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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塊石碑前,男站立女坐在石階上目視遠方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3大火善後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3 大火善後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非常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西方傳入的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11月15日黃昏,南方的初冬很冷,抗宣一隊到達衡山,住在孔廟。每人從三廳的前站領到兩條軍用毯子。16日抵達衡山與九渡口之間的一個小村子,兩天的行軍和沿路工作,大家累了,睡得很香。此時,潘念之派人趕來傳達周恩來指示,要他們次日一早搭車回長沙,參加大火善後工作。

父親吳荻舟率隊依時出發,當天入夜前回到長沙。車抵財政廳,周恩來已經在那裡等他們。距13日凌晨的大火雖已過了5天,燒成廢墟的長沙還處處冒著嗆人的濃煙和灼人的熱浪。放眼看去,一片斷垣殘壁,幾乎看不見一個行人,滿目淒涼。所有街邊東倒西歪的防空洞裡,都擠滿了傷兵和群眾,有的人傷口還在流血,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

在一場人為大火中長沙全城盡毀,僅剩頹垣敗瓦。

上世紀三十年代,長沙有一場大火,全城盡毀,史稱長沙大火

(圖一:長沙被大火焚毀的慘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先後回到長沙的還有抗敵演劇第一、二、八、九隊,加上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五個隊組成“長沙大火善後工作隊”,又成立了由各隊隊長參加的“善後工作指揮部”,洪深任總指揮,馬上投入工作。周恩來召開動員大會,每人發了一個臂章,講解工作計劃和要求。他再三指出善後工作的重要意義,說:我們全力做好大火的善後工作,就可以揭發漢奸投降派的陰謀,粉碎日寇的侵華新戰略,團結人民,堅持抗戰到底。參加長沙大火善後的還有朝鮮義勇隊和最早回到長沙的九戰區政工二隊。

隊員們踩著斷磚殘瓦,焦炭灰燼,在大街小巷搶救傷殘,清理屍體,搬運尚在冒煙的糧食物資,撲滅餘火,清理街道,動員市民回城,設立施粥站、救傷站,發放救濟款,解決主副食供應,恢復市場,出壁報恢復抗日宣傳,擴大嚴懲罪魁禍首和發放救濟金的政治影響。父親說,不少年輕隊員平時怕死人、怕見血,現在連腐屍、焦屍和殘肢也毫不畏懼去清理,十分感人。他們在一間燒毀的房屋中發現了一部印刷機,田漢、萬籟天、龔哨嵐等如獲至寶,馬上辦起一張四開的《新長沙日報》,恢復了抗日宣傳陣地。

三十餘名年輕男女,組成演劇一隊,在嶙峋山石前合影

演劇一隊的年輕人都是二十歲上下的熱血青年,投身抗日宣傳。

(圖二:演劇一隊陣容。如果沒有戰爭,這些風流倜儻的小夥子和面貌娟好的姑娘們該有多麽美好的生活!)

11月21日,國民政府中宣部、政治部發表關於長沙大火“真相說明”:“12日夜,長沙大火,實為地方軍警誤信流言,自衛民眾基於義憤之所造成。蓋戰地轉移,我軍對預先撤退的戰略據點及主要城市建築物施以破壞,免資敵用,原為作戰上的必要,在各國戰史上不乏先例。故長沙既臨戰區,政府於事前有所準備,當為必然之事實。唯12日夜長沙大火時,嶽州雖失,而平江汨羅以北陣線甚穩。長沙距前線當有一百餘里,軍事當局,不僅無命令破壞,且正調兵增加前線,而地方政府,亦並未下令破壞。”

中共的《新華日報》也在同一天發表社論“論堅壁清野”,重複了周恩來在南嶽軍事會議上的觀點。

父親回憶,當時看見周恩來忘我工作,隊員們都很感動,誰都爭取多做一點工作,好減輕他的疲勞。隊裡絕大多數人都是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來自五湖四海,只有不願做亡國奴的樸素感情,對中共抗日方針政策體會還不深,也沒有工作經驗。為了避免出差錯,周恩來每天要聽匯報,有問題就幫助解決。抗宣一隊的徐方略和林因加擔任文字宣傳,出壁報和為《新長沙日報》撰稿。一些重要文章和壁報稿,周恩來必親筆圈點,涉及湖南地方的稿件,如果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在長沙,他必拿去與張商量後才允許發表。

父親說:“周恩來發現我們由於痛恨蔣介石火燒長沙,寫標語、出壁報不願寫‘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毛澤東提出的口號)。他嚴肅耐心地說:擁護是有前提的。‘抗戰到底’便是前提。蔣介石不抗戰到底,我們就不擁護他嘛,國共合作一天不破裂,他還講抗戰,又槍斃放火的酆悌、文重孚、徐昆,撥款救濟災民……對打擊投降派、支持抗戰派、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利嘛。經過周恩來的教導,大家才深刻理解這條標語的用意。”

大火後的長沙什麼也買不到,周恩來也只用一點鹹菜下飯。為了解決陸續回城的居民的主副食,他派隊員們到四鄉去動員農民送菜送糧進城。但農民不明真相,拒絕賣菜給他們。農民很氣憤,責問你們還要不要抗日?有多少個長沙夠你們這麼燒?什麼都燒光了,還拿什麼去抗日?周恩來聽了匯報,立即肯定說:“農民問得好,說得對。湖南人民有革命傳統,不怕你們穿上‘老虎皮’(父親他們當時穿國民黨士兵衣服),放火燒長沙不對,他們就反對,就提意見。”

他叮囑大家明天再去,一定要對老百姓說清楚,有關當局正在追查放火的責任,一定嚴辦。現在陸續回城的災民急需糧食蔬菜,一定請他們進城來賣。下午四時賣不完的,我們照價收購,讓他們有時間回家。周恩來還說:農民的憤怒是有理由、有代表性的,沒有這樣的憤怒,國民黨當局就不會感到壓力,就不會同意嚴辦禍首、救濟災民,我們的工作也就難以做好。我們一定要把這種憤怒轉化為推動國民黨當局加速嚴辦禍首、救濟災民的力量,轉化為推動國民黨堅持團結抗戰的力量。

國民黨省政府也成立了救濟委員會,負責人是尹任先,常委朱經農。還有長沙的教會也派人配合救災發款。不過自從傳出撥了50萬救災款後,國民黨的官員就不休地爭吵誰來經手發放,災民也早議論開了,他們說:歷來救災都是貪官發財,災民背名。災民們不相信貪官們肯放過這個發財的機會。

為了使每一分錢都分到災民手上,不發生流弊,周恩來征得張治中同意,將全部救濟款交工作隊負責發放。

父親回憶道,隊員們由於感到光榮而喜悅,周恩來看到他們的笑容卻問:“你們有把握做好這工作嗎?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幾十萬,分給相當於十個師的災民,又是在露天裡發放,這是向漢奸和日寇挑戰呢!如果漢奸搗亂、敵機空襲,場上一亂,踩也會踩死許多人,怎麼辦?歌唱壞了,可以再來,戲演壞了,頂多沒人鼓掌,這事可不同,有人正等著我們打敗仗呀!”

周恩來又說:“困難的確不少,但也不能給它嚇倒,只要預先想到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難,做好應付一切困難的思想準備和措施,困難就能克服。長沙人民經過革命的鍛煉,只要我們事前做好宣傳工作,得到他們的支持,勝利就有把握。”

他還說:“你們首先要有自我犧牲的思想準備,如敵機臨空,自已不動,災民也就不會亂了;領款手續越簡化越好;我和葉劍英等人到時一定來幫助你們,你們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在發放救濟金的前兩三天,周恩來起草了《告長沙同胞書》,一方面嚴厲批判和指責放火者對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一方面又非常策略地把筆鋒一轉,指出大火已經給人民、給抗日帶來了莫大的損失和困難,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是大家團結起來,重整家園,堅持抗戰。這篇《告長沙同胞書》得到各方面的擁護,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把抗日戰爭的情緒迅速推向高潮。

四十多年後父親仍記得:在發放救濟金的第一天,總指揮洪深早上把隊員們集合到空地上。隊伍整整齊齊,鴉雀無聲。洪深說:“現在我傳達周副部長的指示:我們要打好這一仗,一切行動聽指揮,絕對服從。已下令今天不拉警報。也不准一個國民黨兵進場。敵機臨空,大家不准動,動者,軍法處置。傳達完畢!”他又補了兩句:“我們男的要準備盡忠!女的準備盡節!”一陣哄笑,緩和了肅穆緊張的空氣。

隊伍分成兩列,分別開進教育會坪(可容一二萬人)和四十九標廣場(舊時代的練兵場,可容數萬人)。周恩來和葉劍英、郭沫若等早已到了那裡,數以萬計的災民跟著進場,年輕隊員領著災民很快排好隊,洪深也向災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災民中有人知道周恩來的名字,說:有他在場,天塌下來也能頂得住!

