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5誰能負責

    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工作十四年後，從香港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工作了五年，直到1967年8月間隔離審查。他留下兩份交代材料：《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一）和（二）。對此，母親張佩華批註：“在廖承志領導下，是否吳做主張我不清楚。”我理解母親的意思就是問“誰應該對工作中的‘錯誤’負責任？”

    那麼就看看這兩份材料吧，可能會得到答案。

（圖一，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一） 首頁，張佩華註： “在廖承志領導下，是否吳做主張我不清楚。” ）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一）

我在外辦工作五年多，犯了不少錯誤。現交待如下：

為了解決華文公司和長城鳳凰之間在製片上的矛盾，廖承志曾（1965）“指示”華文和長城鳳凰要分工。華文只拍風光紀錄片，不要拍舞臺紀錄片。舞臺紀錄片、故事片由長城鳳凰等公司拍，這樣就沒有矛盾了，要我把這意見帶去參加黑幫頭子夏衍召開的一個有關會議。我參加了，而且提出了以上意見，在會上做了決定，使華文因拍製風光紀錄片洩露國防秘密合法化了。我應有責任。

為了所謂的使《良友》畫報打進臺灣起作用，要派伍XX的兒子夫婦出去接辦這個畫報，廖承志除親自面授“方針”，把調子降低到連蔣賊的鏡頭和美國黃色生活照片也可登外，還要我找伍的兒子夫婦談一次。我除了再一次傳達廖承志的指示外，還強調，“你們大膽去辦，有了廖主任的指示，不怕犯點兒錯誤。”雖然也指出，“為了隱蔽，你們要社會化，但，要學習，要出泥不污。”但對每年花那麼多外匯辦這份畫報，調子這樣低，即使能發行到臺灣去，又能起到什麼作用，況且它還要在港澳海外起壞作用。這點我完全沒有去考慮，照傳了。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我沒有照這教導去做。後來這兩人雖然沒有去成，但，我是犯了一次奴隸主義的錯誤。（有詳細記錄在中僑委）

當組裡看到外交部根據九九最高指示制定的、發給駐外機構的一個工資制度（第二次）拿去請示廖承志，要發給港澳工委，廖承志不同意，我在旁幫腔了一句，“是，這個也不太適合。” 這是對最高指示不是雷厲風行，聞風而動。這個工資制度即使不完全適合港澳環境，也可以先發給工委研究一下。後來雖然從港澳實際出發，制定了一個新的工資制度，但，思想檢查，我那樣幫腔是嚴重錯誤的。

幾乎做了僑委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方方阻撓廣東省反香港風的革命行動的幫兇。當去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廣東省農村開展“反香港風”的運動。方方一再反應，廣東省對外流人員的做法不對頭，要外辦提意見。有一次還寫了一封信給我轉廖承志，因為我不太瞭解情況，去找方方瞭解，方方說，他已在廣州問趙紫陽提了意見，沒有用。意思就是要外辦（廖）開口。我也覺得對外流人員的處理，有些地方（做法）還值得研究，但認為香港風對農村是有不好的影響的。我把我的意見，連封信送給廖承志看，廖說“只好同意廣東省的做法了。”意思就是不要理方方那封了。才沒繼續辦那個案了。

1963年趙渢領隊去港澳演奏的青年音樂團，帶去的“蝴蝶夫人”，是一顆大毒草。我當時辦這個案子（去港計劃），沒有看出這個錯誤。結果報廖承志批准，出去了，造成很不好的政治後果。這是嚴重的不突出政治的錯誤。現在看來，那個團根本不應該那樣出去。

“林風眠的畫展”去港，雖然計劃是批准了的，但，預展時我看了，提了意見，認為調子太灰暗，不能反映今天的新中國的欣欣向榮的氣氛，許多畫要換。但，後來沒有再問原辦單位“對外文委”是否改了沒有。畫是在港展出了，不管改沒有改，我這樣是嚴重的官僚主義，不是極端對人民利益負責任的態度。

以上交待（未完待續）請同志們審查。

吳荻舟1967.9.9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二，續完）

一，1962年，三反分子廖承志在廣州，對所謂的“劇本創作組”談到香港電影題材問題的“指示”時，說“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東西，都可以用。當時，我也在場，聽了覺得這個“指示”很解決問題。後來，香港電影支部XXX同志來京彙報工作時（1965），廖又就此“指示”發揮了一番，並要XXX同志留在北京找一批“故事”，帶回去做“標兵”，這樣下面的同志就敢使用“五千年”的題材了。我也很支持。這說明，我對這種不加階級分析，無邊無際的“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東西都可用的錯誤提法，思想上也是很不明確的，很錯誤的。

二，國內和香港合拍電影的案子，不是我辦。後來我看了那個案子，也沒有發覺問題。從思想檢查這是很危險的，值得我猛省的。現在看來很清楚，當時，黑幫祖師爺、中國赫魯曉夫安在文化部門的幹將夏衍、陳荒煤之流，對此（合作拍片）那樣起勁，就是藉口支持香港電影工作，繼續搞他們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為資本主義復辟做輿論準備。

三，對三反分子廖承志的錯誤，有時採取自由主義。比如廖承志請客多，而且規格經常超制度。平時雖有意見，但，沒有向他提，每次請完客，單據送來，我總是照簽報銷。

四，1965（4？）有一次，廖承志臨時要孔筱交任務，要我安排黑幫祖師爺夏衍出面請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的老婆和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的老婆吃飯，以便調虎離山好讓廖和所謂的香港親英華人、立法局議員利銘澤的老婆談話，我當時考慮到高的老婆和費的老婆是專門陪利的老婆回來參觀的，一路吃、住、玩都在一起，又都是廖的熟人，忽然廖請利的老婆吃飯，沒有她們的份，會有意見，也怕她們說“夏請客，可以改天”，就很被動，便出了一個主意，說一批到香港演出過的音樂團團員，和京劇團團員要見見她們，謝謝她們對他們的協助，並由夏請客，她們沒有推了。但，因人多，多安排了一桌。這不僅是浪費，也是資產階級的酬酢作風。這是錯誤的。

五，港澳組的日常工作，我是從不拈輕怕重、積極去幹的。但，我有一個錯誤的思想包袱，就是覺得自己樣樣不行，經常犯錯誤，受批評，因此背上了嚴重的自卑包袱。

1965年搞機關革命化時，我也曾提出如何提高組的工作質量的問題，搞點組的基本建設的問題。但，僅僅議了一下，又拖下去了。回頭看看，四、五年就這樣事事務務、忙忙碌碌，應付門市把時間打發走了。

1966年，接連兩次和XX爭論後，我就更不想說話了。

這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老惦記著同志們的批評，背上了自卑的包袱。如果不是由小資產階級的錯誤的個人得失思想、而是由一切為人民的利益的思想出發，每一次受到批評，應該感到高興，因為這是同志們幫助自己改造，那些錯誤的東西，是政治灰塵，是政治微生物，是阻礙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多一次批評，就多掃除了一些障礙物，就能更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所以惦記著同志們的批評是錯誤的，必須批判掉我的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錯誤思想。

六，該堅持的，堅持不夠。今年五月中，佈置香港同胞反迫害鬥爭時，我提醒過三反分子廖承志要向總理彙報，廖沒有去。在五月下旬總理批評的前兩三天晚上，我還在會上提出，要廖馬上去，或者廖、羅（羅貴波同志）一起去。但，散會時，他（他們）沒有表示馬上去，我也沒有再提。結果還是沒有向總理彙報。三四天後，總理就批評了。這樣的事，廖不止犯過多少次，如沈建民事件我是親耳聽見總理批評廖的。這次沒有向總理彙報，廖固然有錯誤，但，我應堅持而堅持不夠，也有責任。

七，六月上旬，港澳工委、城X委的同志聽了總理關於港澳同胞反迫害鬥爭的指示後，臨離開北京的那天晚上（6月7日），我找他們雙方（工委和城X委）就建立指揮部的問題協商一下。後來，我向港澳組的監督小組彙報時，未重視工委的楊X同志最後單獨和我談的幾句。當時楊說，“這樣做，我懷疑鬥爭的領導力量是弱了。”我問，“那麼是不是再提出來談談？”他說，“不必了，這是我個人意見，只要工委加強掌握就行了。”最後，我說，“那麼，請你回去和梁、祁研究一下，報個意見來。”（原話記不清了，我寫的“紀要”已送鐘XX同志處）。我以為事情就完了，工委後來也一直沒有報什麼意見來，可是矛盾倒越來越多了。可見我的政治敏感太差，對待問題又太粗枝大葉。當時沒有看出矛盾來，但同志們卻看到了，所以組裡的同志批評我是對的，我完全接受。

八，我沒有做好這次對港英的鬥爭的工作。這次對港英的反迫害鬥爭，我是完全擁護總理的指示，“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準備鬥到年底，或明年初取得勝利。”而且我曾這樣體會並做過以下的鬥爭設想：（一）為了取得鬥爭的主動權，決定罷工的單位，不要貿貿然一開始就宣佈長期罷工，只宣佈定期罷工，慢慢在鬥爭的過程中創造堅持長期罷工的條件。否則，有些戰鬥單位堅持不下去，就會被動（已經出現過中途停止罷工，或堅持不到預定計劃的情況），而且宣佈長期罷工，就不能退下來，只好一批批加上去，這樣便無法主動做到有起有落，波浪式前進了。（二）更主要的，我考慮到十多年來，香港的工人運動（包括群眾運動），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受到中國赫魯曉夫的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的干擾（劉的福利主義，我在大字報上已揭發），長期以來，連經濟鬥爭也少，這樣大規模的政治鬥爭就根本未搞過，因此要打好這一仗，要有一個較長的宣傳群眾、動員群眾、組織群眾的過程，但，敵人已開始對我們進攻了，我們只好邊鬥爭、邊動員、邊組織，經過長期的鬥爭逐步形成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工人和群眾——學生、青年、小商販……結合的鬥爭隊伍）。為此，我也認為開始採取定期罷工的做法（條件差的短點，條件好的長點）比較好。經過這樣的此伏彼起的反復鬥爭（包括此伏彼起的罷工、罷課、罷市和大字報、報紙不斷揭發港英一百多年迫害中國人民的罪行，而且鬥爭的面擴大到離島、新界的農民、漁民，使其武裝軍警疲於奔命）後，港英在政治上被搞臭了，經濟上受重傷了，他們的內部矛盾被擴大了（財團中原有主和和主戰兩派，經濟上受重傷後，兩派矛盾必然會擴大、尖銳化，最後主和派是要壓倒主戰派的），那時，我們的力量增長了，敵人疲憊了，我們來一個總同盟罷工性質的行動（鬥爭高潮），是一定可以取得最後勝利的。

但，由於總理指示後，城X委、工委的同志匆匆忙忙要走，和我們（港澳組和港澳辦公室的同志）之間沒有務一兩天虛（原來設想是如此的）統一一下對總理的指示的認識，加之，城X委管的工作，我剛剛接手，主客觀力量和情況都非常不瞭解，所以鬥爭展開後，有些戰鬥部署即使我有些不同的看法提出來討論，（有的部署，我們看到下面已經動了）我也不敢堅持自己的意見（因為我想香港的同志對情況比我熟悉，我的上述設想，還有很大的主觀成分）。到我離開港澳辦公室時，我的思想就只有一條了：即形勢已如此，無法再回到波浪式前進的方針上去了，只有千方百計把罷工堅持下去，因此，思想上出現了長期與冒進的矛盾，“左”右搖擺的矛盾。

所以我這次沒有做好黨交給我的工作。

此外，在這次工作中，我還犯了自以為是，抓小不抓大以及尊重同志意見不夠（如鐘XX同志提到來人不熟悉情況問題，我沒有及時彌補、糾正這個缺點）的錯誤，這裡一併檢查。

九，機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對揭發本單位的當權派（領導）言行時，開始有顧慮，主要是對他們的錯誤言行一時認識不清楚，怕弄錯。直到1966年10月中旬，才貼了三反分子廖承志第一張大字報，揭發他十多年來領導港澳工作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為主的一些主要問題。接著進一步揭發他在港澳工作上搞獨立王國，該請示報告的，不請示報告。後來還貼了一些，但都未提到三反上來。說明我的政治水準低，發現不到問題，上不了綱。

十，港澳組的工作上。突出政治很不夠，尤其每年十一、五一這些重大節日，組織觀禮接待工作上，這缺點表現得最突出。

十一，保密紀律差，我剛來外辦的時候，失掉一個文件，後來找回來，寫了檢討。最近我又把一份有關三反分子廖承志的大字報材料，帶到港澳辦公室去等等。這些都是對人民的利益不是極端負責的態度。

十二，我在港澳組工作，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很不夠，這是組的工作質量提不高、自己的工作質量提不高的、對領導起不到參謀作用、起不到助手作用的最最根本的原因。今後必須加強讀毛主席的著作，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

在外辦工作了五年多，錯誤絕不止這點，這裡只是記得起來的，在辦案時提錯了意見，出錯了主意的，現在手頭沒有檔案，只好將來再檢查交待。

至此，我21年來工作上的錯誤的交待，暫告一個段落，請同志們審查。

最後，我向同志們彙報在同志們的教育和幫助下回憶和交待了工作上的錯誤後的一點最深刻的體會。

我採取了不老實的、資產階級的醜惡手法，欺騙同志混進黨來後，在黨的教育和領導下工作、學習、生活了二十一年。這二十一年的工作、學習、生活是幸福的，光榮的。由於我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小資產階級進步分子立足點沒有移到無產階級這邊來，儘管我的動機好，決心為人民服務，決心為黨的事業努力工作，但，二十一年的工作中，還是犯了許多錯誤，給黨、給人民帶來了很大的損失。

這次全面的回憶和檢查了二十一年的工作，工作上的錯誤，我找到了犯錯誤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根源，就是資產階級的、一切為個人出發的“私”字。我決心在同志們的幫助和教育下徹底挖掉這個萬惡的“私”字，把小資產階級的立足點移過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堅決地緊跟著黨，緊跟著毛主席走社會主義的道路。

最近人民日報一篇社論“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給我的教育很大。其中一段在改造而未改造好的我來說，尤其有現實的教育意義：“對毛主席指示要句句照辦，字字照辦，老老實實、不折不扣地照辦。 理解的要執行，暫時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合乎自己想法的要執行，不合自己想法的也要執行。符合局部利益的要執行，不符合局部利益的也要執行。”社論還說：“要想盡一切辦法，克服一切困難，排除一切干擾，保證毛主席指示百分之百地實現。”

今後我一定這樣做。我認為這一做法才是在工作中真正體現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這一做法才是改造自己的過程中，要做好工作、不犯重大錯誤的最基（以下缺頁）

（圖二，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 （二）首頁。張佩華批註：“反駁文”和“反英抗暴鬥爭”。）

    以上原文錄入《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一）和（二）。母親在（二）的首頁批註：“反駁文”、“反英抗暴鬥爭”。顯然母親認為父親在寫檢討過程中迫不得已、違心批判自己，但是也從一個側面披露了那時的情形。

    根據父親的敘述，他的責任是作為周恩來、廖承志的參謀作用、助手作用。可以看到，他們對他也是十分信賴的。

廖承志經歷傳奇，他1925年加入國民黨，1927年脫離國民黨，1928年選擇了共產黨後，表現突出，尤其在港澳和外交事務上經驗豐富。父親對他十分敬重，樂於輔佐。在近二十年上下級關係中，絕大多數時候，只要廖承志提出構想，父親千方百計也會落實。有時候會提出不同意見，不過不會勉強堅持，這也符合父親的身份和性格。至於周恩來，在1938-39年間父親曾耳聞目睹其領導方式、工作方式，深受影響，銘記了一輩子。在他們下面工作，他是感到“幸福的、光榮的”。

關於廖承志，根據余汝信著《香港，1967》描述：“廖承志（1908-1983），國民黨左派元老廖仲愷和何香凝的獨生子，原籍廣東惠陽，1908年出生於日本東京大久保。自小受到孫中山和父母民主思想的薰陶。1925年在廣州嶺南大學讀書時參加學生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脫離國民黨，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第一高等學院求學，參加中共東京特支組織的社會科學研究活動。1928年5月被日本政府拘捕並驅逐出境，回國後在反帝大同盟上海分會工作。8月加入中共，在法南區委宣傳部工作。11月被派往德國，轉入德國共產黨。1929年在德國漢堡領導中國海員運動，任漢堡國際海員俱樂部黨支部書記。1930年夏赴蘇聯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1931年春到荷蘭鹿特丹，領導中國海員工作，建立中華全國總工會西歐分會。在歐洲工作期間，曾先後被荷蘭、德國當局拘捕並驅逐出境。1932年回國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部長、全國海員總工會黨團書記。1933年3月在上海被捕，經營救出獄。8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任中共川陝省委委員、工會宣傳部長。1934年春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12月因反對張國濤的‘左’傾錯誤被拘捕並開除黨籍。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1936年11月經周恩來解救獲釋，恢復黨籍。1937年1月隨中共中央遷往延安，4月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參加籌備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論刊物《解放》雜誌。7月至10月任新華通訊社業務負責人。10月被派往國統區工作。11月上海失陷後，離開上海到香港籌建八路軍辦事處，1938年2月至1942年1月整整四年時間，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香港統戰工委、文化工委負責人。日本佔領香港後，到粵北參加中共南委的領導工作。1942年5月，因叛徒出賣在廣東樂昌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並關押至1946年1月，經中共中央營救出獄（其間1945年6月在中共十七大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46年7月後，歷任新華通訊社社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央副書記，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副書記。

中共建國以後，正當壯年、精力充沛的廖承志參與領導了多方面的工作。1949年至1958年間，他同時擔任了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全國青年聯合會主席，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中央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等多項領導職務（1956年中共八大當選為中央委員）。1959年後，方集中於中央外事工作和華僑事務工作，在擔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同時任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  

余汝信還說，“廖承志通曉英、日、德、法、俄多國語言，為人詼諧幽默，聰穎過人。他熟悉海外，熟悉香港，於海內外各界人士有著廣泛接觸，體察實情，確為領導港澳工作的不二人選”，是“陳毅之下掌控中央外事工作的第二把手”，“負責港澳地區的港澳組，組長缺，副組長孔筱、吳荻舟。孔、吳二人，可以說是在廖承志身邊參與指導港澳工作的左右手。”

許多年後，當我終於找到朋友可以幫我聯繫孔筱的時候，她的家人回復說，她已經臥床多時，頭腦不大清醒了。於是我打消去打攪她的念頭，還是著重消化父親的遺文。消化不了也無奈，歷史永遠成謎（恐怕有生之年也難等到官方檔案公開的一天）。

父親文中指廖承志是三反分子[1]，我在海外華僑華人剪報數據庫網上查到“中國：僑務工作：一般概況”欄目裡有“外事系統革命造反派高舉大批判大聯合旗幟，矛頭對準三反分子廖承志，揭發批判廖承志在國外華僑工作中‘三降一滅’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大會勝利召開（1967.06.18）”以及日本東洋文庫中文圖書分類檢索中有一篇“廖承志鬥爭聯絡站籌備組”編寫的《徹底清算僑委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廖承志的三反罪行》等，佐證“三反分子”的確是當時給廖承志戴的帽子，父親寫材料時也不能不給他戴上這頂帽子，就像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是當時全中國人民寫任何文字都不得不罵的人物。

下面就總結一下看了父親關於香港工作二十一年的交待材料之後我的痛悟：

1.借用余汝信的說法，父親是廖承志的“左右手”，從父親的交待材料也看到，不論在香港還是在北京的工作，他都負有相當重的責任。他理解和贊成“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中央香港工作方針，執行周恩來和廖承志等交辦的具體業務不遺餘力，但是無奈“做得多、錯的多”，不時受批評（有善意的，有惡意的），特別是調到北京後，對黨文化“水土不服”，文革乾脆被隔離審查了。

2.他手上沒有文件和資料，僅憑記憶回顧二十一年的工作。不過從他的行文中可以看到受質問的蛛絲馬跡，比如“（《華商報》讀書會）這個工作是否做得對？就當時情況說是對的”，這不是自問自答，而是回答別人的質問，甚或有提綱要他逐項交待。質問或者提綱“有助”回憶也許是事實。這令我聯想起我在上大學的時候[2]，黨支部書記曾經“啟發”我們批判老師。我說：我們根本不瞭解老師的情況，有什麼可批判的？他說：“你就質問：‘你在這件事上、那件事上有沒有問題？’或者質問‘你有沒有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線辦事？’”那時候，這種紅衛兵式批判司空見慣。

3.別人犯的“錯誤”，父親也要把自己批判一番；哪怕沒錯，也要說“如果有錯誤”，“我有責任”。像《新晚報》和謠事件，上級直接佈置工作，出了毛病卻是他受批評，十年後還要再次挨批，他只好說；“出了事”“應該檢討”，“想不通、有情緒是錯誤的”；其他還有“從思想檢查，當時有麻痺”；“萬一行動失敗了，就會造成很大被動”。

4.必須以“造反派”要求的標準批判以前的工作，按造反派的要求上綱上線。“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造反派認為他錯了，他也只好給自己扣帽子，比如“沒有大力和千方百計發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書”、“缺乏階級觀念”、“奴隸主義”、 “隨便發表有關毛主席著作的學習文章是錯誤的”。

5.有些工作做得不完美，也已經解決，但是時隔十年，還要拿來批判他，比如1956年麥君素宣佈鳳凰公司是社會主義性質，父親不同意，指示“不要往下傳”，文革時要批判自己“客觀上”可能造成有人不重視；當時廖承志指示電影只要導人“向上向善”就可以，父親同意並努力貫徹，這時要批判自己“看不出這些提法的錯誤”；有人對工作安排不滿，父親也要說“我有缺點”；當時國語電影界歷史上存在左右壁壘分明的局勢，他們做了很多工作，也要再次檢討。

6.一些歷史性、有時間性的問題，當時認為對，現在檢查卻一定要說是錯。“現在看來，當時的提法，還是很不夠的”、“當時自己政治水平低，看不出問題”、“不管這工作當時該不該做，必須吃透黨的對外政策再去做”、“不是極端負責的態度”、“沒有掌握好中央精神”。

7. 父親其實是在非常認真地總結一生經驗教訓，真心希望以後可以做得更好。比如他提到五十年代香港的電影公司經濟困難，有些人要離開時，他說過，“不得已時，大家房子租不起了，就搬到清水灣製片廠的攝影棚去住，大家吃大鍋飯也要堅持下去”，看到這裡我聯想到他們當年走南闖北抗戰以及剛到香港、中藝初期都是這樣過來的。但是隔離審查期間他“覺得光強調這一方面是有片面性的，更主要的是應該強調如何抓好製片，提高收入，保證同人的生活才對。”還反省道：“ 每一次受到批評，應該感到高興， ”他像“過電影”那樣回憶過去的點滴，主動把別人知道不知道的“錯誤”都“交待”出來了，我擔心他這樣做是引火燒身。

