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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上近百人大合照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西南劇展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 西南劇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3年夏秋在桂林養病和寫作期間,父親吳荻舟在作家韓百屏家裡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早在1942年秋天,父親在朋友處讀到《新華日報》上登載的蕭軍《對當前文藝諸問題底我見》剪報,文中提到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

毛澤東在《講話》裡提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如對文藝方向有爭論,有人不願到農村去,到前方去,不願到火熱的戰鬥生活中去,或者對文藝要為現實鬥爭服務認識不足。他強調文藝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藝要為社會變革服務,為現實鬥爭服務,作家要為工農兵寫作等。抗宣一隊從組隊到改名劇宣七隊,工作覆蓋了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六個省,幾乎每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流動,僅在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西江大流動中,就演出200多場次,節目有《慈父》、《王老二當順民》、《重慶24小時》、《寄生草》、《陰陽界》、《風波亭》等話劇;有《農村曲》、《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等歌劇、歌舞;還有歌詠《遊擊隊歌》、《太行山上》等。都是因地制宜創作和演出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也根據所到縣市不同情況和接受程度運用街頭宣傳、標語、壁報、畫報及口頭、文字等形式,或辦各種文藝短期培訓班,《講話》所說文藝“為抗日戰爭服務”,在他們的實踐中每時每刻具體地發生著。因此,父親曾回憶說:“雖只匆匆一讀,印象已十分深刻”。

畫面上近百人大合照

一九四二年五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的講話影響深遠。圖為毛澤東和與會代表在楊家嶺合影。

(圖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與文藝工作者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自1943年年初起,國統區的物價狂漲,甚至一天漲幾次。“法幣”惡性貶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母親張佩華說過,那時候她在桂林圖書館工作,每月發工資的時候,外祖母就要在圖書館門外等著,兩人像跑接力賽,母親把錢交到外祖母手上,外祖母一拿到錢趕快去買米,因為假設上午一百塊可以買到五十斤米,也許下午就只能買到五斤了。七隊吸煙的隊員連廉價的煙葉也買不起,常常是一支煙幾個人輪著吸。隊的經費,自1941年初改成“劇宣七隊”時調整過一次之後,便再也沒有調整。當時在政治低氣壓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如果不願隨波逐流,工作就無法開展,生活也很難維持,七隊及時伸出援手,畫家黃新波、張樂平、黃永玉等都先後作為隊友在隊裡生活工作過。

歐陽予倩、田漢、瞿白音等在中共支持下,在桂林籌辦“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1],周恩來派人到廣西與左洪濤聯繫,讓演劇四、七、九隊參加西南劇展。七隊決定排練曹禺改編巴金原著的《家》和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重排《軍民進行曲》和新排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參展。

會徽長方形,畫面上是一個起舞的人物,和“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字樣。

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會徽

(圖二:西南劇展會徽。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11月,父親帶著《詩人與國王》的演出本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籌委會。溫濤已經製作好詩人、國王和花神的木偶,他特地表演給父親看。父親說:“他的提線技術很熟練,可見下的功夫不少。這裡也有溫嫂的功勞,我進門時看見她的手裡正縫著一件小衣服。那是花神的衣服。她把破襪子利用起來,成為服裝的主要原料。”

據父親回憶,三個主要人物的造型都頗有個性,詩人是個年過古稀,精神抖擻、慈祥、莊重的老人,花神是天仙般的美女,象徵著精明、能幹的群眾領袖。詩人和花神的眼睛和嘴唇都不動,而國王則眉毛、眼睛都能動,顯得奸詐陰險、滑稽可笑,是個希特勒形的中年人。百花象徵著鬥志昂揚的廣大群眾。百花因為要開口說話和唱歌,所以花瓣能啟合,但不用提線。當它們遭狂風暴雨摧殘時伏倒,當它們得到詩人撫慰時,立刻顯得新鮮、美麗、有活力。在製作百花時,溫濤花了不少心血,動了不少腦筋。比如如何製造百花在雨前雨後的兩種舞臺效果呢?父親和溫濤反復研究,最後是製作了兩批花,一批殘敗的,一批盛開的,詩人扶起的是後一批,把問題解決了。

父親取得歐陽予倩同意,把當時已經到藝術館工作的話劇導演陳卓猷引進七隊,導演話劇《家》(不過後來得知四隊也排了《家》,七隊欣然割愛)和《法西斯細菌》。

父親說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話劇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抗宣一隊的話劇是從零開始的,初時沒有話劇演員和導演。第一階段,父親曾手持《演劇六講》邊看邊指導排練,現買現賣,傳為笑談,也說明父親的性格特點之一就是不藏拙,也不屈服於“條件”壓力。第二階段,范萊進隊導演了五出不同形式的音樂劇和三個話劇,七隊的話劇水準因而有所提高,但仍是導演教、演員模仿,缺乏比較系統的理論指導與科學的演技訓練。第三階段,陳卓猷主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演員自我修養》,大家學到表演、導演的系統理論。排練時,導演、演員共同探索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

金辛才小金回憶說:“1943年,隊長請陳卓猷來七隊當話劇導演,陳卓猷說:‘恐怕戰區政治部主任會反對!’隊長說:‘不怕,我可以頂住!’於是陳卓猷先是導演了《家》。在曲江坪石等地上演後,引起極強烈的反映,但果然遭到了戰區政治部主任召集七隊全體訓話,七隊不為所動。接著才又排練《法西斯細菌》,這個戲在西南劇展上演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被認為‘演出了這樣一個不容易演出的戲,而且演的很成功……夏衍底味道全出來了’。劇宣四、七和九隊三個隊的戲劇兵在劇展中成為一股中堅力量,而《法西斯細菌》為三個隊的演出增強了藝術性。就七隊而言,藝術創作、特別是話劇表演藝術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切,我們隊長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七隊演出《法西斯細菌》成功,大會評論團讚揚陳卓猷,肯定他努力幫助演員理解角色、塑造角色的導演手法。《新華日報》在1944年4月9日評論七隊的《法西斯細菌》是西南劇展第二期中最好的一個戲。父親說:“我相信天才,更相信努力,幾位主要演員都下了極大功夫鑽研,值得肯定。”

《軍民進行曲》在劇場演出後,劇展主辦方應觀眾要求,安排在桂林公共體育場連續免費公演3天,每場觀眾達萬人以上,許多唱段傳播開來,在桂林的街頭巷尾都聽得到人們哼唱,風靡一時。著名作家司馬文森撰文說:“這是一次使人愉快而動人的演出,我們看見了劇宣七隊的進步,也看見了今日中國新戲劇的進步。”

由於大會認為展出的劇碼能及時反映現實的題材太少,七隊為此趕排了《沙坪之夜》,雖然這是一個活報劇,演出卻得到觀眾和評委的好評。大家認為七隊反映現實快而不草率,難得。

在這次劇展上,由父親編劇、溫濤導演的《詩人與國王》是唯一一出提線木偶戲。美專副院長楊秋人動員一批桂林美專學生組成“文協傀儡戲演出團”,他們從完全不會到掌握木偶的演出技術,上演時,效果很好。楊秋人說:“《詩人與國王》的主題是揭露法西斯統治對文化的踐踏、摧殘,有強烈的現實感,故引起觀眾廣泛的共鳴。”除公演外,《詩人與國王》還接受單位邀請組織專場演出,觀眾情緒熱烈,演出人員也大受鼓舞,台前台後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父親說:“我這個幾乎每場必到的‘觀眾’,也格外興奮和激動。”

從1943年下半年接到任務,到1944年5月演出,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在西南劇展取得這樣的成績,對父親、對七隊都是極大肯定吧。

當時美國《紐約時報》登載文章稱頌西南劇展:“這樣宏大規模的戲劇展覽,有史以來除了古羅馬時代曾舉行外,還是僅見的”。

茅盾說:這是“一次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活動的空前大檢閱。”

西南劇展第二部分是務虛,結合如何為抗戰服務,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近五十年後,《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2期發表了父親一份遺稿,父親在其中回顧了當時討論的情況:

劇展開幕那天,《新華日報》發表了夏衍的文章《我們要在困難中前進》。夏衍指出:“抗戰以來,曾經盛極一時的部隊戲劇工作漸漸衰退”,而在後方,“戲劇被當作‘繁榮’的點綴,當作少數有錢人的娛樂,當作募捐款的手段,當作增加稅收的來源”。國民黨對抗日救國的戲劇運動多方壓迫阻礙,使“劇運內的危機已由潛伏而滋長”、“漸漸的消磨了工作者們的熱情”,夏衍呼籲戲劇工作者不要“迷惘、冷漠、懶散、草率”,不要“失卻了追求真理的熱,衰退了改善社會的誠”,而要“讓新的困難不斷地砥礪我們”,堅持戰鬥下去。

同一天,邵荃麟在《力報》上也發表了題為《一點希望和一點意見》的文章,他說:“劇展開幕了,這是一件盛事,但是我們希望這不僅是‘盛事’而已,因為現在究竟還不是太平盛世。”這次劇展是在國土還未收復,抗戰還沒有勝利的情況下舉行的。他號召與會的戲劇工作者“必須學習像劉羅保那種精神,他拒絕人家邀請回都市里來辦劇團,他犧牲個人成名的機會,永遠和人民大眾擁抱在一起,永遠堅持著他自己提出的戲劇遊擊戰的口號,並因這個口號而死!”

幾百人的大合照

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與會者大合照。

(圖三:西南劇展全體人員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在務虛期間大家談到,國統區有很多客觀因素妨礙劇運發展,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和破壞。當時,宣傳抗日的戲劇團隊在經濟上十分困難,生活得不到保證,連演出的最起碼開支都無法保證。原派在山西(閻錫山處)的演劇三隊,包括隊長、支部書記,13位成員被捕,要不是周恩來通過張治中(他當時繼陳誠任政治部部長)出面營救,以及各地文化藝術界抗議,這13位成員險遭不測,這個隊也險被吃掉。

據演劇六隊隊長劉裴章回憶,1942年夏,國民黨第六戰區把隊員李虹抓走,故意過了半年才放回來,然後特務隔三差五來找他,問他隊裡誰是共產黨,有什麼可疑言論,要他定期匯報六隊內部情況。他不肯做特務,又怕跑了影響六隊,苦惱得自殺了。

在國民黨後方城市,國民黨審查機構不僅對出版進行粗暴的審查,對演出也無禮地審查,在重慶,郭沫若的《屈原》也要經過鬥爭,才得演出。

在進步、愛國的戲劇隊伍裡,也有個別人經不起政治、生活考驗,消極、後退、追求個人名利或藝術至上,認為大舞臺、大劇院才有戲劇藝術,但大多數,包括遭迫害解散的團隊成員,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工作情緒和積極性,不顧個人安危,想方設法堅持工作。

他們還討論了如何看待國民黨的抗戰,當時對文藝該不該表現他們有不同意見。父親他們常到國民黨部隊演出,看到大部分國民黨官兵不願做亡國奴,要抗日。每次到前線,到國民黨部隊去,他們帶的《新華日報》、《群眾》、《日寇暴行錄》等進步刊物總是被一搶而空。他們認為國民黨士兵的抗日事蹟和要求也應該得到反映。

國民黨的政策是既抗日,又反共;父親他們是在國共合作戰時體制下的一支共產黨的抗日宣傳隊伍,是在國統區主戰場慰問抗日軍民,宣傳共產黨的抗戰方針,同時面對國民黨的反共,這就是父親他們當時的微妙處境。不管怎麼樣,就父親他們所在的抗日主戰場而言,大部分國民黨官兵包括嫡系和地方勢力對日軍的抵抗是英勇頑強的。我想,這是父親他們能在國統區開展工作和生存的客觀條件,父親對這種處境也是很清醒的。

[1] 西南劇展全稱“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舉辦。大會由廣西省立藝術館主辦,歐陽予倩任籌委會主任,田漢等35人任籌委,會長是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為大會名譽會長,蔣經國、李任仁等擔任指導長。參展團隊來自廣東湖南江西雲南廣西等5省區共33個單位,與會者1000人以上。這次劇展有三大中心活動:1戲劇演出,有話劇、平劇、湘劇、楚劇、傀儡劇、徭人歌舞、皮影戲、馬戲等;2戲劇工作者大會,各團隊工作報告、作品宣讀、專家演講、討論提案等;3戲劇資料展覽,包括各團隊的工作文獻、創作經驗、心得和著作,展出文字圖片模型等,並通過《戲劇工作者公約》和大會《宣言》。2014年,為紀念“西南劇展”70周年,桂林曾舉辦 “新西南劇展”工程,由廣西師範大學專業教師指導學生重排、重演當年的部分劇碼。

二十餘名年輕男女戰士或站立或席地而坐合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4十萬大山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4 十萬大山 

長沙大火善後工作做到1938年年底,長沙重新成為了支援抗日的前沿城市。我的父親吳荻舟和抗宣一隊的隊員們無暇“享受”哪怕片刻的安寧,隨即上路前往桂林。

據我母親張佩華回憶,從長沙到桂林是坐火車的,到達桂林是1938年12月21日。她在1989年2月寫的一篇文章《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回憶:暫時的安定中同志們都忙著打掃個人衛生。突然幾個女同志驚叫:襯衣上這麼多灰濛濛的小蟲子!洗頭髮的女同志也驚呼:頭髮裡這麼多小蟲子!男同志們哈哈大笑。原來,長沙大火把隊員們的個人衣物都燒光,忙了兩三個月,太髒了,身上頭上長了蝨子。其實男同志們身上也有,只是忍著不叫,讓女同志們出了“洋相”!

