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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 蘆蕩小舟 六十年代 第十章 隔離審查 8 內鬥存照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8內鬥存照

前面講了父親吳荻舟和母親張佩華的“交代材料”,我手上還有幾十份父親隔離審查期間(1967.8-1969.4)寫的證明材料,涉及數百人名,包括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難友、抗宣一隊(演劇七隊)的隊友、各階段工作中的統戰對象、學生、上級、下級,甚至是這些人的家屬,還有許多當年經他幫助從海外回國的學生、青年、華僑等。

大多數證明材料都是回答外單位外調人員的問題而寫成的,舉例來說,1968年2月

13日徐方略證明材料,問題包括一,徐方略在隊、離隊及兩人通訊情況;二,隊的直屬、配屬關係,隊史、隊旗、服裝;三,集體參加國民黨的經過;四,抗宣一隊演出的節目;五,流動工作的地方。

再比如方瑩三份證明材料,每份都要答復這樣一些問題:一,方瑩在隊期間表現;二,解放後見面;三,劇宣七隊(抗宣一隊)工作情況;四,劇宣七隊(抗宣一隊)演出的節目;五,集體參加國民黨經過;六,隊的組織;方瑩入黨情況(父親是他的入黨介紹人之一)等。

一份沒有1-4頁的證明材料也是回答問題式的:潘予、沙基、龐娥什麼時間、如何進七隊,他們的社會關係及在隊的表現,軍銜是什麼,怎麼樣參加國民黨?潘予、沙基來隊前在什麼地方?

父親的基本做法:

1.留底,因為很多內容可以共用(重複使用),比如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的組織架構、工作年表、集體參加國民黨等,他要為曾經在隊裡工作過的幾十個隊員回答很多共性的問題;

2.也要記住各人特殊之處,比如徐方略在隊里擔任的工作和其他人有什麼不一樣;後來他去了延安而章枚去了新四軍;

3.證明材料交出之後,他還會繼續回憶,有必要時會寫第二份,做出補充。我看到他為徐方略和方瑩寫了三次,為王辛農寫了兩次等。多次寫的原因有時候是主動做補充、糾正,也可能是為不同的群眾組織或不同的工作單位寫,或者寫了不被造反派認可而要回答更多問題等等。

(圖一:大量“交代材料“、“證明材料”及其他文檔。)

下面選擇幾份證明材料看一看。

1.父親為徐方略寫了三份證明材料,第一份證明長達18頁,父親晚年說過,幸虧那時記性好。

徐方略是父親1938年在武漢加入抗宣一隊時的代隊長,9月父親被任命為隊長,1940年徐方略去了延安。徐方略那時候已經是共產黨員,但是父親不知道。抗宣一隊的情況在第三章已經大書特書,現在就只看看父親如何為徐方略寫證明。

    “徐方略在隊期間,工作態度是好的,誠懇負責,吃苦耐勞。他當時身體已很胖,隊流動到農村,不論天時下雨,都是積極地和大家一樣幹,當時他負責隊務工作多,對外接頭等,有時我也做,但他做得多。他有一定的政治水平,記得曾經負責過隊的學習工作。此外,他還參加唱歌、演出(記得擔任過“發國難財”中破壞抗戰經濟的奸商角色)。抗宣一隊是以文字(寫大標語)、美術(畫墻畫)、歌詠及演講等工作形式宣傳抗日的宣傳隊,不會演話劇,記得他只演過一次戲。”

    “徐方略是1940年離開隊的,大約在夏秋之間,但,確切的時間記不清楚了。記得1941年皖南事變後隊出發湘桂路、粵漢路一帶流動時,他就不在隊了。徐方略離隊時,對我說是要到延安去,先到重慶(在這以前,也有同志向我提出到新四軍,或到蘇北去)、徐方略不是私自不辭而別地離開隊的,也沒有請過短假私自離開隊過,一直是參加隊的集體行動的。”

    “我當時沒有組織關係,沒有和地下黨聯繫,工作多聽進步朋友的意見,或請教進步朋友,如劉季平、溫濤、左洪濤等。隊內當時有沒有地下黨,徐方略當時是不是黨員,我不清楚,1946年復原,我才知道,隊里有地下黨員。”

    在這份證明材料的最後,附上了70多人的名單,那是曾經在抗宣一隊工作過的人的名字,一個一個都刻印在父親的心裡,以致寫證明材料時手邊沒有參考資料,他也能把他們一一記起,父親在為他們寫證明的時候,內心是如何翻江倒海啊。

2.1967年12月31日,父親為丁波寫證明材料,在這份證明材料裡,父亲讲述了三次遇到丁波的情形。前兩次是在抗戰時期,他們分屬不同的隊。第三次,抗戰勝利了,他们一起去了香港,在新成立的中藝共事近半年。父親是這樣寫的:

“我和丁波共事是1946年6、7月至11月在香港搞‘中藝’時。這段時間雖然有四、五個月,但,丁波很忙,整天往外跑,很少注意到社裡的工作。我當時沒有解決組織關係,組織上如何醞釀和決定成立‘中藝’,我沒有參加討論,丁波也沒有告訴我。社成立後,就開始籌備演出,接連兩次都是七隊的保留節目:《農村曲》、《黃河大合唱》。我集中解決演出的問題,也很少找丁波談話,談也是社的事務。五、六個月,丁波沒有找我深談過一次,包括社的任務、社的工作方針也沒談過。”

“五、七兩隊人員全體到港、略事休息和安頓後,才提出組織‘中藝’的問題(記得在廣州沒有具體討論過,但思想上是有準備的,還是兩個可能,解散或搞團體,所以才隱蔽了一部分主要的、較好的物資,先運香港(一方面我們也不願把物資交給政治大隊。在香港提出後,記得也沒有開大會討論。怎樣醞釀的過程記不起來了)。兩隊成員中除少數離開外,大部分都參加了。”

“組織上討論和決定成立‘中藝’的會,我沒有參加(是否開過會也不清楚),估計丁波是參加的,但,沒有對我說。‘中藝’的政治任務、工作方針、藝術方向,一直沒有預先好好討論,後來夏衍到社裡講話,記得也沒有講。討論名稱及組織形式時,決定名稱包括兩隊的特點:五隊的話劇和七隊的歌劇舞劇,‘中藝’的全稱是‘中國歌舞劇藝社’……社長決定我擔任,丁波擔任副社長。”

“演出及社裡有事,我都是找饒彰風協助、決定。兩次演出的節目得到他支持,演出的場子也是他協助我解決的。饒,我在曲江時已認識,到港後他對社的事關心得多,問的多(那時他在《華商報》工作)。我當時不知道夏衍對‘中藝’有無領導關係,所以沒有找過夏解決過社的問題。”

父親還在這份證明材料裡回顧了1962年調北京外辦工作後與丁波的互動。由於丁波經常到外辦開會,父親得知五、七兩隊在北京的老同志每年1月1日有一次聚餐。父親想,回來工作了,多年不見的老同事,平時沒有時間走動,借此見見面也好,於是和母親一起去了一次。那次聚餐是在新僑飯店,大人孩子二十多人,交換電話住址,寒暄一番,丁波帶頭敬酒後便開始吃。父親注意到整個飯廳沒有別的顧客,感覺很突兀。次年又通知父親,他和母親都不想去,覺得沒有意思,但他怕被人說架子大,掃別人興,最後由他一個人去應酬。這次是在江西飯店,也顯得很突出,整個江西飯店樓上樓下除了中僑委幾個人外就只有這一二十人。父親覺得都是國家幹部,大年初一上館子大吃大喝,和社會風氣很不協調,於是提議以後別這樣搞了。他說:大家高興,也不一定要大吃,自己動手,到我家包一頓餃子吃,我還供得起。據他說,聚餐結束後大家照樣湊錢湊糧票就散了。以後他再沒參加過這種聚餐,沒人通知他,也沒人來家裡包餃子。

在丁波這份證明文件後面,付了“材料中提到的有關人員”,共30人的名單和工作單位。

3.1968年8月7日的一份證明材料是為我的表姨龔維瑤而寫。在第三章,我提到母親在桂林中學偶遇她的表妹龔維瑤,兩姐妹還在校園操場上合影。龔維瑤那時候從安徽疏散到桂林,正在那裡讀書。

從父親行文看得出來,這也是應要求回答問題:比如1.龔維瑤什麼時候加入抗宣一隊?2.在隊期間做過什麼工作?3.有沒有填表加入國民黨?4.龔維瑤是哪年去美國讀書的?5.她在美國求學如何生活,具體做過什麼工作(如半工半讀)。6.雙方交往情況?7.與龔維瑤同時期在隊的還有什麼人等等。

根據父親所寫,龔維瑤1939年3月左右在桂林參加抗宣一隊,剛一加入,就趕上一次大型流動宣傳,跟著隊出發去桂南、粵西,走遍十萬大山山區的那良、那麗、欽州、防城、濂州等縣的東興、龍門、吳家、北海等城市、鄉鎮、農村。在流動期間,她曾經管理隊內的生活,還參加一些唱歌節目。

桂南、粵西的流動工作結束、7月回到桂林不久,龔維瑤離隊,去重慶和她的父母會合(母親告訴過我,龔維瑤家有錢,她的母親說過,我女兒不用別人給介紹工作。大概這就是她離隊的原因吧。不過她能把十萬大山那次流動堅持下來很了不起)。

根據父親寫的證明材料,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1949-1950年期間,龔維瑤來找他,說她愛人在美國,她要去找他,並且讀書。說過準備半工半讀,但是沒說讀什麼。後來父親才知道,她學的是兒童教育。她去美國,是父親托旅行社替她買的船票。    

父親需要交代幾次走親戚的經過:比如哪年春節龔維瑤和她丈夫錢寧教授和孩子們來我家拜年;哪年父母帶我們去水利研究院宿舍看望他們,當時父親曾向錢寧請教治沙問題(錢寧是我國著名治沙專家)。談到治理黃河的問題,他們認為要徹底解決黃河的流沙,必須從上流解決水土保持(植林)做起;還有一次龔維瑤到我家,父親問過她研究兒童教育有什麼心得?1965年一次龔維瑤和錢寧的姐姐(或妹妹)來請父親幫忙邀請一位外辦領導人到她的單位去做形勢報告,父親建議她用單位黨委的名義去請;最有意思的一次是1967年7月前後,龔維瑤來我家問父親“靠邊沒有”,她說你在香港工作那麼久,怕你犯了錯誤。父親回說沒有。她又說,最近看報紙,香港同胞對港英的鬥爭很英勇[1],看來過去的工作做的還不錯。這次見面,父親也有問錢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表現如何?龔維瑤說,起初他有些緊張,現在好了。

在“證明材料”中,這也算是最有煙火氣的一篇了,表姨的性格躍然紙上。最關鍵的是父親給龔維瑤證明了“以上這些接觸中,我未聽到他們對黨、對社會主義、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有什麼不滿的議論。”

(圖二,吳荻舟給龔維瑤寫的“證明材料”。)

4.在父親給金乃華寫的證明材料裡,開篇第一句就說:“同志們提出的幾個問題,想了好幾天,有的連一點印象也沒有,有的還記不周全,現在把記起來的,交待如下”。

簡單來說,金乃華是“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2]”時期的關係,但不是父親的團友,而是安徽當地部隊的。當時服務團經費困難,團長柳乃夫想了很多辦法解決,參加廣西173師某部軍事訓練是其中一個辦法。“金乃華擔任中隊長,教我們軍事操練,掛武裝帶、值星帶、配短槍、沒有穿長筒皮靴,他教操喊口令等,給我的印象,他是受過軍事訓練的,但,他是在哪裡學的,是什麼出身,什麼政治身份,我不了解。當時,我沒有問他。”

5.還有一個特別的例子。父親在1968年9月25日為桂林藝術館劇團邱星海、鄺雅梅寫的證明材料。根據父親的證明材料,我看出來的端倪是這樣:他們是當抗宣一隊在桂林工作時認識的,偶爾見面,並不熟悉。邱曾經想參加抗宣一隊,後來沒有成事。就是這樣一面之交,也要為之回憶寫證明。而另一位,鄺雅梅,則在多年後、當父親在香港擔任華商報讀者版編輯的時候曾經來找他。當時父親負責做“交通”,接待來訪讀者及各界人士,輸送民主人士回國,這項工作本來是不公開的,但,輸送多了,知道的人越來越多,最後幾乎成了公開的事。

父親寫道:“鄺雅梅什麼時候從台灣到香港,我不了解。具體安排她回國的情況,已記不起來了。當時,她找到我和要求協助回國的途徑有三:一是她自己到報館找讀者版,要求協助回國工作,我報告領導(喬冠華、外交部;饒彰風、廣東省外語學院),領導批准後,我安排她回國;二是她通過朋友找到領導,提出要求,領導同意後,交待我去和她聯繫,並安排她回國;三是她通過朋友向我提出,我報告領導同意後去找她。當時輸送回國的人很多,一批批送,究竟怎樣的情況下找到我,反復回憶,一點也記不起來。”

父親為什麼要寫出三種可能性?我估計是因為父親知道,如果父親所寫和鄺雅梅本人的交代不符,會對鄺雅梅很不利。這三種情況是當時的工作原則,只要有其中一種情況對得上鄺雅梅的交代,對她將是莫大的幫助(三種工作原則詳情可參考第五章 送人回國的部分)。

6.1968年9月27日,父親為白玉華寫證明材料。她是我們非常熟悉的阿姨——白樺阿姨。在我的記憶裡,她是在文化大革命後到我們家走動最勤的幾位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老隊員之一,對我的父母和我們幾個孩子都很關心。父親在證明材料裡回答了五個問題:一,白玉華1943年回隊和再離隊的時間;二,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的服裝、待遇;三,被迫集體加入國民黨的經過;四,高士奇、白玉華經香港回國問題;五,抗宣一隊到柳州工作,張發奎是否到隊裡去過?

關於高士奇,百度百科介紹:“高士其(1905年11月—1988年12月19日),原名高仕,中国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科普硕士、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我記得母親說過,高士奇身體很不好,白樺阿姨照顧了他一輩子。

下面是高士奇的哥哥高志奇寫的《高士奇畫傳》中一些高士奇的故事:

高士奇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細菌學的時候細菌由耳入腦,得了腦炎後遺症,不良於行,眼球常常翻上去下不來,很多時候只能躺在床上休息。盧溝橋事變後,他在艾思奇的影響下去了延安,七次見到毛澤東,系統地閱讀了馬、恩、列的英文版著作。他在延安受到尊重,每個月還有20元津貼,和白求恩一樣。因為他不良於行,很多時候都是請人背著他。他寫過一首詩:‘我是個不能走路的人,不能走路也要來到延安,也要在路旁助威呐喊,趕走日本強盜,還我中華河山。’他在延安舉辦細菌學討論會,為根據地的醫護工作者做細菌學講座,起草了延安醫德標準,還和馬海德一起探討醫學問題。人們說:高士奇這樣的人都革命了,還有誰不革命?高士奇這樣的人都革命了,革命還能不成功嗎?後來他病情惡化,就離開延安,輾轉成都老家,和老父親見過一面,然後又在重慶躲了一段時間,最終去了香港治病。包括宋慶齡在內的社會人士、清華校友都給他籌款,在各界的關心援助下病情有所好轉,但是聖瑪麗醫院的費用實在太貴,一個月後,他離開醫院。本來地下黨派了護士照顧他,他自己已經沒有辦法寫字,只能口述,護士幫他記錄,寫了兩篇論文。可是1941年12月日軍佔領九龍,封鎖了九龍與香港的海面,很多居民都逃了,護士也失蹤了。三天三夜,高士奇沒飯吃,沒水喝,拉撒都在床上,拼命叫喊,終於有一位老太太聽見,把他從奄奄一息死亡線上救了回來。後來,地下黨指示另外的人帶他經廣州到了桂林。他在那裡做食品研究所所長,還寫過很多科學小品。他在桂林第一次結婚,他還想發明科學字母,還寫過一篇200頁的著作,但是都在戰亂中散失,沒有留下來。後來日本轟炸桂林,他的妻子失蹤,護士捲財而逃。在日軍進城最後時刻,馬寧救出了高士奇。1947年9月,白玉華、即白樺作為護士,陪著他坐中央號輪船,從上海到了臺灣。在那裡氣候好,風景好,偶爾還可以去洗溫泉。白樺對高士奇十分敬重,照顧周到,還幫助寫作,把他的口述寫成文稿,反復修改、謄抄。悉心照料下,高士奇身體漸漸好了起來,他研究數學,寫科普小品,回憶錄,翻譯公共衛生的著作,但還是想念大陸。1949年5月24日高士奇乘坐湖北號輪船到達天津。5月31號,坐火車到北京,周恩來安排他住在前門的遠東飯店。他參加了中國文藝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又是新政協的代表,參加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的全體大會。他是別人背著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開國大典的,扶著白樺站立了一個多鐘頭,親歷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從這些描述可以想象,白樺阿姨是個多麼善良而堅忍的女性。

7.就連隊員的戀愛問題也受到審查,要父親作證。一份寫於1968年12月1日的證明材料也是回答問題式的:一,關於戲劇音樂藝術訓練班的性質、功課、學員等;二,XX和XXX的戀愛問題;三,關於劇宣七隊隊員給中山大學某學生劇社排練問題。這些非常枝節的問題,父親未必清楚吧。像那個“戀愛問題”、而且還是“吹掉了”的。果然,父親只能說“我是1946年隊在廣州鬧復原期間,才聽說XX和XXX戀愛,隊復員到了香港後兩三個月,又聽說他們的關係吹掉了。XX有一陣很懊喪。XXX那時候在廣州中山大學讀書。他們的互相認識可能是在劇宣七隊到坪石去中山大學工作的時候。他們認識的過程,從戀愛到吹掉的情況,我都未詳細了解,只知道這一點。”

8. 1968年12月7日寫的證明材料(缺第一頁),父親證明洪猷“未發現有什麼偏差。”在本章介紹的父親所寫“在香港十四年工作”交待材料裡,父親回顧香港電影工作情況時對自己多有批判。不知道那段歷史的人會覺得他一會“左”,一會右,什麼錯誤都犯遍了,因為其實他負的是“領導責任”。可是在他為其他同志寫的證明裡,我沒有看見他說一句哪些具體工作誰應該負責,他把責任都攬上身了。

下面是他給洪猷寫的證明材料,開頭一段應該是說他自己當時的身份和工作內容:

(……刊編輯)。實際上,主要是搞電影工作,此外,兼搞文化界的統戰工作,聯繫一部分民主人士。

這期間,電影方面的主要任務是:一,由於司馬文森、劉瓊、齊聞韶等九個電影工作的主要編、導、演遭港英帝國主義迫害,引起部分電影從業人員的思想波動,需要做穩定工作;二,決定解散各單位的“讀書會”,需要妥善貫徹,需要做許多思想工作;三,各公司要繼續生產,人員要適當調整;四,繼續開展電影線的統戰工作,愛國主義思想工作等。

洪猷在期間,主要是貫徹執行上述任務,有時來我處,有時我去他處,由於彼此的工作不同,聯繫不容易,聯繫不很正常。當時,各製片公司的工作,都是他一個人負責,現在記得起來的,他曾向我反映或研究過以下的問題有:一、各單位的“讀書會”停止活動和解散的情況;二,司馬文森等被迫害後,港英帝國主義繼續對電影界注意,企圖進一步迫害,洪猶曾反映盧玨(演員)被港英盯梢,曾研究過如何隱蔽,我向黃作梅匯報這情況後,決定盧玨撤退;三,主要編、導、演人員的思想,及進行工作的情況;四,各公司業務和人事調整的情況;五,回國的同志提出要求處理五十年代公司等,在國內發行影片收入的存款。我請示後同意處理,但,香港股東所得,只能在國內使用,不能結匯,即不能給外匯(這一條可能時間記錯,如果記錯,可能是洪猷離港後,別的同志向我提出)。

此外,他反映了一些民主人士的思想,和他對他們的工作。

二,洪猷回國的決定經過

司馬文森等遭迫害後,領導上檢查和總結了前一段的工作,做了一些新的工作安排。記得,這期間(我和洪猷聯繫後半年左右):一,黃作梅告訴我國內要調洪猷回國內擔任某單位的工作,但,具體安排他什麼工作,已記不起來;二,司馬文森等遭迫害事件後,感於環境繼續緊張,考慮到洪猷已比較暴露,他的行動又不便,繼續與編、導、演等來往,目標太大;三,記得洪猷也有意回國內工作。所以黃作梅經過考慮,並結合到新的措施,決定讓洪猷回國工作。主要原因是一、二兩點,尤其是第二點。

洪猷在這期間(我和他聯繫期間),主要是貫徹領導交待的任務,未發現有什麼偏差。

9.1968年12月15日為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隊員林韻寫的證明文件:

“現將所提有關抗宣一隊(劇宣七隊)成員林韻的幾個問題交待如下。”

這一句再次說明,父親總是在為他的隊員們回答問題。這次包括:一,林韻如何參加隊,在隊什麼職務,待遇如何?二,林韻在隊時參加過那些工作、有過什麼創作、指揮過什麼節目?三,林韻離過隊、犯過錯誤沒有?四,劇宣七隊被迫參加國民黨,林韻說過什麼話、態度如何?五,隊與梅縣師管區合辦“藝術班”時林韻擔何工作,是否搞過紀念冊?六,林韻為什麼回福州,中藝是否討論過,有何決定?七,林韻回家後是否和你通信,他回中藝時的旅費、和護照是誰負責辦理的?八,解放後見過林韻否?

