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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荻舟與朋友一起,三個孩子也在一起。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內戰時期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3 馬華文藝

蕩小舟

第四章 南洋風雲

3 馬華文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香港方面是分三批派人來新、馬、印尼的。第一批主要是中藝先遣人員。母親張佩華是第二批。第三批由陳夏蘇率領經新加坡去印尼巴領旁辦學。他們分批由父親吳荻舟引見拜訪了南僑總會會長陳嘉庚,他向英方擔保了200人的入境護照,這些人都安排到新、馬、印尼的中小學校,或自辦專業院校,為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儲備了人才。從1948年初起,他們又一批批經過香港回到解放區。

1947年饒彰風也到了新加坡,組織出版《新華通訊》。父親再次向他提出恢復組織關係問題,饒彰風將他介紹給僑党負責人之一劉譚風,說父親是“三八”幹部:八年讀書、八年坐牢、八年抗戰,長期找不到入黨介紹人曹正平,也找不到能證明曹正平黨員身份和黨內職務的證人。此後,父親就被安排在劉譚風領導的文教特別支部(書記趙渢)過組織生活和負責宣傳。文教小組組長是夏衍、饒彰風和張兆漢,成員除父親之外還有林彥群。

吳荻舟證件相,淺色西裝打領帶

吳荻舟攝於一九四六年

(圖一:父親攝於1946年。)

父親他們當時的工作是深入華僑青年、學生和中上層人士中,團結華僑領袖,宣傳祖國形勢,號召他們參與民主愛國運動。父親與汪金丁、盧心遠等推動了華校教師公會的成立,薛永黍(中華中學校長、民盟成員)任主席,父親任秘書長。父親說過他們做過的一些工作,比如後港一所小學的校長,因生活困苦家庭不和睦,感到悲觀要自殺。教師公會做了工作,幫助他放棄自殺念頭,恢復家庭和睦。

當時新加坡沒有大學,幾所華校進步學生在進步師長指導下組織學生定期集會、聯歡,特別是利用五四青年節、三八婦女節和六一兒童節交流祖國形勢、學運情況,請國內來客或當地進步人士作專題講演。中藝也派人參加學生集會,作小型文藝演出,增加學生們對祖國的認識。

關於父親吳荻舟在新加坡期間的工作,有兩篇文章可供參考。

  • 許征帆的《革命的牽線搭橋人——懷念啟蒙之師吳荻舟》(為1998年《吳荻舟》紀念集所寫,節選):

“有幸初識吳荻舟,是在我處於人生的十字路口而彷徨、困惑極需正確指引的1946年,那時我剛滿18周歲,剛從逃亡之地(印尼的一個偏辟小島)回到原來的僑居地(馬來亞柔佛州龍州鎮)。歸去來兮!歸來後的所見所聞令人驚詫費解,構成成串的不明白:中國作為反法西斯大戰的戰勝國,為什麼會是那樣一副‘慘勝’的樣子;號稱世界強國之一的中國,為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氣味仍那麼濃烈;堂堂神州怎麼會鬧得越來越像是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個州,國民黨政府憑什麼讓美帝國主義肆意蹂躪我中華;太平洋戰爭中那幫夾著尾巴逃跑了的老殖民主義者,有什麼理由有什麼資格重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深受戰亂禍害的華僑青年,何以備受殖民政府當局的冷漠,視為時代的棄兒。於是我決定拿起習作之筆,力求寫出直面嚴峻的、冷酷的現實的習作,以習作為投石,來個投石問路。

問路幸遇中共老共產黨員胡愈之、吳荻舟等人。前者在自己主編的革命報刊上,發表我的多篇習作,鼓勵我在寫作的實踐中體察社會、品味人生、磨煉自我。後者建議我定期到新加坡參加文學愛好者的活動,聽取有關中外名著的介紹和研討。令人永生難忘的是,吳荻舟親自講解了果戈里的《死魂靈》、涅克拉索夫的《嚴寒、通紅的鼻子》、高爾基的《海燕》、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魯迅的《祝福》、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華西列夫斯卡婭的《虹》、葛羅斯曼的《人民不死》、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和《李家莊的變遷》等等。由於課時有限,每講只能是提綱挈領地展示主題,儘管如此,聽者仍得益匪淺:開闊了眼界,拓展了思路,提高了覺悟,強化了信念。通過一次次地聆聽教誨,我腦海裡的諸多“不明白”逐漸減少了。對社會走向、祖國前途、人生道路的認識,頗有豁然開朗之感。在戰火剛熄滅的新加坡、馬來亞那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環境裡,對我這樣一個既失學、又失業,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的青年來說,有胡愈之、吳荻舟這樣的老黨員、老學者的關懷和指點,真是太幸運了。他們確確實實是我的啟蒙之師。”

許征帆的紀念文章還有後半,我會在寫相關歷史時期的時候繼續引用。

二.林彥群的《在新加坡的片斷記憶》(同上,節選自1998年《吳荻舟》紀念集)

