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7 剪辮子會

    張勳南增援三級會（句容縣四不清幹部集中學習）去了，小組只剩下三個小青年和一個老頭（父親吳荻舟當時五十八歲）。父親擔心工作過於繁重，卻不敢提出。因為有一次他在小範圍提出過，卻被人利用來挑撥他與年輕人的關係。

當時他們的一個重點工作是查盜牛案線索，另一個重點是準備3月10日的“剪辮子”會。父親估計只要自己不病，青年力量調動得好，工作可以按時完成。 （3月7日）     

三八節這天，父親收到母親張佩華來信，他當天就給母親回信。他在日記裡寫：“寫一信給瓊，她的來信比過去的任何一信更感情，有點使我擔心她在工作上碰了釘子呀，老實人，把人看得簡單，不是二分法看問題，我們都是以為進步了就什麼也好了！”

父親和母親都是老實人，自己不計較，就以為別人都不計較，工作中很容易碰釘子。就如這天他寫的：個別領導偏聽偏信，諷刺挖苦的語氣說他“你懂得什麼群眾工作！” 而這種態度又是“聽了不當的反映”，聽了一些人“不負責任，硬拼硬湊、牽強附會的說法而起的。”“假如我不是想到向黨負責的話，我是要消極的。”

在進入最後對幹部提意見和面對面的批評教育及對敵鬥爭前夕，工作隊決定來一個群眾的剪辮子，看看父親吳荻舟的四清日記：“（晚上）七點開始，把政策交代後，就開始，結果剪辮子很熱鬧，意外的是德華，像倒垃圾一樣先後補充了五次，剪了二三十條。他的父親也給剪了一條，十條八條就有好幾人，直到九點半還停不下來。我看太夜了，怕影響第二天的勞動，就講了幾句，說明天再來，指出今天會開得好，剪的辮子多，但又能說明中央的政策正確，因為多雖多，但，都是因為生活苦，吃不飽、穿不暖才搞那些小偷小摸，和想找幾個零錢用，有的為了三五角錢，偷一擔稻草，為了偷幾個蘿蔔，幾乎丟掉性命，哪裡走的成資本主義？所以檔說不反社員群眾。同時指出，過去沒有剪掉這些辮子，每個人（幾乎）身上都有點髒，彼此團結不好，因為彼此互道長短，現在把這些辮子剪了，彼此團結就加強。”“今天說出的情況，簡直使（人）聽了不敢相信。幾乎每人都有偷盜行為呀。群眾真可愛，他們說幹部放了包袱，我們哪能不剪辮子！我興奮深夜才睡。”（3月10日）

（圖一：王正和補充檢查要搞清楚的問題。）

父親筆下這些情節，對我瞭解60年代的農村很有幫助，我看到父親對群眾的同情和體諒。

群眾的情緒很高，他們開始擔心“誰是未來的幹部”，這也是父親他們下一步要做的主要工作。父親幾乎每天都要在地頭、隊部或者村裡、縣城之間奔波，開群眾大會之前的摸底、談心，彙報，與公安機關配合破盜牛案，政策攻勢等等，這幾天的日記，有的是在去縣城的路上坐在墳頭邊補記的，有的是開會前等人時坐在草堆上補記的。第二次剪辮子社員大會也活潑圓滿地結束。（3月13日）

父親覺得工作越來越好做，群眾對他們越靠越緊，甚至東隊有兩家要求搬到西隊來。這是從一進村就開始不斷積累起來的結果，不是突然來的。

正當我為父親感到欣慰的時候，卻看見父親難過地寫道：“為什麼有的同志就專門注意個別問題的缺點，反映到張正同志那裡去？我寫到這裡，眼淚不由奪眶而出”，“為了黨的事業，我可以吃苦，冒生命的危險，就是覺得黨內也有那樣不講理，那樣不實事求是，那樣只許自己立功，不讓別人過點在工作上清心愉快的日子的人。想到這裡，不是賭氣的話，如果不是服從組織分配的話，我真想回到北京後，要求下放到農村去工作，這裡確實有更樸實、更可愛、更誠懇對待問題的人！” （3月15日）

