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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6鳴金收兵

四清時期批鬥幹部的場面。

網絡老照片,批鬥四不清幹部,由地富反壞陪斗。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6 鳴金收兵

進入1966年5月,母親張佩華開會特別多,除了四清進入“四不清”幹部“洗澡”過關,清經濟建班子等內容外,工作筆記裡陸陸續續出現“文化革命問題”,四清加入了新內容。

“今上午和慶喜(貧協代表)談了一早。他說他一家三口入了貧協(第一批8人),他家和慶元(貧協主任)家在今後都是無法回頭的,只能向前走。他說:他怕,怕的是四清不徹底,將來他們兩家可就苦了。所以大會之後家裡經常開小會,決定一定要大公無私,不多取一點非分之財,對任何人一樣,但一定要向前走。”母親批評慶喜“對任何人一樣”的想法將來會不得好報,因為“各人的情況都不一樣,你一樣對待,就不能大公無私,人家會說你有好人思想,說你犯自由主義,想‘明哲保身’。”(5月11日日記)

“昨晚孟子堂(貧協組長)沒有過關。”“老劉參加了,子堂結結巴巴的說了幾項,(被)老劉打住了,批評他不老實,不虛心,有過關思想,說得很重很嚴。弄的子堂很緊張。後來我不放心,叫凡武、凡順去幫助他,陪他睡了一晚。老劉在散會後和貧協會員們談了一次,要他們學習批評上綱。今晚李志和(副隊長)檢查,就更糟了。大家說他還不如子堂。”(5月13日日記)

(老劉在縣開會後傳達會議精神)“充分認識山區階級鬥爭的嚴重性。歷史回顧:山區解放已三十多年歷史了(說這話時是1966年,即使說,30年代就已經解放),有一段時間是我黨與國民黨並存時期(38-40年),國民黨發展一批國民黨員,日本投降後,我們搞了下土改,通過土改取得一定成績,小農經濟得到了改造,但對小農經濟的改造是不徹底的,表現在:a.家族統治比較嚴重;b.會道的統治更為嚴重;c.各種迷信、牛鬼蛇神比較倡狂;d.階級和階級鬥爭仍然存在,特別60年代後活動的比較猖狂如買賣婚姻,投機倒把,迷信。”(5月13日工作筆記)

“全國正對吳晗批鬥,工作隊不能站在一邊,要説服社員積極分子認識這個問題。”

“一.充分認識文化革命的重要意義,從發展形勢看,已不是學術問題,而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也不是少數人問題,而是關係到大局的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前途的大事。現在工農兵群眾已開始行動起來,參加戰鬥,以保衛黨、保衛社會主義,我們也不能按兵不動,我們每個人也必須參加這場階級鬥爭。

二.開個會議,對反黨黑線進行反擊,我們要跟上形勢,跟上中央,矛頭指向鄧拓,向北京日報質問,造成聲勢。

三.各地縣委馬上行動,召集會議討論。

我區三條差距:a.勁頭不足。b.鋒芒沒對準鄧拓。c.行動不快。

現要召開各種座談會,四清工作隊要結合工作,開展學習。各級黨委要加強領導。這場鬥爭形勢發展快,範圍大,關係到世界革命,關係到整個上層建築的各個方面。要和幹部、群眾攻鄧拓一幫,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要學好,學習本身就是一場鬥爭,在學習鬥爭中結合活學活用毛著,要搞黑板報。四清地區搞,與運動是一致的。學習時間二、五下午。要把自己的思想擺進去,亮出來,幫群眾搞,與四清運動結合起來。晚上和社員一起學。把學習毛著和批鄧文章結合起來。學習批判把自己擺進去,用主席思想立場觀點聯繫實際。這是階級鬥爭,全民學習,和四清、生產結合,四清與文化革命是一致的。”(5月15日工作筆記)

“家裡沒信來,荻舟很久沒信了,只弟弟來了一信,聽見解放軍說鄧拓反黨集團幕後還有人,還可能是彭真,一下心裡擱了石頭,不是怕這一次的仗打不勝,而是覺得階級鬥爭太複雜、激烈了。幾十年的老黨員也變了披著羊皮!而且萬一在中央發生一次政變,我們在下面的黨員該如何辦呢?想著,十分不安,給荻舟的信裡便問起了這事。”(5月24日日記)

“當前文化大革命要大抓,精神落在四清上,建立新的核心領導,要是徹底革命的。”(5月29日工作筆記)

“這幾天心靜不下來,又沉不住氣了。(上面)佈置工作又是傾盆泄下,根本不考慮實際情況,又是經驗交流,又是心得,又是傳達,又是佈置,又是討論,這些會佔了全部時間,根本沒時間工作,然後又要求保證高標準。這完全不是負責的態度,沒有聽主席的話,有幾個中心,全力傾在哪一點上,誰也不明確,不講,‘聰明人樣樣點頭’,我十分不以為然。難道共產黨員都是你應付我、我應付你嗎?但是顯然我的路是走不通的,是真‘傻瓜’。”( 6月1日日記)

“5號去邢臺,6、7號學習了兩天,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們的陰謀暴露的過程,我們和他們的分歧,通過這個學習,使我們比過去對階級鬥爭的學說理解得多了。這個鬥爭也是驚心動魄的。”(6月8日日記)

(金政委傳達縣團通知)“怕字一堆,怕留後遺症,怕受處分,千怕萬怕,就不怕革命受損。工作精神不振,革命皮皮沓沓,有的隊成績估計過高,不幹也不比別人差,麻痹鬆勁,有人自由散漫,有人白天睡大覺,或請假不按期回來。鬧名譽地位,我字第一;生活特殊,脫離群眾,三同不如以前;以感情代替政策,個人包辦一切,覺得自己高於群眾,選貧協不聽群眾意見;作風極不嚴肅,有的隊不團結,有的青年幹部看不起老幹部,有的老幹部不主動幫助青年幹部,也有少數隊出現你說你的,我幹我的,在執行上級指示上很不嚴肅。這幾種苗頭不解決,是不行的。否則我們就會把工作隊帶散,該對自己有嚴格的要求,我們是主席派來的嘛。”(6月8日工作筆記)

隊長呂景斌遲遲過不了關,“他進來時仍然頑抗,說大家不信任他,說沒有也不行,所以說了,意思是你們逼我,我只好瞎說了。我們當即嚴肅批判,指明他甘願做不可救藥的人。他只要簽字承認除已交待者外,再無貪污,我們可以不追究。但如查出,罪加一等。後來他才老實交代,62年一次貪污800元(山藥秧),一次400元(山藥秧),63年25元。這件事我們在當晚鬧到12點鐘,把進城賣山藥的孟富甲和李志和找來,幫助他們回憶了幾個鐘頭,把一切情節都湊清楚了,這才讓他們三對面,印證了,簽名打手印。當晚,看到呂景斌的情緒由僵硬頑抗到隨和自如,輕鬆了。心裡也不安,擔心他會不真實。他走後,我問小朱,如何估計。大家認為情節符合,應不會翻案。”(6月18日日記)

“今天聽了江青的會議紀要,和主席關於部隊搞生產的指示。主要的聽說我們可能回去參加公司的四清,很多人揣測紛紛。我還是省省心,不去向人瞭解,不去考慮了。回去後,該怎麼辦就怎麼辦。”(6月20日日記)

“四進邢臺了。這一次,又聽了關於彭真的兩個附件,批判他關於一貫犯錯誤的情況,在國際活動中走王明路線等。這一次明確了,文化部同志們在3號便要回北京集中,參加文化大革命。日程:2號在邢臺集合,3號回北京。”

“謠言很多,同志們的反映也不少。紛紛推測,又說到北京後一下車就要集中學習,又說分別情況集中,還有屬北京市委領導的如電影學院,個別人已被調回。有的同志已聽到家裡在提意見,寫大字報了,有的人知道大字報已涉及自己。

總之,這次的大革命是深入人心的,的確是“觸及靈魂”,我想,如果真的在北京發生政變,這可怎麼辦。不只是人頭落地的問題。的確,現在才理解總理說的,是關係到我們國家前途,關係到世界前途的大事。全世界都將多死多少人,世界革命將推遲多少年!

我想著,如果發生這樣的事,我們基層黨員該怎麼辦!?

現在,我們勝利了。檔說,我們的党,毛主席識破了這個陰謀,黑幫給揪出來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分子給挖出來了。這是個大陰謀,大事情。是党的勝利,是全中國人民的勝利,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

主要的,是從中取得教訓!

  1. 對階級鬥爭的認識,對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都存在階級鬥爭有了認識,並且這種鬥爭有時是尖銳的、複雜的、甚至是激烈的。62年以後沒有大的運動,我對過去的大運動未經歷過,也認識不足。這一次得好好抓緊機會,不但在這次運動中要能努力提高自己,有可能對過去的運動也聯繫起來,系統的認識新中國成立以來歷次運動中反應的階級鬥爭的情況。
  2. 對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對意識形態鬥爭的作用影響,有了較多的認識。今後對四篇論文的學習必須抓緊,對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的文藝方針、政策、路線,對從新民主主義時期起的文藝理論必須好好學習,並以之聯繫過去一段工作。
  3. 這一次,提出了突出政治必須落實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又提出:一切行動以主席指示為最高指示。過去我們對於已出版的書,拍好的電影,演出的戲,領導同志的講話,都有迷信。現在不行,必須帶著批判的耳朵聽。因此,不讀主席著作,就不可能有“準星”。否則,如何批判?如何辨別?

努力辦吧。要全始全終。只是,幹了四個月,沒搞完,就差這一點,又有些可惜。

四個半月,飛逝了。收穫如何?不知有沒有總結的機會。

雨,阻住了歸路。只有兩天了,不知道群眾有什麼反應!(6月29日日記)

這是母親最後一篇四清日記,回京後的第一篇日記裡,她有提及:“太子井的貧下中農紅紅的眼圈,熱情的臉孔在腦子裡還沒有消逝。但是,沒時間想了,一定要儘快把思想轉過來。”

成千上萬的工作隊員、當地幹部和農村群眾被裹挾其中,虛耗了多少時間和精力,如今又急急忙忙撤退回京,投入“文化大革命”,風雲莫測!

果然,在母親第二本工作筆記最後(沒有日期),有幾頁顯然不屬於四清的記錄,開始批判老丁!發言的有李志民、蘇麗瑛、劉龍彥等。

“要分內外,是什麼意思?圍攻孫長河(分團旗幟),打倒是什麼意思?怎麼叫做人死的越多越好?地下集團搞什麼活動?”

“1.指導員孫長河被安排在峰門重點培養,劉團長告訴丁,丁未告訴蘇。2.開始意見分歧,向丁彙報,丁未好好教育,當時不是個人矛盾,丁不讓向孫提意見,說像孫這樣的形象就是壞傢伙。3.丁說叫她(蘇麗瑛)分內外,混六個月。4.孫被蘇整,全是丁煽風點火。”“很多事實證明丁在下去四清前就有意識的破壞四清。”“說地方幹部水準低,抓老侯小辮子”,“當面為難劉團長”,“狂妄地當面頂撞”,“說錯越大越好”,“後來死了人,幸災樂禍”,“圍攻孫長河,破壞以點帶面的計劃”,“劉團長把孫長河豎為一面旗子,丁就要打掉這面旗子”。

看來是進入“文化大革命”模式了。

在我寫完本章(2018年)、發表在網絡上(2019年~)後,我又找到十幾頁母親四清的記錄,似乎不屬於她的兩本四清工作日記,不知是從什麼本子上撕下來的紙,專門記錄訪問社員幹部的情況,而且據母親旁註, 部分已經寫了專頁,估計是做報告用了。

在我看來,這些社員和幹部的“談話”,最直接反映了50年代、60年代農村情況,事情瑣碎,卻像一支箭頭,指向當時和當下中國的現狀。那時候距離1949年新中國成立十六年,距離1910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四十五年,農村狀態改變了多少?封建殘餘還有多少?看看這些“談話”就知道了。現在距離那時候又過去五十多年,中國現代文明步伐進步了多少?看看現在的情形就明白了。

先看8隊的裙帶、宗親的影響,這是一個自然村落,在漫長歲月裡逐步形成和演變,十幾戶人家不是姓孟就是姓呂(個別李姓),裙帶、宗親的影響很大:據社員和幹部談話反映,大隊長、隊長、副隊長、貧協主任和委員、甚至前任支部書記,在土地、水源、國家救濟物資等都是可以得到優先的;五好社員、副隊長、會計、出納、貧協主任都是隊長指定的“自己人”,婦女代表是大隊長的妻子。有宗親關係、請吃請喝、和隊長關係密切的人會受到照顧,比如貧協組長的妻子,戶口不在本村,卻可以兩頭領糧;大隊搞副業,小隊經常派“自己人”去,因為每天有五毛錢補助;隊裡的財產物資可以賤賣給“自己人”的親戚等。

