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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餘名年輕男女戰士或站立或席地而坐合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4十萬大山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4 十萬大山 

長沙大火善後工作做到1938年年底,長沙重新成為了支援抗日的前沿城市。我的父親吳荻舟和抗宣一隊的隊員們無暇“享受”哪怕片刻的安寧,隨即上路前往桂林。

據我母親張佩華回憶,從長沙到桂林是坐火車的,到達桂林是1938年12月21日。她在1989年2月寫的一篇文章《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回憶:暫時的安定中同志們都忙著打掃個人衛生。突然幾個女同志驚叫:襯衣上這麼多灰濛濛的小蟲子!洗頭髮的女同志也驚呼:頭髮裡這麼多小蟲子!男同志們哈哈大笑。原來,長沙大火把隊員們的個人衣物都燒光,忙了兩三個月,太髒了,身上頭上長了蝨子。其實男同志們身上也有,只是忍著不叫,讓女同志們出了“洋相”!

母親說:“這是個插曲,當時我看著身上頭上的蝨子也全身起雞皮疙瘩。但是沒有人埋怨,退縮,‘好玩’地鬧哄一陣就過去了。在長沙,‘全心全意為災民服務’支配了每個人的思想,奮不顧身,不知不覺脫去了一些女孩子的嬌氣。我跟著同志們就這樣一步步走過來,也逐漸鍛煉得比較懂事。”

父親回憶說,當時日本飛機幾乎天天都來瘋狂轟炸,有時候一天拉幾次警報。防空警報一響,市民就往七星岩等處山洞跑,躲警報。就在剛到桂林幾天後,在一次敵機空襲中,曾經在武漢和長沙教抗宣一隊唱歌的音樂家張曙[1]遇難,他家房屋倒塌,陸續趕到的抗宣隊員看到父女二人血肉模糊的遺體,都傷心痛哭。

一座小樓被炸塌,只剩斷墻碎磚。

抗戰時期,桂林遭到日寇狂轟濫炸,著名音樂家張曙所住的房子被炸毀,他和女兒遇難。

(圖一:1939年12月,桂林,張曙殉難處。)

抗宣一隊分岩洞教育、下鄉宣傳、文字宣傳和隊部工作四個組,在桂林街頭和近郊、工廠開展工作。除了每逢警報就利用人群集中的機會做宣傳,他們也在桂西路口一面牆上定期出版特大《抗宣壁報》,圍繞廣西、桂林具體情況,綜述抗日新聞,發表時事短論等,圖文並茂。他們演出小節目,唱救亡歌,開辦戰時兒童訓練班,組織80多名兒童認字、畫畫、唱歌、演戲,教他們抗戰知識。母親一定非常熱情投入這些唱歌和教學活動,發揮她的教學所長。

1939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屬下的“八一三歌詠隊”在上海淪陷後輾轉流動到廣西柳州,面臨解散困境,抗宣一隊吸收了10人,保存其主要力量,又吸收廣西學生軍以及桂林中學一批青年,歌詠實力大大增強,但是超編10餘人,經費緊張。隊務會決定將20個編制所得津貼統一分配,不論隊長隊員每人每月同樣只發幾元零用,超編隊員和正式隊員待遇是一樣的。

2月,《救亡日報》、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等組織了慰問前方戰士籌款活動,抗宣一隊也參加了,他們與演劇九隊、放映二隊聯合請焦菊隱[2]、馬彥祥導演石凌鶴的《黑地獄》,主要演員是抗宣一隊的陸金海和王天棟,演出時導演是洪深。

一張海報,上面有《黑地獄》三個大字,有象征反抗的拳頭和匕首。

這是一張抗戰時期的演出海報。著名戲劇家石凌鶴創作的《黑地獄》,由政治部留桂工作隊等單位聯合演出。

(圖二:石凌鶴和《黑地獄》宣傳。)

