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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文化戰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荻舟、張瓊(張佩華)的蠅頭小楷毛筆信。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遒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

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起義背景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 起義背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林南園是盧漢的財政廳長,看得出他對盧漢多有美言。我還有一份“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可惜沒有署名,從談話內容看得出來,他當年也是地下黨員,父親吳荻舟請教授介紹情況,時間應該也是1984年,是我當年協助父親整理記錄的),內容可以和王昆侖、楚圖南的文章、林南園的回憶互相佐證,既是一家之言,也有個別不同說法,但仍有助理解雲南以及其他地區的起義,故照錄在此。

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吳荻舟和雲南大學教授回憶雲南起義的情況。

(圖一:我為父親整理的雲大教授談話記錄,經過父親校對。)

據這位教授說,龍雲是土軍閥,但是崇拜有學問的人,待以上賓。龍雲愛才,不是政治投機,他在春秋兩季長袍馬褂去孔廟祭孔,很嚴肅。吃祭孔肉,有味也吃。中共做龍雲的工作主要由民盟去做。後又組織了民主青年同盟,它與民盟都是中共領導的[1]。80年代民青在昆明開會才弄清楚,民青有三大綱領。當時步伐、傾向有所不同,不單反動陣營複雜,革命陣營內部也複雜。有左中右。當時青年党、民社黨在昆明很有影響,都是民主政黨同盟的組成部分,為右的,以致後來被民盟開除,也還有影響。兩黨也有讀書人在內,民社黨頭子張全邁在大理洱海蓋書院,在學術界有影響。龍雲與民盟有一定關係是有各種條件形成的,但他從未左右過民盟,本人也未參加民盟[2]。因此昆明可以成為民主城。龍雲和盧漢很崇拜幾個學者,一個是龍雲的教育廳長龔自知,一個是方國喻,一個姜亮夫,三十年代編《青年界》的,後在杭州大學。三人的特點是,傾向進步,但實際是中間派,不能損害本身的利益,以本身利益為主,主張合法活動,反對學生運動,受龍雲和盧漢器重。龍、盧也受他們影響。當時學生運動很活躍,反對蔣介石,對他們有利,後來蔣介石鎮壓了龍雲,盧漢吸取教訓,對學生運動是鎮壓的,這是龍、盧的不同處。他們本質一樣,只是具體做法因時間不同而不一樣。盧漢在起義前很惡劣,鎮壓人民。1949年9月9日他大逮捕,把昆明所有報刊雜誌(除《中央日報》和林南園辦的《正義報》)都封了。這說明盧漢對起義有他的佈局。

盧漢舉棋不定,態度曖昧,進步人士與他保持距離,他找不到黨的進步勢力,更找不到黨,走投無路,就把林南園派出去到處找黨的關係。林南園的兒子是共產黨員(不在雲南),林南園處有人冒充雲南地下黨,有人冒充南方局派來的,真真假假都有,盧漢是代龍雲而起義的,與蔣貌合神離,龍雲統治幾十年,地方勢力比盧漢大,中共中央勢力在雲南又佔絕對優勢,盧不能得罪。地下黨的總負責人是鄭伯克(後任中組部老幹部局局長)。地下黨還領導了邊縱,邊縱勢力很大(滇桂黔),邊縱司令員朱家碧現在是昆明軍區副司令。昆明已成空城,中共中央勢力城內城外都有,盧漢處在這樣的情況,他自己的心腹全是“CC[3]”,把他卡得很死,他感到恐懼。這些情況促成了起義的因素。這時他聯繫了兩條線,一條是當時省參議會副議長楊青田同志,他是五四運動領袖,老黨員,編過上海的《世界知識》、《中華日報》,抗戰後回到雲南,身體不好,回雲南後抽大煙,癮重,性格與我完全不同,但工作把我們連在一起。我們的接頭方式很怪。他抽大煙時有人給他燒煙,一張床上睡很多人,抽完他就去工作,其他人(有些大資本家,還有一些想與他拉關係的進步人士)留下打麻將。他住郊區一資本家別墅,我們約定在他吃完飯上班路上碰頭,他公開身份是衛生局長兼省參議會副議長,跟他這條線相連的是當時參議會內進步勢力。

