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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 蘆蕩小舟 六十年代 第九章 一九六七 10一再反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10 一再反省

      自1967年到晚年,在父親吳荻舟各個時期資料裡都可以找到他對“反迫害鬥爭”的回顧和反省。本節重點講講他的反省對我的啟示,也為第九章作結。主要引用的資料,有些已經在前面各節介紹過,這裡歸納在反省的題目下再次引用,以我2018年分三期發表在香港《明報》“星期日版”的《以史為鑒 理解現實——吳荻舟對1967年“反迫害鬥爭”的反省》為基礎,包括父親1967年4月至8月的《六七筆記 》,1968年3月18日的《三一八交待》(這是父親被停職後按要求所寫,經專案組反復調查),若干篇幹校日記,還有一份父親晚年接受採訪的記錄,時間是1986年11月14日至16日,地點是廣東省從化溫泉療養院,訪問人是曾任職新華社的劉先秀、邱子江。記錄由劉先秀整理並經父親校對補充(下稱“從化採訪”)。

這是1986年由劉先秀採訪並整理,經過吳荻舟修正的記錄。

(圖一:劉先秀在從化溫泉採訪吳荻舟並整理記錄。)

反省1.“影響了總理下決心”:

    中共“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曾令港英和北京的關係比較穩定,彼此得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中央下令香港左派陣營不要將內地文革的做法搬到香港,可是1967年5月香港人造花廠爆發工潮時,工人在廠門口貼大字報已是手持毛主席語錄。

    我在父親的“三一八交待”中看到他對“反迫害鬥爭”最初的認識:

    “5月初對敵人的瘋狂進攻、企圖限制港澳同胞學習毛澤東思想、擴大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海外影響的陰謀認識不足,所以接到工委、四處關於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時,還只是看作一個廠的鬥爭,提了一個意見,送給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工委配合(筆者注:城工委是與港澳工委並行的香港中共地下黨系統,下文中的XX委即指城工委,X委則指港澳工委)。”“而且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聽了關於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因此在會上我說: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工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他的認識本来是比較接近客觀的,但是後來這場鬥爭逐步升級、最終失控。他在1970年9月10日幹校日記裡曾痛心自責:“我聽信XX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影響了總理下決心”,是“犯罪”。

    “總理問,XX委彙報的力量(數字)確實嗎?能組織起三個高潮(指組織三次罷工)、能堅持嗎?如果港英從臺灣、從新加坡找工人怎麼辦,你們考慮到嗎?當時我相信XX委幾位同志的彙報,認為港英不可能從星、台找這麼多人來,肯定可以組織起三個高潮來。後來,逐步發覺XX委的同志彙報的力量不可靠,罷工堅持很吃力,有的未能完成罷工的計劃,比如有一個工廠計劃罷工三天,結果兩天就復工了。所以我一開始雖然相信他們所報的數字,但,我還是主張只宣佈定期罷工,一可以起可以落,符合此伏彼起的方針,而萬一罷不下去,復工也比較主動。這點,和X委的思想不一致,也和外交部的劉、姜等不一致。

    我聽信XX委的彙報,肯定得太多了,影響了總理下決心使後來鬥爭陷於被動是對黨對人民,對總理不負責任,我完全同意鐘瑞鳴同志說的,這是犯罪。不但因此招致經濟上的損失,更主要的,更嚴重的,是招致了政治上的損失,在港英面前暴露了我們的力量上的弱點,他就更敢於迫害我們了。”

反省2.“路線鬥爭覺悟不高”:       

    父親自責的另一點是“路線鬥爭覺悟不高”,他在1970年10月3日的幹校日記中寫道:

    “在1967年的香港反迫害鬥爭中,在掌握鬥爭的政策方針上,首先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鬥爭和長期利用的矛盾。鬥爭必須服從長期利用。這是基本的、不能動搖的出發點。其次在這樣的原則上,我們開展這一鬥爭,並要取得勝利。當時我思想上是明確的,只能是政治鬥爭,只能是當地群眾的鬥爭。不管是罷工、集會、遊行示威、罷市……都是政治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

    同時,思想上也很明確,不馬上解放香港。但是,當時受到極左思潮的幹擾,和因為澳門反迫害鬥爭的勝利的影響。結果我在鬥爭目的上,同意了X委提出來的意見。而在決定鬥爭策略上,因對港英和澳葡這兩敵人的具體情況和主觀力量情況未加以分析,所以當極左分子幹擾時,X委提出一些過左的做法時,自己心裡也無數,不敢堅決地反對,有的他們未請示做了,也不敢指出並向領導反映,提出及時批評。

    尤其我對王力之流利用極左思潮的掩護,陰謀反總理,妄圖通過破壞這次鬥爭,而倒總理的嚴重的階級鬥爭,由於自己路線鬥爭覺悟不高,看不出來,結果,當劉、姜違反總理的指示時,我雖然也感到不對頭,提了意見,但,一面又覺得他們不會在原則上反對鬥爭的長期性和破浪式前進這一基本方向的,而只是個別具體問題上和自己的意見不一致而已。”

    根據1967年6月12日“六七筆記”記載,“反迫害鬥爭”期間,中央文革派了人到“反英抗暴”聯合辦公室。我也查了相關資料,當時中央文革的關峰、戚本禹、特別是王力幾次鼓動外交部造反派奪權,1967年8月7日王力在對外交系統造反派的講話中說:“‘打倒劉鄧陳’的口號為什麼不能喊?文化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令人深思。”王力還對造反派說:“我看你們現在權沒有掌握,有點權才有威風。”“那麼文明啊!這是幹革命!”他的講話被稱“王八七”講話,後被毛澤東批為“大毒草”。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8月19日至22日,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8月22日發生了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外交事件。周恩來趁此機會向毛澤東力陳“極左”對香港造成的危害,王關戚先後失勢,周恩來重掌外交大權。

    這也正是香港人最不堪回首的幾天,清華街小姐弟20日被炸死,商台播音員林彬24日被燒死。一塊地處邊陲的英國殖民地,被捲入中國內地的“路線鬥爭”或稱“派系鬥爭”,很荒誕卻很真實很痛。       

    “那是有些人奪了外交大權後的事。事件發生前幾天,我被撤下來了。我還在「聯辦」時就看到了那個請示,內容大意是限港英四十八小時內把抓的人全部放出來,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報告已送到總理秘書錢嘉棟同志處。當時羅貴波去深圳開會(原來我也要去,行李已拿到辦公室,鄭偉榮同志突然通知我別去,說是總理要我留守)。我馬上打電話給錢嘉棟同志,要他把該報告暫時壓下來,過兩三天後羅貴波同志回來了,我馬上報告羅貴波,這樣的報告要陷政府於被動,要他同意把它撤回來。我又打電話給錢,把報告撤回來。可是就在這事發生後一兩天,我就被通知回外辦受隔離審查。回到外辦沒兩三天,火燒英代辦處的事就發生了。後來知道是姚登山等包圍總理,逼總理在報告中簽字,僵持兩、三十小時,醫生護士給總理送藥時說總理有病,不能這樣做,要讓總理休息,他們就是不聽,搞疲勞轟炸,最後總理被迫簽字。總理為此一再向毛主席自我檢討。毛主席說外交大權旁落了四天,你是被迫簽字的,別再檢討了。我進了牛棚,後來反迫害鬥爭如何發展,如何結束,完全不知道了。”

反省3.“究竟是什麼人假傳中央指示?”

    父親的筆記、交待材料、檢討材料、晚年接受的採訪以及回憶文章互相佐證著香港人被深深震撼的一件事:“700打甘蔗刀”被付運——

    6月27日“提出討論的問題”中有一條是:“提出700打蔗刀問題,我認為這不應搞,還是要搞文鬥,但,先摸清情況”。(“六七筆記”)

    在同一天的《六七筆記》記錄“外貿(部門)彙報”中也有一條是:「為了積極支持我們的抗爆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旁注:「我暫止於深圳」(「我暫止於深圳」幾個字顏色不同,估計是截停之後所注)。

    “有關出口公司接到香港急電,要求即付700打甘蔗刀,問是否發貨。我說,未知何用,我未接到報告,請先弄清楚,是鬥爭用,還是出口貿易,但,先可押一押。回答是鬥爭用,刀已在途中。我報告羅,是否截留在深圳?羅同意,我告訴劉,截留在深圳。”(“三一八交待”)

    “是以華潤公司總經理的名義訂購了出口七百打大鐮刀。當時外貿部劉今生同志問我知道是什麼用途否?並說已付運。我說不知道,同時告訴他在未查清用途之前,先不要往下運,到什麼地方就停在什麼地方。待我們查清是準備組織遊行示威用,已運到深圳了,幸好及時截住。否則,如果用七、八千大鐮刀武裝群眾示威遊行,港英一鎮壓,勢必造成流血事件。”(“從化採訪”)

    同一天,在會上“提出”要700打甘蔗刀,但其實已經“急電”外貿部門“要求即付”、而且“刀已在途中”,這明顯是“先斬後奏”。

    不僅有“先斬後奏”,還有“假傳中央指示”。“反迫害鬥爭”中到底有沒有“槍支上岸”?父親在“從化採訪”中談得很具體,相關線索也是可查的:

    “廣州海運局一批護航的槍支被提上岸——這是交通部介紹廣州海運局一位姓齊的科長和一位業務處長向我反映。齊說據船上反映,提取槍支時說是中央指示,問我知情否?並說據說槍支提上岸是準備武裝新華社、中國銀行和招商局自用。而且要海運局繼續供應武器。海運局不敢決定,報告交通部,交通部認為這是有關港澳鬥爭的事,他們沒有發言權,要問聯辦。我說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不能再提供武器。提上岸也要馬上撤下來,並告訴齊等二人,中央如有指示,一定經過聯辦。今後有類似情況,請及時向我(曾任交通部招商局顧問,所以交通部介紹齊等來找我)反映,我把電話給了齊,並提醒齊船上的武器是護航用的,不能離開船。我一面做了緊急處理,一面向總理報告。總理聽報告後很生氣,後來我進一步瞭解,就在那個時候香港《星島日報》刊登了一條消息,說香港政府正在追查招商局從廣州來的船上運香港的、不知下落的一個大箱子。我覺得這與提上岸的槍支有聯繫。如果被查出來那是違法的,港英甚至可以提出控告和查封我們的新華社、招商局、中國銀行。如出現這樣的情況,問題就大了。像這樣的事情究竟是什麼人假傳中央指示,我就不知道了。不過,運武器進香港武裝三個機構,這是違反總理這次鬥爭只能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我們不能設想在這裡打戰的指示。如果鬥爭照這樣發展下去,勢必導致武裝衝突,使群眾性的鬥爭發生質的變化,逼得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那就成了中英對立的問題了。”

    此事得以緊急處理,是由於父親1950年代在香港做過招商局顧問,所以交通部情勢緊急之下想到向他通報,聽取意見。香港方面並沒有經過正常程序報聯辦,屬於自作主張,“假傳中央指示”。

    這些人和事都影響了周恩來做判斷,都是在“逼中央上馬”。“反迫害鬥爭”與內地文革糾纏在一起,周恩來一來要等毛澤東的指示,二來太多事要兼顧,所以他眼看著香港左派陣營存在問題如寧左勿右、先斬後奏、激化矛盾,事態逐步升級,雖然不滿和擔憂,卻又不能果斷制止,直到毛澤東說“香港還是那樣”,幾經周折最終在內部宣佈結束這次“反迫害鬥爭”。

反省4.“蠶食香港,實際控制香港”

    父親在1971年11月30日的幹校日記中寫道:

    “香港和澳門是我國不可分割的部分,暫時被英帝和葡帝霸佔著。全國解放時,本來可以解放它們,由於對外鬥爭的需要,做了特殊的處理。因此那裡的工作任務,就和解放前在內地的工作任務不同,和解放後的內地工作任務更加不同,(既)是為解放港澳的準備,又不是為解放它們的準備。但當時沒有從這樣的特點出發,沒有自覺地從這樣特殊的矛盾統一的認識出發。”

    看到這段日記我聯想到他那兩本1959年整風筆記(輯錄在第五章《香江歲月》第11、12節裡)。

    1959年6月至9月,中央把廣東省主管香港工作的幹部和港澳工委幹部集中起來整風五十天。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在會上說:“香港工作不能視為國內工作的一部分,只能作為國外工作。因此香港工作不是準備解放(過去曾經提過,現在絕對不應有了)。”

    施:中央把香港當做反美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為了服從大局,對香港本地鬥爭有所控制,可是“(香港的同志們)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

    黃施明[2]:“58年提公開活動,在個別工作上有左傾冒險,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英,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錯誤的根源:(1)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2)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3)紀律性差:沒有與幹部反復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裡,自己也沒有反復研究。12月周總理等的指示也如此。這是‘自以為是’,以為是老經驗了。這與在外幹部的態度是很不同的。紀律性是太差了,請示報告也太差了。”

    經過整風,與會者“一致同意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 “一致同意知道”,意味著他們曾被要求明確表態。

    那個年代香港左派陣營中人大多曾參加過抗戰、為建立新中國奮鬥,我的父母以及很多熟悉的前輩都經歷過那樣的歲月,我比較容易理解他們。內地的殖民勢力趕跑了,中共卻決定“不解放香港”,正如父親在日記裡反映出來的那樣,他們忍耐和待機,常常“沉不住氣”。可以想象,樸素的“民族大義”變成“寄人籬下”的委屈情緒,執行“長期方針”就會受到干擾。如果香港左派陣營能夠高屋建瓴,確立自身角色地位,最終在“回歸”這個歷史使命上發揮作用,今天香港的情況一定大不相同。可惜歷史沒有這樣發展。中央長期方針制定之後,仍有一段時期掌握不到分寸;港澳工委曾有蠶食香港,實際控制香港的想法。前者可以理解為新政權、新方針、犯錯和糾偏的正常情况;後者則與长期方針背道而馳,更像是與“反迫害鬥爭”互為先聲後患了。

反省5.“如果我廖都不負起責任,下面就苦了”:

    父親的幹校日記涉及一些個人,包括他自己,可以看到個體行為如何深深影響大局。父親1972年3月31日的幹校日記雖然很短,卻令我豁然貫通:

    “港澳組的工作,下面的工作人員,只是打電話,一切都是有領導的,有我,我上面還有廖(指廖承志),如果我廖都不負起責任,下面就苦了。什麼時候才能沒有一個私字呢?”

    那時他在幹校,白天接受勞改和大批判,夜深人靜卻在為負責打電話的工作人員憂心。從字裡行間我看到兩種為人:一種誠懇厚道,有擔當;一種有私心,不肯負責任。前述“影響總理下決心”、“路線鬥爭覺悟不高”、“迫中央上馬的太多”、“假傳中央指示”,主要反映出整個系統的很多問題,而系統背後的,則是個人道德品格和認識水平之分別。  

指責環境和推卸責任很容易,劍指自己很難。五十年後再看父親的遺文資料,我感謝父親給予我一個簡單有效的標準。

父親1992年5月5日在一個記事簿上寫了一段話:“八十五年前的今天,我來到這破碎的山河,帝國主義列強,驅使南北軍閥年年內戰,災民遍野,盜匪橫行,貪官污吏,欺淩百姓,苦不堪言,真是960萬平方公里,沒有一片土地安寧……”1991年10月9日他給兒女們寫信:“至少我們死前回想起來,總是在新舊世界轉化這個偉大的、從個人‘幸福’,轉化眾人(人人)幸福、平等、自由的偉大的事業中,做了一點事,吃了苦、冒過險而平靜地死去。哪怕這事業要一百年、幾百年才能完成!”

