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 政治發行

 母親張佩華留下在中影公司的工作記錄不算很多，不過其中有一個殘缺的筆記本，是母親手抄的《中影對港澳地區發行方面所執行的修正主義黑線》黑材料，由中影“紅色造反團”和“長征戰鬥團”1967年9月整理，作為“內部批判材料”。母親多年後旁注：“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這個反面材料幸未及出籠，也就保全了‘作者’們的名節，嗚呼！如何總結？但材料可以正面使用，HK演出。”感謝母親留下的資料及提示，我也“正面使用”一下，瞭解當年港澳電影發行有些什麼具體業務，順便看看造反派怎樣“大批判”。

材料從1958年開始羅列罪行，那時母親還在香港的南方公司做經理室秘書，沒有直接從事發行業務，故略過，從1962年起撮要如下：

1962年

反革命分子洪臧於四月召開南方公司（香港南方影業公司）業務黑會，提出提高業務品質，做好演出節目安排，以加強政治影響和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至少爭取不低於1961年的結匯數），規劃為90-100萬港元。南方公司提出書面報告：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和《劉三姐》兩片收入估計均可超過50萬；國產片《梁祝》、《追魚》、《楊門女將》、《搜書院》、《秦香蓮》、《天仙配》等都在港澳和海外取得不俗成績，如果每月能夠出口一部影片，則估計每年國家外匯收入可以達到港幣240萬，南方份內也可以增加60萬元收入。

洪藉口“支持”香港“進步”電影事業，緩和國內製片的困難，與HK製片商大搞合作拍片。當時“珠影”已與香港合拍了《韓江花似錦》和《荔鏡緣》，洪破例預先支付給珠影35萬元人民幣的版權費。

洪6月間積極參與了夏（衍）、陳（荒煤）、孔筱、辛冠潔等在外辦召開的合拍片黑會，確定具體方案，實際上就是一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黑綱領、宣言書，是投靠資本家的賣身契。

1962-1964共與香港合拍19部影片，國家的投資共達（即公司支付的版權費）人民幣966萬餘元，而港元投資（即進口膠片和零星器材的折價）約為人民幣88萬元，僅及全部投資額十分之一。港商坐享其成，國家損失幾百萬。

1962年7月在香港展出的“中國美術電影展覽”，宣揚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盤踞電影界的所謂功績。用被歪曲的孫悟空形象，“強調不怕一切，不被正統壓服”的反革命精神，為被罷官的反黨分子搖幡招魂，《伏虎神童》宣揚階級調和。

香港國泰戲院，過去是我們映出的基地，但因當時南方沒有控制更多的放映單位，國泰時常在排片上挑剔找茬，甚至故意拒絕排映如《黃河飛渡》這樣一些反映我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影片，而故意選擇一些黃色影片映出。另方面則繼續積壓拖欠南方的片款，向其催收時就故意非難南方，甚至以賣掉戲院相威脅！洪等投降主義！一再遷就讓步這樣唯利是圖、驕橫跋扈的資本家，所以國泰老闆動輒以到北京找他們解決問題威脅南方。

這一年，南方發行的10部長片中還有歪曲民警形象的《今天我休息》，宣揚資產階級人情味的《涼山明珠（達吉和她的父親）》，歪曲階級鬥爭反對武裝革命的《劉三姐》，鼓吹個人復仇的《秦娘美》等。

1963年

由反革命組織“二流堂”骨幹唐瑜撮合，於五月間與香港福祿公司簽訂合同，將一批30年代的影片和一批解放後的舞臺戲曲片經由該公司發行港澳、東南亞各地放毒。1963-65年，共輸出30年代和日偽時期的毒草影片16部，如《家》、《春》、《秋》、《船家女》、《夜半歌聲》、《大路》、《姐妹花》等，其中《馬路天使》、《十字街頭》、《還鄉日記》、《萬家燈火》等由資料館直接提供。解放後的戲曲片有《百歲掛帥》、《雙推磨》、《一文錢》、《武松》等8部。

福祿公司是中僑委走資派籌集的僑商資金、打著所謂“愛國”、“統戰”的招牌，以所謂“灰色姿態出現”的第二線發行機構。

63年1月，洪把南方副經理找到北京來，直接與陳（荒煤）商談國內製片廠和香港方面合拍片，對抗康生、江青同志，用合拍片向党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南方副經理寫了一個關於“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說什麼：“1961年開始，國內因膠片困難，產量減少，加上製片題材內容，多不適應輸出港澳及南洋各地，部分戲曲片製作，轉為與香港各有關製片單位合作，沒有安排給南方公司”，“由於排片減少，工作清閒，內部矛盾也越來越多，加上公司收入少，支出大，國家外匯任務無法完成，職工思想就更波動。對公司生存、個人工作前途都產生懷疑和不安。”

本年在香港演出的七部影片中有宣揚所謂“和平、幸福生活”的《花兒朵朵》，醜化勞動人民、充滿低級趣味的所謂喜劇片《女理髮師》，抹殺階級鬥爭、宣揚人性論的《李雙雙》等。

洪於1963年2、3月間途經香港去印尼時，對南方負責人和全體職工說：今後國內影片的生產，現代題材較多，但不一定都適合海外市場，特別是能賣座的戲曲片，又多作為合拍片給別人。因此，要解決南方目前的困難，除了現有儲備下來的節目外，每年應該爭取三四部合拍片給南方。將來如能解決專為輸出拍片，南方的困難就更好解決。

1964年

洪又給南方開了一條管道，由南方供應膠片，中影擔付國內拍攝經費，由局安排每年拍攝幾部適合於海外市場需要的較高品質的影片（如大型紀錄片、戲曲片或其他種類的影片），對外仍以國產片名義輸出發行。對外發行的影片，仍然是不要毛澤東思想，不要無產階級政治。

洪給南方提供了這樣一張1964年的黑貨單：所謂軟性歌舞、雜技片如《彩蝶春燕》，販賣投降主義、借古諷今、為右派分子翻案的《桃花扇》，以神奇幻想手法毒害青少年的《寶葫蘆》、《小鈴鐺》，歪曲勞動人民、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滿意不滿意》，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柳毅傳書》、《三滴血》、《竇娥冤》、《孔雀公主》，愛情至上的色情片《阿詩瑪》等。此外還有“離經叛道”論的標本、集資產階級、人情味、人性論之大成的《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等。

經過將近一年準備的科教片展覽，6月以“今古奇觀”為名展出。這是歷年來在香港搞過的“優秀影片展覽”、“百花齊放戲曲影片展覽”、“美術影片展覽”的繼續，是一系列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罪行。“今古奇觀”節目中包括毒草片《貓頭鷹值夜班》和《花為誰開》。

報給舊電影局一批供香港（主要是過往華僑）做內部招待映出的影片名單上，別有用心地開列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訪問越南、印尼、緬甸、柬埔寨和朝鮮等五部毒片。

1965年

中影公司走資派以“突出政治”掩蓋過去推行的文藝黑線，竟強調說香港是“瞭望台”，是交際處，是國際碼頭，爭取自由外匯，進行國際宣傳的地方，但是“香港95%以上是中國人，有進步、中間落後的群眾，所以宣傳上是高、中、低調大合唱”，“香港究竟發行什麼片子，凡是健康無毒的片子都可以放映，高中低調都有觀眾。由於觀眾的覺悟還不高，必須等待”。“南方應以政治發行為主，不是為了賺錢”，根據這個調子，當然決口不談毛主席1963、1964對文藝問題的兩個偉大批示，公然肯定1964年，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舊舞臺戲曲片力加維護，說什麼其中“也有反惡霸、反封建、宣傳愛國主義和教人向上向善好的一面，對於港澳觀眾來說，還有其進步的意義”。

