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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起義背景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 起義背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林南園是盧漢的財政廳長,看得出他對盧漢多有美言。我還有一份“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可惜沒有署名,從談話內容看得出來,他當年也是地下黨員,父親吳荻舟請教授介紹情況,時間應該也是1984年,是我當年協助父親整理記錄的),內容可以和王昆侖、楚圖南的文章、林南園的回憶互相佐證,既是一家之言,也有個別不同說法,但仍有助理解雲南以及其他地區的起義,故照錄在此。

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吳荻舟和雲南大學教授回憶雲南起義的情況。

(圖一:我為父親整理的雲大教授談話記錄,經過父親校對。)

據這位教授說,龍雲是土軍閥,但是崇拜有學問的人,待以上賓。龍雲愛才,不是政治投機,他在春秋兩季長袍馬褂去孔廟祭孔,很嚴肅。吃祭孔肉,有味也吃。中共做龍雲的工作主要由民盟去做。後又組織了民主青年同盟,它與民盟都是中共領導的[1]。80年代民青在昆明開會才弄清楚,民青有三大綱領。當時步伐、傾向有所不同,不單反動陣營複雜,革命陣營內部也複雜。有左中右。當時青年党、民社黨在昆明很有影響,都是民主政黨同盟的組成部分,為右的,以致後來被民盟開除,也還有影響。兩黨也有讀書人在內,民社黨頭子張全邁在大理洱海蓋書院,在學術界有影響。龍雲與民盟有一定關係是有各種條件形成的,但他從未左右過民盟,本人也未參加民盟[2]。因此昆明可以成為民主城。龍雲和盧漢很崇拜幾個學者,一個是龍雲的教育廳長龔自知,一個是方國喻,一個姜亮夫,三十年代編《青年界》的,後在杭州大學。三人的特點是,傾向進步,但實際是中間派,不能損害本身的利益,以本身利益為主,主張合法活動,反對學生運動,受龍雲和盧漢器重。龍、盧也受他們影響。當時學生運動很活躍,反對蔣介石,對他們有利,後來蔣介石鎮壓了龍雲,盧漢吸取教訓,對學生運動是鎮壓的,這是龍、盧的不同處。他們本質一樣,只是具體做法因時間不同而不一樣。盧漢在起義前很惡劣,鎮壓人民。1949年9月9日他大逮捕,把昆明所有報刊雜誌(除《中央日報》和林南園辦的《正義報》)都封了。這說明盧漢對起義有他的佈局。

盧漢舉棋不定,態度曖昧,進步人士與他保持距離,他找不到黨的進步勢力,更找不到黨,走投無路,就把林南園派出去到處找黨的關係。林南園的兒子是共產黨員(不在雲南),林南園處有人冒充雲南地下黨,有人冒充南方局派來的,真真假假都有,盧漢是代龍雲而起義的,與蔣貌合神離,龍雲統治幾十年,地方勢力比盧漢大,中共中央勢力在雲南又佔絕對優勢,盧不能得罪。地下黨的總負責人是鄭伯克(後任中組部老幹部局局長)。地下黨還領導了邊縱,邊縱勢力很大(滇桂黔),邊縱司令員朱家碧現在是昆明軍區副司令。昆明已成空城,中共中央勢力城內城外都有,盧漢處在這樣的情況,他自己的心腹全是“CC[3]”,把他卡得很死,他感到恐懼。這些情況促成了起義的因素。這時他聯繫了兩條線,一條是當時省參議會副議長楊青田同志,他是五四運動領袖,老黨員,編過上海的《世界知識》、《中華日報》,抗戰後回到雲南,身體不好,回雲南後抽大煙,癮重,性格與我完全不同,但工作把我們連在一起。我們的接頭方式很怪。他抽大煙時有人給他燒煙,一張床上睡很多人,抽完他就去工作,其他人(有些大資本家,還有一些想與他拉關係的進步人士)留下打麻將。他住郊區一資本家別墅,我們約定在他吃完飯上班路上碰頭,他公開身份是衛生局長兼省參議會副議長,跟他這條線相連的是當時參議會內進步勢力。

另一條線是個女資本家,叫劉淑青,她是個寡婦,人精幹,開一間南平電影院,傾向進步,抗戰後金炎等人都住她家,在雲南做了許多好事,她的關係很多,敵對的一些情報常從她那兒來。她崇拜名人學者,自己本身是女性,早年喪父,奮鬥成為實業家,很不易。所以對民主進步事業熱心。她受楊青田影響,她接觸官太太群,從中得到情報,太太們崇拜她。

楊青田(黨內)和她(黨外),盧漢起義前與他們接觸。

其他還有,比如三十年代左聯作家馬子華,他不是黨員,是老左聯,人民出版社出左聯中篇小說代表作還選了他的《他的子民們》,他是個浪漫文人。從上海到雲南,一下車被龍雲逮捕,說是因為他的左翼活動,事實是他的小說攻擊了龍雲,把龍雲說成地方上的土皇帝,對龍雲不利。龍雲知道他不是共產黨,是進步人士,逼供他也不知道什麼。其父是龍雲上司,不久把他保出來,任綏靖公署政治部副科長,正科長是國民黨中的一個正派人,曾組織鳳子約曹禺來昆明演戲。馬子華因為這些歷史關係,文藝界左中右的都認識一些,關係複雜,和一些真真假假的共產黨員替盧漢起義作參謀。

我在新聞界,接到請柬去過一次,後來沒再去,去了的人,起義後多少都封了點職務,起義後盧漢調任經委會副主席,把馬子華叫去做私人秘書,馬子華善於耍筆桿,一直任此職。四人幫時遣送原籍雲南勞改,打垮四人幫後落實政策。那批人有的做了官,有的也是破壞雲南起義的,這幾年也出來了,都是政協委員。

九九整肅後,我與地下黨接上關係,他們把我送到法國人的醫院隱蔽起來。準備送去邊縱,送去解放區。九九整肅很突然,沒有安排部署,事發後我找地下黨,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同志也是我通知了他們才跑的,我最後一個才去邊縱。我和聯繫的這個人並不熟悉,他說昆明交通要道很難出去,叫我化妝,弄了少將軍服,給一聯繫暗號,說屆時小汽車來接我。我懷疑地下黨沒車,到時不知會被接到哪裡,差半小時接頭時,我從醫院溜了,我的相片在各交通路口掛著,即使過了這關還會有關,權衡後我自己去了鄉下一個朋友家,所以這段事不太清楚。解放後證實這個人確實是同志。當時幾個剿共司令、雲南初期剿共的幾個軍長都和地下黨有聯繫,如解放後在民委的張崇、致知,他們都有自己的小車。當時滇軍派出去剿共的人,有進步的,受到黨教育的,有反動的。關鍵時刻我考慮的不夠準確,導致對起義情況不清楚。

我離開的一段,盧漢起義時在城郊打過一下。盧漢把張群當作人質,他是國民黨元老,做過上海市長。張群為爭取盧漢三次來雲南,第二次來時盧漢還親自送他上飛機,給他一把昆明金鑰匙,第三次(臨起義)來就給扣起來了,還派人陪他玩,其中一個陪他玩的就是我所在《觀察報》的社長李耀庭,很反動,是原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是CC,很狡猾。盧漢的手腕是高明的,他是龍雲的私人管家(經濟),與CC關係也很深。

盧漢起義後把幾個重要特務放走,有一個周白先,是居正的乾兒子。全家都在廣州政府任要員,其父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周白先鎮壓學生運動,大逮捕,罪惡累累。起義後盧漢派人把他送走,他這是留後路。沈醉是周白先抓的,盧漢把他也放掉,他香港有產業,母親是廣東人,據說後來死在美國。