母親說:“這是個插曲,當時我看著身上頭上的蝨子也全身起雞皮疙瘩。但是沒有人埋怨,退縮,‘好玩’地鬧哄一陣就過去了。在長沙,‘全心全意為災民服務’支配了每個人的思想,奮不顧身,不知不覺脫去了一些女孩子的嬌氣。我跟著同志們就這樣一步步走過來,也逐漸鍛煉得比較懂事。”

父親回憶說,當時日本飛機幾乎天天都來瘋狂轟炸,有時候一天拉幾次警報。防空警報一響,市民就往七星岩等處山洞跑,躲警報。就在剛到桂林幾天後,在一次敵機空襲中,曾經在武漢和長沙教抗宣一隊唱歌的音樂家張曙[1]遇難,他家房屋倒塌,陸續趕到的抗宣隊員看到父女二人血肉模糊的遺體,都傷心痛哭。

一座小樓被炸塌,只剩斷墻碎磚。

抗戰時期,桂林遭到日寇狂轟濫炸,著名音樂家張曙所住的房子被炸毀,他和女兒遇難。

(圖一:1939年12月,桂林,張曙殉難處。)

抗宣一隊分岩洞教育、下鄉宣傳、文字宣傳和隊部工作四個組,在桂林街頭和近郊、工廠開展工作。除了每逢警報就利用人群集中的機會做宣傳,他們也在桂西路口一面牆上定期出版特大《抗宣壁報》,圍繞廣西、桂林具體情況,綜述抗日新聞,發表時事短論等,圖文並茂。他們演出小節目,唱救亡歌,開辦戰時兒童訓練班,組織80多名兒童認字、畫畫、唱歌、演戲,教他們抗戰知識。母親一定非常熱情投入這些唱歌和教學活動,發揮她的教學所長。

1939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屬下的“八一三歌詠隊”在上海淪陷後輾轉流動到廣西柳州,面臨解散困境,抗宣一隊吸收了10人,保存其主要力量,又吸收廣西學生軍以及桂林中學一批青年,歌詠實力大大增強,但是超編10餘人,經費緊張。隊務會決定將20個編制所得津貼統一分配,不論隊長隊員每人每月同樣只發幾元零用,超編隊員和正式隊員待遇是一樣的。

2月,《救亡日報》、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等組織了慰問前方戰士籌款活動,抗宣一隊也參加了,他們與演劇九隊、放映二隊聯合請焦菊隱[2]、馬彥祥導演石凌鶴的《黑地獄》,主要演員是抗宣一隊的陸金海和王天棟,演出時導演是洪深。

一張海報,上面有《黑地獄》三個大字,有象征反抗的拳頭和匕首。

這是一張抗戰時期的演出海報。著名戲劇家石凌鶴創作的《黑地獄》,由政治部留桂工作隊等單位聯合演出。

(圖二:石凌鶴和《黑地獄》宣傳。)

在這前後,《救亡日報》發表題為《生活在戰鬥中》的報導:“20多個男女青年……在武漢、湖南喚醒了千百個沉醉在糊塗之鄉的同胞”,“現在來到我們的桂林……抵桂的第三天起,便執行了他們的任務,每天有數以千計的觀眾看他們的《抗敵壁報》和標語,他們的壁報、標語有很大的激勵和感染力,警醒著人們,他們還感到不滿足,準備於最近邀請本市各個出壁報的團體,舉行壁報座談交換經驗,使壁報工作發揮更大的效用。”

父親在這樣繁忙艱苦的環境下也不忘筆耕,他寫了文章《農村宣傳工作的重要》刊登在《救亡日報》上。

母親在桂林遇到兩個熟人。

一個是她的表妹、我的表姨龔維瑤。抗宣一隊到桂林後暫時住在桂林中學,表姨正在那裡上學,兩人巧遇。表姨要母親介紹她參加抗宣一隊,不過沒多久她便退出,她家裡安排她到美國留學,後來嫁給我國著名水利專家錢寧[3]

兩名年輕女性,在學校操場相依合影。

在桂林中學,母親巧遇表妹龔維瑤。

(圖三:母親和她的表妹龔維瑤在桂林。)

母親遇到的另一個熟人是合肥星星小學的校長(母親稱校長為“校主”)孫滬芳(紀鐘毓也在一起),原來她們也是全家逃難到桂林。孫校主立即說,還有兩間空房,你們來住吧,也不收房租,多年後母親提起這段往事,還感慨地說:“人情不是那麼淡泊。”

桂林是戰時西南大後方重鎮,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當時與蔣介石有矛盾,為了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勢力,遂與中共合作,給很多進步文化人士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他們紛紛從淪陷後的上海、武漢等地雲集桂林,運用各種形式反對消極抗戰,聲討大小漢奸叛國投敵賣國求榮。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也傳達中共廣西省工委的指示,要抗宣一隊針對廣西的情況,加強宣傳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退步”的抗日主張。

1939年3月,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得到情報,日寇侵佔廣西省北海市的潿洲島之後,企圖在北部灣的欽州、廉州、防城沿岸登陸,進攻西南大後方,切斷我們的國際交通線,要抗宣一隊前往那裡做抗日宣傳和社會調查。全隊緊急動員到十萬大山及北部灣沿海流動工作。

這時母親已懷孕6個月。父親十分不安地向母親(當時名字是張瓊)解釋,隊的工作,他責無旁貸,必須全力以赴,盼母親理解。勸她退出抗宣隊,留在桂林工作,負責贍養一家老小。父親說,如果母親能免除他的後顧之憂,就是對他最大的幫助了。

母親本來是滿腔熱情參加抗宣一隊的,多年後母親回憶說:“1938年,荻舟參加抗宣一隊後,動員我也參加。真使我接受了一次革命洗禮。過去愛國,是遊行、喊口號。現在要像他在舒城冒生命危險沖出重圍,拯救人民那樣實幹了。在集體生活中和實際工作中,雖感新鮮,但不懂、不熟悉的東西太多了,要學習啊!不能自甘落後。”

可是現在,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志們歡快地踏上征程,心裡十分難過、無奈、委屈,多年後還覺得委屈呢。她說她也要努力奮鬥,在半年多集體生活中受到教育和感染,但是現在卻不知道目標是什麼了。剛剛打開的那一點思想缺口,再也無法擴大深入。

而父親率隊一走就是3個多月。3月31日,他們從桂林乘車到南寧,在南寧期間吸收了兩名會粵語的隊員。南寧以南的公路已遭破壞,必須徒步翻越桂南粵西交界的十萬大山和六萬大山。為適應山區居民分散的情況,他們演出的節目小型多樣。三、四月間,南疆一時驕陽似火,一時驟雨狂風,衣衫盡濕,轉眼雨過天晴,又曬得頭昏腦脹,女隊員艱苦更甚。大家將私人物品精簡,背負公物、道具,手持木棍,一行人在荒山野嶺魚貫前進,隊長殿后,往往幾十里不見人煙,逐村逐鎮向農民或者國民黨的駐軍宣傳抗日。

二十餘名年輕男女戰士或站立或席地而坐合影。

抗宣一隊在桂林。

(圖四:1939年3月,抗宣一隊合影。)

翻過十萬大山就到達北部灣北岸,那裡是大片丘陵起伏的開闊地,有200多里的海岸線。防城的東興鎮和越南芒街只隔一條寬不足20米的北侖河,是北部灣北岸最西起點。抗宣一隊首先渡過3米左右寬的木橋去到越南的芒街,芒街方圓不到十平方公里,是越南政府劃出來便於中越人民集市的特區。地方雖小,卻有很多華僑,有中華商會和各屬會館。除經商者外,還有從事燒陶等行業的手工業者這裡是抗日宣傳的空白點,隊員們過河為華僑講解抗日形勢和中共的抗日政策,揭露日寇暴政。華僑們十分愛國,支持祖國抗戰。我方橋頭有一座牌坊,回程時美術組的吳少棠、陳會軺在上面書寫了兩條巨幅標語:“堅持團結、進步、民主、抗日”,“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

當天下午回到東興鎮演出,結束東興鎮的工作後,抗宣一隊沿著北部灣海岸線從西至東,走遍村村鎮鎮。我查地圖看到北部灣海岸線曲折複雜,可以想像抗宣一隊工作之艱辛。

他們每到一處都做家庭訪問、社會調查、舉行抗日形勢報告會、座談會和演出晚會,當地很多男女青年參加上述活動後,紛紛要求加入抗宣一隊。烏家(地名)一個姓吳的女學生堅決要求跟抗宣一隊走,一隊反復勸她:你留在當地團結青年開展抗日活動,比跟我們走更有意義,她才留下了。

抗宣一隊也保存著一份在東興鎮的會議記錄,一個家庭父母兒女討論“敵人來了怎麼辦”,結論是“敵人在哪裡登陸就在哪裡打,先做準備,殺漢奸、敵探,組織武裝,根絕資敵。”

在欽州龍門灣內一個面積不過三十平方公里、居民不足百戶的龍門島上演出時,負責燈光的孫天秩用彩紙和汽燈製造舞臺效果光。祖祖輩輩被漁霸壓迫抬不起頭的漁民,怎麼也不敢想像有人送戲上門,認真為他們演戲、唱歌,同他們親如手足,問寒問暖。當隊員用粵語向他們講述日寇暴行和我軍英勇殺敵的事蹟時,他們也憂心如焚:“敵人來了該怎麼辦?”“到十萬大山打遊擊。”

這裡漁民的房子是用貝殼、海螺殼壘的破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矮得伸不直腰。可是當抗宣一隊登門訪問,他們總是端著自己種的瓜、薯招待,工作了幾天,抗宣一隊要離開的時候,全村男女老少都到岸邊送行。因為從來沒有人這麼尊重他們,平等、友愛、溫暖對待他們。

當地的朋友悄悄告訴抗宣一隊,有一個連的國民黨軍隊跟著他們,他們到那裡,特務便跟到哪裡,父親說這事後來經桂軍某師政治部的王某證實。當時隊伍白天行軍,晚上演出,有時一天換兩個地方,與後方聯絡很困難,也只有自己嚴加注意。父親和隊務會研究決定外鬆內緊,堅持工作,繼續前進。

一群青年男女,站立或坐在山坡上休息,十分疲倦。

1939年夏,抗宣一隊在南路行軍途中。

(圖五:1939年夏,抗宣一隊在南路行軍途中。)

經過大量社會調查,抗宣一隊瞭解到,沿海漁霸豪紳和“大天二”(土匪)橫行,私設關卡勒索養路費,強收捐稅,漁民農民生活極端貧困。在國民黨貪官污吏剝削下,貧富懸殊。龍門島上一大片又矮又破的漁民村舍旁邊,有一幢三層紅磚洋樓,據漁民說:那是國民黨海軍某艦長“金屋藏嬌”的地方。1938年日寇攻佔潿洲島時,他匆忙攜眷逃亡,遺棄10匹軍馬,在島上日夜遊蕩,踐踏莊稼,無人敢過問。潿洲島淪陷後,漢奸、奸商、敵探活動猖獗,佔領潿洲島的日寇缺糧,漢奸奸商便勾結起來盜運大米與物資資敵。

7月上旬,抗宣一隊經十萬大山的靈山、橫縣、南寧,回到桂林,交上社會調查報告。在總結演出時,他們匯報了敵探漢奸的活動和人民疾苦的有關情況,穿插演出一批新創作的小話劇、活報劇反映當地抗戰形勢,其中有父親在北海市冠嶺訪問燈塔工人後創作的話劇《燈塔》,以及《決堤》、《水車》和活報劇《團結起來打鬼子》等。

刷在墻上的壁報,內容豐富,圖文並茂。

抗敵壁報是抗戰時期重要宣傳手段,有消息、評論、漫畫、紀念文章等內容。

(圖六:剛剛回到桂林,就趕出抗敵壁報“七七事變”兩周年紀念號。)

回到桂林父親才知道,當他們還在廉州時,國民黨頑固派襲擊了湖南平江新四軍留守通訊處,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4]”,還強迫各抗宣隊演劇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反共、限共、溶共政策,給合作抗日帶來險惡的陰影。

[1] 張曙,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與聶耳、任光等組織了左翼音樂團體“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 “全國歌詠協會”等,翌年與冼星海等參加了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張曙短短一生創作200多首歌曲,其中《洪波曲》、《保衛國土》、《日落西山》、《丈夫去當兵》等最著名。1938年12月,他隨第三廳遷往桂林,1938年12月24日,與愛女張達真在日本飛機轟炸中犧牲,時年30歲,安葬於桂林七星岩下靈劍溪畔。

[2]焦菊隱(1905-1975),戲劇家和翻譯家,1930年創辦"中華戲曲專科學校"並任校長,致力於中國戲曲研究及教學改革。1935年至1938年留學法國,曾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從事戲劇教學和導演工作。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1952年起,任劇院副院長、總導演和藝術委員會主任。擔任過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全國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的常務理事兼藝術委員會主任,第二、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文革"期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老反革命,1975年2月28日因肺癌病逝於北京。

[3]錢寧(1922-1986):中國泥沙運動及河床演變專家。1951年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

[4] 平江慘案: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駐湘鄂邊第27集團軍總司令部根據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包圍了新四軍駐湖南平江縣加義鎮的通訊處,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兼湘鄂贛特委書記等十幾個新四軍幹部慘遭殺害,同時,在平江的紅軍家屬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殺者不下千餘人。

男戰士女戰士,整裝待發,他們都那麼年輕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2長沙大火

蕩小舟的故事

瀝血八年

2 長沙大火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9月下旬,武漢局勢緊張,父親吳荻舟奉命帶領抗宣一隊撤往長沙。當時軍委會政治部人員大部分撤往重慶,小部分撤往桂林,都要經過長沙。

男戰士女戰士,整裝待發,他們都那麼年輕

抗宣一隊整裝待發,戰士們多麼年輕啊

(圖一:抗宣一隊整裝待發。)

抗宣一隊來到長沙,進駐水風井長沙師範,一面學習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的《抗日宣言》、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及艾思奇的《哲學講話》等,一面開展抗日宣傳,主要形式有街頭演講、歌詠、文學、美術宣傳、家庭訪問、演出街頭活報劇比如《放下你的鞭子》等。他們與抗敵演劇二、八、九隊及長沙其他宣傳團體聯合舉辦“雙十國慶”抗日宣傳周,在長沙迅速掀起抗日宣傳的高潮,長沙街頭到處出現由木刻家劉建庵帶領繪製的大型抗日標語和《抗宣壁報》、巨型牆畫,劉建庵是抗宣一隊美術組組長。

巨幅抗敵壁報刷在墻上,圖文並茂

抗敵壁報是那時候很主要的宣傳手段

(圖二:抗敵演劇二隊的一幅巨型抗敵壁報。)

周恩來撤往重慶途經長沙,在11月12日的孫中山誕辰紀念大會上,他分析了武漢淪陷後的抗戰形勢,介紹了長沙周邊的戰況。下午他召集即將撤離長沙的政治部三廳人員及屬下各團隊講話,強調要堅持團結、抗戰、進步,反對分裂、投降、倒退,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他說:敵人(日軍)距此還遠,可以吃飽飯慢慢走,沿途還要開展工作。要注意行軍紀律,注意敵機空襲。當他聽郭沫若說湖南省政府答應給的汽車全部落空,就讓大家向紅軍學習,他說:紅軍能走二萬五千里,我們就走不到湘潭?我們要學習紅軍,草鞋破了自己打,腳底板磨起泡也要忍痛堅持!他號召除病號外不分男女全體步行。行李可用八路軍駐湘辦事處(湘辦)的汽車來回運,運完為止。

當時,國民政府對能否守住長沙十分沒信心。蔣介石提出“焦土抗戰”——燒毀長沙,不讓日軍獲得任何物資。11月12日下午4點多鐘,長沙開始混亂。謠言很多,國民黨官員動用各種交通工具,帶著老婆孩子箱囊雜物落荒而逃。警察也不見了,軍車飛馳,有些士兵從飛馳的軍車上摔下來,死在街心也沒人理。老百姓不明究竟,四處探問情況。

據父親回憶,當時前線傳來的消息說日軍止步在二百里外的汨羅北岸,於是他們按照周恩來的佈置,和“對敵宣傳隊”(由日本反戰進步作家鹿地亙[1]為首的日本進步人士組成,馮乃超領隊)一起散發瓦解敵軍的傳單和《日寇暴行錄》,書寫日文標語。直到夜幕低垂,父親和隊員們完成任務,背上公物徒步離開長沙,沿長衡公路撤退,路上盡是驚慌失措的難民和國民黨士兵。

半夜,隊伍到達長沙與湘潭之間時,忽見長沙上空一片紅光,偶然還聽到低沉的轟隆聲,大家以為日寇已攻佔長沙。直到次日近午,在下攝司渡口突然遇到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才知道日軍還在岳陽,距離長沙尚有130多公里。

這時他們還不知道,就在13日凌晨兩三點鐘,長沙街頭出現許多提油桶的人,未經通知百姓等程式,在長沙數百處同時放火,全城頓成火海(有一種說法是長沙駐軍誤將傷兵烤火取暖當做點火信號),周恩來駐地“湘辦”也被放火。勤務兵衝上二樓,喚醒在二樓和衣而臥的周恩來和葉劍英,抓起隨身攜帶的黑皮箱跑下樓來,前門已被火封住,他們轉身從後門沖出火巷(事後有媒體報導周恩來是“奪窗而出”),到了湘江岸邊,那裡擠滿從火海中逃出來、驚魂未定的人群以及撤退下來的傷兵。

周恩來和群眾一樣站在滿是泥濘的河灘上,向群眾詢問起火的原因和情況,大家說:事前一無所知,除了身上穿的和隨手抓到的一點東西外,都燒光了。面對呼兒喚女,痛哭失聲的群眾,周恩來分析:如果是漢奸破壞,不會全城同時起火。但敵人還在百里外,為什麼要自己放火呢?誰下的命令!?憤怒的群眾紛紛要求槍斃放火的罪魁禍首。

在公路上幾經交涉,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坐上一輛國民黨輜重兵團的卡車,向湘潭駛去。見到剛剛到達湘潭的抗宣一隊,他馬上問:看到郭沫若他們沒有?知道他們已過了湘江,他才放心。當周恩來在下攝司見到郭沫若,得知人員都已安全撤出,只有最後一車行李沒運出來,所幸護送行李的林因加(林雲俠)隻身脫險,周恩來寬慰地說:“人都安全就好!”