8.有些事情，在我看父親明明有功勞，現在也要檢討。即使做得對，也要說自己做的不對，不可以有不同意見，必須接受所受到的污衊。比如他在招商局做顧問七年多，主張擴建辦公樓、擴建倉庫、擴建碼頭、建造躉船、拖駁等。在他離開時，倉庫、碼頭已落成，建造躉船、公司大廈則遲了兩年。雖然這時候他已經離開，但是他提出的藍圖一一實現。他更力主留下“招商局”這個老字號，不要改名，否則今天還會有個招商局叱咤世界嗎？他從不爭功，現在卻要檢討：“抓而不緊等於不抓。”又比如他修改劇本《敗家子》，在僑鄉放映效果很好，發行順利，但是也要檢討：“經過文化大革命學習後，這類‘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的題材，沒有無產階級的提法”。

文化大革命整了上億的幹部群眾，審查了230萬幹部。像這種紅衛兵式審查，對被審查的個人固然是精神折磨、年華虛度，國家也經歷十年浩劫，文明發展停滯、倒退。痛心之餘，不禁要問，有沒有更好的辦法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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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反分子：当时指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毛泽东思想。

[2] 我在文革中有幸成為“天之驕子”的“工農兵學員”，從內蒙古兵團經不記名投票被推薦上大學，我在另一章會講一下自己上大學的故事。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4上綱上線

交待材料《在香港工作十四年（五）》分量很重，這是父親吳荻舟所寫的有關香港工作十四年五份文件中篇幅最長（22頁稿紙）、敘述最詳細、批判自己用詞嚴厲的一份。不過母親張佩華圈出父親吳荻舟最後段落的一段話：“……是決心為黨的光榮事業，為人民的事業，好好工作的。在新加坡，在香港，黨交給我的工作，我都積極熱情地去做，黨的、人民的利益，我都想盡辦法地去維護。我堅決跟著黨、跟著偉大的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並旁註：“這才是真實的。”母親這樣了解他，父親應該感到欣慰吧。

（圖一，長達22頁的《在香港工作十四年（五）》，母親旁註：“這才是真實的”。）

下面就看看這份寫於1967年9月24日的交待材料。

在香港工作十四年（五）

在文匯報時期（1958-1961）

我是1957年7月離開招商局到文匯報工作的。名義是社長。直到1961年8月，我被調回到廣州工委後方辦事處，都沒有離開這個崗位。共做了四年。

從1957年7月起，我的頭腦就開始熱了，加之，工委推進香港之前，在廣州開了一個制定方針、計劃的會，提出的一些新的做法，得到以修正主義者陶鑄為首的廣東省委支持、批准後，我的頭腦就更熱了，所以1958-1959這兩年，我犯的錯誤，主要是左的，或者形左實右的，1959年受到領導同志批評，這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我完全接受。但，1959年受到批評後，包袱很重，有點縮手縮腳，又犯了一些右的錯誤。這種左右搖擺的錯誤，歸根結底，還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主觀片面，自以為是，沒有認真把中央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吃透，沒有把香港的政治情況，群眾的思想情況（實際）吃透的結果。

港澳工委是1958年夏初推進到香港的。我參加工委委員，分工還是管宣傳工作。成立宣傳組，還是由我、羅、唐三人組成，由工委常委兼秘書長XX同志抓這一線的工作。組裡分工，我管新聞，羅管電影，唐管出版，並由我負責組的全面工作。宣傳組的工作範圍包括一、二、三線的新聞、出版、電影、印刷廠、書店等約三十個單位。

二、三線工作，除二、三線報紙保不住，被1958年那股熱浪衝垮外，到我交出工作止，基本上還保持灰色，如三線的彩印廠、電影雜誌、中小學教科書、電影發行等機構。這裡不詳交待了。

現在將這一時期（1958-1961）的主要錯誤交待如下：

• 新聞方面

（1）奴隸主義地執行了三反分子廖承志關於反日宣傳的錯誤指示。在這次錯誤的工作中，廣州方面XX（朱光）還公開對香港的工商界宣佈，和日本來往就是“新漢奸”，引起香港工商界對我們很有意見，有些過去和我們關係比較好的，如長城公司投資人XXX（呂健康），就很緊張，要我們澄清，說，他的船走日本是國內交任務的，千萬別扣我“新漢奸”的帽子。給黨的工作帶來很大的損失[1]。

（2）反美鬥爭的庸俗化。1958年底，工委鑒於一年對英鬥爭二十多次（連反美三十次），反美為主突不出來，要新聞線搞三天反美。我當時也認為對，但，沒有什麼可抓的大題目，只好炒冷飯，把過去登過的、反過的集中起來再登一次，甚至於美兵酗酒當街小便也反。這是把中央反美為主的戰略方針庸俗化了。中央反美為主，是反美帝的對外擴張政策，新殖民主義，戰爭政策，反華政策和它的全球戰略部署等。我那樣佈置是完全錯誤的。

（3）“社會主義宣傳”，我是完全讚成的，1959年我和工委都受到批評後，又恢復了“愛國主義宣傳”的方針，而且決定報紙還要大大後退一步，廖承志提出要社會化，要直接面對中間落後（指正面報紙在內），於是正面的報紙文匯、大公的副刊也出現了馬經，為了銷數還採取了一些庸俗的做法，如博彩之類。我也照做了。這顯然是右了。

（4）1958年全年對英二三十次的鬥爭，我是完全同意的。報紙報導對敵鬥爭，指揮鬥爭，搞得很緊張，各報大批人員到鬥爭現場，我和工委的負責同志，也到中華中學的鬥爭現場，十分暴露力量，這些都是違反中央的長期方針的。

（5）派幹部到大公報三進三出，左右搖襬，給群眾印象很不好，使黨的威信受到影響。1958年前我們為了摸清楚大公報的收支情況（當時一再要壓低預算，三年做到自給），我們派了一個幹部進去，後來廖承志說只管宣傳方針，不要管它的經濟，第一次撤出，後來又說派人去管人事，廖承志又說，這些都是統戰機構，不要去管他的人事，第二次撤出，後來又說派人管宣傳方針，後來又說，只要把方針政策交到底，他們自己會掌握，第三次又撤出來。

（6）新聞統戰上（不僅新聞統戰上，其他也一樣），我有急功近利的錯誤，有些中間落後的統戰人士，初次見面，就請他們到國內看看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有時使人為難。

（7）三年困難時，王匡指示新聞幹部要報導成就也要報導缺點，我沒頂住，我只指出要使人覺得只是前進中的缺點，不要光報導缺點。應該理直氣壯地只報喜不報憂。

（8）1959年務虛會議決定可以報導港英的改良主義的一些政治經濟措施時，我思想不通，認為這是給統治者塗脂抹粉。在會議過程中剛剛港英大事宣傳公務員全面加工資，我們的報紙用全版版面給它登出來。我現在還認為不妥。

二．電影方面

（1）沒有完成打破“紅白界線”的任務。香港電影從業員，有國語、粵語電影界之分。而國語電影界又有“紅白界線”分明的兩個壁壘。1955年廖承志提出要搞渾水，打破“紅白界線”。但，直到1959年沒有完成這一任務。我受到批評，不通。

    造成國語電影界“紅白界線”（左右）分明：有歷史原因，有政治原因，有經濟原因。歷史原因是政治上左右兩派在解放前的上海已存在，解放前夕，他們來到香港，自然也存在著敵我兩個陣營。政治原因是港英反華政策的結果。我解放大軍渡江時，香港進步力量飛躍發展，港英怕得要死，1949年非法封閉了三十九個進步的群眾團體，造成非常緊張的局勢，嚇退了一部分中間落後的人，加上我們那時有五年解放（解放初期）香港的急躁情緒，把群眾工作搞左了，到1952年的三一事件時把我們的一電影骨幹逮捕出境，因此在這時期（1949-1952）起了一個比較大的分化，進步的編、導、演員從右邊靠過來，中間落後的從我們這邊撤離開去，右轉了。經濟原因是國語片有部分市場在台灣，及與蔣幫“建交”的國家（泰、菲），受到蔣幫的鉗制，有些製片商看上這點利益就要表示得“親蔣”了。這樣，就形成了“紅白界線”分明的左右兩個壁壘。而左則以我們領導的鳳凰、長城為中心，右則以少數蔣美分子打進去控制了的陸氏、邵氏兩家公司為活動的基地。這四家公司都擁有自己的編、導、演員。

    粵語電影界就沒有這種現象，歷史上沒有形成兩派（曾於1954年左右發生過一次伶（唱廣東戲的藝人）星（電影演員）分家的問題，那只是電影品種（伶拍歌唱片，星拍對話片）從業員之分，不是政治上紅白兩線之分，後來我們做了工作，沒有分成）。政治上國、粵語電影界都是處在反華的港英統治的環境裡，但，1949-1952年間我們大搞群眾運動，大搞群眾學習毛著時，粵語電影界除個別人外，都沒有參加，當時，我們沒有黨員幹部在粵語電影界，工作做得很少，所以1949，及三一事件，港英兩次迫害進步力量時，粵語電影界未受到影響，沒有出現政治上分化情況，而且粵語電影界未受到影響，沒有出現政治上的分化情況，而且粵語電影界，沒有固定的公司，都是各人自由接受製片家的拍片合同，所以不同政治態度的演員，同在一部影片裡出現的事，常見。經濟上，粵語片百分之七十的市場在香港澳門，百分之二三十在新加坡、馬來亞，蔣幫對他們鉗制不了。這種左右不分，和平共處的情況，1952年以後我們加強了粵語電影界的工作後，也有意識地加以維持。他們自己也沒有尖銳的政治矛盾，都是埋頭拍片。不像國語電影界，有蔣美分子經常搞風搞雨。所以粵語電影界始終沒有“紅白界線”。

    1959年批判了國語電影界這種“紅白界線”長時期打不破後，提出一定要打破，當時還決定了一些具體措施，如放夏夢等主要演員給邵氏公司拍片，歡迎邵氏借用我們的攝影廠，還以張瑛（中聯公司演員）為例，肯定可以“來去自由”。張瑛1955年參加反動的亞洲公司（美蔣分子搞的）拍“半下流社會”的演員，並發表文章罵中聯公司，後來還讓他回公司。

    1959年決定那樣做後，我們也通過我們的發行公司，加強對陸氏、邵氏兩家公司的工作（主要是邵氏公司），邵氏公司一度想用我們的製片廠，馬上遭到美蔣分子攻擊，又縮回去。辛冠潔1962年去港時，曾親自找邵氏公司的導演李翰祥做工作（此人1957年拉走長城公司演員樂蒂，誘騙長城導演蘇誠壽參加偽國慶，現在台灣），降格以求，答應他的妹妹（或是他的母親）出去香港（已去），但，工作結果，效果甚微，迄今無法打破。

    我認為這是敵我矛盾，不同於伶、星分家，是不能調和的，且與美英在香港搞兩個中國的政治陰謀分不開，在港英目前這種政治態度（反華）下，邵氏現有的思想基礎（中間偏右）是不敢和我們多來往，也一時擺脫不了美蔣的控制的，我們的鳳凰、長城也無法退到那樣的程度，使邵氏敢於無所顧慮地來往，至於對陸氏（本人已因飛機失事死於台灣）、邵氏兩公司投資人（華僑）多做工作，加強他們對祖國的認識，加強他們愛國思想，爭取他們在互利的基礎上更積極地在星、馬發行我們的影片（國內出的，和香港製的）是可以的，而且一直是這樣做的，他們（主要是邵氏）一直也發行我們的影片。

    當時（1959年以前），我們過於強調進步公司的利益（邵氏一度壓價買鳳凰長城的影片）和未把美蔣控制他們的公司的活動，和他們本身的政治態度（中間偏右）分開，有時在業務上對兩家公司鬥爭多了一些，這是一種偏差，應該批評，這是對的。但，這種某些具體業務上多一些讓步，和打破“紅白界線”是根本兩回事，而且陸氏、邵氏的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我們也不能忽視。所以1959年那種想法，是右傾的，不現實的。

    至於張瑛那種“來去自由”，是否可以為訓，作為方針定下來，也還值得研究，當然，我也不同意王匡1957年就樂蒂離開長城去邵氏問題提出“去者不留，來者考慮”，把門關死的所謂“方針”。

    （注：邵氏兄弟公司，是走江湖的出身，太平洋戰爭時走私起家，財產大部分在星馬，陸氏繼承父親遺產，留學英國星、馬最大資本家之一。邵、陸兩公司在香港、台灣都有投資，香港比在台灣骰子當然大得多）

（2）影評工作上的右傾：報紙副刊上的影評，有一個時期多從電影技術著眼，少從主題思想著眼（這是完全違反毛澤東思想的），因此發生了以下右傾的錯誤：（1）對進步公司的影片肯定不夠，宣傳不夠，因為進步公司在這方面的條件較差（比邵氏差些）。所以反而對陸氏、尤其是對邵氏的影片肯定的多、宣傳的多，引起了電影幹部和新聞幹部之間的內部矛盾，（2）對美國電影也肯定的多，許多美國影片都在電影技術上被肯定為“可以一看”，造成了違反“反美為主”的戰略方針、宣傳方針。後來經過找電影幹部和新聞幹部幾次座談，明確了影評的政治任務，強調影評要從主題思想著眼，對觀眾才有幫助，這樣才慢慢把影評上的右傾克服。（據當時情況，影評都是來稿多，和記者們匆匆忙忙寫的，並不是有專門的寫影評的人）。平時我也提過意見，未抓緊。

    另外，由於我自己的是非標準還不是無產階級的，所以對林家鋪子這樣的毒草，也分辨不出，看了那些影片，也認為是好電影，所以看到影評上吹捧這些毒草，也未發覺是錯誤。

（3）1958-1961，國內影片出口少，有些出口的影片，港英電審又通不過，所以發行公司（南方）組織過兩次優秀電影展覽（放映周），包括：一次是反映蘇聯衛國戰爭體裁的蘇聯片（都是斯大林時代的），一次是反應我國抗日戰爭題材的影片。其中一定有毒草。當時，這些工作安排，我都是同意的。錯誤應由我負責。

（4）對港英電影審查鬥爭。“三一事件”以後，到1958年都沒有就這個問題和港英鬥爭過，1958年我們組織過一次鬥爭，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如解放軍的鏡頭，打倒國民黨的對話，新舊社會對比度的鏡頭，都能通過了。可是1959年批評“左”以後，廖承志把出口影片最後一關下放到工委，並“指示”不合乎“愛國主義宣傳”方針的，可以主動不放，不送審，為了爭取多放，也可以主動剪掉一些鏡頭。這個決定是右的。1965年又組織了一次反港英電審的鬥爭，取得了更大的勝利，像“革命讚歌”（東方紅未通過），“光輝的節日”之類的影片，基本上不剪鏡頭（好像記得“光”片剪了“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對話）可以上映了。從這兩次鬥爭的結果看，1959年那種主動不送，或剪鏡頭的決定是錯誤，對英必須有鬥爭。但，當時，我也奴隸主義地執行了。

（5）撤退電影公司的黨員幹部。1959年務虛會上決定撤退鳳凰、長城公司的黨員幹部，也是錯誤的，右傾的，當時，我是照辦了。後來是恢復派幹部進去了。

（6）對電影支部的工作，關心不夠（1957年以前只有電影小組，1957年以後成立電影中心組，1958年成立支部，建立支委）。我幾乎沒有參加電影支委會的會議（支部大會是根本不開的），平時支書匯報，或個別同志談他自己的工作，所以長期沒有發現他們之間有什麼大的意見分歧，或爭論。我1959年受到批評，同志們說我，“事事親自動手，事事向上請示，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做了工作，但，長期發現不到問題（當時指的就是國、粵語有兩套做法，結果是粵語線沒有搞成“紅白界線”分明的壁壘，而國語線搞成了“紅白界線”分明的壁壘。）”這批評我是完全同意的，我是事務主義很嚴重。這不僅是工作作風的問題，也是對人民事業不是極端負責的問題。應該批評。

（7）1961年8月回到廣州不久，為了協助香港電影公司解決劇本荒的問題，（在香港，工委抓過幾次沒有效果，劇本荒很嚴重，壓力很大），曾奴隸主義地執行了王匡提出的計劃，在廣州成立了一個劇本創作組。成立了以後才知道這是一批（5、6人）剛剛摘帽的、或王匡保護過關的右派“作家”，結果，劇本荒沒有解決，反使工委背了包袱。第一階段（1950-1951）已交待，這裡不詳了。

（8）香港電影在國內發行，我也是讚成的，當時，我只想到這是對香港電影工作的支持，當時，也聽說國內有兩種意見，但，我總以為國內觀眾有階級覺悟，會分析，會把香港電影作為反面教材看。也曾想到如國內的報紙能有幫助觀眾認識香港社會的影評配合放映就更好。就是沒有足夠估計到這樣做，客觀上是做了中國赫魯曉夫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幫兇。這是完全違反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指示的。最高指示說“在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香港電影可以肯定地說，完全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的東西，在國內來放映，只有加深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只有對中國赫魯曉夫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復辟有利，對人民是完全無利的。

（9）1958年籌建工人大會堂時，提出各界要參加義務勞動，鳳凰公司有人提出要拍一部大型紀錄片，宣傳香港搞義務勞動。我是不同意的。後來，連籌建工人大會堂的計劃也打消了，改為工人俱樂部。

（10）鳳凰、長城的經營管理，有一套非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框框條條，長期沒有改掉，1959年務虛會上提出要打掉，要完全按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方法做。我們回去後，解僱（轉業）了三個演員，鬧得滿城風雨，我受到批評，最後賠禮道歉收回成命，弄得很狼狽。1965年又提出來，現在不知怎樣了。這些都是1949-1952之間過左的思想的後遺症，我一直沒有找到適當的辦法加以克服。這固然是我的錯誤，但，廖承志對這些問題的指導思想有左右搖擺，也不無原因，像這三個演員的處理問題，引起他最後下死命令，說今後電影公司的演員進公司可以由下面決定，出公司一定要他批准。這又哪裡是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呢？我倒同意，愛國電影公司，不能完全像陸氏、邵氏那樣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他們可以隨便把一個演員像擠盡了剩餘價值的工人一樣踢出去。我們對任何勞動人民也不能這樣做。所以當時考慮到幫她們轉業。

（11）1960年三反分子廖承志很嚴重地批評香港電影藝術質量太低，要工委的負責同志XXX回去為提高電影藝術質量大喝一聲。當時聽到XXX同志的傳達，我完全同意，於是召集各公司的編、導、演及其他人員，由XXX同志做了一個“為提高電影藝術質量”大喝一聲的報告，並由電影支部佈置各公司結合檢查過去的製作學習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現在檢查起來，當時光提“提高藝術質量”不同時提“提高政治質量”，是有片面性的，香港電影藝術質量固然低，政治質量也很低。當時我也只注意到要提高藝術質量問題，說明我不突出政治。當時佈置學習偉大的光輝著作是非常必要的。

（12）過去廖承志對商報的副刊和電影製作一再“指示”“不怕黃”，“黃比反革命進步（好？）”。有一次鳳凰公司的導演朱石麟對我談起這個問題，我說，光講不怕黃，在電影上宣傳黃是不行的，至少應通過暴露黃的醜態，引起觀眾對黃反感，所以提了“以黃反黃”這個意見。現在看來，也還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提法，是錯誤的。

三．出版方面

出版工作由唐XX直接向常委XX同志匯報請示多，這裡交待我的錯誤。

（1）經濟觀點嚴重。中華、商務兩個廠的香港分廠，規模也很大，各有工人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員二、三百人。自解放以來，幾乎年年虧損。1954年我同該兩廠的總負責人參加國慶觀禮，有機會參加過他們在北京總管理機構召開的一個會議。會上提到必須打開業務，扭轉虧損。那時，該兩廠還沒有下放，1960（7？）才正式下放給工委。忘記哪一年（1960年以前）商務的負責人和我談起業務，為了扭轉虧損幾年來承印大量的“聖經”（該廠廠長（？）是傳教師），我沒有反對。集古齋（舊書店）大量輸出佛經、鄭孝胥等漢奸的字畫，我也沒有反對。

（2）1958年出版方面大量編印“學習文選”，各種介紹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經驗的小冊子、宣傳社會主義理論的書……但，1959年反左務虛會上，只准保存“學習文選”一種。我沒有意見，這是右了。

（3）1959年反左務虛，僑務方面再一次強調提出，“只要維持住華文教育，維持住華文，就可以文化交流。”又說，“我們出版、發行‘三國志’、‘征東’、‘征西’……就可以保持住華文、華語了。”因此1959年以後，組織了大量的舊書紙型出口，讓私商翻印發行，這些紙型出口，我一概沒有過問，一定有很多毒草，我有責任。

四．其他

（1）1958年新聞報道大躍進時，新聞幹部對一些大躍進的數字不敢登，提出來問我，我說“對大躍進的報道，要放手，我們的速度觀念落後了，跟不上大躍進，許多數字不能拿常規去理解，是祖國社會主義革命在農業合作化，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等上取得勝利後，生產力大解放的結果，要大膽報道。”因此，個別浮誇的數字是登出去了。1959年反左務虛會上我受到批評，說我宣傳國內建設，頭腦冷靜不夠，很浮誇。我當時的頭腦是熱了一些，有個別不確實的數字，是因為我那樣說過後，登出來的，但，我認為我的話不是浮誇，只是對大躍進的肯定和說明必須大力報道，大力宣傳。當然，頭腦發熱是不好的。

    我回憶了海外十六年的工作，檢查了工作中所犯的錯誤，給黨的事業帶來很大的損失，這都是對黨的事業犯罪。我想到犯錯誤的原因，主要是：我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我的立足點沒有移過來；我沒有樹立起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我沒有貫徹好黨的群眾路線，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沒有認真吃透兩頭；沒有隨時用中央關於海外、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檢查工作，總結工作；總之，我沒有認真讀好毛主席的書，沒有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來改造自己和進行工作。

    我交待了十六年（包括新加坡一年半）的錯誤，想到我1946年採取對黨犯罪的、不老實的手段混進黨來[2]，是決心為黨的光榮事業，為人民的事業，好好工作的。在新加坡，在香港，黨交給我的工作，我都積極熱情地去做，黨的、人民的利益，我都想盡辦法地去維護。我堅決跟著黨、跟著偉大的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可是，十六年來，我不但沒有把工作做好，還犯了許多錯誤，給黨帶來很大的損失。我認罪，再一次懇請黨和人民處分。

至此，看完父親對香港十四年工作的“交待材料”（一）至（五）。我對第五章的香港工作內容有新的領悟：

1.看1959年五十天整風務虛會記錄時不明白的一些事，在這五份交待材料中得以釋疑。比如那時候批對“美帝”“該反不反”、“小便也批”是指什麼？現在知道是指美國軍艦停靠香港補給，水兵在灣仔上岸休息，酗酒後醉醺醺街頭隨地小便；

2.父親的人設更立體了，他會“左”，會“右”，會軟弱，會不服，也會堅持。比如在香港時期父親是負責新聞線和宣傳線的，整風時批了宣傳線，但是肯定了新聞線；而對於港英當局的電影審查制度，父親一直認為反對和鬥爭是應該和奏效的；

3.在交待材料中父親說廣東省領導曾經有“新漢奸”的提法，是針對“走日本”的商人。但在另一份資料中是說“走台灣”。應該是指同一件事，因為都是“呂健康跑來”找他，說“我跑哪裡是國內交的任務呀。”父親寫交待時手邊沒有檔案、沒有任何筆記，僅憑記憶，難免會出錯，我看資料的時候要格外留心和多找佐證；

