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2 自強女性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父親吳荻舟奔波在兩湖兩廣雲南貴州白山黑水之間創造戰時文藝的歷史奇跡，沒有父親支援，母親張佩華並沒有自怨自艾。

母親在晚年曾經和我說，第一次在桂林郊區觀音山育英托兒所做保育員的時候，大姐出水痘，痊癒後母親帶她上托兒所，外祖母不放心，來看大姐，大姐坐在那裡歪著頭對她們笑。外祖母一看就哭了，罵母親不懂事。原來大姐病後沒調理好，抬不起頭。外祖母心疼得放聲大哭，抱起大姐，給她披上衣服，罵著走了。母親也很難過，跑到山後大哭一場。母親不得已辭掉這份幾乎沒工資的工作，不過她和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建立和保持了友誼。以後她當過家庭教師，小職員，直到1941年下半年經合肥星星小學另一位校長紀鐘毓介紹到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工作，做了“公務員”，生活才比較安定。

母親記得，圖書館館長叫龍兆佛。母親曾經說：那些公務員來借書，都自以為有特權，不守規則，動輒以官腔訓斥，十分受氣。母親和他們講理，龍館長怕母親闖禍，叫母親“不要驕傲”。

我找到龍兆佛在1941年9月寫的一篇文章《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概況》（原載《建設研究》，六卷一期，1941年9月桂林出版），介紹圖書館沿革和藏書規模等。當時該館已有三十年歷史，宣統三年（1909年）落成，1919年因為經費問題改為廣西省立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圖書館，1928年改為廣西省立第一圖書館，1937年改為廣西省政府圖書館，1940年5月改為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

到龍兆佛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歷年接收許多大小單位圖書館的藏書、各地書局和個人贈書，館藏18萬冊中外圖書雜誌，各地報紙100多份。藏書以社會科學為最多，文學次之，史地和科學等類又次之。龍兆佛特別指出：“非本館選購時有所偏重，因為國內出版物之比例亦複如是。”他還說：“僻處邊隅之廣西，三十年前即有如此偉大之圖書館建築物，前輩之熱心讀書館教育，亦殊值得紀念也。”從文章看，龍兆佛有抱負，可惜戰亂中難以施展（1944年8月他辭職離開，繼任者黃遠智）。

（圖一：現存最早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照片。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圖書館有總務、採編、閱覽、特藏四個部門，每日開館13個小時，全年無休，四間閱覽室，每天接待約1000人，工作量相當大。圖書館對面就是廣西省政府，加之一年前這裡還是“政府圖書館”，母親感覺“受氣”也是可能的，不過她在這裡一幹就是三年。

（圖二：桂林圖書館閱覽室舊照。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父親回桂林養病期間寫《世界文藝思潮史話》時，母親已經在圖書館工作了兩年，有此便利條件，父親借閱了大量參考書。母親感謝圖書館閱覽室張志平主任，讓她把成堆成堆的書往家裡帶。短短半年，父親便寫完《世界文藝思潮史話》，還寫出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劇本初稿。

母親在1968年寫的自傳裡說，當時她也借機看了很多進步書刊，蘇聯小說，頗受影響。她說，如果一個人只是為了吃飯而做工，與螞蟻何異？她認為，工作分為兩類：一類是“職業”，為了生活，養父母孩子，總得賺點錢，所以她做文員，當保育員。另一種是“事業”，事業是一種理想，追求這種理想是要奮鬥一輩子的。她說她當時還沒有覺悟到這種理想應該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設新中國，還受宗教思想的影響。但是因為自己也受過窮苦的折磨，覺得為窮人做有益的事是應該的。支持父親搞抗宣隊演劇隊，也是靠這種思想支撐，抗日是救國救民的大事，她不要依賴父親養家，不要把兩個人都拖到只為生活好一些的忙碌中去。

母親對宗教的態度也有根本的改變。母親說：外祖母在安徽老家時本是虔誠的教徒，到桂林不久，不知道從哪裡來了一個傳教士，自稱“石新我”，說自己是基督教一個流派的傳教士。他標新立異，不承認傳統的耶誕節（說聖經上沒有這個日子），招搖撞騙的本事特別大，居然敢“預言”。他只在教徒家裡傳道，不進教堂。校主孫滬芳和紀鐘毓首先迷上，跟著，外祖母也迷上。母親跟著外祖母去了幾次，逐漸發現“不對勁”，孫滬芳等的國家民族觀念慢慢都沒有了，不看報，認為戰爭不合教義，太殘酷，與她們沒關係。母親懷疑這個宗教把人引上更加自私自利的路。每到星期天，母親和外祖母就鬧矛盾：外祖母要拉母親和她一起去，母親希望外祖母不要拉自己去。後來，校主們搬了家，外祖母在母親和其他家人幫助下也不去了。母親說，她和宗教從此絕緣，世界觀和人生觀都有了轉變。不過母親說，她當時並沒有自覺地意識到。

就在這期間，母親曾經工作過幾個月的觀音山育英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幾次找她回去。陳葆真動員母親和她合作，因為她的丈夫蔣朝江在全縣研究成功水力磨麵粉，她要在全縣和桂林之間推銷麵粉，籌措經費、賺錢補貼托兒所，她希望母親回去主管內部，她不在的時候幫忙管理。

母親說，在當時，誰肯幹無名無利的事，就被視為進步，陳葆真出身地主家庭，廣西大學肄業，經濟雖富裕，人還是比較儉樸，願意幹點有意義的事。她倆都認為職業是謀生，為窮人做事不是職業，是事業。幹事業是要犧牲一點個人利益的。在那樣艱苦的歲月裡，能為窮苦人辦點好事，就是“進步”。於是母親放棄正正規規做了三年的圖書館幹事工作，心甘情願回托兒所為“小職工”服務。母親說她當時還不懂得階級分析，只認為陳葆真是在幹好事，應該幫助她。這是自己接受“兩萬五千里長征”和長沙大火善後工作中“為人民服務”教育的收穫，雖然簡單幼稚，卻是一種有犧牲精神的實際行動，她在晚年想起來，仍然覺得那時候那股衝勁還是應該肯定的。

托兒所雖然沒有圖書館工資多，但是提供免費房子和伙食，孩子也可以免費進托兒所，在收支平衡上是差不多的。那時候大舅張國衡已經考上“郵務佐”（高小畢業水準的低級職員），和母親兩人一起贍養外祖父母，母親的負擔減輕，也是她敢於辭職換工作的一個原因吧。不過兩人的收入加在一起，還是僅夠一家老小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

母親回憶說，這個托兒所收費低廉，受託兒童最多的時候約三十多人，絕大多數是一般職員的孩子，只有少數例外，還拾到過棄嬰。保姆則多為逃難到桂林的流亡婦女，工資很少。陳葆真丈夫的父親是全縣的官僚地主，和當時的桂林市長還有親戚關係，她通過這層關係從市政府爭取到幾間在觀音山下的“疏散屋”（很簡陋的竹牆瓦頂屋，是日本鬼子狂炸桂林時市政府在郊區蓋的。因交通不便，房子不好，沒人肯去住），歷盡艱難創辦育英托兒所。母親第一次去那裡的時候，桂林只有這一家托兒所。第二次去的時候，桂林又多了國民黨“婦聯”、“新生活會”辦的托兒所，有專用的房子，有專款，是貴族式的、官方的，對比之下，育英托兒所顯得特別寒酸。母親說，她學抗宣一隊搞民主，和全體保育員商量，用有限的經費，用全部力量，用大眾化的食物如青菜豆腐，來保障孩子們健康成長，減輕家長負擔。當婦聯托兒所因為管理不善，有孩子被燙傷，她立即用此例子教育全體職工，一定要辦得比她們更好。

1944年春天，劇宣七隊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演出《法西斯細菌》，陳葆真和母親一起去要求七隊多演一場，收入支持育英托兒所，七隊同意了，籌到了2、3萬元。保育員們很受鼓舞，有人驚訝地問，演劇隊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嗎？有人說要謝謝母親。母親解釋，這不是吳荻舟和我的私人關係，實在是七隊對我們的肯定和支持。

母親看到，不少她熟悉的隊員已經離開，而新隊員更年輕、熱情積極、生氣勃勃，劇宣七隊已經是一支能歌善舞能演話劇的抗日宣傳隊。1989年2月她在寄給廣州某刊物的《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寫道：“我真羡慕他們在集體生活中奔放開朗、深思熟慮的工作和追求，我則孤軍奮鬥，不知何日到頭，說不出的惆悵。可是吳荻舟卻對我能獨立養家，不拉他‘後腿’表示‘滿意’。我也只好這樣自我安慰。”

