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３章 瀝血八年

2 長沙大火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9月下旬，武漢局勢緊張，父親吳荻舟奉命帶領抗宣一隊撤往長沙。當時軍委會政治部人員大部分撤往重慶，小部分撤往桂林，都要經過長沙。

（圖一：抗宣一隊整裝待發。）

抗宣一隊來到長沙，進駐水風井長沙師範，一面學習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的《抗日宣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及艾思奇的《哲學講話》等，一面開展抗日宣傳，主要形式有街頭演講、歌詠、文學、美術宣傳、家庭訪問、演出街頭活報劇比如《放下你的鞭子》等。他們與抗敵演劇二、八、九隊及長沙其他宣傳團體聯合舉辦“雙十國慶”抗日宣傳周，在長沙迅速掀起抗日宣傳的高潮，長沙街頭到處出現由木刻家劉建庵帶領繪製的大型抗日標語和《抗宣壁報》、巨型牆畫，劉建庵是抗宣一隊美術組組長。

（圖二：抗敵演劇二隊的一幅巨型抗敵壁報。）

周恩來撤往重慶途經長沙，在11月12日的孫中山誕辰紀念大會上，他分析了武漢淪陷後的抗戰形勢，介紹了長沙周邊的戰況。下午他召集即將撤離長沙的政治部三廳人員及屬下各團隊講話，強調要堅持團結、抗戰、進步，反對分裂、投降、倒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他說：敵人（日軍）距此還遠，可以吃飽飯慢慢走，沿途還要開展工作。要注意行軍紀律，注意敵機空襲。當他聽郭沫若說湖南省政府答應給的汽車全部落空，就讓大家向紅軍學習，他說：紅軍能走二萬五千里，我們就走不到湘潭？我們要學習紅軍，草鞋破了自己打，腳底板磨起泡也要忍痛堅持！他號召除病號外不分男女全體步行。行李可用八路軍駐湘辦事處（湘辦）的汽車來回運，運完為止。

當時，國民政府對能否守住長沙十分沒信心。蔣介石提出“焦土抗戰”——燒毀長沙，不讓日軍獲得任何物資。11月12日下午4點多鐘，長沙開始混亂。謠言很多，國民黨官員動用各種交通工具，帶著老婆孩子箱囊雜物落荒而逃。警察也不見了，軍車飛馳，有些士兵從飛馳的軍車上摔下來，死在街心也沒人理。老百姓不明究竟，四處探問情況。

據父親回憶，當時前線傳來的消息說日軍止步在二百里外的汨羅北岸，於是他們按照周恩來的佈置，和“對敵宣傳隊”(由日本反戰進步作家鹿地亙[1]為首的日本進步人士組成，馮乃超領隊)一起散發瓦解敵軍的傳單和《日寇暴行錄》，書寫日文標語。直到夜幕低垂，父親和隊員們完成任務，背上公物徒步離開長沙，沿長衡公路撤退，路上盡是驚慌失措的難民和國民黨士兵。

半夜，隊伍到達長沙與湘潭之間時，忽見長沙上空一片紅光，偶然還聽到低沉的轟隆聲，大家以為日寇已攻佔長沙。直到次日近午，在下攝司渡口突然遇到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才知道日軍還在岳陽，距離長沙尚有130多公里。

這時他們還不知道，就在13日凌晨兩三點鐘，長沙街頭出現許多提油桶的人，未經通知百姓等程式，在長沙數百處同時放火，全城頓成火海（有一種說法是長沙駐軍誤將傷兵烤火取暖當做點火信號），周恩來駐地“湘辦”也被放火。勤務兵衝上二樓，喚醒在二樓和衣而臥的周恩來和葉劍英，抓起隨身攜帶的黑皮箱跑下樓來，前門已被火封住，他們轉身從後門沖出火巷（事後有媒體報導周恩來是“奪窗而出”），到了湘江岸邊，那裡擠滿從火海中逃出來、驚魂未定的人群以及撤退下來的傷兵。

周恩來和群眾一樣站在滿是泥濘的河灘上，向群眾詢問起火的原因和情況，大家說：事前一無所知，除了身上穿的和隨手抓到的一點東西外，都燒光了。面對呼兒喚女，痛哭失聲的群眾，周恩來分析：如果是漢奸破壞，不會全城同時起火。但敵人還在百里外，為什麼要自己放火呢？誰下的命令！？憤怒的群眾紛紛要求槍斃放火的罪魁禍首。

