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4 架構繁雜

第五章香江歲月也已經接近尾聲，我再發現父親吳荻舟留下的一份關於香港工作組織架構的手稿。全文如下：

華南分局成立時書記是方方，下面有港澳工委書記是章漢夫，下有：

文委 夏衍任書記，委員有邵荃麟、馮乃超等。

外委 喬冠華

經委 許滌新

統委 饒彰風書記，委員有張鐵生

報委 章漢夫書記（兼）

群委 李嘉人

婦委 蘇慧

海委 連貫（兼）

還有城委（秘密線）書記梁廣，委員黃施民，鐘明，陳楓，馮燊等直接向方方負責。

城委管香港市委，廣州市委、南寧市委等

香港市委第一任書記馮燊，宣傳部長黃施民，組織部長潘靜安

廣州市委書記鐘明

南寧市委書記陳楓

47-48年成立了武裝工作委員會，書記尹林平，香港市委一直存在（這與香港工委1949年撤銷不是一回事）它直屬方方領導。

香港工委則於1949年初結束，結束後成立了中共香港工作小組，直屬中央，和香港市委無關係。

1951年11月張鐵生、饒彰風、黃施民在廣州向葉帥彙報工作，決定恢復港澳工委（同時，撤銷了香港市委）。書記是饒彰風，副書記黃施民。下面分線工作向省委各有關部門負責。

香港工作組初由張鐵生、吳荻舟、溫康蘭三人組成，1951年底52年初，張回內地後由黃作梅任組長，黃1955年夏初（萬隆會議開會前，黃飛往萬隆途中，飛機遭爆炸）犧牲後，由吳荻舟任組長，並補充了譚幹。譚負責外事。

1954年在廣州成立港澳工作委員會，在省委宣傳部、統戰部、組織部裡各成立一個處，即各部第四處管理。吳荻舟方面的工作由宣傳部管，由宣傳部四處聯繫。起初處長是杜埃，杜調工作後，是麥君素，1960年麥因故下放，是港澳工委常委吳荻舟兼處長。向宣傳部部長王匡同志負責。直到1962年2月吳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統戰線溫康蘭即由統戰部四處祁峰具體管向饒彰風負責。

1954年廣州成立的港澳工委由組織部的黃施民、統戰部的饒彰風、宣傳部的杜埃組成。各部設立一個處，具體聯繫香港各線的工作。均由廣東省委各部（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領導。至1956年才統一起來，成立海外工委，實際上是港澳工委，把三個部合起來，書記林李明，副書記王匡，秘書長黃施民（黃原是組織部四處，負責香港地下線和澳門的工作），不到半年覺得這個名稱不妥，又重新叫港澳工委。林李明調海南地區書記局，港澳工委書記由王匡，黃施民（記得組織部四處改由陳能興負責）任副書記，饒彰風當秘書長（反地方主義被下放調外語學院任書記，改由祁峰任秘書長）。中南局成立時王匡被調書記，而港澳工委書記改由區夢覺，黃施民仍任副書記，秘書長仍為祁峰。工委成立後分組織處、宣傳處、統戰處、情報處。此外還由中調部、公安廳（公安部華南辦事處）、政策研究室各派人成立了一個保衛處，三個部各有矛盾，不久又分開了。

港澳工委成立是在廣州辦公，1957年在北京開會向廖承志彙報工作，廖公覺得工委在廣州領導不那麼直接，易受國內影響和干擾，還是推進到前方為好，於是整個機構都推進香港。梁威林開始是代書記，祁峰任秘書長（後提為副書記，調楊松任秘書長，楊是公安部一廳管保衛工作的，中央辦公廳提出要派一個兼管政治工作和瞭解國內幹部情況，是掛名的，不管業務工作）。區夢覺提出把黃施民留下協助省委管港澳工作，58年的公開職務是省委副秘書長，有一段時間港澳工作是雙重領導，中央港澳辦（公開為國務院外辦）也管，廣東省委也管。

注：1956年中僑委管宣傳，外交部管外事，中央第四辦公廳管黨群，具體工作仍由省委領導。1958年國務院辦公室成立，港澳工作統一由外辦領導。

過去我們在港澳工作上犯過幾次左的錯誤，受到中央的批評。

“50年代初”中央提出的港澳工作總方針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並說香港（包括澳門）是個自由港、情報站、跳板，要宣傳愛國主義，長期保持其自由港的地位對我有以下有利作用：一、吸收、購買外匯、僑匯和遊資；二、出口商品；三、收集國際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四、派遣人員出國的通道；這作用，尤其在解放初期，與我建交的國家不多，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是出不去的，不方便的，港澳跳板的作用便更顯著。

以上就是關於香港工作架構的手稿全文。

僅目前看到的組織架構從上至下就有中央外事小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僑委、廣東省委（至少有三個“四處”：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各有一個“四處”對口香港）、港澳工委——架構相當繁雜。在這樣的架構之下，很容易產生統一意志和獨立見解、理性思維和左傾狂熱、紅色和灰色種種矛盾和政令不一的混亂。更別提個體差異，有的人比較“左”，有的人比較“右”，有的人個性強勢，有的人個性敦厚。只見他們或緊跟或自主發揮，緊跟，容易犯忽左忽右、消滅階級、大躍進、肅反、太紅太暴露等錯誤；自己發揮，容易犯“客觀上與中央對抗”的錯誤。香港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做。

一位朋友看《蘆蕩小舟的故事》連載後告訴我，他的父母基本上未留下回憶文字，也很少和他們講過去的事。“他們的經歷也（和你父母）不一樣，根據地的幹部被訓練成一種思維模式。”他說：“你父母在戰爭年代的生活雖艱苦，但好豐富好浪漫，不虛此生。其實只有在演劇隊這種特殊環境中，相對可追求革命和文化浪漫相得，真進了根據地整風審幹都不可能倖免，我父親只說過隻言片語：太行整風報到即繳槍扣警衛員，好在他一直在根據地也未曾被俘，若曾敵後或國統區工作的就麻煩了。長期在根據地都不會說外面的話了，中原突圍轉移經國統區只得裝成啞巴。”

父親從30年代起在國統區工作，長期處於必須獨立思考、孤軍作戰的狀態，只有根據當時當地實際情況判斷與決策，才能帶領隊伍生存。現在身在另一個“敵佔區”，卻是戰線多、領導多、掣肘多、隨時受到內地政治運動影響。雖然不再有“生存”的威脅，卻是處在朋友所說“根據地思維模式”衝擊中。他如何在這複雜環境中立身？他在抗戰期間對抗宣隊、演劇隊隊員像“老媽媽”一樣關懷，表現出來的仁愛，他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方、在各階層各黨派之間遊刃有餘開展工作，表現出來的睿智，會因為環境不同而改變嗎？

父親沒有和我們講多少關於他的過去，更別提炫耀自己，一來是囿於工作紀律，二來也是性格使然。倒是根據《吳荻舟》一書中諸多前輩對父親的介紹我得到一個印象：父親是以厚德為本立身處世的。

曾任父親的上級主管部門、廣東省委四處處長的麥君素[1]在他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中說：“荻舟同志對人的關懷備至，那在我們這一輩人中是有口皆碑的。記得是在1958年4月間，我正準備行裝要去澳門履行新的職務，忽然奉到緊急‘命令’要我停止收拾行裝，聽候接受‘反右批判’。一周間開了三次所謂批判會，就把我劃為‘一般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行政職務，降三級。荻舟同志剛好去北京彙報工作回來路過廣州，因廣州解放後工作與我有較密切關係，便被留下參加了‘批判’我的全過程。荻舟聽著聽著，意識到許多被提上綱上線的材料，不少都屬於穿鑿附會的，但礙於是運動，不好說什麼。翌日，他離開廣州返香港前，到我的宿舍來，名義上是告別，實際上是撫慰我，叫我不要胡思亂想，幹出‘傻事’來(我沒有幹出‘傻事’來)，除了有像荻舟那樣的幾位同志關懷著我之外，還有廣州解放前後的幾位直接領導過我工作的領導的理解和支援，使我挺過了一個接一個生活和工作上的難關。

