求,和是否肯定反右以後這段工作上的具體做法。”

下面是父親一些集訓記錄:

“動員後讀了‘23’和彭真在北京市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再一次讀了彭真的講話,檢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和工作。1.過去對幹部的形勢(認識)是籠統的,尤其在農機廠學習時,聽到很多關於幹部的消極情況後,進村是比較緊張的,因此,在一段時間,我們根本不敢接近幹部,不去理幹部,2.因此,在摸了一段時間,雖然看到一些幹部比較好,也不敢解放他們,更不敢依靠他們。”

“怕右的思想是比較突出。”

“分團佈置下一段的工作‘大隊活動為主,運動在大隊,細緻的思想工作在生產隊’。(我)認為這是可以考慮的,否則很難設想依靠多數幹部的問題。”(2月16日)

討論形勢和性質,“形勢大好與階級鬥爭嚴重並不矛盾。但,也不能不看到具體的社、隊的情況不同,所以什麼工作,都要摸清情況後,從具體的實際出發,有什麼矛盾,解決什麼矛盾。”(2月17日)

結合前一段工作討論工作方法,“我覺得,我在前一段工作上發動群眾上,基本上是符合客觀形勢的。但,在思想教育、即深入細緻的工作(對幹部和群眾)是不夠的。如果要改,就要補這方面的缺點。因此,我曾說過我們錯了,有了工作上的片面性。即多注意到組織發動,忽略了思想動員。”(2月18日)

[1]網路資料顯示,文化部整風從1963年開始,1965年元旦,副部長陳荒煤檢討:“電影已經形成一條完整地、系統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修正主義路線,頑強地對抗黨的文藝方針,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方向。”夏衍、齊燕銘和陳荒煤被免職,扣上“反動權威”、“反革命分子”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帽子。

一頁四清日記,最後兩行寫著:吳荻舟對社員說,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4由我負責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4 “由我負責”

1965年1月10日,張政傳達中央會議精神後,不知是誰向張政反映,父親吳荻舟對群眾講了六個鐘頭話(兩個晚上)。父親寫道:“(當時)被評為好經驗,今天又被評為要吸收的教訓。”“反映有出入,我也解釋了兩句。反正,大家提了,就作為教訓,提高注意,短點,再短點,集中突出問題,這無論如何是對的!”(1月10日)

父親還是秉持“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但其實他已看到分歧越來越明顯:“從包的傳達中,使我意味到,分團(或者是總團部)的意見,和張政同志傳達的及他自己設想的做法有分歧。張的精神,更接近中央的,是按照‘解放群眾,打大老虎’的方針。中央一再說,這是一次群眾革命運動。沒有群眾運動,就不可能有革命的勝利。中央說,不要依靠工作隊,要發動群眾,由群眾自己起來擔任自己的解放,自己來搞這個運動。”(1月12日)

和年輕人漫無邊際地聊天他也受到震動:“他們雖是積極分子,是目前貧下中農中較好的代表人物,可是他們落後得使你不敢相信。他們談虎色變地談了當地觀音廟許多爛泥菩薩‘靈’到出奇。這和我的老家在五四時的情況相似,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那是二十年代,現在是七十年代了(應是“六十年代”的筆誤),相差五十年呀!一是解放前三十年,一是解放後十五年呀!聊天中,還談了許多關於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問題。”“他們提出來要每晚都談談,我覺得這是階級覺悟的表現,要求進步,當然好,我同意了。最後他們暴露分配上的思想。”

紙質發黃粗糙,但是有彩色插頁。這是硬皮本四清筆記的一頁,記錄了一名社員的方方面面資料

硬皮本四清筆記第一頁,記錄了一名社員的方方面面

(圖一:硬皮本第一頁記錄了積極分子排隊第一名笪發高的優缺點,後面還有王國英、王玉才、丁文才、丁志英、陳發貴、芷德貴等。)

“我們估計,在目前群眾思想基礎下,必然會有以下問題產生:1為了擴大生產和再生產,提留數額與分配數額之間的矛盾,群眾一般地說是照顧到眼前多分的,2照顧困難戶的問題,尤其對有些有點小偷小摸,或不好好勞動,不好好安排生活引起困難的貧下中農,如不從階級路線階級友愛,以及不從改造和教育那些本身有缺點的貧下中農來看問題,思想是不易通的,3對四不清幹部的退賠問題,群眾有一種傾向,‘清洗退賠’的要求。這個要求有兩個思想基礎,一是對四不清幹部的憎恨,恨不得把他們的皮都剝下來,一是馬上分點果實要過年,也有不信任幹部的退賠計畫的,他們今天看不到將來新的正確的領導,看不到新的、運動後的情況,以‘現在的、隊內的不可信任’的現象來衡量將來。”

“在整個社會主義教育過程中,出現我們和群眾之間的思想距離,一些矛盾,是必然的,必要的,問題是如何不斷地說服他們,即是如何提高他們。”

基於這樣一種認識,面對只有28戶社員的西隊生產隊這只“小麻雀”,父親雖有八年坐牢,八年抗戰,和香港十四年統戰工作的經驗,卻是一點不敢怠慢,數不清他和群眾開了多少次會,和多少人談過多少次話,對四不清幹部做了多少細緻工作。

“一部分青年組員,看不到農民和城市工人之間的差別,因此,看到他們開會時的散漫,和人和事之間的關係糾纏在一起的那種不健康的必然存在的問題,有一兩位同志,對會場上的一些現象,有不耐煩,甚至有失望感,張英蘭甚至不耐煩到跑出會場,放下記錄,去給群眾抱小孩。我看到,當時也有點覺得她們這樣不對,但,一想,她們有的是團員,有的還是群眾,她們不懂政策,她們可能覺得我們讓四不清幹部申辯和算細帳,是對他們過寬了吧,其實,這是政策上明白規定的,三允許,三對口,三定,這是黨對問題的傳統態度,既不能寬放一個壞人,壞事,也不能錯定一個壞人,壞事。”(1月15日)

“他們和她們(年輕組員)已開始主動去解決問題,經過我們和他們研究和決定後,都能分頭去串聯醞釀,取得全隊群眾一致的意見,關於如何搞好生產方面,現在四不清幹部採取怠工態度,他們也主動摃(扛)起來了。”(1月16日)

外辦同事諸華來找父親,談丁志英與東隊的芷聖勇打架的事。父親聽後說:你瞭解的情況和我瞭解的不同。諸華“堅持了三次,打斷我的話”,父親最後說,我是當場看到的,你知道的是後一段,開始是芷先罵丁,丁去理論,芷摔了丁,才引起衝突的。諸華聽了自嘲:“主觀主義真害人”。父親告訴她,“先別急於處理,讓雙方冷靜一下,他們都是積極分子,不要在這個問題上吵,我們也不能這樣一件件來解決這些個打架、吵架的問題。”(1月17日)

父親還在幫助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困難戶”爭取多一些公益照顧糧的同時,要他們檢查自己,定出今後生活的計畫,爭取以後不要照顧。(1月18日)

“公佈分配方案”的帳目返工三次都沒有搞好,打亂了原有計劃,而且父親他們要去南京開六天會,於是他在積極分子擴大會上把準備好的詳細發言提綱談了一下,佈置再次核實帳目,延後一天公佈,在他們去南京期間總結一下入村以來的工作,他還說:“我對此一無經驗,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希望大家為了下一段工作暢所欲言。”(1月20日)

一頁四清日記,最後兩行寫著:吳荻舟對社員說,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

一頁四清日記,最後兩行:吳荻舟對社員說,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

(圖二:“由我負責”!多麼有擔當的父親啊。)

他這樣說,實在有難以預測的風險。通讀父親的四清日記至此,時間剛剛過半。只能說,太不容易。首先,黨內高層嚴重分歧,父親卻想“恰如其分”地搞好四清運動,我看到他的左右為難;二,他不是“老運動員”,恪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老運動員”已經難得有真心話;三,農民群眾有吵吵爭爭的普遍風氣,鬧情緒,鬧糾紛,都要幫助排解;四,北京來的幹部水準有高有低卻都自視很高,有的急躁,有的很“左”,有的還慣於放暗箭。就像父親說的:“各人都有許多毛病,真不是個別問題,而且毛病中,最普遍的是‘老毛病永遠不變’”(11月20日)。

