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張佩華 下的所有文章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4不能自己

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

1966年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副主席接見紅衛兵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4 不能自已

這時候,中影除了他們的“紅色造反者”外,還有“紅軍”、“公社”、“孺子牛”、“延安”和“紅色青年”等眾多組織,“周圍在醞釀著一場大的鬥爭”,不斷在“分化”、“團結”、“推過去”、“倒過來”,群眾和幹部、群眾和群眾互相炮轟。

3月15日母親記述:“到公司後(星期一)看見紅軍的大字報(延安也附和)說不該解散黨委、支委、團、工會……後來政治處被公社加了封條,我找到了第一號通令,上面寫的是解散黨委,不是黨組織,因此我的發言:(一)1.如果錯了,我願在將來受黨紀處分;2.我翻閱主席著作,瞭解黨委的定義,等於一個班,班爛了,是可以解散的;3.是解散黨委,不是黨組織;4.社論說奪黨政財文大權,不解散,如何叫奪權?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必考慮措辭;(二)看了紅軍的大字報,5.不該奪權,那麼該恢復了?是有職無權呢還是有職有權?那還奪什麼權?6.公社封政治處,是反奪權的信號。紅軍的大字報,是為反奪權製造輿論,根本是要復辟;7.黨章在,黨的組織在,只要黨員認識統一,思想統一了,他們就會開會重選支部,甚至黨委,任何人不能干涉。”

有人很左,“沒了政策,就是圖痛快,一天一張大字報,弄得這幾個青年眼都紅了,幾乎認不得我們,我已成了他們眼中的保守份子。他們的冒險主義思想是危險的!不能不警告。”有人同意母親的意見,有人指罵她“不配做黨員”,有人說母親在“紅色”內部起不了什麼作用,“你的理由沒有說服我,你應該暫停職務”,也有人替母親擔心。有人拒絕去搞“黑頭”的工作,說“搞不過這十個老滑頭”、“老狐狸”,想站在中間,等到“適當時機”站出來;有人很聰明,不肯鑽進去,要站在圈外。

眼看一些“老運動員”怎樣保護自己,母親還是不放棄:“‘紅色’的危機是‘我’字當頭,單純軍事觀點,無政府主義,無組織無紀律,左傾冒險主義,置群眾意見於不顧。”她恨自己不會寫大字報,責問自己:“我為什麼不能克服,幾宵不睡,寫不出來嗎?”

母親和她的戰友輪番談話,有的人竟談了九次……“寫這篇東西的時候,我的心很不平靜,我很怒!很不通!為什麼你們自己不行動,卻指手劃腳,這不滿,那不滿,人家是危機,有錯誤,需要的是鬥爭,是幫助,是以對黨負責的態度去工作,去克服困難,不是為我擔心,是為黨的事業擔心!”

她的談話似乎產生了一些成效,幾位戰友有所統一,3月17日她寫道:“基本態度1是參加進來,熱情幫助,應該肯定核心的這幾位同志的優點,長處和過去的功績。拉他們一把,更何況他大方向是對的。2他們只是普通群眾,馬列主義水準有限,能力——階級鬥爭的經驗、組織能力、政治水準都有限——他們現在也幾乎拿出吃奶的力量,而我們黨員卻沒有人出來像他們那樣造反,對比之下,也該有愧。3現在,不少同志怕麻煩,怕責任,工作不敢做,我們應該承擔起來。否則,他們幾個人,怎麼搞呢?我以為對他們,只有在他們明顯地不按主席思想辦事,不按照十六條辦事時,我們才能改組,現在,不能說,只能仁至義盡地保護、幫助、提醒、開展批評自我批評。”

看得出來,1. 雖然“紅色造反者”只有十幾個人,但是能量不小,在幹“大事”,母親還負一定的責任,壓力很大;2.母親很“正統”,沒有歪門邪道,沒有為自己著想。3.他們的目標是推動三結合,為此還相約到中央文革北京組諮詢。

接見他們的是一位解放軍,當母親問:“觀點一致的時候,黨員還可以結合起來嗎?”他說:“我黨有總政策,也有具體政策”,“一定要和群眾結合,吃透兩頭——一頭是社論、政策,一頭是本單位的具體情況。共產黨員在任何時候都要旗幟鮮明,起作用,發揮黨性,緊密地和群眾在一起”。他模棱兩可,並沒有直接回答黨員是否可以結合,母親卻覺得他的話說明自己的看法基本是對的,增加了自信。

3月19日是星期日,“昨天去清華大學串聯,下午又到‘八一’中學參觀‘聯動’展覽。‘八一’是個高級軍幹、革幹的子弟學校,孩子三歲入幼稚園,初中畢業出來,就住在這個養尊處優的‘大觀園’裡。這個‘大觀園’,原來是個王府,解放前是(同仁堂)樂家的別墅,樓臺亭閣,有半個頤和園大,孩子們從家到校,十幾年,完全脫離社會、勞動人民,成了特權分子,這就是‘聯動’孩子們的思想和社會根源的由來。把學校破壞得一塌糊塗,罪行累累,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後,這些孩子不是修正主義的接班人、中國不變顏色才怪呢!”“清華‘井岡山’正批判‘論造反者’(出身論)。”

人群圍觀從許多人家被沒收的“四舊”——家傳文物字畫、金銀細軟和所有被認為“四舊”的東西。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鼓勵“破四舊”。

(圖一:破四舊——文革中由毛澤東鼓勵、被造反派發揮到極致。大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幕:人群圍觀抄家“成果”,各種文物字畫、金銀細軟和任何造反派看不順眼的東西。)

下午又有人到家和母親談話兩小時,母親寫道:“我沒考慮談話的技術、分寸(當然不是一點沒有),因為那麼一想,我就要失去談話的勇氣。我把對大聯合、三結合,對公社的分析,對中間人物的看法,對‘紅色造反者’的內部四分五裂、我的這個召集人的作用等等,都和他談了。”——原來母親是召集人,怪不得壓力那麼大——“忠言逆耳,也許他們和我一樣,也是頑強地認為自己對吧。”

母親的日記裡多次出現鄺志良鄺叔叔的名字,母親就是和他“談了九次”。其實不止,此後,在母親3月23日至4月21日的日記裡,鄺叔叔的名字更頻繁地出現,記得母親晚年和這位叔叔常常打電話互致問候。

3月23日,是個星期三,母親請病假一天,鄺叔叔來家裡談了一上午。母親寫道:“他今天交心了,對我在‘造反’後直到奪權那一段沒找他很傷心,生氣。因為那時他最需要人家的説明,而我卻過門不入,他把我找過他幾次,如何說話,等等都記下來了。記得真細!我哪想得到!他先聲明,有怨氣,話會很重,要求我聽下去。我聽了,我肯定他講的好,講了我就放心了。對我是擊一猛掌,是同志式的,但也是我政治水準低的大暴露。這是一面,另一面,我認為他也不主動,我看得見他在避我。又說自己要理出思路,理清自己的問題。我瞭解他的心情,因為我這一段也孤單,因為只是我主動找他,他沒找過我……過去我也找過他,說明今後雙方都要主動。這次談話,對以後合作有好處,我們的信任應該說更進一步了,但我太粗了,幾闖大禍。今後該怎辦呢?還是主觀太多,群眾觀點太少,政治太少。”

