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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排低矮的牢房,只有很小的一扇鐵窗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6鐵窗大學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6鐵窗大學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於1931年初開辦,屬國民政府軍政部管轄,人稱“天牢”。該監獄坐落在南京江東門外,全監可關押1000餘人,是當時國民黨關押政治犯的最大集中營。我綜合父親吳荻舟文革期間在造反派要求下寫的交待材料和參考資料,嘗試還原父親在中央軍人監獄中的遭遇。

1930年秋至1933年9月,父親被關在月字監,同住難友是汪在寬和葉金康。後來調到天字監1號,同住的難友先後有:孫佐玨,狄友清(父親打了一個問號“?”表示記不大清。他不久就出獄了,後改名狄超白)、史存直、潘梓年、鄭超麟、梁益堂、李子寬、俞大奎(父親不確定是不是這三個字,是父親出獄前幾個月來的)、劉孝琴等。

吳荻舟坐牢3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址

(圖一: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跡。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父親先在監獄織布廠做工,1932年初夏被調到印刷廠做工。在印刷廠他遇到趙宗麟(柳乃夫),四川人,判刑不長,1933年出獄,他們在一起一年左右。其他人還有楊鐸、史熙清(史亞章)、蔣兆麟等。父親說楊鐸人很好,大概三十幾歲,不做工的時候總是在看書,很用功,肯幫助人,意志堅強,雖被判無期徒刑,還是很樂觀,經常談論革命形勢。惲代英被叛徒出賣犧牲的時候,楊鐸領導大家悼念惲代英。

父親說:“在監中,他給我的幫助很大!他的為人和作風給我極深的印象。但,我不知道他是團中央的領導人,我們雖然很親近。他比我大,整天“蔡四蔡四”地把我當弟弟關懷。同工廠的還有許多人,史熙清、趙宗䚬、蔣兆麟、胡英、何雲、李一萍、岩松岩,他都談得來。”

趙宗麟也是個熱情用功的人,楊鐸被判徒出賣犧牲時,趙宗麟也組織大家悼念楊鐸。他懂英文,在獄中給自己起了“柳乃夫”這個名字,他告訴父親,這是英文New life(新生命)的讀音。

在印刷廠做工的時候,難友岩胡英偷寫了二三十首詩,要父親替他的詩畫插圖,嚴松岩(嚴啟文)偷偷幫他排版。父親畫了,看守得以知道他會畫畫。

於是在1933年春夏間,教務所所長沈炳權把父親調到教誨室專門給看守們畫畫,那時候父親從月字監調到天字監只有三天。每天吃過早飯八九點鐘,就由看守帶到教誨室去,工作的時候有看守看著。中午在那裡吃飯,下午晚飯前五點左右又由看守帶回監房,可以看書。由於這些人都是所謂“有一技之長”的知識份子,又是給獄方幹活,所以比在工廠做工自由一些,優待一些,看守們的態度也客氣一些。

吳荻舟坐牢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
(圖二: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教誨室是一個半圓形的建築,可容納兩三百人,是對“犯人”集體訓話的地方,像個禮堂,有講臺。平時空著,教務所便利用那裡,安排了兩三個案板作為檯子,調了一些難友在那裡翻譯、抄寫、畫畫等。

父親記得很多人的名字和他們的分工:

翻譯:把英法德日的軍事法典等翻譯成中文,參加這項工作的有潘梓年、鄭超麟、狄友清、孫佐玨、史存直、樓適夷、曾覺之、鐘潛九(?)。

抄寫:把翻譯的稿抄清,寫囚糧花名冊、各種報表、經文等。還有寫大字對聯、立軸、中堂等。參加這項工作的有:李志寬、梁益堂、俞大奎、劉鍵、笪移今、何興成等。父親還記得劉、笪、何三人是臨時調來趕抄囚糧花名冊的。

簿記:說是要搞一套新的記帳辦法,只有羅壽珍一個人做這項工作。

此外就是畫西洋畫的吳椿恒和畫中國畫的父親兩個人。

調到教誨室後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時間,幾乎天天有獄方人員拿些裁好的紙要父親畫畫,父親畫了許多山水、花卉、人物,還畫過監獄的立體圖。有一次,沈炳權要他畫一幅佛教畫,說是要掛在自己房間。父親畫了“放下屠刀”,沈炳權認為有影射之嫌,要他立即再畫一幅“苦海無邊”,父親不得已畫了。在“文化大革命”審查中,造反派也批判父親是“影射”,是立場動搖。看到這些人共用一詞批判父親的歷史重迭,真是哭笑不得。

