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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個年輕人爬梯子在墻上書寫巨型抗戰標語:我們要以必勝的信念抗戰到底!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9千里西江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9 千里西江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根據父親吳荻舟留下的隊史等資料看,“皖南事變”之後,劇宣七隊政治上處境非常艱難,業務上卻非常活躍,形成十分強烈的反差。父親說,“皖南事變”後,捕殺中共黨員之事,限制監視中共或進步人士之事,敵視劇宣隊之事接踵而至。1942年春,他們的隊員周克等就曾在韶關的東河壩浮橋上遭特務襲擊。支部書記撤退,隊裡沒有黨支部,全靠隊裡幾位黨員自動從進步報刊以及各自的管道獲知中共立場觀點和抗日政策,對紛至遝來的問題發揮黨員的作用。左洪濤和饒彰風也及時傳達了中共有關國統區工作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雖然七戰區政治部催逼全體成員加入國民黨,造成七八個人不願意加入國民黨選擇相繼離隊,1941年7月中旬他們到樂昌、坪石、始興、南雄等韶關週邊余漢謀第十二集團軍駐地和新兵訓練基地一師管區慰問回到韶關後,仍然安排了由徐洗塵、林韻舉辦歌劇、音樂、民族形式的專題講座;請七戰區政治大隊的陳卓猷講蘇聯藝術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父親講《世界文藝思潮史話》。

他們邀請戰區司令部軍樂隊給他們伴奏,也應電臺邀請演出音樂節目,公演收入全部作新年勞軍,先後赴七戰區兵站醫院,七戰區榮譽大隊,政治部教導團,防空部隊,政治部鐵肩隊,韶關市出征將士家屬等駐地慰問,不知鼓舞了多少人的鬥志,溫暖了多少人的心。劇宣七隊越壓越強。

1942年2月上旬,七隊在韶關的復興劇場演出范萊自編自導的《生產三部曲》,獨幕民族歌舞劇《新年大合唱》和音樂造型歌表演《黃河大合唱》。所謂音樂造型歌表演就是有佈景,人物造型和動作配合音樂,在當時是個新的表演形式,以我想像那就是許多年後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雛形吧。音樂語言和生活動作結合,把抽象的音樂立體化、形象化,對於他們的觀眾恐怕是必須的,內容更通俗易懂,劇場效果更好。

比如唱《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舞臺上二三十個演員拿著各種農村隨處可見的鋤頭、鐮刀、棍棒等,揮舞著拳頭。動感的舞臺,洪亮的歌聲,同仇敵愾的怒吼,表現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在中國大地上戰鬥——觀眾看到這樣壯闊的場面,抗戰必勝的信心油然而生。

3月中旬演出《塞上風雲》,4月和5月下旬兩次演出多幕話劇《刑》,6月初舉行音樂會,同台重演新歌劇《農村曲》,7月中旬舉行“反侵略演唱會”。從5月上旬開始戰區政治部開始定期舉辦“國民月會”,宣傳“新生活”[1],劇宣七隊利用這個陣地,演唱一些小節目,如《希特勒演講》、唱《蘇州小調》、《九一八》、《李大媽》,還有《丈夫當兵去》、《朱大嫂送雞蛋》等延安或敵後根據地創作的抗日宣傳歌曲。這些歌舞很受群眾歡迎,《軍民進行曲》多次重演,一再滿座,只要是劇七的戲,人們都要來看,場場滿座。就是說,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們竟然培養了很多“粉絲”——七隊之友,我記得其中有人直到千禧年還在和我母親通信。

劇宣七隊的“粉絲”回憶、手抄三首抗戰歌曲的歌詞

劇宣七隊在廣東培養了一批“粉絲”,近七十年後還有人記得當年的歌詞。

(圖一:劇七之友多年後憑記憶整理劇七演唱過的歌詞。)

抗宣一隊改名為劇宣七隊後,工作被限定在七戰區,這不符合1938年成立之初周恩來的指示——在西南五省宣傳中共抗日方針政策。父親帶領劇宣七隊千方百計突破限制,把有利形勢轉到自己這方面。他們利用過去多次在湘桂粵漢鐵路沿線工作時與鐵路當局和鐵路員工建立的密切關係,利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演劇宣傳隊的合法旗號,通過鐵路上的關係推動國民黨鐵路特別黨部發出正式邀請信。

拿著這封邀請信,父親向李熙寰提出到湘桂流動慰問各站員工的計劃。開始他不同意,父親知道他性格自負好勝,就說:劇七原來不會演戲,配屬七戰區後經過培訓提高,才有今天的成績,現在鐵路方面願意負擔一切費用,我隊長期在四、九戰區工作,是從四、九戰區來的,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代表七戰區到四、九戰區慰問演出,然後回到七戰區的西江、北江,慰問當地駐軍官兵,展示成績而後再返回韶關。這樣一說果然得到李熙寰同意,他還給四戰區的張發奎、九戰區的薛岳、西江駐軍第35集團軍司令鄧龍光寫了介紹信。

1942年8月中旬,七隊開始沿粵漢鐵路逐站推進,北至湖南長沙,然後折回衡陽,沿湘桂鐵路各站抵廣西桂林柳州;再折往桂平、貴縣等地,出梧州,順廣東的西江而下,再轉北江,1943年8月下旬,返抵韶關。饒彰風派了中大學生魯朗隨隊到湘潭。父親回憶:這次跨省、跨戰區流動時間最長,路線最長,擴大了劇宣七隊抗日宣傳的覆蓋面,也為後來粵贛邊的流動做了鋪墊。

1942年中秋在湘潭,忙裡偷閒,大家租船在湘江泛舟賞月;國慶在長沙,與九隊聯合演出;1943年在桂柳火車上過元旦;在梧州過五一;中秋節前回到韶關。沿途各大站計有:樂昌,郴州,衡陽,湘潭,長沙,桂林,柳州,貴縣,梧州,德慶,肇慶,清遠,四會,英德等。在一些地方如梧州,還舉辦了短期歌詠班、座談會、聯歡會,培養當地青年。即便是一些小站如粵漢線上的坪石,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情況比較複雜的沙坪等小站、小村鎮也搭起舞臺演出,或為當地義演救濟難民等。

五個年輕人爬梯子在墻上書寫巨型抗戰標語:我們要以必勝的信念抗戰到底!