“後腿”和“滿意”打了引號，顯然母親心裡感到很苦。她在自傳裡寫過這樣的話：“在桂林居住的幾年中，只有吳荻舟全身浮腫嚴重回來休息過較長時間，此外他很少在家，一年中只偶爾回來一兩次。吳荻舟對我的主要影響是幫助我擺脫了宗教迷信的精神束縛，把我從對現實的失望、無可奈何的消極狀態中解脫出來，敢於鬥爭了。幫助我知道了中國共產黨，並且培養我對中國共產黨初步的、正確的認識，使我對黨產生了無限嚮往，信任與崇敬。這樣，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就有了一個轉變，雖然還很簡單幼稚，這個轉變，對我的思想發展有很大關係。”

母親說，她在托兒所院子裡種了一棵桂花樹，如果現在（2012年）還在，應該合抱很粗。

1943年8月至1944年初，母親他們曾經有一位特殊的鄰居。母親記得他們當時所住的桂林西郊，房後是觀音山，房前空曠，很遠處也是山，山下住著國民黨的部隊。母親告訴我，他們住的是一排五間麻秸房，從左向右依次是鼎鼎大名的新四軍軍長葉挺一家、他的秘書一家、房東、穆木天[1]，然後是母親一家。母親說，幾家的孩子們常常在門前空曠地帶一起玩，不過大人都吩咐孩子不去葉家打攪。葉家在房後種了菜，還養豬養羊。葉挺當時被軟禁，有一天，有人喊：“你的羊跑了！”葉挺爬上山找，其實是國民黨引他出去，把他抓走。

（圖三：我為母親手繪她記憶中的桂林舊居環境。）

母親告訴我這段往事的時候，已經94歲。我上網查了很久，希望找到文章證實母親的記憶。

網上有一篇文章題為《父親葉挺在桂林被騙遭捕的經過》，是葉挺的兒子葉正明訪問，但文章只是節錄，皖南事變中葉挺被捕，1942年下半年被蔣介石羈囚于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湖北恩施，1943年8月確曾被押送去桂林，次年1月又押回恩施，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被押至重慶，但是沒有受騙細節。我繼續找，找到南京市建鄴區圖書館錢丹的文章：1943～1944年間，葉挺曾被軟禁在桂林。當時李濟深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葉將軍名義上是他的“高參”，實際上是行動受監視的政治犯，處於半自由狀態，其夫人李秀文，子女葉正明、葉華明、葉揚眉與他同住，但是他們連生活都沒有保障，要自己種菜和養豬養羊。一天，葉挺正在家附近山坡上放羊，一個特務跑去騙他：“葉高參，你的羊跑了！”葉挺去看時，他們從埋伏的樹後衝出來，把他綁架，押回恩施，不久又押到重慶。直到抗戰勝利，1946年經共產黨與國民黨交涉他才獲釋，卻在飛往延安途中飛機失事遇難。

北伐名將，新四軍軍長，大敵當前，只能養豬養羊維持生計，最後不幸遇難，令人不勝唏噓。小時候我們都學過葉挺將軍的《囚歌》，印象深刻，沒想到他和母親一家曾為鄰居。重溫《囚歌》，我似乎也聽到了父親坐牢八年期間的心聲。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呵，給你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著，

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圖四：寫在牢房牆上的葉挺將軍《囚歌》。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4年日寇大舉南下，桂林疏散，大舅張國衡帶著外祖父母跟郵局系統撤退。母親說，當時火車只通到獨山，逃難的人千千萬萬，沿途坐汽車要靠搶，坐輪船要靠搶，生離死別的心情籠罩在每個人心頭，特別是窮苦人，寸步難行。母親全家一點積蓄也沒有，她找陳葆真借了一萬元，全部交給外祖父母做盤纏。1946年到了香港，母親寫信給陳葆真商量如何還錢（那時國民黨幣貶值，如折合計算，母親即無力償還），陳葆真來信要母親用這個錢給她寄進步書報。寄了幾次，她來信說不要寄了。再後來母親去了新加坡，兩人失去聯繫。

大舅張國衡在1972年元月16日寫給母親的信裡說，桂林吃緊，那天下午，他站在新橋路頭，當母親帶著大姐經過那裡，大姐見到他，抱住他的腿大哭，不願離開外婆，要大舅把她留下來。當時的淒涼情景，他記憶猶新。我寫到這裡，也如身臨其境，十分傷感。

說到桂林疏散，我想引用一段關於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的疏散故事，雖然與父母沒有直接關係，卻也算是對當時亂局的佐證，讓我們看到在“狼狽”中堅守的中國人：

1946年接任館長的唐現之在《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之今昔》（原載《廣西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47年3月15日出版）一文描述了一幅慘烈的圖景：抗戰期間，該圖書館曾將重要圖書遷藏於棲霞山洞暨園背村公所等處，保管煞費心力。特別是44年秋，日軍侵桂，圖書館奉令疏散，當時龍兆佛館長已經辭職，黃遠智代館長臨危受命，將館中最重要圖書裝箱，計約七萬餘冊。交通工具缺乏，他們只獲分配一艘二十五噸民船，容量只能載一半最重要特藏書，至9月初領到疏散費四十萬元，增雇民船五艘，才將全館三分之一圖書運到指定疏散地——昭平縣當裕鄉。周圍各縣先後淪陷，昭平三面皆敵，圖書館與省府失聯，經費無從領獲，風聲鶴唳，一夕數驚，隨館疏散人員再把重要圖書化整為零，分頭存放，最危險的時候，敵人離開館藏圖書僅五里地，館中同仁憂心戚戚。所幸不到一年，迎來日本投降，十二月初得以將疏散的大批圖書安然運回桂林。而在桂林沒能搬走的書籍以及圖書館建築設備，均成焦土，蕩然無存。

（圖五：文化名城桂林化作一片廢墟。）

母親隨七隊先在韶關落腳，父親和七隊前往贛州期間，母親獨留於此。1945年1月，日寇進逼韶關，當時七隊在贛州流動演出，後方只有父親和懷孕的母親，還有全部公私物資。七戰區下令放棄韶關，疏散往“三南”，父親千方百計用重價租到一條小船，裝上全隊公私物資，載著兩個孕婦（另一個是政治部某人的妻子請求支持，她的妹妹是助產士），互相照顧著，在隆隆的炮聲中溯湞水而上，半路上，在南雄，母親生下第二個孩子、我的大哥。南雄是座歷史厚重的文化名城，自古是嶺南通往中原的要道，是粵贛邊境的商品集散地，著名的梅關古道，珠璣巷等至今吸引遊人訪古探幽，但是當年父母哪裡會有這種閒情逸致。

第二天，聽到機關槍響，父親立即安排上路。這次搭上戰區某部汽車，母親抱著剛出生的嬰兒，身邊依偎著六歲的大姐，嚴寒下，車子在五嶺山脈的崇山峻嶺中蜿蜒前進，前面的路不通了，車子久久不能前進，水箱凍住，車的長龍也不動了。司機們乘機紛紛下車去找吃喝住宿，父親也下車找到農家，先接母親前往，回頭再接大姐，大姐久等不見父母，已驚得嚎啕大哭。產婦一天無水入口，母親記得到了和平縣城才吃到一天裡第一口稀飯。嬰兒的尿布是鄉下買的草紙，濕了撕開晾乾再用。沿途逃難的百姓扶老攜幼，奪路而逃，老弱垂危倒臥路旁，誰也顧不上停下腳步看一眼，更不用說伸出援手。

母親形容說，和平是個小山城，七戰區的軍政機關、幹部家屬一下子湧來，搶購食物，爭奪住房和交通工具，小城像失了火一樣亂作一團，“強者勝”，弱者啼饑號寒，慘不忍睹。

父親後來說，母親能在那種絕境中活下來真是奇跡。

[1] 穆木天：1900年出生于吉林省伊通縣的書香旗人門第。自幼即過著優渥生活。本名穆敬熙，筆名穆木天。1918年畢業于天津南開中學。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1931年加入“左聯”， 1937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38年後輾轉昆明、廣州、桂林、上海等地從事教學和創作。解放後先後在東北師大、北京師大任教。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1年10月病故。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 西南劇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3年夏秋在桂林養病和寫作期間，父親吳荻舟在作家韓百屏家裡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早在1942年秋天，父親在朋友處讀到《新華日報》上登載的蕭軍《對當前文藝諸問題底我見》剪報，文中提到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

毛澤東在《講話》裡提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如對文藝方向有爭論，有人不願到農村去，到前方去，不願到火熱的戰鬥生活中去，或者對文藝要為現實鬥爭服務認識不足。他強調文藝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藝要為社會變革服務，為現實鬥爭服務，作家要為工農兵寫作等。抗宣一隊從組隊到改名劇宣七隊，工作覆蓋了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六個省，幾乎每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流動，僅在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西江大流動中，就演出200多場次，節目有《慈父》、《王老二當順民》、《重慶24小時》、《寄生草》、《陰陽界》、《風波亭》等話劇；有《農村曲》、《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等歌劇、歌舞；還有歌詠《遊擊隊歌》、《太行山上》等。都是因地制宜創作和演出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也根據所到縣市不同情況和接受程度運用街頭宣傳、標語、壁報、畫報及口頭、文字等形式，或辦各種文藝短期培訓班，《講話》所說文藝“為抗日戰爭服務”，在他們的實踐中每時每刻具體地發生著。因此，父親曾回憶說：“雖只匆匆一讀，印象已十分深刻”。