再看比比皆是的封建社會人身依附、家長制和霸道作風:專橫、脾氣大、罵人、扇耳光都不稀奇,土改還曾打死人;工分是怎麼記的?社員不敢問;把社員送進公安局,差點判七八年刑期,後來才澄清放出來;連貧協主任給大隊長提意見也會挨罵:“你們長的什麼嘴,還要吃這個?”隨便安一個罪名罰款,不給就牽牛!(後來的計劃生育時期經常用這一招。)直到四清,還有隊長罵社員:“有意見就提,提我貪污吧!” 有位社員愛在農活上提意見,隊長罰他不許下地,下地也不給工分,罰了幾十天,一年多不給他用牲口磨面,春節都不給用,他告到公社,社長也只是叫他自己撿糞漚肥換工分。前兩年他病了,但照常下地,卻只得2900工分,給少了;甚至有社員反映:在工分方面,隊長十分狠毒,普通社員按照大隊訂的標準能得8分的,隊長只給7分,大隊長的妻子則給8分,普通社員只得6分的,大隊長的妹妹卻得7分;某婦女有孕不能下地,隊長叫她擔水,說不能就把她戶口遷出村去;下雨晚上派70多歲老人、原抗日遊擊小組的組員去放羊。

再看看官本位,佔小便宜的各種表現:那時候物質極度貧乏,比如6隊有一戶人家,五口人

兩個勞動力,65年只分到300多斤糧食和20多元現金;8隊好一點,比如三口之家一年分500多斤糧食,40元——這種情況下,有時候就發生瞞產私分,在今天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佔便宜的好處只是普遍發生在幹部身上,群眾是沒份的。大隊長可以420元買房子、買家具和縫紉機,他家穿的衣服比全村人強,他家殺豬不吃肚子腸子,倒入茅廁,山芋倒入豬圈,看在社員眼裡,四清的時候都被“揭發”出來;會計交待: 65年拿走60多斤山藥未上帳;私分玉茭十幾斤,隊長拿走一口袋;65年分麥時欠隊的23元未還;彈棉花欠花房款,各戶是否交齊不清楚,但自己和出納都沒交;66年春五個幹部私分了2.5斤棉油。

最後看看工作隊和原支部書記的談話,了解一下他們的領導能力和文化水平,嘗試理解當時農村的為什麼會是那樣。

3/5老劉同志和呂景韶談話

劉:今晚在黨內洗澡,現在請你談談工作隊來後你經過學習,認識如何,對四清的看法,對23條學習後尤其對幹部政策。對運動的認識,和參加運動的情況,如何積極主動帶領大家參加。不只是交代幾條經濟,而是澄清四類分子的活動,挖出壞根子,帶領群眾,經過對四清的正確而較深的認識,按黨的政策前進。你是頭頭,交待時,也該帶個頭,如有顧慮,也現在可以談談。敞開思想。

呂:自己是支書,不先洗自己如何洗人。23條學習,文化不行。

  1. 村內供銷點與東太整合,100多斤山藥,100多元款,15元利息。
  2. 小學民辦公助(一個月15元),63年108元,花了。
  3. 小學勤工儉學蓋房子,63年文教局補助500元,交上大隊去,又為做桌子補助140元,交景韶,大隊已先給了,這140就佔用了。
  4. 59年佔布票,粗四清時退19丈5尺,現在還有一丈2尺和6元,原為公家用,自己的破了,就佔用了。
  5. 多佔了工分。
  6. 對流山藥約500斤,實際大隊說賣國家4200斤,實給360斤大隊,對流自行車一輛(5元)——61年的事,車子後來賣出180,又以90元買排子車。
  7. 人民公社是一家人,又吃食堂,靠工分吃飯,生產弄好就行了,腦子裡已沒有階級鬥爭。對蛻化變質過去認識不清,現在對照,思想活動,經濟上貪污,政治上不交待(向下傳達),不服,自己有開會傳達,後來才知道光開會傳達也不行,是文化低,學習不多,有些名詞不懂,如脫黨懂了,但蛻化變質、階級異己分子等就不懂。

今天回過頭看,這些鄉親們形式上是翻身做主人了,但其實除了分到一點權力,腦子裡什麼也沒有變,文化水平又低,他們能憑什麼向文明社會進化呢?如果碰巧權力分到有能力、有見識、為群眾著想的幹部手上,一方土地就有福,否則自是有難。

整理完父母兩人約15萬字的日記和工作筆記,深深為父母揪心。那時候他們從香港回到內地只有三四年,與生俱來的善良、忠厚和前半生積累的經驗支撐著他們,以謙卑的態度努力“補課”,願意為農民群眾做好事,但是聽著高調空洞的傳達,眼見農村封建宗派的種種表現,承受了由上至下官僚作風和路線之爭的夾擊,會有深深的違和感吧?

另一個強烈的印象是:“四清”和“文革”的模式那麼相像。文革發動造反派在體制外對體制內進行“奪權”,四清也曾發動群眾“奪權”;文革中有逼、供、信和打、砸、搶,四清時逼、供、信和殘酷的體罰也比比皆是(有些做法可以追溯到土改甚或更早)。

欣慰的是,父親在他負責的句容的小澗子沒有做那些可怕的事,儘管那樣做可以自保或立功,但父親沒有這種私心;母親在邢臺的西太子井大隊第8小隊沒有做出“成績”,雖然她很不理解很焦慮,但是她也沒有私心。

有人說四清是文革的預演,感覺還不止預演那麼簡單。任何人如果關心人類的文明進化,關心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真應該好好瞭解這段歷史。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5苦悶焦慮

張佩華留下兩本四清工作筆記

張佩華留下兩本四清工作筆記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5苦悶焦慮 

在母親張佩華的四清記錄中,其無奈溢於言表。其實今天再來看這段歷史,也難怪她被困在團團亂麻間理不出頭緒。面對四清運動本身的複雜性(據說到了1965年下半年,毛澤東基本放棄了“四清運動”,轉而籌劃和發動“文化大革命”)、四清尾聲呈現的疲態、“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等等糾葛在一起的矛盾,成千上萬基層幹部和農民群眾,無論是故意消極怠工還是懵懂猶豫觀望,也許都是出於本能的反應。即使是真心想解決確實存在的問題,也是回天無力。

母親多處日記反映同樣的問題:“工作只有彙報,沒有交流,同志們需要領導説明分析,實在太沒經驗了。”她承認自己有急躁情緒,“看見人家有收穫,就擔心自己搞不好”。“分團也承認領導上有亂,大隊實際上丁侯討論不多,實際上現在還是亂。”(3月17日日記)

老丁和她談話時說:“和侯的合作問題,人家有那個印象,我們就得注意,和地方幹部搞好團結,是第一條考驗,否則回公司就得檢討。”“分團不急,領導不急,你急什麼。”(3月18日日記)

“眼光放遠,不心急”,“要沉得住氣,沉得住!”(3月20日日記)

3月21日的工作筆記,非常簡要地記錄了“本村階級鬥爭”的各種表現:“小恩小惠,請吃請喝”,“敵我不分、地富不臭、貧下中農不香”,“地富分子未得到改造”,“富農不聽分配由他”,“為什麼大家一提‘大門裡’就怕?”“可綁人通宵,打人,罰人,都是誰?綁人的又是誰?和舊社會有什麼區別,社會主義了還可以這樣?誰訂的?罰誰?”“經濟、救濟糧、副業、食堂、罰款都到哪去了?有沒有公佈?”“罰款有一半歸公,一半歸私”,“發展黨員,貧下中農的子弟無門可入黨團,又是什麼人可入呢?搞宗派、宗族、培養勢力,企圖永遠掌握印把子。”“瞞產私分”。幹部“偷棗泥,值8元,要罰,不然拉牛”。 (3月21日工作筆記)

“前一段現在看來,中心不明確,抓不准,無人協助,又抓不緊,這一段,不知怎麼追上去才好。” (3月21日日記)

到了三月底四月初,群眾終於發動起來,母親張佩華也記錄了一些群眾的發言:“隊長、會計送棉花,路費每天一元。慶喜為修公路,同樣路程,只給5元路費。”“出肥,一般社員要問出多少擔給幾分,隊長、會計出肥時就不說分,自己暗定分了。”“隊長脾氣不好,有人說是態度,態度是什麼?是思想。為什麼,因為對有些人耍態度,對有些人就不。對什麼人不?”“隊長罵三玉,你提意見吧,我貪污了,你提吧。”(3月29日工作筆記)

張佩華留下兩本四清工作筆記

張佩華留下兩本四清工作筆記

(圖一:母親的兩本四清工作筆記。)

“停了一段沒有寫日記,損失很大。由於地震,住窩棚,條件差了,便抓不緊了。工作上日益被動,不順心,可又是另一個鍛煉。”“要我去談個別發動的經驗”,“真好笑,剛開始工作,就叫人總結,又不討論,又不研究,如何一揮而蹴呢?實際上是交差。”“他們似乎在給我‘化妝’,東拼西湊,要搞一篇”,“我真無興趣,只有他們的主觀要求,不能由我自己組織發言。”(4月6日日記)

“我要非常有意識地看著貧下中農如何改變精神面貌,擺正當家作主的樣子來。”(4月7日日記)

分團劉團長講話提及存在的一些問題:“1.運動的發展很不平衡,大隊與大隊之間,小隊之間懸殊很大。有的隊摸了很多情況,有的隊什麼情況沒有。a.可能是客觀實際,沒問題。b.也可能由於工作不對頭,摸不到,果如此,群眾長期寄託希望於我,而我們沒做好,就不好了。我們的標準是:把客觀存在的問題搞出來。2.工作中有急、趕、粗現象,如貧協的成立,‘一粗出百愁’。3.工作隊要求不嚴,不商量,不研究,不團結,不尊重。”(4月14日工作筆記)

“任務能不能完成,誰也不敢談這個問題。”“我有這樣的預感——不知一個什麼樣的下場!”“老丁說我對8隊存在的問題分析的不具體,後來我問老侯,他看8隊有什麼問題,他說:該做的做了,該講的講了,就這樣做吧!天啊!我該怎麼辦?”“老沈叫把小隊長丟開,老侯先說不必,這是15號的事,16號上午,他變了,也不商量,就和群眾宣佈丟開他,叫我去通知只要他管好山藥坑。不分析,主意不定,又管又不管,這可是個難事!”(4月16日日記)

“今天成立了大隊貧協。誰擔任主席,這事搞了好幾天,適合的孟俊德推年老多病,不肯擔任,誰也說服不了他。結果今天改這個,明天又改那個。弄成了個大難題,結果,由老丁把他說服了。這說明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老丁能說服他?有些人從這裡還得不到啟發,也真奇怪。今天,我也受了個教訓;我給張召娥準備的講稿,她沒用,她說,只能去說三五句。我不理解,認為不夠說明問題,教了半天。現在我明白了,對農民,就只能那樣,‘只能在她現有的基礎上,提高一點’,一點也不能多。事實證明她就那麼得體地說了三五句,這是我不理解群眾,也不相信群眾。”(4月17日日記)

4月25日至28日整訓四天,母親沒有寫日記,但是有工作筆記。四清分團領導、地委領導除了傳達中央指示、地委指示,就是大講“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以23條為武器”,還有清政治、清經濟等部署等。這些都沒有西太子井大隊三位領導——侯(工作隊隊長)、丁(達明、副指導員)、張(先遣隊隊長)的發言吸引。看了丁的發言,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是意料之中。感到意外,是他大作檢討,而且坦率說出一些實際問題;感到是意料之中,是因為完全沒有脫離母親之前那些筆記的“鋪墊”(指出的問題),走到這一步,可以說是必然的結果。

下面是丁的發言摘要:“前一段侯、丁、張負責。未當好侯助手。1.主動找侯談問題少;在會議上與侯談少;懶動腦筋,出主意少。後來看侯工作困難,自己未幫好忙。積極想辦法、幫領導不夠。一是有依賴思想。一是工作責任心不強。某些問題上做過努力,但千方百計不夠。”

這一段是丁說自己有“三少”,沒有做好侯的助手,沒有千方百計幫忙。

“2.本身任務。工作隊建設,理解。a主席著作學習和b活思想,未好好抓,未盡到責任,未檢查督促。曾想開講用會,到最近要選積極分子才開了。也就是說,這一段,未完成自己任務。知道同志們工作有困難,找我就談,未主動找,特別未組織生活會,開展批評自我批評。為什麼未抓,可以說是怕困難,好像很困難,很麻煩。思想問題也類似,還怕影響團結,還是‘我’字當頭,未把任務擺在前面。也說明沒有主動性,只想到自己是第2隊的人,說是大隊的負責人,思想掛不上鉤,不像一個領導人,總之是不對的。只有三同,第2隊工作做了一些,發動群眾很有興趣。”

這一段是丁說自己沒抓好學習毛主席著作,沒抓好活思想,沒主動幫助同志們解決工作中的問題,主要是“怕”。不過“三同”還是做了些工作,對發動群眾很有興趣。

“3. 精神狀態。新兵老兵的概念,到這裡建立起來了。因這裡講的特別厲害,無數次的,老侯也幾次談過,文化部來的什麼都不懂,概念更牢固了。因此,更謙虛些,多聽些,少說些。想著,老兵也是一種力量?耙地保墒都不懂怎麼搞四清。也想過,不懂這個是否就不能搞四清?23條上說過,懂政策,走群眾路線是否更重要?聽多了膽怯。總之,這裡非常強調這一點,對不對,我不管,新兵就該學習,請教。”

這一段與其說是檢討,不如說是道出一個事實,還有怨氣——宗派問題,具體來說就是“新兵老兵”的概念,母親他們屬於文化部來人,被斥“什麼都不懂”,導致他們畏首畏尾。丁在發言中嘲笑自己“可憐可笑”。

“大隊的做法對不對?不對,是顯著的。大隊工作沒人抓,建議過,因這是關鍵,大隊工作該在第1位,否則不是正確的,不管現在和今後,但未堅持,未鬥爭,雖和侯劉說過。為什麼,無絕對把握……不能只有自以為是一面,沒有自以為非的一面。就是這種種思想,工作未做好,對不起同志們,幫助不夠(老兵幫不上,新兵和自己一樣,幫什麼?)這種精神狀態,叫做什麼?不革命,革命性不夠,鬥爭性、責任心不強,怕困難?!有時也苦悶,使不上勁,有時,開會了,勁上來,說了幾句,老侯又說幾句,會開完了,大家又糊塗了。”

這一段暴露了四清幹部中北京來的幹部和地方幹部之間的矛盾,丁曾經對大隊工作提建議,但沒堅持,因為沒把握自己對不對。丁和侯意見相左,一前一後發言之後,下面的同志無所適從,不知道該聽誰的。看到這裡也很同情丁,這場運動,試問誰又能有把握呢?