鈔票一箱箱從銀行直接抬到發放現場,因為事前做了充分準備,所以進行得極為利索。一共發放近9萬人,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出生的嬰兒也有份。有些災民要到鄰近去投親靠友還發旅費,有些一時回不來的,還派專人去鄰縣發放,災民們事後知道這次救災是周恩來親自指揮,都說:“難怪!只有他才能有這樣的魄力!”“國民黨統治以來唯一一次救災款分文不受中飽!”“”賑災史上一個廉潔的範例!”

敵機果然來了。它臨空偵察時,地面黑壓壓的人頭一動不動。周恩來、葉劍英等也都安靜地坐在指揮臺上,全場秩序井然。日機只在空中拍照,沒有轟炸。這件事,後來被稱作“奇跡”,在大火後的長沙城廣為流傳。

近十萬民眾聚集,持續井然領取救濟款

周恩來領導長沙大火救災,發放救濟款予近十萬民眾。

(圖三:長沙大火後災民領取救災款。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在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寫道:

“11月底前,整個善後工作勝利結束了。周恩來請葉劍英給五個隊全體隊員做了一次報告,他重點講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的光輝思想,加深我們對毛主席抗日的政治、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的領會。徐特立還為我們講中國革命史,增加了我們對中國革命的艱苦和複雜性的認識。他們的講話對我們後來堅持工作,取得勝利,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周恩來臨去重慶前,也給我們講了一次話。他在講話中全面地總結了這次善後工作,但,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育是:他談到我們在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要我們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他說:‘嚴辦罪魁禍首、救濟災民,不是由於我們寫了幾條標語、說了幾句話,而是廣大的長沙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的壓力。我們剛回到長沙時,不是在好幾處看到災民們用血淚合著焦炭寫下憤怒的控訴,要求嚴懲禍首、救濟災民嗎?我們能做好這次工作,還有朝鮮義勇隊、江浙流亡同學等的支援。我們有四億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有無數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中國是決不會亡的!’”

周恩來最後說:‘長沙的救災工作結束了,各隊恢復了原有的稱號,即將分赴各個戰區。抗戰是長期的,你們要長期留在大後方工作,任務很艱巨,環境很複雜。你們要堅持工作,就會遇到困難。因此要堅持學習,堅持進步,堅持獨立自主。要準備長期吃苦、學習紅軍的傳統。要學會多交朋友,才能保存自己。在這次工作中,你們做得很好,有成績,但永遠不能自滿!’”

父親耳聞目睹周恩來在處理千頭萬緒、紛至踏來的各種問題時民主、細緻、耐心,不知疲勞、平易近人,這樣的領袖風範想必是令他心悅誠服。他說:“‘春雨潤物細無聲’,周恩來的身教、言教、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令我終生受益。”父親一生都實踐了“談到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

母親也感受到周恩來的威信,對比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表現,她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因為自記事起,她只知道政府是“管”老百姓的,沒聽說過政府要向老百姓負責。她記得前線下來的傷兵蜷縮在斷瓦殘垣下,記得夢中被燒死的市民,清理出來之後被放在路邊,死不瞑目。她說:日寇還離得遠呢,怎麼也想不到是中國人自己(國民黨)放的火。日寇入侵,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老百姓離鄉背井,家破人亡,前途茫茫。這就是她看到的社會現實。

對她而言,抗宣一隊是一個嶄新的天地。直到晚年,她還記得當時心是如何火熱。她告訴我,來自五湖四海的隊員們比手足還親,他們悄悄看禁書,議論國事,討論如何宣傳全面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她聽到延安和其他根據地的新聞,遊擊隊打擊日寇的英雄事蹟,感到很新鮮。她說:樸素的思想被“革命”打開了一個缺口。

在一塊石碑前,男站立女坐在石階上目視遠方

吳荻舟和張佩華參與長沙大火救災期間合影於嶽麓山

(圖四:父母早期的合影,攝于長沙嶽麓山。新婚燕爾,卻遭遇戰亂。)

據母親回憶,撤到長沙不久,在岳陽失陷前,外祖父母帶著三個舅舅從雲夢也逃到長沙,因為他們擔心,武漢淪陷,雲夢一定也會被日本鬼子佔領。三個弟弟沒有出路,還很危險,又不放心我的母親,便匆匆奔到長沙。在長沙,外祖父遇到他的同學、舒城一位姓肖的醫生。肖醫生看到他們狼狽不堪,便介紹外祖父到湖南邵陽的國民黨傷兵醫院工作。父親又介紹二舅和小舅(15歲、13歲)參加兒童劇團[1],大舅則隨外祖父母去了邵陽。

大舅回憶說,在長沙大火那天早上,我父親送他們三個坐上一條輪船離開長沙往衡陽方向駛去,他們大約在下午四五點鐘到達衡陽,落腳在三塘一戶農民家裡。當時已經秋涼,他們坐在打穀場上曬太陽,大舅覺得身上很癢,便翻開衣服查看,他沒有冬裝,外祖母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給他穿。只見那件毛背心每個針眼裡都藏著一隻肥大的虱子。外祖母馬上找來一口鍋,幫他把衣服脫下來放進去煮,在太陽底下把這些小蟲殺死。

根據大舅的回憶,幾天後我的二舅和小舅隨著長沙兒童劇團到了衡陽,與孩子劇團合併,調往重慶。其時二舅十四歲,小舅十二歲。大家都很不捨得分離。大舅說:“可是我們很窮,去重慶有飯吃,跟著我們吃什麼!所以只能送他們上車走了。”

大舅也和外祖父母一起啟程繼續往邵陽,大舅跟著外祖父住在邵陽的傷兵醫院,外祖母一人在郊外租了一間小房子暫時棲身。1939年春節剛過,外祖母便帶著大舅離開邵陽去桂林找我母親,大舅想到桂林繼續學業。

[1] 母親不記得兒童劇團詳情,我查到1938年4月在田漢、洪深等關懷和支持下,由田漢的兒子田海南(另有文章說叫田申)成立了長沙兒童劇團,他們在長沙大街小巷演街頭劇,慰問傷兵和難民,長沙廣播電臺也邀請他們在電臺唱救亡歌曲和播音劇《攜起手來吧,中國的孩子們》。1938年8月住地被日機炸毀,成員撤至重慶,併入政治部三廳屬下的孩子劇團。這與母親的記憶和大舅寫的回憶文章吻合。

莽莽大別山山巒重疊,男女老少7人徒步翻越大別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3背井離鄉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3 背井離鄉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從合肥市志我看到,即使是在兵荒馬亂、自然災害頻仍的情況下,合肥的工業現代化、城市文明都在逐步建立,只看1918年母親出生之後,就有第一所縣立女子小學、第一所公立女子中學、第一間公立合肥女子中等職業學校、第一家織襪廠、第一家肥皂廠、第一家外國商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個縣立圖書館、第一份報紙、營業性無聲電影放映、公路鐵路汽車火車甚至飛機場、法院成立、銀行相繼成立、國民政府紙幣和輔幣流通……辛亥革命後短短20年間,現代化的萌芽如雨後春筍。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社會的動盪:聲援北京的五四運動、上海的“五卅”運動和一二八鬥爭;紀念廣州暴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演出救國新劇;抗捐抗稅的罷工、請願、農民暴動;手工業成立工會;共產黨第一個基層組織成立、第一支赤衛隊成立、共青團縣委成立、飛行集會、肅反打擊所謂AB團;北伐軍打響第一槍;國民黨軍隊進駐;國共分別抗日;國共合作抗日……