紀念冊《吳荻舟》中麥君素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

（圖一：麥君素回憶文章《千里故人情》載於《吳荻舟》94至101頁。）

荻舟對我被錯劃右派的關懷不是到此為止，而是惦記了21年。事實上在這21年裡，我亦再沒遇見過荻舟，他對我怎麼想的，我完全不知道。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1978年冬的一天，省文化廳黨委書記鄭達同志的孩子到我家玩，說起荻舟從北京南來出差寄住他們家，很想見我。翌日，我去鄭家會晤荻舟，寒喧之後，他便對我大談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從撥亂反正的重要性談到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的冤假錯案帶來的消極影響。談著談著便談到我的錯劃右派問題也該改正，以維護党的威信與尊嚴。此時我已淚盈於睫，表示我決不會要求平反，誰對誰錯，反正我已在定案書上簽押，就決不反悔。荻舟很理解我當時的心境，極力勸解我要放下包袱，相信黨的政策。根據黨中央《關於全部搞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實施方案》精神，誰搞錯了的，誰要主動出來撥亂改正。他準備向省委有關部門要求重新甄別我的問題，無需我自己申訴(後來我還是向王匡寫了關於我被劃右的幾個問題的說明，得到王匡、陳越平兩位領導的關懷，批給省委有關部門。不久，省委有關部門經過甄別，認定我是被錯劃為右派，公開宣佈給予改正。

荻舟不僅是對我的錯案關懷，20多年來苦心孤詣，日夜惦記，務求正義得到伸張，就是對真正犯了錯誤的同志，也不輕易嚴加處理。而是根據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深入細緻地弄清錯誤的實質，通過思想教育，説明犯錯誤者主動認識和主動改正錯誤。1956年，一位原在某新聞單位工作的同志，因與其戀愛對象發生婚前性關係，旋又對另一失婚婦女懷有異想。此事被其所在支部發覺，除在組織生活中嚴加批評外，不顧荻舟的反對，一致通過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報請省委批准。荻舟為此立即趕去省委向有關部門呼籲覆議。我們將該支部上報的材料與荻舟的意見仔細研究核實，也認為荻舟的意見是對的，婚前性行為是生活作風錯誤，不是有意違犯黨紀國法；對別人懷有異想實是對其失婚的嫂子及其遺腹子懷有同情，他對人表示只要能留著兄長的骨肉繼後，他願意捨棄戀愛對象與嫂子成婚，而不是做出有損黨的聲譽和威信的事。荻舟同志堅持要實事求是地分析，不要隨便把思想認識上的錯誤提高到黨紀國法的原則高度上綱上線，這很容易危及一個同志的政治生命。我們分析該同志之所以有那些錯誤，是長期受殖民地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封建習俗的影響，而支部生活卻是長期植基於地下鬥爭的秘密環境中，對危害黨的事業的現象，寧願看得嚴重些，也不使因一小疏漏而招致損失。經過弄清該同志犯錯誤的前因後果，也找到了該支部作出組織決定的主客觀因素，我們應向省委建議給予該同志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這一建議經省委林李明同志批准，荻舟才籲了一口氣帶著輕鬆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這件事使我對荻舟為別人‘全拋一片心’的高尚情操畢生難忘，每念及此仍欽佩不已。”

作為父親上級主管部門的負責幹部，麥君素對父親的回憶尤其值得重視。他還這樣說：“五十年代的十年間，荻舟儘管在方方面面的工作中都沒有辜負黨的重托，但他卻沒有絲毫驕矜倨傲。相反地他卻時時刻刻都顯示得謙虛謹慎，嚴於律已和解剖自己，勇於負責。荻舟對黨的海外宣傳方針政策吃得十分透徹，加上他的對工作負責的精神，所以當時一些接受他指導工作的同仁，一談到與他共事時都說千百個放心，不怕會出什麼紕漏。縱然某些時候出現了一些缺點，荻舟總是先檢討自己在那些方面對工作估計不足，影響了工作，出現缺點或錯誤。這樣受指導者從中領悟了教導，取得了經驗而覺得心情輕鬆，提高了搞好工作的信心。雖然有個別人不聽指導，自搞一套而至捅出漏子，荻舟仍一本自律精神檢討自己的不足。”

吳荻舟五十年代在香港任職《文匯報》社長，看報紙是日常重要內容。

（圖二：父親在香港的照片。）

總括而言，由父親具體負責的香港出版、新聞和電影戰線建設都打下了良好基礎。幾十年裡雖經歷了風風雨雨，有高潮有低潮，但老同事們都記得他這頭“開荒牛”，記得他當年埋頭苦幹，勇於開拓局面的精神和風貌。1979年中，《文匯報》總編王家禎寫信給父親，其中提到：《文匯報》屬下已有多間廣告、美術印刷、貿易、旅遊公司，與大陸、海外有很多合作。他高度評價父親早年提出的報紙要爭取自力更生的做法，讚譽他“是文匯的功臣”，1992年父親去世後《文匯報》為了紀念他，特發表了他在1991年7月訪問香港期間到報社探望大家時在職工大會上的講話，“編者按”說:“講話很平實，從中可見這位長者謙虛樸實、嚴於律己，對後輩循循善誘的可貴品德。”

時過境遷，還有多少人記得絲絲扣扣編織在如梭光陰裡的細節？對父親而言，他理解和執行的統戰就是在不同時期、為不同任務設法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把事情做好。只有上善若水，虛懷若穀，堅定目標，才不至迷失。

經歷近14年在香港的工作後，1961年，父親先是調到廣東省委宣傳部、即他原來的上級部門，任港澳工委常委兼任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1962年，周恩來點名把父親調到北京，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組長一職則長期沒有人選，父親和另一位副組長孔筱成為廖承志港澳工作的左膀右臂。

[1] 麥君素（1913-2001）：根據《廣東黨史》的介紹：麥君素是廣東省南海縣人，193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中共廣東省委文委、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工作，歷任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珠江縱隊政治部情報員，珠江縱隊獨立第三大隊南三建政委員會副主任，香港《華商報》採訪主任，粵中《人民報》肇慶版總編輯。1950年到1978年先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員，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1978年調入暨南大學新聞系任副系主任、副教授，廣東新聞學會副會長。另根據暨南大學遺體捐獻紀念網站記錄，他把眼角膜、眼球及遺體一併捐給醫院。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0 九龍暴動

根據父親吳荻舟多份材料以及1991年在香港的談話錄音綜述，1956年10月l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也即“雙十節”，住在香港調景嶺徙置區李鄭屋村的親台分子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被進步工人扯下[1]，雙方發生劇烈衝突。隨後國民黨借機把事態鬧大[2]，逃港的國民黨殘兵敗將、流亡地主、黑社會都裹脅進去，上萬人攻打進步工會，搶砸國貨公司，奸殺位於青山道一間工會診療所一名女護士棄屍河邊。騷亂從九龍青山道蔓延至尖沙咀一帶，攻擊搶劫的對象不限於左派機構，連一般市民、商鋪也遭殃[3]。

當時仍然是工作組時代，父親是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公開身份是招商局顧問。他們及時向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彙報，陶鑄的指示是：堅持自衛為主，但要責成港英政府負責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陶鑄指示以父親為首成立“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溫康蘭、工會線的李生都參加了。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就設在當時香港中國銀行八樓、父親的辦公室內。父親白天到各單位巡視，夜晚留守在辦公室。愛國社團、進步工會、進步的社會人士紛紛到父親辦公室分析情況，估計形勢。他們佈置了幾項防範措施：一是根據陶鑄的指示，把社會治安責任交給港英政府，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二是通知所有進步機構（銀行、貿易、新聞、出版等）和各個工會的人員不要上街，以免英警開槍誤傷。各單位要關好鐵閘，父親在巡視中曾發現有的單位沒有鐵閘，即要他們馬上安裝；三是採取適當的自衛措施。各單位都做了自衛的準備。比如報館日常工作要化鉛鑄字，工人就日夜不熄火，煮好幾鍋鉛水，萬一暴徒沖上來可以用於自衛；有的單位把窗櫺的鐵枝拆下來磨尖，不用時插在原處，緊急時可以當做長矛；有的單位準備了石灰、石頭、啤酒瓶甚至紅墨水等。