1965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有極力美化統治階級、侮辱勞動人民、宣揚才子佳人的《孔雀公主》，歪曲農村青年精神面貌、醜化革命幹部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 下集》。為中國赫魯雪夫樹碑立傳的《燎原》，宣揚錦標主義、個人奮鬥、名利思想的《女跳水隊員》，為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牛鬼蛇神叫冤的《竇娥冤》，還有把漢奸寫成正義愛國、歪曲革命同志和革命母親的《野火春風斗古城》。還有第二個“今古奇觀”科教片展覽。

1966年

4月，洪批准把《一江春水向東流》這個美化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醜化勞動人民形象、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大毒草繼續寄供拷貝給南方發行。革命群眾對當時還在港澳及海外地區發行的大批有嚴重問題的毒草、壞片，提出必要進行清理，要求參照江青同志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分類批判的影片處理。

在京觀禮的HK進步新聞界對南方還在繼續上映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以及其他壞片很有意見，並指出不久前在港映出的《孔雀公主》、《冰山上的來客》等片影響很不好，他們說“不瞭解南方為什麼和國內完全不一樣？”後來才在革命群眾的堅持下通知南方撤下一批壞片、毒草片。

就在這個時期，港澳地區還在上映為舊北京市委彭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紅色背簍》，其他還有《柳毅傳書》、《畫中人》、《劉三姐》、《風箏》、《乘風破浪》等毒草，這種現象直到1967年1月，中影公司革命造反派起來奪權，才得以制止。

公司領導喪心病狂地在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小將的電影上突出劉、鄧，送到港澳地區映出，直到外地來京串聯的電影界革命群眾和中影公司的革命群眾起來造反，才制止了在國內外映出。

這一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還有美化舊北京市委的《山村姐妹》，攻擊人民公社、歪曲農村階級鬥爭、污蔑党的領導的《龍馬精神》，美化敵人、歪曲我軍英雄形象的《三進山城》以及《苦菜花》等。

借一句當年大批判的流行語——“是可忍，孰不可忍”，歎一聲，造反派的批判其實更像“歌功頌德”吧，佐證了在翻雲覆雨的政治風浪中做電影發行需要多頑強。尤記得父親在香港時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擔心“白開水方針”將來會“被批判，不得了”，沒有幾年，他們的擔心果然應驗。

母親在上述業務中的角色我只可以自行想像[1]。

有一件事，這份黑材料絕口未提。

1963年，香港南方影業公司王逸鵬在香港從辦公室跳樓自殺。根據母親1986年4月應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局人事處要求給他寫的證明，他是民盟成員，母親1958年調任南方經理室秘書後，即是以民盟身份聯繫他。他和許敦樂分任南方正副經理，領導他們的是中共黨員楊少任。南方雖然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實際上是中影的分支機搆，業務由中影領導，人事、政治則由港澳工委領導。

母親調離南方公司時，港澳工委成員陳昌明（任職中調部、國家安全部）、李學曾（公安部）都是當時南方公司的掛名副經理，只是偶然參予業務。

跳樓事件就發生在黑材料提及的1963年3月中影公司總經理洪臧、科長許蔚文赴香港和印尼視察業務期間。事後母親聽說，3月7日洪臧召集南方正副經理討論上年工作總結和當年工作規劃，參加會議的除洪臧、許蔚文外，還有王逸鵬、許敦樂、陳昌明、李學曾。會議結束時，已近中午。王逸鵬回到辦公室，即開窗跳下（他的辦公室緊靠臨街的窗），跌在中國銀行門樓頂上死去。據說他沒有吸完的香煙仍在辦公桌上燃燒，會議參加者當即撬開王的辦公桌抽屜（洪臧的文件放在裡面）取出文件離開。港英警察曾來現場搜查，沒有發現可疑，王的妻子也沒有提出疑問和指控，順利下葬。

母親在香港和王逸鵬共事三年，到中影後繼續負責管理南方公司業務，對他有所瞭解，力證他是舊社會過來的愛國商人，他愛新中國，靠近黨，一心想做好南方的發行業務。他對於當時影片業務以政治發行為主、不強調賺錢的政策不能理解，為打開海外市場，內地支持香港某些國語粵語公司和內地合作製片，不讓南方公司參加，很不理解（見黑材料“南方副經理”寫的“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思想包袱很重，曾吐露擔心組織不信任他。

他和許敦樂一向有矛盾，每年一起來北京彙報工作，幾乎都發生互相指責的事，有關領導總是教育王逸鵬，批評許敦樂，要他幫助王逸鵬，搞好和王的團結，但是兩個人始終存在距離。對此王曾流過眼淚，覺得國家不瞭解他為國家做生意賺外匯的心意，又擔心是不是不信任他，產生自卑。

母親說王許互相向中影告狀的信件，中影公司均有歸檔保管，有文字可查。中影老一輩的領導也都可以作證。

母親說：在和王共事期間，沒有聽說組織對王有任何政治上的懷疑，也沒有發現王有政治問題，他愛黨愛國忠實於南方業務，但是經營性跟不上當時黨的政策。

聯繫到“造反派”黑材料所透露的情況，不論“政治發行”是對是錯，不論正副經理誰是誰非，可以肯定的是，內地政治對南方公司的業務乃至人事影響十分重大，王逸鵬正是這種局面的犧牲品。兩份材料對照，更感可悲的是，這一個生命被消隕，並沒有驚擾到任何人，甚至不夠資格列為“走資派”的罪行。

再看母親另一本筆記（1965年11月11日至1966年4月21日），不禁啞然失笑，那些年月，各行各業包括我們在學校都有很多這樣的“開會”、“學習”：

1965年

11月11日，上午傳達文化部政治會議總結，下午討論。

11月12日，上午洪經理召集會議，佈置年終總結，年中評獎。

11月26日，一個上午聽了七位同志談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和心得。

12月2日，搞年終總結。

12月22日，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2月23日，座談會，討論五個問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物件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12月29日，下午討論“座談會”的前言部分。

1966年

1月5日，學習“座談會”。

1月17日，評獎會。

2月4日，薛經理傳達陳總講話精神。

2月11日，向洪臧同志彙報思想。

1966年2月17日筆記顯示，母親到了邢臺。她是1966年2月16日離京去邢臺參加四清、1966年7月4日回京的，這就是妹妹前面所講，“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那段時期。

[1] 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提供的資料，文革前，三間左派電影公司長城，鳳凰和新聯每年平均拍片16部，追求導人向上，叫好叫座。文革業務停頓十年，人心和經營受到嚴重破壞。1982年成立銀都機構，把長鳳新剩下的人員集合起來重新出發。新聯1952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10部；長城1950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60餘部；鳳凰1953年成立至加入銀都前，拍片110多部。借機會立此存照。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3 整風記錄3

繼續看吳荻舟記錄的五十天整風。

9月7日

港澳工委書記區夢覺“作為個人的發言”：

• 對這次會議的估計：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不僅會上討論研究，而且看了很多文件。百忙中我們還得到陶書記的指示。

• 對58年的估計：梁威林已總結，得多失少，我基本同意。58年對自由工會成員、對廠商也做了一些統戰工作，對黑社會也開始搞統戰，符合打破界限森嚴的局面，符合長期埋伏、分散積累的方針。雖然在某一具體工作上，有集中、暴露，但這是局部的、暫時的、個別的。群眾的愛國情緒也較以往高漲，當然這不僅是工委下放[1]結果。祖國大躍進，世界形勢有利，是有很大影響。後來一段廣東緊張，有些影響，但，很快過去。總之在祖國、世界的有利形勢下，即使工作上有很大南轅北轍，也改變不了成績是主要的。況且中央抓得緊，工委又不是一意孤行，就更得不出什麼路線、方向的錯誤。缺點、錯誤也是有的，個別鬥爭中集中力量太多，太暴露，如中華、種植工會以統一方式搞了許多福利工作。中華要不要鬥？要鬥，但，提到要衝破法治，這就過分了。我們那樣鬥是不智，笨的，不策略，有左傾冒險。後來的萬人操，搞什麼紅纓舞，這是小資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又肅反，內外不分，搬了國內那一套，也是過“左”。這樣嚇退中間落後群眾。總之這是左傾冒險，是錯誤的。不過僅僅是個別的、局部的。其他工作並沒如此，所以不是方向性的。如果全面左傾冒險，成績就不是主要的。