    每每重讀他的話我都淚流滿面,我認為這些話濃縮概括了父親參加革命的初衷以及一輩子的心路歷程。新舊世界的轉變尚未完成,人人幸福平等自由的願景仍然令人嚮往。在時代畫給他的框框裡,他慈悲、忠厚又堅韌,一輩子不沉淪,不滑頭,不算计,不世故, “做笨事”(1965年“四清日記”)。距離他的誕生(1907年5月5日)已經一百周年,我們仍然需要這種精神。

一份香港明報的剪報

(圖二:發表在明報星期日版的《以史為鑒 理解現實——吳荻舟對1967年“反迫害鬥爭”的反省》上中下的“下”)

以上是2018年發表的文章。下面則是2017年接受電話採訪、收到採訪問題之後我自己做的準備。

問1.   爸爸資料裡面說,甘蔗刀已經運到深圳、槍支已經運到香港,你認為如果運到香港,對市民有多大傷害?

1997年前後,那時我和母親一起編寫【吳荻舟】紀念文集,整理父親一些文章、談話,其中就提及甘蔗刀和槍支。2012年我整理父親一本筆記本,就是1967年5月至8月的一些會議記錄,更清楚顯示當年是確有其事,以及他是如何處理。事隔四十五年,又不是第一次看,但是我看到那幾頁的時候仍然感覺到不寒而慄,毛管棟(起雞皮疙瘩,汗毛豎起來)。

香港人都知道當年街頭對抗多麼激烈。據說有1167個真菠蘿,800多人受傷,50多人死亡。1000多個真菠蘿,警方的槍支,如果再加上8400把甘蔗刀和更多的槍支投入那種失控的街頭對抗,我不敢想象會是如何慘烈,肯定是血流成河。

我很感謝許禮平先生在他的文章裏說我父親是香港的守護神,守護神只是一個比喻,父親起到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不過畢竟是在千鈞一髮之際,阻止甘蔗刀和槍支投入對抗,阻止了一場場血腥廝殺,減少對香港市民的傷害。

問2.   為什麼努力整理爸爸的資料?那要花費很多精力,到頭來很可能費力不討好。

我父親是1992年85歲的時候逝世的。1996-1998年我幫助母親整理出版【吳荻舟】紀念文集,母親來香港,和我同住,我白天上班,有時間就是和母親討論、收集資料、整理。後來母親生病(她已經做了很多資料收集整理,寫了傳記初稿),我就接手,編輯校對聯絡印刷郵寄等等,那完全是出於對父母的孝心。

後來母親一直在整理父親留下的遺稿和書信,我是2010年才答應母親接手所有資料,因為我看到她太辛苦——2010年她已經92歲。但是我沒有計劃如何整理,整理出來做什麼?很多人都說不要搞吧,費力不討好,沒有人要看的。

    2011年2月,余汝信先生通過朋友聯絡我見面,他說需要這方面資料,我說我有一些啊。就這樣開始提供關於1967年的原始資料。他在他的書【香港,1967】裡大量用到這些資料,還在贈書扉頁寫著“沒有你的支持,也就沒有這本書。”後來我陸續有一些發現,他也鼓勵我整理出來,希望有機會用在增訂版。2013年我創辦了電子雜誌連載有關資料。

我知道現在大家還在爭論有關香港1967,而且參雜很多感情、派別之爭。歷史研究是要有賴原始資料、有待感情色彩退卻的,我現在就比較自覺地要求自己重在整理,少評論,旨在把原始資料留下。不單是香港1967的,還有其他時期和事件的。我自己也在整理的過程中,再次認識父親,認識他們那個時代。很值得。

問3,文革很瘋狂,一般大家都跟大隊,做安全性高的事,為什麼他會逆流而上?他做決定的時候估計不到後果,只是憑信念嗎?

    父親是一個很忠厚的人,他認為對的,就會堅持原則。我在看他的資料的時候,發現他這種品格貫穿一生都沒有變。1967年他60歲,人到了這個年紀一般是很了解自己的處境,了解周圍的環境,知道做什麼不做什麼會有什麼後果。多數人會變得圓滑,自我保護。但是他沒有,自從1951年他在香港擔負起一定的領導責任之後,他認定中央的香港方針“長期堅持、充分利用”是對香港好的,他就以這個為標準去處理日常工作。

    在1956年九龍暴動的時候他是這樣做,當時他負責指揮,他們採取的措施是很聰明地調動香港警察去平息暴動,保護香港居民;叫左派機構大家不要到街上,因為外面警察開槍,很可能受到誤傷,只是萬一有人打到上門,可以自衛。他們有些準備。

在1967年的時候,他也是這樣做的。甘蔗刀、槍支,這些很明顯不符合原則,他看見是必然會阻止的。加上他有消息來源,所以可以阻止這兩件事。但是在7月下旬他不同意火燒英代辦處,隨後就被要求“交代問題”,然後被撤離“六七暴動”第一線“聯辦”隔離審查。

在1969年,他以敵我矛盾的身份,被下放到幹校,勞動改造,期間他要不停寫檢討,交代問題。我在他寫的1430頁【幹校日記】裡,看到他在極左大行其道的時期,許多次用“極左”這兩個字,他始終認為“那些做法是極左”。即使是在今天看到他這樣寫檢討,寫證明材料,依然替他捏一把汗。他堅持了13年,最後為他平反,肯定他是完全沒有犯錯誤。

除了有堅定的信念和純粹的人格,我想像不到還有什麼其他原因,可以支撐他這樣做。

問4.爸爸受審查你們都受牽連,你怎麼看那段遭遇。

不只是我們家,很多人家都是朝不保夕,上午不知道下午的事。要把家庭的遭遇擺進歷史中看。我從未抱怨他牽連了我,我一直是努力奮鬥,即使有時候很傻,愚昧無知。爸爸在那個時期也很關心家人,我在他的幹校日記看到他如何掛念我們,千方百計想幫助我們去認識社會,認識自己,靠自己奮鬥。雖然他身陷窘境,自身難保,幫不了多少,但是爸爸熱愛生活的基因,努力奮鬥的人品都傳給我們。

我在爸爸的資料里看到許多以前我不知道的事,試圖重組他的故事。我盡量不帶感情地去做這件事,像醫生給病人開刀,要不然就做不長。那段遭遇對於我們全家應該是刻骨銘心的、一生的精神營養。

以上就是我為電話回復採訪問題前所做的準備,後來又有另一次採訪。據說紀錄片《消失的檔案》錄音師、一位高大男士每次看到我說父親被審查那段時期“甚至不知道我的爸爸是好人還是壞人”都會流淚,這倒令我始料不及和感慨——對於有過“文革”等經歷的內地人,這是很平常的事吧?很多家人甚至反目成仇、互相舉報、斷絕關係呢。只有一輩子生活在正常社會的人,從未受過這種委屈的人才會被這樣一句話觸動內心啊。


[1] 黃施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就在香港從事左派政治活動。1948年城工委書記,1956年海外工委秘書長。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4 談話記錄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4談話記錄

六七暴動期間,周恩來的指示是否有效地傳達給在廣州和香港的中共幹部?北京有沒有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有沒有低估了英方留守香港的意志和美國對港英政府的外交支持?就這些質疑,我陸續找到答案。

2012年我曾向當年鬥委會的領導人之一、已故原『新晚報』總編輯羅孚查證六七暴動最後搞到偏離中央、不可收拾,會不會是中央指示傳達不到香港?他是毫不猶豫、斬釘截鐵地回答我的:“沒可能傳達不到。”“當年因為擔心港英當局竊聽電話,北京都是往深圳打電話,我們每天派人上深圳接受指示。”因為事關重大,我特意兩次重複詢問並複述,得到他肯定的回答。

他承認“真假菠蘿”是他們的“創舉”,他說:“當時頭腦很熱,覺得澳門能成功,香港也能。自己是很積極去做的。”“現在看當然是錯的。”甘蔗刀是誰的主意?他沒有說,我不能揣測,不過根據《六七筆記》記錄,是以華潤總經理名義訂購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多方查找資料,查出這位總經理的名字:丁克堅——1960年12月至1971年12月在港任職。根據《金堯如回憶錄》151頁記載,丁克堅原屬廣東省公安廳,他6月10日自製炸彈放在北角電車軌上,比7月12日大埔鄉事委員會擺放的全港第一枚炸彈還早一個月。

一份華僑日報1967.6.24的剪報-報導邵氏百五人罷工

(圖一:1967年暴動當時的香港《華僑日報》。網絡老照片。)

羅孚的話,和前述那位當年在新華社負責傳遞消息的叔叔2016年告訴我的內容也是吻合的:“1967年之前,我已經調去新華社做秘書,兩個秘書,還有另一個人。其實就是傳遞消息。先在香港(新華社)背熟,有時候是彙報,有時候是請示。過了關,到深圳再複述。再由深圳的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外辦的)鄧強、鄭偉榮。再反過來,在深圳辦事處(就設在深圳海關,和他們熟得很)背熟北京的指示,回到香港複述。這只是工委——中央的管道,還有其他管道,就不清楚了。當時有一件事記得很清楚,利銘澤[1] 找到新華社,說港英(戴麟趾)想和中央談談。本來這是一個可以解決危機的機會,但是北京傳回來的是‘不談’。沒幾天港英政府就大逮捕了。其實當時已經覺得一些做法不妥,但是自己還是要傳來傳去,不容置喙。覺得所傳內容有問題,又不得不傳,假裝不知道,怪怪的。不用上深圳的日子,我也會去遊行,去港督府抗議,去放真假菠蘿。這些都要怪奪權的造反派。”

我問他:“當時周恩來和鬥委會開會,頭頭腦腦都在場呀?”這位叔叔說:“周恩來是有和鬥委會開會,但是執行的不是周,別人也可以開會佈置,具體執行,甚至鬥委會都沒用,有些人只是掛個名,明知被利用。”

“周恩來是有和鬥委會開會,但是執行的不是周,別人也可以開會佈置,具體執行,甚至鬥委會都沒用”——這話令人心驚肉跳,也豁然開朗,叔叔是有政治警覺的人,卻沒有置喙的地位,這也是悲哀。

我在父親的資料裡多次看到歷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交匯,導致在人們沒有察覺的時候,歷史走向意想不到的方向。

我整理了一份1967年6月7日晚父親和廣東、香港來的幹部朱曼平[2]、楊松[3]、馬士榮、呂樹林、劉汝民等人的談話,就佐證了在六七暴動過程中組織指揮運作之不暢。第一次整理的時候,最後一頁缺失,經過在其他紙片之間留意尋找,三年後終於找到最後一頁,比起“大海撈針”還是幸運得多。

以下就是談話記錄全文:

這是吳荻舟1967年6月7日和有關人士談話的內容記錄,是吳荻舟本人字跡。

(圖二:1967年6月7日談話記錄首頁。)

六月七日晚和朱曼平、楊松、馬士榮、呂樹林、劉汝民等同志談話的內容(6月24日記錄)

原來的計劃是總理指示後再務一天虛,統一認識後大家再回去,可是當我知道大家飛機票都買了,也就只好臨走前談談。我趕寫了一個報告,送到錢家棟同志處,趕到民族飯店,已是十一點多鐘,找齊了人,談了約莫四十多分鐘,所談的內容,簡單歸納起來是:

一.傳達總理三點補充指示

大會結束後,我和四處的同志根據總理關於四處工作的指示另外擬了一個報告送給總理後,總理又單獨和四處的同志談了約半小時,除原則批准了四處那個報告外,還對「鬥爭」做了三點補充指示。

1.這次鬥爭還要注意長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來,都使用上去,三線的力量不要暴露出來,不要使用。

2.已經打進港英要害部門的力量,不要動,比如飛機場已安上的點子,或在港督身邊的點子,不要動(當時是四處同志提出來請示後,總理說)。

3.安在美國機構和船上的點子不要動(向總理報告美國現在在香港有二百多艘小船和二十多家經營這些船的公司,他們是來往香港和西貢[4]之間,過去有些船員拒絕去,都離船,失去了這些陣地。改雇了不屬我工會的船員。請示總理,如果現在還有這樣的情況,是不是也不要動,總理同意),能去西貢的,還要隱蔽下去。

二.關於指揮部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商談的時間比較長,約莫四十分鐘,綜合起來有以下幾個主要問題:

1.指揮部的性質問題

2.指揮部與城工委、港澳工委的領導關係問題

3.指揮部的領導問題

4.上下線通氣問題

其中有不同意見的是第二個問題,有的說指揮部的決定,應由工委或城工委討論批准再上報請示,有的認為這樣行動就慢了。

我根據「關於香港鬥爭的方針和部署」所提關於港澳工委和城工委協商組織指揮部的精神,提出了以下意見:

1.指揮部應該是一個權力機構,相當於臨時黨組。北京現在根據總理的指示建立的「港澳辦公室」只是一個辦事機構,參謀機構。這次香港的反迫害鬥爭,總理親自抓。這樣,我的體會,指揮部就是直接向總理負責,是工委和城工委在協商的原則下,各派幹部(當然是主要幹部)參加這個組織,統一領導這次反迫害鬥爭。重大的決定,經過民主集中制,作出決定後,直接報中央(經港澳辦公室)請示。我認為,這樣的戰鬥體制,是最便捷的,緊急的問題,總理還同意連報告也可以不寫,只要電話請示。

2.既然指揮部作出的鬥爭計劃,重大鬥爭措施……直接報中央請示,那麼,工委和城工委就不是指揮部的上級領導,他的決定就不要經過四處或工委核轉上級領導,否則,周轉就慢了。(朱說過去是這樣做)

(談到這裡,楊松同志問)那麼,工委和指揮部的關係怎樣呢?過去是每個問題都由工委常委討論決定的。

(馬士榮同志說)今後就不要送四處批准上報,我們堅決貫徹和執行指揮部的決定(當然經中央批准)。

(我說)當然工委、城工委還是應該關心,提意見,保證鬥爭勝利的實現,組織保證,保證中央關於鬥爭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取得鬥爭勝利。

(楊松同志說)如果這樣,指揮部那裡有一個辦事的班子呢?不過這個可以利用工委的。

(朱曼平同志說)過去許多決定,還要得到廣州(四處)同意才貫徹下去。時間很慢。

(馬士榮同志說)今後我們不要他們報了,指揮部做了決定,就直接報中央批准,批准後,就直接向下貫徹執行。

(朱曼平同志說)過去上下線通氣很慢,往往要兩三天,才通得下去。

(馬士榮同志說)我們決定派能夠通下線的幹部參加指揮部,這樣就可以解決,這樣就方便了。前一段的確有這樣的缺點,有些決定敵人知道還比下線知道早,行動就很匆忙。這次我們除工會,教育已派了人參加之外,還決定派海員方面的幹部去參加,有些不便直通的我們回去研究辦法解決。

(我說)這樣能解決問題嗎?

