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4 “由我負責”
1965年1月10日，張政傳達中央會議精神後，不知是誰向張政反映，父親吳荻舟對群眾講了六個鐘頭話（兩個晚上）。父親寫道：“（當時）被評為好經驗，今天又被評為要吸收的教訓。”“反映有出入，我也解釋了兩句。反正，大家提了，就作為教訓，提高注意，短點，再短點，集中突出問題，這無論如何是對的！”（1月10日）
父親還是秉持“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但其實他已看到分歧越來越明顯：“從包的傳達中，使我意味到，分團（或者是總團部）的意見，和張政同志傳達的及他自己設想的做法有分歧。張的精神，更接近中央的，是按照‘解放群眾，打大老虎’的方針。中央一再說，這是一次群眾革命運動。沒有群眾運動，就不可能有革命的勝利。中央說，不要依靠工作隊，要發動群眾，由群眾自己起來擔任自己的解放，自己來搞這個運動。”（1月12日）
和年輕人漫無邊際地聊天他也受到震動：“他們雖是積極分子，是目前貧下中農中較好的代表人物，可是他們落後得使你不敢相信。他們談虎色變地談了當地觀音廟許多爛泥菩薩‘靈’到出奇。這和我的老家在五四時的情況相似，這是怎麼一回事呢？那是二十年代，現在是七十年代了（應是“六十年代”的筆誤），相差五十年呀！一是解放前三十年，一是解放後十五年呀！聊天中，還談了許多關於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思想問題。”“他們提出來要每晚都談談，我覺得這是階級覺悟的表現，要求進步，當然好，我同意了。最後他們暴露分配上的思想。”
硬皮本四清筆記第一頁，記錄了一名社員的方方面面
（圖一：硬皮本第一頁記錄了積極分子排隊第一名笪發高的優缺點，後面還有王國英、王玉才、丁文才、丁志英、陳發貴、芷德貴等。）
“我們估計，在目前群眾思想基礎下，必然會有以下問題產生：1為了擴大生產和再生產，提留數額與分配數額之間的矛盾，群眾一般地說是照顧到眼前多分的，2照顧困難戶的問題，尤其對有些有點小偷小摸，或不好好勞動，不好好安排生活引起困難的貧下中農，如不從階級路線階級友愛，以及不從改造和教育那些本身有缺點的貧下中農來看問題，思想是不易通的，3對四不清幹部的退賠問題，群眾有一種傾向，‘清洗退賠’的要求。這個要求有兩個思想基礎，一是對四不清幹部的憎恨，恨不得把他們的皮都剝下來，一是馬上分點果實要過年，也有不信任幹部的退賠計畫的，他們今天看不到將來新的正確的領導，看不到新的、運動後的情況，以‘現在的、隊內的不可信任’的現象來衡量將來。”
“在整個社會主義教育過程中，出現我們和群眾之間的思想距離，一些矛盾，是必然的，必要的，問題是如何不斷地說服他們，即是如何提高他們。”
基於這樣一種認識，面對只有28戶社員的西隊生產隊這只“小麻雀”，父親雖有八年坐牢，八年抗戰，和香港十四年統戰工作的經驗，卻是一點不敢怠慢，數不清他和群眾開了多少次會，和多少人談過多少次話，對四不清幹部做了多少細緻工作。
“一部分青年組員，看不到農民和城市工人之間的差別，因此，看到他們開會時的散漫，和人和事之間的關係糾纏在一起的那種不健康的必然存在的問題，有一兩位同志，對會場上的一些現象，有不耐煩，甚至有失望感，張英蘭甚至不耐煩到跑出會場，放下記錄，去給群眾抱小孩。我看到，當時也有點覺得她們這樣不對，但，一想，她們有的是團員，有的還是群眾，她們不懂政策，她們可能覺得我們讓四不清幹部申辯和算細帳，是對他們過寬了吧，其實，這是政策上明白規定的，三允許，三對口，三定，這是黨對問題的傳統態度，既不能寬放一個壞人，壞事，也不能錯定一個壞人，壞事。”（1月15日）