再說父親一行從句容來到南京開會,下榻江蘇飯店。第二天,他們看到中央關於社教運動一些問題的討論紀要,似乎解答了很多疑問,又似乎增加了更多疑問。

父親回想自己參加四清是“抱著一面改造客觀,一面改造主觀世界,同時抱著搞實驗田的思想,不怕犯錯誤。也認為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這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如何進行階級鬥爭的問題。”“到了具體工作的生產隊,我的思想有這樣的矛盾,鬥爭的方法是粗點好還是細點好,是火辣好和嚴肅好,對幹部是冷好,不理好,還是挽救的,熱情的好,鬥經濟還是清思想好?這一進村就為這些在傷腦筋。尤其聽到張政同志關於入村做法的安排,一再強調來一個偏面性(片面性)後,更加混亂。我的做法,是和他的有些不同的。我對他的做法,認為是求速效的,我的是文火燉熟的。當他的方法,收到速效時,許多同志開始覺得要學了,我也開始考慮是不是右了。到了清工分的說理鬥爭會時,我開始考慮,還是不追趕,一方面按照隊部的佈置,進行宣傳攻勢(這是張政的方案),擴大群眾的政治思想教育,個別紮根串連,一面確定通過當年四清的三個公開帳目的說理鬥爭會,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形成階級隊伍。我們的預計是在當年四清結束時,初步出現有核心的階級隊伍,和孤立四不清的主要幹部。”“另外,我們一面發動群眾擠四不清幹部交代,一面採取嚴肅、積極、熱情的批評和幫四不清幹部交代,和提高他們的覺悟,但,這個工作,對四清的主動交代沒有起到‘預計’的效果,很多問題還是群眾揭出來的。但,有一點,幹部在對四清運動的認識上,不敢採取像有些地方的幹部一樣頑抗和破壞的態度。”“最後在糧賬公佈時,我全面地把主要幹部(隊長)的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資本主義的、腐朽骯髒的臭思想和行為,做到進一步的宣傳(在公佈錢賬時,為了鼓勵和壯大群眾揭露的膽子,在幹部出來交代時,向群眾宣佈過一次,這一次是他在場,當著他的面揭他的臭蓋子,說明他成分雖好,過去勞動也不錯,當了多年幹部,入了黨,但,在四類分子的拉和誘、及自己墮落變化的結果,已變成一個忘本的、變質的壞幹部)的醜、髒臉貌,畫了一個輪廓,結果是群眾男男女女都發言,揭露68條大小四清的問題。”“現在看來,速度也不慢。和《二十三條》對照,方法還是基本上對頭的,當然也有缺點。比方,我們較多的集體教育和活動,個別的細緻深入的工作較少,因此,群眾積極分子的階級覺悟的提高的品質就不夠高標準。而且,今天存在著的核心力量是不夠堅強的,正是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今天開始學習檔,在一部分同志(東城組,二三十人)的發言中,而且相當多數,似乎對上次反右傾時對過去江蘇四清運動的評價‘打了一場敗仗’,要翻案。他們的依據是中央文件(《二十三條》)肯定四大方面的大好形勢是由於四清運動(共三條,這是第一條)……來的。既肯定成熟,就不能說失敗。有趣,各取所需到這個程度。一點辯證法的觀點看問題都沒有。”“我與北京來的同志,暫時不發言,聽完他們的話再考慮怎樣說。”(1月21日)

在會議期間聽到、看到的各地情況,供父親做了橫向比較:“下午繼續討論方法,大家在結合本身工作時,談到許多違反政策的做法,張明組裡的查封經驗,打人,罵人,推人出場,以及小東崗上四不清幹部的當,把假鬥爭當做真鬥爭,還堅不承認錯誤,老吳錯把假積極分子,當積極分子,以及小澗子也有打人的粗暴做法,這些,引起我的警惕。在公佈糧賬時,小黃小張的不耐煩、不讓幹部申辯,也是一種粗暴,我當時就批評了。”“晚上總團部召開分團以上(會議),我和北京來的其他三位司局長幹部也參加。”“會上總團長歐陽省長,說中央決定公佈《二十三條》,並說,可能有人又要180°地轉彎了。有人說這一佈告將使幹部翹尾巴,擔心被動。我檢查了一下,雖然不是完全沒有缺點,但,不至要180°轉彎,不至有什麼被動。”(1月23日)

聽江渭清[1]報告:“我覺得報告中有一股氣在出。為什麼呢?說‘過去的工作是失敗了,中央哪裡提到呢?’‘失敗了,又為什麼說便於取得更大的勝利呢?既說更大的勝利,就是說過去也是勝利的。’我認為這是不錯的,但,要具體分析,應該是有個別的、或一個地區的工作是會有失敗和勝利的。也要承認,在失敗的地區的工作,也有正面的作用。比如退賠處理沒有搞,對壞幹部沒有換,正確的領導未建立的社、隊,在這方面是失敗的。相反夠六條標準的,就是勝利的。”

後來父親在發言時提了兩點感想:“1這次學習文件和聽了報告,雖然對照一下,在鎮江學習和反右後,到句容搞了一個多月的工作,由於認識上對形勢和性質有片面性,出了一些偏差,但,從總的說,情況還是好的,偏差只是個別社有,隊有,甚至是生產隊有,而且也只在個別的問題上有,因此不應再來一個大轉彎,回到原來的做法上去,2我們這個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裡如何進行階級鬥爭的問題,由於沒有(世界上)這樣的先例,過去強調還是在種試驗田,可以百花齊放,可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因此出現過桃源式,小站式,廣東型,貴州型……等等,有疾風驟雨式的,有精雕細刻的等等,但,經過62-64年這一段時間的摸索,中央已經從中總結出像這樣(《二十三條》)的經驗,我認為這是比較(至少在現階段來說是)完整的,最好的做法了,更符合客觀地估計了運動的成績,估計了各條戰線所出現的大好形勢,明確地指出了運動的性質,和指出了更正確的發動群眾的工作方法和隊幹部的認識和態度。”(1月24日)

總結對生產隊幹部的態度:“我在這方面的指導思想基本是明確的:好的幹部是大多數,社教工作是挽救幹部,不是打擊幹部。同時,我們的鬥爭目的是打掉幹部的資本主義思想和行為。因此,我在工作上沒有大轟大嗡,沒有把幹部對立起來鬥,更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他們‘劃邊’,只對三個主要幹部(實際只有兩個)要求高點,我和他們談話基本是嚴肅、積極、熱情的。沒有大聲罵過,更沒有打過,張要餓會計飯,我也及時阻止了。青年和積極分子對幹部說理、揭露時,要幹部站,我是在中途要他坐下來談,青年不滿讓他申訴,我是允許的,還在會後,講給青年工作人員聽。退賠時,積極分子過分要求連衣服什麼都要賣掉當掉來退,我告訴他們退是要退的,但,還是要讓他們活得下去,除一個豬讓他賣掉退賠外,沒有動他的浮財,允許他提退賠計畫,限制以後的預支,這樣只降低他的生活標準,沒有絕他的炊。這是右嗎?”

父親也檢查了一些缺點,比如他們開過三次全體社員會公佈帳目,會上鬥爭隊長,叫他交代,當他交代不徹底,“群眾起來壓他時,喉嚨粗了”,群眾有時不讓他申辯,但是四清幹部沒有當場阻止群眾過火的做法,以免給群眾潑冷水。在隊長主張分田時,還說他“這是反社會主義的做法,提高來說,這是要搞垮社會主義,搞垮公社,這是反革命行為,你是黨員,這是反黨的做法,性質是嚴重的,你要好好交代!”

根據父親的日記,那次張政傳達完中央工作會議對四清的意見後,說他要再來一個偏面性的做法,剪辮子。沒幾天,他就在鈐塘搞了一場打老虎的大鬥爭會,還吸收了大澗子大隊的幾個生產隊去聽,那些積極分子回來後就逼著父親照辦,要把張廟公社南崗大隊和鈐塘大隊的幹部調來鬥,他們組裡的青年也說要趕上去。父親說,慢慢來,沒有讓他們“趕”。(1月25日)

南京那幾天的會議越開越緊張,最後簡直覺得全部錯了,馬上要糾偏,認錯。有的地方情節還挺嚴重,“打人,綁人,吊人,一個多月死了幾十個人,還有一些餓飯,疲勞轟炸,變相禁閉,通宵不准回家。急如星火地要各隊派人回去糾偏。”(1月26日)

1月26日下午父親一行回村,晚上開了兩個會,一個是向群眾告別會——他們將回北京過春節,一個是傳達會議精神和《二十三條》。

硬皮本四清筆記的一頁,是生產隊長王正和的表態。紙質粗糙發黃,彩頁是無錫太湖風景。

硬皮本四清筆記的一頁,是生產隊長王正和的表態。

(圖三:另一本硬皮本第一頁記錄了隊長王正和1月27日晚的表態。還寫著一個問題:“為什麼說農民中以貧農下中農是最革命的,但,農民和工人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工人才是最先進革命?”這是父親在一次黨課學習時提出的問題[2],討論要丟掉哪些東西才能趕上無產階級?)

雖然處在疾風暴雨中,父親保持著良好心態。1月28日一早,向社員辭行後他走上山崗:“在小澗子背後的山崗上,剛出的太陽,浸在帶著濃重的雨雲的雲海,對面山崗上是一列茅屋和一堆灌木叢,太陽夾在中間,一幅非常美的畫,這時遠處有小雨霧,更覺得深厚和含蓄。”(1月28日)

[1] 江渭清:360百科稱,1956年起,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兼江蘇軍區第一政委,南京軍區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1959年任江蘇省政協主席。1961年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

[2]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中提及黨的階級成分:69%是農民,工人只佔14%。

在四清日記右邊一頁最後一行寫著:夢中見了瓊——那是張佩華曾用名。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2自我改造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2 自我改造

父親吳荻舟說,他不止一次研讀雙十條[1]等文件,“把社教的基本精神、政策界線、依靠力量、工作專案、方針和方法、步驟等從文件中抽出來,搞了一個簡明的備忘錄,説明自己記性不好的缺點。”(11月5日)

我猜這樣的研讀,也令他看到了兩個文件的矛盾。在這樣的風口浪尖上,他在四清中自我改造的目標和毫無心機的做法,頗令現在的我為當年的他捏一把汗。

他的“自我改造”不只是口頭上說說。

張X[2]出了一個題目讓大家討論:“檢查一下自己思想上有沒有右傾。”

父親寫道:“我檢查了,有。堅持原則不夠,就是右。工作上,遇著不對頭的意見,看不出,或看出了沒有堅決反對。”他說自己有時候覺得同事有些意見不對,但是想想也許是自己不對?就沒有提出來,又有時候覺得別人不對,但是結果人家是對的。(11月8日)

張X要求各人“通過總結談談自己的思想”,“我們來自北京,不要以為自己什麼都正確,就不左不右。”