(朱曼平同志說)這樣解決問題了。

(談到加強指揮部時,我提意見)過去提五人小組,是不是工委方面請老梁也參加呢?

(這次會上沒有人提到誰為主的問題)

(談到這裡,給“算賬、結賬”打斷了)

........(朱走了)

(楊松同志有單獨對我說)這樣(指指揮部)做,我懷疑鬥爭領導的力量是弱了。

(我說)那麼,是不是再提出來談談呢?

(楊說)不要了,這是我個人的意見,只要工委加強掌握,就行了。

(我說)那麼,你回去和老梁老祁研究一下提一個意見報上來。(四處的同志已不在場)

(談話過程中還提到一些下線的反映,和根據上次的指示成立的“指揮部”,工委派祁參加,只是臨時的權宜做法)

吳荻舟67.6.24

父親在1967年9月28日一份“證明材料”裡再次提及這次談話:6月上旬,港澳工委、四處的同志聽了總理關於港澳同胞反迫害鬥爭的指示後,臨離開北京的那天晚上(6月7日),我找他們雙方(工委和四處)就建立指揮部的問題協商了一下。後來,我向港澳組的監督小組彙報時,未重視工委的楊松同志最後單獨和我談的幾句。當時楊說:“這樣做,我懷疑鬥爭的領導力量是弱了。”我問,“那麼是不是再提出來談談?”他說,“不必了,這是我個人意見,只要工委加強掌握就行了。”最後,我說,“那麼,請你回去和梁、祁研究一下,報個意見來。”(原話記不大清了,我寫的“紀要”已送鐘XX同志處),我以為事情就完了,工委後來也一直沒有報什麼意見來,可是矛盾倒越來越多了。可見我的政治敏感太差,對待問題又太粗枝大葉。當時沒有看出矛盾來,但同志們卻看到了。

談話記錄中有三點令我頗感意外:1.明明“計劃總理指示後再務一天虛,統一認識”,但是竟沒有按計劃辦事;2. 大家對“指揮部與城工委、港澳工委的領導關係問題”分歧相當大;3.經過父親協調,大家漸漸統一認識,卻又給“算賬、結賬”打斷了。如此不順暢,疏漏這樣多,也難怪父親憂心忡忡。平時架床疊屋的組織系統,在危機處理的時候凸顯混亂。

關於“架床疊屋”,在程翔寫作《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8)期間我們曾經通過電郵交換意見。下面選擇幾段說明一下。

(程翔《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P78表格。)

1.關於“聯辦”是不是“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

程翔:整個67暴動是如何組織、指揮、運作的?這是外界無法確切清晰瞭解的,這同中共素來強調的保密作風有關。吳荻舟的《67筆記》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一些資料供人們研究。 其一,在吳荻舟的筆記中,經常出現“工委”、“城工委”這兩個組織,也經常 出現“四處”這個稱號,這就為我們瞭解和分析67暴動的組織機制提供了線索。其二 ,筆記明確記載一個稱為“聯辦”的機構的成立情況,這是整個暴動的最高指揮機關。其三,筆記本身多次提到暴動期間的組織協調問題, 足見這個組織不是一個高效率而運作暢順的組織。

我:(聯辦)不能說是指揮機關吧?計劃由工委或城工委提出,周恩來批准。我理解聯辦肯定不是決策的。聯辦是在中間上傳下達,幫周收集、綜合情況和把關,在職責範圍提意見。吳荻舟不是指揮,羅貴波有沒有指揮我沒有足夠資料。吳看到危險,向羅提出解決方法,羅基本都同意,他就執行了,這也不能說是指揮。外辦和外交部還有本身的業務,他們不是只做聯辦的事,都是兼顧的,幾個人互相走位,有時候出現了真空。如果說周親任聯辦主任,那聯辦就是指揮機關了,現在最高就是羅。周不直接和香港來人開會的時候就通過錢收集情況和下指示,有時候讓錢轉達給吳,吳轉達給羅而不是直接指示羅,這些可以說是架床疊屋,有時不暢通,但是也難以想像取消聯辦這一層,香港方面不可能直接聯絡周恩來或者錢家棟,香港甚至不直接打給吳,聯辦其中一個接電話的人是鄧強,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人。因為怕港英監聽,新華社每天派人到深圳給聯辦打電話彙報和接指示,這是當時的環境和固有的做法決定的。而六七暴動的亂,是由本身的性質決定的,誰領導、怎麼領導都不會有好結果。

2.關於港澳工作本身是不是架床疊屋:

程翔:本來,整個港澳工作本身就顯得架床疊屋。早在1959年“50天整風”時期就提出來了。吳荻舟在《50天整風記錄》有以下的記錄:中央外事小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僑委、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層層架構;統一 意志和獨立見解、理性思維和左傾狂熱、紅色和灰色種種矛盾;緊跟,容易犯忽左忽右、消滅 階級、大躍進、肅反、太紅太暴露等錯誤;自己發揮,容易犯“客觀上與中央對抗”的錯誤。 雖然領導們也從正面評價了香港工作,但是,風雨交加、雷聲隆隆……

我:這不是我父親說的,是我看了許多資料後總結的,如果你認同,可以引用,也可以用你自己的話說。但一定不是“吳荻舟有以下記錄”。

3.暴動期間一些大事件是“荒謬的誤會”還是“擺烏龍”還是“陰謀”?

程翔:由於這些組織架構、指揮運作的問題,在暴動期間很多對全域有重大影響的事件 ,其出臺的過程其實是充滿難以理解的“荒謬的誤會”,一些重大的決定原來都是因為整個指揮體系出現問題而造成的難以置信的“擺烏龍”事件。

我:有沒有別的形容詞?文革中的亂,在香港的人是想像不出來的,不是烏龍那麼簡單。假設有人有陰謀,有意瞞天過海自己搞什麼名堂,造反奪權,拉山頭,那都不是“烏龍”可以解釋的。不過我沒有更多的資料研究別人是不是陰謀。

一張表格引自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顯示吳荻舟和冉隆勃對聯辦表述的同異

(程翔《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P78表格。)

4.吳荻舟資料的可靠性:

程翔:(吳荻舟和冉隆勃)兩人的記載差別相當大(見上圖)。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筆者無法解釋。

我:最難解釋的是組成單位和人員以及下設機構。會不會聯辦港辦不是一回事?冉是不是親歷的[5]?吳是當事人,他的說法比如自己是群眾組組長,有六七筆記、三一八交待材料和從化採訪互相佐證,特別是三一八交待材料,沒有亂寫的可能,如果亂寫,審查結束給他做的結論不會是“歷史沒有問題 ”。他的話是可信的。

5.前線指揮部同他們原先省級領導系統的關係:

程翔:即使當前線兩個基層單位組成“聯合指揮部”,那麼共建而成的這個新組織,他們跟各自的上級是什麼關係,聯合指揮部做了決策之後,要不要經由原先彙報途徑, 即廣東省委一級再轉報中央呢?吳荻舟提出他們可以繞過原有途徑“直接報中央”的建議,實際是架空了同廣東省的原領導體系(過去香港的事務要報廣東省委宣傳部四處及組織部四處),這樣必然導致兩個“四處”的不滿,加深指揮部跟各自的上級產生矛盾和阻力。吳荻舟筆記中記載了曾經有人告了指揮部一狀(6月21日),雖然具體內容我們無從知曉,但相信就是同它顛覆了原先彙報途徑,產生了矛盾有關。

我:吳荻舟也是根據「關於香港鬥爭的方針和部署」所提關於港澳工委和城工委協商組織指揮部的精神提出意見讓大家討論的。總理還同意連報告也可以不寫,只要電話請示。這是他對總部署的理解,試圖解決上傳下達慢的爭論問題(從會議記錄看上去大家也同意,當然,會上表態同意不等於執行起來沒有意見)。

6.中央“聯辦”的作用:

程翔:到了中央一級,仍然出現兩個彙報系統,一個是吳荻舟所描述的、由吳荻舟經錢家棟到周恩來,另一個是冉隆勃所描述的、由宦鄉經羅貴波到周恩來。雖然最終都是到周恩來,但有些訊息在傳達過程中就有所不同,例如周恩來是否已經批准了鬥爭方案等,吳荻舟就完全在狀況外[6]。另外吳荻舟建議“聯辦”作為一個參謀機構,既不是決策機構,也不承擔前線的具體指揮任務,那麼這個機構的具體作用在哪?是否有點架床疊屋呢?它是有利於或者不利於訊息的溝通和指揮的暢順呢?這些都無法確定。

這些結構上的問題,在正常情況下當中央還能夠掌握強大的管控力時,矛盾就比 較容易克服,但一旦中央的管控能力有所削弱時,例如文革期間主管港澳工作的陳毅 、廖承志都不約而同的靠邊站,問題就會出現(例如誰都可以自作主張)乃至出現擅自提出私運武器的問題。

我:(關於兩個匯報系統)一個可能,港辦、聯辦是同一個組織,冉只是略去了群眾組到羅貴波這條線或者不知道這條線;另一個可能,這是兩個組織。在平時,香港都要通過四處再聯繫外辦。例如吳在香港工作的時候,一次出了事他先上廣州向四處解釋,四處再陪他去北京解釋。省去要四處批准而是直接報外辦報周恩來,可以理解為“戰時”措施。(失控)部分是由於系統問題,但是更主要是文革時期無政府主義、極左的影響下有人個人膨脹吧。

以上我的回應是多年反復研讀父親的遺文而得到的一些印象,不是學術性、更不是權威性的意見,有些意見程翔採納了,有些他有不同看法,是可以理解的。

令人唏噓的是,1967年6月和上述各人談話以及6月24日寫報告的時候,父親還在他的崗位上努力工作,1967年9月28日寫證明材料的時候,他已經因為多次不同意外辦和外交部“造反派”的極左行為而被停職。一支健筆,從此只能寫“證明材料”、“交代材料”或者“檢討書”。

從1967年8月起,父親開始長達十餘年的被審查。年富力強,經驗豐富,工作生涯卻戛然而止。


[1]利銘澤(1905-1983):香港社會活動家,除繼承和發展家族生意外,先後任市政局議員、立法局議員、行政局議員、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副主席、香港大學校董及校務委員會委員、中華總商會名譽理事、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香港代表等職,連同行政職務約90個。他還曾出席第四、五屆亞洲及遠東經濟會議,率領香港貿易代表團訪問西非各國。曾獲得英廷授予“O.B.E勳銜”、“C.B.E 勳銜”和“太平紳士”榮銜以及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授予榮譽博士銜。

[2] 朱曼平:由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派駐香港,任職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

[3] 楊松:歷任香港工聯會主席,港澳工委委員和新華社香港分社秘書長。

[4] 指越南的西貢,當時美越正在戰爭狀態,香港是美軍補給的據點之一。

[5] 我這樣問的時候還沒注意到,根據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所說:冉隆勃是港辦主要工作人員之一,後因羅貴波被懷疑為五一六黑後台,長期被隔離審查。

[6] 程翔這裡指的是吳荻舟在一篇幹校日記裡說的情況:開完辦公會第二天,他還沒有看到總理批准「反迫害鬥爭總部署」的指示,姜海之流就利用他臨時離開處理另一個問題,未聽到總理最後意見,要他批發一個條子說「總部署已批准,馬上行動起來」。吳堅持總理還沒有批示,而且聯辦是羅貴波負責,他無權批那樣的條子而拒絕了(吳荻舟《幹校日記》1971年8月31日)。後面會再有篇幅引述幹校日記。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3六七筆記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3六七筆記

 前面講到,2017年一部紀錄片《消失的檔案》大量引用了父親吳荻舟的遺文,在香港校園、社區以及北美巡演幾百場次,適逢六七暴動五十周年,引起極大反響。其中輿論對遺文中的《六七筆記》[1]反響最大,評論最多。這本筆記也確實填補了若干“六七暴動”研究的空白,為研究這段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

《六七筆記》是2014年母親張佩華去世後,我在清理她的遺物時找到的。這是一個不及巴掌大的筆記本,已經沒有封面和封底。父親用這個本子專門記錄“港澳聯合辦公室”的工作,辦公會,香港來人的匯報,周恩來各個時期的指示,“敵我友”各方反應,形勢估計,各界工會人數、可動  員力量,鬥爭策略,內部爭論和總結等等。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資料,我命名其為《六七筆記》。

這是一個巴掌大的筆記本,沒有封面封底了,只有薄薄幾十頁。

六七筆記是吳荻舟遺留下來的工作筆記,是六七暴動的核心資料。

(圖一:《六七筆記》不及巴掌大。五十年過去,淡淡的墨痕透露出驚心動魄的歷史碎片,其內容震驚了香港市民。)

已經有許多人研究“六七暴動”,本節我只講從父親遺文中看到的幾個重點。

1.《六七筆記》覆蓋的時段

筆記可查日期從1967年4月20日至8月8日[2],有時候同一個日期有兩篇甚至三篇、四篇,估計是放在身邊,隨時做大事記,多數字小如芝麻綠豆但大多字跡清楚。有時候父親是隨手記在空白處,所以日期是跳躍的,比如7月10日的兩篇插在6月19日和21日之間,7月24日和7月27日的兩篇插在5月24日和6月6日之間,8月8日的一篇插在6月30日和7月7日之間等,有時候日期是補記的。

其中5月26日的筆記顯示,“聯辦:港澳辦公室今天成立”。據余汝信說,他一直查不到聯辦成立的準確日期,這本筆記填補了歷史空白。

在《六七筆記》中,父親使用過不同鋼筆、鉛筆或者紅色鉛筆,紅色圓珠筆,如今再看,既體會到他的匆忙,意外地,也有助分辨不同日期或者不同時間所記錄的內容,比如香港來北京開會的人提出要700打甘蔗刀,同一時間外貿部門報告說甘蔗刀已經付運,父親通知外貿部門把甘蔗刀截停在深圳,隨後,他留下不同顏色的一筆記錄:“我暫止於深圳”,後人看到這不同顏色的一筆,更為那千鈞一髮的時刻不寒而慄。

吳荻舟的六七筆記記載,有人要求供應700打甘蔗刀,吳荻舟攔截之後記了一筆:“我暫止於深圳”。

六七暴動中香港有人要求國內提供甘蔗刀並已經運到深圳,被吳荻舟及時攔截在深圳。

(圖二:《六七筆記》不同顏色的一筆記錄:“我暫止於深圳”。香港專欄作家許禮平看到吳荻舟攔截700打甘蔗刀和槍支的資料後撰文指:“吳荻舟是香港的守護神、潤物無聲的高人”;記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也因此說吳荻舟是“香港的恩人”。)