“1947年下半年,我在新加坡華僑中學任教,曾和在南洋女中任教、在《南僑日報》工作的幾位同志,在地下黨的領導下,辦了一個《學生週報》,並以《學生週報》社的名義,經常舉行各華僑中學師生的聯歡活動,進行支持解放戰爭和國內學生運動的宣傳教育工作,配合華僑的愛國民主運動。《學生週報》的發行和活動得到在育英中學的荻舟、李定、袁少屏、何國霑等同志的大力幫助,不少育英中學的學生訂閱《學生週報》,參加聯歡活動。當時,正在新加坡的中藝社(大多數成員和吳荻舟、李定都曾同屬抗敵演劇隊)的一些同志也來參加聯歡活動,使聯歡活動更為豐富多采。這些都使《學生週報》團結各僑校師生的工作得以較好的開展。

吳老是新加坡華僑教師公會主要負責人之一。教師公會當時是新加坡的主要愛國僑團之一,其中有不少愛國進步僑教界知名人士,例如:華僑中學的薛永黎校長,荻舟的閩西同鄉盧心遠(解放後曾任中僑委辦公廳副主任)和馬寧(名作家,解放後曾任福建省文聯主席),還有汪金丁同志(解放後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等。在這期間,愛國僑教界與反動僑教界的鬥爭是激烈的。荻舟也常用吳秋楓的名字發表文章,揭露反動僑教界的反動面目。

我和吳老曾經同在一個黨小組,但為期很短。小組同志都是僑校教師。我們交流各僑校和學生運動的情況,還曾經討論關於華僑社會的調查研究以及華僑工作問題。l948年初,革命前輩胡愈之同志(當時任《南僑日報》社社長)發起一次研究會,參加者有在<南僑日報》社工作的沈茲九、洪絲絲、張企程等同志,還有趙溫、吳荻舟、蔡馥生、汪金丁、許俠等同志和我。研究會是討論分析馬來亞(當時尚未改名馬來西亞,還包括新加坡)[1]華僑社會經濟情況,華僑經濟的性質,也涉及華僑工作問題。

當時,在馬來亞、新加坡華僑文藝創作上,有過一場關於‘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的論爭。前者認為應偏重寫中國題材,遠離馬來亞‘此時此地’的現實,是屬於‘僑民文藝’,實際上,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馬來亞尚未取得獨立,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正在進入決戰時刻,廣大華僑愛國愛鄉,支持祖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盼望新中國的誕生。華僑文藝反映廣大華僑愛國心願和華僑愛國民主運動的現實,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這場論爭的實質意義遠遠超過文藝的範圍。論爭也引起了在香港的郭沫若、夏衍等同志的關注,也為文論述。後來,吳荻舟同志在組織授意下,寫了一篇文章,對論爭提出了綜合的帶結論性的意見,對平息這場公開論爭起了作用,這是吳荻舟的貢獻。”

 

1946年《南橋日報》的剪報,半版文章,由吳荻舟撰寫,題目是“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一個報告”

吳荻舟在《南僑日報》發表文章

(圖二:1996年至1998年編輯紀念集《吳荻舟》的時候,已近80高齡的母親多番努力找到父親當年寫過的文章影印件。)

林彥群文中提及的“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應該為當地服務還是為祖國服務的論爭,緣起於傾向馬來亞共產黨的一批華人作家中有人提出:“馬華文藝”應為馬來亞革命服務,如果寫大陸題材便是“僑民文藝”。《南僑日報》影響下的一批作家則認為要為祖國服務,甚至說“中國革命迫切,馬來亞革命長期”、“中國第一”、“中國的事快快做,馬來亞的事慢慢來”。

當時的形勢是新、馬還屬於英國殖民地,中國大陸的內戰已進入決戰階段。饒彰風要父親寫一篇文章,總結這一場論爭。父親以“秋楓”的筆名(這是他三十年代用過的筆名),在1948年3月27日的《南僑日報》發表了題為《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一個報告》的文章。主要觀點是:華僑作家應寫自己熟悉的當地生活為主,為當地民族獨立和民主建設服務,但如果有適當的有關祖國的題材也可以寫,不排除為祖國民族解放戰爭服務,即當地的文藝工作者應該肩負為祖國和為馬來亞的民族民主解放而鬥爭的雙重任務。

父親這樣歸納爭論:“為什麼寫馬華文藝?無疑是為馬來亞的新民主革命。馬華文藝為誰而寫?當然是為馬華大眾寫。馬華文藝寫什麼?要寫馬來亞廣大群眾的生活希望和生活鬥爭以及揭露國特的無恥、馬華社會的封建殘餘,以及英國在馬來亞的殖民主義統治。馬華文藝怎樣寫?無疑是要運用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方法,以民族形式為形式。怎樣創造馬華文藝的形式呢?盡可能吸收馬華社會上流行的民間形式,吸收馬來亞各民族的、為馬華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民間形式的特質去融會、創造、發展。”