另一條線是個女資本家,叫劉淑青,她是個寡婦,人精幹,開一間南平電影院,傾向進步,抗戰後金炎等人都住她家,在雲南做了許多好事,她的關係很多,敵對的一些情報常從她那兒來。她崇拜名人學者,自己本身是女性,早年喪父,奮鬥成為實業家,很不易。所以對民主進步事業熱心。她受楊青田影響,她接觸官太太群,從中得到情報,太太們崇拜她。

楊青田(黨內)和她(黨外),盧漢起義前與他們接觸。

其他還有,比如三十年代左聯作家馬子華,他不是黨員,是老左聯,人民出版社出左聯中篇小說代表作還選了他的《他的子民們》,他是個浪漫文人。從上海到雲南,一下車被龍雲逮捕,說是因為他的左翼活動,事實是他的小說攻擊了龍雲,把龍雲說成地方上的土皇帝,對龍雲不利。龍雲知道他不是共產黨,是進步人士,逼供他也不知道什麼。其父是龍雲上司,不久把他保出來,任綏靖公署政治部副科長,正科長是國民黨中的一個正派人,曾組織鳳子約曹禺來昆明演戲。馬子華因為這些歷史關係,文藝界左中右的都認識一些,關係複雜,和一些真真假假的共產黨員替盧漢起義作參謀。

我在新聞界,接到請柬去過一次,後來沒再去,去了的人,起義後多少都封了點職務,起義後盧漢調任經委會副主席,把馬子華叫去做私人秘書,馬子華善於耍筆桿,一直任此職。四人幫時遣送原籍雲南勞改,打垮四人幫後落實政策。那批人有的做了官,有的也是破壞雲南起義的,這幾年也出來了,都是政協委員。

九九整肅後,我與地下黨接上關係,他們把我送到法國人的醫院隱蔽起來。準備送去邊縱,送去解放區。九九整肅很突然,沒有安排部署,事發後我找地下黨,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同志也是我通知了他們才跑的,我最後一個才去邊縱。我和聯繫的這個人並不熟悉,他說昆明交通要道很難出去,叫我化妝,弄了少將軍服,給一聯繫暗號,說屆時小汽車來接我。我懷疑地下黨沒車,到時不知會被接到哪裡,差半小時接頭時,我從醫院溜了,我的相片在各交通路口掛著,即使過了這關還會有關,權衡後我自己去了鄉下一個朋友家,所以這段事不太清楚。解放後證實這個人確實是同志。當時幾個剿共司令、雲南初期剿共的幾個軍長都和地下黨有聯繫,如解放後在民委的張崇、致知,他們都有自己的小車。當時滇軍派出去剿共的人,有進步的,受到黨教育的,有反動的。關鍵時刻我考慮的不夠準確,導致對起義情況不清楚。

我離開的一段,盧漢起義時在城郊打過一下。盧漢把張群當作人質,他是國民黨元老,做過上海市長。張群為爭取盧漢三次來雲南,第二次來時盧漢還親自送他上飛機,給他一把昆明金鑰匙,第三次(臨起義)來就給扣起來了,還派人陪他玩,其中一個陪他玩的就是我所在《觀察報》的社長李耀庭,很反動,是原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是CC,很狡猾。盧漢的手腕是高明的,他是龍雲的私人管家(經濟),與CC關係也很深。

盧漢起義後把幾個重要特務放走,有一個周白先,是居正的乾兒子。全家都在廣州政府任要員,其父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周白先鎮壓學生運動,大逮捕,罪惡累累。起義後盧漢派人把他送走,他這是留後路。沈醉是周白先抓的,盧漢把他也放掉,他香港有產業,母親是廣東人,據說後來死在美國。

龔自知解放後是雲南第一任副省長。他受孫啟夢影響很大。孫在雲南地下暗中對各方愛國力量包括文藝運動給予很多支持,他代表黃元培在昆明。他在雲南教育廳任主任督學,我回雲南在教育廳做科員,為地下黨查一些國民黨密件。我很佩服他面不改色,常年笑臉又不失原則。有一次我跟聯大排了個戲,上座不好,國民黨省黨部追要租金,當天不給就不讓演戲,剪電線,搬板凳。我找孫圓場,他剛好領了工資,代付了,我說你吃飯怎麼辦?他說我愛人還有,可維持。他以教育廳的名義與省黨部交涉。當時地下黨有這樣一些人,做了事,不說話,別人也不知道。

我父親吳荻舟插話說:當時方式方法很複雜,我們在香港也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不警惕隨時出亂子。

