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8放包袱會
四不清幹部“放包袱”，做法是在群眾大會上，由本人先交代，群眾補充揭露，本人答覆、說明，並自我批判，群眾批判。父親吳荻舟所在的西隊會計芷聖余、副隊長笪發珠、隊長王正和先後放下包袱，過程一波三折，值得一看。
為了做好幫助幹部“放包袱”，“洗手洗澡”，父親他們多次召集積極分子和貧籌一起開會或個別談話教育，反復宣講‘治病救人’方針、‘說服教育’政策。
3月21日的日記顯示，父親他們事前對這三名幹部都有基本的評估，比如他記錄了上午與會計芷聖余的談話，“實事求是地說，他沒有投機倒把等問題，他是由於懶、貪、饞。零支整算，虧空了，企圖彌補，就發展到報不應報的帳，和塗改發票單據，以致不分敵我去吃地富的東西（不多，只一二次）。但必須提高來檢查，挖掉根子。”
晚上的積極分子會整理出十多個問題：
對王正和：1.為什麼排斥和不關心貧下中農及廣大社員群眾，而對地富鬆？2.為什麼和富農王國洪勾結偷耕牛？3.為什麼與地主王玉元父子搞雙保險，是否有變天思想？4.為什麼搞投機倒把？5.為什麼要私改發票？6.為什麼和地富一起倒賣布票、搗亂國家計劃？7.為什麼要多吃多佔？
對芷聖餘：1.為什麼到地富家吃喝？2.為什麼塗改單據？3.為什麼不按制度公佈帳目和歷年錯賬超支挪用的貪污？4.為什麼假公濟私、偏幹部、欺群眾？其他還有官僚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思想，也搞了一點投機倒把。
對笪發珠：1.為什麼當民兵排長不管地富？2.為什麼替隊長包庇、替罪、欺騙上級？3.為什麼偷盜隊的黃豆等？包庇隊長（親戚、妻舅）。
會上積極分子也表示對23條有不全面的理解，他們說，由於只聽念了一遍，又沒文化，所以有誤解。（王正和則覺得23條並不鬆，反覺得現要群眾同意減、緩、免的沒有可能。芷聖餘就說反正沒有出路，說與不說都一樣，不如矢口不說。）
3月22日上午會計芷聖余放了包袱。開會時由“貧籌”組長宣佈會議目的，然後父親講了政策、要求和步驟，父親說：“會開得不錯”，“群眾已經能理解。”“群眾對說明的情節不滿意時，把抓到的當時情節說了出來，以擺事實講道理的態度，迫使幹部低頭認錯。”父親尤其滿意“這次會上沒有對幹部粗喉嚨，更沒有怒駡”，與“當年四清”、即前一階段“小四請”比有進步。
群眾批評芷聖余：1，當困難時，他和另外三人（兩個幹部一個隊委）用隊的200斤糧換煙票，還拿去倒賣；2，到地富家吃吃喝喝；3，撕毀帳冊，塗改單據貪污；4，騙幹部，欺群眾，假公濟私，扯扯拉拉；5，不按制度，破壞按勞取酬的制度。
晚上輪到副隊長笪發珠放包袱。重點是批評他對地富放棄監管，包庇隊長犯錯誤。根據父親的日記，笪發珠的交代和他們掌握的材料也沒有太大出入，“隊長是他的妻弟，很多時候他跟著隊長走，貪污盜竊自己動手的少，但，有他的份的多，有些（如計劃糧200斤，會計拿去換煙票，他事先並不知道，但，結果芷聖余和他都有人送上門來）是不勞而獲的。”
“10點左右，群眾認為問題交代清了，對他進行思想批判，幫助了他，放下了包袱。”
3月23日，輪到生產隊最後一個“四不清”幹部、隊長王正和“放包袱”。
父親事前對他的分析是：他曾經交代了一些群眾不知道的事，比如自己有政治“雙保險” 的思想，盜賣鐵犁，改賣牛發票貪污等，雖然不排除他仍然有所保留，但基本上是清楚的。關鍵在於他“事先不知道、還是事先商量偷竊（耕牛）”，性質不同。
開會前他們繼續給王正和講政策，要他坦白誠懇地聽取群眾提出的問題，確實做了的，要承認，並提高思想來批評自己；沒有做，要儘量解釋，是別人做的，不要往自己身上背，那也不是實事求是，有什麼問題承認什麼問題。
王正和表示絕對沒有顧慮，絕不打擊報復。但是王正和碰了釘子。開會的時候他太緊張，講得丟三落四，而且群眾果然不信他事先不知道。23日沒讓他“放包袱”。
王正和“碰釘子”，其實等於父親也“碰釘子”。