劇宣七隊走到哪裡就宣傳到哪裡,圖為在墻上書寫巨型抗戰標語:我們要以必勝的信念抗戰到底!

(圖三:走到哪裡就在哪裡寫大字標語。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特別提及一個特殊地區——沙坪。這裡是一個西江遊擊區、敵佔區和國統區三不管地區,敵我友力量犬牙交錯,政治環境非常複雜。公開稱霸的是“大天二”(土匪)何老二。他是魚肉當地人民的統治者。這裡走私販毒,吃喝嫖賭吹五毒俱全,難民雲集,賣兒賣女,餓殍遍地,只有“大天二”和為非作歹的國民黨特務花天酒地,“朱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

敢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是劇宣七隊一貫的作風,他們在肇慶工作時曾與“廣州兒童劇團”合作,一起過著相濡以沫的生活。通過他們團的領導(地下黨員)談星介紹了一個關係找到何老二,說明想為當地難民義演,何老二爽快答應保護劇宣七隊和廣州兒童劇團[2]。國民黨特務和敵偽漢奸是不歡迎劇宣七隊的,不過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破壞,而中共領導下的西江人民武裝則熱烈歡迎劇宣七隊,“以正壓邪”。既有“大天二”公開保護,又有遊擊隊暗中保護,加上隊員們都自覺遵守紀律,終於安全進去,做了大量工作後又安全出來。還救了一個瀕於餓斃的十幾歲兒童吳松齡(他以後一直在隊裡生活,直到七隊撤退到香港,安排他在中華電影製片廠工作)。

七隊在沙坪演出歌劇《農村曲》,演到大罵漢奸時,觀眾中突然打起架來,原來是漢奸藉故鬧事,遊擊隊當眾揭露他們的漢奸嘴臉,“大天二”何老二也覺得鬧事丟他的面子,亮出武器,站了出來。秩序恢復,鬧事風波戲劇性被平息下去。父親說,沙坪之行不在我們向政治部遞交的計劃之內,是所謂“將在外”的自由行動!

十四名年輕劇宣七隊男女隊員分兩排合影留念。

他們還不知道抗戰即將勝利,連年征戰令滿臉稚氣的年輕人成長,誓要抗戰到底!

(圖四:劇宣七隊1944年夏在曲江。)

流動期間他們有意外收穫:隊員們偶然發現地攤上有很多進步書籍,據分析是逃難的作家、學者頂不住饑餓和長途跋涉,被迫忍痛割愛處理的,隊員們驚喜之餘,傾其所有,買了許多帶回曲江,隊部也買了一些,充實隊的小書庫。

1943年8月中旬,經廣東北江,全隊回到韶關基地。從l942年8月至l943年8月,歷時整整一年,這就是“西江大流動”,行程4000里。

流動期間,父親因嚴重浮腫,經隊務會批准秘密回桂林治病,同時負責加強與左洪濤的聯繫。那是1943年初。母親張佩華回憶:全身浮腫是長期營養不良和辛勞所致,他其實只能回來休息一下,哪有錢治病呢?外祖父叮囑給他吃摻米糠的飯,半年後才算康復。當時我母親在桂林省立圖書館工作,幫父親借來大量參考書,他倆每晚挑燈夜戰,“奢侈”地用三四根燈草點著茶油燈盞,父親寫作,母親幫他抄稿。

母親把這段日子視為兩人的溫馨回憶,讓我十分心疼她。不說別的,我讀過茅盾一篇回憶文章,那時他也在桂林:“午夜夢回,木履清脆之聲,一記記都入耳刺腦,於是又要鬧失眠;這時候,帳外饕蚊嚴陣以待……”,同是深夜,父母所住更是山邊陋室,恐怕也難避蟲鳴饕蚊,可是只要在一起,母親就覺得溫馨!她曾回憶說:“調到韶關後,他更難照顧家了,偶有出差桂林,他總想給老人孩子買點什麼,我勸他那幾元零錢留著自己用吧。他說‘我不能贍養老人孩子,還得到你們理解支持,真是無限感激和內疚啊。’”

父親寫作的書名是《世界文藝思潮史話》,他從三十年代在國民黨監獄中就開始收集資料,l941~1942年為提高七隊的政治思想素質,曾以此作為講課題目,這時總算有機會整理出來。8、9月間他帶著八本《史話》書稿去看孟超[3],想請他介紹出版。據母親回憶,該書本來已經決定出版,因桂林即將淪陷,原稿交由一位友人攜帶輾轉各地,抗日戰爭勝利後在香港歸還父親,最終在1957、1958年由香港集文出版社出版。母親說,父親對這位朋友的珍貴友誼感銘終生,可惜母親忘了他的名字。

當時父親還和孟超交換了對當時政治形勢的意見。這期間桂林茶樓、酒館、甚至小食攤都張貼著“莫談國事”的招貼,堵塞言論,逮捕學生和進步人士。他們認為有必要揭露和批判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

父親去找桂林文協傀儡劇研究組的主要成員溫濤,提議學習魯迅故事新編,參考《今古奇觀》中的《解語花》的寓言,虛構一個《詩人與國王》的故事,搞傀儡戲(木偶戲)。父親的構思——劇中主要人物是:愛國的詩人、專橫的國君、百花之神和會說話的百花。