在這前後,《救亡日報》發表題為《生活在戰鬥中》的報導:“20多個男女青年……在武漢、湖南喚醒了千百個沉醉在糊塗之鄉的同胞”,“現在來到我們的桂林……抵桂的第三天起,便執行了他們的任務,每天有數以千計的觀眾看他們的《抗敵壁報》和標語,他們的壁報、標語有很大的激勵和感染力,警醒著人們,他們還感到不滿足,準備於最近邀請本市各個出壁報的團體,舉行壁報座談交換經驗,使壁報工作發揮更大的效用。”

父親在這樣繁忙艱苦的環境下也不忘筆耕,他寫了文章《農村宣傳工作的重要》刊登在《救亡日報》上。

母親在桂林遇到兩個熟人。

一個是她的表妹、我的表姨龔維瑤。抗宣一隊到桂林後暫時住在桂林中學,表姨正在那裡上學,兩人巧遇。表姨要母親介紹她參加抗宣一隊,不過沒多久她便退出,她家裡安排她到美國留學,後來嫁給我國著名水利專家錢寧[3]

兩名年輕女性,在學校操場相依合影。

在桂林中學,母親巧遇表妹龔維瑤。

(圖三:母親和她的表妹龔維瑤在桂林。)

母親遇到的另一個熟人是合肥星星小學的校長(母親稱校長為“校主”)孫滬芳(紀鐘毓也在一起),原來她們也是全家逃難到桂林。孫校主立即說,還有兩間空房,你們來住吧,也不收房租,多年後母親提起這段往事,還感慨地說:“人情不是那麼淡泊。”

桂林是戰時西南大後方重鎮,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當時與蔣介石有矛盾,為了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勢力,遂與中共合作,給很多進步文化人士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他們紛紛從淪陷後的上海、武漢等地雲集桂林,運用各種形式反對消極抗戰,聲討大小漢奸叛國投敵賣國求榮。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也傳達中共廣西省工委的指示,要抗宣一隊針對廣西的情況,加強宣傳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退步”的抗日主張。

1939年3月,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得到情報,日寇侵佔廣西省北海市的潿洲島之後,企圖在北部灣的欽州、廉州、防城沿岸登陸,進攻西南大後方,切斷我們的國際交通線,要抗宣一隊前往那裡做抗日宣傳和社會調查。全隊緊急動員到十萬大山及北部灣沿海流動工作。

這時母親已懷孕6個月。父親十分不安地向母親(當時名字是張瓊)解釋,隊的工作,他責無旁貸,必須全力以赴,盼母親理解。勸她退出抗宣隊,留在桂林工作,負責贍養一家老小。父親說,如果母親能免除他的後顧之憂,就是對他最大的幫助了。

母親本來是滿腔熱情參加抗宣一隊的,多年後母親回憶說:“1938年,荻舟參加抗宣一隊後,動員我也參加。真使我接受了一次革命洗禮。過去愛國,是遊行、喊口號。現在要像他在舒城冒生命危險沖出重圍,拯救人民那樣實幹了。在集體生活中和實際工作中,雖感新鮮,但不懂、不熟悉的東西太多了,要學習啊!不能自甘落後。”

可是現在,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志們歡快地踏上征程,心裡十分難過、無奈、委屈,多年後還覺得委屈呢。她說她也要努力奮鬥,在半年多集體生活中受到教育和感染,但是現在卻不知道目標是什麼了。剛剛打開的那一點思想缺口,再也無法擴大深入。

而父親率隊一走就是3個多月。3月31日,他們從桂林乘車到南寧,在南寧期間吸收了兩名會粵語的隊員。南寧以南的公路已遭破壞,必須徒步翻越桂南粵西交界的十萬大山和六萬大山。為適應山區居民分散的情況,他們演出的節目小型多樣。三、四月間,南疆一時驕陽似火,一時驟雨狂風,衣衫盡濕,轉眼雨過天晴,又曬得頭昏腦脹,女隊員艱苦更甚。大家將私人物品精簡,背負公物、道具,手持木棍,一行人在荒山野嶺魚貫前進,隊長殿后,往往幾十里不見人煙,逐村逐鎮向農民或者國民黨的駐軍宣傳抗日。

