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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險惡贛南

滿目瘡痍的桂林,全城盡毀成廢墟,難找一間完整的房子。

一九四四年前後日軍轟炸桂林導致全城盡毀成廢墟。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 險惡贛南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西南劇展1944年5月19日閉幕後,七隊到柳州演出《法西斯細菌》和《軍民進行曲》。6月上旬,左洪濤緊急通知父親吳荻舟:日寇繼打通平漢線後,又擬打通湘桂、粵漢線,進攻湘南、桂柳,國民黨為阻止日寇西侵,準備炸毀湘江大橋,令七隊火速返回韶關駐地,否則便回不去了。

左洪濤說:“我們的聯繫隨時會中斷,要做好獨立作戰的思想準備,堅持工作。最後的政治界線是‘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寫反共標語’”。隊務會決定立即拔營撤寨趕回七戰區。

幾乎同一時間,國民黨下令桂林疏散。

大舅張國衡在一封家書裡回憶:桂林疏散前夕,外祖父回來和家人匯合。外祖父告訴大舅,後方醫院沒有足夠的藥物,常常眼看著傷兵死去,他曾輾轉幾家傷兵醫院,也在廣西全州做過半年中學校醫。

郵局系統通知大舅張國衡可以選擇疏散到貴陽、昆明、成都或者重慶的省區局所。大舅考慮到外祖父母很久沒見過兩個小兒子、我的二舅和小舅,於是選擇去重慶。1944年初他們在重慶重逢,據大舅回憶:衡陽分別時,二舅和小舅還是孩子,這次相見他們都自立了,外祖父母自是十分寬慰。二舅還幫父母在郊區小龍坎租了農民房,星期天就來陪伴一天。

大舅被分配在郵局的快信組,一夜間往往處理幾籮筐的信件,手眼都不能停,忙到天亮,白天就在走道上打地鋪睡覺。

外祖父母屬於直系親屬,可以跟著郵局系統撤退,但是我母親張佩華和我的大姐不可以。母親離別好友陳葆貞和育英托兒所,離別外祖父母,帶著我的大姐隨父親撤往韶關。

滿目瘡痍的桂林,全城盡毀成廢墟,難找一間完整的房子。

一九四四年日軍轟炸桂林導致全城盡毀成廢墟。

(圖一:從1944年10月29日至1944年11月10日桂林淪陷,日軍對桂林進行了毀滅性的狂轟濫炸,桂林市區幾乎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市民及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軍隊,學校紛紛搬去郊區,也不能倖免[1]。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回到韶關。按照慣例,每個新劇碼都要到長官部彙報演出,來不及喘口氣,6月中旬,便在七戰區長官部禮堂演出《法西斯細菌》,又應中山大學的邀請到坪石和該校演出。演出後,父親應地下黨員張泉林、魯郎的要求,向中大學生做了《關於民族形式與抗日宣傳》的學術報告,同學們聽後反映很好,對“民族形式”和父親有不同意見的朱謙之教授也激動得當場與父親擁抱。

由坪石回到韶關,七隊向韶關人民做了一次音樂劇總彙報,演出《農村曲》、《生產大合唱》、《生產三部曲》、《新年大合唱》和《軍民進行曲》等。儘管已經進入備戰時期,觀眾還是很踴躍。

劇宣七隊在鄂湘桂粵四省、武漢、湘北、湘南、桂北、桂南、粵西、粵北等主要地區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不過還未去過“太子”蔣經國的新贛南[2]和粵東山區。考慮到如果以韶關為中心的粵北地區成為抗日戰爭前線,則以上地區便成為七戰區的後方。那裡是十年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和工農紅軍的老區,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於是七隊派陳卓猷到贛州,通過關係疏通贛州民教館負責人,發出一封邀請信請七隊去贛州演出。

日寇打通粵漢線後,進攻湘桂的風聲越來越緊。七戰區已經在韶關週邊及鐵路沿線加緊構築工事,為了與戰區保持聯繫,隊務會決定這次由副隊長徐洗塵帶隊,父親只隨隊到贛州、興國,然後留駐曲江便於和戰區政治部及時聯繫,同時照顧臨產的母親。

8月,七隊沿廣東始興、南雄轉入江西的大庚、南康。過新城時,專程到鎢礦礦區演出,慰問礦工,受到熱烈歡迎。礦工們揭發奸商與官僚勾結,把禁止出口的軍用物資鎢礦走私到汕頭或香港賣給日寇,他們說,如果日寇打來,他們一定組織起來打遊擊。到贛州後,民教館、專員公署政治部都表示歡迎,令父親他們感到興奮的是不少在韶關看過七隊演出的青年人聞風而來探望七隊。

父親在贛州、興國,拜會統戰人士曹聚仁、朱潔夫等朋友後便返回韶關。

七隊在贛州演出《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觀眾熱情高漲。可是據隊史記載,在慶祝1945年元旦的歌舞晚會開幕前,卻有中統特務藉口沒給他們送戲票,要強行入場。副隊長徐洗塵不讓他們無票入場,負責前臺工作的隊員何祖鈞也和手持武器的特務講理,特務們“在圍觀群眾面前丟了臉,惱羞成怒,動手扭打徐洗塵,抓走何祖鈞。”在場的群眾憤憤不平:“人家義演做好事,你倒來搗亂!”“如果新贛南不能演出這樣的歌劇,還算什麼新贛南!”

父親接到電報,趕到贛州,在《正氣日報》社長兼總編曹聚仁先生陪同下去見蔣經國。蔣經國先是說不知道,父親遂向他說明七隊是應邀請來義演的,是為贛州做好事,也是來宣傳抗日的。全部戲票由民教館負責處理,送票與否與七隊無關。隊副和隊員遭毒打、逮捕,是不應該發生的,請他過問。可能蔣經國也擔心中統特務的猖獗魯莽行為會引起地方勢力不滿,也不符合“新贛南”和“開明政治”的面貌吧,便答應查辦。第二天,特務放回何祖鈞。此後七隊在“新贛南”工作兩個多月,未再發生類似的事。

在贛州,還有一個小插曲。中國著名漫畫家、“三毛之父”張樂平本來擔任抗日漫畫宣傳隊副隊長,在上饒等地舉辦抗日巡迴漫畫展覽,由於經費緊張,漫畫宣傳隊解散,赴桂林途經贛州,遇到老朋友挽留,遂和妻子馮雛音留下。張樂平為人畫速寫為生,馮雛音則教書補貼家用。兩個女兒相繼出生,負擔很重。

據馮雛音在《與劇宣七隊在一起的日子》裡回憶:

“一日,忽聞張樂平1937年在武漢政治部三廳抗日宣傳隊成立時認識的老朋友吳荻舟率抗日劇宣七隊來贛州演出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我們夫婦倆興沖沖地趕去觀看,不料竟在後臺遇見潘予、齊木冬、林斟冰等張樂平在漫畫宣傳隊時結識的文藝界朋友,而從事美術設計的俞亮則是我上海的老鄰居。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樂平介紹我認識了劇宣七隊的隊長吳荻舟先生。當時他年近40,身體結實,為人十分和藹,是個地下工作者,為黨的事業兢兢業業,默默耕耘,是有威信的行政領導。