三月會議對我們58年工作有影響。我們思想上也不明確。如提反右傾保守，右的有沒有呢？有，如統戰方面。縮手縮腳，局面打不開。又黨員不多。這點主席及劉少奇同志來時，的確看出了這點。我們也提了要防左，強調不夠。

消極，害怕，這些都是右。但也有左。尤其當時，大家受到國內大躍進影響，已經頭腦發熱，左傾思想是主要的。57年以來，就有苗頭。當時我們沒有抓住幹部思想上這個傾向、情緒，提出注意。雖然說了HK不搞大躍進，但強調了反右，就可能影響到後來的左傾思想發展。

三．HK形勢

EM巨頭會晤後不見發表公報，估計是雙方矛盾擴大，這樣HK是壞下去的，與我們的關係就不敢搞得很壞，只要我們政策正確，不犯錯，這個期間工作環境是可能向好轉多於向壞轉。工委的工作要摸清EM的動向，做黨中央的助手，有系統地研究MA在遠東和在世界的政策，而不是技術的、零碎的材料。工委要安排力量，要通過HK上層做好這些工作。摸清M經濟滲入HK，是很重要的。E是又害怕又有幻想。政治上插手，E是較清楚的，經濟插手得揭露。我們對E，既然是被統治，就不會沒有鬥爭，只是要控制，鬥而不僵。中央同志說，不可不鬥，不可老鬥，不可事事鬥。HK還是這樣。正如主席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反擊。”適可而止，目的是長期生存，分散和積蓄力量。不在政策上出大事，我們可以在HK生存下去。

開展統戰工作，要潛移默化，起愛國主義影響。提高後也不要露面，學校也要這樣，工會也要這樣。至於紅工會、紅校、報紙，要能鞏固下來。新發展的不要搞紅，可以灰色，或中落，保持舊的樣子。分散埋伏，不暴露。群眾多搞福利。對外宣傳，過去調子是高了一些，要適當降低，還是愛國主義的方針。社會主義恐怕還是要宣傳，不宣傳是不行的。主要是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民公社，偉大成就。不是在港宣傳社會主義革命，宣傳的方針是要研究的。文匯代表政府，當然要高一些，但還是HK水準。晶報近來高了一些，這不好，過去好，還是回到原來的調子好。報紙不要老講成績，港澳不能浮誇。多搞一些實例，一村，一個公社的發展。在整個建設的發展過程中上出現的困難和缺點也可以報導，但不能孤立和誇大缺點。

電影，一面要鞏固進步力量，提高他們，發展一些A元，不要外面派進去，還是要作為統戰機構來做，好好教育那些進步群眾，團結落後群眾。打開圈子，對中落公司要爭取團結，甚至對國民黨的機構也要做工作。說樂蒂和蘇誠壽投敵不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意識形態不要去反對。HK不可能沒有這些東西。吳楚帆有缺點，這也是必然的，但也不要求太急，慢慢提高他們；

四．在適當時機，適當發展一批A員。但要做好隱蔽，要符合要求，政治一定要弄清楚。

五．組織，公開與秘密要嚴格劃分。排排隊，紅了的擺在一邊，不要再與灰線來往。灰線，絕對保持下去。以後工作也不能配合，半公開的也要秘密來往，不要集中大樓，不要與公開的負責人來往。看文件要嚴格限制。HK不能有文件，下面不能翻印，要回來看。交通要分開，不要各線糾在一起。警惕性要提高，但也不要感到那麼可怕，否則又要縮手縮腳。思想教育也不要搬國內做法，政治思想教育要加強。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右的可能大，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常常容易潛進來，引誘多。我們要經常防止資產階級的思想。領導思想要明白這點：思想本質是右的，工作方法常常表現是左的。HK可以有一套適合於HK的工作方法，但不能鬧獨立性。

六．HK不能大躍進，但是一樣要有幹勁，要埋頭苦幹，做無名英雄，不要出風頭。今後雖不要求什麼配合，但一定時期，也要做些支援祖國的事。

七．工委可以縮小一點。現在是七個常委，三個五個，再研究。省委領導、書記考慮同意。

9月7-8日

黃施民秘書長：

（一）對58年以來工作的看法。一，9個指頭和1個指頭的關係。EM關係，“對E不能不鬥，不過算葛量洪十年賬，大集中，這是錯的”，“過了頭，引起他要告我們報紙”。缺點：1.鬥什麼，不明確；2.鬥M鬥E分不清；3.形式主義；4.增加了E我緊張。二，講了對外工作上的缺點，比如貿易方面占市場、出版方面、電影發行方面過分冒險。總理年底指示後，我們思想上較自覺地利用自由港，和採取維持自由港的措施，E國人也有感覺，使維持自由港的可能性增大了。三，58年提公開活動，在個別工作上有左傾冒險，書的出口遭到限制和禁止。又如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E，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四，58年工委下放後，加強了A的領導。下放後還搞了各線配合，這是缺點。58年A的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

（二）“要分析錯誤的思想在以下工作上的表現”：

一，在群眾運動上。1.不區別國內外群眾運動；2.把進步的群眾運動當作主流，利用這個方式推動一切工作，爭取優勢；3.把保衛300萬群眾利益作為A在港的工作中心任務。這三樣，今後一定要丟掉。

1.在HO（港澳）地區還是要群眾運動的，群眾運動是A取得革命勝利的保證、依靠、基礎。因此，要不要是肯定的。但問題是HK如何使用群眾力量。國內是建設高潮，轟轟烈烈，千萬人動手，熱火朝天。HK是半殖民地，又不是革命時期，如果是，那就要國內那種群眾運動。HK現在只是點點滴滴儲備力量，利用來對外工作時，需要分散、深入、隱蔽的形式。在愛國運動方面，在政治運動方面，就要受到限制，因為還是在敵統區。HK需要的是分散、深入、公開合法、合乎社會利益的群眾運動。58年我們搞了那些集中的、國內外群眾運動不分的做法，這是錯的，不需要的。

2.第二個要扔掉的觀點，那就是廖主任說的“爭取優勢”，這是完全要不得的，不切實際的。想在HK取得優勢，取得多數，而且要進步的、在五星紅旗下的，這是不可能的。工會搞了十年二十年，才13萬人左右（50萬中間落後）。問題不僅在可能與否，而且沒有必要。這形式搞不到，就形成紅孤島，學校也如此。

3. 把保衛群眾利益作為中心任務，錯了。適當保衛是對的，不重視是不對的，但是擺到中心位置就違背了服務對外工作。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帶HK群眾反M，否則必然結果是：與E緊張，與資產階級緊張。我們的群眾鬥爭一定要服從1反M，2有利對外；3有利長期利用。因此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如果轉過來，1.不會覺得把群眾運動放低了；2.不至於天天鬥爭睡不著覺了。經過這次務虛會，我們就放得開了。

整風記錄中有一句話，“群眾是一發難收的”，顯示中共有豐富的群眾運動經驗。

（圖一：父親的整風記錄：“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二，擴大公開活動，反M右傾。宗派，關門主義，雖然這是歷史的，但，一是強調進步，祖國的進步，搞公開活動；二是強調資本家右的一面，不從政策上去看他。最後，就把他劃為敵人了。看來58年提反右是錯的。57年匈牙利事件幹部的確有右，但後來穩定下來。所以58年又發展了左，而我們沒有看到，相反提出反右傾，一年都在反右，這就難免發展到關門主義、宗派了。而且海外易左，尤其HK，最多不會殺頭。有山有水有勢。這就更應反左了。到了後來，敢於鬥爭，衝破合法，就更發展了。我們用過高的愛國主義去要求他，甚至用共產黨員去要求，沒有根據階級分析，沒有看到資產階級與我矛盾小（不解放HK），強調了右搖的一面，就劃他為敵了。