龔自知解放後是雲南第一任副省長。他受孫啟夢影響很大。孫在雲南地下暗中對各方愛國力量包括文藝運動給予很多支持,他代表黃元培在昆明。他在雲南教育廳任主任督學,我回雲南在教育廳做科員,為地下黨查一些國民黨密件。我很佩服他面不改色,常年笑臉又不失原則。有一次我跟聯大排了個戲,上座不好,國民黨省黨部追要租金,當天不給就不讓演戲,剪電線,搬板凳。我找孫圓場,他剛好領了工資,代付了,我說你吃飯怎麼辦?他說我愛人還有,可維持。他以教育廳的名義與省黨部交涉。當時地下黨有這樣一些人,做了事,不說話,別人也不知道。

我父親吳荻舟插話說:當時方式方法很複雜,我們在香港也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不警惕隨時出亂子。

以上就是雲南大學一位教授所談關於雲南起義的資料。

這一時期,除了雲南起義,父親還為海南島解放(1950年5月1日海南島全境解放)做了支前工作,協助後勤部隊在港採購物資。還涉及西藏和平解放。

父親1986年在廣東從化接受採訪時回憶:西藏解放前夕,幾個西藏頭面人物陸續來到香港,通過報館主動找父親為之牽線。父親和他們多次交談,並上報中央,中央派了軍方的張經武和中聯部的局長申健進藏談判。父親記得他們從香港經印度進藏,還帶了一些雲南的茶花。申健曾和父親討論用什麼名義談判,最後確定為「中央和西藏地方當局」談判。

我查到1951年5月23日西藏政府代表團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在北京簽訂的協定名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

一本發黃的小冊子,吳荻舟著《戲劇常識》,由三聯書店出版發行。

吳荻舟在香港做中共地下工作,也抽時間為新中國百科小叢書出版著作《戲劇常識》。

(圖二:父親還有時間寫作!這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新中國百科小叢書《戲劇常識》。1949年3月印第一版,1951年1月印第三版。)

母親張佩華1950年1月起到港澳工委做秘書。母親晚年回憶說:“到了香港,土包子真狼狽了。我被派到負責工商統戰的溫康蘭手下,這個工作要社交,可是我連穿衣服都不會,買了便宜的布料,做出來的旗袍很快走樣,後來一些打交道的闊太太教我……一切都不習慣,不適應,出洋相,也熬過來了。”

母親的工作包括陪同港澳工商各界婦女、文化、教育代表團回國觀光,通常這些觀光團都是統戰部出面組成,母親任秘書。她說曾經帶著幾十位資本家太太在漢口、北京、長春、大連、上海、杭州參觀遊玩,以後其中部分人成為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工作的骨幹力量。1957年母親調到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工作,任經理室秘書。1962年回北京後,她仍繼續做一些婦女工作,如與進步電影界演員來往。

文革期間,1968年11月17日,母親寫過一份材料,交待她在香港的社會關係,有幾個名字我比較熟悉,比如潘蘇伯母和她的丈夫李崧醫生,我出生就是李崧醫生接生的。我還有一點點印象,每次去他的診所看病,都能得到一包“過家家”的小玩具。1990年代至千禧年初期母親多次來香港的時候,我們也曾和潘蘇伯母以及她的小女兒飲茶。母親留下一張剪報,是1991年7月7日《香港商報》介紹李崧醫生的一篇文章,他192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古道熱腸,在醫學界享有盛名。1950年7月3日,他和七位義務醫生辦起工人醫療所,免費為工人診病。李崧醫生1989年病逝,享年93歲,在他逝世前一年,仍是工人醫療所的義務醫生。我在母親的材料裡找到一點有關他們夫婦的資料。

潘蘇的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雖然她的父親早逝,但是由於她父親的關係,她認識胡漢民、胡木蘭父女以及何香凝等人。她有四個孩子,大女兒早年回國工作,在大女兒影響下,潘蘇其他孩子也都送回國內上學。解放前後,饒彰風、何秋明對潘蘇做了不少工作,母親就是由何秋明介紹認識潘蘇的。他們通過影響潘蘇來影響李崧進步、愛國。母親說,凡是國內的藝術團體到香港演出,或來往經過香港的重要團體、使館人員有病,都由李崧診視,從沒出過亂子。後來就動員李崧到工人醫療所看病,受到工人歡迎。潘蘇還積極參加一些婦女界的活動,比如集資開收費低廉為婦女服務的留產院,不斤斤計較得失,能起很大的推動作用。

和家人久別重逢,有了新的工作,想必母親感到十分溫馨歡樂。可是隨著《華商報》遷往廣州,二舅到《南方日報》工作,外祖父母也於1951年初跟隨二舅,帶著我的大姐回廣州了。

那時候他們實行“包乾制”,母親說:“總之,夠緊張的。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好在我們都習慣了,何況這比流浪時好多了。只是,我那可憐的老母親,回到廣州不久,患惡性瘧疾,缺醫少藥去世,只有56歲。”

一位五十歲上下的舊時婦女,她身穿大襟衣服,梳著髮髻,嚴肅滄桑。

蔡繼文,吳荻舟的妻子張佩華的母親。

(圖三:我的外祖母蔡繼文,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1] 民主青年同盟:有做民主黨工作的朋友說民主黨派好像沒有青年組織。我照原文記錄在此,有心人可進一步調研。

[2]王昆侖和楚圖南的文章說龍雲加入了民盟。

[3] CC:指中統局,全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之一,另一個特務組織是軍統,軍統主要負責軍事情報,中統工作重心在黨政機關內部,另一個重點就是暗中打擊一切反對派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此外對社會輿論、思想言論也負有監控責任。

《華商報》三個大字的牌匾掛在一棟普通唐樓門楣上,墻上有閱報欄,門口還有三三兩兩做小生意的人。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版面內外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 版面內外

從1948年6月,父親吳荻舟從新加坡回到香港,至1949年10月母親張佩華從新加坡回到香港,期間有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各忙各的。

父親在他的回憶錄手稿[1]裡寫道,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梁愈明(朝政)、胡一聲、張兆漢、陳彬等也相繼回到香港,饒彰風在皇后大道西找到一間鋪子的二樓,組織他們在那裡閉門學習了一個月,其實就是按照延安的做法搞“三查三整”,只不過在香港不這樣提。

他們認為在星馬兩年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對英國戰後的殖民地政策認識不足。英國對殖民地的進步力量“欲擒先縱”,在星馬如此,在香港也如此,宣稱要把這些地方搞成民主的櫥窗,結果馬共上當,“紅出臉來”,遭到打擊。香港也發生類似情況。

1948年8月初,饒彰風安排父親到《華商報》擔任讀者版編輯兼對外交通聯絡工作,他對父親說:“讀者版是報社對外的口子,任務複雜,工作面很廣,從海內外經港的進步讀者、各界朋友,要去解放區,有何困難,都會找我們協助,便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幹。”父親自是二話不說接受任務,他還擔任有利印務公司的印務工會主席,負責職工的福利和教育[2]

《華商報》是中共領導的統戰報紙,1941年4月8日創刊,香港淪陷後停刊。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派饒彰風、廖沫沙等人經過3個多月的籌備,在1946年1月4日復刊。《華商報》政治立場鮮明:爭取和平民主團結,反對內戰,為創造一個幸福富強與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喬冠華、林默涵、夏衍和馮乃超等都是社委或文委負責人。

