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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有四個人物,演出《小人物狂想曲》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4相機撤退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4 相機撤退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據父親吳荻舟晚年組織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編寫的隊史《南天藝華錄》記載,抗戰勝利後他們一點也沒有鬆懈。

回韶關經過興寧,劇宣七隊舉行了音樂晚會和話劇演出。在龍川候車時,為了早日瞭解抗戰結束後劇宣隊的去向和任務,父親派人去香港和饒彰風聯繫。中秋節到老隆演出話劇《重慶24小時》,隊內還開了中秋晚會。七戰區李熙環趕來參加,父親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對他說:經過八年抗戰,隊員們年紀大了,要回去就業升學,贍養父母,有的也該成家立業了。第二天,他向全體隊員講話說,有人給日本鬼子打到床底下,美國人把日本鬼子打跑了,把他們從床底下拖出來了。最後他挖苦地說:“你們去受降吧!”

為什麼他這麼惱火?據父親說:抗戰期間,蔣介石犧牲地方軍,保存自己,從南京逃到峨眉山,現在卻要從山上下來,劫收戰果。李熙環的牢騷,反映了地方軍人當時所處地位,以及敢怒不敢言的心態。

抗戰勝利,戰區取消。劇宣七隊的隊名取消了“抗敵”兩個字。1945年秋天,毛澤東應邀率領中共代表團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簽了《雙十協定》,父親說他們看到和平民主建國的希望。他們在回韶關途中還根據《論聯合政府》和《雙十協定》宣傳抗日勝利後要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精神。

11月下旬,七隊回到韶關時,墨江會館大部分已經被敵機炸毀,七隊住到青年會附近的一所學校,隔鄰原是特務機關“一寄廬”,現已改為日軍俘虜營。當時余漢謀部第十二集團軍主力,包括戰區政治部主要成員,已奉命星夜趕往江浙和上海。戰區政治部留下指令,要七隊徒步經江西趕到浙江衢州和他們會合。

在父親的記憶中,“日寇洗劫後的韶關,到處顯得慌亂淒涼,淪陷前逃出去的當地人陸續回來;外地流亡來的同胞正收拾破殘行裝紛紛離去。苦難深重的中華兒女振奮精神,滿懷希望地重建家園。市面迅速從廢墟中蘇醒過來,路上行人慢慢多起來。可是不久,劫後餘生的歡樂變成了苦澀的淚水。戰後帶來的通貨膨脹,勢若奔馬;國民黨官僚的欺壓劫收;不法商人囤積居奇,操縱物價。人民的生活不僅沒有絲毫改善,除了不再有敵機轟炸,一切都變本加厲。國統區廣大人民只好苦笑著把抗戰勝利說成是‘慘勝’”。

這時,派去香港的張琢回來,帶來饒彰風的意見。隊務會決定不做“劫收”的吹鼓手,於是藉口“服裝道具樂器等行李過多,沒有交通工具,無法徒步去華東,擬由水路經香港和臺灣海峽轉到上海”,隊伍暫時留在韶關。

1945年冬,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被任命為廣州行營主任,左洪濤隨他到廣州上任。父親立刻帶著趙本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一年來的工作情況,並提出將七隊調往廣州,避開政治部要七隊上華東前線的要求。左洪濤同意這麼辦,並對父親說:政治形勢可能惡化,七隊要留在大城市配合民主運動,這將是一場更嚴峻的鬥爭,要注意工作方式,保存好自己。並說:周恩來指示,要在堅持“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外,再加上一個“不上反共前線”。

七隊留在韶關過元旦,等待調令。期間他們總結了8年的經驗教訓,總結中表揚了父親:“隊長吳荻舟把全部精力投放在隊務上。家庭擔子交給妻子張瓊,她離隊另找工作養家,直到桂林淪陷前夕,才隨隊撤往粵東和大隊一起生活。因此,儘管國統區貨幣惡性貶值,物價飛漲,工作學習生活困難重重,隊員們卻真誠團結,情緒飽滿,毫無怨言地堅持工作。”這其實也是對母親的表揚吧,可以看到,她的顧全大局如何支持了父親的工作。一直到她的晚年,當年那些年輕隊員們也已兩鬢斑白,仍然非常尊重她。

總結中也批評了隊和個人的一些問題:“造成這些不足、缺點,既有主觀原因:如努力不夠,文化和認識水準低;也有客觀原因:如戰爭年代物質條件太差,流動性強等等。”“至於個別同志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驕傲自滿、好高騖遠等等,遇到適當的土壤、氣候就會冒頭,這些對隊伍的前進和發展當然是不利的,雖然在那樣的條件下,也是能理解的,但對之沉默、容忍是有害的,藏拙護短,是對人民對自己不負責任。”有關的隊員幾十年後還在內疚,可見教訓深刻啊。

在韶關待命期間,七隊排練和演出了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

舞台上有四個人物,演出《小人物狂想曲》

演劇七隊演出的話劇《小人物狂想曲》劇照

(圖三:七隊演出的話劇《小人物狂想曲》劇照。)

韶關日軍俘虜營一個軍官剖腹自殺,其他軍士和列兵也開始絕食。據說是因為過去執行“三光”政策[1],怕中國人報復殺了他們。戰區政治部指示七隊去做日俘工作,勸他們進食。父親帶著袁濱前往,向日俘反復交待我們的俘虜政策,解除他們的顧慮,勸阻了絕食行動。父親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自學的日語,沒想到在這裡發揮了作用。

