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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3內外有別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六章 初到北京

3 內外有別

    父親吳荻舟、母親張佩華在經受初到北京的各種洗禮,卻為孩子們撐起一片快樂成長的天空。

與在香港時相比,北京的童年生活新鮮刺激。上學放學排路隊,路上還有馬拉車,馬屁股後面都掛著糞兜子。中午,老師會挨家挨戶檢查學生有沒有睡午覺。下午,到院子裡的同班同學家一起做功課,然後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同齡孩子一起跳皮筯,捉迷藏,爬煙囪,追追跑跑,玩各種戶外遊戲。從香港帶回來的三輪車成為全院小孩子的玩具,大家排隊輪流騎。要不然就去學雷鋒(1963年毛澤東號召“向雷鋒同志學習”)做好事,扶老人過馬路、幫清潔工人推車上坡、幫小賣部卸菜等。有幾年小學各班都種蓖麻,可以榨油,有一陣子還興養蠶,到處找桑葉喂蠶。我們在家中小陽臺養雞養兔,肉和雞蛋用於改善伙食,皮毛賣給樓下廢品收購站。春天學校帶隊去春遊,清明帶隊去八寶山烈士陵園掃墓;夏天跟著大孩子去游泳,抓蝴蝶蜻蜓知了,到護城河邊割草喂兔子,大槐樹下捉蟲喂雞。秋天去香山看紅葉,爬最高峰“鬼見愁”;冬天下雪,北風吹在臉上如刀割,卻可以在結冰的河面玩。

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

(圖一:從宿舍後門(東、照片左邊)出去,就是護城河(現在的二環路、對著中央音樂學院那段),我和妹妹常在河邊玩耍,夏天在河坡上為家裡養的兔子割草,撈魚,冬天在結冰的河面上溜冰。)

參加少先隊、戴上紅領巾後,我曾獲選參加天安門廣場國慶活動,小學生的任務是“組花邊”。從放暑假就開始練習按照指令舉起手裡不同顏色的紙花。長時間站立,長時間把花束高舉過頭,頗累,卻是大家都想得到的光榮任務,記得身高是獲選的其中一個條件,我那時1米56。正式遊行那天早上不到五點就集合,待遊行隊伍全部通過天安門廣場,已經過午,輪到我們歡呼著湧向天安門,我只記得大家都焦急地找:哪個是毛主席?哪個是毛主席?城樓上有些模糊的身影,但是看不清面孔。

有一次北京電視臺到學校招小演員,我氣喘吁吁從家跑到學校,不記得在擠滿人的辦公室問答了些什麼,總之是被錄取,從此課餘多了電視臺活動,做小品練習,錄製節目,我和電視臺的顧守業老師許多年後還保持聯繫。

雖然有時候因為來自“香港”這個身份背景、或者乾脆就因為一件不一樣的衣服,也會受到一些委屈,但比起爭做“好好學習,天天向上”、品學兼優的好孩子,那都算不了什麼。

當時我渾然不知,回到內地對父母而言就意味著更多意識形態的東西,更多官僚主義、教條主義、領導意圖,更多政治運動。

我在整理父親1964年6月9日寫的一份“五反後的自我檢查”[1]才得知,除了1952年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進行的“五反”,1963年有過另一次在黨內和幹部隊伍中開展的“五反 ”運動。

父親的“檢查”如下:

1政策水準提高了一些,辦案子多半能結合當前形勢和政策去考慮,成品率較高,反(返)工較少,更能體現領導意圖了;2學習大慶精神後,積壓案子較少,催辦、檢查的習慣在逐步養成了;3單幹作風、事物主義有所克服,大案子一般能做到和同志或有關單位商量,集中意見後再辦,普通案子,一般能提出要點、看法、或方向後,交同志去辦,不再眉毛鬍子一把抓,給零估、門市拖著跑;4具體工作上的領導作風有改進,注意抓方針和品質,注意發揮具體工作同志的獨立思考(如接待工作);5清高、自負和英雄主義有所克服,對過去的成績和錯誤,不再多提,也不再多解釋;6仔肩軟有改進;7對組內同志的生活、工作和思想問題,較前能主動關心,對社會群眾(人民)來信,做到了思想上重視,主動負責去辦。

有些新的和舊的缺點和錯誤,當待進一步加以克服1辦案子還不夠認真負責,有的僅做到“擬予同意”,比如外文書店向美國書商進口書問題,未把情況弄清楚,就簽了一個“擬予同意”,領導同志問起情況來,答不上;2對問題不夠反復考慮,提不出意見,或提出意見,不能堅持;3機械理解海外方針,當國內大搞現實題材時,對派出與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形勢十分不調和的節目到香港,提不出意見;4對馬列主義經典著作學習計劃,沒有堅持,這一年來,經典著作讀得很少;5組內的基本建設,還是沒有把整改提出的方案落實。

吳荻舟

1964年.6.29

陳真並各同志:這裡我初步檢查了一年多來克服缺點、錯誤的情況作為小組給我做鑒定的材料,請批評補充。為了及時把組織鑒定送出,不必把鑒定送給我看了,只要事後告訴我,以便我改進就得了。

吳荻舟

這份資料也附有“黨小組對吳荻舟同志鑒定的意見”:

一.   基本同意吳荻舟同志的自我鑒定;

二.   工作積極、熱情、肯幹;

三.   長期在港澳工作,有較多的實際工作經驗,但總結提高不夠;

四.   對同志關心,平等相待;

五.   肯學習,但學習效果不夠好;

六.   看問題觀點不夠明確,原則性和鬥爭性不夠強;

請組內傳閱修改。(已傳閱過)

從這份檢查裡可以看到,工作方面,父親有很多“案子”要辦,比如外文書店進口圖書、派出節目到香港、接待、處理群眾來信等等;環境方面,看到他的責任、上下級關係,看到他在北京工作多少有些“水土不服”,必須顧慮到很多“領導意圖”、“主義”和“作風”,而他也確實誠心誠意要改進自己,不過不能“總結提高”到新環境要求的高度。

父親留下的遺文中,1963年8月21日廖承志對梁(威林)等人的談話顯示,如果父親還在香港,他就不用參加這次“五反”:

  1. 在目前的國內外形勢下,港澳工作方針是否有變?
  2. 報紙的宣傳方針,過去提不反蘇反共,但未提對英的問題。社會化問題,該怎樣體會?
  3. 工委的組織機構,和幹部補充。
  4. 不搞五反,是否可以在委組以上進行教育。
  5. 成立企業管理機構問題?
  6. 今後的工作中心:
  • 對外中心搞反修。
  • 對內以反修為綱進行階級教育。

階級教育怎樣搞法?

不管怎樣搞,不能搞運動,只能搞“學習”。但,也不要搞得很廣,先只限在工委一級,並且一線線地搞,還只能“和風細雨”,談不通的就掛起來。

從第四條和廖承志最後一段話可以看到,內外(內地和香港)是很有別的。回到內地,父親就受到“內”的待遇,被牽扯到不斷的鬥爭中。

關於“鬥爭”,四清筆記告訴我很多,這裡先按下不表,只記下其他一些涉及父親工作的遺文資料。

l964年5月間,有一次為處理“兩航”留港機構的設置問題,民航局陳耀寰、陸元斌一行到位於中南海裡面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開會,與父親不期而遇。會議是由吳凡吾[2]主持,他臨時叫人去找父親參加會議,說他對港澳地區的情況更熟悉。陳耀寰和陸元斌說:那次會議作出保留中國航空公司香港辦事處的決定,給中國民航留下一個展望世界民航發展動態的“視窗”,也為改革開放後致力於開拓香港地區航線有了一個據點(陳耀寰、陸元斌回憶文章《喜迎香港回歸 緬懷荻舟同志》《吳荻舟》)。

除了像陳躍寰和陸文斌這樣的偶遇外,因為父親經常接待港澳訪京人士、文藝界人士,不時見報,一些失聯的老朋友得知他的消息,從而與他取得聯繫。我有一封1965年10月20日孫慕辛來信,並附他們寫給“文協負責同志”的信:

文協負責同志:

對不起的很,想麻煩您們代找一個人,前些天在收音機裡聽到吳荻舟同志的名字,我們很高興。因為我們是老同志,分別已有二十多年了,一直不知他的音信。因為我們過去都是在文化戰線工作的,我們想他可能不會改行。只聽到他的名字,但不知他在哪個單位工作,因此只有來麻煩代找一下。請您們大力的幫助一下,我們是感激不盡了。如實在無法找到,請回個信。

敬禮

張琢,孫慕辛

文協批示:吳在外辦港澳組工作,請轉外辦吳荻舟同志。

荻舟隊長:

您如果能接到這封信也一定會高興吧。在收音機裡聽到您的名字,我和張琢都非常高興。但不知您在北京哪裡工作。因此我們考慮了很久,只有請文協的同志幫忙找。也許有希望,等聯繫上了我們再談別後詳情。

張琢工作很忙,這信是由我寫的。

敬禮

孫慕辛

父親在信旁注明:10月31日回

在本連載第三章《瀝血八年》裡已提及,張琢是1941年秋由徐洗塵和胡振表介紹到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工作的,l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曾陪父親到香港去見《華商報》的饒彰風,後來五、七兩隊按照當時廣州地下黨的要求,將兩隊的主要人員和演出器材設備轉移到香港。

想必父親給張琢留下深刻印象,他在《懷念吳荻舟》一文中回顧當時情形說:全體隊員在名冊上雖有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之分,實際上,每月憑名冊領下薪金後,在隊員中平均分配,這些制度均是周恩來同志提倡的,而被全體隊員自覺接受而形成了長期貫徹執行的優良傳統制度。隊內的經濟是民主公開的。每月收支情況均在隊員大會上由總務委員向全體隊員報告,隊員如有不同意見可批評。正、副隊長在半年一次的大會上要報告工作(各委員也須報告工作)。有時,隊員在會上也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這種制度的堅持與執行使全體隊員在抗日宣傳的前提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的強有力。吳荻舟自1937年抗日戰爭初期建隊以來,一直是隊長,他與副隊長徐洗塵帶領全隊認真貫徹執行了周恩來同志初創領導的宗旨精神,在抗日戰爭中起到了喚起群眾,團結人民,打擊敵人,推動抗日戰爭的積極作用。吳荻舟和副隊長徐洗塵名義上雖是正副隊長,但他仍和全體隊員一樣的過著普通隊員的生活。在實質上,他倆要對七戰區政治部負責。吳荻舟在作風上是平易近人的,隊員無論什麼事都願和他交談。他是參加革命很久的老同志,抗日戰爭前,他曾被捕,在國民黨監獄中,曾受過迫害,但他還是和隊員一樣的過著簡樸生活。他為了減輕隊裡的經濟負擔,主動將愛人安排在外邊工作。即使在病中,他也時時關心著隊伍的公演活動情況,同時還抽暇編寫團結抗日的劇本,認真地貫徹地下黨的團結抗日的方針政策(《吳荻舟》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1998年)。

從香港到北京,對父母來說,和抗日戰爭時期輾轉各地一樣,只是轉換了戰場吧,和那時候的漂泊相比較,在香港有十四年相對安定的生活,在北京可以定居下來,已經是十分難得。父母一直相信,社會總是向前發展的,摸索中免不了有問題,不過正因為有問題,才需要更努力,他們由衷願意繼續為建設理想的社會而奮鬥。孩子們也在成長,無論工作還是家庭,一切會越來越好。

妹妹寫過一篇回憶父親的文章《回憶爸爸點滴》(《吳荻舟》 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1998年),母親很喜歡她這篇文章。妹妹寫道:“熱辣辣的太陽,曬得沙灘滾燙的。爸爸背著我由海邊一直跑到樹陰下。胖胖的爸爸一邊跑,一邊被沙子燙得吸著氣,白得耀眼的沙飛快的向後退:‘爸爸跑得真快!’這也許是我對爸爸最早的印象了吧!

“爸爸真是多才多藝!我家有十多冊老式的相簿,珍藏著很多歷史鏡頭,記載著我們兄弟姐妹的成長過程。其中有一幅天鵝的特寫:恬靜中透出高貴的氣質,整幅照片因那一泓水波的泛開而變活了。家中有一盆養了多年的山石盆景,人見人愛,都忍不住用手去摸摸那翠綠欲滴的苔草。大床壞了(大概是我在上面跳得太多了),爸爸對它進行大修,睡房變成了木工房。在國民黨監獄的七年多囚禁日子裡,他自修英文、法文、日文,80多歲時仍借助放大鏡看原文書籍。小孫子學立方體,做爺爺的把土豆切成長方形、正方形、三角形、循循善誘。他的拿手好菜是能煎出像紙一樣薄的雞蛋皮。但爸爸有時也會出笑話,有一次他幫我們兄妹用鐵絲做一個鴿子籠,籠子竣工後,才發現幾隻鴿子早已飛得無影無蹤了……和爸爸在一起永遠是快樂的!