他們約定分工去和別的戰友談話,把幾個人都聯合起來。鄺叔叔告訴母親某人對她的意見,母親一聽,“嘿!豈有此理!”“過去他是非‘紅色’不參加,沒被吸收,現在狠命的出氣,把我也夾在裡面”,“前一天還說時機不成熟,不能動,今天我們把時機弄熟了,你立刻長了牙,咬人了。”

母親約大家一起分析形勢,列舉了“兵團”奪權至今的錯誤:

  1. 地位變了,是主要矛盾方面,回避了這一點;
  2. 繼續抓大方向——鬥批沒抓緊;
  3. 繼續抓大方向——大聯合、三結合沒搞好;
  4. 說“戰略上右了,戰術上左了”,豈不全錯了?實際上是單純軍事觀點,矛頭對的不是當權派,是群眾,危險得很;
  5. 和公社的矛盾僵了;
  6. 核心驕傲自滿,聽不進不同意見,隨便給人扣帽子,沒有群眾觀點;
  7. 不認識錯誤,不接受別人意見,整風會上別人提意見,立刻解釋

……

母親發言簡單說了一下自己“造反的經過”,“中間看得到的問題也提了意見,有些錯誤自己也有責,但是,到目前已在‘紅色’無所作為,已幹了,思想改造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為了顧全大局,我認為目前還是要支持他們,幫助他們,鼓勵他們,有人說該撤換他們,目前不是時候。他們不冷靜,沒有政策觀點,把自己引上危險的道路,我們如何幫。”“目前大方向:三結合,大聯合,鬥資、當權派,如何抓?雙方僵了,什麼也做不成。幹部也不敢亮相,如何解這個結?幹部在三結合中必須首先鮮明地站在革命群眾一邊,現在我們有兩派,兩派都有錯有對,誰是革命的,他們不敢下結論。大聯合,‘兵團’一個勁的打,僵了,合不成,有了成見。是革命的幹部,對這個現象該有一個分析,一個看法,研究雙方分歧的性質,如果主要是認識,應該促使雙方接近,聯合,而不是抹稀泥、觀望,或火上加油,這是完全錯誤的。”

大家同意母親的意見,說要分頭進行。

母親寫道:“不知為什麼,我覺得不能自已,停不下來,我一心一意要戰鬥,要搞好。”“只是心裡激動得不能自已,哪裡來的這種感情?”

母親似乎沒意識到,這是她積攢了幾十年的革命熱情。從1938年在抗宣一隊被父親勸退養家,到1948年在新加坡被父親“丟下”(詳見第三章和第四章),如今遇到這個“大革命”的機會,四十年的熱情一朝噴湧,也難怪她不能自已。

可是情況比她想的複雜得多。3月27、28日,她看到她的戰友們在樓上開會,特別是下午,已經在討論成立新組織,宣言內容等等,卻沒有一個人向她解釋一句,看到她,包括幾天前還曾向她“交心”的鄺叔叔——據說是“主席”,大家都不出聲。

“看來我的困難處境近在眼前了,要有精神準備。”

28日中午,母親和鄺叔叔再次談話一個半小時,晚上,再談。鄺叔叔質問母親對他的看法,說不理解母親,問她“對兵團的擁護有沒有界限?如果它一直滑下去,難道我們也跟?”他“奇怪和責怪”母親為什麼不參加一個新的“不站在這邊或那邊”的組織去促進他們的大聯合。

母親“以誠實的態度、誠實的語言向他說明:我不參加,他們也不要。”一邊是“革命造反派”,一邊是“保字號”;戰友們表面上有商有量,卻

存在許多矛盾:誰“私心”多一些,誰“一盆漿糊”,誰“總想有人給打保票”,誰“翻臉翻得快”,誰“投機”,“和稀泥”。

引號裡的都是母親的觀察和記錄,讓我們窺見文革期間人們的紛紜百態。

母親認定都是“人民內部矛盾”,深感“一個腦子不夠用。心死了嗎?碰了釘子,一出門就栽了!”

但是母親很頑強,很有鬥志,3月29日她去參加批判肖望東。在文化部大院裡,“保字號衝擊了三次,我們能批判肖,是總理批准的。他們衝擊時,我們保衛,我也去‘吃了一口梨子[1]’反擊一下,丟了一隻鞋,但是親身體驗了一下。”

母親寫道:“原來階級鬥爭是如此‘無情’。不要緊,我要補課,一定要‘親口吃梨子’,別人笑駡由他。”

晚上鄺叔叔來電話,他們還可以交換意見。那個晚上還有另一個電話找母親,說有人冒充母親的名字打電話給鄺叔叔挑撥離間。母親寫道:“有趣,也太複雜了。如果我在20年前這樣過就太好了。現在遲了。”

20年前,即是40年代,母親果然對未能如父親般早早投身革命耿耿於懷啊。

4月4日,“首都電影界革命派聯合委員會成立,共有九個單位參加,我們的兵團為成員之一”,那就是說,母親他們的努力還是奏效了。但是一直到這個筆記本最後一頁,都可以看到暗湧不斷,人人都在“頑強地表現自己”,“唯我獨尊”,母親始終處在被抱怨但又有點重要的微妙位置,4月6日,“今天中午和‘紅色’四個頭頭談了一陣,實際上是我談他們聽。”

母親似乎是在如履薄冰地處理著每天每時的重重危機,4月6日晚上鄺叔叔來電話時母親說:“對錯誤,我以為過去幹時,就是那個水準,今天回顧認識了缺點錯誤,總結了幾條,為的今後改正,繼續工作。今天再不吸收經驗教訓,是不可恕的。”“鄺同意這個意見。”

這個本子最後一篇,4月21日,星期五:“今天下午2時-9時,和鄺在家裡‘閒話’。”在漫長的7個小時“閒話”之後,母親這篇日記內容有點總結性質:

1分析了公司運動形勢——兵團方面、公社方面,文化部,社會上。檢查了兵團優缺點,特別對缺點的看法。”“我們要理解文化大革命,理解我們國家出的事情,理解毛主席用什麼辦法來解決這些矛盾,這樣偉大的群眾運動,群眾有了缺點錯誤,該怎麼看?群眾已承認了錯誤和改正了錯誤,就是前進,前進道路上的缺點,要用正確態度對待,不能死咬著不放。

2公社對我們的看法:a.公司階級鬥爭的蓋子沒揭開(17年來的)。b.我們是保護舊勢力,所以打擊解放軍,因為他們是勢不兩立的。C.兵團的一小撮人是不可信賴的——唯出身論。公社的這些觀點,是“進口貨”(外面抄來的)。我問,怎樣才叫揭開階級鬥爭的蓋子呢?

3對“學習小組”的看法,他很頭疼,但沒準備立刻放棄。我告訴他,旗幟必須鮮明瞭,路是毛主席指出來的,但要我們邁步走,有的人走得到,有的人走不到,有的人不動,有的人走反了,有的人跌倒了爬起來再走,有的人就此躺到了。看人要從本質上看,現象已經太多了。

4對兵團內部一些問題的看法。兵團的形勢大好,人心安定,核心穩住了,看得見是學游泳,是前進中的困難。

5我勸他到兵團來,工作需要人,不要投公社,但是如果他一定要幹,是他自己的事,我們不能包辦。

最後我說“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

 

筆記本淡淡的墨蹟,承載著濃濃的時代烙印。今天我已無從知道中影那些群眾組織到底是怎麼回事,那些人事如何發展變化。更多的是看到那個年代的混亂和母親的單純。我相信她學到東西了,否則不會在許多年後對“紅色造反團”整的黑材料說:“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詳見第五章)。

 

[1] 吃梨子:指毛澤東說:“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3造反有理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造反有理 

    在父親吳荻舟執行“資反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被“反資反路線”的同時,母親張佩華卻是全情投入她工作的單位——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工作組和資反路線。

母親在1966年7月6日的日記裡形容他們四清結束回京那天的情形:“下了火車,沒人來接,大家懷著不安的心情。出了車站,看見了馬桂棠等幾個人。來的人不敢伸手,接的人冷冷冰冰,說明家裡的情況有很大變化。後來,政治處來接的同志說話了,幾句必要的安排。分配了車子後,馬桂棠同志解釋了幾句:‘來的人中有左派、右派和反黨分子,我們很為難。’大家沉默了,我想聯繫了自己吧?自己是什麼派?”