在監獄,父親抓住機會向難友學英文、法文和日文,還學了點世界語,問津過德語。他如饑似渴地讀了很多書。臨出獄已經可以藉助字典翻譯巴爾扎克的小說《歐也妮•葛朗台》、日本的科普散文《葡萄葉下的秘密》、高爾基的兩三個短片小說等。

父親說他在獄中看過的書有:《自然辯證法》、《國家論》、《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口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等,都是岩波文書出版的日文版。有些書是向樓適夷借的,有些書是向沈炳權要求之後他提供的。監房發過三民主義之類書。父親記得當時沈炳權是教誨室少校所長,他把進步書籍換成《紅樓夢》和《水滸傳》之類的封面送進監獄,有的書上蓋了審查的印章,外文的馬列書籍沒有蓋章。

父親還記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本書是向樓適夷借的,而樓適夷是向長期住在病監的陳伯村借的。陳伯村懂日語,有一段時間偶爾會到教誨室串門,在翻譯枱邊和樓適夷、潘梓年聊天。後來陳伯村很久不來,父親托外役把書還給陳伯村,可是書被病監的看守查抄了。天字監的外役說,病監的外役把書遞進監房窗口,裡邊的人又把書推出來,被看守看到,就把書抄走了。這事大約在1936年中發生。父親並不認識陳伯村,不知道他為什麼可以到教誨室串門,好像受到特別優待。

在教誨室,還有一位叫包叔元的難友,父親約莫記得,那是1933年年底,包叔元和另外七八個人調來趕抄報銷用的囚糧花名冊,有的人抄完就走了,有的留下,也沒有多少工作。包叔元會世界語,但是沒有這方面的工作。他留下來,主要時間是在學法語,所以他的法語學得很快,父親說:我和他前後腳開始學法語,卻遠遠地落在他後面。

父親聽說包叔元的被捕過程是這樣的:敵人原來是要逮捕他哥哥的,可是當敵人來時,正好他在,哥哥不在,不知道是敵人認錯人?還是他自己承認是“包叔元”?總之敵人就把他當作他哥哥抓來了。聽起來,包叔元是在替哥哥坐牢,或有意掩護他哥哥。

雖然沈炳權幫助帶書進來,他卻也不忘對父親等難友發動攻心戰。在教誨室期間,沈炳權沒有做過大報告,只和他們有些交談。父親記得監獄長王震南在1931年做過一次報告,約有兩三百人聽,父親也在場聽,內容是叫大家守法,改過等。

也是在1931年,父親還住在月字監、沒有開始到工廠做工的時候,沈炳權到父親住的房間隔著視窗對他說,政府要大赦了,你要守法、認罪、改過,有機會出去,要父親寫悔過書。父親沒有寫,但是他對大赦有幻想,他用文言文寫了一個要求釋放的報告,說自己經過仁濟堂附近的馬路時,適遇英國巡捕追捕集會的群眾,群眾四處亂跑,自己走避不及,為英國巡捕誤捕,要求查明真相,放他出去。

1933年父親剛調到教誨室不久,教務所發了一種表格。沈炳權再次對父親說:現在要大赦了,你認罪悔過,有機會出去。要父親好好填,承認是共產黨員,承認參加暴動。表格上面印著空白格子,有姓名、年齡、籍貫、職業、被捕地點、犯什麼罪以及是否悔過等項目。

父親沒有聽他的話去填,只在“是否悔過”一欄裡填了八個字:“處人處事,有錯則改”,其他按原來的口供填,說自己是過馬路時被捕的學生等。填好後,父親把表格夾在一本書裡,沒有馬上交,他記得是沈炳權來收走的,過了幾個月,可能更長時間,他記不清了,大赦沒有下文,難友們在教誨室裡對沈炳權說:大赦沒有下文了,把過去填的東西撕掉。但是誰也不知道沈炳權有沒有撕掉。

此外,父親記得,1935年沈炳權說過:共產黨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戰),不反蔣了。1936年沈炳權說過:蘇州反省院有人寫了論民生哲學的反動文章,被釋放了。父親認為,這都是沈炳權的攻心術,始終沒有放棄要他們悔過認罪。事實上,難友之間確有互相出賣的情形發生。父親看過狄友清的判決書,其中引用了另一名難友供出狄友清共產黨支部書記身份的供詞。

