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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老式兩層小樓,樓頂有“光復樓”三個字。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5起義憶談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5 起義憶談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1984年8月父親吳荻舟前往昆明,與林南園、李一萍等雲南起義當事人相隔35年重逢,向他們瞭解盧漢等人起義時的想法和部署,我有一份林南園講話記錄,雖然無法證實,還是整理如下,當做瞭解吧。有些事估計父親當年參與策劃起義的時候也不知情。

據林南園回憶,龍雲等人登報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後,當時的行政院長閻錫山[1]認為,雲南一動,西南作為反共基地就不可能了,主張解決盧漢。蔣介石認為,這個時候解決掉盧漢,勢必桂系部隊進入,這塊地盤又成了李宗仁的,他不甘心。蔣介石認為盧漢是自己一手提拔的,還不至於馬上叛變,他打電話叫盧漢去重慶。盧漢很猶豫,去不去呢?時機如何?宋一痕在北平聯繫得如何(前面講過宋一痕留在香港)?蔣介石逼得這麼緊,周圍又有第8軍(李彌)和26軍(余程萬),力量懸殊。盧漢天天與下屬商量,去還是不去。後來盧漢派人去香港把宋一痕找回來,問北平的意見。這時是1949年9月初,解放軍還沒有渡江。

蔣介石叫國民黨元老張群去接盧漢,說保證將軍去,保證將軍歸。盧漢終於去了重慶,蔣介石在機場接他,說,我叫你來不為別的,是想做給美國看,現在雲南很穩定,沒有什麼動盪,便於我爭取美援。盧漢表示,我現在很困難,一無兵,二無糧,三無餉,周圍又有第8軍和26軍,要求辭職。蔣介石說,我叫你來不是逼你下臺,你手上已經有15個保安團,同意你編兩個軍,給你兩個番號,一個是93軍,另給74軍,至於餉,給你100萬銀元,可派人經廣州到臺灣去拿。還有大批武器在菲律賓,需要的話通知顧祝同即可撥給你。這樣兵餉都解決了,至於糧,蔣介石說你可以買嘛。9月5號去,8號安全回來。蔣介石也給了他任務:換掉政府裡和龍雲關係密切、參與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的人:“靠不住就不能放在身邊”。又給他一份名單,叫他逮捕進步人士,第一名就是當時雲南地下黨的楊靜。盧漢回到昆明當天表示很疲倦,不見客。9號,在林南園家會見龍澤匯(盧漢內弟,後任93軍軍長)等人,佈置查省參議會,不過事先通知楊靜等人躲避,叫警察局長“不要按此名單逮捕”,抓了人也不要處理,聽候命令。當天晚上,盧漢查封了省議會和報紙,逮捕200多人。毛人鳳來後想從這些人裡找地下黨,沒查到。毛人鳳建議把其中40多人帶到重慶審判,其他分別列了罪名給盧漢看,盧漢擱置一直沒辦,拖到11月李宗仁帶著家產來廣西,準備出國,盧漢密令楊文清聯合雲南士紳向李宗仁請願,說是蔣介石讓逮捕的,不得人心,查過也沒有什麼。李宗仁批:“既然查無實據,全部釋放。”李宗仁也怕盧漢留難他,索性做個人情。

11月15日,貴陽解放,30日重慶解放,盧漢認為時機差不多了。蔣介石此時又通過張群和盧漢商量,把昆明這塊地盤讓出來,把原雲南省政府遷到滇西,把原來在成都的一些國民黨中央機關遷到昆明。盧漢想,該動了。12月3日上午他見林南園,拿出龔自知從香港帶來的信,主要內容是雲南起義時間已近,請考慮派親信代表到香港會晤。盧漢考慮讓林南園去。林南園說“主席你如果覺得我合適我就去。”盧漢說,你和周體仁去(周體仁曾任北平警備總司令,是帶了葉劍英交待的任務來的,葉劍英和盧漢是同學,讓周體仁傳話給盧漢,勸盧漢到了適當的時候還是靠攏共產黨),不過不要同時走,你今天走,周體仁隔一天走,以免引起注意。盧漢馬上寫了一封信(就是前面申明四點意見那封),讓林南園去香港找張鐵生接洽,林南園立刻去機場,沒有被特務發現,到了香港,卻被可能是《星島日報》的記者發現,第二天就見報:滇財政廳長林南園到港。