他分析了馬來亞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和僑居馬來亞的“新客”、“老客”的社會、經濟關係、政治傾向。指出一方面爭取脫離殖民地統治、爭取民族自治、獨立,這一政治目標應該是生息於斯的三大民族統一戰線的首要任務,另一方面,居住在新馬的華僑在民族感情上、文化傳統上、政治經濟上都和祖國大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必爭中國第一、第二,只要能站穩馬華大眾的利益立場,反映和打擊反動的惡勢力,就是參加了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參加了馬來亞保障馬華利益的鬥爭。”“馬華的進步文藝工作者只要努力反映馬華的現實,通過自己的藝術,喚起馬華大眾,組織馬華大眾,鼓勵馬華大眾去戰鬥,就是最正確的方向,各政黨也不必拘束地競爭劃分這一工作是屬於支援中國或參加了馬來亞的民主鬥爭,只要以大眾的要求,大眾的利益為立場,追隨大眾的意見,努力去做,也就是最正確的方向。

父親記得,文章登出來後,得到共鳴。我在網上查到的資料顯示,馬華文藝之爭早始於戰前,即使現在也有爭論。父親的觀點是有現實意義的。

這個時期,母親張佩華有了自己的工作崗位,在育英中學小學部做教員,她很高興能“投入華僑教育工作,宣傳祖國的文化和形勢,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奮鬥。”

張佩華的證件照,笑容可掬,容姿端麗。

張佩華1949年證件照

(圖三:母親攝於1949年。)

看到母親在一份材料中寫:“1947年下半年知道了吳荻舟是黨員(以前不知道,在劉譚風與吳聯繫後,就知道了)。一下子共產黨從可望不可及拉到自己身邊來,抽象的黨員成為現實,擺在面前,令我激動。吳荻舟這時更忙了,我很羡慕他,他鼓勵我積極創造條件,我便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為黨員,在黨的領導下,更好的工作,學習,更快地進步。關於階級鬥爭一點也不懂,‘進步’——我理解為不像國民黨反動派那樣禍國殃民,而是廉潔正直,辦事認真,工作負責,作風正派,有學問,有工作能力。”

母親回憶:“1948年春,吳荻舟的黨小組經常在我家開會,我更熱烈了,有時聽他們談國內外大事。特別令我興奮的是國內鬥爭形勢,因為有一個舊中國對比,我更覺得共產黨要建立一個新中國的事業是正義的,偉大的。總之,要打倒那個不合理的舊中國,建立一個沒有欺壓、沒有保甲制度、沒有派款勒索、不會有理無處講的新中國就是合我的心意,我就願意跟共產黨走一輩子。”

吳荻舟與朋友一起,三個孩子也在一起。

新加坡時期的家,吳荻舟難得偷閒,弄兒為樂。

(圖四:父母在新加坡的家,右一為父親。)

母親說:“我的這些思想、要求,吳荻舟是很清楚的。他們的小組每次在我家開會,他都要我為他們守護、照顧。我和趙渢(後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也是在這時候熟悉的。後來,吳荻舟就把我的希望、要求向上級反映了。”

[1]當時新加坡還沒有獨立,馬來亞也不叫馬來西亞。1942年日本佔領馬來亞時,馬共領導人民英勇抗敵。英國在馬來亞恢復殖民統治後,於1948年2月成立“馬來亞聯合邦”,把新加坡劃分出來成為單獨的“直轄殖民地”。1948年6月英國頒佈“緊急法令”,宣佈馬共和其他進步組織“非法”,實行武裝鎮壓。馬共領導了9年多的民族解放戰爭,迫使英國承認馬來亞聯合邦在1957年8月31日獨立,但英軍仍然駐在馬來亞。汶萊因為在石油稅收和蘇丹地位等問題上持有不同意見,拒絕參加馬來西亞。新加坡由於同馬來亞聯合邦在政治上、經濟上矛盾尖銳化,1965年8月9日從馬來西亞分割出來,成立“新加坡共和國”。

舞台上有四個人物,演出《小人物狂想曲》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4相機撤退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4 相機撤退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據父親吳荻舟晚年組織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編寫的隊史《南天藝華錄》記載,抗戰勝利後他們一點也沒有鬆懈。

回韶關經過興寧,劇宣七隊舉行了音樂晚會和話劇演出。在龍川候車時,為了早日瞭解抗戰結束後劇宣隊的去向和任務,父親派人去香港和饒彰風聯繫。中秋節到老隆演出話劇《重慶24小時》,隊內還開了中秋晚會。七戰區李熙環趕來參加,父親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對他說:經過八年抗戰,隊員們年紀大了,要回去就業升學,贍養父母,有的也該成家立業了。第二天,他向全體隊員講話說,有人給日本鬼子打到床底下,美國人把日本鬼子打跑了,把他們從床底下拖出來了。最後他挖苦地說:“你們去受降吧!”