（圖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與文藝工作者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自1943年年初起，國統區的物價狂漲，甚至一天漲幾次。“法幣”惡性貶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母親張佩華說過，那時候她在桂林圖書館工作，每月發工資的時候，外祖母就要在圖書館門外等著，兩人像跑接力賽，母親把錢交到外祖母手上，外祖母一拿到錢趕快去買米，因為假設上午一百塊可以買到五十斤米，也許下午就只能買到五斤了。七隊吸煙的隊員連廉價的煙葉也買不起，常常是一支煙幾個人輪著吸。隊的經費，自1941年初改成“劇宣七隊”時調整過一次之後，便再也沒有調整。當時在政治低氣壓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如果不願隨波逐流，工作就無法開展，生活也很難維持，七隊及時伸出援手，畫家黃新波、張樂平、黃永玉等都先後作為隊友在隊裡生活工作過。

歐陽予倩、田漢、瞿白音等在中共支持下，在桂林籌辦“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1]，周恩來派人到廣西與左洪濤聯繫，讓演劇四、七、九隊參加西南劇展。七隊決定排練曹禺改編巴金原著的《家》和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重排《軍民進行曲》和新排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參展。

（圖二：西南劇展會徽。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11月，父親帶著《詩人與國王》的演出本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籌委會。溫濤已經製作好詩人、國王和花神的木偶，他特地表演給父親看。父親說：“他的提線技術很熟練，可見下的功夫不少。這裡也有溫嫂的功勞，我進門時看見她的手裡正縫著一件小衣服。那是花神的衣服。她把破襪子利用起來，成為服裝的主要原料。”

據父親回憶，三個主要人物的造型都頗有個性，詩人是個年過古稀，精神抖擻、慈祥、莊重的老人，花神是天仙般的美女，象徵著精明、能幹的群眾領袖。詩人和花神的眼睛和嘴唇都不動，而國王則眉毛、眼睛都能動，顯得奸詐陰險、滑稽可笑，是個希特勒形的中年人。百花象徵著鬥志昂揚的廣大群眾。百花因為要開口說話和唱歌，所以花瓣能啟合，但不用提線。當它們遭狂風暴雨摧殘時伏倒，當它們得到詩人撫慰時，立刻顯得新鮮、美麗、有活力。在製作百花時，溫濤花了不少心血，動了不少腦筋。比如如何製造百花在雨前雨後的兩種舞臺效果呢？父親和溫濤反復研究，最後是製作了兩批花，一批殘敗的，一批盛開的，詩人扶起的是後一批，把問題解決了。

父親取得歐陽予倩同意，把當時已經到藝術館工作的話劇導演陳卓猷引進七隊，導演話劇《家》（不過後來得知四隊也排了《家》，七隊欣然割愛）和《法西斯細菌》。

父親說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話劇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抗宣一隊的話劇是從零開始的，初時沒有話劇演員和導演。第一階段，父親曾手持《演劇六講》邊看邊指導排練，現買現賣，傳為笑談，也說明父親的性格特點之一就是不藏拙，也不屈服於“條件”壓力。第二階段，范萊進隊導演了五出不同形式的音樂劇和三個話劇，七隊的話劇水準因而有所提高，但仍是導演教、演員模仿，缺乏比較系統的理論指導與科學的演技訓練。第三階段，陳卓猷主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演員自我修養》，大家學到表演、導演的系統理論。排練時，導演、演員共同探索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

金辛才小金回憶說：“1943年，隊長請陳卓猷來七隊當話劇導演，陳卓猷說：‘恐怕戰區政治部主任會反對!’隊長說：‘不怕，我可以頂住!’於是陳卓猷先是導演了《家》。在曲江坪石等地上演後，引起極強烈的反映，但果然遭到了戰區政治部主任召集七隊全體訓話，七隊不為所動。接著才又排練《法西斯細菌》，這個戲在西南劇展上演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被認為‘演出了這樣一個不容易演出的戲，而且演的很成功……夏衍底味道全出來了’。劇宣四、七和九隊三個隊的戲劇兵在劇展中成為一股中堅力量，而《法西斯細菌》為三個隊的演出增強了藝術性。就七隊而言，藝術創作、特別是話劇表演藝術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切，我們隊長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七隊演出《法西斯細菌》成功，大會評論團讚揚陳卓猷，肯定他努力幫助演員理解角色、塑造角色的導演手法。《新華日報》在1944年4月9日評論七隊的《法西斯細菌》是西南劇展第二期中最好的一個戲。父親說：“我相信天才，更相信努力，幾位主要演員都下了極大功夫鑽研，值得肯定。”

《軍民進行曲》在劇場演出後，劇展主辦方應觀眾要求，安排在桂林公共體育場連續免費公演3天，每場觀眾達萬人以上，許多唱段傳播開來，在桂林的街頭巷尾都聽得到人們哼唱，風靡一時。著名作家司馬文森撰文說：“這是一次使人愉快而動人的演出，我們看見了劇宣七隊的進步，也看見了今日中國新戲劇的進步。”

由於大會認為展出的劇碼能及時反映現實的題材太少，七隊為此趕排了《沙坪之夜》，雖然這是一個活報劇，演出卻得到觀眾和評委的好評。大家認為七隊反映現實快而不草率，難得。

在這次劇展上，由父親編劇、溫濤導演的《詩人與國王》是唯一一出提線木偶戲。美專副院長楊秋人動員一批桂林美專學生組成“文協傀儡戲演出團”，他們從完全不會到掌握木偶的演出技術，上演時，效果很好。楊秋人說：“《詩人與國王》的主題是揭露法西斯統治對文化的踐踏、摧殘，有強烈的現實感，故引起觀眾廣泛的共鳴。”除公演外，《詩人與國王》還接受單位邀請組織專場演出，觀眾情緒熱烈，演出人員也大受鼓舞，台前台後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父親說：“我這個幾乎每場必到的‘觀眾’，也格外興奮和激動。”

從1943年下半年接到任務，到1944年5月演出，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在西南劇展取得這樣的成績，對父親、對七隊都是極大肯定吧。

當時美國《紐約時報》登載文章稱頌西南劇展：“這樣宏大規模的戲劇展覽，有史以來除了古羅馬時代曾舉行外，還是僅見的”。

茅盾說：這是“一次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活動的空前大檢閱。”

西南劇展第二部分是務虛，結合如何為抗戰服務，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近五十年後，《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2期發表了父親一份遺稿，父親在其中回顧了當時討論的情況：

劇展開幕那天，《新華日報》發表了夏衍的文章《我們要在困難中前進》。夏衍指出：“抗戰以來，曾經盛極一時的部隊戲劇工作漸漸衰退”，而在後方，“戲劇被當作‘繁榮’的點綴，當作少數有錢人的娛樂，當作募捐款的手段，當作增加稅收的來源”。國民黨對抗日救國的戲劇運動多方壓迫阻礙，使“劇運內的危機已由潛伏而滋長”、“漸漸的消磨了工作者們的熱情”，夏衍呼籲戲劇工作者不要“迷惘、冷漠、懶散、草率”，不要“失卻了追求真理的熱，衰退了改善社會的誠”，而要“讓新的困難不斷地砥礪我們”，堅持戰鬥下去。

同一天，邵荃麟在《力報》上也發表了題為《一點希望和一點意見》的文章，他說：“劇展開幕了，這是一件盛事，但是我們希望這不僅是‘盛事’而已，因為現在究竟還不是太平盛世。”這次劇展是在國土還未收復，抗戰還沒有勝利的情況下舉行的。他號召與會的戲劇工作者“必須學習像劉羅保那種精神，他拒絕人家邀請回都市里來辦劇團，他犧牲個人成名的機會，永遠和人民大眾擁抱在一起，永遠堅持著他自己提出的戲劇遊擊戰的口號，並因這個口號而死!”