父親“很感動”:“過去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錯的。而且錯了覺得自己的責任不大,比方電影工作搞左了,統戰工作搞左了,總認為左來自廣東的領導,不好好檢查自己,儘管後來檢討了自己,可是好久才在思想上平復下來,起初總覺得有點委屈。這次學習,我覺得不如人的地方很多,歷史包袱很重,知識份子的不求甚解,誇誇其談。從此,我決心去掉這個危害和妨礙我進步的、改造的障礙。”(11月10日)

這裡的電影工作、統戰工作應該是指在香港的時候。父親的歷史包袱是什麼?因坐牢失去組織聯繫長達18年。這算什麼過錯?他在獨立作戰的情況下成績斐然,但是在特別的時代和環境中這就變成他的思想包袱。我只能從他很偶爾地提及的一些往事揣度和體會他的處境和心境。比如上面11月10日他回顧在香港統戰工作搞左了,他認為左來自廣東的領導,在本連載第六章的《整風記錄》1-3中看到的例子證明他並沒有說錯,但是還要委曲求全;又比如有一次外辦一位同事來和他閒談,講到某位領導人品很壞。父親寫道:“他1959年對香港工作的批評言過其詞了,自抬身價壓害同志,把自己當做政策、方針的貫徹專家,是一點錯也不會有的。”不過父親又寫:“我並不因為這些就否認自己當時左的錯誤。現在這個同志是下去了。”(11月28日)

父親對王光美的印象是“政治敏感很強,善於觀察,對周圍大小問題都很關心和注意,並聯繫到問題上來,聽到謠傳工作隊20天就要離村,她就追查,看到會場上許多人離場小便,她引起疑問,直到弄清是群眾自動放哨,怕有人偷聽,出席會議的人,也逐個問姓名,發覺有不應參加的人參加,也追到‘原來縣委有這個指示’”,父親說自己:“我就是不大關心周圍的事,不夠敏感和警惕。”(11月12日)

工作還沒有真正展開,在培訓階段已呈現亂象。張X找大家談話:“地委會議遇到了困難,出現了頂牛情況。”父親寫:“我認為我們不正面捲進去,還是側面做文章好,張X似也同意,覺得內部矛盾也不是那麼容易解決。革命不容易,自我批評更不容易。”(11月12日)

父親多次寫下自己的缺點和這次改造要注意的各方面問題,公諸於眾,請同事、請地方的年輕借幹監督自己:

“1.堅持原則不夠,鬥爭性差些,為了克服這點,我首先是學透和記著中央的雙十條,弄明確所有政策界限,要踏踏實實地在群眾(中)聽取意見和摸清情形。政治敏感不夠。

2.不夠果斷,不夠勇於負責。

3.民主集中制的領導方法不夠強,不善於走群眾路線,主觀片面。”(11月11日)

他決心:“1平時多在政策方針…多談,取得思想上的一致,爭取共同語言多,認識接近;2多採取民主集中制去解決問題;3遇有分歧,時間上可以壓的壓一下,到群眾中去,或找一些貧下中農來談談他們的意見,然後再說;4最後仍有分歧就按照領導決定,多數投票決定,但我保留意見,但積極去做,失敗了各負主要責任,否則,由於保留而不積極照他們的意見去做,一面把問題向上反應,達到正確的解決。

總之,堅持原則,堅持中央的政策,不降低要求換取與錯誤和平共處。但在態度上、方法上一定要謙虛謹慎,擺道理,擺情況,走群眾路線。在中央的政策上團結。”(11月13日)。

11月17日晚上開會,父親表態:“長期在文化圈裡轉,一套知識份子的、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妨礙著自己接近實際,也影響著自己的進步。但有信心把這次的工作(做好),決心做笨事,首先有信心,做到真正的三同。”

張X給父親提了兩點:“1.知識份子的缺點,加上長期在地下工作,必然養成一種脫離實際的缺點,這次下去,不容你不走群眾路線,既然有一決心,並且看到了自己的缺點,相信是可能很快改變作風的。2.但,也不要求這一次就能全改掉,只要基本上改變面貌,就是這次的好收穫了。”

還有外辦的同事說父親發言多,問他“是否總以為比人強?”“是不是一種自滿?”父親寫道:“她的話中也有一種‘語不驚’的地方,也有牽強附會的地方”,不過,父親說:“這是小事,我也不去辯解了。”(11月17日)

在四清日記右邊一頁最後一行寫著:夢中見了瓊——那是張佩華曾用名。

在四清日記裡,吳荻舟寫著:夢中見了瓊。

(圖一:11月17日的日記,父親夢見了母親。)

“長期在地下工作”,怎麼就“必然養成一種脫離實際的缺點”? “發言多”怎麼就一定是“以為比人強”?就我所見,父親總是強調“調查研究”,“實事求是”,那就不是“脫離實際”;主動、真誠徵求幾乎每個人的意見,那就不是“以為比人強”。父親“決心做笨事”,這的確是我記憶中的他,不投機、不取巧、不抱怨、不斤斤計較。

父親記錄了地委的檢查:“關於頂不住的問題:1本身有右的思想根源。2沒有親自蹲點,沒有真正瞭解階級鬥爭的真情實況,所以在工作中摸到了一點真理,但,不夠鞏固,上面一壓(‘糾偏’一來)就放棄了。3還是只看上級,不看真理,少奇同志說應該瞭解‘官大真理少,還是向真理少的人學呢?還是向真理多的人(貧下中農和農村好幹部)學呢?’這是一語道破目下一些不親自下去蹲點的高級幹部和一些隻向上看不向下看的中級幹部的缺點。4患得患失,察言觀色已成為黨內的惡俗。5集體領導不夠,未在會上辨明是非,少數書記就做了‘上黨[3]錯誤’的決定。”(11月18日)

經過一個月的學習後,從11月22日起,北京來的幹部開始參加地方幹部的學習,名曰“揭蓋子”,也就是揭發批判縣委過去運動上的右傾。父親記載:“從發言中揭出的情況看,問題是嚴重的,許多人的發言接近於控訴,情緒很激動。這僅僅是由於不明階級鬥爭情況嗎?還是其他的問題呢?是什麼性質的錯誤呢?有人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主義的。總之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已決定到生產隊,搞一個生產隊,不負大隊的責任,這樣我可以好好滴捉摸一個工作,把工作做好和改掉我那些缺點。”(11月22日)

“小青年和地方幹部的發言很踴躍,朝氣勃勃,我參加了他們的學習三天,心情很高興,覺得過去機關的學習,大家總是動員、動員,發言還是十分拘謹,怕說錯話,將來挨批評。這是運動過火帶來的後遺症嗎?還是別的原因呢?我回國時間短,體會不到,總覺得黨的組織生活,不是那麼理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總打了許多折扣。這三天聽青年們的發言,想到什麼說什麼,沒有一點顧慮,十分可愛。地方幹部呢?他們搞過兩三次社教,失敗了,對右傾的領導有氣,這次反右,發言近於控訴,是有原因的。今天(他們)把桃源[4]的經驗和自己的教訓對照起來談,越說越激動。”“不過我認為,還是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一下,1這些幹部全盤否定了自己的工作,把自己批評得一無是處,這要引起不好的結果來,2沒有把右傾的根子挖出來,是不夠的,3聽到小站[5]的,又否定了桃源的,這樣就要迷失方向了,一樣是框框,4誰說了算,不交鋒,不澄清對是不對,因此,對青年是不好的。我想找大隊的負責同志談談這個問題。”(11月24日)

一頁吳荻舟四清日記提及劉少奇夫人王光美

吳荻舟在四清日記中提及劉少奇夫人王光美

(圖三:11月25日父親的發言:“有同志說王光美同志敢這樣做,是由於她是劉少奇同志的愛人,有權衝破雙十條中的一條規定,我提出不同意見,認為要堅持徹底革命,看問題對誰有利,如果是對貧下中農、對集體經濟,對革命有利,衝破框框,中央也是支持的。”)

地方上的幹部說北京來的幹部是“中央同志參加運動”,父親對他們說:“我們雖然住在北京,聽多些,可能有些長處,但,脫離實際,因此光是我們是缺一條腿,所以只有北京來的幹部和地方幹部和青年人聯結在一起,到農民群眾中去,結合實際,向貧下中農學習,三方面緊密起來,才能完成黨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11月27日)

11月30日父親聽了中央絕密文件:“毛主席說反修是長期的複雜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同志的估計,顯然是樂觀了一些。最初(赫下臺消息傳到的當天)我們是這樣分析的,認為是一個狗咬狗的宮廷政變,換湯不換藥”,“後來聽了X的報告,修正了那樣的看法,現在看來,說完全沒有變固然不對,但,X那樣樂觀,也不對。還只有繼續兩邊擠才能促使新的、好的變化啊!”(11月30日)

我查了1964年歷史大事記,線索是父親提到“赫下臺”,那是10月15日:“蘇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被解職,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當選。11月5日至13日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紀念活動,在赫魯曉夫下臺、勃列日涅夫上臺後,主動和勃列日涅夫等進行接觸,但蘇聯仍堅持大國沙文主義的立場,聲稱他們的對華政策同赫魯曉夫完全一樣,因而這次接觸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新華網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人民出版社)

至於父親所說樂觀、X是指什麼?無從查找。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還記載著,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陳正人關於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概念,他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會議主要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會上,毛澤東批評了關於“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明確“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另外,他還批評了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按:指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李富春和國家計劃委員會)。