未幾,周恩來打算和葉劍英折回長沙,弄清楚大火的情況。可是來到距城還有幾裡的一座小山前,災民太多,道路堵塞,無法前進,他們便登上小山瞭望。長沙上空一片通紅,帶著煙焦味的熱浪,一陣陣撲面吹來,還不時傳來爆炸聲。

周恩來只好返回下攝司,落腳在抗敵演劇一隊駐地對面的一間小屋裡。夜深了,他還在和葉劍英、郭沫若、馮乃超、田漢、洪深等人開會。周恩來說:日寇佔領武漢後改變侵華戰略,對國民黨以政治誘降為主,而把軍事重心指向八路軍。國民黨頑固派政治後退,汪精衛主張“議和”,敵後的石友三、朱懷冰等國民黨部隊高唱“曲線救國”,製造磨擦,襲擊抗日根據地。日寇雖來勢洶洶,取了岳陽卻退守汨羅北岸,二百里外的長沙突然大火……這些情況都不是互相孤立的,我們必須組織政治進擊,以擊退這股反動逆流。

在下攝司期間,有一次隊員劉建庵和陳會軺正在一堵白牆上繪製“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標語,周恩來走過去稱讚:“對啦!宣傳畫要寫實,標語不要用過於離譜的藝術字,要讓老百姓看得懂,才有宣傳效果。”隊員們圍上去聽他講話,他指示抗宣一隊沿著長衡公路撤退,邊走邊工作。

六位年輕的女孩子排成一排,還有她們的隊長一起合影

(圖三:抗宣一隊的女戰士們。)

14日,周恩來和葉劍英去南嶽出席蔣介石召開的軍事會議。會上周恩來就長沙大火的責任問題和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央展開激辯,提出嚴懲放火首犯,撥款救濟災民和徵集民工幫助居民修建房屋等要求。

根據父親的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所寫,本來,周恩來一到南嶽就聽說長沙大火是蔣介石在12日上午親自下令放的,國民黨卻開動宣傳機器,把長沙大火說成是中外戰史上常見的“堅壁清野”。出於策略,周恩來沒有馬上追究蔣介石的責任,他只從正面闡明“堅壁清野”的正確含義。他說:“堅壁清野”是一個最需要深入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敵愾同仇、共同制敵的工作。必須極端關心和照顧群眾的利益,關心他們的安全和生活,必須儘量使他們少受損失,才能取得他們的支持,願意犧牲個人的局部利益,成全國家民族的利益。在具體做法上,要認真安置好老弱婦孺,組織青壯年配合軍隊把當地的物資財產能搬走的搬走,能埋藏的埋藏,只有那些搬不走,埋不了的才忍痛毀掉,以達到困敵制敵的作用。現在放火燒長沙,事先不動員,不通知老百姓,深更半夜,突然全城放火燒死多少居民,焚毀多少公私財產,僥倖逃出火海的,深冬臘月,也將凍死餓死。這種便宜了敵人,難住了自己的做法,絕不是什麼“堅壁清野”。武漢淪陷前,汪精衛、陳公博就持抗戰必敗論,說再抗戰下去,全國就要變成一片焦土了。火燒長沙,還說是“堅壁清野”,豈非正中汪精衛之流反對抗日、主張投降毒計?除了漢奸和日寇歡迎,還有誰高興呢!?

迫於長沙人民和全國人民的輿論壓力,國民黨當局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三點善後辦法:一、撥款救濟災民;二、調集民工清理街道,掩埋屍體,搭蓋窩棚,安置災民;三、懲辦放火的罪魁禍首。幾天之後,蔣介石下令槍斃了替罪羊酆悌等三人。周恩來召開三廳和“湘辦”幹部會議,介紹南嶽會上鬥爭的情況後說:我們要主動挑起這副重擔,立即趕回長沙,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抓起來、做好它,以進一步打擊國民黨頑固派,支持抗戰派,粉碎漢奸投降派賣國和日寇侵華新戰略陰謀。會議決定:抗敵演劇一、二、八、九隊及抗宣一隊日夜兼程趕回長沙,參加救災工作。並通知各隊除換洗衣服外,什麼都別帶,儘量空出車位,多帶藥品和糧食。

一堵崩塌的墻壁,餘煙未盡

長沙大火焚毀全城,到處是殘垣敗瓦。

(圖四:長沙大火後的城市一角。)

父親的文章還說:那些平時口口聲聲“愛民如赤子”的“父母官”,全躲到湘西和桂林、重慶去了。一座繁華的長沙城,除少數地區的政府機關、公共建築、大公館、洋人住宅、教堂未燒外,所有商店、民房無一倖免,周恩來和葉劍英三天前住過的八路軍駐湘辦事處也已燒成灰燼,可以俯瞰長沙城的天心閣,已成一片廢墟。

當天,周恩來和葉劍英等人回到長沙,來到財政廳,只見滿地公物,它們的主人已經落荒而逃。周恩來等十餘人就在這裡,靠著蠟燭馬燈的微光開始工作。

我有一份手抄“中央社[2]”資料,可以一窺當時官方的輿論角度:

“(1938年)11月10日,岳陽東北之雪溪被敵人(日軍,下同)突破。”

“11日,敵約兩個聯隊在重炮和飛機掩護下,分兵三路:一路犯岳陽正東桃林,兩路分由桃林之天福山東西兩面來犯,皆被我相繼擊阻。”

“12日,雙方仍相持于通城南江間,戰局甚為穩定。敵人由粵漢線南犯,自進佔羊樓司後,即沿鐵路西犯;岳陽我軍因兩翼受敵海陸威脅,經力戰之後,撤至麻塘附近,繼續抗戰。”

中央社衡陽14日下午4時專電:“長沙大火,現仍未熄,亞細亞煤油公司及太古公司之辦事處,皆被毀滅。僅遠在兩英里外之湘雅大學及少數附近英籍住宅無恙。全城一切交通工具,如小艇及舢板,皆已被人民儘量作為撤退之用。人民大半向西南兩方面撤退,秩序尚佳。前線戰事頻繁,寇有進攻新塘切斷麻塘後路企圖。麻塘西發現敵艦,被我炮擊,已退去。”

中央社湘潭14日下午5時30分電:“……於是當局自13日晨3時起,即自動焚毀(長沙),爆炸之聲,聞於數里,不復時全城起火,火光沖天,迎風蔓延,不可遏止。錦繡湘垣,頓成火海。黎明火勢擴大……省市黨部省市政府軍警機關及交通機關,盡付之一炬。

最稱繁盛之八角台、坡子街、中正路、南正街、北門正街、小西門及瀏陽城外環城馬路,所有商店和居民建築均經焚毀,成為焦土。……此次大火,將使長沙無一草一木可以資敵。而火勢之大實為本世紀所未有也。記者今天(14日)晨離長(沙)抵湘(潭),雖遠在數十里外,而火可灼人,猶如咫尺,火勢之烈,可以想見。”

就是這樣,長沙大火焚燒了兩天兩夜,全城被焚十分之九,燒毀房屋5萬餘棟,燒死百姓3萬余人(也有說燒了三天三夜、五天五夜,燒死5萬餘人等)。這場火是長沙歷史上毀壞規模最大的一次人為災難,也讓長沙與斯大林格勒、廣島和長崎一起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毀壞最嚴重的城市

[1]鹿地亙(1903-1982),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無產階級作家聯盟負責人之一。因其反對日本當局的內外政策,日本政府於1927年逮捕了他,1935年獲釋。1936年1月,他和夫人池田幸子輾轉到上海,由內山完造介紹與魯迅相識,後成為至交。鹿地亙和他領導的“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為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作出了難能可貴的貢獻。

[2]中央通訊社(The Central News Agency,英語縮寫:CNA,簡稱中央社)是中國國民黨創辦的官方通訊社。1924年4月1日在廣州成立,1949年10月隨國民黨經廣州遷往臺北,現為臺灣的官方通訊社,目前總社位於臺灣省臺北市。

樓群中一個教堂的尖頂,尖頂上有一個紅色十字架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4三姑姥姥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4 三姑姥姥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母親張佩華在1968年3月寫的自傳裡寫道:“吳荻舟曾告訴過我,他坐過國民黨的監獄(1930-1937),是為了鬧革命在參加學生示威(上海)遊行時被捕的。當時我很信任也很佩服他,當然沒想到懷疑他是如何出獄的(是期滿出獄)。這一段時期,吳荻舟和他的同志們給我兩點主要影響:(1)中國還有一種人——中國共產黨,他們是為解放全人類這個真理的實現而鬥爭的,這種真理是讓人們在現實中奮鬥以求實現,而不是等著到‘天堂’去享受。(2)要奮鬥要鬥爭,女孩子和男孩子應該一樣,他們的言論提高了我奮鬥的勇氣和信心。”

“我接受的是半殖民地的奴化教育,但是我又幸運地生長在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的時代。特別在抗日戰爭初期,‘……在武漢失陷以前,這時全國各方面是欣欣向榮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趨勢,文化上有較普遍的動員’(新民主主義論),我受了抗日戰爭的衝擊,認識上有了一點提高,對舊的東西從過去的苦悶不滿,逆來順受,到今天的懷疑,想反抗了,對未來充滿了嚮往。但究其實際,我對當時的很多事物還是很不理解的,是幼稚盲目的,小資的階級烙印很深的,但是我要向前沖,我要奮鬥。”

母親離開家鄉也離開了神。她的許多兒時朋友都是基督徒,我記得有的在天津,有的在南京,有的我陪她去探望過,有的來過我家。即便是我,在無神論教育下長大,也能感覺到她們很虔誠,很善良,難以想像她們是怎樣將宗教信仰堅持下來。

而母親離開了神,並沒有惆悵。她說:“(離開合肥之後)在桂林我母親再叫我去做禮拜,我就開始反對,不相信什麼“天國”、“神跡”了,我說要通過自己奮鬥才能創造人間天堂,母親先罵吳荻舟是“魔鬼”(指影響我不信教了),後來她自己也慢慢不去了,我們家在桂林和教會決裂。”

母親寫此自傳時,文革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我估計她是在組織或說造反派的要求下寫此自傳的,但是她寫得很真誠和客觀。我可以感受到,幾十年了,家鄉、親人、國破家亡的苦難和參加革命的歷程時時縈繞在她的心裡。

1983年1月17日,母親的同學王德英給她寫信提及:“帶給陳師母的東西,由陶仲英代勞送去,陳師母說你有一位姑母七十多歲了,到處打聽你的消息,叫陶來問我。在京師似乎沒有聽你說還有親人在肥,我搞不清也就沒有積極地去聯繫了,可是我還是要告訴你一下。”

母親和她的三姑母(母親稱她“老姑”、“老姑母”)、我們的三姑姥姥(東門外曾外祖父張錦濤的小女兒、公公的親妹妹)終於取得了聯繫。

1985年6、7月間,母親回到闊別48年的故鄉合肥,先在同學王德英家落腳,次日找到了三姑姥姥。

她在給舅舅們的信裡說:“老姑母一見面,手足無措,又哭又笑,感情是很真誠的。”當時三姑姥姥82歲,母親形容她“身體很好,清清瘦瘦,走路穩健,頭腦清楚,整天手腳不停,雖只是忙家務,卻閑不下來。”

母親瞭解到,三姑姥姥嫁給黃家,生一男二女,29歲守寡,兒子已經去世,一個女兒過繼給二姑姥姥,自己和另一個女兒相依為命。女兒又生二男一女,當時三姑姥姥和女兒、外孫女兒、外孫女婿一起住,日子過得不錯。

她告訴舅舅們:“(老姑母)是真心實意想我們,口口聲聲‘我長兄這一房怎麼就不見了?我哥哥對我最好,我小時他抱我……’她想方設法打聽我們,擔心長兄這一房在合肥絕了。”

“路我都不認得了,逍遙津公園、包公祠、明教寺我都去了,(如果)沒人帶著,新舊也對照不出。‘三育(中學)’面目全非,已是‘南門小學’,我們住的地方影子也沒了。”

“老姑母、表妹領我到花園巷34號去看看那所房子,那所房子已經扒了,正在興建新樓。”

舅舅們和三姑姥姥

舅舅們和三姑姥姥相談甚歡

  (圖一:1986年10月母親在我父親和舅舅們陪同下再次回合肥故鄉。舅舅們和三姑姥姥相談甚歡。)

母親還在北京接待過幾批故鄉來人,留下許多封感人至深的親人來信。

2016年5月,母親去世兩年後,我和妹妹第一次回到母親的家鄉合肥,憑籍母親留下的舊信,首先找到的正是三姑姥姥的外孫女婿、我們的表姐夫。

三姑姥姥和表姐去世已久。其他十幾位張家人聚在一起,親戚中有書法家,有放射科醫生,還有廠長、軍人、經理、工程師,各得其所,生活安逸。他們說著抑揚頓挫,婉轉輕快的合肥普通話,短短幾天,帶我和妹妹品嘗了許多合肥小吃、家鄉風味:鴨油小籠包、鍋巴粉條、桂花赤豆湯,典型徽菜臭鱖魚……

最值得欣慰的,是母親的東門外祖父張錦濤(公公的親生父親)那邊的表舅們——傳納舅舅和傳受舅舅身體很好,鶴髮童顏,聲若洪鐘。傳納舅舅一見面就哭起來,想起去北京看望母親的情形。他和我母親一直保持通信。據他說我母親後來還多次想回合肥,比如去廣州回程時,從香港回程時,可是都未能成行。我聽到十分慚愧,我應該能夠幫助她的呀。

沿著母親的足跡,我們從花園巷西至東,淮河路步行街,李鴻章故居,合肥基督教堂,省立醫院,走到包公園……這一帶即是舊日的老城,如今在李鴻章故居和包公園還有一些翻新的房子,保留著雕花窗櫺房檐高蹺的徽派特色。

高樓林立中的教堂

如鶴立雞群的合肥基督教堂
(圖二:新建的合肥市基督教堂側影,即便周圍高樓林立,它仍如鶴立雞群。)
合肥省立醫院

安徽合肥省立醫院前身是合肥基督醫院

(圖三:合肥省立醫院的前身,是始建於1898年的合肥基督醫院。)

和母親感覺相仿,合肥舊建築幾近絕跡,最多追溯到80年代。未及尋根,合肥新貌已經先入為主佔據腦海:嶄新的合肥高鐵站,合肥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鼎鼎大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一座座設計新穎的博物館,還有一座座花園住宅社區,湖光山色的巢湖景區……城中有園、園中有城、環城皆綠、碧水青山。