林南園回憶,到港找到龔自知,4號去九龍見到張鐵生和我父親。他記得張鐵生說:雲南起義已經處於緊迫的時期,如果盧漢確實想靠攏人民,就應當堅決行動,“我們共產黨是重在行動,不在宣言。是否把此意先轉達給盧漢。”

林南園考慮通過電報轉達很不方便,想等周體仁5號到了與他商量,還想7號到廣州見了葉劍英再回昆明。張鐵生認為如果兩個人要去廣州也不反對,但時間確實很緊迫,“最好請林先生先回昆明,把當前情況向盧漢轉達,早日行動,若不能及時轉達到,會貽誤時機,誤大事。”林南園考慮這個責任重大,真貽誤了,自己也擔當不起這個責任。於是7號周體仁一個人去廣州,林南園回昆明。他把由龔自知起草的通電縫在大衣的邊上,下了飛機坐鐵路局特別黨部的車直接去了盧漢家轉達張鐵生的意見。盧漢告訴他,你走後張群逼得比過去更緊,一定要很快騰出昆明讓國民黨中央機關搬來,胡宗南的部隊很快要從西昌進入雲南,確實緊迫。6號晚上盧漢已經先約了一些人研究,要開始行動。有的人認為還沒準備成熟,74軍大部分部隊還在路上,在昆明的僅有93軍,人力不足;有的人認為可以動,不動要誤時機。現在華南既然指示早日行動,盧漢決定9號晚上,和西康的劉文輝約好同時行動。

9號張群來了,佈置成都撤退,讓雲南成為最後一塊反共基地。盧漢不見張群,讓代理秘書長楊樹聲去機場接,林南園和楊文清在盧漢的門口接,把張群招待在盧漢老屋隔壁的新房子住下。晚上,盧漢用張群的名義通知7名國民黨中央大員開會。到了7點,不見張群和盧漢,第8軍的李玉敏有點警覺,就走出客廳,可是門口站了崗,不能出來。盧漢在樓上指揮,看見李玉敏有所懷疑,於是下令警衛讓他們進會客室繳械,然後一個個用汽車送上五華山光復樓,送完已是晚上10點多,上山后宣佈起義,並通過電話總機向全省宣佈雲南起義:一,從現在起,脫離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靠攏共產黨,擁護共產黨,服從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二,所有在雲南的部隊,通通一律駐守原地不動(包括嫡系和其他部隊),聽候接管。三,宣佈戒嚴。四,全省文武官員忠於職守,不能離開工作崗位。當時不瞭解和北京一叫就能接通,電報是用商業密碼發到香港再轉發,拖了時間。

一座老式兩層小樓,樓頂有“光復樓”三個字。

盧漢在光復樓向全省宣佈雲南起義:從現在起,脫離國民黨,服從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

(圖一:雲南辛亥起義後成立的雲南軍都督府所在地昆明五華山光復樓。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插話說,那時我們很緊張,一方面發電報到北京,一方面要等龍雲的意見。當時北京已經解放,我們也不瞭解可以由北京直接給雲南復電,也很著急。