可以看到父親逐漸瞭解到這次運動的困難,但在當時尚未瞭解最高決策層的分歧到了這麼嚴重的地步吧。

有個溫馨的小插曲:父親在句容期間,幾乎每個月都給家人寫信,每人都有。這天,父親在日記裡說,我給他回信了:“(她)對自己的缺點正視了,而且願意向妹妹學習,‘小的,只要是真理,就是老師’,對!”(11月14日)我有那樣寫嗎?再過40多天我才滿12歲啊?這些年我常常感到自己有些方面越來越像父親,不明白是怎麼來的?現在我知道了,父愛如春雨潤物,他在潛移默化中給予我很多很多。

[1] 雙十條:即《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和《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簡稱《後十條》)。中央黨校林小波的論文《四清運動研究》認為“《前十條》是整個“四清”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對整個運動的進程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前十條》在總的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左”的錯誤,但有些觀點和具體規定是正確的。《後十條》則是帶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義的檔”(其實還有《後十條》修訂版)。運動指導思想混亂顯示了黨內的分歧,無可避免造成幹部思想混亂,工作難度。

[2] 張X:父親筆記裡出現過“張政(正)”和“張明”,都是四清時的領導,不能確認這裡是哪一位。根據全部五本筆記看,張政出現比較多,似是直接領導。張明出現比較少,父親日記裡曾提及:“她在外辦是一個組長,在四清是我的領導。”

[3] 上黨:山西省上黨地區(今長治市)。我找不到資料,百科辭典介紹了1945年的“上黨戰役”之後就跳到了今日的“上黨旅遊”,一大段歷史是空白的。

[4] 桃源:指由王光美總結出來的四清經驗。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她帶工作隊在河北省撫甯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搞四清。中共中央1964年9月11日發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百度百科有詳細解釋和對王光美的採訪。

[5] 小站:指小站經驗。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肯定了天津小站地區把三個黨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團”,開展奪權鬥爭,“首先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後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的做法,認為“小站地區的敵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內部矛盾、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的”,反映了當前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特點。《指示》強調“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此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很多基層開展了“奪權鬥爭”。

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3內外有別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六章 初到北京

3 內外有別

    父親吳荻舟、母親張佩華在經受初到北京的各種洗禮,卻為孩子們撐起一片快樂成長的天空。

與在香港時相比,北京的童年生活新鮮刺激。上學放學排路隊,路上還有馬拉車,馬屁股後面都掛著糞兜子。中午,老師會挨家挨戶檢查學生有沒有睡午覺。下午,到院子裡的同班同學家一起做功課,然後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同齡孩子一起跳皮筯,捉迷藏,爬煙囪,追追跑跑,玩各種戶外遊戲。從香港帶回來的三輪車成為全院小孩子的玩具,大家排隊輪流騎。要不然就去學雷鋒(1963年毛澤東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做好事,扶老人過馬路、幫清潔工人推車上坡、幫小賣部卸菜等。有幾年小學各班都種蓖麻,可以榨油,有一陣子還興養蠶,到處找桑葉喂蠶。我們在家中小陽臺養雞養兔,肉和雞蛋用於改善伙食,皮毛賣給樓下廢品收購站。春天學校帶隊去春遊,清明帶隊去八寶山烈士陵園掃墓;夏天跟著大孩子去游泳,抓蝴蝶蜻蜓知了,到護城河邊割草喂兔子,大槐樹下捉蟲喂雞。秋天去香山看紅葉,爬最高峰“鬼見愁”;冬天下雪,北風吹在臉上如刀割,卻可以在結冰的河面玩。

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

(圖一:從宿舍後門(東、照片左邊)出去,就是護城河(現在的二環路、對著中央音樂學院那段),我和妹妹常在河邊玩耍,夏天在河坡上為家裡養的兔子割草,撈魚,冬天在結冰的河面上溜冰。)

參加少先隊、戴上紅領巾後,我曾獲選參加天安門廣場國慶活動,小學生的任務是“組花邊”。從放暑假就開始練習按照指令舉起手裡不同顏色的紙花。長時間站立,長時間把花束高舉過頭,頗累,卻是大家都想得到的光榮任務,記得身高是獲選的其中一個條件,我那時1米56。正式遊行那天早上不到五點就集合,待遊行隊伍全部通過天安門廣場,已經過午,輪到我們歡呼著湧向天安門,我只記得大家都焦急地找:哪個是毛主席?哪個是毛主席?城樓上有些模糊的身影,但是看不清面孔。

有一次北京電視臺到學校招小演員,我氣喘吁吁從家跑到學校,不記得在擠滿人的辦公室問答了些什麼,總之是被錄取,從此課餘多了電視臺活動,做小品練習,錄製節目,我和電視臺的顧守業老師許多年後還保持聯繫。

雖然有時候因為來自“香港”這個身份背景、或者乾脆就因為一件不一樣的衣服,也會受到一些委屈,但比起爭做“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品學兼優的好孩子,那都算不了什麼。

當時我渾然不知,回到內地對父母而言就意味著更多意識形態的東西,更多官僚主義、教條主義、領導意圖,更多政治運動。

我在整理父親1964年6月9日寫的一份“五反後的自我檢查”[1]才得知,除了1952年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進行的“五反”,1963年有過另一次在黨內和幹部隊伍中開展的“五反 ”運動。

父親的“檢查”如下:

1政策水準提高了一些,辦案子多半能結合當前形勢和政策去考慮,成品率較高,反(返)工較少,更能體現領導意圖了;2學習大慶精神後,積壓案子較少,催辦、檢查的習慣在逐步養成了;3單幹作風、事物主義有所克服,大案子一般能做到和同志或有關單位商量,集中意見後再辦,普通案子,一般能提出要點、看法、或方向後,交同志去辦,不再眉毛鬍子一把抓,給零估、門市拖著跑;4具體工作上的領導作風有改進,注意抓方針和品質,注意發揮具體工作同志的獨立思考(如接待工作);5清高、自負和英雄主義有所克服,對過去的成績和錯誤,不再多提,也不再多解釋;6仔肩軟有改進;7對組內同志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問題,較前能主動關心,對社會群眾(人民)來信,做到了思想上重視,主動負責去辦。

有些新的和舊的缺點和錯誤,當待進一步加以克服1辦案子還不夠認真負責,有的僅做到“擬予同意”,比如外文書店向美國書商進口書問題,未把情況弄清楚,就簽了一個“擬予同意”,領導同志問起情況來,答不上;2對問題不夠反復考慮,提不出意見,或提出意見,不能堅持;3機械理解海外方針,當國內大搞現實題材時,對派出與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形勢十分不調和的節目到香港,提不出意見;4對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學習計劃,沒有堅持,這一年來,經典著作讀得很少;5組內的基本建設,還是沒有把整改提出的方案落實。

吳荻舟

1964年.6.29

陳真並各同志:這裡我初步檢查了一年多來克服缺點、錯誤的情況作為小組給我做鑒定的材料,請批評補充。為了及時把組織鑒定送出,不必把鑒定送給我看了,只要事後告訴我,以便我改進就得了。

吳荻舟

這份資料也附有“黨小組對吳荻舟同志鑒定的意見”:

一.   基本同意吳荻舟同志的自我鑒定;

二.   工作積極、熱情、肯幹;

三.   長期在港澳工作,有較多的實際工作經驗,但總結提高不夠;

四.   對同志關心,平等相待;

五.   肯學習,但學習效果不夠好;

六.   看問題觀點不夠明確,原則性和鬥爭性不夠強;

請組內傳閱修改。(已傳閱過)

從這份檢查裡可以看到,工作方面,父親有很多“案子”要辦,比如外文書店進口圖書、派出節目到香港、接待、處理群眾來信等等;環境方面,看到他的責任、上下級關係,看到他在北京工作多少有些“水土不服”,必須顧慮到很多“領導意圖”、“主義”和“作風”,而他也確實誠心誠意要改進自己,不過不能“總結提高”到新環境要求的高度。

父親留下的遺文中,1963年8月21日廖承志對梁(威林)等人的談話顯示,如果父親還在香港,他就不用參加這次“五反”:

  1. 在目前的國內外形勢下,港澳工作方針是否有變?
  2. 報紙的宣傳方針,過去提不反蘇反共,但未提對英的問題。社會化問題,該怎樣體會?
  3. 工委的組織機構,和幹部補充。
  4. 不搞五反,是否可以在委組以上進行教育。
  5. 成立企業管理機構問題?
  6. 今後的工作中心:
  • 對外中心搞反修。
  • 對內以反修為綱進行階級教育。

階級教育怎樣搞法?