我們生活上的窘迫很快被朋友發現了,為了幫助我們全家,劇宣七隊的隊長和朋友們決定讓我們以‘隊友’的身份留在隊內,參加他們的小組活動,與他們共進共退,共同用演劇隊的名義、辦畫展的形式宣傳抗日。當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即使這樣,他們仍免費為我們提供食宿,潘予更是每天準備一碗豆漿送給我的孩子食用。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是吳荻舟和七隊的朋友們幫助了我們。”

劇宣七隊的隊員在野外席地而坐,幾個人圍在一起,糙米就著一碗青菜就是一頓了。

劇宣七隊生活艱苦,幾個人分吃一碟青菜。

(圖二:劇宣七隊生活艱苦但是大家有難同當。)

就這樣,張樂平一家在贛州加入劇宣七隊輾轉贛粵,劇宣七隊上演話劇《法西斯細菌》的時候,張樂平的大女兒娓娓也上臺客串演出。母親和馮雛音很談得來,大家生活得像一家人。每次上路,他們一家會得到特殊的照顧,小孩經常被安排在汽車駕駛座旁。劇宣七隊的隊員們幫助張樂平佈置抗敵宣傳畫展,青年人火一樣的熱情,令他們在50年後想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他們和父親成為一生的好朋友,解放後,父母每次去上海,都會去看望他們,特別是文革之後,大家都有劫後重生的感慨,持續逾半個世紀的友誼彌足珍貴。

1945年1月下旬,日寇攻擊距離韶關不遠的馬壩,炮聲隱隱可聞,戰局緊張,七戰區電令七隊火速從贛州撤入“三南”(龍南、定南、虔南)。七戰區撤離韶關,顯示第十二集團軍不打算在粵北山區抗擊日寇,準備放棄嶺南重鎮韶關。戰區各單位爭先恐後地落荒疏散,所有交通工具被搶一空,父親高價租了小船,載上臨產的母親和隊的公私物資,沿湞水逆流而上撤往南雄,母親在南雄生下我的大哥,再由陸路經信豐進入“三南”與大隊會合。接到指令的七隊全體則是從贛州逆桃江而上,經信豐入“三南”,沿途不分男女,背纖拉船,推手車,抬擔架,冒嚴寒,頂風雪,千辛萬苦保住全部公私物資服裝道具毫無損失。

龍南、定南、虔南(現稱全南)是贛南的三個小山城,擠在崇山峻嶺中,平時無人問津。這時戰區(省機關未往三南撤退)所有機關單位人員家屬、還有老百姓匆忙撤到這裡,或住下或經過,到處是人和物。父親形容:“天上大雪紛飛,地下軍用公路給人和車輛踩壓成光滑的冰河,孩子老人在路邊哭泣無人過問,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把三座寧靜小城,一下子拋進荒亂的漩渦。”

三南的崇山峻嶺,山路崎嶇。

粵北贛南很多崇山峻嶺。

(圖三:“三南”的崇山峻嶺。網路圖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剛到山城,七隊還計劃做一些宣傳工作,但人心惶惶,而且大多數是撤退下來的機關幹部和家屬,前途茫茫,誰還有心思聽他們宣傳。父親說:像這樣不戰而逃,事先又不打招呼,不是有計劃地撤退,結果,軍隊老百姓亂成一團,小小山城,吃住都不能解決。在現實面前,我們的宣傳,群眾無法相信,就是我們自己也感到有點惶惑了,究竟退到何處才是盡頭!

父親後來曾形容日寇這個冬天的瘋狂進攻為“侵華戰爭的迴光返照”,但其實當時他們對戰況很隔閡,戰區政治部也顧不上管他們。當小船沿湞江而上時,日寇的槍聲尾隨著,父親還在琢磨,是擴大韶關週邊、鞏固這個據點吧?敵人沒理由入侵贛南,戰區為什麼一下子撤進“三南”?後來聽到有難民說:韶關淪陷後,鬼子打到江西南康便停止前進,而沿著粵漢鐵路向湖南趨擾。這證明其目的是打通粵漢線北上,與從武漢南下敵人會合後進攻桂柳,擾我大後方,迫蔣介石議和。

可是,父親說,敵人沒想到他錯誤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進一步分薄了自己的力量,加速了自己的失敗。勝利一天沒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有的同志萌發了去遊擊區的念頭,這也不是第一次,隊務會做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把隊伍拉出去,逐站工作,慢慢向韓江遊擊區和閩西老蘇區靠攏。於是向政治部提出往粵東流動,得到批准。

那年的年關,母親形容說:“寒風凜冽,年近歲晚。崇山峻嶺,雪野茫茫,目力所及,遍山松竹的株株條條頂著積雪,隨風搖曳,人們的心,也被冷凍了。我思念著父母和弟弟們,心也在往下沉!”

母親還說:大師傅走來問年夜飯吃什麼?正好一隻大黃狗躥過,大師傅計上心頭,轉身走開。晚上,一頓“香肉宴”逗得隊員們高興起來,有人從門外端來雪水,高喊“白酒來了!”母親說:以後多年我都不能忘記那些風塵僕僕的年輕隊員們,他們憔悴疲憊,歷盡艱辛,卻不皺眉頭不埋怨,一到駐地立即投入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那麼堅強、鎮定,令人佩服不已!

劇宣七隊從定南經龍川、興寧往梅縣轉移。戰時演劇的適應性很強,可繁可簡,道具基本是就地取材。3月在興寧演出《軍民進行曲》、《新年大合唱》,七戰區某部司令香翰屏及其部屬,在華作戰的美軍東南聯絡站的人員都來看演出。

劇宣七隊是4月到梅縣的,據隊史大事記記載:4月7日在梅縣,與張樂平,陸志庠聯合舉辦“詩畫展覽會”;4月至6月間,在梅縣演出《農村曲》、《新年大合唱》、《軍民進行曲》及話劇《重慶24小時》等節目十多場,為綏署陸軍總醫院籌款25萬元,還舉行音樂會、詩歌朗誦會和出版抗戰歌集。到了梅縣便住進了張家圍的肩一小學,然後慢慢像打開一把摺扇那樣向周圍開展工作。

一本自己已經模糊的油印劇本《重慶二十四小時》,有“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劇宣七隊”字樣。

網上拍賣劇宣七隊的宣傳品《重慶二十四小時》

(圖四:網店拍賣的劇七《重慶24小時》宣傳品。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之友李鐸元(原名李崗)2008年給劇七老同志的信中寫道:“劇七1945年梅縣演出一鳴驚人,受到山城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現今七八十歲的老人談起劇七來猶眉飛色舞!如癡如醉!時不時哼出《李大媽》、《朱大嫂送雞蛋》……時不時講到抗日《軍民進行曲》、《農村曲》、《法西斯細菌》裡的人物角色。傍晚劇七在民眾教育館、肩一小學晚飯時都圍了不少熱心的群眾。齊牧冬、袁濱拿著燒焦的鍋巴沾鮮奶吃,說‘真香’!兩位活潑可愛的小女童(小小、咪咪)的父親正是《三毛流浪記》的著名畫家張樂平……距今六十多年,散居各地的劇七之友仍舊在懷念……更多的是我不認識的劇七迷大有人在。”