林南園繼續說,復電老不來,著急得很。盧漢擔心中央不知道,自己受包圍,等不到支持很危險。張群被扣期間連夜寫信給盧漢,大意是多年以來,凡是你希望轉給蔣介石的,我都替你轉到了。舉了好多例子,還有9月你去重慶,我也保證你的生命安全。當然你有你的苦衷,我本人與蔣公關系密切,今後也不願意過問政治了,希望你把我送到香港,唯一要求這點。”盧漢讓楊文清勸他,最好還是一道起義,他不肯,說“你們應該諒解我的處境”。盧漢叫林南園到香港催復電。走前林南園到省政府再看一次到底有沒有復電,結果兩個復電同時到,一個是嘉勉電,說密電收到了,雲南起義對促進西南解放起了作用。另一個詳細指示,要保護國家財產,聽候接管。關於雲南問題現在向西南劉鄧兩將軍就近請示辦理。中央已經指示,林南園沒必要再到香港了。重慶已經解放,盧漢說“那你到重慶請示劉鄧。”盧漢把張群放走了。

據林南園回顧:14號開始余程萬的26軍向昆明移動,李玉敏的第8軍遠在重慶江陰一帶,也向昆明方向移動,他們準備包圍昆明。到了16號,起義部隊和26軍有零星戰鬥,飛機場一度部分被26軍佔領,很快又奪回來。有的香港報紙說昆明已經被蔣介石收復,事實上只是機場部分一度被佔領。林南園到重慶請示劉鄧,劉鄧的部隊(楊勇的部隊)清晨到達張掖。于虔南提出如果需要,他可以去勸26軍撤退,盧漢也有此意。于虔南要求發一個月的軍餉,這個月的軍餉折算合300多兩黃金,400多銀元。盧漢給了,讓他去勸26軍,26軍撤走。這是21號。

“九九肅清”後,蔣介石成立剿匪司令部要殲滅“邊縱”,盧漢通知他們轉移,希望這支部隊能支持昆明。

第8軍的李玉敏是雲南騰沖人,盧漢認為是老鄉,能做做工作就一道起義,兩個軍就少掉一個軍。李玉敏堅決表示:和共產黨打交道是不講理的,我若考慮早考慮了。盧漢說,你夫人要見你。想讓他夫人勸勸他。把他放到龍XX家和夫人見面。夫人勸他和盧先生一道起義吧,把第八軍撤走。李玉敏口上說可以、可以。可是他又讓夫人把旗袍掀開,寫了幾個字,叫第8軍加緊進攻。盧漢放了李玉敏後,蔣介石任命李玉敏做雲南主席。

26軍余程萬由蔣介石派做綏靖主任,盧漢把他也放了。幸虧解放軍到了張掖,要不然很麻煩。時間關係很大,後來就是昆明保衛戰。貴陽這支軍隊(前述楊勇部)不來的話,死傷不得了。余程萬在昆明保衛戰後去了臺灣,蔣介石召見他,問他:盧漢給了你多少錢?他一聽馬上跪下來說給了XXX。蔣介石說我可以多給你嘛。

國民政府1949年攝於廣州,政府大樓上飄著當時的國旗。

1949年位於廣州的國民政府

(圖二:廣州國民政府。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關於這一段,林南園回憶,國民黨政府搬到廣州後,有一次召開財糧工作會議,讓雲南去四個人開會。盧漢不去,其他人也不想去,就由林南園代表,主要是討論恢復征糧。當時雲南已經停止征糧,盧漢指示,在會上可進一步提出,雲南現在大部分地區已被遊擊隊佔領,恢復征糧將更不得人心。林南園在會上強調:在別省不成問題,但是根據雲南的形勢,征糧事小,激起民變事大。另外停止征糧也是為了保衛後方,也就是保衛了中央。當時的行政院長何應欽找林南園,說是給盧漢打了電報叫他來見總裁。盧漢想,這是壓我恢復征糧。盧漢打電報給林南園說,關於此事,由林南園酌情,必要時可先承諾下來,回滇再商量。盧漢派余程萬做代表見總裁,要林南園在余程萬到達廣州時交給他6千港幣。余到廣州就來見林南園,林南園就把錢交給他。當時的財政部長是許康。他對林南園說,總裁要來,你暫時不要走,可能要會見你。林南園想,錢已經交給余程萬,已無必要等,等見了蔣介石可能又有麻煩,就經香港回昆明了。余程萬替盧漢見了蔣介石。