（圖三：西南劇展全體人員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在務虛期間大家談到，國統區有很多客觀因素妨礙劇運發展，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和破壞。當時，宣傳抗日的戲劇團隊在經濟上十分困難，生活得不到保證，連演出的最起碼開支都無法保證。原派在山西（閻錫山處）的演劇三隊，包括隊長、支部書記，13位成員被捕，要不是周恩來通過張治中（他當時繼陳誠任政治部部長)出面營救，以及各地文化藝術界抗議，這13位成員險遭不測，這個隊也險被吃掉。

據演劇六隊隊長劉裴章回憶，1942年夏，國民黨第六戰區把隊員李虹抓走，故意過了半年才放回來，然後特務隔三差五來找他，問他隊裡誰是共產黨，有什麼可疑言論，要他定期匯報六隊內部情況。他不肯做特務，又怕跑了影響六隊，苦惱得自殺了。

在國民黨後方城市，國民黨審查機構不僅對出版進行粗暴的審查，對演出也無禮地審查，在重慶，郭沫若的《屈原》也要經過鬥爭，才得演出。

在進步、愛國的戲劇隊伍裡，也有個別人經不起政治、生活考驗，消極、後退、追求個人名利或藝術至上，認為大舞臺、大劇院才有戲劇藝術，但大多數，包括遭迫害解散的團隊成員，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工作情緒和積極性，不顧個人安危，想方設法堅持工作。

他們還討論了如何看待國民黨的抗戰，當時對文藝該不該表現他們有不同意見。父親他們常到國民黨部隊演出，看到大部分國民黨官兵不願做亡國奴，要抗日。每次到前線，到國民黨部隊去，他們帶的《新華日報》、《群眾》、《日寇暴行錄》等進步刊物總是被一搶而空。他們認為國民黨士兵的抗日事蹟和要求也應該得到反映。

國民黨的政策是既抗日，又反共；父親他們是在國共合作戰時體制下的一支共產黨的抗日宣傳隊伍，是在國統區主戰場慰問抗日軍民，宣傳共產黨的抗戰方針，同時面對國民黨的反共，這就是父親他們當時的微妙處境。不管怎麼樣，就父親他們所在的抗日主戰場而言，大部分國民黨官兵包括嫡系和地方勢力對日軍的抵抗是英勇頑強的。我想，這是父親他們能在國統區開展工作和生存的客觀條件，父親對這種處境也是很清醒的。

[1] 西南劇展全稱“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舉辦。大會由廣西省立藝術館主辦,歐陽予倩任籌委會主任,田漢等35人任籌委,會長是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為大會名譽會長，蔣經國、李任仁等擔任指導長。參展團隊來自廣東湖南江西雲南廣西等5省區共33個單位,與會者1000人以上。這次劇展有三大中心活動：1戲劇演出，有話劇、平劇、湘劇、楚劇、傀儡劇、徭人歌舞、皮影戲、馬戲等；2戲劇工作者大會，各團隊工作報告、作品宣讀、專家演講、討論提案等；3戲劇資料展覽，包括各團隊的工作文獻、創作經驗、心得和著作，展出文字圖片模型等，並通過《戲劇工作者公約》和大會《宣言》。2014年，為紀念“西南劇展”70周年，桂林曾舉辦 “新西南劇展”工程，由廣西師範大學專業教師指導學生重排、重演當年的部分劇碼。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8 我的大舅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據隊史記載，1941年6、7月間，政治部主任秘書吳榮楫(長官部國民黨黨部負責人)多次催促，9月更是下令劇宣七隊立即辦理加入國民黨的手續。七戰區當局對這不得人心的“集體入黨”也不感興趣，政治大隊、長官部和政治部的一些直屬科室都拖著未辦。現在拖不下去了，劇宣七隊決定：1.把各人代替照片的指紋紙打亂順序，貼到空白的“黨證”上拿去蓋章；2.發下的國民黨黨證由隊部集中保管，準備將來燒毀，以示參加是非自願的。二十多年後，“文化大革命”中，抗宣隊、演劇隊被污蔑是“反革命別動隊”，“假共產黨、真國民黨”，許多原抗宣、演劇隊員包括已離隊但未除名的隊員都蒙受了不白之冤。父親吳荻舟他們當時一定沒有想到，此事的後果非常嚴重。

就以我的大舅張國衡為例，在我的印象裡，他會拉胡琴會唱歌，能寫能畫，是個秀才，而且與世無爭，和藹可親，是萬里挑一的大好人。看他一輩子對我母親敬重的態度，就知道什麼是“長姊如母”。不過直到細閱他的一批信和回憶錄手稿，我都不知道，他的一生如此坎坷。

大舅和外祖父母是1939年春節後不久從邵陽到桂林會合我母親的，大舅那時候還是一個剛出校門的學生（初一讀了幾個月），他說自己什麼也不會做，更不懂政治。1939年秋天，他到桂林行營政治部主辦的“漫畫訓練班”學習繪畫。班主任是“陳中畫報社”社長梁中銘，老師們都是有名的畫家，如廖冰，周令劍，沈國衡等。

學習班設在七星岩後岩附近，日本飛機經常空襲桂林，警報來的時候，他們就在老師帶領下在七星岩山上寫生，畫人物像。有一次周令劍老師帶他們去郊外寫生，來到一個小鎮附近，不遠處有一間平房，門前一位長者手持拐杖坐在椅子上，只看見輪廓，看不清臉面，只見鼻子底下一條“一”字形的濃黑大鬍子。周老師說對這種畫面的處理，只要抓住特點就行了，說著就在臉上鼻下位置畫了一道黑黑的粗線，畫上背後的樹和房子，寥寥幾筆，便把那位長者的神態全畫出來。那位長者走過來，周老師馬上在畫上簽了名字送給他，使他非常高興。半年後，將近結業時，正值汪精衛投降日寇，訓練班就佈置每人畫一幅圖，組成連環畫，在桂林街頭展出。大舅說：“這是我第一次用漫畫這個武器向敵人開火。”

1940年春，抗宣一隊招收青年隊員，大舅加入了抗宣一隊，他平時就愛唱歌，當時最流行的抗日歌曲如“大刀進行曲”，“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他都會唱。大舅對抗宣一隊並不陌生，他們一家看著父親從“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副團長到抗宣一隊隊長的變化，跟著父親從安徽走到湖北，再從湖南來到廣西。抗宣一隊住在東江鎮小學的時候，母親一家就住在東江鎮東江路77號一座三層木樓的三樓上，離得不遠，大舅常去看他們排戲練歌。他記得有一次抗宣一隊演出，他跟隨去劇場一直幫忙到深夜，回來時因太晚怕叫不開門，便在隊裡住了一晚。能和抗宣一隊同住，大舅非常快活，因為他愛集體生活，又是參加抗日宣傳，覺得非常有意義。即使第二天早上回家被外祖母批評了一頓，也不能阻止大舅常去那裡。

加入抗宣一隊後，每天參加練唱、排戲，還要畫佈景，出壁報，工作很緊張，往往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大舅形容說：“隊員團結合作，十分友愛。一天忙到晚，年輕人精力充沛，不知道什麼是累，反正疲倦了，晚上睡一覺，第二天又恢復了。”隊裡經費少，沒有發過工資，也沒人提過這個問題。平時吃青菜，很少有肉，偶爾加一次菜，便很高興。大舅說：“這種艱苦的生活，對我這個苦慣了的孩子來說，根本沒什麼。”他們還曾經到一間中學教學生繪畫，很受同學們歡迎；曾經到傷病醫院慰問演出，去全州（湘桂邊界地區）為炮兵部隊及當地群眾演出，炮兵部隊也為他們操演大炮。

大舅參加的第一次演出，是《農村曲》的試驗演出。大舅說：“我在劇中扮演一個農民的角色，雖由於對生活體驗不深，演得不怎麼好，但卻使我第一次瞭解了解放區人民的生活情形以及黨的團結抗日政策，黨的形象第一次在我心中豎立起來。記得在家鄉時，聽人談起‘共產黨’，總是很神秘，總是背著別人悄悄談論，有人來便終止，或支吾過去。所以對黨非常不瞭解。在演出《農村曲》時，卻使我認識到黨是在人民群眾之中，並不神秘。雖然還不十分瞭解，卻使我有了好感。我想與我有相同認識的群眾看了這個戲，一定會有同感。”

大約在1940年初秋，抗宣一隊回到桂林。在興安上火車時，當地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都來送行，緊緊握著隊員們的手，希望他們再來，有些人還哭了，尤其是女同學。面對熱情而誠摯的青年學生和群眾，許多隊員也落下眼淚，大家依依不捨地道別。青年學生們紛紛拿出筆記本，要隊員們簽名留念，大舅也簽了幾個。那種熱烈動人的場面，令大舅非常感動。

回到桂林，抗宣一隊仍住在東江鎮小學。學校位於伏波山對面的灕江邊上。附近有一個渡口。校舍後有一籃球場，大舅他們常在工作之餘打一會兒籃球。出校門通往渡口的路上要經過一個墳地，大舅說：（抗宣一隊的）陳會軺就埋葬在路口附近。陳會軺這個名字多次在第三章出現，可惜他的生命那麼短暫，我在網路上查也毫無線索。不過大舅對他印象很好，記得他是山東人，個子不高，寬肩膀，方圓臉，很和善。很長一段時間，大舅每次經過都到他的墳上看看。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經歷，墓碑由抗宣一隊全體隊員立，是紅字，1944年日寇佔領桂林後被鏟平銷毀。大舅說可能是因為碑上刻有“抗日”字樣。

繼在《農村曲》劇中扮演農民角色之後，大舅又在大型歌劇《軍民進行曲》中扮演一個負傷的八路軍戰士。他說：“這大概是首次在桂林舞臺上出現八路軍形象吧！扮演這個角色，我很高興，雖然我當時對八路軍不太瞭解，但在舞臺上能演八路軍戰士，也使我感到驕傲。”當時在國統區，解放區的一切新聞報導都被封鎖，群眾瞭解不到真實情況。而且當時在桂林國民黨特務橫行，演出是有危險的。但是讓大後方群眾瞭解解放區軍民合作抗擊日寇的真實感人場面，批判國民黨不抵抗政策，他認為很有意義。