和在父親家鄉類似,國共兩黨以及軍閥力量和土匪在合肥呈現拉鋸局面,苛捐雜稅逼人民造反。共產黨的力量是從幾個人幾條槍開始發展的,跟隨的群眾從幾十幾百,截止到1937年已經是成千上萬。但是也像在父親家鄉一樣,上演著自相殘殺:這邊國民黨集結兩個師“剿匪”,那邊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推行王明路線,對皖西北中心縣委進行肅反,把一大批黨團領導骨幹作為AB團分子進行拘審,20多人受到錯誤處理。

日軍兵臨城下之際,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卻召開會議鬥爭新四軍四支隊政委高敬亭,時值國共合作時期,由蔣介石指令,未經中央軍委批准,由新四軍軍長葉挺手執蔣介石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錯殺了高敬亭……

據合肥市志記載,1938年5月13日,日軍侵入合肥地區,次日攻進城內。5月16日,日軍挨家挨戶搜捕,將無辜居民驅押到苗圃、衛衙大關等地集體屠殺,被殺害的群眾達5000餘人。日軍侵佔合肥後,將城牆外影響日軍視線的房屋、樹木全部燒掉,將城內前、後大街、臨街房屋牆壁全部打通,將包公祠燒毀。三五成群,持槍姦淫擄掠,無惡不作。

合肥城內唯一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名樓四牌樓,是合肥老城的中心,亦名魁樓,位於長江路與宿州路交叉口。宋代始建,多次重修。20世紀初,四牌樓為磚木結構三層樓,底層東西南北各有一門,可通馬拉車。1927年毀於一場火災,1928年,合肥各界人士捐資萬元,重建四層之樓,均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底層四門可通卡車,二樓設有馬祥斌、王金韜二將軍牌位,紀念他們堅守合肥兩月有餘、拒直魯聯軍張宗昌10萬之敵於城外。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樓外曾豎“抗日救國”匾額,這更不為日軍所容,四牌樓被炸毀。

合肥标志四牌樓1937年被炸

合肥標誌四牌樓1937年被炸毀
(圖一:合肥四牌樓,1937年被日軍炸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日軍在進攻合肥的同時,5月10日起就對舒城狂轟濫炸,毀民房1000多間,死傷逾百。6月8日上午日軍由合肥南進舒城縣境,日軍的步兵,首先侵入舒城縣桃溪鎮及周圍村莊,燒毀民房一千多間,殺害農民四十多人,姦污婦女二十多人。同日下午,日本侵略軍第十六師團阪井支隊二四三聯隊第三大隊3000多人在大隊長松峙真一帶領下,侵佔舒城城關,大肆燒殺奸擄,城內未及逃走的400多居民全被殺害,未及轉移的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第二十軍的100余名重傷患被殺死……

也是據合肥市志記載,早於1937年8月,為阻日軍進犯,國民黨軍隊已奉令將淮南線鐵路破壞。1938年3月,合六、合蚌、合浦、合壽等公路均全線破壞。淪陷之後,合肥剛剛啟動發展的地方民族工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耀遠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被日軍侵佔,各工廠、作坊關閉,90%以上的手工業者逃往他鄉避難,工業和手工業生產處於全癱瘓狀態。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後才出現轉機。6月上旬,合肥維持會成立,為日偽組織。同時成立偽縣、區自衛隊。

日軍在合肥大街小巷到處刷寫“日中親善”、“日中提攜”、“同文同種”、“共存共榮”、“建立中國的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圈”等大型標語,強令中小學生學日文;強令中小學舉行日本國旗升旗儀式;強令住戶懸掛日本國旗;強令行人遇見日本官兵鞠躬行禮。日偽政權還成立合肥縣地方稅分局,徵收營業稅、牙稅、煙酒牌照稅、屠宰稅、牲畜費等。

據《脂油集》記載,合肥淪陷使得所有學生一夜之間全部失學,稍事安定後,教徒和老百姓紛紛要求三育女中複課,可是誰願意做校長出面與日本人直接周旋呢?經過教會努力安排,李青鸞出任校長,她不僅要解決經費困難的問題,日本憲兵還三次把她抓到日軍駐肥總部,軍刀橫在面前,動不動就惡狠狠說要殺一儆百。在她晚年接近九十歲的時候,她常說:那幾年沒有一天是安閒的,“我不知道明天我是否還活在這個世上。”

就在狂轟濫炸、燒殺搶掠的血雨腥風中,日軍逼近雙河鎮。父親既與城內斷了聯繫,便和另外兩位原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團員史存直和盧奎商量,翻越大別山到漢口,並建議母親一家同行。母親他們徵求外祖父意見,外祖父回信叫他們“速走!”留下地址,等他可以前往的時候再去會合。

大舅後來回憶,南京離合肥很近,南京陷落後,關於日寇在南京殺人姦淫的傳聞隨即傳到合肥,當日寇攻打四十華裡外一個鎮子——桃鎮的時候,夜晚可以聽見槍炮聲,看到火光沖天。這時家裡已經一無所有,我的外祖母為每人準備了一個小包袱。就這樣,服務團三人和母親、三個舅舅、外祖母一起上路了。母親一家老小,跟著父親一行,徒步九天,風餐露宿,沿途經過安徽的霍山、湖北的浠水、羅田等縣。

大舅記得我父親當時負責收編土匪為抗日部隊,大舅說,沒有我父親,是不可能安全穿過土匪盤踞的地盤的,土匪甚至武裝護送他們。即便如此還是出了意外,在快到霍山邊境時,駐守邊境的國民黨部隊繳了護送他們的土匪的槍。結果土匪一定要把大舅當作抵押。大舅只好隨土匪去到一個小山村,在那裡放了兩天牛。還好那支國民黨部隊的長官和外祖父相識,大概還到過家裡,見過外祖母,把情況說清楚後,就把槍還給土匪,我的父親到小山村接回大舅。

途經涉塔市河的時候,又遇到100多名“土匪”到涉塔市河對岸想接受收編,但是廣西部隊誤以為他們是下山搶劫,圍剿他們。當地地主子弟、復旦大學學生尤希伯和“土匪”有錯綜複雜的關係,知道父親路過,便派人涉水過河,強調他們沒有還擊,要求父親營救。父親寫了一封信交來人飛報山南館招安站,用電話通知駐守涉塔市河的廣西部隊,解救了那一百多人。

路上他們也遇到其他當地群眾和知識份子,有錢沒錢都一樣,白天步行,晚上各顯神通,風餐露宿,有時候住破廟,有時候睡路邊。一直走到長江邊的團風,再搭船到漢口,在一小旅店住下,不久,輾轉到達雲夢,借住在我大伯家。行程逾四百五十公里。當時外祖母43歲(1895年生人),母親20歲(1918年),大舅未滿17歲(1921年)、二舅14歲(1924年)、小舅只有12歲(1926年),想想看,這樣一行人,翻山越嶺,徒步四百五十公里是多麼艱難的行程。

在我心目中,他們就是善良忠厚、具有堅韌意志的中國老百姓的代表。稍後外祖父也趕到,一家人團聚。

翻越大别山

油畫習作:母親吳荻舟一家跟著父親徒步翻越大別山

(圖二:莽莽蒼蒼的大別山,即使今天,試試9天從安徽徒步翻山越嶺走到湖北吧。油畫習作,筆者為紀念外祖母父母和舅舅們而畫。)

母親說過很多次,老奶本來是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她不肯和他們一起逃難,因為她是纏足,年紀也大了,她說,我走不動,不要拖累你們,你們走吧。母親每次提起此事就很傷感。我找了很久,關於我的曾外祖母、即母親的外祖母的線索,終於在母親2004年1月10日的日記裡找到一段話:“我們跑了,她扶著一根棍子,從雙河走到六安,投靠一位老朋友,幾天後就死了。六安的鄰居把她安葬在六安郊外的亂墳崗上。”這是母親一輩子的痛,也令她屢屢教導兒孫輩不要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的禍害。