七隊為韶關觀眾演出兩場,作為告別。他們印在節目單上的“獻詞”第一句便說:“完成政治民主化是建國的首要任務”,談到將來:“藝術除了為這一最大前提服務外,它還得從中建設自己”。父親解釋:“這就是說,在由舊中國走入新中國的過程中,藝術在精神建設的領域裡,必須絕對地盡責根除那些舊有的國民精神病態,輸送新的、健康的、民主的血液到每個國人的靈魂裡去!同時它本身也在不斷提高自己的藝術品質和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這是向廣大觀眾宣佈了隊的新任務,號召全國人民要自強不息,要團結,建設民主的新中國。”

從家鄉起步打拼至此,父親艱苦作戰已近20年,他對民主前途的憧憬一直沒有動搖,但是對其中的艱巨性更加清醒,視野更加開闊。

1946年2月下旬調令到。全隊坐船順北江而下抵達廣州,住侖前街2號,那是一排破舊平房,不久搬到對面一座門窗都沒有的四層樓房。所有人極度疲勞,需要休息。但是大局急轉直下,隊務會認為需要加強學習,為迎接新的任務充實全隊。除了組織學習《正報》、《華商報》、《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等書報外,他們接連請經濟學家狄超白(父親的難友,獄中名叫狄友清)講“戰後中國經濟建設”;國際問題專家張鐵生講“戰後國內外局勢”;著名作家茅盾講“在民主建國階段寫你所熟悉的事情”等。這些朋友,在桂林時都給他們做過報告,講過學,熱情無私地支持和幫助過他們。七隊還和音樂家孫慎、連抗等籌備《新音樂月刊》的出版,邀請音樂家、作家出席新音樂座談會。

母親張佩華隨隊到了廣州之後,因為有孩子,比較吵,被安置在天臺上的一間房子裡。父親囑咐她:“照顧好兩個孩子,不參加隊的活動,但是,隊的紀律,你一定要遵守。”母親知道形勢險惡,默默地點點頭。母親如此堅毅,是父親之幸,他在晚年曾說:“八年抗戰我堅持工作,真是忘室忘家,愛人為了我能堅持和貫徹周總理的指示,受了不少苦,岳母,弟弟,孩子們都受了不少苦。”

3月初,七隊舉行到廣州後的第一次大型音樂演奏會,朋友們譽之為“見面音樂會”。三天戲票一搶而空,演出的《民主是那樣》等三十多個節目,宣傳了戰後廣大人民對民主建國的渴望,也揭示了國統區通貨膨脹和人民改變現狀的要求。音樂會的獻詞《幕前點滴》裡強調:“勝利以來,人民的生活仍不安定,顯然全國上下所要努力的方向是促進和平建國綱領的實現。歷史固然絕不會掉轉頭去,但也絕不能缺少人民主動去爭取。這正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這次音樂會的節目不被國民黨當局所樂見,只演了一場便被禁。七隊在劇院門口貼出“奉命停演,請持票者退票”的佈告,但沒有一位觀眾來退票,群眾以此作為無聲抗議和對七隊的公開支持。曾在柳州給他們講課的作家何家槐寫了《我的讚頌》,發表在香港《華商報》上:“當廣州各界舉行冼星海先生遺作演奏會的時候,最使我感動的,就是七隊的同志和他們唱的歌。他們那破爛的軍裝,樸實的言辭,嘹亮的歌喉,都帶給廣州市民以新的刺激,新的印象,新的作風,新的氣派。是的,他們給我們帶來的一切,都是那麼的新鮮,堅實,富有生命力;這和麻痹而且腐敗的環境,恰是一個極鮮明的對照。”“他們演出了人民的苦痛、鬥爭和希望;這聲音鼓舞了大多數人士,卻也刺激了少數特殊人物。因此,為了沒有‘報到’要停唱,為了沒有‘請求審查’要停唱,為了《五塊錢》那麼一支平常的歌曲,也要停唱,而理由只是‘不合手續’和‘污蔑政府’。”

3月底,七隊又舉行民歌演唱會,節目有《唱勝利、唱民主》、《日本投降歌》、《和平光明前奏曲》和《春暖花開草發芽》等。父親記得,從那時候起,國民黨開始進一步監視他們的活動,甚至暗中破壞。

4月上旬,劇宣五隊也從昆明調到廣州。據五隊副隊長丁波回憶,他們打前站的幾個人在七隊駐地休息了兩天。父親帶他們去拜訪文藝界一些老朋友,也拜訪了廣州行營一些熟悉的軍官。父親還帶他們去找駐地,好不容易找到米市街辛賢里一座樓房,可惜沒有排練場,父親領著他們去對面的一座古廟(當時是廣州市國民黨黨部的禮堂)交涉,很快得到允諾(後來五隊也舉行了“見面晚會”,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等節目,轟動一時,不過也在第五天被下令停演)。

5月初,蔣介石為了監視地方勢力張發奎和進步力量,派復興社(軍統)“十三太保”之一、大特務黃珍吾[2]接任廣州行營政治部主任。他一到任,便迫不及待地召開“政工大會”,連續向五七兩隊施加壓力。一天,他把父親和五隊隊長徐桑楚叫到辦公室說:“我知道你們是共產黨員,只要你們承認了,照樣可以當隊長,不說我就不客氣。”兩隊隊長都不出聲,黃珍吾很生氣,但是劇宣隊名義上是隸屬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領導的合法組織,父親他們一向也很小心從事,沒什麼把柄被他抓到,他也無可奈何。他給劇宣七隊定下一條“規定”,每星期一拂曉,要全體集中到行營政治部去做“紀念周”,聽他的“精神講話”,並規定若遲到半分鐘,就要立正罰站。有一次他自己遲到了半小時,大搖大擺走來,看到大家都已到齊,還說:“我遲到也要以身作則。”接著叫他的副官出來,說:“副官,是你遲了半小時叫我,是你的錯,現在罰你立正半小時。”那副官只好“立正”罰站。