2.“反迫害鬥爭”的組織指揮

根據《六七筆記》可知:這次“反迫害鬥爭”的組織指揮系統包括半公開的港澳工委(簡稱“工委”,在《六七筆記》中代號為“X委”)和秘密線的城市工作委員會(簡稱“城工委”,在《六七筆記》中代號為“XX委”)。各界群眾組織的“鬥委會”以及工委、城工委聯合組織的“指揮部”,通過廣東省委的“四處”以及5月26日根據周恩來指示由外交部和國務院外辦、中調部抽調人手成立“港澳聯合辦公室”(簡稱“聯辦”或“港辦”),直通周恩來,從上到下、從下到上頻繁地交換情報、請示和指示。在這個組織架構中,父親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派到“聯合辦公室”擔任群眾鬥爭組組長,負責通過周恩來的外事秘書錢家棟向周恩來報告事態發展,再把周恩來和“聯辦”的指示傳給香港前線,所謂“上傳下達”,並起一些把關的作用(不過因為他屢屢抵制極左勢力武鬥升級的舉動,7月下旬被要求“交代”,至8月初被免職,隔離審查)。

當時中央和香港前線溝通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面對面溝通,舉例來說,《六七筆記》5月24日(聯辦成立於5月26日)記錄了周恩來聽取工、城兩委匯報時的指示,有25條之多,還有當天對反迫害鬥爭方案的3條補充意見。從筆記可以看到,周恩來、反迫害鬥爭委員會正副主任和聯合辦公室人員是一起開會的,筆記裡有具體人名,報告、指示和記錄同步進行。又如6月30日、7月10日都有“辦公會”。

另一種溝通是每天電話溝通(有專人接聽電話),父親在《三一八交待》、《幹校日記》等資料中都提及每天通電話一事。一位當年負責在香港和深圳兩邊跑的新華社秘書告訴我,當時香港方面要請示或者匯報什麼,就由這位叔叔負責背熟有關內容、從香港過關到深圳打電話給聯合辦公室負責接電話的鄧強,然後他再背熟北京方面的指示,回到香港新華社複述。根据这位叔叔所说,这条线只是新华社的,其他还有什么線他就不清楚了。

他指出了一個要害問題。一向以來,香港各條線各單位之間都是互相保密的。“地下黨”的性質和歷史沿襲令香港工作的組織架構十分複雜。六七暴動顯示,越是架床疊屋越是決策兒戲,政出多門,紀律鬆散。這也是架床疊屋者始料不及的吧。整個六七暴動過程中因溝通問題險象頻仍,更何況高層還有派系、路線鬥爭。

3.“反迫害鬥爭”的目的

《六七筆記》提及“目的”或者“意義”的記錄前後有矛盾。比如:

5月24日記錄:“朱談到敵人(港英)的看法,和估(計)我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總理‘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恩來還說“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6月19日記錄:“對這次行動的意義和目的性還不理解”;

7月10日記錄:“我們這次鬥爭的目標:充分發動群眾,壯大進步力量,保障中國人民活學活用毛著,宣傳毛澤東宣傳的權利,形成浩浩蕩蕩的革命隊伍”;

7月24日記錄:“最終目的是經過鬥爭達到更有利於長期充分利用HK”。

父親後來回顧說:“5月初接到港澳工委和廣東省主管四處關於新蒲崗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我提了一個意見送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這個應該就是指廖承志5月12日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以及“總理在北京召集港澳工委負責人和四處負責人開會,明確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這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但‘文革風’吹下去,分寸便難掌握了”。

包括《六七筆記》,目前我看到提及“方案”的文獻內容還有:

5月初方案(吳荻舟《三一八交待》):吳荻舟草擬並送廖承志,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

5月24日(吳荻舟《六七筆記》):周恩來聽取港澳工委和城工委匯報後提出25條意見,之後又補充:“總理對方案的補充意見:1、鬥爭為了長期工作創造更好的條件。2、在鬥爭中加強政策教育,毛澤東思想的學習,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3、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5月30日(余長庚[3]《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他的會議室召開會議,討論外交部和港澳工委的方案,批評港澳工委提議“襲擊警察”、“殺幾個警察”、“殺一儆百”是“荒唐”。方案提出要通過三個回合的罷工,打垮港英,迫使英方接受中方的要求。周恩來質疑罷工計劃的可行性,擔心“搞不好,要搞出一個提前收回香港。”(即中央並不想提前收回香港。)

6月6日(吳荻舟《證明材料》):“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我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6月30日(余長庚、吳荻舟回憶):周恩來召見港辦,提出原方案不切實際,要另擬新方案。外辦副主任之一、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劉寧一主持討論新方案,會後他歸納新方案為十六個字: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父親認為這個不是決定,不能傳達下去。

除了父親交給廖承志、廖承志交給周恩來的《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內容,沒有人看到過其他幾個“方案”的確切內容,不知道各個方案之間的關聯。周恩來幾次表示很不滿意的第二、第三方案,都沒有看到方案本身。唯一可以判斷的是:此方案非彼方案,而且一個更比一個激烈。

是否可以這樣判斷,這場暴動不是中央事先策劃的,過程中也一直在瞻前顧後和糾偏。

而關於六七暴動的目的,其實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通過父親確切的記錄,“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工潮初期,5月初,情況彙報到北京,從父親擬定“一個意見”交給廖承志、5月12日廖承志把《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提交到中央、到5月15日中央高層批復,通知香港方面執行,考慮的都還只是支援一個廠的鬥爭;

第二階段,之後的一兩個月裡,包括中央文革在內的各種勢力或插手或影響,各種審時度勢,最高層毛澤東和周恩來也一度有借機出動解放軍“提早解放香港”的想法,正如5月24日父親記錄:“朱談到敵人(港英)的看法,和估(計)我不解放(香港),要搞世界革命時,總理‘那也不一定,中央下決心的問題’”,周恩來還說“士氣可鼓不可泄,要因勢利導”;

第三階段,中央恢復和鞏固“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因為毛澤東發令“香港還是那樣”。

這樣的“三部曲”表明,六七暴動這種模仿內地“文化大革命”的極左做法被中央和現實否定,香港工作還是要回到原點:“長期堅持,充分利用”。

在《六七筆記》裡可以看到當時收集的大量情報,包括當時香港面積以及人口的資料,美英在港經濟收益總計,香港工商各界群眾可動員人數等等。比如聯辦成立當天、5月26日的筆記顯示:“(有組織的)工人有10萬,總數是60萬,當中輕重工人43萬,店員10多萬。63個工會,會員10萬,海員4.5萬,工會會員2.3萬,政軍醫4千人,九龍巴士5千,香港巴士1千多,小汽車、大貨車6千人,電車1千7百,中電、香港3千,電話1千……”。此後筆記陸續記錄有軍隊、員警、輔警、特種防暴隊的人數;香港總面積、總人口、無產階級以致城市小資各階層人口;製造業、建築業等的就業人數;英美在港利益包括航運業、鐵路、航空、倉庫、公用事業、貿易、金融,純利多少;香港貿易額——入港、出港;美軍利用香港的情況;第二次高潮動員的力量,農村較有基礎的力量;海運、交通等各界罷工人數統計等等,都有詳細資料。

如果中共中央發動和部署“收回香港”行動,會在行動開始後才收集這些基本情報嗎?

這些由香港左派機構提供的數據,事後被證明有“水分”,對中央決策可能造成誤導,正如紐約佩斯大學李榭熙教授看了《六七筆記》後指出的那樣:“吳荻舟記錄了1967年香港左派提供的可動員人數等資料,我懷疑他和他的線人可能高估左派能夠動員打擊港英當局的人數。他們只要求數量有限的武器裝備,如何裝備成千上萬他們聲稱能控制的支持者?香港左派的期望和動員能力之間是脫節的。”

這也反證了這是一場倉促展開、目的模棱兩可、邊做邊想、漸次升級、破壞力極強的行動。

4.各種角色

在六七暴動中,各種角色、包括中共中央(具體來說是周恩來)、周恩來直接領導的外交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聯辦、港澳工委、城工委、基層群眾以及港英當局的角色,都可以從《六七筆記》裡找到端倪。

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這樣一場“反迫害鬥爭”,他必然要負責,所以我們看到“24/5總理聽會報(匯報)”;“7/6總理的指示(對方案)”;“28/6總理指示”等等。

但是《六七筆記》裡有很多細節,透露出周恩來很不滿意某些做法,認為是魯莽輕率、狂熱盲動、考慮不周。他強調要“有利,有理,有節”,對“全面捅出來”憂心忡忡。比如他問與會者:“如(英)不接受,你們如何辦?”“『把HK搞成紅彤彤的』形勢,你們考慮嗎?一切照國內做行嗎?”當有人提出“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如果HK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在人的統治下,總是『有利,有理,有節』。”周恩來還批評:“事先不多設想……”周恩來問了反迫害鬥委會的幾個正副主任之後說:“『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又如5月26日的筆記顯示,周恩來表明“既不和英打一仗,又不準備收回香港”。這種原汁原味的記錄,對瞭解和考證當年的情形十分有益。

在文革特定環境下,香港“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方針受到嚴重干擾。組織上,原有的機制被打破,“中央文革派人來”,周恩來更一度被奪權,外交大權旁落於極左派手上;最登峰造極的幾天,還出了一個“臨時外交部長”姚登山。

關於中央文革有沒有插手六七暴動,一直眾說紛紜,找不到佐證。2017年年底,我在其他材料裡發現夾著的一頁筆記,記錄了14件要事:

6月12日

  1. 解放部長一級做決定的問題。
  2. 決定對遞解出境的方針。
  3. 解決加速反映情況問題。
  4. 解決加強宣傳問題。
  5. 解決國內群眾鬥爭配合問題。
  6. 情況全面向上反映(列印)。

7.省港大罷工“42周(年)”紀念問題。

9.(原文沒有8)澳門搞電臺問題。

10.派人下去。

11.中央文革派人來辦公室。

12.一千萬問題。

13.送殯問題。

14.發言人問題。

第11項簡短但清楚記錄了“中央文革派人來辦公室”。這頁筆記的尺寸、紙張樣式、紙張顏色、新舊程度,全部證明它是《六七筆記》散失的一頁,與《六七筆記》重新裝訂在一起,嚴絲合縫,顯示它本來就屬於這個筆記本,失而復得,趕得及收錄在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一書裡,也算是為這個問題增加了一點線索、一點佐證吧(關於這頁筆記的詳情和圖片可在本網站https://1967.hk.com寫作花絮中找到)。

中央文革派了誰來辦公室?做了什麼?除了與香港業務沒有太多關係的中央文革小組王力擬定一篇完全背離中央對港政策的《人民日報》社論和王力的“王八七”講話等間接干涉,是否還有其他更直接的干涉?香港左派有沒有人與“中央文革”以及內地“造反派”有更緊密的聯繫?研究如何理解和執行中央指示的會議有沒有會議記錄?為什麼實際行動與中央指示相差甚遠?這些疑問在《六七筆記》裡都能找到線索,有待研究。

客觀地看,這次暴動的起因有偶然也有必然;中央的角色既主動又被動。中央對香港的方針時有動搖、內地極左派插手、本應最懂外交紀律的港澳工委頭腦發熱、群眾運動“一發難收”的特性等,多方面合力造成“反迫害鬥爭”失控,直到毛澤東發令“香港還是那樣”,王力、關峰和戚本禹失勢,周恩來才可以明確指示和採取措施結束這場暴動。

6.六七暴動的思想根源

追本溯源,《六七筆記》提供了大量證明,雖然經過1959年6-9月50天整風,中央三令五申,對港政策和內地不能一樣:“對敵、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小資狂熱”,“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詳細情況請參考《蘆蕩小舟》第五章11-13節 整風記錄),但是香港左派隨時準備‘解放香港’的情緒只是暫時隱忍,“文革”風一吹,極左思潮就再次表現出來。比如《六七筆記》記錄了馬士榮“要堅持”,周恩來說:“你考慮到他會封銀行?你這話衝口而出。”“錯了就要改”。又比如:周恩來向與會的反迫害委員會的幾個正副主任了解情況後說:“全面捅出來了”,“準備大搞,未先料前途,如何?應計算幾種可能。你們都只想到一個前途。”“現在迫著中央上馬的太多。”“如果HK的命令還要聽的話,我們就要考慮做不做。”“佈置工作,就先得考慮後果”等等。

根據父親的回憶:“聯合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總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記得有一天爭論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7.香港政府和群眾對六七暴動的反應

在《六七筆記》裡除了如前所述可以看到香港左派的盲動之外,還記錄了港英政府的態度、外國領事、工商界、警察和尼泊爾兵等政商各界對“反英抗暴”的反應,並可以看到商人、學生、一般市民的態度。顯示中央希望對於各方面情況全盤掌握全盤考慮。

其中有一段是當年港督戴麟趾的反應:

“6/6×國領事反應 戴①估不到香港問題立刻引起北京這樣重視,一向HK問題附屬廣東,澳門事件的解決是由廣東解決的,現在北京這樣重視,事情就很難辦了。②北京毛林占優,周是能左右政局的,現在摸不到周的態度,③社論是不是周的意見,無從知道,為此非常苦惱。④左派人士要發展毛澤東思想,究竟要發展到什麼程度,也無從而知,這點更是頭痛的事(據說戴這幾天非常苦悶)。”

“××國領事:如發展毛思(毛澤東思想),還是可以的,工商業仍可照常,要戴禁止美蔣活動,不接受美蔣一切要求,都是可以做得到的。戴最怕低頭之後,一切工商業都不准經營,等於中國大陸一樣,那又何必低頭,只有最後一戰,那是沒有辦法的。”

港英這種態度,反證了這次暴動的混亂、迷失,把香港置於多麼危險的境地。

商界反應如“罷市商人三種①誠心誠意,②半心半意,③3心2意”。

香港是個多元化的社會,中共和港英當局之間有默契,所以中共才能在香港建立起文化基礎、組織基礎和群眾基礎。六七暴動也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參與,比如“有一隊好像是學生的群眾,約一萬人,自動組織一個宣傳隊,由中國銀行到灣仔時報,工商做了一個飛行集會”等。

絕大多數香港左派幹部群眾參與六七暴動,都是出於對殖民統治的義憤和跟從左派機構的指示,期間卻被極左思潮蠱惑,做出極端的行動。非常遺憾的是,周恩來1967年底至1968年初在港澳工委內部宣佈結束“六七暴動”、以及文革結束後中央會議定性“六七暴動”是極左性質,兩次都以“保護群眾積極性”為由,沒有在香港左派群眾中肅清“左”的影響,左派群眾被“自生自滅”了,恐怕這也是為什麼至今仍有少數當年參與“六七暴動”的群眾堅持認為當年沒有做錯、仍在爭取“平反”的原因之一。