三．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標準，去年這兩者界線是含混的，一個是搞革命，一個是宣傳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當然也可以宣傳五千年。

錯誤的根源：

一．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

157年8月接受反M任務，但沒有嚴肅對待；

211月提出宣傳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提高一步，到3月會議就更明顯提出了。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正如公開活動的發展一樣。

二．實際控制HK

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

HK，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一直貫徹到58年3月。

• 沒有嚴肅對待中央方針政策，紀律性差

沒有與幹部反復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裡，自己也沒有反復研究。如現在發的，也沒有在會中著重去討論。比方十二月周總理等的指示，也如此。這是“自以為是”，以為是老經驗了。這與在外幹部的態度是很不同的。紀律性是太差了。請示報告也太差了。比如陳澤華的鬥爭，也未請示中央。又如，外交部來一電話，搞臭E帝，也沒有請示外事小組，就指示下面。8月28日接到，30號才請示中央。

• 此外

陳總說，錯誤的根源：1.對形勢搖擺；2.對HK地位環境不認識；3.作風暴露突出。

最後，錯誤的根源還有小資的狂熱病、小資動搖性。彭德懷反中央，說總路線是小資狂熱性。他是反黨，我們是離開中央方針，不是狂熱性是什麼？

對會議的估計：會議收穫很大，對HO工作是歷史性的，管的不是一年。會議反復研究中央方針，掌握了務虛武器，HO幹部提高了，接近了中央思想。會中還根據中央精神，檢查了工作上的錯誤和指導思想。也全面摸到中央領導的方法。會議的方向也是正確的，我們根據中央務虛會議上的領導精神，檢查了工作，分析批了工作缺點，觀點，過左思想，總結了經驗，去年工作大量左。

不管如何，批判去年的過左，是必要的。廖說錯的（社宣、優勢）要丟掉。

還有一條，工委領導思想統一，有了提高。50天來大家在觀點上交叉，優點，缺點攤出來辯論。結果，政治上是一致多了。雖無強烈辯論，在發言中彼此瞭解，提高，彼此提高，團結進了一步。工委核心更堅強，更團結。

港澳組1958年1個半人，只要思想明確，還是可以做的。如陳X華（一事）未報中央，向中央反映少。對港澳工作的缺點抓不緊，未提要求。重大問題，決定在中央，這條認識不夠。所以工委的錯誤，克服得慢。

其次，脫離實際，如邵氏評為敵我性質，沒有從實際出發，未看他的片子，沒有從階級出發，只聽到結論，同意了結論。對工委的做法，感覺到有問題，但不及時，沒有堅決派人查查，如赤化新界。

工委下放以來，成績是大的，中央、省委的方針基本貫徹了的，有魄力。有些觀點和中央有些不符，不一致。但，堅決，有幹勁，要為A做點事業，這種想法，是好的，主觀能動性是發揮了的。缺點就是策略觀點不強，還有就在某些問題發展了一些左傾冒險。工委核心威信還是高的。經這次會，對中央的方針認識更深了。威林同志的威信會更高，政治思想統一起來。

會議開得成功，中央很重視，派了幸同志來參加。

以上便是三篇整風記錄。通讀整風報告可以看到：內地新政十年，香港工作初期發生“三一事件”，58年後又發生“奪三權”等事件。中央雖然也肯定了港澳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在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中央“長期方針”的同時，非常嚴厲地批評香港工作違背了中央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干擾了中央在香港反美為主、對英國有拉有打的戰略部署；在資本主義的香港照搬內地社會主義的做法，打擊面太大，削弱統戰工作效果；中央佈局是長期埋伏，積累力量，港澳工委卻越來越暴露，設想“實際控制”香港。批評香港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不過記錄也顯示，雖然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地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工作實事求是的粵語片領導人廖一原得到中央肯定，他在會議上的發言大膽有見地。

香港幹部檢討自己是“急功近利”，“小資狂熱”，“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表態“一致同意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知道”——這表明他們曾被要求明確表態。

某種意義上說，看懂了59年整風記錄，就看懂了香港左派風風雨雨的歷程。而一次整風並不能消除“極左”傾向，數年後香港又發生建國後第三次左的錯誤：“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

[1] 應是指19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香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1 整風記錄1

在“9 新聞戰線”中，我提到一個紅色“東風”硬皮本，引用了其中關於《新晚報》的內容。父親吳荻舟還有另一個小一點的筆記本，這兩本筆記，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內容。包括各級領導就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所做指示等等，特別觸目驚心的是中央和廣東的領導對港澳工委的嚴厲批評。

借用其中時任港澳工委書記的區夢覺的話說：這是“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會議規格很高，“主席和少奇”來時看到問題以及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也來講話（不過沒有他們的指示記錄）。除了區夢覺，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港澳工委秘書長黃施民等人也講了話，中央並派了“幸（辛）同志參會”。

當時我還是小孩子，對這些情況自然是一無所知，我決心啃這兩根“硬骨頭”，整理這兩本整風筆記。

兩本整風記錄，記載了1959年中共中央召集港澳工委幹部整風、認清國際國內形勢、認清中央香港政策的內容。

（圖一：五十天整風運動的“精華”，濃縮在一大一小兩本整風筆記裡。）

為了方便閱讀，我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做了梳理和注釋。筆記中父親用了很多速記符號，如M代表美國，K代表國民黨，MK代表“美蔣”，其他還有E代表英國，HK代表香港，A代表共產黨。有些我即時做了“腦補”，比如“左冒”，我知道是“左傾冒險（主義）”，“十年來，由於得，毛領導的成”，我知道是“十年來，由於得到毛主席領導取得成績”，“經不是自得”，我知道是“經驗不是自己得來的”，“成，還是九一”，我知道是“成績還是九指一指（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打字的時候就補上了。兩本筆記共四萬字左右，本章整理引用三篇，即整風記錄123（部分有關新聞界的內容已經引用於本章第9節），約一萬五千字。逐字逐句打字未經修飾的全文可以在蘆蕩小舟網站文獻欄目[1]找到。

雖然我會盡量加註，但無法查證全部發言者的身份和職務，對我來說，能瞭解50年代中共在香港的意識形態、方針政策，瞭解父親的處境，瞭解1949-1962年香港工作如何受到內地影響，便已足夠。

為什麼會有一個五十天整風？根據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所述：“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對香港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先後受到過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第一次是建國初期。由於中方部分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不瞭解中央對香港的政策，誤認為香港很快就要解放，因此搞了一些表面上轟轟烈烈，實則暴露自己力量和刺激英方的活動。結果，一些愛國團體被解散，許多愛國人士被遞解出境，最後在‘三一’事件中付出了血的代價，中央認為，中方人員當時的一些做法是不適當的和不符合中央政策的。第二次是1958年中央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受當時國內政治氣候的影響，不考慮香港的特殊情況和特殊環境，照搬國內的一套做法。提出了一些不適當的口號，搞了一些不適當的鬥爭。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對此再次提出批評，陳毅批評有關人員‘左得可愛，左得可恨’，為此專門將有關人員招到北京，要他們學習中央對香港的政策。”

父親這兩本筆記，正好為李後所述提供豐富註腳。關於第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發生在1967年，本章先按下不表。