花了一天半流覽大字報,母親瞭解到,“群眾現在等待我們,要看我們是什麼派。從大字報看,洪丁李[1]成了黑幫的頭目,中影是個小小的‘三家村’”,“洪丁李和楊少任的歷史關係,過去聽說的是楊對群眾的打擊報復性很大,現在(聽說的)是楊給洪丁等人在62年反右後翻案時狠狠整了一頓,痛哭流淚,氣上加病一命哀哉!主要由丁達明包辦。他們的是非本來沒大關係,但是涉及到奪權,問題就大了。”(7月6日)

7月20日起開始“鬥爭洪臧”,陪鬥的有另外七八個幹部,母親提到他們的反應:“真沒想到毛主席會來這一手!”“開始,他們一定沒想到是這樣的場面,還有點不在乎的樣子,一進場子,氣氛變了,他們才有些‘在乎’,這兩天鬥下來,看來,洪臧也有些‘蔫’了,但丁李還很不服。”母親表示“又高興,又緊張。思想認識跟不上去,到現在為止,落後一大段。”

至10月,有四篇大會記錄:

一.傳達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結合批判四清運動形“左”實右,發動群眾特別是青年人除四舊、立四新;要觸及靈魂,從個人改造做起;

二.薛磊講話,內容是“不要當絆腳石,不犯方向上的錯誤”,學習十六條,運用十六條。工作隊是“鎮亂隊”,鎮壓群眾,不信任群眾,幾乎把革命扼殺。“組織上是黨員,思想上是不是呢?林總還要拼命的學!”“林總說:要有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道德,必須破資產階級的舊,時刻記著主席一字字一句句作最高指示,苦學苦讀,改造自己”。“周恩來的評價:‘21個字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創舉’”。

三.趙偉講話。一是要放手發動群眾。文化大革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創舉,工農兵是運動的主力軍,學生是這次革命的先鋒隊。十六條是強大的思想武器。叫群眾自己在運動中識別哪些是錯的,哪些是正確的。不怕亂,這場革命是觸及靈魂的、廣、深的革命,我們與之不適應的,堅決去改。過去許多舊框框,現在紅衛兵好得很,來機關熱烈歡迎,堅決支持。毛主席是紅衛兵的統帥,很講道理。二是思想上、工作上的舊框框,不適應新形勢,提出問題要立即答覆。辦法是在群眾中產生的,多商量(和紅衛兵)。有事商量,不要老請示上面。這次國慶,外賓來,就給他們看大字報,有介紹信給看,沒也給看。三是代職要做好工作,運動壓倒一切,運動和工作互相支援。

四.學習《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17級以上幹部,聽了主席教導,該有新理解,新表現,新創造,新前進。2小將造反,好得很,不是糟得很。如何看待是立場問題。歡迎群眾揭發批評,事後也愉快,因為是幫助自己改進。3引而不發躍如也——即要相信群眾尊重群眾首創精神。不要指手畫腳。4領導幹部要做執行政策的模範。林總說十六條是文化大革命的具體行動綱領。一切按十六條辦。

兩種人:一種人拼命學毛澤東思想。有人學得好,挨打擊,因為那時中宣部陸等把持,他們說學毛主席著作像吃火腿,反對立竿見影。說學好了,打起仗來都是漢奸叛徒。一種人不學毛澤東思想,處於落後或中間狀態。

對待政治思想工作也有兩種人:一種人重視政治思想工作。一種人不重視,甚至搗亂。

幹部對待工作也有兩種人,一種人有幹勁,工作有成績,但急躁,得罪人不少,運動中大字報多,大家要求罷他的官。另一種老好人,什麼事不做,什麼鬥爭不參加,人事關係好,大字報也少,選舉的時候能得全票。

所以對幹部要全面考察,全面排隊,全面調整,根據主席無產階級接班人5項原則提出3條方法:

1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

2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同文化大革命搗亂的罷官;

3有無革命幹勁,完全無幹勁的,罷官。

不知道經過怎樣的排隊、提名、選舉,10月15日母親的日記記載:“昨天,14日,同志們選我為輸出入處革委(會)委員。分工時,同志們又推我為副主任。”母親負責辦公室工作,“同志們說:要‘敢’字當頭,我也一口答應下來了”。但是她又說,“怎麼搞,我還不知道。”“我不善於組織,幹活亂糟糟,現在要搞千頭萬緒的辦公室。”“你們算是對準我的弱點轟了。”

母親負責的事包括更新科裡語錄版上的語錄,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天天過電影”,值日(打掃衛生)等等。

11月24日母親寫道:“該怎麼說呢?學習老三篇,背熟它。多少年來我沒考慮背一篇什麼”,“由於科裡對公司資反路線的看法有分歧。柴(雲珠)等看我們是‘保守派’”,“他們的批評(從頭到尾執行一條資反路線)我們也不同意。本來是討論、辯論、學習,但是情緒不對頭。特別是黨員之間。”

為了做值日,母親七點半就到公司(也就是早上六點半就要離開家),可是有人到得更早,“值日又給許蔚文做了”。“這一個星期精神不大振作,小組長沒當好。毛著學習、講用小結沒抓,日程沒傳達。今晚小結沒結好。因為我打算給柴或李參加的,結果他們要寫大字報,不參加。我臨時抓,當然抓不好了。”“荻舟今晚不回家,怕早上來不及去(6點到),我忽然很不安。早上沒囑他回來。晚上電話告訴我大妹來信時,我也沒提醒他。”

當時我去了“大串聯[2]”,是從上海給父母寫信。

我在母親珍藏的家書裡,找到公公(我的姥爺)的兩封信,信中提及我去串連的事,也體現出老人家對世事的看法,摘錄如下。

張若虛寫一手漂亮毛筆字

張若虛肯定張佩華放手讓兒女們出去大串聯,年紀輕輕經風雨見世面。

(圖一:公公給母親的信。老中醫的毛筆字,“古”語法,沒有標點符號,加上合肥話,辨認頗有難度,在我和妹妹的努力下認出99%吧。)

公公在給母親的信裡說(我加了標點符號):“培兒來書獲悉,您們都好,安慰。小弟[3]前來佛山在這裡住一天,次日返廣東。他比前不管怎的總算進步了,您說怕做落後分子,我說無怕,只要人的思想不落後,人就不至於落後,不是嗎?況您們處的地點不同,中國文化思想中心,人只要求進步就不至落後何。小妹比小弟小,她也能闖到天津,雖然自動是他們而主動,此不是您她又怎麼闖呢?只一點看來就不能算落後了,您想對不對?”