粉紅色的影印紙上印著劇七之友李鐸元二零零八年的賀年信。

這是二零零八年一封“劇宣之友”的來信。

(圖五:2008年春節劇七之友李鐸元來信,熱情洋溢,感情深厚。)

[1]根據刊載于《廣西右江師專學報》2006年第4期付廣華的論文《論日軍對桂林的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截至桂林疏散前夕,日軍轟炸51次,634人死亡,1056人受傷。桂林十年建設期間的工業化成果、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市政設施以及各種現代服務業全部毀於日軍侵略的戰火。

[2] 1939年6月11至1945年3月贛南淪陷,蔣經國任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兼贛縣縣長六年。他在贛南推行“三禁一清”政策和“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禁煙、禁毒、禁娼,要贛南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從他的“新贛南”既能看到前蘇聯的影子,也能看到後來的臺灣。

在一塊石碑前,男站立女坐在石階上目視遠方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3大火善後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3 大火善後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非常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西方傳入的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11月15日黃昏,南方的初冬很冷,抗宣一隊到達衡山,住在孔廟。每人從三廳的前站領到兩條軍用毯子。16日抵達衡山與九渡口之間的一個小村子,兩天的行軍和沿路工作,大家累了,睡得很香。此時,潘念之派人趕來傳達周恩來指示,要他們次日一早搭車回長沙,參加大火善後工作。

父親吳荻舟率隊依時出發,當天入夜前回到長沙。車抵財政廳,周恩來已經在那裡等他們。距13日凌晨的大火雖已過了5天,燒成廢墟的長沙還處處冒著嗆人的濃煙和灼人的熱浪。放眼看去,一片斷垣殘壁,幾乎看不見一個行人,滿目淒涼。所有街邊東倒西歪的防空洞裡,都擠滿了傷兵和群眾,有的人傷口還在流血,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

在一場人為大火中長沙全城盡毀,僅剩頹垣敗瓦。

上世紀三十年代,長沙有一場大火,全城盡毀,史稱長沙大火

(圖一:長沙被大火焚毀的慘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先後回到長沙的還有抗敵演劇第一、二、八、九隊,加上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五個隊組成“長沙大火善後工作隊”,又成立了由各隊隊長參加的“善後工作指揮部”,洪深任總指揮,馬上投入工作。周恩來召開動員大會,每人發了一個臂章,講解工作計劃和要求。他再三指出善後工作的重要意義,說:我們全力做好大火的善後工作,就可以揭發漢奸投降派的陰謀,粉碎日寇的侵華新戰略,團結人民,堅持抗戰到底。參加長沙大火善後的還有朝鮮義勇隊和最早回到長沙的九戰區政工二隊。

隊員們踩著斷磚殘瓦,焦炭灰燼,在大街小巷搶救傷殘,清理屍體,搬運尚在冒煙的糧食物資,撲滅餘火,清理街道,動員市民回城,設立施粥站、救傷站,發放救濟款,解決主副食供應,恢復市場,出壁報恢復抗日宣傳,擴大嚴懲罪魁禍首和發放救濟金的政治影響。父親說,不少年輕隊員平時怕死人、怕見血,現在連腐屍、焦屍和殘肢也毫不畏懼去清理,十分感人。他們在一間燒毀的房屋中發現了一部印刷機,田漢、萬籟天、龔哨嵐等如獲至寶,馬上辦起一張四開的《新長沙日報》,恢復了抗日宣傳陣地。

三十餘名年輕男女,組成演劇一隊,在嶙峋山石前合影

演劇一隊的年輕人都是二十歲上下的熱血青年,投身抗日宣傳。

(圖二:演劇一隊陣容。如果沒有戰爭,這些風流倜儻的小夥子和面貌娟好的姑娘們該有多麽美好的生活!)

11月21日,國民政府中宣部、政治部發表關於長沙大火“真相說明”:“12日夜,長沙大火,實為地方軍警誤信流言,自衛民眾基於義憤之所造成。蓋戰地轉移,我軍對預先撤退的戰略據點及主要城市建築物施以破壞,免資敵用,原為作戰上的必要,在各國戰史上不乏先例。故長沙既臨戰區,政府於事前有所準備,當為必然之事實。唯12日夜長沙大火時,嶽州雖失,而平江汨羅以北陣線甚穩。長沙距前線當有一百餘里,軍事當局,不僅無命令破壞,且正調兵增加前線,而地方政府,亦並未下令破壞。”

中共的《新華日報》也在同一天發表社論“論堅壁清野”,重複了周恩來在南嶽軍事會議上的觀點。

父親回憶,當時看見周恩來忘我工作,隊員們都很感動,誰都爭取多做一點工作,好減輕他的疲勞。隊裡絕大多數人都是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來自五湖四海,只有不願做亡國奴的樸素感情,對中共抗日方針政策體會還不深,也沒有工作經驗。為了避免出差錯,周恩來每天要聽匯報,有問題就幫助解決。抗宣一隊的徐方略和林因加擔任文字宣傳,出壁報和為《新長沙日報》撰稿。一些重要文章和壁報稿,周恩來必親筆圈點,涉及湖南地方的稿件,如果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在長沙,他必拿去與張商量後才允許發表。

父親說:“周恩來發現我們由於痛恨蔣介石火燒長沙,寫標語、出壁報不願寫‘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毛澤東提出的口號)。他嚴肅耐心地說:擁護是有前提的。‘抗戰到底’便是前提。蔣介石不抗戰到底,我們就不擁護他嘛,國共合作一天不破裂,他還講抗戰,又槍斃放火的酆悌、文重孚、徐昆,撥款救濟災民……對打擊投降派、支持抗戰派、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利嘛。經過周恩來的教導,大家才深刻理解這條標語的用意。”

大火後的長沙什麼也買不到,周恩來也只用一點鹹菜下飯。為了解決陸續回城的居民的主副食,他派隊員們到四鄉去動員農民送菜送糧進城。但農民不明真相,拒絕賣菜給他們。農民很氣憤,責問你們還要不要抗日?有多少個長沙夠你們這麼燒?什麼都燒光了,還拿什麼去抗日?周恩來聽了匯報,立即肯定說:“農民問得好,說得對。湖南人民有革命傳統,不怕你們穿上‘老虎皮’(父親他們當時穿國民黨士兵衣服),放火燒長沙不對,他們就反對,就提意見。”

他叮囑大家明天再去,一定要對老百姓說清楚,有關當局正在追查放火的責任,一定嚴辦。現在陸續回城的災民急需糧食蔬菜,一定請他們進城來賣。下午四時賣不完的,我們照價收購,讓他們有時間回家。周恩來還說:農民的憤怒是有理由、有代表性的,沒有這樣的憤怒,國民黨當局就不會感到壓力,就不會同意嚴辦禍首、救濟災民,我們的工作也就難以做好。我們一定要把這種憤怒轉化為推動國民黨當局加速嚴辦禍首、救濟災民的力量,轉化為推動國民黨堅持團結抗戰的力量。

國民黨省政府也成立了救濟委員會,負責人是尹任先,常委朱經農。還有長沙的教會也派人配合救災發款。不過自從傳出撥了50萬救災款後,國民黨的官員就不休地爭吵誰來經手發放,災民也早議論開了,他們說:歷來救災都是貪官發財,災民背名。災民們不相信貪官們肯放過這個發財的機會。

為了使每一分錢都分到災民手上,不發生流弊,周恩來征得張治中同意,將全部救濟款交工作隊負責發放。

父親回憶道,隊員們由於感到光榮而喜悅,周恩來看到他們的笑容卻問:“你們有把握做好這工作嗎?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幾十萬,分給相當於十個師的災民,又是在露天裡發放,這是向漢奸和日寇挑戰呢!如果漢奸搗亂、敵機空襲,場上一亂,踩也會踩死許多人,怎麼辦?歌唱壞了,可以再來,戲演壞了,頂多沒人鼓掌,這事可不同,有人正等著我們打敗仗呀!”