《詩人與國王》故事梗概是:專橫無道的國王為了鞏固王位,禁止國人議論朝政和禁止三人聚會,並大興文字獄。詩人勸諫他,他不聽,反要詩人為他歌功頌德,遭到詩人拒絕。國王便把詩人禁錮在御花園裡,限他三天回答。這三天,詩人寫了許多譴責國王、評議國事的詩,吟哦慨歎。三天期滿,國王腰懸利劍而來,威迫利誘。詩人不肯屈服,反說聞到一股血腥味!國王大怒,追問:“三天限期已過,如何抉擇?!”“我早知道活不了幾天,無道昏君,你殺死我一個,會激起千萬人反對你……”國王怒極拔劍,欲刺詩人。忽聞“不准殺人!”之聲。國王驚恐後退,花神從花叢中躍出,反對國王的歌聲充滿園中,匯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國王驚恐萬狀,在四面楚歌聲中倒下。

溫濤聽了很高興,要父親趕快把劇本寫出來。他們還當場具體研究了條件、人力物力基礎和製作技術等細節以及藝術處理的方法。溫濤突然想到,南京國民政府是太平天國的王宮舊址,隔壁便是御花園,國民黨的審查機關,會不會拿這個做文章,不讓上演呢?父親也想起1941年石凌鶴把張天翼的《禿禿大王》改編成劇本,讓孩子劇團在重慶演出時,由於蔣介石是個光頭,便遭到禁演。孩子劇團只好把劇名《禿禿大王》改為《猴兒大王》,拖到那年冬天才演出。儘管歷代皇宮裡都有御花園,可是不講理的國民黨審查機關,豆腐裡也會找出骨頭來。還是籠統點,不寫詩人被禁錮在御花園裡,只說禁錮在花園裡。這樣寫,蔣介石也不好往身上拉。父親從桂林回到韶關後,隊裡負責音樂的林韻為全劇配樂,並寫了主題歌。

原來,他們的新節目就是這樣誕生的。我試圖在網上找《詩人與國王》的劇本劇照等資料但是遍尋不著,只在“360百科”中國木偶戲詞條找到如下記述:“上海文化人對傳統木偶戲的關注及勇於革新的精神是可貴的,他們初步為木偶戲確立的編劇、導演、設計、製作、舞臺美術等方面的分工合作,對後來傳統木偶戲的全面發展是有益的。繼上海文化人之後,由吳荻舟編劇,溫濤導演兼演員、人物造型、服裝設計等,請桂林青年學生協助演出的提線木偶戲《詩人與國王》,於1944年在桂林舉辦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演出,引起強烈反響。辛亥革命後到四十年代末,除文化人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幾個大城市對傳統木偶進行改革外,全國各地的木偶戲基本上屬於傳統的戲曲型。”

[1]“新生活”應是指新生活運動,1934年至1949年在中華民國政府推出國民教育運動,橫跨八年抗戰。開始的時候新運以"禮義廉恥"為主,提倡紀律、品德、秩序,不要隨地吐痰等"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抗戰開始後新運演變為戰地服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保育童嬰、空襲救難、徵募物品和捐款等。1949年國共內戰爆發,新運無疾而終。

[2]七隊回到曲江之後不久,廣州兒童劇團被國民黨省政府西江專員公署派兵從南路押回西江,拘捕入獄,經過16個月牢獄生涯才被營救出來,參加了東江縱隊北江支隊。

[3]孟超(1902—1976),中共黨員。1926年畢業于上海大學中文系。1928年在上海與蔣光慈、阿英等人組織太陽社,創辦春野書店及《太陽月刊》,參加左聯。抗戰時期任桂林、昆明文協理事,桂林師範學院、重慶西南學院教授。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國家出版總署圖書館副館長、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室副主任等職。1957年任戲劇出版社副總編輯。1961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戲劇編輯室主任。創作了歷史劇《李慧娘》。1964年7月起遭誣陷,1976年5月去世。1979年3月,中共人民文學出版社委員會為孟超平反昭雪。

舞台上有幾十名演員,表現軍民敲鑼打鼓慶祝勝利。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8 我的大舅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8 我的大舅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據隊史記載,1941年6、7月間,政治部主任秘書吳榮楫(長官部國民黨黨部負責人)多次催促,9月更是下令劇宣七隊立即辦理加入國民黨的手續。七戰區當局對這不得人心的“集體入黨”也不感興趣,政治大隊、長官部和政治部的一些直屬科室都拖著未辦。現在拖不下去了,劇宣七隊決定:1.把各人代替照片的指紋紙打亂順序,貼到空白的“黨證”上拿去蓋章;2.發下的國民黨黨證由隊部集中保管,準備將來燒毀,以示參加是非自願的。二十多年後,“文化大革命”中,抗宣隊、演劇隊被污蔑是“反革命別動隊”,“假共產黨、真國民黨”,許多原抗宣、演劇隊員包括已離隊但未除名的隊員都蒙受了不白之冤。父親吳荻舟他們當時一定沒有想到,此事的後果非常嚴重。

就以我的大舅張國衡為例,在我的印象裡,他會拉胡琴會唱歌,能寫能畫,是個秀才,而且與世無爭,和藹可親,是萬里挑一的大好人。看他一輩子對我母親敬重的態度,就知道什麼是“長姊如母”。不過直到細閱他的一批信和回憶錄手稿,我都不知道,他的一生如此坎坷。

大舅和外祖父母是1939年春節後不久從邵陽到桂林會合我母親的,大舅那時候還是一個剛出校門的學生(初一讀了幾個月),他說自己什麼也不會做,更不懂政治。1939年秋天,他到桂林行營政治部主辦的“漫畫訓練班”學習繪畫。班主任是“陳中畫報社”社長梁中銘,老師們都是有名的畫家,如廖冰,周令劍,沈國衡等。