“記得上一年級時,我很貪玩兒,甚至連書包都玩兒丟過。放學後和院子裡的小朋友玩跳皮筋,天快黑了才往家跑。在樓門口撞上爸爸,那時我們很少見到爸爸。他拎著提包,口裡的飯好像還沒完全咽下,大步走下樓梯,用手揉了揉我的頭,鑽進汽車就走了。我想爸爸一定是下班回家吃完飯又要再回中南海辦公。回到家,才知道爸爸是因為要回家拿份稿件,才順便吃了晚飯,否則連家都沒時間回呢!我感到自己錯了。吃完飯後趕緊把功課做得整整齊齊,想在星期日拿給爸爸看。從那時起,我的成績在班上都是屬上游。

“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每逢星期六,是我們又興奮,又緊張的日子。吃過晚飯,爸爸在茶几上擺上一盤糖球,二哥、三姐和我就圍著爸爸坐下來。爸爸會仔細地詢問我們一星期的表現,然後查功課。通常是自己先講。記得有一次我的自我批評是:“上課時講了幾句沒有用的話。”做錯的,爸爸會告訴你為什麼錯,如何改,記錄下來下個星期六還要查問,做對的,爸爸會表揚,獎勵糖果。那一段日子,只要爸爸星期六在家,我們都是在這種溫馨的氣氛中度過週末。”

1964年大姐大學畢業、工作,1965年大哥考上大學,二姐中專畢業、工作,二哥、我和妹妹就像三隻快樂的小熊,在父母的呵護下長大。誰也沒有預料到,1966年夏天,正常的生活戛然而止。此是後話。

[1] 五反:父親這裡所及“五反”,是指1963年在黨內和幹部隊伍中開展的“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反官僚主義運動”,不同於1952年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進行的“五反”:“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2] 吳凡吾:(1918-2014)歷任國務院專家工作局副局長、局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對外援助組西方組組長,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長,中國駐澳大利亞使館政務參贊。

香港旱災期間,市民家家戶戶大桶小桶排隊等候放水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2東深工程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2 東深工程

在父親吳荻舟的回憶錄提綱手稿中,關於回京後的工作,僅提及“抓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後勤”和“四清”。

父親“文化大革命”後、至少1983、1985和1986幾次去南方出差、遊覽都特意在廣州、深圳和當時及現在的幹部回顧這項艱巨工程。1986年接受劉先秀採訪的時候也提及東深供水工程,顯然這是他非常看重、印象深刻的一項工作,他為有幸參與這項造福香港的工程感到高興。

關於東深供水工程,要從1962年9月至l963年5月大旱說起,當時廣東長達9個月沒下過大雨,水塘乾涸,河水斷流,許多農作物枯死,這是五六十年不遇的大旱年。毗鄰香港的九龍地區,水荒更為嚴重。最緊張的時候,l4天輪水一次,每次只有4小時,街上水桶擺成一條條長龍,一時成為香港一景,茶樓、酒店停業,外輪進港停泊補給,也無水供應。香港幾乎成了死港,市民紛紛離家離港出走。香港政府嘗試撒乾冰,人工造雨、海水淡化等方法,都不能奏效。廣東省曾允許香港政府派船從廣東虎門珠江口運水以解燃眉之急。

香港旱災期間,市民家家戶戶大桶小桶排隊等候放水

14天一次,每次4小時,家家戶戶大桶小桶排隊等候放水,此情此景在深圳水庫供水之前常常在香港上演。

(圖一:香港市民在“輪水”。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1959年香港鬧水荒,要求國內供水,我們答應了,建了深圳水庫,仍然不夠。到62、63年缺水最嚴重,派船到虎門附近運水,也解決不了問題。港英政府通過何賢提出試探,希望我們再增加供水。當時我們計畫從東江引水到深圳。一次周總理到廣州,廣東省省長陳郁同志反映了這問題,周總理當即口頭批准建設東圳引水的擬議。副省長林李明牽頭拿出引水工程方案,在這基礎上,港澳工委梁威林和太平紳士周俊年接觸。

最後決定從東江引水供香港,並提出供水方案報中央,經陳毅同志擬批同意並轉外交部,轉報總理。總理批准後我負責一些具體工作,比如召集各有關單位討論如何保證按時保質保量完成和供應各種提水設備等問題。省裡是由水利廳負責組成具體落實班子。

其他先後參與過這項工作的還有廖承志、陶鑄、區夢覺,東莞縣委書記林若,東莞縣委副書記梁明,深圳規劃局副局長郭炳豪等。林李明具體代表省人委直接抓這項工程,父親記得林李明曾幾次去工地視察,開工的時候、施工期間,將完工時,還不包括在後方指揮和落成時出席等。曾光是總指揮,劉兆倫是當時的水利廳長,黃華是工程辦公室主任。

當時共勘測了三條路線,最後確定了沿與東江合流的司馬河,經塘頭廈——雁田水庫——深圳水庫。並與香港政府簽合同保證一年供水。該工程原定1964年3月動工,1965年3月落成供水。由於周總理抓得緊,群眾思想(工作)做得深入,人人急香港同胞之急,提早於1965年1月就竣工了。經過認真調試,到3月公開舉行落成大會,一次放水成功,這使港英當局都感到驚異。

開始港英政府對我們供水有點顧慮,怕我們將來卡他們。所以我們在宣傳上不過分從政治上去宣傳,國民黨正在挑撥說中共供水給香港將來更容易控制香港了。同時我們在對外宣傳上很注意政策,不要使人認為我們是專為港九而修建這個供水工程,我們說引東江水一方面是為了灌溉十六萬畝農田,一方面是為了供水給香港。開工時總理指示不要大肆宣傳,竣工時宣傳可以大些,儘量不要刺激港英。鳳凰影片公司拍了部大型紀錄片《東江之水越山來》,梁上苑負責抓這項工作,廖承志批示說在解說詞上不要提高到政治上來,要宣傳工程的艱巨,宣傳群眾的勞動熱情。

水費問題,簽合同前有一種意見,不收費,白送。香港政府害怕,港九同胞喝了祖國白送的水,香港政府卻收錢,甚至還加水費,港九同胞和港英當局的矛盾就尖銳起來了。此事請示了總理,總理說不收錢不好,象徵性的收一點。最後決定每千加侖收人民幣壹角錢。

國家計劃委員會從援外經費中撥出3800萬元人民幣作為這個項目的專款。父親負責後勤協調保證工作,曾召開會議,詳細說明香港水荒嚴重情況,香港同胞生活狀態。與會各方聽後都很重視,理解問題迫切程度,紛紛保證按時按質完成工程,結果,提前兩個月完成了原定一年的工程,徹底解決了香港用水困境。

在1983年重游深圳水庫時,父親寫了一首《東深供水工程紀事歌》,對當時的情況做了簡短回顧:

1963年香港、九龍大旱,供水維艱。適值周總理視察南方各省,聽了廣東省省長陳郁同志的彙報,即決策引調東江水濟港,數萬民工,日夜奮戰,感人事蹟甚多,施工期間,曾遭九次颱風襲擊。當時我在國務院外辦工作,被指定負責聯繫調運各種物資,時值三年困難後,僅開過一次提供設備的有關部門會議,但均能按時保質保量供應。工程原定期一年,提前兩月竣工,徹底解決了香港用水嚴重不足情況。香港之日趨繁榮,實有賴於此。為紀念此一重大工程,曾建“勞樂亭”於深圳水庫公園,由董必武親錫嘉名,並拍攝巨型紀錄片《東江之水越山來》以志其盛。今香港歸還有日,緬懷周總理決策之功德及勞動人民之壯舉,作俚歌一闋,用記其事,並懷念周總理。

鴉片戰爭割香港,百載匆匆成既往。

於今華夏慶中興,簽約歸還喜在望。

老來靜坐憶從前,時在一九六三年,

香港九龍遭大旱,水庫溝渠絕水源。

茶樓浴室皆歇業,工廠停產不冒煙。

建醮誦經有何用,依然赤日燒藍天。

巨輪運水珠江口,水程何長水何少,

四天放水四小時,紛紛棄家離港走。

港粵相連唇齒依,祖國豈能坐相視。

大哉仁智周總理,決策引調東江水。

低水高流任務艱,渠長八十三公里。

提水工程分八級,水位提高五十米。

數萬民工齊奮戰,酷暑嚴寒都不憚。

風餐露宿頂狂飆,吃盡辛勞無埋怨。

風狂雨驟惡浪呼,堤壩危急在須臾。

幹群爬行上險口,人牆屹立大災除。

“百日壩”成清庫底,巨榕碉堡殊難移。

司機冒雨運炸藥,韶關千里一宵回。

感人事蹟不勝辭,“飛車姑娘”最出奇,

獨架板車運泥土,下坡疾駛迅如飛。

當時我正預其事,調撥物資任聯繫,

有關單位同協力,總共只開一次會。

各負其責不推諉,物資供應源源繼。

工程原定整一年,提前兩月即供水。

《東江之水越山來》,港民相慶笑顏開。

一年辛苦萬年福,香港繁榮實賴哉!

籲嗟兮!總理逝世十余載,豐功偉績春長在。

但願今後任何施工都如此,庶幾鬍子工程從此止。

勞樂亭前發浩歌,佇看港澳回歸一統好山河。

文匯報在父親去世一周年時刊登了這首《東深供水工程紀事歌》以作紀念。

我有父親1985年3月11日給李清文和3月15日給張宏光的函稿[1],父親在其中提及香港缺水的嚴重程度和該工程施工等情況:

李清文同志:你好!

你2月15日手示,拜讀了。謝謝你給我的熱情的新春祝願!

從手示獲悉,東深供水第二期擴建工程將于明年春竣工,並決定竣工慶典與建局二十周年慶典將于明年夏在深圳合併舉行,十分高興!到時中央、省、市……對東深洪水工程作出過貢獻的同志和知名人士,將聚集一堂回顧這一壯舉,將是一大盛事。大家談談當年為了解決港九同胞用水問題,數以萬計的祖國同胞,在生活與設備極度差缺下,千辛萬苦,風餐露宿,忘我工作的情景,想想港九同胞因輪水爭吵、打架、傷和氣,或求靈于菩薩的情景,看看今日港九同胞不再為水發愁,工商各業繁榮,摩天大樓林立,再看昔日只是一個邊沿小鎮,今日已是一個正為祖國四化發揮巨大威力,向人們展示著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祖國繁榮昌盛的前景的南疆新城——深圳經濟特區,誰不因自己為供水工程流過血淌過汗而感到自豪!

關於深圳電視臺擬配合大慶拍攝一部有關東深供水工程的電視片,這想法很好。7日晚該台導演及編劇張宏光同志等二人到捨下談了三四個小時。她們介紹了她們構思的一個故事梗概和拍制設想。我覺得這個故事立意不錯,情節也頗感人,但由於是純粹虛構,如果為了配合大慶,紀念東深工程,我認為必須更扣緊工程史實,以史實為基礎加一些虛構情節,便更好。我當即對該劇本梗概提了一些參考意見並把東深供水工程中不少動人的事例告訴他們,請他們回去研究吸收,並答應張同志等,待該電視片文學劇本寫出後,再來交換意見。特告,請你也約他們,聽聽她們所構思的劇本梗概。

至於回憶錄《水與香港》,已開始寫,但年紀大了,記憶衰退了,動作遲緩了,進度很慢。

敬複,此致

敬禮!

請代向管理局和第二期工程指揮部盧炳宇等同志問好!

吳荻舟

1985年3月11日

張宏光同志:

很抱歉你來捨下時我忘記請教同來那位同志的尊姓大名,希望來信時告訴我。

我查了一下香港制水[2]資料:1895年首次制水,但那次只不供夜水。當時人口少,但儲水水塘也少。後來1902、1929都發生過制水。1929以後,尚未查到制水記載。但不等於未發生過制水。

而1950至1964年幾乎每年都發生過制水。

你們走後,我進一步考慮你們所構思的那個祖國同胞關懷和解決港九同胞“用水難”的電視故事。我認為作為一個純粹虛構的電視故事片,基本上可以成立,但如果特地的配合東深工程20周年慶典攝製,我認為一定要與東深供水工程的實際扣緊些。換句話說,要在東深供水工程史實基礎上加虛構情節,使其成為“源于生活,高於生活”的電視藝術片。放映時,觀眾、尤其是東深和港九的觀眾,很容易會聯想到東深供水工程的指導思想和工程細節。當時祖國、黨政領導和軍民都極關心港九同胞,急港九同胞之急,只有在這種思想推動下,工程全線數以萬計的指戰員,才會千辛萬苦,日以繼夜在生活與設備極度差缺的情況下,奮戰11個月,提前攻克全線完成依期供水艱巨任務。

這意見供你們參考。等你們結合那個故事或另外構思寫成文學劇本,或劇本梗概後,我們再來交換意見。你們來,必要時我也可以去。到時看具體情況再定。以上意見我也告訴了李書記。

《華燈初照》我11日又看了一次,覺得比第一次看印象更深,更好。

順告,祝

創作勝利!

吳荻舟

3月15日

我也找到了父親給李清文信裡所說的回憶錄《水與香港》的提綱:

《水與香港》

  • 水的歷史
  • 盡了全力
  • 求靈菩薩
  • “一定要水”
  • “三千萬?給”
  • 木湖工程 1963
  • “更嚴重了!” 1963
  • 求援東江 1964
  • “工程紀要”

1為了港九同胞(中央、地方、群眾一致支持)

2三個方案(采其難者,放眼長遠利益)

3一次會議(外辦的一次會議)

4急港所急(匆忙進入工地,三通)

5全線施工

6颱風、暴暑、嚴寒

7全靠人力

8提前完成

9依期供水(歡呼與思源)

父親1985年秋在深圳見到《水庫志》編輯朱盤生等人後寫下感慨:(東深工程當時)幹群在3年困難剛過,元氣未複,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缺乏下,周總理一批准(聽陳郁省長彙報香港水荒嚴重,要求興修引東江水解決年年缺水,港九同胞生活、工商各業用水困難等情況後,即口頭批准),外辦只開過一次會,上下積極爭取按合同一年(實際提前了兩個月完成)完成依期供水等。

他寫了一首打油詩,“以志黨群關心港九400萬同胞的高度負責精神,黨的決策只有群眾掌握了,便會發揮無窮的力量”:

貧水香江施無計,《東江之水越山來》。(注1)

常懷常憶當年苦,勞樂亭前思群才。(注2)

酷暑嚴寒汗濕土,狂風暴雨戰不衰。(注3)

青史留芳歌眾志,宏文撰寫黨人懷。(注4)

  1. 當時拍了一部大型紀錄片,這是片名。
  2. 指當年集中人才智慧,邊設計邊施工,既有速度又有品質,已經20多年的考驗,83公里的工作,從未出過事故。
  3. 當年九次颱風,施工極難,但一直積極。
  4. 強調群眾意志是基礎和黨的關懷、關注。

1986年,父親再到東深供水工程沿線參觀,在塘頭廈聽第二期擴建的情況(當時有錄音),還到水庫誌編輯部拜訪,提了些建議,比如編寫方針要突出集體成績,避免歸功個人;不遺漏,但是有重點;文字的可讀性;符合史實;對內外有利;寫大事記要注意區別見報日期和新聞本身發生的日期,不要搞混等。