下面就來看部分整風記錄。

6月20日

廣源[2]：HK對中間落後的方針是搞渾水[3]，非搞孤島。過去未把方針緊緊結合實際工作，不斷根據方針佈置工作與檢查工作。“三一”事件[4]是在大軍過江時狂熱發生，事後未總結、吸收經驗，朝戰後又狂熱。1.對電影工作如何長期生存，從沒有系統的研究過，我片是導人向上向善，這一套方針邵氏能否接受呢？2.怕負責。HK是長期的，不會不犯錯，中央方針來了，一層層傳下去，檢查起來，有說過，是不是就完了呢？事實是做錯了，這是客觀效果，不容否認，問題是HK沒有訂出一套辦法，為什麼沒有A員氣魄大膽承擔下來。3.多年來，如我們不是這樣對待邵氏[5]（記錄只到此。）

肖：(關於海外文藝，)中央對於海外方針是有一套的，為什麼外面沒搞好。看來主要是下面同志自以為是，經驗主義，未把政策好好悟透，就做錯了，但不足為奇！

對陸氏[6]邵氏破夠，立不夠。對呂氏，三權都沒了，國內都不這樣搞，也是政策上的錯。影聯現在也要考慮，只能搞福利，擺得不好，影響統戰，這也是方針問題。對中華商務問題，也是政策問題。HK工作中，反“左”比反右慢，歷來反左反得不夠，這是最大的危險。

幸[7]：對邵陸是政策上的錯，是把友當敵。現應肯定邵陸是中間的。兩公司中都有MK分子，其實邵氏對MK活動有疑慮。

王[8]：就像國內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否革命對象也未完全解決，在香港，誰是敵、友？毛在階級分析時說：劃清敵友，是革命政權領導成功失敗問題[9]，我們主要的戰略是團結友，打擊敵，劃清1.經濟地位，2.對革命的政治態度。民族革命時，民族資產階級是中間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時，因社會主義革命是消滅階級，他們是革命對象。但由於有積極的一面，我們又採取和平改造政策。在香港現在不搞社會主義，大躍進、總路線都不能搞。在香港，資產階級、逃亡地主、官僚資產階級、MK特務是革命對象，反M為主。一定時期對某一敵人還有一定程度的暫時聯盟，對分化敵人也有利。“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也是“左”的。海外華僑都希望國家國際地位提高，又因在國外不搞社會主義革命，及可做生意，幫他發財，他也願在某些地方與我合作，受我領導。他有剝削、反動的一面，任何資產階級都有兩面性，與我們來往得利，我們政策執行好時，與我們好；在生意吃虧、國際環境差或我們政策執行差就翻過去，這是長期的，反復的，直到被消滅為止。

邵氏不是買辦，不是官僚資產階級，是“有奶便是娘派”，與台有往來，是中間偏右。看他應付MK，不易，不知是否有軍師，看得出來他不敢也不願斷我們關係。因此應團結爭取，在某些地方應有某種鬥爭，但應是和平的批評，目的是達到進一步的團結，就片論片，具體分析，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是有理有利有節，可以交友。我們頭腦清醒就能出污泥不染，而能影響他，這就是領導，渾水也是如此，有來有往。

在香港不能樹敵太多。思想是客觀實際的反映，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甚至會有一定的洋奴思想、崇拜資本主義。中國從政治經濟思想戰線上說消滅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思想是長期存在的。國內以馬列主義改造，香港不可能，因之報上有自由主義存在是客觀反映。右傾保守是對形勢估計不足，不能及時掌握有利時機展開工作，縮手縮腳，魄力不大，缺乏創造性，思想不解放是右；國內一套搬到另一環境，簡單化是左。故務虛批左又批右，不要批一邊又偏向另一邊。

6月22日

廣源：“三一”事件前後粵語界未搞“影學”[10]，因他們較落後，受歧視。“三一”後，中央新方針是長期生存，爭取多數，以灰色姿態出現。52年底中聯出現，提出“伶星分家”[11]，我們通過盧墩去勸說；“三一”事件令粵語界害怕，黃曼梨在華僑報聲明脫離影聯，我們未歧視他；55年張瑛搖擺，後因為路狹，想回中聯（中聯曾眾怒要開除他，我們派人勸阻），我等也奔走說服。

粵語界怕談政治，演員只想生活，有工作就行了。幾年來看，因為在臺灣無市場，他們與MK無聯繫；另一方面，大陸也非他們市場，故貫徹中央方針不夠。我們未鼓勵他們去（邵氏），也未指責。我們包不下來，對他們的生活也無理由干涉，只是承認了客觀事實，一定程度遷就了客觀事實。

意見：幾年來領導對粵語界重視不足，未好好做一專題研究，58年鬥爭多，粵語片部分人怕直接參加鬥爭，顧慮多。他們參加固然好，不參加不應指責，總結中說粵語片開展不夠，根據是指揮他們可能不夠，國語界我們能指揮，這我不能同意。所提意見接受，希多指示。

肖：1.粵語界把團結放第一。統戰工作有廣狹之分。廣義的統戰是政綱，愛國、團結、友好。2.在HK是愛國反M統戰，粵語界重視了團結，注意了演員的切身利益，沒有脫離政治（脫離就右了）。3.國語界把我們的標準當作人家的標準去要求，不允許去邵氏拍片等，把自己的手束縛住了（允許其去邵氏拍片，又教其如何應付，就教育了他不脫離政治）。

樺：說粵語片落後，不重視。重視恐怕反而壞了。國語界花錢多，粵語界花錢少，管不了人，只好建立老老實實的統戰關係，中聯有困難自己解決，我們給一點，人家也感謝，做了朋友，不負擔責任。因此粵語界是統戰，國語界是上下級關係。國語片演員被我束縛得緊，必須有信仰支持，才能工作。

6月23日

三段：

1. 一. 1949年全國基本解放至52年。“三一”事件，左，未總結批判，錯誤觀念（國語片界）一直存在。
2. 二. “三一”到57年。樂蒂[12]被拉過去。因無A員，情況不明，至去年有A員去後才揭露出來。這階段中央提出新方針，但因觀念不明確，做時就無分寸。雖提出打破壁壘分明，渾水，但掌握不到。
3. 三. 57年至現在。大躍進情況下，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號召香港人參加學

習。說明對中央方針不明確，不嚴肅，不負責。

廖一原[13]：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被迫承認客觀事實。並沒有兩套路線在鬥爭。粵語片今天沒有壁壘。

1959年6月23日，香港左派電影負責人廖一原發言：“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圖二：“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1. 無界限，兩邊拍片。
2. 特點，善於爭取與資產階級合作，利用資本家的資金。有5類，a邵氏、國際、院商；b片蛇[14]；c藝人搞的——中聯、植利；d如新聯；e華僑之類，有一點政治性。粵語片公司多，原因在此。
3. 適應性強。十年來粵語片市場天天走下坡，M州49年賣一萬多，幾年來下泄到3千。新馬過去賣38-40%（2萬7），現萬餘。粵劇歌唱片至多9千，但還能生產一百多部。過去我們認為三日仙、四日仙是粗製濫造，但實在他們不如此不行。
4. 以前敵人對粵語片較不重視，現在已較前重視。如桃源[15]性質就要研究。國內也未召他們上來談過。

造成特點的原因：

1. 歷史性的，49年前無界限。
2. 敵人不重視，我方也重視不足，但現在桃源已大規模制國粵語片。
3. 沒有拿出大量資金逐步包起來。

黃：在統戰上有兩條路線，這局面不是說在A內有兩條路線，也不是離開中央在組織上形成兩條路線，但在實際工作上尤其電影統戰上明顯（存在兩條路線）。

A的工作，A的方針是中央根據大量客觀存在的事實分析制定的，故我們應用正確否定不正確，不應存在個人東西。國粵語兩條做法，一是搞先鋒隊，孤軍奮鬥，不與人合作，把自己陣地建成高級的，人家不易跟得上。另一以粵語片為代表，不脫離實際，根據客觀使群眾跟得上一起前進。過去認識不夠，無意識地壓迫過。

