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9 千里西江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根據父親吳荻舟留下的隊史等資料看，“皖南事變”之後，劇宣七隊政治上處境非常艱難，業務上卻非常活躍，形成十分強烈的反差。父親說，“皖南事變”後，捕殺中共黨員之事，限制監視中共或進步人士之事，敵視劇宣隊之事接踵而至。1942年春，他們的隊員周克等就曾在韶關的東河壩浮橋上遭特務襲擊。支部書記撤退，隊裡沒有黨支部，全靠隊裡幾位黨員自動從進步報刊以及各自的管道獲知中共立場觀點和抗日政策，對紛至遝來的問題發揮黨員的作用。左洪濤和饒彰風也及時傳達了中共有關國統區工作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雖然七戰區政治部催逼全體成員加入國民黨，造成七八個人不願意加入國民黨選擇相繼離隊，1941年7月中旬他們到樂昌、坪石、始興、南雄等韶關週邊余漢謀第十二集團軍駐地和新兵訓練基地一師管區慰問回到韶關後，仍然安排了由徐洗塵、林韻舉辦歌劇、音樂、民族形式的專題講座；請七戰區政治大隊的陳卓猷講蘇聯藝術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父親講《世界文藝思潮史話》。

他們邀請戰區司令部軍樂隊給他們伴奏，也應電臺邀請演出音樂節目，公演收入全部作新年勞軍，先後赴七戰區兵站醫院，七戰區榮譽大隊，政治部教導團，防空部隊，政治部鐵肩隊，韶關市出征將士家屬等駐地慰問，不知鼓舞了多少人的鬥志，溫暖了多少人的心。劇宣七隊越壓越強。

1942年2月上旬，七隊在韶關的復興劇場演出范萊自編自導的《生產三部曲》，獨幕民族歌舞劇《新年大合唱》和音樂造型歌表演《黃河大合唱》。所謂音樂造型歌表演就是有佈景，人物造型和動作配合音樂，在當時是個新的表演形式，以我想像那就是許多年後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雛形吧。音樂語言和生活動作結合，把抽象的音樂立體化、形象化，對於他們的觀眾恐怕是必須的，內容更通俗易懂，劇場效果更好。

比如唱《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舞臺上二三十個演員拿著各種農村隨處可見的鋤頭、鐮刀、棍棒等，揮舞著拳頭。動感的舞臺，洪亮的歌聲，同仇敵愾的怒吼，表現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在中國大地上戰鬥——觀眾看到這樣壯闊的場面，抗戰必勝的信心油然而生。

3月中旬演出《塞上風雲》，4月和5月下旬兩次演出多幕話劇《刑》，6月初舉行音樂會，同台重演新歌劇《農村曲》，7月中旬舉行“反侵略演唱會”。從5月上旬開始戰區政治部開始定期舉辦“國民月會”，宣傳“新生活”[1]，劇宣七隊利用這個陣地，演唱一些小節目，如《希特勒演講》、唱《蘇州小調》、《九一八》、《李大媽》，還有《丈夫當兵去》、《朱大嫂送雞蛋》等延安或敵後根據地創作的抗日宣傳歌曲。這些歌舞很受群眾歡迎，《軍民進行曲》多次重演，一再滿座，只要是劇七的戲，人們都要來看，場場滿座。就是說，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們竟然培養了很多“粉絲”——七隊之友，我記得其中有人直到千禧年還在和我母親通信。

（圖一：劇七之友多年後憑記憶整理劇七演唱過的歌詞。）

抗宣一隊改名為劇宣七隊後，工作被限定在七戰區，這不符合1938年成立之初周恩來的指示——在西南五省宣傳中共抗日方針政策。父親帶領劇宣七隊千方百計突破限制，把有利形勢轉到自己這方面。他們利用過去多次在湘桂粵漢鐵路沿線工作時與鐵路當局和鐵路員工建立的密切關係，利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演劇宣傳隊的合法旗號，通過鐵路上的關係推動國民黨鐵路特別黨部發出正式邀請信。

拿著這封邀請信，父親向李熙寰提出到湘桂流動慰問各站員工的計劃。開始他不同意，父親知道他性格自負好勝，就說：劇七原來不會演戲，配屬七戰區後經過培訓提高，才有今天的成績，現在鐵路方面願意負擔一切費用，我隊長期在四、九戰區工作，是從四、九戰區來的，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代表七戰區到四、九戰區慰問演出，然後回到七戰區的西江、北江，慰問當地駐軍官兵，展示成績而後再返回韶關。這樣一說果然得到李熙寰同意，他還給四戰區的張發奎、九戰區的薛岳、西江駐軍第35集團軍司令鄧龍光寫了介紹信。

1942年8月中旬，七隊開始沿粵漢鐵路逐站推進，北至湖南長沙，然後折回衡陽，沿湘桂鐵路各站抵廣西桂林柳州；再折往桂平、貴縣等地，出梧州，順廣東的西江而下，再轉北江，1943年8月下旬，返抵韶關。饒彰風派了中大學生魯朗隨隊到湘潭。父親回憶：這次跨省、跨戰區流動時間最長，路線最長，擴大了劇宣七隊抗日宣傳的覆蓋面，也為後來粵贛邊的流動做了鋪墊。

1942年中秋在湘潭，忙裡偷閒，大家租船在湘江泛舟賞月；國慶在長沙，與九隊聯合演出；1943年在桂柳火車上過元旦；在梧州過五一；中秋節前回到韶關。沿途各大站計有：樂昌，郴州，衡陽，湘潭，長沙，桂林，柳州，貴縣，梧州，德慶，肇慶，清遠，四會，英德等。在一些地方如梧州，還舉辦了短期歌詠班、座談會、聯歡會，培養當地青年。即便是一些小站如粵漢線上的坪石，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情況比較複雜的沙坪等小站、小村鎮也搭起舞臺演出，或為當地義演救濟難民等。

（圖三：走到哪裡就在哪裡寫大字標語。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特別提及一個特殊地區——沙坪。這裡是一個西江遊擊區、敵佔區和國統區三不管地區，敵我友力量犬牙交錯，政治環境非常複雜。公開稱霸的是“大天二”（土匪）何老二。他是魚肉當地人民的統治者。這裡走私販毒，吃喝嫖賭吹五毒俱全，難民雲集，賣兒賣女，餓殍遍地，只有“大天二”和為非作歹的國民黨特務花天酒地，“朱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

敢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是劇宣七隊一貫的作風，他們在肇慶工作時曾與“廣州兒童劇團”合作，一起過著相濡以沫的生活。通過他們團的領導（地下黨員）談星介紹了一個關係找到何老二，說明想為當地難民義演，何老二爽快答應保護劇宣七隊和廣州兒童劇團[2]。國民黨特務和敵偽漢奸是不歡迎劇宣七隊的，不過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破壞，而中共領導下的西江人民武裝則熱烈歡迎劇宣七隊，“以正壓邪”。既有“大天二”公開保護，又有遊擊隊暗中保護，加上隊員們都自覺遵守紀律，終於安全進去，做了大量工作後又安全出來。還救了一個瀕於餓斃的十幾歲兒童吳松齡（他以後一直在隊裡生活，直到七隊撤退到香港，安排他在中華電影製片廠工作）。

七隊在沙坪演出歌劇《農村曲》，演到大罵漢奸時，觀眾中突然打起架來，原來是漢奸藉故鬧事，遊擊隊當眾揭露他們的漢奸嘴臉，“大天二”何老二也覺得鬧事丟他的面子，亮出武器，站了出來。秩序恢復，鬧事風波戲劇性被平息下去。父親說，沙坪之行不在我們向政治部遞交的計劃之內，是所謂“將在外”的自由行動！

（圖四：劇宣七隊1944年夏在曲江。）

流動期間他們有意外收穫：隊員們偶然發現地攤上有很多進步書籍，據分析是逃難的作家、學者頂不住饑餓和長途跋涉，被迫忍痛割愛處理的，隊員們驚喜之餘，傾其所有，買了許多帶回曲江，隊部也買了一些，充實隊的小書庫。

1943年8月中旬，經廣東北江，全隊回到韶關基地。從l942年8月至l943年8月，歷時整整一年，這就是“西江大流動”，行程4000里。

流動期間，父親因嚴重浮腫，經隊務會批准秘密回桂林治病，同時負責加強與左洪濤的聯繫。那是1943年初。母親張佩華回憶：全身浮腫是長期營養不良和辛勞所致，他其實只能回來休息一下，哪有錢治病呢？外祖父叮囑給他吃摻米糠的飯，半年後才算康復。當時我母親在桂林省立圖書館工作，幫父親借來大量參考書，他倆每晚挑燈夜戰，“奢侈”地用三四根燈草點著茶油燈盞，父親寫作，母親幫他抄稿。

母親把這段日子視為兩人的溫馨回憶，讓我十分心疼她。不說別的，我讀過茅盾一篇回憶文章，那時他也在桂林：“午夜夢回，木履清脆之聲，一記記都入耳刺腦，於是又要鬧失眠；這時候，帳外饕蚊嚴陣以待……”，同是深夜，父母所住更是山邊陋室，恐怕也難避蟲鳴饕蚊，可是只要在一起，母親就覺得溫馨！她曾回憶說：“調到韶關後，他更難照顧家了，偶有出差桂林，他總想給老人孩子買點什麼，我勸他那幾元零錢留著自己用吧。他說‘我不能贍養老人孩子，還得到你們理解支持，真是無限感激和內疚啊。’”

父親寫作的書名是《世界文藝思潮史話》，他從三十年代在國民黨監獄中就開始收集資料，l941～1942年為提高七隊的政治思想素質，曾以此作為講課題目，這時總算有機會整理出來。8、9月間他帶著八本《史話》書稿去看孟超[3]，想請他介紹出版。據母親回憶，該書本來已經決定出版，因桂林即將淪陷，原稿交由一位友人攜帶輾轉各地，抗日戰爭勝利後在香港歸還父親，最終在1957、1958年由香港集文出版社出版。母親說，父親對這位朋友的珍貴友誼感銘終生，可惜母親忘了他的名字。

當時父親還和孟超交換了對當時政治形勢的意見。這期間桂林茶樓、酒館、甚至小食攤都張貼著“莫談國事”的招貼，堵塞言論，逮捕學生和進步人士。他們認為有必要揭露和批判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