8.六七暴動的手段

透過《六七筆記》可以看到六七暴動使用了“文”和“武”兩種手段。“文”,比如貼大字報、遊行聲援、左派報紙發表輿論,在中銀大廈樓頂裝上高音喇叭廣播等。到了7月,鬥爭升級為“武鬥”,有人向內地要甘蔗刀用於遊行,有人假傳中央指示把招商局船上的武器拿上岸,最嚴重的是利用學校的實驗室製造炸藥,在全港到處放置“真假菠蘿”(共計放置1,167個真炸彈,8,074個假炸彈),製造沙頭角槍擊事件、邊境駐軍和民兵越界襲擊英警造成5名英警死亡等等。香港人提到“左仔”時的蔑視甚至仇視,大概就是始於這次暴動,始於這些暴力手段。

一頁文字材料,裡面記載了六七暴動中有人把槍支運送到香港的情況。

(圖三:這是吳荻舟文革受審查期間的“交待材料”其中一頁。記載了六七暴動期間槍支運港的情況。)

這樣造成的損失既有經濟上的、更有政治上的,既有一時的,也有長遠的,父親以及很多實事求是為香港做事的左派幹部群眾十幾二十年打造出來的局面一朝盡喪,在李後送給我母親的《百年屈辱史的終結》一書裡,我看到李後說:“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28萬,減少到18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5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總量的1/3下降到1/10。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聲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了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1] 六七筆記可以在https://1967.hk.com文獻檔案1960’找到全文。

[2] 吳荻舟8月5日被撤職接受審查,而早於7月26日已經開始要他交代問題,所以7月26日到8月8日之間以及之後發生的很多事,他已經無能為力,也沒有記載。

[3] 余長庚:是冉隆勃的筆名,冉原任職外交部西歐司,文革期間被批鬥,後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歐研究所研究員,1996年5月以余長庚為筆名在香港雜誌《九十年代》發表“周恩來遙控反英抗暴內幕”回憶文章。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2暴動易覽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九章 一九六七

2暴動易覽

  為了對父親吳荻舟深陷其中、最終導致他離開香港工作崗位的這段歷史有個大致瞭解,我根據父親遺文內容和手邊兩本比較權威的著作做了一個《六七暴動易覽表》。

易覽表第一欄是日期,覆蓋了六七暴動期間和前後。前,是“六七暴動”爆發之前的事件、可謂“六七暴動”的先聲;後,則是餘波、父親事後的回顧和反省。

第二欄是父親遺文內容,摘要自六七暴動期間的會議記錄、政審期間的交待材料、幹校日記以及80年代在從化溫泉接受採訪的記錄、回憶文章等等,按事件發生的時序重點錄入;比如易覽表第一項,是1959年6月-9月在50天整風中中央對港澳工委的批評重點(50天整風記錄已見第五章 香江歲月)。

第三欄是摘要的出處,即遺文/孤本的命名,比如《六七筆記》、《三一八交待》、《從化採訪》等等;

第四欄是背景,包括當時中國內地和香港發生的大事。這部分主要參考余汝信著《香港,1967》(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2013)和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18)以及其他來源的文獻,在此深表感謝,唯內容經過概括縮編,難以一一註明出處,還請原諒[1]。迄今看到的“研究”中,有些人會顛倒事件日期,歪曲事件原貌。在研究歷史時,時序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儘管難免枯燥,還是一一列舉。

筆者正在整理吳荻舟張佩華留下的書信筆記文獻資料。

吳荻舟留下大量書信筆記等資料,涵蓋近百年中國近現代歷史。

(圖一:筆者正在整理吳荻舟張佩華留下的大量書信筆記等資料,它們涵蓋近百年中國近現代歷史。)

事件日期   吳荻舟遺文內容 引文出處      背景
1959.6-9月 中央批評港澳工作:“58年工委下放後搞了不少極左的動作”,“小資產階級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產階級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內外不分,搬了國內的一套。”“對敵、對中間落後群眾和對黨外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設想雖不想解放香港,但要蠶食香港,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香港”;“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50天整風記錄[2] 1949-1958新政十年間,內地搞了土地改革、社會主義改造、公私合營、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大大小小的運動,部分香港左派幹部受到影響,特別是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港澳後,部分人就照搬國內一套,搞一些極左動作,違背中央對香港“長期堅持,充分利用”的方針,被中央召集整頓五十天(1959年6-9月間)。
1966.5.4 中央同志說,如果你們腦子裡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對工作就有害。香港作用很大,我們還不想收回來。因為作用大,你們的任務很光榮。 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談話記錄 1966年4月,香港政府批准天星小輪加價五仙,引發騷亂。香港《文匯報》短評譴責騷亂“嚴重影響了正常的社會生活”。

5.16中共發出《五一六》通知,正式啟動文革,周恩來明確表示香港不搞文革。

 

1966.12.3-1967.1 1966年冬到1967年春,澳門爆發反迫害鬥爭。從後方到鬥爭前沿,都未受到“左”的或右的干擾。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以及領導有關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都順利地得到貫徹和落實。最後迫使澳葡書面認錯,答應了群眾提出的全部條件,包括驅逐蔣幫,駐澳門的所謂外交代表機關,禁止蔣幫在澳搞所謂雙十國慶和利用澳門破壞祖國等。 兩次反迫害鬥爭(1974)

 

 

“文化大革命”開始半年。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受到衝擊,廖承志年底住進中南海隔離保護;

11月18日-1967年1月28日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警民衝突,8人死亡,200多人受傷,以澳葡政府向受害者認罪賠償結束。期間香港左派“港九各界慰問澳門同胞代表團”前往聲援和取經。

1.18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發表聲明:接管外交部黨委。

 

1967.1.19 當晚李(一氓)把權交出去後,外單位的群眾要組長一級的當權派表態,我表示支持。事後越想越不對頭,一來外辦的權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絕不能奪;二來讓外單位的群眾過問港澳組的工作,無法保密。第二天一早我便去找宣傳組的兩位組長談,他們也覺得昨晚的交權是錯誤的,於是我們發表申明撤銷昨晚的表態。

 

我在兩條路線鬥爭中的一點體會(1972.10.1) 1.19陳毅通知國務院外辦副主任李一氓[3]“趕快把權交出去。”

1.25周恩來接見駐外使館回京人員,根據毛澤東“九九指示”,使館工作人員要分批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

港澳工委後方機關所在的廣東省委第一把手陶鑄被“打倒”,省委被群眾組織“接管”。

1967.4.20 《六七筆記》第一篇,記錄《人民日報》批判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十點提綱。 六七筆記

 

3.15經毛澤東同意,廣東省軍事管制委員會宣告成立。

3.16港澳工委常委、香港《文匯報》社長孟秋江自殺[4]

3-4月間,中共外交系統掀起批判陳毅高潮,外交部和外事辦公室成立各種“批陳”組織。

 

1967.4.24 國務院外辦批判陳毅:(陳毅)批評我們在港澳宣傳社會主義,學毛著,認為是愚蠢,左得可愛,左得可恨[5],要我們少搞鬥爭,少搞政治學習思想改造。 六七筆記 香港勞資糾紛不斷,如海員、出租汽車、紗廠、水泥廠等。

4.28駐印尼大使館臨時代辦姚登山因印尼排華被驅逐返京,被譽為“紅色外交戰士”

5.1姚登山受到毛澤東和江青接見。

 

1967.5.6 5月初接到港澳工委和廣東省主管四處[6]關於新蒲崗膠花廠的鬥爭計劃,我提了一個意見送廖承志批,大意:通過鬥爭擴大我們在該廠的進步力量,擬同意城工委[7]的計劃,並由城工委抓總,港澳工委配合。當時認為,這次鬥爭目的是通過鬥爭,動員群眾、教育群眾、壯大隊伍粉碎敵人的迫害,以利長期充分利用香港,擴大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聽了關於膠花廠被捕群眾的堅決鬥爭,和湧現大批積極分子後,我才認識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思想教育了港澳同胞,港澳同胞階級覺悟的新形勢(擬辦上述鬥爭方案時,看到該廠積極分子那樣少,工會成員那樣少,對鬥爭勝利信心很不足),因此在會上我說:鬥爭(反迫害鬥爭)只要長期鬥下去,一定會勝利,我同意X委提出來的鬥爭方案,和對鬥爭的看法。 三一八交待(1968.3.18)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5.6六七暴動正式開始。起因是4月新蒲崗膠花廠勞資糾紛,勞方不接受政府調解,遭到防暴隊鎮壓,騷亂由工廠內擴散至社會。流血衝突中工人高呼“毛主席萬歲”、“打倒資本主義”、“打倒港英政府”等口號並高舉“紅寶書”,工廠門口貼滿大字報。有工人代表被扣押。

5.7港九樹膠塑膠業總工會召開聲討大會。

5.8日前被捕二十餘人上庭。

樹膠塑膠業總工會率先成立反迫害鬥爭委員會。

5.9以後防暴隊和左派工人、學生、市民連日對峙。更多人受傷、被捕。

5.11北九龍局部地區宵禁。

5.12廖承志向周恩來提交《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

香港逾千人聚集、擲物,敵意升級,燒車燒房,警方動用木彈、催淚彈、飛機等,騷亂中有人受傷並出現第一名死者。

5.15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提強烈抗議。《人民日報》發表評論「香港英國當局必須懸崖勒馬」。外交部通知港澳工委、廣東省軍管會:“《關於香港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的初步意見》業經中央批准,請遵照執行。”

港督戴麟趾[8]發表聲明呼籲維持和平和秩序。

5.16“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鬥委會)成立。

5.17倫敦英國政府發表聲明,支持港府維持法律和秩序並呼籲雙方理智。

抗議浪潮持續,港督府外抗議人潮和大字報延續多日。

油麻地鬧市大騷亂,逾千人縱火燒車、破壞交通燈及標誌,向警方投擲石塊。九龍西南區宵禁。

5.18北京群眾集會,聲討港英當局。周恩來、陳伯達、陳毅、謝富治、廖承志、羅貴波、王力、關峰、聶元梓等出席。

5.22香港花園道示威遊行遭警察和防暴隊鎮壓,數百人受傷被捕。二戰後港島首次宵禁。原香港三聯書店總經理蕭茲[9]在帶領左派群眾遊行時被警方打得血流披面。

 

1967.5.23 總理在北京召集港澳工委負責人和四處負責人開會,明確指出“不能在香港打仗,這是群眾鬥爭,政府不參與”。但“文革”左的風吹下去,分寸便難掌握了。

 

從化採訪(1986.11.14) 5.23鬥委會設立常務委員會。
1967.5.24-27 外辦與外交部成立了聯合辦公室,處理反迫害的有關事務。辦公室主任是羅貴波[10],下設三個組,吳荻舟以外辦港澳組副組長身份參加,擔任群眾組組長。首次開會評估敵我雙方力量對比和策略,評估英美在香港的利益等。

周恩來在這幾天關於反迫害鬥爭的主要指示包括:1報導要實事求是,不能言過其實。2情報要及時可靠。3這次鬥爭不能違反長期方針,還是要有理有利有節。4不能開殺戒。5這次鬥爭是長期性的,波浪式前進的。6這次鬥爭是靠當地力量的政治鬥爭;不能依賴國內的力量,不能採取軍事行動;不能陷中央於被動,迫中央上馬,在那裡打一仗。7這次鬥爭,不能設想像省港大罷工一樣,把港九的同胞都撤回來,進步的回來了,把廣大中間落後的送給敵人,日本正想利用,他們一定會利用。8“敵人要害部門”的力量要保護,不能使用。9可以去敵性港口的船上的力量不能使用。10提條件要考慮到敵人能接受;要有兩點論,方案不能只提一個。

 

六七筆記/

總理關於反迫害鬥爭的主要指示(寫作時間未詳)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從5月下旬到7月上旬,北京、廣州等地也多次舉行集會遊行聲援香港工人,聲討和抗議港英當局。

5.24港府宣佈緊急法令。公報稱:兩週來共十七人受傷,包括三名警察,一人“犧牲在憤怒者自己的手中”[11]

5.27陳毅在慶祝阿富汗獨立四十週年的招待會上譴責英國政府和港英當局對香港愛國同胞的鎮壓。

6.1港府警告貼煽動暴亂及違法行為的標語將受到法律制裁。

6.2《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向英勇的港九愛國同胞致敬》。

6.3《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決反擊英帝國主義的挑釁》,被香港左派視為準備解放香港的訊號。

廣東省軍管會成立了“支持港九愛國同胞反迫害鬥爭籌備委員會”。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向港督發抗議電報。

1967.6.5 6月5日起周恩來指定吳荻舟單線聯繫,向周負責。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1978前後)

 

6月初周恩來召見廣州軍區副司令溫玉成等人赴京談關於武力收復香港問題。

6月 5日爆發第三次中東戰爭,後稱“六日戰爭”。這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對“六七暴動”有微妙的影響。

 

1967.6.6 一個月來,香港資本大量外流,銀行存款銳降,市面銀根緊縮,銀行對放賬都抱戒心。

有傳英國可能採取外交途徑,把交回香港的期限提早。

罷市商人分三種:①誠心誠意,②半心半意,③三心二意。

 

六七筆記 6.6周恩來批評外交部對英照會措辭過左,對香港“反迫害鬥爭”指示:不搞總同盟罷工,不馬上收回香港,合法與非法鬥爭相結合,不能在這次鬥爭中把力量全部暴露。但是要使群眾能隨時響應祖國的號召,要做輿論動員。

港英當局沒想到香港問題引起北京這樣重視。

 

1967.6.7 周恩來指示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

考慮年內搞幾個高潮,有起有落,有主有從,有高有低,波浪前進,迫使港英低頭。

 

六七筆記/

三一八交待

6.7(或6.8)周恩來接見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溫玉成,傳達毛澤東“現在不打”的指示。

6.8左派工人徐田波在黃大仙警署被毆斃。遇難工友還有曾明和黎松等。

6.9香港官方喉舌英文南華早報消息指香港政府打算遞解3名左派人士出境。

 

1967.6.12 中央文革派人來反迫害鬥爭辦公室。

決定加速反映情況,每天通過周恩來外事秘書錢家棟反映鬥爭情況。

從1967年6月中旬起,陸續出現不尋常情況,比如經周恩來同意吳荻舟通知香港鬥爭指揮部,以宣佈定期罷工為宜,必要和可能時即使宣佈了定期罷工還是可以一期期地延續,這樣更為主動。但是6.12“指揮部”直接宣佈九龍倉長期罷工。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連日貼、撕大字報和標語導致很多衝突和停工停航抗議,數百人被捕。警方搜查銀都等左派機構。

6.10香港工人第一回合罷工開始(在此前後,不斷有罷工停工行為)。左派機構第一枚土製炸彈被放置在北角電車站,幸而沒有爆炸。

6.12千餘工人召開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大會:隨時投入更大戰鬥。

6.13外交部再提最強烈抗議。

同日港澳工委書記梁威林抗議港府發“遞解令”,警告要“徹底粉碎”英帝國主義在香港的反動統治。

十一個行業停工一天。

 

1967.6.14 如何應對港英遞解左派二十七人出境問題和不同系統分工有矛盾的問題;決定派人去廣州。

討論港澳工委和鬥爭指揮部的關係。

 