國語片局面之所以形成，一是從主觀願望出發，從片面出發。HK有兩方面，1靠祖國，有有利條件，2是敵人地方，鬥爭是複雜的，思想是複雜的。我們強調了有利的唯一條件，另從主觀願望出發，從小資狂熱的幻想出發，急功近利。

結論，錯誤的東西是從錯誤的分析得來，無馬列的，不能用任何特殊性來解釋。粵語片是摸出來的道路，不能用分線來解釋。掛旗不一定公開，主要看政治態度。什麼人都團結進去，和平相處（過去可能看為右了）。

所謂A的領導，不是用A員的面貌，而是用A的方針政策領導，否則把A的領導機械化、庸俗化了。宗派的傾向也就是這樣來的。

國內搞大規模群眾路線，國外不能，只能多深談，說服。

粵語片善於廣泛合作，懂得充分為生存不斷搞下去，這是群眾創造的經驗，過去我們輕視，不知這一旦變為我們的東西就很好，這個經驗要總結。因為它是樸素的、群眾性的，也就滲入一些壞東西，我們只看到他壞的一面，批判他們，對他有了宗派情緒。我們不懂非政治就是政治，不跟M走就是反M。與敵人爭群眾，它不受M影響就是好的。擴大公開活動是擴大社會化，群眾化，不是用A的面貌出現。暴露自己，是列寧批評的（左傾幼稚病）。

金[16]：形勢變化，忘記中央方針，如東壓西後[17]，就認為長期生存沒問題了，產生了冒險思想，對中央方針研究不夠。陳總[18]說我們是半公開半合法半地上半地下。這話早就說過，57年十一狂歡七天，58年又來了。說明中央不斷有意見，我們不斷重複（我們容易自己解釋，自己發展）。

吳：不會把中央方針（幾個）有機結合，中央方針前後發下來是連貫的，我們一個個分開。

廖：可悲之處，自以為辛辛苦苦做了工作，還有思想方法問題。忙，卻長期發現不了問題。

黃：退出問題。先鋒隊現在退出，不是消極，是為了前進，為了接近群眾，不至脫節。過去光顧自己的長城、鳳凰、中新，有了圈子，有了宗派。長此會自己消滅自己，把群眾也讓給了敵人。先鋒隊離開了群眾，必會失敗。

別認為退出是右傾。但要有思想準備，53年工會退過一次，退後也有人說內部複雜了等等，上面也動搖了一下，以後一點點回復。這樣幹部更隱蔽了。當然，退出後不能發號施令了，是有困難，但是退出後有高度靈活性。品質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一個時期後會逐步好起來。也會有些論調，說是右等。

施：形勢問題

1. 對HK地位的認識，53年就寫明是我們的，又是E的。從“三一”後，事實證明它是E殖民地，我們是“寄人籬下”，這點認識不夠。
2. 對有利形勢估計過高，58年對我們自己的“優勢”、“正統”估計過高，實在軍隊統治在人手，優勢何來？群眾優勢也不完全，如提出一年內把學生運動成我之優勢、主流、正統，這是不可能的，不現實的，結果低估了長期、複雜、尖銳三性質。
3. HK，中央把它當做反M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理解不深，這就牽涉我們對香港的態度，對E的做法。為了服從大的方面，對本地鬥爭如何控制，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主要是對中央方針的嚴肅認真對待。
4. 對A與群眾的問題。毛：當群眾起來時容易“左”，不能認為形勢好。這兩年HK相當暴露，實際A已半公開。去年新華社半公開活動，是不對的，E已掛了賬，隨時有材料搞我們。隱蔽的目的主要還是為了中間落後的群眾，群眾是怕我們給他們麻煩的。

幸：總結。對敵、中間落後群眾情況和A外“同志”的情況，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中央給的是利用——以打擊M。中央對M也該進則進，該止則止，該針鋒相對才對，對E是半建交。在這意義上說，一味不承認是不對的，它是既成事實。承認對我國際鬥爭有好處，因此對英鬥有打拉，時鬆時緊，對其他HK資產階級分子，也利用矛盾。

宣傳線的確出了不少錯，有M必反，M沒好東西。很少分析對M的資產階級是否碰到一點就反？在瑣碎問題上搞，使E為難（不符合利用矛盾的策略）。在重大問題上、要害上反得不夠。58年與E緊張顯然不符合國家的外交政策，國家是利用E打M。北京與HK做法也不一樣。HK是人家的，撤到A中央規定的範圍，否則，發展下去，要有嚴重後果。

中央要我從中間落後群眾的水準、覺悟、接受程度出發，不要從主觀出發。中央也說，我們的東西群眾不能接受，還要善於等待。這方面我們走過頭了。這是危險的。對HK群眾也存在問題，未照顧到他們是生活在HK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要有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我們對他們應按無產階級人生觀（基本群眾、發展物件）要求，但也不能操之過急。在A外小資出身的知識份子應容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存在，否則是不科學的。

宣委對A外A內均存在主觀看法及一系列的措施做法，只從良好願望出發，這是危險的，說明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這是一頁會議記錄，提及“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圖三：“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新聞界基本上貫徹了中央方針，反M製造兩個中國有功。就是不策略，甚至暴露我們的底盤（MK，M與落後群眾，M統治階級和M人民分不清），打擊面廣。宣傳國內建設，頭腦冷靜不夠，很浮誇。中央不但不要我們浮誇，還要十分只說七分。這缺點說明同志們思想認識提高的過程拖長了，對E問題領會不深，該說好話不敢說，對M也如此。國內報紙不能說，HK可說。陳總早說了，凡該放的，扭扭捏捏不敢放，該收的，不肯收。這原因是對中央方針不認識。成績雖肯定，但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宣傳還是春風未度玉門關。還是要以A為核心，團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從事我們的工作。之所以未帶垮文化隊伍，道理：

1.A的領導正確。A的威信高，國家強大貨真價實。我們領導的小資產階級看到前途，心向祖國。

2.統工，不僅港澳工委、省委、北京僑委、文化部、陳總多做了許多工作，與頭面人物見面，談話，教育，我們隊伍才未垮。

兩套做法（兩條路線）中央一套，自己一套，滿足於一知半解。中央方針，聽聽是絕不會立刻瞭解的，它有受用不盡的好處。我們同志有自以為是的情緒，妨礙我們自覺地接受中央指示。雖在客觀上與中央抗拒，但不是山頭主義，可應趕快拉回來呀！

[1] 本網站為吳荻舟後人建立的網站，專門收集吳荻舟遺文包括書信文件、會議記錄、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和證明材料、幹校日記、自述小傳等。

[2] 廣源：原文為簡體字：“广源”，很有可能是後面出現的廖一原。因為根據發言內容，可以肯定是香港左派電影界負責人。另外父親也習慣把“廖公（廖承志）”縮寫成“广”公，只取“廖”的部首。

[3]渾水：當時廖承志提出“渾水摸魚”理論，是取“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之意吧。

[4] 三一事件：1950年代初，香港有大量木屋區，經常發生火災。1951年11月21日，東頭木屋區發生大火，2000多間屋焚毀，災民逾萬。賑災工作未如理想，民怨出現。廣州政府發起籌款活動並在1952年2月初成立慰問團，準備3月1日赴港慰問災民。3月1日，大批香港民眾到尖沙咀火車站迎接慰問團。但由於港英當局不希望慰問團來港，行程被取消。接車民眾散去期間在彌敦道和警察發生衝突。事件導致一人死亡，多人被捕。數天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抗議港英當局。香港三大左派報章《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轉載。香港政府指三張報紙刊登煽動性文字，周恩來介入調停，《大公報》被迫停刊12天。三一事件亦令港英當局遞解或者是勸諭不少左派骨幹出境。

[5] 邵氏：全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於1958年在香港成立，邵逸夫任總裁，在香港製作電影。