陳立夫問林南園:你說雲南大部分地區被遊擊隊佔了,是真的嗎?林南園說是真的,盧漢考慮過的。中央應重視,不要因為征糧引起民變。陳立夫說,你是財政廳長,糧食多了是你的功績呀,缺糧要引起對你的攻擊,你怎麼辦?林南園說拿錢購嘛。他說,這倒是個辦法。盧漢如果征糧,跟“邊縱”是矛盾的,陳立夫這一手很毒,離間盧漢和邊縱的關係。

林南園認為龍雲和盧漢對那次起義的意見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時間問題。龍雲主張提前,林南園幾次去香港,龍雲都說:要早一點,不要到了兵臨城下,那就沒意義了。盧漢就考慮不要過早,沒有中央支援可能失敗,失敗了死傷太大,對不起老百姓。林南園說:“現在看來12月9日還是及時的,再晚也不行,三面一包圍就沒辦法了。這個時間又與我去香港取得指示很有關係,下決心,以免老猶豫。然後報紙上登了,全省回應。”

林南園寫於1984年8月11日,給吳荻舟的信。內容提及送給吳荻舟一本書《雲南起義經過紀實》。

林南園寫於1984年8月11日,給吳荻舟的信。

(圖三:林南園給父親的信。)

父親說:“楊勇的部隊兼程趕來很重要。還有一點,淮海戰役之後更是如此,解放軍過江後國民黨就更是軍心渙散。像李彌這樣的部隊在西北吃過解放軍的虧,是驚弓之鳥,他也覺得對付不了解放軍。解放軍一到他就害怕了。你去重慶見了劉鄧,馬上把軍隊調來,起了決定性作用。時機、劉鄧大軍下來加上四川解放也起了作用。長沙程潛等相繼起義對盧漢起義也起了精神上的支援、思想上促進。”

父親還說:“蔣介石最失策的地方就是與地方勢力搞不好,老要吃掉人家,對湖南、雲南、四川、廣西都一樣。你老是要吃掉人家,壯大嫡系部隊,人家當然要起義。他最後是孤家寡人帶著一小部分人逃到臺灣去,這是民心背向的結果,也是他自己給自己安排的下場。”

[1] 閻錫山:1949年6月在廣州接替辭職的何應欽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12月到臺灣。1960年5月病故。

畫面上近百人大合照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西南劇展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 西南劇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3年夏秋在桂林養病和寫作期間,父親吳荻舟在作家韓百屏家裡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早在1942年秋天,父親在朋友處讀到《新華日報》上登載的蕭軍《對當前文藝諸問題底我見》剪報,文中提到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

毛澤東在《講話》裡提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如對文藝方向有爭論,有人不願到農村去,到前方去,不願到火熱的戰鬥生活中去,或者對文藝要為現實鬥爭服務認識不足。他強調文藝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藝要為社會變革服務,為現實鬥爭服務,作家要為工農兵寫作等。抗宣一隊從組隊到改名劇宣七隊,工作覆蓋了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六個省,幾乎每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流動,僅在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西江大流動中,就演出200多場次,節目有《慈父》、《王老二當順民》、《重慶24小時》、《寄生草》、《陰陽界》、《風波亭》等話劇;有《農村曲》、《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等歌劇、歌舞;還有歌詠《遊擊隊歌》、《太行山上》等。都是因地制宜創作和演出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也根據所到縣市不同情況和接受程度運用街頭宣傳、標語、壁報、畫報及口頭、文字等形式,或辦各種文藝短期培訓班,《講話》所說文藝“為抗日戰爭服務”,在他們的實踐中每時每刻具體地發生著。因此,父親曾回憶說:“雖只匆匆一讀,印象已十分深刻”。