在公路上幾經交涉，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坐上一輛國民黨輜重兵團的卡車，向湘潭駛去。見到剛剛到達湘潭的抗宣一隊，他馬上問：看到郭沫若他們沒有？知道他們已過了湘江，他才放心。當周恩來在下攝司見到郭沫若，得知人員都已安全撤出，只有最後一車行李沒運出來，所幸護送行李的林因加(林雲俠)隻身脫險，周恩來寬慰地說：“人都安全就好!”

未幾，周恩來打算和葉劍英折回長沙，弄清楚大火的情況。可是來到距城還有幾裡的一座小山前，災民太多，道路堵塞，無法前進，他們便登上小山瞭望。長沙上空一片通紅，帶著煙焦味的熱浪，一陣陣撲面吹來，還不時傳來爆炸聲。

周恩來只好返回下攝司，落腳在抗敵演劇一隊駐地對面的一間小屋裡。夜深了，他還在和葉劍英、郭沫若、馮乃超、田漢、洪深等人開會。周恩來說：日寇佔領武漢後改變侵華戰略，對國民黨以政治誘降為主，而把軍事重心指向八路軍。國民黨頑固派政治後退，汪精衛主張“議和”，敵後的石友三、朱懷冰等國民黨部隊高唱“曲線救國”，製造磨擦，襲擊抗日根據地。日寇雖來勢洶洶，取了岳陽卻退守汨羅北岸，二百里外的長沙突然大火……這些情況都不是互相孤立的，我們必須組織政治進擊，以擊退這股反動逆流。

在下攝司期間，有一次隊員劉建庵和陳會軺正在一堵白牆上繪製“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標語，周恩來走過去稱讚：“對啦！宣傳畫要寫實，標語不要用過於離譜的藝術字，要讓老百姓看得懂，才有宣傳效果。”隊員們圍上去聽他講話，他指示抗宣一隊沿著長衡公路撤退，邊走邊工作。

（圖三：抗宣一隊的女戰士們。）

14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去南嶽出席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會上周恩來就長沙大火的責任問題和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展開激辯，提出嚴懲放火首犯，撥款救濟災民和徵集民工幫助居民修建房屋等要求。

根據父親的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所寫，本來，周恩來一到南嶽就聽說長沙大火是蔣介石在12日上午親自下令放的，國民黨卻開動宣傳機器，把長沙大火說成是中外戰史上常見的“堅壁清野”。出於策略，周恩來沒有馬上追究蔣介石的責任，他只從正面闡明“堅壁清野”的正確含義。他說：“堅壁清野”是一個最需要深入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敵愾同仇、共同制敵的工作。必須極端關心和照顧群眾的利益，關心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必須儘量使他們少受損失，才能取得他們的支持，願意犧牲個人的局部利益，成全國家民族的利益。在具體做法上，要認真安置好老弱婦孺，組織青壯年配合軍隊把當地的物資財產能搬走的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毀掉，以達到困敵制敵的作用。現在放火燒長沙，事先不動員，不通知老百姓，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燒死多少居民，焚毀多少公私財產，僥倖逃出火海的，深冬臘月，也將凍死餓死。這種便宜了敵人，難住了自己的做法，絕不是什麼“堅壁清野”。武漢淪陷前，汪精衛、陳公博就持抗戰必敗論，說再抗戰下去，全國就要變成一片焦土了。火燒長沙，還說是“堅壁清野”，豈非正中汪精衛之流反對抗日、主張投降毒計？除了漢奸和日寇歡迎，還有誰高興呢！？

迫於長沙人民和全國人民的輿論壓力，國民黨當局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三點善後辦法：一、撥款救濟災民；二、調集民工清理街道，掩埋屍體，搭蓋窩棚，安置災民；三、懲辦放火的罪魁禍首。幾天之後，蔣介石下令槍斃了替罪羊酆悌等三人。周恩來召開三廳和“湘辦”幹部會議，介紹南嶽會上鬥爭的情況後說：我們要主動挑起這副重擔，立即趕回長沙，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抓起來、做好它，以進一步打擊國民黨頑固派，支持抗戰派，粉碎漢奸投降派賣國和日寇侵華新戰略陰謀。會議決定：抗敵演劇一、二、八、九隊及抗宣一隊日夜兼程趕回長沙，參加救災工作。並通知各隊除換洗衣服外，什麼都別帶，儘量空出車位，多帶藥品和糧食。