為什麼他這麼惱火?據父親說:抗戰期間,蔣介石犧牲地方軍,保存自己,從南京逃到峨眉山,現在卻要從山上下來,劫收戰果。李熙環的牢騷,反映了地方軍人當時所處地位,以及敢怒不敢言的心態。

抗戰勝利,戰區取消。劇宣七隊的隊名取消了“抗敵”兩個字。1945年秋天,毛澤東應邀率領中共代表團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簽了《雙十協定》,父親說他們看到和平民主建國的希望。他們在回韶關途中還根據《論聯合政府》和《雙十協定》宣傳抗日勝利後要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精神。

11月下旬,七隊回到韶關時,墨江會館大部分已經被敵機炸毀,七隊住到青年會附近的一所學校,隔鄰原是特務機關“一寄廬”,現已改為日軍俘虜營。當時余漢謀部第十二集團軍主力,包括戰區政治部主要成員,已奉命星夜趕往江浙和上海。戰區政治部留下指令,要七隊徒步經江西趕到浙江衢州和他們會合。

在父親的記憶中,“日寇洗劫後的韶關,到處顯得慌亂淒涼,淪陷前逃出去的當地人陸續回來;外地流亡來的同胞正收拾破殘行裝紛紛離去。苦難深重的中華兒女振奮精神,滿懷希望地重建家園。市面迅速從廢墟中蘇醒過來,路上行人慢慢多起來。可是不久,劫後餘生的歡樂變成了苦澀的淚水。戰後帶來的通貨膨脹,勢若奔馬;國民黨官僚的欺壓劫收;不法商人囤積居奇,操縱物價。人民的生活不僅沒有絲毫改善,除了不再有敵機轟炸,一切都變本加厲。國統區廣大人民只好苦笑著把抗戰勝利說成是‘慘勝’”。

這時,派去香港的張琢回來,帶來饒彰風的意見。隊務會決定不做“劫收”的吹鼓手,於是藉口“服裝道具樂器等行李過多,沒有交通工具,無法徒步去華東,擬由水路經香港和臺灣海峽轉到上海”,隊伍暫時留在韶關。

1945年冬,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被任命為廣州行營主任,左洪濤隨他到廣州上任。父親立刻帶著趙本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一年來的工作情況,並提出將七隊調往廣州,避開政治部要七隊上華東前線的要求。左洪濤同意這麼辦,並對父親說:政治形勢可能惡化,七隊要留在大城市配合民主運動,這將是一場更嚴峻的鬥爭,要注意工作方式,保存好自己。並說:周恩來指示,要在堅持“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外,再加上一個“不上反共前線”。

七隊留在韶關過元旦,等待調令。期間他們總結了8年的經驗教訓,總結中表揚了父親:“隊長吳荻舟把全部精力投放在隊務上。家庭擔子交給妻子張瓊,她離隊另找工作養家,直到桂林淪陷前夕,才隨隊撤往粵東和大隊一起生活。因此,儘管國統區貨幣惡性貶值,物價飛漲,工作學習生活困難重重,隊員們卻真誠團結,情緒飽滿,毫無怨言地堅持工作。”這其實也是對母親的表揚吧,可以看到,她的顧全大局如何支持了父親的工作。一直到她的晚年,當年那些年輕隊員們也已兩鬢斑白,仍然非常尊重她。

總結中也批評了隊和個人的一些問題:“造成這些不足、缺點,既有主觀原因:如努力不夠,文化和認識水準低;也有客觀原因:如戰爭年代物質條件太差,流動性強等等。”“至於個別同志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驕傲自滿、好高騖遠等等,遇到適當的土壤、氣候就會冒頭,這些對隊伍的前進和發展當然是不利的,雖然在那樣的條件下,也是能理解的,但對之沉默、容忍是有害的,藏拙護短,是對人民對自己不負責任。”有關的隊員幾十年後還在內疚,可見教訓深刻啊。

在韶關待命期間,七隊排練和演出了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

舞台上有四個人物,演出《小人物狂想曲》

演劇七隊演出的話劇《小人物狂想曲》劇照

(圖三:七隊演出的話劇《小人物狂想曲》劇照。)

韶關日軍俘虜營一個軍官剖腹自殺,其他軍士和列兵也開始絕食。據說是因為過去執行“三光”政策[1],怕中國人報復殺了他們。戰區政治部指示七隊去做日俘工作,勸他們進食。父親帶著袁濱前往,向日俘反復交待我們的俘虜政策,解除他們的顧慮,勸阻了絕食行動。父親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自學的日語,沒想到在這裡發揮了作用。

七隊為韶關觀眾演出兩場,作為告別。他們印在節目單上的“獻詞”第一句便說:“完成政治民主化是建國的首要任務”,談到將來:“藝術除了為這一最大前提服務外,它還得從中建設自己”。父親解釋:“這就是說,在由舊中國走入新中國的過程中,藝術在精神建設的領域裡,必須絕對地盡責根除那些舊有的國民精神病態,輸送新的、健康的、民主的血液到每個國人的靈魂裡去!同時它本身也在不斷提高自己的藝術品質和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這是向廣大觀眾宣佈了隊的新任務,號召全國人民要自強不息,要團結,建設民主的新中國。”

從家鄉起步打拼至此,父親艱苦作戰已近20年,他對民主前途的憧憬一直沒有動搖,但是對其中的艱巨性更加清醒,視野更加開闊。

1946年2月下旬調令到。全隊坐船順北江而下抵達廣州,住侖前街2號,那是一排破舊平房,不久搬到對面一座門窗都沒有的四層樓房。所有人極度疲勞,需要休息。但是大局急轉直下,隊務會認為需要加強學習,為迎接新的任務充實全隊。除了組織學習《正報》、《華商報》、《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等書報外,他們接連請經濟學家狄超白(父親的難友,獄中名叫狄友清)講“戰後中國經濟建設”;國際問題專家張鐵生講“戰後國內外局勢”;著名作家茅盾講“在民主建國階段寫你所熟悉的事情”等。這些朋友,在桂林時都給他們做過報告,講過學,熱情無私地支持和幫助過他們。七隊還和音樂家孫慎、連抗等籌備《新音樂月刊》的出版,邀請音樂家、作家出席新音樂座談會。