張若虛一手漂亮的毛筆字

張若虛寫給筆者的毛筆信

(圖二:公公給我的信。)

公公給我的信裡說:“輝孫如見,前曾來信給您母,不知收到不曾,念甚。您二哥曾來佛山,因無車開京,故於此地暫過一時。後來我送他去廣州探聽車子有無,將好只三天就有車開北京。您來信那天他已開車了,不知現在已到否,迄無信來,令人想往耳。您們現在真是幸福,論您年齡,比您二哥要小,論您個子,不比您二哥矮。這文化大革命,只要孩子們知識增加,個子雖小,自能從北京到天津,家裡能放其出去就不太簡單了,不是嗎?自然到了上海,上海是不平凡的嗎。投在上海各地走走看看,並見到了各種展覽,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怪您內心高興而興奮,確實是增加不少知識和見解。現在您們學校想是暫不開學了,文化大革命尚未徹底完成,您明年4月還需出門串聯,這樣看來不是還早嗎。我很希望您們努力籌備您們明年的事,如有在外特殊收穫,更盼望您通知於我,也使我興奮而高興,可以嗎?”

我把公公的信掃描發給家人們,一位表妹回復:

“真不知道我們的公公(我該叫爺爺)有那麼一手好字。在我印象中沒見過他寫字。公公是個老實人,常在佛山廣州兩地跑,佛山自種番薯,提著一藤籃子給我們分享。心目中的公公特別痛我,一次,我生病發燒,拼命讓我喝水,用被子捂我一身汗,我受不了,在床上亂動,他跟我急,乾脆坐在床邊守著。

他說話聲如宏鐘,一口安微話我們會聽七八成,要是小朋友來我家玩,全然聽不懂他講啥。”

“文革大家忙,父母到幹校就留下我們四姐妹,公公偶爾也會從佛山來廣州小住一兩天,他也很不理解為何父母會拋下我們,話也不多,來去也不會打招呼了。回想起來,應該是找兒子吧,佛山見不到小兒子,到廣州又見不著二兒子,乾脆就偷跑到南寧找大兒子。所以就有嬸嬸來廣州找公公的一幕,急得要命兩處沒見人,最後小峰說公公問她要火車票錢,於是,我與嬸嬸馬上到郵電局打電話給南寧,才知公公下落。這是1968年的事了。這段事情,在我腦海裡記憶深刻。”

“記得我高中去分校其間(1970年),接到爸爸一封信,說公公在佛山病逝,在我懂事之後,他是我們家第一位離我們而去的親人,朦朧中理解失去家人的悲傷。不知為何,爸爸沒讓家人去送公公(媽媽在幹校,我在分校),只有佛山叔叔、嬸嬸和孩子們以及嬸嬸外家的人去送別公公。”

“婆婆去世應該是五十歲,很可惜。他們剛到廣州,人地生疏,語言沒人能聽懂。婆婆得的是虐疾,要及時醫治會好的,公公是醫生,他懂得,他更著急,打電話給父親,父親忙得不可開交(報社剛成立),當抽空送去醫院,過了最佳治療時機。父親一直也悔,買了個墓給奶奶下葬,向報社賒帳,足足扣了他三年工資才還清,剛剛解放的廣州困難重重啊!父輩們獻了青春獻親人,這樣的事,比比皆是,我們懂他們嗎?”

很悲傷的回憶,當我們懂他們的時候,他們都不在了。

繼續看母親的記錄。

12月10-13日,母親記錄:“公司住滿了各省市來串聯的電影戰線上的同志,但是,他們的串聯不符合黨和國家的政策,來是犯了自由主義,受一小撮‘來歷不明’的人蒙蔽而來的。告訴他們說:12.4毛主席要接見。後來說8號、10號接見。而有些人要在11號成立聯絡總站。總之,來的真相不明就是了。”

“一部分人來後,在全國文藝界聯絡總站的‘幫助’下和趙辛初部長開過一次會。這一次,對我瞭解這些串聯同志的幫助很大。1.不少放映隊同志在下邊受省市公司的歧視,這次來京,要告狀,出氣。2.要來看毛主席。3.來京取文化大革命之經。但是他們裡面派別很多,一個地方的意見也不盡同。見趙辛初說是解答問題,實際是談經濟(來往旅費和生活費要國家負擔問題……)”

還記得第六章第四節提及的中影公司“黑材料”嗎?那裡面寫道:

“公司領導喪心病狂地在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小將的電影上突出劉、鄧,送到港澳地區映出,直到外地來京串聯的電影界革命群眾和中影公司的革命群眾起來造反,才制止了在國內外映出。”

大串聯的威力果然很大。

時間到了1967年,1月3日,母親寫道:“20天之後,今天,情況有了大變化。全公司的同志陷入了接待工作(只20人在片倉搞業務)。公司運動全停頓,接待工作也沒法搞好。原因:文化部領導不支持,公司領導不積極支持。怎見得?文化部無力接待全部文藝隊伍,中影也無力接待全部電影發行系統的隊伍,特別中影。而部領導在最近被部革命組織最後通牒後(限五天解決接待問題)才不得不積極採取措施,而且整個政治部的工作人員也才回部辦公。我們的黨委,全病了——薛、劉、楊、張、顧。把工作推給我們。”

“群眾對黨委有意見:怕字當頭,怕群眾,怕麻煩;對公司運動不積極;不老實,說一套做一套。中央文革說,文化部要經過一場大風暴,現在太文質彬彬了。”母親說,“支委開會,大家很激動,對現實不滿,認為現狀不能維持。”“薛為首的公司黨委如果是革命的就不怕轟,如果是不革命的要轟出結果來。”“造反有理!”

當時群眾已經分成造反和保守不同派別,互相指責,母親雖被指為“保”字號的,但看得出其實她態度頗為積極,醞釀參加或成立組織:“不要怕,錯了再來,應該進入群眾之中一起幹。”

在隨後一段日子的日記裡,母親表現出對這次“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有點沉不住氣。她說“反正我不保任何人,我也不靠誰去爭‘前途’,我也沒什麼‘辮子’給人抓”。

“紅色造反者”給她看了“宣言”、“公開信”,說如果同意就參加。母親決定參加,可是沒過幾天她又寫:“我參加了,但是他們不信任我,我的思想也跟不上他們”,“實際上他們是如何組織的,誰是頭,什麼也沒說”,“思想跟不上,就不可能有共同的語言,既然如此,不如早日退出”。她說自己“闖勁不大,怕踩死螞蟻,有唐僧思想!”“我能打死人、害死人、罵死人嗎?如能,那真大大進步了。”

她會自嘲,也看到環境之複雜:有人積極串聯,拉人加入組織;有人到處打聽形勢、觀望;運動初期作報告的領導,這時候都在作檢討,挨批鬥;群眾互相懷疑,互相揭發,也互相鼓勵造反。當然,“公司兩百多同志,不會全在一個組織之內”。母親決定留在“紅色造反者”裡,因為她覺得自己“較全面地看清了群眾的情緒、要求。較深的看清了黨委的真面目。較認真的看到了我們團體同志們的革命要求和誠意。”“我是黨員。毛主席在領導!黨性在號召!我要勇敢地盡一切可能地革命到底,造反到底!”