4.香港工作“左”右搖擺非常厲害，“三一事件”前很多學習班，多數是屬於香港市民因為關注內地解放戰爭的形勢主動組織起來的，父親的工作是和他們保持聯繫，幫助他們，但是被當作“左”批判了；三一事件後，決定不搞學習班了，又被批“右”了；58年宣傳中提“社會主義教育”被批是“左”了；不理會來自港英、蔣幫或者美帝的攻擊，堅持正面宣傳又批“右”了。這樣“左”右不是，如何解釋，只好留待後人研究了；

5.父親被批“事務主義”，如果這是事實，父親被周恩來點名調到北京，擔任他以前的上司的上司（按照港澳工委的架構，港澳工委由廣東省委四個部門領導，再上則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周恩來看重的是他的“事務主義”嗎？真實情況不得而知，我傾向於認為，周恩來看中的是他忠厚持重、利他的人品。在極端政策滿天飛的年代，需要他這種“平衡”，最好的例子就是“六七暴動”（請參照第九章）。

6.關於香港電影線的一些問題，父親說“一直沒有找到適當的辦法加以克服”，但是當時“廖承志同志對這些問題的指導思想有左右搖擺”，而且政治上左右兩派電影人在解放前的上海已存在，他們來到香港的同時就帶來了一些無法協調的歷史糾葛，對此，誰又能如何呢？

7.關於電影線，父親還說：我們對任何勞動人民也不能擠盡了剩餘價值之後“踢出去”，“所以當時考慮到幫她們轉業”，可見父親是不服的。他當初站在基層演員一邊努力補救“左”傾處理，即便是受審查時也不“習慣”顛倒黑白，把交待寫成了肯定自己的做法，這樣會被造反派視作態度不好加重懲罰吧，堅持原則從來都是容易得罪人的。

8.在五十天整風後期，領導說“整風前期”採取了過左的做法，父親當時就深受其害。比如交待材料提到，整風的時候對大躍進的宣傳挨批評了，說是“浮誇”。但一來，包括父親任社長的《文匯報》在內，香港左派報紙用的是新華社通稿；二來，在參觀內地人民公社“衛星田”、了解到田裡的白薯是幾畝地堆在一起造假的之後，父親就決定停用新華社通稿。所以我相信父親在“交待材料”裡雖然承認“頭腦發熱是不對的”，實際上他還不是“代人受過”？造成各地爭相放衛星的政策、造成新華社通稿浮誇的根源，其他領導無一人站出來阻止，這些在父親的交待裡自然是無法言說的。

（圖二：母親的便條：“這篇有些參考資料，但吳是在被審查期，一個人千頭萬緒冥思苦想，心情可想而知。有錯漏。”）

當父親被隔離審查，苦澀地回望自己的人生時，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1967年10月14日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中小學生終於陸續回到課堂，我也回到小學繼續讀六年級。

這期間，記得我們有學習“數軸”等文化課，不過更多的還是開批判會，寫大字報，吃憶苦飯，搞早請示晚匯報^[3]，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4]，跳“忠字舞”^[5]那一套。每當毛澤東發佈最新指示，哪怕是半夜，也會上街敲鑼打鼓慶祝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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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別的回憶材料裡出現過“船走台灣”，不知道以哪個為準。

[2] 混入黨內：吳荻舟入黨不久被捕坐牢近8年，他的入黨介紹人曹正平叛變後被特高科處決，導致吳荻舟在很長時間（1931-1946）處於沒有組織關係的狀態，多次嘗試解決，過程複雜，1946年在新加坡重新編入黨小組活動。直到偶然遇到接替曹正平的嚴啟文，1988年才恢復1930年1月起的黨齡。

[3] “早請示晚彙報”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毛澤東表忠心的一種軟制度，沒有官方明文規定，但全社會都流行：每天早上面對毛澤東的畫像“請示”一天做什麼，晚上“匯報”做得怎麼樣，後來更加上跳“忠字舞”的內容。

[4] “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文革期間的做法，對照毛主席語錄，檢查自己有沒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思想行為，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和大批判，幾乎是“人人過關”，變成整人的一道程序。所有被審查的對象都要通過“鬥私批修”這一關，群眾如果不滿意，就不能解除審查。

[5] “忠字舞”，歌頌性質的群眾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愛的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等革命歌曲和語錄歌伴唱伴奏，配以簡單的舞蹈動作。流行高潮在1966—1968年間。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10 一再反省

     　自1967年到晚年，在父親吳荻舟各個時期資料裡都可以找到他對“反迫害鬥爭”的回顧和反省。本節重點講講他的反省對我的啟示，也為第九章作結。主要引用的資料，有些已經在前面各節介紹過，這裡歸納在反省的題目下再次引用，以我2018年分三期發表在香港《明報》“星期日版”的《以史為鑒 理解現實——吳荻舟對1967年“反迫害鬥爭”的反省》為基礎，包括父親1967年4月至8月的《六七筆記 》，1968年3月18日的《三一八交待》（這是父親被停職後按要求所寫，經專案組反復調查），若干篇幹校日記，還有一份父親晚年接受採訪的記錄，時間是1986年11月14日至16日，地點是廣東省從化溫泉療養院，訪問人是曾任職新華社的劉先秀、邱子江。記錄由劉先秀整理並經父親校對補充（下稱“從化採訪”）。

（圖一：劉先秀在從化溫泉採訪吳荻舟並整理記錄。）

反省1.“影響了總理下決心”：

    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曾令港英和北京的關係比較穩定，彼此得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央下令香港左派陣營不要將內地文革的做法搬到香港，可是1967年5月香港人造花廠爆發工潮時，工人在廠門口貼大字報已是手持毛主席語錄。

    我在父親的“三一八交待”中看到他對“反迫害鬥爭”最初的認識：

    “5月初對敵人的瘋狂進攻、企圖限制港澳同胞學習毛澤東思想、擴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海外影響的陰謀認識不足，所以接到工委、四處關於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時，還只是看作一個廠的鬥爭，提了一個意見，送給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工委配合（筆者注：城工委是與港澳工委並行的香港中共地下黨系統，下文中的XX委即指城工委，X委則指港澳工委）。”“而且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聽了關於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因此在會上我說：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工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他的認識本来是比較接近客觀的，但是後來這場鬥爭逐步升級、最終失控。他在1970年9月10日幹校日記裡曾痛心自責：“我聽信XX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影響了總理下決心”，是“犯罪”。

    “總理問，XX委彙報的力量（數字）確實嗎？能組織起三個高潮（指組織三次罷工）、能堅持嗎？如果港英從臺灣、從新加坡找工人怎麼辦，你們考慮到嗎？當時我相信XX委幾位同志的彙報，認為港英不可能從星、台找這麼多人來，肯定可以組織起三個高潮來。後來，逐步發覺XX委的同志彙報的力量不可靠，罷工堅持很吃力，有的未能完成罷工的計劃，比如有一個工廠計劃罷工三天，結果兩天就復工了。所以我一開始雖然相信他們所報的數字，但，我還是主張只宣佈定期罷工，一可以起可以落，符合此伏彼起的方針，而萬一罷不下去，復工也比較主動。這點，和X委的思想不一致，也和外交部的劉、姜等不一致。

    我聽信XX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影響了總理下決心，使後來鬥爭陷於被動，是對黨對人民，對總理不負責任，我完全同意鐘瑞鳴同志說的，這是犯罪。不但因此招致經濟上的損失，更主要的，更嚴重的，是招致了政治上的損失，在港英面前暴露了我們的力量上的弱點，他就更敢於迫害我們了。”

反省2.“路線鬥爭覺悟不高”：       

    父親自責的另一點是“路線鬥爭覺悟不高”，他在1970年10月3日的幹校日記中寫道：

    “在1967年的香港反迫害鬥爭中，在掌握鬥爭的政策方針上，首先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鬥爭和長期利用的矛盾。鬥爭必須服從長期利用。這是基本的、不能動搖的出發點。其次在這樣的原則上，我們開展這一鬥爭，並要取得勝利。當時我思想上是明確的，只能是政治鬥爭，只能是當地群眾的鬥爭。不管是罷工、集會、遊行示威、罷市……都是政治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

    同時，思想上也很明確，不馬上解放香港。但是，當時受到極左思潮的幹擾，和因為澳門反迫害鬥爭的勝利的影響。結果我在鬥爭目的上，同意了X委提出來的意見。而在決定鬥爭策略上，因對港英和澳葡這兩敵人的具體情況和主觀力量情況未加以分析，所以當極左分子幹擾時，X委提出一些過左的做法時，自己心裡也無數，不敢堅決地反對，有的他們未請示做了，也不敢指出並向領導反映，提出及時批評。

    尤其我對王力之流利用極左思潮的掩護，陰謀反總理，妄圖通過破壞這次鬥爭，而倒總理的嚴重的階級鬥爭，由於自己路線鬥爭覺悟不高，看不出來，結果，當劉、姜違反總理的指示時，我雖然也感到不對頭，提了意見，但，一面又覺得他們不會在原則上反對鬥爭的長期性和破浪式前進這一基本方向的，而只是個別具體問題上和自己的意見不一致而已。”

    根據1967年6月12日“六七筆記”記載，“反迫害鬥爭”期間，中央文革派了人到“反英抗暴”聯合辦公室。我也查了相關資料，當時中央文革的關峰、戚本禹、特別是王力幾次鼓動外交部造反派奪權，1967年8月7日王力在對外交系統造反派的講話中說：“‘打倒劉鄧陳’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王力還對造反派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有威風。”“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他的講話被稱“王八七”講話，後被毛澤東批為“大毒草”。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8月19日至22日，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8月22日發生了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外交事件。周恩來趁此機會向毛澤東力陳“極左”對香港造成的危害，王關戚先後失勢，周恩來重掌外交大權。

    這也正是香港人最不堪回首的幾天，清華街小姐弟20日被炸死，商台播音員林彬24日被燒死。一塊地處邊陲的英國殖民地，被捲入中國內地的“路線鬥爭”或稱“派系鬥爭”，很荒誕卻很真實很痛。       

    “那是有些人奪了外交大權後的事。事件發生前幾天，我被撤下來了。我還在「聯辦」時就看到了那個請示，內容大意是限港英四十八小時內把抓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報告已送到總理秘書錢嘉棟同志處。當時羅貴波去深圳開會（原來我也要去，行李已拿到辦公室，鄭偉榮同志突然通知我別去，說是總理要我留守）。我馬上打電話給錢嘉棟同志，要他把該報告暫時壓下來，過兩三天後羅貴波同志回來了，我馬上報告羅貴波，這樣的報告要陷政府於被動，要他同意把它撤回來。我又打電話給錢，把報告撤回來。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後一兩天，我就被通知回外辦受隔離審查。回到外辦沒兩三天，火燒英代辦處的事就發生了。後來知道是姚登山等包圍總理，逼總理在報告中簽字，僵持兩、三十小時，醫生護士給總理送藥時說總理有病，不能這樣做，要讓總理休息，他們就是不聽，搞疲勞轟炸，最後總理被迫簽字。總理為此一再向毛主席自我檢討。毛主席說外交大權旁落了四天，你是被迫簽字的，別再檢討了。我進了牛棚，後來反迫害鬥爭如何發展，如何結束，完全不知道了。”

反省3.“究竟是什麼人假傳中央指示？”

    父親的筆記、交待材料、檢討材料、晚年接受的採訪以及回憶文章互相佐證著香港人被深深震撼的一件事：“700打甘蔗刀”被付運——

    6月27日“提出討論的問題”中有一條是：“提出700打蔗刀問題，我認為這不應搞，還是要搞文鬥，但，先摸清情況”。（“六七筆記”）

    在同一天的《六七筆記》記錄“外貿（部門）彙報”中也有一條是：「為了積極支持我們的抗爆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旁注：「我暫止於深圳」（「我暫止於深圳」幾個字顏色不同，估計是截停之後所注）。

    “有關出口公司接到香港急電，要求即付700打甘蔗刀，問是否發貨。我說，未知何用，我未接到報告，請先弄清楚，是鬥爭用，還是出口貿易，但，先可押一押。回答是鬥爭用，刀已在途中。我報告羅，是否截留在深圳？羅同意，我告訴劉，截留在深圳。”（“三一八交待”）

    “是以華潤公司總經理的名義訂購了出口七百打大鐮刀。當時外貿部劉今生同志問我知道是什麼用途否？並說已付運。我說不知道，同時告訴他在未查清用途之前，先不要往下運，到什麼地方就停在什麼地方。待我們查清是準備組織遊行示威用，已運到深圳了，幸好及時截住。否則，如果用七、八千大鐮刀武裝群眾示威遊行，港英一鎮壓，勢必造成流血事件。”（“從化採訪”）

    同一天，在會上“提出”要700打甘蔗刀，但其實已經“急電”外貿部門“要求即付”、而且“刀已在途中”，這明顯是“先斬後奏”。

    不僅有“先斬後奏”，還有“假傳中央指示”。“反迫害鬥爭”中到底有沒有“槍支上岸”？父親在“從化採訪”中談得很具體，相關線索也是可查的：

    “廣州海運局一批護航的槍支被提上岸——這是交通部介紹廣州海運局一位姓齊的科長和一位業務處長向我反映。齊說據船上反映，提取槍支時說是中央指示，問我知情否？並說據說槍支提上岸是準備武裝新華社、中國銀行和招商局自用。而且要海運局繼續供應武器。海運局不敢決定，報告交通部，交通部認為這是有關港澳鬥爭的事，他們沒有發言權，要問聯辦。我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不能再提供武器。提上岸也要馬上撤下來，並告訴齊等二人，中央如有指示，一定經過聯辦。今後有類似情況，請及時向我（曾任交通部招商局顧問，所以交通部介紹齊等來找我）反映，我把電話給了齊，並提醒齊船上的武器是護航用的，不能離開船。我一面做了緊急處理，一面向總理報告。總理聽報告後很生氣，後來我進一步瞭解，就在那個時候香港《星島日報》刊登了一條消息，說香港政府正在追查招商局從廣州來的船上運香港的、不知下落的一個大箱子。我覺得這與提上岸的槍支有聯繫。如果被查出來那是違法的，港英甚至可以提出控告和查封我們的新華社、招商局、中國銀行。如出現這樣的情況，問題就大了。像這樣的事情究竟是什麼人假傳中央指示，我就不知道了。不過，運武器進香港武裝三個機構，這是違反總理這次鬥爭只能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我們不能設想在這裡打戰的指示。如果鬥爭照這樣發展下去，勢必導致武裝衝突，使群眾性的鬥爭發生質的變化，逼得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那就成了中英對立的問題了。”

    此事得以緊急處理，是由於父親1950年代在香港做過招商局顧問，所以交通部情勢緊急之下想到向他通報，聽取意見。香港方面並沒有經過正常程序報聯辦，屬於自作主張，“假傳中央指示”。

    這些人和事都影響了周恩來做判斷，都是在“逼中央上馬”。“反迫害鬥爭”與內地文革糾纏在一起，周恩來一來要等毛澤東的指示，二來太多事要兼顧，所以他眼看著香港左派陣營存在問題如寧左勿右、先斬後奏、激化矛盾，事態逐步升級，雖然不滿和擔憂，卻又不能果斷制止，直到毛澤東說“香港還是那樣”，幾經周折最終在內部宣佈結束這次“反迫害鬥爭”。

反省4.“蠶食香港，實際控制香港”

    父親在1971年11月30日的幹校日記中寫道：

    “香港和澳門是我國不可分割的部分，暫時被英帝和葡帝霸佔著。全國解放時，本來可以解放它們，由於對外鬥爭的需要，做了特殊的處理。因此那裡的工作任務，就和解放前在內地的工作任務不同，和解放後的內地工作任務更加不同，（既）是為解放港澳的準備，又不是為解放它們的準備。但當時沒有從這樣的特點出發，沒有自覺地從這樣特殊的矛盾統一的認識出發。”

    看到這段日記我聯想到他那兩本1959年整風筆記（輯錄在第五章《香江歲月》第11、12節裡）。

    1959年6月至9月，中央把廣東省主管香港工作的幹部和港澳工委幹部集中起來整風五十天。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在會上說：“香港工作不能視為國內工作的一部分，只能作為國外工作。因此香港工作不是準備解放（過去曾經提過，現在絕對不應有了）。”

    施：中央把香港當做反美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為了服從大局，對香港本地鬥爭有所控制，可是“（香港的同志們）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

    黃施明[2]：“58年提公開活動，在個別工作上有左傾冒險，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英，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錯誤的根源：（1）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2）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3）紀律性差：沒有與幹部反復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裡，自己也沒有反復研究。12月周總理等的指示也如此。這是‘自以為是’，以為是老經驗了。這與在外幹部的態度是很不同的。紀律性是太差了，請示報告也太差了。”

    經過整風，與會者“一致同意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 “一致同意知道”，意味著他們曾被要求明確表態。

    那個年代香港左派陣營中人大多曾參加過抗戰、為建立新中國奮鬥，我的父母以及很多熟悉的前輩都經歷過那樣的歲月，我比較容易理解他們。內地的殖民勢力趕跑了，中共卻決定“不解放香港”，正如父親在日記裡反映出來的那樣，他們忍耐和待機，常常“沉不住氣”。可以想象，樸素的“民族大義”變成“寄人籬下”的委屈情緒，執行“長期方針”就會受到干擾。如果香港左派陣營能夠高屋建瓴，確立自身角色地位，最終在“回歸”這個歷史使命上發揮作用，今天香港的情況一定大不相同。可惜歷史沒有這樣發展。中央長期方針制定之後，仍有一段時期掌握不到分寸；港澳工委曾有蠶食香港，實際控制香港的想法。前者可以理解為新政權、新方針、犯錯和糾偏的正常情况；後者則與长期方針背道而馳，更像是與“反迫害鬥爭”互為先聲後患了。

反省5.“如果我廖都不負起責任，下面就苦了”：

    父親的幹校日記涉及一些個人，包括他自己，可以看到個體行為如何深深影響大局。父親1972年3月31日的幹校日記雖然很短，卻令我豁然貫通：

    “港澳組的工作，下面的工作人員，只是打電話，一切都是有領導的，有我，我上面還有廖（指廖承志），如果我廖都不負起責任，下面就苦了。什麼時候才能沒有一個私字呢？”

    那時他在幹校，白天接受勞改和大批判，夜深人靜卻在為負責打電話的工作人員憂心。從字裡行間我看到兩種為人：一種誠懇厚道，有擔當；一種有私心，不肯負責任。前述“影響總理下決心”、“路線鬥爭覺悟不高”、“迫中央上馬的太多”、“假傳中央指示”，主要反映出整個系統的很多問題，而系統背後的，則是個人道德品格和認識水平之分別。  

指責環境和推卸責任很容易，劍指自己很難。五十年後再看父親的遺文資料，我感謝父親給予我一個簡單有效的標準。

父親1992年5月5日在一個記事簿上寫了一段話：“八十五年前的今天，我來到這破碎的山河，帝國主義列強，驅使南北軍閥年年內戰，災民遍野，盜匪橫行，貪官污吏，欺淩百姓，苦不堪言，真是960萬平方公里，沒有一片土地安寧……”1991年10月9日他給兒女們寫信：“至少我們死前回想起來，總是在新舊世界轉化這個偉大的、從個人‘幸福’，轉化眾人（人人）幸福、平等、自由的偉大的事業中，做了一點事，吃了苦、冒過險而平靜地死去。哪怕這事業要一百年、幾百年才能完成！”

    每每重讀他的話我都淚流滿面，我認為這些話濃縮概括了父親參加革命的初衷以及一輩子的心路歷程。新舊世界的轉變尚未完成，人人幸福平等自由的願景仍然令人嚮往。在時代畫給他的框框裡，他慈悲、忠厚又堅韌，一輩子不沉淪，不滑頭，不算计，不世故， “做笨事”（1965年“四清日記”）。距離他的誕生（1907年5月5日）已經一百周年，我們仍然需要這種精神。

（圖二：發表在明報星期日版的《以史為鑒 理解現實——吳荻舟對1967年“反迫害鬥爭”的反省》上中下的“下”）

以上是2018年發表的文章。下面則是2017年接受電話採訪、收到採訪問題之後我自己做的準備。

問1.   爸爸資料裡面說，甘蔗刀已經運到深圳、槍支已經運到香港，你認為如果運到香港，對市民有多大傷害？

1997年前後，那時我和母親一起編寫【吳荻舟】紀念文集，整理父親一些文章、談話，其中就提及甘蔗刀和槍支。2012年我整理父親一本筆記本，就是1967年5月至8月的一些會議記錄，更清楚顯示當年是確有其事，以及他是如何處理。事隔四十五年，又不是第一次看，但是我看到那幾頁的時候仍然感覺到不寒而慄，毛管棟（起雞皮疙瘩，汗毛豎起來）。

香港人都知道當年街頭對抗多麼激烈。據說有1167個真菠蘿，800多人受傷，50多人死亡。1000多個真菠蘿，警方的槍支，如果再加上8400把甘蔗刀和更多的槍支投入那種失控的街頭對抗，我不敢想象會是如何慘烈，肯定是血流成河。

我很感謝許禮平先生在他的文章裏說我父親是香港的守護神，守護神只是一個比喻，父親起到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不過畢竟是在千鈞一髮之際，阻止甘蔗刀和槍支投入對抗，阻止了一場場血腥廝殺，減少對香港市民的傷害。

問2.   為什麼努力整理爸爸的資料？那要花費很多精力，到頭來很可能費力不討好。

我父親是1992年85歲的時候逝世的。1996-1998年我幫助母親整理出版【吳荻舟】紀念文集，母親來香港，和我同住，我白天上班，有時間就是和母親討論、收集資料、整理。後來母親生病（她已經做了很多資料收集整理，寫了傳記初稿），我就接手，編輯校對聯絡印刷郵寄等等，那完全是出於對父母的孝心。

後來母親一直在整理父親留下的遺稿和書信，我是2010年才答應母親接手所有資料，因為我看到她太辛苦——2010年她已經92歲。但是我沒有計劃如何整理，整理出來做什麼？很多人都說不要搞吧，費力不討好，沒有人要看的。

    2011年2月，余汝信先生通過朋友聯絡我見面，他說需要這方面資料，我說我有一些啊。就這樣開始提供關於1967年的原始資料。他在他的書【香港，1967】裡大量用到這些資料，還在贈書扉頁寫著“沒有你的支持，也就沒有這本書。”後來我陸續有一些發現，他也鼓勵我整理出來，希望有機會用在增訂版。2013年我創辦了電子雜誌連載有關資料。

我知道現在大家還在爭論有關香港1967，而且參雜很多感情、派別之爭。歷史研究是要有賴原始資料、有待感情色彩退卻的，我現在就比較自覺地要求自己重在整理，少評論，旨在把原始資料留下。不單是香港1967的，還有其他時期和事件的。我自己也在整理的過程中，再次認識父親，認識他們那個時代。很值得。

問3，文革很瘋狂，一般大家都跟大隊，做安全性高的事，為什麼他會逆流而上？他做決定的時候估計不到後果，只是憑信念嗎？

    父親是一個很忠厚的人，他認為對的，就會堅持原則。我在看他的資料的時候，發現他這種品格貫穿一生都沒有變。1967年他60歲，人到了這個年紀一般是很了解自己的處境，了解周圍的環境，知道做什麼不做什麼會有什麼後果。多數人會變得圓滑，自我保護。但是他沒有，自從1951年他在香港擔負起一定的領導責任之後，他認定中央的香港方針“長期堅持、充分利用”是對香港好的，他就以這個為標準去處理日常工作。