周恩來又說:“困難的確不少,但也不能給它嚇倒,只要預先想到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難,做好應付一切困難的思想準備和措施,困難就能克服。長沙人民經過革命的鍛煉,只要我們事前做好宣傳工作,得到他們的支持,勝利就有把握。”

他還說:“你們首先要有自我犧牲的思想準備,如敵機臨空,自已不動,災民也就不會亂了;領款手續越簡化越好;我和葉劍英等人到時一定來幫助你們,你們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在發放救濟金的前兩三天,周恩來起草了《告長沙同胞書》,一方面嚴厲批判和指責放火者對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一方面又非常策略地把筆鋒一轉,指出大火已經給人民、給抗日帶來了莫大的損失和困難,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是大家團結起來,重整家園,堅持抗戰。這篇《告長沙同胞書》得到各方面的擁護,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把抗日戰爭的情緒迅速推向高潮。

四十多年後父親仍記得:在發放救濟金的第一天,總指揮洪深早上把隊員們集合到空地上。隊伍整整齊齊,鴉雀無聲。洪深說:“現在我傳達周副部長的指示:我們要打好這一仗,一切行動聽指揮,絕對服從。已下令今天不拉警報。也不准一個國民黨兵進場。敵機臨空,大家不准動,動者,軍法處置。傳達完畢!”他又補了兩句:“我們男的要準備盡忠!女的準備盡節!”一陣哄笑,緩和了肅穆緊張的空氣。

隊伍分成兩列,分別開進教育會坪(可容一二萬人)和四十九標廣場(舊時代的練兵場,可容數萬人)。周恩來和葉劍英、郭沫若等早已到了那裡,數以萬計的災民跟著進場,年輕隊員領著災民很快排好隊,洪深也向災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災民中有人知道周恩來的名字,說:有他在場,天塌下來也能頂得住!

鈔票一箱箱從銀行直接抬到發放現場,因為事前做了充分準備,所以進行得極為利索。一共發放近9萬人,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出生的嬰兒也有份。有些災民要到鄰近去投親靠友還發旅費,有些一時回不來的,還派專人去鄰縣發放,災民們事後知道這次救災是周恩來親自指揮,都說:“難怪!只有他才能有這樣的魄力!”“國民黨統治以來唯一一次救災款分文不受中飽!”“”賑災史上一個廉潔的範例!”

敵機果然來了。它臨空偵察時,地面黑壓壓的人頭一動不動。周恩來、葉劍英等也都安靜地坐在指揮臺上,全場秩序井然。日機只在空中拍照,沒有轟炸。這件事,後來被稱作“奇跡”,在大火後的長沙城廣為流傳。

近十萬民眾聚集,持續井然領取救濟款

周恩來領導長沙大火救災,發放救濟款予近十萬民眾。

(圖三:長沙大火後災民領取救災款。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在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寫道:

“11月底前,整個善後工作勝利結束了。周恩來請葉劍英給五個隊全體隊員做了一次報告,他重點講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的光輝思想,加深我們對毛主席抗日的政治、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的領會。徐特立還為我們講中國革命史,增加了我們對中國革命的艱苦和複雜性的認識。他們的講話對我們後來堅持工作,取得勝利,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周恩來臨去重慶前,也給我們講了一次話。他在講話中全面地總結了這次善後工作,但,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育是:他談到我們在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要我們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他說:‘嚴辦罪魁禍首、救濟災民,不是由於我們寫了幾條標語、說了幾句話,而是廣大的長沙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的壓力。我們剛回到長沙時,不是在好幾處看到災民們用血淚合著焦炭寫下憤怒的控訴,要求嚴懲禍首、救濟災民嗎?我們能做好這次工作,還有朝鮮義勇隊、江浙流亡同學等的支援。我們有四億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有無數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中國是決不會亡的!’”

周恩來最後說:‘長沙的救災工作結束了,各隊恢復了原有的稱號,即將分赴各個戰區。抗戰是長期的,你們要長期留在大後方工作,任務很艱巨,環境很複雜。你們要堅持工作,就會遇到困難。因此要堅持學習,堅持進步,堅持獨立自主。要準備長期吃苦、學習紅軍的傳統。要學會多交朋友,才能保存自己。在這次工作中,你們做得很好,有成績,但永遠不能自滿!’”

父親耳聞目睹周恩來在處理千頭萬緒、紛至踏來的各種問題時民主、細緻、耐心,不知疲勞、平易近人,這樣的領袖風範想必是令他心悅誠服。他說:“‘春雨潤物細無聲’,周恩來的身教、言教、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令我終生受益。”父親一生都實踐了“談到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

母親也感受到周恩來的威信,對比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表現,她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因為自記事起,她只知道政府是“管”老百姓的,沒聽說過政府要向老百姓負責。她記得前線下來的傷兵蜷縮在斷瓦殘垣下,記得夢中被燒死的市民,清理出來之後被放在路邊,死不瞑目。她說:日寇還離得遠呢,怎麼也想不到是中國人自己(國民黨)放的火。日寇入侵,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老百姓離鄉背井,家破人亡,前途茫茫。這就是她看到的社會現實。

對她而言,抗宣一隊是一個嶄新的天地。直到晚年,她還記得當時心是如何火熱。她告訴我,來自五湖四海的隊員們比手足還親,他們悄悄看禁書,議論國事,討論如何宣傳全面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她聽到延安和其他根據地的新聞,遊擊隊打擊日寇的英雄事蹟,感到很新鮮。她說:樸素的思想被“革命”打開了一個缺口。

在一塊石碑前,男站立女坐在石階上目視遠方

吳荻舟和張佩華參與長沙大火救災期間合影於嶽麓山

(圖四:父母早期的合影,攝于長沙嶽麓山。新婚燕爾,卻遭遇戰亂。)

據母親回憶,撤到長沙不久,在岳陽失陷前,外祖父母帶著三個舅舅從雲夢也逃到長沙,因為他們擔心,武漢淪陷,雲夢一定也會被日本鬼子佔領。三個弟弟沒有出路,還很危險,又不放心我的母親,便匆匆奔到長沙。在長沙,外祖父遇到他的同學、舒城一位姓肖的醫生。肖醫生看到他們狼狽不堪,便介紹外祖父到湖南邵陽的國民黨傷兵醫院工作。父親又介紹二舅和小舅(15歲、13歲)參加兒童劇團[1],大舅則隨外祖父母去了邵陽。