母親在1968年3月寫過一份自傳,其中說道:“父親在六安奮鬥了十多年,最後孑然一身,窮愁潦倒,跑到鄉下行醫去了。最令他們傷心的莫過於幾個孩子不能受教育,對將來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日本鬼打到合肥時,我們反鎖了大門就逃走了。只帶了幾件隨身穿的衣服。從雙河鎮逃出去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是家破人亡。老外祖母丟在雙河鎮,以後死在六安,還是老鄰居安葬的。父親逃到雲夢時(1938年9月),狼狽得連一個醫生起碼的傢伙——一根聽筒、一支注射針也丟了(他給征去國民黨傷病醫院工作兩三個月後,國民黨軍隊被日本鬼擊潰。他先逃到霍山,然後才到雲夢的)。他們都是願意勞動、有勞動能力的,為什麼活不下去?當時沒有政治覺悟,不能用正確的政治觀點去分析。但是憎恨國民黨政府禍國殃民,鬧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憤世之心極強,展望前途,一片漆黑。”

對於她自己的宗教信仰,她這樣反思:“這20年的家庭教育,6年的學校教育,把我培養成脫離社會,脫離實際的書呆子。我進初中的5、6年,就是從家門到校門,很少串親戚,避免了封建宗法的影響,但隨著母親進教堂,做禮拜,17歲的時候還受‘洗禮’做了個小教徒。當時我很喜歡耶穌,很嚮往他為人誠懇、講和平、要給人類以和平、幸福,給人以天堂似的人間。也羡慕一些受過洗禮的同學暑假能去外地開個什麼宗派的會(名稱記不起來了,我後來沒參加過。母親把家搬到學校附近讓我就近上學,囑咐我專心讀書,不要惹事,儘管聽到很多議論,也不要參與)。至於上帝以七天創造世界是代表一種世界觀,宗教是一種宿命的人生觀,當時我當然是不認識的。總之隨著家裡大人對現實生活逐漸失去信心,對前途的恐懼與日俱增,精神上沒有寄託,很自然的就(本來就和教會有聯繫)滑到宗教這個精神避難所裡去了。”

但是母親也注意到:“為什麼在‘虔誠的教徒’中存在著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上帝的代表’牧師(中國的和外國的)們為什麼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爭名奪利、互相排斥?學校為什麼像一潭死水,和外界隔絕,盡可能不參加外面的活動?學生們諷刺不滿之聲時有所聞。”

“宗教的教義和現實是兩回事,它解決不了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這是母親後來回憶時給出的結論。

日軍隊伍正在走過水上的浮橋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2兵荒馬亂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2 兵荒馬亂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我保存著一頁沒頭沒尾的信,但是母親張佩華在背後注明“衡信4.17”——這是大舅張國衡的來信,講到1938年他們家離開合肥前那一段日子:

“……住的房子,那年夏天,姨奶在門外,給二叔振國燒紙,叫國樞(我的小舅)給紙錢磕頭,說是過繼給二叔的。住不長時間,就搬去東門外,一間大房子去了。就在那一年,抬了許多傷兵進門,連傷重死了的人也抬了進來。不久又搬到了東鼓樓劉先生的房子去了,第二年春,送樞去小學讀書,記得他在校門口哭著不肯進校門。那時好像是六歲,應該是1932年。那年發大水,門前的臭水溝漲水,記得爸爸拿著小板凳用板凳腿量小河漲水的快慢。就在那一年夏秋之間,傍街的牆突然下陷,幸好未倒,好像不久,就搬去三育女中對面去住了。隨後又搬去X巷口孫先生那裡。記得那年夏季,米不夠吃,老奶就煮南瓜加面魚放點糖精給我們吃,也沒有過年的印象。隨後又搬到南門大街,門口有兩棵臭椿的第二進,說是醫院的一位醫生的房子。在那裡第一次有過年的印象。也就在那一年,你有了工作,我得以進了初中,但好像不長,唯讀了三個月初中的課文也沒有學到什麼,只不過是複習了高小的課文而已。38年大年初一就離開了家,搬去雙河鎮沒半年土匪又燒了……”

在他們尚年幼的的短短幾年,搬了那麼多次家,也沒有像樣地過年的記憶,生活之艱難可見一斑!

我查了六安縣誌,看到:1924年6月,“大刀會”在六安縣太平集暴動,29日克六安城,成立自治第一軍。1928年4月12日,李老末股匪由河南商城竄入境內。6月3日破霍山城,8日破六安城,大肆燒殺淫掠,三日後離去。

關於大刀會在六安的興起,據說是1922—1924年馬聯甲任安徽軍務督理和省長時,對人民徵收“二五畝捐”、“八厘公債”、“救濟公債”。合肥縣知事袁勵宸、六安縣知事丁景炎、舒城縣知事李某等張貼佈告,嚴厲催征。因農民繳不起,皖西各縣監獄關押的“欠糧犯”占人犯的50%以上。1924年6月1日,大刀會首領夏雲峰、李家訓等召集會友200余人,殺死前來太平集捕人催糧的差役,並緊急發動會友起義。6月3日,太平集大刀會數千人召開暴動誓師大會。次日攻進六安縣城。

看來大刀會也是被國民黨苛捐雜稅逼得造反的窮人。但是站在母親的立場,大刀會暴動、土匪流竄、軍閥混戰、國民黨苛捐雜稅……你方唱罷我登場,不管哪方登場,總之是民不聊生。

母親和舅舅們常常看見“甲長”來向曾外祖母敲詐勒索,派捐款,母親對此感到十分氣憤。但是曾外祖母怕孩子們闖禍,不許她們插嘴,由她自己和那個壞蛋去“磨”,“討價還價”。母親家雖然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境地,可是孩子們平時想買一支鉛筆,也要躊躇半天,才敢向外祖母開口。母親說,為什麼這個傢伙常來白要錢,而我們說理還可能闖禍呢?

這種不平在母親心裡鬱積起來,沒法解決,她卻在耶穌的身上找到“出路”,母親說,她當時認為,耶穌是“同情”窮人,講究“公平”的,加上學校和外祖母的影響,她在十七歲初中畢業那年,就受了“洗禮”,信起耶穌來了。

合肥基督教堂老堂

合肥基督教堂老堂
(圖一:母親受洗的合肥基督教堂老堂。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母親十八九歲的時候,外祖母幫她找到一份兼職,在教會醫院管理伙食,工資15元,這算是她家一點固定收入。外祖父原本蒸蒸日上的診所,歷經大火和土匪搶劫,越搬越遠,其時在雙河鎮,已經不能按月寄錢回家。

母親是老大,她初中畢業的時候,大舅高小畢業,該進初中。但是家裡只能供一個孩子升學,外祖父母反復商量,覺得誰讀完初中也幹不了什麼,不如讓我母親先讀高中,畢業後再培養舅舅讀初中。他們停下舅舅的學業,讓我母親讀高中。這在重男輕女的舊中國還是很少有的吧?也許是學醫過程中接觸到一些西方事物,令外祖父思想比較開放。

六安有個貞節牌坊,是為一名十四歲可憐女子樹立的,因為她的未婚夫死亡,她便自盡追隨,此為貞節。幸好這種當時中國社會對女子的道德枷鎖正一點點崩潰。

母親記得在三育中學上學時有過兩三次政治活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母親剛上初中不久,教會學校雖然保守,但是受到外界的衝擊,不得不同意同學們參加了當時合肥全城的學生組織,抵制日貨,母親也和同學們走上街頭,搞查日貨抓奸商的運動。

1936年“雙十二”即西安事變之後,國民黨政府組織全城學生遊行慶祝蔣介石脫險,三育學生也集體參加了這次遊行。那時母親已經是高中生。

母親回憶說:1937年七七事變時,他們是畢業班,正緊張準備會考(由國民黨省政府教育廳出題,全城中學生集中考畢業試),並且受到“畢業就是失業”的威脅。家境貧寒者要找工作,富有者要考大學,而這兩者的前提都是“會考”必須合格,否則就得留級,所以抗日運動幾乎沒有觸動他們。當時合肥學生組織是有活動的,學校指派同學在他們控制下參加。跟著放暑假,學生也就散了。

母親學習努力,歷史和數學都很好,鋼筆字寫得尤其漂亮。

母親筆跡

張佩華筆跡
(圖二:母親80歲時抄寫的古詩詞。)