隊務會及時做隊員的工作,教隊員們如何遇亂不驚。一次參加孫中山紀念周,黃珍吾突然對集中在漢民公園的兩隊隊員逐個點名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問“為什麼你們的演出一被禁止,香港共產黨報馬上知道?”“你們誰是共產黨員,有種的站出來和我辯論,中國究竟該實行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在另一次紀念周,他問:“你們知不知道東北發生了什麼事?(指內戰爆發)”一個隊員回答:“沒錢買報紙。”黃珍吾吩咐站在旁邊的主任秘書:“明天起給他們送幾份報紙。”第二天果然送來《中央日報》等報紙。

全面內戰的苗頭越來越明顯,5月4日,有特務、流氓和暴徒搗毀《華商報》和《正報》的廣州辦事處。

兩隊隊長和左洪濤分析,局勢處在民主與獨裁勢力短兵相接、暴風驟雨的前夕,一定要從鞏固自己出發,工作要策略,口號提到和平、民主、團結、建國就夠了,防止國民黨有更險惡的陰謀。當時以周恩來為首的和平談判代表團還在南京,緊緊追隨蔣介石的黃珍吾尚未下手抓人。兩隊成立了應變小組,內緊外鬆,不露聲色,隊長照樣去政治部領取經費。

國統區學生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一浪接一浪,廣州也不例外。劇宣隊隊員們化整為零,脫下軍裝,分小組或個別深入到青年學生中去。父親和部分隊員到中山大學訪問朱謙之和曹日昌等教授,談到當時局勢,他們都很憂慮。曹教授拿出在香港南丫島挖掘出來的石器時代石刃、石斧給父親看,感觸地說,原以為抗戰勝利了,可以好好研究學問,現在看來,國民黨要把中華民族重新推進苦難的深淵,很不得人心。

母親晚年曾回顧:當時一片白色恐怖,父親曾對她說,行營政治部主任黃珍吾“已對我和徐桑楚開火了”,他交代母親“隊如出了問題”應該怎麼辦。他還告訴過母親:“五七兩隊的同志們都很堅強、勇敢,黃珍吾幾次訓話,軟硬兼施,沒有一個同志亂說一句”。她的《憶——走過來的腳印》初稿裡有這麼一段:“沒有鬥爭經驗的我,歡呼演劇隊歷史任務的完成,做起了回鄉夢。同志們疲累,我帶著兩個孩子和病後的身體,多麽希望喘一口氣啊。至今我還覺得合情合理!可是到了廣州,夢破滅了。隊裡請來的專家學者對戰後建立聯合政府的希望和對新中國的描述,對世界局勢、尤其國內形勢的分析,幫助我明白了美帝支持蔣介石打內戰、消滅共產黨的野心和兩面手段。廣州街上一面是學生、市民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的遊行示威;一面是特務搜查抓人。七隊一面籌畫公演,一面又化整為零深入學生、群眾中去參加鬥爭。啊!抗戰初期的那種群眾運動場面再次湧現,但性質變了。”這段話在正式發表的時候被刪改,但我覺得母親真實的感受最打動我。

當地下黨得到確切情報,國民黨即將逮捕兩隊隊長、隊副和骨幹成員,再逮捕全體隊員,左洪濤派公開身份為國民黨中將、廣州行營軍法總監的地下黨員吳仲禧攜帶密寫報告飛赴上海,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馬上批示:演劇隊“相機撤退。”

[1] 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日本侵華期間實行見人則殺,見物則搶,無法帶走之物則燒的“燼滅作戰”。1941年中共黨政通告和傳媒開始將日軍這種軍事策略簡稱“三光政策”。

[2]  黃珍吾:1921年加入國民黨,1924年考入黃埔第一期,組織黃埔軍校孫文主義學會。後任黃埔軍校第二期學員隊區隊長、校長辦公室少校侍從副官。參加過東征、北伐,歷任團長、師政治部主任及復興社要職。1937年抗戰爆發後任軍事委員會別動隊少將副總隊長,福建省保安處中將處長兼保安副司令,福建剿匪司令官。1946年任廣州行轅中將新聞處長。1949年赴臺灣,歷任憲兵司令、臺北衛戍司令官、總統府中將參軍。1962年退役,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等。1969年10月5日在臺灣病逝。

舞台美術很簡單很漂亮,大樹下有涼亭、兩個人物。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5戰時文藝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5 戰時文藝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9年抗宣一隊從桂南流動回到桂林。

三個月沒著家,吳荻舟榮升父親。當時我母親張佩華帶著小嬰兒,又要照顧流亡到桂林的外祖父母,日子別提多艱難。

據母親回憶,她在桂林找過許多次工作。第一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管抗宣隊的三組組長張志讓介紹她去找某主任,某主任聽說母親是從抗宣一隊退下來的,笑臉立即變成冷臉:“你回去等通知吧。”母親沒有一點社會經驗,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改變態度。後來才知道,母親視作光榮的抗宣一隊經歷,他卻看做洪水猛獸。

星星小學校長孫滬芳的妹夫夏奎介紹母親到郵務工會做文書,每天晚上去做幾小時抄寫、記錄之類的工作。母親說:大概我太沒經驗了,三四個月後就被辭退。之後她當過家庭教師,再後來抗宣一隊的白樺阿姨介紹她去觀音山育英托兒所做保育員,可以帶著孩子去,不過除了包伙食和幾元零用錢外沒有工資。不久,我大姐出麻疹,愈後需錢調理,母親又要另找工作。