我在網上追尋合肥舊貌,卻被滄海桑田的變化震撼了。30-40年代的合肥飽受戰火蹂躪,雖說是省城卻給我滿目瘡痍的感覺;而今的合肥,早已不是母親兒時光景,甚至不是她80年代回去時看到的光景了。

網上有傳解放前的合肥市長江路老照片。可是看上去,不管是長江路、淮海路、還是花園街,那時候都不過是一條條陋巷。

1985年母親回去的時候,看到吃的東西較豐富,又便宜,“雞1.8-2元,鴨。0.90-1.00元,鱔1.2-1.5元,蝦1.2-1.8元,肉也便宜。”母親說:“但總的來說,還很落後。”從那以後,又是30年過去,如果母親看到今日合肥的巨變,會感慨“何處是故鄉,只在思緒中”吧。

據母親後來瞭解,三姑姥姥在日占時期曾去看望母親的正祖母、張養民的大太太。據說日本鬼子侮辱了她,人都腫了。房子被日本人用來養軍馬,日本人走後,三姑姥姥還幫他們刷洗。母親的正祖母是1944或1945年去世的,有一副很好的棺木,1946年她的女兒張振華回鄉給她大做喪事入土為安。

母親說:50年代初有一位男士帶同一個孩子來找母親的姨祖母,說是她那位去了延安的女兒張振芳的愛人和外孫,張振芳已經犧牲,他們回來認親。可是母親的姨祖母死也不認,人家無奈,走了,從此沒有消息。

為什麼母親的姨祖母不認自己的外孫?母親說:“後來才聽說,解放後姨祖母被當做地主拉到鄉下批鬥,下跪,怕了。(她)又不懂事,又糊塗。這個老太太做了一生牛馬,怎麼會是地主?原來,張振華逃離大陸後,叫姨祖母幫她收租,解放後就定她是地主了。”

花園巷那片房子,由曾外祖母娘家侄兒後代以及一些房客居住,母親曾經托其中一位在合肥市委工作的房客汪先生和她的姨祖母通信,寄錢給她。到了母親的姨祖母病危,還是三姑姥姥去侍候。三姑姥姥說:“她是我舅母,我該去照顧。”天天去端屎倒尿。當時母親的姨祖母就給了三姑姥姥一張照片,是我們1962年在廣州照的一張全家福。母親的姨祖母去世,也是三姑姥姥爬上床給她穿上“老衣”。三姑姥姥真是善人啊。

關於三姑姥姥的後續故事,我則是在已故表姐的幾封來信裡看到的。

1990年3月13日白天三姑姥姥還是好好的,晚上九點多突然聲音變了樣,嘴歪了,說話不清楚了。家人安慰她說第二天會陪她回鄉下,她才比較滿意,因為她要土葬,怕自己死在合肥睡不上棺材。

4月4日,三姑姥姥喝水也困難了,很虛弱,不能起床,要抱上抱下。由於1號夜裡摔了一跤,臉摔破了,被子也沾上血。表姐說第二天給她洗,沒想到半夜三點多鐘,表姐聽到喘息聲,趕緊起來一看,三姑姥姥自己在拆被子。她是乾淨慣的,表姐一再安慰,她才安心睡下。

第二天是清明,農村講究說清明是一關,表姐不時地摸摸三姑姥姥的手,手腳發涼她就心慌,體溫回升她就心安。此後一個多月,親人們輪流照顧她,每天喂蜂王漿,稀粥,喂水餵奶,肉湯泡飯,三姑姥姥說想吃麵條,就去合肥買回來,為她擦身,替她去明教寺拜佛,告訴她我母親寫信問候她,匯款給她……照顧十分盡責。

5月4日淩晨,三姑姥姥安詳去世,享年87歲。按照家鄉習俗,在家裡停了三天,6日上山埋葬,8日包墳,祭奠,6月14日七盡燒靈——一人多高的兩路紙紮平房、一個花園,總之按農村風俗,儘量做到圓滿。

表姐在5月12日的一封信裡說:“奶奶(即我的三姑姥姥)活著的時候,常說對不起您們,對您們沒有照顧,而您們不是信來就是人來,她十分滿意。”

母親的堂姐、我的表姨張惠清的一封信,反映了張家另一種境況:

“中日戰禍,使你們背井離鄉,四處漂流,吃了不少的苦。知伯父母已去世,想到他們,我也很傷心。我和郭傳文結婚後,他先我離開合肥去了南京,我也離家出走,找他飄流到上海,在那裡幫工近九個年頭。後經小叔子協助,送我到西安找到我老伴(他當時在國民黨部隊服務)至全國解放,隨他遣送回合肥定居。”

2016年我回合肥的時候,表姐、張惠清的女兒告訴我,她母親嫁給一位教員,新婚燕爾卻正直抗日戰爭期間,這位熱血青年離家去了南京,棄筆從戎,加入國民黨的炮兵學校。她母親也不甘心留在家鄉,出外找他,跟著丈夫走南闖北。內戰結束,有人勸他們去臺灣,但是她父親拒絕了。

表姐說他們是1953年被遣返回到合肥的,因為父親是國民黨軍官,“反革命”,回到合肥就沒有好日子過了,沒多久父親心臟病去世。母親從此“閉著眼睛閉著嘴,對過去的事什麼也不說,一個人拉扯孩子長大”,所以她對父母的事知道不多,後來想到要問問的時候,母親已經很聾,也說不出什麼了。她還說她母親和我們的母親最要好,經常一起耍。堂姐妹分別後再也沒有見過面,成為終生遺憾。

母親的故鄉和故鄉人,有文化底蘊和淳樸民風,深諳人情好歹,與人為善。雖然在父親的漫長生涯中,只在安徽作短暫的停留,但是安徽的鄉親們熱情地接納他,支持他,並把家鄉單純善良的姑娘交托給他,這才有了後來的故事,有了我。

在我20來歲的時候,有一天和父母外出,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父親看著我,忽然說:“你媽媽和我認識的時候,就和你現在是一個樣子。”

莽莽大別山山巒重疊,男女老少7人徒步翻越大別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3背井離鄉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3 背井離鄉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從合肥市志我看到,即使是在兵荒馬亂、自然災害頻仍的情況下,合肥的工業現代化、城市文明都在逐步建立,只看1918年母親出生之後,就有第一所縣立女子小學、第一所公立女子中學、第一間公立合肥女子中等職業學校、第一家織襪廠、第一家肥皂廠、第一家外國商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個縣立圖書館、第一份報紙、營業性無聲電影放映、公路鐵路汽車火車甚至飛機場、法院成立、銀行相繼成立、國民政府紙幣和輔幣流通……辛亥革命後短短20年間,現代化的萌芽如雨後春筍。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社會的動盪:聲援北京的五四運動、上海的“五卅”運動和一二八鬥爭;紀念廣州暴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演出救國新劇;抗捐抗稅的罷工、請願、農民暴動;手工業成立工會;共產黨第一個基層組織成立、第一支赤衛隊成立、共青團縣委成立、飛行集會、肅反打擊所謂AB團;北伐軍打響第一槍;國民黨軍隊進駐;國共分別抗日;國共合作抗日……

和在父親家鄉類似,國共兩黨以及軍閥力量和土匪在合肥呈現拉鋸局面,苛捐雜稅逼人民造反。共產黨的力量是從幾個人幾條槍開始發展的,跟隨的群眾從幾十幾百,截止到1937年已經是成千上萬。但是也像在父親家鄉一樣,上演著自相殘殺:這邊國民黨集結兩個師“剿匪”,那邊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推行王明路線,對皖西北中心縣委進行肅反,把一大批黨團領導骨幹作為AB團分子進行拘審,20多人受到錯誤處理。

日軍兵臨城下之際,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卻召開會議鬥爭新四軍四支隊政委高敬亭,時值國共合作時期,由蔣介石指令,未經中央軍委批准,由新四軍軍長葉挺手執蔣介石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錯殺了高敬亭……

據合肥市志記載,1938年5月13日,日軍侵入合肥地區,次日攻進城內。5月16日,日軍挨家挨戶搜捕,將無辜居民驅押到苗圃、衛衙大關等地集體屠殺,被殺害的群眾達5000餘人。日軍侵佔合肥後,將城牆外影響日軍視線的房屋、樹木全部燒掉,將城內前、後大街、臨街房屋牆壁全部打通,將包公祠燒毀。三五成群,持槍姦淫擄掠,無惡不作。

合肥城內唯一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名樓四牌樓,是合肥老城的中心,亦名魁樓,位於長江路與宿州路交叉口。宋代始建,多次重修。20世紀初,四牌樓為磚木結構三層樓,底層東西南北各有一門,可通馬拉車。1927年毀於一場火災,1928年,合肥各界人士捐資萬元,重建四層之樓,均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底層四門可通卡車,二樓設有馬祥斌、王金韜二將軍牌位,紀念他們堅守合肥兩月有餘、拒直魯聯軍張宗昌10萬之敵於城外。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樓外曾豎“抗日救國”匾額,這更不為日軍所容,四牌樓被炸毀。

合肥标志四牌樓1937年被炸

合肥標誌四牌樓1937年被炸毀
(圖一:合肥四牌樓,1937年被日軍炸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日軍在進攻合肥的同時,5月10日起就對舒城狂轟濫炸,毀民房1000多間,死傷逾百。6月8日上午日軍由合肥南進舒城縣境,日軍的步兵,首先侵入舒城縣桃溪鎮及周圍村莊,燒毀民房一千多間,殺害農民四十多人,姦污婦女二十多人。同日下午,日本侵略軍第十六師團阪井支隊二四三聯隊第三大隊3000多人在大隊長松峙真一帶領下,侵佔舒城城關,大肆燒殺奸擄,城內未及逃走的400多居民全被殺害,未及轉移的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第二十軍的100余名重傷患被殺死……

也是據合肥市志記載,早於1937年8月,為阻日軍進犯,國民黨軍隊已奉令將淮南線鐵路破壞。1938年3月,合六、合蚌、合浦、合壽等公路均全線破壞。淪陷之後,合肥剛剛啟動發展的地方民族工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耀遠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被日軍侵佔,各工廠、作坊關閉,90%以上的手工業者逃往他鄉避難,工業和手工業生產處於全癱瘓狀態。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後才出現轉機。6月上旬,合肥維持會成立,為日偽組織。同時成立偽縣、區自衛隊。

日軍在合肥大街小巷到處刷寫“日中親善”、“日中提攜”、“同文同種”、“共存共榮”、“建立中國的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圈”等大型標語,強令中小學生學日文;強令中小學舉行日本國旗升旗儀式;強令住戶懸掛日本國旗;強令行人遇見日本官兵鞠躬行禮。日偽政權還成立合肥縣地方稅分局,徵收營業稅、牙稅、煙酒牌照稅、屠宰稅、牲畜費等。

據《脂油集》記載,合肥淪陷使得所有學生一夜之間全部失學,稍事安定後,教徒和老百姓紛紛要求三育女中複課,可是誰願意做校長出面與日本人直接周旋呢?經過教會努力安排,李青鸞出任校長,她不僅要解決經費困難的問題,日本憲兵還三次把她抓到日軍駐肥總部,軍刀橫在面前,動不動就惡狠狠說要殺一儆百。在她晚年接近九十歲的時候,她常說:那幾年沒有一天是安閒的,“我不知道明天我是否還活在這個世上。”

就在狂轟濫炸、燒殺搶掠的血雨腥風中,日軍逼近雙河鎮。父親既與城內斷了聯繫,便和另外兩位原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團員史存直和盧奎商量,翻越大別山到漢口,並建議母親一家同行。母親他們徵求外祖父意見,外祖父回信叫他們“速走!”留下地址,等他可以前往的時候再去會合。

大舅後來回憶,南京離合肥很近,南京陷落後,關於日寇在南京殺人姦淫的傳聞隨即傳到合肥,當日寇攻打四十華裡外一個鎮子——桃鎮的時候,夜晚可以聽見槍炮聲,看到火光沖天。這時家裡已經一無所有,我的外祖母為每人準備了一個小包袱。就這樣,服務團三人和母親、三個舅舅、外祖母一起上路了。母親一家老小,跟著父親一行,徒步九天,風餐露宿,沿途經過安徽的霍山、湖北的浠水、羅田等縣。

大舅記得我父親當時負責收編土匪為抗日部隊,大舅說,沒有我父親,是不可能安全穿過土匪盤踞的地盤的,土匪甚至武裝護送他們。即便如此還是出了意外,在快到霍山邊境時,駐守邊境的國民黨部隊繳了護送他們的土匪的槍。結果土匪一定要把大舅當作抵押。大舅只好隨土匪去到一個小山村,在那裡放了兩天牛。還好那支國民黨部隊的長官和外祖父相識,大概還到過家裡,見過外祖母,把情況說清楚後,就把槍還給土匪,我的父親到小山村接回大舅。

途經涉塔市河的時候,又遇到100多名“土匪”到涉塔市河對岸想接受收編,但是廣西部隊誤以為他們是下山搶劫,圍剿他們。當地地主子弟、復旦大學學生尤希伯和“土匪”有錯綜複雜的關係,知道父親路過,便派人涉水過河,強調他們沒有還擊,要求父親營救。父親寫了一封信交來人飛報山南館招安站,用電話通知駐守涉塔市河的廣西部隊,解救了那一百多人。

路上他們也遇到其他當地群眾和知識份子,有錢沒錢都一樣,白天步行,晚上各顯神通,風餐露宿,有時候住破廟,有時候睡路邊。一直走到長江邊的團風,再搭船到漢口,在一小旅店住下,不久,輾轉到達雲夢,借住在我大伯家。行程逾四百五十公里。當時外祖母43歲(1895年生人),母親20歲(1918年),大舅未滿17歲(1921年)、二舅14歲(1924年)、小舅只有12歲(1926年),想想看,這樣一行人,翻山越嶺,徒步四百五十公里是多麼艱難的行程。

在我心目中,他們就是善良忠厚、具有堅韌意志的中國老百姓的代表。稍後外祖父也趕到,一家人團聚。

翻越大别山

油畫習作:母親吳荻舟一家跟著父親徒步翻越大別山

(圖二:莽莽蒼蒼的大別山,即使今天,試試9天從安徽徒步翻山越嶺走到湖北吧。油畫習作,筆者為紀念外祖母父母和舅舅們而畫。)

母親說過很多次,老奶本來是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她不肯和他們一起逃難,因為她是纏足,年紀也大了,她說,我走不動,不要拖累你們,你們走吧。母親每次提起此事就很傷感。我找了很久,關於我的曾外祖母、即母親的外祖母的線索,終於在母親2004年1月10日的日記裡找到一段話:“我們跑了,她扶著一根棍子,從雙河走到六安,投靠一位老朋友,幾天後就死了。六安的鄰居把她安葬在六安郊外的亂墳崗上。”這是母親一輩子的痛,也令她屢屢教導兒孫輩不要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的禍害。

母親在1968年3月寫過一份自傳,其中說道:“父親在六安奮鬥了十多年,最後孑然一身,窮愁潦倒,跑到鄉下行醫去了。最令他們傷心的莫過於幾個孩子不能受教育,對將來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日本鬼打到合肥時,我們反鎖了大門就逃走了。只帶了幾件隨身穿的衣服。從雙河鎮逃出去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是家破人亡。老外祖母丟在雙河鎮,以後死在六安,還是老鄰居安葬的。父親逃到雲夢時(1938年9月),狼狽得連一個醫生起碼的傢伙——一根聽筒、一支注射針也丟了(他給征去國民黨傷病醫院工作兩三個月後,國民黨軍隊被日本鬼擊潰。他先逃到霍山,然後才到雲夢的)。他們都是願意勞動、有勞動能力的,為什麼活不下去?當時沒有政治覺悟,不能用正確的政治觀點去分析。但是憎恨國民黨政府禍國殃民,鬧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憤世之心極強,展望前途,一片漆黑。”