父親對為香港同胞做了件實實在在的事有多麼自豪,透過這些點點滴滴的記錄,歷歷如在眼前。

[1]李清文、張宏光:從兩封信內容估計,李清文是東深供水(管理)局的書記,張宏光是深圳電視臺導演。

[2] 制水:廣東話,即限制用水,限時供水。

兩個小筆記本,記錄了1963年多次會議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1文山會海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1 文山會海

 關於我們家回北京的經過,1969年1月19日,母親張佩華曾經寫過一份交待材料:《我調中影公司工作的經過》[1]。根據母親的描述,1961年的12月底,父親吳荻舟在深圳開會——他那時已經調到廣州工作,通知母親到深圳。他說,我們全家都要到北京,他去外辦港澳組,母親去中影公司。當時外辦港澳組另一位副組長孔筱也在場。她也對母親說:你原來在南方公司搞電影發行,還是到中影搞電影工作去。

從深圳回到香港,母親就開始辦理工作移交手續。

父親則到北京參加了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360百科稱:“出席會議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包括重要廠礦)五級領導幹部,共7118人。人們習慣地稱這次會議為‘七千人大會’。這是我們黨在執政後召開的一次空前規模的總結經驗大會。會上,發揚了民主,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步總結了1958年劉少奇成為國家主席後,大躍進發生的經驗教訓。這次會議對於統一全黨思想,提高認識和糾正工作中發生的‘左’的錯誤,起了積極的作用。”

事情當然沒有幾句話那麼簡單。對於長期在海外工作,沒有身處內地經歷歷次政治運動的父親也好,對於其他與會幹部也好,這恐怕都是一次非常震撼的會議。據說當時與會的一些幹部反映,“打下江山”後第一次近距離看到領袖們,同時也聽到了不同的聲音。國內形勢不是像廖承志1959年說的那樣,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吃不夠、用不夠、穿不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其他如圍繞三面紅旗的爭論,想必都令父親震驚。

轉眼到了1962年2月初,父母帶著二哥、我和妹妹(繼大姐大哥50年代初回內地讀書,二姐也在1959年到北京上學)先到廣州、佛山看望外祖父、舅舅們和我的表弟妹們,2月12、13號到達北京。二姐記得,我和妹妹一過海關就開始說普通話,父親是福建人,母親是安徽人,我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而不是粵語。

我們在位於美術館往東的華僑大廈暫住,記得在華僑大廈第一次看見黑人,他對小孩子很友善,我們叫他“黑叔叔”。約莫一個星期後,我們搬進了西城區西便門外國務院宿舍。

父親立刻返回廣州開會,母親則忙著辦戶口,給三個孩子轉學,行李運到後又忙著安頓。

母親四月初開始正式上班,中影公司經理洪臧曾徵求母親意見,願做哪方面的工作?母親瞭解了一下公司情況後回答,自己對東南亞比較熟悉,可能的話,還是搞老本行吧。就這樣,母親開始到中影上班,任亞非科副科長(科長是許蔚文)並繼續負責聯絡香港的南方公司。

到達北京的時候是冬天,雖然母親為我們添置了新棉猴(連帽棉大衣),以香港人的眼光看非常厚了,我和妹妹穿得像個球,跌倒了都爬不起來,仍然不夠暖。記得我穿了系帶的黑皮鞋(在香港是校服標配),我向母親訴說腳痛,以為是鞋子太小,後來才知道會凍到腳痛。

那時候是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的尾聲吧,青菜豆腐等都憑票。妹妹六歲,上幼稚園,每天幼稚園的班車來大院門口接孩子們。我8歲,上小學二年級。記得還沒有請到保姆的時候,我要幫忙做家務。有一次聽見樓下有人喊“豆腐來啦!”我趕緊跑下去排隊,等我回來,燉在火上的一鍋排骨已經燒成焦炭,樓道裡都是煙。我打電話告訴母親,準備挨駡,她卻很平和。等她下班回家我問:你怎麼沒罵我?她說:聽得出來你都快哭了,我還罵你做什麼呀?

我家樓下就是宿舍大院的食堂,可以買到豆腐渣團子,還有水煮胡蘿蔔、水煮大白菜,連一星油花也看不見。水煮胡蘿蔔有一種特殊的味道,許多年後我的鼻子偶爾仍能捕捉到那種味道。小孩子適應力強,我不記得有多麼難熬——可是母親晚年曾告訴我,當時二哥會把饅頭讓給妹妹們吃呢。

吳荻舟張佩華和三個小孩子(小兒子三女四女)合影,背景是天安門城樓

吳荻舟和張佩華、三個小孩子在天安門廣場合影

(圖一:父母、二哥、我和妹妹1962年夏天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我們那個院子裡,住著在國務院系統工作的各路精英,名人後代,前朝遺老遺少,名醫名將名作家等等。很多孩子從小就認識他們: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作者鄭律成,還有毛澤東的侄子、賀龍的前妻、葉挺的兒子、周恩來的秘書、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俄文翻譯等等。我後來課餘在北京電視臺演些小節目,家裡沒有電視機,記得我和外祖父曾經去周而複伯伯家看我錄製的電視節目。

一張黑白照片,是從高處俯瞰北京西城區西邊門外國務院宿舍。外面一圈四層樓房,裡面一圈三層樓房,綠樹成蔭。

北京西城區西便門外國務院宿舍

(圖二:位於西便門外的國務院宿舍,近400戶,家家有故事,但是那個年代大人們不講,孩子們不問,往事如煙。圖片由沈傑2017年9月攝影。)

關於父母的工作情況,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們的各種開會,忙得不著家。

我有父親的兩個筆記本,記錄了1962年至1964年的各種會議記錄。有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1962年9月24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要點;11月13、14、21日陳毅就國內外形勢的三次講話;11月23日廖承志對港澳工作的指示;12月30日廖承志對銀行幹部的講話;1963年1月10日劉寧一講話;3月15日周恩來講話;3月27日至4月13日的辦公會議記錄:談及唱片進出口業務總結,海外意識形態鬥爭對業務的影響,進步書店被封、人被扣、華文書銷量下降等情況;4月24日廖承志的五反動員;6月3日陳昌明談三線出版、中旅;廖承志傳達楊尚昆關於五反的講話;6月15日陳毅談五反以及農村工作若干問題;6月15日廖承志傳達中央關於“五反”的指示;6月17日廖承志傳達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會上總結講話;6月26日盧緒章出訪彙報;8月21日廖承志對梁等人的談話;8月22日張X給梁威林等講形勢;9月7日勇龍植對新華社談話;11月初廖承志談反修宣傳、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和對外經濟關係;11月4日對祁峰、孔筱、朱曼平、諸華等人談反修、對英關係;11月13日廖承志對香港新聞各報總編談話;11月14日和19日李一岷談國際形勢;11月15日陳毅對港澳各報總編輯談話;11月19日梅新對老總們講話;1964年3月25日廖承志傳達周恩來對中法建交後總形勢的看法等等。

兩個小筆記本,記錄了1963年多次會議

兩本記錄了1963年多次會議的小筆記本

(圖三:滿載會議記錄的筆記本,大的一個有黑色塑膠皮,在當時是很高級的了,可以想像父親多麼重視。)

他們當時對三面紅旗、民主集中制、反對分散主義等等是如何認識的呢?

其中一個筆記本,父親記錄了1962年5月21日至6月9日三周、6月11日至6月30日三周以及7月1日至7月14日兩周的學習情況。還有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上的總結發言。我選擇其中一些“體會”整理出來,這樣既可以知道當時中央的政策方針,又可以知道當時負有相當領導責任的幹部們的想法。我不知道是誰的體會,父親沒有寫人名,估計是他的上級、做報告者的體會,比如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等。“體會”似乎是在宣讀檔過程中邊讀邊談,間或有“第7頁7行”、“16頁倒3行”或者“語錄”等提示。

  1. 關於民主集中制:

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不可能集中。我的體會是集中是要紀律的,即,要每一個人聽從決議,力行決議,把執行決議視為一種紀律。那麼,如果一個決議,只是像過去的封建君主的聖旨一樣,由一個人定,命令由一個人下,誰會把執行這種聖旨、命令視為必行的紀律,心甘情願地去貫徹呢?只有通過充分的民主討論,發言,通過廣泛概括群眾的意見後做出的,大家一致同意的,或統一了認識的決議,才有這樣的效力,才能被遵守,也才能實現集中。才能有統一的行動。即要集中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無產階級能實行集中制,是由於大家向著一個目標,沒有個人野心,沒有私有的根本利益上的分歧。

  1. 關於三面紅旗:

體會:我認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都是正確的。我們既要建設社會主義,也要快點好點建設社會主義,這不僅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也是全人類的要求。不僅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所以要鼓勵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有什麼不正確的呢?問題在於鼓勵多快是否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是否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條件,工農各業的發展是否按比例發展。過去出現的缺點和錯誤,就是主觀主義多了些,對客觀規律沒有認識,離開了馬列主義的、唯物的科學的原則,有點蠻幹的結果。

大躍進,只要摸清了客觀規律,掌握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發揮主觀能動性,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自然可以比自流、聽天由命和緩步、方步前進要快,這是需要和可能——主觀願望和主客條件相結合的、革命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的問題。

當然,大躍進,本身也有客觀規律,它只是客觀事物發展的概括,它不能離開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獨立存在,因此,它的過程,一樣是馬鞍型,不能把整個過程割裂開來看,整個社會主義過程,將是不斷出現馬鞍型的一個總和。大躍進也就有起有落,在躍進的平均時速上有快有慢。

不過,在1958——61間,我們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對客觀事物——社會主義物質的精神的建設而言),所以說有一個時期是大躍進,也有一個時期是退了。但,這不是“大躍進”本身有什麼錯不錯的問題。大躍進只是一種速度,結合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一種願望和可能的說明和進程的面貌而已。本身不包括什麼矛盾。

至於人民公社,我的認識,它既是高級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社會主義發展(建設)過程的一個階級的社會生產關係,生產組織,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革命,革命階段論的一個階段,歷程,所有制(從個體-集體-全民)的量變,質變的過程的一個階段,哪有什麼錯呢?在中國採取了這個形式,是由於我國是農業大國又窮又白,經過了初級社,高級社的發展過程,是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的一個生產組織,生產關係,是中國農村經初(級)高(級)發展後的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生產關係,而且是對社會主義最後實行全民所有制的一個階段而言的。

3.為什麼第二個五年計劃犯大錯誤?

我體會:一面經驗不夠,一面驕傲,不謹慎,脫離群眾以至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因此(我補充體會說明)助長了主觀主義,離開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離開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社會發展的固有法則,社會發展各部分內的內在聯繫。才會犯這樣的錯誤。因此落實到我們必須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我認為走群眾路線,民主集中,調查研究蹲點體會……等都是摸客觀規律的的具體措施,做法,方法。

毛主席摸到事物的發展情況,法則,規律,他就能指出我們錯在哪裡,而在這幾年來,不斷提出指示,提醒,中央不是早就有許多針對那些“大辦”,過急,過早的做法提出(的)指示嗎?

比如根據土地和植物(稻子)生產的自然條件,有什麼辦法可以畝產六萬斤、13萬斤呢?根據我國的鐵礦分佈,和煤礦分佈,及人力,有什麼條件全國範圍內搞6千萬人的煉鋼呢?根據自然界的生長法則,有什麼條件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呢?根據中國的農業生產條件(沒有積累,沒有餘糧),現產現吃還不夠,勞動力不夠耕種,有什麼條件大量抽調人力到都市來搞過多的工業呢?工業在現有的基礎,有什麼辦法一下擴展幾千萬人的生產呢?農業怎樣負擔得起那樣主觀主義發展工業的重負呢?

這些盲幹,都是脫離馬列主義、毛澤東一再指出的客觀實際、客觀基礎的。

  1. 關於第一、二個五年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沒有這樣嚴重的缺點錯誤是由於

1當時(我們重點在恢復)保持著恢復時期的經濟秩序進行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雖然在社會主義建設也做了不少工作但

2一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好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照著做,二來我們的幹部一般地還保持著實事求是和謙虛謹慎的作風。

第(二)個五年,重點已轉到“社建”,摸了六七年也有了一些經驗,學會自己走路,應該根據中國的特點,採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法來進行建設,確定了總路線和一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但,一方面,我們的經驗還是很不夠,另一方面,我們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這就翻了斤斗了(違反民主集中制是根本原因,因為如果我們保持這種党的優良傳統,凡事都與群眾商量,聽取群眾的意見,那些“大辦”、“共風”就不會出現了,有經驗的群眾,對這些是會不同意的,比如‘一平二調’,如果我們民主作風好,調查研究的作風保持,只要讓群眾談談他們的意見,瞭解一下群眾的思想情況,那麼就會不搞了,又如食堂、托兒所也是一樣,群眾並不主張,至少辦到中途的時候,群眾已有許多反對的意見,可是我們的幹部堅持要辦,不顧群眾的反對,最後是錯了。這些決定就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群眾——主要是農民——的思想覺悟,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從實際出發”。又如高產問題,群眾是不相信有可能的,實際上當幹部虛報高產時,他們不但不信,而且反對,因為這樣虛報的結果,上調多了,他們的口糧就少了,但幹部們一意那樣幹,最後引起了一系列的錯誤,工業辦多了,吃多了……就成了一下扭不回來的、目前嚴重困難的局勢——體會),加上黨內不純,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利用我們的錯誤,添油加醋,興風作浪,又進一步加重了錯誤的惡果(破壞了黨群關係),這就是全部原因。

  1. 關於黨內生活:

五好:1有好的領導思想2有好的黨中央3有大批好的骨幹4有好的傳統,

好的作風(作風是:理論與實踐聯繫的作風,聯繫群眾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傳統是:有理想,有志氣,不怕“鬼”。)5有好的人民,人民對我們黨有最大的依賴。只要跟人民講清道理,人民就跟著党,跟著毛主席走。這幾年有影響,主要是不少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不夠,體會不深。(就拿A來說,有相當削弱)(但我認為只要一方面向人民說清楚,自我批評,人民是看到的,即使是許多人做錯了事,但,我們沒有為自己打算的,絕大多數錯誤也是出於想搞好些,搞快些,或搞緊些的動機出發的。因此,人民最後還是會諒解的。加以一方面,馬上改過來,走上正確的路,人民就必然繼續跟我們走了,即使這幾年有不跟我們走的情況,也正是不跟錯誤走,正是看到我們走錯了道兒,才不跟的。這樣的人民有什麼不好呢?)