“使不上勁,考慮是新兵,又怕影響團結。來時,組織上交待,一定要搞好團結,否則,回去不好交待。也有同志有意見,說關心文化部同志,不關心臨西。有人專造我謠,說我講23條有創造性,老百姓都躺下來了,我就嚇他們起來,嚇得一身汗,他們背。死教條,對臨西同志不關懷,發動群眾發動不起來,貧協會員只發動了一家三口——段姓的人。我向劉團長反應,有意見正式向組織上反映,又去西牛峪宣傳文化部同志都怕我,不敢和我接近。我向團政委正式說,今後正式向組織反映,有意見可檢查批評。”丁覺得“很窩囊”。

這一段反映的問題更明顯,北京來人和地方幹部的矛盾似乎由來已久,在北京、沒下來之前已經被千叮萬囑,否則回去不好交待。一旦出了問題,就有人無中生有,背後亂說。以致丁要在會議上正式向領導提出造謠問題。

老劉(分團長?)和副政委的發言也很有意思。

老劉:“1.覺得老丁有水準,但口頭老兵、新兵,不必要。2.文化部其他同志,帶著2個任務,幹勁很大。3.大隊被動,小隊還不至於……明明有分工,卻誰也見事論事,不負責任,老丁,水準高,不該老兵新兵,沒有主動,幹勁不大。我認為主席思想舉的不高,西太問題,主要在大隊。責任,主席思想不高,23條舉得不明朗。弄一天是一天,等後方來人。把文化部同志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是關鍵問題。”

這一段批評丁不該把“老兵新兵”掛在嘴邊上,一邊表揚他水準高,一邊又說他消極怠工,還不如小隊的同志們,沒有毛澤東思想掛帥。

副政委:“1.新兵和老兵問題,各有特長,老兵有其優點,有經驗,也有不足之處。四清是逐漸發展提高的,高標準,路正……老戰場的框框不一定能用,老兵帶老框框就不好。該照指示辦,如仍按老戰場,也有帶新兵任務。從新兵來說,幹勁大,特別在三同方面,聯繫群眾,不足之處是坐機關,不熟悉農村,某些地方有為難情緒。老帶新,新學老,老不能自滿。2.以後對領導人不能背後亂講。3.其他同志們的意見,請大隊黨支部分析研究,將來有機會,再開會。大運中不會不死人,但如何接受教訓,按23條辦,不叫死人。”

這一段還算比較客觀,不要說文化部同志們是坐機關的,不熟悉農村情況,就算是老侯,他也是剛剛從部隊轉業,沒有地方工作經驗啊。(4月27日工作筆記)

“(分團長報告)老戰場有新前進”,“千百萬工農兵掌握毛澤東思想的時代開始了”,“四清開始,就是整黨開始。從整黨入手,一定更要上好黨課。黨員要在黨內洗澡,黨支書先洗。”(4月28日工作筆記)

“整整十天未記日記,損失太大了。這十天,變化很大。老侯走了,去搞社直。分團長去邢臺開了五天會,回來後他們開了兩天會,跟著我們整訓四天,昨天才結束,這10天就過去了。開了一次毛著學習講用會,說是學得好的要上縣去,我、小張、小賈給選上了。其實,我沒有上縣講用會的興趣。我說8隊目前只我一人,走不開。老丁說,沒有你就不工作?我一想也對,沒有我,月亮還是有圓有缺,人一樣吃飯,女人還是生孩子。為什麼那樣化不開?!但是我還是沒興趣,可我又是一個黨員,不能不負責任,只好又把講稿修一修,抄了抄,乾乾淨淨的送給老丁。這一次有收穫,老丁說,老張,你說的是解決本隊的特殊矛盾,講著就沒有了。而且說的例子,都是四不清幹部,會使人誤會我們只是依靠他們。我一聽,果然不錯,老丁說我問題擺得多,都沒說透,這真是一針見血。我接受了,花了夜晚的睡眠時間,重新大改了一下。”(4月29日日記)

四清時期批鬥幹部的場面。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2真誠小結

 

一個老婆婆在批鬥大會上憤怒地指斥一名被五花大綁的“四不清”幹部。

網絡流傳四清時打死人,這樣的批鬥場面十分普遍。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2真誠小

        通讀四清日記,是我第一次有機會通過父親吳荻舟的日記全面瞭解父親的為人行事,瞭解真實的中國農村情況,瞭解他在大環境時“左”時“右”的情況下能怎麼做。通讀完父親逾10萬字的四清日記和工作筆記我的感覺是,當時農村大面積困苦,積累了怨氣。而各級幹部中“不作為”和“自保”漸漸變成“生存之道”。父親在南京休整期間寫過這樣一句話:“我覺得,今天不管有沒有,還是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好。看到農村這樣困難,思想上無動於衷的人,那是不能理解的”(5月24日),深刻揭示了事情的兩面——困難和無動於衷的存在。

一開始來勢洶洶,大張旗鼓,最後虎頭蛇尾,匆匆收場,一時要“階級鬥爭”,一時要政策放鬆,在寧“左”勿右,動輒得咎的困境中,父親抱持“種實驗田”、改造思想的明確目的,在零下十幾度的天氣中和當地老鄉“同勞動”,自己洗衣服補襪子,徒步幾里路到鎮上才能洗澡、寄信,對此毫無怨言。更重要的是,他不以唯我獨“左”的面目去害人,也沒有在壓力下失去生活的熱情和前行的勇氣,真心實意扶持農民群眾。想群眾所想,實事求是,嚴控鬥爭不過火,解決東西隊歷史遺留大難題——開溝過水,辦起耕讀小學,留下一個有朝氣的新班子。

正因為此,他受到群眾愛戴。也幸虧他有這樣一顆純粹的心,還有詩情畫意、總算有驚無險結束了四清工作。

一個老婆婆在批鬥大會上憤怒地指斥一名被五花大綁的“四不清”幹部。

網絡流傳四清時打死人,這樣的批鬥場面十分普遍。

(圖一:網路上有很多四清老照片,這樣把人五花大綁的事並未發生在西隊。)

下面是父親的四清小結和自我鑒定草稿:

(一)本人小結

我參加句容縣城東公社大澗子大隊大澗子西隊生產隊的社會主義教育工作,自進村到離村,整整五個月,基本上完成了黨交給我的任務。群眾起來了,幹部的“四不清”問題見底了,幹部參加集體勞動了,發展了黨團員,領導核心建立了,地富分子制服了,生產搞上去了。

這些成績的取得,與黨的正確的方針政策,與上級黨委的正確領導,與組內六位同事、廣大的貧下中農和群眾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我沒有搞過社教工作,毫無經驗,自進村到離村,我抱定一條:笨人多做事,和緊緊抓住1以階級鬥爭為綱(抓住兩綱,比抓住以…為綱,更能反映運動的特點。當時只考慮進村之初,還只提以階級…為綱),放手發動群眾;2全面宣傳黨的方針政策,3從實際出發踏踏實實去做,三條法寶。成績是這樣取得的,這也是我最寶貴的經驗。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的社教工作,使我對主席關於階級、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英明論斷,國內階級鬥爭的形勢,性質,特點和運動的必要與必勝,有了更深刻的體會和認識。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社教工作的取得勝利。使我更堅定地認識到我們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是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黨。

通過一個生產隊的、五個月的社教工作,使我進一步改造了自己,提高了階級覺悟,堅定了階級立場,明確了階級觀點,克服了思想方法上、工作方法上一些非馬列主義的、非毛澤東思想的、非無產階級的東西。以下是我在每一段工作中較突出的一些體會、經驗、教訓。

一.通過具體鬥爭來發動群眾

進村時,只有四位貧農敢和我們接近,偷偷地告訴我們一些幹部的四不清問題,一般群眾都說“我們隊裡的幹部(主要是隊長)好,農活精,不罵人。”但,又為什麼有人說他是“笑面虎”呢?我們村裡村外摸了一下,也翻了翻有關他的檔案,肯定他有問題。但,問題有多大,性質又如何,沒有更多的材料,就難斷定了。

我們紮根串聯(*紮根串連在23條不提了,但這裡指的是小四清時發動群眾工作,當時是按20條辦事,故仍提),訪貧問苦,完整地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繼續做群眾的思想工作,並決定抓住當眾核查當年糧、錢、工、物這幾個戰役,來發動群眾,把他的四不清問題,提高到政治上、經濟上和思想上來批判,並要他當眾交代問題。一共是三個戰役,笑面虎的皮被撕下了,到第三戰役核對錢賬時,群眾吼起來了,當場揭露了68條,發言的人,增加到十八、九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從第一個核查工分的戰役到第三個核查錢賬,只有十多天,但是貧下中農和其他群眾的積極分子,一個戰役比一個戰役多起來。到當年分配結束時,群眾面對面提意見,也沒有什麼顧慮了。群眾初步發動了,革命的聲勢初步出現了。

二.從實際出發決定工作特點

大澗子西隊,全隊29戶(一戶中途遷回來)68個成年人,56個小孩,,具體的階級結構是:貧農17戶,48人(只計大人,下同)中農2戶,2人,地富分子10戶13人(2人在押),地富子女及家屬(貧農成分)11人。這樣的階級結構,地富子女及家屬佔全隊人口的六分之一,加上子女的子女12人,變佔全隊人口124(包括小孩)的四分之一。這些人如果站在地富分子那邊,變成了84比40,佔全隊人口三分之一了。因此,地富子女及地富家屬,成為我和敵人必爭的對象了。

我們抓住這個特點,決定了我們工作中的特點,把對地富子女和地富家屬的政策教育,前途教育工作,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初讓他們單獨組織一個小組,進行教育,後來為了更好地影響他們,讓他們和貧下中農青年一起活動。結果很好,在對敵鬥爭中,大多數的地富子女和家屬,都敢站在貧下中農一邊,子揭父,孫揭祖,揭發了不少地富的罪行。

三.抓住疑點窮追,揭開了階級鬥爭形勢

大澗子西隊看起來是平靜的,群眾說‘本隊地富雖多,但,死的死,老的老,女的多,男的少。’似乎沒有什麼階級鬥爭了。但,摸下去,事實並不如此,仍然有尖銳的、複雜的階級鬥爭。

我們進村不久,群眾就告訴我們三年前隊的牛被盜了,估計和兩年前越獄逃跑的反動富農王國洪有關也可能和隊長王正和有關。只要把王國洪抓回來,八不離十,案子可以破。疑點是王國洪是盜牛犯,隊裡的牛被盜後,王正和派他去找,他不但沒找,還在外村打了一夜麻將。群眾一致要我們把王國洪抓回來。

我們抓住這疑點不放,在群眾起來後,我們抓住逃犯王國洪的兒子曾私刻公章替父親送牛的錯誤,從他的口裡擠出了逃犯的去向,並根據這個線索把王犯抓回來了。群眾反映,當王國洪被抓回來的消息傳進村後,有三個人感到不安。即隊長王正和,糧食保管員芷聖榮,和送走逃犯的隊委陳發富。為什麼他們要不安,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

當隊長參加三級會議,學習二十三條,洗手洗澡時,我們在隊裡一面發動群眾剪辮子,一面加緊審訊王國洪,一面發動給幹部提意見,造成了三面圍攻的壓力。終於把盜牛案給破了。王正和交待了,被騙取空白證,方便了王國洪盜賣本隊的耕牛,分到了贓款,並與芷聖榮王國洪訂立偷牛的攻守同盟,交代了與王國洪搞政治雙保險,和其他重大的‘四不清’問題。