“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最重要的是掌握動態，建立情報網絡和報警機制。中資機構、進步社團、社會各界人士、工會會員等注意收集敵人動態，讓住在港九各處的群眾知道，一旦發現暴徒集結，馬上打電話通知報館或警署，《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隨時把掌握到的暴徒動態通知父親，並以報社名義通知港英警方，責成警方去驅散和監視。有一晚，暴徒從調景嶺對開海面筲箕灣登岸，在香港好幾處集合，群眾紛紛電告報館、警署。英警連夜出動十餘次，拘捕幾百個暴徒，暴徒企圖在港島鬧事沒有成功。父親說：“甚至有的特務在房間裡開會，他的保姆、我們的群眾便把情況通知我們。”

10月13日，周恩來總理約見英國駐京代辦，指出港九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正受到國民黨特務嚴重威脅，中國政府十分關注，港英當局必須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制止暴亂[4]。

香港英文虎報報導“九龍暴動”的一張照片，有人伏屍街頭。

（圖一：英文虎報1956年10月13日報導，一名男子在太子道遭右派暴徒槍擊，伏屍街頭。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事態發展到10月中旬，暴亂遍及九龍，關係到香港的治安問題，警察己控制不了局面，港英政府出動英軍鎮壓並宣佈戒嚴。除大舉拘捕外，軍、警還開槍射擊，致死致傷暴徒以及無辜群眾。父親說，港英初時“坐山觀虎鬥”，想等兩敗俱傷，坐收漁人之利，沒有得逞。我們通知大家不上街和敵人作鬥爭。如果出去，他會抓兩邊的人，會開槍射擊。一來對打的話，港府會抓我們，說是兩方面都在暴動，二來槍子好人壞人都會殺傷，關起門自衛。敵人上樓我們淋鉛水、熱水，令他撤退。

到20號以後，暴亂基本平息。父親說：“我方因為以守為攻，進行堡壘式自衛鬥爭，再無損失。”“預料到港英會找我們麻煩，搜查我們的自衛武器，他們是知道我們搞自衛的。我們通知各機構立即消除所有設置的障礙，銷毀一切自衛武器。”果然暴亂平息不久，英警搜查幾間左派機構，搜不到任何武器，抓不到任何把柄。

父親在1991年訪問香港時和“老友記”們憶當年也曾說：“港英政府對此國民黨挑起的事件是坐山觀虎鬥的態度。”“我們是否要鬥，鬥到自己垮？不行。自衛為主，關起門保護自己，不讓港府抓到把柄，又要把責任交給他，但不信任他，有足夠力量自衛。”他說：“當時我坐鎮在中銀八樓辦公室，起初我把孩子留在家裡，我愛人在廣州學習回不來，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整日整夜在那裡隨時接電話。我把孩子留在家裡，告訴司機（工會派來的可靠群眾），假定敵人攻進我家，就把我的孩子用繩子吊到隔壁人家的天臺上。我們住四五層樓（天臺上有一間小房子），隔壁只有三層，吊下去可以在人家或者天臺找地方躲起來。東西不要管，被搶也不要緊，司機是可靠的，保住人就可以。”“後來白天有人看著（孩子），晚上把門鎖了，孩子也送到銀行。”

我那時候不到三歲，記成要把我們勒死，直到為父親整理資料和錄音才得以釋疑。據我二姐回憶，那時她還在香港上學，學校停課，教職工與高班同學組織自衛隊，保護學校。父親說後來把我們都接到香港中國銀行八樓打地鋪，我完全沒有印象，但是我妹妹卻對此有印象，當時她才1歲多！

香港中國銀行大廈位於中環，路面電車從這裡轉彎。

（圖二：舊香港中國銀行，希望有一天可以上八樓看一看。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這時還有一個小插曲，是大哥說的：那時候他在廣州上中學，後來母親張佩華帶著他回到香港，到中銀八樓和家人會合。母親在裡屋和父親說話，讓我二哥去買十個麵包。二哥買回來，才吃了一個，大哥已經幹掉其餘9個，母親從裡屋走出來看見了說：吃得這麼快，好像幾輩子沒飯吃。大哥回憶說：當時就是沒飯吃呀，在廣州餓得哪怕有一分錢也去買東西吃，幾分錢一碗王老吉涼茶也好充饑，弄得後來幾天不喝王老吉就不舒服。

“能文能武”的父親在香港還有另類工作。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五牛圖》和《史記提綱》”（不知道是否發表了），講述故宮收藏的珍貴文物在抗戰時期有不少被盜賣、被竊甚至公開搬走，有些在解放初偷運到香港，他們如何通過當時住在銅鑼灣的章士釗夫人（我只查到三夫人殷德珍1949年前後到香港並留下，70年代初章士釗多次去香港和她重聚）做愛國主義教育，把文物買回來。

父親在文章中回顧，1958至59年間，國內收到反映，漢司馬遷親筆的《史記提綱》、唐韓滉的《五牛圖》及司馬光的一幅字畫三件國寶流落香港，要設法收回來。香港地下黨接到通知後，當一個重要任務完成。父親親往章士釗夫人家瞭解情況。據她說，日本人正在出高價洽談，單是其中一幅《五牛圖》，便出價10萬港元。父親說，這情況對我們很不利，時間十分緊迫，需要馬上有一個決策。為了不讓日本人知道我們要收購，一面請章夫人保密，一面設法和該商人見面。父親說他對該商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從政治角度上說服他不應把國家的古文物賣給外國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要使得他感到有壓力，不敢輕易向日本人出售這些文物，但又不可以激怒他。畢竟香港是個自由商港，所謂重利輕義的冒險樂園、鱷魚潭，誰又能強迫誰愛國不愛財呢？同時，香港偽造古文物的商人也不少，在未經鑒定分清真假之前，也不便出價成交。父親記得除了根據國內有關部門提供的考證辨別外還請了本地專家鑒別，確認是真跡後，開了一周取款的期票給持畫者。

父親說，這次收回這幾件國寶，著實費了一番心機。章士釗夫人以及幾位統戰人士，包括三位古文物鑒定家都出了很大力。多年後，香港文匯報35周年報慶，父親看到一幅畫的署名，記起一位叫任真漢。父親記得還有一位石灣陶瓷和宜興茶具的收藏家，但是不記得名字了。有的人幫助父親鑒定真偽，有的側面做了持畫者的工作，最後是以15萬港幣買回這幾件國寶。

父親說：這幾件文物回到我們手裡後，在我家裡舉行了一個慶功宴，約請七八位出過力的統戰人士，一邊喝酒，一邊欣賞，也有人痛駡喪心病狂走私文物者。大家認為這是極其重大的收穫，決心全力以赴把流散在海外的古文物收回祖國[5]。

吳荻舟和張佩華夫婦帶著四個小孩子在“新巴黎”合影

（圖三：1956年前後父母和我二姐、二哥、我、還有妹妹的合影。照片背後僅寫著“新巴黎”三個字，我查到香港50年代確曾有個新巴黎大農場，位於黃竹坑，大概就是現在海洋公園那一帶。有菜園、餐廳、小動物園和少量遊樂設施，不知道是不是去了那裡？一張溫馨的照片啊。）

說到那時候的生活，聽母親說，文革期間，造反派勒令父母「背靠背」交待二十年來的家庭收支。她本來不知道父親也被勒令交待同一內容，父親去世後她找到一份父親寫的材料才知道的。她不無慶倖地說：“你爸爸講的情況和我講的一致。”