父親去找桂林文協傀儡劇研究組的主要成員溫濤，提議學習魯迅故事新編，參考《今古奇觀》中的《解語花》的寓言，虛構一個《詩人與國王》的故事，搞傀儡戲（木偶戲）。父親的構思——劇中主要人物是：愛國的詩人、專橫的國君、百花之神和會說話的百花。

《詩人與國王》故事梗概是：專橫無道的國王為了鞏固王位，禁止國人議論朝政和禁止三人聚會，並大興文字獄。詩人勸諫他，他不聽，反要詩人為他歌功頌德，遭到詩人拒絕。國王便把詩人禁錮在御花園裡，限他三天回答。這三天，詩人寫了許多譴責國王、評議國事的詩，吟哦慨歎。三天期滿，國王腰懸利劍而來，威迫利誘。詩人不肯屈服，反說聞到一股血腥味!國王大怒，追問：“三天限期已過，如何抉擇?!”“我早知道活不了幾天，無道昏君，你殺死我一個，會激起千萬人反對你……”國王怒極拔劍，欲刺詩人。忽聞“不准殺人!”之聲。國王驚恐後退，花神從花叢中躍出，反對國王的歌聲充滿園中，匯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國王驚恐萬狀，在四面楚歌聲中倒下。

溫濤聽了很高興，要父親趕快把劇本寫出來。他們還當場具體研究了條件、人力物力基礎和製作技術等細節以及藝術處理的方法。溫濤突然想到，南京國民政府是太平天國的王宮舊址，隔壁便是御花園，國民黨的審查機關，會不會拿這個做文章，不讓上演呢？父親也想起1941年石凌鶴把張天翼的《禿禿大王》改編成劇本，讓孩子劇團在重慶演出時，由於蔣介石是個光頭，便遭到禁演。孩子劇團只好把劇名《禿禿大王》改為《猴兒大王》，拖到那年冬天才演出。儘管歷代皇宮裡都有御花園，可是不講理的國民黨審查機關，豆腐裡也會找出骨頭來。還是籠統點，不寫詩人被禁錮在御花園裡，只說禁錮在花園裡。這樣寫，蔣介石也不好往身上拉。父親從桂林回到韶關後，隊裡負責音樂的林韻為全劇配樂，並寫了主題歌。

原來，他們的新節目就是這樣誕生的。我試圖在網上找《詩人與國王》的劇本劇照等資料但是遍尋不著，只在“360百科”中國木偶戲詞條找到如下記述：“上海文化人對傳統木偶戲的關注及勇於革新的精神是可貴的，他們初步為木偶戲確立的編劇、導演、設計、製作、舞臺美術等方面的分工合作，對後來傳統木偶戲的全面發展是有益的。繼上海文化人之後，由吳荻舟編劇，溫濤導演兼演員、人物造型、服裝設計等，請桂林青年學生協助演出的提線木偶戲《詩人與國王》，於1944年在桂林舉辦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演出，引起強烈反響。辛亥革命後到四十年代末，除文化人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幾個大城市對傳統木偶進行改革外，全國各地的木偶戲基本上屬於傳統的戲曲型。”

[1]“新生活”應是指新生活運動，1934年至1949年在中華民國政府推出國民教育運動，橫跨八年抗戰。開始的時候新運以"禮義廉恥"為主，提倡紀律、品德、秩序，不要隨地吐痰等"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抗戰開始後新運演變為戰地服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保育童嬰、空襲救難、徵募物品和捐款等。1949年國共內戰爆發，新運無疾而終。

[2]七隊回到曲江之後不久，廣州兒童劇團被國民黨省政府西江專員公署派兵從南路押回西江，拘捕入獄，經過16個月牢獄生涯才被營救出來，參加了東江縱隊北江支隊。

[3]孟超(1902—1976)，中共黨員。1926年畢業于上海大學中文系。1928年在上海與蔣光慈、阿英等人組織太陽社，創辦春野書店及《太陽月刊》，參加左聯。抗戰時期任桂林、昆明文協理事，桂林師範學院、重慶西南學院教授。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國家出版總署圖書館副館長、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室副主任等職。1957年任戲劇出版社副總編輯。1961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戲劇編輯室主任。創作了歷史劇《李慧娘》。1964年7月起遭誣陷，1976年5月去世。1979年3月，中共人民文學出版社委員會為孟超平反昭雪。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6 抗宣生活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抗宣一隊演出《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後，一鼓作氣排演更大型的新歌劇《軍民進行曲》。並邀請音樂家林路説明提高音樂水準，請戲劇家焦菊隱講歌劇，請陳原講音樂理論等。

（圖一至四：《軍民進行曲》劇本複刻件封面、版權頁、舞美設計、舞美說明。）

排練《軍民進行曲》時，正是國民黨中央勢力對桂系地方勢力進行分化的時候。1940年5、6月，桂系領袖之一白崇禧被蔣介石請去重慶擔任軍委會參謀長，行營政治部撤銷，主管抗宣隊的政治部三組組長張志讓被撤，大批軍統、中統特務滲透進桂林。

父親吳荻舟記得有一次流動到衡陽剛剛住下，國民黨特務就氣勢洶洶來說，一隊住的房子是他先要的，迫令一隊馬上搬出去。隊務會成員林韻出面理論，他反而動手打人，揚言要抓林韻。父親穿上軍裝，配上少校領章出去過問，那特務才悻悻地走了。

不過抗宣一隊沒有表現消極或膽怯，這一年是抗宣一隊向歌舞劇方向發展的關鍵一年，他們的聲樂和器樂力量都加強了，業務和理論水準提高了。全隊有嚴格的生活制度，按時作息，除了早操、學習、練歌、練舞和器樂外，還到民間采風，吸收民謠、民歌，家訪，瞭解民情風俗，既做抗日宣傳，也聽取群眾對演出的反應。父親不僅全力從思想、組織、人員方面保證抗宣一隊的良性發展，還盡力做好國民黨官方人員以及進步知識界的統戰工作，在一個錯綜複雜的環境裡，盡可能創造生存空間，使隊員們能安心排戲。

《軍民進行曲》是1939年延安創作的兩幕多場次新歌劇，歌頌敵後軍民團結抗日，取得勝利，舞臺上會出現八路軍，與一般性反映日寇鐵蹄下人民苦難深重、生產支前、保家衛國的節目不一樣。演出如果被國民黨抓辮子，就會影響長期生存、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宣傳陣地的戰略目標。父親他們深信這樣的題材和主題在國統區演出，會有很好的效果，可以推動和發展桂林文化藝術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要找出一個萬全之策，不可冒失。

當時限於編制和經費，抗宣一隊只有一支簡陋的的小樂隊和有限的演員，要演出這樣一個頗具規模的民族新歌劇，是不能勝任的。他們想出一個廣交朋友、借助當地藝術界和社會力量、既支援演出又保護隊伍安全的辦法。父親去拜訪廣西藝術館館長歐陽予倩[1]，介紹新歌劇《軍民進行曲》，請他支持。歐陽先生一口答應說：“只要《軍民進行曲》排練演出需要，藝術館有什麼便給什麼。要人給人，要物給物。”歐陽予倩派出陸華柏帶著藝術館樂隊和抗宣一隊一起演出《軍民進行曲》，樂器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長笛。他的積極掩護和支持，使《軍民進行曲》得以順利演出。

一再的突破，使抗宣一隊成為西南唯一的歌劇舞劇隊，上演過幾乎所有延安創作的歌劇舞劇和歌曲。

金辛才是l940年秋冬間參加抗宣一隊的，幾十年後，母親仍然親切地管他叫“小金”。據小金在《隊長，你遠去了》一文中回憶，抗宣一隊1940年底開始排演《軍民進行曲》，當時的導演團名單，即使現在來看也是高水準的：對歌劇素有研究的焦菊隱博士任總導演，舞蹈指導為吳曉邦，聲樂指導為林路，執行導演為本隊熱愛歌劇的隊員范萊，樂隊指揮為陸華柏，樂隊隊長兼第一小提琴手為陳欣，舞臺美術組長為本隊隊員俞亮。

由抗宣一隊説明組織起來的“樂群歌詠團”及桂林中學的部分同學參加了最後一場“軍民勝利聯歡”的大群舞，林路曾指導她們練習基本功。這個上百人的大群舞有組舞、雙人舞、單人舞，互相穿插，生動活潑。人民喜聞樂見的《打蓮相》(金錢棒舞)、《跳加官》、《踩高蹺》等民間歌舞形式，也揉合在舞蹈裡，形成多姿多采富有中國民族氣派的盛大歌舞場面。

演李老伯的徐洗塵說：“自得到魯藝這本《歌劇集》，被派上這個角色後，我就迷住了。整個人沉浸在這個戲裡，沉浸在練唱、練舞、表演設計、人物性格塑造裡了。我的全部精力與時間獻給了李老伯這個角色。”

《軍民進行曲》在桂林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桂林文藝界和觀眾反映熱烈，桂林的戲劇評論家們呼籲：“中國新歌劇運動還處於啟蒙期，希望文藝界都來支持他們，在實踐中探索歌劇的路子。”

桂林原是個“風景甲天下”的美麗城市，自從華東、華北許多城市淪陷後，就變成最理想的避難所。過去引人入勝的岩洞，現在成為躲避敵機轟炸的防空洞。桂林的四郊，像芝麻撒地，到處搭蓋著形形色色的臨時住宅。當時一隊住的東江鎮小學，就在灕江邊上，和無數逃難者搭蓋的臨時住宅區相距不到一箭之遙。江邊有一片沙灘，每天清晨隊員們在這裡練歌。當混聲輪唱“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在一起，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來爭取，軍民是一家，生生死死在一起，永遠不分離……”的歌聲傳到臨時住宅時，許多人不由自主地走出來聽，他們感歎地說：“只有像敵後根據地軍民那樣團結起來，堅持抗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

东江镇

（圖五：1939年，抗宣一隊在東江鎮小學“工作室”內工作。）

自平江慘案後，不少人對“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我們”這個口號產生懷疑。抗宣一隊介紹敵後廣闊土地上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及人民武裝力量牽制幾十萬日寇的大好形勢，讓國統區對抗戰前途發生動搖的人們瞭解到，敵後的抗日軍民即將成為使敵人滅頂的汪洋大海，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武裝力量不僅是打敗敵人、收復失地的有生力量，也是決定國家民族存亡的強大力量。當順民、當亡國奴是沒有出路的，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才是真正的出路。