[6]陸氏：指“香港電影大王”陸運濤。50年代初在新加坡拍攝馬來語片，後在香港拍華語片，先後有國泰、永華兩家製片公司，1956年合併成“電影懋業”。1964年陸運濤及多名“電影懋業”高層空難離世。

[7] 幸：在“9 新聞戰線”中曾經出現，由中央派來參加整風，有時寫成“辛”，不知是否指同一人。

[8] 王：原文如此，估計是廣東省委常委王匡，他在港澳工委推進到香港前曾任港澳工委副書記。還有幾位與會領導可能也來自廣東省委，此外出現過“僑委”發言。

[9] 指毛澤東著《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0] 影學：指“8 文化戰線”裡提及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

[11] “伶”指伶人，“星”指影星。當時製片公司多以粵劇伶人和電影演員共同拍片賣阜，頗受東南亞華僑歡迎。但是存在拍片時間及演員關係等矛盾，遂出現“分家”主張。

[12] 樂蒂：(1937 -1968)，香港國語片演員。首部作品《絕代佳人》。在李翰祥導演的《妙手回春》中出演“黛玉葬花”戲中戲，贏得“古典美人”稱號。1963年第二屆金馬獎影后。

[13] 廖一原：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收入的廖一原自敘，他出生於香港，1939年從中國新聞學院畢業後曾為戰地記者，後做過編輯，教導主任，文匯報社務主任等職，1956年轉到電影界，歷任新聯影業公司董事總經理和董事長，銀都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南華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原電影公司董事長，銀都機構有限公司董事長等。1985年退休後仍任銀都機構的名譽董事長及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會長。曾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文化藝術工作者第四和第五次代表大會。他1939年起開始寫作，一生寫作和發表的文字總數在三百萬字以上。不僅如此，國內許多劇團比如上海越劇團到香港演出，總接待負責人都是他，更有人稱他為“影壇教父”。

[14] 片蛇：當時一種做法是製作公司承包拍片，超支由製作公司承擔，節餘成為收入。於是有些製作公司報大數，先扣部分費用，剩下的才拿去拍片，粗製濫造。這樣的製作公司稱為片蛇。

[15] 桃源：只能估計是指臺灣桃源有製片基地，有待確認。

[16] 金：金堯如，新聞支部的書記，《文匯報》總編輯。

[17] 東壓西：東風壓倒西風。

[18] 陳總：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陳毅。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據父親吳荻舟回顧，為了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工作方針，長城、鳳凰等一線的國語片公司不寫國內題材，拍片針對港九社會，取材當地，主要是攝製鼓勵向上向善、宣揚互助奮鬥、抨擊悲觀失望。但是，起初還生產出一些賣得出去的好片子[1]，後來公式化，拍片模仿國內，選題困難，常常“拖了個光明的尾巴”，漸漸上座率不佳，也不能輸出到東南亞和臺灣地區，發行地區過窄，虧本越來越厲害，面臨財困。父親曾經邀請他們共商挽救辦法。

又據廖一原1959年一次開會發言，當時粵語界一批老演員生活無把握，如1937年的“華南影帝”吳楚帆，不能演小生，收入減少，吳楚帆反映，臺灣買片照顧他們，國家卻不照顧他們的困難（雖然他也說知道國家困難）。廖一原說：“他們彷徨，我們同情”。同人性質的粵語片公司中聯[2]，演員要到外面兼職才能生存，無暇顧及中聯，曾向電影支部要人“協助管理（不是去控制）”。廖一原說，“中聯是編導演較集中的公司，如幫助他們多拍片子，協助解決些內部矛盾，（拍10部片子）就可解決生活，如能使他們安定下來，在統戰工作上可起很大作用。”

面對香港國語片界和粵語片界各種問題，父親回顧說：“國內（即港澳辦公室）由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出面，每年在各公司生產的影片中選十幾部，以購買國內版權的形式付款，到國內發行，實際上是在經濟上支持他們（中影有檔案可查）。”母親曾說，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實際上是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分支機搆，每年代總公司選購，這些做法香港幾家電影製片公司很滿意。

大環境的影響似乎令具體努力頗為徒勞。父親記得，有一次廣州召開一個包括工商界參加的會議，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提出‘新漢奸’一詞，傳到香港，震動工商界。香港商人跟臺灣多有生意來往，第一個來找父親的就是長城的老闆呂健康。他說：“吳先生，這不行呀！我的船走臺灣是國內交的任務，我是漢奸囉。”他很緊張，父親解釋：“你的情況我瞭解，不會的。”據母親回憶，呂健康在馬來亞有紗廠，在香港有大南輪船公司。後來他“漸漸疏遠我們，長城不賺錢了，是由國內援助。”

父親說，為了扭轉“左”的思想，長期方針下達後，廖承志曾指示，影片要爭取發行到東南亞和臺灣，調子可以低些，甚至主題是白開水都行，喝下去沒毒就行。可是顯然國內“反右”等各種運動對香港影響日甚，香港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對低調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尤其對廖承志這個“白開水方針”不理解，怕犯錯誤，怕將來被批不愛社會主義祖國，右傾，不得了。

父親曾召開過一個編導演座談會，針對大家的思想情況，談了三、四個小時。強調除了勸人向上向善外，便是白開水也行。父親認為真正的白開水是很難辦到的，總會有點含義，應該從精神上去理解，目的是把調子降低，使各公司能打開海外市場。

會上有人問什麼是白開水？父親說：第一，白開水沒毒，健康有益，讓人家不要害怕，何況既然說即使是白開水也可以，當然放些少鹽也可以嘛，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影片打開最廣泛的市場，不起壞作用，取得長期生存的條件。第二，我們拍片要適應海外的政治環境，要能通得過，群眾能接受。如果我們的影片宣傳愛社會主義祖國或勸華僑回國，就會不受東南亞國家的歡迎。在資本主義國家勸人向上為善，勤儉持家，不嫖不賭總是好的，不要刺激當地政府就是了，如果強調爭民主、搞政治鬥爭就難辦了。《家家戶戶》、《敗家仔》不是很受華僑歡迎嗎？這樣的片子，臺灣可以通過，東南亞各國和地區也能通過。

當時各公司每年拍6-9部片子左右。因為創作劇本的力量比較薄弱，父親還幫助他們向國內劇作家周偉等約稿。《少小離家老大回》、《萬世師表》等都是歌頌華僑頑強勇敢的創業精神和勤勞儉樸的優良品質。據父親回憶，有一段時期鬧劇本荒，他也寫過反映華僑生活的劇本解決“燃眉之急”，如《桃李滿天下》[3]、《敗家仔》[4]、《家家戶戶》[5]。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查不到父親的名字，看來他不是以編劇或原著故事身份、而是以“救火”身份做了幕後的工作（三十年後他組織創刊《戲劇年鑒》，也是連顧問名都沒掛。此是後話）。

1952-1957年，吳荻舟為香港電影公司寫了數個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本。

（圖一：父親保留的劇本手稿《漁民淚》，封面上寫著：“1952-1957，寫了一些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但已殘缺。”）

1957至1958年電影支部曾考慮在深圳建一座攝影棚，後來上面批准在香港搞一個以私人姿態、歡迎左中右影片公司拍片的電影製片廠，向霍英東買了一塊山地，建清水灣片場，當時是用陸元亮（抗戰時期在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任廠長，1946年到香港，歷任永華影業公司廠長、大中華片廠廠長、清水灣製片廠廠長）和許敦樂（1948年上海美專畢業後來香港擔任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宣傳部主任，1965年出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長達30年，退休後仍擔任該公司名譽董事長，1956年參與創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等個人名字投資的，為的是規避港英政府對左派活動的嚴厲限制。許多年後，初創時的僑商股東都已去世，只剩下卓再學（即許敦樂）為唯一法人。有清水灣片場老人們曾經追問：片場到底屬於公家還是私人？1991年父親和許敦樂在香港見面時的一段談話錄音顯示，片場屬於公家是毫無疑問的。