父親24日的日記寫道：“25日下午大隊幹部放包袱前要結束生產隊的放包袱，要把生產隊工作由貧協手上交回隊長手裡，3月20日就要交”，這是“硬性規定”，父親他們向上級反映：“這樣影響群眾情緒”，上級說不管情緒不情緒都得交回去，於是父親“要求慢三五天，上級勉強同意了。”
時間就是這樣緊迫，還要面對個別群眾把個人恩怨私仇糾纏在一起，據說有人自己想當隊長，自然不想讓王正和過關，還有個別工作隊員也不同意解放王正和。父親連夜和五六個幹部群眾談話：“大家一致認為這樣大的問題都交代了，不能再懷疑了。只要不麻痹，繼續把細節弄清楚就是了。”
就這樣，一再做思想工作，達至共識，25日，除了保留“先知和後知”的細節要繼續摸清外，終於一致同意解放王正和。至此，“放包袱”這項工作算是結束。
這幾個月，在搞運動的同時，工作隊還協助村裡修水利，辦耕讀小學。
生產隊有一個小型水庫，可蓄水十萬立方米。因為沒有洩洪口，年年衝垮年年修，群眾要求修一個水壩，使一百多畝田旱澇保收，父親多次看現場，畫示意圖，決心幫助群眾把“窄盤子塘”變成“寶盤子塘”，“積極分子及隊委的有關幹部，在工作組的領導下，一致通過了這個計劃。並決定1965.1.11開工。兩隊都動手，兩周完成。”。（12月26日、29日、30日）
動工前，一些人提出一個不很實際的辦法，要改變引水渠的計劃。父親沒有馬上否定他們的想法，而是和他們一起到現場上上下下地看，說明如果改道，不但工程要加兩三倍，更大的不良效果是要淹掉好多田，而且不能代替水閘。經過父親現場說明，大家同意按原計劃動工。父親在日記中說：“今天是新年一月一日，真是一個好的紀念日。我們決定推動群眾以自力更生的精神自我翻身。決心把這個水閘修好，解決多年沒解決，幹部不願解決，或無心解決（他們只想到個人生活好）的問題。”（1965年1月1日）
父親還約水利局來測量（1965年1月2日），水利局來人查看後說做閘要用二千多元，父親找來有經驗農民和他一起研究，改變方案，用百八元解決了。
右邊一幅速寫是吳荻舟手繪眼鏡塘邊
（圖一：父親手繪“眼鏡塘邊，4分田換8分，同意開二個溝”。後又增加到由西隊補給東隊2.4畝田。）
可是事情遠遠沒有解決。3月26日下午，父親和吳凡吾一起到大壩，父親日記寫到，老吳“要我說服東隊的積極分子們同意讓西隊開溝過水。這是多年東西隊矛盾的地方。”
原來，修水利只是解決了水源問題，現在還要解決過水問題。西隊的田在下游，水要從東隊過，東隊卻寧肯田地乾得龜裂也不車水。父親一到地頭，就陷入東隊積極分子的包圍圈。他們說，昨天說的放水方案對東隊不利，絕對不能同意。父親寫道：“我只原則地說了幾句，希望兩隊好好協商，大家都是一個隊分出來的，是兄弟隊，從兩個隊的利益出發，雙方站高點來解決，既然有困難，再談吧。”“我認為群眾的意見是要聽的，但群眾的意見要分析，同時我們還要對他的思想起領導作用，不能做他們的尾巴。”（3月26日）
他對由他去說服東隊積極分子有疑慮，還是決定從說服本隊積極分子入手。第二天，父親和王正和談了解決過水方針和應有態度，隨後他們和隊裡的四位貧下中農代表開會。父親苦口婆心：“對過去的爭吵，不要算帳。從兩隊的團結、合作、互利的原則來協商。同時，把眼睛看遠些，即使多補幾分田地也不要計較，反正幾分田的多少也不能喂飽100多口人，要看到水源之爭解決了，四十多畝崗田旱澇保收了，每畝多收50斤就大大超過幾分的產量。這也是提高覺悟、提高團結合作搞好集體的思想的具體做法呀！”然後他們一起去了現場。
東隊的代表也來到現場，父親冷靜地觀察他們之間的談判。西隊幾個人先讓東隊說，聽完後擺道理，並到田裡具體視察、說明。經過擺事實，講道理後，東隊的貧協正組長和現任隊長都同意了，但是副組長卻幾次走開，不願意談，又提出過去爭吵的往事。西隊的幾位馬上勸說：這些事別提了，現在搞運動，大家思想提高了，老賬別翻，翻就多啦。最後，算是勉強解決了。
不過回到隊裡，“祥寶說，別太樂觀，可能還要翻案的。”