（圖四：長沙大火後的城市一角。）

父親的文章還說：那些平時口口聲聲“愛民如赤子”的“父母官”，全躲到湘西和桂林、重慶去了。一座繁華的長沙城，除少數地區的政府機關、公共建築、大公館、洋人住宅、教堂未燒外，所有商店、民房無一倖免，周恩來和葉劍英三天前住過的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也已燒成灰燼，可以俯瞰長沙城的天心閣，已成一片廢墟。

當天，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回到長沙，來到財政廳，只見滿地公物，它們的主人已經落荒而逃。周恩來等十餘人就在這裡，靠著蠟燭馬燈的微光開始工作。

我有一份手抄“中央社[2]”資料，可以一窺當時官方的輿論角度：

“（1938年）11月10日，岳陽東北之雪溪被敵人（日軍，下同）突破。”

“11日，敵約兩個聯隊在重炮和飛機掩護下，分兵三路：一路犯岳陽正東桃林，兩路分由桃林之天福山東西兩面來犯，皆被我相繼擊阻。”

“12日，雙方仍相持于通城南江間，戰局甚為穩定。敵人由粵漢線南犯，自進佔羊樓司後，即沿鐵路西犯；岳陽我軍因兩翼受敵海陸威脅，經力戰之後，撤至麻塘附近，繼續抗戰。”

中央社衡陽14日下午4時專電：“長沙大火，現仍未熄，亞細亞煤油公司及太古公司之辦事處，皆被毀滅。僅遠在兩英里外之湘雅大學及少數附近英籍住宅無恙。全城一切交通工具，如小艇及舢板，皆已被人民儘量作為撤退之用。人民大半向西南兩方面撤退，秩序尚佳。前線戰事頻繁，寇有進攻新塘切斷麻塘後路企圖。麻塘西發現敵艦，被我炮擊，已退去。”

中央社湘潭14日下午5時30分電：“……於是當局自13日晨3時起，即自動焚毀（長沙），爆炸之聲，聞於數里，不復時全城起火，火光沖天，迎風蔓延，不可遏止。錦繡湘垣，頓成火海。黎明火勢擴大……省市黨部省市政府軍警機關及交通機關，盡付之一炬。

最稱繁盛之八角台、坡子街、中正路、南正街、北門正街、小西門及瀏陽城外環城馬路，所有商店和居民建築均經焚毀，成為焦土。……此次大火，將使長沙無一草一木可以資敵。而火勢之大實為本世紀所未有也。記者今天（14日）晨離長（沙）抵湘（潭），雖遠在數十里外，而火可灼人，猶如咫尺，火勢之烈，可以想見。”

就是這樣，長沙大火焚燒了兩天兩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燒毀房屋5萬餘棟，燒死百姓3萬余人（也有說燒了三天三夜、五天五夜，燒死5萬餘人等）。這場火是長沙歷史上毀壞規模最大的一次人為災難，也讓長沙與斯大林格勒、廣島和長崎一起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壞最嚴重的城市

[1]鹿地亙(1903-1982)，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負責人之一。因其反對日本當局的內外政策，日本政府於1927年逮捕了他，1935年獲釋。1936年1月，他和夫人池田幸子輾轉到上海，由內山完造介紹與魯迅相識，後成為至交。鹿地亙和他領導的“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

[2]中央通訊社(The Central News Agency，英語縮寫:CNA，簡稱中央社)是中國國民黨創辦的官方通訊社。1924年4月1日在廣州成立，1949年10月隨國民黨經廣州遷往臺北，現為臺灣的官方通訊社，目前總社位於臺灣省臺北市。

蘆蕩小舟

第１章　家鄉驕傲

8書生蛻變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在何行健部隊軍訓回來後，到舒城、霍山、六安間的烏井、中梅河、沙河、上幹河、雙河等農村鄉鎮流動工作。