    在1956年九龍暴動的時候他是這樣做，當時他負責指揮，他們採取的措施是很聰明地調動香港警察去平息暴動，保護香港居民；叫左派機構大家不要到街上，因為外面警察開槍，很可能受到誤傷，只是萬一有人打到上門，可以自衛。他們有些準備。

在1967年的時候，他也是這樣做的。甘蔗刀、槍支，這些很明顯不符合原則，他看見是必然會阻止的。加上他有消息來源，所以可以阻止這兩件事。但是在7月下旬他不同意火燒英代辦處，隨後就被要求“交代問題”，然後被撤離“六七暴動”第一線“聯辦”隔離審查。

在1969年，他以敵我矛盾的身份，被下放到幹校，勞動改造，期間他要不停寫檢討，交代問題。我在他寫的1430頁【幹校日記】裡，看到他在極左大行其道的時期，許多次用“極左”這兩個字，他始終認為“那些做法是極左”。即使是在今天看到他這樣寫檢討，寫證明材料，依然替他捏一把汗。他堅持了13年，最後為他平反，肯定他是完全沒有犯錯誤。

除了有堅定的信念和純粹的人格，我想像不到還有什麼其他原因，可以支撐他這樣做。

問4.爸爸受審查你們都受牽連，你怎麼看那段遭遇。

不只是我們家，很多人家都是朝不保夕，上午不知道下午的事。要把家庭的遭遇擺進歷史中看。我從未抱怨他牽連了我，我一直是努力奮鬥，即使有時候很傻，愚昧無知。爸爸在那個時期也很關心家人，我在他的幹校日記看到他如何掛念我們，千方百計想幫助我們去認識社會，認識自己，靠自己奮鬥。雖然他身陷窘境，自身難保，幫不了多少，但是爸爸熱愛生活的基因，努力奮鬥的人品都傳給我們。

我在爸爸的資料里看到許多以前我不知道的事，試圖重組他的故事。我盡量不帶感情地去做這件事，像醫生給病人開刀，要不然就做不長。那段遭遇對於我們全家應該是刻骨銘心的、一生的精神營養。

以上就是我為電話回復採訪問題前所做的準備，後來又有另一次採訪。據說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錄音師、一位高大男士每次看到我說父親被審查那段時期“甚至不知道我的爸爸是好人還是壞人”都會流淚，這倒令我始料不及和感慨——對於有過“文革”等經歷的內地人，這是很平常的事吧？很多家人甚至反目成仇、互相舉報、斷絕關係呢。只有一輩子生活在正常社會的人，從未受過這種委屈的人才會被這樣一句話觸動內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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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黃施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在香港從事左派政治活動。1948年城工委書記，1956年海外工委秘書長。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9給廖承志

本節介紹四份資料：父親吳荻舟1978年6月17日寫給廖承志的一封信、一份申訴：《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主要路線鬥爭概要》、《二、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內容雖然有重複，卻也有新發現，特別是把它們放在一起看之後，我覺得解開了一個謎團——“平反”之後，父親為什麼沒有能夠回到他熟悉的香港業務工作崗位？這是在很長一段時間縈繞於家人以及他的一些好友頭腦裡的疑問。

先來看父親給廖承志的一封信：

（圖一：給廖承志的信首頁：“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在老首長身邊再工作幾年。”）

廖承志同志：

日前，中組部徵求分配意見，問我去港澳辦[1]如何。我說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在老首長身邊再工作幾年。

最近聽說為了肅清“四人幫”在港澳的流毒，你決定召開會議進行批判，這決定很英明[2]。不把是非弄清楚，不把錯誤批透，幹部思想認識不上去，將來免不了要搖擺。   

以下幾件事，是春節前口頭向你彙報過的，很能說明，1967年反迫害鬥爭一開始，林賊——四人幫[3]便插手干擾：

1.1967年6月3日人民日報社論《動員千百萬群眾支援香港鬥爭》（？），據說，未送周總理審批，當時就有人要我同意用電話全文發下去。我說新華社一定發，當晚就可以收到，用不著，讓他們收聽就是了。

2.6月6日周總理召開各線會議，聽取匯報並對聯辦提出的《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會議，原定計劃總理指示後，還要務虛兩天，以便吃透指示精神再回去。可是突改變計劃，會議的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回去了。記得會議的中途，總理要我和小馬、大劉（均群眾線負責幹部）到裡屋草擬另一方案，待擬好出來，會議已散，待總理對我們草擬的方案做完指示，我趕完對三線行動計劃的擬批意見送給秘書後回到飯店，聽說機票已買，明天就走，感詫異。當晚只解決了楊松同志提出要改善公開線與秘密線溝通的問題，已來不及務虛了。當時有人提把《總部署》帶一份下去，我說等總理書面批了再說，他的指示大家都聽了，照著辦就是了。

3.6月下旬（或7月上旬）三線反映，鬥委會要了二、三百名群眾骨幹名單，名單放在已受港英監視的鬥委會機關。這與總理關於要保證三線組織安全和不暴露力量的指示相違背，當即通知撤回名單。

4.7月中下旬廣州海運局來人反映，香港方面稱中央有指示，已將穗港船上護航武器搬去岸上使用，還要他們當港英攻打招商局時，船上的武器要配合夾攻，問我中央有無這樣的指示。我說聯辦未轉達過這樣的指示。報告總理以後，總理指示立即安全撤出來，並告訴廣州來人，以後有這樣的情況，需先請示，不能把武器交出去。我並電話號碼給了他們。

5.7月下旬（羅在廣州開會未回）外貿部劉今生同志反映：香港方面以華潤公司名義來電訂購700打大鐮刀，已起運在中途，問我知道否。我請他查明是否正常貿易，如非正常貿易，先運到哪裡停在哪裡，等請示總理後，深圳截住並退回。

6.據反映，廣州開航運會議時，香港有人參加，提出每天要保證若干艘船停泊在香港待命，還要船上的電臺供鬥爭使用。我說按海事法規定，輪船泊在港內，電臺受管制，不能使用。建議，遇緊急，可把船開出香港水線外（即公海）發報，但密碼要另立，船上的電碼，是全國統一的，出了毛病，影響大，而且使用船上的電臺，要得到交通部的同意。

7.7月下旬（羅貴波、鄭偉榮等同志還在廣州時）聯辦寫了一個報告，請示周總理，由外交部照會英代辦，限港英48小時內釋放所有鬥爭期間被捕的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英方負責。當時，我要總理的秘書錢家棟同志暫時壓下該報告，羅一回，我立即向他匯報我的意見，這樣的照會不能送，否則，港英不做出正面的回應，便陷中央於被動，建議撤回來。羅同意後，由我去電話錢家棟同志把該報告退回。

以上這些事，都未事先請示，而且都違反周總理關於那次鬥爭的：“反迫害是當地的群眾鬥爭”，“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不變，“不能陷中央於被動”，“還是有理有利有節”，“不能設想在香港打一仗”。

7月26日，我被通知要交待問題，以後的事我就不清楚了。簡單報告這些供參考。

敬禮！

吳荻舟

78．6．17

     再看第二份資料。

（圖二：《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我不要求回港澳辦，要求弄清問題。”）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沒有署名和日期，不過可以判斷是寫於《給廖承志的信》之後。何以見得？

給廖承志的信開頭寫著：“中組部徵求分配意見，問我去港澳辦如何，我說非常高興能有機會在老首長身邊再工作幾年”，喜悅之情溢於言表；但是在《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的結尾，我看到父親甚為憤怒地寫著：“（我）是不是“左”，請組織審查，我不要求回港澳辦，要求弄清問題。”

根據後來看到的事實，曾經極左的人回港澳辦了，曾經力抗極左的父親沒能回去，他還被指責為“左”，需為自己申辯：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1967年4-5月間，港英逮捕、關禁、毒打香港膠花廠工人引起的反迫害鬥爭時，根據周總理指示，外交部和國務院外辦組織臨時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由羅貴波同志負責，我擔任群眾工作組組長，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工作幹部，在某些人看來，我當時確實違抗過一些人的意志，做過一些我認為是維護毛主席路線、周總理關於鬥爭的具體指示的事。可能就是所謂的“左”吧[4]。

1967年，我是外辦港澳組副組長，周總理指定我參加“聯辦”工作。開始我不知道林彪、四人幫已經利用篡奪到的《人民日報》的部分權力，干擾毛主席對港澳工作的路線、方針，和周總理對反迫害鬥爭的具體指示。6月3日該報針對反迫害鬥爭發表了一篇《動員千百萬群眾支援香港同胞的鬥爭》的社論，我沒有看出問題，曾通知香港方面收聽、學習。但後來逐漸看出有些工作越來越離開毛主席制定的港澳工作的長期方針，離開周總理對此次鬥爭的具體指示——總理在幾次會議上反復指示：“不能設想在那裡打一仗”，“不能陷中央於被動”，“反迫害鬥爭仍然是當地群眾的政治鬥爭”，“毛主席鎖定的港澳工作的長期方針不變”，“鬥爭還是要有理有利有節”等。從1967年6月中旬起，出現了一些下述的不尋常情況。或經我發現，或由有關單位反映，經我及時報告周總理（當時指定我負責隨時向周總理報告請示），根據總理指示予以阻止或改正了。

一．六月中，反迫害鬥爭指揮部（在香港成立的、由工委派祁峰同志負責，直接受總理領導的臨時指揮機構）宣佈九龍倉長期罷工。九龍倉是港英官管商辦的倉庫，部分倉位由港英政府直接控制，存放大米。長期罷工將影響港九四百萬居民的生活，也會影響工人的生活，因此，長期罷工有堅持不下去的危險，我建議不如宣佈定期罷工較主動，到期問題不解決，可視情況宣佈延續（此段被劃掉：同時，我也考慮居民的用米，認為在宣佈定期罷工時，要宣佈大米出倉的辦法），總理同意我的意見，傳達下去後，是否改變過來，記不清楚了。

二．六月底七月初，香港群眾線黨組織（6月5日起總理指定我單線聯繫，向總理負責）反映，“指揮部”向他們要了二三百名群眾骨幹名單，放在已被港英監視的“指揮部”。總理一再強調群眾線不能暴露。曾在1966年6月5日（應為1967年6月7日）討論《反迫害鬥爭總部署》（鬥爭方案）會議的中途，指定我和群眾線的兩位幹部離席，就群眾線的工作單獨起草一個方案。方案起草完成後還做了特別指示（指示時群眾線的兩位幹部也在場）。我接到群眾線的反應後，考慮到這是違反總理關於群眾線工作方案的指示精神。立即通知“指揮部”把名單銷毀，以免萬一指揮部遭襲擊，名單落入港英手中，群眾線組織有可能遭嚴重破壞。

據後來反映，這二三百名群眾線骨幹，是準備遊行示威時當班長的。

三．七月上旬，有人私下把劉寧一在一次會上的順口溜“要把新界鬧翻，九龍鬧亂，港英搞到癱瘓，把香港打個稀巴爛”（大致如此）作為方針、指示捅出去。我知道後馬上提出批評，記得“聯辦”為此事開過批評會。在會上，我一再強調“聯辦”不是一級黨委，是周總理的辦事機構，不能頭腦發熱，不能下指示。未經總理批准的意見不能傳下去。

四．7月中旬末，廣州海運局的一位處長、一位保衛科長，經交通部介紹，向我反映：香港“指揮部”說中央指示：把穗港線輪船上的護航武器（包括機槍、步槍、手榴彈等）運上岸（香港）武裝了新華社、中國銀行、招商局，要我設法補充船上的護航武器。當時《星島日報》刊過一條消息：港英正追查一個大木箱的下落。我聯想到如港英追查，萬一暴露上述三個單位有武器，他們即可依法查封。這和總理“仍然是當地群眾的政治鬥爭”的指示也不符合。我告訴他們，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聯辦”是唯一下達指示的渠道，今後這類事，請先向“聯辦”反映，已搬上岸的部分武器，等我請示周總理後處理。後來總理指示，“立即安全撤出來”。

五．七月下旬，外貿部劉今生同志問：“港英通知我方，擴大我大米進口額，應如何答覆”。我考慮由於反迫害鬥爭，香港社會有些緊張，曾發生過居民搶購大米的情況，如我拒絕增加大米出口額，對港英來說，確有一定壓力。但港英一向限制我大米進口額（23%），不到居民用米的四分之一，現在放寬，從長遠看對我有利。把正常貿易和反迫害鬥爭搞在一起，不符合“長期利用”方針，於是，我告訴劉今生同志這是正常貿易，請向李先念同志請示，得到順利解決。  
    六．七月下旬，羅貴波同志在廣州開會未回，外貿部劉今生同志電話，問我知不知道五金出口公司接到以華潤公司總經理個人名義電報訂購700打（大）鐮刀出口，已起運的事？我說不知此事，請他查明這批鐮刀是正常貿易還是“鬥爭”用。如非正常貿易，請他通知運到哪裡，截運在哪裡等我請示後處理。劉今生同志查復是反迫害鬥爭用的，已截運在深圳了。我當時考慮到這樣做如造成流血事件，便陷中央於被動了。報告總理後，總理同意撤銷出口。

七．七月下旬，“聯辦”送一個報告給周總理，要求批准照會英國代辦，限港英48小時內，全部釋放反迫害鬥爭中被捕的我方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我考慮照會送出後，如港英不做相應反應，我們對下一步沒準備，將陷中央於被動，因此我請錢家棟同志（總理秘書）把報告壓一壓。（此段亦被劃掉：當時我已感到處境困難，比如，原定我去廣州參加會議，行李已拿到辦公室，突然通知我留下，因此，在那次和錢同志通話時談到有些事“聯辦”事先不知道，等知道後香港已幹起來了。錢說，他們那裡的壓力也很大）。第二天，羅貴波同志回來，我向他彙報了我的意見，取得他的同意後，我通知錢家棟同志把該報告退回。

1967年8月5日我被撤回國務院外辦，以後的事就不清楚了。八月下旬，我看到報上火燒英代辦的消息，感到終於使中央被動了。（此段亦被劃掉：我提出以上情況說明，主要說明儘管我在工作上有這樣那樣的缺點錯誤，但總的來講，我當時堅持執行毛主席黨中央制定的港澳工作路線、方針、政策，堅持周總理關於那次鬥爭的具體指示。是不是“左”，請組織審查，我不要求回港澳辦，要求弄清問題。至于工作……以下缺頁）

在這篇申辯中，可以看到他多少次對極左做法說“不”，給人印象深刻。而老首長在文革後為新組建的港澳辦選人時著重什麼？不得而知。

另有一份《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年份不詳，估計是其中一份草稿，亦可以是在口頭向老首長匯報之前所做的準備。

（圖三：一份草稿——周恩來10點指示+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

總理的指示：（日期、先後記不清楚，不全是原話）

1. 報道要實事求是，不能誇張。
2. 情報要及時可靠。
3. 這次鬥爭不能違反長期方針。還是有理有利有節。
4. 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
5. 不能開殺戒。
6. 這次鬥爭是靠當地力量的政治鬥爭，不能依賴國內的力量，不採軍事行動。
7. 不能迫中央上馬，在那打一仗。
8. 不能設想像省港大罷工一樣，把港九同胞撤回來，也不可能撤回來，進步的回來了，把廣大中間落後的送給敵人，日本人正想利用，他們一定會利用。
9. 敵人機要部門安上的釘子不要使用。
10. 來往台灣、西貢等地區的船上力量不能使用。

    《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

1．周總理指示廖、羅、吳成立黨組抓港辦業務，但，羅未在任何會上宣佈，也未召集黨組會。

2．港辦組長以上名單中記得沒有宦鄉，但，羅去廣州開會時期，他要宦鄉主持港辦辦公會議，未知羅做這一決定前請示過總理[5]。

3．1967年5月底姜海（或陳秀霞）提出港辦要反右傾。當時外辦同志堅持鬥爭的長期性，鬥爭高潮與高潮之間必須有間歇。他們主張鬥爭高潮要一直線上升，雙方辯論很激烈。

4．6．3社論是一篇別有用心的東西（此段被劃掉：當時，我雖然覺得調子高了一些，但，總以為這是國內支援，對反迫害鬥爭起鼓舞力量，看不出他是路線鬥爭的反映），未付印前姜海等（此處缺字，根據另一份稿看，應該是：姜海等便拿到了該社論的清樣，要）港辦宣讀，提出要佈置學習，要用長途電話提前發給港澳工委。當時我說不必這樣做，新華社會全文發出，香港文匯、大公會全文照登。

5．六月下旬，海員及太古碼頭起卸工人宣佈罷工前，我考慮到十幾年工會線未搞過大的政治鬥爭，怕群眾沒有長期罷工的思想準備，曾向羅建議，為了掌握主動，只宣佈定期罷工，羅同意，告訴總理。總理批准後通知指揮部，但，指揮部還是宣佈長期罷工，結果很被動。

6.七月中，交通部反映，香港方面將護航武器搬上岸，說是中央有指示。我向羅匯報，認為這樣做非常危險，要設法撤出來。羅要我馬上報告總理。（此句被劃掉：羅在廣州開會，當面要梁書記設法撤出來）撤出來後，我又報告總理。

7.七月中外貿部劉今生同志電話告訴我，香港方面以急電訂了700打甘蔗刀，問我知道否，是否可以發貨。我說不知道，要劉弄清楚是何用，再決定辦理。但可先押一押。劉瞭解後說是鬥爭用，刀已運到深圳，我說暫時留在深圳，我考慮到如果因此造成大流血事件，勢必迫中央上馬，建議羅不發，羅同意。我通知劉，將刀截在深圳。

8.據下線反映，指揮部向他們要了幾百個骨幹的名單，準備參加遊行當骨幹力量使用，名單放在指揮部。我馬上檢查是否有此事，必須馬上把名單銷毀。

9.七月下旬羅去廣州開會後，宦鄉一次主持辦公會議，提議照會英駐華代辦，限它48小時（24小時）內釋放所有被捕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它負責。討論結果通過，寫報告請示總理，記得報告最後還提了一筆，行動計劃另行報告（暗示採取軍事行動）。報告送出後，我曾打電話給錢家棟同志，告訴他有這樣的報告，錢問有可能嗎？我說可能不大，討論時大家也認識只是對它施加壓力。過兩天，羅回來，我考慮到這樣的報告容易被動，如英帝不作出相應的答覆，勢必陷中央被動，因此建議羅重新考慮，羅同意，我打電話給錢，說羅要重新考慮，要他把該報告退回。

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2）（只有一頁）

1.總理指示廖、羅、吳成立黨組，負責抓港辦的日常工作，但，羅未在任何會上宣佈，也未召開過一次黨組會。

2.港辦組織名單，組長以上記得沒有宦鄉，但，羅去廣州開會時期，他要宦鄉主持港辦辦公會議。

3.1967年5月下旬，姜海（或陳秀霞）提出港辦要反右傾，後來在港辦制定鬥爭方案過程中，已在批判外辦派在港辦工作的同志右傾。當時外辦同志堅持鬥爭的長期性；鬥爭高潮與高潮之間要有間歇。他們主張鬥爭高潮要一直線上升，表面上也是要長期，但，具體做法上是和長期鬥爭相違的。

4.姜海等在6.3社論發表前，便拿到了該社論的清樣，要港辦佈置學習，還迫不及待地要用長途電話傳給香港。

5.6月下旬海員與裝卸工宣佈長期罷工前，我考慮到香港工人多年（1958年以後）沒有搞過政治罷工，怕群眾沒有長期罷工的思想準備，並且為了掌握主動（以下缺頁）

除了解開“吳荻舟為什麼沒有能夠回到香港工作崗位”的謎團，這四份資料澄清的信息還有：

1.前述1967年6月7日與朱曼平等人的《談話記錄》裡只是說：“我和四處的同志根據總理關於四處工作的指示另外擬了一個報告送給總理”，這次說得更清晰：會議的中途總理要父親與群眾線負責幹部草擬的，是“對三線行動計劃的擬批意見”。

2.同日，周總理召開各線會議後，原定計劃總理指示後，還要務虛兩天，以便吃透指示精神再回去。可是突改變計劃，機票已買，明天就走。父親感詫異。

3.反迫害鬥爭指揮部是由港澳工委派祁峰負責。

4.父親曾一再強調“聯辦”不是一級黨委，而是周恩來的辦事機構，不能頭腦發熱，不能下指示。未經總理批准的意見不能傳下去。這也解釋了為什麼6月8日批打電話的條子時父親說“總理還沒批”，因為那時候他還沒見到書面批准意見。

5.正如在第2節注13指出的，七月下旬，“聯辦”送給周恩來“限時照會”報告經父親請示協調撤回，隨即父親被撤職，延至八月下旬，該報告再次發出，造成火燒英代辦的“建國以來最嚴重外交事件”。

6.此段話被父親劃掉：當時我已感到處境困難，比如，原定我去廣州參加會議，行李已拿到辦公室，突然通知我留下——這是父親努力為香港抗衡極左傷害，最終導致自己犧牲的一個關鍵鏡頭。

7.外交部派到港辦的姜海（或陳秀霞）是很活躍很“左”的，一直盯著港辦要反右傾，在港辦制定鬥爭方案過程中批判外辦派在港辦的同志右傾。是偶然出現這樣一個人還是外交部有人特意安插？

1992年父親去世，1997年香港回歸前後，母親張佩華到香港探親。有一次一班老人約她飲茶，有人傳話說“覺得吳老受了委屈”，想表示一下。倔強的母親沒有赴約，因為其中就有“欺負爸爸的人”。

父親說：“我擔任群眾工作組組長，是負有一定責任的工作幹部，在某些人看來，我當時確實違抗過一些人的意志，做過一些我認為是維護毛主席路線、周總理關於鬥爭的具體指示的事。可能就是所謂的‘左’吧。”父親長期被指責“右傾”，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說父親“左”。我是政治素人，搞不清楚左、右、“左”、“右”這些政治學的定義，但是父親為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做出的努力，五十年後仍然受到香港民眾的肯定。對我來說，這就足夠了，我為父親感到驕傲。

母親1995年6月13日寫了一段話：“給廖公的信……的確是事實。但時過境遷都無從‘追究’了。廖公走了，周公走了，荻舟也走了。暫留一段時間，讓下一代毀了它，如果不再有什麼是非的話。”

（圖四：母親1995年6月13日寫了一段話：“給廖公的信……的確是事實。但時過境遷都無從‘追究’了。廖公走了，周公走了，荻舟也走了。暫留一段時間，讓下一代毀了它，如果不再有什麼是非的話。”）

痛心的是，他們都不幸言中，父親說“不把是非弄清楚，不把錯誤批透，幹部思想認識不上去，將來免不了要搖擺。”2019年夏開始第四次對中共香港工作方針的衝擊，並造成顛覆性影響。有內地朋友對我說：“現在的香港政策制定者似乎未認真研究過67事件。”我回復他：“只有一國兩制才能保證香港發揮作用，現在急於一制的湧動最終會雞飛蛋打，非常危險。不過父親那一代熟悉香港情況、知道為什麼要留下這個窗口跳板的人都走了。”