根據父親所寫的交待材料，1948年至1950年前後，父親在香港《華商報》讀者版包攬版面內外的複雜工作，收入只是二、三十元生活費，僅夠自己用。母親帶著三個幼小的孩子（我的大哥大姐和二姐，一歲半至九歲）滯留在新加坡，白天教小學，管圖書，晚上到夜校兼職。1950年至1962年初的十二年，父母都在香港工作，生活較安定，下面三個孩子陸續出世。這期間，左派機構的工資制度各不相同，有供給制，低工資制（就是在中資機構工作的人工資普遍比社會上低，1958年後才開始實行社會化工資。當時在香港左派機構工作的人大都懷著理想，追求社會公正，收入低也甘願堅持。）

母親1950年至1957年在港澳工委工作，是供給制；同時期父親是低工資制，以招商局工資為基礎，每月四百元，組織上另補助一部分。1957年秋，父親到《文匯報》做社長（兼招商局顧問），在《文匯報》支工資一千元，在招商局支六百元。母親由供給制轉為進南方影業公司拿三百多元工資（1959年前後調整為四百多元）。

父親說，為了做上層統戰工作，決定搬出招商局宿舍，另租較大的房子。按制度，他們兼職不兼薪，招商局的六百元要上繳，房租報銷（或自己付部分房租）。為了簡化手續，組織決定我家包乾。後來我家租了每月房租七百五十元的房子，在北角堡壘街，上下兩層，還有露臺。記得家裡有時候開派對，交通航運界、報界、電影界以及一些與臺灣有關係的社會人士、醫生和商人等等都是父親的客人。許多漂亮的人兒把盞言歡，我還年幼，唯對滿屋都是移動的腿印象深刻。

父親寫道：生活費用。每月工資2100多元，扣除居住費用，尚有1200多元。每月除生活開支外，可存100元左右。生活費用的明細：1保姆工資160到200元（保姆二人，工資逐年增長，離開時已增至100元以上）；2伙食費400至450元（1959年以前四大四小，1959年又一孩子回國內讀書，四大三小，每個人以50到60計）；3國內學雜費150到180元（三個孩子，自中學到大學，包括伙食、學雜、寒暑假旅費等，每人每月人民幣20至25元計）；4香港學雜費140到150元（學費每人30元，校車15元，校服，書雜，三個孩子約計數）；5衣著50至60元（全家八人，每年以600至700元計，平均每月約數）；6水電20至30元（夏天風扇，冬天取暖，燙鬥、燈光等用電，及水費等約數）；7負擔20元（岳父，基本每月寄，有時寄30元，此外給侄子們寄點藥品等）；8工作80至90元（夫婦二人在外伙食，小應酬、交通等，我每月固定支50元）；9書籍20元（包括孩子們的課外讀物，我買參考書等約數）；10醫藥10元（約數）；此外還有家雜（包括郵政工人、看更工人、清潔工人的年節費用，肥皂、牙膏、洗衣粉、去污粉、手紙、地蠟等等）無法估算。

生活盈餘，購置了1一套傢俱（包括大床、大衣櫃、五桶櫃、餐桌、十二把椅子、書桌等帶回來外，還上繳了幾件）；2收音機（包括電唱機、唱片櫃）；3手錶；4照相機（包括遠距鏡頭，都是舊的）；5半導體收音機；6雙層鐵床（三個）；7樟木箱、陽江皮箱等；8電燙斗；9買了幾百元人民幣公債；10鋼琴（原來是買的舊外國琴，回來時換了星海牌）；11厚呢大衣；12回來時全家添置國內用的衣服、棉被、家用藥品、日用品等。

期間父親有兩筆額外收入，他也做了交待：11953、54年的時候，我祖父在雲夢的雜貨店結業，三叔給我父親捎來400元人民幣。父親報告給黃作梅 ，黃作梅同意父親留用，於是父親把錢放在內地，給在內地讀書的孩子用（1950年至1955年間，大哥大姐都被送回內地）。2父親寫過一些劇本和理論文章發表，用1000多元稿費買了一架舊鋼琴給我二姐學琴，其餘作家用。

工作超負荷，低收入，養育6個孩子和外祖父母，家庭經濟狀況一清二楚，這就是那時候的幹部。父親也寫了到北京後的收支明細，此處按下不表。

[1] 香港政府《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說“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被徙置事務處職員移除。

[2] 時任香港總督的葛量洪事後指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暴動由國民黨策劃。

[3] 我查到還有其他暴行如燒廠房燒車，襲擊郵局和公共交通工具，外國人亦成為襲擊目標。1956年12月23日，港督葛量洪將《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送呈殖民地部大臣，他認為是一些思想傾向支持中國國民黨政權的三合會成員群眾試圖擾亂香港的社會秩序，而達致其犯罪目的。在1998年4月初版的《簡明香港史》中，學者劉蜀永認為，1950年代為逃離戰火而來港的大量內地移民謀生艱難，經濟情況不佳，加上政治的挫敗感，最終釀成騷亂。

[4] 10月16日下午，香港總督葛量洪在記者會反駁北京方面的抗議，認為北京“干預內政”。據說九龍暴動發生後的翌年，英國曾非常認真考慮放棄香港，最後沒有成事，原因之一是港督葛量洪堅決反對。

[5] 幾年前有人告訴我《五牛圖》真跡在臺北故宮。而關於收回國寶，網上也有另外的版本。真假難辨，這裡是根據父親的遺稿整理。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9 新聞戰線

根據父親吳荻舟的回憶，工作組時代初期，新聞線的領導是黃作梅，他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身份聯繫《文匯報》、《大公報》。《大公報》原來是個“中間偏右”的報紙，“1949年才把傾向轉過來”。《文匯報》總社在上海，1947-48年在香港設立分社，“傾向比較好，我們派劉思慕去任總編輯。”

黃作梅犧牲後，父親擔任工作組組長，新聞支部也由他直接聯繫。支部成員有金堯如（支部書記）、羅承勳（羅孚）、周南懷、廖蘊文等。新華社香港分社單獨成立一個支部，由譚幹、李沖、潘德聲等組成。譚幹後期參加工作組，負責外事，與父親聯繫。《商報》負責人是張學孔（《商報》創辦後入黨），《晶報》負責人是陳霞子，從《大公報》分出來的《新晚報》負責人是羅承勳（羅孚）。

1986年父親在廣東從化溫泉接受新華社香港分社廣東聯絡部劉先秀訪問時回顧，1951年中央明確了港澳工作“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宣傳愛國主義，不宣傳新民主義、社會主義”。這是總方針，後來中央還下達了一些具體方針。如解放臺灣，是和平解放還是武裝解放？起初強調武裝解放，後來強調和平解放。最後是兩者並重，爭取和平解放。統戰工作的總方針是廣泛團結。談問題要有層次，進步的談多些，談深些，調子高些，如對香港著名實業家王寬誠、香港名醫李崧等。中間落後的，談少些，調子低些，還有一些屁股坐在國民黨方面的，來往又不同。

具體到愛國報紙，《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香港商報》和《晶報》都有區別。《文匯報》調子很高，愛新中國立場鮮明，但不提愛社會主義祖國，除採用新華社消息外，也採用外國通訊社的稿子；《大公報》、《新晚報》多採用中新社的消息，《香港商報》多用美聯社、法新社消息，《香港商報》和《晶報》基本不用新華社消息，採用外國的消息。刊登廣告也有區別，《文匯報》可以登華潤公司、國貨公司、中國銀行的廣告，《晶報》則主要拉一般商人的廣告，一些灰色的、爭取跟臺灣有關係的商人也登廣告以保護自己。總的是愛國主義，日常工作都是按照這個方針去做，具體由新聞支部掌握分寸，有時也會出一些亂子。

當時一些外國通訊社捕風捉影說中共和臺灣談判。有一天《新晚報》未經請示把法新社繪聲繪影地說中共已在巴黎與國民黨談判和平解放臺灣的消息登出來，人家知道《新晚報》是愛國報紙，便說中共承認了，證實了。父親說，1955年中央曾經提出和談，但只是一個願望和方向，沒有要求做宣傳。“中央一看這個消息，我們就挨批了。”上面對他們的批評還包括“版面搞得太過五花八門”、《文匯報》這種正面的報紙不能靠賭馬、贈送冰箱之類低級趣味招徠和推銷報份等等。內地搞大躍進的時候，新華社宣傳報導誇大失實，香港愛國報紙也不得不轉載，不過父親說：“這不能怪下面的同志。”