“他們和她們（年輕組員）已開始主動去解決問題，經過我們和他們研究和決定後，都能分頭去串聯醞釀，取得全隊群眾一致的意見，關於如何搞好生產方面，現在四不清幹部採取怠工態度，他們也主動摃（扛）起來了。”（1月16日）
外辦同事諸華來找父親，談丁志英與東隊的芷聖勇打架的事。父親聽後說：你瞭解的情況和我瞭解的不同。諸華“堅持了三次，打斷我的話”，父親最後說，我是當場看到的，你知道的是後一段，開始是芷先罵丁，丁去理論，芷摔了丁，才引起衝突的。諸華聽了自嘲：“主觀主義真害人”。父親告訴她，“先別急於處理，讓雙方冷靜一下，他們都是積極分子，不要在這個問題上吵，我們也不能這樣一件件來解決這些個打架、吵架的問題。”（1月17日）
父親還在幫助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困難戶”爭取多一些公益照顧糧的同時，要他們檢查自己，定出今後生活的計畫，爭取以後不要照顧。（1月18日）
“公佈分配方案”的帳目返工三次都沒有搞好，打亂了原有計劃，而且父親他們要去南京開六天會，於是他在積極分子擴大會上把準備好的詳細發言提綱談了一下，佈置再次核實帳目，延後一天公佈，在他們去南京期間總結一下入村以來的工作，他還說：“我對此一無經驗，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希望大家為了下一段工作暢所欲言。”（1月20日）
一頁四清日記，最後兩行：吳荻舟對社員說，如有左的右的缺點，都由我負責。
（圖二：“由我負責”！多麼有擔當的父親啊。）
他這樣說，實在有難以預測的風險。通讀父親的四清日記至此，時間剛剛過半。只能說，太不容易。首先，黨內高層嚴重分歧，父親卻想“恰如其分”地搞好四清運動，我看到他的左右為難；二，他不是“老運動員”，恪守“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老運動員”已經難得有真心話；三，農民群眾有吵吵爭爭的普遍風氣，鬧情緒，鬧糾紛，都要幫助排解；四，北京來的幹部水準有高有低卻都自視很高，有的急躁，有的很“左”，有的還慣於放暗箭。就像父親說的：“各人都有許多毛病，真不是個別問題，而且毛病中，最普遍的是‘老毛病永遠不變’”（11月20日）。
再說父親一行從句容來到南京開會，下榻江蘇飯店。第二天，他們看到中央關於社教運動一些問題的討論紀要，似乎解答了很多疑問，又似乎增加了更多疑問。
父親回想自己參加四清是“抱著一面改造客觀，一面改造主觀世界，同時抱著搞實驗田的思想，不怕犯錯誤。也認為四清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這是解決社會主義社會如何進行階級鬥爭的問題。”“到了具體工作的生產隊，我的思想有這樣的矛盾，鬥爭的方法是粗點好還是細點好，是火辣好和嚴肅好，對幹部是冷好，不理好，還是挽救的，熱情的好，鬥經濟還是清思想好？這一進村就為這些在傷腦筋。尤其聽到張政同志關於入村做法的安排，一再強調來一個偏面性（片面性）後，更加混亂。我的做法，是和他的有些不同的。我對他的做法，認為是求速效的，我的是文火燉熟的。當他的方法，收到速效時，許多同志開始覺得要學了，我也開始考慮是不是右了。到了清工分的說理鬥爭會時，我開始考慮，還是不追趕，一方面按照隊部的佈置，進行宣傳攻勢（這是張政的方案），擴大群眾的政治思想教育，個別紮根串連，一面確定通過當年四清的三個公開帳目的說理鬥爭會，發動群眾，組織群眾，形成階級隊伍。我們的預計是在當年四清結束時，初步出現有核心的階級隊伍，和孤立四不清的主要幹部。”“另外，我們一面發動群眾擠四不清幹部交代，一面採取嚴肅、積極、熱情的批評和幫四不清幹部交代，和提高他們的覺悟，但，這個工作，對四清的主動交代沒有起到‘預計’的效果，很多問題還是群眾揭出來的。