這時候外祖父已經結束了湖南邵陽傷兵醫院的工作,還在全州中學做過校醫,可是流亡到桂林後就沒有工作了。我想像不到,這一家老小是如何支撐下來的。我在美國印第安那州麥迪遜市參觀過一位醫生世家的祖屋,也就是100多年歷史。外間書架上放著一排排病歷,裡間放著年代已久的簡陋的醫療設備,我頓時想起外祖父,如果不是兵荒馬亂,或許,在合肥老家也會留下一所百年老診所。憑外祖父行醫有道,母親工作幫補家計,撫育三個舅舅受教育、長大成人,或許有哪個舅舅繼承外祖父的診所,他們肯定能過上殷實人家的生活。

整個抗戰期間父親對母親沒有一點點支援,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時間上。工作高度緊張,他也顧不上家啊。

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的時候,國民黨正強迫各抗宣隊演劇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1]傳達了中共南方局(周恩來主持)的指示:1.為了工作,被強迫時,可集體參加;2.如有(共產)黨員身份暴露,不便參加的,要設法安全撤退;3.對民主黨派,不願參加(國民黨)的要安排離隊。

隊務會把這個問題慎重地告訴隊員們時,全體隊員堅決表示不參加。有些提出要離隊,不願參加又不願離隊的提出種種藉口:有的說自己有宗教信仰(基督教徒、佛教徒等),不參加政黨;有的說不滿年齡不必參加等等。隊務會分析了當時的政治環境,認為桂系勢力長期鬧獨立性,曾發動過迫蔣(介石)抗日運動,他們要依靠進步力量,頂住時刻都要擠進來的國民黨嫡系勢力,對國民黨要求廣西省各機關團體(包括機關、學校、警察局)集體加入國民黨也很反感。隊務會議決,為了確保隊的生存,做好兩手準備,一是拖,二是參加,但以拖為主。只要行營政治部不催促便拖,拖到無法再拖時再辦,盡可能離開桂林,多到各地流動。

他們到桂林與貴州間的永福縣流動了一個月左右,慰問當時趕修桂林到貴陽鐵路的築路工人和當地群眾。

廣西省委通過八路軍辦事處要求他們協助舉辦合作幹部訓練班和農事幹部訓練班,物色群眾骨幹做《抗宣通訊》的通訊員,抗宣一隊派了一組隊員,先後共物色數百名青年,訓練班結束後,分配到各鄉鎮合作社或農業推廣站當幹部,同時期還辦了一個刊物《農村生活》。

馮乃超、李克農指示父親帶幾位隊員去靈川縣(八路軍郊區辦事處附近)探望在長沙共同戰鬥過的鹿地亙並協助他們演出,包括搞舞臺效果、燈光和服裝等後臺工作。抗宣一隊派出一組隊員協助“日本反戰同盟”演出鹿地亙的大型話劇《三兄弟》。

簡陋的話劇舞台上有七名工人、日本兵、漢奸模樣的演員。

抗宣一隊與日本反戰同盟聯合演出話劇“打鬼子”

(圖一:抗宣一隊與日本反戰同盟聯合演出話劇,反映日本人民反日本法西斯的鬥爭。反戰同盟大部分成員是日本戰俘,領導人是鹿地亙。)

還有的隊員留在桂林堅持街頭宣傳,按期編《抗宣壁報》外,先後參加桂林戲劇界籌建小劇場,為《救亡日報》籌集資金,公演《一年間》等。這次公演規模很大,分為國、粵、桂三種語言先後舉行。

1939年11月,日軍在北部灣沿海登陸,沿公路侵入桂南,打到南寧以北,逼近賓陽的昆侖關,國民黨軍隊在廣西南路地方民兵配合下,在昆侖關與入侵日軍血戰得勝。抗宣一隊派了一組隊員編輯、刻蠟板、油印小報《前線》,送到前線。

他們還與“樂群社”合作,舉辦樂群社歌詠訓練班,成立“樂群社歌詠團”,給地方上培訓了一批歌詠骨幹,該團後來參加抗宣一隊演出的《農村曲》、《軍民進行曲》等歌劇。

同時,父親參加了桂林戲劇界勞軍團赴賓陽勞軍,團長是京劇演員劉筱衡。

在賓陽,父親重遇30年代初一起坐牢的難友左洪濤。當時他是以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機要秘書身份陪張發奎從韶關到桂南視察的,父親不知底細,不敢和他多說話。

父親說:“後來,左洪濤兩次經過桂林,到我家密談,告訴我許多難友出獄後的情況,分析當前形勢等。”左洪濤說了自己如何經郭沫若介紹參加第八集團軍張發奎屬下的“戰地服務隊”,如何從華東轉戰到華南,當上張發奎的機要秘書。由此父親察覺到他與中共組織的聯繫,也道出自己出獄後如何與柳乃夫組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如何擔任抗宣一隊隊長的經過。左洪濤獲悉父親l937年出獄至今仍未找到被捕前的黨組織連絡人,未接上組織關係,答應幫助父親,但是,還是那句話:要找到證明人。