老照片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抗日宣傳
（圖一：石雪書（右）、等人在中梅河。）

不久，柳乃夫說他決定參加何行健部，問父親去不去？事出突然，父親說：“我要找組織。如果大家能留在舒城工作，我便留下，否則，我就回武漢。”父親在其中一個文本裡寫：“後知他是黨員，只有錢俊瑞、張勁夫知道”，“柳乃夫被組織派到國民黨一個部隊去，柳走時把這個團體交給了我，因我原是副團長。”

 

我在原中共舒城特支、舒城宣委書記鮑有蓀的回憶文章《崢嶸歲月稠》（《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中看到有關柳乃夫的故事。

 

 

1937年10月底，國民黨戴笠“忠義救國軍”的別動隊從上海戰場退到舒城，隊長是盛子瑾，做政治工作的是何行健。柳乃夫接待了他們，聽說這個別動隊有槍無人，他們申言：“誰搞到一個中隊就任中隊長，誰搞到一個大隊就任大隊長”，柳乃夫告訴了鮑有蓀。

鮑有蓀當時正愁搞不到槍，於是爽快答允。柳乃夫把鮑有蓀帶到別動隊。何行健對鮑有蓀說：“你若能拉隊伍，別動隊就永不離舒城，除了隊長由你們擔任之外，政治工作也由你們做！喏，請柳團長乃夫先生做政治部主任，你看怎樣？”鮑有蓀當場接受。

看到組織起來的隊伍，何行健要鮑有蓀留在隊部當副主任，繼續招兵，擴大別動隊。鮑有蓀說：“行，但要訂一個成文的契約。第一，部隊不能離開舒城，堅持抗戰到底，保衛祖國，保衛家鄉，取名為‘舒城縣抗日遊擊隊’；第二，政治部工作由我們來做，政治內容也要由我們訂；第三，我們的人可以隨時退出別動隊。同意了這三條，我才能跟你們幹。”

何行健一聽：“部隊是菜園門想進就進，想出就出嗎？”鮑有蓀說：“那麼不能進我們就不進！”鮑有蓀離開時碰到柳乃夫，低聲告訴他：“老柳，情況不對，這裡不能待了，趕快出去，走！不然頭要掉的。”柳乃夫連連搖頭說：“哈哈……不會，不會。”“那就走著瞧吧！何行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你還不清楚？！”

後來，鮑有蓀帶來的隊員大都開小差攜槍走掉。

鮑有蓀在文章中說：“沒多久，這支別動隊開到皖南，柳乃夫就是在這個特務部隊裡被害死的。”

為了這句話，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終於弄明白，柳乃夫帶了一些團員離開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隨何行健部隊走後，他並不是一直留在何部。1938年6月，中共派他到山西趙壽山部隊做政治工作。夏天，去武漢參加全國救國聯合會工作，然後到38軍，先在軍部幹訓班任教官，1939年春，到177師師部任秘書，駐平陸縣城。就在這裡，1939年6月6日在日軍第六次圍攻中條山的戰役中突圍犧牲，時年29歲。犧牲時他身邊還保存有177師大印和在烽火硝煙中寫成的《中條山下》和《抗日政治工作》的遺稿（資料來源：其子趙純昭紀念文章以及家鄉的榮昌黨建網等）。

柳乃夫在給夫人唐宗鶴的一封信裡說：“有一次和敵人接近，不過一裡路光景，機關槍聲好像在耳朵邊放一樣，你們以為這很可怕罷?其實沒有什麼了不得，人一到了戰場，膽子自然會大起來。在四川，現在可以說是天堂，但是，如果不是有許多人在拼命，做亡國奴的命運早已落到四川來了。”“日軍要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要我們子子孫孫都作亡國奴，你願意嗎?”