5.關於劉少奇所說“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廣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中90%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是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導下的高度民主。”

體會:經過了高度的民主,即一個政黨,一個計畫,通過了廣大的人民群眾或黨員研究討論,最後做了一致同意了的決定,那就再不能更改了,就授權給領導高度集中地推行、貫徹了。高度的集中下的高度民主,就是比如要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絕對不能改變的,是全民的意志的集中。可是在具體的工作中,可以討論,可以民主發表意見,但,一切意見的落腳點,就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離開走社會主義的路。由此這個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是不矛盾的,相反,沒有高度的民主就不能有高度的集中,沒有高度集中指導,就不可能高度民主,就要變成修正主義的所謂“民主化”了。

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的總結發言講到:“國內外好的形勢,很快就反映到港澳,即,港澳的政治形勢不是孤立的”。重點如下:

1.國內的建設也在大力發展,大慶的拿下來,和取得了一套經驗,這說明三面紅旗的正確性。

2.港澳的形勢,由於國內外形勢、尤其是祖國的生產建設形勢大好,右派在分化動搖,這是有利於工作的大好條件。但,我們也不能不警惕英、葡的對我迫害。我們不能為他們表面對我緩和,失去警惕。過去抗日,敵人是一面和我談判,一面在打我們。

3.港澳(尤其前者)目前只承認我半官方的身份,對他有利。

總理指示:我們在香港澳門的工作政策——長期的白螞蟻政策,長期吃空它。英葡摸到了我們的底,就撤兵,現港澳英葡兵就很少,加強以警察代之。我們也要掌握這種特點進行工作。

4.主觀力量還是很不夠的,跟不上需要的。總之,港英、尤其澳葡,它本身的好壞,基本上不影響我們的工作。

5.主要矛盾是沒有好的關係。造成這樣的原因有思想上的,對“立足香港澳門看世界”(廖)的體會不夠,因此立足而不紮根,這是由於社會化不夠,不是生活在群眾之中,而還是生活在群眾之上,就沒有辦法生根,也就沒有辦法串聯。這裡包括作風和方法的問題。

要紮根,社會化,首先是“求同”,政治——生活——喜愛,在海外可以搞五同,只要不同流合污。

現在認識的人不少,但,都是反復來往了的熟人,為了新的形勢的要求,我們要大量開展新的關係。“我們都是念過孔子、三民主義的,要革命還是革命了。”(周)我們要善於利用橋樑(上層統戰人士)。

6.我們必須要以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研究。

7.為了掩護,要兼職,但也不宜兼多,還要有一定的專責人員。

8.必須吸取大慶經驗,首先發揮革命精神。要紮根,結果必須要有革命幹勁,確實細緻的科學作風,要搞政治學習,主要是自學。

9.對外要平易近人,平等待人,與人的關係只能處好,不能處壞。(主席:第一書記工作好不好,主要看他是否照顧大局)

其他內容還有關於公社核算單位下放的好處、全民所有制、黨內生活等等。

可見發言者極力維護三面紅旗,以自己的理解、從正面的角度去解釋,從良好的願望去推行,即使感覺到些許“不對勁”,卻接受新政權沒有經驗的現實,深信共產主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相信中共試錯糾偏的機制是有效的,堅持朝著願景努力——當時,這樣的幹部何止千千萬萬,也包括我的父母。

 

[1] 中影公司:全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360百科稱:管理中國全國電影發行放映業務的企業機構。原隸屬於文化部,1986年始屬廣播電影電視部。設在北京。1951年 1月15日成立。原名中國影片經理公司,後改為中國電影發行公司總公司,1958年始改用“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現在是中國電影集團公司。

吳荻舟坐在沙發上,藉助窗外照射進來的陽光看報紙。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4 架構繁雜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4 架構繁雜

第五章香江歲月也已經接近尾聲,我再發現父親吳荻舟留下的一份關於香港工作組織架構的手稿。全文如下:

華南分局成立時書記是方方,下面有港澳工委書記是章漢夫,下有:

文委 夏衍任書記,委員有邵荃麟、馮乃超等。

外委 喬冠華

經委 許滌新

統委 饒彰風書記,委員有張鐵生

報委 章漢夫書記(兼)

群委 李嘉人

婦委 蘇慧

海委 連貫(兼)

還有城委(秘密線)書記梁廣,委員黃施民,鐘明,陳楓,馮燊等直接向方方負責。

城委管香港市委,廣州市委、南寧市委等

香港市委第一任書記馮燊,宣傳部長黃施民,組織部長潘靜安

廣州市委書記鐘明

南寧市委書記陳楓

47-48年成立了武裝工作委員會,書記尹林平,香港市委一直存在(這與香港工委1949年撤銷不是一回事)它直屬方方領導。

香港工委則於1949年初結束,結束後成立了中共香港工作小組,直屬中央,和香港市委無關係。

1951年11月張鐵生、饒彰風、黃施民在廣州向葉帥彙報工作,決定恢復港澳工委(同時,撤銷了香港市委)。書記是饒彰風,副書記黃施民。下面分線工作向省委各有關部門負責。

香港工作組初由張鐵生、吳荻舟、溫康蘭三人組成,1951年底52年初,張回內地後由黃作梅任組長,黃1955年夏初(萬隆會議開會前,黃飛往萬隆途中,飛機遭爆炸)犧牲後,由吳荻舟任組長,並補充了譚幹。譚負責外事。

1954年在廣州成立港澳工作委員會,在省委宣傳部、統戰部、組織部裡各成立一個處,即各部第四處管理。吳荻舟方面的工作由宣傳部管,由宣傳部四處聯繫。起初處長是杜埃,杜調工作後,是麥君素,1960年麥因故下放,是港澳工委常委吳荻舟兼處長。向宣傳部部長王匡同志負責。直到1962年2月吳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統戰線溫康蘭即由統戰部四處祁峰具體管向饒彰風負責。

1954年廣州成立的港澳工委由組織部的黃施民、統戰部的饒彰風、宣傳部的杜埃組成。各部設立一個處,具體聯繫香港各線的工作。均由廣東省委各部(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領導。至1956年才統一起來,成立海外工委,實際上是港澳工委,把三個部合起來,書記林李明,副書記王匡,秘書長黃施民(黃原是組織部四處,負責香港地下線和澳門的工作),不到半年覺得這個名稱不妥,又重新叫港澳工委。林李明調海南地區書記局,港澳工委書記由王匡,黃施民(記得組織部四處改由陳能興負責)任副書記,饒彰風當秘書長(反地方主義被下放調外語學院任書記,改由祁峰任秘書長)。中南局成立時王匡被調書記,而港澳工委書記改由區夢覺,黃施民仍任副書記,秘書長仍為祁峰。工委成立後分組織處、宣傳處、統戰處、情報處。此外還由中調部、公安廳(公安部華南辦事處)、政策研究室各派人成立了一個保衛處,三個部各有矛盾,不久又分開了。

港澳工委成立是在廣州辦公,1957年在北京開會向廖承志彙報工作,廖公覺得工委在廣州領導不那麼直接,易受國內影響和干擾,還是推進到前方為好,於是整個機構都推進香港。梁威林開始是代書記,祁峰任秘書長(後提為副書記,調楊松任秘書長,楊是公安部一廳管保衛工作的,中央辦公廳提出要派一個兼管政治工作和瞭解國內幹部情況,是掛名的,不管業務工作)。區夢覺提出把黃施民留下協助省委管港澳工作,58年的公開職務是省委副秘書長,有一段時間港澳工作是雙重領導,中央港澳辦(公開為國務院外辦)也管,廣東省委也管。

注:1956年中僑委管宣傳,外交部管外事,中央第四辦公廳管黨群,具體工作仍由省委領導。1958年國務院辦公室成立,港澳工作統一由外辦領導。

過去我們在港澳工作上犯過幾次左的錯誤,受到中央的批評。

“50年代初”中央提出的港澳工作總方針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並說香港(包括澳門)是個自由港、情報站、跳板,要宣傳愛國主義,長期保持其自由港的地位對我有以下有利作用:一、吸收、購買外匯、僑匯和遊資;二、出口商品;三、收集國際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四、派遣人員出國的通道;這作用,尤其在解放初期,與我建交的國家不多,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是出不去的,不方便的,港澳跳板的作用便更顯著。

以上就是關於香港工作架構的手稿全文。

僅目前看到的組織架構從上至下就有中央外事小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僑委、廣東省委(至少有三個“四處”: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各有一個“四處”對口香港)、港澳工委——架構相當繁雜。在這樣的架構之下,很容易產生統一意志和獨立見解、理性思維和左傾狂熱、紅色和灰色種種矛盾和政令不一的混亂。更別提個體差異,有的人比較“左”,有的人比較“右”,有的人個性強勢,有的人個性敦厚。只見他們或緊跟或自主發揮,緊跟,容易犯忽左忽右、消滅階級、大躍進、肅反、太紅太暴露等錯誤;自己發揮,容易犯“客觀上與中央對抗”的錯誤。香港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做。

一位朋友看《蘆蕩小舟的故事》連載後告訴我,他的父母基本上未留下回憶文字,也很少和他們講過去的事。“他們的經歷也(和你父母)不一樣,根據地的幹部被訓練成一種思維模式。”他說:“你父母在戰爭年代的生活雖艱苦,但好豐富好浪漫,不虛此生。其實只有在演劇隊這種特殊環境中,相對可追求革命和文化浪漫相得,真進了根據地整風審幹都不可能倖免,我父親只說過隻言片語:太行整風報到即繳槍扣警衛員,好在他一直在根據地也未曾被俘,若曾敵後或國統區工作的就麻煩了。長期在根據地都不會說外面的話了,中原突圍轉移經國統區只得裝成啞巴。”

父親從30年代起在國統區工作,長期處於必須獨立思考、孤軍作戰的狀態,只有根據當時當地實際情況判斷與決策,才能帶領隊伍生存。現在身在另一個“敵佔區”,卻是戰線多、領導多、掣肘多、隨時受到內地政治運動影響。雖然不再有“生存”的威脅,卻是處在朋友所說“根據地思維模式”衝擊中。他如何在這複雜環境中立身?他在抗戰期間對抗宣隊、演劇隊隊員像“老媽媽”一樣關懷,表現出來的仁愛,他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方、在各階層各黨派之間遊刃有餘開展工作,表現出來的睿智,會因為環境不同而改變嗎?

父親沒有和我們講多少關於他的過去,更別提炫耀自己,一來是囿於工作紀律,二來也是性格使然。倒是根據《吳荻舟》一書中諸多前輩對父親的介紹我得到一個印象:父親是以厚德為本立身處世的。

曾任父親的上級主管部門、廣東省委四處處長的麥君素[1]在他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中說:“荻舟同志對人的關懷備至,那在我們這一輩人中是有口皆碑的。記得是在1958年4月間,我正準備行裝要去澳門履行新的職務,忽然奉到緊急‘命令’要我停止收拾行裝,聽候接受‘反右批判’。一周間開了三次所謂批判會,就把我劃為‘一般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行政職務,降三級。荻舟同志剛好去北京彙報工作回來路過廣州,因廣州解放後工作與我有較密切關係,便被留下參加了‘批判’我的全過程。荻舟聽著聽著,意識到許多被提上綱上線的材料,不少都屬於穿鑿附會的,但礙於是運動,不好說什麼。翌日,他離開廣州返香港前,到我的宿舍來,名義上是告別,實際上是撫慰我,叫我不要胡思亂想,幹出‘傻事’來(我沒有幹出‘傻事’來),除了有像荻舟那樣的幾位同志關懷著我之外,還有廣州解放前後的幾位直接領導過我工作的領導的理解和支援,使我挺過了一個接一個生活和工作上的難關。

一本翻開的書,是紀念冊《吳荻舟》中麥君素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

紀念冊《吳荻舟》中麥君素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

(圖一:麥君素回憶文章《千里故人情》載於《吳荻舟》94至101頁。)

荻舟對我被錯劃右派的關懷不是到此為止,而是惦記了21年。事實上在這21年裡,我亦再沒遇見過荻舟,他對我怎麼想的,我完全不知道。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1978年冬的一天,省文化廳黨委書記鄭達同志的孩子到我家玩,說起荻舟從北京南來出差寄住他們家,很想見我。翌日,我去鄭家會晤荻舟,寒喧之後,他便對我大談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從撥亂反正的重要性談到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的冤假錯案帶來的消極影響。談著談著便談到我的錯劃右派問題也該改正,以維護党的威信與尊嚴。此時我已淚盈於睫,表示我決不會要求平反,誰對誰錯,反正我已在定案書上簽押,就決不反悔。荻舟很理解我當時的心境,極力勸解我要放下包袱,相信黨的政策。根據黨中央《關於全部搞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實施方案》精神,誰搞錯了的,誰要主動出來撥亂改正。他準備向省委有關部門要求重新甄別我的問題,無需我自己申訴(後來我還是向王匡寫了關於我被劃右的幾個問題的說明,得到王匡、陳越平兩位領導的關懷,批給省委有關部門。不久,省委有關部門經過甄別,認定我是被錯劃為右派,公開宣佈給予改正。