以後多年裡,父親遇到工作上的困難,便向左洪濤請教,左洪濤也千方百計將中共的指示傳達給父親,在舊交的基礎上,兩人建立了新的更密切關係。

1940年初夏,父親率隊到湘桂、粵漢鐵路沿線流動工作,在粵漢線的郴州,除了街頭宣傳外,重點是在那裡一所頗具規模的傷兵醫院慰問演出,和傷兵談心,宣傳抗日方針政策,鼓勵他們傷癒後重上前線。傷患們傾訴院方克扣他們的伙食和醫藥費,置他們的病痛、生命於不顧,激憤地說與其在這裡無限期地受罪,不如死在前線。隊員們只能在心裡同情,無法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一周後,他們沿著鐵路逐鄉逐鎮流動宣傳。在衡陽、零陵等大站、市鎮均有演出,在小站、農村只作文字、漫畫、歌詠和講演。一站站往回走,直到廣西興安縣,才駐紮下來。

抗宣一隊住在興安縣的文廟內時,我的大舅張國衡也參加了抗宣一隊。大舅記得,周圍都是低矮的茅屋,滿街製造松明的手工作坊。休息、排練等一切活動基本上都是在文廟的大殿內。他說,文廟不知道建於何時,抗宣一隊住進去時,廟內到處是雜物、青苔,很久沒有人清掃過,神龕上也有許多灰塵。文廟本身建築很考究,可惜無人管理。著名的靈渠(南渠)穿過興安縣城,渠上有幾座石橋,“湘漓分流”、“飛來石”風光秀麗。當時正是仲麥前後,氣候溫暖,忙碌一天后,年輕人喜歡跑到河裡游泳嬉戲,水流緩慢,清澈透明,浸入水中,一天的疲勞都忘記了。

小橋流水,蔥綠濃陰,亭台樓閣

廣西興安的蘇定橋

(圖二:1987年,大舅曾和其他隊員回興安探訪,興安已經到處是高樓,馬路寬闊,文廟變成公安局所在地。宋代用糯米和蛋清混合物作為粘合劑的蘇定橋,保存至今,其他橋多已重建,失卻了原有風味。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興安休整總結工作時,父親他們注意到,鐵路沿線鄉鎮群眾愛看具有濃厚民族特點、唱念做打齊全的湘劇、桂劇,用普通話演唱抗日歌曲也很受歡迎,反應熱烈。不過那時候群眾不習慣看話劇,父親說:當然也可能由於我們演出水準不高,無法吸引他們。往往未到閉幕,觀眾已寥寥無幾。一次在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演出話劇《改期結婚》,觀眾不斷散去,閉幕時只剩下不敢自由行動的國民黨駐軍士兵和帶隊的下級軍官。

兴安

(圖三:1939年抗宣一隊在興安。)

徐方略從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拿到一本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編輯的《歌劇集》,其中有《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音樂組長林韻提出試排《農村曲》,得到隊務會同意。《農村曲》這部三幕歌劇描寫人民在日寇鐵蹄下的苦難生活以及群眾自發生產支援前方,反對漢奸,共同打擊敵人,最後取得勝利。情節比較簡單,主題明確,有點像話劇加唱,唱做之間還有音樂過門,通俗易懂。加上興安人講廣西官話,與普通話比較接近,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

舞台美術很簡單很漂亮,大樹下有涼亭、兩個人物。

《農村曲》是一台新形式的節目。

(圖四:《農村曲》劇照。)

開幕前先把劇情向觀眾作個簡單介紹,當演出進行到父母被日寇殺害、哥哥被燒死、姐姐被奸死的逃難女孩小毛唱著“東洋鬼子多兇惡,殺死了我的爹和媽……”出場時,觀眾淚水汪汪地看著她,有的觀眾甚至哭出聲來,對小毛的遭遇極為同情,對日寇的兇殘極為仇恨。從開幕到閉幕沒有一個人離場,幕落後群眾還不走,詢問:“演小毛的演員,是不是就是小毛?”

抗宣一隊成立的時候,成員是一批來自五湖四海不願做亡國奴的熱血青年,並沒受過藝術訓練,極個別學生出身的隊員在學校或在武漢參加抗日團體時才唱過救亡歌曲,對歌劇藝術一無所知。現在,經過兩年的學習與實踐,提高了對藝術的認識和追求,父親他們希望因勢利導、幫助大家更上一層樓,把抗宣一隊改造成以歌舞劇為主要宣傳手段的藝術隊伍。

1940年6月加入抗宣一隊的胡振表在《回憶吳荻舟同志的二三事》中回顧說,當時,他之前所在的江西革命老區政治空氣已經到了無法工作的地步,經地下黨介紹,他從江西坐上地下交通的軍車,幾經輾轉到達廣西桂林,幾天後去興安找到我父親。父親向他介紹了隊的情況,讓他先用幾天時間熟悉一下環境。胡振表說,第二天一早起床,就看到有些同志在練嗓子,有些在練樂器,還有些在看書。太陽升起來後又一起做早操,早餐後馬上召集開朝會,由隊長宣佈當天工作安排,然後各自分頭工作,他認為這裡與江西的氣氛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1940年8月從興安回到桂林後,父親就去請舞蹈專家吳曉邦[2]指導加工《農村曲》和排練《生產大合唱》,於9月中假樂群社演出歌劇《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吳曉邦9月26日在《救亡日報》上撰文《大膽的嘗試》,談到排練的情況,還說:“我這樣做,是想引起桂林樂壇重視,繼續嘗試,奠下中國新歌劇的基礎。”文章立即引起桂林文藝界的重視,《救亡日報》還寫專文介紹。