1941年以後，父親他們把《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和《黃河大合唱》等劇碼從桂林一直演到柳州、衡陽、長沙、曲江、贛州、梅縣。由江西演到湖南、廣東許多大小城市。從1940年底一直演到l948年底，演到廣州、香港、曼谷、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貫穿了差不多整個抗日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金辛才認為，我國新歌劇的歷史，以《軍民進行曲》[2]為起始，繼之才是解放前後的《白毛女》和五、六十年代的《洪湖赤衛隊》等。他這個評價是否準確，留給專家研究，至少這是一段令人肅然起敬的歷史甚至是奇跡。

1941年1月上旬安徽南部發生了“皖南事變”。葉挺和項英擔任正副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新四軍與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之間發生衝突，新四軍軍長葉挺在和國民黨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突圍後被他的副官謀財害命，四千餘人被俘（大批戰俘被國民黨分批補入第三戰區部隊，僅有兩百餘人在1945年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議”後獲釋）。

桂系白崇禧插手了“皖南事變”，桂林的政治形勢進一步惡化。1月20日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奉命撤退，負責人李克農離開前找到左洪濤，告訴他周恩來指示將西南地區幾個抗敵演劇隊黨的關係正式交給他統一領導。左洪濤是隨第四戰區長官部1940年初從韶關遷到柳州的，適逢父親帶領抗宣一隊在柳州演出，他便讓父親和抗宣一隊留下，和其他兄弟演劇隊一同住在天堂坪某中學，暫避當時險惡的政治風暴。

左洪濤和父親多次會面，提醒父親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千萬別“左”，他說：國民黨正對地方勢力施加壓力、控制、滲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面臨著挑戰。我們還是宣傳周副部長的“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但要謹慎，要做得更扎實、更隱蔽，千萬不要暴露自己的進步面目，抗日是長期的。

在柳州，抗宣一隊按照左洪濤的意見，照常到第四戰區長官部作慰問演出。鑒於嚴峻的政治環境，他們降低了演出內容的政治色彩，除演出《黃河大合唱》外，還有中外樂器演奏如《空山鳥語》、《病中吟》、《良宵》和《藍色的多瑙河》等。演出前，左洪濤陪父親去拜會張發奎，張發奎與國民黨嫡系有矛盾，會見時對“皖南事變”隻字不提，演出結束後，張發奎宴請全體隊員，說了一句“新四軍不聽調動，違反軍令”。

抗宣一隊在柳州，以排練宋之的創作的多幕話劇《刑》為掩護，整訓了兩個多月。

關於抗宣一隊的生活狀況，小金有段回憶：

剛開始他很納悶，怎麼抗宣一隊連一套統一的制服都沒有呢？吃的也很隨便，沒有什麼工資，只是有時發些零用錢，全部人員，包括隊長在內，大家都一樣，卻從沒聽有人曾為這些叫過苦，或談過些什麼怪話。正相反，工作起來，大家都是很愉快的。隊裡分成幾個小組，聽了什麼報告(如國內外形勢)就分組討論。生活方面，組內彼此相互照應，各組還訂了些書籍如《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大眾哲學》等，經常分章節分段學習討論。

逐漸的，他發覺原來在大小會議上，許多同志的發言和主張都是從這些書裡來的。他說：“這可好，那麼趕快讀吧！即使有的很難懂，也硬啃，那些書都從未讀過，那真是個嶄新的世界。”他說他“慢慢朦朧地感覺到：原來所謂‘國家’、‘社會’、‘政治’等等，其中無不包含著階級、階級利益和鬥爭。我們年青人所受過的一整套教育，所培養成的理想、願望，所謂人生觀世界觀等無不隱存著階級的實質，我們都被養成為當時統治、剝削階級的奴才和鷹犬，這時，到了這時，才開始覺醒，嚮往‘到延安’去。但還是幼稚，還以為只要到了延安，就都可以成為共產黨了。”

那時候，抗宣一隊分設演出、總務、學習等部門，負責人都是在一定時間內(幾個月或半年)大家按當時情況和需要選舉出來的。平常每天有朝會，由當天值日主持。抗宣一隊全體隊員在名冊上雖有校、尉之分，實際上，每月憑名冊領薪金後，在隊員中都是平均分配，隊內的經濟是民主公開的。每月收支情況均在隊員大會上由總務委員向全體隊員報告，隊員如有不同意見可以批評。正、副隊長在半年一次的大會上要報告工作(各委員也須報告工作)。有時，隊員在會上也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戰時，這種制度的堅持與執行使全體隊員在抗日宣傳的前提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在柳州，演劇九隊隊副兼地下黨支部書記丁波去看望父親，他們相識於1939年冬，當時丁波在衡陽粵漢鐵路從事工人運動，由於暴露了政治面目，地下黨緊急通知他深夜離開衡陽到桂林，暫住桂林東江鎮小學新安旅行團。正好抗宣一隊也住在此地，他們便認識了。父親和徐方略建議丁波去劇宣九隊。不久，劇宣九隊派人接丁波去柳州之後，丁波還寫信給父親，感謝“老大哥”。

抗宣一隊先後在柳州上演了歌劇《軍民進行曲》和《農村曲》，其他幾個演劇隊的人都千方百計擠進劇場，看了一場又一場，感到新歌劇特別新鮮，分外喜人，羡慕抗宣一隊在藝術上突飛猛進。幾個隊舉行座談會，請父親介紹發展歌劇表演的經過。據丁波回憶，父親一再表示，如果說抗宣一隊在歌劇表演上有成績的話，首先感謝桂林文藝界無微不至的關懷，當然與一隊的刻苦鑽研也是分不開的。父親的介紹，給其他幾個隊很大的鼓舞。丁波說：這就是碩果，也就是抗宣一隊的貢獻。

這樣的“貢獻”是在什麼情況下做出來的？1939年至l941年，國民黨頑固派兩次掀起反共高潮，政治部三廳屬下的l5個團隊有的人員遭逮捕，有的人員被殺害，有的隊被迫解散或改組變質，只有抗敵演劇第一、二、三、八、九隊和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堅持下來。也就是說，只剩下六個隊，6比9，一半以上的隊已經不存在了。

[1]歐陽予倩（1889年5月12日－1962年9月21日），中國劇作家、戲劇教育家、導演、演員。早年在日本求學，回國後活躍于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的話劇和京劇舞臺、編導電影以及從事戲劇教育。1937年參與組建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後赴桂林開展桂劇改革，創辦了桂劇學校，整理了許多桂劇保留劇目。1940年主持創立了廣西省立藝術館。1944年2月和田漢等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起舉辦了“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國西南各省30多個進步演劇團體近千人來到桂林，演出了60多出話劇、戲曲、木偶劇等，為期3個月。第二次國共內戰日趨激烈時他離開上海到香港，出任永華影業公司編導。1949年3月，歐陽予倩應中共中央的邀請，來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在第一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戲曲改進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主任。1950年4 月，歐陽予倩成為第一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歷任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等職務，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9月21日，歐陽予倩在北京病逝。

[2] 想找《軍民進行曲》的資料並不容易，網上有一篇南京藝術學院音樂學院滿新穎的論文稱“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是早于延安新秧歌劇和《白毛女》出現的早期著名抗戰歌劇劇碼之一,在當時國統區的影響之大遠甚於後來的《白毛女》。然而學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這部‘中國氣派’歌劇是否具有民族性藝術價值,能否將其納入早於秧歌劇之前的民族歌劇範例來對待”一直有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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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瀝血八年

5 戰時文藝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9年抗宣一隊從桂南流動回到桂林。

三個月沒著家，吳荻舟榮升父親。當時我母親張佩華帶著小嬰兒，又要照顧流亡到桂林的外祖父母，日子別提多艱難。

據母親回憶，她在桂林找過許多次工作。第一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管抗宣隊的三組組長張志讓介紹她去找某主任，某主任聽說母親是從抗宣一隊退下來的，笑臉立即變成冷臉：“你回去等通知吧。”母親沒有一點社會經驗，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改變態度。後來才知道，母親視作光榮的抗宣一隊經歷，他卻看做洪水猛獸。

星星小學校長孫滬芳的妹夫夏奎介紹母親到郵務工會做文書，每天晚上去做幾小時抄寫、記錄之類的工作。母親說：大概我太沒經驗了，三四個月後就被辭退。之後她當過家庭教師，再後來抗宣一隊的白樺阿姨介紹她去觀音山育英托兒所做保育員，可以帶著孩子去，不過除了包伙食和幾元零用錢外沒有工資。不久，我大姐出麻疹，愈後需錢調理，母親又要另找工作。

這時候外祖父已經結束了湖南邵陽傷兵醫院的工作，還在全州中學做過校醫，可是流亡到桂林後就沒有工作了。我想像不到，這一家老小是如何支撐下來的。我在美國印第安那州麥迪遜市參觀過一位醫生世家的祖屋，也就是100多年歷史。外間書架上放著一排排病歷，裡間放著年代已久的簡陋的醫療設備，我頓時想起外祖父，如果不是兵荒馬亂，或許，在合肥老家也會留下一所百年老診所。憑外祖父行醫有道，母親工作幫補家計，撫育三個舅舅受教育、長大成人，或許有哪個舅舅繼承外祖父的診所，他們肯定能過上殷實人家的生活。

整個抗戰期間父親對母親沒有一點點支援，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時間上。工作高度緊張，他也顧不上家啊。

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的時候，國民黨正強迫各抗宣隊演劇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1]傳達了中共南方局（周恩來主持）的指示：1.為了工作，被強迫時，可集體參加；2.如有（共產）黨員身份暴露，不便參加的，要設法安全撤退；3.對民主黨派，不願參加（國民黨）的要安排離隊。

隊務會把這個問題慎重地告訴隊員們時，全體隊員堅決表示不參加。有些提出要離隊，不願參加又不願離隊的提出種種藉口：有的說自己有宗教信仰（基督教徒、佛教徒等），不參加政黨；有的說不滿年齡不必參加等等。隊務會分析了當時的政治環境，認為桂系勢力長期鬧獨立性，曾發動過迫蔣（介石）抗日運動，他們要依靠進步力量，頂住時刻都要擠進來的國民黨嫡系勢力，對國民黨要求廣西省各機關團體（包括機關、學校、警察局）集體加入國民黨也很反感。隊務會議決，為了確保隊的生存，做好兩手準備，一是拖，二是參加，但以拖為主。只要行營政治部不催促便拖，拖到無法再拖時再辦，盡可能離開桂林，多到各地流動。