沒有想到，父親被為難到這種地步。我反復斟酌，在這裡刪掉了一些指名道姓的例子，這些都不過是後來更大風暴的前奏而已。

四不清幹部都被集中到句容開三級會議，學習二十三條，接受揭發批評和自己交代問題。期間父親加緊在村裡做基層的思想工作。他記錄了和積極分子“發高”的談心：“他怕和人爭論，他怕人說閒話。他說過去（土改時）參加過農會，就是怕聽人閒話，就自動退會了。我批評了他，指出他這是對自己做人的目的（人生觀）沒有弄清楚。”兩人詳談了一夜，回到駐地，12點睡下。（3月16日）

3月17日晚上開積極分子擴大會。父親對他們說：“這次四不清幹部在三級會議上，通過學習23條，思想有了提高，加上我們的揭露，交代得是否清楚，要看他們回來向全體社員群眾交待的態度是否好。好就說明他真的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同時還要看他的退賠、生產、和對敵鬥爭的表現。我們還要通過這些來考驗他。只要他有一點進步，我們都要表示歡迎，按23條，‘治病救人’，我們是要團結和歡迎他們的。”

生產隊有三個四不清幹部，王正和是隊長，“五毒俱全”；芷聖余是會計，他因為上街吃吃喝喝，零偷整算，到了年終就要想法彌補，於是改發票，弄虛作假，不過數目不大，而且參加三級會議前就交代了；副隊長發珠（貪污）也不多，所以重點是王正和。

討論的時候，父親他們偶爾插話，幫助積極分子分析提高，準備對四不清幹部提出批評。父親誇讚這些積極分子：“他們的確比我們初進村時提高了不少，對問題有分析了，也領會我們的要求。這的確看到了我們工作的效果，也是重大的安慰啊！目前的積極分子，品質比以前高多了，不但人數多了，擴大了，發言品質也高了。”（3月17日）

再次到句容聽歐陽惠林省長的報告後，父親說他的報告引起很大爭論。歐陽省長強調三級會議的成果，但是把前一段群眾運動的成果也算到三級會議上了。歐陽還說：“我們不是貧下中農出身的人，是不會相信貧下中農出身的幹部會自覺革命的。”“各人有各人的世界觀，看問題就一定有分歧。”“未參加會議的人看會議就看成開不好呀！”有時候“簡直冒火、光火，動感情！”

父親擔心起來，特別是對“馬上不管清不清、放不放（包袱），一律把生產隊長的權（領導生產等）交還他們”，父親提了不同意見。他們那個隊的生產隊長王正和有合夥盜牛問題，而且已經兩個多月不帶頭，不安排生產了。父親不想講還是要講：“如何可以在沒有取得群眾信任之前把權交回去呢？緩和他們的緊張情緒，就不怕打擊群眾的情緒嗎？”

這裡提及的“王正和合夥盜牛”是怎麼回事？根據父親吳荻舟的日記記載，工作隊進村不久就聽到群眾反映，隊裡有個盜牛犯，1962年判了16年勞改後跑掉了，盜牛案未結。群眾最關心的事就是把盜牛犯抓回來，破獲盜牛案。不過一般群眾認為這兩件事都是不可能的。父親說：“我們能否破案，也不敢說死，但，決心是大的。”

從父親很多篇日記都可以看到他們在查找線索，至3月，算是有突破，我綜合日記中的點滴記述，嘗試還原事件概況：

進村後，父親他們多次聽到群眾反映集體的牛被盜，經過細緻的調查，發現盜牛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夥人所為。他們找到線索，地富子女王正懷曾偷刻公社章，似乎與盜牛有關，在壓力下，王正懷供出逃犯王國洪的下落。很快由縣公安局派民警和分團的一名幹部一起去宿淞捕人。

據隊長王正和交代“思想變化的原因”：“王國洪從東北回來，造謠說工農都對主席有意見，又說，宣統只三年，日本人在中國也只七八年……勸我不要怕，有他和他老子保我。收了王國洪10元和五包煙，從此他說什麼聽什麼了。他說蔣介石要回來了，讓我當隊長，好好做不要怕，他父以往幫助過國民黨人員（保長），將來一句話。”

 

