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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文化戰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荻舟、張瓊(張佩華)的蠅頭小楷毛筆信。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遒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

1945年日本軍政府在香港簽署投降書,港督楊慕琦是英方代表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內戰時期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1 變身中藝

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1 變身中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6年夏,劇宣五七兩隊部分隊員順利到達香港,住在位於九龍半島西北部的青山道。父親吳荻舟對母親張佩華說:“放鬆吧,現在除了窮,什麼也不用怕了,再不怕殺頭坐牢。”

次日上午,《華商報》董事饒彰風即代表香港地下黨來探望兩隊。他看見大家打地鋪,過意不去,但是隊員們卻樂觀地笑道:“天熱,花磚地涼快呀。”

饒彰風約父親到距駐地不遠的何啟明家傳達香港地下黨關於創建一個職業的藝術劇社的指示。據父親回憶,光復已一年的香港九龍,到處還是戰爭留下的零亂和淒涼。他看到馬路兩旁一片被炸毀的房子,鋼筋水泥的樓板七零八落地搭拉著掛在斷垣殘壁上,街道上來往的人也不多。我在網上搜索了1945、1946年前後的香港老照片,對父母當年看到的香港有了一定的印象。

香港大學陸佑堂的屋頂在日佔時期被炸毀,整座禮堂只剩屋頂的三角房梁和四堵墻。

香港大學陸佑堂在日佔時期被炸毀,直到一九四六年仍未恢復。

(圖一:圖為位於港島半山的香港大學陸佑堂,可以看見戰時被破壞的屋頂仍沒有修復。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何家坐下,饒彰風說:“上次你來我還忙《華商報》復刊工作,沒有時間和你深談;l941年在韶關,也由於環境不允許,只見過一次,真抱歉!”原來除了l941年秋饒彰風和張琛以《潮報》記者的身份到七隊駐地墨江會館來“採訪”,和父親及副隊長徐洗塵等人第一次見面外,1946年初,父親從韶關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工作後,曾經到香港找饒彰風,告訴他七戰區政治部要兩隊去華東,兩隊決定不去。當時饒彰風和左洪濤意見一樣,他說;“對,不能上反共前線。”

在韶關見面時,父親只知道饒彰風就是青年詩人甫特;張琛是廣東梅縣《民報》的總編輯,因宣傳中共的“三堅持”(),報紙被查封,他就到韶關開了一個“商行”。後來才知道,饒彰風當時已是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張琛也是中共黨員。

父親對饒彰風說:“那次短暫的見面後我還幾次見到張琛,可再也找不到你。”饒彰風告訴父親,粵北省委遭破壞後他便撤退了。他們都為以後可以常見面而高興。饒彰風稱讚左洪濤“是個很高明的導演”,利用張大王(發奎)與大特務黃珍吾之間的矛盾,取得兩隊“相機撤退”的勝利,說這出“復員喜劇”演得很生動、很逼真。父親也說,黃珍吾儘管咬牙切齒要抓要殺我們,可是到頭來還奉送我們幾十萬元做路費來香港。

據父親1988年寫的紀念文章《記“中藝”的誕生和成長——並深切懷念夏衍和饒彰風同志》所述,敘舊之後,饒彰風說:“你們為了保存力量,來香港建立職業劇社的計劃,香港地下黨完全同意。我和夏衍同志談過,初步設想是:首先人事上一定要把兩隊的骨幹保留下來。年齡太小的,可以安排他們進學校或送他們回家。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人口幾十萬,要維持一個職業劇團是很困難的,因此,新建的團,一要精幹,二要設法去南洋巡迴演出,這樣,才能長期生存下去,還有不少具體問題,待以後慢慢研究。五七兩隊聯合起來,政治上、藝術上都是比較強的,大家要有信心。”對新建的劇團今後的方針,他建議政治低調子、藝術高品質,內容健康、花色品種多樣化。他說:“這樣,你們會受歡迎的。你和大家先議一議,再作最後決定。”

饒彰風告訴父親,到報館找他不方便,可以晚上到他家去。父親覺得他善於思考、平易近人、細心幹練、處事果斷。面對一個嶄新的局面和陌生的環境,要對一大群青年的前途負責,父親難免感到忐忑。但是見過饒彰風之後,父親心頭的不安消失了。

當時,五隊隊長徐桑楚已去上海做電影工作,副隊長丁波見過在香港擔任地下文委的夏衍後說,夏衍的意見和饒彰風的意見完全一致,不過更具體更全面。夏衍的設想是根據香港和南洋的特定環境以及到過那裡的劇團的經驗提出來的。他說這個地方政治環境複雜,華僑和當地人民的政治覺悟、文化水準、藝術口味不同。一個職業劇社要生存下去,首先要能適應這樣的環境,要滿足不同觀眾的要求,他們要什麼,我們都能拿得出來,才不愁戲票賣不出去,當然,不能搞低級趣味。還有,泰、馬、新、印尼與國民黨還有外交關係,也是要十分注意的。總之:要建立一個政治調子不高(但又不是搞低級趣味)、能歌能舞,既演話劇又演歌劇的綜合性藝術劇社,夏衍建議,社名叫做“中國歌舞劇藝社”,簡稱中藝。