據三叔回憶,他雖然小學畢業就輟學了,但是還曾接受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函授課程。每晚學習到深夜,第二天五點起床開始在湖北雲夢家族經營的雜貨店廣興和工作。二十三歲那年,他離開雲夢去了上海,希望我父親幫他補習,自己也能去上海勞動大學讀書。可是他住下沒有幾天,我父親就被捕了。後來三叔跟著我父親的同學去遊行(八一遊行),散發傳單,由鬧市四馬路到外灘,結果和蕭抱真同一天被巡捕逮捕,三個月後提審,被判處兩年半的徒刑,在西牢坐牢兩年多。在獄中他被關在地下室,得了嚴重的軟腳病,連大便都不能蹲,行走也困難。據說是長期營養不良、環境潮濕所致。

 

 

 

 

西牢:廈門路180號英皇在華高等法院監狱

西牢:廈門路180號英皇在華高等法院監獄

(圖三:上海廈門路180號原是英皇在華高等法院監獄,因為主要關押西方人,人稱“西牢”,現為上海市排水管理處。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三叔養病一段時間之後去南京,因為知道我父親關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家人想營救父親出來,花錢擔保他、托關係“活動”未果。三叔給父親送飯,據說那時候豬肝沒人吃,很便宜,三叔買豬肝做湯給父親送去。兩三年後,眼看營救無門,才回雲夢。

 

在監獄裡,父親曾和同牢難友們一起絕食、抗議、反抗敵人的殘酷迫害和嚴刑拷打,爭取改善非人的生活,爭取出獄;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剛入黨,還需學習,於是積極回應獄中黨組織的秘密號召,把坐牢轉變為讀“大學”。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父親交待“在教誨室工作的難友有什麼活動”,父親回憶有這樣一些事:

 

1.劉鍵、笪移今等幾個人出獄前不久,有一次談到想搞一個什麼組織,記得提出用“狂瀾”、“巨浪”、“狂飆”、“中流”之類的名稱。但是後來因為他們出獄了,沒有下文。想到當時正是“九一八”、“一二八”之後,父親曾附議說“狂瀾”這個名字好。九一八、一二八都曾震撼難友們的心,父親和他們一起做過鬥爭,高喊“打倒日寇!”“出獄抗日!”等口號。

 

2.惲代英被叛徒出賣犧牲時,父親和楊鐸、史熙清(史亞章)、趙宗麟(柳乃夫)等人一起在印刷廠秘密舉行過追悼會,表示對叛徒的憤恨。法官到獄中來,大家罵他劊子手。後來楊鐸也被叛徒出賣犧牲,父親和史熙清等也為他哀悼。

 

3.1933年南京發大水,獄中庭院變成渾濁的水塘,監獄給難友們吃發黴的饅頭和臭鹹菜,大家把它們丟到庭院裡。可是饅頭在水裡泡了一兩天,還是要他們拿回來吃,因此他們鬧過一次罷食,父親挨了打。吳荻舟坐牢2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監房

(圖四: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監倉。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4.1934年父親曾為監獄裡的難友們講過四堂課: “人類進化的故事”。當時沈炳權是叫他講辛亥革命史,歌頌國民黨,父親改了話題,講達爾文、馬克斯、恩格斯有關人類進化、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和觀點,講了四次。在這之前,孫佐玨講“天文地理”,也是沒照沈炳權的要求講。

5.1936年冬,樓適夷提議組織“白屋詩社”(取意“監房徒四壁無他物,也不使我感到清苦而憂傷”之意),樓適夷寫了一首悼念魯迅的詩,很長,其他還有潘梓年、狄友清、史存直、曾敏芝等人,父親也寫過幾首。搞了一次活動,沒有繼續搞。1937年初,樓適夷提議打報告要求出獄抗日,後來父親出獄,不瞭解下文如何。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難友合影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難友合影
(圖五:1981年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部分難友合影,第二排右五為吳荻舟。

又高又厚的圍墻,拐角處有碉堡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5左傾之害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5 左傾之害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如有朋友希望看到原始資料,請到本網站位置“文獻原件”、“文獻檔案”等位置瀏覽,將陸續上載。

文革期間,父親吳荻舟寫了很多份交待材料,那都是“造反派”、“專案組”指定問題叫他寫的。問題包括:“被捕、扣壓、審訊、判決的地點和時間?”“仁濟堂的會是誰主持、入獄後有什麼活動、有哪些鬥爭?”“在獄中誰最活躍?”“曹正平和你談過什麼話?”“出獄的情形”等。