學習班設在七星岩後岩附近,日本飛機經常空襲桂林,警報來的時候,他們就在老師帶領下在七星岩山上寫生,畫人物像。有一次周令劍老師帶他們去郊外寫生,來到一個小鎮附近,不遠處有一間平房,門前一位長者手持拐杖坐在椅子上,只看見輪廓,看不清臉面,只見鼻子底下一條“一”字形的濃黑大鬍子。周老師說對這種畫面的處理,只要抓住特點就行了,說著就在臉上鼻下位置畫了一道黑黑的粗線,畫上背後的樹和房子,寥寥幾筆,便把那位長者的神態全畫出來。那位長者走過來,周老師馬上在畫上簽了名字送給他,使他非常高興。半年後,將近結業時,正值汪精衛投降日寇,訓練班就佈置每人畫一幅圖,組成連環畫,在桂林街頭展出。大舅說:“這是我第一次用漫畫這個武器向敵人開火。”

1940年春,抗宣一隊招收青年隊員,大舅加入了抗宣一隊,他平時就愛唱歌,當時最流行的抗日歌曲如“大刀進行曲”,“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他都會唱。大舅對抗宣一隊並不陌生,他們一家看著父親從“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副團長到抗宣一隊隊長的變化,跟著父親從安徽走到湖北,再從湖南來到廣西。抗宣一隊住在東江鎮小學的時候,母親一家就住在東江鎮東江路77號一座三層木樓的三樓上,離得不遠,大舅常去看他們排戲練歌。他記得有一次抗宣一隊演出,他跟隨去劇場一直幫忙到深夜,回來時因太晚怕叫不開門,便在隊裡住了一晚。能和抗宣一隊同住,大舅非常快活,因為他愛集體生活,又是參加抗日宣傳,覺得非常有意義。即使第二天早上回家被外祖母批評了一頓,也不能阻止大舅常去那裡。

加入抗宣一隊後,每天參加練唱、排戲,還要畫佈景,出壁報,工作很緊張,往往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大舅形容說:“隊員團結合作,十分友愛。一天忙到晚,年輕人精力充沛,不知道什麼是累,反正疲倦了,晚上睡一覺,第二天又恢復了。”隊裡經費少,沒有發過工資,也沒人提過這個問題。平時吃青菜,很少有肉,偶爾加一次菜,便很高興。大舅說:“這種艱苦的生活,對我這個苦慣了的孩子來說,根本沒什麼。”他們還曾經到一間中學教學生繪畫,很受同學們歡迎;曾經到傷病醫院慰問演出,去全州(湘桂邊界地區)為炮兵部隊及當地群眾演出,炮兵部隊也為他們操演大炮。

大舅參加的第一次演出,是《農村曲》的試驗演出。大舅說:“我在劇中扮演一個農民的角色,雖由於對生活體驗不深,演得不怎麼好,但卻使我第一次瞭解了解放區人民的生活情形以及黨的團結抗日政策,黨的形象第一次在我心中豎立起來。記得在家鄉時,聽人談起‘共產黨’,總是很神秘,總是背著別人悄悄談論,有人來便終止,或支吾過去。所以對黨非常不瞭解。在演出《農村曲》時,卻使我認識到黨是在人民群眾之中,並不神秘。雖然還不十分瞭解,卻使我有了好感。我想與我有相同認識的群眾看了這個戲,一定會有同感。”

大約在1940年初秋,抗宣一隊回到桂林。在興安上火車時,當地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都來送行,緊緊握著隊員們的手,希望他們再來,有些人還哭了,尤其是女同學。面對熱情而誠摯的青年學生和群眾,許多隊員也落下眼淚,大家依依不捨地道別。青年學生們紛紛拿出筆記本,要隊員們簽名留念,大舅也簽了幾個。那種熱烈動人的場面,令大舅非常感動。

回到桂林,抗宣一隊仍住在東江鎮小學。學校位於伏波山對面的灕江邊上。附近有一個渡口。校舍後有一籃球場,大舅他們常在工作之餘打一會兒籃球。出校門通往渡口的路上要經過一個墳地,大舅說:(抗宣一隊的)陳會軺就埋葬在路口附近。陳會軺這個名字多次在第三章出現,可惜他的生命那麼短暫,我在網路上查也毫無線索。不過大舅對他印象很好,記得他是山東人,個子不高,寬肩膀,方圓臉,很和善。很長一段時間,大舅每次經過都到他的墳上看看。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經歷,墓碑由抗宣一隊全體隊員立,是紅字,1944年日寇佔領桂林後被鏟平銷毀。大舅說可能是因為碑上刻有“抗日”字樣。

繼在《農村曲》劇中扮演農民角色之後,大舅又在大型歌劇《軍民進行曲》中扮演一個負傷的八路軍戰士。他說:“這大概是首次在桂林舞臺上出現八路軍形象吧!扮演這個角色,我很高興,雖然我當時對八路軍不太瞭解,但在舞臺上能演八路軍戰士,也使我感到驕傲。”當時在國統區,解放區的一切新聞報導都被封鎖,群眾瞭解不到真實情況。而且當時在桂林國民黨特務橫行,演出是有危險的。但是讓大後方群眾瞭解解放區軍民合作抗擊日寇的真實感人場面,批判國民黨不抵抗政策,他認為很有意義。

舞台上幾十名農民和軍人情緒高昂,做出團結一致抗戰的造型。

抗宣一隊演出歌舞劇《軍民進行曲》的劇照

(圖二: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1。)