這些顯然是林韻當時所交代的,造反派於是四出外調,想得到“證實”或者找出問題作為整人把柄。

和其他大多數證明材料相比較,林韻的證明材料問得更具體更詳盡,不過大多數答案是和其他人大同小異的,不贅述,但是我要記下“七”,這是顯示父親有多麼為難的一個例子,時隔二十年,生命長河中相遇的某個人,那麼細節的事……弄不好就會給這些朋友帶來滅頂之災,但是父親應對妥當。

七,林韻回家後是否和你通信,他回中藝時的旅費、和護照是誰負責辦理的?

父親答復:我想了幾天,記憶裡沒有在香港時接到林韻從福州給我來信的印象。我是1946年11月離開中藝、離開香港去新加坡搞教育工作的。社是1947年(幾月我不知道)去泰國等地的。林韻回中藝的旅費和護照是誰負責辦理問題,我只記起有這樣一點印象。1947年秋季開學前後,或學期中,許諾(許是1947年到新加坡教書的),或還有其他人(如齊牧冬)在一起,向我提起想叫林韻回社(中藝)工作,我表示贊成。後來他們是否用我的名義(或信裡提到我的意見)去信要林韻回社(記憶中沒有我自己寫信的印象),也記不起來。至於寄旅費、旅費來源(可能是大家湊錢,好像談到過)及辦入境手續(護照)等具體情況,我沒有經手,情況如何?請向許諾瞭解。

還有“八”,解放後見過林韻否?

1960年我在北京參加外事會,住在北京飯店。林韻、徐洗塵、胡振表、施明新、林正斌等來看我(晚上)。他們是來北京參加“文代會”,記得那次我在北京看過《劉三姐》的演出。大家談到《劉三姐》之類的歌舞劇時,大家覺得七隊過去的演出還不錯。記得胡振表因此提起寫隊史的問題。胡振表說七隊過去演出的歌舞劇(指軍民進行曲、農村曲、生產大合唱、新年大合唱等),還有一定的水平。於是大家扯開了,你一句我一句,我現在也記不起哪句話是誰說的了。有的說七隊當時演出的歌劇,形式和內容都是群眾喜聞樂見的,受歡迎的。有的說,七隊在西南的群眾中是有影響的,受群眾支持的。有的說七隊的工作還是可以肯定的(記得林韻說過梅縣辦的音樂戲劇藝術訓練班是起了一些作用的,不但在當地、而且在華僑中也有影響,但這句話是否在這次說的記不大清楚),在群眾的眼裡七隊是進步的。當時談話的總的意思就是說,七隊過去走的藝術方向還是(指演歌劇等)對的,大眾的、民族的,是群眾喜聞樂見的,也有一定的成績。

(圖三,隊友相聚。前右起:徐洗塵、吳荻舟、葉霖(後改名蘇湘)、後排右起:胡振表、林韻、齊牧冬。)

最後還是提到要我寫隊史,記得我說哪裡有時間,也沒有資料。他們說他們找資料,我說先看看吧。談完,我和大家一起照了一次相。

記得我1963年(?)陪一批客人到上海參觀,見到孫天秩(上海戲劇學院還是其他藝術學校教燈光,記不清楚了),他也提到寫隊史的問題,並且告訴我他還保存著許多資料。我對他說,我什麼也沒有了。

那次談過後,他們並沒有給我寄過什麼資料,我也再沒有找他們提過這個問題。

他們終於把寫隊史付諸行動,已經是十幾年後,那是後話。

10.有一份寫於1969年4月3日的證明材料,不是為熟悉的抗宣一隊隊友而寫,而是為在隊的駐地認識的當地人何平而寫,要交待一,怎麼認識的?二,抗戰時期何平與什麼人來往?三,全國解放後何平去了香港,和什麼人來往?

父親在回答第三點的時候透露出一些我不知道的信息:“全國解放後,許多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軍政人員,除逃到台灣外,不少逃到香港。如過去偽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熙寰[3]、建國日報社社長李育培、政治大隊隊長賴庋祿等都在香港,偶爾在馬路上也見到(如李熙寰、賴庋祿)。我未聽說何平和這些人來往,但,偶爾遇到是可能的。我在香港時,聽到一些有關這些人在港的情況的反映,其中有無何平反映的(不排除)記不清楚:

  1. 這些人大都在香港經商,開農場(養豬、養雞、養鴨、種植蔬菜、水果)、也有少數搞金融投機。
  2. 1956年前後,聽說我們要解放台灣時,他們很害怕,也怕我們解放香港,有些便跑到巴西去購買土地,但後來找不到工人去耕種,錢又抽不出來,回到香港很懊喪,覺得走投無路。”
  3. 有的對國民黨、蔣幫絕望,對人說自己是沒有希望了,只好呆在香港,將來子女還是讓他們回去,不要拖累他們。
  4. 又得到國貨公司買我們出口商品(食的用的),遇到他的熟人問起,為什麼買共產黨的東西,他說,現在管不了這些了,大陸來的東西又好又便宜,他便買。

另外,“何平在香港參加中華總商會,被推為會董,這是有意安排的進去起作用的,不是何個人的行動。”

父親對他的隊員們多有稱讚。關於徐方略,他說“徐方略在隊期間,工作態度是好的,誠懇負責,吃苦耐勞。”關於章枚,他這樣寫:“章枚能指揮、能作曲。”“章枚在隊工作一年,我覺得他不錯。當時隊的成員大都很年輕,沒有一個領導核心。人員流動率很大,一年多出進將近一半,1940年秋,章枚向我提出要離隊時,我很想留他。” 又比如第五章介紹過的中國越劇團團長白彥1960年12月率團去香港演出,父親肯定他“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

其他證明,父親也是實事求是,用詞懇切。至少在我看到的這四十幾份證明材料裡,他沒有指認哪怕一個“壞人”。其中一個“他的交待,我看了,發覺和我的記憶是有些出入的。這不是他記錯,就是我記錯,請向徐方略、胡振表等了解一下”;另一個“身體多病、思想單純,聽話,在隊期間進步雖慢,覺悟低,但,沒有發現和聽說她有不利抗戰的言行,和同志們的關係也不錯,所以同志們對她也很照顧。”

在他筆下,隊友們個個都是為祖國和人民奮鬥、努力自強的人。今天我們只可以想像,他這樣做頂著多大壓力,另一方面,我相信父親很為自己的隊友自豪。

這一章寫得很沉重,一來是看到父親寫的交代材料和證明材料數量之大,雖然他慶幸當時自己的記憶力還好,不然怎麼應付?但是,那麼多人把時間和精力用於整人、用於為自己、為他人寫證明,是對人力物力國力資源多麼大的虛耗浪費?對被審查的本人又是多麼大的精神折磨?

當世界文明向前發展,中國卻在舉國內鬥:黨內的“路線鬥爭”、政府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幾乎是任何人與任何人鬥來鬥去。以億計的人螻蟻不如地浪費生命,到底有什麼意義?有什麼啟示?立此存照,希望後人會研究這種可怕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現象。


[1] “香港同胞對港英的鬥爭”指六七暴動,詳見第九章。

[2] 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詳見第一章7、8。

[3] 李熙寰,國民黨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曾經和父親在廣州有交手,詳見第三章。

中國近現代歷史 蘆蕩小舟 六十年代 第十章 隔離審查 6何罪之有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6 何罪之有

根據我為父親吳荻舟整理的“交待材料”清單看,他先是被要求交待香港工作,然後被追究歷史問題,其中重點是坐牢和抗戰時期的表現。坐牢期間的“交待材料”就有《在獄中七年》、《難友列表》、《被捕、扣押、審訊、判決的地點和時間》、《訪問記錄》等多篇;抗戰期間的有《抗日宣傳八年》、《內地服務團》、《交待材料》等。

各篇內容時有重疊,因為如果造反派不滿意,他都要反復重寫。本節盡量不贅述,重點關注他怎樣交待和批判自己。

母親張佩華留下筆記稱:“造反派要的不是事實,而是有利他們整人”。通讀、對比“交待材料”後,確實可見這樣的脈絡,初期的“交待材料”以敘事為主,越往後越多上綱上線,言必稱“偽”:“偽長官司令部”,“偽七戰區”,“偽政治部”等——這對我判斷一些沒有標記日期的材料孰先孰後倒是有幫助。

比如在一份沒有標記日期的“交待材料”裡,父親在第一段這樣寫:“我最大的錯誤,就是出獄後沒有馬上千方百計找到黨解決組織關係。抗日宣傳工作的八年中,我雖記住入過黨,受過黨的教育,對自己有要求,有約束,但沒有組織關係,沒有黨的領導,不知道黨當時對許多問題的政策(比如,黨對黨員被迫要參加國民黨的政策是‘在黨員被國民黨強迫入黨時,即加入之(毛選752頁)[1]’,所以1942年遇到這問題時只好(1)看別的隊的行動,(2)採取了一些表示政治態度的措施後被迫加入了,加之自己政治思想水平低,主觀世界沒有改造好,不能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世界觀去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處理問題,結果單槍匹馬工作,犯了許多錯誤。”——有批判自己,但基本上是就事論事。另外在“交待材料”裡談到一個人名“符羅飛”的時候,還是用中性的表述:“隊到梅縣後,有一部分隊員決定和符羅飛(符,留學意大利,學的是什麼抽象派雕塑)去興寧辦中原藝術學院”。

估計這份沒有標記日期的“交待材料”是很早期的,在隔離審查沒多久、1967年9月15日寫的《抗日宣傳八年》裡,“符羅飛”前面已經加上貶義定性,變成“是一個資產階級權威(符羅飛)帶頭搞。後來搞不成大家又回來了。”

(圖一:沒有標記日期的“交待材料”首頁,張佩華在右上角註“根本找不到”[2]。)

就是這篇《抗日宣傳八年》,前25頁也還主要是按時間軸敘事,到了後半截卻陡然開始把前面說過的事伴以“上綱上線”再說一遍,用上很多“造反派”的語言,言辭犀利地自己質問自己,頻頻“扣帽子”,估計就是造反派對他前面的交待不滿意,他不得已接受了他們的批判、按照他們的批判寫。下面就看看《抗日宣傳八年》後半截的內容:

抗宣一隊的工作量是大的。同樣,我的錯誤相應也是大的。可是我一直沒有認識到,一直認為抗宣一隊當時的工作是堅持了團結、進步、抗戰到底、反對分裂、倒退、投降的黨的方針的,沒有提到更高的角度來分析和認識這個問題,所以一直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而且錯誤不是一件,是一貫,因此是思想根本未改造。

一.最高指示:藝術為階級服務的。我在八年反動統治區裡工作,雖然在廣大群眾中演了那麼多場次,那麼多節目,但,也在偽長官司令部、反動軍隊中等反動的巢穴裡演出過,慰問過,這又是為哪一個階級服務呢?這不是為反動的階級服務嗎?尤其1941年以後反動的國民黨已經公開搞分裂,破壞抗戰了,我們還到那些地方去演出,這就更大的錯誤,喪失了階級立場,站在反動的立場方面去了。

還有,我們演的節目,都是表現八路軍、新四軍和堅持抗日的解放區、敵後和延安等廣大人民武裝和群眾的,而我們把這些節目拿到蔣管區演出,不得不把歌詞中的“八路軍”改為“我們的隊伍”,或“抗日軍”等其他詞兒來代替,但,又是穿著反動的國民黨軍的服裝,在唱軍民合作抗戰到底,或舞臺上的群眾在歌詞中歌頌這個軍隊,那又是為誰貼金?為誰服務呢?所以即使不是演給那些反動的官兵看,是演給群眾看,也產生為反動的國民黨貼金,塗脂抹粉替他們宣傳,在群眾中造成了他們在堅持“軍民合作,抗戰到底”。這不是很明顯是錯誤的嗎?不是為他們在服務嗎?

二.最高指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可是我們在偽四戰區長官演出,慰問,反動的張發奎請我們吃飯,對我們的演出表示“滿意”,不正說明,我們舞臺上的形象是他們歡迎的嗎?

偽四戰區、偽七戰區、偽九戰區,容許我們的隊伍到處走[3],不也說明,他們歡迎嗎?那麼我們就該反對,就該離開那裡,或者不演這樣的戲,不留在反動的統治區。可是我當時還堅持能起作用,還以為自己的工作敵人是不歡迎的,我沒有從實踐的效果檢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所以造成錯誤也不自覺。平常表現自以為是,主觀片面,八年工作不斷存在。

重新認識了抗宣一隊(七隊)的工作及效果,暴露了自己這些的小資產階級立場、觀點,對過去自己的工作、思想的結論,不應是肯定的,而應是否定的。也就是說,只有全面地否定自己的階級本性、立場、世界觀,把自己的世界觀移過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才能正確地看自己的錯誤,才能為無產階級的事業服務,才能緊跟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緊跟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緊跟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黨。這樣才能在工作上不犯錯誤,少犯錯誤。

總之,我的思想還只是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對問題還是只看到表面現象,看不到本質,所以實踐的結果,是反動的也看不到。

在這份文件上有很多父親用紅筆寫的旁註,比如“一直認為抗宣一隊當時的工作是堅持了團結、進步、抗戰到底、反對分裂、倒退、投降的黨的方針的,沒有提到更高的角度來分析和認識這個問題”這一段,用紅筆旁註:“當時一定要我認隊是反動的,我未堅持。”又比如“過去我把這一段的工作估價很高,現在要重估價,而且結論是錯誤很大,主要是由於我的世界觀沒有改造,立場沒有移過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這一段,用紅筆旁註:“極左思潮的例子”。這些紅字很大可能是多年後、比如70年代、80年代兩次寫隊史前後重溫“交待材料”時旁註的。

造反派曾逼著他承認隊是反動的,在另一份“交待材料”裡父親也寫過這樣一句話:“具體交涉的過程我不知道,交待不出來”。所以母親說“造反派要的不是事實,而是有利他們整人”,造反派不在乎什麼是歷史事實,只有抓出叛徒、特務、國民黨殘餘餘孽,階級敵人,走資派,才能彰顯造反有理,不達目的他們就沒完沒了地施壓、逼供。

(圖二:吳荻舟多年後的紅色旁註:“當時一定要認隊是反動的,我未堅持。”)

在另一份只有P13-25的、關於抗日時期的遺文,很多名稱前面也是加上“偽”字,特別是,自從意識到造反派的目的是整人,父親開始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當時是我自己決定”,“我的思想‘左’、右傾”,而對隊友們則是百般肯定和維護:“同志們能吃苦耐勞,能樸素嚴謹,認真踏實”,從生活、紀律、演出等各方面肯定抗宣一隊“是一個比較好的宣傳隊”。   

下面就看看他如何對自己展開大批判:

(前面缺頁)有誰可以商量,更沒有黨給我請示,給我抓主意,究竟該不該做?該怎樣做呢?當時我是自己決定,這樣想,這樣做了。最近我對《史話》[4]寫自我批判時,一面看到《史話》有那麼多錯誤,一面感到偉大領袖毛主席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批評了我。毛主席說應該學習中國近百年史,他批評有些人“言必稱希臘,對自己的祖宗,則對不起,忘記了。”因此,我批評自己當時不應該講《史話》。

1945年在梅縣,沒有工作,也沒有搞集體學習,只強調加強大家自己學習,只辦了一個戲劇音樂藝術訓練班,安排了一批同志去教學,我在那裡也宣傳了民族形式,談了文藝為抗戰服務,堅持抗戰。總之,“抗宣一隊”的同志都很年輕,有的參加時只有十五、六歲(如武漢時已參加的孫天秩),最小的才十二、三歲(如1940-1941年參加的施明新、傅月秋),他們是單純的,要求進步的。

3. 生活。“抗宣一隊”生活作風,一般說也是樸素嚴謹的,大家還能吃苦耐勞,能和工、農廣大人民大眾相處。由於不斷流動,自己預備了一套行軍的用具,有軍用火灶(當時還計劃過買軍用帳篷,以便根本不住民房,後來買不到),到什麼地方都是自己燒飯煮水,住祠堂、廟宇、學校(假期)等公共場所,從不干擾群眾,雖然沒有做到三八作風的要求,但也強調艱苦樸素,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出門掃地捆稻草等,而且堅持這樣做。

全體隊員雖然都拿固定工資(當時叫餉),大多數又都是青年,除吃、穿、用外沒有其他負擔,但,由於國民黨統治地區物價波動,天天上漲,幣制不穩,天天下降(貶值),所以一人收入,一人用也並不怎麼有富裕。1940-1941年為了工作需要,自動擴大名額,超編制人員就靠演出收入開支。但,由於“抗宣一隊”是“官辦”的,不是職業劇團,不能老公演,不能老賣票,只好在為XX學校籌款,為XX社團籌基金等名義演出時,要求給一定額的演出費,然後靠全體同志的勞動製佈景、改佈景、製道具、搬佈景、運道具等,把拿到的演出費節省一部分下來,維持日常開支,偶爾也自己公演。遇著青黃不接,或演出費無法借墊時,工資有時發不出,或暫時不發,或全體平均先發一部分,其餘等演出後補發。有時一兩個月發不出工資,由於帳目公開,大家也沒意見。所以生活是清苦而一般安定的。好在,隊的演出一般是受歡迎的,要求義演的學校、團體多,經常有點收入,有時到農村流動好幾個月和在梅縣半年多沒演出也能勉強維持。

(圖三,紅字旁註:只拿生活費,不是工資,沒有級別。)

“抗宣一隊”的演出受歡迎,說明一個事實,偉大領袖毛主席說,“黨在國民黨統治地區的人民中的威信也以現在為最高。”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在抗日戰爭中,大後方的人民大眾也在進步,他們熱愛黨、熱愛進步的文藝,他們知道“抗宣一隊”演出的劇本《軍民進行曲》、《農村曲》、黃河大合唱》是哪裡來的,內容是反映的哪裡的生活。偉大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說:“大後方也是要變的,大後方的讀者不需要從革命根據地的作家聽那些早已聽厭了的老故事,他們希望革命根據地的作家告訴他們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越是為革命根據地的群眾而寫的作品,才越有全國意義。”“抗宣一隊”的演出工作,充分說明了這一真理。不僅是大後方的大城市的人民大眾、知識青年(大、中、小學生等)支持隊的演出,就是小城鎮、農村的工農大眾也喜歡隊的演出(在沅陵,在興安演出《農村曲》就是例子)。在桂林、柳州、衡陽、曲江、每次演出的戲票都很快賣完,可預計幾個滿座、和收入。要求義演的社團、學校的主持者也很有信心。

總之,“抗宣一隊”由於工作、學習、生活作風,一般說來,還是比較合民眾口味,神氣不和民眾隔膜,所以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好的宣傳隊。

四.工作上的缺點和錯誤

“抗宣一隊”在西南流動工作八年,雖然同志們能吃苦耐勞,能樸素嚴謹,認真踏實,但一面由於我的思想“左”、右傾,或形“左”實右,和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等缺點,一面由於我沒有組織關係,沒有党的領導,許多黨的方針、政策不知道,“瞎子摸魚”,知道的、學過的一點又體會不深,不會應用,所以造成了工作上的許多缺點和錯誤,主要的檢查如下:

  1. 沒有充分利用隊的合法地位多做工作。由於上述原因,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兩面性(抗日時期,其抗日反共各有其兩面性)毫無認識,對團結抗日的形勢掌握不到,因此,該大膽利用的地方,沒有大膽利用,比如偉大領袖毛主席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中說,“(九)在宣傳問題上應該掌握下列綱領(原文長,略,請閱《毛選》746頁(九))用佈告、宣言、傳單、論文、演說、談話等等形式發佈之。”又說,“這些都是國民黨自己宣佈的綱領,也是國共兩黨的《共同綱領》。……但是許多共產黨員還不知道利用它們作為動員民眾孤立頑固派的武器。”“抗宣一隊”也犯了這一錯誤,只分散地做了一些這類宣傳,沒有集中地、整套地、大量地宣傳這五條綱領,如果“抗宣一隊”當時懂得這樣做,讓廣大的國民黨統治地區的人民群眾普遍知道,就會起來要求實現這五條,就會暴露國民黨頑固派“光說不練”的欺騙政策,就會起來鬥爭,就會給國民黨製造困難,就會使它感到壓力。
  • 可以正面宣傳的內容沒有利用上。如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中指出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上的話:“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當時,蔣賊為了欺騙國民黨統治區的廣大人民和民主黨派要求民主政治,大吹過一輪要提早實行憲政。“抗宣一隊”,因為不願做幫閒,或避而不談,或只抽象地寫“迅速實行憲政,還政於民”(記得在沅陵寫過這樣的大標語),如果當時利用孫中山先生這一段話,寫標語、寫文章加以闡述,既是來自國民黨的宣言,國民黨頑固派也拿我們無可奈何,而且還可以宣傳真正的憲政,擦亮廣大人民大眾的眼睛,揭穿國民黨頑固派的假憲政宣傳,這比避而不談,不知好千百倍。
  • 自辦訓練班,辦得少。對個別離開隊的同志說過,隊該是一個流動學校,但,沒有好好利用,其實這是最好做深入工作的方式,對自己也是個很好的鍛煉,還可以團結一些青年。如果每一次回到基地都辦一次,那就很可以做點工作了,尤其像桂林,是有條件的。
  • 不該參加“西南劇展”這個活動。當時,我只當是進步人士發起的,党領導的,所以就決定“抗宣一隊”參加了。花了很大的人力,物力和時間,相對地減少了對廣大工人、農民和其他人民大眾的工作時間,而且排出來的《家》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多幕話劇,只在桂林、曲江兩地演過兩次,就報廢了。還是沒有做到一分一秒都要為廣大人民大眾工作。當時對黑幫份子田漢歧視抗宣一隊(劇宣七隊)演的《軍民進行曲》,還只覺得不公平,現在才認識到是反對毛主席的文藝路線。所以參加就更是錯誤了。
  • 宣傳抗日戰爭要政治民主不夠。抗日戰爭中,要完整地宣傳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而堅持進步,主要是要宣傳政治民主。但,當時“抗宣一隊(七隊)”宣傳堅持團結、宣傳堅持抗戰比較多,比較突出。尤其不敢正面提出反對不民主,只到處寫“實現三民主義”,“實現民權主義”和“迅速實行憲政、還政於民”之類的標語。另外唱了一些要求民主的歌,和演過一次反對不民主的寓言木偶戲《國王與詩人》,及寫過“反對貪官污吏”,“反對奸商發國難財”,“反對空談誤國”等反倒退的一些口號、標語。
  • 後期大城市的工作多了一些,話劇演多了一些,相對地也減少農村的流動。“抗宣一隊”的主要工作對象是工、農和廣大人民大眾,及城市小資產階級青年學生。城市工作要做,但更主要的應對工、農和人民大眾的工作,話劇不應作為“抗宣一隊” 的發展方向,西南已經有三個話劇隊,應堅持原有的分工。後期花了很大氣力排了《家》和《法西斯細菌》這樣大型的多幕的,而且都是反映小資產階級生活的劇本。工、農大眾不歡迎。只演了桂林、曲江(記不清柳州演過沒有,好像沒有)兩個地方,也很浪費。
  • 對國民黨機關的政工團隊不敢多接觸。這個缺點是一面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沒有吃透,一面對反動的國民黨成員缺乏具體分析,缺乏調查研究。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說:“國民黨是一個複雜成分組成的黨,有頑固派(少數),也有中間派,也有進步派。”“要用最大的力量去爭取、團結中間派和進步派。”“抗宣一隊(七隊)”當時,不但對國民黨成員不願接近,對國民黨機關的政工團隊也不願多來往,如對經過桂林的偽“教育部劇教隊”和對曲江的“政大”,雖然在工作上彼此(對“政大”)有來往、協作,但平時就很少來往。

五.幾個具體問題

1. 演出《軍民進行曲》、《農村曲》等的“八路軍”歌詞和士兵服裝問題。這兩個歌劇劇本,是反映解放區軍民合作英勇抗日的生活的,按原劇本“八路軍”稱號不能用,八路軍的服裝不能用,改用國民軍的士兵服裝,不但與劇情不符,與事實也不符(國民黨軍根本不抗日、消極抗日),我們全體同志不願意,就是別的團體要那樣演出,我們也要堅決反對。怎麼辦?大家討論後,決定更改,把“八路軍”、“新四軍”改為“抗日軍”或“我們的隊伍”,服裝除不用帽花外,符號和臂章則模擬第十八集團軍的。這樣改,當時,認為基本解決了會不會引起被觀眾誤會在歌頌國民黨士兵的問題,因為在國民黨統治地區,雖然很少聽到第十八集團軍的稱號(聽到的是“八路軍”、“新四軍”),但,國民黨軍隊不抗日、不愛民是大後方廣大人民群眾眼下所見多年身受的,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管國民黨軍叫做“轉進軍”或“刮民軍”(每次國民黨軍打敗仗退下來時,他們的報紙不說“敗退”,說“轉進”,所以叫“轉進軍”;“刮民”則是“國民”的諧音),所以不至誤會舞臺上的“抗日軍”是國民黨士兵。當然,這樣的演出,有缺點是肯定的。

2. “抗宣一隊”(七隊)穿著國民黨的軍裝,掛著軍委會政治部的招牌,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國民黨統治區,大力宣傳堅持團結、堅持抗戰,穿著國民黨軍裝在舞台上(記得後來表演大合唱或集體唱歌,我們已不穿軍裝,已改男的穿工人裝,女的穿旗袍)唱《黃河大合唱》的時候,會不會給反動的國民黨塗脂抹粉,會不會被利用來遮蓋它的反動面目呢?是不是早點撤出國民黨統治區好呢?這個問題涉及對大後方廣大人民大眾要不要繼續宣傳抗日的問題。那時候(1941年以後)國民黨統治區,民眾團體已無法存在,也無力存在,言論(報紙)也受到限制,他們的報紙是不會積極宣傳堅持團結抗戰到底等的。那麼,做不做工作、留不留呢?我的初步意見是:留(當然,這只一般說要留,如敵後某地需要哪個隊去,那又當別論),但要加強黨的領導,掌握好方針政策,大膽利用其合法的地位,面向廣大工農和城中小資產階級、青年學生等,多做工作,因為我覺得喚起群眾,擴大抗日統一戰線,堅持團結抗戰到底,對蔣賊投降日本,就是一種阻力。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說,“在一切國民黨統治區域,黨的基本方針同樣是發展進步勢力,孤立頑固派,用以克服投降危機,爭取時局好轉。”

    那麼,會不會被利用來遮蓋他的反動面目,遮蓋他的消極抗日呢?當然,國民黨統治區,群眾性的抗日宣傳團體不能存在了,只有這十幾個抗宣隊、演劇隊,國民黨頑固派可能利用這些來裝飾門面,遮蓋它的消極抗日、搞分裂、搞投降的反動面目。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我們黨對它的反動的鬥爭,黨對它的反動所發表的嚴正抨擊,徹底的揭露,和大量的事實(他的自我招供)早已把他的反動嘴臉暴露無餘了。毛主席說,皖南事變後,我黨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使國民黨的地位降低了,我黨的地位提高了。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大後方的廣大人民大眾,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動行為是看在眼裡,記在心裡的,利用十幾個隊是遮蓋不住的。

從而,我覺得,如能加強黨的領導,能利用十幾個隊的合法地位多做工作,就該留下,否則,權衡利弊,就應考慮撤退,去遊擊區。

3.到偽四戰區長官部演出的問題。拿無產階級歌頌解放區工、農、兵英勇抗日的文藝作品,到偽四戰區長官部去演出,的確存在著拿無產階級的文藝為敵人服務的錯誤。暫不說觀眾中的國民黨軍官是不是鐵板一塊,士兵是不是會受到政治教育,但,高級軍官(包括反動的張發奎之流)中壞的總會多一些,他們是不會受宣傳影響的,他們只會拿這些節目作為娛樂,而且像張發奎看了說好,我們還會幫他起欺騙群眾的作用,使人誤以為他是支持抗戰支持進步的,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是犯了為敵人服務的錯誤。如果不在偽長官部演,在街上的戲院裡演,國民黨的官兵願意跑去看,那是既會使他們受到政治影響,又沒有上述那種錯誤作用,是可以做,應該做的。這是分化敵人,爭取中間派、進步派、孤立頑固派的工作。

六.“抗宣一隊”為什麼還能那樣工作?

說到在那樣的國民黨統治地區,為什麼“抗宣一隊”還能那樣工作。我的初步看法,主要是抗日戰爭的形勢決定的。這次讀了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著作,看得更清楚了。

本來“抗宣一隊”(其他十三個隊同)是應抗戰需要組織起來的,只要抗日戰爭還在(缺頁)

以上看了父親怎樣反反復復交待和批判自己,反反復復都是想說清問題,想客觀,這樣基本的要求卻求之不得,只能在屈辱中消耗生命。從文革的“交待材料”可以見識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造反派沒有因為父親加重批判自己而放過他,對他的迫害在繼續。


[1] 指1940年4月5日《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共786頁,40篇文章,這是第35篇第6點。

[2] 張佩華旁註:根本找不到,是指吳荻舟找黨。他自從被捕入獄,就失去組織關係,是在南洋工作時重新歸隊。直到1988年才正式做結論。詳見第三章及第十章1的註解。

[3] 關於這一段的歷史,參考第三章,國共合作期間,抗宣一隊為能在國統區“到處走”宣傳抗戰,與各地方當局以及國民黨不同戰區上級主管既有鬥爭,也有目標一致時的合作,但是文革中一概要否定。

[4] 《史話》:指父親1940年代著《世界文藝思潮史話》,開始是作為講義,後來充實成書。

畫面上近百人大合照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西南劇展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 西南劇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3年夏秋在桂林養病和寫作期間,父親吳荻舟在作家韓百屏家裡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早在1942年秋天,父親在朋友處讀到《新華日報》上登載的蕭軍《對當前文藝諸問題底我見》剪報,文中提到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

毛澤東在《講話》裡提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如對文藝方向有爭論,有人不願到農村去,到前方去,不願到火熱的戰鬥生活中去,或者對文藝要為現實鬥爭服務認識不足。他強調文藝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藝要為社會變革服務,為現實鬥爭服務,作家要為工農兵寫作等。抗宣一隊從組隊到改名劇宣七隊,工作覆蓋了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六個省,幾乎每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流動,僅在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西江大流動中,就演出200多場次,節目有《慈父》、《王老二當順民》、《重慶24小時》、《寄生草》、《陰陽界》、《風波亭》等話劇;有《農村曲》、《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等歌劇、歌舞;還有歌詠《遊擊隊歌》、《太行山上》等。都是因地制宜創作和演出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也根據所到縣市不同情況和接受程度運用街頭宣傳、標語、壁報、畫報及口頭、文字等形式,或辦各種文藝短期培訓班,《講話》所說文藝“為抗日戰爭服務”,在他們的實踐中每時每刻具體地發生著。因此,父親曾回憶說:“雖只匆匆一讀,印象已十分深刻”。

畫面上近百人大合照

一九四二年五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的講話影響深遠。圖為毛澤東和與會代表在楊家嶺合影。

(圖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與文藝工作者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自1943年年初起,國統區的物價狂漲,甚至一天漲幾次。“法幣”惡性貶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母親張佩華說過,那時候她在桂林圖書館工作,每月發工資的時候,外祖母就要在圖書館門外等著,兩人像跑接力賽,母親把錢交到外祖母手上,外祖母一拿到錢趕快去買米,因為假設上午一百塊可以買到五十斤米,也許下午就只能買到五斤了。七隊吸煙的隊員連廉價的煙葉也買不起,常常是一支煙幾個人輪著吸。隊的經費,自1941年初改成“劇宣七隊”時調整過一次之後,便再也沒有調整。當時在政治低氣壓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如果不願隨波逐流,工作就無法開展,生活也很難維持,七隊及時伸出援手,畫家黃新波、張樂平、黃永玉等都先後作為隊友在隊裡生活工作過。

歐陽予倩、田漢、瞿白音等在中共支持下,在桂林籌辦“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1],周恩來派人到廣西與左洪濤聯繫,讓演劇四、七、九隊參加西南劇展。七隊決定排練曹禺改編巴金原著的《家》和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重排《軍民進行曲》和新排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參展。

會徽長方形,畫面上是一個起舞的人物,和“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字樣。

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會徽

(圖二:西南劇展會徽。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11月,父親帶著《詩人與國王》的演出本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籌委會。溫濤已經製作好詩人、國王和花神的木偶,他特地表演給父親看。父親說:“他的提線技術很熟練,可見下的功夫不少。這裡也有溫嫂的功勞,我進門時看見她的手裡正縫著一件小衣服。那是花神的衣服。她把破襪子利用起來,成為服裝的主要原料。”

據父親回憶,三個主要人物的造型都頗有個性,詩人是個年過古稀,精神抖擻、慈祥、莊重的老人,花神是天仙般的美女,象徵著精明、能幹的群眾領袖。詩人和花神的眼睛和嘴唇都不動,而國王則眉毛、眼睛都能動,顯得奸詐陰險、滑稽可笑,是個希特勒形的中年人。百花象徵著鬥志昂揚的廣大群眾。百花因為要開口說話和唱歌,所以花瓣能啟合,但不用提線。當它們遭狂風暴雨摧殘時伏倒,當它們得到詩人撫慰時,立刻顯得新鮮、美麗、有活力。在製作百花時,溫濤花了不少心血,動了不少腦筋。比如如何製造百花在雨前雨後的兩種舞臺效果呢?父親和溫濤反復研究,最後是製作了兩批花,一批殘敗的,一批盛開的,詩人扶起的是後一批,把問題解決了。

父親取得歐陽予倩同意,把當時已經到藝術館工作的話劇導演陳卓猷引進七隊,導演話劇《家》(不過後來得知四隊也排了《家》,七隊欣然割愛)和《法西斯細菌》。

父親說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話劇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抗宣一隊的話劇是從零開始的,初時沒有話劇演員和導演。第一階段,父親曾手持《演劇六講》邊看邊指導排練,現買現賣,傳為笑談,也說明父親的性格特點之一就是不藏拙,也不屈服於“條件”壓力。第二階段,范萊進隊導演了五出不同形式的音樂劇和三個話劇,七隊的話劇水準因而有所提高,但仍是導演教、演員模仿,缺乏比較系統的理論指導與科學的演技訓練。第三階段,陳卓猷主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演員自我修養》,大家學到表演、導演的系統理論。排練時,導演、演員共同探索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

金辛才小金回憶說:“1943年,隊長請陳卓猷來七隊當話劇導演,陳卓猷說:‘恐怕戰區政治部主任會反對!’隊長說:‘不怕,我可以頂住!’於是陳卓猷先是導演了《家》。在曲江坪石等地上演後,引起極強烈的反映,但果然遭到了戰區政治部主任召集七隊全體訓話,七隊不為所動。接著才又排練《法西斯細菌》,這個戲在西南劇展上演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被認為‘演出了這樣一個不容易演出的戲,而且演的很成功……夏衍底味道全出來了’。劇宣四、七和九隊三個隊的戲劇兵在劇展中成為一股中堅力量,而《法西斯細菌》為三個隊的演出增強了藝術性。就七隊而言,藝術創作、特別是話劇表演藝術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切,我們隊長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七隊演出《法西斯細菌》成功,大會評論團讚揚陳卓猷,肯定他努力幫助演員理解角色、塑造角色的導演手法。《新華日報》在1944年4月9日評論七隊的《法西斯細菌》是西南劇展第二期中最好的一個戲。父親說:“我相信天才,更相信努力,幾位主要演員都下了極大功夫鑽研,值得肯定。”

《軍民進行曲》在劇場演出後,劇展主辦方應觀眾要求,安排在桂林公共體育場連續免費公演3天,每場觀眾達萬人以上,許多唱段傳播開來,在桂林的街頭巷尾都聽得到人們哼唱,風靡一時。著名作家司馬文森撰文說:“這是一次使人愉快而動人的演出,我們看見了劇宣七隊的進步,也看見了今日中國新戲劇的進步。”

由於大會認為展出的劇碼能及時反映現實的題材太少,七隊為此趕排了《沙坪之夜》,雖然這是一個活報劇,演出卻得到觀眾和評委的好評。大家認為七隊反映現實快而不草率,難得。

在這次劇展上,由父親編劇、溫濤導演的《詩人與國王》是唯一一出提線木偶戲。美專副院長楊秋人動員一批桂林美專學生組成“文協傀儡戲演出團”,他們從完全不會到掌握木偶的演出技術,上演時,效果很好。楊秋人說:“《詩人與國王》的主題是揭露法西斯統治對文化的踐踏、摧殘,有強烈的現實感,故引起觀眾廣泛的共鳴。”除公演外,《詩人與國王》還接受單位邀請組織專場演出,觀眾情緒熱烈,演出人員也大受鼓舞,台前台後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父親說:“我這個幾乎每場必到的‘觀眾’,也格外興奮和激動。”

從1943年下半年接到任務,到1944年5月演出,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在西南劇展取得這樣的成績,對父親、對七隊都是極大肯定吧。

當時美國《紐約時報》登載文章稱頌西南劇展:“這樣宏大規模的戲劇展覽,有史以來除了古羅馬時代曾舉行外,還是僅見的”。

茅盾說:這是“一次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活動的空前大檢閱。”

西南劇展第二部分是務虛,結合如何為抗戰服務,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近五十年後,《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2期發表了父親一份遺稿,父親在其中回顧了當時討論的情況:

劇展開幕那天,《新華日報》發表了夏衍的文章《我們要在困難中前進》。夏衍指出:“抗戰以來,曾經盛極一時的部隊戲劇工作漸漸衰退”,而在後方,“戲劇被當作‘繁榮’的點綴,當作少數有錢人的娛樂,當作募捐款的手段,當作增加稅收的來源”。國民黨對抗日救國的戲劇運動多方壓迫阻礙,使“劇運內的危機已由潛伏而滋長”、“漸漸的消磨了工作者們的熱情”,夏衍呼籲戲劇工作者不要“迷惘、冷漠、懶散、草率”,不要“失卻了追求真理的熱,衰退了改善社會的誠”,而要“讓新的困難不斷地砥礪我們”,堅持戰鬥下去。

同一天,邵荃麟在《力報》上也發表了題為《一點希望和一點意見》的文章,他說:“劇展開幕了,這是一件盛事,但是我們希望這不僅是‘盛事’而已,因為現在究竟還不是太平盛世。”這次劇展是在國土還未收復,抗戰還沒有勝利的情況下舉行的。他號召與會的戲劇工作者“必須學習像劉羅保那種精神,他拒絕人家邀請回都市里來辦劇團,他犧牲個人成名的機會,永遠和人民大眾擁抱在一起,永遠堅持著他自己提出的戲劇遊擊戰的口號,並因這個口號而死!”