原來反動富農分子王國洪,利用小恩小惠,吃吃喝喝,拉倒了隊長王正和,做了他們的保護人。自此對地富的勞動改造監督放鬆了,對他們的投機倒把不聞不問了,對他們的盜賣耕牛分贓包庇了,以致搞攻守同盟,搞政治雙保險。要不是王國洪因盜別村的牛被捕,這個生產隊還不知道要和平演變成什麼樣子。

這些事實揭出後,不但群眾吃驚,我們也吃驚。

四.四清核實定案中的調研工作

雖然整個運動離不開調查研究工作,但,集中表現了它的重要性,是在四清的核實定案中。為了使幹部對退賠定案口服心服,除根據黨的政策,做到“三對口”,“三允許”,一筆筆和群眾、幹部來核實外,還要展開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往往因為幾毛錢,或一點疑點,要跑很遠的地方去找正人,寫旁證。有了旁證,有了材料,還要反復分析和研究,才能把問題的性質、數量等核定下來。

這段工作,不但教育了我們重視調查研究,也是我覺得這工作很有味道。

五.對敵鬥爭中的一個大教訓

對敵鬥爭貫徹了23條的“給出路”,分化孤立最壞的人的政策和戰術,進行得十分順利,但,由於我們的政策教育工作,沒有細緻深入到每一個人,就出了毛病。

一個平時不愛參加開會的貧農,平時受富農分子王國孝的剝削和辱駡,在評審會上打了他。這是一個教訓。

六.黨的方針政策要完整地宣傳

我們進村後,就大力展開黨的方針政策的全面的、完整的宣傳,逐句逐條地宣講20條及後來的23條,這在最後的幹部選舉和黨員登記工作上,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王正和犯了那麼大的錯誤,只因他及時交待了問題,下了決心改過,和退賠較比,並積極參加了集體勞動,所以民主選舉辯論候選人名單時,大家說他交待了,退賠了,決心不再犯錯誤了,按政策是可以同意他當隊長的,還可以同意他黨員登記的。並從寬做了嚴重警告的黨內處分。

這是黨的政策兌現。說明貧下中農和廣大群眾,真正體會了黨的、對幹部的寬大的政策。

以上是我運動中主要的經驗和教訓,至於工作許多缺點,這裡就不提了。

(二)自我鑒定

優點:

一.      基本能做到三同的要求;

二.      運動中能站穩階級立場,堅持黨的原則,和壞人壞事作鬥爭;

三.      運動中能用階級觀點看問題,分析問題;

四.      革命幹勁始終飽滿;

五.      有時能和同志、群眾商量,尊重同志、群眾的意見。

缺點:

一.      工作還不夠深入細緻;

二.      對青年同志的幫助不夠,尤其學習毛選,沒有一進村就把制度建立起來;

三.      工作上還有包辦代替,組裡有勞逸不均的現象;

四.      不善於利用民主集中制,使青年同志主動發言的辦法少;

五.      對群眾的思想工作,抓住了重點,忽視了普遍。

小四清時:1扣工分時緊了一些,核實定案時,雖然反退了800多工分,現在會計芷聖余還有意見。2錢賬也錯退賠了一些,比如會計現金帳上把5.5元計成55元,錯要會計退賠了49.5元,在核實定案時,青年同志還不大願意改正,這與23條有什麼偏向糾正什麼偏向的實事求是精神不符。我是堅持糾正,反退了49.5元。3幹部退賠的糧也算多了,不該退賠的也退賠了,而且數字很大,相差數百斤,這次核實定案,也糾正了。還有4幹部的什麼也扣多了,這些都是受到四、五、六的影響。我讀了23條時,就覺得有糾正的必要。同時,當時對幹部只壓,思想工作做得很不夠,政策沒有全面向幹部宣講,幹部後來反映說,當時真不知怎麼好,只是害怕,覺得沒有前途,這說明,當時的政策教育沒有真正落實到人。尤其是地方有這框框,怕右的規定所引起的,我們有偏高好過於偏低的做法,引起了幹部怕,沒有前途的情緒和思想顧慮,這些都是工作的缺點,沒有100%按中央政策辦事的地方。(完)

四清時期批鬥幹部的場面。

網絡老照片,批鬥四不清幹部,由地富反壞陪斗。

(圖二:很多地方的四清非常慘烈,批鬥“四不清幹部”時要四類分子陪鬥更是家常便飯。不過我在父親的日記裡沒有看到這種描述。)

那個年代的人對毛澤東、對黨沒有懷疑,頂多懷疑個別領導“是不是錯了?”頂多從工作層面上考慮:上面忽左忽右,下面怎麼開展工作?父親盡力“恰如其份地把中央的政策貫徹好”,他也許沒有意識到,他的努力,客觀上減輕了四清對西隊帶來的“副作用”。大環境步步陷阱,個人的努力到底能怎麼樣?我認為最終是考驗人性。他那次和工作組同志們談心時說:“(做工作)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他做到了,在晚年回顧時,他能說“沒有錯打幹部等左的錯誤”,並非易事。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0政策反復

吳荻舟兩個紅色硬皮本,三個白皮筆記本,都是巴掌大。

吳荻舟記錄參加四清運動的三本日記,兩本工作筆記。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10 政策反復

        父親吳荻舟四清日記裡不時出現開溝過水問題上東西隊的矛盾。據他的記載,生產隊那個可蓄水十萬立方米的小水庫,在工作組協助下修好了水壩,但是還要解決過水問題。西隊的田在下游,水要從東隊過,歷史上,東隊常常是寧肯自家田地龜裂也不放水,不同意讓西隊開溝過水。

壩修好,引水溝開好,剩下收尾工程,因東隊不肯讓西隊挖一條輸水小溝,這就無法成龍配套,西隊早答應補2.4畝田給東隊,東隊一直不同意,左提一個方案,右提一個方案,提出的條件都是想佔便宜,增加別人困難,使人無法接受。

西隊個別人嘴碎,引致協商氣氛不利解決問題,還有人因為東隊的態度失去耐心。

父親檢討自己:“我去年年底太樂觀,太天真了,以為對兩隊都有利的事,又在四清運動中,所以以為滿可以解決南崗缺水問題,可是,(現在)好事變壞事,我十分擔心。” 他幾次與東隊工作組周組長建議,早點簽合同。

西隊的吳荻舟和東隊的吳凡吾——兩位老吳不單要做好自己隊的骨幹和群眾的工作,還都曾到對方的群眾中聽取意見,說服群眾。父親有一次到現場看完計劃交換的地塊後對吳凡吾說:“(東隊的方案)是不公平的,西隊群眾如果覺悟再高點更慷慨點,當然也可以解決,但這是要有高的共產主義風格,這是做不到的。”吳凡吾到西隊聽取意見之後也說“矛盾不在西隊。”“東隊窮是自己找的,(以前)割出去一些田,又自己放棄了一些田(20多畝,給了王樹崗隊),現在反悔莫及,為了解決目前不斷增加的人口,所以有點耍手段要東西了。”

他們甚至考慮過,如果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在四清中解決不了,就只好把矛盾上交了。不過,在大壩修好三個多月的時候,終於有了進展。

根據父親日記記載,他曾和東隊貧協的王道進和朱玉發談話,他們都同意西隊補給他們2.4畝地,並在8分地上開一短溝給西隊過水,西隊接受這個方案,定於這天下午四點左右,東西隊開會協商決定開溝問題。西隊的人到齊了,東隊的貧協正副組長和隊委卻還是沒來,原來他們又有意見,到王道進家商量去了。西隊的發高等人等得不耐煩,發牢騷,父親說:“小事不忍亂大事,不是原則上的問題,就不要過分計較。再等一下,如他們不來,就是他們不對了。只要能解決問題,我們忍讓一下就更主動。”

吳凡吾問父親:“老吳,你不是說談好了嗎?同誰談的?!”

父親動了一下腦筋,隨吳凡吾一起去了王道進家。一進門,果然氣氛不對,於是父親直接對王道進說:“昨天你不是同意接受2.4畝地,你又提要在8分地開一短溝嗎?”王只好說:“那是我個人意見啊。”父親又轉向朱玉發:“我說老朱,我不是同你談過,你也同意下午決定如何安排勞力把未完的工程收清嗎?”朱說:“我是沒有意見的。”

吳凡吾見此,不失時機地說:”人家西隊的同志等了那麼久,你們既然同意了,還有什麼好拖的。群眾的意見要聽,但也要看是多數還是少數,還要看是什麼人,貧協要有正確的意見,不能做群眾的尾巴。”

兩隊終於簽了合同。4月24日,父親還到大壩水利工地參加勞動,東西隊都安排了勞動力上去。直到完工放水,父親終於松了一口氣。(4月12日-24日)

運動方面,4月10日,父親曾到鈐塘向張正彙報工作。張問,是不是“經濟退賠”從寬了?父親答,是這樣的,有些當年四清定退的,要反退了。比如大夥吃喝,私分,這些過去幹部是要退的,現在要反退了。

張正說:“去年處理過的,還處理嗎?”

父親說:“我們的思想和群眾間的距離大了,增加了許多工作量。”

張正表示同意。他又問起王正和的處理。父親說:“我們建議是撤職,並作留黨察看兩年的組織處理。”

張正說:“一定不會同意,我這裡的王兆祥那麼嚴重,分團還不同意,問我有沒有別的方法處理。”

父親寫道:“這說明了一個問題,一切‘寬大’了。”

當天晚上積極分子學習“經濟退賠”政策的時候,口徑就變成了這樣:“四清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搞臭資產階級思想,鞏固社會主義,不在乎幹部的退賠,退賠的目的也是在於使幹部吸取教訓,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

4月13日工作組開會,據反映,群眾覺得處理太鬆不過癮,大家評估後決定分頭做工作,和社員開全體會公佈方案之後,四清運動就可以結束了。

按照隊部的安排,大四清4月20日前結束,4月25日後進入對敵鬥爭,5月上旬組織建設,最後還有兩條路線、四個主義的教育和60條的學習。父親考慮要在農忙到來前多做一些工作。

可是父親日記卻寫著:“我十分擔心幾個會開不好,退賠政策這樣鬆,老張說XX公社一個幹部姦污了五個婦女,還有兩個沒弄清,公社黨組建議留黨察看,結果上級批示警告,並加了一個括弧:(監委意見)。我已經覺得我們和群眾之間的思想矛盾很大,要做許多工作呀。我擔心到連一點時間也不敢放鬆,思想工作做到田頭,塘底,牛房,自留地和廁所邊。”“小黃和小張等說我瘦了,並且三四個人議論我瘦的原因,說是為了XXX的無原則取鬧。的確如此,我擔心再來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熱湯淋頭。”(4月13日)

這位XXX,我就不寫她的名字了,如果她還健在,現在應該還不到80歲,可能還記得當年的事。我也不禁想像,如果一個人從四清前就學會了“寧‘左’勿右”,到了“文革”時期,又會如何表現呢?

這裡摘錄父親日記裡的幾則描述:

“下午組裡民主生活,自我檢查為主,後來由於XXX的檢討中提到組裡意見,對個別問題有分歧,老吳要她具體談談,最後發展到大家對她提意見。暴露出她的問題很大,亂猜疑,亂加帽子,亂造北京和地方的關係(的謠言)。說老張對她有歧視,四個宜興的同志形成一派,又說我拉了一批人對付她。說什麼不讓她做工作,說什麼鈐塘會後因為自己感到冤枉利用一些事例打擊她……一片胡說八道。老吳聽了很不以為然,批了她一輪,認為政治上幼稚,無原則,連起碼的組織紀律都不懂。”(4月11日)

“上午我去隊委開會,組裡由老張帶頭開學習會,張甲生主持。學習的是主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據張甲生說,今天會上XXX一言不發,看來思想上很不通。昨晚和小黃吵,鬧著要分開來睡,一早起來小黃打了熱水過去,她也不用,並像抄家一樣把床拆掉,亂七八糟把被褥稻草四處一丟,就出去了。群眾馬上有反應,說她們吵了……她可能感到自己過去那樣做,搬弄是非,無事生非,小廣播,東挑西撥,自己再也沒有人靠了。”(4月12日)

從父親零星記錄的大家的七嘴八舌裡我梳理出,這位XXX就是亂告狀打小報告的人,比如打小報告說父親給四不清幹部倒水,請他坐,是“右”;父親給大家解釋23條被她說成是搶著作報告,使人覺得自己是一個“隊委”。不過老張開會指出時,她又馬上說:“不是吳(荻舟)要解釋23條,是我們全組要求他解釋,因為上次學大家都不懂。”

還有一次晚上要給王正和核實,快開會了,XXX和另一名組員為了兩個回形針當著群眾吵起來,她從村頭住處跑到村尾開會處找父親評理。父親寫道:“唉,我真苦。近來群眾說我瘦了,這是真的。我自己也知道!我沒有辦法,離開會場,由村尾趕回村頭,把問題解決了。”如果父親不幫助解決,她就會鬧到上面,父親說:“我真有點不知所措。”(4月15日)