舞台上有幾十名演員,軍人整裝待發,民眾敲鑼打鼓歡送,軍民表現出同仇敵愾。

抗宣一隊演出《軍民進行曲》的劇照之二。

(圖三: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

大舅說,當時,廣大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抗戰何時勝利。被迫離鄉背井的人,都希望抗戰能早日勝利,早日重返家園,與親人團聚。而國民黨節節敗退,不但不積極抗戰,反而起勁的反共,迫害進步人士和有正義感的群眾,使廣大群眾怨聲載道。大舅說:“如果說,我過去對黨的認識還不太清楚的話,那麼這個戲的演出,又使我進了一步,‘共產黨是真正抗日的’這個信念已在我心裡牢牢紮下,黨的形象也在我心中進一步高大起來。”

《軍民進行曲》演出後不久,大舅隨隊出發到柳州做元旦勞軍演出。“皖南事變”後,抗宣一隊滯留在柳州,住在柳州中學內一幢兩層樓房的教室內。他回憶這期間有兩三次小規模演出。一次是在柳州沙壙農場,演出《生產大合唱》和小歌詠;另一次是到山裡慰問駐軍,大舅記得那是一個有月色的夜晚,他們踏著月色沿著魚峰山後面一條小路連夜趕往慰問演出,第二天一大早又趕回來。其餘時間除了開會、學習外,還緊張地排練話劇《刑》及歌曲,很少外出。父親請了一些進步人士給隊員講時事與文學,大舅一有空閒就向林韻學習“和聲學初步”,學習樂理與作曲,打下了自修樂理的基礎。林路教大家練聲,十數人排成一列,林路不厭其煩一個個教大家如何呼吸,如何發聲,一個個糾正錯誤,直到滿意為止。這對全隊提高歌唱水準、取得更好的演出效果很有幫助。他們在惡劣環境下對前途充滿信心,積極樂觀,實在令人佩服。

據大舅回憶,轉戰到韶關後的一個星期天,大家都出去了,只有他和徐洗塵、林韻、史進(或林正斌)四人在家。在門前曬坪上,四個人曬著太陽放聲高唱 “我所愛的大中華”。這是一個外國曲子,歌詞填寫恰到好處,熱情處感情奔放,沉痛處音調哀傷,很能表達出熱血青年愛國的感性,大舅很喜歡,幾十年後歌詞已經記不全,還經常哼唱其曲。這支歌也是抗宣一隊的保留節目,每次音樂會都有它。那天他們四個就那樣唱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大舅的回憶,我可以感受到他在這個集體裡多麼如魚得水,暢快淋漓。

大舅還記得一些生活細節,他說那時大家親如手足,同甘共苦。他和林韻感情最好,每到月底月初,結算伙食,拿到很少的一點伙食尾數後,大家愛到小鎮附近街頭小鋪吃裹蒸粽。大舅和林韻總是兩人分吃一個。他詳細地描述賣粽子的人如何把粽葉剝掉,用一個細線做的小竹弓把粽子切成許多小塊,放入小碟子,放點醬油,幾滴麻油,還放點芫荽(香菜),然後他們倆慢慢品嘗,有滋有味。只是,大舅不無遺憾地說:一個月只能吃一兩次,當時口袋裡根本沒有幾個錢。

1941年6月,由於家庭經濟困難,外祖母打電報叫大舅回桂林幫著養家,大舅的命運就此改變。

就在他離隊前夕,七隊開始辦理集體加入國民黨的事。因為當時沒想到他這一去再也沒有回來,所以他也填過表,打過手指模。他知道七隊已經拖了很久,登記是被迫的,但是他不清楚當時的對策是“人離隊,不除名”,由預備隊員頂替。以後他在桂林、重慶和柳州的郵局工作過,並沒有和國民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聯繫,沒想到此事竟讓他背了幾十年的包袱。

柳州解放後,大舅遇到第一個打擊。由於他工作表現好,當時的軍代表想介紹他加入共產黨,大舅主動講了曾經辦過集體加入國民黨的手續,軍代表既沒有細問,也不願再做介紹人,隨後還把大舅從工會主席的職務上調開,把他調離柳州,雖然沒有說明理由,但是大舅知道,都是沖著這個敏感問題來的。他的滿腔熱情,好像被潑了一盆冷水。雖然如此,大舅對工作還是認真積極、忠心耿耿。

1956年審幹時,大舅又一次如實交待,寄望組織會去調查。但不久後給他的結論卻是“普通國民黨黨員,歷史基本交代清楚”。大舅對此結論雖有疑問,但因不瞭解正式參加國民黨的手續,以為這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既成事實,從此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正式”的國民黨黨員,也說不清是誰給他帶上這頂帽子,思想上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不明白,自己離隊後直到解放,不但與國民黨毫無關係,抗戰期間,還在工餘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歌詠隊”,以歌詠為武器宣傳抗日,在郵局內部也借助工會力量組成業餘歌詠隊演唱在抗宣一隊學到的抗日歌曲。有一次在集會上唱“在太行山上”這支曲子後,還被國民黨特務追查過。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柳州郵局工作,在地下党領導下,參與在廣大中小學生之間推廣新音樂,抵制黃色音樂等週邊工作,還利用職務便利,為地下黨傳遞從香港我父親那裡寄來的《華商報》剪報,為爭取民主自由,爭取解放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自己怎麼會成為一個國民黨黨員呢?

晚年他給母親寫信說,那時候有些人說他有點忽冷忽熱,卻無人知道他內心的苦悶以及忽冷忽熱的原因:當他想到這件不明不白的事時,便思想消沉,當工作緊張忘記它時,便又一心撲在工作上。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不斷出差外地工作,他無暇思考如何才能解決問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認真思考、決心解決這個問題時,卻不料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被抄家,被抄出三樣東西,一是兩枚港幣,外祖父1953年到南寧探望他們的時候帶在身上,說是離開香港時(1950年以前,外祖父母曾經在香港生活過一段時間)無意間帶回來,又從廣州帶來南寧,說是讓大舅見識見識;二是一枚銅圓,上面有國民黨黨徽。解放前國民黨發行“銀元劵”的時候,有一兩天用的是這種銅圓,但銅圓沒用完,就買不到東西了,剩下這一枚,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被抄家的人發現;三是一本解放前出版的世界地圖冊,內頁有“萬國旗”包括國民政府的旗幟。這個地圖冊丟在廢紙堆裡,早就不用了。

就是這幾件東西,還有一些當年的舊照片,成為“國民黨殘渣餘孽”、“歷史反革命”的罪證,大舅差點被打死!大舅說:“解放前我造了國民黨的反,卻成了‘歷史反革命’,真是莫大的嘲諷,令人啼笑皆非!我不知道做這個結論的人,自己是什麼人,站在什麼立場!”