父親說,當時,國民黨在政治、軍事、經濟上日趨瓦解,《華商報》刊載中共中央各種號召,各項政策,備受海內外讀者關注,許多讀者自行組織起學習小組。讀者版正常情況下只佔八分之一版面,但是父親說:“顧名思義,讀者版就是為讀者服務的。只要是本刊的讀者,有學習上的、生活上的困難,甚至家庭糾紛、婚姻問題、兩口子吵架、醫藥、衛生(請教醫藥問題,多數由專業醫生公開答覆),都會來找我。”

《華商報》三個大字的牌匾掛在一棟普通唐樓門楣上,墻上有閱報欄,門口還有三三兩兩做小生意的人。

香港《華商報》舊址

(圖一:《華商報》舊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說,開始的時候,他都直接回覆或者在報紙上回覆讀者,後來他覺得這樣做很吃力也不深刻,往往還因為其他業務忙拖延回覆,影響讀者求知情緒,遂想出“讀者通訊學習”的方法,把讀者版作為讀者通信的中轉站(不公開讀者的住址[3]),把讀者的問題刊出徵求解答,有普遍參考價值的解答信便登在讀者版上。如果只是個別讀者要瞭解,便把解答信轉給徵求解答的讀者。這個活動開展後,讀者踴躍參加,互相切磋,收到很好的效果。父親從旁協助,發現有潛質的讀者,就登門拜訪,幫助組織學習小組,加以輔導,花了很多精力、時間,交了不少朋友。他還把有專長的讀者組織在一起學習,準備他們有朝一日回解放區工作。如譚丁(後任南京氣象學院教授,1979-1980年間,該學院向父親外調,後發展他為中共黨員)、李炳煌是香港天文臺的氣象專家,梁贊勳是啟德機場的飛機製造工程師,還有鐵路方面的技術人員,他們後來都回國了。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儘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在新政協召開前,籌備召開一系列代表大會如文代會、婦代會、青代會、工代會等。當時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知名人士聯名致電中共,響應號召。8月10日,毛澤東復電邀請他們北上。

從此,把解放區以外的民主人士安全護送北上,保證新政協召開成為版面外一項重要工作。周恩來派錢之光來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饒彰風等縝密策劃。在北方租好蘇聯輪船或者用地下黨控制的船公司的船、比如華東局管的潤通公司的船,懸掛外國旗(巴拿馬或者荷蘭),選擇安全路線分批護送。饒彰風指定父親具體執行[4],父親和香港新華分社副經理馬鶴鳴、亞洲貿易公司經理廖安祥成立三人小組,由父親向饒彰風負責。

綜合父親在文革期間寫的“交待材料”以及文章手稿,他的交通聯絡工作具體如下:

一,確定名單:被輸送回國(解放區)的人員名單分三種情況集中到《華商報》讀者版。第一種是上述領導人交下來的,佔絕大多數。第二種是領導人通知回國人員本人或其親友到報館來向讀者版登記的,這種較少。第三種是一些想回國工作或求學找不到門路,自己到報館要求讀者版協助,經領導同意協助的,這種人也很少。

二,名單確定後,就托旅運公司向輪船公司代購船票。每批十數人到數十人不等。船票購妥後,或交給回國人員本人自行上船,或由父親他們去搬運行李或送他們上船時親手交給他們。

三,上述陸續收到的名單由父親整理成一份總名單(供帶往上岸港口)交給喬冠華或饒彰風閱後,父親簽名,並由喬冠華或饒彰風指定名單中的一人攜帶這份名單,有中共黨員則指定中共黨員,否則,便指定可靠的黨外幹部。開船前,父親把這份名單交給被指定者,告訴他要秘密保管,到達目的地(上岸港口)時攜名單上岸找誰。港口接待單位或具體接待的負責人,都是領導人與國內聯繫決定後告訴父親的。有時只指定接待單位,不指定具體人。

四,至於登陸口岸,最初在朝鮮仁川,再轉入東北,隨著解放戰爭向南推進,登陸口岸逐步南移秦皇島、天津、青島、煙臺、上海。有時也因臨時情況,將原定上岸目的地改到別的港口,這由國內掌握,據說曾有一批原定到天津上岸,後臨時改到煙臺上岸。深圳解放後,就不大使用海上交通線了(改為由本人持父親的介紹信入境,或由馬鶴鳴、廖安祥攜父親的介紹信送其入境如曹日昌,更重要者隨時由父親陪同入境如李四光、華羅庚、龍雲、侯寶璋等)。

五,由於商船需通過臺灣海峽,怕有意外,總名單上只寫姓名、年齡、性別,不寫被輸送回國人員的經歷、身份、及介紹人等。並告訴攜帶者,如遇意外,應將名單毀去。這份名單只有攜帶者知道,同行者是不知道的。同船回國的人員,是無組織的。他們之間不發生聯繫,避免發生意外時相互牽連,遭受損失。

六,上岸港口由領導人聯繫,父親簽字的名單只是作為領導人與聯繫好的關係間的代號。父親他們和各港口沒有直接聯繫。

七,回國人員到達口岸後的行止(即被接待的情況和他們下一站到哪裡),父親都不負責安排,不瞭解。

父親回憶說,當時香港的情況十分複雜,特務、密探、黑幫、三教九流,無所不有,護送工作隨時會遇到危險,頭腦要清醒,處事要周密,遇險不驚。父親說過,“這件事香港政府很注意,國民黨特務也很注意,但在華東黨組織(通過地下黨員蘇世德、即劉若銘)幫助下,我們的船從未在臺灣海峽出事,主要是十分注意保密。”

1985年父親寫過一篇《版面內外》,回憶和總結在《華商報》讀者版的工作時說:“各界代表以及數以千計的本報讀者,都是從香港秘密通過海上回到華北解放區去的,他們何時走,怎樣走,都是讀者版具體安排的,而送回去的學生、青年,直到l985年寫文章時也未發現送錯一個壞人。”

父親說經他送回國的不下千人,在他留下的材料裡,我找到部分人名: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茅盾、吳祖光、沈茲九、嚴良壟、趙溫、劉式昕、蘇怡、司馬文森,李四光夫婦,華羅庚一家,金仲華、曹日昌、龍雲、譚政之、李一萍、席宣、薛覺先、馬師曾、紅線女、譚丁、李炳煌、陳昊、徐立康、許征帆、林彥群、陸元斌、陳昊、梁贊勳等等(其中有些人的回國時間應是1950年後)。其他還有香港漢華、香島等進步學校的學生,有馬來亞、印尼回來的華僑青年(包括1947年至1949年去的一批幹部教出來的學生)。福建老家有小青年跑到香港,找《華商報》介紹工作,父親給他們講形勢,把他們勸回家鄉工作。文革中為他們寫證明,得知其中一位任湖北建材學院講師,一位當了福建某縣縣長。國民黨的師長康朴把妻子送到香港,長沙和平解放後,應他的要求,父親負責把他的妻子送回去。1950年臺灣第一架起義飛機回大陸,也應要求把起義人員的妻子送回大陸。

第四章提及的許征帆,1948年被英馬當局勒令出境,於是投考中共華南分局1946年10月創辦的香港達德學院[5],攻新聞學。《華商報》是達德學院新聞專業的掛鉤實習單位,許征帆成為編輯部常客。父親雖忙於處理各種事務,也盡心指導許征帆,給予的改進意見包括題目的確定,主題的展開和深化,內容的提煉等等。許征帆在香港逗留十個月,期間寫了《黎明從北方起程》(詩)、《呼喚新中國》(詩)、《搭線》(刻畫逃港國民黨人的心態與活動的小說)和《郭沫若訪問記——追憶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影響》等,相繼發表於香港《華商報》和《文藝生活》、新加坡《南僑日報》。他說這得益於父親在香港對他的繼續啟蒙。