不過她說,儘管成績優秀,學校也答應聘她教小學,可是畢業後遲遲收不到聘書,她和外祖母分析是因為太不機靈,沒有走門路做人情,沒有任何過硬關係為她保薦。半個暑假過去,還沒有消息,她們母女兩個都倔強,不肯服軟低頭,母親後來說:“這不但是欺負我,簡直是威脅我。”她接受另外一間小學、星星小學的聘請,每月工資15元。看見她這樣,三育立刻要她回去,給18元。母親卻寧肯要15元,不要18元(要知道,當時一個人一個月的伙食費大約就是3元啊),她說,“人窮志不窮,不能受人侮辱,就是當時指導我行動的好格言”,外祖母也支持她。

1919年,當父親在福建家鄉上小學、參與到抵制日貨、呼應五四運動的學生行列中的時候,母親還在繈褓中。1931年共產黨在合肥搞飛行集會的時候,父親則在上海的飛行集會上被捕,鋃鐺入獄,那年母親13歲。1937年父親作為副團長帶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來到安徽,母親剛剛高中畢業,20歲。他們還不知道,他們的人生即將交集在抗日烽火下。

1937年9月1日,母親開始在星星小學教書。星星小學是外祖母的同學孫梅芳的妹妹孫滬芳辦的私立小學,孫家是地主,當時孫滬芳和她的同學紀鐘毓兩位基督徒有辦教育的理想,外祖母就同意我母親去她們那裡教書。可是,才教了三個月,日本鬼子就逼近合肥。

1938年春,母親一家逃到外祖父行醫的雙河鎮。母親說:合肥的家也被燒了,從此我家成了難民。

到了雙河鎮和外祖父一起生活,母親到當地的衛氏小學教書,校長是衛淵如,母親的工資只有10元。雙河鎮是位於合肥、六安、舒城交界處的一個小鎮。外祖父在那裡行醫,加上母親的工作收入,一家勉強維持生活。外祖父醫術較好,對窮苦人比較照顧,和鎮上群眾關係很好。鎮上大戶請他看病,常常不給錢,不過為了能在鎮上“站得住腳”,外祖父還是要好好為他們服務。

第一章提到過,1938年3、4月間,父親率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雙河鎮宣傳抗日,服務團裡有位元女團員石雪書。母親回憶:“平型關大捷時(1937年9月25日)我正在星星小學教書,見報興奮極了。1938年初,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一部分團員(其餘團員聽說分散在舒城和附近市鎮上工作)到雙河鎮來宣傳抗日救國。當時,鎮上的知識青年不多,他們一來就找到了我們,特別是女團員石雪書和我很友好。以後,在他們組織領導下一起在鎮上宣傳抗日。吳荻舟是他們團的負責人之一。”“聽他們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談前線後方的情況,介紹我看《兩萬五千里長征》,他們介紹的這些新鮮事物,對我的鼓舞極大,開闊了我的視野,啟發了我對國家民族的關心。特別是男女隊員們離開家庭為救國救民而鬥爭,非常吸引我。”

外祖母蔡繼文很開通,不但允許母親和石雪書交朋友,還同意她晚上在小學陪石雪書睡稻草地鋪。這是母親初次接觸外面來的新女性,聽她講述外面的新鮮事物。

父親到了雙河鎮,看到我的兩個小舅活潑天真,就帶他們去唱歌演戲,大家漸漸熟悉起來。當時父親在南京中央監獄坐牢七年剛剛出獄,發表過《從國際法論中國抗日》等文章和小說、劇本,指出中國人民必勝,又迫不及待和志同道合者組團到處宣傳抗日。

母親對我說:“我們在這個小地方,從來沒聽說過共產主義、抗日救亡這些大道理,聽你爸爸他們這樣一宣傳,全家都覺得大開眼界,頭腦開竅,開始懂得了許多救國救民的道理,對這個精瘦的年輕人很佩服。”

母親還說:“認識了你爸爸,聽到更多關於革命鬥爭的事蹟,就更嚮往了,在茫茫的黑暗中有了一點朦朦朧朧的亮光,就是要鬥爭才有前途。”“我從你爸爸那裡聽到共產黨才是真正為窮人的大道理,為什麼共產黨打日本鬼那麼勇敢猛烈,就是為了保家衛國,只有抗日救亡才能保衛人民。日本鬼亡了我們東北三省,流亡歌曲《松花江上》,《高粱葉子》說明亡國的痛苦,說明亡國奴是不能當的。由於國共合作抗戰,我聽到了關於共產黨傳奇式的事蹟,我就很佩服共產黨了。”

日軍逼近舒城時,外祖父已經被國民黨徵召去救護傷兵,顧不了家。母親回憶說:“記得父親生了病,眼睛紅腫睜不開,也不能回來”。不久,雙河鎮聽見炮聲,日軍逼近了。外祖父來信叫外祖母帶全家逃命,可憐我的外祖母手捧地圖,不知道日寇將從哪方襲來,一籌莫展。外祖父遂托他的一名助手帶一家人去舒城,因為這位助手的家屬均在城內。

日軍從合肥進攻六安

日軍從合肥進攻六安
(圖三:日軍從合肥進犯六安。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不料,他們走到半路,突然看見城內難民蜂擁逃來,說日機轟炸合肥,並向舒城襲來,舒城疏散,只許出不許進。這名助手撂下母親一家,倉惶而去。母親一家進退維谷之際,碰上父親。父親去彙報工作,因為進不了城,正折返工作地點蔡家店聯保主任處。父親把母親一家帶到蔡家店暫住。

舒城遭日機猛烈轟炸,距城很遠都能看見縣城上空一片通紅,全城緊急疏散人口。時值春荒,農民斷炊,有的貧民淪為“土匪”,導致匪民不分。

蔡家店聯保主任是褚家圍子的地主之一。母親一家和父親一行滯留在蔡家店期間,一天,“土匪”突然包圍了褚家圍子,圍內群眾十分驚慌。

父親當天正在褚家圍子內工作。他認為日寇即將到來,剿“匪”是內耗,有些所謂“土匪”也是被生活所逼,鋌而走險,還有原來的紅軍或國民黨圍剿時被裹挾的進步群眾。於是,他冒著生命危險,沖出重圍籲請廣西駐軍李品仙部派兵解圍,建議招安,得到李品仙同意。

這事辦成功後,聯保主任、群眾和“土匪”都很感動,很信任父親。在這個基礎上,父親說服聯保主任勸他的父親開倉賑濟饑民,再說服群眾在日寇入侵前把地主的餘糧運入山區堅壁,既免資敵,又可供逃進大山的農民們食用。

這次招安成功後,廣西部隊在六安和舒城之間的山南館設了招安站,要父親協助勸說大別山上的另一部分“土匪”接受招安,共同抗日。其中100多名土匪果然下山談判改編,誰知到了雙河鎮,當地保安部隊竟把他們包圍在一個圍子裡,要剿滅他們。父親為了消除誤會,又一次冒險單人匹馬突圍飛奔l0餘公里,找到山南館招安站,解決了收編問題,父親還旁聽了他們的談判。

在這次冒險突圍時,父親以衛衣蒙在頭上“防彈”,騎馬沖出圍子,以後幾十年中,我多次聽母親笑著提起這段往事,說他用衛衣防彈固然冒失,但他愛護民眾,不惜拼命,勇氣可嘉。

陶若存文章

1938年舒城縣長陶若存回憶文章
(圖四:時任舒城縣縣長的陶若存的文章。)

第一章介紹過時任舒城縣縣長的陶若存,他對當時的土匪情況有如下描述:“敵人(日軍)佔領縣城,便分兵駐守縣內安合路沿線一些重要市鎮,全縣除(新四軍)四支隊所在的西南山區外,土匪蜂起,人心惶惶,一片混亂。”他作為縣長,還曾經和盤踞在三河的土匪頭子王大拖刀談判,要他“在舒城的活動範圍不能超出靠近三河的五個鄉”!