不管怎樣搞,不能搞運動,只能搞“學習”。但,也不要搞得很廣,先只限在工委一級,並且一線線地搞,還只能“和風細雨”,談不通的就掛起來。

從第四條和廖承志最後一段話可以看到,內外(內地和香港)是很有別的。回到內地,父親就受到“內”的待遇,被牽扯到不斷的鬥爭中。

關於“鬥爭”,四清筆記告訴我很多,這裡先按下不表,只記下其他一些涉及父親工作的遺文資料。

l964年5月間,有一次為處理“兩航”留港機構的設置問題,民航局陳耀寰、陸元斌一行到位於中南海裡面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開會,與父親不期而遇。會議是由吳凡吾[2]主持,他臨時叫人去找父親參加會議,說他對港澳地區的情況更熟悉。陳耀寰和陸元斌說:那次會議作出保留中國航空公司香港辦事處的決定,給中國民航留下一個展望世界民航發展動態的“視窗”,也為改革開放後致力於開拓香港地區航線有了一個據點(陳耀寰、陸元斌回憶文章《喜迎香港回歸 緬懷荻舟同志》《吳荻舟》)。

除了像陳躍寰和陸文斌這樣的偶遇外,因為父親經常接待港澳訪京人士、文藝界人士,不時見報,一些失聯的老朋友得知他的消息,從而與他取得聯繫。我有一封1965年10月20日孫慕辛來信,並附他們寫給“文協負責同志”的信:

文協負責同志:

對不起的很,想麻煩您們代找一個人,前些天在收音機裡聽到吳荻舟同志的名字,我們很高興。因為我們是老同志,分別已有二十多年了,一直不知他的音信。因為我們過去都是在文化戰線工作的,我們想他可能不會改行。只聽到他的名字,但不知他在哪個單位工作,因此只有來麻煩代找一下。請您們大力的幫助一下,我們是感激不盡了。如實在無法找到,請回個信。

敬禮

張琢,孫慕辛

文協批示:吳在外辦港澳組工作,請轉外辦吳荻舟同志。

荻舟隊長:

您如果能接到這封信也一定會高興吧。在收音機裡聽到您的名字,我和張琢都非常高興。但不知您在北京哪裡工作。因此我們考慮了很久,只有請文協的同志幫忙找。也許有希望,等聯繫上了我們再談別後詳情。

張琢工作很忙,這信是由我寫的。

敬禮

孫慕辛

父親在信旁注明:10月31日回

在本連載第三章《瀝血八年》裡已提及,張琢是1941年秋由徐洗塵和胡振表介紹到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工作的,l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曾陪父親到香港去見《華商報》的饒彰風,後來五、七兩隊按照當時廣州地下黨的要求,將兩隊的主要人員和演出器材設備轉移到香港。

想必父親給張琢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懷念吳荻舟》一文中回顧當時情形說:全體隊員在名冊上雖有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之分,實際上,每月憑名冊領下薪金後,在隊員中平均分配,這些制度均是周恩來同志提倡的,而被全體隊員自覺接受而形成了長期貫徹執行的優良傳統制度。隊內的經濟是民主公開的。每月收支情況均在隊員大會上由總務委員向全體隊員報告,隊員如有不同意見可批評。正、副隊長在半年一次的大會上要報告工作(各委員也須報告工作)。有時,隊員在會上也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制度的堅持與執行使全體隊員在抗日宣傳的前提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的強有力。吳荻舟自1937年抗日戰爭初期建隊以來,一直是隊長,他與副隊長徐洗塵帶領全隊認真貫徹執行了周恩來同志初創領導的宗旨精神,在抗日戰爭中起到了喚起群眾,團結人民,打擊敵人,推動抗日戰爭的積極作用。吳荻舟和副隊長徐洗塵名義上雖是正副隊長,但他仍和全體隊員一樣的過著普通隊員的生活。在實質上,他倆要對七戰區政治部負責。吳荻舟在作風上是平易近人的,隊員無論什麼事都願和他交談。他是參加革命很久的老同志,抗日戰爭前,他曾被捕,在國民黨監獄中,曾受過迫害,但他還是和隊員一樣的過著簡樸生活。他為了減輕隊裡的經濟負擔,主動將愛人安排在外邊工作。即使在病中,他也時時關心著隊伍的公演活動情況,同時還抽暇編寫團結抗日的劇本,認真地貫徹地下黨的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吳荻舟》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1998年)。

從香港到北京,對父母來說,和抗日戰爭時期輾轉各地一樣,只是轉換了戰場吧,和那時候的漂泊相比較,在香港有十四年相對安定的生活,在北京可以定居下來,已經是十分難得。父母一直相信,社會總是向前發展的,摸索中免不了有問題,不過正因為有問題,才需要更努力,他們由衷願意繼續為建設理想的社會而奮鬥。孩子們也在成長,無論工作還是家庭,一切會越來越好。

妹妹寫過一篇回憶父親的文章《回憶爸爸點滴》(《吳荻舟》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1998年),母親很喜歡她這篇文章。妹妹寫道:“熱辣辣的太陽,曬得沙灘滾燙的。爸爸背著我由海邊一直跑到樹陰下。胖胖的爸爸一邊跑,一邊被沙子燙得吸著氣,白得耀眼的沙飛快的向後退:‘爸爸跑得真快!’這也許是我對爸爸最早的印象了吧!

“爸爸真是多才多藝!我家有十多冊老式的相簿,珍藏著很多歷史鏡頭,記載著我們兄弟姐妹的成長過程。其中有一幅天鵝的特寫:恬靜中透出高貴的氣質,整幅照片因那一泓水波的泛開而變活了。家中有一盆養了多年的山石盆景,人見人愛,都忍不住用手去摸摸那翠綠欲滴的苔草。大床壞了(大概是我在上面跳得太多了),爸爸對它進行大修,睡房變成了木工房。在國民黨監獄的七年多囚禁日子裡,他自修英文、法文、日文,80多歲時仍借助放大鏡看原文書籍。小孫子學立方體,做爺爺的把土豆切成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循循善誘。他的拿手好菜是能煎出像紙一樣薄的雞蛋皮。但爸爸有時也會出笑話,有一次他幫我們兄妹用鐵絲做一個鴿子籠,籠子竣工後,才發現幾隻鴿子早已飛得無影無蹤了……和爸爸在一起永遠是快樂的!

“記得上一年級時,我很貪玩兒,甚至連書包都玩兒丟過。放學後和院子裡的小朋友玩跳皮筋,天快黑了才往家跑。在樓門口撞上爸爸,那時我們很少見到爸爸。他拎著提包,口裡的飯好像還沒完全咽下,大步走下樓梯,用手揉了揉我的頭,鑽進汽車就走了。我想爸爸一定是下班回家吃完飯又要再回中南海辦公。回到家,才知道爸爸是因為要回家拿份稿件,才順便吃了晚飯,否則連家都沒時間回呢!我感到自己錯了。吃完飯後趕緊把功課做得整整齊齊,想在星期日拿給爸爸看。從那時起,我的成績在班上都是屬上游。

“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每逢星期六,是我們又興奮,又緊張的日子。吃過晚飯,爸爸在茶几上擺上一盤糖球,二哥、三姐和我就圍著爸爸坐下來。爸爸會仔細地詢問我們一星期的表現,然後查功課。通常是自己先講。記得有一次我的自我批評是:“上課時講了幾句沒有用的話。”做錯的,爸爸會告訴你為什麼錯,如何改,記錄下來下個星期六還要查問,做對的,爸爸會表揚,獎勵糖果。那一段日子,只要爸爸星期六在家,我們都是在這種溫馨的氣氛中度過週末。”

1964年大姐大學畢業、工作,1965年大哥考上大學,二姐中專畢業、工作,二哥、我和妹妹就像三隻快樂的小熊,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誰也沒有預料到,1966年夏天,正常的生活戛然而止。此是後話。

[1] 五反:父親這裡所及“五反”,是指1963年在黨內和幹部隊伍中開展的“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運動”,不同於1952年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進行的“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2] 吳凡吾:(1918-2014)歷任國務院專家工作局副局長、局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對外援助組西方組組長,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政務參贊。

香港旱災期間,市民家家戶戶大桶小桶排隊等候放水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2東深工程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2 東深工程

在父親吳荻舟的回憶錄提綱手稿中,關於回京後的工作,僅提及“抓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後勤”和“四清”。

父親“文化大革命”後、至少1983、1985和1986幾次去南方出差、遊覽都特意在廣州、深圳和當時及現在的幹部回顧這項艱巨工程。1986年接受劉先秀採訪的時候也提及東深供水工程,顯然這是他非常看重、印象深刻的一項工作,他為有幸參與這項造福香港的工程感到高興。

關於東深供水工程,要從1962年9月至l963年5月大旱說起,當時廣東長達9個月沒下過大雨,水塘乾涸,河水斷流,許多農作物枯死,這是五六十年不遇的大旱年。毗鄰香港的九龍地區,水荒更為嚴重。最緊張的時候,l4天輪水一次,每次只有4小時,街上水桶擺成一條條長龍,一時成為香港一景,茶樓、酒店停業,外輪進港停泊補給,也無水供應。香港幾乎成了死港,市民紛紛離家離港出走。香港政府嘗試撒乾冰,人工造雨、海水淡化等方法,都不能奏效。廣東省曾允許香港政府派船從廣東虎門珠江口運水以解燃眉之急。

香港旱災期間,市民家家戶戶大桶小桶排隊等候放水

14天一次,每次4小時,家家戶戶大桶小桶排隊等候放水,此情此景在深圳水庫供水之前常常在香港上演。

(圖一:香港市民在“輪水”。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1959年香港鬧水荒,要求國內供水,我們答應了,建了深圳水庫,仍然不夠。到62、63年缺水最嚴重,派船到虎門附近運水,也解決不了問題。港英政府通過何賢提出試探,希望我們再增加供水。當時我們計畫從東江引水到深圳。一次周總理到廣州,廣東省省長陳郁同志反映了這問題,周總理當即口頭批准建設東圳引水的擬議。副省長林李明牽頭拿出引水工程方案,在這基礎上,港澳工委梁威林和太平紳士周俊年接觸。

最後決定從東江引水供香港,並提出供水方案報中央,經陳毅同志擬批同意並轉外交部,轉報總理。總理批准後我負責一些具體工作,比如召集各有關單位討論如何保證按時保質保量完成和供應各種提水設備等問題。省裡是由水利廳負責組成具體落實班子。

其他先後參與過這項工作的還有廖承志、陶鑄、區夢覺,東莞縣委書記林若,東莞縣委副書記梁明,深圳規劃局副局長郭炳豪等。林李明具體代表省人委直接抓這項工程,父親記得林李明曾幾次去工地視察,開工的時候、施工期間,將完工時,還不包括在後方指揮和落成時出席等。曾光是總指揮,劉兆倫是當時的水利廳長,黃華是工程辦公室主任。