1月10日母親沒有回家。他們聽說文化部政治部被砸了,檔案被搶,中影的檔案被中影一個戴眼鏡的人拿走。於是緊急動員,派人守住公司政治處的電話,便直奔和平里、公司頭頭薛磊的家。這時是夜裡十點半。公司幾個頭頭都被找來,“請他們具了結,除政治處外,沒黑材料。但是在政治處,大家仍然搜出了一些黑材料。”母親說,“實在不能不叫人憤恨,覺得受騙,受利用”,“我們不但不能做反動路線的產物!更不能做反動路線的犧牲品!”“這就是我決心走另外一條路,和過去我看不慣的一些同志們一起鬧革命的原因。”“革命造反精神!無畏!光明磊落!襟懷坦白!這兩天我做得對,也努力做到了。回來,告訴了荻舟,他支持我!我們家只有左派!這句話一定要實現!”

為了實現這句話,付出了多麼痛的代價!這是後話。

[1] 洪丁李:指中影公司的洪蔵,丁達明和李志民。

[2] “大串聯”或全國大串聯。根據維基百科解釋,特指1966年8月到1967年3月,以大中學生紅衛兵組織或個人為主體,在全國範圍內免費乘車(或步行)、接待(食宿),互相串聯、交流和宣傳造反的活動。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社會動員措施之一。百度百科則指:“大串連”是“文革”時期的特定歷史現象,指1966年夏,為在全國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採取的一種特殊人員交流方式。這種方式首先是從北京一些高等院校學生中開始的。為了造黨委的反,打破班級、年級、校系的界限,商議共同採取某些行動,這種方法叫串連。

[3] 小弟即我的二哥。

吳荻舟張佩華和三個小孩子(小兒子三女四女)合影,背景是天安門城樓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政治發行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 政治發行

 母親張佩華留下在中影公司的工作記錄不算很多,不過其中有一個殘缺的筆記本,是母親手抄的《中影對港澳地區發行方面所執行的修正主義黑線》黑材料,由中影“紅色造反團”和“長征戰鬥團”1967年9月整理,作為“內部批判材料”。母親多年後旁注:“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這個反面材料幸未及出籠,也就保全了‘作者’們的名節,嗚呼!如何總結?但材料可以正面使用,HK演出。”感謝母親留下的資料及提示,我也“正面使用”一下,瞭解當年港澳電影發行有些什麼具體業務,順便看看造反派怎樣“大批判”。

材料從1958年開始羅列罪行,那時母親還在香港的南方公司做經理室秘書,沒有直接從事發行業務,故略過,從1962年起撮要如下:

1962年

反革命分子洪臧於四月召開南方公司(香港南方影業公司)業務黑會,提出提高業務品質,做好演出節目安排,以加強政治影響和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至少爭取不低於1961年的結匯數),規劃為90-100萬港元。南方公司提出書面報告: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和《劉三姐》兩片收入估計均可超過50萬;國產片《梁祝》、《追魚》、《楊門女將》、《搜書院》、《秦香蓮》、《天仙配》等都在港澳和海外取得不俗成績,如果每月能夠出口一部影片,則估計每年國家外匯收入可以達到港幣240萬,南方份內也可以增加60萬元收入。

洪藉口“支持”香港“進步”電影事業,緩和國內製片的困難,與HK製片商大搞合作拍片。當時“珠影”已與香港合拍了《韓江花似錦》和《荔鏡緣》,洪破例預先支付給珠影35萬元人民幣的版權費。

洪6月間積極參與了夏(衍)、陳(荒煤)、孔筱、辛冠潔等在外辦召開的合拍片黑會,確定具體方案,實際上就是一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黑綱領、宣言書,是投靠資本家的賣身契。

1962-1964共與香港合拍19部影片,國家的投資共達(即公司支付的版權費)人民幣966萬餘元,而港元投資(即進口膠片和零星器材的折價)約為人民幣88萬元,僅及全部投資額十分之一。港商坐享其成,國家損失幾百萬。

1962年7月在香港展出的“中國美術電影展覽”,宣揚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盤踞電影界的所謂功績。用被歪曲的孫悟空形象,“強調不怕一切,不被正統壓服”的反革命精神,為被罷官的反黨分子搖幡招魂,《伏虎神童》宣揚階級調和。

香港國泰戲院,過去是我們映出的基地,但因當時南方沒有控制更多的放映單位,國泰時常在排片上挑剔找茬,甚至故意拒絕排映如《黃河飛渡》這樣一些反映我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影片,而故意選擇一些黃色影片映出。另方面則繼續積壓拖欠南方的片款,向其催收時就故意非難南方,甚至以賣掉戲院相威脅!洪等投降主義!一再遷就讓步這樣唯利是圖、驕橫跋扈的資本家,所以國泰老闆動輒以到北京找他們解決問題威脅南方。

這一年,南方發行的10部長片中還有歪曲民警形象的《今天我休息》,宣揚資產階級人情味的《涼山明珠(達吉和她的父親)》,歪曲階級鬥爭反對武裝革命的《劉三姐》,鼓吹個人復仇的《秦娘美》等。

1963年

由反革命組織“二流堂”骨幹唐瑜撮合,於五月間與香港福祿公司簽訂合同,將一批30年代的影片和一批解放後的舞臺戲曲片經由該公司發行港澳、東南亞各地放毒。1963-65年,共輸出30年代和日偽時期的毒草影片16部,如《家》、《春》、《秋》、《船家女》、《夜半歌聲》、《大路》、《姐妹花》等,其中《馬路天使》、《十字街頭》、《還鄉日記》、《萬家燈火》等由資料館直接提供。解放後的戲曲片有《百歲掛帥》、《雙推磨》、《一文錢》、《武松》等8部。

福祿公司是中僑委走資派籌集的僑商資金、打著所謂“愛國”、“統戰”的招牌,以所謂“灰色姿態出現”的第二線發行機構。

63年1月,洪把南方副經理找到北京來,直接與陳(荒煤)商談國內製片廠和香港方面合拍片,對抗康生、江青同志,用合拍片向党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南方副經理寫了一個關於“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說什麼:“1961年開始,國內因膠片困難,產量減少,加上製片題材內容,多不適應輸出港澳及南洋各地,部分戲曲片製作,轉為與香港各有關製片單位合作,沒有安排給南方公司”,“由於排片減少,工作清閒,內部矛盾也越來越多,加上公司收入少,支出大,國家外匯任務無法完成,職工思想就更波動。對公司生存、個人工作前途都產生懷疑和不安。”

本年在香港演出的七部影片中有宣揚所謂“和平、幸福生活”的《花兒朵朵》,醜化勞動人民、充滿低級趣味的所謂喜劇片《女理髮師》,抹殺階級鬥爭、宣揚人性論的《李雙雙》等。

洪於1963年2、3月間途經香港去印尼時,對南方負責人和全體職工說:今後國內影片的生產,現代題材較多,但不一定都適合海外市場,特別是能賣座的戲曲片,又多作為合拍片給別人。因此,要解決南方目前的困難,除了現有儲備下來的節目外,每年應該爭取三四部合拍片給南方。將來如能解決專為輸出拍片,南方的困難就更好解決。

1964年

洪又給南方開了一條管道,由南方供應膠片,中影擔付國內拍攝經費,由局安排每年拍攝幾部適合於海外市場需要的較高品質的影片(如大型紀錄片、戲曲片或其他種類的影片),對外仍以國產片名義輸出發行。對外發行的影片,仍然是不要毛澤東思想,不要無產階級政治。