他們到桂林與貴州間的永福縣流動了一個月左右，慰問當時趕修桂林到貴陽鐵路的築路工人和當地群眾。

廣西省委通過八路軍辦事處要求他們協助舉辦合作幹部訓練班和農事幹部訓練班，物色群眾骨幹做《抗宣通訊》的通訊員，抗宣一隊派了一組隊員，先後共物色數百名青年，訓練班結束後，分配到各鄉鎮合作社或農業推廣站當幹部，同時期還辦了一個刊物《農村生活》。

馮乃超、李克農指示父親帶幾位隊員去靈川縣（八路軍郊區辦事處附近）探望在長沙共同戰鬥過的鹿地亙並協助他們演出，包括搞舞臺效果、燈光和服裝等後臺工作。抗宣一隊派出一組隊員協助“日本反戰同盟”演出鹿地亙的大型話劇《三兄弟》。

（圖一：抗宣一隊與日本反戰同盟聯合演出話劇，反映日本人民反日本法西斯的鬥爭。反戰同盟大部分成員是日本戰俘，領導人是鹿地亙。）

還有的隊員留在桂林堅持街頭宣傳，按期編《抗宣壁報》外，先後參加桂林戲劇界籌建小劇場，為《救亡日報》籌集資金，公演《一年間》等。這次公演規模很大，分為國、粵、桂三種語言先後舉行。

1939年11月，日軍在北部灣沿海登陸，沿公路侵入桂南，打到南寧以北，逼近賓陽的昆侖關，國民黨軍隊在廣西南路地方民兵配合下，在昆侖關與入侵日軍血戰得勝。抗宣一隊派了一組隊員編輯、刻蠟板、油印小報《前線》，送到前線。

他們還與“樂群社”合作，舉辦樂群社歌詠訓練班，成立“樂群社歌詠團”，給地方上培訓了一批歌詠骨幹，該團後來參加抗宣一隊演出的《農村曲》、《軍民進行曲》等歌劇。

同時，父親參加了桂林戲劇界勞軍團赴賓陽勞軍，團長是京劇演員劉筱衡。

在賓陽，父親重遇30年代初一起坐牢的難友左洪濤。當時他是以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機要秘書身份陪張發奎從韶關到桂南視察的，父親不知底細，不敢和他多說話。

父親說：“後來，左洪濤兩次經過桂林，到我家密談，告訴我許多難友出獄後的情況，分析當前形勢等。”左洪濤說了自己如何經郭沫若介紹參加第八集團軍張發奎屬下的“戰地服務隊”，如何從華東轉戰到華南，當上張發奎的機要秘書。由此父親察覺到他與中共組織的聯繫，也道出自己出獄後如何與柳乃夫組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如何擔任抗宣一隊隊長的經過。左洪濤獲悉父親l937年出獄至今仍未找到被捕前的黨組織連絡人，未接上組織關係，答應幫助父親，但是，還是那句話：要找到證明人。

以後多年裡，父親遇到工作上的困難，便向左洪濤請教，左洪濤也千方百計將中共的指示傳達給父親，在舊交的基礎上，兩人建立了新的更密切關係。

1940年初夏，父親率隊到湘桂、粵漢鐵路沿線流動工作，在粵漢線的郴州，除了街頭宣傳外，重點是在那裡一所頗具規模的傷兵醫院慰問演出，和傷兵談心，宣傳抗日方針政策，鼓勵他們傷癒後重上前線。傷患們傾訴院方克扣他們的伙食和醫藥費，置他們的病痛、生命於不顧，激憤地說與其在這裡無限期地受罪，不如死在前線。隊員們只能在心裡同情，無法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一周後，他們沿著鐵路逐鄉逐鎮流動宣傳。在衡陽、零陵等大站、市鎮均有演出，在小站、農村只作文字、漫畫、歌詠和講演。一站站往回走，直到廣西興安縣，才駐紮下來。

抗宣一隊住在興安縣的文廟內時，我的大舅張國衡也參加了抗宣一隊。大舅記得，周圍都是低矮的茅屋，滿街製造松明的手工作坊。休息、排練等一切活動基本上都是在文廟的大殿內。他說，文廟不知道建於何時，抗宣一隊住進去時，廟內到處是雜物、青苔，很久沒有人清掃過，神龕上也有許多灰塵。文廟本身建築很考究，可惜無人管理。著名的靈渠（南渠）穿過興安縣城，渠上有幾座石橋，“湘漓分流”、“飛來石”風光秀麗。當時正是仲麥前後，氣候溫暖，忙碌一天后，年輕人喜歡跑到河裡游泳嬉戲，水流緩慢，清澈透明，浸入水中，一天的疲勞都忘記了。

（圖二：1987年，大舅曾和其他隊員回興安探訪，興安已經到處是高樓，馬路寬闊，文廟變成公安局所在地。宋代用糯米和蛋清混合物作為粘合劑的蘇定橋，保存至今，其他橋多已重建，失卻了原有風味。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興安休整總結工作時，父親他們注意到，鐵路沿線鄉鎮群眾愛看具有濃厚民族特點、唱念做打齊全的湘劇、桂劇，用普通話演唱抗日歌曲也很受歡迎，反應熱烈。不過那時候群眾不習慣看話劇，父親說：當然也可能由於我們演出水準不高，無法吸引他們。往往未到閉幕，觀眾已寥寥無幾。一次在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演出話劇《改期結婚》，觀眾不斷散去，閉幕時只剩下不敢自由行動的國民黨駐軍士兵和帶隊的下級軍官。

兴安

（圖三：1939年抗宣一隊在興安。）

徐方略從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拿到一本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編輯的《歌劇集》，其中有《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音樂組長林韻提出試排《農村曲》，得到隊務會同意。《農村曲》這部三幕歌劇描寫人民在日寇鐵蹄下的苦難生活以及群眾自發生產支援前方，反對漢奸，共同打擊敵人，最後取得勝利。情節比較簡單，主題明確，有點像話劇加唱，唱做之間還有音樂過門，通俗易懂。加上興安人講廣西官話，與普通話比較接近，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

（圖四：《農村曲》劇照。）

開幕前先把劇情向觀眾作個簡單介紹，當演出進行到父母被日寇殺害、哥哥被燒死、姐姐被奸死的逃難女孩小毛唱著“東洋鬼子多兇惡，殺死了我的爹和媽……”出場時，觀眾淚水汪汪地看著她，有的觀眾甚至哭出聲來，對小毛的遭遇極為同情，對日寇的兇殘極為仇恨。從開幕到閉幕沒有一個人離場，幕落後群眾還不走，詢問：“演小毛的演員，是不是就是小毛?”

抗宣一隊成立的時候，成員是一批來自五湖四海不願做亡國奴的熱血青年，並沒受過藝術訓練，極個別學生出身的隊員在學校或在武漢參加抗日團體時才唱過救亡歌曲，對歌劇藝術一無所知。現在，經過兩年的學習與實踐，提高了對藝術的認識和追求，父親他們希望因勢利導、幫助大家更上一層樓，把抗宣一隊改造成以歌舞劇為主要宣傳手段的藝術隊伍。

1940年6月加入抗宣一隊的胡振表在《回憶吳荻舟同志的二三事》中回顧說，當時，他之前所在的江西革命老區政治空氣已經到了無法工作的地步，經地下黨介紹，他從江西坐上地下交通的軍車，幾經輾轉到達廣西桂林，幾天後去興安找到我父親。父親向他介紹了隊的情況，讓他先用幾天時間熟悉一下環境。胡振表說，第二天一早起床，就看到有些同志在練嗓子，有些在練樂器，還有些在看書。太陽升起來後又一起做早操，早餐後馬上召集開朝會，由隊長宣佈當天工作安排，然後各自分頭工作，他認為這裡與江西的氣氛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1940年8月從興安回到桂林後，父親就去請舞蹈專家吳曉邦[2]指導加工《農村曲》和排練《生產大合唱》，於9月中假樂群社演出歌劇《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吳曉邦9月26日在《救亡日報》上撰文《大膽的嘗試》，談到排練的情況，還說：“我這樣做，是想引起桂林樂壇重視，繼續嘗試，奠下中國新歌劇的基礎。”文章立即引起桂林文藝界的重視，《救亡日報》還寫專文介紹。

很多觀眾和讀者寫信要求多演出這樣的劇碼。他們說：“看著《生產大合唱》中剛勁有力、節奏利索的舞蹈，聽著‘個個村笑嘻嘻，又有耕牛又有雞，老人婦女多生產，年青力壯的小夥子去殺敵’的歌聲時，一股革命樂觀主義氣氛，使自己忘記是在桂林逃難，仿佛自己正懷著‘最後勝利屬於我們’的信心，在八路軍、人民武裝控制下的黃河兩岸、華北平原上參加生產支前，參加殺敵。”

[1]李克農(1899.9.15~1962.2.9)，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工作部部長，參加過長征，抗戰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協助周恩來、葉劍英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委員兼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外交部副部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情報部部長。1953年起，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62年2月9日在北京逝世。

[2]吳曉邦（1906年－1995年）江蘇太倉人。舞蹈家、舞蹈教育家。1929年至1932年，吳曉邦三度赴日本學習芭蕾及現代舞。歸國後在上海開辦舞蹈學校，舉辦作品展，演出反映社會現實的舞蹈。抗日戰爭爆發後，吳曉邦輾轉全國各地，創作了近百個舞蹈作品，主題包括抗擊法西斯，反對封建禮教，喚起民眾等等。1945年，與妻子盛捷（舞蹈家）一起赴延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吳曉邦主要從事舞蹈教學、理論研究和組織領導工作。1980年代，吳曉邦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創辦了中國內地唯一培養舞蹈碩士、博士研究生的舞蹈系，他還出版了數百萬字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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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瀝血八年

4 十萬大山 

長沙大火善後工作做到1938年年底，長沙重新成為了支援抗日的前沿城市。我的父親吳荻舟和抗宣一隊的隊員們無暇“享受”哪怕片刻的安寧，隨即上路前往桂林。

據我母親張佩華回憶，從長沙到桂林是坐火車的，到達桂林是1938年12月21日。她在1989年2月寫的一篇文章《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回憶：暫時的安定中同志們都忙著打掃個人衛生。突然幾個女同志驚叫：襯衣上這麼多灰濛濛的小蟲子！洗頭髮的女同志也驚呼：頭髮裡這麼多小蟲子！男同志們哈哈大笑。原來，長沙大火把隊員們的個人衣物都燒光，忙了兩三個月，太髒了，身上頭上長了蝨子。其實男同志們身上也有，只是忍著不叫，讓女同志們出了“洋相”！