我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本柳乃夫著作，部分同屬父親發表《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那套大時代叢書，如《世界往那裡去》、《怎樣發動民眾自衛》、《資本主義的前途》等。父親這位難友、戰友、著名的文化戰士是值得敬重的。

柳乃夫走後，又陸續有團員離去。當時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大部分外來青年都想離開。（中共舒城）縣委認為，該縣新縣長陶若存先生表現不錯，要求留下的外來青年參加縣動員工作團，到城鄉發動群眾，組織各種抗敵協會，使其能在中共領導下進行抗日工作。

其他人第二次到雙河鎮工作了一個多星期，石雪書等女團員住在河西的小學裡，九個男團員住在河南街上。雙河鎮是舒城和六安之間一個較大的鎮，河西、河北各有一間學校。第一次（柳乃夫還在）工作有了一些基礎，第二次除了一般寫標語之外，主要是想做當地青年的工作，宣傳鼓動當地男女知識青年起來工作。

就在這裡，我的父親認識了我的母親。她是河北那間小學——雙河鎮小學的教員。工作結束後，由當地青年們主持召開的抗日宣傳群眾大會，會場就在雙河鎮小學旁邊的山坡上。

父親把僅有的大衣、毛毯等物賣掉，還是無法維持服務團，最後剩下四五個人，在舒城抗敵後援會的支援和安排下分散到四鄉工作，父親負責西門外離城五裡地左右的蔡家店、雙河、山南關幾個點，協助聯保主任宣傳抗日，創作口頭標語、漫畫，動員地主開倉救濟農民和把糧食運往山裡，以免資敵。舒城淪陷前，他就住在蔡家店的鄉公所裡，起初還有錢交伙食費，後來連伙食費也交不起了。

父親的難友、曾一起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工作的李竹平和他的夫人石雪書在他們合寫的文章《悼念青年時代的戰友華兆江烈士》（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裡描寫了當時的情形：

“到駐地時，往往是餓著肚皮，先排戲、演戲、刻蠟板、印傳單、寫標語，找老鄉談話，為老鄉唱歌，和群眾團體開座談會。如果沒有群眾為我們準備伙食，我們還要買米買菜，自己燒飯。基金快用完了，只能買些燒餅，大家分著吃。有時還得到難民所去吃頓稀飯。有時餓了，就以雄壯的抗戰歌聲來充饑。雖然環境這麼差，但是大家的精神是愉快的。

很多農民對我們的評價是：這些‘洋學生’沒有架子，唱的歌好聽，演的戲好看，說的話有道理，不打敗日軍，能過安穩日子嗎？”

李叔叔和石阿姨都是紡織工業部離休幹部，我和父母一起見過他們多次，他們和藹可親，清廉幹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們在文章裡寫：“我們親眼看到許多共產黨員，英勇地走上敵人的刑場，有些連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家鄉住址也沒有留下，為的是中國人民解放的崇高事業，為的是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我相信，他們和父親都屬於真誠為理想奮鬥了一輩子的共產黨人。

關於當時舒城那一帶的形勢，1938年春到1940年春任舒城縣長的陶若存（後任政協安徽省委員會常務委員）在《對日抗戰初期我任國民黨舒城縣長時的一些回憶》（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一文中回憶：

“南京、上海相繼失守，安徽成為日寇進攻武漢、控制長江中下游及津浦線的要衝。初掌安徽政權的新桂系為維持其在安徽的統治，沒有反對共產黨，及其政權稍趨穩定，就與共產黨發生摩擦，導致統一戰線公開破裂。

對日抗戰全面開始的時候，李宗仁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新桂系軍隊編為十一、二十一兩個集團軍，十一集團軍在津浦線南段，總司令為李品仙。二十一軍參與上海戰役，上海失守後就調到安徽。”

陶若存說：“由於國民黨採取不抵抗政策，高唱‘三月亡國論’，舒城人民一般不明為何抗日，更不知如何抗日，恐日心理極為嚴重。如何廣泛進行抗日宣傳，打破人民畏敵心理而起來抗戰，成為當務之急。他說，當時的行政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總之，依靠這些人來抗戰是絕對不行的。”

在陶若存的回憶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當年國民黨縣府裡他的同事：我感到他“不僅思想上不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動員工作很外行，也缺乏領導能力”，“暗中還有活動，如他介紹中統特務給我，希打入我的內部”。還有“他們向中央告我，說‘是陶若存之為大漢奸不亦彰彰明甚乎？’他們為何這樣無中生有、造謠污蔑？”“我深感這樣的政治如何能推動抗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長期為CC系所控制，我和他們不但意見相反，在派系上也一直是對立的，如何與國民黨縣黨部相交，我感到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他們）對抗戰工作無興趣，加以形勢日緊，正各謀退路，國民黨縣黨部只是維持一個招牌而已。”“舒城縣城一淪陷……書記長不知何去，工作人員四散，不但實亡，名亦不存。”