母親張佩華隨隊到了廣州之後,因為有孩子,比較吵,被安置在天臺上的一間房子裡。父親囑咐她:“照顧好兩個孩子,不參加隊的活動,但是,隊的紀律,你一定要遵守。”母親知道形勢險惡,默默地點點頭。母親如此堅毅,是父親之幸,他在晚年曾說:“八年抗戰我堅持工作,真是忘室忘家,愛人為了我能堅持和貫徹周總理的指示,受了不少苦,岳母,弟弟,孩子們都受了不少苦。”

3月初,七隊舉行到廣州後的第一次大型音樂演奏會,朋友們譽之為“見面音樂會”。三天戲票一搶而空,演出的《民主是那樣》等三十多個節目,宣傳了戰後廣大人民對民主建國的渴望,也揭示了國統區通貨膨脹和人民改變現狀的要求。音樂會的獻詞《幕前點滴》裡強調:“勝利以來,人民的生活仍不安定,顯然全國上下所要努力的方向是促進和平建國綱領的實現。歷史固然絕不會掉轉頭去,但也絕不能缺少人民主動去爭取。這正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這次音樂會的節目不被國民黨當局所樂見,只演了一場便被禁。七隊在劇院門口貼出“奉命停演,請持票者退票”的佈告,但沒有一位觀眾來退票,群眾以此作為無聲抗議和對七隊的公開支持。曾在柳州給他們講課的作家何家槐寫了《我的讚頌》,發表在香港《華商報》上:“當廣州各界舉行冼星海先生遺作演奏會的時候,最使我感動的,就是七隊的同志和他們唱的歌。他們那破爛的軍裝,樸實的言辭,嘹亮的歌喉,都帶給廣州市民以新的刺激,新的印象,新的作風,新的氣派。是的,他們給我們帶來的一切,都是那麼的新鮮,堅實,富有生命力;這和麻痹而且腐敗的環境,恰是一個極鮮明的對照。”“他們演出了人民的苦痛、鬥爭和希望;這聲音鼓舞了大多數人士,卻也刺激了少數特殊人物。因此,為了沒有‘報到’要停唱,為了沒有‘請求審查’要停唱,為了《五塊錢》那麼一支平常的歌曲,也要停唱,而理由只是‘不合手續’和‘污蔑政府’。”

3月底,七隊又舉行民歌演唱會,節目有《唱勝利、唱民主》、《日本投降歌》、《和平光明前奏曲》和《春暖花開草發芽》等。父親記得,從那時候起,國民黨開始進一步監視他們的活動,甚至暗中破壞。

4月上旬,劇宣五隊也從昆明調到廣州。據五隊副隊長丁波回憶,他們打前站的幾個人在七隊駐地休息了兩天。父親帶他們去拜訪文藝界一些老朋友,也拜訪了廣州行營一些熟悉的軍官。父親還帶他們去找駐地,好不容易找到米市街辛賢里一座樓房,可惜沒有排練場,父親領著他們去對面的一座古廟(當時是廣州市國民黨黨部的禮堂)交涉,很快得到允諾(後來五隊也舉行了“見面晚會”,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等節目,轟動一時,不過也在第五天被下令停演)。

5月初,蔣介石為了監視地方勢力張發奎和進步力量,派復興社(軍統)“十三太保”之一、大特務黃珍吾[2]接任廣州行營政治部主任。他一到任,便迫不及待地召開“政工大會”,連續向五七兩隊施加壓力。一天,他把父親和五隊隊長徐桑楚叫到辦公室說:“我知道你們是共產黨員,只要你們承認了,照樣可以當隊長,不說我就不客氣。”兩隊隊長都不出聲,黃珍吾很生氣,但是劇宣隊名義上是隸屬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領導的合法組織,父親他們一向也很小心從事,沒什麼把柄被他抓到,他也無可奈何。他給劇宣七隊定下一條“規定”,每星期一拂曉,要全體集中到行營政治部去做“紀念周”,聽他的“精神講話”,並規定若遲到半分鐘,就要立正罰站。有一次他自己遲到了半小時,大搖大擺走來,看到大家都已到齊,還說:“我遲到也要以身作則。”接著叫他的副官出來,說:“副官,是你遲了半小時叫我,是你的錯,現在罰你立正半小時。”那副官只好“立正”罰站。

隊務會及時做隊員的工作,教隊員們如何遇亂不驚。一次參加孫中山紀念周,黃珍吾突然對集中在漢民公園的兩隊隊員逐個點名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問“為什麼你們的演出一被禁止,香港共產黨報馬上知道?”“你們誰是共產黨員,有種的站出來和我辯論,中國究竟該實行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在另一次紀念周,他問:“你們知不知道東北發生了什麼事?(指內戰爆發)”一個隊員回答:“沒錢買報紙。”黃珍吾吩咐站在旁邊的主任秘書:“明天起給他們送幾份報紙。”第二天果然送來《中央日報》等報紙。