母親說：“這是個插曲，當時我看著身上頭上的蝨子也全身起雞皮疙瘩。但是沒有人埋怨，退縮，‘好玩’地鬧哄一陣就過去了。在長沙，‘全心全意為災民服務’支配了每個人的思想，奮不顧身，不知不覺脫去了一些女孩子的嬌氣。我跟著同志們就這樣一步步走過來，也逐漸鍛煉得比較懂事。”

父親回憶說，當時日本飛機幾乎天天都來瘋狂轟炸，有時候一天拉幾次警報。防空警報一響，市民就往七星岩等處山洞跑，躲警報。就在剛到桂林幾天後，在一次敵機空襲中，曾經在武漢和長沙教抗宣一隊唱歌的音樂家張曙[1]遇難，他家房屋倒塌，陸續趕到的抗宣隊員看到父女二人血肉模糊的遺體，都傷心痛哭。

（圖一：1939年12月，桂林，張曙殉難處。）

抗宣一隊分岩洞教育、下鄉宣傳、文字宣傳和隊部工作四個組，在桂林街頭和近郊、工廠開展工作。除了每逢警報就利用人群集中的機會做宣傳，他們也在桂西路口一面牆上定期出版特大《抗宣壁報》，圍繞廣西、桂林具體情況，綜述抗日新聞，發表時事短論等，圖文並茂。他們演出小節目，唱救亡歌，開辦戰時兒童訓練班，組織80多名兒童認字、畫畫、唱歌、演戲，教他們抗戰知識。母親一定非常熱情投入這些唱歌和教學活動，發揮她的教學所長。

1939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屬下的“八一三歌詠隊”在上海淪陷後輾轉流動到廣西柳州，面臨解散困境，抗宣一隊吸收了10人，保存其主要力量，又吸收廣西學生軍以及桂林中學一批青年，歌詠實力大大增強，但是超編10餘人，經費緊張。隊務會決定將20個編制所得津貼統一分配，不論隊長隊員每人每月同樣只發幾元零用，超編隊員和正式隊員待遇是一樣的。

2月，《救亡日報》、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等組織了慰問前方戰士籌款活動，抗宣一隊也參加了，他們與演劇九隊、放映二隊聯合請焦菊隱[2]、馬彥祥導演石凌鶴的《黑地獄》，主要演員是抗宣一隊的陸金海和王天棟，演出時導演是洪深。

（圖二：石凌鶴和《黑地獄》宣傳。）

在這前後，《救亡日報》發表題為《生活在戰鬥中》的報導：“20多個男女青年……在武漢、湖南喚醒了千百個沉醉在糊塗之鄉的同胞”，“現在來到我們的桂林……抵桂的第三天起，便執行了他們的任務，每天有數以千計的觀眾看他們的《抗敵壁報》和標語，他們的壁報、標語有很大的激勵和感染力，警醒著人們，他們還感到不滿足，準備於最近邀請本市各個出壁報的團體，舉行壁報座談交換經驗，使壁報工作發揮更大的效用。”

父親在這樣繁忙艱苦的環境下也不忘筆耕，他寫了文章《農村宣傳工作的重要》刊登在《救亡日報》上。

母親在桂林遇到兩個熟人。

一個是她的表妹、我的表姨龔維瑤。抗宣一隊到桂林後暫時住在桂林中學，表姨正在那裡上學，兩人巧遇。表姨要母親介紹她參加抗宣一隊，不過沒多久她便退出，她家裡安排她到美國留學，後來嫁給我國著名水利專家錢寧[3]。

（圖三：母親和她的表妹龔維瑤在桂林。）

母親遇到的另一個熟人是合肥星星小學的校長（母親稱校長為“校主”）孫滬芳（紀鐘毓也在一起），原來她們也是全家逃難到桂林。孫校主立即說，還有兩間空房，你們來住吧，也不收房租，多年後母親提起這段往事，還感慨地說：“人情不是那麼淡泊。”

桂林是戰時西南大後方重鎮，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當時與蔣介石有矛盾，為了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勢力，遂與中共合作，給很多進步文化人士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他們紛紛從淪陷後的上海、武漢等地雲集桂林，運用各種形式反對消極抗戰，聲討大小漢奸叛國投敵賣國求榮。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也傳達中共廣西省工委的指示，要抗宣一隊針對廣西的情況，加強宣傳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退步”的抗日主張。

1939年3月，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得到情報，日寇侵佔廣西省北海市的潿洲島之後，企圖在北部灣的欽州、廉州、防城沿岸登陸，進攻西南大後方，切斷我們的國際交通線，要抗宣一隊前往那裡做抗日宣傳和社會調查。全隊緊急動員到十萬大山及北部灣沿海流動工作。

這時母親已懷孕6個月。父親十分不安地向母親（當時名字是張瓊）解釋，隊的工作，他責無旁貸，必須全力以赴，盼母親理解。勸她退出抗宣隊，留在桂林工作，負責贍養一家老小。父親說，如果母親能免除他的後顧之憂，就是對他最大的幫助了。

母親本來是滿腔熱情參加抗宣一隊的，多年後母親回憶說：“1938年，荻舟參加抗宣一隊後，動員我也參加。真使我接受了一次革命洗禮。過去愛國，是遊行、喊口號。現在要像他在舒城冒生命危險沖出重圍，拯救人民那樣實幹了。在集體生活中和實際工作中，雖感新鮮，但不懂、不熟悉的東西太多了，要學習啊！不能自甘落後。”

可是現在，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志們歡快地踏上征程，心裡十分難過、無奈、委屈，多年後還覺得委屈呢。她說她也要努力奮鬥，在半年多集體生活中受到教育和感染，但是現在卻不知道目標是什麼了。剛剛打開的那一點思想缺口，再也無法擴大深入。

而父親率隊一走就是3個多月。3月31日，他們從桂林乘車到南寧，在南寧期間吸收了兩名會粵語的隊員。南寧以南的公路已遭破壞，必須徒步翻越桂南粵西交界的十萬大山和六萬大山。為適應山區居民分散的情況，他們演出的節目小型多樣。三、四月間，南疆一時驕陽似火，一時驟雨狂風，衣衫盡濕，轉眼雨過天晴，又曬得頭昏腦脹，女隊員艱苦更甚。大家將私人物品精簡，背負公物、道具，手持木棍，一行人在荒山野嶺魚貫前進，隊長殿后，往往幾十里不見人煙，逐村逐鎮向農民或者國民黨的駐軍宣傳抗日。

（圖四：1939年3月，抗宣一隊合影。）

翻過十萬大山就到達北部灣北岸，那裡是大片丘陵起伏的開闊地，有200多里的海岸線。防城的東興鎮和越南芒街只隔一條寬不足20米的北侖河，是北部灣北岸最西起點。抗宣一隊首先渡過3米左右寬的木橋去到越南的芒街，芒街方圓不到十平方公里，是越南政府劃出來便於中越人民集市的特區。地方雖小，卻有很多華僑，有中華商會和各屬會館。除經商者外，還有從事燒陶等行業的手工業者這裡是抗日宣傳的空白點，隊員們過河為華僑講解抗日形勢和中共的抗日政策，揭露日寇暴政。華僑們十分愛國，支持祖國抗戰。我方橋頭有一座牌坊，回程時美術組的吳少棠、陳會軺在上面書寫了兩條巨幅標語：“堅持團結、進步、民主、抗日”，“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

當天下午回到東興鎮演出，結束東興鎮的工作後，抗宣一隊沿著北部灣海岸線從西至東，走遍村村鎮鎮。我查地圖看到北部灣海岸線曲折複雜，可以想像抗宣一隊工作之艱辛。

他們每到一處都做家庭訪問、社會調查、舉行抗日形勢報告會、座談會和演出晚會，當地很多男女青年參加上述活動後，紛紛要求加入抗宣一隊。烏家（地名）一個姓吳的女學生堅決要求跟抗宣一隊走，一隊反復勸她：你留在當地團結青年開展抗日活動，比跟我們走更有意義，她才留下了。

抗宣一隊也保存著一份在東興鎮的會議記錄，一個家庭父母兒女討論“敵人來了怎麼辦”，結論是“敵人在哪裡登陸就在哪裡打，先做準備，殺漢奸、敵探，組織武裝，根絕資敵。”

在欽州龍門灣內一個面積不過三十平方公里、居民不足百戶的龍門島上演出時，負責燈光的孫天秩用彩紙和汽燈製造舞臺效果光。祖祖輩輩被漁霸壓迫抬不起頭的漁民，怎麼也不敢想像有人送戲上門，認真為他們演戲、唱歌，同他們親如手足，問寒問暖。當隊員用粵語向他們講述日寇暴行和我軍英勇殺敵的事蹟時，他們也憂心如焚：“敵人來了該怎麼辦？”“到十萬大山打遊擊。”

這裡漁民的房子是用貝殼、海螺殼壘的破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矮得伸不直腰。可是當抗宣一隊登門訪問，他們總是端著自己種的瓜、薯招待，工作了幾天，抗宣一隊要離開的時候，全村男女老少都到岸邊送行。因為從來沒有人這麼尊重他們，平等、友愛、溫暖對待他們。

當地的朋友悄悄告訴抗宣一隊，有一個連的國民黨軍隊跟著他們，他們到那裡，特務便跟到哪裡，父親說這事後來經桂軍某師政治部的王某證實。當時隊伍白天行軍，晚上演出，有時一天換兩個地方，與後方聯絡很困難，也只有自己嚴加注意。父親和隊務會研究決定外鬆內緊，堅持工作，繼續前進。

（圖五：1939年夏，抗宣一隊在南路行軍途中。）

經過大量社會調查，抗宣一隊瞭解到，沿海漁霸豪紳和“大天二”（土匪）橫行，私設關卡勒索養路費，強收捐稅，漁民農民生活極端貧困。在國民黨貪官污吏剝削下，貧富懸殊。龍門島上一大片又矮又破的漁民村舍旁邊，有一幢三層紅磚洋樓，據漁民說：那是國民黨海軍某艦長“金屋藏嬌”的地方。1938年日寇攻佔潿洲島時，他匆忙攜眷逃亡，遺棄10匹軍馬，在島上日夜遊蕩，踐踏莊稼，無人敢過問。潿洲島淪陷後，漢奸、奸商、敵探活動猖獗，佔領潿洲島的日寇缺糧，漢奸奸商便勾結起來盜運大米與物資資敵。