百年前老教堂的老照片,西式建築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1原生家庭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1 原生家庭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母親是安徽合肥人,合肥是安徽省省會,有2000多年歷史,位於長江和淮河之間、環抱巢湖。合肥因東淝河與南淝河均發源於此而得名,早在夏商時期,境內居住的“淮夷族”人,已經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部落群體。司馬遷《史記》載:“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意思是合肥南北有長江、淮河兩個入海水道,是皮革鮑(海鮮的統稱)木的集散地。合肥也以“三國故地、包拯家鄉、淮軍搖籃”著稱。

在我極其有限的歷史知識當中,楚漢相爭的範增,三國名將周瑜,“五代十國”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北宋清官包拯,晚清重臣、洋務派李鴻章,北洋軍閥皖系首領段祺瑞,愛國將領馮玉祥,抗日名將衛立煌、孫立人、張治中等等都是合肥人。

其中我記得楊行密(852~905),是因為相傳他的女兒百花公主在合肥城內住過的地方是花園巷,她用過的水井叫百花井,母親的祖父張養民買的房子就在花園巷,而百花井地名沿用至今。那一帶如今還是位於城區中心,距原合肥基督醫院、如今的省立醫院不遠,附近有市委大院,淮河路步行街,香港廣場,李鴻章故居紀念館,合肥書畫院等。

記得包拯(999~1062),是因為母親對他最引以為自豪,她告訴我們包拯如何為官廉潔,執法嚴峻,不畏權貴,剛正不阿,鐵面無私,受百姓稱頌。小時候母親說起“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母親說,就是遇到官司,與其設法打通關節,不如去找包青天。母親也曾稱讚包拯的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素雅的包孝肅公祠

位於合肥的包孝肅公祠
(圖一:雅致的包孝肅公祠一角。)

李鴻章(1823~1901),我知道他是晚清軍政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宣導者,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並參與掌管清政府外交、軍事、經濟大權。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艦隊覆沒,李鴻章受命赴日本媾和,簽訂《馬關條約》,生前死後毀譽參半,是很顯赫的家鄉人物。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教科書是把李鴻章當做反派人物,母親沒有因為他是同鄉感到自豪。她告訴我的是:好人出了個包拯,壞人出了個李鴻章。

 

公正評價歷史人物

李鴻章的“近代第一”
(圖二:李鴻章故居裡的部分介紹。歷史人物應該得到公正評價。)  

還有段祺瑞(1865~1936),北洋軍閥皖系首領,1912年起歷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國務總理。他最為我們熟悉的就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要求廢除《辛丑合約》等不平等條約,他控制的北洋政府以武力鎮壓國共兩黨最早的聯合反軍閥抗議活動,造成“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在教科書裡就是一個鎮壓學生運動的反動分子,但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曾脅迫段祺瑞去東北組織傀儡政府,被段嚴詞拒絕。遲遲不開竅的我很久以後才明白,不能用簡單的那套好人壞人標準評判歷史人物。

母親出生于1918年7月10日,念中學時叫張培德,又名張瓊、張國芝、張若慧(1958年前後),在香港領身份證時改名叫張佩華。

我的曾外祖父、母親的祖父張養民,有兩房太太,張養民和大太太(母親稱其為正祖母)之間本來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死了,二女兒張振華嫁予在北京做官的龔家,後遷往南京,再去了臺灣。張振華生下我的姨媽龔維琪和龔維瑤。

張養民和二太太(母親稱其為姨祖母)之間有兩個孩子,兒子張振國學生時期參加了革命,國民黨要逮捕他,他逃到福建,死在那裡;女兒張振芳在抗戰後隨同學去了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後派到敵後,犧牲了。母親這位姨祖母出身很苦,原是張養民外家買來的丫頭,後張養民將其收為妾,侍候他們一家。

母親的父親、我的外祖父(我們叫他公公,第一個字發第三聲:“拱公”)叫張若虛,出生於1889年9月,他本是張養民妹妹的長子,管張養民叫舅舅,他的親父名叫張錦濤。張錦濤有七個孩子,家窮,張養民的大女兒死後,張養民的妹妹就把張若虛過繼給張養民。

所以,母親有東門外的祖父張錦濤(公公的親生父親)和北門祖父張養民(公公的繼父)。

據母親說,百年前,安徽省立醫院的前身、合肥基督醫院院長是美國人,因為母親的(北門)祖父張養民漢文特別好,於是聘他去教漢文,並收張若虛為學生,故我的外祖父張若虛是學徒式的西醫,學了七年後自立門戶,結婚後到六安(合肥話發音“陸安”)開診所獨立行醫,雖然不是正規讀醫,但是他有行醫憑證。

母親說,她的外祖母(母親稱其為“老奶”,合肥話發音“老來”)、我的曾外祖母娘家是名門,號稱“壩上沈家”。母親說她從小就對“水煙袋”有印象,她說,有病的時候他們會抽鴉片,一抽,病就好了,而且向來很有節制,也不見上癮,就像是按時吃藥。她的母親、我的外祖母蔡繼文出世三四個月後,曾外祖父出門謀生,曾外祖母領著女兒靠做女紅過活,等待曾外祖父回來,但是曾外祖父永遠沒有回來。

曾外祖母的女紅手工特別好,於是朋友介紹她到教會學校的外國人家工作,外祖母也得以在教會學校讀了幾年書,並和背景相仿的外祖父結婚。

像這樣,說到母親的原生家庭,就繞不開安徽合肥的教會。

安徽合肥教會勢力很大,特別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發展特別快。而教會發展的主要手段除了興辦醫院,還有興辦學校。在安徽省近代史中 ,西方教會在安徽境內興辦的診所和醫院,最多的時候達 74所,另有初級小學185所,高級小學39所,中學11所,高中4所。

2016年5月我回合肥老家尋訪親友,也去了合肥基督教會。在宿州路上,遠遠就能看到一座宏偉的哥特式建築,門口忙碌著的事工們聽說我在找尋母親的舊時足跡,熱心地帶我到售書室,那裡供應屬靈書籍和光碟,售書室的事工聽了我母親的故事,念著“感謝主恩”,給我介紹了幾本書,還為我聯繫黃牧師。黃牧師很快出現,為我解答諸如教會英文名稱以及幾位西教士的名稱、年代等問題。

他們贈送給我的《脂油集》裡詳細記載了合肥基督教會的歷史:

1895年,中華基督會(Disciples of Christ In China)總會派美籍傳教士兼眼科醫生詹姆斯.柏貫之(Dr. James Butchart)到合肥(時稱廬州)傳教,基督教(新教)開始傳入合肥。翌年,美籍傳教士徐鴻藻和柏貫之一起在東門大街杜家巷租民房12間,開辦診所兼作教堂,一面行醫,一面傳教。

1898年,柏貫之在四牌樓南面(現宿州路南段省立醫院宿舍處)購地16000平方米興建“柏貫之醫院”。

1902年醫院建成後,教會隨即遷到醫院附設的小禮堂做禮拜。繼而,基督會在四牌樓北面(今宿州路74號)購地2100多平方米,興建西式基督教堂一座,建築面積440平方米,另建中式平房小禮堂一所,教牧人員住宅樓等附屬房屋共計1200平方米。並招收一批青年學生學習醫術。

1914年,柏貫之離開合肥去南京金陵醫科大學任教,柯普仁(Douglas Corpron)繼任院長。

1915年柏貫之醫院改名“合肥基督醫院”(另有記載還有韋格非等人先後擔任院長)。

當時合肥基督醫院設內科、外科、婦產科、五官科等科室,有X光室、化驗室、理療室、西藥房和手術室。醫師、護士、職工50余人。每天就診病員達200余人,為當時合肥規模最大的醫院。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愛國學生掀起反對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浪潮,美國傳教士曾短暫離開合肥躲避風險,1928年後陸續返肥,柯普仁繼續擔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1937年柯普仁返美,由美籍教士莆爾琪接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在1938年合肥淪陷時,合肥基督醫院設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300余人)。

柏貫之在合肥基督醫院任院長是從1902年到1914年,合計 12年。外祖父生於1889年9月,1902年13歲,1914年25歲,不知道他是哪年結婚,但是婚後到六安開診所,1918年29歲時生了我的母親,據此推算,假如他是十幾歲開始跟院長學醫7年後開業,極有可能是在柏貫之任內學醫。張養民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漢文老師,張若虛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學生。雖然難以證實,這樣推算一下也很有趣。

柏貫之照片

加拿大籍基督新教傳教士柏貫之

(圖四:西教士柏貫之,出生於加拿大,在美國學醫、行醫,1891年到中國宣教並創辦柏貫之醫院、即今合肥省立醫院前身。)