綜合多份交待材料及資料,父親被捕後的大致情況可以還原如下。

父親在英租界被捕後先關在巡捕房,落案問話:姓名、職業等,當天下午被國民黨引渡,由英租界老閘捕房經提籃橋監獄,轉送到漕河涇模範監獄。

為瞭解父親被押解的過程和當時監獄的狀況,我上網流覽了幾千張老照片,等於“目睹”父親的遭遇,他的堅強令我感到震撼。我沒有找到漕河涇模範監獄的照片,但是閱讀了描述漕河涇監獄情況的文章,十分感恩。

老閘捕房監房

(圖一:上海租界老閘捕房位於貴州路101號。圖片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提籃橋監獄舊貌

(圖二:公共租界工部局監獄,位於長陽路147號,又稱提籃橋監獄,號稱遠東第一監獄。圖片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那時無論是租界巡捕房還是中國地界警備司令部和公安局的監獄,都人滿為患,難友們陸續被集中到漕河涇監獄犯人糊火柴盒的第五工廠,但是七位女難友不知道關到哪裡,從此沒有她們的消息。

來到漕河涇監獄的第二天,看守長進來時,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曹正平高聲提出,晚上水泥地睡覺太冷,要求給墊稻草。看守長表示晚上可以送些稻草來。曹正平又叫:“我們沒有犯法,我們是未決犯,為什麼把我們的手腳銬起來?要求把鐐銬去掉!”其他人也跟著喊,看守長提高聲音:“去鐐銬要請示司令部再定!”過了一天,鐐銬去掉了,大家可以自由一些,對曹正平也感到敬佩。

難友們成立了“同難會”,每四條毯子(八個人)為一組推選代表成立幹事會,幹事都是些比較積極的活動分子。其中外交幹事負責和獄方交涉,互助幹事負責照顧患病者和生活困難者,募捐和爭取支援。組織幹事曹正平熱情,有能力,對獄方鬥爭有膽量,又是苦力工人,獲得大家信任。

幹事會發動大家向外面親朋好友寫信,請他們多送必要物品,然後分給有需要的人,外面送來的食物,都要平均分配,有福同享。外面曾給父親送來一些餅乾和衣服,餅乾大家分吃了,衣服也是幾個難友輪著換洗。難友們鬧過要求早日釋放,鬧過要求改善衛生。因為當時天熱人多,尿桶在監房裡,有時候屎尿滿溢,很臭。氣候炎熱,監獄中供水少,同難會也曾發動向獄方提出增加用水的鬥爭。

睡在大廠房地上的時候,父親和王保德、周興然(惠浴宇)等難友靠得比較近。他記得難友中有人說,別讓敵人覺得我們中有誰是為首的。父親說,當時覺得他們指的好像是王保德。王保德中等身材,話不多,但是比較關心大家。父親不清楚他是不是為首,是不是主持集會。

多年後父親獲悉,王保德16歲到上海銀作坊學徒,成為銀樓技師,是銀樓工會的黨員,兩年前就因為組織罷工坐過一年牢,搞過獄中絕食,這是第二次被捕,他30幾歲,比大多數難友年長,又有領導獄中鬥爭的經驗,大家就請他暗中指揮,例如牢門一開,如果進來的人是看守長或者監獄科室負責人等,王保德就做暗號指揮大家靜坐不動;如果進來的是同情難友的獄中人員,王保德就示意提出各種要求。

國字臉、胖胖的周興然比較平易近人,說話爽直。他告訴父親,他是海州人,海州產鹽,鹽田的工人很苦等等,他看上去有二十六七歲。李梅是廣東人,華僑,好作舊詩,三十歲左右,瘦高個子。父親覺得自己比他們都小,又剛剛受到黨的教育,很幼稚,階級覺悟很低,所以很尊重他們。

當時被捕的人裡面有個穿著國民黨服裝的下級軍官章國鈞,他是盯梢女學生跟進仁濟堂大門後被關進來的。在巡捕房、會審公堂和監獄裡,他見到敵人就乞求寬恕,然而沒有人保釋他,他就這樣一直被關下去。他一進巡捕房就指出李壁臣和周興然開大會時演講和喊口號,是共產黨,巡捕房竟然沒有人理他。幹事會把他當做重點説明和團結的對象,周興然特地和他睡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後來他也和難友交流自己的思想和窘困的家境。到宣判的時候他翻供,說原指周興然二人是共產黨是他胡說的。結果這個國民黨下級軍官被國民黨法庭判刑三年,慘死在獄中。

當時難友們判斷,只要不出叛徒,獄方就不易察覺獄內的有組織鬥爭。但是他們沒有防範敵人可能派特務混進難友隊伍或者可能出叛徒,獄中的身份和組織全都是公開的,多少年後檢討時他們說:“這仍然是受到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違反了地下工作的原則。”