關於當地鄉紳，他說：“這些紳士有的思想極為落後，說工作團（包括‘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等上海流亡工作團）男女混雜不成樣子，不滿動員工作，更不贊成國共合作，他們希望一切照舊，不要影響他們的地位。較正派的紳士，對抗日亦是消極態度。”“有的不團結，有的會逃，有的會作壁上觀，有的甚至會為敵利用。”

他的描述也許並不全面，但可以想像，這樣的環境既給予父親他們工作空間，也令工作十分艱難。

1987年2月舒城縣委黨史辦公室寄給父親一本《舒城縣革命史資料——抗日戰爭時期》，附函抬頭是“吳荻洲同志”，父親名字裡的“舟”寫作“洲”，巧的是，我在書中文獻部分看到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政訓處舒城工作組編輯的刊物《輕騎隊》裡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荻洲”，其時身份是“救亡工作者”。經查該刊1938年5月1日創刊，9月出第二期後停刊。我確信，這是父親當年發表在其中一期的作品（略有刪節）：

一個不能泯滅的場面

——救亡日記——

荻洲

二月十五日，月亮露著個臉孔，除了西部的低空，有一綹輕紗般的白雲，天空就像一片水沖過的藍玻璃。三百米遠遠的地方看五路軍總政訓處聯合舒城各救亡團體舉行的“舒城軍民聯合抗戰宣傳大會”，因疏散的星與密集的燈光對照著，大會變成一幅偉大的畫面，活的畫面……

遊行開始了，輕騎似的人影燈影，一陣陣從我面前滑過去，一直到它伸長成一股生命的洪流。這洪流呼號著，歌唱著，充滿了堅毅的力，沿著舒城街道流去流去。

（……群眾在議論。）

“有人說逃，我不贊成，看見那些難民，心頭就痛，我是絕不嘗這滋味的。”

一個中年著裝的農夫，向我送了一個挑戰的眼色。顯然他是把我看做外面來的難民了。我的禮帽十分糟，衣服也是怪模怪樣的。

“不逃等死嗎？日軍逢人便殺呀！要是家裡能混，誰願意出來討這苦！”我以難民的身份說了。

“等死？我才不等死呢！”

我很難過，這話鋒太嚴厲了。但我忍受著……

“不等死，怎樣？誰來保護你？”

“媽的，我說你們太那個了，八月十五怎樣殺韃子的？只要大家齊心！”

我好像被侮辱了。但立即我又興奮起來，開始感到滿足感到安慰了。並且忽然換了一個身份，以救亡工作者的口氣說：

“是，我們只有起來幹，從死裡找出活路來……”

幕開了，《鐵蹄下》，替我的話做了一個具體的說明。

第三幕是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兩兄弟》。

“遊擊隊有多少？”（臺上的）日本司令官問。

“四萬萬伍仟萬！”（臺上）雷沖天的憤怒聲。

“哈哈！連我們也算在裡面了。”一個學生高興地說。

“媽的，不能混呀，萬惡的畜生，依我的性子……”一個兵士……要跳上臺去似地說。

我始終沉默著，他們的感情在急劇地變化著，他們被劇情帶走了。

忽然，鼓掌聲從廣場四周爆發出來。

整萬的人頭重新由浮動而靜止了。我認識了這無情的潛在力，將給敵人無情的打擊……同時這偉大的場面，也永遠鐫在記憶裡不能泯滅了。十二點我們踏著瘦長的影子，回到了十二裡外的團本部。

這就是舒城淪陷前的情形，群眾的抗戰情緒高漲起來，父親和他的戰友們工作取得成果，那是用勒緊褲腰帶的辛苦和腦袋提在手裡的危險換來的。父親的文章裡洋溢著同仇敵愾的昂揚，令人不禁要向當年的中國民眾致敬，向親愛的父親致敬。

我找到一張很舊的照片，是父親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照片背後寫道：寄給母親。看到這幾個字，眼淚盈眶，心忽然很痛……

老照片吳荻舟在舒城

（圖三：現存吳荻舟最早的照片，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時年3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