當時共勘測了三條路線,最後確定了沿與東江合流的司馬河,經塘頭廈——雁田水庫——深圳水庫。並與香港政府簽合同保證一年供水。該工程原定1964年3月動工,1965年3月落成供水。由於周總理抓得緊,群眾思想(工作)做得深入,人人急香港同胞之急,提早於1965年1月就竣工了。經過認真調試,到3月公開舉行落成大會,一次放水成功,這使港英當局都感到驚異。

開始港英政府對我們供水有點顧慮,怕我們將來卡他們。所以我們在宣傳上不過分從政治上去宣傳,國民黨正在挑撥說中共供水給香港將來更容易控制香港了。同時我們在對外宣傳上很注意政策,不要使人認為我們是專為港九而修建這個供水工程,我們說引東江水一方面是為了灌溉十六萬畝農田,一方面是為了供水給香港。開工時總理指示不要大肆宣傳,竣工時宣傳可以大些,儘量不要刺激港英。鳳凰影片公司拍了部大型紀錄片《東江之水越山來》,梁上苑負責抓這項工作,廖承志批示說在解說詞上不要提高到政治上來,要宣傳工程的艱巨,宣傳群眾的勞動熱情。

水費問題,簽合同前有一種意見,不收費,白送。香港政府害怕,港九同胞喝了祖國白送的水,香港政府卻收錢,甚至還加水費,港九同胞和港英當局的矛盾就尖銳起來了。此事請示了總理,總理說不收錢不好,象徵性的收一點。最後決定每千加侖收人民幣壹角錢。

國家計劃委員會從援外經費中撥出3800萬元人民幣作為這個項目的專款。父親負責後勤協調保證工作,曾召開會議,詳細說明香港水荒嚴重情況,香港同胞生活狀態。與會各方聽後都很重視,理解問題迫切程度,紛紛保證按時按質完成工程,結果,提前兩個月完成了原定一年的工程,徹底解決了香港用水困境。

在1983年重游深圳水庫時,父親寫了一首《東深供水工程紀事歌》,對當時的情況做了簡短回顧:

1963年香港、九龍大旱,供水維艱。適值周總理視察南方各省,聽了廣東省省長陳郁同志的彙報,即決策引調東江水濟港,數萬民工,日夜奮戰,感人事蹟甚多,施工期間,曾遭九次颱風襲擊。當時我在國務院外辦工作,被指定負責聯繫調運各種物資,時值三年困難後,僅開過一次提供設備的有關部門會議,但均能按時保質保量供應。工程原定期一年,提前兩月竣工,徹底解決了香港用水嚴重不足情況。香港之日趨繁榮,實有賴於此。為紀念此一重大工程,曾建“勞樂亭”於深圳水庫公園,由董必武親錫嘉名,並拍攝巨型紀錄片《東江之水越山來》以志其盛。今香港歸還有日,緬懷周總理決策之功德及勞動人民之壯舉,作俚歌一闋,用記其事,並懷念周總理。

鴉片戰爭割香港,百載匆匆成既往。

於今華夏慶中興,簽約歸還喜在望。

老來靜坐憶從前,時在一九六三年,

香港九龍遭大旱,水庫溝渠絕水源。

茶樓浴室皆歇業,工廠停產不冒煙。

建醮誦經有何用,依然赤日燒藍天。

巨輪運水珠江口,水程何長水何少,

四天放水四小時,紛紛棄家離港走。

港粵相連唇齒依,祖國豈能坐相視。

大哉仁智周總理,決策引調東江水。

低水高流任務艱,渠長八十三公里。

提水工程分八級,水位提高五十米。

數萬民工齊奮戰,酷暑嚴寒都不憚。

風餐露宿頂狂飆,吃盡辛勞無埋怨。

風狂雨驟惡浪呼,堤壩危急在須臾。

幹群爬行上險口,人牆屹立大災除。

“百日壩”成清庫底,巨榕碉堡殊難移。

司機冒雨運炸藥,韶關千里一宵回。

感人事蹟不勝辭,“飛車姑娘”最出奇,

獨架板車運泥土,下坡疾駛迅如飛。

當時我正預其事,調撥物資任聯繫,

有關單位同協力,總共只開一次會。

各負其責不推諉,物資供應源源繼。

工程原定整一年,提前兩月即供水。

《東江之水越山來》,港民相慶笑顏開。

一年辛苦萬年福,香港繁榮實賴哉!

籲嗟兮!總理逝世十余載,豐功偉績春長在。

但願今後任何施工都如此,庶幾鬍子工程從此止。

勞樂亭前發浩歌,佇看港澳回歸一統好山河。

文匯報在父親去世一周年時刊登了這首《東深供水工程紀事歌》以作紀念。

我有父親1985年3月11日給李清文和3月15日給張宏光的函稿[1],父親在其中提及香港缺水的嚴重程度和該工程施工等情況:

李清文同志:你好!

你2月15日手示,拜讀了。謝謝你給我的熱情的新春祝願!

從手示獲悉,東深供水第二期擴建工程將于明年春竣工,並決定竣工慶典與建局二十周年慶典將于明年夏在深圳合併舉行,十分高興!到時中央、省、市……對東深洪水工程作出過貢獻的同志和知名人士,將聚集一堂回顧這一壯舉,將是一大盛事。大家談談當年為了解決港九同胞用水問題,數以萬計的祖國同胞,在生活與設備極度差缺下,千辛萬苦,風餐露宿,忘我工作的情景,想想港九同胞因輪水爭吵、打架、傷和氣,或求靈于菩薩的情景,看看今日港九同胞不再為水發愁,工商各業繁榮,摩天大樓林立,再看昔日只是一個邊沿小鎮,今日已是一個正為祖國四化發揮巨大威力,向人們展示著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祖國繁榮昌盛的前景的南疆新城——深圳經濟特區,誰不因自己為供水工程流過血淌過汗而感到自豪!

關於深圳電視臺擬配合大慶拍攝一部有關東深供水工程的電視片,這想法很好。7日晚該台導演及編劇張宏光同志等二人到捨下談了三四個小時。她們介紹了她們構思的一個故事梗概和拍制設想。我覺得這個故事立意不錯,情節也頗感人,但由於是純粹虛構,如果為了配合大慶,紀念東深工程,我認為必須更扣緊工程史實,以史實為基礎加一些虛構情節,便更好。我當即對該劇本梗概提了一些參考意見並把東深供水工程中不少動人的事例告訴他們,請他們回去研究吸收,並答應張同志等,待該電視片文學劇本寫出後,再來交換意見。特告,請你也約他們,聽聽她們所構思的劇本梗概。

至於回憶錄《水與香港》,已開始寫,但年紀大了,記憶衰退了,動作遲緩了,進度很慢。

敬複,此致

敬禮!

請代向管理局和第二期工程指揮部盧炳宇等同志問好!

吳荻舟

1985年3月11日

張宏光同志:

很抱歉你來捨下時我忘記請教同來那位同志的尊姓大名,希望來信時告訴我。

我查了一下香港制水[2]資料:1895年首次制水,但那次只不供夜水。當時人口少,但儲水水塘也少。後來1902、1929都發生過制水。1929以後,尚未查到制水記載。但不等於未發生過制水。

而1950至1964年幾乎每年都發生過制水。

你們走後,我進一步考慮你們所構思的那個祖國同胞關懷和解決港九同胞“用水難”的電視故事。我認為作為一個純粹虛構的電視故事片,基本上可以成立,但如果特地的配合東深工程20周年慶典攝製,我認為一定要與東深供水工程的實際扣緊些。換句話說,要在東深供水工程史實基礎上加虛構情節,使其成為“源于生活,高於生活”的電視藝術片。放映時,觀眾、尤其是東深和港九的觀眾,很容易會聯想到東深供水工程的指導思想和工程細節。當時祖國、黨政領導和軍民都極關心港九同胞,急港九同胞之急,只有在這種思想推動下,工程全線數以萬計的指戰員,才會千辛萬苦,日以繼夜在生活與設備極度差缺的情況下,奮戰11個月,提前攻克全線完成依期供水艱巨任務。

這意見供你們參考。等你們結合那個故事或另外構思寫成文學劇本,或劇本梗概後,我們再來交換意見。你們來,必要時我也可以去。到時看具體情況再定。以上意見我也告訴了李書記。

《華燈初照》我11日又看了一次,覺得比第一次看印象更深,更好。

順告,祝

創作勝利!