但，有一點，幹部在對四清運動的認識上，不敢採取像有些地方的幹部一樣頑抗和破壞的態度。”“最後在糧賬公佈時，我全面地把主要幹部（隊長）的政治上、經濟上、組織上、思想上的、資本主義的、腐朽骯髒的臭思想和行為，做到進一步的宣傳（在公佈錢賬時，為了鼓勵和壯大群眾揭露的膽子，在幹部出來交代時，向群眾宣佈過一次，這一次是他在場，當著他的面揭他的臭蓋子，說明他成分雖好，過去勞動也不錯，當了多年幹部，入了黨，但，在四類分子的拉和誘、及自己墮落變化的結果，已變成一個忘本的、變質的壞幹部）的醜、髒臉貌，畫了一個輪廓，結果是群眾男男女女都發言，揭露68條大小四清的問題。”“現在看來，速度也不慢。和《二十三條》對照，方法還是基本上對頭的，當然也有缺點。比方，我們較多的集體教育和活動，個別的細緻深入的工作較少，因此，群眾積極分子的階級覺悟的提高的品質就不夠高標準。而且，今天存在著的核心力量是不夠堅強的，正是需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今天開始學習檔，在一部分同志（東城組，二三十人）的發言中，而且相當多數，似乎對上次反右傾時對過去江蘇四清運動的評價‘打了一場敗仗’，要翻案。他們的依據是中央文件（《二十三條》）肯定四大方面的大好形勢是由於四清運動（共三條，這是第一條）……來的。既肯定成熟，就不能說失敗。有趣，各取所需到這個程度。一點辯證法的觀點看問題都沒有。”“我與北京來的同志，暫時不發言，聽完他們的話再考慮怎樣說。”（1月21日）
在會議期間聽到、看到的各地情況，供父親做了橫向比較：“下午繼續討論方法，大家在結合本身工作時，談到許多違反政策的做法，張明組裡的查封經驗，打人，罵人，推人出場，以及小東崗上四不清幹部的當，把假鬥爭當做真鬥爭，還堅不承認錯誤，老吳錯把假積極分子，當積極分子，以及小澗子也有打人的粗暴做法，這些，引起我的警惕。在公佈糧賬時，小黃小張的不耐煩、不讓幹部申辯，也是一種粗暴，我當時就批評了。”“晚上總團部召開分團以上（會議），我和北京來的其他三位司局長幹部也參加。”“會上總團長歐陽省長，說中央決定公佈《二十三條》，並說，可能有人又要180°地轉彎了。有人說這一佈告將使幹部翹尾巴，擔心被動。我檢查了一下，雖然不是完全沒有缺點，但，不至要180°轉彎，不至有什麼被動。”（1月23日）
聽江渭清[1]報告：“我覺得報告中有一股氣在出。為什麼呢？說‘過去的工作是失敗了，中央哪裡提到呢？’‘失敗了，又為什麼說便於取得更大的勝利呢？既說更大的勝利，就是說過去也是勝利的。’我認為這是不錯的，但，要具體分析，應該是有個別的、或一個地區的工作是會有失敗和勝利的。也要承認，在失敗的地區的工作，也有正面的作用。比如退賠處理沒有搞，對壞幹部沒有換，正確的領導未建立的社、隊，在這方面是失敗的。相反夠六條標準的，就是勝利的。”
後來父親在發言時提了兩點感想：“1這次學習文件和聽了報告，雖然對照一下，在鎮江學習和反右後，到句容搞了一個多月的工作，由於認識上對形勢和性質有片面性，出了一些偏差，但，從總的說，情況還是好的，偏差只是個別社有，隊有，甚至是生產隊有，而且也只在個別的問題上有，因此不應再來一個大轉彎，回到原來的做法上去，2我們這個運動，是社會主義社會裡如何進行階級鬥爭的問題，由於沒有（世界上）這樣的先例，過去強調還是在種試驗田，可以百花齊放，可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因此出現過桃源式，小站式，廣東型，貴州型……等等，有疾風驟雨式的，有精雕細刻的等等，但，經過62-64年這一段時間的摸索，中央已經從中總結出像這樣（《二十三條》）的經驗，我認為這是比較（至少在現階段來說是）完整的，最好的做法了，更符合客觀地估計了運動的成績，估計了各條戰線所出現的大好形勢，明確地指出了運動的性質，和指出了更正確的發動群眾的工作方法和隊幹部的認識和態度。”（1月24日）