以上就是雲南大學一位教授所談關於雲南起義的資料。

這一時期,除了雲南起義,父親還為海南島解放(1950年5月1日海南島全境解放)做了支前工作,協助後勤部隊在港採購物資。還涉及西藏和平解放。

父親1986年在廣東從化接受採訪時回憶:西藏解放前夕,幾個西藏頭面人物陸續來到香港,通過報館主動找父親為之牽線。父親和他們多次交談,並上報中央,中央派了軍方的張經武和中聯部的局長申健進藏談判。父親記得他們從香港經印度進藏,還帶了一些雲南的茶花。申健曾和父親討論用什麼名義談判,最後確定為「中央和西藏地方當局」談判。

我查到1951年5月23日西藏政府代表團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在北京簽訂的協定名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

一本發黃的小冊子,吳荻舟著《戲劇常識》,由三聯書店出版發行。

吳荻舟在香港做中共地下工作,也抽時間為新中國百科小叢書出版著作《戲劇常識》。

(圖二:父親還有時間寫作!這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新中國百科小叢書《戲劇常識》。1949年3月印第一版,1951年1月印第三版。)

母親張佩華1950年1月起到港澳工委做秘書。母親晚年回憶說:“到了香港,土包子真狼狽了。我被派到負責工商統戰的溫康蘭手下,這個工作要社交,可是我連穿衣服都不會,買了便宜的布料,做出來的旗袍很快走樣,後來一些打交道的闊太太教我……一切都不習慣,不適應,出洋相,也熬過來了。”

母親的工作包括陪同港澳工商各界婦女、文化、教育代表團回國觀光,通常這些觀光團都是統戰部出面組成,母親任秘書。她說曾經帶著幾十位資本家太太在漢口、北京、長春、大連、上海、杭州參觀遊玩,以後其中部分人成為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工作的骨幹力量。1957年母親調到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工作,任經理室秘書。1962年回北京後,她仍繼續做一些婦女工作,如與進步電影界演員來往。

文革期間,1968年11月17日,母親寫過一份材料,交待她在香港的社會關係,有幾個名字我比較熟悉,比如潘蘇伯母和她的丈夫李崧醫生,我出生就是李崧醫生接生的。我還有一點點印象,每次去他的診所看病,都能得到一包“過家家”的小玩具。1990年代至千禧年初期母親多次來香港的時候,我們也曾和潘蘇伯母以及她的小女兒飲茶。母親留下一張剪報,是1991年7月7日《香港商報》介紹李崧醫生的一篇文章,他192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古道熱腸,在醫學界享有盛名。1950年7月3日,他和七位義務醫生辦起工人醫療所,免費為工人診病。李崧醫生1989年病逝,享年93歲,在他逝世前一年,仍是工人醫療所的義務醫生。我在母親的材料裡找到一點有關他們夫婦的資料。

潘蘇的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雖然她的父親早逝,但是由於她父親的關係,她認識胡漢民、胡木蘭父女以及何香凝等人。她有四個孩子,大女兒早年回國工作,在大女兒影響下,潘蘇其他孩子也都送回國內上學。解放前後,饒彰風、何秋明對潘蘇做了不少工作,母親就是由何秋明介紹認識潘蘇的。他們通過影響潘蘇來影響李崧進步、愛國。母親說,凡是國內的藝術團體到香港演出,或來往經過香港的重要團體、使館人員有病,都由李崧診視,從沒出過亂子。後來就動員李崧到工人醫療所看病,受到工人歡迎。潘蘇還積極參加一些婦女界的活動,比如集資開收費低廉為婦女服務的留產院,不斤斤計較得失,能起很大的推動作用。

和家人久別重逢,有了新的工作,想必母親感到十分溫馨歡樂。可是隨著《華商報》遷往廣州,二舅到《南方日報》工作,外祖父母也於1951年初跟隨二舅,帶著我的大姐回廣州了。

那時候他們實行“包乾制”,母親說:“總之,夠緊張的。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好在我們都習慣了,何況這比流浪時好多了。只是,我那可憐的老母親,回到廣州不久,患惡性瘧疾,缺醫少藥去世,只有56歲。”

一位五十歲上下的舊時婦女,她身穿大襟衣服,梳著髮髻,嚴肅滄桑。

蔡繼文,吳荻舟的妻子張佩華的母親。

(圖三:我的外祖母蔡繼文,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1] 民主青年同盟:有做民主黨工作的朋友說民主黨派好像沒有青年組織。我照原文記錄在此,有心人可進一步調研。