（圖二：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1。）

（圖三：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

大舅說，當時，廣大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抗戰何時勝利。被迫離鄉背井的人，都希望抗戰能早日勝利，早日重返家園，與親人團聚。而國民黨節節敗退，不但不積極抗戰，反而起勁的反共，迫害進步人士和有正義感的群眾，使廣大群眾怨聲載道。大舅說：“如果說，我過去對黨的認識還不太清楚的話，那麼這個戲的演出，又使我進了一步，‘共產黨是真正抗日的’這個信念已在我心裡牢牢紮下，黨的形象也在我心中進一步高大起來。”

《軍民進行曲》演出後不久，大舅隨隊出發到柳州做元旦勞軍演出。“皖南事變”後，抗宣一隊滯留在柳州，住在柳州中學內一幢兩層樓房的教室內。他回憶這期間有兩三次小規模演出。一次是在柳州沙壙農場，演出《生產大合唱》和小歌詠；另一次是到山裡慰問駐軍，大舅記得那是一個有月色的夜晚，他們踏著月色沿著魚峰山後面一條小路連夜趕往慰問演出，第二天一大早又趕回來。其餘時間除了開會、學習外，還緊張地排練話劇《刑》及歌曲，很少外出。父親請了一些進步人士給隊員講時事與文學，大舅一有空閒就向林韻學習“和聲學初步”，學習樂理與作曲，打下了自修樂理的基礎。林路教大家練聲，十數人排成一列，林路不厭其煩一個個教大家如何呼吸，如何發聲，一個個糾正錯誤，直到滿意為止。這對全隊提高歌唱水準、取得更好的演出效果很有幫助。他們在惡劣環境下對前途充滿信心，積極樂觀，實在令人佩服。

據大舅回憶，轉戰到韶關後的一個星期天，大家都出去了，只有他和徐洗塵、林韻、史進（或林正斌）四人在家。在門前曬坪上，四個人曬著太陽放聲高唱 “我所愛的大中華”。這是一個外國曲子，歌詞填寫恰到好處，熱情處感情奔放，沉痛處音調哀傷，很能表達出熱血青年愛國的感性，大舅很喜歡，幾十年後歌詞已經記不全，還經常哼唱其曲。這支歌也是抗宣一隊的保留節目，每次音樂會都有它。那天他們四個就那樣唱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大舅的回憶，我可以感受到他在這個集體裡多麼如魚得水，暢快淋漓。

大舅還記得一些生活細節，他說那時大家親如手足，同甘共苦。他和林韻感情最好，每到月底月初，結算伙食，拿到很少的一點伙食尾數後，大家愛到小鎮附近街頭小鋪吃裹蒸粽。大舅和林韻總是兩人分吃一個。他詳細地描述賣粽子的人如何把粽葉剝掉，用一個細線做的小竹弓把粽子切成許多小塊，放入小碟子，放點醬油，幾滴麻油，還放點芫荽（香菜），然後他們倆慢慢品嘗，有滋有味。只是，大舅不無遺憾地說：一個月只能吃一兩次，當時口袋裡根本沒有幾個錢。

1941年6月，由於家庭經濟困難，外祖母打電報叫大舅回桂林幫著養家，大舅的命運就此改變。

就在他離隊前夕，七隊開始辦理集體加入國民黨的事。因為當時沒想到他這一去再也沒有回來，所以他也填過表，打過手指模。他知道七隊已經拖了很久，登記是被迫的，但是他不清楚當時的對策是“人離隊，不除名”，由預備隊員頂替。以後他在桂林、重慶和柳州的郵局工作過，並沒有和國民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聯繫，沒想到此事竟讓他背了幾十年的包袱。

柳州解放後，大舅遇到第一個打擊。由於他工作表現好，當時的軍代表想介紹他加入共產黨，大舅主動講了曾經辦過集體加入國民黨的手續，軍代表既沒有細問，也不願再做介紹人，隨後還把大舅從工會主席的職務上調開，把他調離柳州，雖然沒有說明理由，但是大舅知道，都是沖著這個敏感問題來的。他的滿腔熱情，好像被潑了一盆冷水。雖然如此，大舅對工作還是認真積極、忠心耿耿。

1956年審幹時，大舅又一次如實交待，寄望組織會去調查。但不久後給他的結論卻是“普通國民黨黨員，歷史基本交代清楚”。大舅對此結論雖有疑問，但因不瞭解正式參加國民黨的手續，以為這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既成事實，從此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正式”的國民黨黨員，也說不清是誰給他帶上這頂帽子，思想上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不明白，自己離隊後直到解放，不但與國民黨毫無關係，抗戰期間，還在工餘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歌詠隊”，以歌詠為武器宣傳抗日，在郵局內部也借助工會力量組成業餘歌詠隊演唱在抗宣一隊學到的抗日歌曲。有一次在集會上唱“在太行山上”這支曲子後，還被國民黨特務追查過。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柳州郵局工作，在地下党領導下，參與在廣大中小學生之間推廣新音樂，抵制黃色音樂等週邊工作，還利用職務便利，為地下黨傳遞從香港我父親那裡寄來的《華商報》剪報，為爭取民主自由，爭取解放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自己怎麼會成為一個國民黨黨員呢？

晚年他給母親寫信說，那時候有些人說他有點忽冷忽熱，卻無人知道他內心的苦悶以及忽冷忽熱的原因：當他想到這件不明不白的事時，便思想消沉，當工作緊張忘記它時，便又一心撲在工作上。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不斷出差外地工作，他無暇思考如何才能解決問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認真思考、決心解決這個問題時，卻不料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被抄家，被抄出三樣東西，一是兩枚港幣，外祖父1953年到南寧探望他們的時候帶在身上，說是離開香港時（1950年以前，外祖父母曾經在香港生活過一段時間）無意間帶回來，又從廣州帶來南寧，說是讓大舅見識見識；二是一枚銅圓，上面有國民黨黨徽。解放前國民黨發行“銀元劵”的時候，有一兩天用的是這種銅圓，但銅圓沒用完，就買不到東西了，剩下這一枚，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被抄家的人發現；三是一本解放前出版的世界地圖冊，內頁有“萬國旗”包括國民政府的旗幟。這個地圖冊丟在廢紙堆裡，早就不用了。

就是這幾件東西，還有一些當年的舊照片，成為“國民黨殘渣餘孽”、“歷史反革命”的罪證，大舅差點被打死！大舅說：“解放前我造了國民黨的反，卻成了‘歷史反革命’，真是莫大的嘲諷，令人啼笑皆非！我不知道做這個結論的人，自己是什麼人，站在什麼立場！”

直至1978年，中共中央發出中組通字第8號檔，大舅才知道關於“集體加入國民黨”事件的全部內情與真相，他說：“可惜知道得太晚。更奇怪的是，在我與有關證明人聯繫後，才知道他們中一個也未寫過證明材料。”大舅很氣憤，質問當初他那麼尊敬那麼信任的廣西郵電管理局黨組織有關負責人是如何做出結論的。人生的損失無法彌補，內心的創傷也無法修復。

看到大舅的遭遇，我很為他和受牽連的大舅母、表妹難過，久久不能釋然。

表妹那時候不到10歲。她告訴我，不記得是68年還是69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她在隔壁小朋友家玩，就聽見大院裡響起了槍聲，原來是大舅被五花大綁由十幾個人拿槍押著，前面兩個鳴槍開道，向他們家走來。他們是來抄家，也沒有抄出什麼東西，帶走了一台手搖留聲機和一箱黑膠唱片，都是些西方古典音樂和少量的京劇唱片。抄家的時候大舅被逼著跪下，他不從，被人用槍上的刺刀捅傷小腿，流了一地鮮血。大舅被關押了半年多，期間還有幾次抄家，問有沒有看到國民黨委任狀和什麼印章，表妹答沒看見。大舅放回來之後身上還有很多瘀傷，右眼也打壞了，治了很久。

父親有一封寫於1979年的信，提及根本沒有人去向他調查過。父親說：“過去我沒有寫過關於張國衡的證明材料，他們的單位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向我要過證明材料，如果早向我要，他的問題就不會拖32年了。我早就會給他證明：他是七隊加入（國民黨）之前三個月就離隊了，怎麼也沾不上‘集體加入’的問題呀！”