父親和丁波向大家傳達了夏、饒的指示,統一思想,便進入建社的具體工作,主要是人事安排。當時,五隊留下的人少,都是年齡較大的骨幹,七隊人多,還有幾位年紀較小的隊員。父親找到教育界、藝術界的朋友何平、成慶生等,把劉德林送進香島中學,吳松齡送進中華電影製片廠,施明新送往福建音專深造。

有一個隊員陳碧青,是七隊在梅縣吸收的新隊員,她喜歡音樂,尤其是唱歌,在小學時就得到音樂老師的重視和培養。1944年她尚在廣東梅縣東山中學讀書時,有一次全校唱歌比賽名列第一,從此她下定決心要學音樂。l945年3月劇宣七隊在興寧縣演出《軍民進行曲》和《新年大合唱》等節目,她看後非常崇拜,幾個月後,1945年7月,當她得知劇宣七隊要在梅縣辦“戰時藝術訓練班”,課程開設文藝思想史、樂理、聲樂、音樂指揮以及戲劇、舞蹈等,她就興奮地報名考試,被錄取。“培訓班”開學後不久,8月15日日寇無條件投降,本來要學習6個月的課程,提前結業,由於陳碧青聲音條件好,反應快,結業時被吸收參加七隊,她竟激動得眼淚奪眶而出。

她在紀念文章《吳隊長是我的引路人》中說:參加劇七是我人生經歷的一個根本轉折,從此我踏上了革命文藝的漫長征途。那時我才16歲,離開了家鄉,告別了父母,一切要靠組織的説明,靠自己的努力。一天,吳隊長主動的找我談話,他說,你年紀小,第一次出門遠行,可不要哭呀,你就把這裡當作自己的家,有什麼困難,有什麼事情,可以找大家談談,他們會幫助你的。又說,你除了參加排練和演出外,空餘的時間要抓緊學習。還叮囑我,隊裡的生活比較艱苦,要好好地鍛煉自己。吳隊長親切的話語,和藹的態度,雖然已是50年前的事了,但今天回想起來,好像是昨天一樣清晰。他一點也沒有領導的架子,就像是我的親人、長輩。吳隊長這次談話,給了我溫暖,給了我力量。從此我除了完成好工作任務外,就是抓緊時間向隊裡的老同志學聲樂、學表演、學語言等。到廣州後還聯繫到藝專去聽課、學鋼琴,以提高業務能力和知識水準。我還記得有一次隊裡排演《阿Q正傳》,決定讓我飾演小尼姑角色,當時我既高興又緊張,一方面覺得可以鍛煉鍛煉,可心裡又怕演不好。吳隊長瞭解我的心情後,就親自幫助我分析劇本和角色,提示我該怎樣演好這個人物,鼓勵我要勇於鍛煉,增強信心。那時我雖然演戲不多,但聽了他的話後,確實受到了鼓舞,非常認真地投入角色,進行排練。至今,隊裡的老同志見到我,還親暱地叫我“小尼姑”,可見我演得還算可以。

五七兩隊撤退到香港,成立中藝。陳碧青也隨隊到了香港,她想抓緊時間學習業務,實現從小的願望,到音樂學校去深造,就把心思告訴我父親。父親立即表態支持,並勉勵她好好準備,爭取考上。還說,如果考不上,歡迎你再回來。後來陳碧青才知道,實際上隊的領導層和黨支部已研究過她和施明新上學的事。l947年春中藝離開香港前夕,陳碧青到了廣州,在藝專經過短期專業補習後,到上海考取了國立福建音專聲樂系,又于1948年夏考入國立上海音專(今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直到1956年畢業。她說:“我在劇宣七隊的時間不算長,但我想,要是沒有七隊和吳隊長等老同志的引路、幫助,哪有我的今天啊!”