[2]王昆侖和楚圖南的文章說龍雲加入了民盟。

[3] CC:指中統局,全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之一,另一個特務組織是軍統,軍統主要負責軍事情報,中統工作重心在黨政機關內部,另一個重點就是暗中打擊一切反對派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此外對社會輿論、思想言論也負有監控責任。

這是一頁紅頭文件,由中共雲南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發給吳荻舟,要求提供雲南起義的有關史料。時間是1989年8月10日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4兩航護產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4 兩航護產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兩航起義,指的是1949年11月9日中國航空公司(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央航)在香港聯合起義。除12架飛機(央航一架、中航11架)同時飛回國內,兩公司(簡稱兩航)還有71架飛機起義後留在香港九龍啟德機場,此外還有修理廠、辦公樓、倉庫、宿舍等其他財產,員工和家屬合計三千人。

據父親吳荻舟回憶,起義工作是喬冠華通過關係做中航劉敬宜和央航陳卓林的工作達成的,起義後他們隨機回京。喬冠華回解放區後張鐵生接替,張鐵生回國時再把關係交給父親,父親接手主要是護產階段。父親也強調:中航原就有三名地下黨員,何鳳元是公司的中層幹部,陸元斌是飛機上的電訊員,也是地下交通,陳躍寰從臺灣中航秘密轉移到香港。開始他們都分頭工作,後來把關係轉到父親這裡一起護產。國內也派了新建的民航機構負責人任泊生往來香港,負責公開出面搶運物資和上法庭,父親他們幕後配合。

兩航起義後,國民黨派出大批特務和官員從臺灣到香港,試圖接收兩航,無果後便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兩航在港臨時負責人,並於11月24日取得香港高等法院頒發的“臨時禁制令”,凍結兩航資產及飛機。兩航在港臨時負責人當即請香港法律界知名大律師陳丕士等向高院提出反控告,也取得高院頒發“臨時禁制令”,凍結兩航資產及飛機。按照港英法律:任何資產發生產權糾紛,由實際控制一方負責,另一方不得進入該資產所在地點。香港兩航既然身為資產實際控制一方,便組織起糾察人員進入停機坪及其他工作場所日夜巡邏。

當國民黨方面得知英國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法依靠英國得到兩航財產,便由國民黨行政院長何應欽簽字把兩航財產賣給美國人陳納德,他到香港向港英政府提出扣押啟德機場上的71架飛機和其他財產,並起訴兩航。也就是說,兩航必須和國民黨及陳納德在香港法庭上進行錯綜複雜的法律鬥爭[1]

當時中央人民政府多次致電兩航:要“提高警惕,粉碎反動派陰謀,負責保護一切財產”。兩航亦複電表示:“堅守崗位,保護資產,不為一切外力所動搖。”1949年l2月3日周恩來總理再次嚴正聲明:兩航留港資財,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所委託的人員,才有權處理。決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手段侵犯、移動或損壞,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項神聖產權,應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如兩航公司留港資產有被非法侵犯、移動或損壞事情,則香港政府必須負完全責任。

自從香港高等法院頒禁制令,我方巡邏護產糾察隊雖不能移動資財,但根據法令可以進行器材物資的清點、油封、裝箱等工作。於是他們組織300餘人的糾察員,把各廠區器材設備逐步集中到兩航所屬的庇利船廠,並發動港九各業40餘個工會、工會聯合會和社會各界進步社團、進步人士或發表聲明,或前往慰問,香港進步報刊每天在頭版頭條報導兩航員工護產鬥爭消息。

1950年1月6日,英國政府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2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宣佈撤銷對兩航的“禁制令”。父親協助任泊生和香港運通船務公司的總經理蘇世德洽談租用兩艘海輪,再通過海員工會、招商局組織舢板、駁船和可靠海員從九龍庇利船廠碼頭將大批航空器材、物資轉運到停泊海上的輪船,先後兩次運往天津。幾千名留港員工和家屬,也通過亞洲貿易公司的廖安祥安排分期分批復員到上海、天津和廣州。1952年7月,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將兩航留港的飛機及資產“判給”陳納德,那71架飛機已經不能飛,只能躺在航空母艦腹內離去。這就是歷時兩年半的兩航起義。