吳荻舟

3月15日

我也找到了父親給李清文信裡所說的回憶錄《水與香港》的提綱:

《水與香港》

  • 水的歷史
  • 盡了全力
  • 求靈菩薩
  • “一定要水”
  • “三千萬?給”
  • 木湖工程 1963
  • “更嚴重了!” 1963
  • 求援東江 1964
  • “工程紀要”

1為了港九同胞(中央、地方、群眾一致支持)

2三個方案(采其難者,放眼長遠利益)

3一次會議(外辦的一次會議)

4急港所急(匆忙進入工地,三通)

5全線施工

6颱風、暴暑、嚴寒

7全靠人力

8提前完成

9依期供水(歡呼與思源)

父親1985年秋在深圳見到《水庫志》編輯朱盤生等人後寫下感慨:(東深工程當時)幹群在3年困難剛過,元氣未複,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缺乏下,周總理一批准(聽陳郁省長彙報香港水荒嚴重,要求興修引東江水解決年年缺水,港九同胞生活、工商各業用水困難等情況後,即口頭批准),外辦只開過一次會,上下積極爭取按合同一年(實際提前了兩個月完成)完成依期供水等。

他寫了一首打油詩,“以志黨群關心港九400萬同胞的高度負責精神,黨的決策只有群眾掌握了,便會發揮無窮的力量”:

貧水香江施無計,《東江之水越山來》。(注1)

常懷常憶當年苦,勞樂亭前思群才。(注2)

酷暑嚴寒汗濕土,狂風暴雨戰不衰。(注3)

青史留芳歌眾志,宏文撰寫黨人懷。(注4)

  1. 當時拍了一部大型紀錄片,這是片名。
  2. 指當年集中人才智慧,邊設計邊施工,既有速度又有品質,已經20多年的考驗,83公里的工作,從未出過事故。
  3. 當年九次颱風,施工極難,但一直積極。
  4. 強調群眾意志是基礎和黨的關懷、關注。

1986年,父親再到東深供水工程沿線參觀,在塘頭廈聽第二期擴建的情況(當時有錄音),還到水庫誌編輯部拜訪,提了些建議,比如編寫方針要突出集體成績,避免歸功個人;不遺漏,但是有重點;文字的可讀性;符合史實;對內外有利;寫大事記要注意區別見報日期和新聞本身發生的日期,不要搞混等。

父親對為香港同胞做了件實實在在的事有多麼自豪,透過這些點點滴滴的記錄,歷歷如在眼前。

[1]李清文、張宏光:從兩封信內容估計,李清文是東深供水(管理)局的書記,張宏光是深圳電視臺導演。

[2] 制水:廣東話,即限制用水,限時供水。

兩個小筆記本,記錄了1963年多次會議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1文山會海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1 文山會海

 關於我們家回北京的經過,1969年1月19日,母親張佩華曾經寫過一份交待材料:《我調中影公司工作的經過》[1]。根據母親的描述,1961年的12月底,父親吳荻舟在深圳開會——他那時已經調到廣州工作,通知母親到深圳。他說,我們全家都要到北京,他去外辦港澳組,母親去中影公司。當時外辦港澳組另一位副組長孔筱也在場。她也對母親說:你原來在南方公司搞電影發行,還是到中影搞電影工作去。

從深圳回到香港,母親就開始辦理工作移交手續。

父親則到北京參加了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360百科稱:“出席會議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包括重要廠礦)五級領導幹部,共7118人。人們習慣地稱這次會議為‘七千人大會’。這是我們黨在執政後召開的一次空前規模的總結經驗大會。會上,發揚了民主,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步總結了1958年劉少奇成為國家主席後,大躍進發生的經驗教訓。這次會議對於統一全黨思想,提高認識和糾正工作中發生的‘左’的錯誤,起了積極的作用。”

事情當然沒有幾句話那麼簡單。對於長期在海外工作,沒有身處內地經歷歷次政治運動的父親也好,對於其他與會幹部也好,這恐怕都是一次非常震撼的會議。據說當時與會的一些幹部反映,“打下江山”後第一次近距離看到領袖們,同時也聽到了不同的聲音。國內形勢不是像廖承志1959年說的那樣,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吃不夠、用不夠、穿不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其他如圍繞三面紅旗的爭論,想必都令父親震驚。

轉眼到了1962年2月初,父母帶著二哥、我和妹妹(繼大姐大哥50年代初回內地讀書,二姐也在1959年到北京上學)先到廣州、佛山看望外祖父、舅舅們和我的表弟妹們,2月12、13號到達北京。二姐記得,我和妹妹一過海關就開始說普通話,父親是福建人,母親是安徽人,我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而不是粵語。

我們在位於美術館往東的華僑大廈暫住,記得在華僑大廈第一次看見黑人,他對小孩子很友善,我們叫他“黑叔叔”。約莫一個星期後,我們搬進了西城區西便門外國務院宿舍。

父親立刻返回廣州開會,母親則忙著辦戶口,給三個孩子轉學,行李運到後又忙著安頓。

母親四月初開始正式上班,中影公司經理洪臧曾徵求母親意見,願做哪方面的工作?母親瞭解了一下公司情況後回答,自己對東南亞比較熟悉,可能的話,還是搞老本行吧。就這樣,母親開始到中影上班,任亞非科副科長(科長是許蔚文)並繼續負責聯絡香港的南方公司。

到達北京的時候是冬天,雖然母親為我們添置了新棉猴(連帽棉大衣),以香港人的眼光看非常厚了,我和妹妹穿得像個球,跌倒了都爬不起來,仍然不夠暖。記得我穿了系帶的黑皮鞋(在香港是校服標配),我向母親訴說腳痛,以為是鞋子太小,後來才知道會凍到腳痛。

那時候是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的尾聲吧,青菜豆腐等都憑票。妹妹六歲,上幼稚園,每天幼稚園的班車來大院門口接孩子們。我8歲,上小學二年級。記得還沒有請到保姆的時候,我要幫忙做家務。有一次聽見樓下有人喊“豆腐來啦!”我趕緊跑下去排隊,等我回來,燉在火上的一鍋排骨已經燒成焦炭,樓道裡都是煙。我打電話告訴母親,準備挨駡,她卻很平和。等她下班回家我問:你怎麼沒罵我?她說:聽得出來你都快哭了,我還罵你做什麼呀?

我家樓下就是宿舍大院的食堂,可以買到豆腐渣團子,還有水煮胡蘿蔔、水煮大白菜,連一星油花也看不見。水煮胡蘿蔔有一種特殊的味道,許多年後我的鼻子偶爾仍能捕捉到那種味道。小孩子適應力強,我不記得有多麼難熬——可是母親晚年曾告訴我,當時二哥會把饅頭讓給妹妹們吃呢。

吳荻舟張佩華和三個小孩子(小兒子三女四女)合影,背景是天安門城樓

吳荻舟和張佩華、三個小孩子在天安門廣場合影

(圖一:父母、二哥、我和妹妹1962年夏天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我們那個院子裡,住著在國務院系統工作的各路精英,名人後代,前朝遺老遺少,名醫名將名作家等等。很多孩子從小就認識他們: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作者鄭律成,還有毛澤東的侄子、賀龍的前妻、葉挺的兒子、周恩來的秘書、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俄文翻譯等等。我後來課餘在北京電視臺演些小節目,家裡沒有電視機,記得我和外祖父曾經去周而複伯伯家看我錄製的電視節目。

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北京西城區西便門外國務院宿舍

(圖二:位於西便門外的國務院宿舍,近400戶,家家有故事,但是那個年代大人們不講,孩子們不問,往事如煙。圖片由沈傑2017年9月攝影。)

關於父母的工作情況,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們的各種開會,忙得不著家。

我有父親的兩個筆記本,記錄了1962年至1964年的各種會議記錄。有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1962年9月24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要點;11月13、14、21日陳毅就國內外形勢的三次講話;11月23日廖承志對港澳工作的指示;12月30日廖承志對銀行幹部的講話;1963年1月10日劉寧一講話;3月15日周恩來講話;3月27日至4月13日的辦公會議記錄:談及唱片進出口業務總結,海外意識形態鬥爭對業務的影響,進步書店被封、人被扣、華文書銷量下降等情況;4月24日廖承志的五反動員;6月3日陳昌明談三線出版、中旅;廖承志傳達楊尚昆關於五反的講話;6月15日陳毅談五反以及農村工作若干問題;6月15日廖承志傳達中央關於“五反”的指示;6月17日廖承志傳達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會上總結講話;6月26日盧緒章出訪彙報;8月21日廖承志對梁等人的談話;8月22日張X給梁威林等講形勢;9月7日勇龍植對新華社談話;11月初廖承志談反修宣傳、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和對外經濟關係;11月4日對祁峰、孔筱、朱曼平、諸華等人談反修、對英關係;11月13日廖承志對香港新聞各報總編談話;11月14日和19日李一岷談國際形勢;11月15日陳毅對港澳各報總編輯談話;11月19日梅新對老總們講話;1964年3月25日廖承志傳達周恩來對中法建交後總形勢的看法等等。

兩個小筆記本,記錄了1963年多次會議

兩本記錄了1963年多次會議的小筆記本

(圖三:滿載會議記錄的筆記本,大的一個有黑色塑膠皮,在當時是很高級的了,可以想像父親多麼重視。)

他們當時對三面紅旗、民主集中制、反對分散主義等等是如何認識的呢?