對於她自己的宗教信仰,她這樣反思:“這20年的家庭教育,6年的學校教育,把我培養成脫離社會,脫離實際的書呆子。我進初中的5、6年,就是從家門到校門,很少串親戚,避免了封建宗法的影響,但隨著母親進教堂,做禮拜,17歲的時候還受‘洗禮’做了個小教徒。當時我很喜歡耶穌,很嚮往他為人誠懇、講和平、要給人類以和平、幸福,給人以天堂似的人間。也羡慕一些受過洗禮的同學暑假能去外地開個什麼宗派的會(名稱記不起來了,我後來沒參加過。母親把家搬到學校附近讓我就近上學,囑咐我專心讀書,不要惹事,儘管聽到很多議論,也不要參與)。至於上帝以七天創造世界是代表一種世界觀,宗教是一種宿命的人生觀,當時我當然是不認識的。總之隨著家裡大人對現實生活逐漸失去信心,對前途的恐懼與日俱增,精神上沒有寄託,很自然的就(本來就和教會有聯繫)滑到宗教這個精神避難所裡去了。”

但是母親也注意到:“為什麼在‘虔誠的教徒’中存在著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上帝的代表’牧師(中國的和外國的)們為什麼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爭名奪利、互相排斥?學校為什麼像一潭死水,和外界隔絕,盡可能不參加外面的活動?學生們諷刺不滿之聲時有所聞。”

“宗教的教義和現實是兩回事,它解決不了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這是母親後來回憶時給出的結論。

百年前老教堂的老照片,西式建築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1原生家庭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1 原生家庭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母親是安徽合肥人,合肥是安徽省省會,有2000多年歷史,位於長江和淮河之間、環抱巢湖。合肥因東淝河與南淝河均發源於此而得名,早在夏商時期,境內居住的“淮夷族”人,已經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部落群體。司馬遷《史記》載:“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意思是合肥南北有長江、淮河兩個入海水道,是皮革鮑(海鮮的統稱)木的集散地。合肥也以“三國故地、包拯家鄉、淮軍搖籃”著稱。

在我極其有限的歷史知識當中,楚漢相爭的範增,三國名將周瑜,“五代十國”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北宋清官包拯,晚清重臣、洋務派李鴻章,北洋軍閥皖系首領段祺瑞,愛國將領馮玉祥,抗日名將衛立煌、孫立人、張治中等等都是合肥人。

其中我記得楊行密(852~905),是因為相傳他的女兒百花公主在合肥城內住過的地方是花園巷,她用過的水井叫百花井,母親的祖父張養民買的房子就在花園巷,而百花井地名沿用至今。那一帶如今還是位於城區中心,距原合肥基督醫院、如今的省立醫院不遠,附近有市委大院,淮河路步行街,香港廣場,李鴻章故居紀念館,合肥書畫院等。

記得包拯(999~1062),是因為母親對他最引以為自豪,她告訴我們包拯如何為官廉潔,執法嚴峻,不畏權貴,剛正不阿,鐵面無私,受百姓稱頌。小時候母親說起“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母親說,就是遇到官司,與其設法打通關節,不如去找包青天。母親也曾稱讚包拯的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素雅的包孝肅公祠

位於合肥的包孝肅公祠
(圖一:雅致的包孝肅公祠一角。)

李鴻章(1823~1901),我知道他是晚清軍政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宣導者,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並參與掌管清政府外交、軍事、經濟大權。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艦隊覆沒,李鴻章受命赴日本媾和,簽訂《馬關條約》,生前死後毀譽參半,是很顯赫的家鄉人物。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教科書是把李鴻章當做反派人物,母親沒有因為他是同鄉感到自豪。她告訴我的是:好人出了個包拯,壞人出了個李鴻章。

 

公正評價歷史人物

李鴻章的“近代第一”
(圖二:李鴻章故居裡的部分介紹。歷史人物應該得到公正評價。)  

還有段祺瑞(1865~1936),北洋軍閥皖系首領,1912年起歷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國務總理。他最為我們熟悉的就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要求廢除《辛丑合約》等不平等條約,他控制的北洋政府以武力鎮壓國共兩黨最早的聯合反軍閥抗議活動,造成“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在教科書裡就是一個鎮壓學生運動的反動分子,但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曾脅迫段祺瑞去東北組織傀儡政府,被段嚴詞拒絕。遲遲不開竅的我很久以後才明白,不能用簡單的那套好人壞人標準評判歷史人物。

母親出生于1918年7月10日,念中學時叫張培德,又名張瓊、張國芝、張若慧(1958年前後),在香港領身份證時改名叫張佩華。

我的曾外祖父、母親的祖父張養民,有兩房太太,張養民和大太太(母親稱其為正祖母)之間本來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死了,二女兒張振華嫁予在北京做官的龔家,後遷往南京,再去了臺灣。張振華生下我的姨媽龔維琪和龔維瑤。

張養民和二太太(母親稱其為姨祖母)之間有兩個孩子,兒子張振國學生時期參加了革命,國民黨要逮捕他,他逃到福建,死在那裡;女兒張振芳在抗戰後隨同學去了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後派到敵後,犧牲了。母親這位姨祖母出身很苦,原是張養民外家買來的丫頭,後張養民將其收為妾,侍候他們一家。

母親的父親、我的外祖父(我們叫他公公,第一個字發第三聲:“拱公”)叫張若虛,出生於1889年9月,他本是張養民妹妹的長子,管張養民叫舅舅,他的親父名叫張錦濤。張錦濤有七個孩子,家窮,張養民的大女兒死後,張養民的妹妹就把張若虛過繼給張養民。

所以,母親有東門外的祖父張錦濤(公公的親生父親)和北門祖父張養民(公公的繼父)。

據母親說,百年前,安徽省立醫院的前身、合肥基督醫院院長是美國人,因為母親的(北門)祖父張養民漢文特別好,於是聘他去教漢文,並收張若虛為學生,故我的外祖父張若虛是學徒式的西醫,學了七年後自立門戶,結婚後到六安(合肥話發音“陸安”)開診所獨立行醫,雖然不是正規讀醫,但是他有行醫憑證。

母親說,她的外祖母(母親稱其為“老奶”,合肥話發音“老來”)、我的曾外祖母娘家是名門,號稱“壩上沈家”。母親說她從小就對“水煙袋”有印象,她說,有病的時候他們會抽鴉片,一抽,病就好了,而且向來很有節制,也不見上癮,就像是按時吃藥。她的母親、我的外祖母蔡繼文出世三四個月後,曾外祖父出門謀生,曾外祖母領著女兒靠做女紅過活,等待曾外祖父回來,但是曾外祖父永遠沒有回來。

曾外祖母的女紅手工特別好,於是朋友介紹她到教會學校的外國人家工作,外祖母也得以在教會學校讀了幾年書,並和背景相仿的外祖父結婚。

像這樣,說到母親的原生家庭,就繞不開安徽合肥的教會。

安徽合肥教會勢力很大,特別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發展特別快。而教會發展的主要手段除了興辦醫院,還有興辦學校。在安徽省近代史中 ,西方教會在安徽境內興辦的診所和醫院,最多的時候達 74所,另有初級小學185所,高級小學39所,中學11所,高中4所。

2016年5月我回合肥老家尋訪親友,也去了合肥基督教會。在宿州路上,遠遠就能看到一座宏偉的哥特式建築,門口忙碌著的事工們聽說我在找尋母親的舊時足跡,熱心地帶我到售書室,那裡供應屬靈書籍和光碟,售書室的事工聽了我母親的故事,念著“感謝主恩”,給我介紹了幾本書,還為我聯繫黃牧師。黃牧師很快出現,為我解答諸如教會英文名稱以及幾位西教士的名稱、年代等問題。

他們贈送給我的《脂油集》裡詳細記載了合肥基督教會的歷史:

1895年,中華基督會(Disciples of Christ In China)總會派美籍傳教士兼眼科醫生詹姆斯.柏貫之(Dr. James Butchart)到合肥(時稱廬州)傳教,基督教(新教)開始傳入合肥。翌年,美籍傳教士徐鴻藻和柏貫之一起在東門大街杜家巷租民房12間,開辦診所兼作教堂,一面行醫,一面傳教。

1898年,柏貫之在四牌樓南面(現宿州路南段省立醫院宿舍處)購地16000平方米興建“柏貫之醫院”。

1902年醫院建成後,教會隨即遷到醫院附設的小禮堂做禮拜。繼而,基督會在四牌樓北面(今宿州路74號)購地2100多平方米,興建西式基督教堂一座,建築面積440平方米,另建中式平房小禮堂一所,教牧人員住宅樓等附屬房屋共計1200平方米。並招收一批青年學生學習醫術。

1914年,柏貫之離開合肥去南京金陵醫科大學任教,柯普仁(Douglas Corpron)繼任院長。

1915年柏貫之醫院改名“合肥基督醫院”(另有記載還有韋格非等人先後擔任院長)。

當時合肥基督醫院設內科、外科、婦產科、五官科等科室,有X光室、化驗室、理療室、西藥房和手術室。醫師、護士、職工50余人。每天就診病員達200余人,為當時合肥規模最大的醫院。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愛國學生掀起反對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浪潮,美國傳教士曾短暫離開合肥躲避風險,1928年後陸續返肥,柯普仁繼續擔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1937年柯普仁返美,由美籍教士莆爾琪接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在1938年合肥淪陷時,合肥基督醫院設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300余人)。

柏貫之在合肥基督醫院任院長是從1902年到1914年,合計 12年。外祖父生於1889年9月,1902年13歲,1914年25歲,不知道他是哪年結婚,但是婚後到六安開診所,1918年29歲時生了我的母親,據此推算,假如他是十幾歲開始跟院長學醫7年後開業,極有可能是在柏貫之任內學醫。張養民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漢文老師,張若虛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學生。雖然難以證實,這樣推算一下也很有趣。

柏貫之照片

加拿大籍基督新教傳教士柏貫之

(圖四:西教士柏貫之,出生於加拿大,在美國學醫、行醫,1891年到中國宣教並創辦柏貫之醫院、即今合肥省立醫院前身。)

合肥教區下設城市教會、鄉村教會、附屬醫院、學校、農場、乳牛場、女子服務社和普益社等。三育中學就是屬於女子服務社的一項服務。

1907年,中華基督總會派美籍教士方淑美到合肥辦學。初在四牌樓北十字街,買下姚家公館招收女學生,教識字和編織毛衣,立名為“女學”。不久,方淑美調離,美籍傳教士華椿(另譯華群)接辦該女學後,將女學更名為“三育女子小學”。

1909年,美籍教士彭育恩接替華椿,將學校更名為“三育女子中學”。彭後在徽州路(即今南門小學)購地12000多平方米,建新校舍,於1917年遷三育女子中學於此。新建的學校,後由美籍教士柯麗蓮、衛金生(另譯衛錦生)先後出任校長。1923年三育中學增設高中部。

三育中學除授中學常規文化課外,還設《聖經》課程。每逢星期日,有的學生到教堂做禮拜,其中有不少人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也有始終不信教的。學校紀律嚴格,住校生晚寢後,管理員照例鎖上宿舍。規定走讀生一律不准擅自離校。

1927年,合肥經歷北伐戰亂,衛金生和所有西教士紛紛離開合肥,學長由中國牧師李卓吾代理,改名“三育中學”,男女生兼收。翌年,衛金生返肥,繼續主持該校校務。1930年,該學校報經安徽省教育廳立案,中學學制由原四年改為六年。立案後,衛金生退居幕後,校長職則由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1934)、何淑文(1935-38)相繼擔任。全校有教職工18人,初高中開六個班,有學生120多人。

母親的履歷裡,寫著她是在三育中學念書。她說,讀了六年半。畢業的時候是1937年,20歲。那她應該是在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和何淑文任校長期間讀的三育中學。三育中學及其附設小學、幼稚園,均在1938年合肥淪陷前夕停辦。

外祖父結婚後到六安開診所行醫。母親張佩華在六安出生,在六安讀過私塾,我還有三個舅舅——大舅張國衡、二舅張蔚(又名張國權)和小舅張儀(又名張國樞)。

曾外祖母和他們住在一起,因為曾外祖母只有一個女兒——我的外祖母。母親七八歲時,外祖父攢了點錢,又借了點錢,除行醫外,開始賣西藥,做生意,據母親說外祖父醫術高明,能看內外科,甚至可以接生、施麻醉動手術。而且外祖父醫者仁心,常常對窮人免收醫藥費甚至倒貼資助生活,所以自己家境反而不富裕。

母親說,老奶最喜歡小外孫、即我的小舅。母親晚年的時候,有一天,在飯桌上想起一個故事,平時我們不讓她吃飯說話,怕她嗆著,但是那天我說,讓她講吧,一會兒再吃。母親笑得合不攏嘴地回憶:老奶咬不動飯頭上蒸的咸豬肉的皮,夾給小舅,二舅嫉妒小舅:“哼!誰不知道你是老奶的乾兒子!”顯然,一家人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倒也溫馨。

到母親十歲時,債快要還清,開始賺錢了。忽然六安城來了一股“潰兵”,進城大肆搶掠之後,一把火燒掉大半個城,外祖父家也燒光了。外祖父幾經掙扎,無奈那幾年(1927-1930)軍閥混戰,六安是個兵家必爭之地(張宗昌、何應欽、馮玉祥等),外祖父家又被亂兵搶了兩次,一蹶不振,最慘的是行醫憑證也被燒掉。1930年,在我母親十二三歲的時候,外祖父把全家送回合肥,自己到鄉下小鎮——雙河鎮行醫去了,外祖母領著我母親和三個舅舅(當時10歲、7歲、5歲)和曾外祖母一起生活。外祖母把母親送進她讀過書的三育女中。

年輕男人,目光堅毅,手插在工裝褲口袋裡沉思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8書生兌變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8書生蛻變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在何行健部隊軍訓回來後,到舒城、霍山、六安間的烏井、中梅河、沙河、上幹河、雙河等農村鄉鎮流動工作。

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

老照片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抗日宣傳
(圖一:石雪書(右)、等人在中梅河。)

不久,柳乃夫說他決定參加何行健部,問父親去不去?事出突然,父親說:“我要找組織。如果大家能留在舒城工作,我便留下,否則,我就回武漢。”父親在其中一個文本裡寫:“後知他是黨員,只有錢俊瑞、張勁夫知道”,“柳乃夫被組織派到國民黨一個部隊去,柳走時把這個團體交給了我,因我原是副團長。”

 

我在原中共舒城特支、舒城宣委書記鮑有蓀的回憶文章《崢嶸歲月稠》(《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中看到有關柳乃夫的故事。

 

舒城縣革命資料封面

舒城縣革命史資料封面
(圖二:《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封面)

1937年10月底,國民黨戴笠“忠義救國軍”的別動隊從上海戰場退到舒城,隊長是盛子瑾,做政治工作的是何行健。柳乃夫接待了他們,聽說這個別動隊有槍無人,他們申言:“誰搞到一個中隊就任中隊長,誰搞到一個大隊就任大隊長”,柳乃夫告訴了鮑有蓀。

鮑有蓀當時正愁搞不到槍,於是爽快答允。柳乃夫把鮑有蓀帶到別動隊。何行健對鮑有蓀說:“你若能拉隊伍,別動隊就永不離舒城,除了隊長由你們擔任之外,政治工作也由你們做!喏,請柳團長乃夫先生做政治部主任,你看怎樣?”鮑有蓀當場接受。

看到組織起來的隊伍,何行健要鮑有蓀留在隊部當副主任,繼續招兵,擴大別動隊。鮑有蓀說:“行,但要訂一個成文的契約。第一,部隊不能離開舒城,堅持抗戰到底,保衛祖國,保衛家鄉,取名為‘舒城縣抗日遊擊隊’;第二,政治部工作由我們來做,政治內容也要由我們訂;第三,我們的人可以隨時退出別動隊。同意了這三條,我才能跟你們幹。”

何行健一聽:“部隊是菜園門想進就進,想出就出嗎?”鮑有蓀說:“那麼不能進我們就不進!”鮑有蓀離開時碰到柳乃夫,低聲告訴他:“老柳,情況不對,這裡不能待了,趕快出去,走!不然頭要掉的。”柳乃夫連連搖頭說:“哈哈……不會,不會。”“那就走著瞧吧!何行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你還不清楚?!”