既然“是非”從未遠去，這些遺文也不能像母親說的那樣“毀了它”，要作為歷史的借鑒永遠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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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港澳辦”全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不是父親以前供職的“外辦”。“外辦”已於1970年6月以精簡機構的名義撤銷，業務併入外交部。港澳辦是1978年新成立的。根據維基百科詞條，港澳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辦事機構，與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的辦事機構、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一個機構兩塊牌子。首任辦公室主任是廖承志。

[2]根據香港中華書局出版陳敦德著《香港問題談判始末》：1978年8月鄧小平指示擔任國務院華僑事務辦公室主任的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開了新時期港澳工作預備會議。會議開了20多天，重點是港澳工作撥亂反正，這次會議形成了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情況的報告。另根據中國共產黨新聞網“1978年大事記”：1978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轉《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情況的報告》，中央批示說，港澳工作必須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從當地實際情況出發，不能照搬照套內地的做法。參加了這次會議的李後在其關於香港問題的專著中回顧，廖承志在北京主持召開了關於港澳工作的會議，會議清算了極左路線對港澳工作的干擾和破壞，重申了中央對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會議指出，1967年在香港發生的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一系列做法，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後果也是極其嚴重的。隨後新成立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3] 林賊-四人幫：林賊指林彪，1972年9月13日所乘坐的飛機墜於外蒙；四人幫指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四人。“四人幫”這一稱謂最先由毛澤東於1974年1月初在對江青等人借“批林批孔”之機把矛頭指向周恩來的批評中提出。1976年10月6日這四人被捕失勢。找不到資料披露1967年六七暴動期間他們的作用，但是在他們失勢後，中國人“習慣性”“簡略化”把一切壞事都以他們“冠名”。

[4] 可能就是所謂的“左”吧——這句話以及吳荻舟在下面列舉的事例，應該是某些人質疑他，而他自辨。

[5] 根據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P78所述，冉隆勃、馬繼森在《周恩來與香港六七暴動內幕》（2001年8月）所述：當時外交部有個港澳辦公室，由羅貴波任負責人，組成包括外辦港澳組、外交部、中央調查部，還包括中央聯絡部、總參、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領導體制是周恩來-羅貴波-宦鄉。程翔質疑此“港澳辦公室”是否彼“港澳辦公室”？根據這份資料看來，“港辦”“聯辦”應該是一回事。但是在他們的敘事裡有意無意忽略了外交部以外各線的工作內容，以外交部人員的工作為主。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5《3.18交待》

父親吳荻舟寫於1968年3月18日一份萬餘字的交待材料，內容是1967年聯辦工作情況。寫這份交待材料的時候，他已經被停職半年，是第N次“交待”和“檢討”了。一方面這時候他對半年前發生的事仍然記憶猶新，另一方面他已經反復被要求回顧和交待（比如1967年9月28日、即8月5日被停職後被要求作出的“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回顧交代）， 我認為這是一份全面而且參考價值很高的資料。

在交代材料中他回顧了5月26日港辦成立直至8月5日他離開，兩個多月內各種場合他提了什麼意見，出了什麼主意——他在交代材料中回答“造反派”的這些問題，五十年後的今天，成為瞭解當時情況的重要資料。

（圖一：1968年3月18日《交待材料》首頁）

港澳辦公室，5月26日成立，我8月5日離開，在那裡工作了兩個多月。我沒有把工作做好，還犯了不少錯誤。現在我把在工作期間，在各種場合提了些什麼意見，出了些什麼主意，分做幾個方面交待如下，請同志們批判、幫助。

　　這裡一定有遺漏，有記不確切的地方，我當繼續回憶、補充。

一．   我在各種場合提了些什麼意見？

1.  在廖承志召開的幾次會（及羅、廖召開的會）上我提過：

    1現在工會提了四個條件，視鬥爭發展，可以考慮提，一定要提（一）不准蔣幫利用香港對我搞破壞。（二）不准英帝利用蔣幫、縱容蔣幫在香港搞兩個中國。

    2對22/5鬥爭，我說過先鋒隊伍（我機構的幹部）太突出、暴露，沒有群眾掩護，受了損失（後來在港澳辦公室與楊、朱等的座談會上，我又說了一次，22/5鬥爭是必要的，地點選擇有缺點，那裡不是鬧市，沒有群眾掩護，損失大了些）。

    3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五月初，我對敵人的瘋狂進攻、企圖限制我港澳同胞學習毛澤東思想、擴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海外影響的陰謀認識不足，所以接到X委、四處關於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時，還只是看作一個廠的鬥爭，提了一個意見，送給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XX委的計劃，並由XX委抓總，X委配合。聽了朱、楊等的彙報，才認識到上述敵人的陰謀。）

    4聽了關於11/5（8/5？）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我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因此在會上我說：鬥爭（反迫害鬥爭）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X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2.14/6辦公室會上匯報港英遞解27名蔣幫分子出境時，我說過：1港英早就破獲了“火花電臺”的案子，為什麼選今天（12/6）來遞解這批蔣幫出境，我看有三個可能，（一）怕蔣幫乘我們反迫害鬥爭時搞事，壓一壓，（二）準備遞解我們的人員出境，想以此搞“平衡”，這是港英的一貫手法，（三）以遞解蔣幫分子出境來恫嚇我們的群眾，我們不要被它嚇倒。總之港英這樣做，說明它是怕。

    3.沙頭角事件後，有情況反映，港英調到沙頭角代替警察的尼泊爾兵中，有些說“中國好，毛主席幫助尼泊爾建設。”有些說“（雇傭）期滿了，不續，望早日回國”，士氣很低落。當時聽了，我說港英把尼泊爾兵調到前面來，是一陰謀，如果我們和尼泊爾兵打起來，致他們有死傷，就會影響我尼關係。我們要做尼泊爾兵的工作，要他們不要為英帝賣力。

    4.16/6會上反映港英示意各教會負責人，要做最壞準備，應付長期戒嚴。我聽了，說，敵人是怕我長期鬥爭的。

    5.26/6的辦公會上我聽了有些灰色單位突出來，做法不對頭時，我說不要單獨行動，要隨大流，能做到這樣，才不會暴露。

    6.28/6的辦公室會上，我提辦公室要統一思想，（一）要建立長期鬥爭思想，（二）要沉得住氣，（三）要敢於戰鬥，還要善於戰鬥，（四）要敢於抓政策、方針。（當時我感到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總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記得有一天爭論的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7.30/6辦公室會上我提：（一）辦公室會要改進，天天開大會，沒有必要，也無法深入研究問題。要建立核心小會，就重大鬥爭問題做深入討論和檢查鬥爭政策，有了初步意見後，再開大會。（二）大會的時間要短，彙報急而重大情況，通過方案等，（三）加強各組的會，務虛，討論本組業務等。

    在這次會上我還提醒說，我們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對前方才有幫助。

    8.1/7辦公室會上我聽了陳XX及葉XX的彙報及情況分析（1，英警退出多，加入少，2，港英對華籍警察不信任，3，五個英國警官受聘後，不來等）後，我建議加強對華籍警察的工作，加強對華籍警察的民族思想宣傳、政策宣傳。（記得有一次提到澳門同胞中有許多是香港警察的親友，而且澳門的同志已決定通過他們做香港警察的工作，我表示很贊成這個決定。）

    同天會上，我還提出：1為了長期打擊英財團，為了擴大打擊效果（擴大財團內部矛盾）要打痛它，要重點抓海運系統群眾（工人）的政治思想工作，利用罷工時間，集中到工會學習毛著，使罷工長期堅持下去（指已罷工的九龍倉等機構）2研究一下，如何做吊頸嶺（調景嶺）蔣幫分子的分化瓦解工作（當時傳說港英要放他們出來破壞鬥爭，但，他們內部有矛盾。）

    9.8/7辦公室會上我建議新界漁、農民要動，此起彼伏，達到牽制敵人把力量（警察、軍隊）集中到市區去，使市區壓力減弱。敵人兵力不多，有許多控制薄弱的地方，可以展開活動，這樣才能使敵人疲於奔命。

    10.在一次辦公室會上，聽到敵人抓主要的，次要的不大管，我說，這正暴露了敵人虛弱，必須打破他們的陰謀，我們一面要加強主要方面（指罷工系統）的政治思想工作，加強活動，堅持鬥爭，一面也要加強次要方面（郊區、離島、及學生、群眾）活動，使敵人難於應付，擴大我們政治鬥爭的範圍，這樣對主要方面堅持鬥爭也有幫助。

    11．在一次會上，聽到一隊學生，自發搞了一次從中環到灣仔的飛行活動（在時報和工商日報門前集會示威），我說，這很好，是新的苗頭，要多鼓勵，是群眾發動深入的標誌（結果）。

    12.對下面這些具體問題，我提了一些意見和建議：

    1對港英強迫獄中同胞吞食像章、語錄等野蠻行為（其他什麼罪行也可以），我說可以通過公開打電話（用新華總社名義）要新華社搜集有關材料、寫報導的辦法，加以警告。（羅同意，做了。）

    2羅和我談到注意做好經濟開支的帳目，防止敵人在這方面做文章。我說是不是請指揮部考慮成立一個專門班子管好帳目。

    3銀都被封時，傳說敵人對內部情況很清楚，我提要注意有沒有內奸。指揮部利用被封的銀都搞反迫害展覽，我說這好，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4一次談到將來加提“外交代表”時，我說敵人最怕這一條，有這一條就夠了。

    13.10/7辦公室會上談到談判時機是否已到時，（當時有些傳說）我說，我看主和派氣焰是低了，主戰派的氣焰還未打下去，還未到。還要放手發動群眾，堅持鬥爭。

    這次會上陳XX分析了鬥爭形勢，認為敵人基本上還是維持原有“堅定而克制”的政策。我表示同意。認為“次官”來港，摸了一下，但，新的政策還沒有，戴麟趾回去與此有關。

    14.我和四處的同志研究群眾線鬥爭計劃時，（六月初）我提過以下意見，X線鬥爭要不暴露X線另有一套，另有一個指揮部，只能在鬥委會的規劃下進行，內部通過鬥委會發出號召，在這號召下起來鬥爭，才能掩護X線組織（計劃十萬人，分一千個組同時出動在各徒置區，大埔荃灣等地張貼標語等）。十萬人一起出動（同一個晚上）很容易使敵人發覺是有組織、有領導、有佈置的行動，萬一有人被跟蹤、被捕，追出組織來就不利了，是否分散，不要一齊行動。後來討論結果，綜合大家的意見寫成書面請示。

    15.四處同志反映一個情況，說有些統戰對象（中小廠家，據說平時和我們的關係比較好）向我們試探，罷不罷他們的工。我說，這次反迫害鬥爭是港九同胞一致對外的反英鬥爭，打擊的對象是港英和英資企業。但，這些中小廠的工人，也要反英，也要行動。要加強對小廠主們的工作，做好他們的思想教育，説服他們認識一起反英。為了壯大反英的政治聲勢，小廠搞些配合性的短期罷工，一兩天，三四天，不搞長期罷工，並先使他有思想準備，搞配合罷工時先告訴他們一聲。

    14、15——這兩條都寫報告請示總理，總理口頭（當面）答覆四處的同志，同意。

    16．九龍倉等海運系統罷工時，考慮到九龍倉存米不出倉會影響廣大同胞的生活，我提過鬥委會是否可以作出決定，為了照顧群眾生活，定期讓大米出倉。（建議指揮部寫進罷工計劃內）

    17.海員罷工時香港曾提到採用包其收入的方式組織散家駁艇參加海員罷工行列。因為考慮到他們不罷工，無法全部控制外輪的裝卸（我們能控制的船隻，只占外輪的百分之二十幾），罷工聲勢和影響海運不大。對此，我有矛盾，不搞，這些散家駁艇繼續起卸貨物影響罷工，搞，有點“收買”的味道，不但開支太大（3、4百隻，當時估計每月每只要3、4百元）而且政治影響不好。我傾向不搞，但，沒有在大會上說，記得只在群眾鬥爭組談過，好像和羅也談過。

    18.有一段時間，國內群眾配合鬥爭（支持）少了些，監督組同志提到這問題，我表示同意，說計劃中各大城市要舉行的群眾大會，是否安排一下。又一次，我說，計劃一下，從澳門到寶安沿邊界線的各市鎮，不斷搞一些支持香港鬥爭的群眾大會。

    19.對澳門的個別做法，我提過不同意的意見（如訂購500支鳥槍）。其次，我認為當前澳門的鬥爭，該集中力量督促澳葡執行取締蔣幫，落實清除蔣幫的條件。我很贊成當時群眾線清除蔣幫在教育界的力量和流毒。

    20.當港英阻止我副食品從文錦渡入口，或傳說香港機車不過來拖貨卡過境時，我提過發動群眾抗議，並歡迎我方的機車送過去。因為副食品被阻影響400萬同胞生活，這樣做，可以調動廣泛的反英情緒。

    港英向我提出要求額外供水時，我提過、並擬議過，是否由鬥委會作為照顧400萬同胞用水（當時水荒壓力很大），要求我照顧；我發表談話，接受鬥委會的要求，為了港九同胞用水，同意額外供水，但，不收水費，要群眾起來鬥爭，壓英1降低水費（現在的水費很高，群眾意見很大）2不准供美艦用水。因為，我當時覺得港英向我提出額外供水，是企圖把矛頭引向我們，不供，反動報紙會籍此對我造謠污蔑，如果無條件供，又益了港英。這樣做還可以捎帶打美。

    21.四處送到“漁民罷賣漁獲物給魚市場的計劃”時，我看了計劃中有“漁獲物由國內收購”，曾向有關部門瞭解，這樣做有困難，報告羅。羅看了計劃，告訴我這條不行，計劃轉給指揮部考慮，但告訴他們“漁獲物不能內銷”。

    22.在一次會上，我提對前一段鬥爭的看法。認為鬥爭是勝利的，十多年沒有搞過這樣大的政治鬥爭，一下能發動起來，已給敵人很大的打擊，在放人的高壓下，堅持下來，敵人許多措施都失敗了，“滅點打面”也失敗了。至今除煤氣外，其他不敢鎮壓，而煤氣不但沒有被壓下去，反而堅持鬥爭。為什麼不能在這個基礎上，搞出殠鬥爭，進行政治上的較量呢？

    23.27/6辦公室會上，談到700打甘蔗刀時，我說還是要搞文鬥，同意羅的意見可以搞點破壞生產設備，達到強制罷工，如截斷電源使機器故障等。談到廣州革命群眾提軍管會的意見時，我同意郭XX的意見。外交部的同志下去，按大聯合的精神，多談些大道理。（促成大聯合）

25[1]．羅等從廣州回來後，和廖、羅一起聽了鄭彙報X線情況，（包括對指揮部有許多意見），我提過，指揮部決定鬥爭計劃時，要多注意X線群眾的思想情況，和意見。

26.看到報紙公佈四個“鋤奸”對象的罪行和照片，我說這樣便除不了了。

二．   我給錢XX[2]打過些什麼電話？

12/6決定加速反映情況後，幾乎每天我都和錢XX通電話，但，只是反映鬥爭情況。七月上旬（或中旬，羅去廣州前不久）辦公會議上才決定由我負責全面向錢XX同志聯繫，包括每天的鬥爭情況，電話請示等。過去後一部分是羅自己打的。除每日鬥爭的一般情況，天天反映，有時，一天三兩次反映外，記得打過以下這些比較重要的電話：

    1.電話請示及錢傳達批示等

    1罷市。外貿部先接到“停供四天”，告訴了我，晚上我們辦公室也接到了，我馬上向錢反映，也向羅反映。

    2出殯改期。此案作為重大鬥爭部署，報告總理批准。後接指揮部決定延期並改變做法。我報告羅，羅要我馬上報告總理。（這事辦公室起草計劃時，未徵求指揮部意見，有缺點。其過程是這樣：當我看到港英對死難烈士的屍體要採取措施時，我想到澳門鬥爭時，死難者出殯，激發群眾鬥爭情緒，造成對澳葡很大的壓力。所以在組裡提出談了一下，請示羅，羅同意作為一個重點鬥爭（認為是一個政治較量），提出一個計劃，報告批准後發給指揮部的。這缺點，我應負主要責任。）

   3海員罷工。指揮部具體計劃報來時，我考慮到我（們）能控制的（有把握罷工的）進出口外輪只占百分之二十幾，怕罷下去聲勢不大，或有困難，向羅提議是否先罷兩個月，看形勢發展再延續，比較主動。羅同意，並將意見請錢XX同志報告總理。原案總理已批准。

4關於廣州兩派革命群眾同時開支持大會（有一次其中一個大會宣佈支持鬥爭委員會成立）發新聞稿的請示。兩次稿送到宦[3]X處，宦不能定。記得有一次宦和我商量，提兩個大會新聞都不發，報總理批准同意。一次總理批“既舉行了，不報導，會暴露我們的矛盾，還是照發。”（記得只把支委會成立改掉。）

    5轉報廣州四處軍管會聯絡員（李XX）向總理報告按7/6四處業務管理方案選派的軍代表人選已定。

    6根據7/6方案，港澳組討論了組內分工，我向錢報了分工的決定後，請示上面誰負責。後錢覆，總理指示成立三人小組管。我知道弄錯了，帶回組裡研究後，我又向錢通電話，將組裡的意見“鬥爭向羅彙報，平時業務向廖請示”告訴錢，請他再請示總理。記得我向錢說完意見時，錢說三思而行，好。後來錢覆，就這樣分。

    過了兩三天，我把總理的指示告訴廖承志，廖頗懷疑，說他已靠邊了[4]，問總理什麼時候說的，我說前兩三天。他沒有再說什麼了。

    7錢來電話要我告訴羅：總理關於軍事方面的指示，我照轉了。

    8 23/7，轉報廣州來電話：“羅、梁關於指揮部請示六個重點機構遇到搜查時，應如何的決定”。

    9書面請示送出前，凡是急案子，都預先向錢打電話，使他心中有數，抓時間送總理批。這樣的電話有幾次。有時加點說明，如請示第二次撥款時，說明了一些情況（見後）。

（圖二：文革中群眾組織主辦的批判廖承志的“小報”，資料來源：余汝信著《香港，1967》）

2．重要情況反映

為了讓錢XX同志及時掌握到重要的鬥爭情況，以便總理問起，好報告，這類電話比較多，記起來的有：

1每次鬥爭被捕、死、傷人數及累計數。

2每次審判、判刑情況。

3關於敵人要封閉我重點單位的情報。

4薛平被捕、審訊、判刑（包括梁XX為此抗議、外交部支持梁的抗議聲明、新華社總社發表聲明及13/7北京新聞界到英代辦處抗議等。）

5槍支、手榴彈上岸情況。此事最早是交通部接到電報，告訴我後，我報告羅，羅要我馬上報告總理，怕出事（當時正傳說敵人要搜查我重點機構，記得反動報還造謠說港英追查一個大木箱的下落，影射我有武器運進香港）。隔不久，指揮部也報了，槍支數比交通部報告的多，並具體說新華社、招商局等各有多少，還有一挺機關槍，我又向錢報了一次。羅決定通知前方，要馬上撤出來。我接到已撤出來時（27/7）我又報了一次。

（圖三：《三一八交待》中有關槍支上岸的內容。對於當年到底有沒有槍支被拿上岸，至今有不同意見。若看這個記錄，結論是明顯的。）

（關於槍支〔船上護航武裝〕上岸事，交通部反映最早，而且很重視，繼指揮部報告之後，廣州航運部門軍管代表和該部門保衛科科長（由交通部一女同志陪同來辦公室）又反映一次——這次我沒有向錢反映，下同。）

（關於既拿上岸的槍收不收的問題，據交通部同志反映部裡討論過，並正式通知我，考慮到來回搬怕出事，決定不收回了。當時辦公室已通知撤出來，我怕引起混亂，沒有把交通部的意見通知下去。撤出後，我告訴了交通部。）

6我銀行營業情況。（不只一次）

7我對港貿易，及保證供應鬥委會組織專門車隊等。

8敵人對我主要幹部（王、崔）突擊檢查，及楊、朱等自京回港遭港英留難情況。

9沙頭角鬥爭，敵我死傷人數，鬥爭情況及一百多人避入寶安的情況。

10有關部門反映我和平書店經理攜帶一份名單被竊情況。因怕引起連鎖反應，向錢、向羅反映外，還由辦公室請指揮部查告原委。

11罷工、罷市（規模、情緒、敵人對此的重大措施等）情況。

12紅校（培僑、香島等）師生被捕情況。

13上層統戰人士動態，港英對他們威脅等情況。

3.與錢通話，有沒有提過個人意見？

1記得撤回“限時放人”的報告時，我說完羅（剛從廣州回來）要重新考慮的意見後，錢和我談起現在有無條件時，我說沒有，錢說是呀，達不到，提出去不好。（辦這案子時，我也贊成，不過當時大家也只是考慮到採取強硬的態度壓一壓它，沒有估計到條件的問題。所以羅一回來，我建議撤回。羅同意並在會上說已撤回，大家也沒有意見。）

2六月初，總理7/6召開會之前，有一次錢要我到他那裡，談起鬥爭的看法時，我說要長期鬥，長期鬥才能拖垮他，我們要邊打邊發動群眾，也要長鬥。

3第二次請示1000萬，書面送出前，我告訴錢時（27/7），我解釋了一下，說罷工工人不好去出糧（領工資），怕吊銷工作證（等於開除）所以估計每月要一千萬。

此外，記不起還提過什麼個人意見，有時閒談幾句是有的。

辦公室會上或羅決定的一些具體問題，有時，我覺得比較重要，告訴錢，有時疏忽，也有未告錢的。如羅同意説明下面解決一些配置爆炸物的技術問題。

三．   參加外單位來開的哪些會，提過什麼意見？

1.交通部、外貿部、海員工會開了一次國內港口支持香港海員罷工的會，我、薛、董參加。我中途有事離開。會上我同意外輪如破壞罷工後來到我港口，“拒載不拒卸”，因為我覺得來的物資是我們建設上需要的，但不給貨（出口物資）載，是船主損失，“期租船（我們租來的外輪）一律不去港”。（當時談到有些船用油（原料）國內有困難，討論後也解決了。）“船的維修也不去港”等。

    2．交通部遠洋局、外貿部運輸局為了解決如我遠洋輪到英國港口遭到報復如何辦，開了一次會。我參加。我同意，發生這樣的事，堅決鬥，不行便把貨卸到其他國家的港口。記得我加了一句，一切損失由英國政府向貨主負責。（當時我想，貨是我賣給英國商人的，英國港口拒卸，把貨卸到其他港口，損失由英商向英國政府要，可以引起他們內部矛盾，有利香港鬥爭。）

3．廣州來電話問去港船隻張貼支持鬥爭標語問題。我提了意見，報告羅同意，船上可以張貼，但，不要上碼頭、街上去貼。

4.銀行來彙報過三次業務，一次在港澳組，一次在外交部（15號），還有一次在港澳辦公室。還打過一二次電話，問情況。

5.廣東海運部門軍代表和保衛科長，由交通部一位女同志陪來，談了以下幾件事：

1某烈士屍體處理問題，我把指揮部和羅的意見轉告他們，並請他們火化後保存好。代表說，不必馬上火化，可以繼續浸在XX醫學院解剖室藥水池裡。

2有些船沒有護航武裝問題。我向他們瞭解，知道護航武裝一向由交通部向有關領導部門請示決定後，我說，還是按過去辦。如交通部報告上去後，有關部門問到港澳辦公室，辦公室可以提供一些要加強護航的情況。