六七筆記 6.14全國總工會匯一千萬元支持香港採取罷工、罷市、罷課等手段與港英對抗。

周恩來派姚登山到廣州處理香港問題。

1967.6.16 港府如何解讀《人民日報》社論:①中共不會全心支持六七暴動,②可能拖幾個月,③5.22後象徵性罷工,小而令人頭痛。港府並指示各教會作最壞準備,應付長期戒嚴。評估英國在香港的利益。

 

六七筆記/ 6.15港府新聞處公報稱搜查並吊銷左派戲院的牌照。

6.17港九各業工人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發言人,抗議港英“挑釁”並嚴重警告。

 

1967.6.19 香港如何處理罷工工人:全體解雇,先開除頭頭和積極分子,其他接受登記復工。

評估鬥爭形勢,部署鬥爭策略,提出不應把勝利條件放在軍事行動上。

 

六七筆記 6.20鬥委會決定為“徐田波、黎松、曾明三位烈士治喪”。
1967.6.21 香港城工委張X告鬥爭指揮部一狀。

 

六七筆記
1967.6.22 港英策反和鬥爭指揮部存在的問題。 六七筆記 6.22港英突襲樹膠塑膠業總工會時工人諸永山被槍擊身亡。

 

1967.6.23 工人諸永山被打死;評估美國在香港的軍事活動、對六七暴動的態度;評估中共在香港新界和學界的實力。 六七筆記 6.23二十多個工會發表《聯合大罷工告各業工友書》。

6.24周恩來接見贊比亞總統時強烈譴責英帝國主義對香港愛國同胞的殘暴鎮壓。

 

1967.6.26 灰線暴露問題;罷工罷市引發的對港供應問題;是否期租船、瓜果船、轉口貨船一律不去香港等。

香港鬥爭指揮部宣佈全港長期性罷工。

六七筆記/

證明材料(1971.10.27)

6.24香港第二回合罷工,20個工會工人聯合大罷工。

6.25鬥委會號召更大規模的罷工、罷市和罷課。港九三十二間左派學校聯合停課一天。

6.25港督戴麟趾回國“度假”,臨行前表明港府有能力令香港恢復正常。

6.26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向英國駐華代辦提交照會。

 

1967.6.27 有人提出“為了積極支援我們的抗暴鬥爭,請速供應700打甘蔗刀。”吳荻舟意見:這不應搞,還是要搞文鬥。

有關出口公司接到香港急電要求即付700打甘蔗刀,向吳荻舟查詢,吳荻舟指示截留在深圳。

 

六七筆記/

三一八交待

6.27港府發言人稱左派的“大罷工”失敗,改為採取種種威嚇手段。
1967.6.28 周恩來指示:長期鬥爭,政治鬥爭,當地鬥爭的方針不變。

討論暴動以來香港經濟,銀行存款被提取佔總存款四分之一。

記錄聯合辦公室有一股急躁情緒:領導怕右不敢抓,阻礙了貫徹周恩來關於“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的指示。有一天爭論很激烈,幾乎吵起來。

六月底七月初,香港群眾線黨組織反映,“指揮部”向他們要了二三百名群眾骨幹名單,放在已被港英監視的“指揮部”。吳荻舟考慮到這是違反周恩來關於群眾線工作方案的指示精神,立即通知“指揮部”把名單銷毀,以免萬一指揮部遭襲擊,名單落入港英手中,群眾線組織有可能遭嚴重破壞。

六七筆記/

318交代材料/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6.28《文匯報》稱“港英在政治上、文化上、經濟上(特別是經濟上)遭受到空前沉重的打擊”,“繼續下去,(港英)非徹底垮臺不可。”

國務院對外貿易部發《關於立即停止對香港發運貨物的緊急通知》。

正常貿易中斷,內地分批以各省市人民名義送大米給香港。17,000只豬滯留深圳。

6.29港九工商界小販、百貨、糧油、食品、土產山貨、南北藥材、建築材料、出版印刷等五十九個鬥委會宣告罷市四天。

華潤、五豐行等五十九個鬥委會宣佈聯合罷市。

香港《華僑日報》社論呼籲採取緊急措施應對中共發動的罷工罷市。香港輿論普遍譴責暴動,金庸旗下的《明報》也屢屢批評左派的做法。

 

1967. 6.30 暴動存在的問題:核心未建立起來,問題未研究透徹就做決定,頭腦發熱。

 

六七筆記 6.30周恩來召見港辦,提出原方案不切實際,要另擬新方案。
1967.7.1 罷工情況;據反映1英警退出多,加入少,2港英對華籍員警不信任,3五個英國警官受聘後不來——辦公會認為這說明香港人心向背。

 

六七筆記 7.4《人民日報》“反英抗暴”第二篇社論,調子降低,但仍鼓勵“鬥爭堅持到底”。

 

1967.7.7 收到的消息:據悉港九邊境各區華籍員警現已全部調離,改由英警幫辦接替。 六七筆記 7.7左派報紙披露有個“四人暗殺名單”,這四個人是徐家祥(時任署理華民政務司)、李福樹(立法局非官守議員、東亞銀行董事)、彭富華(新界鄉議局主席)、查良鏞(即明報社長,武俠小說大家金庸)。

 

1967.7.8 新界群眾成立“鬥委會”。

七月上旬,有人私下把劉寧一在一次會上歸納的順口溜作為方針指示捅出去。 “聯辦”為此召開批評會。會上吳荻舟一再強調“聯辦”不是一級黨委,是周恩來的辦事機構,不能頭腦發熱,不能下指示。未經總理批准的意見不能傳下去。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8沙頭角發生激烈槍戰。五名香港警察、一名大陸民兵死亡,八十名港警被圍困五小時。

外辦副主任劉寧一主持討論後歸納新方案為十六個字:香港癱瘓、九龍大亂、陳兵邊境、打破邊界。

7.9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召見英國駐京代辦,遞交照會抗議“沙頭角血腥暴行”。

1967.7.10 沙頭角槍擊事件,提出加強沙頭角鬥爭的政治影響。邊界活動目的是支援主戰場,推動主戰場,不能喧賓奪主。

辦公會討論存在的問題,認為罷工發展不平衡,是由於思想工作未做好是主要矛盾。

①思想未一致。

②組織還有缺點。

③對敵人、對自己的力量未掌握。

記錄7月中旬,廣州海運局的一位處長和一位保衛科長經交通部介紹,來向吳荻舟反映:香港“指揮部”說中央指示:把穗港線輪船上的護航武器(包括機槍、步槍、手榴彈等)運上岸(香港)武裝新華社、中國銀行、招商局。當時《星島日報》刊過一條消息:港英正追查一個大木箱的下落。吳聯想到如港英追查,萬一暴露上述三個單位有武器,他們即可依法查封。這和周恩來“仍然是當地群眾的政治鬥爭”的指示也不符合。吳告訴他們,中央沒有這樣的指示,“聯辦”是唯一下達指示的渠道,今後這類事,請先向“聯辦”反映,已搬上岸的部分武器,等請示後處理。後來周恩來果然指示“立即安全撤出來”。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10/12周恩來談對香港不動武[12]:“在香港動武不符合我們現在的方針。昨天,主席講了,還是不動武。”

7.11新華社記者被捕,外交部和香港新華社梁威林抗議:“一切嚴重後果應由港英當局負責。”

騷亂持續,港府宣佈整個香港島北岸全部宵禁,陸續對部分左派機構領導人和參加遊行示威的群眾、學生展開搜捕,封閉銀都等左派機構,搜查國貨公司等。

7.12首枚炸彈在大埔鄉事委員會爆炸,啟動炸彈浪潮。

7.13《明報》批評左派燒巴士電車、打司機、殺警察不得人心,左派報紙猛烈還擊。北京新聞界千餘人到英國駐華代辦處抗議。

7.14警方搜紅磡勞校。

7.16警方搜銀行職員宿舍。

1967.7.24 評估形勢和實力:海員罷工對海運的影響多大?堅持下去有無困難?為了打擊美帝侵越的軍運,在香港和越南的船,能控制多少?大搜捕有多大損失?(傳說戴麟趾帶了500名單回英國。)

七月下旬,“聯辦”送一個報告給周恩來[13],要求批准照會英國代辦,限港英48小時內,全部釋放反迫害鬥爭中被捕的我方人員,否則,一切後果由港英負責。吳荻舟考慮照會送出後,如港英不做相應反應,我們對下一步沒準備,將陷中央於被動,因此吳荻舟請錢家棟把報告壓一壓。當時吳荻舟已處境困難,在那次和錢通話時談到有些事“聯辦”事先不知道,等知道後香港已幹起來。錢說,他們那裡的壓力也很大。

六七筆記/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在外辦五年多的工作(1967.9.28)

7.17港府鐵腕“掃蕩”,鬥委會號召“立即行動制裁”。

7.18警方搜華革會。

7.19港英當局判新華社記者薛平入獄兩年。

7.20港府憲報號外公佈立即生效九項緊急規則,例如散佈謠言引起公眾恐慌等均屬違法。

7.21北京軟禁路透社記者。

7.24英國研究在香港設立小型核武以阻止解放軍強行進入,後以不切實際而放棄[14]

1967.7.26 記錄被要求交待問題。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7.25警方多處搜到訊號槍、氣槍、鐵枝、鏹水等武器和標語傳單。

7.26一天有八處爆炸。

7.27 曾佈置撤出在香港被運上岸的交通部護航槍支手榴彈,這天接到報告已撤出。

 

三一八交待 7.27大批軍警突襲三間左派國貨公司。
7.27-28 討論對過去鬥爭的看法:

1、過去對英鬥爭是右的,鬥爭也是不狠,小勝便滿足了。

2、過去對大資產階級也是右的。

3、對基本群眾不做工作,過去只做那些上層統戰工作。

六七筆記 7.28廣州軍區會議研究對香港動武的三個方式[15]:中印邊境式;沙頭角式;武工隊式。

7.29軍警對港九各地左派機構展開大規模搜查行動。

7.30又有記者被捕。同日港九各地發現二十幾個炸彈,由軍火專家引爆。

7.31軍警搜查三個左翼工會。

8.4政府強攻左派據點僑冠大廈、新都城等。

 

1967.8.5 吳荻舟被撤出聯合辦公室。 我執行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不是左傾路線 8.5文錦渡邊境有中方搬運工人越境搶奪港英軍警槍械並逼迫港英寫保證書。8.7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發表“八七講話”,煽動紅衛兵衝擊外交部,“奪權”,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接管了外交部。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肯定香港左派“用一切必要的手段進行自衛反擊”。

 

1967.8.8 外辦開會批判李一氓。周恩來曾說他“一到緊急關頭,就政治動搖”。

 

六七筆記 8.8“鬥委”之一中華書局董事長吳叔同逃到臺灣,獲蔣經國接見。

8.14中國外交部照會英國駐華代辦處,提嚴重警告。

8.17《香港夜報》等三份左派報紙被令暫時停刊。

8.19中央失去對外交部業務的控制權。

港府查封《香港夜報》等三份左派報紙,逮捕負責人,判囚三年。

8.20香港清華街兩幼童被左派放置的炸彈炸死。

中國外交部發聲明,限港府在四十八小時內撤銷三報停刊令及釋放被捕報人。

8.22外交部限期過後,發生火燒駐京英國代辦處的嚴重外交事件。

8.23周恩來批評外事口文革的極左行為(包括火燒英國代辦處);向毛澤東力陳“極左”對香港造成的危害;重掌外交大權。

8.24香港商台節目主持林彬被“鋤奸隊”燒死。

 

1967.8.26 吳荻舟被隔離審查。 8.26周恩來傳達毛澤東指示,隨後王力、關鋒被隔離,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

8.28港英警方在港九各地接穫十五宗發現炸彈的報案。一名軍火專家殉職。

8.29發生千人騷亂,警方擊斃一人。搜查發現真假炸彈。

8.31周恩來接見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黨組成員,批評姚登山到處講話作報告,散佈“打倒劉、鄧、陳”,是極左,影響外交工作。

9月只餘零星事件。

9.18周恩來接見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對外文委的領導幹部時批評姚登山“昏昏然”,“個人主義膨脹”、“非常猖狂”。

11-12月

周恩來召香港工委到北京,滯留兩個月冷靜頭腦,停止暴動。

1968.1.1-3周恩來接見港澳會議代表,正式下令結束暴動。

 

1970.10.3

 

當時思想上很明確,不馬上解放香港。但是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和因為澳門反迫害鬥爭勝利的影響,結果我在鬥爭目的上,同意了工委提出來的意見。而在決定鬥爭策略上,因對港英和澳葡這兩敵人的具體情況和主觀力量情況未加以分析,所以當極左分子干擾、工委提出一些過左的做法時,自己心裡也無數,不敢堅決地反對,有的他們未請示做了,也不敢指出並向領導反映,提出及時批評。

 

幹校日記
1971.10.24 1967年6月7日總理對香港反迫害鬥爭總部署作指示的第二天,即6月8日我的確批發過一個準備用電話打到深圳的便條。原寫的內容大意是朱XX、楊X二人即日返港,請派人去接,方案已經中央批准,請立即行動等。我看了那便條,說方案已經中央批准,我覺得中央還未有批示回來,我不能也無權批發這樣的便條,因此,我改了幾個字,但具體怎樣改,想不起來。

 

證明材料
1973.6.4 1967年5至8月初,領導派我到港澳辦公室工作時,正是國內外階級鬥爭非常尖銳複雜的時候,當時毛主席黨中央關於港澳的長期方針受到嚴重干擾。一開始,便在香港反迫害鬥爭的方針上發生激烈的爭論。鬥爭的過程中不斷出現形左實右的做法和部署:——不請示訂購700打蔗刀,挪用護航武器,要搞限期照會等等。這些做法嚴重違反中央方針和總理關於那次鬥爭的指示,將陷中央於被動,我都設法加以截留或撤回來。

 

給廖承志的信
1986.11.14

 

姚登山等包圍總理,逼總理在報告中簽字,僵持兩、三十小時,醫生護士給總理送藥時說總理有病,不能這樣做,要讓總理休息,他們就是不聽,搞疲勞轟炸,最後總理被迫簽字。總理為此一再向毛主席自我檢討。毛主席說外交大權旁落了四天,你是被迫簽字的,別再檢討了。我進了牛棚,後來反迫害鬥爭如何發展,如何結束,完全不知道了。 從化訪問 1978年初廖承志召開港澳工作會議,《關於港澳工作會議預備會議情況的報告》指出:“1967年香港發生所謂‘反英抗暴鬥爭’,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做法是與中央的方針不符合的。”“企圖迫使中央出兵收回香港,後果極其嚴重。”

1984年12月19日由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與英國首相撒切尔夫人作為兩國政府首腦在中國北京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1997年4月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在《回歸的歷程》中對六七暴動的結論是:“發生於1967年的“反英抗暴鬥爭”是建國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群眾是英勇的,路線是錯誤的,責任在中央。”

 

 