荻舟不僅是對我的錯案關懷,20多年來苦心孤詣,日夜惦記,務求正義得到伸張,就是對真正犯了錯誤的同志,也不輕易嚴加處理。而是根據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深入細緻地弄清錯誤的實質,通過思想教育,説明犯錯誤者主動認識和主動改正錯誤。1956年,一位原在某新聞單位工作的同志,因與其戀愛對象發生婚前性關係,旋又對另一失婚婦女懷有異想。此事被其所在支部發覺,除在組織生活中嚴加批評外,不顧荻舟的反對,一致通過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報請省委批准。荻舟為此立即趕去省委向有關部門呼籲覆議。我們將該支部上報的材料與荻舟的意見仔細研究核實,也認為荻舟的意見是對的,婚前性行為是生活作風錯誤,不是有意違犯黨紀國法;對別人懷有異想實是對其失婚的嫂子及其遺腹子懷有同情,他對人表示只要能留著兄長的骨肉繼後,他願意捨棄戀愛對象與嫂子成婚,而不是做出有損黨的聲譽和威信的事。荻舟同志堅持要實事求是地分析,不要隨便把思想認識上的錯誤提高到黨紀國法的原則高度上綱上線,這很容易危及一個同志的政治生命。我們分析該同志之所以有那些錯誤,是長期受殖民地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封建習俗的影響,而支部生活卻是長期植基於地下鬥爭的秘密環境中,對危害黨的事業的現象,寧願看得嚴重些,也不使因一小疏漏而招致損失。經過弄清該同志犯錯誤的前因後果,也找到了該支部作出組織決定的主客觀因素,我們應向省委建議給予該同志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這一建議經省委林李明同志批准,荻舟才籲了一口氣帶著輕鬆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這件事使我對荻舟為別人‘全拋一片心’的高尚情操畢生難忘,每念及此仍欽佩不已。”

作為父親上級主管部門的負責幹部,麥君素對父親的回憶尤其值得重視。他還這樣說:“五十年代的十年間,荻舟儘管在方方面面的工作中都沒有辜負黨的重托,但他卻沒有絲毫驕矜倨傲。相反地他卻時時刻刻都顯示得謙虛謹慎,嚴於律已和解剖自己,勇於負責。荻舟對黨的海外宣傳方針政策吃得十分透徹,加上他的對工作負責的精神,所以當時一些接受他指導工作的同仁,一談到與他共事時都說千百個放心,不怕會出什麼紕漏。縱然某些時候出現了一些缺點,荻舟總是先檢討自己在那些方面對工作估計不足,影響了工作,出現缺點或錯誤。這樣受指導者從中領悟了教導,取得了經驗而覺得心情輕鬆,提高了搞好工作的信心。雖然有個別人不聽指導,自搞一套而至捅出漏子,荻舟仍一本自律精神檢討自己的不足。”

吳荻舟坐在沙發上,藉助窗外照射進來的陽光看報紙。

吳荻舟五十年代在香港任職《文匯報》社長,看報紙是日常重要內容。

(圖二:父親在香港的照片。)

總括而言,由父親具體負責的香港出版、新聞和電影戰線建設都打下了良好基礎。幾十年裡雖經歷了風風雨雨,有高潮有低潮,但老同事們都記得他這頭“開荒牛”,記得他當年埋頭苦幹,勇於開拓局面的精神和風貌。1979年中,《文匯報》總編王家禎寫信給父親,其中提到:《文匯報》屬下已有多間廣告、美術印刷、貿易、旅遊公司,與大陸、海外有很多合作。他高度評價父親早年提出的報紙要爭取自力更生的做法,讚譽他“是文匯的功臣”,1992年父親去世後《文匯報》為了紀念他,特發表了他在1991年7月訪問香港期間到報社探望大家時在職工大會上的講話,“編者按”說:“講話很平實,從中可見這位長者謙虛樸實、嚴於律己,對後輩循循善誘的可貴品德。”

時過境遷,還有多少人記得絲絲扣扣編織在如梭光陰裡的細節?對父親而言,他理解和執行的統戰就是在不同時期、為不同任務設法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把事情做好。只有上善若水,虛懷若穀,堅定目標,才不至迷失。

經歷近14年在香港的工作後,1961年,父親先是調到廣東省委宣傳部、即他原來的上級部門,任港澳工委常委兼任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1962年,周恩來點名把父親調到北京,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組長一職則長期沒有人選,父親和另一位副組長孔筱成為廖承志港澳工作的左膀右臂。

[1] 麥君素(1913-2001):根據《廣東黨史》的介紹:麥君素是廣東省南海縣人,193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中共廣東省委文委、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工作,歷任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珠江縱隊政治部情報員,珠江縱隊獨立第三大隊南三建政委員會副主任,香港《華商報》採訪主任,粵中《人民報》肇慶版總編輯。1950年到1978年先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員,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1978年調入暨南大學新聞系任副系主任、副教授,廣東新聞學會副會長。另根據暨南大學遺體捐獻紀念網站記錄,他把眼角膜、眼球及遺體一併捐給醫院。

這是整風筆記其中一頁會議記錄,其中一句是“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3 整風記錄3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3 整風記錄3

繼續看吳荻舟記錄的五十天整風。

9月7日

港澳工委書記區夢覺“作為個人的發言”:

  • 對這次會議的估計: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不僅會上討論研究,而且看了很多文件。百忙中我們還得到陶書記的指示。
  • 對58年的估計:梁威林已總結,得多失少,我基本同意。58年對自由工會成員、對廠商也做了一些統戰工作,對黑社會也開始搞統戰,符合打破界限森嚴的局面,符合長期埋伏、分散積累的方針。雖然在某一具體工作上,有集中、暴露,但這是局部的、暫時的、個別的。群眾的愛國情緒也較以往高漲,當然這不僅是工委下放[1]結果。祖國大躍進,世界形勢有利,是有很大影響。後來一段廣東緊張,有些影響,但,很快過去。總之在祖國、世界的有利形勢下,即使工作上有很大南轅北轍,也改變不了成績是主要的。況且中央抓得緊,工委又不是一意孤行,就更得不出什麼路線、方向的錯誤。缺點、錯誤也是有的,個別鬥爭中集中力量太多,太暴露,如中華、種植工會以統一方式搞了許多福利工作。中華要不要鬥?要鬥,但,提到要衝破法治,這就過分了。我們那樣鬥是不智,笨的,不策略,有左傾冒險。後來的萬人操,搞什麼紅纓舞,這是小資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又肅反,內外不分,搬了國內那一套,也是過“左”。這樣嚇退中間落後群眾。總之這是左傾冒險,是錯誤的。不過僅僅是個別的、局部的。其他工作並沒如此,所以不是方向性的。如果全面左傾冒險,成績就不是主要的。

三月會議對我們58年工作有影響。我們思想上也不明確。如提反右傾保守,右的有沒有呢?有,如統戰方面。縮手縮腳,局面打不開。又黨員不多。這點主席及劉少奇同志來時,的確看出了這點。我們也提了要防左,強調不夠。

消極,害怕,這些都是右。但也有左。尤其當時,大家受到國內大躍進影響,已經頭腦發熱,左傾思想是主要的。57年以來,就有苗頭。當時我們沒有抓住幹部思想上這個傾向、情緒,提出注意。雖然說了HK不搞大躍進,但強調了反右,就可能影響到後來的左傾思想發展。

三.HK形勢

EM巨頭會晤後不見發表公報,估計是雙方矛盾擴大,這樣HK是壞下去的,與我們的關係就不敢搞得很壞,只要我們政策正確,不犯錯,這個期間工作環境是可能向好轉多於向壞轉。工委的工作要摸清EM的動向,做黨中央的助手,有系統地研究MA在遠東和在世界的政策,而不是技術的、零碎的材料。工委要安排力量,要通過HK上層做好這些工作。摸清M經濟滲入HK,是很重要的。E是又害怕又有幻想。政治上插手,E是較清楚的,經濟插手得揭露。我們對E,既然是被統治,就不會沒有鬥爭,只是要控制,鬥而不僵。中央同志說,不可不鬥,不可老鬥,不可事事鬥。HK還是這樣。正如主席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反擊。”適可而止,目的是長期生存,分散和積蓄力量。不在政策上出大事,我們可以在HK生存下去。

開展統戰工作,要潛移默化,起愛國主義影響。提高後也不要露面,學校也要這樣,工會也要這樣。至於紅工會、紅校、報紙,要能鞏固下來。新發展的不要搞紅,可以灰色,或中落,保持舊的樣子。分散埋伏,不暴露。群眾多搞福利。對外宣傳,過去調子是高了一些,要適當降低,還是愛國主義的方針。社會主義恐怕還是要宣傳,不宣傳是不行的。主要是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民公社,偉大成就。不是在港宣傳社會主義革命,宣傳的方針是要研究的。文匯代表政府,當然要高一些,但還是HK水準。晶報近來高了一些,這不好,過去好,還是回到原來的調子好。報紙不要老講成績,港澳不能浮誇。多搞一些實例,一村,一個公社的發展。在整個建設的發展過程中上出現的困難和缺點也可以報導,但不能孤立和誇大缺點。

電影,一面要鞏固進步力量,提高他們,發展一些A元,不要外面派進去,還是要作為統戰機構來做,好好教育那些進步群眾,團結落後群眾。打開圈子,對中落公司要爭取團結,甚至對國民黨的機構也要做工作。說樂蒂和蘇誠壽投敵不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意識形態不要去反對。HK不可能沒有這些東西。吳楚帆有缺點,這也是必然的,但也不要求太急,慢慢提高他們;

四.在適當時機,適當發展一批A員。但要做好隱蔽,要符合要求,政治一定要弄清楚。

五.組織,公開與秘密要嚴格劃分。排排隊,紅了的擺在一邊,不要再與灰線來往。灰線,絕對保持下去。以後工作也不能配合,半公開的也要秘密來往,不要集中大樓,不要與公開的負責人來往。看文件要嚴格限制。HK不能有文件,下面不能翻印,要回來看。交通要分開,不要各線糾在一起。警惕性要提高,但也不要感到那麼可怕,否則又要縮手縮腳。思想教育也不要搬國內做法,政治思想教育要加強。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右的可能大,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常常容易潛進來,引誘多。我們要經常防止資產階級的思想。領導思想要明白這點:思想本質是右的,工作方法常常表現是左的。HK可以有一套適合於HK的工作方法,但不能鬧獨立性。

六.HK不能大躍進,但是一樣要有幹勁,要埋頭苦幹,做無名英雄,不要出風頭。今後雖不要求什麼配合,但一定時期,也要做些支援祖國的事。

七.工委可以縮小一點。現在是七個常委,三個五個,再研究。省委領導、書記考慮同意。

9月7-8日

黃施民秘書長:

(一)對58年以來工作的看法。一,9個指頭和1個指頭的關係。EM關係,“對E不能不鬥,不過算葛量洪十年賬,大集中,這是錯的”,“過了頭,引起他要告我們報紙”。缺點:1.鬥什麼,不明確;2.鬥M鬥E分不清;3.形式主義;4.增加了E我緊張。二,講了對外工作上的缺點,比如貿易方面占市場、出版方面、電影發行方面過分冒險。總理年底指示後,我們思想上較自覺地利用自由港,和採取維持自由港的措施,E國人也有感覺,使維持自由港的可能性增大了。三,58年提公開活動,在個別工作上有左傾冒險,書的出口遭到限制和禁止。又如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E,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四,58年工委下放後,加強了A的領導。下放後還搞了各線配合,這是缺點。58年A的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

(二)“要分析錯誤的思想在以下工作上的表現”:

一,在群眾運動上。1.不區別國內外群眾運動;2.把進步的群眾運動當作主流,利用這個方式推動一切工作,爭取優勢;3.把保衛300萬群眾利益作為A在港的工作中心任務。這三樣,今後一定要丟掉。

1.在HO(港澳)地區還是要群眾運動的,群眾運動是A取得革命勝利的保證、依靠、基礎。因此,要不要是肯定的。但問題是HK如何使用群眾力量。國內是建設高潮,轟轟烈烈,千萬人動手,熱火朝天。HK是半殖民地,又不是革命時期,如果是,那就要國內那種群眾運動。HK現在只是點點滴滴儲備力量,利用來對外工作時,需要分散、深入、隱蔽的形式。在愛國運動方面,在政治運動方面,就要受到限制,因為還是在敵統區。HK需要的是分散、深入、公開合法、合乎社會利益的群眾運動。58年我們搞了那些集中的、國內外群眾運動不分的做法,這是錯的,不需要的。

2.第二個要扔掉的觀點,那就是廖主任說的“爭取優勢”,這是完全要不得的,不切實際的。想在HK取得優勢,取得多數,而且要進步的、在五星紅旗下的,這是不可能的。工會搞了十年二十年,才13萬人左右(50萬中間落後)。問題不僅在可能與否,而且沒有必要。這形式搞不到,就形成紅孤島,學校也如此。

  1. 把保衛群眾利益作為中心任務,錯了。適當保衛是對的,不重視是不對的,但是擺到中心位置就違背了服務對外工作。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帶HK群眾反M,否則必然結果是:與E緊張,與資產階級緊張。我們的群眾鬥爭一定要服從1反M,2有利對外;3有利長期利用。因此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如果轉過來,1.不會覺得把群眾運動放低了;2.不至於天天鬥爭睡不著覺了。經過這次務虛會,我們就放得開了。
這是整風筆記其中一頁會議記錄,其中一句是“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整風記錄中有一句話,“群眾是一發難收的”,顯示中共有豐富的群眾運動經驗。

(圖一:父親的整風記錄:“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二,擴大公開活動,反M右傾。宗派,關門主義,雖然這是歷史的,但,一是強調進步,祖國的進步,搞公開活動;二是強調資本家右的一面,不從政策上去看他。最後,就把他劃為敵人了。看來58年提反右是錯的。57年匈牙利事件幹部的確有右,但後來穩定下來。所以58年又發展了左,而我們沒有看到,相反提出反右傾,一年都在反右,這就難免發展到關門主義、宗派了。而且海外易左,尤其HK,最多不會殺頭。有山有水有勢。這就更應反左了。到了後來,敢於鬥爭,衝破合法,就更發展了。我們用過高的愛國主義去要求他,甚至用共產黨員去要求,沒有根據階級分析,沒有看到資產階級與我矛盾小(不解放HK),強調了右搖的一面,就劃他為敵了。

三.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標準,去年這兩者界線是含混的,一個是搞革命,一個是宣傳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當然也可以宣傳五千年。

錯誤的根源:

一.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

157年8月接受反M任務,但沒有嚴肅對待;

211月提出宣傳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提高一步,到3月會議就更明顯提出了。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正如公開活動的發展一樣。

二.實際控制HK

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

HK,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一直貫徹到58年3月。

  • 沒有嚴肅對待中央方針政策,紀律性差

沒有與幹部反復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裡,自己也沒有反復研究。如現在發的,也沒有在會中著重去討論。比方十二月周總理等的指示,也如此。這是“自以為是”,以為是老經驗了。這與在外幹部的態度是很不同的。紀律性是太差了。請示報告也太差了。比如陳澤華的鬥爭,也未請示中央。又如,外交部來一電話,搞臭E帝,也沒有請示外事小組,就指示下面。8月28日接到,30號才請示中央。

  • 此外

陳總說,錯誤的根源:1.對形勢搖擺;2.對HK地位環境不認識;3.作風暴露突出。

最後,錯誤的根源還有小資的狂熱病、小資動搖性。彭德懷反中央,說總路線是小資狂熱性。他是反黨,我們是離開中央方針,不是狂熱性是什麼?