儘管一生挫折重重，晚年，大舅還是總結：“在抗宣一隊——劇宣七隊工作一年多的最大收穫，就是懂得了‘革命立場’，認識了共產黨。我自小接受的是脫離現實的教育，又生活在基督教包圍的環境中（我的母親與老師都是基督教徒），不知道什麼是政治，更不懂得革命的真諦，思想是唯心的。隊教育我轉變了立場，這是我在離隊後，能在國民黨統治區堅定地站在革命立場，堅持不反共，不唱反共的歌，不做反共的事，以革命歌曲為武器，積極宣傳黨的堅定的抗日政策，接受党的領導，完成党交給的任務的主要原因。”他說：“我永遠懷念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這個戰鬥集體！永遠懷念幫助過我教育過我的親密戰友！”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7 轉戰韶關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各個時期的統一戰線、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忽然通知要將“抗宣一隊”改為“藝術宣傳隊第十一隊”。為何將“抗日宣傳”改為“藝術宣傳”？今後還要不要抗日？隊員紛紛提出疑問，認為這是國民黨假抗日面目大暴露。不到一個月，又通知撤銷改名。

根據父親在1989年出版的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隊史《南天藝華錄》裡發表的紀念文章《風雲雨雪八春秋》記載，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要求張發奎調一個抗敵演劇隊配屬該戰區工作，左洪濤與父親吳荻舟及副隊長徐洗塵商量，決定把抗宣一隊調到七戰區。征得張發奎同意，抗宣一隊改稱“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簡稱“劇宣七隊”、“劇七”)，開赴韶關。左洪濤指示：要廣交朋友，開展統戰工作，提高政治警惕，嚴防突然襲擊，力求保存自己，擴大社會影響。

4月下旬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為避免國民黨反動派塞人進來，隊務會決定多吸收幾名預備隊員，把隊員增加到滿員28人，人員進隊離隊均不上報，走一個以預備隊員頂一個，這樣就把國民黨反動派派人進來的門關死。在桂林刻了劇宣七隊新公章，做了新的大幕，補充一些演劇設備，5月初，劇宣七隊離開桂林前往七戰區政治部報到。當時隊內很多人聽不懂廣東話，但是為了任務需要大家都服從了。

（圖一：抗宣一隊改為劇宣七隊時合影。）

乘火車到達韶關，他們先是住在離第七戰區長官部不遠的鄉村裡。那是一個打穀場，一兩間茅屋，前面一個曬坪，四面都是田地，很遠的地方才見有人居住。後來他們搬到東河壩墨江會館，據說南昌起義後朱德上井岡山前住過這裡。剛到韶關，就聽到逮捕人，查封報刊等，和桂林一樣氣氛緊張。按照左洪濤指示，他們5月中到長官部報到，演出《刑》後沒做其他活動，一面熟悉環境，一面靜觀形勢。

不久，第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召集劇宣七隊訓話，他是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親信，法國留學生。他說：“你們過去的事，我全清楚，調你們來七戰區，不是我們要調的，是上面派來要我們管的……”接著又指責七隊拖了近兩年還沒集體參加國民黨，他說：“人總該有個理想，三民主義就是最好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應該加入國民黨。”要全隊儘快辦理參加的手續，然後要他們唱《義勇軍進行曲》，挖苦他們唱的不好，指揮不行。他“示範”一番，以示他什麼都懂，是內行，警告父親他們：要老實點，騙不了他。

當時他的語氣，使人感到來者不善，父親回憶說，回到墨江會館，頓覺這座高大古老的建築更是陰森冰冷。隊員們都很年輕，一個個繃著臉，沉默下來，感到惶惑不安。父親和演劇七隊的骨幹們立即分頭找大家談心，幫助他們瞭解，李熙寰和余漢謀都是地方勢力，有主任秘書吳榮楫、科長賴慶祿、陳藻文這些緊跟蔣介石的人在場，他也不能不表態，只要我們沉住氣，嚴守紀律，不輕舉妄動，爭取到時間，就能打開局面。

劇宣七隊再一次到長官部慰問時，演出了一幕兩場話劇《燈塔》，這是1939年夏父親在北海寇頭嶺訪問守塔工人後創作的，寫燈塔工人為了阻止日寇登陸，不顧個人安危，在大雷雨的深夜，冒著狂風惡浪出海，破壞航標，熄滅燈塔的愛國壯舉。演出到深夜，佈景拆景、搬運道具以及其他雜活都是大家自己動手。李煦寰看後批評演出水準不高，舞臺燈光太暗，效果聲音太大等等。父親說：他也不想想，狂風惡浪的雷雨之夜，舞臺燈光哪能不暗？效果聲音哪能不大？不過父親“虛懷若谷”地傾聽這位“行家”的評論，然後趁機提出要一些時間好進行培訓，他同意了。

我的大舅張國衡當時也是隊員，他回憶說：爭得時間“閉門讀禁書”的時候，國民黨當局送來反共資料，大談“異黨”、“戳亂”，就是不談抗日，大家把這些資料丟棄不理，而是熱衷傳閱通過各種管道弄來的《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同時排練《塞上風雲》等新節目。

父親回憶說，劇宣七隊利用這段時間逐步打開社會關係，原三廳科長杜國庠（潮州人，途經韶關）介紹他們結識了張琛、何平、張泉霖等當地進步人士。政治部內如陸無崖、梁綺、吳稼秋（原在三廳）也主動關心劇宣七隊，廣東地下党饒彰風（1942年任省委統戰部長）、潘祖嶽等以《朝報》記者身份來隊“採訪”，以後並派地下黨員、中山大學學生魯郎（即何衍一）經常和他們聯繫。劇宣七隊從5月底六月初開始小規模活動，勞軍、義演、參加曲江文化界主辦的“國防藝術周”等。

余漢謀、張發奎這些非國民黨嫡系的地方勢力之間，有著唇亡齒寒的關係，與國民黨中央存在不同程度的“離心離德”，是可以利用的。李熙寰忠於余漢謀，不能容忍軍統中統特務插足他們的地盤。父親他們演出《塞上風雲》，一個中統特務盯上隊員陸濱（飾演金花兒），強要她介紹入隊，還威脅說你們隊裡有共產黨。父親得知此事，立即報告政治部有人威脅我隊女隊員的人身安全。李熙寰聽後大怒說：豈有此理，狗腿伸到我身邊來！有他過問，以後那個特務就沒有再來搗亂。父親說：“這是周恩來的教導：只要高舉抗日救亡旗幟，不暴露自己，地方勢力是能夠相容的。他們甚至還要利用我們的藝術成就抬高自己，裝點門面。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支持和關心我們的朋友多了，隊員們再也不感到惶恐和孤立無援了。”

7月起，劇宣七隊逐步加強活動，先公演《刑》，又到長官部演出《秋收》，接著，8月初，演出經過提煉的《軍民進行曲》，更“故伎重演”邀請長官部軍樂隊參加最後一場子弟兵勝利出發上前線的歡慶演奏，邀請廣東省藝專和志銳中學(張發奎所辦)師生參加群眾共舞場面表演，連滿12場，遠在坪石的中山大學同學也趕來觀看，並邀請七隊去坪石和他們的學校演出。這次演出密切了劇宣七隊與韶關文化藝術界、青年學生界的關係，擴大了社會上層的統一戰線，建立了在群眾中的堅實基礎，在那一帶樹立了一定的威信。李煦寰不再說劇宣七隊不行，“劇七”這個帶點愛意的昵稱已經常掛在他的嘴上，“七政大”也常常派人幫助他們推銷戲票。

七隊隊員林嵐寫過一篇非常動情的紀念文章，題目是：《隊長，我們的老媽媽》——

“吳荻舟是我們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的隊長，是他養育教導了我成長，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他是個端莊謙和的男子漢，但我們在心底裡都把他視為慈愛的老媽媽，至今我無法用筆墨表達出對隊長的無限崇敬、仰慕和懷念之情。

1941年夏，皖南事變後的上饒，白色恐怖嚴重，我的摯友葉綿宗(蘇湘)是曾經被捕入獄的革命青年，帶領陸路(陸濱)和我逃離上饒，到韶關改名換姓參加了抗敵劇宣七隊，由林宗熹(林正斌)介紹，吳荻舟隊長接納了我們。那時我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幼稚愚昧，但參隊之後，立即感覺到進入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新世界、新天地，許多新鮮事物使我驚訝不已。

隊裡每天早晨必開一個早會，值日的哨子一響，三十個左右的小兄弟姐妹迅即在泥地瓦頂的排練場圍成一圈，事無大小，都在早會上擺出來議論決定。另外有個隊務會，是隊長、隊副等少數人組成的，當然看重早會——全體大會的議決，從而使全隊成員勇於毫無保留地表達意見，暢所欲言，哪怕是誰出現了點小善或小惡，以及誰跟誰吵嘴的是非，都逃不過早會的褒貶。任何人都沒有多少隱私，都在這樣的集體生活中受到公理正義、公平正直的教養，培育了我們的自信、自重和獨立思考的人格。我深深感受到與別處的封建階層觀念、官僚主義、權力崇拜有天淵之別。而我們的隊長在早會上極少說話，他就是默默地聽，默默地判別是非，讓我們充分，盡情地互相教育，我沒有想到過人世間有這樣不居高臨下的領導，而是絕對平等地生活在群眾之中。後來我才明白，我們的隊是把官兵一律的革命傳統徹底貫徹在隊裡，讓我們從小得到共產主義的啟蒙，得到民主教育。