二十餘名年輕男女戰士或站立或席地而坐合影。

抗宣一隊在桂林。

(圖四:1939年3月,抗宣一隊合影。)

翻過十萬大山就到達北部灣北岸,那裡是大片丘陵起伏的開闊地,有200多里的海岸線。防城的東興鎮和越南芒街只隔一條寬不足20米的北侖河,是北部灣北岸最西起點。抗宣一隊首先渡過3米左右寬的木橋去到越南的芒街,芒街方圓不到十平方公里,是越南政府劃出來便於中越人民集市的特區。地方雖小,卻有很多華僑,有中華商會和各屬會館。除經商者外,還有從事燒陶等行業的手工業者這裡是抗日宣傳的空白點,隊員們過河為華僑講解抗日形勢和中共的抗日政策,揭露日寇暴政。華僑們十分愛國,支持祖國抗戰。我方橋頭有一座牌坊,回程時美術組的吳少棠、陳會軺在上面書寫了兩條巨幅標語:“堅持團結、進步、民主、抗日”,“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

當天下午回到東興鎮演出,結束東興鎮的工作後,抗宣一隊沿著北部灣海岸線從西至東,走遍村村鎮鎮。我查地圖看到北部灣海岸線曲折複雜,可以想像抗宣一隊工作之艱辛。

他們每到一處都做家庭訪問、社會調查、舉行抗日形勢報告會、座談會和演出晚會,當地很多男女青年參加上述活動後,紛紛要求加入抗宣一隊。烏家(地名)一個姓吳的女學生堅決要求跟抗宣一隊走,一隊反復勸她:你留在當地團結青年開展抗日活動,比跟我們走更有意義,她才留下了。

抗宣一隊也保存著一份在東興鎮的會議記錄,一個家庭父母兒女討論“敵人來了怎麼辦”,結論是“敵人在哪裡登陸就在哪裡打,先做準備,殺漢奸、敵探,組織武裝,根絕資敵。”

在欽州龍門灣內一個面積不過三十平方公里、居民不足百戶的龍門島上演出時,負責燈光的孫天秩用彩紙和汽燈製造舞臺效果光。祖祖輩輩被漁霸壓迫抬不起頭的漁民,怎麼也不敢想像有人送戲上門,認真為他們演戲、唱歌,同他們親如手足,問寒問暖。當隊員用粵語向他們講述日寇暴行和我軍英勇殺敵的事蹟時,他們也憂心如焚:“敵人來了該怎麼辦?”“到十萬大山打遊擊。”

這裡漁民的房子是用貝殼、海螺殼壘的破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矮得伸不直腰。可是當抗宣一隊登門訪問,他們總是端著自己種的瓜、薯招待,工作了幾天,抗宣一隊要離開的時候,全村男女老少都到岸邊送行。因為從來沒有人這麼尊重他們,平等、友愛、溫暖對待他們。

當地的朋友悄悄告訴抗宣一隊,有一個連的國民黨軍隊跟著他們,他們到那裡,特務便跟到哪裡,父親說這事後來經桂軍某師政治部的王某證實。當時隊伍白天行軍,晚上演出,有時一天換兩個地方,與後方聯絡很困難,也只有自己嚴加注意。父親和隊務會研究決定外鬆內緊,堅持工作,繼續前進。

一群青年男女,站立或坐在山坡上休息,十分疲倦。

1939年夏,抗宣一隊在南路行軍途中。

(圖五:1939年夏,抗宣一隊在南路行軍途中。)