對會議的估計:會議收穫很大,對HO工作是歷史性的,管的不是一年。會議反復研究中央方針,掌握了務虛武器,HO幹部提高了,接近了中央思想。會中還根據中央精神,檢查了工作上的錯誤和指導思想。也全面摸到中央領導的方法。會議的方向也是正確的,我們根據中央務虛會議上的領導精神,檢查了工作,分析批了工作缺點,觀點,過左思想,總結了經驗,去年工作大量左。

不管如何,批判去年的過左,是必要的。廖說錯的(社宣、優勢)要丟掉。

還有一條,工委領導思想統一,有了提高。50天來大家在觀點上交叉,優點,缺點攤出來辯論。結果,政治上是一致多了。雖無強烈辯論,在發言中彼此瞭解,提高,彼此提高,團結進了一步。工委核心更堅強,更團結。

港澳組1958年1個半人,只要思想明確,還是可以做的。如陳X華(一事)未報中央,向中央反映少。對港澳工作的缺點抓不緊,未提要求。重大問題,決定在中央,這條認識不夠。所以工委的錯誤,克服得慢。

其次,脫離實際,如邵氏評為敵我性質,沒有從實際出發,未看他的片子,沒有從階級出發,只聽到結論,同意了結論。對工委的做法,感覺到有問題,但不及時,沒有堅決派人查查,如赤化新界。

工委下放以來,成績是大的,中央、省委的方針基本貫徹了的,有魄力。有些觀點和中央有些不符,不一致。但,堅決,有幹勁,要為A做點事業,這種想法,是好的,主觀能動性是發揮了的。缺點就是策略觀點不強,還有就在某些問題發展了一些左傾冒險。工委核心威信還是高的。經這次會,對中央的方針認識更深了。威林同志的威信會更高,政治思想統一起來。

會議開得成功,中央很重視,派了幸同志來參加。

以上便是三篇整風記錄。通讀整風報告可以看到:內地新政十年,香港工作初期發生“三一事件”,58年後又發生“奪三權”等事件。中央雖然也肯定了港澳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在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中央“長期方針”的同時,非常嚴厲地批評香港工作違背了中央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干擾了中央在香港反美為主、對英國有拉有打的戰略部署;在資本主義的香港照搬內地社會主義的做法,打擊面太大,削弱統戰工作效果;中央佈局是長期埋伏,積累力量,港澳工委卻越來越暴露,設想“實際控制”香港。批評香港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不過記錄也顯示,雖然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地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工作實事求是的粵語片領導人廖一原得到中央肯定,他在會議上的發言大膽有見地。

香港幹部檢討自己是“急功近利”,“小資狂熱”,“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表態“一致同意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知道”——這表明他們曾被要求明確表態。

某種意義上說,看懂了59年整風記錄,就看懂了香港左派風風雨雨的歷程。而一次整風並不能消除“極左”傾向,數年後香港又發生建國後第三次左的錯誤:“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

[1] 應是指19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香港。

一頁會議記錄,顯示港澳工委“對形勢的認識出了問題”,“中央為什麼提出這方針”?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2 整風記錄2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2 整風記錄2

    繼續看吳荻舟記錄的五十天整風。

6月24日

幸:HK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是老方針,又是新方針,是中央的一貫思想。(新的)對這思想更充實更豐富,更明顯提出HK留E比給M好,HK解放在台後,是更明確。廖公又說重經濟……都提得比以前明確完備系統,也是過程。下面對此方針的傳達沒有新鮮感,下面對此戰略思想的接受有不正確的思想,沒開動腦筋想一想中央為什麼重提。

HK問題,臺灣問題也罷,就是因加入M國的因素,才麻煩。戰略上是紙老虎,戰術上還是真老虎。因此我們對一系列的佈置不能不考慮。

我們觀念上不是從困難一面去看,而用不在話下去考慮,關係就重大了。對中央意見是自以為是,馬馬虎虎。中央同志說話平易,如不虛心體會放過去了,如陳總說吸收經驗教訓有三條。

我們幾個A員做不了那麼多事,要靠人家來做。應該說在HK重要是做組織工作。如何組織靠統工,通過他們的口、手去做。他們是廣大各階層的知識份子,要相信他們,靈活的領導他們。好好讀毛主席的《若干歷史——》[1],在A領導下的報紙不用共產主義人生觀唯物論影響人,不可能。陳總說,革命輸出又不輸出,不負擔輸出的義務,但說明社會主義好,久而久之,集腋成裘,就是輸出。

6月25日

吳:不要引起敵人懷疑,在內部做好一系列準備工作,是否採取個別談話,由公司當局出面說明,有了思想準備,積極地、有步驟地進行。秘密的A元不撤,並加強A的領導,公開的才撤。

夕:這是前進的退卻。加強A的領導是糾錯的關鍵問題,對公司內部的積極分子仍應加強領導,不能潑冷水。

金:長城大破大立,一開始就要通過呂,由呂向公司內部出面。先是談生產,生意,再由呂出面,在公司內沖淡對我們的看法,加強呂對長城的信心。A元撤不撤問題不大,立刻撤出,解鈴還是系鈴人,要個別做很多工作,主要還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風。鐘的目前權力要改一些。

幸:長城應有一A核心,靈魂“坐鎮”,問題是方式方法。

黃:加強A的領導,是指A的意圖如何變為群眾意圖,撤易進難,一般如作用不大,暴露,無法隱蔽,留下對事業影響,堅決撤出,否則不撤。以後再派的話:1.需要(工作上確有需要);2.對方接受;3.去了能起作用,作風好的才派。我們是開展工作,主要是培養進步的積極分子,當我們工作的骨幹,再進一步,骨幹可發展成A員。

幸:鐘培養的對象可以轉移給較灰的人去聯繫。

施:鐘退意見較一致。方向認清了,開始會有些困難,應耐心爭取上層出來說話,用說服的辦法,別發號施令。也要注意:1.正派風氣;2.還要注意加強A的領導。A的影響是要的,愛國主義教育是要的。這是限度,矯枉必須過正。膽大些,有的我們帶群眾前進,有的與群眾商量,也許他們有好主意,助我貫徹。

辛 :黃的發言好,派人好,不派也行。不能理解為A的領導就是派人去。作風在那種條件下是政治問題,因群眾不能接受這樣的作風。

一頁會議記錄,顯示港澳工委“對形勢的認識出了問題”,“中央為什麼提出這方針”?

一頁會議記錄,顯示港澳工委“對形勢的認識出了問題”,“中央為什麼提出這方針”?

(圖四:“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知道”兩字分量很重,應該是與會者被要求明確表態。)

7月1日  廖(廖承志)

I過去有過一條,不動員HK人士參加國際國內的正式會議等活動,今後也如此。連廣東的也不要安排。

II關於務虛的總結:

首先關於香港形勢:

和平與戰爭。毛主席說:“不能寫保票”,趨勢是大戰基本打不起來。但,也不

是絕對,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存在。社會主義國家強大,反殖民主義發展了,大戰可能就更少。我們要不斷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與譴責戰爭狂人。社會主義不斷增大之下,利用有利形勢,使帝國主義不敢打。

(張插[2],時間對我有利)

我們不是不惜犧牲一切祈求和平,我們不怕戰爭,但不搞戰爭。

這是HK問題的先決條件,HK解放,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不會早於解放臺灣。

局部戰爭有沒有擴大的可能?有也是在中間地帶,而且擴大的可能極小,局部就是局部。

HK工作要有一個概念,即,HK工作不能視為國內工作的一部分,只能作為國外的工作。因此,HK工作不是解放的準備(過去曾經提過,現在絕對不應有了)。

其次,HK的基本矛盾是我E矛盾,真正的矛盾主要還是EM矛盾。

張聞天:“為什麼我們對E有打有拉?”

廖承志:正因為E是在帝國主義中比較中間的國家。也就是我們為什麼把HK解放推到臺灣解放之後。因我們把HK放在E國有利。HK的一切鬥爭都要從這個基礎上來考慮,概念首先要搞清,即E是帝國主義中的中間派,可能出現中間局勢。

其三,我們不把HK工作作為對E的,而是作為削弱M帝的前哨基地。因此鬥爭

矛頭不是對E,就不能設想天天鬥爭,搞同盟罷工。因此,HK工作就是愛國主義的,HK工作就是隱蔽,長期埋伏,積蓄力量,是化整為零的,到處深入的。不搞多掛旗。

另一面,HK工作的任務,是戰略觀察所,HK工作就是在理解國際大勢的情況上提供一些資料。把更多的時間和力量放在觀察站上。

所以HK工作的內容,就是耳、眼的,不能當作國內工作一部分,甚至不是廣東工作的一部分,是國外的工作,前哨工作。

因此HK只能是愛國主義的內容,所以宣傳社會主義是錯的。我們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蘇聯建設成就,那也只是宣傳和平競賽[3],不是宣傳社會主義。是和平統戰,不是搞社會主義。因此,HK工作只能是愛國主義的宣傳工作。就是愛國主義。HK居住的同胞,還不能高到社會主義的。

愛國主義是什麼?就是毛主席的三條,這是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否則,提什麼社會主義教育,這肯定是錯的。

HK的宣傳只是為廣大的中落群眾,就是三條。

毛:HK的報紙照例要比國內低一格。

廖:第三個問題(原文號碼比較混亂,下同),HK的報紙及其他,即使是我報,也只能是統一戰線性質的,要用統一戰線的方法去經營,幹部也是要統戰幹部去經營。費、袁、呂根據統戰的政策去支援。

如果要搞成一個上下都是社會主義的,有害無利。我們不能設想個個像華潤。

既然是統戰,就有左中右。鞏固左,廣泛爭取中,最少限度孤立最右。中右也去打,這就太錯了,馬雲良就不能(打)。

要重新排隊,只能容許寬,不能比國內緊。一切要統戰的做法。

第五個問題

群眾鬥爭,也要服從這個原則,“不可不鬥,不可老鬥”,要拉就拉。

第六個問題

HK工作,不要事事同國內配合。

2工作分工怎麼辦

日常領導、具體領導歸廣東,方針政策,外辦HK小組傳達給廣東。

3幾個具體問題:

1香港還是要有一個報紙,比較正面的傳達國家的態度,文匯。

1但仍然是一個統戰方法來辦的,不能說是A報。

2此外大公、新晚,只是向HK、海外宣傳愛國主義,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是直接面向中落。

3這些報紙主要是揭露M帝,“逢M必反”是錯的,美國的人民我們是不反的,國內也不是如此,帝國主義和人民要區別開來,壟斷和人民區別開來。

4對E態度,要服從對E打拉並用,有打有拉的政策。無關大體的事,可以報道,只有E國反動的、配合M國搞兩個中國才反。

5報紙對群眾鬥爭不要配合。

6要重社會新聞,不要老反阿飛。

7用外稿問題,只能適當用,但必須對我有利,聳動新聞的事,在我們的報紙,絕對要不得,要實事求是,慢點沒有害。

8有關國內的報導。主要宣傳成績,要綜合。不要抓住一些個別突出的成就大事報導。海外報紙不要搶先(國內報紙有時是為了鼓勁,搶先報道)。地方報紙的新聞不能轉載。國內國外都要抓浮誇,報導要留餘地。

9報刊副刊,要多姿多彩,生動活潑。HK的文藝方針也是愛國主義的,面向中落的,愛國主義也是為工農兵,但在海外是以愛國主義的形式出現。

III文化統戰

一,要大大擴大文化統戰,要團結一切可用的,要調動一切可調的,要盡可能擴

大統戰。對要求進步的不要潑冷水。但不能以他們的要求變為制度。像呂不能拿他的三權。

二,明星制度還是要加以肯定,經營管理要社會化。

三,中右和蔣特要區別開來,只有搞兩個中國的,配合美國的、搞反動的,右不能說是蔣特。

(邵氏只能說他是中間偏右)

(白、吳、已是中左了,過去沒有罵過我們,只是不說話,解放後相當程度同情我們)

宗派主義必須挖掉,重新排隊,大大擴大統一戰線,重新團結。

HK人人要靠國內生活,要留有後路,因此統戰是有條件的,要好好的重新搞。

中國這一年是大變化的一年,大躍進巨大成績,一年的偉大計劃,不平凡的一年,成績不(特)別說。

為什麼中國能有一大躍進。這要分析,這是中國國力弱,外受壓迫,內封建壓,必須加速,我們必須有成就,當然。距離蘇聯很遠,比資本主義的生產也有一段不近的距離。政治上是近了,經濟上也還有一段距離。

十年來,由於得到毛主席領導的成績,另在蘇聯兄弟幫助下,總算在工業上打下了基礎,但與六億人的要求比,還小得很,如果拿成績用6億人除,就小得很。

就拿1070噸鋼,六億除,每人不到20斤,不說比比利時,連盧森堡也不如。

就拿去年一年的糧產說,六億人分不到300萬。因此拿總產值來說,還遠落後於人民的需要。

但這成就是一推動力,我們用此推動今後,必須加快速度,如不擺脫落後就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欺負,如美以台搞顛覆。

如不能加趕,就不能成農工業的先進國家。固然我們有偉大的蘇聯,有兄弟國家,有反帝的人民,有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和平的人民,這些,使美帝不敢向我進攻。