總結對生產隊幹部的態度：“我在這方面的指導思想基本是明確的：好的幹部是大多數，社教工作是挽救幹部，不是打擊幹部。同時，我們的鬥爭目的是打掉幹部的資本主義思想和行為。因此，我在工作上沒有大轟大嗡，沒有把幹部對立起來鬥，更沒有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他們‘劃邊’，只對三個主要幹部（實際只有兩個）要求高點，我和他們談話基本是嚴肅、積極、熱情的。沒有大聲罵過，更沒有打過，張要餓會計飯，我也及時阻止了。青年和積極分子對幹部說理、揭露時，要幹部站，我是在中途要他坐下來談，青年不滿讓他申訴，我是允許的，還在會後，講給青年工作人員聽。退賠時，積極分子過分要求連衣服什麼都要賣掉當掉來退，我告訴他們退是要退的，但，還是要讓他們活得下去，除一個豬讓他賣掉退賠外，沒有動他的浮財，允許他提退賠計畫，限制以後的預支，這樣只降低他的生活標準，沒有絕他的炊。這是右嗎？”
父親也檢查了一些缺點，比如他們開過三次全體社員會公佈帳目，會上鬥爭隊長，叫他交代，當他交代不徹底，“群眾起來壓他時，喉嚨粗了”，群眾有時不讓他申辯，但是四清幹部沒有當場阻止群眾過火的做法，以免給群眾潑冷水。在隊長主張分田時，還說他“這是反社會主義的做法，提高來說，這是要搞垮社會主義，搞垮公社，這是反革命行為，你是黨員，這是反黨的做法，性質是嚴重的，你要好好交代！”
根據父親的日記，那次張政傳達完中央工作會議對四清的意見後，說他要再來一個偏面性的做法，剪辮子。沒幾天，他就在鈐塘搞了一場打老虎的大鬥爭會，還吸收了大澗子大隊的幾個生產隊去聽，那些積極分子回來後就逼著父親照辦，要把張廟公社南崗大隊和鈐塘大隊的幹部調來鬥，他們組裡的青年也說要趕上去。父親說，慢慢來，沒有讓他們“趕”。（1月25日）
南京那幾天的會議越開越緊張，最後簡直覺得全部錯了，馬上要糾偏，認錯。有的地方情節還挺嚴重，“打人，綁人，吊人，一個多月死了幾十個人，還有一些餓飯，疲勞轟炸，變相禁閉，通宵不准回家。急如星火地要各隊派人回去糾偏。”（1月26日）
1月26日下午父親一行回村，晚上開了兩個會，一個是向群眾告別會——他們將回北京過春節，一個是傳達會議精神和《二十三條》。
硬皮本四清筆記的一頁，是生產隊長王正和的表態。
（圖三：另一本硬皮本第一頁記錄了隊長王正和1月27日晚的表態。還寫著一個問題：“為什麼說農民中以貧農下中農是最革命的，但，農民和工人有什麼不同？為什麼工人才是最先進革命？”這是父親在一次黨課學習時提出的問題[2]，討論要丟掉哪些東西才能趕上無產階級？）
雖然處在疾風暴雨中，父親保持著良好心態。1月28日一早，向社員辭行後他走上山崗：“在小澗子背後的山崗上，剛出的太陽，浸在帶著濃重的雨雲的雲海，對面山崗上是一列茅屋和一堆灌木叢，太陽夾在中間，一幅非常美的畫，這時遠處有小雨霧，更覺得深厚和含蓄。”（1月28日）
[1] 江渭清：360百科稱，1956年起，任江蘇省委第一書記兼江蘇軍區第一政委，南京軍區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書記。1959年任江蘇省政協主席。1961年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
[2]1956年9月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中提及黨的階級成分：69%是農民，工人只佔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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