幾百人的大合照

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與會者大合照。

(圖三:西南劇展全體人員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在務虛期間大家談到,國統區有很多客觀因素妨礙劇運發展,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和破壞。當時,宣傳抗日的戲劇團隊在經濟上十分困難,生活得不到保證,連演出的最起碼開支都無法保證。原派在山西(閻錫山處)的演劇三隊,包括隊長、支部書記,13位成員被捕,要不是周恩來通過張治中(他當時繼陳誠任政治部部長)出面營救,以及各地文化藝術界抗議,這13位成員險遭不測,這個隊也險被吃掉。

據演劇六隊隊長劉裴章回憶,1942年夏,國民黨第六戰區把隊員李虹抓走,故意過了半年才放回來,然後特務隔三差五來找他,問他隊裡誰是共產黨,有什麼可疑言論,要他定期匯報六隊內部情況。他不肯做特務,又怕跑了影響六隊,苦惱得自殺了。

在國民黨後方城市,國民黨審查機構不僅對出版進行粗暴的審查,對演出也無禮地審查,在重慶,郭沫若的《屈原》也要經過鬥爭,才得演出。

在進步、愛國的戲劇隊伍裡,也有個別人經不起政治、生活考驗,消極、後退、追求個人名利或藝術至上,認為大舞臺、大劇院才有戲劇藝術,但大多數,包括遭迫害解散的團隊成員,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工作情緒和積極性,不顧個人安危,想方設法堅持工作。

他們還討論了如何看待國民黨的抗戰,當時對文藝該不該表現他們有不同意見。父親他們常到國民黨部隊演出,看到大部分國民黨官兵不願做亡國奴,要抗日。每次到前線,到國民黨部隊去,他們帶的《新華日報》、《群眾》、《日寇暴行錄》等進步刊物總是被一搶而空。他們認為國民黨士兵的抗日事蹟和要求也應該得到反映。

國民黨的政策是既抗日,又反共;父親他們是在國共合作戰時體制下的一支共產黨的抗日宣傳隊伍,是在國統區主戰場慰問抗日軍民,宣傳共產黨的抗戰方針,同時面對國民黨的反共,這就是父親他們當時的微妙處境。不管怎麼樣,就父親他們所在的抗日主戰場而言,大部分國民黨官兵包括嫡系和地方勢力對日軍的抵抗是英勇頑強的。我想,這是父親他們能在國統區開展工作和生存的客觀條件,父親對這種處境也是很清醒的。

[1] 西南劇展全稱“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舉辦。大會由廣西省立藝術館主辦,歐陽予倩任籌委會主任,田漢等35人任籌委,會長是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為大會名譽會長,蔣經國、李任仁等擔任指導長。參展團隊來自廣東湖南江西雲南廣西等5省區共33個單位,與會者1000人以上。這次劇展有三大中心活動:1戲劇演出,有話劇、平劇、湘劇、楚劇、傀儡劇、徭人歌舞、皮影戲、馬戲等;2戲劇工作者大會,各團隊工作報告、作品宣讀、專家演講、討論提案等;3戲劇資料展覽,包括各團隊的工作文獻、創作經驗、心得和著作,展出文字圖片模型等,並通過《戲劇工作者公約》和大會《宣言》。2014年,為紀念“西南劇展”70周年,桂林曾舉辦 “新西南劇展”工程,由廣西師範大學專業教師指導學生重排、重演當年的部分劇碼。

五個年輕人爬梯子在墻上書寫巨型抗戰標語:我們要以必勝的信念抗戰到底!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9千里西江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9 千里西江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根據父親吳荻舟留下的隊史等資料看,“皖南事變”之後,劇宣七隊政治上處境非常艱難,業務上卻非常活躍,形成十分強烈的反差。父親說,“皖南事變”後,捕殺中共黨員之事,限制監視中共或進步人士之事,敵視劇宣隊之事接踵而至。1942年春,他們的隊員周克等就曾在韶關的東河壩浮橋上遭特務襲擊。支部書記撤退,隊裡沒有黨支部,全靠隊裡幾位黨員自動從進步報刊以及各自的管道獲知中共立場觀點和抗日政策,對紛至遝來的問題發揮黨員的作用。左洪濤和饒彰風也及時傳達了中共有關國統區工作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雖然七戰區政治部催逼全體成員加入國民黨,造成七八個人不願意加入國民黨選擇相繼離隊,1941年7月中旬他們到樂昌、坪石、始興、南雄等韶關週邊余漢謀第十二集團軍駐地和新兵訓練基地一師管區慰問回到韶關後,仍然安排了由徐洗塵、林韻舉辦歌劇、音樂、民族形式的專題講座;請七戰區政治大隊的陳卓猷講蘇聯藝術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父親講《世界文藝思潮史話》。

他們邀請戰區司令部軍樂隊給他們伴奏,也應電臺邀請演出音樂節目,公演收入全部作新年勞軍,先後赴七戰區兵站醫院,七戰區榮譽大隊,政治部教導團,防空部隊,政治部鐵肩隊,韶關市出征將士家屬等駐地慰問,不知鼓舞了多少人的鬥志,溫暖了多少人的心。劇宣七隊越壓越強。

1942年2月上旬,七隊在韶關的復興劇場演出范萊自編自導的《生產三部曲》,獨幕民族歌舞劇《新年大合唱》和音樂造型歌表演《黃河大合唱》。所謂音樂造型歌表演就是有佈景,人物造型和動作配合音樂,在當時是個新的表演形式,以我想像那就是許多年後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雛形吧。音樂語言和生活動作結合,把抽象的音樂立體化、形象化,對於他們的觀眾恐怕是必須的,內容更通俗易懂,劇場效果更好。

比如唱《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舞臺上二三十個演員拿著各種農村隨處可見的鋤頭、鐮刀、棍棒等,揮舞著拳頭。動感的舞臺,洪亮的歌聲,同仇敵愾的怒吼,表現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在中國大地上戰鬥——觀眾看到這樣壯闊的場面,抗戰必勝的信心油然而生。

3月中旬演出《塞上風雲》,4月和5月下旬兩次演出多幕話劇《刑》,6月初舉行音樂會,同台重演新歌劇《農村曲》,7月中旬舉行“反侵略演唱會”。從5月上旬開始戰區政治部開始定期舉辦“國民月會”,宣傳“新生活”[1],劇宣七隊利用這個陣地,演唱一些小節目,如《希特勒演講》、唱《蘇州小調》、《九一八》、《李大媽》,還有《丈夫當兵去》、《朱大嫂送雞蛋》等延安或敵後根據地創作的抗日宣傳歌曲。這些歌舞很受群眾歡迎,《軍民進行曲》多次重演,一再滿座,只要是劇七的戲,人們都要來看,場場滿座。就是說,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們竟然培養了很多“粉絲”——七隊之友,我記得其中有人直到千禧年還在和我母親通信。

劇宣七隊的“粉絲”回憶、手抄三首抗戰歌曲的歌詞

劇宣七隊在廣東培養了一批“粉絲”,近七十年後還有人記得當年的歌詞。

(圖一:劇七之友多年後憑記憶整理劇七演唱過的歌詞。)

抗宣一隊改名為劇宣七隊後,工作被限定在七戰區,這不符合1938年成立之初周恩來的指示——在西南五省宣傳中共抗日方針政策。父親帶領劇宣七隊千方百計突破限制,把有利形勢轉到自己這方面。他們利用過去多次在湘桂粵漢鐵路沿線工作時與鐵路當局和鐵路員工建立的密切關係,利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演劇宣傳隊的合法旗號,通過鐵路上的關係推動國民黨鐵路特別黨部發出正式邀請信。

拿著這封邀請信,父親向李熙寰提出到湘桂流動慰問各站員工的計劃。開始他不同意,父親知道他性格自負好勝,就說:劇七原來不會演戲,配屬七戰區後經過培訓提高,才有今天的成績,現在鐵路方面願意負擔一切費用,我隊長期在四、九戰區工作,是從四、九戰區來的,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代表七戰區到四、九戰區慰問演出,然後回到七戰區的西江、北江,慰問當地駐軍官兵,展示成績而後再返回韶關。這樣一說果然得到李熙寰同意,他還給四戰區的張發奎、九戰區的薛岳、西江駐軍第35集團軍司令鄧龍光寫了介紹信。

1942年8月中旬,七隊開始沿粵漢鐵路逐站推進,北至湖南長沙,然後折回衡陽,沿湘桂鐵路各站抵廣西桂林柳州;再折往桂平、貴縣等地,出梧州,順廣東的西江而下,再轉北江,1943年8月下旬,返抵韶關。饒彰風派了中大學生魯朗隨隊到湘潭。父親回憶:這次跨省、跨戰區流動時間最長,路線最長,擴大了劇宣七隊抗日宣傳的覆蓋面,也為後來粵贛邊的流動做了鋪墊。

1942年中秋在湘潭,忙裡偷閒,大家租船在湘江泛舟賞月;國慶在長沙,與九隊聯合演出;1943年在桂柳火車上過元旦;在梧州過五一;中秋節前回到韶關。沿途各大站計有:樂昌,郴州,衡陽,湘潭,長沙,桂林,柳州,貴縣,梧州,德慶,肇慶,清遠,四會,英德等。在一些地方如梧州,還舉辦了短期歌詠班、座談會、聯歡會,培養當地青年。即便是一些小站如粵漢線上的坪石,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情況比較複雜的沙坪等小站、小村鎮也搭起舞臺演出,或為當地義演救濟難民等。

五個年輕人爬梯子在墻上書寫巨型抗戰標語:我們要以必勝的信念抗戰到底!

劇宣七隊走到哪裡就宣傳到哪裡,圖為在墻上書寫巨型抗戰標語:我們要以必勝的信念抗戰到底!

(圖三:走到哪裡就在哪裡寫大字標語。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特別提及一個特殊地區——沙坪。這裡是一個西江遊擊區、敵佔區和國統區三不管地區,敵我友力量犬牙交錯,政治環境非常複雜。公開稱霸的是“大天二”(土匪)何老二。他是魚肉當地人民的統治者。這裡走私販毒,吃喝嫖賭吹五毒俱全,難民雲集,賣兒賣女,餓殍遍地,只有“大天二”和為非作歹的國民黨特務花天酒地,“朱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

敢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是劇宣七隊一貫的作風,他們在肇慶工作時曾與“廣州兒童劇團”合作,一起過著相濡以沫的生活。通過他們團的領導(地下黨員)談星介紹了一個關係找到何老二,說明想為當地難民義演,何老二爽快答應保護劇宣七隊和廣州兒童劇團[2]。國民黨特務和敵偽漢奸是不歡迎劇宣七隊的,不過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破壞,而中共領導下的西江人民武裝則熱烈歡迎劇宣七隊,“以正壓邪”。既有“大天二”公開保護,又有遊擊隊暗中保護,加上隊員們都自覺遵守紀律,終於安全進去,做了大量工作後又安全出來。還救了一個瀕於餓斃的十幾歲兒童吳松齡(他以後一直在隊裡生活,直到七隊撤退到香港,安排他在中華電影製片廠工作)。

七隊在沙坪演出歌劇《農村曲》,演到大罵漢奸時,觀眾中突然打起架來,原來是漢奸藉故鬧事,遊擊隊當眾揭露他們的漢奸嘴臉,“大天二”何老二也覺得鬧事丟他的面子,亮出武器,站了出來。秩序恢復,鬧事風波戲劇性被平息下去。父親說,沙坪之行不在我們向政治部遞交的計劃之內,是所謂“將在外”的自由行動!

十四名年輕劇宣七隊男女隊員分兩排合影留念。

他們還不知道抗戰即將勝利,連年征戰令滿臉稚氣的年輕人成長,誓要抗戰到底!

(圖四:劇宣七隊1944年夏在曲江。)

流動期間他們有意外收穫:隊員們偶然發現地攤上有很多進步書籍,據分析是逃難的作家、學者頂不住饑餓和長途跋涉,被迫忍痛割愛處理的,隊員們驚喜之餘,傾其所有,買了許多帶回曲江,隊部也買了一些,充實隊的小書庫。

1943年8月中旬,經廣東北江,全隊回到韶關基地。從l942年8月至l943年8月,歷時整整一年,這就是“西江大流動”,行程4000里。

流動期間,父親因嚴重浮腫,經隊務會批准秘密回桂林治病,同時負責加強與左洪濤的聯繫。那是1943年初。母親張佩華回憶:全身浮腫是長期營養不良和辛勞所致,他其實只能回來休息一下,哪有錢治病呢?外祖父叮囑給他吃摻米糠的飯,半年後才算康復。當時我母親在桂林省立圖書館工作,幫父親借來大量參考書,他倆每晚挑燈夜戰,“奢侈”地用三四根燈草點著茶油燈盞,父親寫作,母親幫他抄稿。

母親把這段日子視為兩人的溫馨回憶,讓我十分心疼她。不說別的,我讀過茅盾一篇回憶文章,那時他也在桂林:“午夜夢回,木履清脆之聲,一記記都入耳刺腦,於是又要鬧失眠;這時候,帳外饕蚊嚴陣以待……”,同是深夜,父母所住更是山邊陋室,恐怕也難避蟲鳴饕蚊,可是只要在一起,母親就覺得溫馨!她曾回憶說:“調到韶關後,他更難照顧家了,偶有出差桂林,他總想給老人孩子買點什麼,我勸他那幾元零錢留著自己用吧。他說‘我不能贍養老人孩子,還得到你們理解支持,真是無限感激和內疚啊。’”

父親寫作的書名是《世界文藝思潮史話》,他從三十年代在國民黨監獄中就開始收集資料,l941~1942年為提高七隊的政治思想素質,曾以此作為講課題目,這時總算有機會整理出來。8、9月間他帶著八本《史話》書稿去看孟超[3],想請他介紹出版。據母親回憶,該書本來已經決定出版,因桂林即將淪陷,原稿交由一位友人攜帶輾轉各地,抗日戰爭勝利後在香港歸還父親,最終在1957、1958年由香港集文出版社出版。母親說,父親對這位朋友的珍貴友誼感銘終生,可惜母親忘了他的名字。

當時父親還和孟超交換了對當時政治形勢的意見。這期間桂林茶樓、酒館、甚至小食攤都張貼著“莫談國事”的招貼,堵塞言論,逮捕學生和進步人士。他們認為有必要揭露和批判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

父親去找桂林文協傀儡劇研究組的主要成員溫濤,提議學習魯迅故事新編,參考《今古奇觀》中的《解語花》的寓言,虛構一個《詩人與國王》的故事,搞傀儡戲(木偶戲)。父親的構思——劇中主要人物是:愛國的詩人、專橫的國君、百花之神和會說話的百花。

《詩人與國王》故事梗概是:專橫無道的國王為了鞏固王位,禁止國人議論朝政和禁止三人聚會,並大興文字獄。詩人勸諫他,他不聽,反要詩人為他歌功頌德,遭到詩人拒絕。國王便把詩人禁錮在御花園裡,限他三天回答。這三天,詩人寫了許多譴責國王、評議國事的詩,吟哦慨歎。三天期滿,國王腰懸利劍而來,威迫利誘。詩人不肯屈服,反說聞到一股血腥味!國王大怒,追問:“三天限期已過,如何抉擇?!”“我早知道活不了幾天,無道昏君,你殺死我一個,會激起千萬人反對你……”國王怒極拔劍,欲刺詩人。忽聞“不准殺人!”之聲。國王驚恐後退,花神從花叢中躍出,反對國王的歌聲充滿園中,匯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國王驚恐萬狀,在四面楚歌聲中倒下。

溫濤聽了很高興,要父親趕快把劇本寫出來。他們還當場具體研究了條件、人力物力基礎和製作技術等細節以及藝術處理的方法。溫濤突然想到,南京國民政府是太平天國的王宮舊址,隔壁便是御花園,國民黨的審查機關,會不會拿這個做文章,不讓上演呢?父親也想起1941年石凌鶴把張天翼的《禿禿大王》改編成劇本,讓孩子劇團在重慶演出時,由於蔣介石是個光頭,便遭到禁演。孩子劇團只好把劇名《禿禿大王》改為《猴兒大王》,拖到那年冬天才演出。儘管歷代皇宮裡都有御花園,可是不講理的國民黨審查機關,豆腐裡也會找出骨頭來。還是籠統點,不寫詩人被禁錮在御花園裡,只說禁錮在花園裡。這樣寫,蔣介石也不好往身上拉。父親從桂林回到韶關後,隊裡負責音樂的林韻為全劇配樂,並寫了主題歌。

原來,他們的新節目就是這樣誕生的。我試圖在網上找《詩人與國王》的劇本劇照等資料但是遍尋不著,只在“360百科”中國木偶戲詞條找到如下記述:“上海文化人對傳統木偶戲的關注及勇於革新的精神是可貴的,他們初步為木偶戲確立的編劇、導演、設計、製作、舞臺美術等方面的分工合作,對後來傳統木偶戲的全面發展是有益的。繼上海文化人之後,由吳荻舟編劇,溫濤導演兼演員、人物造型、服裝設計等,請桂林青年學生協助演出的提線木偶戲《詩人與國王》,於1944年在桂林舉辦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演出,引起強烈反響。辛亥革命後到四十年代末,除文化人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幾個大城市對傳統木偶進行改革外,全國各地的木偶戲基本上屬於傳統的戲曲型。”

[1]“新生活”應是指新生活運動,1934年至1949年在中華民國政府推出國民教育運動,橫跨八年抗戰。開始的時候新運以"禮義廉恥"為主,提倡紀律、品德、秩序,不要隨地吐痰等"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抗戰開始後新運演變為戰地服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保育童嬰、空襲救難、徵募物品和捐款等。1949年國共內戰爆發,新運無疾而終。

[2]七隊回到曲江之後不久,廣州兒童劇團被國民黨省政府西江專員公署派兵從南路押回西江,拘捕入獄,經過16個月牢獄生涯才被營救出來,參加了東江縱隊北江支隊。

[3]孟超(1902—1976),中共黨員。1926年畢業于上海大學中文系。1928年在上海與蔣光慈、阿英等人組織太陽社,創辦春野書店及《太陽月刊》,參加左聯。抗戰時期任桂林、昆明文協理事,桂林師範學院、重慶西南學院教授。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國家出版總署圖書館副館長、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室副主任等職。1957年任戲劇出版社副總編輯。1961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戲劇編輯室主任。創作了歷史劇《李慧娘》。1964年7月起遭誣陷,1976年5月去世。1979年3月,中共人民文學出版社委員會為孟超平反昭雪。

舞台上有幾十名演員,表現軍民敲鑼打鼓慶祝勝利。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8 我的大舅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8 我的大舅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據隊史記載,1941年6、7月間,政治部主任秘書吳榮楫(長官部國民黨黨部負責人)多次催促,9月更是下令劇宣七隊立即辦理加入國民黨的手續。七戰區當局對這不得人心的“集體入黨”也不感興趣,政治大隊、長官部和政治部的一些直屬科室都拖著未辦。現在拖不下去了,劇宣七隊決定:1.把各人代替照片的指紋紙打亂順序,貼到空白的“黨證”上拿去蓋章;2.發下的國民黨黨證由隊部集中保管,準備將來燒毀,以示參加是非自願的。二十多年後,“文化大革命”中,抗宣隊、演劇隊被污蔑是“反革命別動隊”,“假共產黨、真國民黨”,許多原抗宣、演劇隊員包括已離隊但未除名的隊員都蒙受了不白之冤。父親吳荻舟他們當時一定沒有想到,此事的後果非常嚴重。

就以我的大舅張國衡為例,在我的印象裡,他會拉胡琴會唱歌,能寫能畫,是個秀才,而且與世無爭,和藹可親,是萬里挑一的大好人。看他一輩子對我母親敬重的態度,就知道什麼是“長姊如母”。不過直到細閱他的一批信和回憶錄手稿,我都不知道,他的一生如此坎坷。

大舅和外祖父母是1939年春節後不久從邵陽到桂林會合我母親的,大舅那時候還是一個剛出校門的學生(初一讀了幾個月),他說自己什麼也不會做,更不懂政治。1939年秋天,他到桂林行營政治部主辦的“漫畫訓練班”學習繪畫。班主任是“陳中畫報社”社長梁中銘,老師們都是有名的畫家,如廖冰,周令劍,沈國衡等。

學習班設在七星岩後岩附近,日本飛機經常空襲桂林,警報來的時候,他們就在老師帶領下在七星岩山上寫生,畫人物像。有一次周令劍老師帶他們去郊外寫生,來到一個小鎮附近,不遠處有一間平房,門前一位長者手持拐杖坐在椅子上,只看見輪廓,看不清臉面,只見鼻子底下一條“一”字形的濃黑大鬍子。周老師說對這種畫面的處理,只要抓住特點就行了,說著就在臉上鼻下位置畫了一道黑黑的粗線,畫上背後的樹和房子,寥寥幾筆,便把那位長者的神態全畫出來。那位長者走過來,周老師馬上在畫上簽了名字送給他,使他非常高興。半年後,將近結業時,正值汪精衛投降日寇,訓練班就佈置每人畫一幅圖,組成連環畫,在桂林街頭展出。大舅說:“這是我第一次用漫畫這個武器向敵人開火。”

1940年春,抗宣一隊招收青年隊員,大舅加入了抗宣一隊,他平時就愛唱歌,當時最流行的抗日歌曲如“大刀進行曲”,“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他都會唱。大舅對抗宣一隊並不陌生,他們一家看著父親從“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副團長到抗宣一隊隊長的變化,跟著父親從安徽走到湖北,再從湖南來到廣西。抗宣一隊住在東江鎮小學的時候,母親一家就住在東江鎮東江路77號一座三層木樓的三樓上,離得不遠,大舅常去看他們排戲練歌。他記得有一次抗宣一隊演出,他跟隨去劇場一直幫忙到深夜,回來時因太晚怕叫不開門,便在隊裡住了一晚。能和抗宣一隊同住,大舅非常快活,因為他愛集體生活,又是參加抗日宣傳,覺得非常有意義。即使第二天早上回家被外祖母批評了一頓,也不能阻止大舅常去那裡。

加入抗宣一隊後,每天參加練唱、排戲,還要畫佈景,出壁報,工作很緊張,往往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大舅形容說:“隊員團結合作,十分友愛。一天忙到晚,年輕人精力充沛,不知道什麼是累,反正疲倦了,晚上睡一覺,第二天又恢復了。”隊裡經費少,沒有發過工資,也沒人提過這個問題。平時吃青菜,很少有肉,偶爾加一次菜,便很高興。大舅說:“這種艱苦的生活,對我這個苦慣了的孩子來說,根本沒什麼。”他們還曾經到一間中學教學生繪畫,很受同學們歡迎;曾經到傷病醫院慰問演出,去全州(湘桂邊界地區)為炮兵部隊及當地群眾演出,炮兵部隊也為他們操演大炮。