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越來越頻繁出現反映香港工作受內地政治運動影響、忽左忽右的內容。文化戰線有“左”、“右”的困擾，新聞戰線可以看到同樣的傾向。1988年，父親在南戴河休養期間寫了《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集中談了這方面問題。

吳荻舟是香港《文匯報》第一任社長，晚年回顧那段歷程，文章有很多“乾貨”。

（圖一：父親《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手稿。）

根據這篇文章，父親與《文匯報》交集始於建國初期，公開當社長是1957年，1961年孟秋江調任社長時他仍未註銷社長職，以常委兼廣東省委宣傳部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港澳來回跑。1962年調國務院外辦時正式向香港政府註銷社長職務。這樣算起來和《文匯報》的交集正好是10年左右。

建國初期，張鐵生還在香港，有一天父親和他去見徐鑄成[1]，在場還有余鴻翔。那次會晤主要是研究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分家，因為4個原因：1.所處兩種社會，報導與立論方針不同；2.兩地幣制不同；3.人事處理和工資制度不同；4.版面處理不同。決定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從過去的總社和分社的關係，改為兩個獨立的實體。會晤後，張鐵生、徐鑄成相繼回內地，董事會每月經過父親撥一筆外匯給報社，父親則與余鴻翔保持聯繫，交換業務上的意見。但到1957年才公開《文匯報》“分家”，暗分明不分的六、七年裡，沒有社長，只有編輯部和經理部，公開後成立了董事會領導的獨立建制，向香港政府註冊，董事長梅文鼎，余鴻翔任經理，父親擔任社長。

父親說：“10年中大小事件不知多少，可記憶像一面篩子，早把往事漏走了。有過爭論的事，也只剩下模糊的輪廓了。”儘管如此，對當時情況一無所知的我，還是通過他描述的“輪廓”瞭解到很多往事。

首先，他們遇到辦報方針之爭。大陸解放之初，內地領導認為，《文匯報》是第一線報紙，應宣傳社會主義。對此，父親寫道：“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我們是在海外辦一張愛國主義的報紙，應面向世界、面向廣大華僑，除客觀報導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與遇到的困難外，應立論廣泛的愛國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主持正義，貶惡揚善。”“但是董事會把海外辦報視為外事工作，授權不多，對辦報方針的解釋權不在辦報同仁，對祖國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內地文化、新聞意識經常影響香港《文匯報》的報導方位與立論方向，造成報紙長期忽左忽右，以左為主。1957年夏，董事會改組，做了一次總結，指出了問題的關鍵，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董事會也不斷召集各版負責幹部面談。”父親說：“各報指導思想曾出現過一定的穩定性。但，各報幹部從舊社會來，繼續生活在‘舊社會’裡，內外有別的新聞觀點，不易建立和鞏固，有時連我自己也發生迷惑。”

其次是搶新聞的問題。身處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社會，報紙免不了搶新聞。父親說：“搶新聞我們也不反對，新聞報導落後意味著失去讀者，報份下降，影響收入，影響社會對報紙的印象——有人說內地的日報是晚報。但是我們還有一條，不能失實，不能捕風捉影，‘克裡空[2]’。所以我們使用通訊稿子時，既要敏感，反應迅速，同時要有銳利深沉的分析能力。”父親對無原則的“搶新聞”和“造新聞”、嘩眾取寵的報導作風十分反感。這是他多年工作養成的工作作風。如果他沒有實事求是的作風，在近乎孤軍作戰的八年抗戰歷程中恐怕已無法帶著隊伍倖存吧。

第三個問題是內地浮誇風的影響。父親說：“1958年內地搞‘大躍進’，香港幾家愛國報紙一度感到報導上的困擾。生產上按常理不可能有的速度和產量，由於新華社報導了，香港不能不反應，尤其居於第一線的《文匯報》，更不能置之不理。因此，要聞幹部問我應如何處理，我說先只做客觀報導，不寫社論。但新華社連續報導後，我也感到困惑。直到我們組織幹部去廣東新會參觀畝產15-20萬斤的白薯地發現做假現象後，才回到實事求是上來，可是克裡空的錯已鑄成，報紙形象受損，社會輿論說左派報紙也不能全信。”在新會參觀的時候父親把手插進土裡，發現是把幾畝地的白薯堆在一塊地裡造假。

那時候很多照片都是這樣擺拍的，幾畝地的水稻或者紅薯堆在一起，就可以“放衛星”。

（圖二：內地在“大躍進”時期的宣傳資料。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第四個問題是分工和協調的矛盾。50年代初，香港只有一兩家態度鮮明的愛國報紙，後來又先後辦了兩三家，原意是分別照顧不同層次，不同方位的讀者，擴大愛國報紙宣傳報導的覆蓋面，但是就出現了爭奪讀者的矛盾。還好，父親說，各報幹部不斷交換意見，主動協議分工，決定各自向不同方位發展，在不同層次展開爭取讀者。在新聞選擇上，立論角度上，副刊結構和約稿等都有了標準，各自的版面豐富多彩，各遵其道。他說：“不斷總結自己的做法，不斷接近自己的努力方向，接近自己的讀者，報紙樹立了個性、特點。”“這樣做，各報報份都穩定上升，我離開香港前，有的已經接近10萬份。《文匯報》也從七、八千份上升到近兩萬份。這是報社同人努力的結果。”

第五個問題：如何對待刊登廣告。幹部、尤其經理部幹部與董事會的分歧很突出。為了減低赤字，減少董事會的外匯補貼，幹部們主張任何版面，只要是不違法、不危害社會的廣告都可以登。但是董事會強調，第一線的《文匯報》，絕不開放第一版登廣告，要聞版也要少登廣告。余鴻翔作為經理部門的，曾一再提出這個問題，父親也表示贊成，他認為，董事會的意見值得商榷。廣告多，不但可以增加收入，也是報紙銷路好的標誌，尤其是第一版廣告。廣告多了會佔用版面，可以加紙解決。

父親在文章最後寫道：“三中全會以後，糾正了左的思想，社會意識有了重大改變，而香港的新聞幹部經過長期的實踐，也確立了從香港社會出發辦報的思想，這些爭議也就自然消除了。不僅廣告多，版面活潑，言論上也顯示一定的獨立性，這是值得高興的，也是我應引以反思的。”

1997年5月我整理過1991年夏天父親訪港期間的一個講話錄音，他在提及當年的新聞戰線時說：“灰色報紙好一些，因為不採用新華社消息而是路透社消息，反而少出問題，控制著不報國內消息。越紅，越是一線的，越容易受國內影響，不能不發國內消息，加上我們一些幹部不是冷靜處理。我們也不瞭解國內，國內說15000，我不敢改成12000，也不能怪下面的編輯，左得太厲害了。農業部不知道農業真實情況？你左我更左，你產15000，我說20000。”

2014年5月在北京辦理母親後事期間我發現一本15cmX11cm的紅色硬皮本，封面上草書“東風”兩字，畫著一位女性科學工作者的形象。筆記內頁印有許多幅極具時代感的照片，如“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參加勞動”、“東風牌汽車在天安門”和“勞動模範、十四歲小學生馬家和搞發明”等。這個筆記本，加上另外一本較小的筆記筆，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講話內容。包括廖承志[3]、區夢覺[4]、黃施民[5]有關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的講話。記錄顯示，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

筆記本記錄了1959年一次五十天整風——中央認為港澳工委走偏了、極左，要糾正。

硬皮本內頁

（圖三1/2：紅色硬皮本封面和內頁。）

其中6月26日一篇會議記錄，內容有關《新晚報》，十分有助理解上文所謂“爭論”。為保持“原汁原味”又方便閱讀，我照錄如下並加了較多注釋：

“劃線[6]”不影響立場，調子、風格還是策略問題。新晚用外電，不是為“公正”，是為了觀眾（讀者）易於接受，新晚的立場是明擺著的愛國報紙——陳[7]、諸[8]