後來,鮑有蓀帶來的隊員大都開小差攜槍走掉。

鮑有蓀在文章中說:“沒多久,這支別動隊開到皖南,柳乃夫就是在這個特務部隊裡被害死的。”

為了這句話,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終於弄明白,柳乃夫帶了一些團員離開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隨何行健部隊走後,他並不是一直留在何部。1938年6月,中共派他到山西趙壽山部隊做政治工作。夏天,去武漢參加全國救國聯合會工作,然後到38軍,先在軍部幹訓班任教官,1939年春,到177師師部任秘書,駐平陸縣城。就在這裡,1939年6月6日在日軍第六次圍攻中條山的戰役中突圍犧牲,時年29歲。犧牲時他身邊還保存有177師大印和在烽火硝煙中寫成的《中條山下》和《抗日政治工作》的遺稿(資料來源:其子趙純昭紀念文章以及家鄉的榮昌黨建網等)。

柳乃夫在給夫人唐宗鶴的一封信裡說:“有一次和敵人接近,不過一裡路光景,機關槍聲好像在耳朵邊放一樣,你們以為這很可怕罷?其實沒有什麼了不得,人一到了戰場,膽子自然會大起來。在四川,現在可以說是天堂,但是,如果不是有許多人在拼命,做亡國奴的命運早已落到四川來了。”“日軍要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要我們子子孫孫都作亡國奴,你願意嗎?”

我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本柳乃夫著作,部分同屬父親發表《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那套大時代叢書,如《世界往那裡去》、《怎樣發動民眾自衛》、《資本主義的前途》等。父親這位難友、戰友、著名的文化戰士是值得敬重的。

柳乃夫走後,又陸續有團員離去。當時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大部分外來青年都想離開。(中共舒城)縣委認為,該縣新縣長陶若存先生表現不錯,要求留下的外來青年參加縣動員工作團,到城鄉發動群眾,組織各種抗敵協會,使其能在中共領導下進行抗日工作。

其他人第二次到雙河鎮工作了一個多星期,石雪書等女團員住在河西的小學裡,九個男團員住在河南街上。雙河鎮是舒城和六安之間一個較大的鎮,河西、河北各有一間學校。第一次(柳乃夫還在)工作有了一些基礎,第二次除了一般寫標語之外,主要是想做當地青年的工作,宣傳鼓動當地男女知識青年起來工作。

就在這裡,我的父親認識了我的母親。她是河北那間小學——雙河鎮小學的教員。工作結束後,由當地青年們主持召開的抗日宣傳群眾大會,會場就在雙河鎮小學旁邊的山坡上。

父親把僅有的大衣、毛毯等物賣掉,還是無法維持服務團,最後剩下四五個人,在舒城抗敵後援會的支援和安排下分散到四鄉工作,父親負責西門外離城五裡地左右的蔡家店、雙河、山南關幾個點,協助聯保主任宣傳抗日,創作口頭標語、漫畫,動員地主開倉救濟農民和把糧食運往山裡,以免資敵。舒城淪陷前,他就住在蔡家店的鄉公所裡,起初還有錢交伙食費,後來連伙食費也交不起了。

父親的難友、曾一起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工作的李竹平和他的夫人石雪書在他們合寫的文章《悼念青年時代的戰友華兆江烈士》(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裡描寫了當時的情形:

“到駐地時,往往是餓著肚皮,先排戲、演戲、刻蠟板、印傳單、寫標語,找老鄉談話,為老鄉唱歌,和群眾團體開座談會。如果沒有群眾為我們準備伙食,我們還要買米買菜,自己燒飯。基金快用完了,只能買些燒餅,大家分著吃。有時還得到難民所去吃頓稀飯。有時餓了,就以雄壯的抗戰歌聲來充饑。雖然環境這麼差,但是大家的精神是愉快的。

很多農民對我們的評價是:這些‘洋學生’沒有架子,唱的歌好聽,演的戲好看,說的話有道理,不打敗日軍,能過安穩日子嗎?”

李叔叔和石阿姨都是紡織工業部離休幹部,我和父母一起見過他們多次,他們和藹可親,清廉幹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們在文章裡寫:“我們親眼看到許多共產黨員,英勇地走上敵人的刑場,有些連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家鄉住址也沒有留下,為的是中國人民解放的崇高事業,為的是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我相信,他們和父親都屬於真誠為理想奮鬥了一輩子的共產黨人。

關於當時舒城那一帶的形勢,1938年春到1940年春任舒城縣長的陶若存(後任政協安徽省委員會常務委員)在《對日抗戰初期我任國民黨舒城縣長時的一些回憶》(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一文中回憶:

“南京、上海相繼失守,安徽成為日寇進攻武漢、控制長江中下游及津浦線的要衝。初掌安徽政權的新桂系為維持其在安徽的統治,沒有反對共產黨,及其政權稍趨穩定,就與共產黨發生摩擦,導致統一戰線公開破裂。

對日抗戰全面開始的時候,李宗仁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新桂系軍隊編為十一、二十一兩個集團軍,十一集團軍在津浦線南段,總司令為李品仙。二十一軍參與上海戰役,上海失守後就調到安徽。”

陶若存說:“由於國民黨採取不抵抗政策,高唱‘三月亡國論’,舒城人民一般不明為何抗日,更不知如何抗日,恐日心理極為嚴重。如何廣泛進行抗日宣傳,打破人民畏敵心理而起來抗戰,成為當務之急。他說,當時的行政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總之,依靠這些人來抗戰是絕對不行的。”

在陶若存的回憶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當年國民黨縣府裡他的同事:我感到他“不僅思想上不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動員工作很外行,也缺乏領導能力”,“暗中還有活動,如他介紹中統特務給我,希打入我的內部”。還有“他們向中央告我,說‘是陶若存之為大漢奸不亦彰彰明甚乎?’他們為何這樣無中生有、造謠污蔑?”“我深感這樣的政治如何能推動抗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長期為CC系所控制,我和他們不但意見相反,在派系上也一直是對立的,如何與國民黨縣黨部相交,我感到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他們)對抗戰工作無興趣,加以形勢日緊,正各謀退路,國民黨縣黨部只是維持一個招牌而已。”“舒城縣城一淪陷……書記長不知何去,工作人員四散,不但實亡,名亦不存。”

關於當地鄉紳,他說:“這些紳士有的思想極為落後,說工作團(包括‘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等上海流亡工作團)男女混雜不成樣子,不滿動員工作,更不贊成國共合作,他們希望一切照舊,不要影響他們的地位。較正派的紳士,對抗日亦是消極態度。”“有的不團結,有的會逃,有的會作壁上觀,有的甚至會為敵利用。”

他的描述也許並不全面,但可以想像,這樣的環境既給予父親他們工作空間,也令工作十分艱難。

1987年2月舒城縣委黨史辦公室寄給父親一本《舒城縣革命史資料——抗日戰爭時期》,附函抬頭是“吳荻洲同志”,父親名字裡的“舟”寫作“洲”,巧的是,我在書中文獻部分看到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政訓處舒城工作組編輯的刊物《輕騎隊》裡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荻洲”,其時身份是“救亡工作者”。經查該刊1938年5月1日創刊,9月出第二期後停刊。我確信,這是父親當年發表在其中一期的作品(略有刪節):

一個不能泯滅的場面

——救亡日記——

荻洲

二月十五日,月亮露著個臉孔,除了西部的低空,有一綹輕紗般的白雲,天空就像一片水沖過的藍玻璃。三百米遠遠的地方看五路軍總政訓處聯合舒城各救亡團體舉行的“舒城軍民聯合抗戰宣傳大會”,因疏散的星與密集的燈光對照著,大會變成一幅偉大的畫面,活的畫面……

遊行開始了,輕騎似的人影燈影,一陣陣從我面前滑過去,一直到它伸長成一股生命的洪流。這洪流呼號著,歌唱著,充滿了堅毅的力,沿著舒城街道流去流去。

(……群眾在議論。)

“有人說逃,我不贊成,看見那些難民,心頭就痛,我是絕不嘗這滋味的。”

一個中年著裝的農夫,向我送了一個挑戰的眼色。顯然他是把我看做外面來的難民了。我的禮帽十分糟,衣服也是怪模怪樣的。

“不逃等死嗎?日軍逢人便殺呀!要是家裡能混,誰願意出來討這苦!”我以難民的身份說了。

“等死?我才不等死呢!”

我很難過,這話鋒太嚴厲了。但我忍受著……

“不等死,怎樣?誰來保護你?”

“媽的,我說你們太那個了,八月十五怎樣殺韃子的?只要大家齊心!”

我好像被侮辱了。但立即我又興奮起來,開始感到滿足感到安慰了。並且忽然換了一個身份,以救亡工作者的口氣說:

“是,我們只有起來幹,從死裡找出活路來……”

幕開了,《鐵蹄下》,替我的話做了一個具體的說明。

第三幕是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兩兄弟》。

“遊擊隊有多少?”(臺上的)日本司令官問。

“四萬萬伍仟萬!”(臺上)雷沖天的憤怒聲。

“哈哈!連我們也算在裡面了。”一個學生高興地說。

“媽的,不能混呀,萬惡的畜生,依我的性子……”一個兵士……要跳上臺去似地說。

我始終沉默著,他們的感情在急劇地變化著,他們被劇情帶走了。

忽然,鼓掌聲從廣場四周爆發出來。

整萬的人頭重新由浮動而靜止了。我認識了這無情的潛在力,將給敵人無情的打擊……同時這偉大的場面,也永遠鐫在記憶裡不能泯滅了。十二點我們踏著瘦長的影子,回到了十二裡外的團本部。

這就是舒城淪陷前的情形,群眾的抗戰情緒高漲起來,父親和他的戰友們工作取得成果,那是用勒緊褲腰帶的辛苦和腦袋提在手裡的危險換來的。父親的文章裡洋溢著同仇敵愾的昂揚,令人不禁要向當年的中國民眾致敬,向親愛的父親致敬。

我找到一張很舊的照片,是父親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照片背後寫道:寄給母親。看到這幾個字,眼淚盈眶,心忽然很痛……

吳荻舟在舒城

老照片吳荻舟在舒城

(圖三:現存吳荻舟最早的照片,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時年31歲。)

 

一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刊物,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論述《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投身戰鬥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 投身戰鬥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國民黨同意釋放政治犯。1937年初,沈炳權對在教誨室搞翻譯的幾個難友說:“蔣介石從西安活著回來了,決定大赦政治犯以示慶祝”。于2月間,獄方通知父親吳荻舟減刑三分之一。

父親是1930年4月27日被捕的,判刑9年11個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後減刑三分之一,即是坐滿6年8個月就可以出獄,加上判決前在漕河涇監獄扣押了五六個月,在南京判刑前扣押了一個多月,扣押期間兩天抵消刑期一天,那就是坐滿6年半本應可以出來。結果他實際坐滿7年,到1937年3月17日出獄。一同提前出獄的還有周興然。

出獄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手續,也不要擔保。父親記得那天他坐在監房裡等,看守來帶他去拿了家裡寄來的旅費和一些舊衣服,好像出具了一個收條,就出來了。父親在南京人生地不熟,看守指點他如何走路到一家小旅店住一夜,第二天坐船回湖北雲夢。當晚到家後,監獄醫務所的衛生員舒國璽(後北京溫爾結核病醫院副院長)曾來看他。

沒有資料告訴我,父親在獄中是否知道偽滿洲國成立(1932年)和國民黨的五次“圍剿”?家鄉兩萬多子弟參加了長征(1934年)呢?他可曾聽說中共自李立三路線之後又經歷了陳獨秀路線、張國燾路線、直到中共在遵義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1935年)?他是否知道中國革命在共產國際的左右下如何蹉跎?

不過有資料表明,他們在獄中知道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一再膨脹,本已積弱的中華民族內外矛盾交織,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們曾一再鬥爭要求“出獄抗日”。

1937年3月17日出獄後回到湖北雲夢三叔家中養病兩個月,父親再次來到上海,那時已經是“七七”盧溝橋抗日烽火點燃前夕。重獲自由,父親一心想找到中共組織關係,投身抗日。那時他還不知道,曹正平叛變後已被中共處死,父親入獄前與他單線聯繫,如今找不到介紹人、連絡人,線已斷。他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

出獄前父親翻譯了三四十萬字,懷揣著從獄中帶出的譯稿,憑出獄時難友樓適夷交給他的一個位址,他找到上海天馬書店,見到樓適夷的弟弟樓子春。樓子春留他在天馬暫住,留下他的幾本譯稿和幾篇短篇小說稿,又將他推薦給在亞東圖書館工作的朋友陸源放。陸源放便讓父親校對正在重版的《胡適文存》。7、8兩個月他在亞東圖書館做校對,“吳荻舟”之名自此開始使用,寓意為“蘆葦蕩中的小舟”。

父親寫過一個關於自己在獄中翻譯作品的簡介,他寫道:

“坐牢(1930年一l937年)時,通過同情、接近我們的看守,偷運進一些進步的漢語和外語書籍,便學起外文,學了英語、法語,又自修了日文。入獄後繼續學文學,提高閱讀外文(包括馬列著作)水準,最後試譯幾本書。出獄時帶出的有:

《奧真妮•葛蘭德》,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套書之一,長篇。作者以舊寫實主義的手法,通過奧真妮(女兒)的不幸,塑造了一個吝嗇鬼、守財奴葛蘭德老頭(父親)。我根據法文本對照英文、日文本試譯的。

《紅臉瓦西卡》,高爾基短篇小說之一。根據日文本,參考英文本,共譯高爾基短篇小說四、五篇,編成一個集子,內容不大清楚了。是作者以現實主義手法描述小市民的流浪生活。

《葡萄葉下的秘密》,散文詩,作者忘了,是日本人,在樓適夷同志幫助下,從日文直接試譯的。內容揭示了動、植物都有兩性行為,植物精子憑藉雨露濕潤,在枝、葉、花瓣上遊動,尋找它們的戀人——植物卵子。