第五工廠中傳過一首詩歌,是惲代英的作品:“革命高潮湧,紅旗飄日中,大示威,大罷工,工廠銀行租界都要充公。”

“同難會”覺得這首詩歌是很好的教育材料,宣傳了農民暴動包圍城市,城市暴動又能領導鼓勵農民起義。特別使難友們興奮的是“工廠銀行租界都要充公”這一句:“這樣,我們也就能同蘇維埃俄國一樣了,這也是我們救國救民的光榮任務。”於是發動大家學習。

當時還有兩種針鋒相對的主張。一種是說外面總同盟罷工馬上就可以實現,在南通的紅14軍就要打到上海,不久就可以出獄。另一種是說要保存自己,可以利用現在未決犯的條件學習文化,增長知識,有朝一日出獄後可以提高鬥爭本領。儘管父親希望早日出獄,最終他實踐了後者。

同案難友一起被關了五六個月,期間審訊過一次,l930年秋被押往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父親和李梅同戴一副腳鐐,一路上鐵鍊鋃鐺響。路過蘇州龍華寺時,李梅詩興大發,高聲朗誦:今年三度龍華道,一看梅花兩帶鐐……父親記得自己和了一首:

黥首回眉龍華道,

春秋猶憶左腳鐐,

閻門橋上鋃鐺過,

國際歌聲到天牢。

據父親回憶,往南京途中,在蘇州滄門內的監獄住了一夜,然後押往南京。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是新建的,分南北兩部分,南監有四座監房,分稱為“改”、“過”、“自”、“新”,北監有九座監房,分稱“智”、“仁”、“勇”、“天”、“地”、“人”、“日”、“月”、“星”。父親沒有去過南監。北監有幾個工廠如織布廠、印刷廠、木工廠等,還有教誨室。監房有單人房、雙人房、三人房和六人房。

他們被關進一個空置的大廠房,睡在地上。過了一個多月,由軍法處派法官來審訊他們,四五人一批被提到一個禮堂(後來知道是教誨室),然後一個一個審訊。

那時父親才22歲,是最年輕的“犯人”之一,其他難友提醒他,一是要堅持說自己是學生,二是被審訊時要淡定,回答問題要簡單。此次審訊的內容和在漕河涇一樣,但是法官態度更凶,喊打喊殺,一再指父親是參加了共產黨暴動。

審訊後過了一星期判刑。判刑時沒有把他們提出去,就在他們住的那個大廠房入口處擺上桌子,布了崗哨,把“犯人”一個個叫過去宣判,然後把判決書交給本人。判決後,父親被分到月字監,三個人住一間牢房,1933年又調到天字監,六個人一間牢房,直到1937年3月出獄。

父親的入黨介紹人曹正平半年後被釋放,臨出獄時,他對父親說,他會回來看父親和大家。父親托他帶口信給三叔,要三叔給他送衣服。曹正平說:“出去後設法營救你。”不過他後來並沒有來看過父親。

自被捕,父親一直沒有認罪悔過,也沒有承認自己是參加集會,沒有暴露自己是共產黨員,但他仍然被判了9年11個月的徒刑,罪名是“企圖煽動群眾,擾亂後方,蓄意顛覆國民政府,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第十一條”。同案的周興然、李梅和李金祥等八九個人和他刑期一樣長,其他人判十一個月或者無期徒刑。

50多年後,1982年父親遇見曹正平被捕後接替曹的嚴啟文,才知道曹正平入獄不久便叛變了,他偽裝積極,騙取獄中組織的機密,出賣大家換取自己的自由,出獄後被中共特高科處決掉了。

母親在上海黨史資料《60年風雲錄》中發現一段文字:“整個審判過程中,細心的難友都看到法官後面的幕布有個小洞,有人在觀察我們。審後大家議論,那觀察的眼睛像是曹正平的……”

我找到這段文字的出處,是葉進明寫的《幼稚思想的自我教育——1930年獄中鬥爭片段記述》,他寫道:

珍貴的葉明進回憶錄

(圖三:珍貴的葉進明回憶錄初稿,讓我瞭解到漕河涇模範監獄很多情況。)
“有一天,那個翻砂工會的頭頭、‘同難會’的組織幹事曹正平突然被釋放出獄。大家感到不易理解。難道上海就要總罷工、大暴動,紅14軍就要打進上海了?總認為我們可能出獄在望,勝利的信心更足了。
幾天之後,我們全體終於被提審。但這審問很奇怪,只是問問姓名、年齡和‘你是不是共產黨?’等問題,別的什麼也沒有問。90多人一天就審問完了。在審問中,不少難友巧妙地更換了姓名,以保護組織和戰友的安全。如蔡四,原是中華藝術大學的學生吳彩書,之前審問時他用“彩書”龍岩口音的諧音,改成像個工人的名字“蔡四”。這次審判官問:你是工人不就是共產黨嗎?蔡四說:我原來叫‘蔡史公’的蔡史,被你們叫成蔡四的。這樣真正的姓名職業是掩蓋過去了,而共產黨員卻仍然被出賣。整個審判過程中,細心的難友都看到法官後面的幕布有個小洞,有人在觀察我們。審後大家議論,那觀察的眼睛像是曹正平的,這樣大家才如夢初醒,恍然大悟。只怪我們太天真幼稚,在敵人眼皮底下毫無警惕,不加隱蔽,所有難友的身份都被曹正平摸得一清二楚。凡是在‘同難會’做負責工作的,或是党團員、工會負責人被曹正平知道的,均被判九年十一個月,其餘難友大多判十一個月刑期,這時我思想上還是認為兩三年內上海暴動一勝利,紅軍打進來很快就可以出獄。雖被判重刑,仍存在盲目樂觀的思想。
在南京監獄,我和蔡四同在印刷工廠做工。這時我們才知道外面的情況,我們黨正在開展批判李立三盲動主義路線。這五個月的獄中經歷,對我們這批受到左傾思想之害尚不覺悟的年輕共產黨員的幼稚思想無疑是一次深刻的自我教育。”
曹正平是父親入黨介紹人,他通知父親去集會現場,直接導致父親坐牢。文革中這段經歷因為曹正平叛變被處決“死無對證”,父親受到“二次傷害”。不過我認為,即使沒有曹正平,父親還是會走上這條路。在他整個青少年時期接觸過的共產黨人鄧子恢及進步青年林仙亭、郭慶光、張旭高和林初元等人的影響足以決定他的命運。他關注國家命運及窮苦民眾的命運,在上海上大學和寫作的同時積極參加工人運動和學生運動。當他有機會接觸國民黨,耳聞目睹國共兩黨在龍岩的作為,耳聞目睹上海貧苦市民的生活,他選擇了中國共產黨。

棚戶區環境擁擠,一排排低矮的茅草房,孩子們衣衫襤褸。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4熱血男兒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4

熱血男兒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28年秋,農民子弟、父親吳荻舟隻身離開家鄉來到上海,由於他不肯聽從祖父的安排輟學經商,被祖父斷絕了經濟來源。初到上海時,他和龍岩同鄉馬寧合租一個亭子間,有時候一個人白天睡,一個人晚上睡,有時候床上睡一個,地下睡一個。父親饑一頓、飽一頓地過著。寧波房東看到他經常沒飯吃,有時候會在他的房門口放一點食物,到上海第一年的年夜飯也是房東同情他請他吃的。

父親在上海藝術大學讀西洋文學、西洋文學史。學校裡有不少參加過北伐工作、思想進步的青年,教授有馮乃超、朱鏡我、王了一等,父親在學校裡繼續參加進步活動。翌年,上海藝術大學被封,他又轉學到中華藝術大學繼續學習,校長是陳望道,教授有李初黎、潘梓年、王學文等。

父親有較好的寫作基礎。在家鄉福建上中學的時候,父親便喜歡文藝,喜歡寫作,他與一些同學辦刊物,寫文章。 時期,父親也積極投入集會宣傳,編寫油印小報,為北伐結束封建軍閥分裂割據、統一中國的願景心馳神往。來到上海半工半讀上大學,他很快就用筆名“秋楓”寫小說在《拓荒者》(蔣光慈主編)、《新地》(魯迅主編)和太陽社出版的進步刊物上發表,反映他目睹的勞苦大眾貧困生活,這些都是民國時期知名的刊物。

他寫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是《車輪》,寫家鄉龍岩開了公路,遭到靠肩挑謀生的勞動者反對,為了奪回生路,他們破壞車輪,企圖恢復肩挑賺錢養家活口,小說的主題揭示破壞車輪是沒用的,只有幹革命,推翻殘酷剝削勞動者的舊制度,才是出路。