經過大量社會調查,抗宣一隊瞭解到,沿海漁霸豪紳和“大天二”(土匪)橫行,私設關卡勒索養路費,強收捐稅,漁民農民生活極端貧困。在國民黨貪官污吏剝削下,貧富懸殊。龍門島上一大片又矮又破的漁民村舍旁邊,有一幢三層紅磚洋樓,據漁民說:那是國民黨海軍某艦長“金屋藏嬌”的地方。1938年日寇攻佔潿洲島時,他匆忙攜眷逃亡,遺棄10匹軍馬,在島上日夜遊蕩,踐踏莊稼,無人敢過問。潿洲島淪陷後,漢奸、奸商、敵探活動猖獗,佔領潿洲島的日寇缺糧,漢奸奸商便勾結起來盜運大米與物資資敵。

7月上旬,抗宣一隊經十萬大山的靈山、橫縣、南寧,回到桂林,交上社會調查報告。在總結演出時,他們匯報了敵探漢奸的活動和人民疾苦的有關情況,穿插演出一批新創作的小話劇、活報劇反映當地抗戰形勢,其中有父親在北海市冠嶺訪問燈塔工人後創作的話劇《燈塔》,以及《決堤》、《水車》和活報劇《團結起來打鬼子》等。

刷在墻上的壁報,內容豐富,圖文並茂。

抗敵壁報是抗戰時期重要宣傳手段,有消息、評論、漫畫、紀念文章等內容。

(圖六:剛剛回到桂林,就趕出抗敵壁報“七七事變”兩周年紀念號。)

回到桂林父親才知道,當他們還在廉州時,國民黨頑固派襲擊了湖南平江新四軍留守通訊處,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4]”,還強迫各抗宣隊演劇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反共、限共、溶共政策,給合作抗日帶來險惡的陰影。

[1] 張曙,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與聶耳、任光等組織了左翼音樂團體“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 “全國歌詠協會”等,翌年與冼星海等參加了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張曙短短一生創作200多首歌曲,其中《洪波曲》、《保衛國土》、《日落西山》、《丈夫去當兵》等最著名。1938年12月,他隨第三廳遷往桂林,1938年12月24日,與愛女張達真在日本飛機轟炸中犧牲,時年30歲,安葬於桂林七星岩下靈劍溪畔。

[2]焦菊隱(1905-1975),戲劇家和翻譯家,1930年創辦"中華戲曲專科學校"並任校長,致力於中國戲曲研究及教學改革。1935年至1938年留學法國,曾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從事戲劇教學和導演工作。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1952年起,任劇院副院長、總導演和藝術委員會主任。擔任過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全國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的常務理事兼藝術委員會主任,第二、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文革"期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老反革命,1975年2月28日因肺癌病逝於北京。

[3]錢寧(1922-1986):中國泥沙運動及河床演變專家。1951年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

[4] 平江慘案: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駐湘鄂邊第27集團軍總司令部根據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包圍了新四軍駐湖南平江縣加義鎮的通訊處,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兼湘鄂贛特委書記等十幾個新四軍幹部慘遭殺害,同時,在平江的紅軍家屬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殺者不下千餘人。

一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刊物,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論述《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投身戰鬥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 投身戰鬥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國民黨同意釋放政治犯。1937年初,沈炳權對在教誨室搞翻譯的幾個難友說:“蔣介石從西安活著回來了,決定大赦政治犯以示慶祝”。于2月間,獄方通知父親吳荻舟減刑三分之一。

父親是1930年4月27日被捕的,判刑9年11個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後減刑三分之一,即是坐滿6年8個月就可以出獄,加上判決前在漕河涇監獄扣押了五六個月,在南京判刑前扣押了一個多月,扣押期間兩天抵消刑期一天,那就是坐滿6年半本應可以出來。結果他實際坐滿7年,到1937年3月17日出獄。一同提前出獄的還有周興然。

出獄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手續,也不要擔保。父親記得那天他坐在監房裡等,看守來帶他去拿了家裡寄來的旅費和一些舊衣服,好像出具了一個收條,就出來了。父親在南京人生地不熟,看守指點他如何走路到一家小旅店住一夜,第二天坐船回湖北雲夢。當晚到家後,監獄醫務所的衛生員舒國璽(後北京溫爾結核病醫院副院長)曾來看他。