我出獄時把三個譯本稿帶到上海,交給天馬書店樓適夷的弟弟,除《奧真妮•葛蘭德》外都留下了。九月,我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內地流動工作後,是否出版,不清楚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郊區盧溝橋挑起事端,中國守軍奮起抵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看到多年對日談判、呼籲都無效,和平解決無望,再也拖延不下去,遂提出“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思想。中日國力和軍力對比懸殊,當真要以血肉之軀抵擋戰車嗎?——政界、學界以及社會上悲觀論和愛國情緒形成對立。

父親回顧:當時“亞東”還在重排再版“胡適文存”,一點沒有抗日的氣氛,他很想離開。就在這時,他在《引擎》月刊上看到難友柳乃夫(趙宗麟)的名字,就去找他。

柳乃夫比父親早出獄,出來後曾到日本留學,抗日戰爭爆發後錢俊瑞寫信要他回來投身抗戰。《引擎》月刊是錢俊瑞主持的引擎出版社一個刊物,柳乃夫是該刊的主編,同時兼任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傳部部長,父親當時並不知道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是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救國團體,由郭沫若和錢俊瑞領導,也不知道柳乃夫是中共黨員。

難友重逢後不久,南京路口沙遜大廈被炸,大世界被炸,看到同胞遭日機炸死,特別是淞滬會戰打響,父親更加無心在亞東待下去,他天天往外跑,參加救國會的抗日宣傳工作,參加文化界的座談會,還參加他們辦的救護班。有時候到當時的青年學生抗日活動地點——泉漳中學(法租界泉漳會館內)參加活動。父親記得,柳乃夫叫他給群眾做過宣傳抗日的報告。

8月下旬,柳乃夫說,他要出版一套抗日宣傳的叢書,約父親寫稿,題目也選好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父親本來就想離開亞東圖書館,這時想到抗日戰火已經點燃,放棄抵抗的反動言論必須予以批駁,中間狀態的人們對抗戰前途信心不足,也應該宣傳鼓動,他接受了這個題目。

幾天後父親便寫出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於1937年8月份,用“狄周”的筆名發表在《引擎》月刊上。文中,父親一面強調民族生存危在旦夕,全國必須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一面針對中間狀態的思想,從國際法有關戰爭的條文詳盡論證我國抗日的正義性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非正義性,日本侵華違反國際和平,失道寡助;中國抗日是被迫應戰,是反侵略,是維護和平,維護國家主權,是正義的,得道多助,我們的抗戰會得到各國人民支持。加之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對比敵我雙方的主客觀條件,父親明確指出只要堅持長期抗戰、全國抗戰,便能得到國際上的支援,最後的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人民。父親說,1938年9月父親在武漢曾買到有他的文章在內的抗日宣傳叢書,可惜以後在流動中又遺失了。

我查訪了許許多多網頁,終於找到父親所寫的《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興奮的心情很難形容!從封面上看到,書名是《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作者是柳乃夫和吳狄周。從目錄頁看到,父親所寫是其中的一章《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圖一:《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頁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圖二:《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中日戰爭內頁

吳荻舟著《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圖三:《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父親把稿子送交柳乃夫時,柳乃夫說要拿叢書的稿費籌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蘇浙皖宣傳抗日。父親表示完全同意,並表示自己也要參加這個團體。

稿子交出去以後,父親又開始寫一個宣傳只有全面動員才能打敗日本強盜的電影劇本《路》,主題是描述一列支援抗日前方的火車,開赴前方的途中,遇到日機轟炸,路軌遭破壞受阻,鐵路兩旁農村的勞動人民,男女老少積極參與搶修,迅速恢復通車,及時支持了前方,取得了勝利。劇本寫好,上海已經危急,電影廠毀的毀,搬的搬。父親用“吳浩然”的筆名(這個筆名只用過這一次),把劇本送到南京的報紙發表,希望有片場採用(l938年在舒城,一位朋友告訴父親他看到《紅臉瓦西卡》已發表,譯者署名是狄周,並帶一張《路》的剪報給父親)。

1937年9月13日,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從上海出發向太湖南岸進發,柳乃夫為團長,主對外聯絡,父親任副團長,負責團內運作。這個服務團是最早開赴內地宣傳抗日的團體之一,成員一部分是從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出獄的,如柳乃夫、史瑉(史照清、史亞章)、李竹平,一部分是文化界人士如林淡秋、江豐,還有山海公學團團長張勁夫(中共地下黨員)介紹來的該團團員:楊應彬、杜展潮、徐華珍等,加上國民黨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宣傳科長、著名戲劇家石淩鶴介紹來的丁甯、俞明德(于紅)、石竹、石雪書、李鋼等共20餘人。

父親有愛國抗日的激情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並認同廣大人民群眾需要宣傳動員,加之過去在獄中柳乃夫給他留下良好印象,他認為柳乃夫是積極抗日的,跟著柳乃夫就出發了。

出發前,救國會撥了一筆款給這個團,每個團員還要交10元活動經費,父親則將發表文章的稿費捐出來。為了便於他們沿途順利工作,剛從日本回國參加抗戰的上海文藝界抗日救亡協會會長郭沫若還為他們開了一份證明。父親回憶說:後來知道,團內有幾位黨員,可能因為匆忙出發,未能建立支部。

服務團出發時是從上海坐火車到嘉善,當晚大雨滂沱,滬杭鐵路黃埔江上游的石湖蕩大橋被炸毀,火車只能在橋的兩端駁運,團員們下車步行,背負著油印機等行裝,小心翼翼地踩著鋼樑上的木板過橋。

9月14日清晨,服務團到達浙江嘉興,與這裡的“抗敵後援會”取得了聯繫。但這裡的國民政府官辦救亡團體什麼工作也不做,也不讓別人做,於是柳乃夫和父親把團帶到桐鄉、石門、烏鎮、菱湖和湖州、長興、宜興一帶的農村去宣傳抗日。

江南水鄉河港多,服務團有時也會雇上一支木船,沿江河行進,眾人爭相搖櫓拉纖,揮汗如雨。每天十裡二十裡、三四十裡這樣走,日行夜宿,住破廟,沿途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

經過鄉鎮、農村就演街頭戲,寫標語,畫宣傳畫,利用講演,歌詠、活報劇、文學宣傳等形式,宣傳要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爭取最後勝利,反對漢奸賣國,激發老百姓的抗戰熱情:一致對外,共赴國難。

10月4日,服務團沿途經湖州、長興,到達太湖西側的宜興縣城。團員史瑉是宜興人,在他的努力下,服務團與中共地下縣委書記接上頭,並得到當地抗敵後援會和其他進步力量的支持,地下縣委派了任大可、任保僕、徐甫定等青年為服務團作嚮導,使他們能在宜興鄉鎮順利開展工作。他們和當地群眾搞座談會,討論國難當頭的形勢和任務,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獨幕劇、活報劇,教唱革命歌曲,舉辦救護訓練班,慰勞傷兵等,當地一些青年和婦女就此走上了抗日救亡道路。

離開宜興,途經溧陽、溧水、高渟,進入安徽的郎溪、蕪湖,在蕪湖過江,走含山、無為、到舒城。由郎溪到蕪湖途中,是南京危急的時候,沿路從南京來的難民特別多。

服務團流動到安徽舒城已經是冬天,約在1938年的2、3月間。團的活動經費用完,柳乃夫到立煌縣請安徽省財政廳廳長撥款支持,章乃器時任廳長,但是國民政府不同意撥款,他也沒辦法,柳乃夫失望而歸,遂通過關係率團到國民黨何行健部隊接受軍訓,父親記得那支部隊臂章上有個“忠”字。

父親在1968年9月20日一篇證明材料說:“訓練的內容記得的有:各種隊形、各種步法、各種轉向,還有瞄三角、投手榴彈、緊急集合、夜行軍、匍匐前進、及搶救傷患退出火線等等。”“每班發過三五枝長槍和每支長槍配三四排子彈,是用來操練的,沒有實彈射擊過。子彈也是用來叫我們上、退子彈用的。”“柳和我平時和服務團的同志一起參加操練,有時候也參加聽幹部班的課,軍事的、政治的。柳乃夫擔任政治教官。我也不是每課都去聽,柳乃夫還安排我講過一次‘關於抗戰必勝問題’。”“服務團參加軍訓時穿的服裝,是到了上幹河好多天,因為天冷大家受不了,由柳乃夫向部隊交涉借的。記得去中梅和工作,我已經穿柳乃夫送給我的花呢大衣。可能軍事訓練結束後服裝就還掉了。”

聽說在上幹河一帶,烏井、中梅河等地活躍過的紅軍要回來,他們想留在那裡等紅軍,打日本。

棚戶區環境擁擠,一排排低矮的茅草房,孩子們衣衫襤褸。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4熱血男兒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4

熱血男兒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28年秋,農民子弟、父親吳荻舟隻身離開家鄉來到上海,由於他不肯聽從祖父的安排輟學經商,被祖父斷絕了經濟來源。初到上海時,他和龍岩同鄉馬寧合租一個亭子間,有時候一個人白天睡,一個人晚上睡,有時候床上睡一個,地下睡一個。父親饑一頓、飽一頓地過著。寧波房東看到他經常沒飯吃,有時候會在他的房門口放一點食物,到上海第一年的年夜飯也是房東同情他請他吃的。

父親在上海藝術大學讀西洋文學、西洋文學史。學校裡有不少參加過北伐工作、思想進步的青年,教授有馮乃超、朱鏡我、王了一等,父親在學校裡繼續參加進步活動。翌年,上海藝術大學被封,他又轉學到中華藝術大學繼續學習,校長是陳望道,教授有李初黎、潘梓年、王學文等。

父親有較好的寫作基礎。在家鄉福建上中學的時候,父親便喜歡文藝,喜歡寫作,他與一些同學辦刊物,寫文章。 時期,父親也積極投入集會宣傳,編寫油印小報,為北伐結束封建軍閥分裂割據、統一中國的願景心馳神往。來到上海半工半讀上大學,他很快就用筆名“秋楓”寫小說在《拓荒者》(蔣光慈主編)、《新地》(魯迅主編)和太陽社出版的進步刊物上發表,反映他目睹的勞苦大眾貧困生活,這些都是民國時期知名的刊物。

他寫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是《車輪》,寫家鄉龍岩開了公路,遭到靠肩挑謀生的勞動者反對,為了奪回生路,他們破壞車輪,企圖恢復肩挑賺錢養家活口,小說的主題揭示破壞車輪是沒用的,只有幹革命,推翻殘酷剝削勞動者的舊制度,才是出路。

其他小說還有:《煙囪》反映工人罷工,反對剝削,爭取活命。主題是要革命,推翻私有制度。《獵犬》是諷刺特務的。《人力車夫》反映上海人力車夫為生活所迫,寒夜還在街上拉車,過橋下坡時滑倒跌死的悲慘故事。《野火》寫冬天一群伐木工人用篝火取暖,不小心把森林燒了。林場主指責他們是有意縱火,國民黨官府說他們是暴動,不分青紅皂白把他們抓進城裡,要殺他們。工人的無辜,激起廣大勞動者氣憤不平,起來罷工、罷市、罷課。“野火”終於變成革命的熊熊烈火,抗議統治者,把工人從監獄中救了出來。《老祖母》講的是統治者把老祖母的孫子抓去槍斃,又怕引起人民反對,謊稱被槍斃的是強盜、是土匪。老祖母深信她的孫子不是強盜土匪。她撫屍痛哭,高呼孫子是好人。父親還寫過長篇小說《兩代人》,描寫父子兩代對救國看法不一致,分別代表著改良派和革命派、官僚資本家和民族資本家、買辦(父親)與實業家(兒子)的救國態度和矛盾。小說肯定實業救國,但提示了在買辦階級(國民黨)統治下,實業救國也沒有出路。

從1928年秋到上海,至1930年4月被捕的一年半間,父親曾為之輟學的北伐戰爭結束,中國南北終於統一。民國有所謂“黃金十年”,由傑出人物領軍的領域比如經濟、文化教育、思想界等,都取得了足以為後人稱道的成就。但是在民國時期,各地軍閥與蔣介石貌合神離,打打合合,總體來說中國依然是一盤散沙。

從小山城龍岩來到經濟文化先鋒城市上海,父親眼界大開,思想更加活躍。從他寫作的作品中可以看出,這時,他已經把眼光放在改變不平等和落後窮困的家鄉、社會乃至國家上。他的作品反映的是農民、工人、小生產者的生活、情感,寫作出來的人物形象有血有肉,真實感人,特別是愛恨分明,結構嚴謹,文筆流暢。

不幸長篇《兩代人》交出去後,父親就被捕了,不知道發表了沒有。坐牢、出獄參加抗日及至輾轉各地工作後,父親放棄了專業寫作的理想,不過直到50年代,他仍然時有文學戲劇作品、文藝理論作品發表。再次拿起筆寫作,則是30年後、上個世紀70-80年代,這是後話。

到上海的第二年,父親由中華藝術大學同班同學蕭抱真介紹,閱讀了一些中國共產黨的內部讀物,參加到楊樹浦、曹家渡工廠區散發傳單,寫標語,煽動工人罷工,反對五卅慘案紀念示威等活動。為瞭解父親當時看到了什麼,促使他義無反顧投身革命,反帝反封建反殖民主義,我在網路上看了數千張老照片,真切地感受到他當時的感受。

 

舊上海棚戶區狀況

(圖一:父親所目睹的舊上海棚戶區狀況。圖片為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有一天蕭抱真說,他有一位姓曹的湖北同鄉想找父親,後來果然有一位叫曹正平的人來找。當時父親只知道北伐時曹正平在武漢參加過革命工作,後來才知道他是中共地下黨員、中共區委書記。

父親原本住在橫濱路景雲裡,因為住不起,搬到橫濱路福源裡,這是一個十分破舊的小里弄。曹正平經常晚上來,瞭解父親家庭情況,談革命理論和形勢等。

在福源裡,父親還認識了一位元作家林淡秋(解放後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他住在橫濱路到福源裡的岔道上,父親經常到他的住處談創作。林淡秋曾轉述魯迅的話,魯迅說:“這位青年作者寫的《野火》很好,決定發表,歡迎多寫。” 在學生運動中,父親還認識了上海公學的李梅(華僑學生),後來一起被捕,方知李梅是中共區委宣傳部長。

在曹正平的引導下,父親參加更多工人運動,比如參加反對南京蛋廠英國老闆開除工人的遊行等。有一次曹正平要父親撰寫反對國民黨政權封閉曉莊師範的傳單稿子,在遊行示威時散發。曉莊師範是陶行知與黃祿祥1927年3月15日創辦的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試驗鄉村師範學校。陶行知提倡“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的教育理念,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遭到國民黨政府武力封閉。陶行知受通緝,三十多名學生被捕,十多名中國共產黨黨員遭殺害。父親記得,曉莊師範被封閉的時候,國民黨政權正召開教育會議,鼓吹要改進和興辦更多的學校,父親就把兩件事結合起來指控國民黨政權提倡教育是假,摧殘教育是真,反對封閉曉莊師範。

1930年1月,曹正平介紹父親加入中國共產黨。父親回憶:“他在書桌上寫下‘馥新’兩個字,說是聯繫用的代號,以後由他本人和我聯繫。”

曹正平對父親說:“革命高潮即將到來,蘇州、無錫、上海都可能發生暴動,現在軍閥混戰,全國正處於新的革命高潮前夜,黨號召要不畏犧牲,準備大幹,要爭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上海要搞‘飛行集會’,五一要舉行全市大集會、大遊行,廣泛發動群眾,迎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高潮的到來。”

父親說:“這就是我第二次直接受到黨的教育的經過情況。”