3關於槍的問題。他們談了香港同志要槍的情況，我插了些話。說到中央有指示，他們一定照辦，這次香港同志要槍，船上抽了X支槍，X枚手榴彈給香港同志時，我說，槍是香港同志為了自衛，決定要的。中央沒有指示，有，一定經過這裡轉，這裡沒有轉過這樣的指示。他們提到船上同志抽調一部分護航武器給香港同志，他們事先不知道時，我說，大概是船上的同志們聽到、看到港英殺害同胞很氣憤，岸上的同志為了自衛，要得又很急，出於同仇敵愾，未及請示就給了。

談到今後，我想到羅對“給武器問題”十分慎重，一直下不了決心，已拿上岸的還要撤下來。我說，護航武器是船上的自衛力量，船上同志支持香港同胞反迫害鬥爭，這很好，但，今後如果岸上再要，還是請先告訴我們，讓我們請示後再給。記得我這裡還插了一段說明武器要好好管理的話。

他們還說到梁社長（應該是說梁副社長[5]）參加三省（閩粵桂）航運會議時，決定經常要在深圳碰頭，還說他們天天有船來往港穗，聯繫很方便，鬥爭情況很清楚。還說還有許多具體問題要談，我因為不瞭解，怕弄錯，要他們回廣州找梁社長等直接談，告訴過軍代表，他們在廣州。

他們還談到，這次抽了一部分武器給香港同胞後，有些船的護航力量薄弱了，這次想解決補充的問題。這問題，我沒有提什麼意見。

最後他們問我，如果有事，可否打長途電話？我說，如果事情很急，來不及通過交通部轉，可以打長途電話，否則，還是請交通部轉告我們。

這次談話，交通部同來的女同志可能有記錄。她的姓名都忘了，問問該部水上運輸局（？）幹線組苗同志，他是管港澳運轉的（該部電話分機064）。

6.招商局李副總經理來談過一次情況，也是由交通部的同志陪來。說了一些香港群眾鬥爭的情況，群眾的鬥爭情緒外，他具體地談了兩個很生動的例子。1該局一位職員反映，該職員有一位親戚自動組織了一隊人，參加遊行，被懷疑。2該局一位職員反映，他的鄰居是一個後備警察。告訴該職員，有一次他參加鎮壓，站隊時，警官徵求會照相的，他不願打中國同胞，馬上舉手答應“會”，就避免去鎮壓同胞了。他還說，把我的號碼記住，如果你們看到我鎮壓，你們就打我一拳，我就躺下，裝負傷，我不願打同胞。

我聽完覺得這些事例很值得注意，要李XX回去向領導反映。我還說，要注意、警惕，但要觀察，不要把自發參加反迫害鬥爭的群眾和敵人佈置進來搗亂、破壞的特務混起來（當時也有這樣的反映），還說，可見警察工作要做。

7朱XX告訴我，指揮部考慮過，當一切聯繫都被截斷時，使用船上的電臺。我向羅研究，我說船到港內，電臺是封起來的，招商局的船上電臺，一向是沒有封的，只是在港內不使用。但，我想緊急時，可以考慮使用一下。羅興趣不大。我正擬向交通部瞭解時，原來他們已經接到報告，並已研究過正要來找我，我請他們來（電話裡沒有談，是說有事來談談，來了才知道是為此事）。

他們（來兩人）說梁XX（副社長）到廣州參加正在廣州開的三省（閩粵桂）航運會。提出三項要求，1每天要保留兩隻船（大的內河、或沿海走的輪船）在港應急，2必要時使用船上電臺，3三省船舶建立統一組織，由指揮部指揮（這條記不確切了）。還說，研究過，正寫報（告）請示。

我對13沒有提什麼意見，只問每天安排兩隻船在港，有困難嗎？他們說可以安排。對2我提了一些技術問題，比如為了避免麻煩是否可以把大船停在港外，派交通船聯絡，或接到緊急情況時，馬上起錨把船開到水線（海上邊界）外發報，以及密碼要保證安全等。

記得，他們還反映說要在深圳-香港間建立通話站（我不大懂，大概是短距離無線電電話之類）。

8與外貿部劉今生通過多次電話，多數是他打來，主要是反映外貿情況，有時我也把鬥爭情況（有關係到外貿的為主）告訴他。其中來過三次徵求意見的：1業務部門反映，港英放寬大米進口額（包括泰、緬、我等）問是否接受（即增加輸港大米額度），我說，這是敵人因受市民購存（當時市民普遍存糧，引起米市緊張），感到壓力很大。這與鬥爭雖有關係，但，又是出口業務，牽涉到今後我大米輸港配額。我請示羅，羅同意由外貿部請示。2華潤建議撤銷趙韋修和XXX（名忘，二人都是簽字登報支持港英鎮壓的新界士紳）作為我大米進口的代理商資格（即對他們停供大米）。問我意見，我說，這對鬥爭是支持，警告那些洋奴，我認為華潤的建議可以考慮。我把這意見請示羅，羅同意，還是請外貿部請示決定。3有關出口公司接到香港急電，要求即付700打甘蔗刀，問是否發貨。我說，未知何用，我未接到報告，請先弄清楚，是鬥爭用，還是出口貿易，但，先可押一押。回答是鬥爭用，刀已在途中。我報告羅，是否截留在深圳？羅同意，我告訴劉，截留在深圳。

9關於罷市問題，外貿部要求開一個緊急會研究一下。由於罷市報告來得遲，業務部門感到措手不及，頗有為難，辦公室也是罷市前一天晚上接到，只用電話報告總理。

會上外貿部彙報了情況，說事前沒有佈置，各地輸出物質還是源源到達，深圳活豬已積壓一萬七千多頭，豬圈飼料都發生困難，等等。問“保證供應”政策是否已改。羅加以解釋，說明未改，還說辦公室知道也很遲等，加以解釋。

我在會上提，是否馬上通知各地，輸出物質，到達各站，就地停下，繼續向口上來，壓力太大，引起很大損失不好。

107/6晚和朱、楊、馬、劉、呂（軍管代表）談指揮部組織問題。談前我傳達了總理關於鬥爭中要注意長期工作的指示（是下午大會結束後，和四處的同志一起聽的）：1這次鬥爭要注意長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來，都使上去。2在港英要害部門的力量（四處同志提到機場、在港督身邊的點子）不要動。3（我想到1965年祁X、李國霖、張振南在北京談過因為我工會海員不願去西貢等地，放棄了許多陣地，並作出決定我海員不要放棄走西貢、臺灣等線的船。我將此向總理報告並提出請示這次鬥爭是否也不要動？）在美國機構、船上的力量不要動。

我傳達後，還問四處同志有什麼補充。

談指揮部問題，我是根據“關於香港鬥爭的方針和部署”中所提“兩委協商組織指揮部”的精神找他們談的（本應找羅等一起談，但，太晚，明晨他們又走了，所以我找他們兩方一起協商）。他們協商的過程中，我插了幾句：1談到指揮部的性質，權力等時，我說，指揮部應該是一個權力機關，相當於臨時黨組，這次鬥爭總理親自抓，這樣，我體會，指揮部就是直接向總理負責，統一領導這次鬥爭。重大問題經過民主集中，做出決定後，直接報中央（經過港澳辦公室）請示。我認為這樣的戰鬥體制是最簡捷的，緊急的問題，總理還同意用電話請示。2既然這樣，X委和四處就不是指揮部的上級領導，指揮部的決定就不要經過X委和四處核轉了，否則，周轉就慢了。3當然X委和四處還是要關心，提意見，保證鬥爭規劃的實現，組織保證，保證中央關於這次鬥爭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取得鬥爭的勝利。

談到過去一段鬥爭，四處上下通氣很慢，四處同志說明關鍵在哪裡，並提出改進措施後，我問，這樣能解決問題了嗎？

朱說能。（有人等他，說完就走了）

最後，朱、馬、劉、呂都走了。（這時楊也回到自己的房間，只我和他一

起）楊說，這樣做，我懷疑鬥爭的力量是弱了。

我說，那麼，是不是再找他們來談談呢？

楊說，不必了，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只要X委加強掌握就行了。（實在也太夜了，已快一點，明天又要上飛機）

我說，那麼，請你回去告訴XXX和XX同志，請他們研究一下，提一個意見報上來。

11在五月中，林、胡來彙報情況（廖召開會議那次）時，他們反映了一些情報（在港澳組），我提，今後也送一份給我們（外辦）。

四．和指揮部、四處打過電話、提過什麼意見？

1.我和指揮部沒有直接打過電話，提的意見都是辦公室會議上通過，或請示過羅後，作為辦公室的意見發。

2.和四處通過幾次電話：

1與軍管會聯絡員李XX通過兩次電話，兩次都是他打來。一次他告訴我廣東支委會組織計劃，報告送批後，發生了兩派革命群眾對此有不同意見，作罷。另外一次是為了報告派到四處（按7/6方案）的軍代表名單。

224/7和林X通過一次電話：（一）瞭解海員罷工情況，（二）走越南的外輪能罷工的有多少（考慮如多，準備請示也罷它幾條，打擊美帝對越南侵略的軍運）。（三）大搜捕我有無損失（當時積極分子名單集中在工會，雖曾通知馬上處理，但，傳說戴麟趾回倫敦帶了五百個名單，擔心上述名單已落入敵人手中，大搜捕中受到損失）。

林說他明天就回穗，情況告訴鄭，我說好。

此外，就是在港澳辦公室成立前，五月初，批覆膠花廠鬥爭方案時，打過電話，把廖的批示告訴他們。

記得其他就沒有了。

五．和劉寧一的秘書打過兩次電話

這兩次電話，都是為了撥款支援鬥爭，要用全總的名義。第一次羅說，提方案時，未徵求過全總的意見，方案批准了，趕快打個電話告訴劉寧一一聲，並問問如何送支持電稿給他看。

第二次也是一樣的情況，撥款報告批下來，要發表了，才給他的秘書打電話。

兩次電話內容都差不多：我先告訴他為了支援鬥爭，已批准撥款一千萬（兩次兩千萬），要用全總的名義。我們擬了一個支援電稿，想送給劉XX看，如何送？ 

兩次接話都是一位姓段的秘書。他回答都說報告劉（有一次說劉在醫院）。約隔一會，回話，說，劉同意，支持電他不看了。

第二次回話時（記得是沙頭角事件後，劉參加在老外辦開會討論進一步鬥爭方案之後）段說，劉要他轉達，他對過去鬥爭情況不瞭解，要一份各階段提出的口號，請兩三天送給他。

我接完電話後，便告訴秘書組，記得我還說索性弄一份比較完整的，我們看了也忘了，搞一份資料，送給總理、陳總等領導同志，我們自己也留一份備案。

整理的過程，有一晚上，我問了一下，整理得怎麼樣了。記得段沒有來催過，是我想到就這樣問了一聲。

以上交待，請同志們審查。

吳荻舟1968.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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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文沒有24

[2] 錢XX：周恩來秘書錢家棟。

[3] 宦：宦鄉，時任外交部西歐非洲司司長。

[4] 廖靠邊了：指當時廖承志被造反派困在中南海內。

[5] 梁副社長：指梁上苑，根據他自己在《中共在香港》一書中所說，他是中國外交部派駐香港的第一個高級官員，任港澳工委常委，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1968年被誣為台灣特務，在北京秦城監獄關了四年，1973年獲釋。後任外交部西歐司副司長。他在《中共在香港》中有一章專門講“反英抗暴是怎麼一回事”，他說：“把這次事件稱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是非常恰當的。”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3六七筆記

 前面講到，2017年一部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大量引用了父親吳荻舟的遺文，在香港校園、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幾百場次，適逢六七暴動五十周年，引起極大反響。其中輿論對遺文中的《六七筆記》[1]反響最大，評論最多。這本筆記也確實填補了若干“六七暴動”研究的空白，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

《六七筆記》是2014年母親張佩華去世後，我在清理她的遺物時找到的。這是一個不及巴掌大的筆記本，已經沒有封面和封底。父親用這個本子專門記錄“港澳聯合辦公室”的工作，辦公會，香港來人的匯報，周恩來各個時期的指示，“敵我友”各方反應，形勢估計，各界工會人數、可動  員力量，鬥爭策略，內部爭論和總結等等。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資料，我命名其為《六七筆記》。

（圖一：《六七筆記》不及巴掌大。五十年過去，淡淡的墨痕透露出驚心動魄的歷史碎片，其內容震驚了香港市民。）

已經有許多人研究“六七暴動”，本節我只講從父親遺文中看到的幾個重點。

1．《六七筆記》覆蓋的時段

筆記可查日期從1967年4月20日至8月8日[2]，有時候同一個日期有兩篇甚至三篇、四篇，估計是放在身邊，隨時做大事記，多數字小如芝麻綠豆但大多字跡清楚。有時候父親是隨手記在空白處，所以日期是跳躍的，比如7月10日的兩篇插在6月19日和21日之間，7月24日和7月27日的兩篇插在5月24日和6月6日之間，8月8日的一篇插在6月30日和7月7日之間等，有時候日期是補記的。

其中5月26日的筆記顯示，“聯辦：港澳辦公室今天成立”。據余汝信說，他一直查不到聯辦成立的準確日期，這本筆記填補了歷史空白。

在《六七筆記》中，父親使用過不同鋼筆、鉛筆或者紅色鉛筆，紅色圓珠筆，如今再看，既體會到他的匆忙，意外地，也有助分辨不同日期或者不同時間所記錄的內容，比如香港來北京開會的人提出要700打甘蔗刀，同一時間外貿部門報告說甘蔗刀已經付運，父親通知外貿部門把甘蔗刀截停在深圳，隨後，他留下不同顏色的一筆記錄：“我暫止於深圳”，後人看到這不同顏色的一筆，更為那千鈞一髮的時刻不寒而慄。

（圖二：《六七筆記》不同顏色的一筆記錄：“我暫止於深圳”。香港專欄作家許禮平看到吳荻舟攔截700打甘蔗刀和槍支的資料後撰文指：“吳荻舟是香港的守護神、潤物無聲的高人”；記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也因此說吳荻舟是“香港的恩人”。）

2．“反迫害鬥爭”的組織指揮

根據《六七筆記》可知：這次“反迫害鬥爭”的組織指揮系統包括半公開的港澳工委（簡稱“工委”，在《六七筆記》中代號為“X委”）和秘密線的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城工委”，在《六七筆記》中代號為“XX委”）。各界群眾組織的“鬥委會”以及工委、城工委聯合組織的“指揮部”，通過廣東省委的“四處”以及5月26日根據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和國務院外辦、中調部抽調人手成立“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直通周恩來，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頻繁地交換情報、請示和指示。在這個組織架構中，父親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派到“聯合辦公室”擔任群眾鬥爭組組長，負責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家棟向周恩來報告事態發展，再把周恩來和“聯辦”的指示傳給香港前線，所謂“上傳下達”，並起一些把關的作用（不過因為他屢屢抵制極左勢力武鬥升級的舉動，7月下旬被要求“交代”，至8月初被免職，隔離審查）。

當時中央和香港前線溝通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面對面溝通，舉例來說，《六七筆記》5月24日（聯辦成立於5月26日）記錄了周恩來聽取工、城兩委匯報時的指示，有25條之多，還有當天對反迫害鬥爭方案的3條補充意見。從筆記可以看到，周恩來、反迫害鬥爭委員會正副主任和聯合辦公室人員是一起開會的，筆記裡有具體人名，報告、指示和記錄同步進行。又如6月30日、7月10日都有“辦公會”。

另一種溝通是每天電話溝通（有專人接聽電話），父親在《三一八交待》、《幹校日記》等資料中都提及每天通電話一事。一位當年負責在香港和深圳兩邊跑的新華社秘書告訴我，當時香港方面要請示或者匯報什麼，就由這位叔叔負責背熟有關內容、從香港過關到深圳打電話給聯合辦公室負責接電話的鄧強，然後他再背熟北京方面的指示，回到香港新華社複述。根据这位叔叔所说，这条线只是新华社的，其他还有什么線他就不清楚了。

他指出了一個要害問題。一向以來，香港各條線各單位之間都是互相保密的。“地下黨”的性質和歷史沿襲令香港工作的組織架構十分複雜。六七暴動顯示，越是架床疊屋越是決策兒戲，政出多門，紀律鬆散。這也是架床疊屋者始料不及的吧。整個六七暴動過程中因溝通問題險象頻仍，更何況高層還有派系、路線鬥爭。

3.“反迫害鬥爭”的目的

《六七筆記》提及“目的”或者“意義”的記錄前後有矛盾。比如：

5月24日記錄：“朱談到敵人（港英）的看法，和估（計）我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總理‘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恩來還說“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6月19日記錄：“對這次行動的意義和目的性還不理解”；

7月10日記錄：“我們這次鬥爭的目標：充分發動群眾，壯大進步力量，保障中國人民活學活用毛著，宣傳毛澤東宣傳的權利，形成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

7月24日記錄：“最終目的是經過鬥爭達到更有利於長期充分利用HK”。

父親後來回顧說：“5月初接到港澳工委和廣東省主管四處關於新蒲崗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我提了一個意見送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個應該就是指廖承志5月12日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以及“總理在北京召集港澳工委負責人和四處負責人開會，明確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這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但‘文革風’吹下去，分寸便難掌握了”。

包括《六七筆記》，目前我看到提及“方案”的文獻內容還有：

5月初方案（吳荻舟《三一八交待》）：吳荻舟草擬並送廖承志，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

5月24日（吳荻舟《六七筆記》）：周恩來聽取港澳工委和城工委匯報後提出25條意見，之後又補充：“總理對方案的補充意見：1、鬥爭為了長期工作創造更好的條件。2、在鬥爭中加強政策教育，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3、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5月30日（余長庚[3]《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他的會議室召開會議，討論外交部和港澳工委的方案，批評港澳工委提議“襲擊警察”、“殺幾個警察”、“殺一儆百”是“荒唐”。方案提出要通過三個回合的罷工，打垮港英，迫使英方接受中方的要求。周恩來質疑罷工計劃的可行性，擔心“搞不好，要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即中央並不想提前收回香港。）

6月6日（吳荻舟《證明材料》）：“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我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6月30日（余長庚、吳荻舟回憶）：周恩來召見港辦，提出原方案不切實際，要另擬新方案。外辦副主任之一、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主持討論新方案，會後他歸納新方案為十六個字：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父親認為這個不是決定，不能傳達下去。

除了父親交給廖承志、廖承志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內容，沒有人看到過其他幾個“方案”的確切內容，不知道各個方案之間的關聯。周恩來幾次表示很不滿意的第二、第三方案，都沒有看到方案本身。唯一可以判斷的是：此方案非彼方案，而且一個更比一個激烈。

是否可以這樣判斷，這場暴動不是中央事先策劃的，過程中也一直在瞻前顧後和糾偏。

而關於六七暴動的目的，其實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通過父親確切的記錄，“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工潮初期，5月初，情況彙報到北京，從父親擬定“一個意見”交給廖承志、5月12日廖承志把《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提交到中央、到5月15日中央高層批復，通知香港方面執行，考慮的都還只是支援一個廠的鬥爭；

第二階段，之後的一兩個月裡，包括中央文革在內的各種勢力或插手或影響，各種審時度勢，最高層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一度有借機出動解放軍“提早解放香港”的想法，正如5月24日父親記錄：“朱談到敵人（港英）的看法，和估（計）我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總理‘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恩來還說“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第三階段，中央恢復和鞏固“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因為毛澤東發令“香港還是那樣”。

這樣的“三部曲”表明，六七暴動這種模仿內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做法被中央和現實否定，香港工作還是要回到原點：“長期堅持，充分利用”。

在《六七筆記》裡可以看到當時收集的大量情報，包括當時香港面積以及人口的資料，美英在港經濟收益總計，香港工商各界群眾可動員人數等等。比如聯辦成立當天、5月26日的筆記顯示：“（有組織的）工人有10萬，總數是60萬，當中輕重工人43萬，店員10多萬。63個工會，會員10萬，海員4.5萬，工會會員2.3萬，政軍醫4千人，九龍巴士5千，香港巴士1千多，小汽車、大貨車6千人，電車1千7百，中電、香港3千，電話1千……”。此後筆記陸續記錄有軍隊、員警、輔警、特種防暴隊的人數；香港總面積、總人口、無產階級以致城市小資各階層人口；製造業、建築業等的就業人數；英美在港利益包括航運業、鐵路、航空、倉庫、公用事業、貿易、金融，純利多少；香港貿易額——入港、出港；美軍利用香港的情況；第二次高潮動員的力量，農村較有基礎的力量；海運、交通等各界罷工人數統計等等，都有詳細資料。

如果中共中央發動和部署“收回香港”行動，會在行動開始後才收集這些基本情報嗎？

這些由香港左派機構提供的數據，事後被證明有“水分”，對中央決策可能造成誤導，正如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教授看了《六七筆記》後指出的那樣：“吳荻舟記錄了1967年香港左派提供的可動員人數等資料，我懷疑他和他的線人可能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他們只要求數量有限的武器裝備，如何裝備成千上萬他們聲稱能控制的支持者？香港左派的期望和動員能力之間是脫節的。”

這也反證了這是一場倉促展開、目的模棱兩可、邊做邊想、漸次升級、破壞力極強的行動。

4．各種角色

在六七暴動中，各種角色、包括中共中央（具體來說是周恩來）、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外交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聯辦、港澳工委、城工委、基層群眾以及港英當局的角色，都可以從《六七筆記》裡找到端倪。

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這樣一場“反迫害鬥爭”，他必然要負責，所以我們看到“24/5總理聽會報（匯報）”；“7/6總理的指示（對方案）”；“28/6總理指示”等等。

但是《六七筆記》裡有很多細節，透露出周恩來很不滿意某些做法，認為是魯莽輕率、狂熱盲動、考慮不周。他強調要“有利，有理，有節”，對“全面捅出來”憂心忡忡。比如他問與會者：“如（英）不接受，你們如何辦？”“『把HK搞成紅彤彤的』形勢，你們考慮嗎？一切照國內做行嗎？”當有人提出“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如果HK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在人的統治下，總是『有利，有理，有節』。”周恩來還批評：“事先不多設想……”周恩來問了反迫害鬥委會的幾個正副主任之後說：“『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又如5月26日的筆記顯示，周恩來表明“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這種原汁原味的記錄，對瞭解和考證當年的情形十分有益。

在文革特定環境下，香港“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方針受到嚴重干擾。組織上，原有的機制被打破，“中央文革派人來”，周恩來更一度被奪權，外交大權旁落於極左派手上；最登峰造極的幾天，還出了一個“臨時外交部長”姚登山。

關於中央文革有沒有插手六七暴動，一直眾說紛紜，找不到佐證。2017年年底，我在其他材料裡發現夾著的一頁筆記，記錄了14件要事：

6月12日

1. 解放部長一級做決定的問題。
2. 決定對遞解出境的方針。
3. 解決加速反映情況問題。
4. 解決加強宣傳問題。
5. 解決國內群眾鬥爭配合問題。
6. 情況全面向上反映（列印）。