其中一個筆記本,父親記錄了1962年5月21日至6月9日三周、6月11日至6月30日三周以及7月1日至7月14日兩周的學習情況。還有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上的總結發言。我選擇其中一些“體會”整理出來,這樣既可以知道當時中央的政策方針,又可以知道當時負有相當領導責任的幹部們的想法。我不知道是誰的體會,父親沒有寫人名,估計是他的上級、做報告者的體會,比如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等。“體會”似乎是在宣讀檔過程中邊讀邊談,間或有“第7頁7行”、“16頁倒3行”或者“語錄”等提示。

  1. 關於民主集中制:

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不可能集中。我的體會是集中是要紀律的,即,要每一個人聽從決議,力行決議,把執行決議視為一種紀律。那麼,如果一個決議,只是像過去的封建君主的聖旨一樣,由一個人定,命令由一個人下,誰會把執行這種聖旨、命令視為必行的紀律,心甘情願地去貫徹呢?只有通過充分的民主討論,發言,通過廣泛概括群眾的意見後做出的,大家一致同意的,或統一了認識的決議,才有這樣的效力,才能被遵守,也才能實現集中。才能有統一的行動。即要集中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無產階級能實行集中制,是由於大家向著一個目標,沒有個人野心,沒有私有的根本利益上的分歧。

  1. 關於三面紅旗:

體會:我認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都是正確的。我們既要建設社會主義,也要快點好點建設社會主義,這不僅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也是全人類的要求。不僅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所以要鼓勵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有什麼不正確的呢?問題在於鼓勵多快是否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是否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條件,工農各業的發展是否按比例發展。過去出現的缺點和錯誤,就是主觀主義多了些,對客觀規律沒有認識,離開了馬列主義的、唯物的科學的原則,有點蠻幹的結果。

大躍進,只要摸清了客觀規律,掌握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發揮主觀能動性,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自然可以比自流、聽天由命和緩步、方步前進要快,這是需要和可能——主觀願望和主客條件相結合的、革命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的問題。

當然,大躍進,本身也有客觀規律,它只是客觀事物發展的概括,它不能離開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獨立存在,因此,它的過程,一樣是馬鞍型,不能把整個過程割裂開來看,整個社會主義過程,將是不斷出現馬鞍型的一個總和。大躍進也就有起有落,在躍進的平均時速上有快有慢。

不過,在1958——61間,我們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對客觀事物——社會主義物質的精神的建設而言),所以說有一個時期是大躍進,也有一個時期是退了。但,這不是“大躍進”本身有什麼錯不錯的問題。大躍進只是一種速度,結合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一種願望和可能的說明和進程的面貌而已。本身不包括什麼矛盾。

至於人民公社,我的認識,它既是高級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社會主義發展(建設)過程的一個階級的社會生產關係,生產組織,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革命,革命階段論的一個階段,歷程,所有制(從個體-集體-全民)的量變,質變的過程的一個階段,哪有什麼錯呢?在中國採取了這個形式,是由於我國是農業大國又窮又白,經過了初級社,高級社的發展過程,是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的一個生產組織,生產關係,是中國農村經初(級)高(級)發展後的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生產關係,而且是對社會主義最後實行全民所有制的一個階段而言的。

3.為什麼第二個五年計劃犯大錯誤?

我體會:一面經驗不夠,一面驕傲,不謹慎,脫離群眾以至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因此(我補充體會說明)助長了主觀主義,離開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離開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社會發展的固有法則,社會發展各部分內的內在聯繫。才會犯這樣的錯誤。因此落實到我們必須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我認為走群眾路線,民主集中,調查研究蹲點體會……等都是摸客觀規律的的具體措施,做法,方法。

毛主席摸到事物的發展情況,法則,規律,他就能指出我們錯在哪裡,而在這幾年來,不斷提出指示,提醒,中央不是早就有許多針對那些“大辦”,過急,過早的做法提出(的)指示嗎?

比如根據土地和植物(稻子)生產的自然條件,有什麼辦法可以畝產六萬斤、13萬斤呢?根據我國的鐵礦分佈,和煤礦分佈,及人力,有什麼條件全國範圍內搞6千萬人的煉鋼呢?根據自然界的生長法則,有什麼條件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呢?根據中國的農業生產條件(沒有積累,沒有餘糧),現產現吃還不夠,勞動力不夠耕種,有什麼條件大量抽調人力到都市來搞過多的工業呢?工業在現有的基礎,有什麼辦法一下擴展幾千萬人的生產呢?農業怎樣負擔得起那樣主觀主義發展工業的重負呢?

這些盲幹,都是脫離馬列主義、毛澤東一再指出的客觀實際、客觀基礎的。

  1. 關於第一、二個五年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沒有這樣嚴重的缺點錯誤是由於

1當時(我們重點在恢復)保持著恢復時期的經濟秩序進行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雖然在社會主義建設也做了不少工作但

2一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好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照著做,二來我們的幹部一般地還保持著實事求是和謙虛謹慎的作風。

第(二)個五年,重點已轉到“社建”,摸了六七年也有了一些經驗,學會自己走路,應該根據中國的特點,採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法來進行建設,確定了總路線和一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但,一方面,我們的經驗還是很不夠,另一方面,我們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這就翻了斤斗了(違反民主集中制是根本原因,因為如果我們保持這種党的優良傳統,凡事都與群眾商量,聽取群眾的意見,那些“大辦”、“共風”就不會出現了,有經驗的群眾,對這些是會不同意的,比如‘一平二調’,如果我們民主作風好,調查研究的作風保持,只要讓群眾談談他們的意見,瞭解一下群眾的思想情況,那麼就會不搞了,又如食堂、托兒所也是一樣,群眾並不主張,至少辦到中途的時候,群眾已有許多反對的意見,可是我們的幹部堅持要辦,不顧群眾的反對,最後是錯了。這些決定就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群眾——主要是農民——的思想覺悟,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從實際出發”。又如高產問題,群眾是不相信有可能的,實際上當幹部虛報高產時,他們不但不信,而且反對,因為這樣虛報的結果,上調多了,他們的口糧就少了,但幹部們一意那樣幹,最後引起了一系列的錯誤,工業辦多了,吃多了……就成了一下扭不回來的、目前嚴重困難的局勢——體會),加上黨內不純,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利用我們的錯誤,添油加醋,興風作浪,又進一步加重了錯誤的惡果(破壞了黨群關係),這就是全部原因。

  1. 關於黨內生活:

五好:1有好的領導思想2有好的黨中央3有大批好的骨幹4有好的傳統,

好的作風(作風是:理論與實踐聯繫的作風,聯繫群眾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傳統是:有理想,有志氣,不怕“鬼”。)5有好的人民,人民對我們黨有最大的依賴。只要跟人民講清道理,人民就跟著党,跟著毛主席走。這幾年有影響,主要是不少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不夠,體會不深。(就拿A來說,有相當削弱)(但我認為只要一方面向人民說清楚,自我批評,人民是看到的,即使是許多人做錯了事,但,我們沒有為自己打算的,絕大多數錯誤也是出於想搞好些,搞快些,或搞緊些的動機出發的。因此,人民最後還是會諒解的。加以一方面,馬上改過來,走上正確的路,人民就必然繼續跟我們走了,即使這幾年有不跟我們走的情況,也正是不跟錯誤走,正是看到我們走錯了道兒,才不跟的。這樣的人民有什麼不好呢?)

5.關於劉少奇所說“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廣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中90%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是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導下的高度民主。”

體會:經過了高度的民主,即一個政黨,一個計畫,通過了廣大的人民群眾或黨員研究討論,最後做了一致同意了的決定,那就再不能更改了,就授權給領導高度集中地推行、貫徹了。高度的集中下的高度民主,就是比如要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絕對不能改變的,是全民的意志的集中。可是在具體的工作中,可以討論,可以民主發表意見,但,一切意見的落腳點,就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離開走社會主義的路。由此這個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是不矛盾的,相反,沒有高度的民主就不能有高度的集中,沒有高度集中指導,就不可能高度民主,就要變成修正主義的所謂“民主化”了。

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的總結發言講到:“國內外好的形勢,很快就反映到港澳,即,港澳的政治形勢不是孤立的”。重點如下:

1.國內的建設也在大力發展,大慶的拿下來,和取得了一套經驗,這說明三面紅旗的正確性。

2.港澳的形勢,由於國內外形勢、尤其是祖國的生產建設形勢大好,右派在分化動搖,這是有利於工作的大好條件。但,我們也不能不警惕英、葡的對我迫害。我們不能為他們表面對我緩和,失去警惕。過去抗日,敵人是一面和我談判,一面在打我們。

3.港澳(尤其前者)目前只承認我半官方的身份,對他有利。

總理指示:我們在香港澳門的工作政策——長期的白螞蟻政策,長期吃空它。英葡摸到了我們的底,就撤兵,現港澳英葡兵就很少,加強以警察代之。我們也要掌握這種特點進行工作。

4.主觀力量還是很不夠的,跟不上需要的。總之,港英、尤其澳葡,它本身的好壞,基本上不影響我們的工作。

5.主要矛盾是沒有好的關係。造成這樣的原因有思想上的,對“立足香港澳門看世界”(廖)的體會不夠,因此立足而不紮根,這是由於社會化不夠,不是生活在群眾之中,而還是生活在群眾之上,就沒有辦法生根,也就沒有辦法串聯。這裡包括作風和方法的問題。

要紮根,社會化,首先是“求同”,政治——生活——喜愛,在海外可以搞五同,只要不同流合污。

現在認識的人不少,但,都是反復來往了的熟人,為了新的形勢的要求,我們要大量開展新的關係。“我們都是念過孔子、三民主義的,要革命還是革命了。”(周)我們要善於利用橋樑(上層統戰人士)。

6.我們必須要以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研究。

7.為了掩護,要兼職,但也不宜兼多,還要有一定的專責人員。

8.必須吸取大慶經驗,首先發揮革命精神。要紮根,結果必須要有革命幹勁,確實細緻的科學作風,要搞政治學習,主要是自學。

9.對外要平易近人,平等待人,與人的關係只能處好,不能處壞。(主席:第一書記工作好不好,主要看他是否照顧大局)

其他內容還有關於公社核算單位下放的好處、全民所有制、黨內生活等等。

可見發言者極力維護三面紅旗,以自己的理解、從正面的角度去解釋,從良好的願望去推行,即使感覺到些許“不對勁”,卻接受新政權沒有經驗的現實,深信共產主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相信中共試錯糾偏的機制是有效的,堅持朝著願景努力——當時,這樣的幹部何止千千萬萬,也包括我的父母。

 

[1] 中影公司:全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360百科稱:管理中國全國電影發行放映業務的企業機構。原隸屬於文化部,1986年始屬廣播電影電視部。設在北京。1951年 1月15日成立。原名中國影片經理公司,後改為中國電影發行公司總公司,1958年始改用“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現在是中國電影集團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