1949年2月,香港政府下令關閉達德學院,中共駐港機構安排部分校友進入廣東、福建等地,或北上解放區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許征帆說,他是乘“寶通號”輪船北上的第一批校友。父親分別找他們談話,具體指點如何辦理離港手續,申請哪一類護照、怎樣到碼頭集合及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北上應帶和不應帶哪些東西、到解放區後可能會有哪些一時的不適應以及應如何嚴格要求自己等等。據說事隔幾十年,文革後校友們見面仍會非常激動地談起父親所做的點點滴滴。

1949年7月下旬,當時27歲、一年前才從廣州來香港在中國航空公司任儀錶員的徐立康想回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當時大陸仍在打仗,陸路走不通,只能坐船,可是船票非常難買。他給《大公報》寫信,希望買兩張到解放區的船票。

他和妻子以及不滿兩歲的兒子住在香港九龍獅子右道。信發出後10多天的一個晚上,父親到他家,自我介紹說是《華商報》的編輯吳荻舟,《大公報》把信轉給他,他來看看有什麼困難可以幫助解決。8月底的一天,父親再次去徐立康家,告訴他9月3日有一艘船開往青島,如果想馬上走,可以乘這艘船,否則只能等到廣州解放後由陸路回解放區。徐立康表示不想再等,想早些到解放區參加工作。父親拿出兩張船票並告訴他:“上船之前,先到香港遠東貿易公司,屆時有人會帶你們上船。”

1949年9月3月,徐立康一家順利登上由香港開往青島的輪船,經過7天海上航行,到達青島,又轉火車到北京,由軍委航空局分配他到華北軍區飛行大隊,成為解放軍空軍的一員,1955年復員後在空軍所屬的一家空訓器材廠工作。他為父親寫了紀念文章《吳荻舟——我的革命指路人》。

原在香港天文臺工作的李炳煌為父親寫了《追念吳荻舟同志》,1997年前後我也曾陪母親和他飲茶聊天,保留著他的幾封來信。

據李叔叔說,他是在1949年廣州解放前夕認識父親的。當時香港天文臺部分氣象員和報務員組織了一個讀書班,每星期召集一次,地點就在李叔叔家,交流比如這星期解放戰爭有什麼消息,學習有什麼心得。當時的學習內容主要是有關中共政策的《整風文獻》、《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六評白皮書》、《共同綱領》等。經伍覺天牽線,他到《華商報》,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說:“你們繼續學習吧,我會來參加。”

從此,父親每星期必到,還帶同一位會說廣州話的朱小姐。多數時候他都是坐在一旁聽大家發言,偶爾說幾句話。後來李叔叔也多次去報館或其他地方和父親見面。李叔叔說:“說也奇怪,在香港時,我還不懂普通話,吳老也不會說廣州話,但他能聽的廣州話比我能聽的普通話多一些,我們就是靠心靈上的政治語言溝通的。”

1950年底,李炳煌和譚丁通過氣象專家申請去北京軍委氣象局工作,父親為他們寫了推薦信,通過特別管道送到北京軍委氣象局。李叔叔歷經多次政治運動。據他回憶,其中一次、1951年底“鎮反”兼審幹時,當時的軍委氣象局黨委書記張乃召個人認為他是為愛國熱情驅使回來參加革命工作的,但如何證明來自香港的人政治清白呢?張乃召單獨見李叔叔,問:“誰是你的介紹人?”李叔叔說:“吳荻舟 ”,張乃召頻頻點頭,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就說,他們回國是“有思想基礎的”。

李叔叔說:“這得感謝吳老的教導和強有力的政治證明。即使是文革這樣顛倒黑白的年代,下結論時仍然肯定吳老給我們做的證明。文革接近尾聲,1976年3月我調離部隊時,所在的部隊全體政治部成員及有關人員集體給我送行,作為公開道歉,證明吳老沒有看錯人。”

在李叔叔心目中,父親雖不苟言笑,但和藹可親;絕不高談闊論,而是循循善誘;言行極之穩重,使人肅然起敬。李叔叔說:“在我心裡他永遠是偉大的。‘海外關係’使我不斷受到‘左’的審查,正是他的教誨以及我參加革命之初衷,令我終能抖落向我身上潑來的懷疑、誣衊、誹謗,堅持埋首工作,繼續向前,深信祖國前途光明,矢志不移。”

李叔叔,我敬服您的矢志不移,感謝您對父親的理解。

曾經和父親同在《華商報》工作的莫廣智,也在他的文章《吳老,您好好休息吧》中回憶:“吳老(荻舟),我在韶關‘七政大’時,便知其人見過面。由於我尚是個小孩子,當然是沒有什麼機緣同他聯繫傾談的。但,我從他在劇七(戲劇宣傳第七隊)的各個時期的演出和聽李門、馬孟平、喬毅、遊波等老一輩閒談中,對吳老的作風表現,踏實認真、平易近人,關心同事,我是由衷地很尊敬他的。”“在大軍準備過長江前,《華商報》黨組織在香港堅道93號紅屋(華商報職工宿舍)的地下層一間小房間,舉辦了一期黨小組長(或支委)黨章學習班。杜埃主持,陳景文、吳荻舟、我和新民主出版社一人(忘記是誰)都參加。在學習討論中,吳老提出了不少關於解放後的統戰政策等問題,記得還引起了爭論,最後杜埃作了總結。吳老給我印象深刻,他很用心鑽研,不懂就不懂,坦率地提出問題,也很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

兩航起義和招商局起義期間曾經和父親共事的陸元斌在他的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裡說:“在我受荻舟同志領導的時期裡,深感荻舟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他對黨的事業具有高度責任心和突破一切困難去完成任務的精神;他的工作作風正派,不謀私利,清正廉潔;他平易近人,具有高度黨性,掌握黨的政策,領導群眾。他是黨員中的楷模,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一切永遠記憶在我們心裡。”

由父親經手從香港送回內地的陳昊在《憶吳老》裡說:“我與吳老——荻舟同志雖只見過三次面,但印象深刻,終生難忘。他待人接物,樸實無華,平易近人;對青年人循循善誘,使人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他及時給我指明了方向,各方面給與幫助,引導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我第一次與吳老見面,是由於人民解放軍渡江解放南京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沿海,香港的船隻去北方已是不公開售票了。當時我們幾個青年學生急於要去北京學習,但是找不到門路解決船票,就到香港《華商報》求助,在《華商報》編輯部裡吳老接待我們,由此我認識了吳老。吳老詳細的瞭解了我們的想法和要求,由於他衣著樸素,態度和藹,覺得他是一個忠厚長者,值得信賴。我們雖是初次會面,也敢坦言相告,他也很乾脆的答應替我們想辦法安排去北京,由此,我與吳老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誼。

經過《華商報》的統一安排,我們一批華僑、港澳學生于9月初在香港乘‘澤生輪’去天津。由於颱風影響,‘澤生輪’延期離港,在此期間,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船被炸沉了,這就是香港‘澤生輪’事件。我們幾個同伴僥倖逃生。但下一步怎麼辦?面臨著嚴峻的選擇。對於當時還是一個19歲青年學生的我,還很幼稚,既缺乏鍛煉,也沒有生活經驗,繼續北上吧,財物都炸光了,不知道到了解放區以後如何?回家去吧,因為自己是偷偷離家出走的,怕回去受父母責駡,不知如何交待?進退兩難,彷徨無主。