XXX還告狀說父親不分配工作給她,事實上常常是分給她的任務她也不去做,比如分工她負責青年學習小組,但是青年們開會時,她卻一直坐在房裡聽收音機,叫也不出來。(5月3日)

有個別領導偏聽偏信,根據她的小報告批判父親“右”,讓他兩個月前覺得被“沸水”淋頭,現在又擔心“再來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熱湯淋頭”。

就此,一次包振英問父親與個別領導之間的關係:“你是否過去與他們有什麼?”父親說沒有:“我是1962年才(從香港)回來的,又不與他們同組,既無工作上的關係,也沒有夙怨,我莫名其妙。除了為提高自己,而相信了XXX等的片面之詞之外,無法解釋。”父親在日記裡寫道:“這些是非,我姑妄聽之。”(4月22日)

根據父親後期的記載,幾位領導對XXX的問題是瞭解的,張明還對父親說過:“我和你的看法沒有兩樣,沒有什麼分歧。”但就是無原則地遷就,還壓父親在她的個人鑒定裡只寫優點不寫缺點。父親說:“我實在沒有想到黨內還有這樣遷就的,只有個人關係,是非也不分。”(5月20日)

4月12日社員大會上王正和的核實定案第三次沒能通過,群眾覺得處罰太輕。會後,工作組分頭和積極分子談話,訓練他們怎麼發言怎麼開會,“簡直要把講話的內容一再告訴他們,用啟發的方法”。又和三個幹部談話,安排他們表態。

4月14日,再次開會。父親檢查人數,全隊百分之九十都來了,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將近100口子,父親高興:“幹部,三個都回頭了,群眾,百分之百都團結起來了,真是雙百呢”,“會開得不錯,我的心放下來。”

父親總結發言的時候主要是肯定了貧下中農及廣大社員,宣佈摘掉四不清幹部的帽子,歡迎他們歸隊,強調黨中央、毛主席的治病救人精神,要求幹部遵守諾言,希望他們能照自己的決心做下去,爭取早日參加貧協。

父親在日記裡寫道:“雖然我已盡可能做到,但是從會上的情況來看,還存在趕任務的痕跡,群眾工作沒有做透,有些群眾是聽不懂的。”

這天的日記結尾,父親寫道:“最近這半個多月,連想家的時間也沒有,夢也就沒有了。”(4月14日)

最終王正和的退賠方案是這樣的:“核實數是270元,減免後實退數只250元。不能再寬了。所以我們決定要他馬上先還100多元,餘下的秋收時退清,不讓他做二年的退賠計劃,即不讓他緩。這樣才能使他受到教訓,生活苦些,改造深刻些。而且只有這樣,才能使群眾的憤慨平服,也有利於教育群眾,有利於幹群間的團結。”(4月15日)

這天他們學習毛選《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父親寫道:“大家解釋不來,有的因文化低,有的對城市的各種階級不懂,結果要我從頭到尾講一遍。”父親把背景講了一下,並說,“學習的目的,就是要懂得在中國革命中誰是朋友,誰是敵人,而肯定絕大多數是朋友,並最大限度地縮小革命的打擊面。”(4月16日)

上次他因為講解“23條”,被人說是“炫耀”,這次又解釋毛選……

社員大會已經為三個幹部摘掉“四不清”的帽子,但是群眾情緒有些反復。父親覺得群眾有些意見是一定要聽的,“否則群眾會離開我們”。

果然,4月17日晚上開積極分子和幹部的聯席會,有三個積極分子不願參加,由於幹部退賠鬆,群眾覺得“不過癮”。上面給的政策越搞越鬆,父親說:“連我自己都有些不滿”。

父親頭疼,9點半就睡下了。(4月17日)

4月18日是農曆3月17日,是附近幾個村子的廟會日,還演大戲。因為農忙推遲了一天,改為19日。據父親描寫,農民們十分重視這個日子,穿上節日的衣服,或換上乾淨衣服,傾村傾巷地從四村跑到小澗子來,戲臺搭在小澗子生產隊公房左側,對著一個慢慢高起來的山坡,自然形成一個很合規格的戲院座位池子,農民們自己帶來長短凳子,有的就在地上鋪上稻草,人數逾千。

父親雖然頭疼,但是為了找人談工作,來到會場。他寫道:“我回憶起了小時候家鄉的三仙會和打醮等廟會演戲的場面,那是比這個更熱鬧許多了。四村的親戚都來住上一二天,小攤子上什麼也有的賣,戲是日夜演。還有許多的草紮,擺飾。”不過父親補充道:“這些廟會是一場封建迷信的散播活動”,所以他看了一下,談完工作,就回駐地休息了。(4月19日)

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起義背景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 起義背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林南園是盧漢的財政廳長,看得出他對盧漢多有美言。我還有一份“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可惜沒有署名,從談話內容看得出來,他當年也是地下黨員,父親吳荻舟請教授介紹情況,時間應該也是1984年,是我當年協助父親整理記錄的),內容可以和王昆侖、楚圖南的文章、林南園的回憶互相佐證,既是一家之言,也有個別不同說法,但仍有助理解雲南以及其他地區的起義,故照錄在此。

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吳荻舟和雲南大學教授回憶雲南起義的情況。

(圖一:我為父親整理的雲大教授談話記錄,經過父親校對。)

據這位教授說,龍雲是土軍閥,但是崇拜有學問的人,待以上賓。龍雲愛才,不是政治投機,他在春秋兩季長袍馬褂去孔廟祭孔,很嚴肅。吃祭孔肉,有味也吃。中共做龍雲的工作主要由民盟去做。後又組織了民主青年同盟,它與民盟都是中共領導的[1]。80年代民青在昆明開會才弄清楚,民青有三大綱領。當時步伐、傾向有所不同,不單反動陣營複雜,革命陣營內部也複雜。有左中右。當時青年党、民社黨在昆明很有影響,都是民主政黨同盟的組成部分,為右的,以致後來被民盟開除,也還有影響。兩黨也有讀書人在內,民社黨頭子張全邁在大理洱海蓋書院,在學術界有影響。龍雲與民盟有一定關係是有各種條件形成的,但他從未左右過民盟,本人也未參加民盟[2]。因此昆明可以成為民主城。龍雲和盧漢很崇拜幾個學者,一個是龍雲的教育廳長龔自知,一個是方國喻,一個姜亮夫,三十年代編《青年界》的,後在杭州大學。三人的特點是,傾向進步,但實際是中間派,不能損害本身的利益,以本身利益為主,主張合法活動,反對學生運動,受龍雲和盧漢器重。龍、盧也受他們影響。當時學生運動很活躍,反對蔣介石,對他們有利,後來蔣介石鎮壓了龍雲,盧漢吸取教訓,對學生運動是鎮壓的,這是龍、盧的不同處。他們本質一樣,只是具體做法因時間不同而不一樣。盧漢在起義前很惡劣,鎮壓人民。1949年9月9日他大逮捕,把昆明所有報刊雜誌(除《中央日報》和林南園辦的《正義報》)都封了。這說明盧漢對起義有他的佈局。

盧漢舉棋不定,態度曖昧,進步人士與他保持距離,他找不到黨的進步勢力,更找不到黨,走投無路,就把林南園派出去到處找黨的關係。林南園的兒子是共產黨員(不在雲南),林南園處有人冒充雲南地下黨,有人冒充南方局派來的,真真假假都有,盧漢是代龍雲而起義的,與蔣貌合神離,龍雲統治幾十年,地方勢力比盧漢大,中共中央勢力在雲南又佔絕對優勢,盧不能得罪。地下黨的總負責人是鄭伯克(後任中組部老幹部局局長)。地下黨還領導了邊縱,邊縱勢力很大(滇桂黔),邊縱司令員朱家碧現在是昆明軍區副司令。昆明已成空城,中共中央勢力城內城外都有,盧漢處在這樣的情況,他自己的心腹全是“CC[3]”,把他卡得很死,他感到恐懼。這些情況促成了起義的因素。這時他聯繫了兩條線,一條是當時省參議會副議長楊青田同志,他是五四運動領袖,老黨員,編過上海的《世界知識》、《中華日報》,抗戰後回到雲南,身體不好,回雲南後抽大煙,癮重,性格與我完全不同,但工作把我們連在一起。我們的接頭方式很怪。他抽大煙時有人給他燒煙,一張床上睡很多人,抽完他就去工作,其他人(有些大資本家,還有一些想與他拉關係的進步人士)留下打麻將。他住郊區一資本家別墅,我們約定在他吃完飯上班路上碰頭,他公開身份是衛生局長兼省參議會副議長,跟他這條線相連的是當時參議會內進步勢力。

另一條線是個女資本家,叫劉淑青,她是個寡婦,人精幹,開一間南平電影院,傾向進步,抗戰後金炎等人都住她家,在雲南做了許多好事,她的關係很多,敵對的一些情報常從她那兒來。她崇拜名人學者,自己本身是女性,早年喪父,奮鬥成為實業家,很不易。所以對民主進步事業熱心。她受楊青田影響,她接觸官太太群,從中得到情報,太太們崇拜她。

楊青田(黨內)和她(黨外),盧漢起義前與他們接觸。

其他還有,比如三十年代左聯作家馬子華,他不是黨員,是老左聯,人民出版社出左聯中篇小說代表作還選了他的《他的子民們》,他是個浪漫文人。從上海到雲南,一下車被龍雲逮捕,說是因為他的左翼活動,事實是他的小說攻擊了龍雲,把龍雲說成地方上的土皇帝,對龍雲不利。龍雲知道他不是共產黨,是進步人士,逼供他也不知道什麼。其父是龍雲上司,不久把他保出來,任綏靖公署政治部副科長,正科長是國民黨中的一個正派人,曾組織鳳子約曹禺來昆明演戲。馬子華因為這些歷史關係,文藝界左中右的都認識一些,關係複雜,和一些真真假假的共產黨員替盧漢起義作參謀。

我在新聞界,接到請柬去過一次,後來沒再去,去了的人,起義後多少都封了點職務,起義後盧漢調任經委會副主席,把馬子華叫去做私人秘書,馬子華善於耍筆桿,一直任此職。四人幫時遣送原籍雲南勞改,打垮四人幫後落實政策。那批人有的做了官,有的也是破壞雲南起義的,這幾年也出來了,都是政協委員。

九九整肅後,我與地下黨接上關係,他們把我送到法國人的醫院隱蔽起來。準備送去邊縱,送去解放區。九九整肅很突然,沒有安排部署,事發後我找地下黨,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同志也是我通知了他們才跑的,我最後一個才去邊縱。我和聯繫的這個人並不熟悉,他說昆明交通要道很難出去,叫我化妝,弄了少將軍服,給一聯繫暗號,說屆時小汽車來接我。我懷疑地下黨沒車,到時不知會被接到哪裡,差半小時接頭時,我從醫院溜了,我的相片在各交通路口掛著,即使過了這關還會有關,權衡後我自己去了鄉下一個朋友家,所以這段事不太清楚。解放後證實這個人確實是同志。當時幾個剿共司令、雲南初期剿共的幾個軍長都和地下黨有聯繫,如解放後在民委的張崇、致知,他們都有自己的小車。當時滇軍派出去剿共的人,有進步的,受到黨教育的,有反動的。關鍵時刻我考慮的不夠準確,導致對起義情況不清楚。

我離開的一段,盧漢起義時在城郊打過一下。盧漢把張群當作人質,他是國民黨元老,做過上海市長。張群為爭取盧漢三次來雲南,第二次來時盧漢還親自送他上飛機,給他一把昆明金鑰匙,第三次(臨起義)來就給扣起來了,還派人陪他玩,其中一個陪他玩的就是我所在《觀察報》的社長李耀庭,很反動,是原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是CC,很狡猾。盧漢的手腕是高明的,他是龍雲的私人管家(經濟),與CC關係也很深。

盧漢起義後把幾個重要特務放走,有一個周白先,是居正的乾兒子。全家都在廣州政府任要員,其父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周白先鎮壓學生運動,大逮捕,罪惡累累。起義後盧漢派人把他送走,他這是留後路。沈醉是周白先抓的,盧漢把他也放掉,他香港有產業,母親是廣東人,據說後來死在美國。

龔自知解放後是雲南第一任副省長。他受孫啟夢影響很大。孫在雲南地下暗中對各方愛國力量包括文藝運動給予很多支持,他代表黃元培在昆明。他在雲南教育廳任主任督學,我回雲南在教育廳做科員,為地下黨查一些國民黨密件。我很佩服他面不改色,常年笑臉又不失原則。有一次我跟聯大排了個戲,上座不好,國民黨省黨部追要租金,當天不給就不讓演戲,剪電線,搬板凳。我找孫圓場,他剛好領了工資,代付了,我說你吃飯怎麼辦?他說我愛人還有,可維持。他以教育廳的名義與省黨部交涉。當時地下黨有這樣一些人,做了事,不說話,別人也不知道。

我父親吳荻舟插話說:當時方式方法很複雜,我們在香港也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不警惕隨時出亂子。