沒有資料告訴我,父親在獄中是否知道偽滿洲國成立(1932年)和國民黨的五次“圍剿”?家鄉兩萬多子弟參加了長征(1934年)呢?他可曾聽說中共自李立三路線之後又經歷了陳獨秀路線、張國燾路線、直到中共在遵義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1935年)?他是否知道中國革命在共產國際的左右下如何蹉跎?

不過有資料表明,他們在獄中知道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一再膨脹,本已積弱的中華民族內外矛盾交織,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們曾一再鬥爭要求“出獄抗日”。

1937年3月17日出獄後回到湖北雲夢三叔家中養病兩個月,父親再次來到上海,那時已經是“七七”盧溝橋抗日烽火點燃前夕。重獲自由,父親一心想找到中共組織關係,投身抗日。那時他還不知道,曹正平叛變後已被中共處死,父親入獄前與他單線聯繫,如今找不到介紹人、連絡人,線已斷。他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

出獄前父親翻譯了三四十萬字,懷揣著從獄中帶出的譯稿,憑出獄時難友樓適夷交給他的一個位址,他找到上海天馬書店,見到樓適夷的弟弟樓子春。樓子春留他在天馬暫住,留下他的幾本譯稿和幾篇短篇小說稿,又將他推薦給在亞東圖書館工作的朋友陸源放。陸源放便讓父親校對正在重版的《胡適文存》。7、8兩個月他在亞東圖書館做校對,“吳荻舟”之名自此開始使用,寓意為“蘆葦蕩中的小舟”。

父親寫過一個關於自己在獄中翻譯作品的簡介,他寫道:

“坐牢(1930年一l937年)時,通過同情、接近我們的看守,偷運進一些進步的漢語和外語書籍,便學起外文,學了英語、法語,又自修了日文。入獄後繼續學文學,提高閱讀外文(包括馬列著作)水準,最後試譯幾本書。出獄時帶出的有:

《奧真妮•葛蘭德》,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套書之一,長篇。作者以舊寫實主義的手法,通過奧真妮(女兒)的不幸,塑造了一個吝嗇鬼、守財奴葛蘭德老頭(父親)。我根據法文本對照英文、日文本試譯的。

《紅臉瓦西卡》,高爾基短篇小說之一。根據日文本,參考英文本,共譯高爾基短篇小說四、五篇,編成一個集子,內容不大清楚了。是作者以現實主義手法描述小市民的流浪生活。

《葡萄葉下的秘密》,散文詩,作者忘了,是日本人,在樓適夷同志幫助下,從日文直接試譯的。內容揭示了動、植物都有兩性行為,植物精子憑藉雨露濕潤,在枝、葉、花瓣上遊動,尋找它們的戀人——植物卵子。

我出獄時把三個譯本稿帶到上海,交給天馬書店樓適夷的弟弟,除《奧真妮•葛蘭德》外都留下了。九月,我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內地流動工作後,是否出版,不清楚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郊區盧溝橋挑起事端,中國守軍奮起抵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看到多年對日談判、呼籲都無效,和平解決無望,再也拖延不下去,遂提出“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思想。中日國力和軍力對比懸殊,當真要以血肉之軀抵擋戰車嗎?——政界、學界以及社會上悲觀論和愛國情緒形成對立。

父親回顧:當時“亞東”還在重排再版“胡適文存”,一點沒有抗日的氣氛,他很想離開。就在這時,他在《引擎》月刊上看到難友柳乃夫(趙宗麟)的名字,就去找他。

柳乃夫比父親早出獄,出來後曾到日本留學,抗日戰爭爆發後錢俊瑞寫信要他回來投身抗戰。《引擎》月刊是錢俊瑞主持的引擎出版社一個刊物,柳乃夫是該刊的主編,同時兼任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傳部部長,父親當時並不知道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是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救國團體,由郭沫若和錢俊瑞領導,也不知道柳乃夫是中共黨員。