大舅回憶說,在長沙大火那天早上,我父親送他們三個坐上一條輪船離開長沙往衡陽方向駛去,他們大約在下午四五點鐘到達衡陽,落腳在三塘一戶農民家裡。當時已經秋涼,他們坐在打穀場上曬太陽,大舅覺得身上很癢,便翻開衣服查看,他沒有冬裝,外祖母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給他穿。只見那件毛背心每個針眼裡都藏著一隻肥大的虱子。外祖母馬上找來一口鍋,幫他把衣服脫下來放進去煮,在太陽底下把這些小蟲殺死。

根據大舅的回憶,幾天後我的二舅和小舅隨著長沙兒童劇團到了衡陽,與孩子劇團合併,調往重慶。其時二舅十四歲,小舅十二歲。大家都很不捨得分離。大舅說:“可是我們很窮,去重慶有飯吃,跟著我們吃什麼!所以只能送他們上車走了。”

大舅也和外祖父母一起啟程繼續往邵陽,大舅跟著外祖父住在邵陽的傷兵醫院,外祖母一人在郊外租了一間小房子暫時棲身。1939年春節剛過,外祖母便帶著大舅離開邵陽去桂林找我母親,大舅想到桂林繼續學業。

[1] 母親不記得兒童劇團詳情,我查到1938年4月在田漢、洪深等關懷和支持下,由田漢的兒子田海南(另有文章說叫田申)成立了長沙兒童劇團,他們在長沙大街小巷演街頭劇,慰問傷兵和難民,長沙廣播電臺也邀請他們在電臺唱救亡歌曲和播音劇《攜起手來吧,中國的孩子們》。1938年8月住地被日機炸毀,成員撤至重慶,併入政治部三廳屬下的孩子劇團。這與母親的記憶和大舅寫的回憶文章吻合。

男戰士女戰士,整裝待發,他們都那麼年輕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2長沙大火

蕩小舟的故事

瀝血八年

2 長沙大火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9月下旬,武漢局勢緊張,父親吳荻舟奉命帶領抗宣一隊撤往長沙。當時軍委會政治部人員大部分撤往重慶,小部分撤往桂林,都要經過長沙。

男戰士女戰士,整裝待發,他們都那麼年輕

抗宣一隊整裝待發,戰士們多麼年輕啊

(圖一:抗宣一隊整裝待發。)

抗宣一隊來到長沙,進駐水風井長沙師範,一面學習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的《抗日宣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及艾思奇的《哲學講話》等,一面開展抗日宣傳,主要形式有街頭演講、歌詠、文學、美術宣傳、家庭訪問、演出街頭活報劇比如《放下你的鞭子》等。他們與抗敵演劇二、八、九隊及長沙其他宣傳團體聯合舉辦“雙十國慶”抗日宣傳周,在長沙迅速掀起抗日宣傳的高潮,長沙街頭到處出現由木刻家劉建庵帶領繪製的大型抗日標語和《抗宣壁報》、巨型牆畫,劉建庵是抗宣一隊美術組組長。

巨幅抗敵壁報刷在墻上,圖文並茂

抗敵壁報是那時候很主要的宣傳手段

(圖二:抗敵演劇二隊的一幅巨型抗敵壁報。)

周恩來撤往重慶途經長沙,在11月12日的孫中山誕辰紀念大會上,他分析了武漢淪陷後的抗戰形勢,介紹了長沙周邊的戰況。下午他召集即將撤離長沙的政治部三廳人員及屬下各團隊講話,強調要堅持團結、抗戰、進步,反對分裂、投降、倒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他說:敵人(日軍)距此還遠,可以吃飽飯慢慢走,沿途還要開展工作。要注意行軍紀律,注意敵機空襲。當他聽郭沫若說湖南省政府答應給的汽車全部落空,就讓大家向紅軍學習,他說:紅軍能走二萬五千里,我們就走不到湘潭?我們要學習紅軍,草鞋破了自己打,腳底板磨起泡也要忍痛堅持!他號召除病號外不分男女全體步行。行李可用八路軍駐湘辦事處(湘辦)的汽車來回運,運完為止。

當時,國民政府對能否守住長沙十分沒信心。蔣介石提出“焦土抗戰”——燒毀長沙,不讓日軍獲得任何物資。11月12日下午4點多鐘,長沙開始混亂。謠言很多,國民黨官員動用各種交通工具,帶著老婆孩子箱囊雜物落荒而逃。警察也不見了,軍車飛馳,有些士兵從飛馳的軍車上摔下來,死在街心也沒人理。老百姓不明究竟,四處探問情況。

據父親回憶,當時前線傳來的消息說日軍止步在二百里外的汨羅北岸,於是他們按照周恩來的佈置,和“對敵宣傳隊”(由日本反戰進步作家鹿地亙[1]為首的日本進步人士組成,馮乃超領隊)一起散發瓦解敵軍的傳單和《日寇暴行錄》,書寫日文標語。直到夜幕低垂,父親和隊員們完成任務,背上公物徒步離開長沙,沿長衡公路撤退,路上盡是驚慌失措的難民和國民黨士兵。

半夜,隊伍到達長沙與湘潭之間時,忽見長沙上空一片紅光,偶然還聽到低沉的轟隆聲,大家以為日寇已攻佔長沙。直到次日近午,在下攝司渡口突然遇到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才知道日軍還在岳陽,距離長沙尚有130多公里。

這時他們還不知道,就在13日凌晨兩三點鐘,長沙街頭出現許多提油桶的人,未經通知百姓等程式,在長沙數百處同時放火,全城頓成火海(有一種說法是長沙駐軍誤將傷兵烤火取暖當做點火信號),周恩來駐地“湘辦”也被放火。勤務兵衝上二樓,喚醒在二樓和衣而臥的周恩來和葉劍英,抓起隨身攜帶的黑皮箱跑下樓來,前門已被火封住,他們轉身從後門沖出火巷(事後有媒體報導周恩來是“奪窗而出”),到了湘江岸邊,那裡擠滿從火海中逃出來、驚魂未定的人群以及撤退下來的傷兵。

周恩來和群眾一樣站在滿是泥濘的河灘上,向群眾詢問起火的原因和情況,大家說:事前一無所知,除了身上穿的和隨手抓到的一點東西外,都燒光了。面對呼兒喚女,痛哭失聲的群眾,周恩來分析:如果是漢奸破壞,不會全城同時起火。但敵人還在百里外,為什麼要自己放火呢?誰下的命令!?憤怒的群眾紛紛要求槍斃放火的罪魁禍首。

在公路上幾經交涉,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坐上一輛國民黨輜重兵團的卡車,向湘潭駛去。見到剛剛到達湘潭的抗宣一隊,他馬上問:看到郭沫若他們沒有?知道他們已過了湘江,他才放心。當周恩來在下攝司見到郭沫若,得知人員都已安全撤出,只有最後一車行李沒運出來,所幸護送行李的林因加(林雲俠)隻身脫險,周恩來寬慰地說:“人都安全就好!”