（圖二1-3：王正和交代記錄。）

王正和交代“犯錯誤的經過”：“1，偷牛，上當；2，改賣牛發票，彌補虧空，但，承認自己應負責，貪污了社員的利益。3，200斤糧換煙票，是聖余（會計）建議，我分60包，給發珠（副隊長）30包，自用15，賣了15，迄未收到錢，4，盜賣鐵犁，是王國孝（在藥材公司）提議，未成，初王未同意開證，後聖榮主張賣了，分9元，還有5元未收到。5，承認地富的話百依百順，做到地富的代理人，6，與王立新的矛盾，苜蓿錢是交給立新的，賬給立新燒了，他不滿我做投機倒把不帶他分，就不來往了。”

有群眾說他交代顯然不徹底，群眾揭發他與王國洪曾事先商量過偷牛的事；偷食堂300斤糧食，只交代30斤；1962年小麥被偷他也沒有好好檢查；對抗運動，工作組進村他後還說過“頂多十年，不會有死罪”；其他還有包庇地富淹死牛；偷化肥等等。

王正和只得繼續交代：1.老牛賣了400元，發票改成310元，私飽90元；2.小牛是王國洪偷的，王正和分得約100元。初時王正和交代王國洪說賣了“250”，實際是賣了500，王國洪瞞了“250”，錢100元是分兩次給王正和的。3.    有了偷竊耕牛的髒，王正和就不管地富了。他自己講，開會回家，王國洪問他：開的什麼會？王正和講：搞生產，管地主富農。又說，你們不做沒有什麼。社員對王國洪不勞動有意見，王正和就幫他解釋：他們不做，我們勞動多得了。4.在偷牛以前，王國洪對王正和說過：國民黨5月1號不過來，10月1號過來。還說你幹的對，方向對頭，不怕，國民黨過來有靠山。

經過40多次的談話、核實，認為“王正和：問題多而性質比較嚴重，但，由於他主動交代了重大問題，如1政治上對黨的事業動搖，思想做了地富分子的俘虜，對集體不關心，對社員群眾有歧視，忘了本；2經濟上盜竊耕牛，農具和一些群眾和我們未掌握的投機倒把行為，所以按照三四類之間定三類的政策，定王正和為三類的黨員。3他自59-64長途販運過十七次，獲毛利500多元，和貪污錢糧11次，分贓，與地富分子勾勾搭搭盜竊集體耕牛和大型農具。所以對他的問題，按重要物件的政策來處理。如59年的投機倒把也列入退賠。他已經做了退賠思想準備，願意把可變賣的物質、母親的壽材，棉被，豬，及其他作價或變賣。”

至於盜牛犯王國洪，父親曾去聽審。我也找到記錄：“1963年8月和王正和去做竹子生意，虧了本，賣耕牛，400元，改假髮票，310元。楊玉庭、王正和，除牛行鄧某取10元，其餘三個人分，楊玉庭有一份（26元）；在宿淞周XX家住，改名張雪松；（盜賣過）小澗子一條大牯牛，大澗子一頭小牛等。”王國洪被公安局拘押後承認了基本事實，但是他不說把牛賣給誰了，只說在路上賣給牛販，不知道姓名。公安局長建議來一下政策攻勢，先進行政策教育，反省一天再審，他們估計大有文章，可能有一批盜牛案件在後面。（3月12日）

父親在四清小結裡對盜牛案也作出總結，此處先按下不表。

20日早上醒來，聽到明瓦沙沙響，父親說，還以為下雨了。原來是下雪粒子，後又轉為大雪，天氣很冷。正是油菜花開的季節，到處是嫩黃的油菜花和綠油油的麥苗，農民渴望下雨，哪知來了這樣一場大雪，大家感到一些惆悵。

雪中開了一天會，“會上大家對春節前一段工作，有了比較正確的估價，這次參加三級會議的幹部中，我隊的隊長思想轉變的最快最大，他的錯誤在大隊中也是最大的，已經到了蛻化變質，和地富搞在一起盜竊隊裡的耕牛，腐化地富的老婆……經過教育和群眾的壓力、揭露下，他主動交代了以上錯誤，其中除了腐化一事外，都是群眾未知的。”促使他這樣思想轉變的，父親總結有五條：1.幹部政策的力量；2.社員特別是貧下中農起來鬥爭的壓力；3.前一段所做的思想工作；4.王國洪被抓回來起到的作用；以及5.三級會議起的作用。

他們決定分頭準備，幫助四不清幹部“洗手洗澡擦背”，“狠狠揉他一下再解放他。”這些說法是那個年代特有的吧。（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