1．愛國報紙，有自由主義、風格不影響；2.在重大問題上，要照國家規定來辦，這是一條界線——吳[9]

華僑有不少人看祖國是“看廟不看菩薩”，即看國家是否強大，有籠統的愛國主義觀點，對誰來管這個國家不講究，因此在海外只宣傳愛國主義，不強調去宣傳社會主義。新晚不好另搞聳動聽聞的新聞，否則又會犯像史達林的錯誤[10]。但如搞些新聞故事，如替法西斯翻案[11]，像M國[12]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做文章那樣，這樣的聳動是可以的。對民族革命不用支持，用同情態度出現，支持與同情有程度上的不同——江[13]。

黃[14]

1. 小羅[15]把中東報導（錯的）[16]與新晚劃線並提錯。
2. 劃線問題，愛國立場一樣，但不是掛在口上，因之，報導是從側面的，但關鍵問題上立場、公開態度不掩蔽，正面報導，問題不大，方式可不同。劃為中左可以，為免向大公文匯看齊。地方鬥爭可以不配合。

幸[17]

劃線本身並不科學，報紙本身立場不必掩蔽，做法上有分工，劃為二線，意義明確就可。做法上大不同。文匯大公國際主義立場明顯，支持社會主義祖國，新晚也支援，報導就不同了。大公文匯新聞來源清楚，新晚外電。大公文匯主要不靠吃國際飯，還報導內地建設，新晚不同。對內地報導，大公文匯主要宣傳祖國建設，新晚不背此大包袱。HK[18]本地報導，便可不配合，大公文匯以後適當配合，不刺激敵人，新晚可不做。這些不同，過去允許，今後也允許。大公文匯調子降，社會主義宣傳還大降，港聞要大大加，對M有策略，慢慢的大降。新聞主要是提高品質，不是政治性。是風格上的，文藝性，趣味性等的提高（有些降）。新晚不是提高調子，某些還是降。中東報導，錯了，但以後這類報導，也不是向大公文匯看齊，要報導從另一個角度報導，客觀點報導，有別於大公文匯，也支持了“伊拉克”人民歡欣鼓舞。新晚語言內地化，不好，以後要改，多用另一社會的語言，取材於中新社，另寫過（這當然很難）。商報，第一版一定要降，因差不多與大公一樣了。晶報要勸勸他（他的思想怕右）。三報是統戰性質的。A元[19] 在館內也不能以A身份發號施令，與館內民主人士也是統戰關係。對學習，社長、總編審號召，行不行，願不願不追，讓他自由主義，業務與執行任務可結合。經理部更鬆些。不搞學習制度。編輯部務虛風氣搞起來。

以上就是這本筆記內有關《新晚報》的內容。

關於文中提及的《新晚報》所犯“錯誤”，據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的麥君素在《吳荻舟》一書撰文《千里故人情》中回憶：五十年代初，蘇共黨內先後發生了批判史達林，處死貝利亞，宣佈馬林科夫、布林加寧、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最高領導人為反黨集團等重大政治事件。消息發來的當天，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總編輯和主編聚在一起討論如何處理。父親提出：“如中央、省委再無新的指示，應按報導蘇共二十大新聞的精神處理，即儘量低調、不渲染、不評論。”但是《新晚報》認為他們的報紙可以寬鬆一些，因為他們是以知識性、趣味性標榜而立足報業市場競爭的。麥君素寫道：“結果他們不僅刊出新華社消息，還把各大國際新聞社發出的帶很大傾向性、污蔑性的新聞稿不加批判刊出，配以被轟下臺的六位蘇聯最高領導人的照片。報紙一出版，中央各部門都大為震動。周總理辦公室旋即來電廣東省委有關部門，指出這是一起政治事故，要求查明事故緣由，詳報總理。吳荻舟趕到省委，開口就有點負荊請罪的味道。”麥君素說：“我們知道他對事故沒有直接責任，他的自責只是嚴格要求自己對黨負責而已。省委同意我們與荻舟一起去北京向總理直接報告情況，省得書面彙報的某些局限性。”總理聽了父親的彙報，弄清了事實真相，很讚賞他的自我批評精神。周總理指出：“這一事件是海外報紙一貫追求內容‘花花綠綠’，宣傳‘買空賣空’思想的大暴露，抓住一點即盡情渲染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程度，假、大、空的新聞處理手法，是資產階級新聞觀。”麥君素還說：“吳荻舟明白，問題不是批評處理某一個人就得以解決，而是要扶正報業方向，在殖民統治的社會辦好革命化報紙。總理的教導，使荻舟和我都受到啟迪，在當時大的國際政治環境的包圍中，在當地殖民思想與資產階級生活的影響下，堅持我們正確的輿論導向已是刻不容緩的艱巨任務。於是荻舟和我便帶著新的認識離開北京，回到香港展開了各報的整風學習。”“荻舟與我自《華商報》至中共廣東省委有關部門1958年反右鬥爭運動的十年共事中，荻舟同志對工作一絲不苟，勇於負責，嚴於律已，寬以待人的精神，著實堪為我師。”

廣東省黨史研究辦公室編輯的《吳荻舟》，收錄了吳荻舟各個時期戰友朋友親人的回憶文章，內容豐富。

（圖四：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出版的《吳荻舟》[20]。）

2012年一次在羅孚伯伯家，羅伯母和我聊天。她說：“我看到你們出版的那本《吳荻舟》，書裡說那次《新晚報》出事，你爸爸主動承擔領導責任。他這樣做真難得啊。”

[1]徐鑄成(1907-1991)，不到二十歲就開始做記者，從事新聞工作六十多年，歷任《大公報》、《文匯報》記者、主筆等職位，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遂赴香港創辦香港《文匯報》，任總主筆兼總經理。1949年6月，《文匯報》在上海復刊，徐鑄成任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也曾任上海市出版局編審，復旦大學、廈門大學教授，第一、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代表，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被錯劃右派沉寂二十餘年。晚年復出，遊歷著述，留下四百多萬字的專著及文集。

[2]據360百科解釋，“克裡空”一詞來自於安陽方言“殼裡空”，把殼兒扒開，裡面什麼都沒有，意為虛假，耍花招。

[3]廖承志：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

[4]區夢覺：時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

[5]黃施民（黃施明）：時任中共港澳工委秘書長。

[6]劃線：應是指新晚報的報刊定位，讀者對象，版面內容，語言風格等。

[7]陳：原文如此，未有全名及資料。

[8]諸樺：時任外辦工作人員。

[9]吳：吳菊生。

[10]史達林的錯誤：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蘇聯批判斯大林相關消息時所犯錯誤。

[11]如替法西斯翻案……是可以的：原文如此，結合前後文應是指M國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替法西斯翻案，新晚報以此為題材做新聞故事是可以的。

[12]M國：原文如此，應是吳荻舟用縮寫，指美國。

[13]江：未有全名及資料。

[14]黃：黃施民。

[15]小羅：羅孚，時任新晚報總編輯。

[16]中東報導（錯的）：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中東問題時犯了錯誤。

[17]幸：未有全名，會議記錄顯示，幸是由中央派來參加會議的。有指應是辛冠潔，時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我不能確定。

[18] HK，指香港。

[19] A元：指共產黨員。

[20] 《蘆蕩小舟》裡的部分往事取材自《吳荻舟》，衷心感謝各位前輩留下珍貴資料。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猷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猷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2 船舶起義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9年10月下旬，在新加坡培養母親張佩華入黨的林敏對母親說：“（你）再不回去，老吳向彰風要人了。”十一月，母親帶著孩子回到香港。離開新加坡前，一些同事和學生家長為她送行，送給她一些布料。晚年時母親回憶說，我哪裡可以收人家的禮物？可是又不能拒絕，怎麼辦？我就把張三的布料送給李四，李四的送給王五，王五的再送給張三，這樣大家都高興。母親記得在香港上岸時，孩子們穿長袖襯衫工裝褲，她只穿一件短袖旗袍。當時人們傳說，南洋回來的華僑，連一張被子也沒有，母親說，這是真話。饒彰風讓母親好好安頓一下，不急於工作。