大舅參加的第一次演出,是《農村曲》的試驗演出。大舅說:“我在劇中扮演一個農民的角色,雖由於對生活體驗不深,演得不怎麼好,但卻使我第一次瞭解了解放區人民的生活情形以及黨的團結抗日政策,黨的形象第一次在我心中豎立起來。記得在家鄉時,聽人談起‘共產黨’,總是很神秘,總是背著別人悄悄談論,有人來便終止,或支吾過去。所以對黨非常不瞭解。在演出《農村曲》時,卻使我認識到黨是在人民群眾之中,並不神秘。雖然還不十分瞭解,卻使我有了好感。我想與我有相同認識的群眾看了這個戲,一定會有同感。”

大約在1940年初秋,抗宣一隊回到桂林。在興安上火車時,當地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都來送行,緊緊握著隊員們的手,希望他們再來,有些人還哭了,尤其是女同學。面對熱情而誠摯的青年學生和群眾,許多隊員也落下眼淚,大家依依不捨地道別。青年學生們紛紛拿出筆記本,要隊員們簽名留念,大舅也簽了幾個。那種熱烈動人的場面,令大舅非常感動。

回到桂林,抗宣一隊仍住在東江鎮小學。學校位於伏波山對面的灕江邊上。附近有一個渡口。校舍後有一籃球場,大舅他們常在工作之餘打一會兒籃球。出校門通往渡口的路上要經過一個墳地,大舅說:(抗宣一隊的)陳會軺就埋葬在路口附近。陳會軺這個名字多次在第三章出現,可惜他的生命那麼短暫,我在網路上查也毫無線索。不過大舅對他印象很好,記得他是山東人,個子不高,寬肩膀,方圓臉,很和善。很長一段時間,大舅每次經過都到他的墳上看看。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經歷,墓碑由抗宣一隊全體隊員立,是紅字,1944年日寇佔領桂林後被鏟平銷毀。大舅說可能是因為碑上刻有“抗日”字樣。

繼在《農村曲》劇中扮演農民角色之後,大舅又在大型歌劇《軍民進行曲》中扮演一個負傷的八路軍戰士。他說:“這大概是首次在桂林舞臺上出現八路軍形象吧!扮演這個角色,我很高興,雖然我當時對八路軍不太瞭解,但在舞臺上能演八路軍戰士,也使我感到驕傲。”當時在國統區,解放區的一切新聞報導都被封鎖,群眾瞭解不到真實情況。而且當時在桂林國民黨特務橫行,演出是有危險的。但是讓大後方群眾瞭解解放區軍民合作抗擊日寇的真實感人場面,批判國民黨不抵抗政策,他認為很有意義。

舞台上幾十名農民和軍人情緒高昂,做出團結一致抗戰的造型。

抗宣一隊演出歌舞劇《軍民進行曲》的劇照

(圖二: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1。)

舞台上有幾十名演員,軍人整裝待發,民眾敲鑼打鼓歡送,軍民表現出同仇敵愾。

抗宣一隊演出《軍民進行曲》的劇照之二。

(圖三: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

大舅說,當時,廣大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抗戰何時勝利。被迫離鄉背井的人,都希望抗戰能早日勝利,早日重返家園,與親人團聚。而國民黨節節敗退,不但不積極抗戰,反而起勁的反共,迫害進步人士和有正義感的群眾,使廣大群眾怨聲載道。大舅說:“如果說,我過去對黨的認識還不太清楚的話,那麼這個戲的演出,又使我進了一步,‘共產黨是真正抗日的’這個信念已在我心裡牢牢紮下,黨的形象也在我心中進一步高大起來。”

《軍民進行曲》演出後不久,大舅隨隊出發到柳州做元旦勞軍演出。“皖南事變”後,抗宣一隊滯留在柳州,住在柳州中學內一幢兩層樓房的教室內。他回憶這期間有兩三次小規模演出。一次是在柳州沙壙農場,演出《生產大合唱》和小歌詠;另一次是到山裡慰問駐軍,大舅記得那是一個有月色的夜晚,他們踏著月色沿著魚峰山後面一條小路連夜趕往慰問演出,第二天一大早又趕回來。其餘時間除了開會、學習外,還緊張地排練話劇《刑》及歌曲,很少外出。父親請了一些進步人士給隊員講時事與文學,大舅一有空閒就向林韻學習“和聲學初步”,學習樂理與作曲,打下了自修樂理的基礎。林路教大家練聲,十數人排成一列,林路不厭其煩一個個教大家如何呼吸,如何發聲,一個個糾正錯誤,直到滿意為止。這對全隊提高歌唱水準、取得更好的演出效果很有幫助。他們在惡劣環境下對前途充滿信心,積極樂觀,實在令人佩服。

據大舅回憶,轉戰到韶關後的一個星期天,大家都出去了,只有他和徐洗塵、林韻、史進(或林正斌)四人在家。在門前曬坪上,四個人曬著太陽放聲高唱 “我所愛的大中華”。這是一個外國曲子,歌詞填寫恰到好處,熱情處感情奔放,沉痛處音調哀傷,很能表達出熱血青年愛國的感性,大舅很喜歡,幾十年後歌詞已經記不全,還經常哼唱其曲。這支歌也是抗宣一隊的保留節目,每次音樂會都有它。那天他們四個就那樣唱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大舅的回憶,我可以感受到他在這個集體裡多麼如魚得水,暢快淋漓。

大舅還記得一些生活細節,他說那時大家親如手足,同甘共苦。他和林韻感情最好,每到月底月初,結算伙食,拿到很少的一點伙食尾數後,大家愛到小鎮附近街頭小鋪吃裹蒸粽。大舅和林韻總是兩人分吃一個。他詳細地描述賣粽子的人如何把粽葉剝掉,用一個細線做的小竹弓把粽子切成許多小塊,放入小碟子,放點醬油,幾滴麻油,還放點芫荽(香菜),然後他們倆慢慢品嘗,有滋有味。只是,大舅不無遺憾地說:一個月只能吃一兩次,當時口袋裡根本沒有幾個錢。

1941年6月,由於家庭經濟困難,外祖母打電報叫大舅回桂林幫著養家,大舅的命運就此改變。

就在他離隊前夕,七隊開始辦理集體加入國民黨的事。因為當時沒想到他這一去再也沒有回來,所以他也填過表,打過手指模。他知道七隊已經拖了很久,登記是被迫的,但是他不清楚當時的對策是“人離隊,不除名”,由預備隊員頂替。以後他在桂林、重慶和柳州的郵局工作過,並沒有和國民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聯繫,沒想到此事竟讓他背了幾十年的包袱。

柳州解放後,大舅遇到第一個打擊。由於他工作表現好,當時的軍代表想介紹他加入共產黨,大舅主動講了曾經辦過集體加入國民黨的手續,軍代表既沒有細問,也不願再做介紹人,隨後還把大舅從工會主席的職務上調開,把他調離柳州,雖然沒有說明理由,但是大舅知道,都是沖著這個敏感問題來的。他的滿腔熱情,好像被潑了一盆冷水。雖然如此,大舅對工作還是認真積極、忠心耿耿。

1956年審幹時,大舅又一次如實交待,寄望組織會去調查。但不久後給他的結論卻是“普通國民黨黨員,歷史基本交代清楚”。大舅對此結論雖有疑問,但因不瞭解正式參加國民黨的手續,以為這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既成事實,從此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正式”的國民黨黨員,也說不清是誰給他帶上這頂帽子,思想上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不明白,自己離隊後直到解放,不但與國民黨毫無關係,抗戰期間,還在工餘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歌詠隊”,以歌詠為武器宣傳抗日,在郵局內部也借助工會力量組成業餘歌詠隊演唱在抗宣一隊學到的抗日歌曲。有一次在集會上唱“在太行山上”這支曲子後,還被國民黨特務追查過。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柳州郵局工作,在地下党領導下,參與在廣大中小學生之間推廣新音樂,抵制黃色音樂等週邊工作,還利用職務便利,為地下黨傳遞從香港我父親那裡寄來的《華商報》剪報,為爭取民主自由,爭取解放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自己怎麼會成為一個國民黨黨員呢?

晚年他給母親寫信說,那時候有些人說他有點忽冷忽熱,卻無人知道他內心的苦悶以及忽冷忽熱的原因:當他想到這件不明不白的事時,便思想消沉,當工作緊張忘記它時,便又一心撲在工作上。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不斷出差外地工作,他無暇思考如何才能解決問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認真思考、決心解決這個問題時,卻不料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被抄家,被抄出三樣東西,一是兩枚港幣,外祖父1953年到南寧探望他們的時候帶在身上,說是離開香港時(1950年以前,外祖父母曾經在香港生活過一段時間)無意間帶回來,又從廣州帶來南寧,說是讓大舅見識見識;二是一枚銅圓,上面有國民黨黨徽。解放前國民黨發行“銀元劵”的時候,有一兩天用的是這種銅圓,但銅圓沒用完,就買不到東西了,剩下這一枚,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被抄家的人發現;三是一本解放前出版的世界地圖冊,內頁有“萬國旗”包括國民政府的旗幟。這個地圖冊丟在廢紙堆裡,早就不用了。

就是這幾件東西,還有一些當年的舊照片,成為“國民黨殘渣餘孽”、“歷史反革命”的罪證,大舅差點被打死!大舅說:“解放前我造了國民黨的反,卻成了‘歷史反革命’,真是莫大的嘲諷,令人啼笑皆非!我不知道做這個結論的人,自己是什麼人,站在什麼立場!”

直至1978年,中共中央發出中組通字第8號檔,大舅才知道關於“集體加入國民黨”事件的全部內情與真相,他說:“可惜知道得太晚。更奇怪的是,在我與有關證明人聯繫後,才知道他們中一個也未寫過證明材料。”大舅很氣憤,質問當初他那麼尊敬那麼信任的廣西郵電管理局黨組織有關負責人是如何做出結論的。人生的損失無法彌補,內心的創傷也無法修復。

看到大舅的遭遇,我很為他和受牽連的大舅母、表妹難過,久久不能釋然。

表妹那時候不到10歲。她告訴我,不記得是68年還是69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她在隔壁小朋友家玩,就聽見大院裡響起了槍聲,原來是大舅被五花大綁由十幾個人拿槍押著,前面兩個鳴槍開道,向他們家走來。他們是來抄家,也沒有抄出什麼東西,帶走了一台手搖留聲機和一箱黑膠唱片,都是些西方古典音樂和少量的京劇唱片。抄家的時候大舅被逼著跪下,他不從,被人用槍上的刺刀捅傷小腿,流了一地鮮血。大舅被關押了半年多,期間還有幾次抄家,問有沒有看到國民黨委任狀和什麼印章,表妹答沒看見。大舅放回來之後身上還有很多瘀傷,右眼也打壞了,治了很久。

父親有一封寫於1979年的信,提及根本沒有人去向他調查過。父親說:“過去我沒有寫過關於張國衡的證明材料,他們的單位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向我要過證明材料,如果早向我要,他的問題就不會拖32年了。我早就會給他證明:他是七隊加入(國民黨)之前三個月就離隊了,怎麼也沾不上‘集體加入’的問題呀!”

儘管一生挫折重重,晚年,大舅還是總結:“在抗宣一隊——劇宣七隊工作一年多的最大收穫,就是懂得了‘革命立場’,認識了共產黨。我自小接受的是脫離現實的教育,又生活在基督教包圍的環境中(我的母親與老師都是基督教徒),不知道什麼是政治,更不懂得革命的真諦,思想是唯心的。隊教育我轉變了立場,這是我在離隊後,能在國民黨統治區堅定地站在革命立場,堅持不反共,不唱反共的歌,不做反共的事,以革命歌曲為武器,積極宣傳黨的堅定的抗日政策,接受党的領導,完成党交給的任務的主要原因。”他說:“我永遠懷念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這個戰鬥集體!永遠懷念幫助過我教育過我的親密戰友!”

一群青年男女,在艱苦卓絕的抗日宣傳中成熟。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7 轉戰韶關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7 轉戰韶關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各個時期的統一戰線、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忽然通知要將“抗宣一隊”改為“藝術宣傳隊第十一隊”。為何將“抗日宣傳”改為“藝術宣傳”?今後還要不要抗日?隊員紛紛提出疑問,認為這是國民黨假抗日面目大暴露。不到一個月,又通知撤銷改名。

根據父親在1989年出版的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隊史《南天藝華錄》裡發表的紀念文章《風雲雨雪八春秋》記載,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要求張發奎調一個抗敵演劇隊配屬該戰區工作,左洪濤與父親吳荻舟及副隊長徐洗塵商量,決定把抗宣一隊調到七戰區。征得張發奎同意,抗宣一隊改稱“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簡稱“劇宣七隊”、“劇七”),開赴韶關。左洪濤指示:要廣交朋友,開展統戰工作,提高政治警惕,嚴防突然襲擊,力求保存自己,擴大社會影響。

4月下旬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為避免國民黨反動派塞人進來,隊務會決定多吸收幾名預備隊員,把隊員增加到滿員28人,人員進隊離隊均不上報,走一個以預備隊員頂一個,這樣就把國民黨反動派派人進來的門關死。在桂林刻了劇宣七隊新公章,做了新的大幕,補充一些演劇設備,5月初,劇宣七隊離開桂林前往七戰區政治部報到。當時隊內很多人聽不懂廣東話,但是為了任務需要大家都服從了。

一群青年男女,在艱苦卓絕的抗日宣傳中成熟。

抗宣一隊改名為劇宣七隊時合影

(圖一:抗宣一隊改為劇宣七隊時合影。)

乘火車到達韶關,他們先是住在離第七戰區長官部不遠的鄉村裡。那是一個打穀場,一兩間茅屋,前面一個曬坪,四面都是田地,很遠的地方才見有人居住。後來他們搬到東河壩墨江會館,據說南昌起義後朱德上井岡山前住過這裡。剛到韶關,就聽到逮捕人,查封報刊等,和桂林一樣氣氛緊張。按照左洪濤指示,他們5月中到長官部報到,演出《刑》後沒做其他活動,一面熟悉環境,一面靜觀形勢。

不久,第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召集劇宣七隊訓話,他是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親信,法國留學生。他說:“你們過去的事,我全清楚,調你們來七戰區,不是我們要調的,是上面派來要我們管的……”接著又指責七隊拖了近兩年還沒集體參加國民黨,他說:“人總該有個理想,三民主義就是最好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應該加入國民黨。”要全隊儘快辦理參加的手續,然後要他們唱《義勇軍進行曲》,挖苦他們唱的不好,指揮不行。他“示範”一番,以示他什麼都懂,是內行,警告父親他們:要老實點,騙不了他。

當時他的語氣,使人感到來者不善,父親回憶說,回到墨江會館,頓覺這座高大古老的建築更是陰森冰冷。隊員們都很年輕,一個個繃著臉,沉默下來,感到惶惑不安。父親和演劇七隊的骨幹們立即分頭找大家談心,幫助他們瞭解,李熙寰和余漢謀都是地方勢力,有主任秘書吳榮楫、科長賴慶祿、陳藻文這些緊跟蔣介石的人在場,他也不能不表態,只要我們沉住氣,嚴守紀律,不輕舉妄動,爭取到時間,就能打開局面。

劇宣七隊再一次到長官部慰問時,演出了一幕兩場話劇《燈塔》,這是1939年夏父親在北海寇頭嶺訪問守塔工人後創作的,寫燈塔工人為了阻止日寇登陸,不顧個人安危,在大雷雨的深夜,冒著狂風惡浪出海,破壞航標,熄滅燈塔的愛國壯舉。演出到深夜,佈景拆景、搬運道具以及其他雜活都是大家自己動手。李煦寰看後批評演出水準不高,舞臺燈光太暗,效果聲音太大等等。父親說:他也不想想,狂風惡浪的雷雨之夜,舞臺燈光哪能不暗?效果聲音哪能不大?不過父親“虛懷若谷”地傾聽這位“行家”的評論,然後趁機提出要一些時間好進行培訓,他同意了。

我的大舅張國衡當時也是隊員,他回憶說:爭得時間“閉門讀禁書”的時候,國民黨當局送來反共資料,大談“異黨”、“戳亂”,就是不談抗日,大家把這些資料丟棄不理,而是熱衷傳閱通過各種管道弄來的《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同時排練《塞上風雲》等新節目。

父親回憶說,劇宣七隊利用這段時間逐步打開社會關係,原三廳科長杜國庠(潮州人,途經韶關)介紹他們結識了張琛、何平、張泉霖等當地進步人士。政治部內如陸無崖、梁綺、吳稼秋(原在三廳)也主動關心劇宣七隊,廣東地下党饒彰風(1942年任省委統戰部長)、潘祖嶽等以《朝報》記者身份來隊“採訪”,以後並派地下黨員、中山大學學生魯郎(即何衍一)經常和他們聯繫。劇宣七隊從5月底六月初開始小規模活動,勞軍、義演、參加曲江文化界主辦的“國防藝術周”等。

余漢謀、張發奎這些非國民黨嫡系的地方勢力之間,有著唇亡齒寒的關係,與國民黨中央存在不同程度的“離心離德”,是可以利用的。李熙寰忠於余漢謀,不能容忍軍統中統特務插足他們的地盤。父親他們演出《塞上風雲》,一個中統特務盯上隊員陸濱(飾演金花兒),強要她介紹入隊,還威脅說你們隊裡有共產黨。父親得知此事,立即報告政治部有人威脅我隊女隊員的人身安全。李熙寰聽後大怒說:豈有此理,狗腿伸到我身邊來!有他過問,以後那個特務就沒有再來搗亂。父親說:“這是周恩來的教導:只要高舉抗日救亡旗幟,不暴露自己,地方勢力是能夠相容的。他們甚至還要利用我們的藝術成就抬高自己,裝點門面。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支持和關心我們的朋友多了,隊員們再也不感到惶恐和孤立無援了。”

7月起,劇宣七隊逐步加強活動,先公演《刑》,又到長官部演出《秋收》,接著,8月初,演出經過提煉的《軍民進行曲》,更“故伎重演”邀請長官部軍樂隊參加最後一場子弟兵勝利出發上前線的歡慶演奏,邀請廣東省藝專和志銳中學(張發奎所辦)師生參加群眾共舞場面表演,連滿12場,遠在坪石的中山大學同學也趕來觀看,並邀請七隊去坪石和他們的學校演出。這次演出密切了劇宣七隊與韶關文化藝術界、青年學生界的關係,擴大了社會上層的統一戰線,建立了在群眾中的堅實基礎,在那一帶樹立了一定的威信。李煦寰不再說劇宣七隊不行,“劇七”這個帶點愛意的昵稱已經常掛在他的嘴上,“七政大”也常常派人幫助他們推銷戲票。

七隊隊員林嵐寫過一篇非常動情的紀念文章,題目是:《隊長,我們的老媽媽》——

“吳荻舟是我們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的隊長,是他養育教導了我成長,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他是個端莊謙和的男子漢,但我們在心底裡都把他視為慈愛的老媽媽,至今我無法用筆墨表達出對隊長的無限崇敬、仰慕和懷念之情。

1941年夏,皖南事變後的上饒,白色恐怖嚴重,我的摯友葉綿宗(蘇湘)是曾經被捕入獄的革命青年,帶領陸路(陸濱)和我逃離上饒,到韶關改名換姓參加了抗敵劇宣七隊,由林宗熹(林正斌)介紹,吳荻舟隊長接納了我們。那時我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幼稚愚昧,但參隊之後,立即感覺到進入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新世界、新天地,許多新鮮事物使我驚訝不已。

隊裡每天早晨必開一個早會,值日的哨子一響,三十個左右的小兄弟姐妹迅即在泥地瓦頂的排練場圍成一圈,事無大小,都在早會上擺出來議論決定。另外有個隊務會,是隊長、隊副等少數人組成的,當然看重早會——全體大會的議決,從而使全隊成員勇於毫無保留地表達意見,暢所欲言,哪怕是誰出現了點小善或小惡,以及誰跟誰吵嘴的是非,都逃不過早會的褒貶。任何人都沒有多少隱私,都在這樣的集體生活中受到公理正義、公平正直的教養,培育了我們的自信、自重和獨立思考的人格。我深深感受到與別處的封建階層觀念、官僚主義、權力崇拜有天淵之別。而我們的隊長在早會上極少說話,他就是默默地聽,默默地判別是非,讓我們充分,盡情地互相教育,我沒有想到過人世間有這樣不居高臨下的領導,而是絕對平等地生活在群眾之中。後來我才明白,我們的隊是把官兵一律的革命傳統徹底貫徹在隊裡,讓我們從小得到共產主義的啟蒙,得到民主教育。