聞所未聞的是：我在隊裡讀到了革命報刊《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然後又讀到了《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以及《費爾巴哈論》等等，使我深受教育。而全隊的兄弟姐妹也都在高度警惕下夜以繼日地研讀這些革命書刊。當然，誰也不知書刊從何而來，誰也不敢張揚。因為，忽然有一天，隊裡互相秘密傳話，把嚴禁的書刊藏好，明天有人來檢查。當時我們隊住在一間破廟裡，叫做“墨江會館”，於是大家把進步書刊往大佛的肚子裡塞，而我們的隊長卻鎮定如常，坦蕩悠然。這是險而又險的事，冒坐牢殺頭之罪，隊長首當其衝。為要我們懂得追求真理和革命，隊長是捨生忘死的。於是在那艱難的時刻，我們這些小夥伴也故作歡暢，因為人人心裡堅信，有我們的隊長在，天是塌不下來的。七隊從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部政治部領到的糧食，30來人不管按什麼不同職級領到的錢，在隊裡總是一律平攤發給每一個人作為微薄的生活費，不分長幼高低，甘苦共嘗。

據林嵐回憶，1942年，演劇七隊流動到桂林演出，有一天，他和幾個隊員去看望我母親張佩華，那時候她叫張瓊。

林嵐寫道：她是隊長的愛人，有小孩，又有流離失所的父母，一家老小，全靠她養活。因為隊裡每月所發的那點生活費是絕不能養家的，於是張瓊同志為了支撐那個家，支持隊長在七隊幹下去，她在桂林做過托兒所的保姆，圖書館管理員等等。至於隊長的那個家，是一間租用的殘舊不堪的木板房，正是家徒四壁，室無長物，我默然看著張瓊同志抱著孩子在屋裡轉，踩得地板嘎吱嘎吱地響，而那張床鋪是用長板凳架上木板搭的。當時，我們和隊長夫婦都歡聲笑語。後來，我們誰都不敢提及隊長當年的處境，但我至今都忘懷不了隊長那個絕頂貧窮的家，那是隊長和張瓊同志為我們七隊作出犧牲和奉獻的歷史見證。1984年，我出差北京時去看望隊長，一進門使我大吃一驚，他已年近八旬的高齡，正蹲在地上修理一張破舊的沙發，我立即想起了40多年前他在桂林的家。隊長啊，你可是一個博學而寫過世界文藝思潮史的人。而你選擇的生活道路卻始終是自找苦吃，不是你把周恩來同志創辦的、地下黨領導的七隊這個陣地堅守到勝利，哪有我們的今天，你是我們永遠學不完的兢兢業業、謙虛謹慎、艱苦奮鬥、終生勤勞不輟的典範。

有人說抗敵演劇隊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抗日，宣揚民主，是在島上作戰；也有人說，抗敵演劇隊打著國統區的招牌，用國民政府的錢，吃國民政府的飯，做共產黨的事，演出共產黨的戲與歌，這是個奇跡。這話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說過的一樣：“這是多麼便宜的事!”我們七隊，就靠隊長含辛茹苦，哺育了一批又一批小兄弟姐妹，在孤島上，在國民黨頑固派虎視眈眈的處境下，面對頑固派的監獄和刑場，建立了奇跡。

我們演出了《塞上風雲》、《軍民進行曲》、《黃河大合唱》、《農村曲》、《法西斯細菌》、《新年大合唱》等等，都是當年當地的禁忌，是來自延安和進步作家的作品。為抗日，為民主革命，隊長帶領我們無所畏懼地奮勇前進，從而走向革命，走向藝術生涯。

我們的隊長，真是我們的老媽媽、好媽媽，當面誰也不這麼稱呼他，但因為他是那麼善良、那麼和藹可親，是我們的養育者、庇護人，人人都刻骨銘心地把他稱為老媽媽。他是一個常常掛著笑臉的謙和的人，從未見過他斥責任何人，但他心裡卻永遠記掛著每一個在他身邊生活過的人。我每次出差北京去看他，必然要交代誰誰現況如何等等。1982年隊長來穗，演劇隊舉行大聚會，我問隊長：我在1944年為了想去根據地甚至延安而離隊，算不算脫離隊伍，他不假思索地說，你當時離隊的事我很清楚。之後不及半年就找到了地下黨，當然不是脫離。老媽媽始終記掛著每一個人，當年一大幫小兄弟姐妹的事，他都瞭若指掌。

隊長沒有個人名利觀念，沒有計較個人得失，當年在環境極其險惡生活極其觀苦的處境中，帶領我們投身抗日，投身民主革命。直至暮年，他始終刻苦奮鬥，孜孜不倦地寫作，他的崇高品格是我們終身學習的榜樣，我們永遠永遠懷念他！”

從每位叔叔阿姨的回憶文章裡，我看到的都是當年一群目標明確、為抗日、為革命獻身的熱血青年如何成長，看到的是稍微年長的父親如何為這群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隊員著想，甚至呵護他們到令母親嫉妒的地步。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5 戰時文藝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9年抗宣一隊從桂南流動回到桂林。

三個月沒著家，吳荻舟榮升父親。當時我母親張佩華帶著小嬰兒，又要照顧流亡到桂林的外祖父母，日子別提多艱難。

據母親回憶，她在桂林找過許多次工作。第一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管抗宣隊的三組組長張志讓介紹她去找某主任，某主任聽說母親是從抗宣一隊退下來的，笑臉立即變成冷臉：“你回去等通知吧。”母親沒有一點社會經驗，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改變態度。後來才知道，母親視作光榮的抗宣一隊經歷，他卻看做洪水猛獸。

星星小學校長孫滬芳的妹夫夏奎介紹母親到郵務工會做文書，每天晚上去做幾小時抄寫、記錄之類的工作。母親說：大概我太沒經驗了，三四個月後就被辭退。之後她當過家庭教師，再後來抗宣一隊的白樺阿姨介紹她去觀音山育英托兒所做保育員，可以帶著孩子去，不過除了包伙食和幾元零用錢外沒有工資。不久，我大姐出麻疹，愈後需錢調理，母親又要另找工作。

這時候外祖父已經結束了湖南邵陽傷兵醫院的工作，還在全州中學做過校醫，可是流亡到桂林後就沒有工作了。我想像不到，這一家老小是如何支撐下來的。我在美國印第安那州麥迪遜市參觀過一位醫生世家的祖屋，也就是100多年歷史。外間書架上放著一排排病歷，裡間放著年代已久的簡陋的醫療設備，我頓時想起外祖父，如果不是兵荒馬亂，或許，在合肥老家也會留下一所百年老診所。憑外祖父行醫有道，母親工作幫補家計，撫育三個舅舅受教育、長大成人，或許有哪個舅舅繼承外祖父的診所，他們肯定能過上殷實人家的生活。

整個抗戰期間父親對母親沒有一點點支援，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時間上。工作高度緊張，他也顧不上家啊。

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的時候，國民黨正強迫各抗宣隊演劇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1]傳達了中共南方局（周恩來主持）的指示：1.為了工作，被強迫時，可集體參加；2.如有（共產）黨員身份暴露，不便參加的，要設法安全撤退；3.對民主黨派，不願參加（國民黨）的要安排離隊。

隊務會把這個問題慎重地告訴隊員們時，全體隊員堅決表示不參加。有些提出要離隊，不願參加又不願離隊的提出種種藉口：有的說自己有宗教信仰（基督教徒、佛教徒等），不參加政黨；有的說不滿年齡不必參加等等。隊務會分析了當時的政治環境，認為桂系勢力長期鬧獨立性，曾發動過迫蔣（介石）抗日運動，他們要依靠進步力量，頂住時刻都要擠進來的國民黨嫡系勢力，對國民黨要求廣西省各機關團體（包括機關、學校、警察局）集體加入國民黨也很反感。隊務會議決，為了確保隊的生存，做好兩手準備，一是拖，二是參加，但以拖為主。只要行營政治部不催促便拖，拖到無法再拖時再辦，盡可能離開桂林，多到各地流動。

他們到桂林與貴州間的永福縣流動了一個月左右，慰問當時趕修桂林到貴陽鐵路的築路工人和當地群眾。

廣西省委通過八路軍辦事處要求他們協助舉辦合作幹部訓練班和農事幹部訓練班，物色群眾骨幹做《抗宣通訊》的通訊員，抗宣一隊派了一組隊員，先後共物色數百名青年，訓練班結束後，分配到各鄉鎮合作社或農業推廣站當幹部，同時期還辦了一個刊物《農村生活》。

馮乃超、李克農指示父親帶幾位隊員去靈川縣（八路軍郊區辦事處附近）探望在長沙共同戰鬥過的鹿地亙並協助他們演出，包括搞舞臺效果、燈光和服裝等後臺工作。抗宣一隊派出一組隊員協助“日本反戰同盟”演出鹿地亙的大型話劇《三兄弟》。