當時父親吳荻舟正忙於“版面內外”的工作，他說：每天24小時幾乎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投入版面內外的業務。某些和國民黨以及港英當局過招的情節很驚險，可惜紀律規定開會不可以做記錄，單線聯繫不可以對任何人說，母親當時以及事後對父親的工作都知之甚少。在母親記憶裡，那時父親掛一件西裝在門後，但其實經常像個搬運工。

父親晚年在不同場合曾經講過當時的一些事：“廣州解放後，雖然無需再冒海上被劫持的風險，但是這時候大批國民黨特務潛逃來香港，保密要求一點也不能放鬆。地質學家李四光回國，國民黨特務從瑞士、倫敦一直追到香港，要綁架他去臺灣。我們與李先生的親屬聯絡好，他們一上岸便送到郊區安全地點隱蔽起來，幾天後才送他們經深圳回去。”“數學家華羅庚，從機場接出來，我們帶他穿過半島酒店，安排到九龍酒店住下。當時這樣做，華先生也許以為半島酒店客滿，才同意移到九龍酒店下榻吧。”“遇到需要高度保密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學者、社會名流如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北上，為了減少人知道，饒彰風和我親自登門運送行李。”父親說過，饒彰風給他印象很好，一點架子也沒有，和一般黨員群眾一樣，粗細工作都幹，任勞任怨。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香港第一面五星紅旗在《華商報》升起，翌日《華商報》停刊，準備遷回廣州辦《南方日報》。饒彰風回國前幾天和父親談話，要父親留下把報館的全部資料（包括個人的書籍）運回廣州，再把干諾道123號（包括辦公用具和印刷機）交給《大公報》使用，還要負責策劃國民黨在港機構起義等工作。父親說他也想回廣州，饒彰風說沒有適當的人接替他。一個新的政權誕生，到處需要幹部，在港中共幹部及機構陸續內遷。

1949年前後，中共香港工作前沿機構的領導人調動十分頻繁（見圖一）。當時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設在廣州，是在中共華南分局（後為廣東省委）領導之下，只在香港派駐一個工作組。章漢夫、連貫、饒彰風等人陸續回國後，這個工作組就由港澳工委駐港特派員張鐵生負責，加上父親以及溫康蘭共三人。溫康蘭主管工商統戰，父親除繼續抓交通工作（包括策劃國民黨在港企業起義等），全面主管文教線，包括教育、文化、藝術、電影、新聞等。黃作梅是香港新華分社社長、港澳工委駐港副特派員，開始時沒有參加香港工作組的工作，張鐵生1951年調回北京後，黃作梅任組長。

吳荻舟手稿，關於香港工委架構之一

續前，1956至1958年香港工委架構頻繁變化。

（圖一1-2： 1949年前後香港工委、工作組架構。1985年前後父親回憶香港工作時寫。）

國民黨在香港有不少金融、財貿、交通機構包括民航、資源委員會、海關、鐵路、銀行等，父親回憶說，有的機構是早已設立在香港的，有的則是隨解放戰爭的發展從南京、上海等地遷港的。香港中共地下黨從1948年夏開始通過各種關係與這些機構上中下層取得聯繫，目標是組織他們帶機構起義。比如溫康蘭工商統戰線的羅哲民，與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梁燊、孟頌南建立聯繫，而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孫越奇早在上海解放前就與中共有聯繫，他在華南解放後，特來到香港阻止資源委員會在港機構遷台，準備起義。有的機構原來就有中共地下黨員在起作用，比如福建銀行的劉朝晉（福建人），1949年工委通過父親把這個關係交給陳明，劉朝晉、陳明以及父親曾一起研究策劃起義。

介紹來人通過吳荻舟了解海員起義情況

（圖二：1982年，中國海員工會全國委員會派人向父親瞭解起義情況的介紹信。）

1985年4月27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父親作為起義的組織者之一發言，6月19日又在家中接受訪問（在場的有當年招商局派赴香港的軍代表董華民，起義船長左文淵、李致中、于靜遠），父親詳述起義過程以及起義前後香港地下黨如何做保障工作，留下記錄。同年，他還寫了紀念文章《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生動精彩。

海員起義紀念活動上，習仲勛接見吳荻舟等人。

（圖三：1985年4月30日，在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上，習仲勳與父親和董華民握手。）

父親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提到：“起義至少有三條線，現在看有四條線。”“第一條，米國鈞，通到陳冠澄；第二條，華東線，通到湯傳篪。第三條是我這一條線。第四條，後來聽周魯伯說，曾有一姓廖的同他來往。還有沒有其他線？就很難說了。”父親說，他甚至不清楚湯傳篪這條線，“當時地下工作，各線是分得很清楚的”，當時父親和湯傳篪工作上有接觸，但卻不知道彼此身份（這個細節對我理解他們當時的工作很重要，就像送人北上一樣，由於是地下工作，各人只知道自己那條線所做的部分）。

招商局創立於1872年，1949年前後，航運業務已遠及南洋和歐美諸國，當時總局設在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由上海市軍管會接管，而香港招商局這一分支擁有的資產占整個招商局的五分之一。

香港招商局舊址（干諾道西15-16號）

（圖四：香港招商局舊址，四層樓。港島干諾道西15-16號。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在《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裡講到1948年秋連貫即將回解放區時他們在連貫家談到陳天駿。據父親描述，1938年抗戰時期，陳天駿是英國鋼窗公司的經理，他通過瓊崖縱隊司令員馮白駒的叔叔認識連貫。陳天駿要求把他的兩個兒子送到延安。據連貫說，陳天駿是留英學海軍的。父親告訴連貫：“陳天駿現在任香港招商局總船長，也叫值埠船長，不出海，是所有船長的頭，招商局所有船長都要聽他調遣。我們一致認為要做他的工作，做好一個，帶起一片。”連貫說：“這人很聰明，他來港後找過我，但未見面，你就用我的名義約他試試吧。”於是，1949年春茗，父親和這位總船長打了招呼，不過還是沒約見面。父親說，航運界很複雜，國民黨特務多如牛毛，形勢發展未到火候呢。

據父親回憶，1949年初，“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一度威脅全人類”[1]，香港謠言很多，人心波動。香港工委決定發動l0萬人和平簽名運動，《華商報》讀者版具體執行。由郭沫若寫了“和平呼籲”，父親撰寫簽名運動的說明，登在報上，用淡墨印簽名箋每天隨報附送，父親每晚要整理數以千計讀者寄回的簽名箋到半夜一兩點，後來為不影響報紙出版時間（早晨四點前出報），由組織向《大公報》借調張學孔（後來任香港商報總編輯）幫他，確保讀者次日能在版面上看到自己的簽名。初時登半版，後來擴展到全版，運動迅速擴展到澳門，港澳市民、商販紛紛簽名，父親形容“人數越來越多，欲罷不能，反映了廣大群眾需要和平，反對戰爭。這運動使我們在政治上擴大了影響，報份也因此增加了”。最後，簽名箋彙集成四冊，由郭沫若題寫封面，燙金裝訂，l950年11月帶到在波蘭華沙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

《華商報》不斷用大幅、有時還套紅的地圖報導解放軍每天進展消息，震撼著每個香港居民，包括駐港英美法居民和國民黨的人，斯諾說：“中國震撼世界”。

臨近天津解放，父親幾乎每天都要接待國民黨機構人員，他們或經人介紹，或自己找上門來，有財經機構人員，陸海空軍人，也有國民黨人，有的來掛鉤，有的醞釀起義，有的準備集體脫離國民黨。總之，父親說：國民黨敗局明顯，要求棄暗投明者眾，尤其大軍渡江前夕，談判破裂之後。他回顧，僅1949年4月的一天，父親剛在《華商報》發完60多名國民黨黨員的起義宣言，又接待了一名與國民黨海軍有關的人。他說某艦人員有意帶艦起義，要求聲援。也是在這天，倫敦(後在北京戲劇學院任教授的)找父親說：他的親戚在國民黨空軍工作，他要動員他和他的朋友起義去解放區。父親都答應予以協助。9月，倫敦的親戚果然動員6名國民黨空軍(包括地勤人員)起義回解放區，他們後來都成為解放區第一所航校的骨幹。