洪給南方提供了這樣一張1964年的黑貨單:所謂軟性歌舞、雜技片如《彩蝶春燕》,販賣投降主義、借古諷今、為右派分子翻案的《桃花扇》,以神奇幻想手法毒害青少年的《寶葫蘆》、《小鈴鐺》,歪曲勞動人民、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滿意不滿意》,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柳毅傳書》、《三滴血》、《竇娥冤》、《孔雀公主》,愛情至上的色情片《阿詩瑪》等。此外還有“離經叛道”論的標本、集資產階級、人情味、人性論之大成的《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等。

經過將近一年準備的科教片展覽,6月以“今古奇觀”為名展出。這是歷年來在香港搞過的“優秀影片展覽”、“百花齊放戲曲影片展覽”、“美術影片展覽”的繼續,是一系列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罪行。“今古奇觀”節目中包括毒草片《貓頭鷹值夜班》和《花為誰開》。

報給舊電影局一批供香港(主要是過往華僑)做內部招待映出的影片名單上,別有用心地開列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訪問越南、印尼、緬甸、柬埔寨和朝鮮等五部毒片。

1965年

中影公司走資派以“突出政治”掩蓋過去推行的文藝黑線,竟強調說香港是“瞭望台”,是交際處,是國際碼頭,爭取自由外匯,進行國際宣傳的地方,但是“香港95%以上是中國人,有進步、中間落後的群眾,所以宣傳上是高、中、低調大合唱”,“香港究竟發行什麼片子,凡是健康無毒的片子都可以放映,高中低調都有觀眾。由於觀眾的覺悟還不高,必須等待”。“南方應以政治發行為主,不是為了賺錢”,根據這個調子,當然決口不談毛主席1963、1964對文藝問題的兩個偉大批示,公然肯定1964年,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舊舞臺戲曲片力加維護,說什麼其中“也有反惡霸、反封建、宣傳愛國主義和教人向上向善好的一面,對於港澳觀眾來說,還有其進步的意義”。

1965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有極力美化統治階級、侮辱勞動人民、宣揚才子佳人的《孔雀公主》,歪曲農村青年精神面貌、醜化革命幹部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 下集》。為中國赫魯雪夫樹碑立傳的《燎原》,宣揚錦標主義、個人奮鬥、名利思想的《女跳水隊員》,為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牛鬼蛇神叫冤的《竇娥冤》,還有把漢奸寫成正義愛國、歪曲革命同志和革命母親的《野火春風斗古城》。還有第二個“今古奇觀”科教片展覽。

1966年

4月,洪批准把《一江春水向東流》這個美化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醜化勞動人民形象、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大毒草繼續寄供拷貝給南方發行。革命群眾對當時還在港澳及海外地區發行的大批有嚴重問題的毒草、壞片,提出必要進行清理,要求參照江青同志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分類批判的影片處理。

在京觀禮的HK進步新聞界對南方還在繼續上映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以及其他壞片很有意見,並指出不久前在港映出的《孔雀公主》、《冰山上的來客》等片影響很不好,他們說“不瞭解南方為什麼和國內完全不一樣?”後來才在革命群眾的堅持下通知南方撤下一批壞片、毒草片。

就在這個時期,港澳地區還在上映為舊北京市委彭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紅色背簍》,其他還有《柳毅傳書》、《畫中人》、《劉三姐》、《風箏》、《乘風破浪》等毒草,這種現象直到1967年1月,中影公司革命造反派起來奪權,才得以制止。

公司領導喪心病狂地在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小將的電影上突出劉、鄧,送到港澳地區映出,直到外地來京串聯的電影界革命群眾和中影公司的革命群眾起來造反,才制止了在國內外映出。

這一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還有美化舊北京市委的《山村姐妹》,攻擊人民公社、歪曲農村階級鬥爭、污蔑党的領導的《龍馬精神》,美化敵人、歪曲我軍英雄形象的《三進山城》以及《苦菜花》等。

借一句當年大批判的流行語——“是可忍,孰不可忍”,歎一聲,造反派的批判其實更像“歌功頌德”吧,佐證了在翻雲覆雨的政治風浪中做電影發行需要多頑強。尤記得父親在香港時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擔心“白開水方針”將來會“被批判,不得了”,沒有幾年,他們的擔心果然應驗。

母親在上述業務中的角色我只可以自行想像[1]

有一件事,這份黑材料絕口未提。

1963年,香港南方影業公司王逸鵬在香港從辦公室跳樓自殺。根據母親1986年4月應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局人事處要求給他寫的證明,他是民盟成員,母親1958年調任南方經理室秘書後,即是以民盟身份聯繫他。他和許敦樂分任南方正副經理,領導他們的是中共黨員楊少任。南方雖然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實際上是中影的分支機搆,業務由中影領導,人事、政治則由港澳工委領導。

母親調離南方公司時,港澳工委成員陳昌明(任職中調部、國家安全部)、李學曾(公安部)都是當時南方公司的掛名副經理,只是偶然參予業務。

跳樓事件就發生在黑材料提及的1963年3月中影公司總經理洪臧、科長許蔚文赴香港和印尼視察業務期間。事後母親聽說,3月7日洪臧召集南方正副經理討論上年工作總結和當年工作規劃,參加會議的除洪臧、許蔚文外,還有王逸鵬、許敦樂、陳昌明、李學曾。會議結束時,已近中午。王逸鵬回到辦公室,即開窗跳下(他的辦公室緊靠臨街的窗),跌在中國銀行門樓頂上死去。據說他沒有吸完的香煙仍在辦公桌上燃燒,會議參加者當即撬開王的辦公桌抽屜(洪臧的檔放在裡面)取出檔離開。港英警察曾來現場搜查,沒有發現可疑,王的妻子也沒有提出疑問和指控,順利下葬。

母親在香港和王逸鵬共事三年,到中影後繼續負責管理南方公司業務,對他有所瞭解,力證他是舊社會過來的愛國商人,他愛新中國,靠近黨,一心想做好南方的發行業務。他對於當時影片業務以政治發行為主、不強調賺錢的政策不能理解,為打開海外市場,內地支持香港某些國語粵語公司和內地合作製片,不讓南方公司參加,很不理解(見黑材料“南方副經理”寫的“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思想包袱很重,曾吐露擔心組織不信任他。

他和許敦樂一向有矛盾,每年一起來北京彙報工作,幾乎都發生互相指責的事,有關領導總是教育王逸鵬,批評許敦樂,要他幫助王逸鵬,搞好和王的團結,但是兩個人始終存在距離。對此王曾流過眼淚,覺得國家不瞭解他為國家做生意賺外匯的心意,又擔心是不是不信任他,產生自卑。

母親說王許互相向中影告狀的信件,中影公司均有歸檔保管,有文字可查。中影老一輩的領導也都可以作證。

母親說:在和王共事期間,沒有聽說組織對王有任何政治上的懷疑,也沒有發現王有政治問題,他愛党愛國忠實於南方業務,但是經營性跟不上當時黨的政策。

聯繫到“造反派”黑材料所透露的情況,不論“政治發行”是對是錯,不論正副經理誰是誰非,可以肯定的是,內地政治對南方公司的業務乃至人事影響十分重大,王逸鵬正是這種局面的犧牲品。兩份材料對照,更感可悲的是,這一個生命被消隕,並沒有驚擾到任何人,甚至不夠資格列為“走資派”的罪行。

再看母親另一本筆記(1965年11月11日至1966年4月21日),不禁啞然失笑,那些年月,各行各業包括我們在學校都有很多這樣的“開會”、“學習”:

1965年

11月11日,上午傳達文化部政治會議總結,下午討論。

11月12日,上午洪經理召集會議,佈置年終總結,年中評獎。

11月26日,一個上午聽了七位同志談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和心得。

12月2日,搞年終總結。

12月22日,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2月23日,座談會,討論五個問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物件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12月29日,下午討論“座談會”的前言部分。

1966年

1月5日,學習“座談會”。

1月17日,評獎會。

2月4日,薛經理傳達陳總講話精神。

2月11日,向洪臧同志彙報思想。

1966年2月17日筆記顯示,母親到了邢臺。她是1966年2月16日離京去邢臺參加四清、1966年7月4日回京的,這就是妹妹前面所講,“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那段時期。

[1] 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提供的資料,文革前,三間左派電影公司長城,鳳凰和新聯每年平均拍片16部,追求導人向上,叫好叫座。文革業務停頓十年,人心和經營受到嚴重破壞。1982年成立銀都機構,把長鳳新剩下的人員集合起來重新出發。新聯1952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10部;長城1950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60餘部;鳳凰1953年成立至加入銀都前,拍片110多部。借機會立此存照。

這座油漆了紅色的獨立小樓,就是三廳遺址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1武漢會戰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1武漢會戰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1938年6月8日舒城淪陷,父親吳荻舟帶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最後三名團員和母親張佩華一家老小,一路上翻山越嶺從安徽走到湖北之後,暫時落腳在雲夢三叔家。父親隨後去了武漢,希望恢復中斷的中共組織關係。

早在1937年11月18日,蔣介石以議長身份在南京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並在會上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現在中央已經決議,將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了。”不過上海和南京淪陷後,國民政府先是從南京搬到漢口,直到1938年的下半年,國民政府機關大部和軍事委員會還留在武漢。武漢實際上成為戰時首都、全國軍事、政治、經濟的中心,中共中央代表團(長江局)也在武漢開展統戰和抗日救國活動,所以武漢可說是國統區乃至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不僅我的父母,很多愛國人士、青年學生都從全國各地奔向武漢,希望參與到各類抗日救亡組織中。

父親到了武漢,經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介紹,加入了政治部三廳屬下的抗宣一隊,並被任命為隊長。抗宣一隊全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宣傳第一隊”,1938年7月在武漢曇華林成立,全隊編制20人,駐地在漢口永康里。

關於父親加入抗宣一隊的細節,堂弟告訴我三叔說過有關情形:三叔去武漢,發現抗宣隊招人,擠過去一看,主持人是潘梓年。潘梓年問他:“你怎麼來了?”三叔說:“我想報名。”潘梓年說:“你不用考試了,來吧。”原來他們是西牢[1]的難友,潘梓年瞭解三叔。潘梓年也瞭解我父親,他和我父親是師生,是難友,在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天字間1號同牢。三叔說,當時潘梓年問:“你哥哥在哪裡?通知他,現在我們缺幹部,缺有文化的人。”三叔趕緊通知了我父親。

母親也說:“(潘梓年)這位老資格的革命者,曾在獄中指導吳荻舟學習馬列著作和哲學理論,給予吳荻舟極大的幫助。吳對他充滿了信任和敬佩。潘梓年當時任《新華日報》總編輯,得知吳荻舟正在找黨組織,想報名參加抗敵宣傳隊,答應將他的情況向上級黨組織反映。9月上旬,吳荻舟接到潘念之通知,要他到曇華林報到,任抗敵宣傳隊第一隊隊長。潘念之是抗宣隊集訓時的總隊長。”

根據潘念之[2]在《吳荻舟與抗敵宣傳一隊》一文所寫,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國共第二次合作,國民黨應中共要求釋放了一批政治犯,次年4月國民黨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昌成立,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任三廳廳長,集合進步文化人,從事抗敵宣傳。

潘念之說:“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組織四個抗宣隊(隸屬三廳五處,處長胡愈之)和十個演劇隊(隸屬三廳六處,處長田漢)、一個孩子劇團[3],以加強對國統區軍民的抗日宣傳,是周恩來主張的。各隊人員主要是流亡到武漢的知識青年,有的是抗戰開始前各地救亡組織的骨幹分子和積極活動分子,經過當地進步組織介紹,並作了政治審查錄取的,其中不少是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它是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一盞明燈,照亮了許許多多左派人士和革命青年的心,為他們指示了前進道路。”

四名國民黨政治部三廳領導人在火車站月台合影

國民黨政治部第三廳周恩來郭沫若

(圖一:1937年1月,郭沫若到武漢擔任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主持抗日宣傳工作。周恩來、葉劍英和彭德懷前往接車時合影。)

年輕人在街頭為群眾演出抗日宣傳節目

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為抗擊日本侵略,動員全民抗戰,許多年輕人加入救亡宣傳隊伍。

(圖二:抗宣二隊的前身是“蟻社救亡宣傳隊”,圖為他們1938年在武漢街頭宣傳演出。)

這座油漆了紅色的獨立小樓,就是八辦遺址

這是被稱為“紅樓”的三廳遺址油畫作品

(圖三:堂弟十年前畫,位於湖北美院老校區曇華林社區的三廳舊辦公樓。他說:“三廳舊址還在,只是新粉刷後沒歷史感了。而且周邊逼仄,拍照時看不到坡屋頂。遮擋太多,無法整體呈現。畫的時候將透視角度變化才能感覺到是早年的建築物。”)

對於政治部三廳的任命,父親十分重視,他認為自己尚未找到入黨證明人,卻得到信任,委以重任,當然是潘梓年反映的結果。父親也向潘梓年提出恢復組織關係的要求,潘梓年答應幫助他,但是要他找到證明人。

抗宣隊和演劇隊各隊隊長是黨員的,支部書記由隊長擔任,隊長是非黨員的,另派一個黨員做秘書,兼任黨支部書記。各隊黨支部受第三廳特別支部(特支)領導,特支書記是馮乃超。抗宣隊由隊務會集體領導,隊務會有5至7人,除了隊長、副隊長(支部書記兼任)由三廳任命之外,其餘隊務會成員由隊員大會選舉產生,隊務會下設文學、歌詠、美術、戲劇、總務等,全隊分四個生活小組,組長也是選舉產生,各組都有隊務會成員,但他們不得兼任組長。

鑒於當時父親未接上組織關係,三廳派徐方略任抗宣一隊黨支部書記。據知徐方略曾向上級反映,想發展父親入黨。但上級說,吳荻舟是老黨員,他的組織關係由上面解決。可是在宣傳保衛大武漢的活動後不久,局勢緊張,三廳指示父親帶隊撤往長沙,父親的組織關係未及解決就出發了。

潘念之在《吳荻舟與抗敵宣傳一隊》提及父親的組織關係說:“吳荻舟同志從國民黨的監獄裡出來,積極參加武漢市的抗日救亡活動,當第三廳組織抗敵宣傳隊時,他通過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向第三廳報名,要求參加抗宣隊到前線去做抗戰救亡工作,第三廳的政治面目和抗宣隊工作的艱苦性是吳荻舟所知道的,他參加抗宣隊這一行動,就是他的革命傾向和積極找黨關係的具體表現。

抗宣第一隊隊長吳荻舟因當時還沒有恢復黨的組織關係,另派徐方略為秘書,兼黨支部書記,隊長和書記關係很密切,出發前都讓非黨員隊長知道這一情況,保證各隊工作都能接受黨支部的領導。抗宣一隊系派往西南前線工作,同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有聯繫,政治上受辦事處領導,隊內活動由書記和隊長共同商量決定,一直保持著很好的關係,在抗宣各隊中,一隊維持的時間最長,工作也做得最好,這也表示了吳對黨的關係,至於該隊的具體情況及吳荻舟何時恢復黨組織問題,因第三廳在後沒有直接指導關係,我已記不清了。”(1987年12月10日)。