這段談話由母親記錄。當時許敦樂談到進步電影製片廠（包括長城、鳳凰、新聯）經營管理存在很大問題，還有政治問題、人事問題（如文革）等，造成嚴重虧損。父親說，才搞起來的時候沒這麼多這麼嚴重的問題。許敦樂說，義利、新、馬、大股東都死，只剩下我（卓再學）出面，第一批16.5萬，買地20萬。父親也回顧：國務院款下來，49年至62年我回去，共用3千多萬，電影有兩筆，1買普慶，2搞廠。

父親去世後，清水灣片場前廠長李惠等老人仍多次就此事詢問母親，還說是基於什麼法律手續，經過幾任新華社有關負責人過問一直沒解決。母親顯得憂心忡忡，她認為，當年是父親經手此事，父親1991年約見許敦樂也是為了解決此事，如果此事還沒解決，她有責任做點什麼。她整理了當時的談話，連同錄音和李惠的一份文字材料交給李後[6]。

1958年，在吳荻舟任上建設的清水灣片場，為左派電影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文章介紹清水灣片場建設情況

（圖二1/2：1958年建成當時全港最大規模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場，現為銀都機構的總部。細看文字部分，可瞭解當年電影界情況。）

父親留下的資料顯示：當時的建廠方針純屬商業性質，租賃給各公司拍片，也歡迎與臺灣有來往的邵氏等租用（四年後邵氏建起規模更大的片場）。發行方面，除已有的南方電影發行公司外，還投資搞了一個電影放映發行線，電影製片、發行形成一條龍，以租賃、聯營、合資、投資等方式形成了國泰、高升、快樂、銀都、珠江、南洋、南華等院線。普慶戲院既放電影又演舞臺戲。其中國泰老闆邵柏年在大陸解放前就已是統戰對象，國泰成為有名的左派影院，上映蘇聯電影，香港左派電影和大陸電影。

南方影業公司同仁歡迎蘇聯朋友

（圖三：歡迎到訪的蘇聯電影界友人。）

說到普慶戲院，有一段插曲。1960年12月23日到翌年1月26日，由團長白彥、副團長袁雪芬率領的上海越劇團，來香港公演《西廂記》、《紅樓夢》、《金山戰鼓》、《碧玉簪》等劇目共三十六場，場地就是在普慶戲院。據當時報紙報導，演出深受香港同胞的讚賞，在一個多月的演出中，觀眾達到六萬人次以上。金聲影業公司甚至決定把《紅樓夢》從舞臺搬上銀幕。在上海越劇團留港期間，舉行了開鏡儀式，到清水灣片場拍了《紅樓夢》的一些分鏡頭。一九六一年二月的《文匯報》上登載了這個消息。

上海越劇團訪港演出受到歡迎，有電影公司決定拍電影版《紅樓夢》。

（圖四：1961年2月4日文匯報圖片：上海越劇團在清水灣片場舉行《紅樓夢》開鏡儀式。照片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中為白彥，第四排右一是母親張佩華。圖中還有徐寶玉、夏夢、石慧等上海和香港的演員。）

這樣一件美談，我卻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發現一份文革時他為該越劇團團長白彥所寫的證明材料。上海市委宣傳部革命造反戰鬥隊曾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出一份資料：《憤怒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白彥在香港大搞階級投降的滔天罪行》。他們向父親外調，要他交待白彥在香港做了什麼？回答諸如“有什麼錯誤言行？”“和什麼人勾搭？”等問題。現在看這份交待材料，倒是可以瞭解當年他們在香港如何開展工作。

父親的證明材料寫於1968年4月5日，當時他已經被關在“牛棚”，身陷“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處境，但他開宗明義就為白彥辯護：

“他（白彥）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過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越劇團去香港演出，是為了打開上海幫工商界（主要是廠商）的統戰工作（過去這方面的工作打不開）。越劇團赴香港演出的形式是‘應普慶戲院邀請蒞港演出’的名義，實際這是一種對外的說法，普慶是統戰人士經營但可以掌握的戲院。當地階級鬥爭很尖銳、複雜，為了保證劇團安全和做好工作，曾臨時成立一個演委會，具體安排和掌握這次演出。”

根據父親的描述，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上海越劇團包租了彌敦道380號普慶戲院前後座的旅館，全員和港方工作人員、保衛人員、廚師、司機等住在一起。工作人員都是經過挑選和摸底的，客人探訪均需通報，認為不必見的一概推掉，外出有專車，不得單獨行動，演委會安排人員陪同，參觀、購物都有一定的安排。

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了《西廂記》、《紅樓夢》、《梁祝》等折子戲、短戲。公演票價是演委會和戲院商定的，1750多個座位，300多個是特等，500多個是超等和中等，其餘是三、五元的普及門票。為了打開上層統戰局面，抽出部分特等門票，有計劃地招待統戰對象，有時候也安排白彥和這些人一起看演出和交談，收到一定的效果。

為了擴大效果，除了公演還舉行了義演，義演全部收入捐給災民（父親記不清是什麼災，只記得影響極好）。父親說，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很受歡迎，左中右的觀眾都有，有些海外華僑、臺灣同胞還專程坐飛機來看。

父親回憶，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期間還有一些對外活動。白彥和主要演員（袁雪芬、徐玉蘭、王文娟）出席了普慶戲院的股東之一何賢等人舉辦的歡迎宴會；為了做粵劇演員白雪仙任劍輝的工作，佈置何賢請客；參加愛國電影界新年聚餐等。在這些宴會上，不論白彥還是袁雪芬代表講話，內容都是事先研究過的。

父親說：不記得是陳毅還是廖承志說的，“工商界有出錢愛國的，有一毛不拔愛國的，有愛錢（我們的錢）愛國的，也有愛錢而不愛國的，只要不搗亂，不反對我們，都可以來往，都可以團結，應該團結。”（陳毅或是廖承志）還舉例說：“比方何賢，可以說（和）什麼人都來往，對香港政府，對中共都會說很友好的話，說不定碰到與臺灣有很深關係的人也會滿親熱的呢。正因他有這樣的關係，我們更應和他交朋友。我們交辦的事他做了，香港政府交辦的事他也會做。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香港還接待過不少國內派出的藝術團體，如1956年中國藝術團，袁世海、裘盛戎、譚富英和張蘭英等藝術家演出了群英會、檔馬、罵曹和空城計等戲；同是1956年的中國潮劇團，姚旋秋等演出了陳三五娘、辭郎州、梁紅玉等戲；前述1958年的越劇團；中國雜技團、曲藝團等。觀眾們欣賞舞臺上的花團錦簇，舞臺下則要安排一個個藝術團體的過境，吃、住、保安，有大量不為人知的工作。

[1] 長城的好片子之一：百度百科讚揚長城1953年拍攝的歷史故事片《絕代佳人》“場面偉大”、“佈景豪華”，入選1957年中國文化部評選的優秀影片之列。

[2] 中聯改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其中《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一等獎，獎牌現存香港電影資料館；《秋》是1954年港產電影的票房冠軍。

[3]香港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顯示：《桃李滿天下》是粵語片，1955年攝製，1955年首映，導演盧敦、蔡昌，編劇何叟，主要演員有李青、容小意、劉克宜、石堅。

[4] 《敗家仔》，粵語片，1952年，導演和編劇都是吳回，主要演員有白燕、黃曼梨、張瑛、容小意、盧敦。

[5] 《家家戶戶》，粵語片，1954年，導演秦劍，編劇李煉，主要演員有張瑛、紅線女、葉萍、黃曼梨等。

[6] 李後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秘書長、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書記等職。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任起草委員會秘書長、委員。2009年9月27日14時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猷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猷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