很多觀眾和讀者寫信要求多演出這樣的劇碼。他們說:“看著《生產大合唱》中剛勁有力、節奏利索的舞蹈,聽著‘個個村笑嘻嘻,又有耕牛又有雞,老人婦女多生產,年青力壯的小夥子去殺敵’的歌聲時,一股革命樂觀主義氣氛,使自己忘記是在桂林逃難,仿佛自己正懷著‘最後勝利屬於我們’的信心,在八路軍、人民武裝控制下的黃河兩岸、華北平原上參加生產支前,參加殺敵。”

[1]李克農(1899.9.15~1962.2.9),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工作部部長,參加過長征,抗戰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協助周恩來、葉劍英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委員兼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外交部副部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情報部部長。1953年起,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62年2月9日在北京逝世。

[2]吳曉邦(1906年-1995年)江蘇太倉人。舞蹈家、舞蹈教育家。1929年至1932年,吳曉邦三度赴日本學習芭蕾及現代舞。歸國後在上海開辦舞蹈學校,舉辦作品展,演出反映社會現實的舞蹈。抗日戰爭爆發後,吳曉邦輾轉全國各地,創作了近百個舞蹈作品,主題包括抗擊法西斯,反對封建禮教,喚起民眾等等。1945年,與妻子盛捷(舞蹈家)一起赴延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吳曉邦主要從事舞蹈教學、理論研究和組織領導工作。1980年代,吳曉邦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創辦了中國內地唯一培養舞蹈碩士、博士研究生的舞蹈系,他還出版了數百萬字的著作。

在一塊石碑前,男站立女坐在石階上目視遠方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3大火善後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3 大火善後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非常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西方傳入的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11月15日黃昏,南方的初冬很冷,抗宣一隊到達衡山,住在孔廟。每人從三廳的前站領到兩條軍用毯子。16日抵達衡山與九渡口之間的一個小村子,兩天的行軍和沿路工作,大家累了,睡得很香。此時,潘念之派人趕來傳達周恩來指示,要他們次日一早搭車回長沙,參加大火善後工作。

父親吳荻舟率隊依時出發,當天入夜前回到長沙。車抵財政廳,周恩來已經在那裡等他們。距13日凌晨的大火雖已過了5天,燒成廢墟的長沙還處處冒著嗆人的濃煙和灼人的熱浪。放眼看去,一片斷垣殘壁,幾乎看不見一個行人,滿目淒涼。所有街邊東倒西歪的防空洞裡,都擠滿了傷兵和群眾,有的人傷口還在流血,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

在一場人為大火中長沙全城盡毀,僅剩頹垣敗瓦。

上世紀三十年代,長沙有一場大火,全城盡毀,史稱長沙大火

(圖一:長沙被大火焚毀的慘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先後回到長沙的還有抗敵演劇第一、二、八、九隊,加上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五個隊組成“長沙大火善後工作隊”,又成立了由各隊隊長參加的“善後工作指揮部”,洪深任總指揮,馬上投入工作。周恩來召開動員大會,每人發了一個臂章,講解工作計劃和要求。他再三指出善後工作的重要意義,說:我們全力做好大火的善後工作,就可以揭發漢奸投降派的陰謀,粉碎日寇的侵華新戰略,團結人民,堅持抗戰到底。參加長沙大火善後的還有朝鮮義勇隊和最早回到長沙的九戰區政工二隊。

隊員們踩著斷磚殘瓦,焦炭灰燼,在大街小巷搶救傷殘,清理屍體,搬運尚在冒煙的糧食物資,撲滅餘火,清理街道,動員市民回城,設立施粥站、救傷站,發放救濟款,解決主副食供應,恢復市場,出壁報恢復抗日宣傳,擴大嚴懲罪魁禍首和發放救濟金的政治影響。父親說,不少年輕隊員平時怕死人、怕見血,現在連腐屍、焦屍和殘肢也毫不畏懼去清理,十分感人。他們在一間燒毀的房屋中發現了一部印刷機,田漢、萬籟天、龔哨嵐等如獲至寶,馬上辦起一張四開的《新長沙日報》,恢復了抗日宣傳陣地。

三十餘名年輕男女,組成演劇一隊,在嶙峋山石前合影

演劇一隊的年輕人都是二十歲上下的熱血青年,投身抗日宣傳。

(圖二:演劇一隊陣容。如果沒有戰爭,這些風流倜儻的小夥子和面貌娟好的姑娘們該有多麽美好的生活!)

11月21日,國民政府中宣部、政治部發表關於長沙大火“真相說明”:“12日夜,長沙大火,實為地方軍警誤信流言,自衛民眾基於義憤之所造成。蓋戰地轉移,我軍對預先撤退的戰略據點及主要城市建築物施以破壞,免資敵用,原為作戰上的必要,在各國戰史上不乏先例。故長沙既臨戰區,政府於事前有所準備,當為必然之事實。唯12日夜長沙大火時,嶽州雖失,而平江汨羅以北陣線甚穩。長沙距前線當有一百餘里,軍事當局,不僅無命令破壞,且正調兵增加前線,而地方政府,亦並未下令破壞。”

中共的《新華日報》也在同一天發表社論“論堅壁清野”,重複了周恩來在南嶽軍事會議上的觀點。

父親回憶,當時看見周恩來忘我工作,隊員們都很感動,誰都爭取多做一點工作,好減輕他的疲勞。隊裡絕大多數人都是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來自五湖四海,只有不願做亡國奴的樸素感情,對中共抗日方針政策體會還不深,也沒有工作經驗。為了避免出差錯,周恩來每天要聽匯報,有問題就幫助解決。抗宣一隊的徐方略和林因加擔任文字宣傳,出壁報和為《新長沙日報》撰稿。一些重要文章和壁報稿,周恩來必親筆圈點,涉及湖南地方的稿件,如果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在長沙,他必拿去與張商量後才允許發表。