於是我們又去《華商報》求助,第二次見到吳老。他詳細的問了‘澤生輪’遇難的經過,並叫我們寫篇報導(第二天這篇報導登在《華商報》上),他分析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叫我們不要洩氣,是去是留,由我們自己決定。如果經濟上、生活上有困難,他將盡力幫助解決。在他的鼓勵幫助下,我選擇了北上的決定,我把他看作共產黨的化身,完全相信他的許諾。在他的安排下,我很快又踏上新的征途。當時我雖然只有幾十元港幣在身上,但我相信吳老對我說的話‘有什麼困難,到了解放區,共產黨不會不管你的’。想不到,我一到天津,組織上一切已為我安排好了。從此,我在党的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我能有今天,是與吳老對我的教育與幫助分不開的。

幾十年來,幾經變遷,與吳老未再見過面,直到1984年才打聽到吳老的消息。在北京見到吳老,大家回憶往事,非常興奮。當時,我向吳老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敬意,但吳老非常謙虛的對我說:‘當時在香港輸送華僑港澳學生去北京,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的,你們這一批也是饒彰風同志批准的,我只是按照黨的決定去執行而已。’他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看到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胸懷與高貴的品質,它永遠鞭策我努力工作。”

[1]父親的回憶錄沒寫完,從未發表。

[2]父親在香港工作14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華商報》編輯階段(1948-1951年初);招商局顧問階段(1951-1957);《文匯報》社長兼招商局顧問階段(1957-1962)。很多工作跨階段、跨領域同時進行,我儘量兼顧時間軸、但主要是按工作內容整理。

[3]為什麼不公開讀者地址?父親解釋說是因為有的香港報紙舉辦“徵友”活動,個人資訊公開,出了很多亂子,比如女青年上當受騙。父親希望避免發生這類事情。

[4]我讀過其他有關人士的回憶文章,都只提及自己曾負責護送人員北上,估計是有幾條線而且各自為戰。

[5] 達德學院是在中國內戰的背景下由中共華南分局和民主黨派合作在香港屯門辦的一所大學。學院羅致了不少知名學者任教,又經常邀請名人作專題講座,從1946年10月創立到1949年2月被港英取締,兩年零四個月培育了約1000名學生。前香港新華社秘書長何銘思曾回憶:“學校很民主,明確地反獨裁。老師很有學識,上課不用課本,隨意選擇題目,討論氣氛很熱烈。”“學習的目標,師生都很清晰,就是打好基礎,尋找方向,然後回內地搞革命去。政治活動嚴格限制在校園之內,壁報與唱革命歌曲都不能流出校園。”“很多學生找到方向就離校回內地搞革命去了,不要拖累學校。學生有自己理想,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當中不少是從南洋歸來;共通處是對國民政府失望,對社會主義有憧憬。”

吳荻舟與朋友一起,三個孩子也在一起。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內戰時期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3 馬華文藝

蕩小舟

第四章 南洋風雲

3 馬華文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香港方面是分三批派人來新、馬、印尼的。第一批主要是中藝先遣人員。母親張佩華是第二批。第三批由陳夏蘇率領經新加坡去印尼巴領旁辦學。他們分批由父親吳荻舟引見拜訪了南僑總會會長陳嘉庚,他向英方擔保了200人的入境護照,這些人都安排到新、馬、印尼的中小學校,或自辦專業院校,為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儲備了人才。從1948年初起,他們又一批批經過香港回到解放區。

1947年饒彰風也到了新加坡,組織出版《新華通訊》。父親再次向他提出恢復組織關係問題,饒彰風將他介紹給僑党負責人之一劉譚風,說父親是“三八”幹部:八年讀書、八年坐牢、八年抗戰,長期找不到入黨介紹人曹正平,也找不到能證明曹正平黨員身份和黨內職務的證人。此後,父親就被安排在劉譚風領導的文教特別支部(書記趙渢)過組織生活和負責宣傳。文教小組組長是夏衍、饒彰風和張兆漢,成員除父親之外還有林彥群。

吳荻舟證件相,淺色西裝打領帶

吳荻舟攝於一九四六年

(圖一:父親攝於1946年。)

父親他們當時的工作是深入華僑青年、學生和中上層人士中,團結華僑領袖,宣傳祖國形勢,號召他們參與民主愛國運動。父親與汪金丁、盧心遠等推動了華校教師公會的成立,薛永黍(中華中學校長、民盟成員)任主席,父親任秘書長。父親說過他們做過的一些工作,比如後港一所小學的校長,因生活困苦家庭不和睦,感到悲觀要自殺。教師公會做了工作,幫助他放棄自殺念頭,恢復家庭和睦。

當時新加坡沒有大學,幾所華校進步學生在進步師長指導下組織學生定期集會、聯歡,特別是利用五四青年節、三八婦女節和六一兒童節交流祖國形勢、學運情況,請國內來客或當地進步人士作專題講演。中藝也派人參加學生集會,作小型文藝演出,增加學生們對祖國的認識。

關於父親吳荻舟在新加坡期間的工作,有兩篇文章可供參考。

  • 許征帆的《革命的牽線搭橋人——懷念啟蒙之師吳荻舟》(為1998年《吳荻舟》紀念集所寫,節選):

“有幸初識吳荻舟,是在我處於人生的十字路口而彷徨、困惑極需正確指引的1946年,那時我剛滿18周歲,剛從逃亡之地(印尼的一個偏辟小島)回到原來的僑居地(馬來亞柔佛州龍州鎮)。歸去來兮!歸來後的所見所聞令人驚詫費解,構成成串的不明白:中國作為反法西斯大戰的戰勝國,為什麼會是那樣一副‘慘勝’的樣子;號稱世界強國之一的中國,為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氣味仍那麼濃烈;堂堂神州怎麼會鬧得越來越像是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個州,國民黨政府憑什麼讓美帝國主義肆意蹂躪我中華;太平洋戰爭中那幫夾著尾巴逃跑了的老殖民主義者,有什麼理由有什麼資格重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深受戰亂禍害的華僑青年,何以備受殖民政府當局的冷漠,視為時代的棄兒。於是我決定拿起習作之筆,力求寫出直面嚴峻的、冷酷的現實的習作,以習作為投石,來個投石問路。

問路幸遇中共老共產黨員胡愈之、吳荻舟等人。前者在自己主編的革命報刊上,發表我的多篇習作,鼓勵我在寫作的實踐中體察社會、品味人生、磨煉自我。後者建議我定期到新加坡參加文學愛好者的活動,聽取有關中外名著的介紹和研討。令人永生難忘的是,吳荻舟親自講解了果戈里的《死魂靈》、涅克拉索夫的《嚴寒、通紅的鼻子》、高爾基的《海燕》、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魯迅的《祝福》、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華西列夫斯卡婭的《虹》、葛羅斯曼的《人民不死》、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和《李家莊的變遷》等等。由於課時有限,每講只能是提綱挈領地展示主題,儘管如此,聽者仍得益匪淺:開闊了眼界,拓展了思路,提高了覺悟,強化了信念。通過一次次地聆聽教誨,我腦海裡的諸多“不明白”逐漸減少了。對社會走向、祖國前途、人生道路的認識,頗有豁然開朗之感。在戰火剛熄滅的新加坡、馬來亞那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環境裡,對我這樣一個既失學、又失業,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的青年來說,有胡愈之、吳荻舟這樣的老黨員、老學者的關懷和指點,真是太幸運了。他們確確實實是我的啟蒙之師。”