聞所未聞的是:我在隊裡讀到了革命報刊《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然後又讀到了《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以及《費爾巴哈論》等等,使我深受教育。而全隊的兄弟姐妹也都在高度警惕下夜以繼日地研讀這些革命書刊。當然,誰也不知書刊從何而來,誰也不敢張揚。因為,忽然有一天,隊裡互相秘密傳話,把嚴禁的書刊藏好,明天有人來檢查。當時我們隊住在一間破廟裡,叫做“墨江會館”,於是大家把進步書刊往大佛的肚子裡塞,而我們的隊長卻鎮定如常,坦蕩悠然。這是險而又險的事,冒坐牢殺頭之罪,隊長首當其衝。為要我們懂得追求真理和革命,隊長是捨生忘死的。於是在那艱難的時刻,我們這些小夥伴也故作歡暢,因為人人心裡堅信,有我們的隊長在,天是塌不下來的。七隊從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部政治部領到的糧食,30來人不管按什麼不同職級領到的錢,在隊裡總是一律平攤發給每一個人作為微薄的生活費,不分長幼高低,甘苦共嘗。

據林嵐回憶,1942年,演劇七隊流動到桂林演出,有一天,他和幾個隊員去看望我母親張佩華,那時候她叫張瓊。

林嵐寫道:她是隊長的愛人,有小孩,又有流離失所的父母,一家老小,全靠她養活。因為隊裡每月所發的那點生活費是絕不能養家的,於是張瓊同志為了支撐那個家,支持隊長在七隊幹下去,她在桂林做過托兒所的保姆,圖書館管理員等等。至於隊長的那個家,是一間租用的殘舊不堪的木板房,正是家徒四壁,室無長物,我默然看著張瓊同志抱著孩子在屋裡轉,踩得地板嘎吱嘎吱地響,而那張床鋪是用長板凳架上木板搭的。當時,我們和隊長夫婦都歡聲笑語。後來,我們誰都不敢提及隊長當年的處境,但我至今都忘懷不了隊長那個絕頂貧窮的家,那是隊長和張瓊同志為我們七隊作出犧牲和奉獻的歷史見證。1984年,我出差北京時去看望隊長,一進門使我大吃一驚,他已年近八旬的高齡,正蹲在地上修理一張破舊的沙發,我立即想起了40多年前他在桂林的家。隊長啊,你可是一個博學而寫過世界文藝思潮史的人。而你選擇的生活道路卻始終是自找苦吃,不是你把周恩來同志創辦的、地下黨領導的七隊這個陣地堅守到勝利,哪有我們的今天,你是我們永遠學不完的兢兢業業、謙虛謹慎、艱苦奮鬥、終生勤勞不輟的典範。

有人說抗敵演劇隊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抗日,宣揚民主,是在島上作戰;也有人說,抗敵演劇隊打著國統區的招牌,用國民政府的錢,吃國民政府的飯,做共產黨的事,演出共產黨的戲與歌,這是個奇跡。這話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說過的一樣:“這是多麼便宜的事!”我們七隊,就靠隊長含辛茹苦,哺育了一批又一批小兄弟姐妹,在孤島上,在國民黨頑固派虎視眈眈的處境下,面對頑固派的監獄和刑場,建立了奇跡。

我們演出了《塞上風雲》、《軍民進行曲》、《黃河大合唱》、《農村曲》、《法西斯細菌》、《新年大合唱》等等,都是當年當地的禁忌,是來自延安和進步作家的作品。為抗日,為民主革命,隊長帶領我們無所畏懼地奮勇前進,從而走向革命,走向藝術生涯。

我們的隊長,真是我們的老媽媽、好媽媽,當面誰也不這麼稱呼他,但因為他是那麼善良、那麼和藹可親,是我們的養育者、庇護人,人人都刻骨銘心地把他稱為老媽媽。他是一個常常掛著笑臉的謙和的人,從未見過他斥責任何人,但他心裡卻永遠記掛著每一個在他身邊生活過的人。我每次出差北京去看他,必然要交代誰誰現況如何等等。1982年隊長來穗,演劇隊舉行大聚會,我問隊長:我在1944年為了想去根據地甚至延安而離隊,算不算脫離隊伍,他不假思索地說,你當時離隊的事我很清楚。之後不及半年就找到了地下黨,當然不是脫離。老媽媽始終記掛著每一個人,當年一大幫小兄弟姐妹的事,他都瞭若指掌。

隊長沒有個人名利觀念,沒有計較個人得失,當年在環境極其險惡生活極其觀苦的處境中,帶領我們投身抗日,投身民主革命。直至暮年,他始終刻苦奮鬥,孜孜不倦地寫作,他的崇高品格是我們終身學習的榜樣,我們永遠永遠懷念他!”

從每位叔叔阿姨的回憶文章裡,我看到的都是當年一群目標明確、為抗日、為革命獻身的熱血青年如何成長,看到的是稍微年長的父親如何為這群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隊員著想,甚至呵護他們到令母親嫉妒的地步。

抗日歌劇《軍民進行曲》劇本封面的一個影印副本。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6抗宣生活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6 抗宣生活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抗宣一隊演出《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後,一鼓作氣排演更大型的新歌劇《軍民進行曲》。並邀請音樂家林路説明提高音樂水準,請戲劇家焦菊隱講歌劇,請陳原講音樂理論等。

抗日歌劇《軍民進行曲》劇本封面的一個影印副本。

《軍民進行曲》劇本封面

版權資料很齊全,由魯迅藝術學院編輯,辰光書店印行,初版、再版等等。

《軍民進行曲》版權頁

《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由鐘敬之擔任,有遠山、近景、樹和籬笆。

《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

一頁關於《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的說明,署名“鐘敬之”

由鐘敬之寫的《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說明

(圖一至四:《軍民進行曲》劇本複刻件封面、版權頁、舞美設計、舞美說明。)

排練《軍民進行曲》時,正是國民黨中央勢力對桂系地方勢力進行分化的時候。1940年5、6月,桂系領袖之一白崇禧被蔣介石請去重慶擔任軍委會參謀長,行營政治部撤銷,主管抗宣隊的政治部三組組長張志讓被撤,大批軍統、中統特務滲透進桂林。

父親吳荻舟記得有一次流動到衡陽剛剛住下,國民黨特務就氣勢洶洶來說,一隊住的房子是他先要的,迫令一隊馬上搬出去。隊務會成員林韻出面理論,他反而動手打人,揚言要抓林韻。父親穿上軍裝,配上少校領章出去過問,那特務才悻悻地走了。

不過抗宣一隊沒有表現消極或膽怯,這一年是抗宣一隊向歌舞劇方向發展的關鍵一年,他們的聲樂和器樂力量都加強了,業務和理論水準提高了。全隊有嚴格的生活制度,按時作息,除了早操、學習、練歌、練舞和器樂外,還到民間采風,吸收民謠、民歌,家訪,瞭解民情風俗,既做抗日宣傳,也聽取群眾對演出的反應。父親不僅全力從思想、組織、人員方面保證抗宣一隊的良性發展,還盡力做好國民黨官方人員以及進步知識界的統戰工作,在一個錯綜複雜的環境裡,盡可能創造生存空間,使隊員們能安心排戲。

《軍民進行曲》是1939年延安創作的兩幕多場次新歌劇,歌頌敵後軍民團結抗日,取得勝利,舞臺上會出現八路軍,與一般性反映日寇鐵蹄下人民苦難深重、生產支前、保家衛國的節目不一樣。演出如果被國民黨抓辮子,就會影響長期生存、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宣傳陣地的戰略目標。父親他們深信這樣的題材和主題在國統區演出,會有很好的效果,可以推動和發展桂林文化藝術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要找出一個萬全之策,不可冒失。

當時限於編制和經費,抗宣一隊只有一支簡陋的的小樂隊和有限的演員,要演出這樣一個頗具規模的民族新歌劇,是不能勝任的。他們想出一個廣交朋友、借助當地藝術界和社會力量、既支援演出又保護隊伍安全的辦法。父親去拜訪廣西藝術館館長歐陽予倩[1],介紹新歌劇《軍民進行曲》,請他支持。歐陽先生一口答應說:“只要《軍民進行曲》排練演出需要,藝術館有什麼便給什麼。要人給人,要物給物。”歐陽予倩派出陸華柏帶著藝術館樂隊和抗宣一隊一起演出《軍民進行曲》,樂器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長笛。他的積極掩護和支持,使《軍民進行曲》得以順利演出。

一再的突破,使抗宣一隊成為西南唯一的歌劇舞劇隊,上演過幾乎所有延安創作的歌劇舞劇和歌曲。

金辛才是l940年秋冬間參加抗宣一隊的,幾十年後,母親仍然親切地管他叫“小金”。據小金在《隊長,你遠去了》一文中回憶,抗宣一隊1940年底開始排演《軍民進行曲》,當時的導演團名單,即使現在來看也是高水準的:對歌劇素有研究的焦菊隱博士任總導演,舞蹈指導為吳曉邦,聲樂指導為林路,執行導演為本隊熱愛歌劇的隊員范萊,樂隊指揮為陸華柏,樂隊隊長兼第一小提琴手為陳欣,舞臺美術組長為本隊隊員俞亮。

由抗宣一隊説明組織起來的“樂群歌詠團”及桂林中學的部分同學參加了最後一場“軍民勝利聯歡”的大群舞,林路曾指導她們練習基本功。這個上百人的大群舞有組舞、雙人舞、單人舞,互相穿插,生動活潑。人民喜聞樂見的《打蓮相》(金錢棒舞)、《跳加官》、《踩高蹺》等民間歌舞形式,也揉合在舞蹈裡,形成多姿多采富有中國民族氣派的盛大歌舞場面。

演李老伯的徐洗塵說:“自得到魯藝這本《歌劇集》,被派上這個角色後,我就迷住了。整個人沉浸在這個戲裡,沉浸在練唱、練舞、表演設計、人物性格塑造裡了。我的全部精力與時間獻給了李老伯這個角色。”

《軍民進行曲》在桂林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桂林文藝界和觀眾反映熱烈,桂林的戲劇評論家們呼籲:“中國新歌劇運動還處於啟蒙期,希望文藝界都來支持他們,在實踐中探索歌劇的路子。”

桂林原是個“風景甲天下”的美麗城市,自從華東、華北許多城市淪陷後,就變成最理想的避難所。過去引人入勝的岩洞,現在成為躲避敵機轟炸的防空洞。桂林的四郊,像芝麻撒地,到處搭蓋著形形色色的臨時住宅。當時一隊住的東江鎮小學,就在灕江邊上,和無數逃難者搭蓋的臨時住宅區相距不到一箭之遙。江邊有一片沙灘,每天清晨隊員們在這裡練歌。當混聲輪唱“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在一起,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來爭取,軍民是一家,生生死死在一起,永遠不分離……”的歌聲傳到臨時住宅時,許多人不由自主地走出來聽,他們感歎地說:“只有像敵後根據地軍民那樣團結起來,堅持抗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

东江镇

(圖五:1939年,抗宣一隊在東江鎮小學“工作室”內工作。)

自平江慘案後,不少人對“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我們”這個口號產生懷疑。抗宣一隊介紹敵後廣闊土地上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及人民武裝力量牽制幾十萬日寇的大好形勢,讓國統區對抗戰前途發生動搖的人們瞭解到,敵後的抗日軍民即將成為使敵人滅頂的汪洋大海,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武裝力量不僅是打敗敵人、收復失地的有生力量,也是決定國家民族存亡的強大力量。當順民、當亡國奴是沒有出路的,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才是真正的出路。

1941年以後,父親他們把《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和《黃河大合唱》等劇碼從桂林一直演到柳州、衡陽、長沙、曲江、贛州、梅縣。由江西演到湖南、廣東許多大小城市。從1940年底一直演到l948年底,演到廣州、香港、曼谷、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貫穿了差不多整個抗日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金辛才認為,我國新歌劇的歷史,以《軍民進行曲》[2]為起始,繼之才是解放前後的《白毛女》和五、六十年代的《洪湖赤衛隊》等。他這個評價是否準確,留給專家研究,至少這是一段令人肅然起敬的歷史甚至是奇跡。

1941年1月上旬安徽南部發生了“皖南事變”。葉挺和項英擔任正副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新四軍與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之間發生衝突,新四軍軍長葉挺在和國民黨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突圍後被他的副官謀財害命,四千餘人被俘(大批戰俘被國民黨分批補入第三戰區部隊,僅有兩百餘人在1945年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議”後獲釋)。

桂系白崇禧插手了“皖南事變”,桂林的政治形勢進一步惡化。1月20日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奉命撤退,負責人李克農離開前找到左洪濤,告訴他周恩來指示將西南地區幾個抗敵演劇隊黨的關係正式交給他統一領導。左洪濤是隨第四戰區長官部1940年初從韶關遷到柳州的,適逢父親帶領抗宣一隊在柳州演出,他便讓父親和抗宣一隊留下,和其他兄弟演劇隊一同住在天堂坪某中學,暫避當時險惡的政治風暴。

左洪濤和父親多次會面,提醒父親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千萬別“左”,他說:國民黨正對地方勢力施加壓力、控制、滲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面臨著挑戰。我們還是宣傳周副部長的“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但要謹慎,要做得更扎實、更隱蔽,千萬不要暴露自己的進步面目,抗日是長期的。

在柳州,抗宣一隊按照左洪濤的意見,照常到第四戰區長官部作慰問演出。鑒於嚴峻的政治環境,他們降低了演出內容的政治色彩,除演出《黃河大合唱》外,還有中外樂器演奏如《空山鳥語》、《病中吟》、《良宵》和《藍色的多瑙河》等。演出前,左洪濤陪父親去拜會張發奎,張發奎與國民黨嫡系有矛盾,會見時對“皖南事變”隻字不提,演出結束後,張發奎宴請全體隊員,說了一句“新四軍不聽調動,違反軍令”。

抗宣一隊在柳州,以排練宋之的創作的多幕話劇《刑》為掩護,整訓了兩個多月。

關於抗宣一隊的生活狀況,小金有段回憶:

剛開始他很納悶,怎麼抗宣一隊連一套統一的制服都沒有呢?吃的也很隨便,沒有什麼工資,只是有時發些零用錢,全部人員,包括隊長在內,大家都一樣,卻從沒聽有人曾為這些叫過苦,或談過些什麼怪話。正相反,工作起來,大家都是很愉快的。隊裡分成幾個小組,聽了什麼報告(如國內外形勢)就分組討論。生活方面,組內彼此相互照應,各組還訂了些書籍如《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大眾哲學》等,經常分章節分段學習討論。

逐漸的,他發覺原來在大小會議上,許多同志的發言和主張都是從這些書裡來的。他說:“這可好,那麼趕快讀吧!即使有的很難懂,也硬啃,那些書都從未讀過,那真是個嶄新的世界。”他說他“慢慢朦朧地感覺到:原來所謂‘國家’、‘社會’、‘政治’等等,其中無不包含著階級、階級利益和鬥爭。我們年青人所受過的一整套教育,所培養成的理想、願望,所謂人生觀世界觀等無不隱存著階級的實質,我們都被養成為當時統治、剝削階級的奴才和鷹犬,這時,到了這時,才開始覺醒,嚮往‘到延安’去。但還是幼稚,還以為只要到了延安,就都可以成為共產黨了。”

那時候,抗宣一隊分設演出、總務、學習等部門,負責人都是在一定時間內(幾個月或半年)大家按當時情況和需要選舉出來的。平常每天有朝會,由當天值日主持。抗宣一隊全體隊員在名冊上雖有校、尉之分,實際上,每月憑名冊領薪金後,在隊員中都是平均分配,隊內的經濟是民主公開的。每月收支情況均在隊員大會上由總務委員向全體隊員報告,隊員如有不同意見可以批評。正、副隊長在半年一次的大會上要報告工作(各委員也須報告工作)。有時,隊員在會上也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戰時,這種制度的堅持與執行使全體隊員在抗日宣傳的前提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在柳州,演劇九隊隊副兼地下黨支部書記丁波去看望父親,他們相識於1939年冬,當時丁波在衡陽粵漢鐵路從事工人運動,由於暴露了政治面目,地下黨緊急通知他深夜離開衡陽到桂林,暫住桂林東江鎮小學新安旅行團。正好抗宣一隊也住在此地,他們便認識了。父親和徐方略建議丁波去劇宣九隊。不久,劇宣九隊派人接丁波去柳州之後,丁波還寫信給父親,感謝“老大哥”。

抗宣一隊先後在柳州上演了歌劇《軍民進行曲》和《農村曲》,其他幾個演劇隊的人都千方百計擠進劇場,看了一場又一場,感到新歌劇特別新鮮,分外喜人,羡慕抗宣一隊在藝術上突飛猛進。幾個隊舉行座談會,請父親介紹發展歌劇表演的經過。據丁波回憶,父親一再表示,如果說抗宣一隊在歌劇表演上有成績的話,首先感謝桂林文藝界無微不至的關懷,當然與一隊的刻苦鑽研也是分不開的。父親的介紹,給其他幾個隊很大的鼓舞。丁波說:這就是碩果,也就是抗宣一隊的貢獻。

這樣的“貢獻”是在什麼情況下做出來的?1939年至l941年,國民黨頑固派兩次掀起反共高潮,政治部三廳屬下的l5個團隊有的人員遭逮捕,有的人員被殺害,有的隊被迫解散或改組變質,只有抗敵演劇第一、二、三、八、九隊和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堅持下來。也就是說,只剩下六個隊,6比9,一半以上的隊已經不存在了。

[1]歐陽予倩(1889年5月12日-1962年9月21日),中國劇作家、戲劇教育家、導演、演員。早年在日本求學,回國後活躍于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的話劇和京劇舞臺、編導電影以及從事戲劇教育。1937年參與組建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後赴桂林開展桂劇改革,創辦了桂劇學校,整理了許多桂劇保留劇目。1940年主持創立了廣西省立藝術館。1944年2月和田漢等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起舉辦了“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國西南各省30多個進步演劇團體近千人來到桂林,演出了60多出話劇、戲曲、木偶劇等,為期3個月。第二次國共內戰日趨激烈時他離開上海到香港,出任永華影業公司編導。1949年3月,歐陽予倩應中共中央的邀請,來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在第一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戲曲改進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主任。1950年4 月,歐陽予倩成為第一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歷任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等職務,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9月21日,歐陽予倩在北京病逝。

[2] 想找《軍民進行曲》的資料並不容易,網上有一篇南京藝術學院音樂學院滿新穎的論文稱“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是早于延安新秧歌劇和《白毛女》出現的早期著名抗戰歌劇劇碼之一,在當時國統區的影響之大遠甚於後來的《白毛女》。然而學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這部‘中國氣派’歌劇是否具有民族性藝術價值,能否將其納入早於秧歌劇之前的民族歌劇範例來對待”一直有爭論。

二十餘名年輕男女戰士或站立或席地而坐合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4十萬大山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4 十萬大山 

長沙大火善後工作做到1938年年底,長沙重新成為了支援抗日的前沿城市。我的父親吳荻舟和抗宣一隊的隊員們無暇“享受”哪怕片刻的安寧,隨即上路前往桂林。

據我母親張佩華回憶,從長沙到桂林是坐火車的,到達桂林是1938年12月21日。她在1989年2月寫的一篇文章《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回憶:暫時的安定中同志們都忙著打掃個人衛生。突然幾個女同志驚叫:襯衣上這麼多灰濛濛的小蟲子!洗頭髮的女同志也驚呼:頭髮裡這麼多小蟲子!男同志們哈哈大笑。原來,長沙大火把隊員們的個人衣物都燒光,忙了兩三個月,太髒了,身上頭上長了蝨子。其實男同志們身上也有,只是忍著不叫,讓女同志們出了“洋相”!