父親說:“周恩來發現我們由於痛恨蔣介石火燒長沙,寫標語、出壁報不願寫‘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毛澤東提出的口號)。他嚴肅耐心地說:擁護是有前提的。‘抗戰到底’便是前提。蔣介石不抗戰到底,我們就不擁護他嘛,國共合作一天不破裂,他還講抗戰,又槍斃放火的酆悌、文重孚、徐昆,撥款救濟災民……對打擊投降派、支持抗戰派、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利嘛。經過周恩來的教導,大家才深刻理解這條標語的用意。”

大火後的長沙什麼也買不到,周恩來也只用一點鹹菜下飯。為了解決陸續回城的居民的主副食,他派隊員們到四鄉去動員農民送菜送糧進城。但農民不明真相,拒絕賣菜給他們。農民很氣憤,責問你們還要不要抗日?有多少個長沙夠你們這麼燒?什麼都燒光了,還拿什麼去抗日?周恩來聽了匯報,立即肯定說:“農民問得好,說得對。湖南人民有革命傳統,不怕你們穿上‘老虎皮’(父親他們當時穿國民黨士兵衣服),放火燒長沙不對,他們就反對,就提意見。”

他叮囑大家明天再去,一定要對老百姓說清楚,有關當局正在追查放火的責任,一定嚴辦。現在陸續回城的災民急需糧食蔬菜,一定請他們進城來賣。下午四時賣不完的,我們照價收購,讓他們有時間回家。周恩來還說:農民的憤怒是有理由、有代表性的,沒有這樣的憤怒,國民黨當局就不會感到壓力,就不會同意嚴辦禍首、救濟災民,我們的工作也就難以做好。我們一定要把這種憤怒轉化為推動國民黨當局加速嚴辦禍首、救濟災民的力量,轉化為推動國民黨堅持團結抗戰的力量。

國民黨省政府也成立了救濟委員會,負責人是尹任先,常委朱經農。還有長沙的教會也派人配合救災發款。不過自從傳出撥了50萬救災款後,國民黨的官員就不休地爭吵誰來經手發放,災民也早議論開了,他們說:歷來救災都是貪官發財,災民背名。災民們不相信貪官們肯放過這個發財的機會。

為了使每一分錢都分到災民手上,不發生流弊,周恩來征得張治中同意,將全部救濟款交工作隊負責發放。

父親回憶道,隊員們由於感到光榮而喜悅,周恩來看到他們的笑容卻問:“你們有把握做好這工作嗎?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幾十萬,分給相當於十個師的災民,又是在露天裡發放,這是向漢奸和日寇挑戰呢!如果漢奸搗亂、敵機空襲,場上一亂,踩也會踩死許多人,怎麼辦?歌唱壞了,可以再來,戲演壞了,頂多沒人鼓掌,這事可不同,有人正等著我們打敗仗呀!”

周恩來又說:“困難的確不少,但也不能給它嚇倒,只要預先想到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難,做好應付一切困難的思想準備和措施,困難就能克服。長沙人民經過革命的鍛煉,只要我們事前做好宣傳工作,得到他們的支持,勝利就有把握。”

他還說:“你們首先要有自我犧牲的思想準備,如敵機臨空,自已不動,災民也就不會亂了;領款手續越簡化越好;我和葉劍英等人到時一定來幫助你們,你們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在發放救濟金的前兩三天,周恩來起草了《告長沙同胞書》,一方面嚴厲批判和指責放火者對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一方面又非常策略地把筆鋒一轉,指出大火已經給人民、給抗日帶來了莫大的損失和困難,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是大家團結起來,重整家園,堅持抗戰。這篇《告長沙同胞書》得到各方面的擁護,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把抗日戰爭的情緒迅速推向高潮。

四十多年後父親仍記得:在發放救濟金的第一天,總指揮洪深早上把隊員們集合到空地上。隊伍整整齊齊,鴉雀無聲。洪深說:“現在我傳達周副部長的指示:我們要打好這一仗,一切行動聽指揮,絕對服從。已下令今天不拉警報。也不准一個國民黨兵進場。敵機臨空,大家不准動,動者,軍法處置。傳達完畢!”他又補了兩句:“我們男的要準備盡忠!女的準備盡節!”一陣哄笑,緩和了肅穆緊張的空氣。

隊伍分成兩列,分別開進教育會坪(可容一二萬人)和四十九標廣場(舊時代的練兵場,可容數萬人)。周恩來和葉劍英、郭沫若等早已到了那裡,數以萬計的災民跟著進場,年輕隊員領著災民很快排好隊,洪深也向災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災民中有人知道周恩來的名字,說:有他在場,天塌下來也能頂得住!

鈔票一箱箱從銀行直接抬到發放現場,因為事前做了充分準備,所以進行得極為利索。一共發放近9萬人,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出生的嬰兒也有份。有些災民要到鄰近去投親靠友還發旅費,有些一時回不來的,還派專人去鄰縣發放,災民們事後知道這次救災是周恩來親自指揮,都說:“難怪!只有他才能有這樣的魄力!”“國民黨統治以來唯一一次救災款分文不受中飽!”“”賑災史上一個廉潔的範例!”