直至1978年,中共中央發出中組通字第8號檔,大舅才知道關於“集體加入國民黨”事件的全部內情與真相,他說:“可惜知道得太晚。更奇怪的是,在我與有關證明人聯繫後,才知道他們中一個也未寫過證明材料。”大舅很氣憤,質問當初他那麼尊敬那麼信任的廣西郵電管理局黨組織有關負責人是如何做出結論的。人生的損失無法彌補,內心的創傷也無法修復。

看到大舅的遭遇,我很為他和受牽連的大舅母、表妹難過,久久不能釋然。

表妹那時候不到10歲。她告訴我,不記得是68年還是69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她在隔壁小朋友家玩,就聽見大院裡響起了槍聲,原來是大舅被五花大綁由十幾個人拿槍押著,前面兩個鳴槍開道,向他們家走來。他們是來抄家,也沒有抄出什麼東西,帶走了一台手搖留聲機和一箱黑膠唱片,都是些西方古典音樂和少量的京劇唱片。抄家的時候大舅被逼著跪下,他不從,被人用槍上的刺刀捅傷小腿,流了一地鮮血。大舅被關押了半年多,期間還有幾次抄家,問有沒有看到國民黨委任狀和什麼印章,表妹答沒看見。大舅放回來之後身上還有很多瘀傷,右眼也打壞了,治了很久。

父親有一封寫於1979年的信,提及根本沒有人去向他調查過。父親說:“過去我沒有寫過關於張國衡的證明材料,他們的單位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向我要過證明材料,如果早向我要,他的問題就不會拖32年了。我早就會給他證明:他是七隊加入(國民黨)之前三個月就離隊了,怎麼也沾不上‘集體加入’的問題呀!”

儘管一生挫折重重,晚年,大舅還是總結:“在抗宣一隊——劇宣七隊工作一年多的最大收穫,就是懂得了‘革命立場’,認識了共產黨。我自小接受的是脫離現實的教育,又生活在基督教包圍的環境中(我的母親與老師都是基督教徒),不知道什麼是政治,更不懂得革命的真諦,思想是唯心的。隊教育我轉變了立場,這是我在離隊後,能在國民黨統治區堅定地站在革命立場,堅持不反共,不唱反共的歌,不做反共的事,以革命歌曲為武器,積極宣傳黨的堅定的抗日政策,接受党的領導,完成党交給的任務的主要原因。”他說:“我永遠懷念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這個戰鬥集體!永遠懷念幫助過我教育過我的親密戰友!”

抗日歌劇《軍民進行曲》劇本封面的一個影印副本。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6抗宣生活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6 抗宣生活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抗宣一隊演出《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後,一鼓作氣排演更大型的新歌劇《軍民進行曲》。並邀請音樂家林路説明提高音樂水準,請戲劇家焦菊隱講歌劇,請陳原講音樂理論等。

抗日歌劇《軍民進行曲》劇本封面的一個影印副本。

《軍民進行曲》劇本封面

版權資料很齊全,由魯迅藝術學院編輯,辰光書店印行,初版、再版等等。

《軍民進行曲》版權頁

《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由鐘敬之擔任,有遠山、近景、樹和籬笆。

《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

一頁關於《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的說明,署名“鐘敬之”

由鐘敬之寫的《軍民進行曲》舞台設計說明

(圖一至四:《軍民進行曲》劇本複刻件封面、版權頁、舞美設計、舞美說明。)

排練《軍民進行曲》時,正是國民黨中央勢力對桂系地方勢力進行分化的時候。1940年5、6月,桂系領袖之一白崇禧被蔣介石請去重慶擔任軍委會參謀長,行營政治部撤銷,主管抗宣隊的政治部三組組長張志讓被撤,大批軍統、中統特務滲透進桂林。

父親吳荻舟記得有一次流動到衡陽剛剛住下,國民黨特務就氣勢洶洶來說,一隊住的房子是他先要的,迫令一隊馬上搬出去。隊務會成員林韻出面理論,他反而動手打人,揚言要抓林韻。父親穿上軍裝,配上少校領章出去過問,那特務才悻悻地走了。

不過抗宣一隊沒有表現消極或膽怯,這一年是抗宣一隊向歌舞劇方向發展的關鍵一年,他們的聲樂和器樂力量都加強了,業務和理論水準提高了。全隊有嚴格的生活制度,按時作息,除了早操、學習、練歌、練舞和器樂外,還到民間采風,吸收民謠、民歌,家訪,瞭解民情風俗,既做抗日宣傳,也聽取群眾對演出的反應。父親不僅全力從思想、組織、人員方面保證抗宣一隊的良性發展,還盡力做好國民黨官方人員以及進步知識界的統戰工作,在一個錯綜複雜的環境裡,盡可能創造生存空間,使隊員們能安心排戲。

《軍民進行曲》是1939年延安創作的兩幕多場次新歌劇,歌頌敵後軍民團結抗日,取得勝利,舞臺上會出現八路軍,與一般性反映日寇鐵蹄下人民苦難深重、生產支前、保家衛國的節目不一樣。演出如果被國民黨抓辮子,就會影響長期生存、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宣傳陣地的戰略目標。父親他們深信這樣的題材和主題在國統區演出,會有很好的效果,可以推動和發展桂林文化藝術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要找出一個萬全之策,不可冒失。