以上《六七暴動易覽表》列出的只是我所掌握的碎片而已,供參考和判斷。

[1] 余汝信著《香港,1967》引用大量當時香港和內地各種觀點的報紙報導、內地已公開的資料如《周恩來年譜》和珍貴的廣東省軍管會文件等;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逐日注釋吳荻舟《六七筆記》並收錄吳荻舟其他有關六七暴動的孤本,參考了英、美檔案,亦有後發優勢,參考了前人著作中的重要資訊。另有張家偉著《六七暴動: 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大學出版社 2012年)採訪了多位來自港英政府及左派陣營雙方的當事人。我認為,研究“六七暴動”,這三本書必須一起讀。還有更多的書,恕難一一提及。

[2] 如無註明,則第三欄文獻日期同第一欄事件日期,下同。

[3]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縣東大街人,曾參加長征、任新四軍秘書長。歷任駐緬甸大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等職務。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投入監獄6年,後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常務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中顧委等。

[4] 孟秋江:(1910-1967)曾任《大公報》、《新華時報》記者,1941年加入中共,1961年接替吳荻舟任香港《文匯報》社長,赴港前任職中共中央調查部。自殺原因始終不明。百度百科關於孟秋江的詞條裡根本沒提62年以後;維基百科說他“文革受到殘酷迫害”,“遭迫害死於非命,身後沒有留下錢財,沒有子女。”

[5] “左得可愛,左得可恨”是陳毅在1958年批評赴京匯報的港澳工委常委祁峰時說的,亦見於鐵竹偉著《廖承志傳》:“祁峰同志,我看你們頭腦發熱,真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你們真是左得可愛,左得可恨喲!”《六七筆記》這一篇顯示,1967年陳毅受到外辦內部極左派的批判,被“翻老賬”。

[6] 四處:根據吳荻舟回憶,香港的工作由廣東省委各部(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領導。1956年曾經把三個部合起來,1957年港澳工委成立後分組織處、宣傳處、統戰處、情報處、保衛處。不過三個部各有矛盾,不久又分開。在吳荻舟遺文裡,我看見過“組織部四處”、“宣傳部四處”(1961年吳荻舟曾任宣傳部四處主任),更多的只是提“四處”,大概就是這個原因。四處是現在“八辦”的前身。坊間也有不同解釋甚至爭論,有待相關檔案解封。

[7] 城工委:香港城市工作委員會,是中共在港澳的秘密工作系統,港澳工委則是半公開系統。

[8] 戴麟趾:(1915-1988)二戰時加入英軍,1950年後在香港任職,1964-1971任港督。

[9] 蕭茲:2019年2月11日在香港逝世,享年93歲,他生前談及六七暴動:“我認為當年為爭取社會公義、反抗港英殘酷鎮壓是正義的,但整個運動過左的行動和目標則是錯誤的。”

[10] 羅貴波(1907-1995):江西南康人,1927年加入中共,贛南蘇區創始人之一。中共建國後歷任軍委辦公廳主任、中國駐越南首任大使、外交部副部長等職務。1970年12月後受審查。文革後曾任山西省省長,省委第二書記。

[11] 5.12第一名死者陳廣生是一名理髮學徒。左派說他是被防暴隊打死,亦有說是被群眾亂石擊中而死,港府的說法顯然是指後者。

[12] 陳揚勇:《苦撐危局—-周恩來在1967》p.354

[13] 此處提及的報告比姚登山插手、最終逼周恩來簽名、導致火燒英代辦的那個報告早一個月左右。根據吳荻舟遺文《路線鬥爭的一些重大現象》,羅貴波去廣州開會期間指定宦鄉主持“聯辦”辦公會議。宦鄉在一次會上提議“照會英駐華代辦,限它48小時內釋放所有被捕人員”,討論結果通過,交給錢家棟幾天後吳荻舟設法把它撤回。而他很快被撤職,“照會”再次發出,演變成“火燒英代辦”外交事件。

[14] 英國解密檔案,見2017年4月30日香港《蘋果日報》以及程翔著《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解讀吳荻舟》

[15] 葉曙明:《支援香港反英抗暴鬥爭》,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343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1絕密文件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1絕密文件

1966年,父親吳荻舟和母親張佩華留下的資料不算多,但是都很有分量。

我手頭有一份下發到外辦港澳組、廣東省委組織部四處和中華全國總工會有關領導同志的“絕密”文件,是父親1966年在前門飯店對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的談話記錄,他那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

綜合各方面資料,這份文件的背景是這樣的:

1966年4月,香港爆發了人稱“天星小輪加價事件”或稱“六六暴動”的市民抗議。來往於港島和九龍之間的天星小輪向政府申請,將頭等收費由2角增至2角5分,二等收費維持1角不變。當時未有海底隧道,未有地鐵,渡輪是橫渡維多利亞港的唯一公共交通,許多香港市民只能靠渡輪上班下班。加價引起社會輿論強烈反應,也擔心帶起加價潮。

事實上,1966年4月1日,港英政府已經帶頭增加所得稅及薪俸稅、汽車牌照費、郵費、廉租屋租金、停車場收費等等。在交通諮詢委員會開會的時候,除民選議員葉錫恩外,其他委員一致贊成批准天星小輪加價。怡和主席、天星小輪董事局主席郝理士更表示,“不願乘搭頭等的人可以選擇搭二等”,輿論譁然。

4月4日,25歲青年蘇守忠身穿寫著“支持葉錫恩”、“絕飲食,反加價潮”的外套絕食抗議,途人圍觀,11名青年翌日加入聲援。

4月5日,警方拘捕蘇守忠,盧麒等前往港督府要求釋放蘇,當晚10多名青年在尖沙咀天星碼頭示威遊行。

4月6日淩晨,警方拘捕了4名示威者,同日蘇守忠受審,香港及九龍出現零星示威。入夜後有約300人在彌敦道向巴士擲石及放火,向油麻地警署擲石及玻璃瓶。出現在各處放火、搶劫商店、攻擊消防局及公共設施的事態,警察亦成為襲擊焦點。警方發射催淚彈772枚、木彈62枚、實彈62發。香港總督戴麟趾在淩晨1時08分宣佈九龍區于淩晨1時30分至上午6時實施宵禁。

4月7日晚上10時左右旺角彌敦道再有人聚集,繼續放火燒車和搶掠商店,更企圖向油麻地警署及旺角警署縱火。政府宣佈宵禁提早在0時30分實施。駐港英軍亦加入協助維持秩序,1名青年死亡,4人受傷,200多人當場被捕。

4月8日,英軍出動裝甲車,警告以實彈鎮壓騷亂,騷亂於當晚平息。

4月9日,超過300人在法庭受審判刑。

宵禁在4月10日解除。九龍地區連續兩晚騷亂,港英政府出動軍警鎮壓,最後造成1人死亡,18人受傷,1800多人被捕,前後不到一個星期結束。期間《大公報》及《文匯報》曾強烈譴責有人破壞社會秩序。

文件左上角有“絕密”兩個字,右邊有張佩華注釋,不過時間有誤。

吳荻舟對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的談話記錄

(圖一:“絕密”文件首頁。張佩華在右上角所注時間“1964年”應是1966年之誤,因為談話中提及的“加價”和“九龍騷亂”均發生於1966年。)

 

文件全文如下:

5月4日晚上,外辦港澳組召集港澳工人觀光團開座談會,搜集意見。觀光團反映:香港群眾迫切要求解放,觀光團成員也有這種感情;對中美戰爭,港澳有相當一部分人希望不打好,或者認為一打起來港澳就解放了;港澳工會工作主要困難是工人受資產階級思想腐蝕較深,覺悟低,等等。爾後,外辦港澳組吳荻舟同志對觀光團作了以下談話:

剛才,你們談了很多,綜合起來是三個問題:1)香港的地位問題。2)中美戰爭問題。3)工作方法問題。我簡單談一談。

(一)香港地位問題

現在我們不解放香港就是因為有美國問題。對美矛盾不解決,香港的問題就不能解決。

現在美帝國主義包圍我們,北方蘇修對我們關門,在這種形勢下,如果我們拿回香港,等於得一個黃埔或青島,意義不大。希望大家身在香港,放眼世界。從香港得外匯不是我們最高目的。最高目的是面向世界。香港是個放射性的地方,是我們跳出去的橋頭堡,如果收回來,便關了門,沒用。我們從香港可以掌握到帝國主義的弱點,可以利用。長期堅持,對我們有利。這樣子比收回來好。

香港工友們看到生活苦,迫切要求解放,沒有看到世界利益。我們從無產階級最高利益出發,從世界革命出發,越遲解放越好。甚至香港要比臺灣解放得晚,甚至要等整個東南亞一起解放。

如果我們在香港的人一批批全被送回來,香港沒有我們的人,失去地位、作用,又是一回事。我們要保持這個點,首先要保持我們的人,長期堅持,長期打算,長期著想。各位生活上苦,工作有困難,但要想到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未解放的人民的痛苦。香港工作是世界工作的一部分,要通過香港跳出去。我們大批的東西、書報,毛主席的著作,從香港大批運出去,影響極大。非洲朋友打遊擊,東西丟光了,唯獨主席遊擊戰的書沒有丟。我們的東西,到香港便能出去(到蘇聯不成,飛機空著也不給我們運),外國朋友可以通過香港進來。

你們的工作做得越好、越深,你們就越能生存,不被攆出來。即使美帝打上去,你們身上也沒共產黨、進步分子的字樣,工作做得好,可以隱蔽。少數人被攆出來,大多數還可以堅持。因此,香港地位問題與我們的工作有很大關係。我們政府暫時不解放它,甚至長期不解放它,長期堅持。

(二)中美戰爭問題

帝國主義本性決定,我們必須長期備戰。帝國主義存在,世界上就有戰爭。既然如此,就要備戰。備戰不等於我們主動去打,打不打,什麼時候打,決定於美帝。美帝能否打得起來,又決定於他的條件。只是我們準備得好,不怕他什麼時候來。

美帝現在騎虎難下,主觀上無法指揮戰爭。我們必須準備他發狂,打進來。

備戰有兩個意義:一是做長期準備,對付美帝;一是準備他突然發動戰爭。中美戰爭打不打,有兩個可能性:一是打;一是晚打,甚至不打。戰爭的發展,很難說。總之要準備好。

如果要打起來,是否解放港澳?要看我們國家的情況。估計不會用港澳地方作戰,那地方小,英雄無用武之地。如果打起來,你們也不會離開香港,可以在香港堅持下來,就是最大勝利。中央同志說,如果你們腦子裡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對工作就有害。對世界革命就不利。中美打不打,打起來香港解放不解放,你們不能想得太多,想多了,不安心,對工作不利。

香港作用很大,我們還不想收回來。因為作用大,你們的任務很光榮。

(三)英國的態度

英國人想長期在香港,但又怕不能長期。他們在香港有油水,我們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維持現狀這點上是有一致的語言的。他現在也不想搞翻我們。他的目的,是要從香港多拿幾個錢,一年拿幾十萬。我們呢,要拿整個世界。他不知我們的底,怕我們不給他長期。現在多少摸到了我們一些底。

最近,香港正式公佈加了價。港英搞鬼,弄假。他一方面裝民主,說向倫敦反映群眾反對加價;一方面照樣加了價。這是玩騙術。他裝假面子,沒想到卻假出了亂子。「華革會」貝納祺和葉錫恩[1]為了搞假民主,爭取群眾,收買了幾十個人,表面上出來反對加價,誰知後面跟上了14K,黑社會勢力,乘機搗亂,發生了九龍騷亂事件。英國人看到事態再發展下去不成,怕被臺灣利用,趕忙採取措施,連機場、電話都關閉了,和臺灣斷絕聯繫,甚至還抓了一批可疑的人。中央同志說,香港政府對於臺灣的搗亂心裡不怎麼喜歡。因為過去英國容許美蔣分子在香港搗亂,我們警告過英國政府,記了他一筆賬。加上一騷亂起來,要打爛港英好多東西,又在政治上給他塗污點,影響他的威信。有此,我們在香港工作的可能性很大,必須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當然,英國是想搞我們,但又怕我們。

(四)工作方式方法問題

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要學習白蟻的精神。做到了這樣,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

要學白蟻的話不是我說的,是中央同志說的。

你們這次回來,學了不少東西,有用,但也不能照搬。否則你們在香港站不住。你們不要以為反正身邊有幾十萬工友,隨便鬥他一場不要緊。

你們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聯繫群眾,生活上樸素。生活困難一些,為了世界革命,準備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

個人意見,僅供參考。

 

以上是文件全部內容。

這份“絕密”文件反映出來的“香港群眾”“反殖思維”和“解放香港”的心態我是可以理解的。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末,香港處在二戰後社會復原以及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兩個不同時期之間,群眾生活仍然艱難,港英政府並不重視底層的民生。我的童年記憶中就有山邊那些一下雨就叮咚作響的鐵皮屋和衣衫襤褸的街童。父親那個時代的香港本地左派幹部和群眾很多都經歷過戰亂、逃難,領教過國民黨的貪腐;外派幹部大多曾參與反饑餓、反內戰、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如今內地“革命成功”,殖民勢力被趕跑[2],國民黨政府偏據臺灣,香港卻還要受港英統治。想來不論是香港本地幹部或者像父親那樣早年來港的“在外幹部”,還是新政後從內地來的外派幹部,都有反殖民主義統治的思想基礎和“解放香港”的抱負,有著隨時準備搞“革命”的心態。用現在的話說,“像‘白蟻’一樣”反殖是“政治正確”。

不過截至60年代末,香港人口從60萬[3]膨脹到300多萬,其中絕大多數是一波波逃離中國大陸的難民,成分非常複雜,簡而言之共性就是不想或不能留在內地。中央政策經歷了短暫搖擺之後,出於全盤考慮,不欲“解放香港”而是明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如果左派幹部和群眾能夠在殖民地香港合法維權,隨著香港轉型,生活改善,立足香港,為內地提供各方面支援,或許心態和效果會大不一樣。

但是,“如果”和“或許”都沒有發生,左派幹部中一直存在那種按捺不住的反殖民主義情緒,中央決定“不解放香港”,他們只能忍耐和待機。“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實際控制HK”(見第5章香江歲月第11節和第12節港澳工委秘書長黃施明1959年對香港左派的批評),部分左傾幹部和群眾的心態脫離了中央“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也脫離了香港大多數居民。

父親的談話基調顯然是安撫、緩解這種情緒,強調“長期方針”的重要,“中央同志說,如果你們腦子裡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對工作就有害。”“你們不要以為反正身邊有幾十萬工友,隨便鬥他一場不要緊。”

由於中央的“冷處理”,1966年的“六六暴動”沒有發酵,由港英政府“鎮壓”了結。

寶塔山下,延水河畔,港澳工作“四巨頭”合影。很多圍觀群眾。

吳荻舟陪同港澳工委和報界國慶訪京團到延安參觀。當時港澳工作“四巨頭”合影。右一孟秋江,右二梁威林,右三吳荻舟,右四祁峰。左一是周明。

(圖二:1966年11月,父親陪同香港工委和報界國慶訪京團到延安等地參觀,由左至右:周明,祁峰,吳荻舟,梁威林,孟秋江。)