全面內戰的苗頭越來越明顯,5月4日,有特務、流氓和暴徒搗毀《華商報》和《正報》的廣州辦事處。

兩隊隊長和左洪濤分析,局勢處在民主與獨裁勢力短兵相接、暴風驟雨的前夕,一定要從鞏固自己出發,工作要策略,口號提到和平、民主、團結、建國就夠了,防止國民黨有更險惡的陰謀。當時以周恩來為首的和平談判代表團還在南京,緊緊追隨蔣介石的黃珍吾尚未下手抓人。兩隊成立了應變小組,內緊外鬆,不露聲色,隊長照樣去政治部領取經費。

國統區學生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一浪接一浪,廣州也不例外。劇宣隊隊員們化整為零,脫下軍裝,分小組或個別深入到青年學生中去。父親和部分隊員到中山大學訪問朱謙之和曹日昌等教授,談到當時局勢,他們都很憂慮。曹教授拿出在香港南丫島挖掘出來的石器時代石刃、石斧給父親看,感觸地說,原以為抗戰勝利了,可以好好研究學問,現在看來,國民黨要把中華民族重新推進苦難的深淵,很不得人心。

母親晚年曾回顧:當時一片白色恐怖,父親曾對她說,行營政治部主任黃珍吾“已對我和徐桑楚開火了”,他交代母親“隊如出了問題”應該怎麼辦。他還告訴過母親:“五七兩隊的同志們都很堅強、勇敢,黃珍吾幾次訓話,軟硬兼施,沒有一個同志亂說一句”。她的《憶——走過來的腳印》初稿裡有這麼一段:“沒有鬥爭經驗的我,歡呼演劇隊歷史任務的完成,做起了回鄉夢。同志們疲累,我帶著兩個孩子和病後的身體,多麽希望喘一口氣啊。至今我還覺得合情合理!可是到了廣州,夢破滅了。隊裡請來的專家學者對戰後建立聯合政府的希望和對新中國的描述,對世界局勢、尤其國內形勢的分析,幫助我明白了美帝支持蔣介石打內戰、消滅共產黨的野心和兩面手段。廣州街上一面是學生、市民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的遊行示威;一面是特務搜查抓人。七隊一面籌畫公演,一面又化整為零深入學生、群眾中去參加鬥爭。啊!抗戰初期的那種群眾運動場面再次湧現,但性質變了。”這段話在正式發表的時候被刪改,但我覺得母親真實的感受最打動我。

當地下黨得到確切情報,國民黨即將逮捕兩隊隊長、隊副和骨幹成員,再逮捕全體隊員,左洪濤派公開身份為國民黨中將、廣州行營軍法總監的地下黨員吳仲禧攜帶密寫報告飛赴上海,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馬上批示:演劇隊“相機撤退。”

[1] 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日本侵華期間實行見人則殺,見物則搶,無法帶走之物則燒的“燼滅作戰”。1941年中共黨政通告和傳媒開始將日軍這種軍事策略簡稱“三光政策”。

[2]  黃珍吾:1921年加入國民黨,1924年考入黃埔第一期,組織黃埔軍校孫文主義學會。後任黃埔軍校第二期學員隊區隊長、校長辦公室少校侍從副官。參加過東征、北伐,歷任團長、師政治部主任及復興社要職。1937年抗戰爆發後任軍事委員會別動隊少將副總隊長,福建省保安處中將處長兼保安副司令,福建剿匪司令官。1946年任廣州行轅中將新聞處長。1949年赴臺灣,歷任憲兵司令、臺北衛戍司令官、總統府中將參軍。1962年退役,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等。1969年10月5日在臺灣病逝。

莽莽大別山山巒重疊,男女老少7人徒步翻越大別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3背井離鄉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3 背井離鄉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從合肥市志我看到,即使是在兵荒馬亂、自然災害頻仍的情況下,合肥的工業現代化、城市文明都在逐步建立,只看1918年母親出生之後,就有第一所縣立女子小學、第一所公立女子中學、第一間公立合肥女子中等職業學校、第一家織襪廠、第一家肥皂廠、第一家外國商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個縣立圖書館、第一份報紙、營業性無聲電影放映、公路鐵路汽車火車甚至飛機場、法院成立、銀行相繼成立、國民政府紙幣和輔幣流通……辛亥革命後短短20年間,現代化的萌芽如雨後春筍。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社會的動盪:聲援北京的五四運動、上海的“五卅”運動和一二八鬥爭;紀念廣州暴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演出救國新劇;抗捐抗稅的罷工、請願、農民暴動;手工業成立工會;共產黨第一個基層組織成立、第一支赤衛隊成立、共青團縣委成立、飛行集會、肅反打擊所謂AB團;北伐軍打響第一槍;國民黨軍隊進駐;國共分別抗日;國共合作抗日……