7.省港大罷工“42周（年）”紀念問題。

9.（原文沒有8）澳門搞電臺問題。

10.派人下去。

11.中央文革派人來辦公室。

12.一千萬問題。

13.送殯問題。

14.發言人問題。

第11項簡短但清楚記錄了“中央文革派人來辦公室”。這頁筆記的尺寸、紙張樣式、紙張顏色、新舊程度，全部證明它是《六七筆記》散失的一頁，與《六七筆記》重新裝訂在一起，嚴絲合縫，顯示它本來就屬於這個筆記本，失而復得，趕得及收錄在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一書裡，也算是為這個問題增加了一點線索、一點佐證吧（關於這頁筆記的詳情和圖片可在本網站https://1967.hk.com寫作花絮中找到）。

中央文革派了誰來辦公室？做了什麼？除了與香港業務沒有太多關係的中央文革小組王力擬定一篇完全背離中央對港政策的《人民日報》社論和王力的“王八七”講話等間接干涉，是否還有其他更直接的干涉？香港左派有沒有人與“中央文革”以及內地“造反派”有更緊密的聯繫？研究如何理解和執行中央指示的會議有沒有會議記錄？為什麼實際行動與中央指示相差甚遠？這些疑問在《六七筆記》裡都能找到線索，有待研究。

客觀地看，這次暴動的起因有偶然也有必然；中央的角色既主動又被動。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時有動搖、內地極左派插手、本應最懂外交紀律的港澳工委頭腦發熱、群眾運動“一發難收”的特性等，多方面合力造成“反迫害鬥爭”失控，直到毛澤東發令“香港還是那樣”，王力、關峰和戚本禹失勢，周恩來才可以明確指示和採取措施結束這場暴動。

6．六七暴動的思想根源

追本溯源，《六七筆記》提供了大量證明，雖然經過1959年6-9月50天整風，中央三令五申，對港政策和內地不能一樣：“對敵、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小資狂熱”，“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詳細情況請參考《蘆蕩小舟》第五章11-13節 整風記錄），但是香港左派隨時準備‘解放香港’的情緒只是暫時隱忍，“文革”風一吹，極左思潮就再次表現出來。比如《六七筆記》記錄了馬士榮“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錯了就要改”。又比如：周恩來向與會的反迫害委員會的幾個正副主任了解情況後說：“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現在迫著中央上馬的太多。”“如果HK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等等。

根據父親的回憶：“聯合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總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記得有一天爭論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7.香港政府和群眾對六七暴動的反應

在《六七筆記》裡除了如前所述可以看到香港左派的盲動之外，還記錄了港英政府的態度、外國領事、工商界、警察和尼泊爾兵等政商各界對“反英抗暴”的反應，並可以看到商人、學生、一般市民的態度。顯示中央希望對於各方面情況全盤掌握全盤考慮。

其中有一段是當年港督戴麟趾的反應：

“6/6×國領事反應 戴①估不到香港問題立刻引起北京這樣重視，一向HK問題附屬廣東，澳門事件的解決是由廣東解決的，現在北京這樣重視，事情就很難辦了。②北京毛林占優，周是能左右政局的，現在摸不到周的態度，③社論是不是周的意見，無從知道，為此非常苦惱。④左派人士要發展毛澤東思想，究竟要發展到什麼程度，也無從而知，這點更是頭痛的事（據說戴這幾天非常苦悶）。”

“××國領事：如發展毛思（毛澤東思想），還是可以的，工商業仍可照常，要戴禁止美蔣活動，不接受美蔣一切要求，都是可以做得到的。戴最怕低頭之後，一切工商業都不准經營，等於中國大陸一樣，那又何必低頭，只有最後一戰，那是沒有辦法的。”

港英這種態度，反證了這次暴動的混亂、迷失，把香港置於多麼危險的境地。

商界反應如“罷市商人三種①誠心誠意，②半心半意，③3心2意”。

香港是個多元化的社會，中共和港英當局之間有默契，所以中共才能在香港建立起文化基礎、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六七暴動也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參與，比如“有一隊好像是學生的群眾，約一萬人，自動組織一個宣傳隊，由中國銀行到灣仔時報，工商做了一個飛行集會”等。

絕大多數香港左派幹部群眾參與六七暴動，都是出於對殖民統治的義憤和跟從左派機構的指示，期間卻被極左思潮蠱惑，做出極端的行動。非常遺憾的是，周恩來1967年底至1968年初在港澳工委內部宣佈結束“六七暴動”、以及文革結束後中央會議定性“六七暴動”是極左性質，兩次都以“保護群眾積極性”為由，沒有在香港左派群眾中肅清“左”的影響，左派群眾被“自生自滅”了，恐怕這也是為什麼至今仍有少數當年參與“六七暴動”的群眾堅持認為當年沒有做錯、仍在爭取“平反”的原因之一。

8．六七暴動的手段

透過《六七筆記》可以看到六七暴動使用了“文”和“武”兩種手段。“文”，比如貼大字報、遊行聲援、左派報紙發表輿論，在中銀大廈樓頂裝上高音喇叭廣播等。到了7月，鬥爭升級為“武鬥”，有人向內地要甘蔗刀用於遊行，有人假傳中央指示把招商局船上的武器拿上岸，最嚴重的是利用學校的實驗室製造炸藥，在全港到處放置“真假菠蘿”（共計放置1,167個真炸彈，8,074個假炸彈），製造沙頭角槍擊事件、邊境駐軍和民兵越界襲擊英警造成5名英警死亡等等。香港人提到“左仔”時的蔑視甚至仇視，大概就是始於這次暴動，始於這些暴力手段。

（圖三：這是吳荻舟文革受審查期間的“交待材料”其中一頁。記載了六七暴動期間槍支運港的情況。）

這樣造成的損失既有經濟上的、更有政治上的，既有一時的，也有長遠的，父親以及很多實事求是為香港做事的左派幹部群眾十幾二十年打造出來的局面一朝盡喪，在李後送給我母親的《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一書裡，我看到李後說：“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28萬，減少到18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5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總量的1/3下降到1/10。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聲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了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1] 六七筆記可以在https://1967.hk.com文獻檔案1960’找到全文。

[2] 吳荻舟8月5日被撤職接受審查，而早於7月26日已經開始要他交代問題，所以7月26日到8月8日之間以及之後發生的很多事，他已經無能為力，也沒有記載。

[3] 余長庚：是冉隆勃的筆名，冉原任職外交部西歐司，文革期間被批鬥，後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歐研究所研究員，1996年5月以余長庚為筆名在香港雜誌《九十年代》發表“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回憶文章。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2暴動易覽

　　為了對父親吳荻舟深陷其中、最終導致他離開香港工作崗位的這段歷史有個大致瞭解，我根據父親遺文內容和手邊兩本比較權威的著作做了一個《六七暴動易覽表》。

易覽表第一欄是日期，覆蓋了六七暴動期間和前後。前，是“六七暴動”爆發之前的事件、可謂“六七暴動”的先聲；後，則是餘波、父親事後的回顧和反省。

第二欄是父親遺文內容，摘要自六七暴動期間的會議記錄、政審期間的交待材料、幹校日記以及80年代在從化溫泉接受採訪的記錄、回憶文章等等，按事件發生的時序重點錄入；比如易覽表第一項，是1959年6月-9月在50天整風中中央對港澳工委的批評重點（50天整風記錄已見第五章 香江歲月）。

第三欄是摘要的出處，即遺文/孤本的命名，比如《六七筆記》、《三一八交待》、《從化採訪》等等；

第四欄是背景，包括當時中國內地和香港發生的大事。這部分主要參考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2013）和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8）以及其他來源的文獻，在此深表感謝，唯內容經過概括縮編，難以一一註明出處，還請原諒[1]。迄今看到的“研究”中，有些人會顛倒事件日期，歪曲事件原貌。在研究歷史時，時序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儘管難免枯燥，還是一一列舉。

（圖一：筆者正在整理吳荻舟張佩華留下的大量書信筆記等資料，它們涵蓋近百年中國近現代歷史。）

事件日期	吳荻舟遺文內容	引文出處	背景
1959.6-9月	中央批評港澳工作：“58年工委下放後搞了不少極左的動作”，“小資產階級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產階級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內外不分，搬了國內的一套。”“對敵、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50天整風記錄[2]	1949-1958新政十年間，內地搞了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大大小小的運動，部分香港左派幹部受到影響，特別是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港澳後，部分人就照搬國內一套，搞一些極左動作，違背中央對香港“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方針，被中央召集整頓五十天（1959年6-9月間）。
1966.5.4	中央同志說，如果你們腦子裡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對工作就有害。香港作用很大，我們還不想收回來。因為作用大，你們的任務很光榮。	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談話記錄	1966年4月，香港政府批准天星小輪加價五仙，引發騷亂。香港《文匯報》短評譴責騷亂“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生活”。 5.16中共發出《五一六》通知，正式啟動文革，周恩來明確表示香港不搞文革。
1966.12.3-1967.1	1966年冬到1967年春，澳門爆發反迫害鬥爭。從後方到鬥爭前沿，都未受到“左”的或右的干擾。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以及領導有關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都順利地得到貫徹和落實。最後迫使澳葡書面認錯，答應了群眾提出的全部條件，包括驅逐蔣幫，駐澳門的所謂外交代表機關，禁止蔣幫在澳搞所謂雙十國慶和利用澳門破壞祖國等。	兩次反迫害鬥爭（1974）	“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受到衝擊，廖承志年底住進中南海隔離保護; 11月18日-1967年1月28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警民衝突，8人死亡，200多人受傷，以澳葡政府向受害者認罪賠償結束。期間香港左派“港九各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前往聲援和取經。 1.18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發表聲明：接管外交部黨委。
1967.1.19	當晚李（一氓）把權交出去後，外單位的群眾要組長一級的當權派表態，我表示支持。事後越想越不對頭，一來外辦的權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絕不能奪；二來讓外單位的群眾過問港澳組的工作，無法保密。第二天一早我便去找宣傳組的兩位組長談，他們也覺得昨晚的交權是錯誤的，於是我們發表申明撤銷昨晚的表態。	我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的一點體會（1972.10.1）	1.19陳毅通知國務院外辦副主任李一氓[3]“趕快把權交出去。” 1.25周恩來接見駐外使館回京人員，根據毛澤東“九九指示”，使館工作人員要分批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 港澳工委後方機關所在的廣東省委第一把手陶鑄被“打倒”，省委被群眾組織“接管”。
1967.4.20	《六七筆記》第一篇，記錄《人民日報》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十點提綱。	六七筆記	3.15經毛澤東同意，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告成立。 3.16港澳工委常委、香港《文匯報》社長孟秋江自殺[4]。 3-4月間，中共外交系統掀起批判陳毅高潮，外交部和外事辦公室成立各種“批陳”組織。
1967.4.24	國務院外辦批判陳毅：（陳毅）批評我們在港澳宣傳社會主義，學毛著，認為是愚蠢，左得可愛，左得可恨[5]，要我們少搞鬥爭，少搞政治學習思想改造。	六七筆記	香港勞資糾紛不斷，如海員、出租汽車、紗廠、水泥廠等。 4.28駐印尼大使館臨時代辦姚登山因印尼排華被驅逐返京，被譽為“紅色外交戰士” 5.1姚登山受到毛澤東和江青接見。
1967.5.6	5月初接到港澳工委和廣東省主管四處[6]關於新蒲崗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我提了一個意見送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7]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聽了關於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我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因此在會上我說：鬥爭（反迫害鬥爭）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X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三一八交待(1968.3.18)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5.6六七暴動正式開始。起因是4月新蒲崗膠花廠勞資糾紛，勞方不接受政府調解，遭到防暴隊鎮壓，騷亂由工廠內擴散至社會。流血衝突中工人高呼“毛主席萬歲”、“打倒資本主義”、“打倒港英政府”等口號並高舉“紅寶書”，工廠門口貼滿大字報。有工人代表被扣押。 5.7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召開聲討大會。 5.8日前被捕二十餘人上庭。 樹膠塑膠業總工會率先成立反迫害鬥爭委員會。 5.9以後防暴隊和左派工人、學生、市民連日對峙。更多人受傷、被捕。 5.11北九龍局部地區宵禁。 5.12廖承志向周恩來提交《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 香港逾千人聚集、擲物，敵意升級，燒車燒房，警方動用木彈、催淚彈、飛機等，騷亂中有人受傷並出現第一名死者。 5.15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提強烈抗議。《人民日報》發表評論「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外交部通知港澳工委、廣東省軍管會：“《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業經中央批准，請遵照執行。” 港督戴麟趾[8]發表聲明呼籲維持和平和秩序。 5.16“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成立。 5.17倫敦英國政府發表聲明，支持港府維持法律和秩序並呼籲雙方理智。 抗議浪潮持續，港督府外抗議人潮和大字報延續多日。 油麻地鬧市大騷亂，逾千人縱火燒車、破壞交通燈及標誌，向警方投擲石塊。九龍西南區宵禁。 5.18北京群眾集會，聲討港英當局。周恩來、陳伯達、陳毅、謝富治、廖承志、羅貴波、王力、關峰、聶元梓等出席。 5.22香港花園道示威遊行遭警察和防暴隊鎮壓，數百人受傷被捕。二戰後港島首次宵禁。原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蕭茲[9]在帶領左派群眾遊行時被警方打得血流披面。
1967.5.23	總理在北京召集港澳工委負責人和四處負責人開會，明確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這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但“文革”左的風吹下去，分寸便難掌握了。	從化採訪（1986.11.14）	5.23鬥委會設立常務委員會。
1967.5.24-27	外辦與外交部成立了聯合辦公室，處理反迫害的有關事務。辦公室主任是羅貴波[10]，下設三個組，吳荻舟以外辦港澳組副組長身份參加，擔任群眾組組長。首次開會評估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和策略，評估英美在香港的利益等。 周恩來在這幾天關於反迫害鬥爭的主要指示包括：1報導要實事求是，不能言過其實。2情報要及時可靠。3這次鬥爭不能違反長期方針，還是要有理有利有節。4不能開殺戒。5這次鬥爭是長期性的，波浪式前進的。6這次鬥爭是靠當地力量的政治鬥爭；不能依賴國內的力量，不能採取軍事行動；不能陷中央於被動，迫中央上馬，在那裡打一仗。7這次鬥爭，不能設想像省港大罷工一樣，把港九的同胞都撤回來，進步的回來了，把廣大中間落後的送給敵人，日本正想利用，他們一定會利用。8“敵人要害部門”的力量要保護，不能使用。9可以去敵性港口的船上的力量不能使用。10提條件要考慮到敵人能接受；要有兩點論，方案不能只提一個。	六七筆記/ 總理關於反迫害鬥爭的主要指示（寫作時間未詳）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從5月下旬到7月上旬，北京、廣州等地也多次舉行集會遊行聲援香港工人，聲討和抗議港英當局。 5.24港府宣佈緊急法令。公報稱：兩週來共十七人受傷，包括三名警察，一人“犧牲在憤怒者自己的手中”[11]。 5.27陳毅在慶祝阿富汗獨立四十週年的招待會上譴責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對香港愛國同胞的鎮壓。 6.1港府警告貼煽動暴亂及違法行為的標語將受到法律制裁。 6.2《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 6.3《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被香港左派視為準備解放香港的訊號。 廣東省軍管會成立了“支持港九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籌備委員會”。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向港督發抗議電報。
1967.6.5	6月5日起周恩來指定吳荻舟單線聯繫，向周負責。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1978前後）	6月初周恩來召見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等人赴京談關於武力收復香港問題。 6月 5日爆發第三次中東戰爭，後稱“六日戰爭”。這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對“六七暴動”有微妙的影響。
1967.6.6	一個月來，香港資本大量外流，銀行存款銳降，市面銀根緊縮，銀行對放賬都抱戒心。 有傳英國可能採取外交途徑，把交回香港的期限提早。 罷市商人分三種：①誠心誠意，②半心半意，③三心二意。	六七筆記	6.6周恩來批評外交部對英照會措辭過左，對香港“反迫害鬥爭”指示：不搞總同盟罷工，不馬上收回香港，合法與非法鬥爭相結合，不能在這次鬥爭中把力量全部暴露。但是要使群眾能隨時響應祖國的號召，要做輿論動員。 港英當局沒想到香港問題引起北京這樣重視。
1967.6.7	周恩來指示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 考慮年內搞幾個高潮，有起有落，有主有從，有高有低，波浪前進，迫使港英低頭。	六七筆記/ 三一八交待	6.7（或6.8）周恩來接見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溫玉成，傳達毛澤東“現在不打”的指示。 6.8左派工人徐田波在黃大仙警署被毆斃。遇難工友還有曾明和黎松等。 6.9香港官方喉舌英文南華早報消息指香港政府打算遞解3名左派人士出境。
1967.6.12	中央文革派人來反迫害鬥爭辦公室。 決定加速反映情況，每天通過周恩來外事秘書錢家棟反映鬥爭情況。 從1967年6月中旬起，陸續出現不尋常情況，比如經周恩來同意吳荻舟通知香港鬥爭指揮部，以宣佈定期罷工為宜，必要和可能時即使宣佈了定期罷工還是可以一期期地延續，這樣更為主動。但是6.12“指揮部”直接宣佈九龍倉長期罷工。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連日貼、撕大字報和標語導致很多衝突和停工停航抗議，數百人被捕。警方搜查銀都等左派機構。 6.10香港工人第一回合罷工開始（在此前後，不斷有罷工停工行為）。左派機構第一枚土製炸彈被放置在北角電車站，幸而沒有爆炸。 6.12千餘工人召開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大會：隨時投入更大戰鬥。 6.13外交部再提最強烈抗議。 同日港澳工委書記梁威林抗議港府發“遞解令”，警告要“徹底粉碎”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反動統治。 十一個行業停工一天。
1967．6.14	如何應對港英遞解左派二十七人出境問題和不同系統分工有矛盾的問題；決定派人去廣州。 討論港澳工委和鬥爭指揮部的關係。	六七筆記	6.14全國總工會匯一千萬元支持香港採取罷工、罷市、罷課等手段與港英對抗。 周恩來派姚登山到廣州處理香港問題。
1967.6.16	港府如何解讀《人民日報》社論：①中共不會全心支持六七暴動，②可能拖幾個月，③5.22後象徵性罷工，小而令人頭痛。港府並指示各教會作最壞準備，應付長期戒嚴。評估英國在香港的利益。	六七筆記/	6.15港府新聞處公報稱搜查並吊銷左派戲院的牌照。 6.17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發言人，抗議港英“挑釁”並嚴重警告。
1967.6.19	香港如何處理罷工工人：全體解雇，先開除頭頭和積極分子，其他接受登記復工。 評估鬥爭形勢，部署鬥爭策略，提出不應把勝利條件放在軍事行動上。	六七筆記	6.20鬥委會決定為“徐田波、黎松、曾明三位烈士治喪”。
1967.6.21	香港城工委張Ｘ告鬥爭指揮部一狀。	六七筆記
1967.6.22	港英策反和鬥爭指揮部存在的問題。	六七筆記	6.22港英突襲樹膠塑膠業總工會時工人諸永山被槍擊身亡。
1967.6.23	工人諸永山被打死；評估美國在香港的軍事活動、對六七暴動的態度；評估中共在香港新界和學界的實力。	六七筆記	6.23二十多個工會發表《聯合大罷工告各業工友書》。 6.24周恩來接見贊比亞總統時強烈譴責英帝國主義對香港愛國同胞的殘暴鎮壓。
1967.6.26	灰線暴露問題；罷工罷市引發的對港供應問題；是否期租船、瓜果船、轉口貨船一律不去香港等。 香港鬥爭指揮部宣佈全港長期性罷工。	六七筆記/ 證明材料（1971.10.27）	6.24香港第二回合罷工，20個工會工人聯合大罷工。 6.25鬥委會號召更大規模的罷工、罷市和罷課。港九三十二間左派學校聯合停課一天。 6.25港督戴麟趾回國“度假”，臨行前表明港府有能力令香港恢復正常。 6.26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向英國駐華代辦提交照會。
1967.6.27	有人提出“為了積極支援我們的抗暴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吳荻舟意見：這不應搞，還是要搞文鬥。 有關出口公司接到香港急電要求即付700打甘蔗刀，向吳荻舟查詢，吳荻舟指示截留在深圳。	六七筆記/ 三一八交待	6.27港府發言人稱左派的“大罷工”失敗，改為採取種種威嚇手段。
1967.6.28	周恩來指示：長期鬥爭，政治鬥爭，當地鬥爭的方針不變。 討論暴動以來香港經濟，銀行存款被提取佔總存款四分之一。 記錄聯合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周恩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有一天爭論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六月底七月初，香港群眾線黨組織反映，“指揮部”向他們要了二三百名群眾骨幹名單，放在已被港英監視的“指揮部”。吳荻舟考慮到這是違反周恩來關於群眾線工作方案的指示精神，立即通知“指揮部”把名單銷毀，以免萬一指揮部遭襲擊，名單落入港英手中，群眾線組織有可能遭嚴重破壞。	六七筆記/ 318交代材料/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6.28《文匯報》稱“港英在政治上、文化上、經濟上（特別是經濟上）遭受到空前沉重的打擊”，“繼續下去，（港英）非徹底垮臺不可。” 國務院對外貿易部發《關於立即停止對香港發運貨物的緊急通知》。 正常貿易中斷，內地分批以各省市人民名義送大米給香港。17,000只豬滯留深圳。 6.29港九工商界小販、百貨、糧油、食品、土產山貨、南北藥材、建築材料、出版印刷等五十九個鬥委會宣告罷市四天。 華潤、五豐行等五十九個鬥委會宣佈聯合罷市。 香港《華僑日報》社論呼籲採取緊急措施應對中共發動的罷工罷市。香港輿論普遍譴責暴動，金庸旗下的《明報》也屢屢批評左派的做法。
1967. 6.30	暴動存在的問題：核心未建立起來，問題未研究透徹就做決定，頭腦發熱。	六七筆記	6.30周恩來召見港辦，提出原方案不切實際，要另擬新方案。
1967.7.1	罷工情況；據反映1英警退出多，加入少，2港英對華籍員警不信任，3五個英國警官受聘後不來——辦公會認為這說明香港人心向背。	六七筆記	7.4《人民日報》“反英抗暴”第二篇社論，調子降低，但仍鼓勵“鬥爭堅持到底”。
1967.7.7	收到的消息：據悉港九邊境各區華籍員警現已全部調離，改由英警幫辦接替。	六七筆記	7.7左派報紙披露有個“四人暗殺名單”，這四個人是徐家祥（時任署理華民政務司）、李福樹（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東亞銀行董事）、彭富華（新界鄉議局主席）、查良鏞（即明報社長，武俠小說大家金庸）。
1967.7.8	新界群眾成立“鬥委會”。 七月上旬，有人私下把劉寧一在一次會上歸納的順口溜作為方針指示捅出去。 “聯辦”為此召開批評會。會上吳荻舟一再強調“聯辦”不是一級黨委，是周恩來的辦事機構，不能頭腦發熱，不能下指示。未經總理批准的意見不能傳下去。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8沙頭角發生激烈槍戰。五名香港警察、一名大陸民兵死亡，八十名港警被圍困五小時。 外辦副主任劉寧一主持討論後歸納新方案為十六個字：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 7.9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召見英國駐京代辦，遞交照會抗議“沙頭角血腥暴行”。
1967.7.10	沙頭角槍擊事件，提出加強沙頭角鬥爭的政治影響。邊界活動目的是支援主戰場，推動主戰場，不能喧賓奪主。 辦公會討論存在的問題，認為罷工發展不平衡，是由於思想工作未做好是主要矛盾。 ①思想未一致。 ②組織還有缺點。 ③對敵人、對自己的力量未掌握。 記錄7月中旬，廣州海運局的一位處長和一位保衛科長經交通部介紹，來向吳荻舟反映：香港“指揮部”說中央指示：把穗港線輪船上的護航武器（包括機槍、步槍、手榴彈等）運上岸（香港）武裝新華社、中國銀行、招商局。當時《星島日報》刊過一條消息：港英正追查一個大木箱的下落。吳聯想到如港英追查，萬一暴露上述三個單位有武器，他們即可依法查封。這和周恩來“仍然是當地群眾的政治鬥爭”的指示也不符合。吳告訴他們，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聯辦”是唯一下達指示的渠道，今後這類事，請先向“聯辦”反映，已搬上岸的部分武器，等請示後處理。後來周恩來果然指示“立即安全撤出來”。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10/12周恩來談對香港不動武[12]：“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昨天，主席講了，還是不動武。” 7.11新華社記者被捕，外交部和香港新華社梁威林抗議：“一切嚴重後果應由港英當局負責。” 騷亂持續，港府宣佈整個香港島北岸全部宵禁，陸續對部分左派機構領導人和參加遊行示威的群眾、學生展開搜捕，封閉銀都等左派機構，搜查國貨公司等。 7.12首枚炸彈在大埔鄉事委員會爆炸，啟動炸彈浪潮。 7.13《明報》批評左派燒巴士電車、打司機、殺警察不得人心，左派報紙猛烈還擊。北京新聞界千餘人到英國駐華代辦處抗議。 7.14警方搜紅磡勞校。 7.16警方搜銀行職員宿舍。
1967.7.24	評估形勢和實力：海員罷工對海運的影響多大？堅持下去有無困難？為了打擊美帝侵越的軍運，在香港和越南的船，能控制多少？大搜捕有多大損失?（傳說戴麟趾帶了500名單回英國。） 七月下旬，“聯辦”送一個報告給周恩來[13]，要求批准照會英國代辦，限港英48小時內，全部釋放反迫害鬥爭中被捕的我方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吳荻舟考慮照會送出後，如港英不做相應反應，我們對下一步沒準備，將陷中央於被動，因此吳荻舟請錢家棟把報告壓一壓。當時吳荻舟已處境困難，在那次和錢通話時談到有些事“聯辦”事先不知道，等知道後香港已幹起來。錢說，他們那裡的壓力也很大。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7.17港府鐵腕“掃蕩”，鬥委會號召“立即行動制裁”。 7.18警方搜華革會。 7.19港英當局判新華社記者薛平入獄兩年。 7.20港府憲報號外公佈立即生效九項緊急規則，例如散佈謠言引起公眾恐慌等均屬違法。 7.21北京軟禁路透社記者。 7.24英國研究在香港設立小型核武以阻止解放軍強行進入，後以不切實際而放棄[14]。
1967.7.26	記錄被要求交待問題。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25警方多處搜到訊號槍、氣槍、鐵枝、鏹水等武器和標語傳單。 7.26一天有八處爆炸。
7.27	曾佈置撤出在香港被運上岸的交通部護航槍支手榴彈，這天接到報告已撤出。	三一八交待	7.27大批軍警突襲三間左派國貨公司。
7.27－28	討論對過去鬥爭的看法： 1、過去對英鬥爭是右的，鬥爭也是不狠，小勝便滿足了。 2、過去對大資產階級也是右的。 3、對基本群眾不做工作，過去只做那些上層統戰工作。	六七筆記	7.28廣州軍區會議研究對香港動武的三個方式[15]：中印邊境式；沙頭角式；武工隊式。 7.29軍警對港九各地左派機構展開大規模搜查行動。 7.30又有記者被捕。同日港九各地發現二十幾個炸彈，由軍火專家引爆。 7.31軍警搜查三個左翼工會。 8.4政府強攻左派據點僑冠大廈、新都城等。
1967.8.5	吳荻舟被撤出聯合辦公室。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8.5文錦渡邊境有中方搬運工人越境搶奪港英軍警槍械並逼迫港英寫保證書。8.7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發表“八七講話”，煽動紅衛兵衝擊外交部，“奪權”，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肯定香港左派“用一切必要的手段進行自衛反擊”。
1967.8.8	外辦開會批判李一氓。周恩來曾說他“一到緊急關頭，就政治動搖”。	六七筆記	8.8“鬥委”之一中華書局董事長吳叔同逃到臺灣，獲蔣經國接見。 8.14中國外交部照會英國駐華代辦處，提嚴重警告。 8.17《香港夜報》等三份左派報紙被令暫時停刊。 8.19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 港府查封《香港夜報》等三份左派報紙，逮捕負責人，判囚三年。 8.20香港清華街兩幼童被左派放置的炸彈炸死。 中國外交部發聲明，限港府在四十八小時內撤銷三報停刊令及釋放被捕報人。 8.22外交部限期過後，發生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嚴重外交事件。 8.23周恩來批評外事口文革的極左行為（包括火燒英國代辦處）；向毛澤東力陳“極左”對香港造成的危害；重掌外交大權。 8.24香港商台節目主持林彬被“鋤奸隊”燒死。
1967.8.26	吳荻舟被隔離審查。		8.26周恩來傳達毛澤東指示，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 8.28港英警方在港九各地接穫十五宗發現炸彈的報案。一名軍火專家殉職。 8.29發生千人騷亂，警方擊斃一人。搜查發現真假炸彈。 8.31周恩來接見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黨組成員，批評姚登山到處講話作報告，散佈“打倒劉、鄧、陳”，是極左，影響外交工作。 9月只餘零星事件。 9.18周恩來接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對外文委的領導幹部時批評姚登山“昏昏然”，“個人主義膨脹”、“非常猖狂”。 11-12月 周恩來召香港工委到北京，滯留兩個月冷靜頭腦，停止暴動。 1968.1.1－3周恩來接見港澳會議代表，正式下令結束暴動。
1970.10.3	當時思想上很明確，不馬上解放香港。但是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和因為澳門反迫害鬥爭勝利的影響，結果我在鬥爭目的上，同意了工委提出來的意見。而在決定鬥爭策略上，因對港英和澳葡這兩敵人的具體情況和主觀力量情況未加以分析，所以當極左分子干擾、工委提出一些過左的做法時，自己心裡也無數，不敢堅決地反對，有的他們未請示做了，也不敢指出並向領導反映，提出及時批評。	幹校日記
1971.10.24	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我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證明材料
1973.6.4	1967年5至8月初，領導派我到港澳辦公室工作時，正是國內外階級鬥爭非常尖銳複雜的時候，當時毛主席黨中央關於港澳的長期方針受到嚴重干擾。一開始，便在香港反迫害鬥爭的方針上發生激烈的爭論。鬥爭的過程中不斷出現形左實右的做法和部署：——不請示訂購700打蔗刀，挪用護航武器，要搞限期照會等等。這些做法嚴重違反中央方針和總理關於那次鬥爭的指示，將陷中央於被動，我都設法加以截留或撤回來。	給廖承志的信
1986.11.14	姚登山等包圍總理，逼總理在報告中簽字，僵持兩、三十小時，醫生護士給總理送藥時說總理有病，不能這樣做，要讓總理休息，他們就是不聽，搞疲勞轟炸，最後總理被迫簽字。總理為此一再向毛主席自我檢討。毛主席說外交大權旁落了四天，你是被迫簽字的，別再檢討了。我進了牛棚，後來反迫害鬥爭如何發展，如何結束，完全不知道了。	從化訪問	1978年初廖承志召開港澳工作會議，《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指出：“1967年香港發生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1984年12月19日由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撒切尔夫人作為兩國政府首腦在中國北京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1997年4月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在《回歸的歷程》中對六七暴動的結論是：“發生於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責任在中央。”