這時期父親開始有意識地和航運界加強往來，也與陳天駿多次交談，但仍未提及連貫。到了1949年7、8月，北京臨近和平解放，父親終於用連貫的名義約陳天駿見面。第一次是在香港德輔道中一家庶民光顧的廣東茶樓，外省人不懂廣東話是不進來的。一見面父親就直言：“連貫已回解放區，行前告訴我，陳先生曾找過他。”陳天駿說：“我和連先生是老朋友，到港後一直找他，沒有地址，也不敢隨便打聽。”兩人公開了身份，便言歸正傳。陳天駿說天天看《華商報》，但還想聽聽“更重要的”，如“有長江天塹，蔣介石還有二三百萬軍隊，何況還有美援支持”，“國共和談，有前途嗎？”等等。

父親說：“你該聽說北平將和平解放，傅作義將軍思變，蔣介石一再施壓吧？”陳天駿說：“傅蔣本來就貌合神離!”父親說：“與蔣貌合神離的，江南就沒有了嗎?”陳天駿看看父親，沉默片刻，接著就談起招商局內人心不安定的情況。父親問了問幾位經理的情況。陳天駿說：“各人都有心思，但誰也不說。”父親問他生意如何？他說：“近來貨運可以，幾十條船都在跑。”他們約好下次見面，父親希望瞭解公司人員、尤其是各船長的思想情況。

父親與陳天駿交了朋友，父親主要向他介紹和分析形勢，通過他再動員各船船長。中共中央華東局派到香港的陳明、劉若明(蘇世德)則負責做招商局經理湯傳篪及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中央對招商局起義的指示是：集中盡可能多的船隻在香港，等待適當時機宣佈起義，不搞個別船隻零星起義，以免打草驚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公開宣佈香港所有國民黨企業歸人民所有，10月21日，代表新中國政府的大律師陳丕士登報聲明：人民政府有權接收中華民國在港各機構和物資，招商局也在接收之列。

父親和陳天駿的會見都是很秘密的，他記得《華商報》停辦之後就常常約陳天駿晚上在人去樓空的《華商報》機房會面，父親回憶說，他們坐在一條長凳上，一小時兩小時地談話，策劃起義，很興奮，還說過船員回國後的前途：工作一定會妥善安排，不會失業，工資待遇一定按國內政策安排。

“老陳，現在要盡可能多地找藉口把散在東南亞、日本、臺灣、菲律賓的船集中到香港來，為了不暴露我們的意圖，又要特別小心做好船長的工作，找到充分理由，把船留在香港。戰略上來一條扣一條，多多益善，人民的財產，都要回到人民手裡，但在具體戰術上，又要做得靈活，選一兩位極可靠的船長，攬一些貨，把船放出去，作為掩護，使陳福善、徐學禹這些死硬派，見到有來有往，不起懷疑。可又要隨時能調回來，放出去是為了能更多地收回來。”

陳天駿說：“這點有絕對把握，已經聯繫好幾位船長，都簽了名，留在港內的，都有一定的理由，如小修、洗底、鏟鏽，有的還進了廠……”“進哪家廠？不是九龍、太古吧？按國際海事法律，船進了塢，要臨時接受船塢指揮，宣佈起義，會發生產權糾紛……”“不，船要在船臺上才有這問題，何況我們進的是旺角船廠，戰時被日寇強佔，戰後才收回來，它的產權是招商局的。”

“這就好了!”

陳天駿準備了一張紙，每說通一名船長，便請船長在紙上簽名，但為了不分先後，是繞著一個圓圈簽名，然後由陳天駿保管。父親想起連貫說陳天駿聰明、能幹。

宣佈起義前一個多月，未到約定日期，父親忽然接到陳天駿電話，要求當晚見面。這天父親為安排一批人上船去天津，到報館辦事，否則也接不到陳天駿的電話。父親整理好名單，送到中華旅社，交給李濟深留下的關係，再回報館，准七點陳天駿就來了。他迫不急待地說，有一個自稱高山克的人來找他，說自己是華東空軍司令，要他馬上起義搶頭功，還說等他回信，很急，陳天駿問父親是否知道此人此事。

父親一聽就知道是假的，可能國民黨特務聽到什麼風聲來摸底，便斬釘截鐵地說：“如果那人再來，就堅決表示：‘我忠於國民黨，決不投共。’態度要堅決，話說重點都行，這話我是代表黨說的。不過，登禹船長自己會不會要搶頭功？”

“我估計不會。”“我們的確擔心這點，”父親說，“你一定要做好登禹船長的工作，這是為立更大的功，我們的目的是團結更多的船長，起義的船越多越有功。登禹先動，打草驚蛇，引起國民黨注意，不但會強迫現在停港的船開走，還會強迫在外航行的船不來香港，這樣，整個起義計劃就被破壞了，登禹船長表示不起義，‘效忠黨國’，要把道理講清楚，表態越堅決越能掩護其他船。”陳天駿同意了，他問：“這意見可以對其他船長說吧?”“可以!告訴他們，如有人去勸他們起義，都可以這樣表態，當然，話有各種說法，才不致使蔣特摸到是事先約好的，否則，也會引起懷疑，必要時，罵幾句也行，或‘攬到臺灣的貨，就開臺灣。’一定不能讓蔣特聽到風聲，起義的船愈多愈好，是一條原則。”“對，對，現在已有11條，還有一條就要回來了。”約好下次會面，他們便分手了。離開報館，父親去向張鐵生彙報這事，他完全同意父親的判斷，用濃重的江北口音說：“空軍司令員駐在香港，扯蛋!”

父親回顧說，這些情況，他們都隨時向葉劍英彙報。當時交通很不方便，廣州沒解放前來回都要兜一個大圈子。

彙報內容是查不到的，因為地下工作不留記錄。香港幾個人，基本上是獨力作戰。總的方針就是要求起義。父親和香港海員工會主席張東荃商量以合法手段竭力把船留在香港，動員各船拒絕駛往國民黨控制的港口。12月底，已有l3艘船集中在香港。臨起義前，華東、華南兩條線聯合起來了。父親和劉若明請陳天駿、湯傳篪出面召集決心起義的船長開會，在起義宣言上簽字（1985年在我家中，他們一起回憶，確認是左文淵1950年1月13日把新做的13面國旗送到各船，誇他“很不簡單”）。

1950年1月6日，英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形勢更加明朗。在北京，周恩來發佈命令：令駐港原屬國民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一切主管人員及全體員工，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

吳荻舟在招商局起義當日在碼頭附近留影

（圖五：招商局起義當日，父親在碼頭附近照。）

1950年1月15日晨8時，香港招商局辦公大樓的樓頂，招商局倉庫、碼頭上空，同時升起了五星紅旗。l3艘輪船的甲板上，各輪船長率領539名船員舉行了隆重的升旗儀式。汽笛齊鳴，全港轟動。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報導了這個消息。還同時刊登了香港招商局暨全體留港船員《告被劫持在蔣管區的招商局海員兄弟書》。

[1]我查到蔣介石1949年4月底曾經對上海守軍訓話：“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爆發，只要堅守三個月，美國就會援助我們，那將是最終埋葬共產主義的最後一戰。”同時期，毛澤東說過：“一旦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共將與蘇聯站在同一邊。”蔣介石1949年曾在日記中“反省”，如果他不下野，中華民國就不會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戰無法避免，既不能挽救這場浩劫不如下野，讓俄共猖獗赤禍蔓延到亞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時美國就不能不負起責任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說不是空穴來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