果然第二天一早，貧籌組長就來說，開溝過水的協議果然吹了，東隊提出要自流灌溉四畝多才能換一條溝。西隊有群眾說，不給就算了，反正到時候和他們吵，總不能不讓過水。也有部分群眾提出願意補給東隊2.4畝，希望可以解決。
事情比父親想像的複雜，但他還是認為：如果群眾過分挑剔、刁難，提出不合理的要求，阻止有利兩隊間團結的做法，工作組應該站在更高的地位，說服他們接受。
只是，不知道他還有沒有足夠時間去做他認為應該做的所有事。
3月25日父親天未亮就起床，洗了臉就到牛房找發高（貧籌組長，又是校委）研究，想辦法解決耕讀小學的桌椅和其他問題，生產隊有20多個小孩子，一個叫二喜子的小朋友告訴父親，他已經和幾個小朋友約好要讀書，父親很是欣慰。
一頁吳荻舟的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
四清工作筆記：耕讀小學名單2
（圖二：耕讀小學名單，可愛的孩子們。）
“只要把工作做深，把接觸面最大限度地擴大，情況是不會少的，隊裡的事是不會弄不清楚的。可惜我沒有更多的時間。”（3月26日）
父親為人一向低調，著重做實事。從下面這個例子可見一斑。有一名地方青年說，“我們這次和中央同志在一起工作，真光榮”，父親向他解釋：我們不是中央同志，只是北京來的同志。儘管有人看見過毛主席，每年國慶至少有幾十萬人都看到他老人家，但，不能說看到他的人都是和主席在一起工作的中央同志。請大家只說我們是北京來的同志。
對父親這樣的做法，有人說他是“向人擺資格”，“是自己誇耀，炫耀”，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正因為有這樣一些顛倒黑白的人事，我感覺父親工作起來比剛去的時候顧慮多了。
3月28日父親和一些群眾聊天，群眾和他說，許多人都覺得王正和還是一個最會搞生產的人，只要他改好了，還是可以讓他當隊長。父親問：隊裡這麼多人，有的年紀比他大，種田的年頭比他多，為什麼做不過他呢？他們說，他不像我們單打一，他是樣樣會，季節掌握得准，田畝熟，佈局有數，調度能力高，人服他。父親問，王正和這幾個月沒有領導生產，生產不是搞得很好嗎？他們說，那也是的，大家出主意嘛。不過往後，農忙，活兒複雜，怕不那麼靈。
群眾還說，他也沒犯什麼大錯。父親說，集體的牛都偷了，還能說錯誤不大？有兩個老人異口同聲說，這都是王國洪害的，不是王國洪，他不會搞這些事。
群眾這些話，對父親考慮給王正和做出什麼處分和工作安排很有幫助。能否稍微放寬處理？
可是父親顧慮：“這會不會右呢？（3月28日）
上級對結束整個運動的要求是：保證品質，抓緊時間，善始善終。從下面記的幾件雜事可以看到，雖有顧慮，以父親的性格，他不可能因為“怕右”放鬆該做的事，他花最大力氣、抓緊時間去做的，就是鼓勵群眾建立制度，學會處理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事。
工作隊檢查了五個生產隊的生產情況，父親所在西隊受到表揚。（3月29日）
大東崗為了預借糧吵得要死，小澗子也吵，還幾乎大打出手，父親所在西隊個別也有吵的，“但自從一再強調有事到貧籌理論後好多了”。
父親的日記記錄：“晚上社員大會，公佈生活、生產、耕小的一些決定，取得全體社員批准，這是四大民主的具體貫徹，如果今後成了一種嚴格貫徹的制度，農村的情況就會有很大的改變。”
“耕小教師開會，定一些規定，算是合同，把工資、辦公費、書本費等的來源都說的清清楚楚”，父親說：“從這個合同看，農民的節約是可愛的”。
父親舉了另一個可愛的例子：社員大會上丁文才和祥寶吵起來了，文才不滿自己被定為二等工。後來大家說，是你自己報的，他也就沒話說了。散會後他跟著父親到家裡承認錯誤，說不服祥寶不講理，但是以後在會上絕不再吵了。父親說：這些農民兄弟的性格還真是直爽。（3月30日）
蘆蕩小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