其他小說還有:《煙囪》反映工人罷工,反對剝削,爭取活命。主題是要革命,推翻私有制度。《獵犬》是諷刺特務的。《人力車夫》反映上海人力車夫為生活所迫,寒夜還在街上拉車,過橋下坡時滑倒跌死的悲慘故事。《野火》寫冬天一群伐木工人用篝火取暖,不小心把森林燒了。林場主指責他們是有意縱火,國民黨官府說他們是暴動,不分青紅皂白把他們抓進城裡,要殺他們。工人的無辜,激起廣大勞動者氣憤不平,起來罷工、罷市、罷課。“野火”終於變成革命的熊熊烈火,抗議統治者,把工人從監獄中救了出來。《老祖母》講的是統治者把老祖母的孫子抓去槍斃,又怕引起人民反對,謊稱被槍斃的是強盜、是土匪。老祖母深信她的孫子不是強盜土匪。她撫屍痛哭,高呼孫子是好人。父親還寫過長篇小說《兩代人》,描寫父子兩代對救國看法不一致,分別代表著改良派和革命派、官僚資本家和民族資本家、買辦(父親)與實業家(兒子)的救國態度和矛盾。小說肯定實業救國,但提示了在買辦階級(國民黨)統治下,實業救國也沒有出路。

從1928年秋到上海,至1930年4月被捕的一年半間,父親曾為之輟學的北伐戰爭結束,中國南北終於統一。民國有所謂“黃金十年”,由傑出人物領軍的領域比如經濟、文化教育、思想界等,都取得了足以為後人稱道的成就。但是在民國時期,各地軍閥與蔣介石貌合神離,打打合合,總體來說中國依然是一盤散沙。

從小山城龍岩來到經濟文化先鋒城市上海,父親眼界大開,思想更加活躍。從他寫作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這時,他已經把眼光放在改變不平等和落後窮困的家鄉、社會乃至國家上。他的作品反映的是農民、工人、小生產者的生活、情感,寫作出來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真實感人,特別是愛恨分明,結構嚴謹,文筆流暢。

不幸長篇《兩代人》交出去後,父親就被捕了,不知道發表了沒有。坐牢、出獄參加抗日及至輾轉各地工作後,父親放棄了專業寫作的理想,不過直到50年代,他仍然時有文學戲劇作品、文藝理論作品發表。再次拿起筆寫作,則是30年後、上個世紀70-80年代,這是後話。

到上海的第二年,父親由中華藝術大學同班同學蕭抱真介紹,閱讀了一些中國共產黨的內部讀物,參加到楊樹浦、曹家渡工廠區散發傳單,寫標語,煽動工人罷工,反對五卅慘案紀念示威等活動。為瞭解父親當時看到了什麼,促使他義無反顧投身革命,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義,我在網路上看了數千張老照片,真切地感受到他當時的感受。

 

舊上海棚戶區狀況

(圖一:父親所目睹的舊上海棚戶區狀況。圖片為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有一天蕭抱真說,他有一位姓曹的湖北同鄉想找父親,後來果然有一位叫曹正平的人來找。當時父親只知道北伐時曹正平在武漢參加過革命工作,後來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黨員、中共區委書記。

父親原本住在橫濱路景雲裡,因為住不起,搬到橫濱路福源裡,這是一個十分破舊的小里弄。曹正平經常晚上來,瞭解父親家庭情況,談革命理論和形勢等。

在福源裡,父親還認識了一位元作家林淡秋(解放後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他住在橫濱路到福源裡的岔道上,父親經常到他的住處談創作。林淡秋曾轉述魯迅的話,魯迅說:“這位青年作者寫的《野火》很好,決定發表,歡迎多寫。” 在學生運動中,父親還認識了上海公學的李梅(華僑學生),後來一起被捕,方知李梅是中共區委宣傳部長。

在曹正平的引導下,父親參加更多工人運動,比如參加反對南京蛋廠英國老闆開除工人的遊行等。有一次曹正平要父親撰寫反對國民黨政權封閉曉莊師範的傳單稿子,在遊行示威時散發。曉莊師範是陶行知與黃祿祥1927年3月15日創辦的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試驗鄉村師範學校。陶行知提倡“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遭到國民黨政府武力封閉。陶行知受通緝,三十多名學生被捕,十多名中國共產黨黨員遭殺害。父親記得,曉莊師範被封閉的時候,國民黨政權正召開教育會議,鼓吹要改進和興辦更多的學校,父親就把兩件事結合起來指控國民黨政權提倡教育是假,摧殘教育是真,反對封閉曉莊師範。

1930年1月,曹正平介紹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父親回憶:“他在書桌上寫下‘馥新’兩個字,說是聯繫用的代號,以後由他本人和我聯繫。”

曹正平對父親說:“革命高潮即將到來,蘇州、無錫、上海都可能發生暴動,現在軍閥混戰,全國正處於新的革命高潮前夜,黨號召要不畏犧牲,準備大幹,要爭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上海要搞‘飛行集會’,五一要舉行全市大集會、大遊行,廣泛發動群眾,迎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