以上就是雲南大學一位教授所談關於雲南起義的資料。

這一時期,除了雲南起義,父親還為海南島解放(1950年5月1日海南島全境解放)做了支前工作,協助後勤部隊在港採購物資。還涉及西藏和平解放。

父親1986年在廣東從化接受採訪時回憶:西藏解放前夕,幾個西藏頭面人物陸續來到香港,通過報館主動找父親為之牽線。父親和他們多次交談,並上報中央,中央派了軍方的張經武和中聯部的局長申健進藏談判。父親記得他們從香港經印度進藏,還帶了一些雲南的茶花。申健曾和父親討論用什麼名義談判,最後確定為「中央和西藏地方當局」談判。

我查到1951年5月23日西藏政府代表團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在北京簽訂的協定名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

一本發黃的小冊子,吳荻舟著《戲劇常識》,由三聯書店出版發行。

吳荻舟在香港做中共地下工作,也抽時間為新中國百科小叢書出版著作《戲劇常識》。

(圖二:父親還有時間寫作!這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新中國百科小叢書《戲劇常識》。1949年3月印第一版,1951年1月印第三版。)

母親張佩華1950年1月起到港澳工委做秘書。母親晚年回憶說:“到了香港,土包子真狼狽了。我被派到負責工商統戰的溫康蘭手下,這個工作要社交,可是我連穿衣服都不會,買了便宜的布料,做出來的旗袍很快走樣,後來一些打交道的闊太太教我……一切都不習慣,不適應,出洋相,也熬過來了。”

母親的工作包括陪同港澳工商各界婦女、文化、教育代表團回國觀光,通常這些觀光團都是統戰部出面組成,母親任秘書。她說曾經帶著幾十位資本家太太在漢口、北京、長春、大連、上海、杭州參觀遊玩,以後其中部分人成為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工作的骨幹力量。1957年母親調到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工作,任經理室秘書。1962年回北京後,她仍繼續做一些婦女工作,如與進步電影界演員來往。

文革期間,1968年11月17日,母親寫過一份材料,交待她在香港的社會關係,有幾個名字我比較熟悉,比如潘蘇伯母和她的丈夫李崧醫生,我出生就是李崧醫生接生的。我還有一點點印象,每次去他的診所看病,都能得到一包“過家家”的小玩具。1990年代至千禧年初期母親多次來香港的時候,我們也曾和潘蘇伯母以及她的小女兒飲茶。母親留下一張剪報,是1991年7月7日《香港商報》介紹李崧醫生的一篇文章,他192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古道熱腸,在醫學界享有盛名。1950年7月3日,他和七位義務醫生辦起工人醫療所,免費為工人診病。李崧醫生1989年病逝,享年93歲,在他逝世前一年,仍是工人醫療所的義務醫生。我在母親的材料裡找到一點有關他們夫婦的資料。

潘蘇的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雖然她的父親早逝,但是由於她父親的關係,她認識胡漢民、胡木蘭父女以及何香凝等人。她有四個孩子,大女兒早年回國工作,在大女兒影響下,潘蘇其他孩子也都送回國內上學。解放前後,饒彰風、何秋明對潘蘇做了不少工作,母親就是由何秋明介紹認識潘蘇的。他們通過影響潘蘇來影響李崧進步、愛國。母親說,凡是國內的藝術團體到香港演出,或來往經過香港的重要團體、使館人員有病,都由李崧診視,從沒出過亂子。後來就動員李崧到工人醫療所看病,受到工人歡迎。潘蘇還積極參加一些婦女界的活動,比如集資開收費低廉為婦女服務的留產院,不斤斤計較得失,能起很大的推動作用。

和家人久別重逢,有了新的工作,想必母親感到十分溫馨歡樂。可是隨著《華商報》遷往廣州,二舅到《南方日報》工作,外祖父母也於1951年初跟隨二舅,帶著我的大姐回廣州了。

那時候他們實行“包乾制”,母親說:“總之,夠緊張的。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好在我們都習慣了,何況這比流浪時好多了。只是,我那可憐的老母親,回到廣州不久,患惡性瘧疾,缺醫少藥去世,只有56歲。”

一位五十歲上下的舊時婦女,她身穿大襟衣服,梳著髮髻,嚴肅滄桑。

蔡繼文,吳荻舟的妻子張佩華的母親。

(圖三:我的外祖母蔡繼文,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1] 民主青年同盟:有做民主黨工作的朋友說民主黨派好像沒有青年組織。我照原文記錄在此,有心人可進一步調研。

[2]王昆侖和楚圖南的文章說龍雲加入了民盟。

[3] CC:指中統局,全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之一,另一個特務組織是軍統,軍統主要負責軍事情報,中統工作重心在黨政機關內部,另一個重點就是暗中打擊一切反對派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此外對社會輿論、思想言論也負有監控責任。

《華商報》三個大字的牌匾掛在一棟普通唐樓門楣上,墻上有閱報欄,門口還有三三兩兩做小生意的人。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版面內外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 版面內外

從1948年6月,父親吳荻舟從新加坡回到香港,至1949年10月母親張佩華從新加坡回到香港,期間有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各忙各的。

父親在他的回憶錄手稿[1]裡寫道,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梁愈明(朝政)、胡一聲、張兆漢、陳彬等也相繼回到香港,饒彰風在皇后大道西找到一間鋪子的二樓,組織他們在那裡閉門學習了一個月,其實就是按照延安的做法搞“三查三整”,只不過在香港不這樣提。

他們認為在星馬兩年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對英國戰後的殖民地政策認識不足。英國對殖民地的進步力量“欲擒先縱”,在星馬如此,在香港也如此,宣稱要把這些地方搞成民主的櫥窗,結果馬共上當,“紅出臉來”,遭到打擊。香港也發生類似情況。

1948年8月初,饒彰風安排父親到《華商報》擔任讀者版編輯兼對外交通聯絡工作,他對父親說:“讀者版是報社對外的口子,任務複雜,工作面很廣,從海內外經港的進步讀者、各界朋友,要去解放區,有何困難,都會找我們協助,便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幹。”父親自是二話不說接受任務,他還擔任有利印務公司的印務工會主席,負責職工的福利和教育[2]

《華商報》是中共領導的統戰報紙,1941年4月8日創刊,香港淪陷後停刊。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派饒彰風、廖沫沙等人經過3個多月的籌備,在1946年1月4日復刊。《華商報》政治立場鮮明:爭取和平民主團結,反對內戰,為創造一個幸福富強與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喬冠華、林默涵、夏衍和馮乃超等都是社委或文委負責人。

父親說,當時,國民黨在政治、軍事、經濟上日趨瓦解,《華商報》刊載中共中央各種號召,各項政策,備受海內外讀者關注,許多讀者自行組織起學習小組。讀者版正常情況下只佔八分之一版面,但是父親說:“顧名思義,讀者版就是為讀者服務的。只要是本刊的讀者,有學習上的、生活上的困難,甚至家庭糾紛、婚姻問題、兩口子吵架、醫藥、衛生(請教醫藥問題,多數由專業醫生公開答覆),都會來找我。”

《華商報》三個大字的牌匾掛在一棟普通唐樓門楣上,墻上有閱報欄,門口還有三三兩兩做小生意的人。

香港《華商報》舊址

(圖一:《華商報》舊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說,開始的時候,他都直接回覆或者在報紙上回覆讀者,後來他覺得這樣做很吃力也不深刻,往往還因為其他業務忙拖延回覆,影響讀者求知情緒,遂想出“讀者通訊學習”的方法,把讀者版作為讀者通信的中轉站(不公開讀者的住址[3]),把讀者的問題刊出徵求解答,有普遍參考價值的解答信便登在讀者版上。如果只是個別讀者要瞭解,便把解答信轉給徵求解答的讀者。這個活動開展後,讀者踴躍參加,互相切磋,收到很好的效果。父親從旁協助,發現有潛質的讀者,就登門拜訪,幫助組織學習小組,加以輔導,花了很多精力、時間,交了不少朋友。他還把有專長的讀者組織在一起學習,準備他們有朝一日回解放區工作。如譚丁(後任南京氣象學院教授,1979-1980年間,該學院向父親外調,後發展他為中共黨員)、李炳煌是香港天文臺的氣象專家,梁贊勳是啟德機場的飛機製造工程師,還有鐵路方面的技術人員,他們後來都回國了。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儘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在新政協召開前,籌備召開一系列代表大會如文代會、婦代會、青代會、工代會等。當時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知名人士聯名致電中共,響應號召。8月10日,毛澤東復電邀請他們北上。

從此,把解放區以外的民主人士安全護送北上,保證新政協召開成為版面外一項重要工作。周恩來派錢之光來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饒彰風等縝密策劃。在北方租好蘇聯輪船或者用地下黨控制的船公司的船、比如華東局管的潤通公司的船,懸掛外國旗(巴拿馬或者荷蘭),選擇安全路線分批護送。饒彰風指定父親具體執行[4],父親和香港新華分社副經理馬鶴鳴、亞洲貿易公司經理廖安祥成立三人小組,由父親向饒彰風負責。

綜合父親在文革期間寫的“交待材料”以及文章手稿,他的交通聯絡工作具體如下:

一,確定名單:被輸送回國(解放區)的人員名單分三種情況集中到《華商報》讀者版。第一種是上述領導人交下來的,佔絕大多數。第二種是領導人通知回國人員本人或其親友到報館來向讀者版登記的,這種較少。第三種是一些想回國工作或求學找不到門路,自己到報館要求讀者版協助,經領導同意協助的,這種人也很少。

二,名單確定後,就托旅運公司向輪船公司代購船票。每批十數人到數十人不等。船票購妥後,或交給回國人員本人自行上船,或由父親他們去搬運行李或送他們上船時親手交給他們。

三,上述陸續收到的名單由父親整理成一份總名單(供帶往上岸港口)交給喬冠華或饒彰風閱後,父親簽名,並由喬冠華或饒彰風指定名單中的一人攜帶這份名單,有中共黨員則指定中共黨員,否則,便指定可靠的黨外幹部。開船前,父親把這份名單交給被指定者,告訴他要秘密保管,到達目的地(上岸港口)時攜名單上岸找誰。港口接待單位或具體接待的負責人,都是領導人與國內聯繫決定後告訴父親的。有時只指定接待單位,不指定具體人。

四,至於登陸口岸,最初在朝鮮仁川,再轉入東北,隨著解放戰爭向南推進,登陸口岸逐步南移秦皇島、天津、青島、煙臺、上海。有時也因臨時情況,將原定上岸目的地改到別的港口,這由國內掌握,據說曾有一批原定到天津上岸,後臨時改到煙臺上岸。深圳解放後,就不大使用海上交通線了(改為由本人持父親的介紹信入境,或由馬鶴鳴、廖安祥攜父親的介紹信送其入境如曹日昌,更重要者隨時由父親陪同入境如李四光、華羅庚、龍雲、侯寶璋等)。

五,由於商船需通過臺灣海峽,怕有意外,總名單上只寫姓名、年齡、性別,不寫被輸送回國人員的經歷、身份、及介紹人等。並告訴攜帶者,如遇意外,應將名單毀去。這份名單只有攜帶者知道,同行者是不知道的。同船回國的人員,是無組織的。他們之間不發生聯繫,避免發生意外時相互牽連,遭受損失。

六,上岸港口由領導人聯繫,父親簽字的名單只是作為領導人與聯繫好的關係間的代號。父親他們和各港口沒有直接聯繫。

七,回國人員到達口岸後的行止(即被接待的情況和他們下一站到哪裡),父親都不負責安排,不瞭解。

父親回憶說,當時香港的情況十分複雜,特務、密探、黑幫、三教九流,無所不有,護送工作隨時會遇到危險,頭腦要清醒,處事要周密,遇險不驚。父親說過,“這件事香港政府很注意,國民黨特務也很注意,但在華東黨組織(通過地下黨員蘇世德、即劉若銘)幫助下,我們的船從未在臺灣海峽出事,主要是十分注意保密。”

1985年父親寫過一篇《版面內外》,回憶和總結在《華商報》讀者版的工作時說:“各界代表以及數以千計的本報讀者,都是從香港秘密通過海上回到華北解放區去的,他們何時走,怎樣走,都是讀者版具體安排的,而送回去的學生、青年,直到l985年寫文章時也未發現送錯一個壞人。”

父親說經他送回國的不下千人,在他留下的材料裡,我找到部分人名: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茅盾、吳祖光、沈茲九、嚴良壟、趙溫、劉式昕、蘇怡、司馬文森,李四光夫婦,華羅庚一家,金仲華、曹日昌、龍雲、譚政之、李一萍、席宣、薛覺先、馬師曾、紅線女、譚丁、李炳煌、陳昊、徐立康、許征帆、林彥群、陸元斌、陳昊、梁贊勳等等(其中有些人的回國時間應是1950年後)。其他還有香港漢華、香島等進步學校的學生,有馬來亞、印尼回來的華僑青年(包括1947年至1949年去的一批幹部教出來的學生)。福建老家有小青年跑到香港,找《華商報》介紹工作,父親給他們講形勢,把他們勸回家鄉工作。文革中為他們寫證明,得知其中一位任湖北建材學院講師,一位當了福建某縣縣長。國民黨的師長康朴把妻子送到香港,長沙和平解放後,應他的要求,父親負責把他的妻子送回去。1950年臺灣第一架起義飛機回大陸,也應要求把起義人員的妻子送回大陸。