當時限於編制和經費,抗宣一隊只有一支簡陋的的小樂隊和有限的演員,要演出這樣一個頗具規模的民族新歌劇,是不能勝任的。他們想出一個廣交朋友、借助當地藝術界和社會力量、既支援演出又保護隊伍安全的辦法。父親去拜訪廣西藝術館館長歐陽予倩[1],介紹新歌劇《軍民進行曲》,請他支持。歐陽先生一口答應說:“只要《軍民進行曲》排練演出需要,藝術館有什麼便給什麼。要人給人,要物給物。”歐陽予倩派出陸華柏帶著藝術館樂隊和抗宣一隊一起演出《軍民進行曲》,樂器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長笛。他的積極掩護和支持,使《軍民進行曲》得以順利演出。

一再的突破,使抗宣一隊成為西南唯一的歌劇舞劇隊,上演過幾乎所有延安創作的歌劇舞劇和歌曲。

金辛才是l940年秋冬間參加抗宣一隊的,幾十年後,母親仍然親切地管他叫“小金”。據小金在《隊長,你遠去了》一文中回憶,抗宣一隊1940年底開始排演《軍民進行曲》,當時的導演團名單,即使現在來看也是高水準的:對歌劇素有研究的焦菊隱博士任總導演,舞蹈指導為吳曉邦,聲樂指導為林路,執行導演為本隊熱愛歌劇的隊員范萊,樂隊指揮為陸華柏,樂隊隊長兼第一小提琴手為陳欣,舞臺美術組長為本隊隊員俞亮。

由抗宣一隊説明組織起來的“樂群歌詠團”及桂林中學的部分同學參加了最後一場“軍民勝利聯歡”的大群舞,林路曾指導她們練習基本功。這個上百人的大群舞有組舞、雙人舞、單人舞,互相穿插,生動活潑。人民喜聞樂見的《打蓮相》(金錢棒舞)、《跳加官》、《踩高蹺》等民間歌舞形式,也揉合在舞蹈裡,形成多姿多采富有中國民族氣派的盛大歌舞場面。

演李老伯的徐洗塵說:“自得到魯藝這本《歌劇集》,被派上這個角色後,我就迷住了。整個人沉浸在這個戲裡,沉浸在練唱、練舞、表演設計、人物性格塑造裡了。我的全部精力與時間獻給了李老伯這個角色。”

《軍民進行曲》在桂林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桂林文藝界和觀眾反映熱烈,桂林的戲劇評論家們呼籲:“中國新歌劇運動還處於啟蒙期,希望文藝界都來支持他們,在實踐中探索歌劇的路子。”

桂林原是個“風景甲天下”的美麗城市,自從華東、華北許多城市淪陷後,就變成最理想的避難所。過去引人入勝的岩洞,現在成為躲避敵機轟炸的防空洞。桂林的四郊,像芝麻撒地,到處搭蓋著形形色色的臨時住宅。當時一隊住的東江鎮小學,就在灕江邊上,和無數逃難者搭蓋的臨時住宅區相距不到一箭之遙。江邊有一片沙灘,每天清晨隊員們在這裡練歌。當混聲輪唱“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在一起,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來爭取,軍民是一家,生生死死在一起,永遠不分離……”的歌聲傳到臨時住宅時,許多人不由自主地走出來聽,他們感歎地說:“只有像敵後根據地軍民那樣團結起來,堅持抗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

东江镇

(圖五:1939年,抗宣一隊在東江鎮小學“工作室”內工作。)

自平江慘案後,不少人對“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我們”這個口號產生懷疑。抗宣一隊介紹敵後廣闊土地上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及人民武裝力量牽制幾十萬日寇的大好形勢,讓國統區對抗戰前途發生動搖的人們瞭解到,敵後的抗日軍民即將成為使敵人滅頂的汪洋大海,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武裝力量不僅是打敗敵人、收復失地的有生力量,也是決定國家民族存亡的強大力量。當順民、當亡國奴是沒有出路的,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才是真正的出路。

1941年以後,父親他們把《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和《黃河大合唱》等劇碼從桂林一直演到柳州、衡陽、長沙、曲江、贛州、梅縣。由江西演到湖南、廣東許多大小城市。從1940年底一直演到l948年底,演到廣州、香港、曼谷、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貫穿了差不多整個抗日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金辛才認為,我國新歌劇的歷史,以《軍民進行曲》[2]為起始,繼之才是解放前後的《白毛女》和五、六十年代的《洪湖赤衛隊》等。他這個評價是否準確,留給專家研究,至少這是一段令人肅然起敬的歷史甚至是奇跡。

1941年1月上旬安徽南部發生了“皖南事變”。葉挺和項英擔任正副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新四軍與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之間發生衝突,新四軍軍長葉挺在和國民黨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突圍後被他的副官謀財害命,四千餘人被俘(大批戰俘被國民黨分批補入第三戰區部隊,僅有兩百餘人在1945年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議”後獲釋)。

桂系白崇禧插手了“皖南事變”,桂林的政治形勢進一步惡化。1月20日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奉命撤退,負責人李克農離開前找到左洪濤,告訴他周恩來指示將西南地區幾個抗敵演劇隊黨的關係正式交給他統一領導。左洪濤是隨第四戰區長官部1940年初從韶關遷到柳州的,適逢父親帶領抗宣一隊在柳州演出,他便讓父親和抗宣一隊留下,和其他兄弟演劇隊一同住在天堂坪某中學,暫避當時險惡的政治風暴。

左洪濤和父親多次會面,提醒父親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千萬別“左”,他說:國民黨正對地方勢力施加壓力、控制、滲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面臨著挑戰。我們還是宣傳周副部長的“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但要謹慎,要做得更扎實、更隱蔽,千萬不要暴露自己的進步面目,抗日是長期的。