許征帆的紀念文章還有後半,我會在寫相關歷史時期的時候繼續引用。

二.林彥群的《在新加坡的片斷記憶》(同上,節選自1998年《吳荻舟》紀念集)

“1947年下半年,我在新加坡華僑中學任教,曾和在南洋女中任教、在《南僑日報》工作的幾位同志,在地下黨的領導下,辦了一個《學生週報》,並以《學生週報》社的名義,經常舉行各華僑中學師生的聯歡活動,進行支持解放戰爭和國內學生運動的宣傳教育工作,配合華僑的愛國民主運動。《學生週報》的發行和活動得到在育英中學的荻舟、李定、袁少屏、何國霑等同志的大力幫助,不少育英中學的學生訂閱《學生週報》,參加聯歡活動。當時,正在新加坡的中藝社(大多數成員和吳荻舟、李定都曾同屬抗敵演劇隊)的一些同志也來參加聯歡活動,使聯歡活動更為豐富多采。這些都使《學生週報》團結各僑校師生的工作得以較好的開展。

吳老是新加坡華僑教師公會主要負責人之一。教師公會當時是新加坡的主要愛國僑團之一,其中有不少愛國進步僑教界知名人士,例如:華僑中學的薛永黎校長,荻舟的閩西同鄉盧心遠(解放後曾任中僑委辦公廳副主任)和馬寧(名作家,解放後曾任福建省文聯主席),還有汪金丁同志(解放後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等。在這期間,愛國僑教界與反動僑教界的鬥爭是激烈的。荻舟也常用吳秋楓的名字發表文章,揭露反動僑教界的反動面目。

我和吳老曾經同在一個黨小組,但為期很短。小組同志都是僑校教師。我們交流各僑校和學生運動的情況,還曾經討論關於華僑社會的調查研究以及華僑工作問題。l948年初,革命前輩胡愈之同志(當時任《南僑日報》社社長)發起一次研究會,參加者有在<南僑日報》社工作的沈茲九、洪絲絲、張企程等同志,還有趙溫、吳荻舟、蔡馥生、汪金丁、許俠等同志和我。研究會是討論分析馬來亞(當時尚未改名馬來西亞,還包括新加坡)[1]華僑社會經濟情況,華僑經濟的性質,也涉及華僑工作問題。

當時,在馬來亞、新加坡華僑文藝創作上,有過一場關於‘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的論爭。前者認為應偏重寫中國題材,遠離馬來亞‘此時此地’的現實,是屬於‘僑民文藝’,實際上,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馬來亞尚未取得獨立,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正在進入決戰時刻,廣大華僑愛國愛鄉,支持祖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盼望新中國的誕生。華僑文藝反映廣大華僑愛國心願和華僑愛國民主運動的現實,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這場論爭的實質意義遠遠超過文藝的範圍。論爭也引起了在香港的郭沫若、夏衍等同志的關注,也為文論述。後來,吳荻舟同志在組織授意下,寫了一篇文章,對論爭提出了綜合的帶結論性的意見,對平息這場公開論爭起了作用,這是吳荻舟的貢獻。”

 

1946年《南橋日報》的剪報,半版文章,由吳荻舟撰寫,題目是“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一個報告”

吳荻舟在《南僑日報》發表文章

(圖二:1996年至1998年編輯紀念集《吳荻舟》的時候,已近80高齡的母親多番努力找到父親當年寫過的文章影印件。)

林彥群文中提及的“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應該為當地服務還是為祖國服務的論爭,緣起於傾向馬來亞共產黨的一批華人作家中有人提出:“馬華文藝”應為馬來亞革命服務,如果寫大陸題材便是“僑民文藝”。《南僑日報》影響下的一批作家則認為要為祖國服務,甚至說“中國革命迫切,馬來亞革命長期”、“中國第一”、“中國的事快快做,馬來亞的事慢慢來”。

當時的形勢是新、馬還屬於英國殖民地,中國大陸的內戰已進入決戰階段。饒彰風要父親寫一篇文章,總結這一場論爭。父親以“秋楓”的筆名(這是他三十年代用過的筆名),在1948年3月27日的《南僑日報》發表了題為《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一個報告》的文章。主要觀點是:華僑作家應寫自己熟悉的當地生活為主,為當地民族獨立和民主建設服務,但如果有適當的有關祖國的題材也可以寫,不排除為祖國民族解放戰爭服務,即當地的文藝工作者應該肩負為祖國和為馬來亞的民族民主解放而鬥爭的雙重任務。

父親這樣歸納爭論:“為什麼寫馬華文藝?無疑是為馬來亞的新民主革命。馬華文藝為誰而寫?當然是為馬華大眾寫。馬華文藝寫什麼?要寫馬來亞廣大群眾的生活希望和生活鬥爭以及揭露國特的無恥、馬華社會的封建殘餘,以及英國在馬來亞的殖民主義統治。馬華文藝怎樣寫?無疑是要運用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方法,以民族形式為形式。怎樣創造馬華文藝的形式呢?盡可能吸收馬華社會上流行的民間形式,吸收馬來亞各民族的、為馬華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民間形式的特質去融會、創造、發展。”

他分析了馬來亞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和僑居馬來亞的“新客”、“老客”的社會、經濟關係、政治傾向。指出一方面爭取脫離殖民地統治、爭取民族自治、獨立,這一政治目標應該是生息於斯的三大民族統一戰線的首要任務,另一方面,居住在新馬的華僑在民族感情上、文化傳統上、政治經濟上都和祖國大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必爭中國第一、第二,只要能站穩馬華大眾的利益立場,反映和打擊反動的惡勢力,就是參加了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參加了馬來亞保障馬華利益的鬥爭。”“馬華的進步文藝工作者只要努力反映馬華的現實,通過自己的藝術,喚起馬華大眾,組織馬華大眾,鼓勵馬華大眾去戰鬥,就是最正確的方向,各政黨也不必拘束地競爭劃分這一工作是屬於支援中國或參加了馬來亞的民主鬥爭,只要以大眾的要求,大眾的利益為立場,追隨大眾的意見,努力去做,也就是最正確的方向。

父親記得,文章登出來後,得到共鳴。我在網上查到的資料顯示,馬華文藝之爭早始於戰前,即使現在也有爭論。父親的觀點是有現實意義的。

這個時期,母親張佩華有了自己的工作崗位,在育英中學小學部做教員,她很高興能“投入華僑教育工作,宣傳祖國的文化和形勢,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奮鬥。”

張佩華的證件照,笑容可掬,容姿端麗。

張佩華1949年證件照

(圖三:母親攝於1949年。)

看到母親在一份材料中寫:“1947年下半年知道了吳荻舟是黨員(以前不知道,在劉譚風與吳聯繫後,就知道了)。一下子共產黨從可望不可及拉到自己身邊來,抽象的黨員成為現實,擺在面前,令我激動。吳荻舟這時更忙了,我很羡慕他,他鼓勵我積極創造條件,我便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為黨員,在黨的領導下,更好的工作,學習,更快地進步。關於階級鬥爭一點也不懂,‘進步’——我理解為不像國民黨反動派那樣禍國殃民,而是廉潔正直,辦事認真,工作負責,作風正派,有學問,有工作能力。”