7月上旬，抗宣一隊經十萬大山的靈山、橫縣、南寧，回到桂林，交上社會調查報告。在總結演出時，他們匯報了敵探漢奸的活動和人民疾苦的有關情況，穿插演出一批新創作的小話劇、活報劇反映當地抗戰形勢，其中有父親在北海市冠嶺訪問燈塔工人後創作的話劇《燈塔》，以及《決堤》、《水車》和活報劇《團結起來打鬼子》等。

（圖六：剛剛回到桂林，就趕出抗敵壁報“七七事變”兩周年紀念號。）

回到桂林父親才知道，當他們還在廉州時，國民黨頑固派襲擊了湖南平江新四軍留守通訊處，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4]”，還強迫各抗宣隊演劇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反共、限共、溶共政策，給合作抗日帶來險惡的陰影。

[1] 張曙，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與聶耳、任光等組織了左翼音樂團體“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 “全國歌詠協會”等，翌年與冼星海等參加了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張曙短短一生創作200多首歌曲,其中《洪波曲》、《保衛國土》、《日落西山》、《丈夫去當兵》等最著名。1938年12月，他隨第三廳遷往桂林，1938年12月24日，與愛女張達真在日本飛機轟炸中犧牲，時年30歲，安葬於桂林七星岩下靈劍溪畔。

[2]焦菊隱（1905-1975），戲劇家和翻譯家，1930年創辦"中華戲曲專科學校"並任校長，致力於中國戲曲研究及教學改革。1935年至1938年留學法國，曾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從事戲劇教學和導演工作。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1952年起，任劇院副院長、總導演和藝術委員會主任。擔任過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全國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的常務理事兼藝術委員會主任，第二、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文革"期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老反革命，1975年2月28日因肺癌病逝於北京。

[3]錢寧（1922-1986）：中國泥沙運動及河床演變專家。1951年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

[4] 平江慘案：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駐湘鄂邊第27集團軍總司令部根據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包圍了新四軍駐湖南平江縣加義鎮的通訊處，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兼湘鄂贛特委書記等十幾個新四軍幹部慘遭殺害，同時，在平江的紅軍家屬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殺者不下千餘人。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3 大火善後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非常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西方傳入的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11月15日黃昏，南方的初冬很冷，抗宣一隊到達衡山，住在孔廟。每人從三廳的前站領到兩條軍用毯子。16日抵達衡山與九渡口之間的一個小村子，兩天的行軍和沿路工作，大家累了，睡得很香。此時，潘念之派人趕來傳達周恩來指示，要他們次日一早搭車回長沙，參加大火善後工作。

父親吳荻舟率隊依時出發，當天入夜前回到長沙。車抵財政廳，周恩來已經在那裡等他們。距13日凌晨的大火雖已過了5天，燒成廢墟的長沙還處處冒著嗆人的濃煙和灼人的熱浪。放眼看去，一片斷垣殘壁，幾乎看不見一個行人，滿目淒涼。所有街邊東倒西歪的防空洞裡，都擠滿了傷兵和群眾，有的人傷口還在流血，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

（圖一：長沙被大火焚毀的慘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先後回到長沙的還有抗敵演劇第一、二、八、九隊，加上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五個隊組成“長沙大火善後工作隊”，又成立了由各隊隊長參加的“善後工作指揮部”，洪深任總指揮，馬上投入工作。周恩來召開動員大會，每人發了一個臂章，講解工作計劃和要求。他再三指出善後工作的重要意義，說：我們全力做好大火的善後工作，就可以揭發漢奸投降派的陰謀，粉碎日寇的侵華新戰略，團結人民，堅持抗戰到底。參加長沙大火善後的還有朝鮮義勇隊和最早回到長沙的九戰區政工二隊。

隊員們踩著斷磚殘瓦，焦炭灰燼，在大街小巷搶救傷殘，清理屍體，搬運尚在冒煙的糧食物資，撲滅餘火，清理街道，動員市民回城，設立施粥站、救傷站，發放救濟款，解決主副食供應，恢復市場，出壁報恢復抗日宣傳，擴大嚴懲罪魁禍首和發放救濟金的政治影響。父親說，不少年輕隊員平時怕死人、怕見血，現在連腐屍、焦屍和殘肢也毫不畏懼去清理，十分感人。他們在一間燒毀的房屋中發現了一部印刷機，田漢、萬籟天、龔哨嵐等如獲至寶，馬上辦起一張四開的《新長沙日報》，恢復了抗日宣傳陣地。

（圖二：演劇一隊陣容。如果沒有戰爭，這些風流倜儻的小夥子和面貌娟好的姑娘們該有多麽美好的生活！）

11月21日，國民政府中宣部、政治部發表關於長沙大火“真相說明”：“12日夜，長沙大火，實為地方軍警誤信流言，自衛民眾基於義憤之所造成。蓋戰地轉移，我軍對預先撤退的戰略據點及主要城市建築物施以破壞，免資敵用，原為作戰上的必要，在各國戰史上不乏先例。故長沙既臨戰區，政府於事前有所準備，當為必然之事實。唯12日夜長沙大火時，嶽州雖失，而平江汨羅以北陣線甚穩。長沙距前線當有一百餘里，軍事當局，不僅無命令破壞，且正調兵增加前線，而地方政府，亦並未下令破壞。”

中共的《新華日報》也在同一天發表社論“論堅壁清野”，重複了周恩來在南嶽軍事會議上的觀點。

父親回憶，當時看見周恩來忘我工作，隊員們都很感動，誰都爭取多做一點工作，好減輕他的疲勞。隊裡絕大多數人都是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來自五湖四海，只有不願做亡國奴的樸素感情，對中共抗日方針政策體會還不深，也沒有工作經驗。為了避免出差錯，周恩來每天要聽匯報，有問題就幫助解決。抗宣一隊的徐方略和林因加擔任文字宣傳，出壁報和為《新長沙日報》撰稿。一些重要文章和壁報稿，周恩來必親筆圈點，涉及湖南地方的稿件，如果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在長沙，他必拿去與張商量後才允許發表。

父親說：“周恩來發現我們由於痛恨蔣介石火燒長沙，寫標語、出壁報不願寫‘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毛澤東提出的口號）。他嚴肅耐心地說：擁護是有前提的。‘抗戰到底’便是前提。蔣介石不抗戰到底，我們就不擁護他嘛，國共合作一天不破裂，他還講抗戰，又槍斃放火的酆悌、文重孚、徐昆，撥款救濟災民……對打擊投降派、支持抗戰派、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利嘛。經過周恩來的教導，大家才深刻理解這條標語的用意。”

大火後的長沙什麼也買不到，周恩來也只用一點鹹菜下飯。為了解決陸續回城的居民的主副食，他派隊員們到四鄉去動員農民送菜送糧進城。但農民不明真相，拒絕賣菜給他們。農民很氣憤，責問你們還要不要抗日？有多少個長沙夠你們這麼燒？什麼都燒光了，還拿什麼去抗日？周恩來聽了匯報，立即肯定說：“農民問得好，說得對。湖南人民有革命傳統，不怕你們穿上‘老虎皮’(父親他們當時穿國民黨士兵衣服)，放火燒長沙不對，他們就反對，就提意見。”

他叮囑大家明天再去，一定要對老百姓說清楚，有關當局正在追查放火的責任，一定嚴辦。現在陸續回城的災民急需糧食蔬菜，一定請他們進城來賣。下午四時賣不完的，我們照價收購，讓他們有時間回家。周恩來還說：農民的憤怒是有理由、有代表性的，沒有這樣的憤怒，國民黨當局就不會感到壓力，就不會同意嚴辦禍首、救濟災民，我們的工作也就難以做好。我們一定要把這種憤怒轉化為推動國民黨當局加速嚴辦禍首、救濟災民的力量，轉化為推動國民黨堅持團結抗戰的力量。

國民黨省政府也成立了救濟委員會，負責人是尹任先，常委朱經農。還有長沙的教會也派人配合救災發款。不過自從傳出撥了50萬救災款後，國民黨的官員就不休地爭吵誰來經手發放，災民也早議論開了，他們說：歷來救災都是貪官發財，災民背名。災民們不相信貪官們肯放過這個發財的機會。

為了使每一分錢都分到災民手上，不發生流弊，周恩來征得張治中同意，將全部救濟款交工作隊負責發放。

父親回憶道，隊員們由於感到光榮而喜悅，周恩來看到他們的笑容卻問：“你們有把握做好這工作嗎？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幾十萬，分給相當於十個師的災民，又是在露天裡發放，這是向漢奸和日寇挑戰呢!如果漢奸搗亂、敵機空襲，場上一亂，踩也會踩死許多人，怎麼辦？歌唱壞了，可以再來，戲演壞了，頂多沒人鼓掌，這事可不同，有人正等著我們打敗仗呀!”

周恩來又說：“困難的確不少，但也不能給它嚇倒，只要預先想到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難，做好應付一切困難的思想準備和措施，困難就能克服。長沙人民經過革命的鍛煉，只要我們事前做好宣傳工作，得到他們的支持，勝利就有把握。”

他還說：“你們首先要有自我犧牲的思想準備，如敵機臨空，自已不動，災民也就不會亂了；領款手續越簡化越好；我和葉劍英等人到時一定來幫助你們，你們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在發放救濟金的前兩三天，周恩來起草了《告長沙同胞書》，一方面嚴厲批判和指責放火者對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一方面又非常策略地把筆鋒一轉，指出大火已經給人民、給抗日帶來了莫大的損失和困難，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是大家團結起來，重整家園，堅持抗戰。這篇《告長沙同胞書》得到各方面的擁護，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把抗日戰爭的情緒迅速推向高潮。

四十多年後父親仍記得：在發放救濟金的第一天，總指揮洪深早上把隊員們集合到空地上。隊伍整整齊齊，鴉雀無聲。洪深說：“現在我傳達周副部長的指示：我們要打好這一仗，一切行動聽指揮，絕對服從。已下令今天不拉警報。也不准一個國民黨兵進場。敵機臨空，大家不准動，動者，軍法處置。傳達完畢！”他又補了兩句：“我們男的要準備盡忠！女的準備盡節！”一陣哄笑，緩和了肅穆緊張的空氣。

隊伍分成兩列，分別開進教育會坪（可容一二萬人）和四十九標廣場（舊時代的練兵場，可容數萬人）。周恩來和葉劍英、郭沫若等早已到了那裡，數以萬計的災民跟著進場，年輕隊員領著災民很快排好隊，洪深也向災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災民中有人知道周恩來的名字，說：有他在場，天塌下來也能頂得住!