在柳州,抗宣一隊按照左洪濤的意見,照常到第四戰區長官部作慰問演出。鑒於嚴峻的政治環境,他們降低了演出內容的政治色彩,除演出《黃河大合唱》外,還有中外樂器演奏如《空山鳥語》、《病中吟》、《良宵》和《藍色的多瑙河》等。演出前,左洪濤陪父親去拜會張發奎,張發奎與國民黨嫡系有矛盾,會見時對“皖南事變”隻字不提,演出結束後,張發奎宴請全體隊員,說了一句“新四軍不聽調動,違反軍令”。

抗宣一隊在柳州,以排練宋之的創作的多幕話劇《刑》為掩護,整訓了兩個多月。

關於抗宣一隊的生活狀況,小金有段回憶:

剛開始他很納悶,怎麼抗宣一隊連一套統一的制服都沒有呢?吃的也很隨便,沒有什麼工資,只是有時發些零用錢,全部人員,包括隊長在內,大家都一樣,卻從沒聽有人曾為這些叫過苦,或談過些什麼怪話。正相反,工作起來,大家都是很愉快的。隊裡分成幾個小組,聽了什麼報告(如國內外形勢)就分組討論。生活方面,組內彼此相互照應,各組還訂了些書籍如《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大眾哲學》等,經常分章節分段學習討論。

逐漸的,他發覺原來在大小會議上,許多同志的發言和主張都是從這些書裡來的。他說:“這可好,那麼趕快讀吧!即使有的很難懂,也硬啃,那些書都從未讀過,那真是個嶄新的世界。”他說他“慢慢朦朧地感覺到:原來所謂‘國家’、‘社會’、‘政治’等等,其中無不包含著階級、階級利益和鬥爭。我們年青人所受過的一整套教育,所培養成的理想、願望,所謂人生觀世界觀等無不隱存著階級的實質,我們都被養成為當時統治、剝削階級的奴才和鷹犬,這時,到了這時,才開始覺醒,嚮往‘到延安’去。但還是幼稚,還以為只要到了延安,就都可以成為共產黨了。”

那時候,抗宣一隊分設演出、總務、學習等部門,負責人都是在一定時間內(幾個月或半年)大家按當時情況和需要選舉出來的。平常每天有朝會,由當天值日主持。抗宣一隊全體隊員在名冊上雖有校、尉之分,實際上,每月憑名冊領薪金後,在隊員中都是平均分配,隊內的經濟是民主公開的。每月收支情況均在隊員大會上由總務委員向全體隊員報告,隊員如有不同意見可以批評。正、副隊長在半年一次的大會上要報告工作(各委員也須報告工作)。有時,隊員在會上也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戰時,這種制度的堅持與執行使全體隊員在抗日宣傳的前提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在柳州,演劇九隊隊副兼地下黨支部書記丁波去看望父親,他們相識於1939年冬,當時丁波在衡陽粵漢鐵路從事工人運動,由於暴露了政治面目,地下黨緊急通知他深夜離開衡陽到桂林,暫住桂林東江鎮小學新安旅行團。正好抗宣一隊也住在此地,他們便認識了。父親和徐方略建議丁波去劇宣九隊。不久,劇宣九隊派人接丁波去柳州之後,丁波還寫信給父親,感謝“老大哥”。

抗宣一隊先後在柳州上演了歌劇《軍民進行曲》和《農村曲》,其他幾個演劇隊的人都千方百計擠進劇場,看了一場又一場,感到新歌劇特別新鮮,分外喜人,羡慕抗宣一隊在藝術上突飛猛進。幾個隊舉行座談會,請父親介紹發展歌劇表演的經過。據丁波回憶,父親一再表示,如果說抗宣一隊在歌劇表演上有成績的話,首先感謝桂林文藝界無微不至的關懷,當然與一隊的刻苦鑽研也是分不開的。父親的介紹,給其他幾個隊很大的鼓舞。丁波說:這就是碩果,也就是抗宣一隊的貢獻。

這樣的“貢獻”是在什麼情況下做出來的?1939年至l941年,國民黨頑固派兩次掀起反共高潮,政治部三廳屬下的l5個團隊有的人員遭逮捕,有的人員被殺害,有的隊被迫解散或改組變質,只有抗敵演劇第一、二、三、八、九隊和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堅持下來。也就是說,只剩下六個隊,6比9,一半以上的隊已經不存在了。

[1]歐陽予倩(1889年5月12日-1962年9月21日),中國劇作家、戲劇教育家、導演、演員。早年在日本求學,回國後活躍于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的話劇和京劇舞臺、編導電影以及從事戲劇教育。1937年參與組建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後赴桂林開展桂劇改革,創辦了桂劇學校,整理了許多桂劇保留劇目。1940年主持創立了廣西省立藝術館。1944年2月和田漢等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起舉辦了“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國西南各省30多個進步演劇團體近千人來到桂林,演出了60多出話劇、戲曲、木偶劇等,為期3個月。第二次國共內戰日趨激烈時他離開上海到香港,出任永華影業公司編導。1949年3月,歐陽予倩應中共中央的邀請,來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在第一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戲曲改進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主任。1950年4 月,歐陽予倩成為第一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歷任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等職務,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9月21日,歐陽予倩在北京病逝。

[2] 想找《軍民進行曲》的資料並不容易,網上有一篇南京藝術學院音樂學院滿新穎的論文稱“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是早于延安新秧歌劇和《白毛女》出現的早期著名抗戰歌劇劇碼之一,在當時國統區的影響之大遠甚於後來的《白毛女》。然而學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這部‘中國氣派’歌劇是否具有民族性藝術價值,能否將其納入早於秧歌劇之前的民族歌劇範例來對待”一直有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