母親回憶:“1948年春,吳荻舟的黨小組經常在我家開會,我更熱烈了,有時聽他們談國內外大事。特別令我興奮的是國內鬥爭形勢,因為有一個舊中國對比,我更覺得共產黨要建立一個新中國的事業是正義的,偉大的。總之,要打倒那個不合理的舊中國,建立一個沒有欺壓、沒有保甲制度、沒有派款勒索、不會有理無處講的新中國就是合我的心意,我就願意跟共產黨走一輩子。”

吳荻舟與朋友一起,三個孩子也在一起。

新加坡時期的家,吳荻舟難得偷閒,弄兒為樂。

(圖四:父母在新加坡的家,右一為父親。)

母親說:“我的這些思想、要求,吳荻舟是很清楚的。他們的小組每次在我家開會,他都要我為他們守護、照顧。我和趙渢(後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也是在這時候熟悉的。後來,吳荻舟就把我的希望、要求向上級反映了。”

[1]當時新加坡還沒有獨立,馬來亞也不叫馬來西亞。1942年日本佔領馬來亞時,馬共領導人民英勇抗敵。英國在馬來亞恢復殖民統治後,於1948年2月成立“馬來亞聯合邦”,把新加坡劃分出來成為單獨的“直轄殖民地”。1948年6月英國頒佈“緊急法令”,宣佈馬共和其他進步組織“非法”,實行武裝鎮壓。馬共領導了9年多的民族解放戰爭,迫使英國承認馬來亞聯合邦在1957年8月31日獨立,但英軍仍然駐在馬來亞。汶萊因為在石油稅收和蘇丹地位等問題上持有不同意見,拒絕參加馬來西亞。新加坡由於同馬來亞聯合邦在政治上、經濟上矛盾尖銳化,1965年8月9日從馬來西亞分割出來,成立“新加坡共和國”。

香港島的市井風情,路窄人多,右手邊可以看見路面電車在行人和建築物之間穿行。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內戰時期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雨南洋 2 風雲變幻

蘆蕩小舟

第四章 風雲變幻

2 風雲變幻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饒彰風親自安排中藝的三次演出頗具戲劇性。饒彰風的公開身分是香港一張立場、觀點、政治傾向十分鮮明的紅色報紙《華商報》的董事,夏衍、章漢夫、喬冠華、許滌新、廖沫沙、張鐵生等是該報社論委員,郭沫若、茅盾等常在該報發表文章。饒彰風的太太何秋明(原名何祖貞,也是地下黨員)卻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他們夫婦從來不在公開場合同時出現,晚上才“殊途同歸”回到“七姐妹”(香港島北角)一條僻靜街道上的家相會。父親吳荻舟只在必要時,晚上到那裡找他。

三次演出,饒彰風都沒有公開出面。第一次,父親在他的安排下去基督教青年會拜訪何秋明,並通過何秋明的介紹拜見基督教女青年會負責人、英國爵士黃雯的夫人,洽談為女青年會慈善事業籌款義演。由於雙方都有需要,加上何秋明從旁推動,順利地達成了協定。中藝只拿有限的演出費(以解揭鍋之急),演出場所、推銷戲票等全由青年會負責解決。這次演出場地小,座位不多,但觀眾絕大多數是中上層人士,基督教會督何明華也積極支持。演出效果很好,夫人小姐們看到中藝的青年演員們在舞臺上忙得汗流浹背,都很感動,願把為數不多的千餘元票款贈送給中藝。機智的何秋明對黃夫人說:“他們這些青年,為了救國,十六七歲離鄉背井,成立劇團宣傳抗日,同甘共苦相處了8年。他們都熱愛藝術,捨不得分手。現在追求的是藝術上的成就,下次再為我們慈善事業籌款,找個大場子,多拉些觀眾,多銷些戲票,多給點演出費,江湖上說的幫人場勝過幫錢場!”黃夫人熱情地說:“那好,這錢收下。下次,請我的達令出面找香港政府,你說呢?”何秋明說:“那太好了,黃先生出面,一定馬到成功!他們知道一定非常感謝你!”

饒彰風聽了彙報,興奮地說:“黃雯爵士出面,再好沒有了,中藝要從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大門走向香港政府的大門。我看,趁熱打鐵,你乾脆向黃夫人提出下次借英國海軍俱樂部,這是輕易不出借的禁地!”

在饒彰風和何秋明兩夫婦的幫助下,在黃雯爵士夫人、名會計師陳一鳴夫人等的推動下,中國歌舞劇藝社果然借到了英國海軍俱樂部,協議四六分賬,雙方都很滿意。兩次演出都是為戰後香港慈善事業義演。演出的劇目仍以歌舞為主,加上音樂造型《黃河大合唱》。兩位上層夫人奔走推銷了不少榮譽票,觀眾除部分英國皇家海軍官兵外,還有親英和少數接近國民黨的香港上流人士和他們的眷屬,一個“為藝術獻身的職業劇社”在香港上流社會中開始立足,一條通過香港上層社會打出去的路線逐漸形成。

有機會演出後,中藝經費緊張的狀況有了一定的緩解。他們請夏衍到社裡做學術報告和對兩次演出提意見。過去七隊在大城市演出後,也請專家、學者、藝術家提意見,寫評論。鑒於當時的任務是宣傳和動員群眾起來抗日,大部分時間在農村和中小城市流動,對藝術品質的評價,與今天對專業劇社的要求有很大的不同。在戰爭年代,評論界對他們的短處也多採取鼓勵和原諒的態度。今天不同了,中藝是個靠藝術品質生存的專業劇社,夏衍老實不客氣地指出他們藝術上許多不足,提出許多要求。大家聽了很震動,明白還要狠下功夫。

當時他們搬到港島東區一座廢置的舊廠棚住,很簡陋,原本沒有間隔,他們用幕布和破舊木板自己動手把統棚隔了幾間房和一個相當大的排練場,夏衍就是在這暗黃燈光下的排練場給他們做報告的。

母親記得,到香港後,經濟十分困難,據她回憶,父親和中藝住筲箕灣,她住西環漢華中學的房子,打地鋪睡了幾個月。她說:“我確實窮得快沒飯吃了,只好去找吳荻舟,結果幾乎沒有車費回來。”筲箕灣在港島東,西環在港島西。我查了一下,1946年香港島只有四輛巴士運行,路線有限,所以母親當時坐的,很可能是香港最便宜的交通工具、俗稱“叮叮”的路面電車。1946年,“叮叮”的單程車資是頭等車(又稱西人車)兩角,三等車(又稱華人車)一角(沒有二等)。那個現在掉到地上都沒有人肯彎腰撿的角子,當時幾乎難壞了母親。父親在一份草稿中寫了如下一筆,可以為母親的記憶佐證:“籌建中藝,任社長,為了解決經濟困難,我將堂兄為我愛人生孩子準備的錢也用進去,致臨產前不久的愛人往返幾公里找我要家用,空手而回。”

香港島的市井風情,路窄人多,右手邊可以看見路面電車在行人和建築物之間穿行。

這是四十年代中期的香港島市井風情。路面電車在行人和建築物之間穿行。

(圖一:香港1946年老照片,路面電車“叮叮”經過的地方。想像一下,母親看著這陌生的地方是什麼感受?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尊孔會的負責人之一馬文輝聽說中藝要作第三次演出,主動提出幫中藝借孔聖堂。這個大鬍子是中間派人士。父親後來在許多場合都見到過他,左、右派人士的活動都少不了他。每次他總是身穿一件中式長袍,默不作聲地站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裡,說話也很謹慎。