由於蘇聯無私幫助,因此打下了成為工業的可能,這是要感謝的。但,我們這麼大,人這麼多,不能指望蘇聯代我做,不能說要人包下來,不能老躺在蘇聯懷抱,故必自力更生,自己生產出來才是。

但又得回頭看,6億5000萬(人口)就不簡單。如豬每人一公斤,65萬噸,誰能一下送來65萬呢?因此說到分配,就要用6.5來除。要加緊生產才能使工農業,而且還得搞林漁牧。

農民還不能每人得300公斤,還包括雜糧和牲口吃的在內。我們還需工業近代化,外匯,還要農業建設。這佔了70%外匯,沒有這些就不能完成工農業建設。重工業上我們要銅,要有色金屬,有了才能平衡發展。我們要平衡就要工業,否則不能。

我們處和平競賽,我們還要防止帝國主義的進攻,因此還要搞國防,搞近代工業,為了滿足此,有了去年的大躍進。但平均不到20斤鋼,一噸煤,由此不難瞭解,中國人民要用迫切的辦法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否則,不能建設我們自身的工業體系,擺脫對帝國主義的依附。

這不但是中國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人民的需要。
瞭解了這,才能明白我A在八大上通過總路線的決議,工農,重輕,大中小。這

方針不是拍腦袋想的,是客觀的反映,因此鼓舞人民前進。

大家看到,一年群眾發揮大力,這原動力就是總路線。有人反此,這是舊社會的殘餘,一小撮舊知識份子。我們也有個別地方做得不好,但總的是極大變化,這是值得重視。也指明將來的方向,這是很寶貴的。

如果過去革命是群眾路線,今後一切都是如此。這一年的最大也是依靠了群眾路線。這指出了今後的方向,使我們能十年二十年內建成。

這是基礎,必須承認,如認知了這個基本的話,就是多點少點,只是第二意義的事,如去年少了一點,今年補上,如去年糧少,今年由於災少點,後年可補上,因此不在數字,只要能把人民鼓上去,貿易少一點,明年可趕上。

當然在去年的大躍進,我們有巨大成就,同時也有一些錯。A就是在改這些錯,就是不合乎客觀。缺錯表示在什麼?

1.在發展速度上,2.平衡,3.品質

在發展速度上,我們必須擺脫落後,加快速度,不這樣提就錯,但,速度不能像

主觀願望,有客觀限制,農業增加10%,就是躍進,15-20%就大躍進,特大躍進,但要普遍翻番,是不合客觀的。

工業,通常十幾%已經是大躍進,由於落後,能增加20%的話,已經是大躍進。25%大躍進,30%就特躍進了,因此什麼能翻一番是不可能的。這是一條寶貴經驗。

為什麼去年中央部門要求提高很高?基本就是缺少經驗。由於經驗少,甚至雜,所以偏高。加以回顧人民的積極熱情,要求偏高,就不奇了,只是我們發覺估高了,就會實事求是去掉。

這裡要區分幾種情況。

有一些確是算多了,我們不能在農村正確做出估計,因此估計偏高不出奇。同時,食堂速度。家庭消費轉為集體消費。突然密集多食,消費多了。又如工業,興辦工業,煉鋼鐵,因此可能原材料消耗多了。去年消耗多了些,今年一度出現緊張,因此不能懷疑農業有增產。確實有增產,同時又由於還未做農業機械和電氣化,還是手工業,因此把農村富裕的勞動力調到城裡就增加了一些消耗,故有地方糧食緊張,但不是全國各地都緊張,有些地方會過日子就好一些,如湖南,四川。

XX最近從農村回來,說每天每人至少有半公斤,這證明確增產。說明要會過日子。這又是一經驗,蘇聯曾有過。可是去年我們忘了,我們的人民有了,多食點,6億一來,數就大了。我們每年出幾萬噸,這是不多的。每天多吃一點肉,2千萬頭豬就完了。因此今年豬就緊了。

生產設備,也有增,有些需增,有些不需,也就不平衡,只需要我們發覺,改,就好了。

其次是平衡問題,我們知社會主義建設必按比例發展,原則是慎重,但,在實行中保證它,不易。企業間要平衡,工農業間,生產消費之間,都必須要平衡,剛才說,經濟建設上少經驗。

第一個五年計劃,完全按比例,蘇給了大幫助,但那也有缺點,就是步伐放慢了。因此第二個五年計劃,就採取躍進,突破舊的平衡規律。A的多快好省,四者關係就是平衡,兩腿腿走路也是平衡,但也是有重點,大中小,重大,這些就是平衡,大原則。

因此,我們有了一年經驗,我們也要時間才學得到兩條腿走路,

所以我們摸到規律,不能老是漲。這是不行的,

煤炭、電力、運輸、都要發展,因此不能12月一線上升,因此,煤,可能今年達不到3180,過去3120,因此煤也要平衡規律。

要掌握這平衡規律就要時間。有些同志提了意見,謝謝,如一意孤行走路,無用,旁人好心,謝,但,不能保證小孩不跌跤。

3質量?

這是根本問題,重大問題,去年有一部分產品確實差,但對此也要辯證來看。大躍進中出一些差錯不奇怪,拿鋼來說,去年好的700萬噸,但由於我們採取兩條腿走路,煉1100萬噸,好850萬噸。中等的100萬噸,從中出200萬噸差一些,只能給地方做些東西。

因此,給今後躍進打下基礎,但我們總結,就不能這樣幹,要同時注意到數量和品質,今年保質中取數量,地方的增產中,必須有煤才幹。

質量也要辨證看。大型中型與小型,不能一樣,這就使我們客觀地認識了此,提高了我們,來迎接今年的躍進。

因此,必須理解,有些錯,從總的來看,成績還是九指一指。只要認識了此,就保證了今後的工作。因此,錯、缺也壞事變好事,教育了自己也教育了人民。

其他方面也可能錯,但,上生產力就是準備犯錯。

蘇聯已經有40年經驗,我們學過來,更豐富我們的經驗,來實現我們今後更大的躍進。

總理說這是前進中的缺點,但也可能五年、十年還會有新的錯。方向基本不錯,1萬年有,問題在能總結,取得教訓。

*今年國慶,只適當大慶。

*新聞不要搶先,不要抓到一件新事物就來大搞。

*多改寫,不一定要照登中新社的稿,多把這些當素材。

[1]似是指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延安整風期間所作《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全面闡述了中共歷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分析了產生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

[2] 張插:“張”,不知道是不是指後面出現的張聞天。同樣,後面還有“毛”,不知道是不是指毛澤東。筆記裡還有一句“總:我們應該估計邵中有MK關係,但要合理,是否每事都有MK活動”,不知道是不是指總理。

[3] 和平競賽: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的「三和路線」,並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點名批評了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的錯誤及其嚴重後果,提出了肅清個人崇拜的三項措施。

這是一頁會議記錄,1959年6月23日,香港左派電影負責人廖一原發言:“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1 整風記錄1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1 整風記錄1

在“9 新聞戰線”中,我提到一個紅色“東風”硬皮本,引用了其中關於《新晚報》的內容。父親吳荻舟還有另一個小一點的筆記本,這兩本筆記,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9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內容。包括各級領導就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所做指示等等,特別觸目驚心的是中央和廣東的領導對港澳工委的嚴厲批評。

借用其中時任港澳工委書記的區夢覺的話說:這是“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會議規格很高,“主席和少奇”來時看到問題以及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也來講話(不過沒有他們的指示記錄)。除了區夢覺,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港澳工委秘書長黃施民等人也講了話,中央並派了“幸(辛)同志參會”。

當時我還是小孩子,對這些情況自然是一無所知,我決心啃這兩根“硬骨頭”,整理這兩本整風筆記。

一大一小兩個紅皮筆記本,內容關於1959年中共中央召集港澳工委幹部整風、認清國際國內形勢、認清中央香港政策

兩本整風記錄,記載了1959年中共中央召集港澳工委幹部整風、認清國際國內形勢、認清中央香港政策的內容。

(圖一:五十天整風運動的“精華”,濃縮在一大一小兩本整風筆記裡。)

為了方便閱讀,我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做了梳理和注釋。筆記中父親用了很多速記符號,如M代表美國,K代表國民黨,MK代表“美蔣”,其他還有E代表英國,HK代表香港,A代表共產黨。有些我即時做了“腦補”,比如“左冒”,我知道是“左傾冒險(主義)”,“十年來,由於得,毛領導的成”,我知道是“十年來,由於得到毛主席領導取得成績”,“經不是自得”,我知道是“經驗不是自己得來的”,“成,還是九一”,我知道是“成績還是九指一指(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打字的時候就補上了。兩本筆記共四萬字左右,本章整理引用三篇,即整風記錄123(部分有關新聞界的內容已經引用於本章第9節),約一萬五千字。逐字逐句打字未經修飾的全文可以在蘆蕩小舟網站文獻欄目[1]找到。

雖然我會盡量加註,但無法查證全部發言者的身份和職務,對我來說,能瞭解50年代中共在香港的意識形態、方針政策,瞭解父親的處境,瞭解1949-1962年香港工作如何受到內地影響,便已足夠。

為什麼會有一個五十天整風?根據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所述:“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對香港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先後受到過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第一次是建國初期。由於中方部分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不瞭解中央對香港的政策,誤認為香港很快就要解放,因此搞了一些表面上轟轟烈烈,實則暴露自己力量和刺激英方的活動。結果,一些愛國團體被解散,許多愛國人士被遞解出境,最後在‘三一’事件中付出了血的代價,中央認為,中方人員當時的一些做法是不適當的和不符合中央政策的。第二次是1958年中央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受當時國內政治氣候的影響,不考慮香港的特殊情況和特殊環境,照搬國內的一套做法。提出了一些不適當的口號,搞了一些不適當的鬥爭。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對此再次提出批評,陳毅批評有關人員‘左得可愛,左得可恨’,為此專門將有關人員招到北京,要他們學習中央對香港的政策。”

父親這兩本筆記,正好為李後所述提供豐富註腳。關於第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發生在1967年,本章先按下不表。

下面就來看部分整風記錄。

6月20日

廣源[2]:HK對中間落後的方針是搞渾水[3],非搞孤島。過去未把方針緊緊結合實際工作,不斷根據方針佈置工作與檢查工作。“三一”事件[4]是在大軍過江時狂熱發生,事後未總結、吸收經驗,朝戰後又狂熱。1.對電影工作如何長期生存,從沒有系統的研究過,我片是導人向上向善,這一套方針邵氏能否接受呢?2.怕負責。HK是長期的,不會不犯錯,中央方針來了,一層層傳下去,檢查起來,有說過,是不是就完了呢?事實是做錯了,這是客觀效果,不容否認,問題是HK沒有訂出一套辦法,為什麼沒有A員氣魄大膽承擔下來。3.多年來,如我們不是這樣對待邵氏[5](記錄只到此。)

肖:(關於海外文藝,)中央對於海外方針是有一套的,為什麼外面沒搞好。看來主要是下面同志自以為是,經驗主義,未把政策好好悟透,就做錯了,但不足為奇!

對陸氏[6]邵氏破夠,立不夠。對呂氏,三權都沒了,國內都不這樣搞,也是政策上的錯。影聯現在也要考慮,只能搞福利,擺得不好,影響統戰,這也是方針問題。對中華商務問題,也是政策問題。HK工作中,反“左”比反右慢,歷來反左反得不夠,這是最大的危險。

[7]:對邵陸是政策上的錯,是把友當敵。現應肯定邵陸是中間的。兩公司中都有MK分子,其實邵氏對MK活動有疑慮。

[8]:就像國內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否革命對象也未完全解決,在香港,誰是敵、友?毛在階級分析時說:劃清敵友,是革命政權領導成功失敗問題[9],我們主要的戰略是團結友,打擊敵,劃清1.經濟地位,2.對革命的政治態度。民族革命時,民族資產階級是中間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時,因社會主義革命是消滅階級,他們是革命對象。但由於有積極的一面,我們又採取和平改造政策。在香港現在不搞社會主義,大躍進、總路線都不能搞。在香港,資產階級、逃亡地主、官僚資產階級、MK特務是革命對象,反M為主。一定時期對某一敵人還有一定程度的暫時聯盟,對分化敵人也有利。“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也是“左”的。海外華僑都希望國家國際地位提高,又因在國外不搞社會主義革命,及可做生意,幫他發財,他也願在某些地方與我合作,受我領導。他有剝削、反動的一面,任何資產階級都有兩面性,與我們來往得利,我們政策執行好時,與我們好;在生意吃虧、國際環境差或我們政策執行差就翻過去,這是長期的,反復的,直到被消滅為止。

邵氏不是買辦,不是官僚資產階級,是“有奶便是娘派”,與台有往來,是中間偏右。看他應付MK,不易,不知是否有軍師,看得出來他不敢也不願斷我們關係。因此應團結爭取,在某些地方應有某種鬥爭,但應是和平的批評,目的是達到進一步的團結,就片論片,具體分析,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是有理有利有節,可以交友。我們頭腦清醒就能出污泥不染,而能影響他,這就是領導,渾水也是如此,有來有往。

在香港不能樹敵太多。思想是客觀實際的反映,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甚至會有一定的洋奴思想、崇拜資本主義。中國從政治經濟思想戰線上說消滅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思想是長期存在的。國內以馬列主義改造,香港不可能,因之報上有自由主義存在是客觀反映。右傾保守是對形勢估計不足,不能及時掌握有利時機展開工作,縮手縮腳,魄力不大,缺乏創造性,思想不解放是右;國內一套搬到另一環境,簡單化是左。故務虛批左又批右,不要批一邊又偏向另一邊。

6月22日

廣源:“三一”事件前後粵語界未搞“影學”[10],因他們較落後,受歧視。“三一”後,中央新方針是長期生存,爭取多數,以灰色姿態出現。52年底中聯出現,提出“伶星分家”[11],我們通過盧墩去勸說;“三一”事件令粵語界害怕,黃曼梨在華僑報聲明脫離影聯,我們未歧視他;55年張瑛搖擺,後因為路狹,想回中聯(中聯曾眾怒要開除他,我們派人勸阻),我等也奔走說服。