陸元斌在紀念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中回憶:“1949年至1951年我在香港期間,曾受他和張鐵生同志的領導,從他那裡得到許多教益。”“1949年9月開始,何鳳元、陳躍寰同志及我多次向吳(荻舟)、張(鐵生)兩人彙報兩航人員思想動態,積極分子隊伍;以及起義行動的準備及準備工作基本就緒等各階段的情況,接受相應的指示。”“11月27日中航全體員工和11月30日央航全體員工對香港高等法院臨時禁制令發表宣言申明立場,並希望香港政府正視事實,張、吳推動港九進步團體和進步人士及《文匯報》、《大公報》給予兩航起義人員以鼓勵支持。在12月3日晚港九工聯慰問兩航起義員工。 工聯屬下各工會均有代表參加。在12月5日港九40多個工會慰問兩航起義員工晚會上,港九工領張鎮南、麥耀全同志致詞。12月10日又有29個工會及歌劇團慰問兩航起義員工。兩航起義員工深感有港九人士作後盾,信心倍增。”“1950年3月14日,德爾克帝國號輪及4月5日哈帝提督號輪自香港運大宗航空器材赴天津。在運器材過程中,自九龍庇利船廠碼頭運到海輪上必須使用舢舨,荻舟同志佈置了可靠的舢舨運輸工人隊伍,做到轉運順利,沒有任何失誤。”“1950年4月2日晨,中航停留在香港啟德機場英軍事糾戒區內的七架飛機,被國民黨特務破壞,4月5日香港警察當局要求“兩航”派人參加機場警衛工作,我們乃請求荻舟同志,請他從香港進步工會中精選約300人,充當糾察。”“1952年7月29日凌晨,香港警察“接管”兩航在港財產。包括在機場停留的71架飛機和庇利船廠、新亞倉庫。我方護產員被港警毆打致重傷者ll人,致輕傷者95人。受重傷者多為糾察,他們英勇堅定地保衛國家資財,誓不離開崗位,致遭英警毆打,他們的表現,贏得我們的尊敬。”

一架飛機,7名機組成員在北京機場上紀念留影

國民黨兩家航空公司員工在香港起義,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

(圖一:兩航起義。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兩航護產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父親還同時負責國民黨雲南當局起義的聯繫工作。他在文革期間寫過交待材料,1984年訪問了當年和他聯繫起義的雲南財政廳長林南園,共同回憶很多細節。又應雲南省政協和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多方要求寫過回憶材料。

這是一頁紅頭文件,由中共雲南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發給吳荻舟,要求提供雲南起義的有關史料。時間是1989年8月10日

中共雲南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寫給吳荻舟的信函,要求提供雲南起義的有關史料。

(圖二:中共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來信。)

綜合手上材料,整理父親這段經歷的前後脈絡,有助我理解當時雲南以及多個省份的起義。

根據王昆侖和楚圖南的紀念文章所寫,龍雲出生於彝族土司家庭,早年畢業於雲南講武堂,在滇軍歷任重職,受孫中山影響參加討袁護法,北伐。從1927年起掌握雲南軍政財大權,割據一方,雖然接受國民黨任命,卻對蔣介石排除異己有很大戒心。蔣介石幾次企圖控制雲南,都被龍雲抵制。抗戰開始後,龍雲主張團結抗日,昆明一度成為大後方抗日民主運動發展的重要地區之一。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在雲南很活躍,龍雲和劉文輝秘密加入了民盟(也有資料說他沒加入,但至少他和民盟關係很密切)。和蔣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龍雲成為蔣介石必須剪除的對象。抗戰剛一結束,1945年10月,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在昆明發動突襲,控制全市,武力脅迫龍雲離開雲南到重慶,後來又挾持到南京,名義上做國民黨政府參議院院長,實際只是虛名,處處受監視,等於軟禁。1948年底,龍雲化妝秘密離開南京,輾轉赴香港,與中共取得聯繫,並經李濟深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9年,他幾次派人去雲南和盧漢聯繫,積極推動雲南起義。

一頁剪報,題目是《懷念龍雲先生》,由王昆侖和楚圖南撰寫。

王昆侖和楚圖南寫、懷念龍雲先生的剪報

(圖三:《人民日報》剪報,王昆侖、楚圖南紀念龍雲誕辰100周年的文章。)