父親說:“這就是我第二次直接受到黨的教育的經過情況。”

據與父親同案被捕的葉進明80年代回憶,當時,中共在李立三左傾路線領導之下,不斷發起罷工鬥爭,遊行示威,飛行集會,實行“暴動試驗”,以顯示無產階級的力量,迎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潮。國民黨和租界巡捕房則出動大批便衣、軍警,鎮壓罷工,驅趕遊行示威隊伍,逮捕參加飛行集會群眾。許多党團員骨幹分子一批批被捕入獄,成了冒險主義的犧牲品,而革命高潮卻並未到來。

 

1930年中共政治局通過李立三的左傾路線

(圖二:1930年的中共決議,提出要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圖片來自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

 

 

 

 

 

 

 

 

 

 

 

 

 

1930年4月27日父親在上海租界東新橋仁濟堂的“五一”籌備大會上和107人同時被捕,這個事件就是當時“武裝暴動”試驗的一個縮影。這次事件是公共租界裡左傾盲動主義時期被捕人數創歷史記錄的一次。延安整風時期在反“左”學習時稱此案為“上海最大的一次損失一百零八將被捕大案”。

父親在前一天收到曹正平用代號傳來的條子,要他去參加仁濟堂集會。父親當天上午9、10點鐘趕到會場,進去時只看到很多人,還沒有搞清楚是已經開完會還是尚未開,也不知道大會是誰主持的,會場就被英巡捕包圍,校長陳望道、老師李初黎、潘梓年、曹正平、李梅、惠浴宇(獄中名叫周興然,中華藝大同學)等共l07人一起被捕。

據葉進明回憶,那天9點左右,各路群眾先是分散在大世界附近馬路“散步”,隨著一聲鞭炮動員令,大家開始聚攏喊口號,陸續走進仁濟堂,當中有人挑著偽裝成雜貨的鐵梗等武器。仁濟堂是個慈善機構,平時有門診施診給藥,星期天堂內無人。這天這裡裡裡外外擠滿革命青年,也有很多看熱鬧的人,早已引起警方的注意。

葉進明說,但是那時受到左傾盲動主義影響,沒有警惕也不介意警方的干涉。正當院內開會動員高呼口號“打倒新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門被撞開,穿著皮制服高筒靴的中西巡捕,高舉著巡棍見人就打就抓,大批人被拖進守候在門外的多輛裝有機關槍的紅色警備車裡,馬路兩邊喊革命口號的群眾很快被驅散,也有走得慢被捕的。

上海英租界巡捕为什么革命

(圖三:上海租界巡捕。圖片來自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翌日,上海《申報》以“左晨雲南路紛擾記,拘獲大批男女青年”為題報導:“昨天上午9點56分,公共租界浙江路東新橋附近,有數百人聚集,旋擁至仁濟堂開會未成,被捕房拘去百餘人”。4月29日《新聞報》記者詳盡描述了“前晨紛擾經過”:“上午10時,東新橋附近突然聚集數百青年,雖經探捕驅散,但至10時3刻,群眾又擁入雲南路599號仁濟堂欲開會議。旋由警務當局向戈登路捕房飛調預備隊中西捕,會同該管老閘捕房通班探補,將仁濟堂包圍,嗣乃進內制止會議,並逮捕在場男女一百零七人之多,餘始四散。被捕之一百零七人眾,內有年輕女子七名……男青年一百名。內有李林全 ,周興然 ,王保德……蔡四……曹振平。察其年齡,皆在二十開外,均是學生工人兩種人物,並發現鐵梗、石灰包甚多,此種物品當是若輩置備,用以傷害他人者……公安局要求移提,捕房並不反對”。

父親在一篇手稿中寫道:“(1930年)4月26日晚上,(曹正平)通知我27日參加五一籌備會,還說五一那天準備好石灰和木棍之類,可能發生武裝鬥爭。我早有思想準備。我當時很幼稚,很相信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早日取得革命勝利,東方出現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政權。

看蘇州河、閘北一帶棚戶區工人受剝削的非人生活,實在喚起我革命的激情,我寫一個長篇的《兩代人》和十多篇小說和一些散文(除了已經發表或已經寄出的,餘下謄寫和潤色的,在我被捕後,弟弟和蕭抱真幫我處理了)。所以毫不猶豫,第二天便到指定的地點開會。曹和我不是同時到達,但同時被捕,而關在一個監房裡。我們是在仁濟堂內被捕,還有一些是在馬路上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