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 瞭解實況

除了東深供水工程，父親吳荻舟在晚年回憶錄提綱中提及回內地後、文化大革命前的另一項內容就是“四清”。“四清”這個詞我是知道的，雖然那時候還小，但也知道四清關係到“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

父親留下的四清資料比較多。1964年10月底開始，他用兩本四清工作筆記記錄下四清政策，四清內容，農村情況，村裡存在的問題，工作安排，工作進度；某些案例思想鬥爭過程、思想變化的原因、犯錯誤的經過；個人交代的內容，談話要點記錄，群眾反映情況的記錄；一些名單如耕讀小學學生名單，缺糧戶名單，貧協籌備小組成員名單、賭錢者名單等等。從中我看到笪、芷這兩個姓是當地大姓；又看到全生產隊28戶人家就有9戶人家缺糧；還有什麼叫“排隊”，什麼叫“放包袱”，什麼叫“洗手洗澡擦背”等等。還有三本日記，看得出父親是把四清當作瞭解中國農村情況和改造自己的機會，非常認真。

（圖一：父親的四清筆記本，有兩個購自當地，由鎮江市地方國營前進印刷廠制，硬面，裡面紙質粗糙但有彩色插圖。）

四清是一場在1963年至1966年在全國城鄉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時是在農村“清工分，清帳目，清倉庫和清財物”，稱“小四清”，也叫“當年四清”，後來在城鄉“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和清經濟”，稱“大四清”。中央領導親自掛帥，數百萬幹部下鄉下廠。當時在黨內高層對怎麼看待國內的困難形勢，怎麼看包產到戶有嚴重意見分歧，加之國際上中蘇兩國意識形態分歧，前蘇聯批評“三面紅旗”，美國搞“和平演變”，形勢緊張。毛澤東對資本主義深惡痛絕，對反修防修有強烈的緊迫感，對任何異議都高度警惕。

我看過黨史專家李新在他的回憶錄《流逝的歲月》裡講述的桃源經驗：“工作組先入為主，所以看見村幹部就不順眼，總以為他們都是四不清幹部。”“工作組的權力很大，可以任意隔離審查（等於逮捕）；可以隨時審問（等於私設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負任何法律責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了不少村幹部。”我也看過薄一波回憶：“黨內高層領導中發生的這些思想分歧，影響是深遠的。最嚴重的是使毛主席產生了對少奇同志的不信任，從而埋下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種子”，感覺驚心動魄。

那麼父親的“四清”又是怎樣的？晚年父親曾回憶，他們除破獲盜牛案並拘回越獄潛逃到宿淞的盜牛犯外，沒有錯打幹部等左的錯誤，“當時我從港澳回來，按黨的一貫實事求是去做”，結果有人向上級報告說他思想“右傾”，沒有清出成績，沒有抓到農村已爛掉的幹部，反而解放了幹部，他遭四清總領隊批評。父親回顧說，能捉到盜牛犯，是因為“有”這回事，捉不出“四不清”幹部，是因為“無”。父親還說：直到《二十三條》[1]下達後，他才算沒事了，他說，現在看（我的做法）還是對的，即使個別生產隊幹部有缺點錯誤，那也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該上綱為“反社會主義分子”。

通讀父親的日記，就像通過父親的眼睛看當時的中國農村，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有點“錯亂”——畢竟已經是五十年前，何止物是人非。看得我膽戰心驚，生怕他犯那些“左”、“右”、“形左實右”的錯誤，是個害人的角色，也怕看到他挨整。但是為了瞭解那個時代，瞭解發生在父親身上的故事，我還是決定通讀筆記，儘量梳理，諸如運動形式和方法，中央對形勢的評估，父親的認識，運動的具體事例等。父親在寫完第一本日記後，在扉頁上寫：“堅持記下去！”我也對自己說：“堅持讀下去！”

（圖二：第一本日記扉頁上寫著：“堅持記下去！1965年2月16日補記完15日的日記後寫”。）

父親1964年10月21日離京去江蘇句容，翌年5月25日回京，為時七個月。四清工作分兩個階段的“蹲點”，先是北京來的幹部集中學習文件（之前在北京已經組織學習討論），父親稱“學習的蹲點”；然後這些北京來的幹部分散到大隊或者生產隊，才開始真正的蹲點，先搞地方幹部和地方青年（借幹）的培訓和“三查”、然後揭發審核大隊和生產隊幹部以及地富分子，查到貪腐的要退賠。在“學習的蹲點”階段，和父親一個組的都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同事，多數是十六級以上的幹部，“大家都有一定的工作和理論水準”。下放到生產隊蹲點時，每隊六個幹部，只有一個外辦的，其餘是地方的借幹。

10月23日11點20分，在陰雨中一行到達鎮江，住進招待所。下午去遊覽焦山，第二天又遊覽金山，父親興致勃勃抄下江天禪寺（金山寺，據說乾隆遊此七次）的題畫、對聯。可是隨後他們就“檢討”了：“我們幾個原來的行政組長談到到後生活有點鬆散，這和當前的工作形勢——一切戰鬥化、革命化有點不合，地委招待得太好，決定搬出招待所住到公社，組織學習，一釜煮一下”。父親接著寫道：“過去沒有過過這樣的生活，有點落後之感，加速度跟上去”，他批評自己“這兩天遊覽，注意的多是古字、古畫。似還有小資的所好，應注意。”（10月24日）