父親把馬文輝願意幫助借孔聖堂的事告訴饒彰風,饒彰風聽了臉上頓時泛起笑容,用斬釘截鐵的口吻對父親說:“老吳,這簡直太妙了,對中藝去南洋大有好處。能在孔聖堂演出,便再也沒有人記得你們是‘赤色分子’了。我們一定把這功勞奉送給他。你馬上登門拜訪這位大鬍子,請他幫忙借孔聖堂。”

孔聖堂演出收入很少,不過中藝習慣了精打細算,收支相抵還賺了一些。雖說不久社裡又出現開支緊張,還被盜一次,但去南洋巡迴演出的條件卻成熟了。

 

香港特有的風景,在山崖上闢出一塊地方建成的孔聖講堂。是樓高兩層的中式建築。

孔聖講堂是當時香港數一數二的重要會場。

(圖二:孔聖堂創立於1928年,旨在在香港弘揚儒學。大禮堂可容納千人,接受不同政治理念的團體和學派租用,是香港早年重要會場。外貌至今沒有太大變化。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這時,南洋著名僑領、新加坡的陳嘉庚有意邀請香港文教界派一批能勝任教育工作的人去新加坡辦教育。同時在香港聘請教員的,還有吉隆玻和印尼各地。11月初,饒彰風約父親去他家。他說:“你馬上找一位在新加坡的福建同鄉,辦理入境證。任務有二:一是‘中藝’去南洋的時機已成熟,途經曼谷時,找當地的朋友談談中藝去曼谷的問題,看看那裡的演出條件,搭上關係,為中藝去南洋做好前站工作;二是大批進步文化人在國統區呆不住,撤退到香港,工作和出路必須擴展到南洋去,聽說陳嘉庚先生要辦一所中學,你以同鄉關係設法請他擔保一批朋友去新、馬、印尼。”

父親寫信給30年代在上海一起過窮日子搞文藝的馬寧(他抗戰前在新加坡,抗戰時在新四軍,抗戰後又回到新加坡),馬寧很快給父親寄來一張入境證。

父親和丁波去見饒彰風,饒彰風告訴他以後中藝社長的職務由丁波負責,徐洗塵為副社長。據丁波的回憶文章所寫,父親當即表態:“我瞭解丁波同志,相信他一定能承擔這項艱巨任務的。”父親並再次向饒彰風表示要恢復黨組織關係:“希望組織能繼續幫助我解決這個歷史問題。”饒彰風想了一下後對父親說:“你同意的話,可以重新入黨,下一步再設法解決黨齡問題。”父親高興地允諾了,並說:“好,分兩步走吧。”和丁波離開饒彰風向筲箕灣住地走去時,父親頗有感慨地對丁波說:“我這半輩子,雖然沒有背過思想包袱,但對組織關係問題,長期沒有解決,總是很不安心!這次社裡發展一批新黨員,而且多為七隊老同志,我也得到很大的安慰和鼓勵!”丁波說:“你這個想法就很對頭!”

據母親回憶,有一天,父親問她柳州有人來了嗎(外祖父母和大舅在柳州)?母親難過地說,來人把這一點點錢用光了。兩個人同歎一聲,相對無語。然後父親告訴母親說,饒彰風要他去新加坡執行新任務,在曼谷為中藝做好第一站的準備工作,然後到新加坡搞教育。母親睜大雙眼問:“改行了?”父親笑笑:“都是黨的工作嘛。”母親滿懷希望:“教育,也是我的本行。”父親說:“這次也許我們可以同行,但你還得忍耐……”

母親被留在香港等生產,她當時懷著第三個孩子,另外也要等父親到了新加坡後以家屬的名義申請護照。她說過,她當時十分徬惶,不想再流浪,想回廣西,那裡有她的父母和弟弟、朋友,也有適合她的工作。但是饒彰風和左洪濤、何秋明都竭力留她,還說為她安排工作。父親的遠房堂弟吳錫仁(在南雄開中藥店)和大舅曾接濟母親。

由於得到泰國安達公司的邀請,中藝去南洋巡迴的路線定為先去泰國,再去新、馬。飛機在曼谷只停留短短兩個小時,父親抓緊時間找到莊世平,通過莊世平找到曼谷天外天戲院的經理譚友六,他陪著父親去看了幾家戲院,瞭解那裡的演出條件。父親和曼谷的“東舞臺”簽訂從1947年元旦起演出80場的合同後繼續旅程,當天飛到新加坡。

父親說:“飛機越過泰、馬邊境叢林上空時,由於氣流落差大,飛機冷不防下跌幾百尺。我這個未坐過飛機的土包子,幾乎把五臟都嘔了出來。”

到新加坡後,父親很快便得到莊希泉、李鐵民、張楚昆等同鄉幫助,見到了陳嘉庚。他非常和藹,專注地聽父親用閩南話說明來意後,慨然允諾擔保一大批朋友到新、馬和經新加坡去印尼。父親留在那裡,進入教育界工作。

1947年初,丁波、徐洗塵率領中藝先到泰國,後到新、馬巡迴演出。中藝在泰國的演出,受到華僑、當地人民及政府的熱烈歡迎,國民黨的使節也表示支持。父親說:“這真是奇跡!幾個月前,我們這批戲劇兵還是‘赤色分子’,‘共產黨’,幾個月後竟成了國民黨駐外使節的座上賓,如駐泰大使李鐵錚竟在使館歡宴中藝全體人員!”

中藝從曼谷到新加坡時,父親以中藝朋友的身份到火車站迎接。他領著中藝打前站的人進入月臺,大家見了他,和他熱烈擁抱:“老吳,老大哥!……”走出車站,還有數以百計的新加坡各界歡迎隊伍,搖旗高呼:“歡迎中藝!”父親興奮地向歡迎隊伍熱情介紹。到了住地,立即舉行了中藝老社員第一次理事會。後來,中藝在新加坡、吉隆玻、檳城等十幾個城市演出,可說是到處獲得成功。

中藝在南陽演出歌舞劇

中藝在南洋演出

(圖三:中藝1947年在南洋演出《黃河大合唱》的劇照。)

1947年1月,母親生下第三個孩子、我的二姐之後,坐船到新加坡與父親會合。母親說,也是在這個時候,在左洪濤幫助下,二舅張國權和小舅張國樞到了香港。孩子劇團早被國民黨解散了。二舅後來去了印尼的巴領旁教書,並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小舅先在香港《華商報》排字,後來到東江縱隊參軍打遊擊,並在那裡加入中國共產黨。

父親在新加坡期間改名吳昆華,公開身份是新加坡育英學校教務主任,這個安排得到陳嘉庚的幫助。育英學校由海南籍先賢創辦於1910年(清宣統二年),初時只有十余名小學生,1925年增至四百餘名。太平洋戰爭期間校舍被英殖民地政府徵用,後又被日軍佔用,戰後被荷蘭盟軍作為臨時兵營。1946年復課,同時增辦中學。符玉川整理的《新加坡瓊僑辦學史記》有提及父親等人:“趙渢(前中央音樂學院黨組書記)、吳昆華(任育英教務主任、前國務院港澳組副組長)、李定、汪金丁、何國霑、張偉賢、楊嘉(作家)等均曾在育英任教,師資陣容空前強大。”

父親帶著大姐到育英讀書,母親帶著兩個小孩子住在張楚琨家。張楚琨是陳嘉庚得力助手、有名的愛國僑領,母親在他府上打擾了將近一個月,才租屋遷出,半年後開始在育英學校小學部任教師。母親說:“荻舟和我一直記著張楚琨先生的和藹大度,他對當時大批經過新馬的文化人給以熱情幫助,至今我仍心銘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