龍雲號稱“雲南王”,盧漢早年起和他一起闖江湖,同在雲南講武堂學習,後娶龍雲的表妹為妻(很多資料說盧漢是龍雲的表弟,應該是表妹夫吧)。1928年龍雲主滇後,盧漢任省政府財政廳長。盧漢曾發動兵變趕走龍雲,結果無法善後,又把龍雲請回來,龍雲也沒記仇,任命盧漢為全省團務督辦,雖沒有實際兵權,但龍雲常就雲南軍政大事徵詢他的意見,省內的財政整頓,向法國、比利時等國購買武器等亦由盧漢主持。1945年蔣介石逼走龍雲後盧漢接任省政府主席。

1949年8月13日,龍雲參與44名國民黨人在《華商報》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父親正是這版的編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建國,他還對記者說,雲南經過他的策動,也快起義了。消息登出後蔣介石加緊安撫盧漢,通緝龍雲,龍雲則催促盧漢儘快脫離國民黨。

父親在1988年回復中共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的信中說,雲南是1949年12月9日起義的,策劃工作早於解放軍進軍川貴之前。在香港最早接觸這項工作的是夏衍,夏衍回內地後由喬冠華負責,喬冠華回內地後由張鐵生和父親接手。盧漢在1949年6月派林南園到香港找過《華商報》,但是沒有接上頭,於是派宋一痕去北京見周恩來,告知盧漢決定靠攏人民,擁護共產黨。周恩來表示歡迎,不過提出在時機選擇上要注意,不要輕舉妄動,最好等解放軍進至西南,顧得上雲南、接應得上時才好行動(宋一痕認為既然時機未到,就沒必要立刻回雲南,遂留在香港,導致盧漢不知道中共中央的態度)。

l949年夏,周恩來通過李克農把對雲南的政策通知港澳工委派駐香港的工作組。根據父親所說,他一方面通過龔自知(龍雲的心腹、雲南教育廳廳長)與龍雲聯繫,另外在起義前又與盧漢派來的林南園接上頭,轉遞信件,轉達周恩來指示。為了嚴格保密,只由張鐵生和他二人參加這工作,並具體分工父親站在第一線。父親還記得龔自知介紹宋一痕和父親見面,第一次是在九龍彌敦酒店,天氣很熱。父親詳細分析了解放戰爭的形勢,告訴他們傅作義已經起義,北平和平解放、全國解放只是時間問題,歡迎雲南做好準備。父親說:“這些意見都是根據中共指示精神經過我和張鐵生傳達的。”“香港方面告知中央盧漢很急,中央指示,現在起義有危險,國民黨嫡系、胡宗南部、桂系部隊都想進滇,如果盧漢過早起義,必遭攻打(大意,地下黨沒有文字記錄,不過父親回憶的這部分內容在林南園的回憶裡得到確認),待解放軍打到川貴邊境時與鄧小平直接聯繫。”父親說:“香港給中央的意見也是不能太早。我們通過龔自知告訴龍雲就是:黨中央歡迎你們起義,但行動時間由中央掌握。當時蔣介石還有幾十萬軍隊退到西南,如果過早起義,解放軍接應不上,孤懸在一線是危險的。”

國民黨特務很注意雲南到港活動的人,在父親的回憶錄手稿中提及一位“楊傑”。他說,大概是1949年夏天,雲南起義前,楊傑被暗殺。當時他從雲南到香港,父親他們考慮到安全問題,建議由地下黨給他安排住處。可能他覺得不方便,住到親戚家去了,結果遭到暗殺。楊傑在香港住下後,張鐵生曾經給他寫了一封信,由父親交給他。楊傑看後沒有把信毀掉。他被害後,信落在港英政府手上。英警把父親找去,客氣地沖了杯牛奶咖啡招待,詢問有關情況。父親說:“我是《華商報》讀者版編輯,無論哪個讀者提要求,我都願盡力幫助。”英警客氣地把父親送走。父親說:“他當然不敢懷疑是我殺了楊傑,他們清楚殺害楊傑的是國民黨特務,後來聽說殺楊傑的特務逃到泰國去了。”

父親的行動很受注意,他和盧漢派來的人接觸時十分小心謹慎。母親不止一次給我講過一個小插曲:有一次父親發現有特務跟著他,幸虧父親在香港時間長了,路很熟,發現有人跟蹤,便跑到當時香港新華社九龍彌敦道174號樓下的“雄雞飯店”,前門進,後門出,把特務甩掉。我在父親和林南園的談話裡看到這個小插曲,父親說那次是去見宋一痕。