鈔票一箱箱從銀行直接抬到發放現場，因為事前做了充分準備，所以進行得極為利索。一共發放近9萬人，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出生的嬰兒也有份。有些災民要到鄰近去投親靠友還發旅費，有些一時回不來的，還派專人去鄰縣發放，災民們事後知道這次救災是周恩來親自指揮，都說：“難怪!只有他才能有這樣的魄力！”“國民黨統治以來唯一一次救災款分文不受中飽！”“”賑災史上一個廉潔的範例！”

敵機果然來了。它臨空偵察時，地面黑壓壓的人頭一動不動。周恩來、葉劍英等也都安靜地坐在指揮臺上，全場秩序井然。日機只在空中拍照，沒有轟炸。這件事，後來被稱作“奇跡”，在大火後的長沙城廣為流傳。

（圖三：長沙大火後災民領取救災款。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2012年我在美國讀到一本書：【聖光指引——尹任先蒙恩三十年見證】，其中提及這段歷史。當時我沒有照相、掃描等技術幫助，而是摘抄了部分：

1937年7月抗戰爆發。38年10月下旬日軍攻陷武漢，覬覦湖南。長沙呈戰時景象。11月12日深夜，長沙全城大火，市區十之八九化為廢墟。長沙警備司令等三人失職處決，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撤職留任。

善後救災本是民政部門工作，然民政廳長陶履謙怕擔責任不肯領導救災，張治中找到當時任職財政廳的尹任先，尹任先告訴他省財政廳有數十萬。

11月22日成立了長沙市火災救濟委員會，尹任先任主任委員，田漢和長沙市長任副主任委員，辦公地點就設在財政廳。事後尹任先總結：

“救災結束了，災民散去了，各方對省主席張治中的怨憤和指責也逐漸平息下去。張先生深為感激地對我說，這次賑災有三件事是他所不曾料到的：一是想不到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你會毫不猶豫地承擔這風險很大的份外工作；二是想不到在此戰爭年代，日本大軍壓境的危急時刻，地方財政非但沒有赤字，而且還拿得出數十萬元來賑災；三是想不到賑災工作竟進行得如此順利。我說，我是基督徒，凡事信靠神，此次賑災得以諸事順遂，完全是神的恩典，絕非自己有任何過人之處，並趁此機會向他傳揚福音，勸他信主。他深受感動，與我一同跪下禱告，認罪悔改。主借著我在賑災工作中的見證拯救了他，“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過去我們之間僅是一般上下級關係，自此以後，彼此既是主內弟兄，也成了摯友。”

尹任先感慨：“神彰顯祂的大能，成就人力艱及的事。”“用五餅二魚使五千人吃飽”，“你們給他們吃吧”（路9:13）

這樣，就從人和神的不同視角證實了這件事。

父親在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寫道：

“11月底前，整個善後工作勝利結束了。周恩來請葉劍英給五個隊全體隊員做了一次報告，他重點講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的光輝思想，加深我們對毛主席抗日的政治、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的領會。徐特立還為我們講中國革命史，增加了我們對中國革命的艱苦和複雜性的認識。他們的講話對我們後來堅持工作，取得勝利，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周恩來臨去重慶前，也給我們講了一次話。他在講話中全面地總結了這次善後工作，但，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育是：他談到我們在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要我們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他說：‘嚴辦罪魁禍首、救濟災民，不是由於我們寫了幾條標語、說了幾句話，而是廣大的長沙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的壓力。我們剛回到長沙時，不是在好幾處看到災民們用血淚合著焦炭寫下憤怒的控訴，要求嚴懲禍首、救濟災民嗎？我們能做好這次工作，還有朝鮮義勇隊、江浙流亡同學等的支援。我們有四億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有無數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中國是決不會亡的！’”

周恩來最後說：‘長沙的救災工作結束了，各隊恢復了原有的稱號，即將分赴各個戰區。抗戰是長期的，你們要長期留在大後方工作，任務很艱巨，環境很複雜。你們要堅持工作，就會遇到困難。因此要堅持學習，堅持進步，堅持獨立自主。要準備長期吃苦、學習紅軍的傳統。要學會多交朋友，才能保存自己。在這次工作中，你們做得很好，有成績，但永遠不能自滿！’”

父親耳聞目睹周恩來在處理千頭萬緒、紛至踏來的各種問題時民主、細緻、耐心，不知疲勞、平易近人，這樣的領袖風範想必是令他心悅誠服。他說：“‘春雨潤物細無聲’，周恩來的身教、言教、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令我終生受益。”父親一生都實踐了“談到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

母親也感受到周恩來的威信，對比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表現，她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因為自記事起，她只知道政府是“管”老百姓的，沒聽說過政府要向老百姓負責。她記得前線下來的傷兵蜷縮在斷瓦殘垣下，記得夢中被燒死的市民，清理出來之後被放在路邊，死不瞑目。她說：日寇還離得遠呢，怎麼也想不到是中國人自己（國民黨）放的火。日寇入侵，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老百姓離鄉背井，家破人亡，前途茫茫。這就是她看到的社會現實。

對她而言，抗宣一隊是一個嶄新的天地。直到晚年，她還記得當時心是如何火熱。她告訴我，來自五湖四海的隊員們比手足還親，他們悄悄看禁書，議論國事，討論如何宣傳全面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她聽到延安和其他根據地的新聞，遊擊隊打擊日寇的英雄事蹟，感到很新鮮。她說：樸素的思想被“革命”打開了一個缺口。

（圖四：父母早期的合影，攝于長沙嶽麓山。新婚燕爾，卻遭遇戰亂。）

據母親回憶，撤到長沙不久，在岳陽失陷前，外祖父母帶著三個舅舅從雲夢也逃到長沙，因為他們擔心，武漢淪陷，雲夢一定也會被日本鬼子佔領。三個弟弟沒有出路，還很危險，又不放心我的母親，便匆匆奔到長沙。在長沙，外祖父遇到他的同學、舒城一位姓肖的醫生。肖醫生看到他們狼狽不堪，便介紹外祖父到湖南邵陽的國民黨傷兵醫院工作。父親又介紹二舅和小舅（15歲、13歲）參加兒童劇團[1]，大舅則隨外祖父母去了邵陽。

大舅回憶說，在長沙大火那天早上，我父親送他們三個坐上一條輪船離開長沙往衡陽方向駛去，他們大約在下午四五點鐘到達衡陽，落腳在三塘一戶農民家裡。當時已經秋涼，他們坐在打穀場上曬太陽，大舅覺得身上很癢，便翻開衣服查看，他沒有冬裝，外祖母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給他穿。只見那件毛背心每個針眼裡都藏著一隻肥大的虱子。外祖母馬上找來一口鍋，幫他把衣服脫下來放進去煮，在太陽底下把這些小蟲殺死。

根據大舅的回憶，幾天後我的二舅和小舅隨著長沙兒童劇團到了衡陽，與孩子劇團合併，調往重慶。其時二舅十四歲，小舅十二歲。大家都很不捨得分離。大舅說：“可是我們很窮，去重慶有飯吃，跟著我們吃什麼！所以只能送他們上車走了。”

大舅也和外祖父母一起啟程繼續往邵陽，大舅跟著外祖父住在邵陽的傷兵醫院，外祖母一人在郊外租了一間小房子暫時棲身。1939年春節剛過，外祖母便帶著大舅離開邵陽去桂林找我母親，大舅想到桂林繼續學業。

[1] 母親不記得兒童劇團詳情，我查到1938年4月在田漢、洪深等關懷和支持下，由田漢的兒子田海南（另有文章說叫田申）成立了長沙兒童劇團，他們在長沙大街小巷演街頭劇，慰問傷兵和難民，長沙廣播電臺也邀請他們在電臺唱救亡歌曲和播音劇《攜起手來吧，中國的孩子們》。1938年8月住地被日機炸毀，成員撤至重慶，併入政治部三廳屬下的孩子劇團。這與母親的記憶和大舅寫的回憶文章吻合。

【2】尹任先（1887—1964）是湖南省攸县人。1913年赴美留学，成为基督徒。1917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士学位。1919年赴上海协助兴办纺织工业。1942年在天津自创西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步入政界，先后任河南省印花烟酒局局长、河南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37年2月调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1942年脱离政界，专事教育，在重庆创办私立圣光学校。1946年圣光学校迁至苏州，直至1955年改为苏州市立第五中学。上世纪50年代，尹任先写下回忆录，讲述長沙大火救济的过程。

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３章 瀝血八年

2 長沙大火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9月下旬，武漢局勢緊張，父親吳荻舟奉命帶領抗宣一隊撤往長沙。當時軍委會政治部人員大部分撤往重慶，小部分撤往桂林，都要經過長沙。

（圖一：抗宣一隊整裝待發。）

抗宣一隊來到長沙，進駐水風井長沙師範，一面學習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的《抗日宣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及艾思奇的《哲學講話》等，一面開展抗日宣傳，主要形式有街頭演講、歌詠、文學、美術宣傳、家庭訪問、演出街頭活報劇比如《放下你的鞭子》等。他們與抗敵演劇二、八、九隊及長沙其他宣傳團體聯合舉辦“雙十國慶”抗日宣傳周，在長沙迅速掀起抗日宣傳的高潮，長沙街頭到處出現由木刻家劉建庵帶領繪製的大型抗日標語和《抗宣壁報》、巨型牆畫，劉建庵是抗宣一隊美術組組長。

（圖二：抗敵演劇二隊的一幅巨型抗敵壁報。）

周恩來撤往重慶途經長沙，在11月12日的孫中山誕辰紀念大會上，他分析了武漢淪陷後的抗戰形勢，介紹了長沙周邊的戰況。下午他召集即將撤離長沙的政治部三廳人員及屬下各團隊講話，強調要堅持團結、抗戰、進步，反對分裂、投降、倒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他說：敵人（日軍）距此還遠，可以吃飽飯慢慢走，沿途還要開展工作。要注意行軍紀律，注意敵機空襲。當他聽郭沫若說湖南省政府答應給的汽車全部落空，就讓大家向紅軍學習，他說：紅軍能走二萬五千里，我們就走不到湘潭？我們要學習紅軍，草鞋破了自己打，腳底板磨起泡也要忍痛堅持！他號召除病號外不分男女全體步行。行李可用八路軍駐湘辦事處（湘辦）的汽車來回運，運完為止。