據與父親同案被捕的葉進明80年代回憶,當時,中共在李立三左傾路線領導之下,不斷發起罷工鬥爭,遊行示威,飛行集會,實行“暴動試驗”,以顯示無產階級的力量,迎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高潮。國民黨和租界巡捕房則出動大批便衣、軍警,鎮壓罷工,驅趕遊行示威隊伍,逮捕參加飛行集會群眾。許多党團員骨幹分子一批批被捕入獄,成了冒險主義的犧牲品,而革命高潮卻並未到來。

 

1930年中共政治局通過李立三的左傾路線

(圖二:1930年的中共決議,提出要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圖片來自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

 

 

 

 

 

 

 

 

 

 

 

 

 

1930年4月27日父親在上海租界東新橋仁濟堂的“五一”籌備大會上和107人同時被捕,這個事件就是當時“武裝暴動”試驗的一個縮影。這次事件是公共租界裡左傾盲動主義時期被捕人數創歷史記錄的一次。延安整風時期在反“左”學習時稱此案為“上海最大的一次損失一百零八將被捕大案”。

父親在前一天收到曹正平用代號傳來的條子,要他去參加仁濟堂集會。父親當天上午9、10點鐘趕到會場,進去時只看到很多人,還沒有搞清楚是已經開完會還是尚未開,也不知道大會是誰主持的,會場就被英巡捕包圍,校長陳望道、老師李初黎、潘梓年、曹正平、李梅、惠浴宇(獄中名叫周興然,中華藝大同學)等共l07人一起被捕。

據葉進明回憶,那天9點左右,各路群眾先是分散在大世界附近馬路“散步”,隨著一聲鞭炮動員令,大家開始聚攏喊口號,陸續走進仁濟堂,當中有人挑著偽裝成雜貨的鐵梗等武器。仁濟堂是個慈善機構,平時有門診施診給藥,星期天堂內無人。這天這裡裡裡外外擠滿革命青年,也有很多看熱鬧的人,早已引起警方的注意。

葉進明說,但是那時受到左傾盲動主義影響,沒有警惕也不介意警方的干涉。正當院內開會動員高呼口號“打倒新軍閥!”“打倒帝國主義!”門被撞開,穿著皮制服高筒靴的中西巡捕,高舉著巡棍見人就打就抓,大批人被拖進守候在門外的多輛裝有機關槍的紅色警備車裡,馬路兩邊喊革命口號的群眾很快被驅散,也有走得慢被捕的。

上海英租界巡捕为什么革命

(圖三:上海租界巡捕。圖片來自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翌日,上海《申報》以“左晨雲南路紛擾記,拘獲大批男女青年”為題報導:“昨天上午9點56分,公共租界浙江路東新橋附近,有數百人聚集,旋擁至仁濟堂開會未成,被捕房拘去百餘人”。4月29日《新聞報》記者詳盡描述了“前晨紛擾經過”:“上午10時,東新橋附近突然聚集數百青年,雖經探捕驅散,但至10時3刻,群眾又擁入雲南路599號仁濟堂欲開會議。旋由警務當局向戈登路捕房飛調預備隊中西捕,會同該管老閘捕房通班探補,將仁濟堂包圍,嗣乃進內制止會議,並逮捕在場男女一百零七人之多,餘始四散。被捕之一百零七人眾,內有年輕女子七名……男青年一百名。內有李林全 ,周興然 ,王保德……蔡四……曹振平。察其年齡,皆在二十開外,均是學生工人兩種人物,並發現鐵梗、石灰包甚多,此種物品當是若輩置備,用以傷害他人者……公安局要求移提,捕房並不反對”。

父親在一篇手稿中寫道:“(1930年)4月26日晚上,(曹正平)通知我27日參加五一籌備會,還說五一那天準備好石灰和木棍之類,可能發生武裝鬥爭。我早有思想準備。我當時很幼稚,很相信革命高潮即將來臨,早日取得革命勝利,東方出現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政權。

看蘇州河、閘北一帶棚戶區工人受剝削的非人生活,實在喚起我革命的激情,我寫一個長篇的《兩代人》和十多篇小說和一些散文(除了已經發表或已經寄出的,餘下謄寫和潤色的,在我被捕後,弟弟和蕭抱真幫我處理了)。所以毫不猶豫,第二天便到指定的地點開會。曹和我不是同時到達,但同時被捕,而關在一個監房裡。我們是在仁濟堂內被捕,還有一些是在馬路上被捕……”

入黨新條件顯示,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沒有發洋財的觀念。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3歷史交集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3 歷史交集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年帝制,尋常百姓趕上大革命,家鄉和全中國人民命運與共:歷經辛亥革命, 民國初建, 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割據,北伐,國共合作以及此後的內戰、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如何強國?哪條路通向民主、憲政、現代國家?什麼是更好的生活?生活在百年動盪的中國,家鄉父老有著許許多多希望和失望,有著許許多多理想與無奈,但是從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祖祖輩輩百折不撓,坎坷前行,為子孫後代做著鋪路石。

         父親吳荻舟本人和歷史的交集是怎樣的呢?

        父親出生的1907年還是清朝,1912年,他5歲的時候,民國建立。但是,憲政卻長時間沒能走上軌道。當時各種黨派以及政府內外意見多岐,軍閥混戰,18個省發生武裝起義,13個省宣佈獨立,可謂亂象叢生。資產階級不成熟,求變出現亂象恐怕也是必然,但是至少國人告別帝制是義無反顧的。中國等待更大的智慧。一百年後,現在的人看辛亥革命和“民國亂象”可能有新的視角,不過我更關心父母以及那些真正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是怎麼樣的,又是怎麼生活過來的。

        1913年,父親6歲,在家鄉族辦私塾啟蒙,跟從遠房族叔吳鴻慶讀了一年私塾。吳鴻慶四書五經讀得滾瓜爛熟,父親在他那裡讀《三字經》的時候,他懊喪地對父親說過:我準備鄉試那時,廢科舉,改學堂了,真不逢晨,命也!父親寫到:當時我聽了,就像鴨子聽打雷,歪著脖子,瞪著眼,不知他說啥。”7歲,家鄉辦了興文學堂,父親轉讀新式小學,父親寫到:“(鴻慶叔公)的私塾自然也就跟著清王朝的滅亡,壽終正寢。”

        8歲時父親的遠房叔公吳德峰到龍岩縣城新羅小學教書,父親和三叔吳香麒隨他到縣城進了新羅小學就讀。

        1915年讀高小,全國人民反對袁世凱“黃袍加身”復辟帝制、反對他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父親曾經在老師林仙亭和黃庭經等人帶領下參加示威遊行、搜查日貨、燒毀日貨。

        三叔晚年的時候憶起一些驚心動魄的事,他說:“我們在新羅小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暑假回家,他(吳荻舟)曾在鄉里演說過。我寫了一篇《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殘餘如何壓迫剝削人民》,引起全村人矚目和仇視。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雲夢文史館的一篇文章中有(提過)。我在新羅小學讀書期間,南方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已經轟轟烈烈。”

        演說!寫文章!他們才是小學生呀。

        19195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北京的新思想新潮流南下到萬山重迭的龍岩,父親也與進步青年一起上街了。

        1921年,中國有了另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年秋,父親考入龍岩縣的最高學府——福建省立第九中學讀書。他勤奮好學,成績優良。讀到三年級時,中學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讀完初中,祖父要父親學做生意,畢竟祖父自己是十幾歲就學做生意的。可是父親鬧著要繼續念高中,為了自籌學費,他給老師抄寫講義。當時他的數理老師郭慶光(龍岩很有名氣的教師,後成為龍岩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語文老師郭秉廉很同情他,幫他找了幾位老師(包括他們自己)的講義,叫他幫著抄寫。那時他們那裡還不是用鋼針刻蠟板,他要用毛筆沾鏹水寫在蠟紙上,手指沾上鏹水,皮開肉綻。這活計雖然很辛苦,卻解決了他的經濟困難,鍛煉了他堅忍不拔的性格。

龍岩九中[2305843009213719085]

(吳荻舟就讀的福建省立第九中學。)

        到高中,父親成了學校裡的活躍分子。參與組織同學演文明戲,反迷信,反封建,反對軍閥內戰,反對賄選議員。父親很久以後還記得,高中時期,學校裡那個綽號“豬仔議員”的國文教員連賢基,他先在鄉試中舉,後在1913年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1923年國會大選期間,連賢基接受5千銀元,請選民吃肉絲麵,幫助賄選北洋軍閥曹錕[1]為“大總統”。父親和同學們曾曝光其賄選醜聞。

        1926年連賢基因賄選事件被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和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扣留、遊街。

       當時搞革命的國人精英很多都有海外留學或者流亡的經驗。其中代表人物孫中山就曾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我在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看到一個說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借鑒自美國林肯總統的“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龍岩的鄧子恢,1917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留學,這件事在縣誌裡也有記錄。後來他因貧病交加輟學回國,五四運動後,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比父親高幾班,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後,常到父親就讀的九中找同學們交談,有時候還住在九中。他欣賞父親的才華,同情他的處境,送給他《新青年》、《嚮導》、《新潮》等進步書籍。這些革命刊物不僅使父親大開眼界,而且讓他認識到進步報刊起著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的特殊作用,可以刷新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使之指導民眾,走向進化之途。抗戰開始,父親投身成為文化戰士,應該與此經歷大有關係。

        1925年,高中二年級起,父親與同學合作出版油印刊物《苔蘚》,含義是“五四”運動的種子——民主、科學、新文化、婚姻自由等在黑暗的社會裡,像苔蘚在背光處生命力很強地滋長著。通過這份油印刊物,父親發表了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封建迷信、反對賄選的小說和評論文章。多年後當我看到袁牧的小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不禁聯想到父親對《苔蘚》的讚美,想到父母和鄉親父老的生命力。

        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民國政府進行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都無法改變“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他決定聯俄聯共,國共兩黨形成統一戰線,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實現國家統一,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192679日開始北伐。

        北伐東路軍浩浩蕩蕩進入山城龍岩的街道時,父親與同學們揮動紙旗,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列隊歡迎。秋天起,父親經常去張旭高辦事的機關走動,幫忙佈置會場、寫大字標語、歡迎會的橫額等。他和張旭高1926年前就認識,張旭高在集美讀書時,暑假回龍岩也會去九中住、玩或搞些活動。

        當時父親正在讀高三,張旭高、林一株[2]見父親思想進步,多才多藝,便動員他輟學參加北伐宣傳工作。父親十分愛學習,求知欲極強,祖父幾次要他輟學經商,即使父子反目他都不從。然而,在張、林鼓動下,他離開九中走上社會,投身革命洪流。

        龍岩縣誌提及,19261027日革命左派[3]在龍岩城關明倫堂召開軍民聯歡慶祝大會,父親說,懸掛在主席臺前的橫額上“北伐軍蒞岩慶祝大會”九個一米見方的大字就是他寫的。1927年初,成立(龍)岩(漳)平寧(洋)政治監察署,張旭高任行政督察專員,監督岩平寧三縣政務,專員公署的招牌也是出自父親之手。父親還協助組織農民協會,農會的旗幟是在國民黨所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加上一把犁頭。

        有一次張旭高要父親填一張表,說要介紹他加入農會,後來又說是入黨,父親填了表交給他。父親記得填表之後還開過兩三次會,但是不記得會上談過什麼了,張旭高還拿了一些書給他讀,有列寧的《做什麼》,還有進步雜誌等。父親後來說:那是他“第一次直接接受黨的教育”。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龍岩的國民黨右派、代理縣長杜連茹緊隨其後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又名陳子彬)等一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籠罩龍岩。

        鄧子恢早已離開龍岩,去江西中共中央工作。張旭高帶著父親和另外幾位同學從龍岩經漳州逃到廈門,那是父親第一次離開家鄉。他們時而坐船,時而徒步,到達廈門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龍岩同鄉開的小旅館裡。

        三叔大約在1924年、16歲的時候去廈門當學徒、送報員,他記得19歲那年,龍岩有不少老師逃到廈門如陳心泉,也有《江聲日報》副刊編輯林仙亭,主編張党党,但是他不知道我父親也在廈門。他還記得,《江聲》報、《廈聲》報和《迫擊》報被封,陳心泉老師從廈門回龍岩,在漳平永福山腰被敵人暗殺;《江聲》主編張党党被槍擊未中,翻天窗逃逸。晚年,三叔寫字時手都在顫抖,但他還是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他想起上小學時和哥哥同去同歸,哥哥上高中之後的事他卻什麼也不記得了。

入黨條件[2305843009213719084]

(當時的入黨條件”,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張旭高是集美畢業生,熟悉廈門,他沒有和同學們住在一起,但有時候回來看看他們,約半個月左右,就不見他來了。據說後來張旭高經上海去了菲律賓,那裡有很多福建華僑。太平洋戰爭中他遭日本侵略軍殺害。張旭高之死有兩種說法,一是在家被日寇抓走,關在集中營,日寇投降前遭殺害,一是張旭高參加菲律賓華僑遊擊隊,戰鬥中犧牲。父親多方打聽,四十年後才聽張旭高的妻子說,前者是正確的,她與張旭高同時被捕。

        張旭高轉入地下後,父親隻身潛回龍岩,不能徑直回家,經九中的郭慶光、郭秉廉老師介紹,暫棲距大池四十多裡的湖邦鄉,在郭姓族辦設在尚德堂的積山小學任教。積山小學是當時龍岩較大規模的私立初小。

        父親任高年級班主任,同事有郭樂生等,據瞭解郭樂生是共青團員。父親和同事、學生相處極好。由於親身體會過農村孩子讀書不容易,他教學格外認真,看見小學課本脫離農村實際需要,便自編適合農村孩子用的低年級課本,給初小同學用。不過只教了一個學期,1928年秋,父親受在上海讀書的幾位好友郭有才、黃振椿(即黃震村、後改名馬寧)[4]和九中同學邱若深的影響和鼓勵,在祖母的暗中資助下,來到上海,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二年級。

        這年父親21歲,已經歷過一次次洗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自然而然和他聯結在一起。這一走,56年沒有回過家鄉,但他永遠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和習仲勛握手

(族譜選登的一幅照片——習仲勳接見參加兩航起義紀念活動人員時與吳荻舟握手。)

[1]曹錕(18621212-1938517),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原來是清朝將領後來是中華民國初年直系軍閥首領,1923年靠賄選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人稱賄選總統不過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請他出面組織新政府被他拒絕後面講到母親家鄉安徽時合肥人段祺瑞也有類似情況),因其保持了民族氣節被國民政府在193912月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2] 林一株,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授課,主要是搞軍事訓練。後任閩西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後來籍社會民主黨事件殺害了許多同志,鄧子恢代表中央處決了他。

[3]根據龍岩黨史辦鄭學秋整理、由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共龍岩縣首任黨總支書記陳子彬(原名陳慶隆)本人審閱過的《陳子彬同志談龍岩大革命前後的問題》記載,當時國民黨縣黨部可以說是左派當權。而政治監察署中人都聽張旭高的話,張旭高是革命左派。當時屬於新興革命勢力的組織還有農民部特派員岩平甯分處、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縣農會,五個單位在政治上、工作上是協調一致的,不存在什麼尖銳矛盾或派別鬥爭,當時在龍岩只有新生的革命勢力和封建殘餘勢力的矛盾和對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在龍岩是成功的。

[4] 馬寧,龍岩人,1930年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共。之後流亡馬來亞,曾任馬共中央宣傳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福建農民報》主編,福建省文化處處長、文聯主任等。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曾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發表了眾多小說、話劇和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