粵語界怕談政治,演員只想生活,有工作就行了。幾年來看,因為在臺灣無市場,他們與MK無聯繫;另一方面,大陸也非他們市場,故貫徹中央方針不夠。我們未鼓勵他們去(邵氏),也未指責。我們包不下來,對他們的生活也無理由干涉,只是承認了客觀事實,一定程度遷就了客觀事實。

意見:幾年來領導對粵語界重視不足,未好好做一專題研究,58年鬥爭多,粵語片部分人怕直接參加鬥爭,顧慮多。他們參加固然好,不參加不應指責,總結中說粵語片開展不夠,根據是指揮他們可能不夠,國語界我們能指揮,這我不能同意。所提意見接受,希多指示。

肖:1.粵語界把團結放第一。統戰工作有廣狹之分。廣義的統戰是政綱,愛國、團結、友好。2.在HK是愛國反M統戰,粵語界重視了團結,注意了演員的切身利益,沒有脫離政治(脫離就右了)。3.國語界把我們的標準當作人家的標準去要求,不允許去邵氏拍片等,把自己的手束縛住了(允許其去邵氏拍片,又教其如何應付,就教育了他不脫離政治)。

樺:說粵語片落後,不重視。重視恐怕反而壞了。國語界花錢多,粵語界花錢少,管不了人,只好建立老老實實的統戰關係,中聯有困難自己解決,我們給一點,人家也感謝,做了朋友,不負擔責任。因此粵語界是統戰,國語界是上下級關係。國語片演員被我束縛得緊,必須有信仰支持,才能工作。

6月23日

三段:

  1. 一. 1949年全國基本解放至52年。“三一”事件,左,未總結批判,錯誤觀念(國語片界)一直存在。
  2. 二. “三一”到57年。樂蒂[12]被拉過去。因無A員,情況不明,至去年有A員去後才揭露出來。這階段中央提出新方針,但因觀念不明確,做時就無分寸。雖提出打破壁壘分明,渾水,但掌握不到。
  3. 三. 57年至現在。大躍進情況下,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號召香港人參加學

習。說明對中央方針不明確,不嚴肅,不負責。

廖一原[13]: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被迫承認客觀事實。並沒有兩套路線在鬥爭。粵語片今天沒有壁壘。

這是一頁會議記錄,1959年6月23日,香港左派電影負責人廖一原發言:“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1959年6月23日,香港左派電影負責人廖一原發言:“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圖二:“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1. 無界限,兩邊拍片。
  2. 特點,善於爭取與資產階級合作,利用資本家的資金。有5類,a邵氏、國際、院商;b片蛇[14];c藝人搞的——中聯、植利;d如新聯;e華僑之類,有一點政治性。粵語片公司多,原因在此。
  3. 適應性強。十年來粵語片市場天天走下坡,M州49年賣一萬多,幾年來下泄到3千。新馬過去賣38-40%(2萬7),現萬餘。粵劇歌唱片至多9千,但還能生產一百多部。過去我們認為三日仙、四日仙是粗製濫造,但實在他們不如此不行。
  4. 以前敵人對粵語片較不重視,現在已較前重視。如桃源[15]性質就要研究。國內也未召他們上來談過。

造成特點的原因:

  1. 歷史性的,49年前無界限。
  2. 敵人不重視,我方也重視不足,但現在桃源已大規模制國粵語片。
  3. 沒有拿出大量資金逐步包起來。

黃:在統戰上有兩條路線,這局面不是說在A內有兩條路線,也不是離開中央在組織上形成兩條路線,但在實際工作上尤其電影統戰上明顯(存在兩條路線)。

A的工作,A的方針是中央根據大量客觀存在的事實分析制定的,故我們應用正確否定不正確,不應存在個人東西。國粵語兩條做法,一是搞先鋒隊,孤軍奮鬥,不與人合作,把自己陣地建成高級的,人家不易跟得上。另一以粵語片為代表,不脫離實際,根據客觀使群眾跟得上一起前進。過去認識不夠,無意識地壓迫過。

國語片局面之所以形成,一是從主觀願望出發,從片面出發。HK有兩方面,1靠祖國,有有利條件,2是敵人地方,鬥爭是複雜的,思想是複雜的。我們強調了有利的唯一條件,另從主觀願望出發,從小資狂熱的幻想出發,急功近利。

結論,錯誤的東西是從錯誤的分析得來,無馬列的,不能用任何特殊性來解釋。粵語片是摸出來的道路,不能用分線來解釋。掛旗不一定公開,主要看政治態度。什麼人都團結進去,和平相處(過去可能看為右了)。

所謂A的領導,不是用A員的面貌,而是用A的方針政策領導,否則把A的領導機械化、庸俗化了。宗派的傾向也就是這樣來的。

國內搞大規模群眾路線,國外不能,只能多深談,說服。

粵語片善於廣泛合作,懂得充分為生存不斷搞下去,這是群眾創造的經驗,過去我們輕視,不知這一旦變為我們的東西就很好,這個經驗要總結。因為它是樸素的、群眾性的,也就滲入一些壞東西,我們只看到他壞的一面,批判他們,對他有了宗派情緒。我們不懂非政治就是政治,不跟M走就是反M。與敵人爭群眾,它不受M影響就是好的。擴大公開活動是擴大社會化,群眾化,不是用A的面貌出現。暴露自己,是列寧批評的(左傾幼稚病)。

[16]:形勢變化,忘記中央方針,如東壓西後[17],就認為長期生存沒問題了,產生了冒險思想,對中央方針研究不夠。陳總[18]說我們是半公開半合法半地上半地下。這話早就說過,57年十一狂歡七天,58年又來了。說明中央不斷有意見,我們不斷重複(我們容易自己解釋,自己發展)。

吳:不會把中央方針(幾個)有機結合,中央方針前後發下來是連貫的,我們一個個分開。

廖:可悲之處,自以為辛辛苦苦做了工作,還有思想方法問題。忙,卻長期發現不了問題。

黃:退出問題。先鋒隊現在退出,不是消極,是為了前進,為了接近群眾,不至脫節。過去光顧自己的長城、鳳凰、中新,有了圈子,有了宗派。長此會自己消滅自己,把群眾也讓給了敵人。先鋒隊離開了群眾,必會失敗。

別認為退出是右傾。但要有思想準備,53年工會退過一次,退後也有人說內部複雜了等等,上面也動搖了一下,以後一點點回復。這樣幹部更隱蔽了。當然,退出後不能發號施令了,是有困難,但是退出後有高度靈活性。品質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一個時期後會逐步好起來。也會有些論調,說是右等。

施:形勢問題

  1. 對HK地位的認識,53年就寫明是我們的,又是E的。從“三一”後,事實證明它是E殖民地,我們是“寄人籬下”,這點認識不夠。
  2. 對有利形勢估計過高,58年對我們自己的“優勢”、“正統”估計過高,實在軍隊統治在人手,優勢何來?群眾優勢也不完全,如提出一年內把學生運動成我之優勢、主流、正統,這是不可能的,不現實的,結果低估了長期、複雜、尖銳三性質。
  3. HK,中央把它當做反M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理解不深,這就牽涉我們對香港的態度,對E的做法。為了服從大的方面,對本地鬥爭如何控制,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主要是對中央方針的嚴肅認真對待。
  4. 對A與群眾的問題。毛:當群眾起來時容易“左”,不能認為形勢好。這兩年HK相當暴露,實際A已半公開。去年新華社半公開活動,是不對的,E已掛了賬,隨時有材料搞我們。隱蔽的目的主要還是為了中間落後的群眾,群眾是怕我們給他們麻煩的。

幸:總結。對敵、中間落後群眾情況和A外“同志”的情況,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中央給的是利用——以打擊M。中央對M也該進則進,該止則止,該針鋒相對才對,對E是半建交。在這意義上說,一味不承認是不對的,它是既成事實。承認對我國際鬥爭有好處,因此對英鬥有打拉,時鬆時緊,對其他HK資產階級分子,也利用矛盾。

宣傳線的確出了不少錯,有M必反,M沒好東西。很少分析對M的資產階級是否碰到一點就反?在瑣碎問題上搞,使E為難(不符合利用矛盾的策略)。在重大問題上、要害上反得不夠。58年與E緊張顯然不符合國家的外交政策,國家是利用E打M。北京與HK做法也不一樣。HK是人家的,撤到A中央規定的範圍,否則,發展下去,要有嚴重後果。

中央要我從中間落後群眾的水準、覺悟、接受程度出發,不要從主觀出發。中央也說,我們的東西群眾不能接受,還要善於等待。這方面我們走過頭了。這是危險的。對HK群眾也存在問題,未照顧到他們是生活在HK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要有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我們對他們應按無產階級人生觀(基本群眾、發展物件)要求,但也不能操之過急。在A外小資出身的知識份子應容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存在,否則是不科學的。

宣委對A外A內均存在主觀看法及一系列的措施做法,只從良好願望出發,這是危險的,說明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這是一頁會議記錄,提及“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這是一頁會議記錄,提及“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圖三:“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新聞界基本上貫徹了中央方針,反M製造兩個中國有功。就是不策略,甚至暴露我們的底盤(MK,M與落後群眾,M統治階級和M人民分不清),打擊面廣。宣傳國內建設,頭腦冷靜不夠,很浮誇。中央不但不要我們浮誇,還要十分只說七分。這缺點說明同志們思想認識提高的過程拖長了,對E問題領會不深,該說好話不敢說,對M也如此。國內報紙不能說,HK可說。陳總早說了,凡該放的,扭扭捏捏不敢放,該收的,不肯收。這原因是對中央方針不認識。成績雖肯定,但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宣傳還是春風未度玉門關。還是要以A為核心,團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從事我們的工作。之所以未帶垮文化隊伍,道理:

1.A的領導正確。A的威信高,國家強大貨真價實。我們領導的小資產階級看到前途,心向祖國。

2.統工,不僅港澳工委、省委、北京僑委、文化部、陳總多做了許多工作,與頭面人物見面,談話,教育,我們隊伍才未垮。

兩套做法(兩條路線)中央一套,自己一套,滿足於一知半解。中央方針,聽聽是絕不會立刻瞭解的,它有受用不盡的好處。我們同志有自以為是的情緒,妨礙我們自覺地接受中央指示。雖在客觀上與中央抗拒,但不是山頭主義,可應趕快拉回來呀!

[1] 本網站為吳荻舟後人建立的網站,專門收集吳荻舟遺文包括書信文件、會議記錄、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和證明材料、幹校日記、自述小傳等。

[2] 廣源:原文為簡體字:“广源”,很有可能是後面出現的廖一原。因為根據發言內容,可以肯定是香港左派電影界負責人。另外父親也習慣把“廖公(廖承志)”縮寫成“广”公,只取“廖”的部首。

[3]渾水:當時廖承志提出“渾水摸魚”理論,是取“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之意吧。

[4] 三一事件:1950年代初,香港有大量木屋區,經常發生火災。1951年11月21日,東頭木屋區發生大火,2000多間屋焚毀,災民逾萬。賑災工作未如理想,民怨出現。廣州政府發起籌款活動並在1952年2月初成立慰問團,準備3月1日赴港慰問災民。3月1日,大批香港民眾到尖沙咀火車站迎接慰問團。但由於港英當局不希望慰問團來港,行程被取消。接車民眾散去期間在彌敦道和警察發生衝突。事件導致一人死亡,多人被捕。數天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抗議港英當局。香港三大左派報章《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轉載。香港政府指三張報紙刊登煽動性文字,周恩來介入調停,《大公報》被迫停刊12天。三一事件亦令港英當局遞解或者是勸諭不少左派骨幹出境。

[5] 邵氏:全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於1958年在香港成立,邵逸夫任總裁,在香港製作電影。

[6]陸氏:指“香港電影大王”陸運濤。50年代初在新加坡拍攝馬來語片,後在香港拍華語片,先後有國泰、永華兩家製片公司,1956年合併成“電影懋業”。1964年陸運濤及多名“電影懋業”高層空難離世。

[7] 幸:在“9 新聞戰線”中曾經出現,由中央派來參加整風,有時寫成“辛”,不知是否指同一人。

[8] 王:原文如此,估計是廣東省委常委王匡,他在港澳工委推進到香港前曾任港澳工委副書記。還有幾位與會領導可能也來自廣東省委,此外出現過“僑委”發言。

[9] 指毛澤東著《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0] 影學:指“8 文化戰線”裡提及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

[11] “伶”指伶人,“星”指影星。當時製片公司多以粵劇伶人和電影演員共同拍片賣阜,頗受東南亞華僑歡迎。但是存在拍片時間及演員關係等矛盾,遂出現“分家”主張。

[12] 樂蒂:(1937 -1968),香港國語片演員。首部作品《絕代佳人》。在李翰祥導演的《妙手回春》中出演“黛玉葬花”戲中戲,贏得“古典美人”稱號。1963年第二屆金馬獎影后。

[13] 廖一原: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收入的廖一原自敘,他出生於香港,1939年從中國新聞學院畢業後曾為戰地記者,後做過編輯,教導主任,文匯報社務主任等職,1956年轉到電影界,歷任新聯影業公司董事總經理和董事長,銀都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南華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原電影公司董事長,銀都機構有限公司董事長等。1985年退休後仍任銀都機構的名譽董事長及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會長。曾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文化藝術工作者第四和第五次代表大會。他1939年起開始寫作,一生寫作和發表的文字總數在三百萬字以上。不僅如此,國內許多劇團比如上海越劇團到香港演出,總接待負責人都是他,更有人稱他為“影壇教父”。

[14] 片蛇:當時一種做法是製作公司承包拍片,超支由製作公司承擔,節餘成為收入。於是有些製作公司報大數,先扣部分費用,剩下的才拿去拍片,粗製濫造。這樣的製作公司稱為片蛇。

[15] 桃源:只能估計是指臺灣桃源有製片基地,有待確認。

[16] 金:金堯如,新聞支部的書記,《文匯報》總編輯。

[17] 東壓西:東風壓倒西風。

[18] 陳總: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陳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