第四章提及的許征帆,1948年被英馬當局勒令出境,於是投考中共華南分局1946年10月創辦的香港達德學院[5],攻新聞學。《華商報》是達德學院新聞專業的掛鉤實習單位,許征帆成為編輯部常客。父親雖忙於處理各種事務,也盡心指導許征帆,給予的改進意見包括題目的確定,主題的展開和深化,內容的提煉等等。許征帆在香港逗留十個月,期間寫了《黎明從北方起程》(詩)、《呼喚新中國》(詩)、《搭線》(刻畫逃港國民黨人的心態與活動的小說)和《郭沫若訪問記——追憶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影響》等,相繼發表於香港《華商報》和《文藝生活》、新加坡《南僑日報》。他說這得益於父親在香港對他的繼續啟蒙。

1949年2月,香港政府下令關閉達德學院,中共駐港機構安排部分校友進入廣東、福建等地,或北上解放區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許征帆說,他是乘“寶通號”輪船北上的第一批校友。父親分別找他們談話,具體指點如何辦理離港手續,申請哪一類護照、怎樣到碼頭集合及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北上應帶和不應帶哪些東西、到解放區後可能會有哪些一時的不適應以及應如何嚴格要求自己等等。據說事隔幾十年,文革後校友們見面仍會非常激動地談起父親所做的點點滴滴。

1949年7月下旬,當時27歲、一年前才從廣州來香港在中國航空公司任儀錶員的徐立康想回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當時大陸仍在打仗,陸路走不通,只能坐船,可是船票非常難買。他給《大公報》寫信,希望買兩張到解放區的船票。

他和妻子以及不滿兩歲的兒子住在香港九龍獅子右道。信發出後10多天的一個晚上,父親到他家,自我介紹說是《華商報》的編輯吳荻舟,《大公報》把信轉給他,他來看看有什麼困難可以幫助解決。8月底的一天,父親再次去徐立康家,告訴他9月3日有一艘船開往青島,如果想馬上走,可以乘這艘船,否則只能等到廣州解放後由陸路回解放區。徐立康表示不想再等,想早些到解放區參加工作。父親拿出兩張船票並告訴他:“上船之前,先到香港遠東貿易公司,屆時有人會帶你們上船。”

1949年9月3月,徐立康一家順利登上由香港開往青島的輪船,經過7天海上航行,到達青島,又轉火車到北京,由軍委航空局分配他到華北軍區飛行大隊,成為解放軍空軍的一員,1955年復員後在空軍所屬的一家空訓器材廠工作。他為父親寫了紀念文章《吳荻舟——我的革命指路人》。

原在香港天文臺工作的李炳煌為父親寫了《追念吳荻舟同志》,1997年前後我也曾陪母親和他飲茶聊天,保留著他的幾封來信。

據李叔叔說,他是在1949年廣州解放前夕認識父親的。當時香港天文臺部分氣象員和報務員組織了一個讀書班,每星期召集一次,地點就在李叔叔家,交流比如這星期解放戰爭有什麼消息,學習有什麼心得。當時的學習內容主要是有關中共政策的《整風文獻》、《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六評白皮書》、《共同綱領》等。經伍覺天牽線,他到《華商報》,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說:“你們繼續學習吧,我會來參加。”

從此,父親每星期必到,還帶同一位會說廣州話的朱小姐。多數時候他都是坐在一旁聽大家發言,偶爾說幾句話。後來李叔叔也多次去報館或其他地方和父親見面。李叔叔說:“說也奇怪,在香港時,我還不懂普通話,吳老也不會說廣州話,但他能聽的廣州話比我能聽的普通話多一些,我們就是靠心靈上的政治語言溝通的。”

1950年底,李炳煌和譚丁通過氣象專家申請去北京軍委氣象局工作,父親為他們寫了推薦信,通過特別管道送到北京軍委氣象局。李叔叔歷經多次政治運動。據他回憶,其中一次、1951年底“鎮反”兼審幹時,當時的軍委氣象局黨委書記張乃召個人認為他是為愛國熱情驅使回來參加革命工作的,但如何證明來自香港的人政治清白呢?張乃召單獨見李叔叔,問:“誰是你的介紹人?”李叔叔說:“吳荻舟 ”,張乃召頻頻點頭,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就說,他們回國是“有思想基礎的”。

李叔叔說:“這得感謝吳老的教導和強有力的政治證明。即使是文革這樣顛倒黑白的年代,下結論時仍然肯定吳老給我們做的證明。文革接近尾聲,1976年3月我調離部隊時,所在的部隊全體政治部成員及有關人員集體給我送行,作為公開道歉,證明吳老沒有看錯人。”

在李叔叔心目中,父親雖不苟言笑,但和藹可親;絕不高談闊論,而是循循善誘;言行極之穩重,使人肅然起敬。李叔叔說:“在我心裡他永遠是偉大的。‘海外關係’使我不斷受到‘左’的審查,正是他的教誨以及我參加革命之初衷,令我終能抖落向我身上潑來的懷疑、誣衊、誹謗,堅持埋首工作,繼續向前,深信祖國前途光明,矢志不移。”

李叔叔,我敬服您的矢志不移,感謝您對父親的理解。

曾經和父親同在《華商報》工作的莫廣智,也在他的文章《吳老,您好好休息吧》中回憶:“吳老(荻舟),我在韶關‘七政大’時,便知其人見過面。由於我尚是個小孩子,當然是沒有什麼機緣同他聯繫傾談的。但,我從他在劇七(戲劇宣傳第七隊)的各個時期的演出和聽李門、馬孟平、喬毅、遊波等老一輩閒談中,對吳老的作風表現,踏實認真、平易近人,關心同事,我是由衷地很尊敬他的。”“在大軍準備過長江前,《華商報》黨組織在香港堅道93號紅屋(華商報職工宿舍)的地下層一間小房間,舉辦了一期黨小組長(或支委)黨章學習班。杜埃主持,陳景文、吳荻舟、我和新民主出版社一人(忘記是誰)都參加。在學習討論中,吳老提出了不少關於解放後的統戰政策等問題,記得還引起了爭論,最後杜埃作了總結。吳老給我印象深刻,他很用心鑽研,不懂就不懂,坦率地提出問題,也很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

兩航起義和招商局起義期間曾經和父親共事的陸元斌在他的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裡說:“在我受荻舟同志領導的時期裡,深感荻舟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他對黨的事業具有高度責任心和突破一切困難去完成任務的精神;他的工作作風正派,不謀私利,清正廉潔;他平易近人,具有高度黨性,掌握黨的政策,領導群眾。他是黨員中的楷模,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一切永遠記憶在我們心裡。”

由父親經手從香港送回內地的陳昊在《憶吳老》裡說:“我與吳老——荻舟同志雖只見過三次面,但印象深刻,終生難忘。他待人接物,樸實無華,平易近人;對青年人循循善誘,使人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他及時給我指明了方向,各方面給與幫助,引導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我第一次與吳老見面,是由於人民解放軍渡江解放南京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沿海,香港的船隻去北方已是不公開售票了。當時我們幾個青年學生急於要去北京學習,但是找不到門路解決船票,就到香港《華商報》求助,在《華商報》編輯部裡吳老接待我們,由此我認識了吳老。吳老詳細的瞭解了我們的想法和要求,由於他衣著樸素,態度和藹,覺得他是一個忠厚長者,值得信賴。我們雖是初次會面,也敢坦言相告,他也很乾脆的答應替我們想辦法安排去北京,由此,我與吳老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誼。

經過《華商報》的統一安排,我們一批華僑、港澳學生于9月初在香港乘‘澤生輪’去天津。由於颱風影響,‘澤生輪’延期離港,在此期間,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船被炸沉了,這就是香港‘澤生輪’事件。我們幾個同伴僥倖逃生。但下一步怎麼辦?面臨著嚴峻的選擇。對於當時還是一個19歲青年學生的我,還很幼稚,既缺乏鍛煉,也沒有生活經驗,繼續北上吧,財物都炸光了,不知道到了解放區以後如何?回家去吧,因為自己是偷偷離家出走的,怕回去受父母責駡,不知如何交待?進退兩難,彷徨無主。

於是我們又去《華商報》求助,第二次見到吳老。他詳細的問了‘澤生輪’遇難的經過,並叫我們寫篇報導(第二天這篇報導登在《華商報》上),他分析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叫我們不要洩氣,是去是留,由我們自己決定。如果經濟上、生活上有困難,他將盡力幫助解決。在他的鼓勵幫助下,我選擇了北上的決定,我把他看作共產黨的化身,完全相信他的許諾。在他的安排下,我很快又踏上新的征途。當時我雖然只有幾十元港幣在身上,但我相信吳老對我說的話‘有什麼困難,到了解放區,共產黨不會不管你的’。想不到,我一到天津,組織上一切已為我安排好了。從此,我在党的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我能有今天,是與吳老對我的教育與幫助分不開的。

幾十年來,幾經變遷,與吳老未再見過面,直到1984年才打聽到吳老的消息。在北京見到吳老,大家回憶往事,非常興奮。當時,我向吳老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敬意,但吳老非常謙虛的對我說:‘當時在香港輸送華僑港澳學生去北京,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的,你們這一批也是饒彰風同志批准的,我只是按照黨的決定去執行而已。’他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看到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胸懷與高貴的品質,它永遠鞭策我努力工作。”

[1]父親的回憶錄沒寫完,從未發表。

[2]父親在香港工作14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華商報》編輯階段(1948-1951年初);招商局顧問階段(1951-1957);《文匯報》社長兼招商局顧問階段(1957-1962)。很多工作跨階段、跨領域同時進行,我儘量兼顧時間軸、但主要是按工作內容整理。

[3]為什麼不公開讀者地址?父親解釋說是因為有的香港報紙舉辦“徵友”活動,個人資訊公開,出了很多亂子,比如女青年上當受騙。父親希望避免發生這類事情。

[4]我讀過其他有關人士的回憶文章,都只提及自己曾負責護送人員北上,估計是有幾條線而且各自為戰。

[5] 達德學院是在中國內戰的背景下由中共華南分局和民主黨派合作在香港屯門辦的一所大學。學院羅致了不少知名學者任教,又經常邀請名人作專題講座,從1946年10月創立到1949年2月被港英取締,兩年零四個月培育了約1000名學生。前香港新華社秘書長何銘思曾回憶:“學校很民主,明確地反獨裁。老師很有學識,上課不用課本,隨意選擇題目,討論氣氛很熱烈。”“學習的目標,師生都很清晰,就是打好基礎,尋找方向,然後回內地搞革命去。政治活動嚴格限制在校園之內,壁報與唱革命歌曲都不能流出校園。”“很多學生找到方向就離校回內地搞革命去了,不要拖累學校。學生有自己理想,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當中不少是從南洋歸來;共通處是對國民政府失望,對社會主義有憧憬。”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險惡贛南

滿目瘡痍的桂林,全城盡毀成廢墟,難找一間完整的房子。

一九四四年前後日軍轟炸桂林導致全城盡毀成廢墟。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 險惡贛南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西南劇展1944年5月19日閉幕後,七隊到柳州演出《法西斯細菌》和《軍民進行曲》。6月上旬,左洪濤緊急通知父親吳荻舟:日寇繼打通平漢線後,又擬打通湘桂、粵漢線,進攻湘南、桂柳,國民黨為阻止日寇西侵,準備炸毀湘江大橋,令七隊火速返回韶關駐地,否則便回不去了。

左洪濤說:“我們的聯繫隨時會中斷,要做好獨立作戰的思想準備,堅持工作。最後的政治界線是‘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寫反共標語’”。隊務會決定立即拔營撤寨趕回七戰區。

幾乎同一時間,國民黨下令桂林疏散。

大舅張國衡在一封家書裡回憶:桂林疏散前夕,外祖父回來和家人匯合。外祖父告訴大舅,後方醫院沒有足夠的藥物,常常眼看著傷兵死去,他曾輾轉幾家傷兵醫院,也在廣西全州做過半年中學校醫。

郵局系統通知大舅張國衡可以選擇疏散到貴陽、昆明、成都或者重慶的省區局所。大舅考慮到外祖父母很久沒見過兩個小兒子、我的二舅和小舅,於是選擇去重慶。1944年初他們在重慶重逢,據大舅回憶:衡陽分別時,二舅和小舅還是孩子,這次相見他們都自立了,外祖父母自是十分寬慰。二舅還幫父母在郊區小龍坎租了農民房,星期天就來陪伴一天。