難友重逢後不久,南京路口沙遜大廈被炸,大世界被炸,看到同胞遭日機炸死,特別是淞滬會戰打響,父親更加無心在亞東待下去,他天天往外跑,參加救國會的抗日宣傳工作,參加文化界的座談會,還參加他們辦的救護班。有時候到當時的青年學生抗日活動地點——泉漳中學(法租界泉漳會館內)參加活動。父親記得,柳乃夫叫他給群眾做過宣傳抗日的報告。

8月下旬,柳乃夫說,他要出版一套抗日宣傳的叢書,約父親寫稿,題目也選好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父親本來就想離開亞東圖書館,這時想到抗日戰火已經點燃,放棄抵抗的反動言論必須予以批駁,中間狀態的人們對抗戰前途信心不足,也應該宣傳鼓動,他接受了這個題目。

幾天後父親便寫出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於1937年8月份,用“狄周”的筆名發表在《引擎》月刊上。文中,父親一面強調民族生存危在旦夕,全國必須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一面針對中間狀態的思想,從國際法有關戰爭的條文詳盡論證我國抗日的正義性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非正義性,日本侵華違反國際和平,失道寡助;中國抗日是被迫應戰,是反侵略,是維護和平,維護國家主權,是正義的,得道多助,我們的抗戰會得到各國人民支持。加之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對比敵我雙方的主客觀條件,父親明確指出只要堅持長期抗戰、全國抗戰,便能得到國際上的支援,最後的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人民。父親說,1938年9月父親在武漢曾買到有他的文章在內的抗日宣傳叢書,可惜以後在流動中又遺失了。

我查訪了許許多多網頁,終於找到父親所寫的《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興奮的心情很難形容!從封面上看到,書名是《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作者是柳乃夫和吳狄周。從目錄頁看到,父親所寫是其中的一章《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圖一:《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頁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圖二:《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中日戰爭內頁

吳荻舟著《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圖三:《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父親把稿子送交柳乃夫時,柳乃夫說要拿叢書的稿費籌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蘇浙皖宣傳抗日。父親表示完全同意,並表示自己也要參加這個團體。

稿子交出去以後,父親又開始寫一個宣傳只有全面動員才能打敗日本強盜的電影劇本《路》,主題是描述一列支援抗日前方的火車,開赴前方的途中,遇到日機轟炸,路軌遭破壞受阻,鐵路兩旁農村的勞動人民,男女老少積極參與搶修,迅速恢復通車,及時支持了前方,取得了勝利。劇本寫好,上海已經危急,電影廠毀的毀,搬的搬。父親用“吳浩然”的筆名(這個筆名只用過這一次),把劇本送到南京的報紙發表,希望有片場採用(l938年在舒城,一位朋友告訴父親他看到《紅臉瓦西卡》已發表,譯者署名是狄周,並帶一張《路》的剪報給父親)。

1937年9月13日,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從上海出發向太湖南岸進發,柳乃夫為團長,主對外聯絡,父親任副團長,負責團內運作。這個服務團是最早開赴內地宣傳抗日的團體之一,成員一部分是從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出獄的,如柳乃夫、史瑉(史照清、史亞章)、李竹平,一部分是文化界人士如林淡秋、江豐,還有山海公學團團長張勁夫(中共地下黨員)介紹來的該團團員:楊應彬、杜展潮、徐華珍等,加上國民黨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宣傳科長、著名戲劇家石淩鶴介紹來的丁甯、俞明德(于紅)、石竹、石雪書、李鋼等共20餘人。

父親有愛國抗日的激情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並認同廣大人民群眾需要宣傳動員,加之過去在獄中柳乃夫給他留下良好印象,他認為柳乃夫是積極抗日的,跟著柳乃夫就出發了。