和在父親家鄉類似,國共兩黨以及軍閥力量和土匪在合肥呈現拉鋸局面,苛捐雜稅逼人民造反。共產黨的力量是從幾個人幾條槍開始發展的,跟隨的群眾從幾十幾百,截止到1937年已經是成千上萬。但是也像在父親家鄉一樣,上演著自相殘殺:這邊國民黨集結兩個師“剿匪”,那邊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推行王明路線,對皖西北中心縣委進行肅反,把一大批黨團領導骨幹作為AB團分子進行拘審,20多人受到錯誤處理。

日軍兵臨城下之際,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卻召開會議鬥爭新四軍四支隊政委高敬亭,時值國共合作時期,由蔣介石指令,未經中央軍委批准,由新四軍軍長葉挺手執蔣介石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錯殺了高敬亭……

據合肥市志記載,1938年5月13日,日軍侵入合肥地區,次日攻進城內。5月16日,日軍挨家挨戶搜捕,將無辜居民驅押到苗圃、衛衙大關等地集體屠殺,被殺害的群眾達5000餘人。日軍侵佔合肥後,將城牆外影響日軍視線的房屋、樹木全部燒掉,將城內前、後大街、臨街房屋牆壁全部打通,將包公祠燒毀。三五成群,持槍姦淫擄掠,無惡不作。

合肥城內唯一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名樓四牌樓,是合肥老城的中心,亦名魁樓,位於長江路與宿州路交叉口。宋代始建,多次重修。20世紀初,四牌樓為磚木結構三層樓,底層東西南北各有一門,可通馬拉車。1927年毀於一場火災,1928年,合肥各界人士捐資萬元,重建四層之樓,均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底層四門可通卡車,二樓設有馬祥斌、王金韜二將軍牌位,紀念他們堅守合肥兩月有餘、拒直魯聯軍張宗昌10萬之敵於城外。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樓外曾豎“抗日救國”匾額,這更不為日軍所容,四牌樓被炸毀。

合肥标志四牌樓1937年被炸

合肥標誌四牌樓1937年被炸毀
(圖一:合肥四牌樓,1937年被日軍炸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日軍在進攻合肥的同時,5月10日起就對舒城狂轟濫炸,毀民房1000多間,死傷逾百。6月8日上午日軍由合肥南進舒城縣境,日軍的步兵,首先侵入舒城縣桃溪鎮及周圍村莊,燒毀民房一千多間,殺害農民四十多人,姦污婦女二十多人。同日下午,日本侵略軍第十六師團阪井支隊二四三聯隊第三大隊3000多人在大隊長松峙真一帶領下,侵佔舒城城關,大肆燒殺奸擄,城內未及逃走的400多居民全被殺害,未及轉移的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第二十軍的100余名重傷患被殺死……

也是據合肥市志記載,早於1937年8月,為阻日軍進犯,國民黨軍隊已奉令將淮南線鐵路破壞。1938年3月,合六、合蚌、合浦、合壽等公路均全線破壞。淪陷之後,合肥剛剛啟動發展的地方民族工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耀遠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被日軍侵佔,各工廠、作坊關閉,90%以上的手工業者逃往他鄉避難,工業和手工業生產處於全癱瘓狀態。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後才出現轉機。6月上旬,合肥維持會成立,為日偽組織。同時成立偽縣、區自衛隊。

日軍在合肥大街小巷到處刷寫“日中親善”、“日中提攜”、“同文同種”、“共存共榮”、“建立中國的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圈”等大型標語,強令中小學生學日文;強令中小學舉行日本國旗升旗儀式;強令住戶懸掛日本國旗;強令行人遇見日本官兵鞠躬行禮。日偽政權還成立合肥縣地方稅分局,徵收營業稅、牙稅、煙酒牌照稅、屠宰稅、牲畜費等。

據《脂油集》記載,合肥淪陷使得所有學生一夜之間全部失學,稍事安定後,教徒和老百姓紛紛要求三育女中複課,可是誰願意做校長出面與日本人直接周旋呢?經過教會努力安排,李青鸞出任校長,她不僅要解決經費困難的問題,日本憲兵還三次把她抓到日軍駐肥總部,軍刀橫在面前,動不動就惡狠狠說要殺一儆百。在她晚年接近九十歲的時候,她常說:那幾年沒有一天是安閒的,“我不知道明天我是否還活在這個世上。”

就在狂轟濫炸、燒殺搶掠的血雨腥風中,日軍逼近雙河鎮。父親既與城內斷了聯繫,便和另外兩位原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團員史存直和盧奎商量,翻越大別山到漢口,並建議母親一家同行。母親他們徵求外祖父意見,外祖父回信叫他們“速走!”留下地址,等他可以前往的時候再去會合。

大舅後來回憶,南京離合肥很近,南京陷落後,關於日寇在南京殺人姦淫的傳聞隨即傳到合肥,當日寇攻打四十華裡外一個鎮子——桃鎮的時候,夜晚可以聽見槍炮聲,看到火光沖天。這時家裡已經一無所有,我的外祖母為每人準備了一個小包袱。就這樣,服務團三人和母親、三個舅舅、外祖母一起上路了。母親一家老小,跟著父親一行,徒步九天,風餐露宿,沿途經過安徽的霍山、湖北的浠水、羅田等縣。