當時，國民政府對能否守住長沙十分沒信心。蔣介石提出“焦土抗戰”——燒毀長沙，不讓日軍獲得任何物資。11月12日下午4點多鐘，長沙開始混亂。謠言很多，國民黨官員動用各種交通工具，帶著老婆孩子箱囊雜物落荒而逃。警察也不見了，軍車飛馳，有些士兵從飛馳的軍車上摔下來，死在街心也沒人理。老百姓不明究竟，四處探問情況。

據父親回憶，當時前線傳來的消息說日軍止步在二百里外的汨羅北岸，於是他們按照周恩來的佈置，和“對敵宣傳隊”(由日本反戰進步作家鹿地亙[1]為首的日本進步人士組成，馮乃超領隊)一起散發瓦解敵軍的傳單和《日寇暴行錄》，書寫日文標語。直到夜幕低垂，父親和隊員們完成任務，背上公物徒步離開長沙，沿長衡公路撤退，路上盡是驚慌失措的難民和國民黨士兵。

半夜，隊伍到達長沙與湘潭之間時，忽見長沙上空一片紅光，偶然還聽到低沉的轟隆聲，大家以為日寇已攻佔長沙。直到次日近午，在下攝司渡口突然遇到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才知道日軍還在岳陽，距離長沙尚有130多公里。

這時他們還不知道，就在13日凌晨兩三點鐘，長沙街頭出現許多提油桶的人，未經通知百姓等程式，在長沙數百處同時放火，全城頓成火海（有一種說法是長沙駐軍誤將傷兵烤火取暖當做點火信號），周恩來駐地“湘辦”也被放火。勤務兵衝上二樓，喚醒在二樓和衣而臥的周恩來和葉劍英，抓起隨身攜帶的黑皮箱跑下樓來，前門已被火封住，他們轉身從後門沖出火巷（事後有媒體報導周恩來是“奪窗而出”），到了湘江岸邊，那裡擠滿從火海中逃出來、驚魂未定的人群以及撤退下來的傷兵。

周恩來和群眾一樣站在滿是泥濘的河灘上，向群眾詢問起火的原因和情況，大家說：事前一無所知，除了身上穿的和隨手抓到的一點東西外，都燒光了。面對呼兒喚女，痛哭失聲的群眾，周恩來分析：如果是漢奸破壞，不會全城同時起火。但敵人還在百里外，為什麼要自己放火呢？誰下的命令！？憤怒的群眾紛紛要求槍斃放火的罪魁禍首。

在公路上幾經交涉，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坐上一輛國民黨輜重兵團的卡車，向湘潭駛去。見到剛剛到達湘潭的抗宣一隊，他馬上問：看到郭沫若他們沒有？知道他們已過了湘江，他才放心。當周恩來在下攝司見到郭沫若，得知人員都已安全撤出，只有最後一車行李沒運出來，所幸護送行李的林因加(林雲俠)隻身脫險，周恩來寬慰地說：“人都安全就好!”

未幾，周恩來打算和葉劍英折回長沙，弄清楚大火的情況。可是來到距城還有幾裡的一座小山前，災民太多，道路堵塞，無法前進，他們便登上小山瞭望。長沙上空一片通紅，帶著煙焦味的熱浪，一陣陣撲面吹來，還不時傳來爆炸聲。

周恩來只好返回下攝司，落腳在抗敵演劇一隊駐地對面的一間小屋裡。夜深了，他還在和葉劍英、郭沫若、馮乃超、田漢、洪深等人開會。周恩來說：日寇佔領武漢後改變侵華戰略，對國民黨以政治誘降為主，而把軍事重心指向八路軍。國民黨頑固派政治後退，汪精衛主張“議和”，敵後的石友三、朱懷冰等國民黨部隊高唱“曲線救國”，製造磨擦，襲擊抗日根據地。日寇雖來勢洶洶，取了岳陽卻退守汨羅北岸，二百里外的長沙突然大火……這些情況都不是互相孤立的，我們必須組織政治進擊，以擊退這股反動逆流。

在下攝司期間，有一次隊員劉建庵和陳會軺正在一堵白牆上繪製“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標語，周恩來走過去稱讚：“對啦！宣傳畫要寫實，標語不要用過於離譜的藝術字，要讓老百姓看得懂，才有宣傳效果。”隊員們圍上去聽他講話，他指示抗宣一隊沿著長衡公路撤退，邊走邊工作。

（圖三：抗宣一隊的女戰士們。）

14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去南嶽出席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會上周恩來就長沙大火的責任問題和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展開激辯，提出嚴懲放火首犯，撥款救濟災民和徵集民工幫助居民修建房屋等要求。

根據父親的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所寫，本來，周恩來一到南嶽就聽說長沙大火是蔣介石在12日上午親自下令放的，國民黨卻開動宣傳機器，把長沙大火說成是中外戰史上常見的“堅壁清野”。出於策略，周恩來沒有馬上追究蔣介石的責任，他只從正面闡明“堅壁清野”的正確含義。他說：“堅壁清野”是一個最需要深入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敵愾同仇、共同制敵的工作。必須極端關心和照顧群眾的利益，關心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必須儘量使他們少受損失，才能取得他們的支持，願意犧牲個人的局部利益，成全國家民族的利益。在具體做法上，要認真安置好老弱婦孺，組織青壯年配合軍隊把當地的物資財產能搬走的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毀掉，以達到困敵制敵的作用。現在放火燒長沙，事先不動員，不通知老百姓，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燒死多少居民，焚毀多少公私財產，僥倖逃出火海的，深冬臘月，也將凍死餓死。這種便宜了敵人，難住了自己的做法，絕不是什麼“堅壁清野”。武漢淪陷前，汪精衛、陳公博就持抗戰必敗論，說再抗戰下去，全國就要變成一片焦土了。火燒長沙，還說是“堅壁清野”，豈非正中汪精衛之流反對抗日、主張投降毒計？除了漢奸和日寇歡迎，還有誰高興呢！？

迫於長沙人民和全國人民的輿論壓力，國民黨當局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三點善後辦法：一、撥款救濟災民；二、調集民工清理街道，掩埋屍體，搭蓋窩棚，安置災民；三、懲辦放火的罪魁禍首。幾天之後，蔣介石下令槍斃了替罪羊酆悌等三人。周恩來召開三廳和“湘辦”幹部會議，介紹南嶽會上鬥爭的情況後說：我們要主動挑起這副重擔，立即趕回長沙，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抓起來、做好它，以進一步打擊國民黨頑固派，支持抗戰派，粉碎漢奸投降派賣國和日寇侵華新戰略陰謀。會議決定：抗敵演劇一、二、八、九隊及抗宣一隊日夜兼程趕回長沙，參加救災工作。並通知各隊除換洗衣服外，什麼都別帶，儘量空出車位，多帶藥品和糧食。

（圖四：長沙大火後的城市一角。）

父親的文章還說：那些平時口口聲聲“愛民如赤子”的“父母官”，全躲到湘西和桂林、重慶去了。一座繁華的長沙城，除少數地區的政府機關、公共建築、大公館、洋人住宅、教堂未燒外，所有商店、民房無一倖免，周恩來和葉劍英三天前住過的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也已燒成灰燼，可以俯瞰長沙城的天心閣，已成一片廢墟。

當天，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回到長沙，來到財政廳，只見滿地公物，它們的主人已經落荒而逃。周恩來等十餘人就在這裡，靠著蠟燭馬燈的微光開始工作。

我有一份手抄“中央社[2]”資料，可以一窺當時官方的輿論角度：

“（1938年）11月10日，岳陽東北之雪溪被敵人（日軍，下同）突破。”

“11日，敵約兩個聯隊在重炮和飛機掩護下，分兵三路：一路犯岳陽正東桃林，兩路分由桃林之天福山東西兩面來犯，皆被我相繼擊阻。”

“12日，雙方仍相持于通城南江間，戰局甚為穩定。敵人由粵漢線南犯，自進佔羊樓司後，即沿鐵路西犯；岳陽我軍因兩翼受敵海陸威脅，經力戰之後，撤至麻塘附近，繼續抗戰。”

中央社衡陽14日下午4時專電：“長沙大火，現仍未熄，亞細亞煤油公司及太古公司之辦事處，皆被毀滅。僅遠在兩英里外之湘雅大學及少數附近英籍住宅無恙。全城一切交通工具，如小艇及舢板，皆已被人民儘量作為撤退之用。人民大半向西南兩方面撤退，秩序尚佳。前線戰事頻繁，寇有進攻新塘切斷麻塘後路企圖。麻塘西發現敵艦，被我炮擊，已退去。”

中央社湘潭14日下午5時30分電：“……於是當局自13日晨3時起，即自動焚毀（長沙），爆炸之聲，聞於數里，不復時全城起火，火光沖天，迎風蔓延，不可遏止。錦繡湘垣，頓成火海。黎明火勢擴大……省市黨部省市政府軍警機關及交通機關，盡付之一炬。

最稱繁盛之八角台、坡子街、中正路、南正街、北門正街、小西門及瀏陽城外環城馬路，所有商店和居民建築均經焚毀，成為焦土。……此次大火，將使長沙無一草一木可以資敵。而火勢之大實為本世紀所未有也。記者今天（14日）晨離長（沙）抵湘（潭），雖遠在數十里外，而火可灼人，猶如咫尺，火勢之烈，可以想見。”

就是這樣，長沙大火焚燒了兩天兩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燒毀房屋5萬餘棟，燒死百姓3萬余人（也有說燒了三天三夜、五天五夜，燒死5萬餘人等）。這場火是長沙歷史上毀壞規模最大的一次人為災難，也讓長沙與斯大林格勒、廣島和長崎一起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壞最嚴重的城市

[1]鹿地亙(1903-1982)，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負責人之一。因其反對日本當局的內外政策，日本政府於1927年逮捕了他，1935年獲釋。1936年1月，他和夫人池田幸子輾轉到上海，由內山完造介紹與魯迅相識，後成為至交。鹿地亙和他領導的“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

[2]中央通訊社(The Central News Agency，英語縮寫:CNA，簡稱中央社)是中國國民黨創辦的官方通訊社。1924年4月1日在廣州成立，1949年10月隨國民黨經廣州遷往臺北，現為臺灣的官方通訊社，目前總社位於臺灣省臺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