畫面上近百人大合照

一九四二年五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的講話影響深遠。圖為毛澤東和與會代表在楊家嶺合影。

(圖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與文藝工作者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自1943年年初起,國統區的物價狂漲,甚至一天漲幾次。“法幣”惡性貶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母親張佩華說過,那時候她在桂林圖書館工作,每月發工資的時候,外祖母就要在圖書館門外等著,兩人像跑接力賽,母親把錢交到外祖母手上,外祖母一拿到錢趕快去買米,因為假設上午一百塊可以買到五十斤米,也許下午就只能買到五斤了。七隊吸煙的隊員連廉價的煙葉也買不起,常常是一支煙幾個人輪著吸。隊的經費,自1941年初改成“劇宣七隊”時調整過一次之後,便再也沒有調整。當時在政治低氣壓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如果不願隨波逐流,工作就無法開展,生活也很難維持,七隊及時伸出援手,畫家黃新波、張樂平、黃永玉等都先後作為隊友在隊裡生活工作過。

歐陽予倩、田漢、瞿白音等在中共支持下,在桂林籌辦“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1],周恩來派人到廣西與左洪濤聯繫,讓演劇四、七、九隊參加西南劇展。七隊決定排練曹禺改編巴金原著的《家》和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重排《軍民進行曲》和新排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參展。

會徽長方形,畫面上是一個起舞的人物,和“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字樣。

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會徽

(圖二:西南劇展會徽。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11月,父親帶著《詩人與國王》的演出本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籌委會。溫濤已經製作好詩人、國王和花神的木偶,他特地表演給父親看。父親說:“他的提線技術很熟練,可見下的功夫不少。這裡也有溫嫂的功勞,我進門時看見她的手裡正縫著一件小衣服。那是花神的衣服。她把破襪子利用起來,成為服裝的主要原料。”

據父親回憶,三個主要人物的造型都頗有個性,詩人是個年過古稀,精神抖擻、慈祥、莊重的老人,花神是天仙般的美女,象徵著精明、能幹的群眾領袖。詩人和花神的眼睛和嘴唇都不動,而國王則眉毛、眼睛都能動,顯得奸詐陰險、滑稽可笑,是個希特勒形的中年人。百花象徵著鬥志昂揚的廣大群眾。百花因為要開口說話和唱歌,所以花瓣能啟合,但不用提線。當它們遭狂風暴雨摧殘時伏倒,當它們得到詩人撫慰時,立刻顯得新鮮、美麗、有活力。在製作百花時,溫濤花了不少心血,動了不少腦筋。比如如何製造百花在雨前雨後的兩種舞臺效果呢?父親和溫濤反復研究,最後是製作了兩批花,一批殘敗的,一批盛開的,詩人扶起的是後一批,把問題解決了。

父親取得歐陽予倩同意,把當時已經到藝術館工作的話劇導演陳卓猷引進七隊,導演話劇《家》(不過後來得知四隊也排了《家》,七隊欣然割愛)和《法西斯細菌》。

父親說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話劇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抗宣一隊的話劇是從零開始的,初時沒有話劇演員和導演。第一階段,父親曾手持《演劇六講》邊看邊指導排練,現買現賣,傳為笑談,也說明父親的性格特點之一就是不藏拙,也不屈服於“條件”壓力。第二階段,范萊進隊導演了五出不同形式的音樂劇和三個話劇,七隊的話劇水準因而有所提高,但仍是導演教、演員模仿,缺乏比較系統的理論指導與科學的演技訓練。第三階段,陳卓猷主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演員自我修養》,大家學到表演、導演的系統理論。排練時,導演、演員共同探索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