（圖一：抗宣一隊與日本反戰同盟聯合演出話劇，反映日本人民反日本法西斯的鬥爭。反戰同盟大部分成員是日本戰俘，領導人是鹿地亙。）

還有的隊員留在桂林堅持街頭宣傳，按期編《抗宣壁報》外，先後參加桂林戲劇界籌建小劇場，為《救亡日報》籌集資金，公演《一年間》等。這次公演規模很大，分為國、粵、桂三種語言先後舉行。

1939年11月，日軍在北部灣沿海登陸，沿公路侵入桂南，打到南寧以北，逼近賓陽的昆侖關，國民黨軍隊在廣西南路地方民兵配合下，在昆侖關與入侵日軍血戰得勝。抗宣一隊派了一組隊員編輯、刻蠟板、油印小報《前線》，送到前線。

他們還與“樂群社”合作，舉辦樂群社歌詠訓練班，成立“樂群社歌詠團”，給地方上培訓了一批歌詠骨幹，該團後來參加抗宣一隊演出的《農村曲》、《軍民進行曲》等歌劇。

同時，父親參加了桂林戲劇界勞軍團赴賓陽勞軍，團長是京劇演員劉筱衡。

在賓陽，父親重遇30年代初一起坐牢的難友左洪濤。當時他是以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機要秘書身份陪張發奎從韶關到桂南視察的，父親不知底細，不敢和他多說話。

父親說：“後來，左洪濤兩次經過桂林，到我家密談，告訴我許多難友出獄後的情況，分析當前形勢等。”左洪濤說了自己如何經郭沫若介紹參加第八集團軍張發奎屬下的“戰地服務隊”，如何從華東轉戰到華南，當上張發奎的機要秘書。由此父親察覺到他與中共組織的聯繫，也道出自己出獄後如何與柳乃夫組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如何擔任抗宣一隊隊長的經過。左洪濤獲悉父親l937年出獄至今仍未找到被捕前的黨組織連絡人，未接上組織關係，答應幫助父親，但是，還是那句話：要找到證明人。

以後多年裡，父親遇到工作上的困難，便向左洪濤請教，左洪濤也千方百計將中共的指示傳達給父親，在舊交的基礎上，兩人建立了新的更密切關係。

1940年初夏，父親率隊到湘桂、粵漢鐵路沿線流動工作，在粵漢線的郴州，除了街頭宣傳外，重點是在那裡一所頗具規模的傷兵醫院慰問演出，和傷兵談心，宣傳抗日方針政策，鼓勵他們傷癒後重上前線。傷患們傾訴院方克扣他們的伙食和醫藥費，置他們的病痛、生命於不顧，激憤地說與其在這裡無限期地受罪，不如死在前線。隊員們只能在心裡同情，無法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一周後，他們沿著鐵路逐鄉逐鎮流動宣傳。在衡陽、零陵等大站、市鎮均有演出，在小站、農村只作文字、漫畫、歌詠和講演。一站站往回走，直到廣西興安縣，才駐紮下來。

抗宣一隊住在興安縣的文廟內時，我的大舅張國衡也參加了抗宣一隊。大舅記得，周圍都是低矮的茅屋，滿街製造松明的手工作坊。休息、排練等一切活動基本上都是在文廟的大殿內。他說，文廟不知道建於何時，抗宣一隊住進去時，廟內到處是雜物、青苔，很久沒有人清掃過，神龕上也有許多灰塵。文廟本身建築很考究，可惜無人管理。著名的靈渠（南渠）穿過興安縣城，渠上有幾座石橋，“湘漓分流”、“飛來石”風光秀麗。當時正是仲麥前後，氣候溫暖，忙碌一天后，年輕人喜歡跑到河裡游泳嬉戲，水流緩慢，清澈透明，浸入水中，一天的疲勞都忘記了。

（圖二：1987年，大舅曾和其他隊員回興安探訪，興安已經到處是高樓，馬路寬闊，文廟變成公安局所在地。宋代用糯米和蛋清混合物作為粘合劑的蘇定橋，保存至今，其他橋多已重建，失卻了原有風味。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興安休整總結工作時，父親他們注意到，鐵路沿線鄉鎮群眾愛看具有濃厚民族特點、唱念做打齊全的湘劇、桂劇，用普通話演唱抗日歌曲也很受歡迎，反應熱烈。不過那時候群眾不習慣看話劇，父親說：當然也可能由於我們演出水準不高，無法吸引他們。往往未到閉幕，觀眾已寥寥無幾。一次在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演出話劇《改期結婚》，觀眾不斷散去，閉幕時只剩下不敢自由行動的國民黨駐軍士兵和帶隊的下級軍官。

兴安

（圖三：1939年抗宣一隊在興安。）

徐方略從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拿到一本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編輯的《歌劇集》，其中有《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音樂組長林韻提出試排《農村曲》，得到隊務會同意。《農村曲》這部三幕歌劇描寫人民在日寇鐵蹄下的苦難生活以及群眾自發生產支援前方，反對漢奸，共同打擊敵人，最後取得勝利。情節比較簡單，主題明確，有點像話劇加唱，唱做之間還有音樂過門，通俗易懂。加上興安人講廣西官話，與普通話比較接近，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

（圖四：《農村曲》劇照。）

開幕前先把劇情向觀眾作個簡單介紹，當演出進行到父母被日寇殺害、哥哥被燒死、姐姐被奸死的逃難女孩小毛唱著“東洋鬼子多兇惡，殺死了我的爹和媽……”出場時，觀眾淚水汪汪地看著她，有的觀眾甚至哭出聲來，對小毛的遭遇極為同情，對日寇的兇殘極為仇恨。從開幕到閉幕沒有一個人離場，幕落後群眾還不走，詢問：“演小毛的演員，是不是就是小毛?”

抗宣一隊成立的時候，成員是一批來自五湖四海不願做亡國奴的熱血青年，並沒受過藝術訓練，極個別學生出身的隊員在學校或在武漢參加抗日團體時才唱過救亡歌曲，對歌劇藝術一無所知。現在，經過兩年的學習與實踐，提高了對藝術的認識和追求，父親他們希望因勢利導、幫助大家更上一層樓，把抗宣一隊改造成以歌舞劇為主要宣傳手段的藝術隊伍。

1940年6月加入抗宣一隊的胡振表在《回憶吳荻舟同志的二三事》中回顧說，當時，他之前所在的江西革命老區政治空氣已經到了無法工作的地步，經地下黨介紹，他從江西坐上地下交通的軍車，幾經輾轉到達廣西桂林，幾天後去興安找到我父親。父親向他介紹了隊的情況，讓他先用幾天時間熟悉一下環境。胡振表說，第二天一早起床，就看到有些同志在練嗓子，有些在練樂器，還有些在看書。太陽升起來後又一起做早操，早餐後馬上召集開朝會，由隊長宣佈當天工作安排，然後各自分頭工作，他認為這裡與江西的氣氛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1940年8月從興安回到桂林後，父親就去請舞蹈專家吳曉邦[2]指導加工《農村曲》和排練《生產大合唱》，於9月中假樂群社演出歌劇《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吳曉邦9月26日在《救亡日報》上撰文《大膽的嘗試》，談到排練的情況，還說：“我這樣做，是想引起桂林樂壇重視，繼續嘗試，奠下中國新歌劇的基礎。”文章立即引起桂林文藝界的重視，《救亡日報》還寫專文介紹。

很多觀眾和讀者寫信要求多演出這樣的劇碼。他們說：“看著《生產大合唱》中剛勁有力、節奏利索的舞蹈，聽著‘個個村笑嘻嘻，又有耕牛又有雞，老人婦女多生產，年青力壯的小夥子去殺敵’的歌聲時，一股革命樂觀主義氣氛，使自己忘記是在桂林逃難，仿佛自己正懷著‘最後勝利屬於我們’的信心，在八路軍、人民武裝控制下的黃河兩岸、華北平原上參加生產支前，參加殺敵。”

[1]李克農(1899.9.15~1962.2.9)，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工作部部長，參加過長征，抗戰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協助周恩來、葉劍英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委員兼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外交部副部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情報部部長。1953年起，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62年2月9日在北京逝世。

[2]吳曉邦（1906年－1995年）江蘇太倉人。舞蹈家、舞蹈教育家。1929年至1932年，吳曉邦三度赴日本學習芭蕾及現代舞。歸國後在上海開辦舞蹈學校，舉辦作品展，演出反映社會現實的舞蹈。抗日戰爭爆發後，吳曉邦輾轉全國各地，創作了近百個舞蹈作品，主題包括抗擊法西斯，反對封建禮教，喚起民眾等等。1945年，與妻子盛捷（舞蹈家）一起赴延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吳曉邦主要從事舞蹈教學、理論研究和組織領導工作。1980年代，吳曉邦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創辦了中國內地唯一培養舞蹈碩士、博士研究生的舞蹈系，他還出版了數百萬字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