大舅記得我父親當時負責收編土匪為抗日部隊,大舅說,沒有我父親,是不可能安全穿過土匪盤踞的地盤的,土匪甚至武裝護送他們。即便如此還是出了意外,在快到霍山邊境時,駐守邊境的國民黨部隊繳了護送他們的土匪的槍。結果土匪一定要把大舅當作抵押。大舅只好隨土匪去到一個小山村,在那裡放了兩天牛。還好那支國民黨部隊的長官和外祖父相識,大概還到過家裡,見過外祖母,把情況說清楚後,就把槍還給土匪,我的父親到小山村接回大舅。

途經涉塔市河的時候,又遇到100多名“土匪”到涉塔市河對岸想接受收編,但是廣西部隊誤以為他們是下山搶劫,圍剿他們。當地地主子弟、復旦大學學生尤希伯和“土匪”有錯綜複雜的關係,知道父親路過,便派人涉水過河,強調他們沒有還擊,要求父親營救。父親寫了一封信交來人飛報山南館招安站,用電話通知駐守涉塔市河的廣西部隊,解救了那一百多人。

路上他們也遇到其他當地群眾和知識份子,有錢沒錢都一樣,白天步行,晚上各顯神通,風餐露宿,有時候住破廟,有時候睡路邊。一直走到長江邊的團風,再搭船到漢口,在一小旅店住下,不久,輾轉到達雲夢,借住在我大伯家。行程逾四百五十公里。當時外祖母43歲(1895年生人),母親20歲(1918年),大舅未滿17歲(1921年)、二舅14歲(1924年)、小舅只有12歲(1926年),想想看,這樣一行人,翻山越嶺,徒步四百五十公里是多麼艱難的行程。

在我心目中,他們就是善良忠厚、具有堅韌意志的中國老百姓的代表。稍後外祖父也趕到,一家人團聚。

翻越大别山

油畫習作:母親吳荻舟一家跟著父親徒步翻越大別山

(圖二:莽莽蒼蒼的大別山,即使今天,試試9天從安徽徒步翻山越嶺走到湖北吧。油畫習作,筆者為紀念外祖母父母和舅舅們而畫。)

母親說過很多次,老奶本來是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她不肯和他們一起逃難,因為她是纏足,年紀也大了,她說,我走不動,不要拖累你們,你們走吧。母親每次提起此事就很傷感。我找了很久,關於我的曾外祖母、即母親的外祖母的線索,終於在母親2004年1月10日的日記裡找到一段話:“我們跑了,她扶著一根棍子,從雙河走到六安,投靠一位老朋友,幾天後就死了。六安的鄰居把她安葬在六安郊外的亂墳崗上。”這是母親一輩子的痛,也令她屢屢教導兒孫輩不要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的禍害。

母親在1968年3月寫過一份自傳,其中說道:“父親在六安奮鬥了十多年,最後孑然一身,窮愁潦倒,跑到鄉下行醫去了。最令他們傷心的莫過於幾個孩子不能受教育,對將來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日本鬼打到合肥時,我們反鎖了大門就逃走了。只帶了幾件隨身穿的衣服。從雙河鎮逃出去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是家破人亡。老外祖母丟在雙河鎮,以後死在六安,還是老鄰居安葬的。父親逃到雲夢時(1938年9月),狼狽得連一個醫生起碼的傢伙——一根聽筒、一支注射針也丟了(他給征去國民黨傷病醫院工作兩三個月後,國民黨軍隊被日本鬼擊潰。他先逃到霍山,然後才到雲夢的)。他們都是願意勞動、有勞動能力的,為什麼活不下去?當時沒有政治覺悟,不能用正確的政治觀點去分析。但是憎恨國民黨政府禍國殃民,鬧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憤世之心極強,展望前途,一片漆黑。”

對於她自己的宗教信仰,她這樣反思:“這20年的家庭教育,6年的學校教育,把我培養成脫離社會,脫離實際的書呆子。我進初中的5、6年,就是從家門到校門,很少串親戚,避免了封建宗法的影響,但隨著母親進教堂,做禮拜,17歲的時候還受‘洗禮’做了個小教徒。當時我很喜歡耶穌,很嚮往他為人誠懇、講和平、要給人類以和平、幸福,給人以天堂似的人間。也羡慕一些受過洗禮的同學暑假能去外地開個什麼宗派的會(名稱記不起來了,我後來沒參加過。母親把家搬到學校附近讓我就近上學,囑咐我專心讀書,不要惹事,儘管聽到很多議論,也不要參與)。至於上帝以七天創造世界是代表一種世界觀,宗教是一種宿命的人生觀,當時我當然是不認識的。總之隨著家裡大人對現實生活逐漸失去信心,對前途的恐懼與日俱增,精神上沒有寄託,很自然的就(本來就和教會有聯繫)滑到宗教這個精神避難所裡去了。”

但是母親也注意到:“為什麼在‘虔誠的教徒’中存在著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上帝的代表’牧師(中國的和外國的)們為什麼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爭名奪利、互相排斥?學校為什麼像一潭死水,和外界隔絕,盡可能不參加外面的活動?學生們諷刺不滿之聲時有所聞。”

“宗教的教義和現實是兩回事,它解決不了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這是母親後來回憶時給出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