未幾,周恩來打算和葉劍英折回長沙,弄清楚大火的情況。可是來到距城還有幾裡的一座小山前,災民太多,道路堵塞,無法前進,他們便登上小山瞭望。長沙上空一片通紅,帶著煙焦味的熱浪,一陣陣撲面吹來,還不時傳來爆炸聲。

周恩來只好返回下攝司,落腳在抗敵演劇一隊駐地對面的一間小屋裡。夜深了,他還在和葉劍英、郭沫若、馮乃超、田漢、洪深等人開會。周恩來說:日寇佔領武漢後改變侵華戰略,對國民黨以政治誘降為主,而把軍事重心指向八路軍。國民黨頑固派政治後退,汪精衛主張“議和”,敵後的石友三、朱懷冰等國民黨部隊高唱“曲線救國”,製造磨擦,襲擊抗日根據地。日寇雖來勢洶洶,取了岳陽卻退守汨羅北岸,二百里外的長沙突然大火……這些情況都不是互相孤立的,我們必須組織政治進擊,以擊退這股反動逆流。

在下攝司期間,有一次隊員劉建庵和陳會軺正在一堵白牆上繪製“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標語,周恩來走過去稱讚:“對啦!宣傳畫要寫實,標語不要用過於離譜的藝術字,要讓老百姓看得懂,才有宣傳效果。”隊員們圍上去聽他講話,他指示抗宣一隊沿著長衡公路撤退,邊走邊工作。

六位年輕的女孩子排成一排,還有她們的隊長一起合影

(圖三:抗宣一隊的女戰士們。)

14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去南嶽出席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會上周恩來就長沙大火的責任問題和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展開激辯,提出嚴懲放火首犯,撥款救濟災民和徵集民工幫助居民修建房屋等要求。

根據父親的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所寫,本來,周恩來一到南嶽就聽說長沙大火是蔣介石在12日上午親自下令放的,國民黨卻開動宣傳機器,把長沙大火說成是中外戰史上常見的“堅壁清野”。出於策略,周恩來沒有馬上追究蔣介石的責任,他只從正面闡明“堅壁清野”的正確含義。他說:“堅壁清野”是一個最需要深入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敵愾同仇、共同制敵的工作。必須極端關心和照顧群眾的利益,關心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必須儘量使他們少受損失,才能取得他們的支持,願意犧牲個人的局部利益,成全國家民族的利益。在具體做法上,要認真安置好老弱婦孺,組織青壯年配合軍隊把當地的物資財產能搬走的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毀掉,以達到困敵制敵的作用。現在放火燒長沙,事先不動員,不通知老百姓,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燒死多少居民,焚毀多少公私財產,僥倖逃出火海的,深冬臘月,也將凍死餓死。這種便宜了敵人,難住了自己的做法,絕不是什麼“堅壁清野”。武漢淪陷前,汪精衛、陳公博就持抗戰必敗論,說再抗戰下去,全國就要變成一片焦土了。火燒長沙,還說是“堅壁清野”,豈非正中汪精衛之流反對抗日、主張投降毒計?除了漢奸和日寇歡迎,還有誰高興呢!?

迫於長沙人民和全國人民的輿論壓力,國民黨當局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三點善後辦法:一、撥款救濟災民;二、調集民工清理街道,掩埋屍體,搭蓋窩棚,安置災民;三、懲辦放火的罪魁禍首。幾天之後,蔣介石下令槍斃了替罪羊酆悌等三人。周恩來召開三廳和“湘辦”幹部會議,介紹南嶽會上鬥爭的情況後說:我們要主動挑起這副重擔,立即趕回長沙,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抓起來、做好它,以進一步打擊國民黨頑固派,支持抗戰派,粉碎漢奸投降派賣國和日寇侵華新戰略陰謀。會議決定:抗敵演劇一、二、八、九隊及抗宣一隊日夜兼程趕回長沙,參加救災工作。並通知各隊除換洗衣服外,什麼都別帶,儘量空出車位,多帶藥品和糧食。

一堵崩塌的墻壁,餘煙未盡

長沙大火焚毀全城,到處是殘垣敗瓦。

(圖四:長沙大火後的城市一角。)

父親的文章還說:那些平時口口聲聲“愛民如赤子”的“父母官”,全躲到湘西和桂林、重慶去了。一座繁華的長沙城,除少數地區的政府機關、公共建築、大公館、洋人住宅、教堂未燒外,所有商店、民房無一倖免,周恩來和葉劍英三天前住過的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也已燒成灰燼,可以俯瞰長沙城的天心閣,已成一片廢墟。

當天,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回到長沙,來到財政廳,只見滿地公物,它們的主人已經落荒而逃。周恩來等十餘人就在這裡,靠著蠟燭馬燈的微光開始工作。

我有一份手抄“中央社[2]”資料,可以一窺當時官方的輿論角度:

“(1938年)11月10日,岳陽東北之雪溪被敵人(日軍,下同)突破。”

“11日,敵約兩個聯隊在重炮和飛機掩護下,分兵三路:一路犯岳陽正東桃林,兩路分由桃林之天福山東西兩面來犯,皆被我相繼擊阻。”

“12日,雙方仍相持于通城南江間,戰局甚為穩定。敵人由粵漢線南犯,自進佔羊樓司後,即沿鐵路西犯;岳陽我軍因兩翼受敵海陸威脅,經力戰之後,撤至麻塘附近,繼續抗戰。”

中央社衡陽14日下午4時專電:“長沙大火,現仍未熄,亞細亞煤油公司及太古公司之辦事處,皆被毀滅。僅遠在兩英里外之湘雅大學及少數附近英籍住宅無恙。全城一切交通工具,如小艇及舢板,皆已被人民儘量作為撤退之用。人民大半向西南兩方面撤退,秩序尚佳。前線戰事頻繁,寇有進攻新塘切斷麻塘後路企圖。麻塘西發現敵艦,被我炮擊,已退去。”

中央社湘潭14日下午5時30分電:“……於是當局自13日晨3時起,即自動焚毀(長沙),爆炸之聲,聞於數里,不復時全城起火,火光沖天,迎風蔓延,不可遏止。錦繡湘垣,頓成火海。黎明火勢擴大……省市黨部省市政府軍警機關及交通機關,盡付之一炬。

最稱繁盛之八角台、坡子街、中正路、南正街、北門正街、小西門及瀏陽城外環城馬路,所有商店和居民建築均經焚毀,成為焦土。……此次大火,將使長沙無一草一木可以資敵。而火勢之大實為本世紀所未有也。記者今天(14日)晨離長(沙)抵湘(潭),雖遠在數十里外,而火可灼人,猶如咫尺,火勢之烈,可以想見。”

就是這樣,長沙大火焚燒了兩天兩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燒毀房屋5萬餘棟,燒死百姓3萬余人(也有說燒了三天三夜、五天五夜,燒死5萬餘人等)。這場火是長沙歷史上毀壞規模最大的一次人為災難,也讓長沙與斯大林格勒、廣島和長崎一起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壞最嚴重的城市

[1]鹿地亙(1903-1982),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負責人之一。因其反對日本當局的內外政策,日本政府於1927年逮捕了他,1935年獲釋。1936年1月,他和夫人池田幸子輾轉到上海,由內山完造介紹與魯迅相識,後成為至交。鹿地亙和他領導的“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