母親說:“這是個插曲,當時我看著身上頭上的蝨子也全身起雞皮疙瘩。但是沒有人埋怨,退縮,‘好玩’地鬧哄一陣就過去了。在長沙,‘全心全意為災民服務’支配了每個人的思想,奮不顧身,不知不覺脫去了一些女孩子的嬌氣。我跟著同志們就這樣一步步走過來,也逐漸鍛煉得比較懂事。”

父親回憶說,當時日本飛機幾乎天天都來瘋狂轟炸,有時候一天拉幾次警報。防空警報一響,市民就往七星岩等處山洞跑,躲警報。就在剛到桂林幾天後,在一次敵機空襲中,曾經在武漢和長沙教抗宣一隊唱歌的音樂家張曙[1]遇難,他家房屋倒塌,陸續趕到的抗宣隊員看到父女二人血肉模糊的遺體,都傷心痛哭。

一座小樓被炸塌,只剩斷墻碎磚。

抗戰時期,桂林遭到日寇狂轟濫炸,著名音樂家張曙所住的房子被炸毀,他和女兒遇難。

(圖一:1939年12月,桂林,張曙殉難處。)

抗宣一隊分岩洞教育、下鄉宣傳、文字宣傳和隊部工作四個組,在桂林街頭和近郊、工廠開展工作。除了每逢警報就利用人群集中的機會做宣傳,他們也在桂西路口一面牆上定期出版特大《抗宣壁報》,圍繞廣西、桂林具體情況,綜述抗日新聞,發表時事短論等,圖文並茂。他們演出小節目,唱救亡歌,開辦戰時兒童訓練班,組織80多名兒童認字、畫畫、唱歌、演戲,教他們抗戰知識。母親一定非常熱情投入這些唱歌和教學活動,發揮她的教學所長。

1939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屬下的“八一三歌詠隊”在上海淪陷後輾轉流動到廣西柳州,面臨解散困境,抗宣一隊吸收了10人,保存其主要力量,又吸收廣西學生軍以及桂林中學一批青年,歌詠實力大大增強,但是超編10餘人,經費緊張。隊務會決定將20個編制所得津貼統一分配,不論隊長隊員每人每月同樣只發幾元零用,超編隊員和正式隊員待遇是一樣的。

2月,《救亡日報》、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等組織了慰問前方戰士籌款活動,抗宣一隊也參加了,他們與演劇九隊、放映二隊聯合請焦菊隱[2]、馬彥祥導演石凌鶴的《黑地獄》,主要演員是抗宣一隊的陸金海和王天棟,演出時導演是洪深。

一張海報,上面有《黑地獄》三個大字,有象征反抗的拳頭和匕首。

這是一張抗戰時期的演出海報。著名戲劇家石凌鶴創作的《黑地獄》,由政治部留桂工作隊等單位聯合演出。

(圖二:石凌鶴和《黑地獄》宣傳。)

在這前後,《救亡日報》發表題為《生活在戰鬥中》的報導:“20多個男女青年……在武漢、湖南喚醒了千百個沉醉在糊塗之鄉的同胞”,“現在來到我們的桂林……抵桂的第三天起,便執行了他們的任務,每天有數以千計的觀眾看他們的《抗敵壁報》和標語,他們的壁報、標語有很大的激勵和感染力,警醒著人們,他們還感到不滿足,準備於最近邀請本市各個出壁報的團體,舉行壁報座談交換經驗,使壁報工作發揮更大的效用。”

父親在這樣繁忙艱苦的環境下也不忘筆耕,他寫了文章《農村宣傳工作的重要》刊登在《救亡日報》上。

母親在桂林遇到兩個熟人。

一個是她的表妹、我的表姨龔維瑤。抗宣一隊到桂林後暫時住在桂林中學,表姨正在那裡上學,兩人巧遇。表姨要母親介紹她參加抗宣一隊,不過沒多久她便退出,她家裡安排她到美國留學,後來嫁給我國著名水利專家錢寧[3]

兩名年輕女性,在學校操場相依合影。

在桂林中學,母親巧遇表妹龔維瑤。

(圖三:母親和她的表妹龔維瑤在桂林。)

母親遇到的另一個熟人是合肥星星小學的校長(母親稱校長為“校主”)孫滬芳(紀鐘毓也在一起),原來她們也是全家逃難到桂林。孫校主立即說,還有兩間空房,你們來住吧,也不收房租,多年後母親提起這段往事,還感慨地說:“人情不是那麼淡泊。”

桂林是戰時西南大後方重鎮,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當時與蔣介石有矛盾,為了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勢力,遂與中共合作,給很多進步文化人士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他們紛紛從淪陷後的上海、武漢等地雲集桂林,運用各種形式反對消極抗戰,聲討大小漢奸叛國投敵賣國求榮。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也傳達中共廣西省工委的指示,要抗宣一隊針對廣西的情況,加強宣傳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退步”的抗日主張。

1939年3月,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得到情報,日寇侵佔廣西省北海市的潿洲島之後,企圖在北部灣的欽州、廉州、防城沿岸登陸,進攻西南大後方,切斷我們的國際交通線,要抗宣一隊前往那裡做抗日宣傳和社會調查。全隊緊急動員到十萬大山及北部灣沿海流動工作。

這時母親已懷孕6個月。父親十分不安地向母親(當時名字是張瓊)解釋,隊的工作,他責無旁貸,必須全力以赴,盼母親理解。勸她退出抗宣隊,留在桂林工作,負責贍養一家老小。父親說,如果母親能免除他的後顧之憂,就是對他最大的幫助了。

母親本來是滿腔熱情參加抗宣一隊的,多年後母親回憶說:“1938年,荻舟參加抗宣一隊後,動員我也參加。真使我接受了一次革命洗禮。過去愛國,是遊行、喊口號。現在要像他在舒城冒生命危險沖出重圍,拯救人民那樣實幹了。在集體生活中和實際工作中,雖感新鮮,但不懂、不熟悉的東西太多了,要學習啊!不能自甘落後。”

可是現在,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志們歡快地踏上征程,心裡十分難過、無奈、委屈,多年後還覺得委屈呢。她說她也要努力奮鬥,在半年多集體生活中受到教育和感染,但是現在卻不知道目標是什麼了。剛剛打開的那一點思想缺口,再也無法擴大深入。

而父親率隊一走就是3個多月。3月31日,他們從桂林乘車到南寧,在南寧期間吸收了兩名會粵語的隊員。南寧以南的公路已遭破壞,必須徒步翻越桂南粵西交界的十萬大山和六萬大山。為適應山區居民分散的情況,他們演出的節目小型多樣。三、四月間,南疆一時驕陽似火,一時驟雨狂風,衣衫盡濕,轉眼雨過天晴,又曬得頭昏腦脹,女隊員艱苦更甚。大家將私人物品精簡,背負公物、道具,手持木棍,一行人在荒山野嶺魚貫前進,隊長殿后,往往幾十里不見人煙,逐村逐鎮向農民或者國民黨的駐軍宣傳抗日。

二十餘名年輕男女戰士或站立或席地而坐合影。

抗宣一隊在桂林。

(圖四:1939年3月,抗宣一隊合影。)

翻過十萬大山就到達北部灣北岸,那裡是大片丘陵起伏的開闊地,有200多里的海岸線。防城的東興鎮和越南芒街只隔一條寬不足20米的北侖河,是北部灣北岸最西起點。抗宣一隊首先渡過3米左右寬的木橋去到越南的芒街,芒街方圓不到十平方公里,是越南政府劃出來便於中越人民集市的特區。地方雖小,卻有很多華僑,有中華商會和各屬會館。除經商者外,還有從事燒陶等行業的手工業者這裡是抗日宣傳的空白點,隊員們過河為華僑講解抗日形勢和中共的抗日政策,揭露日寇暴政。華僑們十分愛國,支持祖國抗戰。我方橋頭有一座牌坊,回程時美術組的吳少棠、陳會軺在上面書寫了兩條巨幅標語:“堅持團結、進步、民主、抗日”,“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

當天下午回到東興鎮演出,結束東興鎮的工作後,抗宣一隊沿著北部灣海岸線從西至東,走遍村村鎮鎮。我查地圖看到北部灣海岸線曲折複雜,可以想像抗宣一隊工作之艱辛。

他們每到一處都做家庭訪問、社會調查、舉行抗日形勢報告會、座談會和演出晚會,當地很多男女青年參加上述活動後,紛紛要求加入抗宣一隊。烏家(地名)一個姓吳的女學生堅決要求跟抗宣一隊走,一隊反復勸她:你留在當地團結青年開展抗日活動,比跟我們走更有意義,她才留下了。

抗宣一隊也保存著一份在東興鎮的會議記錄,一個家庭父母兒女討論“敵人來了怎麼辦”,結論是“敵人在哪裡登陸就在哪裡打,先做準備,殺漢奸、敵探,組織武裝,根絕資敵。”

在欽州龍門灣內一個面積不過三十平方公里、居民不足百戶的龍門島上演出時,負責燈光的孫天秩用彩紙和汽燈製造舞臺效果光。祖祖輩輩被漁霸壓迫抬不起頭的漁民,怎麼也不敢想像有人送戲上門,認真為他們演戲、唱歌,同他們親如手足,問寒問暖。當隊員用粵語向他們講述日寇暴行和我軍英勇殺敵的事蹟時,他們也憂心如焚:“敵人來了該怎麼辦?”“到十萬大山打遊擊。”

這裡漁民的房子是用貝殼、海螺殼壘的破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矮得伸不直腰。可是當抗宣一隊登門訪問,他們總是端著自己種的瓜、薯招待,工作了幾天,抗宣一隊要離開的時候,全村男女老少都到岸邊送行。因為從來沒有人這麼尊重他們,平等、友愛、溫暖對待他們。

當地的朋友悄悄告訴抗宣一隊,有一個連的國民黨軍隊跟著他們,他們到那裡,特務便跟到哪裡,父親說這事後來經桂軍某師政治部的王某證實。當時隊伍白天行軍,晚上演出,有時一天換兩個地方,與後方聯絡很困難,也只有自己嚴加注意。父親和隊務會研究決定外鬆內緊,堅持工作,繼續前進。

一群青年男女,站立或坐在山坡上休息,十分疲倦。

1939年夏,抗宣一隊在南路行軍途中。

(圖五:1939年夏,抗宣一隊在南路行軍途中。)

經過大量社會調查,抗宣一隊瞭解到,沿海漁霸豪紳和“大天二”(土匪)橫行,私設關卡勒索養路費,強收捐稅,漁民農民生活極端貧困。在國民黨貪官污吏剝削下,貧富懸殊。龍門島上一大片又矮又破的漁民村舍旁邊,有一幢三層紅磚洋樓,據漁民說:那是國民黨海軍某艦長“金屋藏嬌”的地方。1938年日寇攻佔潿洲島時,他匆忙攜眷逃亡,遺棄10匹軍馬,在島上日夜遊蕩,踐踏莊稼,無人敢過問。潿洲島淪陷後,漢奸、奸商、敵探活動猖獗,佔領潿洲島的日寇缺糧,漢奸奸商便勾結起來盜運大米與物資資敵。

7月上旬,抗宣一隊經十萬大山的靈山、橫縣、南寧,回到桂林,交上社會調查報告。在總結演出時,他們匯報了敵探漢奸的活動和人民疾苦的有關情況,穿插演出一批新創作的小話劇、活報劇反映當地抗戰形勢,其中有父親在北海市冠嶺訪問燈塔工人後創作的話劇《燈塔》,以及《決堤》、《水車》和活報劇《團結起來打鬼子》等。

刷在墻上的壁報,內容豐富,圖文並茂。

抗敵壁報是抗戰時期重要宣傳手段,有消息、評論、漫畫、紀念文章等內容。

(圖六:剛剛回到桂林,就趕出抗敵壁報“七七事變”兩周年紀念號。)

回到桂林父親才知道,當他們還在廉州時,國民黨頑固派襲擊了湖南平江新四軍留守通訊處,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4]”,還強迫各抗宣隊演劇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反共、限共、溶共政策,給合作抗日帶來險惡的陰影。

[1] 張曙,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與聶耳、任光等組織了左翼音樂團體“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 “全國歌詠協會”等,翌年與冼星海等參加了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張曙短短一生創作200多首歌曲,其中《洪波曲》、《保衛國土》、《日落西山》、《丈夫去當兵》等最著名。1938年12月,他隨第三廳遷往桂林,1938年12月24日,與愛女張達真在日本飛機轟炸中犧牲,時年30歲,安葬於桂林七星岩下靈劍溪畔。

[2]焦菊隱(1905-1975),戲劇家和翻譯家,1930年創辦"中華戲曲專科學校"並任校長,致力於中國戲曲研究及教學改革。1935年至1938年留學法國,曾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從事戲劇教學和導演工作。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1952年起,任劇院副院長、總導演和藝術委員會主任。擔任過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全國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的常務理事兼藝術委員會主任,第二、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文革"期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老反革命,1975年2月28日因肺癌病逝於北京。

[3]錢寧(1922-1986):中國泥沙運動及河床演變專家。1951年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

[4] 平江慘案: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駐湘鄂邊第27集團軍總司令部根據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包圍了新四軍駐湖南平江縣加義鎮的通訊處,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兼湘鄂贛特委書記等十幾個新四軍幹部慘遭殺害,同時,在平江的紅軍家屬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殺者不下千餘人。

在一塊石碑前,男站立女坐在石階上目視遠方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3大火善後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3 大火善後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非常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西方傳入的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11月15日黃昏,南方的初冬很冷,抗宣一隊到達衡山,住在孔廟。每人從三廳的前站領到兩條軍用毯子。16日抵達衡山與九渡口之間的一個小村子,兩天的行軍和沿路工作,大家累了,睡得很香。此時,潘念之派人趕來傳達周恩來指示,要他們次日一早搭車回長沙,參加大火善後工作。

父親吳荻舟率隊依時出發,當天入夜前回到長沙。車抵財政廳,周恩來已經在那裡等他們。距13日凌晨的大火雖已過了5天,燒成廢墟的長沙還處處冒著嗆人的濃煙和灼人的熱浪。放眼看去,一片斷垣殘壁,幾乎看不見一個行人,滿目淒涼。所有街邊東倒西歪的防空洞裡,都擠滿了傷兵和群眾,有的人傷口還在流血,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

在一場人為大火中長沙全城盡毀,僅剩頹垣敗瓦。

上世紀三十年代,長沙有一場大火,全城盡毀,史稱長沙大火

(圖一:長沙被大火焚毀的慘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先後回到長沙的還有抗敵演劇第一、二、八、九隊,加上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五個隊組成“長沙大火善後工作隊”,又成立了由各隊隊長參加的“善後工作指揮部”,洪深任總指揮,馬上投入工作。周恩來召開動員大會,每人發了一個臂章,講解工作計劃和要求。他再三指出善後工作的重要意義,說:我們全力做好大火的善後工作,就可以揭發漢奸投降派的陰謀,粉碎日寇的侵華新戰略,團結人民,堅持抗戰到底。參加長沙大火善後的還有朝鮮義勇隊和最早回到長沙的九戰區政工二隊。

隊員們踩著斷磚殘瓦,焦炭灰燼,在大街小巷搶救傷殘,清理屍體,搬運尚在冒煙的糧食物資,撲滅餘火,清理街道,動員市民回城,設立施粥站、救傷站,發放救濟款,解決主副食供應,恢復市場,出壁報恢復抗日宣傳,擴大嚴懲罪魁禍首和發放救濟金的政治影響。父親說,不少年輕隊員平時怕死人、怕見血,現在連腐屍、焦屍和殘肢也毫不畏懼去清理,十分感人。他們在一間燒毀的房屋中發現了一部印刷機,田漢、萬籟天、龔哨嵐等如獲至寶,馬上辦起一張四開的《新長沙日報》,恢復了抗日宣傳陣地。

三十餘名年輕男女,組成演劇一隊,在嶙峋山石前合影

演劇一隊的年輕人都是二十歲上下的熱血青年,投身抗日宣傳。

(圖二:演劇一隊陣容。如果沒有戰爭,這些風流倜儻的小夥子和面貌娟好的姑娘們該有多麽美好的生活!)

11月21日,國民政府中宣部、政治部發表關於長沙大火“真相說明”:“12日夜,長沙大火,實為地方軍警誤信流言,自衛民眾基於義憤之所造成。蓋戰地轉移,我軍對預先撤退的戰略據點及主要城市建築物施以破壞,免資敵用,原為作戰上的必要,在各國戰史上不乏先例。故長沙既臨戰區,政府於事前有所準備,當為必然之事實。唯12日夜長沙大火時,嶽州雖失,而平江汨羅以北陣線甚穩。長沙距前線當有一百餘里,軍事當局,不僅無命令破壞,且正調兵增加前線,而地方政府,亦並未下令破壞。”

中共的《新華日報》也在同一天發表社論“論堅壁清野”,重複了周恩來在南嶽軍事會議上的觀點。

父親回憶,當時看見周恩來忘我工作,隊員們都很感動,誰都爭取多做一點工作,好減輕他的疲勞。隊裡絕大多數人都是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來自五湖四海,只有不願做亡國奴的樸素感情,對中共抗日方針政策體會還不深,也沒有工作經驗。為了避免出差錯,周恩來每天要聽匯報,有問題就幫助解決。抗宣一隊的徐方略和林因加擔任文字宣傳,出壁報和為《新長沙日報》撰稿。一些重要文章和壁報稿,周恩來必親筆圈點,涉及湖南地方的稿件,如果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在長沙,他必拿去與張商量後才允許發表。

父親說:“周恩來發現我們由於痛恨蔣介石火燒長沙,寫標語、出壁報不願寫‘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毛澤東提出的口號)。他嚴肅耐心地說:擁護是有前提的。‘抗戰到底’便是前提。蔣介石不抗戰到底,我們就不擁護他嘛,國共合作一天不破裂,他還講抗戰,又槍斃放火的酆悌、文重孚、徐昆,撥款救濟災民……對打擊投降派、支持抗戰派、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利嘛。經過周恩來的教導,大家才深刻理解這條標語的用意。”

大火後的長沙什麼也買不到,周恩來也只用一點鹹菜下飯。為了解決陸續回城的居民的主副食,他派隊員們到四鄉去動員農民送菜送糧進城。但農民不明真相,拒絕賣菜給他們。農民很氣憤,責問你們還要不要抗日?有多少個長沙夠你們這麼燒?什麼都燒光了,還拿什麼去抗日?周恩來聽了匯報,立即肯定說:“農民問得好,說得對。湖南人民有革命傳統,不怕你們穿上‘老虎皮’(父親他們當時穿國民黨士兵衣服),放火燒長沙不對,他們就反對,就提意見。”

他叮囑大家明天再去,一定要對老百姓說清楚,有關當局正在追查放火的責任,一定嚴辦。現在陸續回城的災民急需糧食蔬菜,一定請他們進城來賣。下午四時賣不完的,我們照價收購,讓他們有時間回家。周恩來還說:農民的憤怒是有理由、有代表性的,沒有這樣的憤怒,國民黨當局就不會感到壓力,就不會同意嚴辦禍首、救濟災民,我們的工作也就難以做好。我們一定要把這種憤怒轉化為推動國民黨當局加速嚴辦禍首、救濟災民的力量,轉化為推動國民黨堅持團結抗戰的力量。

國民黨省政府也成立了救濟委員會,負責人是尹任先,常委朱經農。還有長沙的教會也派人配合救災發款。不過自從傳出撥了50萬救災款後,國民黨的官員就不休地爭吵誰來經手發放,災民也早議論開了,他們說:歷來救災都是貪官發財,災民背名。災民們不相信貪官們肯放過這個發財的機會。

為了使每一分錢都分到災民手上,不發生流弊,周恩來征得張治中同意,將全部救濟款交工作隊負責發放。

父親回憶道,隊員們由於感到光榮而喜悅,周恩來看到他們的笑容卻問:“你們有把握做好這工作嗎?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幾十萬,分給相當於十個師的災民,又是在露天裡發放,這是向漢奸和日寇挑戰呢!如果漢奸搗亂、敵機空襲,場上一亂,踩也會踩死許多人,怎麼辦?歌唱壞了,可以再來,戲演壞了,頂多沒人鼓掌,這事可不同,有人正等著我們打敗仗呀!”

周恩來又說:“困難的確不少,但也不能給它嚇倒,只要預先想到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難,做好應付一切困難的思想準備和措施,困難就能克服。長沙人民經過革命的鍛煉,只要我們事前做好宣傳工作,得到他們的支持,勝利就有把握。”

他還說:“你們首先要有自我犧牲的思想準備,如敵機臨空,自已不動,災民也就不會亂了;領款手續越簡化越好;我和葉劍英等人到時一定來幫助你們,你們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在發放救濟金的前兩三天,周恩來起草了《告長沙同胞書》,一方面嚴厲批判和指責放火者對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一方面又非常策略地把筆鋒一轉,指出大火已經給人民、給抗日帶來了莫大的損失和困難,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是大家團結起來,重整家園,堅持抗戰。這篇《告長沙同胞書》得到各方面的擁護,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把抗日戰爭的情緒迅速推向高潮。

四十多年後父親仍記得:在發放救濟金的第一天,總指揮洪深早上把隊員們集合到空地上。隊伍整整齊齊,鴉雀無聲。洪深說:“現在我傳達周副部長的指示:我們要打好這一仗,一切行動聽指揮,絕對服從。已下令今天不拉警報。也不准一個國民黨兵進場。敵機臨空,大家不准動,動者,軍法處置。傳達完畢!”他又補了兩句:“我們男的要準備盡忠!女的準備盡節!”一陣哄笑,緩和了肅穆緊張的空氣。

隊伍分成兩列,分別開進教育會坪(可容一二萬人)和四十九標廣場(舊時代的練兵場,可容數萬人)。周恩來和葉劍英、郭沫若等早已到了那裡,數以萬計的災民跟著進場,年輕隊員領著災民很快排好隊,洪深也向災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災民中有人知道周恩來的名字,說:有他在場,天塌下來也能頂得住!

鈔票一箱箱從銀行直接抬到發放現場,因為事前做了充分準備,所以進行得極為利索。一共發放近9萬人,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出生的嬰兒也有份。有些災民要到鄰近去投親靠友還發旅費,有些一時回不來的,還派專人去鄰縣發放,災民們事後知道這次救災是周恩來親自指揮,都說:“難怪!只有他才能有這樣的魄力!”“國民黨統治以來唯一一次救災款分文不受中飽!”“”賑災史上一個廉潔的範例!”