8、9月間,盧漢派林南園帶一封信來香港,申明四點,1,雲南起義部隊接受解放軍改編;2,雲南軍界人員經過訓練後量才錄用;3,請中央派一個大員主持改編和軍界人員的訓練,解決和地下黨的關係。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他當時對雲南地下黨的情況搞不清,有真有假;4,盧漢個人只要求在大陸能行動自由,願去哪裡旅行都可以。另外希望從寬釋放盧榮成。另寫一封信讓林南園到廣州見葉帥,希望葉帥將他的意思告訴中央,準備最近起義,希望中央給於大力支持,提前知道,免得自己被國民黨兩個軍包圍起來力量懸殊。這封信經張鐵生轉交中央,張鐵生並以湖南陳銓為例,說(4)不成問題。

到劉鄧大軍進軍川貴時,父親在龔自知家再次見林南園,和他們研究起草雲南起義聲明。最後由龔自知起草,龍雲修改,林南園帶回去,他幫盧漢與劉鄧大軍取得聯繫,盧漢12月9日發表通電宣佈起義後,劉鄧大軍日夜兼程趕往昆明接應。

雲南起義後,國民黨特務把在香港的龍雲監視起來,龔自知回去前介紹一薛姓女參謀與父親聯繫,薛參謀說有一天晚上國民黨特務曾爬上龍雲家的圍牆,龍雲在港久留很危險。可是他又不願意馬上回內地,主要是怕生活不習慣(他抽鴉片)。中央同意生活方面尊重他自己的意願,給於特殊照顧,解放後國內沒有鴉片賣,還答應幫他買,並派龍雲的老友李一萍帶了一名護士來接他,準備在他戒煙期間護理他。龍雲覺得回去繼續抽鴉片不好,下決心戒煙,而且說戒就戒,回北京後也沒有再抽。這時張鐵生已經調回內地,走前把安排龍雲回內地的工作交給父親,一面加緊做他回內地的工作,一面採取保衛措施。

照片上是龍雲和家人11人的合影

起義前龍雲已在香港寓居多時,這是在淺水灣寓所與兒孫合影。

(圖四:龍雲與家人在香港淺水灣寓所,家人已先於龍雲獲安排回國內。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龍雲戒煙後,便積極安排他回去。啟程當天,為了保證龍雲的安全,父親安排李一萍乘車到龍雲家,讓龍雲坐上李一萍的車出來,李一萍則坐上龍雲的車出來,國民黨特務跟蹤龍雲的車,卻不知裡面坐著的其實是李一萍。龍雲則坐著李一萍的車,開進運通公司倉庫小碼頭,他們換乘小電船到九龍,轉乘預備好的另一輛車到文錦渡。車到上水,發現有一輛港英的警車尾隨,龍雲和李一萍的車剛進入禁區就被警車攔下,查問為什麼要出境(龍雲要回國內已經通知英國當局)?

一看車子過不了境,他們機警地上了火車從羅湖出境。父親當時負責交通,中國邊防憑父親的簽字紙條放人入境。多年後,《文匯報》報童出身、後來做過《中國日報(香港版)》總經理的周佐強叔叔告訴我:“那時候你爸爸好巴閉(厲害)啊,拿著他簽名的條子可以出入中國邊防!”指的就是這回事吧。李一萍帶著父親交給他的紙條,入境羅湖並無問題,只是北京、廣州都安排了人到文錦渡接他們,久等不見,以為出事。幸好父親提前來到羅湖,接到他們,通知文錦渡,大家才放心了。父親安排他們上了開往廣州的火車,北京派張鐵生在廣州接車。

那位薛參謀向父親表示,她也想回內地,問能不能介紹她去讀書?父親便寫了一封信,讓她去見林默涵。林默涵把她介紹到人民大學讀書。文革中,有人找父親調查她的情況,父親為她寫了證明。

[1]陳納德(1893年——1958年),以“飛虎隊”廣為人知。他1937年來華任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顧問,後組織美國自願航空隊(飛虎隊),1942年改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任少將隊長。抗戰期間指揮第14航空隊以500架飛機的代價擊毀超過2,500架日機,同時擊沉為數不少的商船和軍艦。1949年協助空運中華民國政府人員及部隊到臺灣。香港朋友近年在研究東江縱隊和陳納德將軍的合作。令人感慨的是,在第三章抗戰時期父親他們曾經慰勞陳納德將軍領導的航空隊,在第五章卻要和他“爭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