大舅被分配在郵局的快信組,一夜間往往處理幾籮筐的信件,手眼都不能停,忙到天亮,白天就在走道上打地鋪睡覺。

外祖父母屬於直系親屬,可以跟著郵局系統撤退,但是我母親張佩華和我的大姐不可以。母親離別好友陳葆貞和育英托兒所,離別外祖父母,帶著我的大姐隨父親撤往韶關。

滿目瘡痍的桂林,全城盡毀成廢墟,難找一間完整的房子。

一九四四年日軍轟炸桂林導致全城盡毀成廢墟。

(圖一:從1944年10月29日至1944年11月10日桂林淪陷,日軍對桂林進行了毀滅性的狂轟濫炸,桂林市區幾乎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市民及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軍隊,學校紛紛搬去郊區,也不能倖免[1]。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回到韶關。按照慣例,每個新劇碼都要到長官部彙報演出,來不及喘口氣,6月中旬,便在七戰區長官部禮堂演出《法西斯細菌》,又應中山大學的邀請到坪石和該校演出。演出後,父親應地下黨員張泉林、魯郎的要求,向中大學生做了《關於民族形式與抗日宣傳》的學術報告,同學們聽後反映很好,對“民族形式”和父親有不同意見的朱謙之教授也激動得當場與父親擁抱。

由坪石回到韶關,七隊向韶關人民做了一次音樂劇總彙報,演出《農村曲》、《生產大合唱》、《生產三部曲》、《新年大合唱》和《軍民進行曲》等。儘管已經進入備戰時期,觀眾還是很踴躍。

劇宣七隊在鄂湘桂粵四省、武漢、湘北、湘南、桂北、桂南、粵西、粵北等主要地區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不過還未去過“太子”蔣經國的新贛南[2]和粵東山區。考慮到如果以韶關為中心的粵北地區成為抗日戰爭前線,則以上地區便成為七戰區的後方。那裡是十年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和工農紅軍的老區,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於是七隊派陳卓猷到贛州,通過關係疏通贛州民教館負責人,發出一封邀請信請七隊去贛州演出。

日寇打通粵漢線後,進攻湘桂的風聲越來越緊。七戰區已經在韶關週邊及鐵路沿線加緊構築工事,為了與戰區保持聯繫,隊務會決定這次由副隊長徐洗塵帶隊,父親只隨隊到贛州、興國,然後留駐曲江便於和戰區政治部及時聯繫,同時照顧臨產的母親。

8月,七隊沿廣東始興、南雄轉入江西的大庚、南康。過新城時,專程到鎢礦礦區演出,慰問礦工,受到熱烈歡迎。礦工們揭發奸商與官僚勾結,把禁止出口的軍用物資鎢礦走私到汕頭或香港賣給日寇,他們說,如果日寇打來,他們一定組織起來打遊擊。到贛州後,民教館、專員公署政治部都表示歡迎,令父親他們感到興奮的是不少在韶關看過七隊演出的青年人聞風而來探望七隊。

父親在贛州、興國,拜會統戰人士曹聚仁、朱潔夫等朋友後便返回韶關。

七隊在贛州演出《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觀眾熱情高漲。可是據隊史記載,在慶祝1945年元旦的歌舞晚會開幕前,卻有中統特務藉口沒給他們送戲票,要強行入場。副隊長徐洗塵不讓他們無票入場,負責前臺工作的隊員何祖鈞也和手持武器的特務講理,特務們“在圍觀群眾面前丟了臉,惱羞成怒,動手扭打徐洗塵,抓走何祖鈞。”在場的群眾憤憤不平:“人家義演做好事,你倒來搗亂!”“如果新贛南不能演出這樣的歌劇,還算什麼新贛南!”

父親接到電報,趕到贛州,在《正氣日報》社長兼總編曹聚仁先生陪同下去見蔣經國。蔣經國先是說不知道,父親遂向他說明七隊是應邀請來義演的,是為贛州做好事,也是來宣傳抗日的。全部戲票由民教館負責處理,送票與否與七隊無關。隊副和隊員遭毒打、逮捕,是不應該發生的,請他過問。可能蔣經國也擔心中統特務的猖獗魯莽行為會引起地方勢力不滿,也不符合“新贛南”和“開明政治”的面貌吧,便答應查辦。第二天,特務放回何祖鈞。此後七隊在“新贛南”工作兩個多月,未再發生類似的事。

在贛州,還有一個小插曲。中國著名漫畫家、“三毛之父”張樂平本來擔任抗日漫畫宣傳隊副隊長,在上饒等地舉辦抗日巡迴漫畫展覽,由於經費緊張,漫畫宣傳隊解散,赴桂林途經贛州,遇到老朋友挽留,遂和妻子馮雛音留下。張樂平為人畫速寫為生,馮雛音則教書補貼家用。兩個女兒相繼出生,負擔很重。

據馮雛音在《與劇宣七隊在一起的日子》裡回憶:

“一日,忽聞張樂平1937年在武漢政治部三廳抗日宣傳隊成立時認識的老朋友吳荻舟率抗日劇宣七隊來贛州演出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我們夫婦倆興沖沖地趕去觀看,不料竟在後臺遇見潘予、齊木冬、林斟冰等張樂平在漫畫宣傳隊時結識的文藝界朋友,而從事美術設計的俞亮則是我上海的老鄰居。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樂平介紹我認識了劇宣七隊的隊長吳荻舟先生。當時他年近40,身體結實,為人十分和藹,是個地下工作者,為黨的事業兢兢業業,默默耕耘,是有威信的行政領導。

我們生活上的窘迫很快被朋友發現了,為了幫助我們全家,劇宣七隊的隊長和朋友們決定讓我們以‘隊友’的身份留在隊內,參加他們的小組活動,與他們共進共退,共同用演劇隊的名義、辦畫展的形式宣傳抗日。當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即使這樣,他們仍免費為我們提供食宿,潘予更是每天準備一碗豆漿送給我的孩子食用。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是吳荻舟和七隊的朋友們幫助了我們。”

劇宣七隊的隊員在野外席地而坐,幾個人圍在一起,糙米就著一碗青菜就是一頓了。

劇宣七隊生活艱苦,幾個人分吃一碟青菜。

(圖二:劇宣七隊生活艱苦但是大家有難同當。)

就這樣,張樂平一家在贛州加入劇宣七隊輾轉贛粵,劇宣七隊上演話劇《法西斯細菌》的時候,張樂平的大女兒娓娓也上臺客串演出。母親和馮雛音很談得來,大家生活得像一家人。每次上路,他們一家會得到特殊的照顧,小孩經常被安排在汽車駕駛座旁。劇宣七隊的隊員們幫助張樂平佈置抗敵宣傳畫展,青年人火一樣的熱情,令他們在50年後想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他們和父親成為一生的好朋友,解放後,父母每次去上海,都會去看望他們,特別是文革之後,大家都有劫後重生的感慨,持續逾半個世紀的友誼彌足珍貴。

1945年1月下旬,日寇攻擊距離韶關不遠的馬壩,炮聲隱隱可聞,戰局緊張,七戰區電令七隊火速從贛州撤入“三南”(龍南、定南、虔南)。七戰區撤離韶關,顯示第十二集團軍不打算在粵北山區抗擊日寇,準備放棄嶺南重鎮韶關。戰區各單位爭先恐後地落荒疏散,所有交通工具被搶一空,父親高價租了小船,載上臨產的母親和隊的公私物資,沿湞水逆流而上撤往南雄,母親在南雄生下我的大哥,再由陸路經信豐進入“三南”與大隊會合。接到指令的七隊全體則是從贛州逆桃江而上,經信豐入“三南”,沿途不分男女,背纖拉船,推手車,抬擔架,冒嚴寒,頂風雪,千辛萬苦保住全部公私物資服裝道具毫無損失。

龍南、定南、虔南(現稱全南)是贛南的三個小山城,擠在崇山峻嶺中,平時無人問津。這時戰區(省機關未往三南撤退)所有機關單位人員家屬、還有老百姓匆忙撤到這裡,或住下或經過,到處是人和物。父親形容:“天上大雪紛飛,地下軍用公路給人和車輛踩壓成光滑的冰河,孩子老人在路邊哭泣無人過問,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把三座寧靜小城,一下子拋進荒亂的漩渦。”

三南的崇山峻嶺,山路崎嶇。

粵北贛南很多崇山峻嶺。

(圖三:“三南”的崇山峻嶺。網路圖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剛到山城,七隊還計劃做一些宣傳工作,但人心惶惶,而且大多數是撤退下來的機關幹部和家屬,前途茫茫,誰還有心思聽他們宣傳。父親說:像這樣不戰而逃,事先又不打招呼,不是有計劃地撤退,結果,軍隊老百姓亂成一團,小小山城,吃住都不能解決。在現實面前,我們的宣傳,群眾無法相信,就是我們自己也感到有點惶惑了,究竟退到何處才是盡頭!

父親後來曾形容日寇這個冬天的瘋狂進攻為“侵華戰爭的迴光返照”,但其實當時他們對戰況很隔閡,戰區政治部也顧不上管他們。當小船沿湞江而上時,日寇的槍聲尾隨著,父親還在琢磨,是擴大韶關週邊、鞏固這個據點吧?敵人沒理由入侵贛南,戰區為什麼一下子撤進“三南”?後來聽到有難民說:韶關淪陷後,鬼子打到江西南康便停止前進,而沿著粵漢鐵路向湖南趨擾。這證明其目的是打通粵漢線北上,與從武漢南下敵人會合後進攻桂柳,擾我大後方,迫蔣介石議和。

可是,父親說,敵人沒想到他錯誤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進一步分薄了自己的力量,加速了自己的失敗。勝利一天沒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有的同志萌發了去遊擊區的念頭,這也不是第一次,隊務會做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把隊伍拉出去,逐站工作,慢慢向韓江遊擊區和閩西老蘇區靠攏。於是向政治部提出往粵東流動,得到批准。

那年的年關,母親形容說:“寒風凜冽,年近歲晚。崇山峻嶺,雪野茫茫,目力所及,遍山松竹的株株條條頂著積雪,隨風搖曳,人們的心,也被冷凍了。我思念著父母和弟弟們,心也在往下沉!”

母親還說:大師傅走來問年夜飯吃什麼?正好一隻大黃狗躥過,大師傅計上心頭,轉身走開。晚上,一頓“香肉宴”逗得隊員們高興起來,有人從門外端來雪水,高喊“白酒來了!”母親說:以後多年我都不能忘記那些風塵僕僕的年輕隊員們,他們憔悴疲憊,歷盡艱辛,卻不皺眉頭不埋怨,一到駐地立即投入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那麼堅強、鎮定,令人佩服不已!

劇宣七隊從定南經龍川、興寧往梅縣轉移。戰時演劇的適應性很強,可繁可簡,道具基本是就地取材。3月在興寧演出《軍民進行曲》、《新年大合唱》,七戰區某部司令香翰屏及其部屬,在華作戰的美軍東南聯絡站的人員都來看演出。

劇宣七隊是4月到梅縣的,據隊史大事記記載:4月7日在梅縣,與張樂平,陸志庠聯合舉辦“詩畫展覽會”;4月至6月間,在梅縣演出《農村曲》、《新年大合唱》、《軍民進行曲》及話劇《重慶24小時》等節目十多場,為綏署陸軍總醫院籌款25萬元,還舉行音樂會、詩歌朗誦會和出版抗戰歌集。到了梅縣便住進了張家圍的肩一小學,然後慢慢像打開一把摺扇那樣向周圍開展工作。

一本自己已經模糊的油印劇本《重慶二十四小時》,有“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劇宣七隊”字樣。

網上拍賣劇宣七隊的宣傳品《重慶二十四小時》

(圖四:網店拍賣的劇七《重慶24小時》宣傳品。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之友李鐸元(原名李崗)2008年給劇七老同志的信中寫道:“劇七1945年梅縣演出一鳴驚人,受到山城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現今七八十歲的老人談起劇七來猶眉飛色舞!如癡如醉!時不時哼出《李大媽》、《朱大嫂送雞蛋》……時不時講到抗日《軍民進行曲》、《農村曲》、《法西斯細菌》裡的人物角色。傍晚劇七在民眾教育館、肩一小學晚飯時都圍了不少熱心的群眾。齊牧冬、袁濱拿著燒焦的鍋巴沾鮮奶吃,說‘真香’!兩位活潑可愛的小女童(小小、咪咪)的父親正是《三毛流浪記》的著名畫家張樂平……距今六十多年,散居各地的劇七之友仍舊在懷念……更多的是我不認識的劇七迷大有人在。”

粉紅色的影印紙上印著劇七之友李鐸元二零零八年的賀年信。

這是二零零八年一封“劇宣之友”的來信。

(圖五:2008年春節劇七之友李鐸元來信,熱情洋溢,感情深厚。)

[1]根據刊載于《廣西右江師專學報》2006年第4期付廣華的論文《論日軍對桂林的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截至桂林疏散前夕,日軍轟炸51次,634人死亡,1056人受傷。桂林十年建設期間的工業化成果、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市政設施以及各種現代服務業全部毀於日軍侵略的戰火。

[2] 1939年6月11至1945年3月贛南淪陷,蔣經國任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兼贛縣縣長六年。他在贛南推行“三禁一清”政策和“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禁煙、禁毒、禁娼,要贛南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從他的“新贛南”既能看到前蘇聯的影子,也能看到後來的臺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