[2]中央通訊社(The Central News Agency,英語縮寫:CNA,簡稱中央社)是中國國民黨創辦的官方通訊社。1924年4月1日在廣州成立,1949年10月隨國民黨經廣州遷往臺北,現為臺灣的官方通訊社,目前總社位於臺灣省臺北市。

這座油漆了紅色的獨立小樓,就是三廳遺址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1武漢會戰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1武漢會戰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1938年6月8日舒城淪陷,父親吳荻舟帶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最後三名團員和母親張佩華一家老小,一路上翻山越嶺從安徽走到湖北之後,暫時落腳在雲夢三叔家。父親隨後去了武漢,希望恢復中斷的中共組織關係。

早在1937年11月18日,蔣介石以議長身份在南京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並在會上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現在中央已經決議,將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了。”不過上海和南京淪陷後,國民政府先是從南京搬到漢口,直到1938年的下半年,國民政府機關大部和軍事委員會還留在武漢。武漢實際上成為戰時首都、全國軍事、政治、經濟的中心,中共中央代表團(長江局)也在武漢開展統戰和抗日救國活動,所以武漢可說是國統區乃至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不僅我的父母,很多愛國人士、青年學生都從全國各地奔向武漢,希望參與到各類抗日救亡組織中。

父親到了武漢,經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介紹,加入了政治部三廳屬下的抗宣一隊,並被任命為隊長。抗宣一隊全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宣傳第一隊”,1938年7月在武漢曇華林成立,全隊編制20人,駐地在漢口永康里。

關於父親加入抗宣一隊的細節,堂弟告訴我三叔說過有關情形:三叔去武漢,發現抗宣隊招人,擠過去一看,主持人是潘梓年。潘梓年問他:“你怎麼來了?”三叔說:“我想報名。”潘梓年說:“你不用考試了,來吧。”原來他們是西牢[1]的難友,潘梓年瞭解三叔。潘梓年也瞭解我父親,他和我父親是師生,是難友,在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天字間1號同牢。三叔說,當時潘梓年問:“你哥哥在哪裡?通知他,現在我們缺幹部,缺有文化的人。”三叔趕緊通知了我父親。

母親也說:“(潘梓年)這位老資格的革命者,曾在獄中指導吳荻舟學習馬列著作和哲學理論,給予吳荻舟極大的幫助。吳對他充滿了信任和敬佩。潘梓年當時任《新華日報》總編輯,得知吳荻舟正在找黨組織,想報名參加抗敵宣傳隊,答應將他的情況向上級黨組織反映。9月上旬,吳荻舟接到潘念之通知,要他到曇華林報到,任抗敵宣傳隊第一隊隊長。潘念之是抗宣隊集訓時的總隊長。”

根據潘念之[2]在《吳荻舟與抗敵宣傳一隊》一文所寫,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國共第二次合作,國民黨應中共要求釋放了一批政治犯,次年4月國民黨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昌成立,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任三廳廳長,集合進步文化人,從事抗敵宣傳。

潘念之說:“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組織四個抗宣隊(隸屬三廳五處,處長胡愈之)和十個演劇隊(隸屬三廳六處,處長田漢)、一個孩子劇團[3],以加強對國統區軍民的抗日宣傳,是周恩來主張的。各隊人員主要是流亡到武漢的知識青年,有的是抗戰開始前各地救亡組織的骨幹分子和積極活動分子,經過當地進步組織介紹,並作了政治審查錄取的,其中不少是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它是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一盞明燈,照亮了許許多多左派人士和革命青年的心,為他們指示了前進道路。”

四名國民黨政治部三廳領導人在火車站月台合影

國民黨政治部第三廳周恩來郭沫若

(圖一:1937年1月,郭沫若到武漢擔任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主持抗日宣傳工作。周恩來、葉劍英和彭德懷前往接車時合影。)

年輕人在街頭為群眾演出抗日宣傳節目

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為抗擊日本侵略,動員全民抗戰,許多年輕人加入救亡宣傳隊伍。

(圖二:抗宣二隊的前身是“蟻社救亡宣傳隊”,圖為他們1938年在武漢街頭宣傳演出。)

這座油漆了紅色的獨立小樓,就是八辦遺址

這是被稱為“紅樓”的三廳遺址油畫作品

(圖三:堂弟十年前畫,位於湖北美院老校區曇華林社區的三廳舊辦公樓。他說:“三廳舊址還在,只是新粉刷後沒歷史感了。而且周邊逼仄,拍照時看不到坡屋頂。遮擋太多,無法整體呈現。畫的時候將透視角度變化才能感覺到是早年的建築物。”)

對於政治部三廳的任命,父親十分重視,他認為自己尚未找到入黨證明人,卻得到信任,委以重任,當然是潘梓年反映的結果。父親也向潘梓年提出恢復組織關係的要求,潘梓年答應幫助他,但是要他找到證明人。

抗宣隊和演劇隊各隊隊長是黨員的,支部書記由隊長擔任,隊長是非黨員的,另派一個黨員做秘書,兼任黨支部書記。各隊黨支部受第三廳特別支部(特支)領導,特支書記是馮乃超。抗宣隊由隊務會集體領導,隊務會有5至7人,除了隊長、副隊長(支部書記兼任)由三廳任命之外,其餘隊務會成員由隊員大會選舉產生,隊務會下設文學、歌詠、美術、戲劇、總務等,全隊分四個生活小組,組長也是選舉產生,各組都有隊務會成員,但他們不得兼任組長。

鑒於當時父親未接上組織關係,三廳派徐方略任抗宣一隊黨支部書記。據知徐方略曾向上級反映,想發展父親入黨。但上級說,吳荻舟是老黨員,他的組織關係由上面解決。可是在宣傳保衛大武漢的活動後不久,局勢緊張,三廳指示父親帶隊撤往長沙,父親的組織關係未及解決就出發了。

潘念之在《吳荻舟與抗敵宣傳一隊》提及父親的組織關係說:“吳荻舟同志從國民黨的監獄裡出來,積極參加武漢市的抗日救亡活動,當第三廳組織抗敵宣傳隊時,他通過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向第三廳報名,要求參加抗宣隊到前線去做抗戰救亡工作,第三廳的政治面目和抗宣隊工作的艱苦性是吳荻舟所知道的,他參加抗宣隊這一行動,就是他的革命傾向和積極找黨關係的具體表現。

抗宣第一隊隊長吳荻舟因當時還沒有恢復黨的組織關係,另派徐方略為秘書,兼黨支部書記,隊長和書記關係很密切,出發前都讓非黨員隊長知道這一情況,保證各隊工作都能接受黨支部的領導。抗宣一隊系派往西南前線工作,同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有聯繫,政治上受辦事處領導,隊內活動由書記和隊長共同商量決定,一直保持著很好的關係,在抗宣各隊中,一隊維持的時間最長,工作也做得最好,這也表示了吳對黨的關係,至於該隊的具體情況及吳荻舟何時恢復黨組織問題,因第三廳在後沒有直接指導關係,我已記不清了。”(1987年12月10日)。