敵機果然來了。它臨空偵察時,地面黑壓壓的人頭一動不動。周恩來、葉劍英等也都安靜地坐在指揮臺上,全場秩序井然。日機只在空中拍照,沒有轟炸。這件事,後來被稱作“奇跡”,在大火後的長沙城廣為流傳。

近十萬民眾聚集,持續井然領取救濟款

周恩來領導長沙大火救災,發放救濟款予近十萬民眾。

(圖三:長沙大火後災民領取救災款。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2012年我在美國讀到一本書:【聖光指引——尹任先蒙恩三十年見證】,其中提及這段歷史。當時我沒有照相、掃描等技術幫助,而是摘抄了部分:

1937年7月抗戰爆發。38年10月下旬日軍攻陷武漢,覬覦湖南。長沙呈戰時景象。11月12日深夜,長沙全城大火,市區十之八九化為廢墟。長沙警備司令等三人失職處決,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撤職留任。

善後救災本是民政部門工作,然民政廳長陶履謙怕擔責任不肯領導救災,張治中找到當時任職財政廳的尹任先,尹任先告訴他省財政廳有數十萬。

11月22日成立了長沙市火災救濟委員會,尹任先任主任委員,田漢和長沙市長任副主任委員,辦公地點就設在財政廳。事後尹任先總結:

“救災結束了,災民散去了,各方對省主席張治中的怨憤和指責也逐漸平息下去。張先生深為感激地對我說,這次賑災有三件事是他所不曾料到的:一是想不到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你會毫不猶豫地承擔這風險很大的份外工作;二是想不到在此戰爭年代,日本大軍壓境的危急時刻,地方財政非但沒有赤字,而且還拿得出數十萬元來賑災;三是想不到賑災工作竟進行得如此順利。我說,我是基督徒,凡事信靠神,此次賑災得以諸事順遂,完全是神的恩典,絕非自己有任何過人之處,並趁此機會向他傳揚福音,勸他信主。他深受感動,與我一同跪下禱告,認罪悔改。主借著我在賑災工作中的見證拯救了他,“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過去我們之間僅是一般上下級關係,自此以後,彼此既是主內弟兄,也成了摯友。”

尹任先感慨:“神彰顯祂的大能,成就人力艱及的事。”“用五餅二魚使五千人吃飽”,“你們給他們吃吧”(路9:13)

這樣,就從人和神的不同視角證實了這件事。

父親在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寫道:

“11月底前,整個善後工作勝利結束了。周恩來請葉劍英給五個隊全體隊員做了一次報告,他重點講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的光輝思想,加深我們對毛主席抗日的政治、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的領會。徐特立還為我們講中國革命史,增加了我們對中國革命的艱苦和複雜性的認識。他們的講話對我們後來堅持工作,取得勝利,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周恩來臨去重慶前,也給我們講了一次話。他在講話中全面地總結了這次善後工作,但,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育是:他談到我們在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要我們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他說:‘嚴辦罪魁禍首、救濟災民,不是由於我們寫了幾條標語、說了幾句話,而是廣大的長沙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的壓力。我們剛回到長沙時,不是在好幾處看到災民們用血淚合著焦炭寫下憤怒的控訴,要求嚴懲禍首、救濟災民嗎?我們能做好這次工作,還有朝鮮義勇隊、江浙流亡同學等的支援。我們有四億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有無數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中國是決不會亡的!’”

周恩來最後說:‘長沙的救災工作結束了,各隊恢復了原有的稱號,即將分赴各個戰區。抗戰是長期的,你們要長期留在大後方工作,任務很艱巨,環境很複雜。你們要堅持工作,就會遇到困難。因此要堅持學習,堅持進步,堅持獨立自主。要準備長期吃苦、學習紅軍的傳統。要學會多交朋友,才能保存自己。在這次工作中,你們做得很好,有成績,但永遠不能自滿!’”

父親耳聞目睹周恩來在處理千頭萬緒、紛至踏來的各種問題時民主、細緻、耐心,不知疲勞、平易近人,這樣的領袖風範想必是令他心悅誠服。他說:“‘春雨潤物細無聲’,周恩來的身教、言教、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令我終生受益。”父親一生都實踐了“談到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

母親也感受到周恩來的威信,對比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表現,她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因為自記事起,她只知道政府是“管”老百姓的,沒聽說過政府要向老百姓負責。她記得前線下來的傷兵蜷縮在斷瓦殘垣下,記得夢中被燒死的市民,清理出來之後被放在路邊,死不瞑目。她說:日寇還離得遠呢,怎麼也想不到是中國人自己(國民黨)放的火。日寇入侵,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老百姓離鄉背井,家破人亡,前途茫茫。這就是她看到的社會現實。

對她而言,抗宣一隊是一個嶄新的天地。直到晚年,她還記得當時心是如何火熱。她告訴我,來自五湖四海的隊員們比手足還親,他們悄悄看禁書,議論國事,討論如何宣傳全面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她聽到延安和其他根據地的新聞,遊擊隊打擊日寇的英雄事蹟,感到很新鮮。她說:樸素的思想被“革命”打開了一個缺口。

在一塊石碑前,男站立女坐在石階上目視遠方

吳荻舟和張佩華參與長沙大火救災期間合影於嶽麓山

(圖四:父母早期的合影,攝于長沙嶽麓山。新婚燕爾,卻遭遇戰亂。)

據母親回憶,撤到長沙不久,在岳陽失陷前,外祖父母帶著三個舅舅從雲夢也逃到長沙,因為他們擔心,武漢淪陷,雲夢一定也會被日本鬼子佔領。三個弟弟沒有出路,還很危險,又不放心我的母親,便匆匆奔到長沙。在長沙,外祖父遇到他的同學、舒城一位姓肖的醫生。肖醫生看到他們狼狽不堪,便介紹外祖父到湖南邵陽的國民黨傷兵醫院工作。父親又介紹二舅和小舅(15歲、13歲)參加兒童劇團[1],大舅則隨外祖父母去了邵陽。

大舅回憶說,在長沙大火那天早上,我父親送他們三個坐上一條輪船離開長沙往衡陽方向駛去,他們大約在下午四五點鐘到達衡陽,落腳在三塘一戶農民家裡。當時已經秋涼,他們坐在打穀場上曬太陽,大舅覺得身上很癢,便翻開衣服查看,他沒有冬裝,外祖母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給他穿。只見那件毛背心每個針眼裡都藏著一隻肥大的虱子。外祖母馬上找來一口鍋,幫他把衣服脫下來放進去煮,在太陽底下把這些小蟲殺死。

根據大舅的回憶,幾天後我的二舅和小舅隨著長沙兒童劇團到了衡陽,與孩子劇團合併,調往重慶。其時二舅十四歲,小舅十二歲。大家都很不捨得分離。大舅說:“可是我們很窮,去重慶有飯吃,跟著我們吃什麼!所以只能送他們上車走了。”

大舅也和外祖父母一起啟程繼續往邵陽,大舅跟著外祖父住在邵陽的傷兵醫院,外祖母一人在郊外租了一間小房子暫時棲身。1939年春節剛過,外祖母便帶著大舅離開邵陽去桂林找我母親,大舅想到桂林繼續學業。

[1] 母親不記得兒童劇團詳情,我查到1938年4月在田漢、洪深等關懷和支持下,由田漢的兒子田海南(另有文章說叫田申)成立了長沙兒童劇團,他們在長沙大街小巷演街頭劇,慰問傷兵和難民,長沙廣播電臺也邀請他們在電臺唱救亡歌曲和播音劇《攜起手來吧,中國的孩子們》。1938年8月住地被日機炸毀,成員撤至重慶,併入政治部三廳屬下的孩子劇團。這與母親的記憶和大舅寫的回憶文章吻合。

【2】尹任先(1887—1964)是湖南省攸县人。1913年赴美留学,成为基督徒。1917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士学位。1919年赴上海协助兴办纺织工业。1942年在天津自创西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步入政界,先后任河南省印花烟酒局局长、河南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37年2月调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1942年脱离政界,专事教育,在重庆创办私立圣光学校。1946年圣光学校迁至苏州,直至1955年改为苏州市立第五中学。上世纪50年代,尹任先写下回忆录,讲述長沙大火救济的过程。

男戰士女戰士,整裝待發,他們都那麼年輕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2長沙大火

蕩小舟的故事

瀝血八年

2 長沙大火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9月下旬,武漢局勢緊張,父親吳荻舟奉命帶領抗宣一隊撤往長沙。當時軍委會政治部人員大部分撤往重慶,小部分撤往桂林,都要經過長沙。

男戰士女戰士,整裝待發,他們都那麼年輕

抗宣一隊整裝待發,戰士們多麼年輕啊

(圖一:抗宣一隊整裝待發。)

抗宣一隊來到長沙,進駐水風井長沙師範,一面學習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的《抗日宣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及艾思奇的《哲學講話》等,一面開展抗日宣傳,主要形式有街頭演講、歌詠、文學、美術宣傳、家庭訪問、演出街頭活報劇比如《放下你的鞭子》等。他們與抗敵演劇二、八、九隊及長沙其他宣傳團體聯合舉辦“雙十國慶”抗日宣傳周,在長沙迅速掀起抗日宣傳的高潮,長沙街頭到處出現由木刻家劉建庵帶領繪製的大型抗日標語和《抗宣壁報》、巨型牆畫,劉建庵是抗宣一隊美術組組長。

巨幅抗敵壁報刷在墻上,圖文並茂

抗敵壁報是那時候很主要的宣傳手段

(圖二:抗敵演劇二隊的一幅巨型抗敵壁報。)

周恩來撤往重慶途經長沙,在11月12日的孫中山誕辰紀念大會上,他分析了武漢淪陷後的抗戰形勢,介紹了長沙周邊的戰況。下午他召集即將撤離長沙的政治部三廳人員及屬下各團隊講話,強調要堅持團結、抗戰、進步,反對分裂、投降、倒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他說:敵人(日軍)距此還遠,可以吃飽飯慢慢走,沿途還要開展工作。要注意行軍紀律,注意敵機空襲。當他聽郭沫若說湖南省政府答應給的汽車全部落空,就讓大家向紅軍學習,他說:紅軍能走二萬五千里,我們就走不到湘潭?我們要學習紅軍,草鞋破了自己打,腳底板磨起泡也要忍痛堅持!他號召除病號外不分男女全體步行。行李可用八路軍駐湘辦事處(湘辦)的汽車來回運,運完為止。

當時,國民政府對能否守住長沙十分沒信心。蔣介石提出“焦土抗戰”——燒毀長沙,不讓日軍獲得任何物資。11月12日下午4點多鐘,長沙開始混亂。謠言很多,國民黨官員動用各種交通工具,帶著老婆孩子箱囊雜物落荒而逃。警察也不見了,軍車飛馳,有些士兵從飛馳的軍車上摔下來,死在街心也沒人理。老百姓不明究竟,四處探問情況。

據父親回憶,當時前線傳來的消息說日軍止步在二百里外的汨羅北岸,於是他們按照周恩來的佈置,和“對敵宣傳隊”(由日本反戰進步作家鹿地亙[1]為首的日本進步人士組成,馮乃超領隊)一起散發瓦解敵軍的傳單和《日寇暴行錄》,書寫日文標語。直到夜幕低垂,父親和隊員們完成任務,背上公物徒步離開長沙,沿長衡公路撤退,路上盡是驚慌失措的難民和國民黨士兵。

半夜,隊伍到達長沙與湘潭之間時,忽見長沙上空一片紅光,偶然還聽到低沉的轟隆聲,大家以為日寇已攻佔長沙。直到次日近午,在下攝司渡口突然遇到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才知道日軍還在岳陽,距離長沙尚有130多公里。

這時他們還不知道,就在13日凌晨兩三點鐘,長沙街頭出現許多提油桶的人,未經通知百姓等程式,在長沙數百處同時放火,全城頓成火海(有一種說法是長沙駐軍誤將傷兵烤火取暖當做點火信號),周恩來駐地“湘辦”也被放火。勤務兵衝上二樓,喚醒在二樓和衣而臥的周恩來和葉劍英,抓起隨身攜帶的黑皮箱跑下樓來,前門已被火封住,他們轉身從後門沖出火巷(事後有媒體報導周恩來是“奪窗而出”),到了湘江岸邊,那裡擠滿從火海中逃出來、驚魂未定的人群以及撤退下來的傷兵。

周恩來和群眾一樣站在滿是泥濘的河灘上,向群眾詢問起火的原因和情況,大家說:事前一無所知,除了身上穿的和隨手抓到的一點東西外,都燒光了。面對呼兒喚女,痛哭失聲的群眾,周恩來分析:如果是漢奸破壞,不會全城同時起火。但敵人還在百里外,為什麼要自己放火呢?誰下的命令!?憤怒的群眾紛紛要求槍斃放火的罪魁禍首。

在公路上幾經交涉,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坐上一輛國民黨輜重兵團的卡車,向湘潭駛去。見到剛剛到達湘潭的抗宣一隊,他馬上問:看到郭沫若他們沒有?知道他們已過了湘江,他才放心。當周恩來在下攝司見到郭沫若,得知人員都已安全撤出,只有最後一車行李沒運出來,所幸護送行李的林因加(林雲俠)隻身脫險,周恩來寬慰地說:“人都安全就好!”

未幾,周恩來打算和葉劍英折回長沙,弄清楚大火的情況。可是來到距城還有幾裡的一座小山前,災民太多,道路堵塞,無法前進,他們便登上小山瞭望。長沙上空一片通紅,帶著煙焦味的熱浪,一陣陣撲面吹來,還不時傳來爆炸聲。

周恩來只好返回下攝司,落腳在抗敵演劇一隊駐地對面的一間小屋裡。夜深了,他還在和葉劍英、郭沫若、馮乃超、田漢、洪深等人開會。周恩來說:日寇佔領武漢後改變侵華戰略,對國民黨以政治誘降為主,而把軍事重心指向八路軍。國民黨頑固派政治後退,汪精衛主張“議和”,敵後的石友三、朱懷冰等國民黨部隊高唱“曲線救國”,製造磨擦,襲擊抗日根據地。日寇雖來勢洶洶,取了岳陽卻退守汨羅北岸,二百里外的長沙突然大火……這些情況都不是互相孤立的,我們必須組織政治進擊,以擊退這股反動逆流。

在下攝司期間,有一次隊員劉建庵和陳會軺正在一堵白牆上繪製“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標語,周恩來走過去稱讚:“對啦!宣傳畫要寫實,標語不要用過於離譜的藝術字,要讓老百姓看得懂,才有宣傳效果。”隊員們圍上去聽他講話,他指示抗宣一隊沿著長衡公路撤退,邊走邊工作。

六位年輕的女孩子排成一排,還有她們的隊長一起合影

(圖三:抗宣一隊的女戰士們。)

14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去南嶽出席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會上周恩來就長沙大火的責任問題和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展開激辯,提出嚴懲放火首犯,撥款救濟災民和徵集民工幫助居民修建房屋等要求。

根據父親的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所寫,本來,周恩來一到南嶽就聽說長沙大火是蔣介石在12日上午親自下令放的,國民黨卻開動宣傳機器,把長沙大火說成是中外戰史上常見的“堅壁清野”。出於策略,周恩來沒有馬上追究蔣介石的責任,他只從正面闡明“堅壁清野”的正確含義。他說:“堅壁清野”是一個最需要深入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敵愾同仇、共同制敵的工作。必須極端關心和照顧群眾的利益,關心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必須儘量使他們少受損失,才能取得他們的支持,願意犧牲個人的局部利益,成全國家民族的利益。在具體做法上,要認真安置好老弱婦孺,組織青壯年配合軍隊把當地的物資財產能搬走的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毀掉,以達到困敵制敵的作用。現在放火燒長沙,事先不動員,不通知老百姓,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燒死多少居民,焚毀多少公私財產,僥倖逃出火海的,深冬臘月,也將凍死餓死。這種便宜了敵人,難住了自己的做法,絕不是什麼“堅壁清野”。武漢淪陷前,汪精衛、陳公博就持抗戰必敗論,說再抗戰下去,全國就要變成一片焦土了。火燒長沙,還說是“堅壁清野”,豈非正中汪精衛之流反對抗日、主張投降毒計?除了漢奸和日寇歡迎,還有誰高興呢!?

迫於長沙人民和全國人民的輿論壓力,國民黨當局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三點善後辦法:一、撥款救濟災民;二、調集民工清理街道,掩埋屍體,搭蓋窩棚,安置災民;三、懲辦放火的罪魁禍首。幾天之後,蔣介石下令槍斃了替罪羊酆悌等三人。周恩來召開三廳和“湘辦”幹部會議,介紹南嶽會上鬥爭的情況後說:我們要主動挑起這副重擔,立即趕回長沙,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抓起來、做好它,以進一步打擊國民黨頑固派,支持抗戰派,粉碎漢奸投降派賣國和日寇侵華新戰略陰謀。會議決定:抗敵演劇一、二、八、九隊及抗宣一隊日夜兼程趕回長沙,參加救災工作。並通知各隊除換洗衣服外,什麼都別帶,儘量空出車位,多帶藥品和糧食。

一堵崩塌的墻壁,餘煙未盡

長沙大火焚毀全城,到處是殘垣敗瓦。

(圖四:長沙大火後的城市一角。)

父親的文章還說:那些平時口口聲聲“愛民如赤子”的“父母官”,全躲到湘西和桂林、重慶去了。一座繁華的長沙城,除少數地區的政府機關、公共建築、大公館、洋人住宅、教堂未燒外,所有商店、民房無一倖免,周恩來和葉劍英三天前住過的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也已燒成灰燼,可以俯瞰長沙城的天心閣,已成一片廢墟。

當天,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回到長沙,來到財政廳,只見滿地公物,它們的主人已經落荒而逃。周恩來等十餘人就在這裡,靠著蠟燭馬燈的微光開始工作。

我有一份手抄“中央社[2]”資料,可以一窺當時官方的輿論角度:

“(1938年)11月10日,岳陽東北之雪溪被敵人(日軍,下同)突破。”

“11日,敵約兩個聯隊在重炮和飛機掩護下,分兵三路:一路犯岳陽正東桃林,兩路分由桃林之天福山東西兩面來犯,皆被我相繼擊阻。”

“12日,雙方仍相持于通城南江間,戰局甚為穩定。敵人由粵漢線南犯,自進佔羊樓司後,即沿鐵路西犯;岳陽我軍因兩翼受敵海陸威脅,經力戰之後,撤至麻塘附近,繼續抗戰。”

中央社衡陽14日下午4時專電:“長沙大火,現仍未熄,亞細亞煤油公司及太古公司之辦事處,皆被毀滅。僅遠在兩英里外之湘雅大學及少數附近英籍住宅無恙。全城一切交通工具,如小艇及舢板,皆已被人民儘量作為撤退之用。人民大半向西南兩方面撤退,秩序尚佳。前線戰事頻繁,寇有進攻新塘切斷麻塘後路企圖。麻塘西發現敵艦,被我炮擊,已退去。”

中央社湘潭14日下午5時30分電:“……於是當局自13日晨3時起,即自動焚毀(長沙),爆炸之聲,聞於數里,不復時全城起火,火光沖天,迎風蔓延,不可遏止。錦繡湘垣,頓成火海。黎明火勢擴大……省市黨部省市政府軍警機關及交通機關,盡付之一炬。

最稱繁盛之八角台、坡子街、中正路、南正街、北門正街、小西門及瀏陽城外環城馬路,所有商店和居民建築均經焚毀,成為焦土。……此次大火,將使長沙無一草一木可以資敵。而火勢之大實為本世紀所未有也。記者今天(14日)晨離長(沙)抵湘(潭),雖遠在數十里外,而火可灼人,猶如咫尺,火勢之烈,可以想見。”

就是這樣,長沙大火焚燒了兩天兩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燒毀房屋5萬餘棟,燒死百姓3萬余人(也有說燒了三天三夜、五天五夜,燒死5萬餘人等)。這場火是長沙歷史上毀壞規模最大的一次人為災難,也讓長沙與斯大林格勒、廣島和長崎一起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壞最嚴重的城市

[1]鹿地亙(1903-1982),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負責人之一。因其反對日本當局的內外政策,日本政府於1927年逮捕了他,1935年獲釋。1936年1月,他和夫人池田幸子輾轉到上海,由內山完造介紹與魯迅相識,後成為至交。鹿地亙和他領導的“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

[2]中央通訊社(The Central News Agency,英語縮寫:CNA,簡稱中央社)是中國國民黨創辦的官方通訊社。1924年4月1日在廣州成立,1949年10月隨國民黨經廣州遷往臺北,現為臺灣的官方通訊社,目前總社位於臺灣省臺北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