 

以上《六七暴動易覽表》列出的只是我所掌握的碎片而已，供參考和判斷。

[1] 余汝信著《香港，1967》引用大量當時香港和內地各種觀點的報紙報導、內地已公開的資料如《周恩來年譜》和珍貴的廣東省軍管會文件等；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逐日注釋吳荻舟《六七筆記》並收錄吳荻舟其他有關六七暴動的孤本，參考了英、美檔案，亦有後發優勢，參考了前人著作中的重要資訊。另有張家偉著《六七暴動: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2年）採訪了多位來自港英政府及左派陣營雙方的當事人。我認為，研究“六七暴動”，這三本書必須一起讀。還有更多的書，恕難一一提及。

[2] 如無註明，則第三欄文獻日期同第一欄事件日期，下同。

[3]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縣東大街人，曾參加長征、任新四軍秘書長。歷任駐緬甸大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務。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投入監獄6年，後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常務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中顧委等。

[4] 孟秋江：（1910-1967）曾任《大公報》、《新華時報》記者，1941年加入中共，1961年接替吳荻舟任香港《文匯報》社長，赴港前任職中共中央調查部。自殺原因始終不明。百度百科關於孟秋江的詞條裡根本沒提62年以後；維基百科說他“文革受到殘酷迫害”，“遭迫害死於非命，身後沒有留下錢財，沒有子女。”

[5] “左得可愛，左得可恨”是陳毅在1958年批評赴京匯報的港澳工委常委祁峰時說的，亦見於鐵竹偉著《廖承志傳》：“祁峰同志，我看你們頭腦發熱，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你們真是左得可愛，左得可恨喲！”《六七筆記》這一篇顯示，1967年陳毅受到外辦內部極左派的批判，被“翻老賬”。

[6] 四處：根據吳荻舟回憶，香港的工作由廣東省委各部（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領導。1956年曾經把三個部合起來，1957年港澳工委成立後分組織處、宣傳處、統戰處、情報處、保衛處。不過三個部各有矛盾，不久又分開。在吳荻舟遺文裡，我看見過“組織部四處”、“宣傳部四處”（1961年吳荻舟曾任宣傳部四處主任），更多的只是提“四處”，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四處是現在“八辦”的前身。坊間也有不同解釋甚至爭論，有待相關檔案解封。

[7] 城工委：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是中共在港澳的秘密工作系統，港澳工委則是半公開系統。

[8] 戴麟趾：（1915-1988）二戰時加入英軍，1950年後在香港任職，1964-1971任港督。

[9] 蕭茲：2019年2月11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3歲，他生前談及六七暴動：“我認為當年為爭取社會公義、反抗港英殘酷鎮壓是正義的，但整個運動過左的行動和目標則是錯誤的。”

[10] 羅貴波（1907-1995）：江西南康人，1927年加入中共，贛南蘇區創始人之一。中共建國後歷任軍委辦公廳主任、中國駐越南首任大使、外交部副部長等職務。1970年12月後受審查。文革後曾任山西省省長，省委第二書記。

[11] 5.12第一名死者陳廣生是一名理髮學徒。左派說他是被防暴隊打死，亦有說是被群眾亂石擊中而死，港府的說法顯然是指後者。

[12]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p.354

[13] 此處提及的報告比姚登山插手、最終逼周恩來簽名、導致火燒英代辦的那個報告早一個月左右。根據吳荻舟遺文《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羅貴波去廣州開會期間指定宦鄉主持“聯辦”辦公會議。宦鄉在一次會上提議“照會英駐華代辦，限它48小時內釋放所有被捕人員”，討論結果通過，交給錢家棟幾天後吳荻舟設法把它撤回。而他很快被撤職，“照會”再次發出，演變成“火燒英代辦”外交事件。

[14] 英國解密檔案，見2017年4月30日香港《蘋果日報》以及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

[15] 葉曙明：《支援香港反英抗暴鬥爭》，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343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１ 六七暴動

　　1967年初，父親吳荻舟在外國專家局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時“引火燒身”過關。4月，他所在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內部開始批判陳毅，廖承志也早於1966年底在周恩來安排下住進中南海“隔離保護”。

1967年5月，香港爆發了“反迫害鬥爭”（不同陣營的人對此有不同稱謂，包括“六七暴動”、 “反英抗暴”、“左派暴動”等。“反迫害鬥爭”是父親遺文以及中共官方沿用的叫法）。記得那些日子父親忙得不可開交，常常幾天不著家。他在一份回憶文章中記述：“我每天晚上用電話把情況報告錢家棟（又作錢嘉東，周恩來兩個外事秘書之一），由他向總理匯報或請示。因為鬥爭很劇烈，我常在辦公室住，有時回家也很晚。”

在香港，年紀稍長的市民至今記得六七暴動，那是香港人一段不堪回首的集體回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香港最嚴重的騷亂，被形容為一場“腥風血雨”，“香港小文革”。當年負責鎮壓暴動的港英政府副布政司姬達（Jack Cater）在1999年接受記者訪問時，形容六七暴動是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而六七暴動帶給香港社會深遠影響，至今餘波未盡。

我不是歷史學者，不是任何專家，而且1967年時身在北京，年僅13歲，少不更事，不過父親留下大約10萬字“六七暴動”遺文，包括一本“六七筆記”，十幾份“談話記錄”、“交代材料”、“證明材料”、給廖承志和我母親張佩華的信以及十幾篇幹校日記，讓我可以了解一二，近年更集多方之力，對這些彌足珍貴的原始資料逐步深入研究。

遺文部分已经用於文革史專家余汝信的著作《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 2012），光波24電子平臺的《向左向右》（2013-2016），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2017），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1]（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2018）以及紀實文學《蘆蕩小舟》（連載中）等。其中《消失的檔案》在香港校園和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在“六七暴動”五十周年的歷史時刻，引起極大反響。

本章嘗試為了解和完全不了解六七暴動的讀者整理概況，盡量詳細。

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明令通知港澳工委，香港不搞文化大革命，可是時隔一年，文化大革命終於還是蔓延到香港。

1967年5月6日，頗具規模的香港人造花廠發生勞資糾紛，工人不滿廠方新廠規，怠工抗議，部分怠工工人被廠方開除，廠方並拒絕談判，有工人在廠門口貼大字報，手持《毛主席語錄》聚集。港英政府出動警察鎮壓，引發社會騷動。

（圖一：1967年香港六七暴動之始：“新蒲崗工潮”。網路老照片。）

5月12日，六天後，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廖承志向周恩來提交《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準備用輿論和群眾集會聲援被捕者及受傷者，由工會出面向港英當局提要求，新華社發新聞施加壓力——這些做法似曾相識，讓我想起父親在香港工作期間的一些往事（見第五章兩航起義期間發動群眾支援碼頭工人的例子）。

香港工人當年的生活很困苦，他們的遭遇無疑是值得同情的，他們也一直有反殖民主義的傳統。但是由於正值內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奪權”如火如荼，香港左派中長期存在的“左”傾思想無可避免受到鼓惑，一朝爆發，他們不再滿足於以前的做法，而是大膽越出中央劃定的“雷池”界線。從當時的標語口號文件措施等來看，至少一部分人意在藉機把英帝搞臭、讓英帝像澳門葡萄牙殖民政府那樣向左派低頭[2]。

聲援活動沒有止於香港，5月15日中央批准了廖承志提交的鬥爭方案，15日至18日，

上百萬人在北京的英國代辦處門前示威，北京召開了“北京各界革命群眾憤怒聲討英國當局迫害我香港同胞暴行大會”，周恩來到會。

（圖二：內地鋪天蓋地的鼓動宣傳對香港“六七暴動”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期間，5月26日，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和外辦、中調部抽調人手成立“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3]），父親任群眾鬥爭組組長（目前知道還有監督組、秘書組），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家棟隨時向周恩來報告事態發展。但是在文革特定環境下，當時外交部長陳毅和外辦副主任廖承志被奪權，周恩來也一度被奪權，外交大權旁落於極左派手上。中央對香港方針動搖，內地極左派，香港左派幹部、群眾，幾方面的合力造成“反英抗暴”失控，把“反英抗暴”推向“脫軌”，有人甚至說“要把香港打個稀巴爛”。

6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香港左派大受鼓舞，以為北京在號召大幹一場，著手收回香港，鬥爭步步升級。[4]

7月26日，時隔短短兩個月，由於父親多次抵制極左的做法，他被要求“交代問題”，8月5日，被撤離“聯辦”，8月19日，被隔離審查。

8月23日，北京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這一建國以來最嚴重的外交事件。

後來毛澤東指示“香港還是那樣”，幾經反復，周恩來把港澳工委幹部召集到北京，用兩個月為他們冷卻頭腦，持續八個月的暴動在當年年底落幕，在翌年一月在內部會議正式宣告結束。

經過梳理父親留下的大量資料我才瞭解到，在這場暴動中，父親作為龐大機器裡的小齒輪，作為夾在中央核心和香港前線之間的技術官僚，如何竭力避免香港發生更多血腥殺戮。五十年後，有香港人稱他為“守護神”、“恩人”，我明白這不是他個人的舉措，很多重大的事不是他個人可以決定的，但是我相信在關鍵時刻，他對香港情況的了解、對中央政策的理解和個人品行起了關鍵作用。

（圖三：吳荻舟遺留下來的珍貴資料：六七筆記）

下面幾個事例，證明形勢曾如何“失控”以及父親如何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補救：

一、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要搞大規模遊行，準備了一份200多人的骨幹名單。父親得知這個情況之後馬上通知他們銷毀名單，試圖阻止他們上街遊行。他認為這是很冒險的，長期堅持，就要保護這些骨幹，而不是暴露他們。

二、香港左派要求：“為了積極支持我們的抗暴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父親並收到外貿部門電話報告：“香港有人訂做700打甘蔗刀遊行的時候用”。父親馬上通知無論如何不能運出去，運到甚麼地方就停在甚麼地方。在那本工作筆記上“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的記錄旁邊，父親注明：“我暫止於深圳”。

三、一批海運局護航用的槍枝運到香港，被拿上岸，並說還要更多。香港左派有人說是“中央有指示”，父親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他一方面向周恩來報告，一方面要他們停運，已運去的要撤回來。經查，這些槍是準備武裝幾個據點作為堡壘與港英政府對峙。

四、父親看到外交部一份報告，內容是限港英當局必須在48小時內把抓我們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當局負責。父親認為這樣的做法會令中央陷於被動，他打電話請周恩來的秘書錢家棟報告周恩來，把報告壓下來。

還記得1959年整風期間黃施明秘書長對港澳工委的批評嗎（見第五章香江歲月第11、12、13節）？1959年整風期間，中央曾批評港澳工委對敵人、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1967年這個情形再次出現而且有過之無不及。

六七暴動由罷工及示威升級到使用香港人俗稱“真假菠蘿”的真假炸彈（共計放置1,167個真炸彈，8,074個假炸彈），暴動期間包括二百餘名警務人員在內八百多人受傷，51人死亡（包括香港警察、英軍、邊境警察和1名中國大陸民兵、左派工人、學生、無辜市民，還有一位電臺主持林彬和他的堂弟被放火燒死），1,936人被檢控，英國檔案資料還記錄了122幢建築物和164架車輛遭到破壞。人命傷亡和財物破壞都寫下香港歷史紀錄。炸彈浪潮等極左做法導致港英搜查工會及左派機構，左派學校以及左派報紙被封。

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教授看了父親留下的六七工作筆記後認為：“香港左派錯誤地估計了冷戰期間的中英關係，完全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

他認為余汝信著《香港,1967》引用了很多很重要的中方文獻，如果他能諮詢已經公佈的有關這次騷亂的英美外交檔案和許多西方著作，他會更好地理解港督、警察局長和很多香港華人精英鎮壓暴亂的決心和防暴的能力。據他瞭解，當時，大多數的殖民地官員是二戰老兵，曾經在東南亞和日軍作戰，在歐洲和納粹作戰。幾個警察專員都有在塞浦路斯和馬來亞鎮壓共產黨叛亂分子的經驗。一些英籍華人、印度人和倨喀兵（Ghurkhas）[5]在二戰期間服務於英國軍隊，他們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事實上，當時港英當局比英國的工黨政府態度更強硬。在等待來自倫敦和北京的外交信號之前已經採取了鎮壓香港左派的措施。

他還認為，“《六七筆記》是非常寶貴的。在高層會議上，中國領導人1967年5月已經決定暫停任何大規模的反英示威。周恩來做出這個指示的時候，香港左派領導和六七鬥委會幹部們都在場，不能說不知道中央的指示。除非我們能在北京和廣州查閱到中國的官方檔案，否則，我們不能夠肯定，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共產黨幹部。《香港，1967》引用了許多香港和內地報紙的社論，在1967年6月和7月下旬，這些言論還是很激烈的和具煽動性的。即使北京的決定能夠傳達到香港，香港左派領導人本身是否能夠保持理性並能夠控制年輕的追隨者？如果可以，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本來是可以避免的。”

7月和8月的暴力衝突沒能避免。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中共幹部？北京有沒有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有沒有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這些質疑，我從父親的遺文中陸續找到答案。

[1] 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是唯一逐字逐句注釋《六七筆記》的書，如有興趣很值得一看。感謝他引用我的原話：“很多文獻已經公開發表，歡迎各位有心研究者使用，我樂見不同版本的注釋，樂見更多人加入研究。”他在書中指出：“吳荻舟深明中共對香港的方針政策，對香港工作中長期出現的‘左傾’錯誤深惡痛絕。他對文革派生出來的暴動有清晰的記載以及重要的反思。”

可惜余汝信寫《香港，1967》的時候，我還沒有發現《六七筆記》，否則他書中的分析或會有所不同。後來雖然把資料提供給他，他的書卻沒有機會再版。2017年，他曾向我提出“注釋六七筆記”的計劃：

1. 出版事宜由香港特區中央政策組雷競旋博士與嶺南大學劉智鵬教授與牛津大學出版

社聯繫；

2. 出版的是令尊的工作筆記注釋版（筆記的原件影印版和文字注釋版）；
3. 注釋工作由我做，你審核，署我們兩人的名字；
4. 由你寫一個背景說明放在工作筆記之前；
5. 劉智鵬教授寫一篇介紹文章；
6. 我可再作一個1967年香港大事記，放在工作筆記之後。

我也同意了他的計劃，但是當他從其他渠道得知程翔在寫，遂通知我撤消計劃。沒機會看到不同版本注釋，我至今感到遺憾。

[2] 1978年初由廖承志主持召開的港澳工作會議所做《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指出：“‘反英抗暴鬥爭’中，實行‘反英第一’、‘收回香港第二’。在香港搞‘同盟罷工’、武鬥，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1997年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代表中共對六七暴動作了一個總結：“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損失是嚴重的。”

[3] 在原任職外交部的冉隆勃、馬繼森等人的著作中，提及為六七暴動成立的“外交部港澳辦公室”，和吳荻舟遺文中的“港辦”、“聯辦”一樣，負責人都是羅貴波，任務一樣，但是組成單位人員、領導體制等卻既有重疊也有不同，有撲朔迷離的感覺，不知到底有多少套班子。想要澄清有待原始檔案解封。

[4] 一般認為六七暴動分三個階段：５月為遊行示威階段；６月是罷工罷市罷課階段，之後一段是放置真假炸彈“恐怖主義”階段。

[5] 啹喀兵：啹喀兵最初是在十九世紀初受聘於東印度公司的僱傭兵，之後逐漸演變為英軍一支常備部隊。他們是尼泊爾裔，驍勇強悍，候選者年齡介乎17至22歲，身高、體重、胸圍都有嚴格要求，並要通過身體檢查、體能測試和基本英語和數學測試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啹喀兵開始隨英軍駐守香港，直至1997年香港主權回歸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