金辛才小金回憶說:“1943年,隊長請陳卓猷來七隊當話劇導演,陳卓猷說:‘恐怕戰區政治部主任會反對!’隊長說:‘不怕,我可以頂住!’於是陳卓猷先是導演了《家》。在曲江坪石等地上演後,引起極強烈的反映,但果然遭到了戰區政治部主任召集七隊全體訓話,七隊不為所動。接著才又排練《法西斯細菌》,這個戲在西南劇展上演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被認為‘演出了這樣一個不容易演出的戲,而且演的很成功……夏衍底味道全出來了’。劇宣四、七和九隊三個隊的戲劇兵在劇展中成為一股中堅力量,而《法西斯細菌》為三個隊的演出增強了藝術性。就七隊而言,藝術創作、特別是話劇表演藝術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切,我們隊長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七隊演出《法西斯細菌》成功,大會評論團讚揚陳卓猷,肯定他努力幫助演員理解角色、塑造角色的導演手法。《新華日報》在1944年4月9日評論七隊的《法西斯細菌》是西南劇展第二期中最好的一個戲。父親說:“我相信天才,更相信努力,幾位主要演員都下了極大功夫鑽研,值得肯定。”

《軍民進行曲》在劇場演出後,劇展主辦方應觀眾要求,安排在桂林公共體育場連續免費公演3天,每場觀眾達萬人以上,許多唱段傳播開來,在桂林的街頭巷尾都聽得到人們哼唱,風靡一時。著名作家司馬文森撰文說:“這是一次使人愉快而動人的演出,我們看見了劇宣七隊的進步,也看見了今日中國新戲劇的進步。”

由於大會認為展出的劇碼能及時反映現實的題材太少,七隊為此趕排了《沙坪之夜》,雖然這是一個活報劇,演出卻得到觀眾和評委的好評。大家認為七隊反映現實快而不草率,難得。

在這次劇展上,由父親編劇、溫濤導演的《詩人與國王》是唯一一出提線木偶戲。美專副院長楊秋人動員一批桂林美專學生組成“文協傀儡戲演出團”,他們從完全不會到掌握木偶的演出技術,上演時,效果很好。楊秋人說:“《詩人與國王》的主題是揭露法西斯統治對文化的踐踏、摧殘,有強烈的現實感,故引起觀眾廣泛的共鳴。”除公演外,《詩人與國王》還接受單位邀請組織專場演出,觀眾情緒熱烈,演出人員也大受鼓舞,台前台後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父親說:“我這個幾乎每場必到的‘觀眾’,也格外興奮和激動。”

從1943年下半年接到任務,到1944年5月演出,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在西南劇展取得這樣的成績,對父親、對七隊都是極大肯定吧。

當時美國《紐約時報》登載文章稱頌西南劇展:“這樣宏大規模的戲劇展覽,有史以來除了古羅馬時代曾舉行外,還是僅見的”。

茅盾說:這是“一次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活動的空前大檢閱。”

西南劇展第二部分是務虛,結合如何為抗戰服務,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近五十年後,《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2期發表了父親一份遺稿,父親在其中回顧了當時討論的情況:

劇展開幕那天,《新華日報》發表了夏衍的文章《我們要在困難中前進》。夏衍指出:“抗戰以來,曾經盛極一時的部隊戲劇工作漸漸衰退”,而在後方,“戲劇被當作‘繁榮’的點綴,當作少數有錢人的娛樂,當作募捐款的手段,當作增加稅收的來源”。國民黨對抗日救國的戲劇運動多方壓迫阻礙,使“劇運內的危機已由潛伏而滋長”、“漸漸的消磨了工作者們的熱情”,夏衍呼籲戲劇工作者不要“迷惘、冷漠、懶散、草率”,不要“失卻了追求真理的熱,衰退了改善社會的誠”,而要“讓新的困難不斷地砥礪我們”,堅持戰鬥下去。

同一天,邵荃麟在《力報》上也發表了題為《一點希望和一點意見》的文章,他說:“劇展開幕了,這是一件盛事,但是我們希望這不僅是‘盛事’而已,因為現在究竟還不是太平盛世。”這次劇展是在國土還未收復,抗戰還沒有勝利的情況下舉行的。他號召與會的戲劇工作者“必須學習像劉羅保那種精神,他拒絕人家邀請回都市里來辦劇團,他犧牲個人成名的機會,永遠和人民大眾擁抱在一起,永遠堅持著他自己提出的戲劇遊擊戰的口號,並因這個口號而死!”