從行文語氣看,估計這是潘念之為父親寫的證明信,時間是在文革結束十年以後的1987年。那年父親找到可以為他入黨作證的嚴啟文,距離他入黨和被捕入獄失去聯繫已經超過半個世紀[4]。1997年前後潘念之後人把這篇文章提供給我們,輯錄入父親的紀念冊《吳荻舟》中,成為一段歷史的佐證。

1938年9月29日,三廳特支召集4個抗宣隊隊長和書記傳達周恩來指示: (一)4個隊的工作地區:一隊在西南五省——湘、桂、黔、滇、粵流動;二隊在閩、浙、贛;三隊在鄂、豫、皖邊;四隊在陝、甘、寧。(二)各隊要堅持人事、工作、經濟“三自主”。(三)要長期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的宣傳陣地。(四)各隊隊長要堅持到底,不准中途換人。(五)各隊到達工作地區後,由書記就近與八路軍辦事處保持組織聯繫。特支書記馮乃超說,這是戰略性指示。

據父親回憶,抗宣一隊和其他13個隊的成員先後在武昌曇華林集訓。集訓期間,周恩來、葉劍英、郭沫若、胡愈之、田漢、馮乃超、廖體仁、潘念之等都做過講話和指示,以提高全體隊員對全面抗戰、長期抗戰的認識,增強抗戰必勝的信心。日本進步作家鹿地亙還向抗宣隊介紹過日本人民反戰情況。

集訓結束,抗宣一隊立刻在武漢三鎮及郊區投入武漢保衛戰,除街頭演講外,還定期出版《火炬》壁報,到武漢三鎮各傷兵醫院慰問等。

早於1938年6月,共產黨機關報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先後提出“保衛大武漢”的口號。1938年6月至10月,中國第5、第9戰區部隊在湖北省武漢地區抗擊日軍進攻,即武漢保衛戰,超過一百萬國民革命軍防守武漢,抗擊由畑俊六指揮的日本帝國陸軍,戰場在長江南北岸,橫跨安徽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是整個抗日戰爭中時間最長、規模最龐大和最出名的戰役。

武漢會戰期間,由蘇聯空軍志願隊派飛行員支援的中國空軍與日軍航空兵空中大戰7次,擊毀日機78架,炸沉日艦23艘,有力地支持了地面部隊的作戰。中國海軍也擊沉、擊傷日軍艦艇及運輸船只共50餘艘,擊落日機10餘架,但自身也損失慘重,基本上中國空軍和海軍都全軍覆沒了。

1938年10月25日,日軍佔領漢口,26日佔領武昌,27日佔領漢陽,武漢保衛戰以中國軍隊撤出武漢宣告結束。

一方面,中國軍隊實力不足,但是中國軍隊也消耗了日軍有生力量,從後來日軍佔領岳陽卻沒有繼續挺進長沙,可以看出武漢保衛戰的一定影響,日軍沒有達到速戰速決、迫國民政府屈服以結束戰爭的戰略企圖。武漢保衛戰可說是一個轉捩點,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另一方面,誠如時任國民政府合肥縣長的陶若存所說:“當時的行政幹部(國民政府),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恐怕當時相當一部分地區處於這種情況,不然也不會有下一節將述及的長沙大火。

周恩來領導組建l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和一個孩子劇團,加強對國統區軍民的抗日宣傳,鼓動民眾,喚起民眾,正是改變一盤散沙的現狀、凝聚抗戰力量的一種努力吧。

一群及隧道十幾歲的小孩子,打這一面旗幟:“孩子劇團”和大人們合影

孩子劇團也是政治部三廳屬下的抗日宣傳團體,成員都是一些十幾歲的小孩子。

(圖四:孩子劇團歡迎會後所攝照片,1938年3月9日於武漢。)

母親說,父親稍後介紹她也參加抗宣隊。抗宣隊隊員有男有女,並且是流動性的,以外祖父母的出身、教養和處境,本來是很難接受她去參加的。但是他們看到當時我父母關係不錯,互有好感,就說,如果你們結婚,你就可以去。我的父母結婚了,母親記得那是舊曆的潤七月,陽曆的9月初。這時母親21歲。

關於當時父母的關係,有個暖心小花絮、“驚天”大秘密:七十四年之後,2012年,母親94歲高齡,臥床不起。有一天,她在醫院的病榻上,像是忽然想起,對我說:“我有一個秘密,從來沒有和別人說過。有一天晚上你爸爸(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結婚)到我們家聊天。我送他出去時,在門口,他親了我的手,嚇了我一跳啊。”說時她羞澀地笑著,伸出左手示意。

母親說,在當時,外祖父其實也不懂“革命”是怎麼回事,不過他親眼看到父親如何工作,如何對老百姓,是個正派人,有文化,就同意把女兒交給這個窮得叮噹響、連“正經工作也沒有”的男人。母親說:“幸虧有你爸爸,我爸爸可以把一家人託付給他。”

三叔寫過一篇文章講述他是如何“落戶”雲夢的。他先父親一步加入抗宣隊,編到第七隊任副隊長,開始在武漢街頭做宣傳工作。不久,日軍攻陷田家鎮砲台,武漢危機,周恩來將宣傳隊派赴各戰區去做宣傳工作。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三嬸重病,三叔遂請了五天假,送三嬸去醫院。再接著打起仗來,一大家人包括我的外祖父母和舅舅們要他安頓,電報、電話相繼中斷,他找不到抗宣隊,從此在雲夢落戶。文革期間我在內蒙古兵團當知青的時候,三叔曾經對我說:“你們一定要‘好男兒志在四方’,我就是因為兒女情長的事,沒有堅持。”現在想來,這也許就是在表達他的遺憾。母親也有遺憾,她說過:“本來我也參加了抗宣隊,但是結婚不久我就懷孕,加上父母也來和我們匯合,到了桂林,吳荻舟勸我退隊養家。”

[1] 西牢:見第1章第6節“鐵窗大學”。

[2]潘念之(1902—1988),1923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歷任上海閘北區團委委員,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常務委員、組織部長,中共黨團書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秘書等職。建國後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參事室副主任、中央華東局統戰部政治處處長等職。1953年受開除黨籍的錯誤處分,1979年平反,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上海政法學院副院長、上海市政治學會會長、中國法學會顧問、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科學院顧問等職。

[3]孩子劇團:以上海滬東臨青學校為主的一部分中小學生,自發在難民收容所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於9月3日正式成立孩子劇團,隸屬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11月上海淪陷,劇團22人(約8~16歲)離開上海於1938年1月抵達武漢,4月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收編附屬第三廳。1939年1月,劇團遷往重慶到四川各地農村集鎮進行抗日宣傳,幫助中小學校及兒童保育院排練戲劇歌詠和組織演出。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3次下令將孩子劇團調歸重慶市衛戍司令部管轄,強行改組並撤換劇團原有各級領導幹部。1942年9月孩子劇團被迫解散。

[4]中直機關工作委員會1988年發文:“中國文聯機關黨委:《關於恢復吳荻舟同志黨齡問題的報告》收悉。經研究,同意恢復吳荻舟同志1930年1月至1948年2月的黨籍,黨齡從1930年1月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