兩隊合起來還有30多人,選出父親為社長,丁波和徐洗塵為副社長,父親主要負責對外,丁波負責日常工作和發展黨的工作。據丁波回憶:在馮乃超領導下,中藝除原有的三名黨員(丁波、胡振表、黃力丁)外,發展了鄭達、齊聞韶、徐洗塵、史進、潘予、林宗熹等在香港入黨,成立了黨支部,丁波任書記。支部成立後,馮乃超親自找父親談話,告訴他中藝成立了支部,發展了一批黨員。自己的隊員跑在自己前面解決了組織問題,父親卻為他們高興。丁波說父親當時“喜形於色”。父親說:“請組織相信我,當然我也設法找黨的關係,儘快把這個人生中的大事解決。”馮乃超說:“黨多年來都關心你、信任你,把你當黨員對待,相信你也是理解的。”
只有母親知道,父親為自己的組織問題不能解決,內心有多焦急。但他要負責全社30多人的生活問題,要儘快演出。父親抱歉地告訴母親:“又顧不上你們了,全社都要沒飯吃啦!我們也要斷炊。”母親告訴他收到大舅的信要托人帶一點點錢來。父親笑笑說:“雪中送炭呀。”

他放下自己的心事,投入工作,中藝於9月1日宣佈成立。

復員時,他們鑽了官僚主義的空子,自動把各人的“軍階”提高一級,多拿了幾十萬元復員費,可是換成港幣也沒多少。安置了人員,添置了必需品,換了服裝,很快社裡財務告窘,解決的辦法只有一條——演出。

初來乍到,人地生疏,找個劇場也得向饒彰風求教。父親去找饒彰風,饒彰風說:“我也正要找你談。”

饒彰風指出,港英當局雖揚言“要把香港建成東方的民主櫥窗”[1],但問題可不那麼簡單。目前國民黨政權還與英國有外交關係,在港駐有國民黨政權的代表,港九還潛伏著國民黨特務,對五七兩隊來香港不會不知道;以後“中藝”還要去南洋各地,那些國家都駐有國民黨政權的使節,五七兩隊是國民黨的眼中釘,一個月前還要抓五七兩隊,能不破壞刁難嗎?饒彰風要中藝先在香港搞幾場演出,把政治色彩沖淡一點,不能演出像《豔芳酒家》(一出揭露國民黨軍隊腐敗,導致倫常慘劇的話劇)和《還鄉淚》等直接刺向國民黨的劇目。演出名義、地點要好好考慮,這裡頭的學問大哩。一定要在人們的心目中慢慢造成“中藝”與原五七隊毫無關係,只是戰後在香港新成立的職業演出團體,這樣才便於衝出去。這和夏衍的意見不謀而合。兩天前丁波去找夏衍,談到要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時,夏衍也批評說:“你們想幹什麼!”

他們的話使父親想起抗日戰爭時如何迂回曲折地在國統區堅持鬥爭的往事,悟出在新環境中該如何做。他們決定以演出歌舞為主,加一出反映農村反漢奸的歌劇。香港也遭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2],香港市民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直接受害者,不會反對這樣的劇目。有些節目七隊雖演唱過,如《客家山歌》、《新疆舞》、《阿細跳月》、《藍色的多瑙河》等,但沒有什麼政治色彩,完全可以演。

194510日军签署投降书

(圖二:日本在香港的軍政府簽署投降書。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向饒彰風彙報後,他同意了,並說,再在演出名義和演出場地上做點文章。

自9月1日中藝成立到ll月下旬,他們先後演出三次,一次比一次更成功令香港中上層社會認同中藝只是一個追求藝術、靠票房收入維持的職業劇社。

劇宣五隊的鄭達在紀念文章《中藝成立前後》回憶:“五七兩個隊成員是初次合作,相互間的不理解不協調自然難免。比如在演出劇目的摸索中,當首演大型話劇《牛郎織女》得不到觀眾的喜歡,賠了老本時,兩個隊的一些人就相互埋怨和指責起來,要不是老前輩夏衍給我們開會做團結工作,引導我們為準備去南洋作巡迴演出而多排練歌舞節目,並終於以歌、舞、劇大會串的形式,在香港取得演出成功的話,那中藝又怎能統一自己成員的認識,找到一條自己應走的演出路子呢?因而那時候,吳荻舟的社長擔子,是不容易挑的,但他卻很好的挑了過來。在那些困難的日子裡,他給我的印象始終是不急不躁、不慌不忙,一副沉著穩重的神態,他那老大哥形象,在我心目中可是越來越鮮明了。”

1997年前後,我曾奉母親之命前去請鄭達叔叔為父親的紀念集《吳荻舟》寫序,他慨然允諾,除了和另一位叔叔楊應彬一起寫《堅強的文化戰士(代序)》外,還寫了這篇《中藝成立前後》,這是後話。

[1] 戰前的香港總督楊慕琦1946年5月復職,提出政制改革,給市民更多參與管治的機會。後任港督葛量洪1947年7月就推翻了楊慕琦方案。

[2]日本佔領香港的時期由1941年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投降算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歷時三年零八個月。日本佔領香港後市民在安全、民生及經濟等方面皆受盡摧殘,直到今天仍然有市民和日本政府就“香港軍票案”打官司,也留下戰壕、防空洞等戰時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