幾百人的大合照

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與會者大合照。

(圖三:西南劇展全體人員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在務虛期間大家談到,國統區有很多客觀因素妨礙劇運發展,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和破壞。當時,宣傳抗日的戲劇團隊在經濟上十分困難,生活得不到保證,連演出的最起碼開支都無法保證。原派在山西(閻錫山處)的演劇三隊,包括隊長、支部書記,13位成員被捕,要不是周恩來通過張治中(他當時繼陳誠任政治部部長)出面營救,以及各地文化藝術界抗議,這13位成員險遭不測,這個隊也險被吃掉。

據演劇六隊隊長劉裴章回憶,1942年夏,國民黨第六戰區把隊員李虹抓走,故意過了半年才放回來,然後特務隔三差五來找他,問他隊裡誰是共產黨,有什麼可疑言論,要他定期匯報六隊內部情況。他不肯做特務,又怕跑了影響六隊,苦惱得自殺了。

在國民黨後方城市,國民黨審查機構不僅對出版進行粗暴的審查,對演出也無禮地審查,在重慶,郭沫若的《屈原》也要經過鬥爭,才得演出。

在進步、愛國的戲劇隊伍裡,也有個別人經不起政治、生活考驗,消極、後退、追求個人名利或藝術至上,認為大舞臺、大劇院才有戲劇藝術,但大多數,包括遭迫害解散的團隊成員,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工作情緒和積極性,不顧個人安危,想方設法堅持工作。

他們還討論了如何看待國民黨的抗戰,當時對文藝該不該表現他們有不同意見。父親他們常到國民黨部隊演出,看到大部分國民黨官兵不願做亡國奴,要抗日。每次到前線,到國民黨部隊去,他們帶的《新華日報》、《群眾》、《日寇暴行錄》等進步刊物總是被一搶而空。他們認為國民黨士兵的抗日事蹟和要求也應該得到反映。

國民黨的政策是既抗日,又反共;父親他們是在國共合作戰時體制下的一支共產黨的抗日宣傳隊伍,是在國統區主戰場慰問抗日軍民,宣傳共產黨的抗戰方針,同時面對國民黨的反共,這就是父親他們當時的微妙處境。不管怎麼樣,就父親他們所在的抗日主戰場而言,大部分國民黨官兵包括嫡系和地方勢力對日軍的抵抗是英勇頑強的。我想,這是父親他們能在國統區開展工作和生存的客觀條件,父親對這種處境也是很清醒的。

[1] 西南劇展全稱“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舉辦。大會由廣西省立藝術館主辦,歐陽予倩任籌委會主任,田漢等35人任籌委,會長是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為大會名譽會長,蔣經國、李任仁等擔任指導長。參展團隊來自廣東湖南江西雲南廣西等5省區共33個單位,與會者1000人以上。這次劇展有三大中心活動:1戲劇演出,有話劇、平劇、湘劇、楚劇、傀儡劇、徭人歌舞、皮影戲、馬戲等;2戲劇工作者大會,各團隊工作報告、作品宣讀、專家演講、討論提案等;3戲劇資料展覽,包括各團隊的工作文獻、創作經驗、心得和著作,展出文字圖片模型等,並通過《戲劇工作者公約》和大會《宣言》。2014年,為紀念“西南劇展”70周年,桂林曾舉辦 “新西南劇展”工程,由廣西師範大學專業教師指導學生重排、重演當年的部分劇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