出發前,救國會撥了一筆款給這個團,每個團員還要交10元活動經費,父親則將發表文章的稿費捐出來。為了便於他們沿途順利工作,剛從日本回國參加抗戰的上海文藝界抗日救亡協會會長郭沫若還為他們開了一份證明。父親回憶說:後來知道,團內有幾位黨員,可能因為匆忙出發,未能建立支部。

服務團出發時是從上海坐火車到嘉善,當晚大雨滂沱,滬杭鐵路黃埔江上游的石湖蕩大橋被炸毀,火車只能在橋的兩端駁運,團員們下車步行,背負著油印機等行裝,小心翼翼地踩著鋼樑上的木板過橋。

9月14日清晨,服務團到達浙江嘉興,與這裡的“抗敵後援會”取得了聯繫。但這裡的國民政府官辦救亡團體什麼工作也不做,也不讓別人做,於是柳乃夫和父親把團帶到桐鄉、石門、烏鎮、菱湖和湖州、長興、宜興一帶的農村去宣傳抗日。

江南水鄉河港多,服務團有時也會雇上一支木船,沿江河行進,眾人爭相搖櫓拉纖,揮汗如雨。每天十裡二十裡、三四十裡這樣走,日行夜宿,住破廟,沿途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

經過鄉鎮、農村就演街頭戲,寫標語,畫宣傳畫,利用講演,歌詠、活報劇、文學宣傳等形式,宣傳要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爭取最後勝利,反對漢奸賣國,激發老百姓的抗戰熱情:一致對外,共赴國難。

10月4日,服務團沿途經湖州、長興,到達太湖西側的宜興縣城。團員史瑉是宜興人,在他的努力下,服務團與中共地下縣委書記接上頭,並得到當地抗敵後援會和其他進步力量的支持,地下縣委派了任大可、任保僕、徐甫定等青年為服務團作嚮導,使他們能在宜興鄉鎮順利開展工作。他們和當地群眾搞座談會,討論國難當頭的形勢和任務,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獨幕劇、活報劇,教唱革命歌曲,舉辦救護訓練班,慰勞傷兵等,當地一些青年和婦女就此走上了抗日救亡道路。

離開宜興,途經溧陽、溧水、高渟,進入安徽的郎溪、蕪湖,在蕪湖過江,走含山、無為、到舒城。由郎溪到蕪湖途中,是南京危急的時候,沿路從南京來的難民特別多。

服務團流動到安徽舒城已經是冬天,約在1938年的2、3月間。團的活動經費用完,柳乃夫到立煌縣請安徽省財政廳廳長撥款支持,章乃器時任廳長,但是國民政府不同意撥款,他也沒辦法,柳乃夫失望而歸,遂通過關係率團到國民黨何行健部隊接受軍訓,父親記得那支部隊臂章上有個“忠”字。

父親在1968年9月20日一篇證明材料說:“訓練的內容記得的有:各種隊形、各種步法、各種轉向,還有瞄三角、投手榴彈、緊急集合、夜行軍、匍匐前進、及搶救傷患退出火線等等。”“每班發過三五枝長槍和每支長槍配三四排子彈,是用來操練的,沒有實彈射擊過。子彈也是用來叫我們上、退子彈用的。”“柳和我平時和服務團的同志一起參加操練,有時候也參加聽幹部班的課,軍事的、政治的。柳乃夫擔任政治教官。我也不是每課都去聽,柳乃夫還安排我講過一次‘關於抗戰必勝問題’。”“服務團參加軍訓時穿的服裝,是到了上幹河好多天,因為天冷大家受不了,由柳乃夫向部隊交涉借的。記得去中梅和工作,我已經穿柳乃夫送給我的花呢大衣。可能軍事訓練結束後服裝就還掉了。”

聽說在上幹河一帶,烏井、中梅河等地活躍過的紅軍要回來,他們想留在那裡等紅軍,打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