敵機果然來了。它臨空偵察時,地面黑壓壓的人頭一動不動。周恩來、葉劍英等也都安靜地坐在指揮臺上,全場秩序井然。日機只在空中拍照,沒有轟炸。這件事,後來被稱作“奇跡”,在大火後的長沙城廣為流傳。

近十萬民眾聚集,持續井然領取救濟款

周恩來領導長沙大火救災,發放救濟款予近十萬民眾。

(圖三:長沙大火後災民領取救災款。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在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寫道:

“11月底前,整個善後工作勝利結束了。周恩來請葉劍英給五個隊全體隊員做了一次報告,他重點講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的光輝思想,加深我們對毛主席抗日的政治、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的領會。徐特立還為我們講中國革命史,增加了我們對中國革命的艱苦和複雜性的認識。他們的講話對我們後來堅持工作,取得勝利,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周恩來臨去重慶前,也給我們講了一次話。他在講話中全面地總結了這次善後工作,但,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育是:他談到我們在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要我們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他說:‘嚴辦罪魁禍首、救濟災民,不是由於我們寫了幾條標語、說了幾句話,而是廣大的長沙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的壓力。我們剛回到長沙時,不是在好幾處看到災民們用血淚合著焦炭寫下憤怒的控訴,要求嚴懲禍首、救濟災民嗎?我們能做好這次工作,還有朝鮮義勇隊、江浙流亡同學等的支援。我們有四億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有無數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中國是決不會亡的!’”

周恩來最後說:‘長沙的救災工作結束了,各隊恢復了原有的稱號,即將分赴各個戰區。抗戰是長期的,你們要長期留在大後方工作,任務很艱巨,環境很複雜。你們要堅持工作,就會遇到困難。因此要堅持學習,堅持進步,堅持獨立自主。要準備長期吃苦、學習紅軍的傳統。要學會多交朋友,才能保存自己。在這次工作中,你們做得很好,有成績,但永遠不能自滿!’”

父親耳聞目睹周恩來在處理千頭萬緒、紛至踏來的各種問題時民主、細緻、耐心,不知疲勞、平易近人,這樣的領袖風範想必是令他心悅誠服。他說:“‘春雨潤物細無聲’,周恩來的身教、言教、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令我終生受益。”父親一生都實踐了“談到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

母親也感受到周恩來的威信,對比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表現,她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因為自記事起,她只知道政府是“管”老百姓的,沒聽說過政府要向老百姓負責。她記得前線下來的傷兵蜷縮在斷瓦殘垣下,記得夢中被燒死的市民,清理出來之後被放在路邊,死不瞑目。她說:日寇還離得遠呢,怎麼也想不到是中國人自己(國民黨)放的火。日寇入侵,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老百姓離鄉背井,家破人亡,前途茫茫。這就是她看到的社會現實。

對她而言,抗宣一隊是一個嶄新的天地。直到晚年,她還記得當時心是如何火熱。她告訴我,來自五湖四海的隊員們比手足還親,他們悄悄看禁書,議論國事,討論如何宣傳全面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她聽到延安和其他根據地的新聞,遊擊隊打擊日寇的英雄事蹟,感到很新鮮。她說:樸素的思想被“革命”打開了一個缺口。

在一塊石碑前,男站立女坐在石階上目視遠方

吳荻舟和張佩華參與長沙大火救災期間合影於嶽麓山

(圖四:父母早期的合影,攝于長沙嶽麓山。新婚燕爾,卻遭遇戰亂。)

據母親回憶,撤到長沙不久,在岳陽失陷前,外祖父母帶著三個舅舅從雲夢也逃到長沙,因為他們擔心,武漢淪陷,雲夢一定也會被日本鬼子佔領。三個弟弟沒有出路,還很危險,又不放心我的母親,便匆匆奔到長沙。在長沙,外祖父遇到他的同學、舒城一位姓肖的醫生。肖醫生看到他們狼狽不堪,便介紹外祖父到湖南邵陽的國民黨傷兵醫院工作。父親又介紹二舅和小舅(15歲、13歲)參加兒童劇團[1],大舅則隨外祖父母去了邵陽。

大舅回憶說,在長沙大火那天早上,我父親送他們三個坐上一條輪船離開長沙往衡陽方向駛去,他們大約在下午四五點鐘到達衡陽,落腳在三塘一戶農民家裡。當時已經秋涼,他們坐在打穀場上曬太陽,大舅覺得身上很癢,便翻開衣服查看,他沒有冬裝,外祖母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給他穿。只見那件毛背心每個針眼裡都藏著一隻肥大的虱子。外祖母馬上找來一口鍋,幫他把衣服脫下來放進去煮,在太陽底下把這些小蟲殺死。

根據大舅的回憶,幾天後我的二舅和小舅隨著長沙兒童劇團到了衡陽,與孩子劇團合併,調往重慶。其時二舅十四歲,小舅十二歲。大家都很不捨得分離。大舅說:“可是我們很窮,去重慶有飯吃,跟著我們吃什麼!所以只能送他們上車走了。”

大舅也和外祖父母一起啟程繼續往邵陽,大舅跟著外祖父住在邵陽的傷兵醫院,外祖母一人在郊外租了一間小房子暫時棲身。1939年春節剛過,外祖母便帶著大舅離開邵陽去桂林找我母親,大舅想到桂林繼續學業。

[1] 母親不記得兒童劇團詳情,我查到1938年4月在田漢、洪深等關懷和支持下,由田漢的兒子田海南(另有文章說叫田申)成立了長沙兒童劇團,他們在長沙大街小巷演街頭劇,慰問傷兵和難民,長沙廣播電臺也邀請他們在電臺唱救亡歌曲和播音劇《攜起手來吧,中國的孩子們》。1938年8月住地被日機炸毀,成員撤至重慶,併入政治部三廳屬下的孩子劇團。這與母親的記憶和大舅寫的回憶文章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