從行文語氣看,估計這是潘念之為父親寫的證明信,時間是在文革結束十年以後的1987年。那年父親找到可以為他入黨作證的嚴啟文,距離他入黨和被捕入獄失去聯繫已經超過半個世紀[4]。1997年前後潘念之後人把這篇文章提供給我們,輯錄入父親的紀念冊《吳荻舟》中,成為一段歷史的佐證。

1938年9月29日,三廳特支召集4個抗宣隊隊長和書記傳達周恩來指示: (一)4個隊的工作地區:一隊在西南五省——湘、桂、黔、滇、粵流動;二隊在閩、浙、贛;三隊在鄂、豫、皖邊;四隊在陝、甘、寧。(二)各隊要堅持人事、工作、經濟“三自主”。(三)要長期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的宣傳陣地。(四)各隊隊長要堅持到底,不准中途換人。(五)各隊到達工作地區後,由書記就近與八路軍辦事處保持組織聯繫。特支書記馮乃超說,這是戰略性指示。

據父親回憶,抗宣一隊和其他13個隊的成員先後在武昌曇華林集訓。集訓期間,周恩來、葉劍英、郭沫若、胡愈之、田漢、馮乃超、廖體仁、潘念之等都做過講話和指示,以提高全體隊員對全面抗戰、長期抗戰的認識,增強抗戰必勝的信心。日本進步作家鹿地亙還向抗宣隊介紹過日本人民反戰情況。

集訓結束,抗宣一隊立刻在武漢三鎮及郊區投入武漢保衛戰,除街頭演講外,還定期出版《火炬》壁報,到武漢三鎮各傷兵醫院慰問等。

早於1938年6月,共產黨機關報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先後提出“保衛大武漢”的口號。1938年6月至10月,中國第5、第9戰區部隊在湖北省武漢地區抗擊日軍進攻,即武漢保衛戰,超過一百萬國民革命軍防守武漢,抗擊由畑俊六指揮的日本帝國陸軍,戰場在長江南北岸,橫跨安徽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是整個抗日戰爭中時間最長、規模最龐大和最出名的戰役。

武漢會戰期間,由蘇聯空軍志願隊派飛行員支援的中國空軍與日軍航空兵空中大戰7次,擊毀日機78架,炸沉日艦23艘,有力地支持了地面部隊的作戰。中國海軍也擊沉、擊傷日軍艦艇及運輸船只共50餘艘,擊落日機10餘架,但自身也損失慘重,基本上中國空軍和海軍都全軍覆沒了。

1938年10月25日,日軍佔領漢口,26日佔領武昌,27日佔領漢陽,武漢保衛戰以中國軍隊撤出武漢宣告結束。

一方面,中國軍隊實力不足,但是中國軍隊也消耗了日軍有生力量,從後來日軍佔領岳陽卻沒有繼續挺進長沙,可以看出武漢保衛戰的一定影響,日軍沒有達到速戰速決、迫國民政府屈服以結束戰爭的戰略企圖。武漢保衛戰可說是一個轉捩點,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另一方面,誠如時任國民政府合肥縣長的陶若存所說:“當時的行政幹部(國民政府),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恐怕當時相當一部分地區處於這種情況,不然也不會有下一節將述及的長沙大火。

周恩來領導組建l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和一個孩子劇團,加強對國統區軍民的抗日宣傳,鼓動民眾,喚起民眾,正是改變一盤散沙的現狀、凝聚抗戰力量的一種努力吧。

一群及隧道十幾歲的小孩子,打這一面旗幟:“孩子劇團”和大人們合影

孩子劇團也是政治部三廳屬下的抗日宣傳團體,成員都是一些十幾歲的小孩子。

(圖四:孩子劇團歡迎會後所攝照片,1938年3月9日於武漢。)

母親說,父親稍後介紹她也參加抗宣隊。抗宣隊隊員有男有女,並且是流動性的,以外祖父母的出身、教養和處境,本來是很難接受她去參加的。但是他們看到當時我父母關係不錯,互有好感,就說,如果你們結婚,你就可以去。我的父母結婚了,母親記得那是舊曆的潤七月,陽曆的9月初。這時母親21歲。

關於當時父母的關係,有個暖心小花絮、“驚天”大秘密:七十四年之後,2012年,母親94歲高齡,臥床不起。有一天,她在醫院的病榻上,像是忽然想起,對我說:“我有一個秘密,從來沒有和別人說過。有一天晚上你爸爸(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結婚)到我們家聊天。我送他出去時,在門口,他親了我的手,嚇了我一跳啊。”說時她羞澀地笑著,伸出左手示意。

母親說,在當時,外祖父其實也不懂“革命”是怎麼回事,不過他親眼看到父親如何工作,如何對老百姓,是個正派人,有文化,就同意把女兒交給這個窮得叮噹響、連“正經工作也沒有”的男人。母親說:“幸虧有你爸爸,我爸爸可以把一家人託付給他。”

三叔寫過一篇文章講述他是如何“落戶”雲夢的。他先父親一步加入抗宣隊,編到第七隊任副隊長,開始在武漢街頭做宣傳工作。不久,日軍攻陷田家鎮砲台,武漢危機,周恩來將宣傳隊派赴各戰區去做宣傳工作。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三嬸重病,三叔遂請了五天假,送三嬸去醫院。再接著打起仗來,一大家人包括我的外祖父母和舅舅們要他安頓,電報、電話相繼中斷,他找不到抗宣隊,從此在雲夢落戶。文革期間我在內蒙古兵團當知青的時候,三叔曾經對我說:“你們一定要‘好男兒志在四方’,我就是因為兒女情長的事,沒有堅持。”現在想來,這也許就是在表達他的遺憾。母親也有遺憾,她說過:“本來我也參加了抗宣隊,但是結婚不久我就懷孕,加上父母也來和我們匯合,到了桂林,吳荻舟勸我退隊養家。”

[1] 西牢:見第1章第6節“鐵窗大學”。

[2]潘念之(1902—1988),1923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歷任上海閘北區團委委員,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常務委員、組織部長,中共黨團書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秘書等職。建國後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參事室副主任、中央華東局統戰部政治處處長等職。1953年受開除黨籍的錯誤處分,1979年平反,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上海政法學院副院長、上海市政治學會會長、中國法學會顧問、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科學院顧問等職。

[3]孩子劇團:以上海滬東臨青學校為主的一部分中小學生,自發在難民收容所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於9月3日正式成立孩子劇團,隸屬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11月上海淪陷,劇團22人(約8~16歲)離開上海於1938年1月抵達武漢,4月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收編附屬第三廳。1939年1月,劇團遷往重慶到四川各地農村集鎮進行抗日宣傳,幫助中小學校及兒童保育院排練戲劇歌詠和組織演出。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3次下令將孩子劇團調歸重慶市衛戍司令部管轄,強行改組並撤換劇團原有各級領導幹部。1942年9月孩子劇團被迫解散。

[4]中直機關工作委員會1988年發文:“中國文聯機關黨委:《關於恢復吳荻舟同志黨齡問題的報告》收悉。經研究,同意恢復吳荻舟同志1930年1月至1948年2月的黨籍,黨齡從1930年1月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