關於句容和這次四清，父親有一段地委[2]秘書長、政治部主任、農工部部長、辦公室主任等領導在場的會議記錄：

1. 全縣3600多生產隊，33個公社；
2. 訓練學習一個月，4個檔，20天。三查作風，思想，成分，10天。包括休息四天，11月25日-30日進隊，進村的交通運輸，也要四五天。
3. 句容，老區，縣委除一個為當地幹部，四五個副書記都是山東來的南下幹部。
4. 土改檔案，基本都有。群眾落後。
5. 33個公社29萬人。
6. 11月中秋種也過了。入冬後主要是積肥，這年較豐產約50億斤，交公糧一億。
7. 大煉鋼鐵時有些破壞，搞了一些大水庫。文化低，多是外地（湖南、蘇北）來的人多。茅山和尚，道教有歷史地位。

（圖三：句容南門外、父親去四清那片地區，上有句容，左南京，右鎮江，右下方是茅山。）

看父親記錄的宜興大隊大隊長報告可以感受四清運動的規模：“（北京來的）一萬多人的一個集中行動，交通，住地，給養，醫療……在三五天內（15-19）都基本解決了”，“地委的領導和各部門的配合和支援，以及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從十一個縣，集中了一萬二千多幹部和知識青年，20-22全集中完畢，23日就開始學習。”（10月26日）

還有各大隊先遣隊出發的那個寒冷的淩晨，父親在天臺上看著：“天還沒有亮，東方地平線上是一線通紅的火一般的朝霞，大地還是烏黑，兩個大射燈，從門樓及屋頂朝空地上集中著人群和車輛（7輛公共汽車，一輛帶拖車的卡車）射去，顯出了大地上一塊特別光亮的焦點，從各宿舍，負著行李包的青年們、幹部們，越來越（多）地向空地上集中，這氣象是大軍團拂曉作戰時才可看見的，但，這是在不同的環境裡，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裡，對敵人企圖復辟的一個殲滅戰，所以在燈火通明下集合，不是在黑夜裡摸黑集合。我在天臺上看著這樣的情景，心裡有一種說不清楚的感覺，想到我們就要進入農村，投入戰鬥了，浮起了一股信心，和又感到沒有經驗的沉重的擔子。怎樣才能恰如其份地把中央的政策貫徹好，高標準地完成任務？”（12月1日）

四清過程中，有時候他們會到南京或者地縣連續幾天集中學習，參加地委會議，傳達中央文件，平時晚上也常常開小組會或者支委擴大會，學習社論、簡報，隊員守則，互相提意見。有時候和四清幹部、公社、大隊或生產隊幹部、積極分子開會，聽取他們報告情況，討論、談話，還可以看看電影如《抓壯丁》、《千萬不要忘記》、《早春二月》等，間或有文藝晚會。看完電影或節目，父親會在日記裡評論幾句，如“單薄，概念化，鬥爭不尖銳，生活氣味還是少”，“實在沒看頭”等，那是他的老本行。其他時間儘量和貧下中農“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勞動”，座談、談話、搞調查。

關於“三同”，父親認為，不是形式上去強調生活水準的下降，更不要以為找到最髒最臭的人家住下去，就是做到了三同。他寫道：“中央提出要堅持三同，這是對的，必須堅持。但，中央要求三同的精神是由於我們這些進城後脫離實際，高官厚祿，養尊處優的幹部太多，階級感情少了，對群眾的疾苦熟視無睹了，對革命的最終目的、對目前的階級鬥爭形勢漠不關心了。要我們到下面去，在仍然受苦受難、遭受混進來的四類分子、蛻化變質幹部…欺壓的農民群眾（主要是貧下中農）中和他們同甘苦，建立階級感情，共同推動農村的反四不清，反政治復辟的革命鬥爭。三同是為了進一步堅定我們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觀點和工作方法（調研等）。”（11月27日）

我們小時候聽說過“三同”，還有一首歌：“小斑鳩，咕咕咕，我家來了個好姑姑。同我住的一間屋呀，同我吃的一鍋飯。白天下地勤勞動（搞生產），回來掃地又喂豬。媽媽問她苦不苦？她說不苦不苦很幸福。要問她是哪一個？她是下放的好幹部。”歌頌很容易，現實很複雜，那時我們雖然會唱，但完全不懂，這次整理父親的筆記，終於有機會瞭解。