合肥教區下設城市教會、鄉村教會、附屬醫院、學校、農場、乳牛場、女子服務社和普益社等。三育中學就是屬於女子服務社的一項服務。

1907年,中華基督總會派美籍教士方淑美到合肥辦學。初在四牌樓北十字街,買下姚家公館招收女學生,教識字和編織毛衣,立名為“女學”。不久,方淑美調離,美籍傳教士華椿(另譯華群)接辦該女學後,將女學更名為“三育女子小學”。

1909年,美籍教士彭育恩接替華椿,將學校更名為“三育女子中學”。彭後在徽州路(即今南門小學)購地12000多平方米,建新校舍,於1917年遷三育女子中學於此。新建的學校,後由美籍教士柯麗蓮、衛金生(另譯衛錦生)先後出任校長。1923年三育中學增設高中部。

三育中學除授中學常規文化課外,還設《聖經》課程。每逢星期日,有的學生到教堂做禮拜,其中有不少人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也有始終不信教的。學校紀律嚴格,住校生晚寢後,管理員照例鎖上宿舍。規定走讀生一律不准擅自離校。

1927年,合肥經歷北伐戰亂,衛金生和所有西教士紛紛離開合肥,學長由中國牧師李卓吾代理,改名“三育中學”,男女生兼收。翌年,衛金生返肥,繼續主持該校校務。1930年,該學校報經安徽省教育廳立案,中學學制由原四年改為六年。立案後,衛金生退居幕後,校長職則由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1934)、何淑文(1935-38)相繼擔任。全校有教職工18人,初高中開六個班,有學生120多人。

母親的履歷裡,寫著她是在三育中學念書。她說,讀了六年半。畢業的時候是1937年,20歲。那她應該是在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和何淑文任校長期間讀的三育中學。三育中學及其附設小學、幼稚園,均在1938年合肥淪陷前夕停辦。

外祖父結婚後到六安開診所行醫。母親張佩華在六安出生,在六安讀過私塾,我還有三個舅舅——大舅張國衡、二舅張蔚(又名張國權)和小舅張儀(又名張國樞)。

曾外祖母和他們住在一起,因為曾外祖母只有一個女兒——我的外祖母。母親七八歲時,外祖父攢了點錢,又借了點錢,除行醫外,開始賣西藥,做生意,據母親說外祖父醫術高明,能看內外科,甚至可以接生、施麻醉動手術。而且外祖父醫者仁心,常常對窮人免收醫藥費甚至倒貼資助生活,所以自己家境反而不富裕。

母親說,老奶最喜歡小外孫、即我的小舅。母親晚年的時候,有一天,在飯桌上想起一個故事,平時我們不讓她吃飯說話,怕她嗆著,但是那天我說,讓她講吧,一會兒再吃。母親笑得合不攏嘴地回憶:老奶咬不動飯頭上蒸的咸豬肉的皮,夾給小舅,二舅嫉妒小舅:“哼!誰不知道你是老奶的乾兒子!”顯然,一家人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倒也溫馨。

到母親十歲時,債快要還清,開始賺錢了。忽然六安城來了一股“潰兵”,進城大肆搶掠之後,一把火燒掉大半個城,外祖父家也燒光了。外祖父幾經掙扎,無奈那幾年(1927-1930)軍閥混戰,六安是個兵家必爭之地(張宗昌、何應欽、馮玉祥等),外祖父家又被亂兵搶了兩次,一蹶不振,最慘的是行醫憑證也被燒掉。1930年,在我母親十二三歲的時候,外祖父把全家送回合肥,自己到鄉下小鎮——雙河鎮行醫去了,外祖母領著我母親和三個舅舅(當時10歲、7歲、5歲)和曾外祖母一起生活。外祖母把母親送進她讀過書的三育女中。

年輕男人,目光堅毅,手插在工裝褲口袋裡沉思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8書生兌變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8書生蛻變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在何行健部隊軍訓回來後,到舒城、霍山、六安間的烏井、中梅河、沙河、上幹河、雙河等農村鄉鎮流動工作。

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

老照片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抗日宣傳
(圖一:石雪書(右)、等人在中梅河。)

不久,柳乃夫說他決定參加何行健部,問父親去不去?事出突然,父親說:“我要找組織。如果大家能留在舒城工作,我便留下,否則,我就回武漢。”父親在其中一個文本裡寫:“後知他是黨員,只有錢俊瑞、張勁夫知道”,“柳乃夫被組織派到國民黨一個部隊去,柳走時把這個團體交給了我,因我原是副團長。”

 

我在原中共舒城特支、舒城宣委書記鮑有蓀的回憶文章《崢嶸歲月稠》(《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中看到有關柳乃夫的故事。

 

舒城縣革命資料封面

舒城縣革命史資料封面
(圖二:《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封面)

1937年10月底,國民黨戴笠“忠義救國軍”的別動隊從上海戰場退到舒城,隊長是盛子瑾,做政治工作的是何行健。柳乃夫接待了他們,聽說這個別動隊有槍無人,他們申言:“誰搞到一個中隊就任中隊長,誰搞到一個大隊就任大隊長”,柳乃夫告訴了鮑有蓀。

鮑有蓀當時正愁搞不到槍,於是爽快答允。柳乃夫把鮑有蓀帶到別動隊。何行健對鮑有蓀說:“你若能拉隊伍,別動隊就永不離舒城,除了隊長由你們擔任之外,政治工作也由你們做!喏,請柳團長乃夫先生做政治部主任,你看怎樣?”鮑有蓀當場接受。

看到組織起來的隊伍,何行健要鮑有蓀留在隊部當副主任,繼續招兵,擴大別動隊。鮑有蓀說:“行,但要訂一個成文的契約。第一,部隊不能離開舒城,堅持抗戰到底,保衛祖國,保衛家鄉,取名為‘舒城縣抗日遊擊隊’;第二,政治部工作由我們來做,政治內容也要由我們訂;第三,我們的人可以隨時退出別動隊。同意了這三條,我才能跟你們幹。”

何行健一聽:“部隊是菜園門想進就進,想出就出嗎?”鮑有蓀說:“那麼不能進我們就不進!”鮑有蓀離開時碰到柳乃夫,低聲告訴他:“老柳,情況不對,這裡不能待了,趕快出去,走!不然頭要掉的。”柳乃夫連連搖頭說:“哈哈……不會,不會。”“那就走著瞧吧!何行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你還不清楚?!”

後來,鮑有蓀帶來的隊員大都開小差攜槍走掉。

鮑有蓀在文章中說:“沒多久,這支別動隊開到皖南,柳乃夫就是在這個特務部隊裡被害死的。”

為了這句話,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終於弄明白,柳乃夫帶了一些團員離開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隨何行健部隊走後,他並不是一直留在何部。1938年6月,中共派他到山西趙壽山部隊做政治工作。夏天,去武漢參加全國救國聯合會工作,然後到38軍,先在軍部幹訓班任教官,1939年春,到177師師部任秘書,駐平陸縣城。就在這裡,1939年6月6日在日軍第六次圍攻中條山的戰役中突圍犧牲,時年29歲。犧牲時他身邊還保存有177師大印和在烽火硝煙中寫成的《中條山下》和《抗日政治工作》的遺稿(資料來源:其子趙純昭紀念文章以及家鄉的榮昌黨建網等)。

柳乃夫在給夫人唐宗鶴的一封信裡說:“有一次和敵人接近,不過一裡路光景,機關槍聲好像在耳朵邊放一樣,你們以為這很可怕罷?其實沒有什麼了不得,人一到了戰場,膽子自然會大起來。在四川,現在可以說是天堂,但是,如果不是有許多人在拼命,做亡國奴的命運早已落到四川來了。”“日軍要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要我們子子孫孫都作亡國奴,你願意嗎?”