根據父親記錄，“句容是個全省裡較差的縣，雖然這二年生產方面有了發展，但，人民生活還是很苦，人民的積極性還很差。”“貧下中農有意見，說解放前在地主下生活，解放後也是在地主下生活。據說城東公社有地富反壞分子410，其中地主有240人，56年有千多人鬧退社，62年變天謠言倡狂時，幹部要集中睡。這裡（城東）有四個特點：1和縣城接近，資本主義活動多；2多次搞試點，運動多，農民有一句說法，稱自己是運動員，每次運動又沒有取得成就，有厭煩；3生產搞不上去，地富日子好過，貧下中農苦，文化落後，幹部革命意志衰退；4對地富兒子不養父母，當了幹部，有意見，未及時解決。”（10月26日）

父親很注意觀察，比如在不到千人、只有一條街的丹徒鎮，他走完一條街，就瞭解到許多。有一個規模不小的百貨店，有一個劇院，有小館子。西側一個小村裡，有的農民家“不止一個熱水瓶的，有的也有收音機，但，他們的衣著都很破舊。”一名青年菜農告訴父親：一家四口，夫（全勞力）妻（半勞力）和兩個小孩，合起來就是一個半勞力，全月掙450工分，全年大約可做到5000工分，500個勞動日，每日1.5元，全年收入750元。每月60元左右。月吃米200斤，28元，日用及其他，60元也都用出去了。

信步走到鎮東頭，就是去諫壁鎮的火車站，父親花一角錢買車票，又到了諫壁鎮，那裡比丹徒鎮大，有四個工廠，人口一萬左右，是交通要道，公路上車不少，鎮上連南方的香蕉也有得賣。父親甚至瞭解到：這裡有一個韓信放的鐵風箏尾，插在一個洞裡，迄今無法拔出來，鎮上的人說，連大煉鋼鐵時也沒把它毀掉。（10月29日）

父親和很多老鄉談過話，他都有記錄。比如一位青年團員是初中畢業，未考上高中，勞動了兩年，18歲，其父是生產大隊隊長，黨員。他說，公社原來的副書記思想退化，搞女人，現為隊委，沒有受到處分，他感到很不滿。他認為目前農村裡生產是好，但，幹部的革命目的模糊了，只考慮自己一個家庭的生活，很少注意集體，資產階級思想抬頭，不勞動，吃東家吃西家，一個春節到處有人請，平時只搞自己的自留地。（10月29日）

從父親在一次傳達之後所記，可以看到當時中央對國內形勢的評估：“毛主席說如此下去，少則數年，十年，多則幾十年，黨就要變成修正主義的黨，國家就要改變顏色，已不是聳動聽聞的話，不是沒有客觀基礎，黔40多縣，兩個縣壞掉了，陵市也兩個部門壞掉了。有反動組織，準備了三套班子，以迎赫、蔣、彭。這還不止，在這鬥爭中，右的思想還是主要的，這不很危險嗎？對敵我鬥爭形勢估計不足還是主要的，這不是思想作風（官僚主義）的問題，是各級領導的階級根源，和官大了起了變化的問題”，是“上了台、做了官，不思放棄既得權勢的問題”（ 10月28日）。

10月30日的日記記載，當天到地委開會，講反右傾，傳達李雪峰的信及中央對信的批語，“根據下來後接觸到的情況看來，這個問題提得很及時，很必要，假定不是在百萬大軍打殲滅戰的前夜進行這樣一個思想準備工作，後果將不可估計。中央真是了不起！”據他的記錄，“江蘇鎮江專區自去年二三月間搞試點後，接著又搞了兩批，一批四個公社，一批七個公社，可是一批不如一批，群眾反映說：壞幹部昂頭，群眾搖頭，四類分子未低頭，貧下中農未抬頭。四清工作隊兩頭挨駡。（10月30日）

關於李雪峰的信，我查了一下資料。李雪峰(1907～2003)四清時任職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一書記兼北京軍區黨委第一書記、第一政委。他親自帶隊去四清，在地委書記會議上發現，縣委對四清運動的抵觸情緒很大，有的甚至聲言根本反對四清，拒絕到會，遂寫信給劉少奇表示不同意見，中央予以批轉。父親提到的“百萬大軍打殲滅戰”，是指劉少奇主持的四清，“以縣為單位派工作團，集中優勢力量進行四清”，按照劉少奇的部署，一個縣派一個大工作團，大兵團搞四清。這種做法遭到毛澤東批評，指責“有人搞獨立王國，尾巴翹得很高”，還談到黨內有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

毛澤東授意李雪峰“南北開戰”。

[1] 《二十三條》：父親說“直到《二十三條》下達後才算沒事了”，是指1965年制定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提出幹部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要儘早解放大批幹部，還有退賠可以減緩免等，糾正了四清前期一些“左”的做法。但是據說當時很少有人意識到《二十三條》首次提出的“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具體所指。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裡把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作為劉少奇一條罪狀；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回顧說制定《二十三條》時走資派就引起他的“警惕”；1970年12月18日美國記者斯諾問他什麼時候明顯感覺到要把劉少奇搞掉？他回答“制定《二十三條》的時候”。

[2] 地委：地區黨委的簡稱，級別在省委以下，縣委以上，一般分管數縣、鄉。句容屬於鎮江市代管的一個縣級市，所以這裡的地委，應該是指當時的鎮江地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