我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本柳乃夫著作,部分同屬父親發表《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那套大時代叢書,如《世界往那裡去》、《怎樣發動民眾自衛》、《資本主義的前途》等。父親這位難友、戰友、著名的文化戰士是值得敬重的。

柳乃夫走後,又陸續有團員離去。當時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大部分外來青年都想離開。(中共舒城)縣委認為,該縣新縣長陶若存先生表現不錯,要求留下的外來青年參加縣動員工作團,到城鄉發動群眾,組織各種抗敵協會,使其能在中共領導下進行抗日工作。

其他人第二次到雙河鎮工作了一個多星期,石雪書等女團員住在河西的小學裡,九個男團員住在河南街上。雙河鎮是舒城和六安之間一個較大的鎮,河西、河北各有一間學校。第一次(柳乃夫還在)工作有了一些基礎,第二次除了一般寫標語之外,主要是想做當地青年的工作,宣傳鼓動當地男女知識青年起來工作。

就在這裡,我的父親認識了我的母親。她是河北那間小學——雙河鎮小學的教員。工作結束後,由當地青年們主持召開的抗日宣傳群眾大會,會場就在雙河鎮小學旁邊的山坡上。

父親把僅有的大衣、毛毯等物賣掉,還是無法維持服務團,最後剩下四五個人,在舒城抗敵後援會的支援和安排下分散到四鄉工作,父親負責西門外離城五裡地左右的蔡家店、雙河、山南關幾個點,協助聯保主任宣傳抗日,創作口頭標語、漫畫,動員地主開倉救濟農民和把糧食運往山裡,以免資敵。舒城淪陷前,他就住在蔡家店的鄉公所裡,起初還有錢交伙食費,後來連伙食費也交不起了。

父親的難友、曾一起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工作的李竹平和他的夫人石雪書在他們合寫的文章《悼念青年時代的戰友華兆江烈士》(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裡描寫了當時的情形:

“到駐地時,往往是餓著肚皮,先排戲、演戲、刻蠟板、印傳單、寫標語,找老鄉談話,為老鄉唱歌,和群眾團體開座談會。如果沒有群眾為我們準備伙食,我們還要買米買菜,自己燒飯。基金快用完了,只能買些燒餅,大家分著吃。有時還得到難民所去吃頓稀飯。有時餓了,就以雄壯的抗戰歌聲來充饑。雖然環境這麼差,但是大家的精神是愉快的。

很多農民對我們的評價是:這些‘洋學生’沒有架子,唱的歌好聽,演的戲好看,說的話有道理,不打敗日軍,能過安穩日子嗎?”

李叔叔和石阿姨都是紡織工業部離休幹部,我和父母一起見過他們多次,他們和藹可親,清廉幹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們在文章裡寫:“我們親眼看到許多共產黨員,英勇地走上敵人的刑場,有些連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家鄉住址也沒有留下,為的是中國人民解放的崇高事業,為的是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我相信,他們和父親都屬於真誠為理想奮鬥了一輩子的共產黨人。

關於當時舒城那一帶的形勢,1938年春到1940年春任舒城縣長的陶若存(後任政協安徽省委員會常務委員)在《對日抗戰初期我任國民黨舒城縣長時的一些回憶》(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一文中回憶:

“南京、上海相繼失守,安徽成為日寇進攻武漢、控制長江中下游及津浦線的要衝。初掌安徽政權的新桂系為維持其在安徽的統治,沒有反對共產黨,及其政權稍趨穩定,就與共產黨發生摩擦,導致統一戰線公開破裂。

對日抗戰全面開始的時候,李宗仁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新桂系軍隊編為十一、二十一兩個集團軍,十一集團軍在津浦線南段,總司令為李品仙。二十一軍參與上海戰役,上海失守後就調到安徽。”

陶若存說:“由於國民黨採取不抵抗政策,高唱‘三月亡國論’,舒城人民一般不明為何抗日,更不知如何抗日,恐日心理極為嚴重。如何廣泛進行抗日宣傳,打破人民畏敵心理而起來抗戰,成為當務之急。他說,當時的行政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總之,依靠這些人來抗戰是絕對不行的。”

在陶若存的回憶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當年國民黨縣府裡他的同事:我感到他“不僅思想上不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動員工作很外行,也缺乏領導能力”,“暗中還有活動,如他介紹中統特務給我,希打入我的內部”。還有“他們向中央告我,說‘是陶若存之為大漢奸不亦彰彰明甚乎?’他們為何這樣無中生有、造謠污蔑?”“我深感這樣的政治如何能推動抗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長期為CC系所控制,我和他們不但意見相反,在派系上也一直是對立的,如何與國民黨縣黨部相交,我感到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他們)對抗戰工作無興趣,加以形勢日緊,正各謀退路,國民黨縣黨部只是維持一個招牌而已。”“舒城縣城一淪陷……書記長不知何去,工作人員四散,不但實亡,名亦不存。”

關於當地鄉紳,他說:“這些紳士有的思想極為落後,說工作團(包括‘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等上海流亡工作團)男女混雜不成樣子,不滿動員工作,更不贊成國共合作,他們希望一切照舊,不要影響他們的地位。較正派的紳士,對抗日亦是消極態度。”“有的不團結,有的會逃,有的會作壁上觀,有的甚至會為敵利用。”

他的描述也許並不全面,但可以想像,這樣的環境既給予父親他們工作空間,也令工作十分艱難。

1987年2月舒城縣委黨史辦公室寄給父親一本《舒城縣革命史資料——抗日戰爭時期》,附函抬頭是“吳荻洲同志”,父親名字裡的“舟”寫作“洲”,巧的是,我在書中文獻部分看到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政訓處舒城工作組編輯的刊物《輕騎隊》裡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荻洲”,其時身份是“救亡工作者”。經查該刊1938年5月1日創刊,9月出第二期後停刊。我確信,這是父親當年發表在其中一期的作品(略有刪節):

一個不能泯滅的場面

——救亡日記——

荻洲

二月十五日,月亮露著個臉孔,除了西部的低空,有一綹輕紗般的白雲,天空就像一片水沖過的藍玻璃。三百米遠遠的地方看五路軍總政訓處聯合舒城各救亡團體舉行的“舒城軍民聯合抗戰宣傳大會”,因疏散的星與密集的燈光對照著,大會變成一幅偉大的畫面,活的畫面……

遊行開始了,輕騎似的人影燈影,一陣陣從我面前滑過去,一直到它伸長成一股生命的洪流。這洪流呼號著,歌唱著,充滿了堅毅的力,沿著舒城街道流去流去。

(……群眾在議論。)

“有人說逃,我不贊成,看見那些難民,心頭就痛,我是絕不嘗這滋味的。”

一個中年著裝的農夫,向我送了一個挑戰的眼色。顯然他是把我看做外面來的難民了。我的禮帽十分糟,衣服也是怪模怪樣的。

“不逃等死嗎?日軍逢人便殺呀!要是家裡能混,誰願意出來討這苦!”我以難民的身份說了。

“等死?我才不等死呢!”

我很難過,這話鋒太嚴厲了。但我忍受著……

“不等死,怎樣?誰來保護你?”

“媽的,我說你們太那個了,八月十五怎樣殺韃子的?只要大家齊心!”

我好像被侮辱了。但立即我又興奮起來,開始感到滿足感到安慰了。並且忽然換了一個身份,以救亡工作者的口氣說:

“是,我們只有起來幹,從死裡找出活路來……”

幕開了,《鐵蹄下》,替我的話做了一個具體的說明。

第三幕是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兩兄弟》。

“遊擊隊有多少?”(臺上的)日本司令官問。

“四萬萬伍仟萬!”(臺上)雷沖天的憤怒聲。

“哈哈!連我們也算在裡面了。”一個學生高興地說。

“媽的,不能混呀,萬惡的畜生,依我的性子……”一個兵士……要跳上臺去似地說。

我始終沉默著,他們的感情在急劇地變化著,他們被劇情帶走了。

忽然,鼓掌聲從廣場四周爆發出來。

整萬的人頭重新由浮動而靜止了。我認識了這無情的潛在力,將給敵人無情的打擊……同時這偉大的場面,也永遠鐫在記憶裡不能泯滅了。十二點我們踏著瘦長的影子,回到了十二裡外的團本部。

這就是舒城淪陷前的情形,群眾的抗戰情緒高漲起來,父親和他的戰友們工作取得成果,那是用勒緊褲腰帶的辛苦和腦袋提在手裡的危險換來的。父親的文章裡洋溢著同仇敵愾的昂揚,令人不禁要向當年的中國民眾致敬,向親愛的父親致敬。

我找到一張很舊的照片,是父親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照片背後寫道:寄給母親。看到這幾個字,眼淚盈眶,心忽然很痛……

吳荻舟在舒城

老照片吳荻舟在舒城

(圖三:現存吳荻舟最早的照片,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時年3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