關於這份文件中提到的葉錫恩——就是前面提及的交通諮詢委員會開會時唯一反對批准天星小輪加價的民選議員葉錫恩,在這裡插一段題外話。

1991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教授譚汝謙介紹我到杜學魁任會長的“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做義工,杜學魁即葉錫恩的丈夫,我得以近距離觀察他們伉儷。

我在“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做日語翻譯義工。當時“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和港日學者、律師合作研究香港被日本佔領三年零八個月期間遺留的“軍票”問題——日本在香港發行的戰時“貨幣”,日本投降後成為廢紙,許多香港市民一夜之間變得一無所有,他們手上至今持有“軍票”,欲通過和日本政府打官司討回公道——可是眾所周知,日本方面以“時限”已過為由,駁回了多起“索償”官司,討回公道的路十分艱難,軍票案也一樣無果。耳聞目睹杜會長為這個會勞心勞力,我和其他義工都受到鞭策。

杜會長是內蒙古包頭人,他在自傳裡寫道:七七事變時讀初二,日寇攻來,隨校西逃,渡黃河,過騰格里沙漠,一直走到重慶,1950年來到香港。杜會長和葉錫恩自1954年從一塊地皮、一頂二手帳篷起家,在徙置區創辦暮光英文書院,葉錫恩任教所有英文科目,杜學魁任教所有中文科目,為清貧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機會,漸漸把暮光英文書院建成了一個包括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含大學預科)的綜合教育機構。兩人也從共同抱負結緣,1985年結婚時,葉錫恩七十一歲,杜學魁六十三歲。

他們同屬社會名人賢達,為大眾實實在在做事。香港回歸後葉錫恩獲委任為臨時立法會議員,也是香港首批大紫荊勳章得主之一。在臨時立法會議員任期完結後,她決定退出政壇。杜會長任職“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主席二十年,1988年創辦香港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並任主席,後共同發起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並任主席,杜會長晚年還任“香港公義促進會”主席,2001年在港病逝,享年79歲。葉錫恩則是2015年在港逝世,享年102歲。

雖然在父親留下的文件裡,出於意識形態之爭,指葉錫恩是“搞假民主”,但是她和杜校長的奉獻精神也得到港英政府、特區政府和社會的普遍肯定。尊重歷史尊重事實,這是我在香港學到的一課。

[1] 葉錫恩:Elsie Hume Elliot出生於英國紐卡素貧民窟,紐卡素大學畢業,1946年到中國江西傳教。1949年南下到香港,熱心為香港社會基層爭取權益。1960年代,有香港市民向她反映香港警察收取保護費等社會不公的事,她在明察暗訪之後直接到英國遊說,促成香港成立廉政公署。1963-1995年出任香港市政局議員,香港回歸後也曾擔任港事顧問等公職。2015年去世,終年102歲。

[2] 租界在中國被視作主權喪失的象徵,1927年開始,各地的租界被中國政府陸續收回。

1917年,收回了漢口德租界、天津德租界和天津奧租界。

1924年,蘇聯宣佈放棄原俄國在華租界(天津和漢口)。

1927年1月3日至1931年1月15日國民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鎮江英租界,廈門英租界,天津比利時租界。

1943年3月30日,日本將杭州、蘇州、漢口、天津四處日本租界交給汪精衛政權。法國放棄在華租界。

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宣佈收回所有的在華租界,自此租界的歷史基本上在中國宣告結束。新界等租借地1997年得以收回。

[3] 香港人口:香港1941年12月25日淪為日治前有160萬人口,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期間經過自願或強制回鄉以及非正常死亡剩下60萬,1950年人口增至220萬,60-70年代雖有遷入遷出的波動,人口基本徘徊在350萬左右。

吳荻舟張佩華和三個小孩子(小兒子三女四女)合影,背景是天安門城樓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政治發行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4 政治發行

 母親張佩華留下在中影公司的工作記錄不算很多,不過其中有一個殘缺的筆記本,是母親手抄的《中影對港澳地區發行方面所執行的修正主義黑線》黑材料,由中影“紅色造反團”和“長征戰鬥團”1967年9月整理,作為“內部批判材料”。母親多年後旁注:“回頭再欣賞一下變色龍的本色”,“這個反面材料幸未及出籠,也就保全了‘作者’們的名節,嗚呼!如何總結?但材料可以正面使用,HK演出。”感謝母親留下的資料及提示,我也“正面使用”一下,瞭解當年港澳電影發行有些什麼具體業務,順便看看造反派怎樣“大批判”。

材料從1958年開始羅列罪行,那時母親還在香港的南方公司做經理室秘書,沒有直接從事發行業務,故略過,從1962年起撮要如下:

1962年

反革命分子洪臧於四月召開南方公司(香港南方影業公司)業務黑會,提出提高業務品質,做好演出節目安排,以加強政治影響和爭取更多的外匯收入(至少爭取不低於1961年的結匯數),規劃為90-100萬港元。南方公司提出書面報告: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和《劉三姐》兩片收入估計均可超過50萬;國產片《梁祝》、《追魚》、《楊門女將》、《搜書院》、《秦香蓮》、《天仙配》等都在港澳和海外取得不俗成績,如果每月能夠出口一部影片,則估計每年國家外匯收入可以達到港幣240萬,南方份內也可以增加60萬元收入。

洪藉口“支持”香港“進步”電影事業,緩和國內製片的困難,與HK製片商大搞合作拍片。當時“珠影”已與香港合拍了《韓江花似錦》和《荔鏡緣》,洪破例預先支付給珠影35萬元人民幣的版權費。

洪6月間積極參與了夏(衍)、陳(荒煤)、孔筱、辛冠潔等在外辦召開的合拍片黑會,確定具體方案,實際上就是一個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黑綱領、宣言書,是投靠資本家的賣身契。

1962-1964共與香港合拍19部影片,國家的投資共達(即公司支付的版權費)人民幣966萬餘元,而港元投資(即進口膠片和零星器材的折價)約為人民幣88萬元,僅及全部投資額十分之一。港商坐享其成,國家損失幾百萬。

1962年7月在香港展出的“中國美術電影展覽”,宣揚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盤踞電影界的所謂功績。用被歪曲的孫悟空形象,“強調不怕一切,不被正統壓服”的反革命精神,為被罷官的反黨分子搖幡招魂,《伏虎神童》宣揚階級調和。

香港國泰戲院,過去是我們映出的基地,但因當時南方沒有控制更多的放映單位,國泰時常在排片上挑剔找茬,甚至故意拒絕排映如《黃河飛渡》這樣一些反映我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影片,而故意選擇一些黃色影片映出。另方面則繼續積壓拖欠南方的片款,向其催收時就故意非難南方,甚至以賣掉戲院相威脅!洪等投降主義!一再遷就讓步這樣唯利是圖、驕橫跋扈的資本家,所以國泰老闆動輒以到北京找他們解決問題威脅南方。

這一年,南方發行的10部長片中還有歪曲民警形象的《今天我休息》,宣揚資產階級人情味的《涼山明珠(達吉和她的父親)》,歪曲階級鬥爭反對武裝革命的《劉三姐》,鼓吹個人復仇的《秦娘美》等。

1963年

由反革命組織“二流堂”骨幹唐瑜撮合,於五月間與香港福祿公司簽訂合同,將一批30年代的影片和一批解放後的舞臺戲曲片經由該公司發行港澳、東南亞各地放毒。1963-65年,共輸出30年代和日偽時期的毒草影片16部,如《家》、《春》、《秋》、《船家女》、《夜半歌聲》、《大路》、《姐妹花》等,其中《馬路天使》、《十字街頭》、《還鄉日記》、《萬家燈火》等由資料館直接提供。解放後的戲曲片有《百歲掛帥》、《雙推磨》、《一文錢》、《武松》等8部。

福祿公司是中僑委走資派籌集的僑商資金、打著所謂“愛國”、“統戰”的招牌,以所謂“灰色姿態出現”的第二線發行機構。

63年1月,洪把南方副經理找到北京來,直接與陳(荒煤)商談國內製片廠和香港方面合拍片,對抗康生、江青同志,用合拍片向党向無產階級專政進攻。南方副經理寫了一個關於“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說什麼:“1961年開始,國內因膠片困難,產量減少,加上製片題材內容,多不適應輸出港澳及南洋各地,部分戲曲片製作,轉為與香港各有關製片單位合作,沒有安排給南方公司”,“由於排片減少,工作清閒,內部矛盾也越來越多,加上公司收入少,支出大,國家外匯任務無法完成,職工思想就更波動。對公司生存、個人工作前途都產生懷疑和不安。”

本年在香港演出的七部影片中有宣揚所謂“和平、幸福生活”的《花兒朵朵》,醜化勞動人民、充滿低級趣味的所謂喜劇片《女理髮師》,抹殺階級鬥爭、宣揚人性論的《李雙雙》等。

洪於1963年2、3月間途經香港去印尼時,對南方負責人和全體職工說:今後國內影片的生產,現代題材較多,但不一定都適合海外市場,特別是能賣座的戲曲片,又多作為合拍片給別人。因此,要解決南方目前的困難,除了現有儲備下來的節目外,每年應該爭取三四部合拍片給南方。將來如能解決專為輸出拍片,南方的困難就更好解決。

1964年

洪又給南方開了一條管道,由南方供應膠片,中影擔付國內拍攝經費,由局安排每年拍攝幾部適合於海外市場需要的較高品質的影片(如大型紀錄片、戲曲片或其他種類的影片),對外仍以國產片名義輸出發行。對外發行的影片,仍然是不要毛澤東思想,不要無產階級政治。

洪給南方提供了這樣一張1964年的黑貨單:所謂軟性歌舞、雜技片如《彩蝶春燕》,販賣投降主義、借古諷今、為右派分子翻案的《桃花扇》,以神奇幻想手法毒害青少年的《寶葫蘆》、《小鈴鐺》,歪曲勞動人民、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滿意不滿意》,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柳毅傳書》、《三滴血》、《竇娥冤》、《孔雀公主》,愛情至上的色情片《阿詩瑪》等。此外還有“離經叛道”論的標本、集資產階級、人情味、人性論之大成的《早春二月》、《舞臺姐妹》等。

經過將近一年準備的科教片展覽,6月以“今古奇觀”為名展出。這是歷年來在香港搞過的“優秀影片展覽”、“百花齊放戲曲影片展覽”、“美術影片展覽”的繼續,是一系列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路線的罪行。“今古奇觀”節目中包括毒草片《貓頭鷹值夜班》和《花為誰開》。

報給舊電影局一批供香港(主要是過往華僑)做內部招待映出的影片名單上,別有用心地開列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訪問越南、印尼、緬甸、柬埔寨和朝鮮等五部毒片。

1965年

中影公司走資派以“突出政治”掩蓋過去推行的文藝黑線,竟強調說香港是“瞭望台”,是交際處,是國際碼頭,爭取自由外匯,進行國際宣傳的地方,但是“香港95%以上是中國人,有進步、中間落後的群眾,所以宣傳上是高、中、低調大合唱”,“香港究竟發行什麼片子,凡是健康無毒的片子都可以放映,高中低調都有觀眾。由於觀眾的覺悟還不高,必須等待”。“南方應以政治發行為主,不是為了賺錢”,根據這個調子,當然決口不談毛主席1963、1964對文藝問題的兩個偉大批示,公然肯定1964年,對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舊舞臺戲曲片力加維護,說什麼其中“也有反惡霸、反封建、宣傳愛國主義和教人向上向善好的一面,對於港澳觀眾來說,還有其進步的意義”。

1965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有極力美化統治階級、侮辱勞動人民、宣揚才子佳人的《孔雀公主》,歪曲農村青年精神面貌、醜化革命幹部的《我們村裡的年輕人 下集》。為中國赫魯雪夫樹碑立傳的《燎原》,宣揚錦標主義、個人奮鬥、名利思想的《女跳水隊員》,為罷了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牛鬼蛇神叫冤的《竇娥冤》,還有把漢奸寫成正義愛國、歪曲革命同志和革命母親的《野火春風斗古城》。還有第二個“今古奇觀”科教片展覽。

1966年

4月,洪批准把《一江春水向東流》這個美化國民黨反動統治階級、醜化勞動人民形象、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大毒草繼續寄供拷貝給南方發行。革命群眾對當時還在港澳及海外地區發行的大批有嚴重問題的毒草、壞片,提出必要進行清理,要求參照江青同志在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分類批判的影片處理。

在京觀禮的HK進步新聞界對南方還在繼續上映帝王將相才子佳人以及其他壞片很有意見,並指出不久前在港映出的《孔雀公主》、《冰山上的來客》等片影響很不好,他們說“不瞭解南方為什麼和國內完全不一樣?”後來才在革命群眾的堅持下通知南方撤下一批壞片、毒草片。

就在這個時期,港澳地區還在上映為舊北京市委彭真等一夥反革命集團塗脂抹粉、歌功頌德的《紅色背簍》,其他還有《柳毅傳書》、《畫中人》、《劉三姐》、《風箏》、《乘風破浪》等毒草,這種現象直到1967年1月,中影公司革命造反派起來奪權,才得以制止。

公司領導喪心病狂地在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小將的電影上突出劉、鄧,送到港澳地區映出,直到外地來京串聯的電影界革命群眾和中影公司的革命群眾起來造反,才制止了在國內外映出。

這一年輸往港澳的影片中,還有美化舊北京市委的《山村姐妹》,攻擊人民公社、歪曲農村階級鬥爭、污蔑党的領導的《龍馬精神》,美化敵人、歪曲我軍英雄形象的《三進山城》以及《苦菜花》等。

借一句當年大批判的流行語——“是可忍,孰不可忍”,歎一聲,造反派的批判其實更像“歌功頌德”吧,佐證了在翻雲覆雨的政治風浪中做電影發行需要多頑強。尤記得父親在香港時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擔心“白開水方針”將來會“被批判,不得了”,沒有幾年,他們的擔心果然應驗。

母親在上述業務中的角色我只可以自行想像[1]

有一件事,這份黑材料絕口未提。

1963年,香港南方影業公司王逸鵬在香港從辦公室跳樓自殺。根據母親1986年4月應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局人事處要求給他寫的證明,他是民盟成員,母親1958年調任南方經理室秘書後,即是以民盟身份聯繫他。他和許敦樂分任南方正副經理,領導他們的是中共黨員楊少任。南方雖然是在香港註冊的公司,實際上是中影的分支機搆,業務由中影領導,人事、政治則由港澳工委領導。

母親調離南方公司時,港澳工委成員陳昌明(任職中調部、國家安全部)、李學曾(公安部)都是當時南方公司的掛名副經理,只是偶然參予業務。

跳樓事件就發生在黑材料提及的1963年3月中影公司總經理洪臧、科長許蔚文赴香港和印尼視察業務期間。事後母親聽說,3月7日洪臧召集南方正副經理討論上年工作總結和當年工作規劃,參加會議的除洪臧、許蔚文外,還有王逸鵬、許敦樂、陳昌明、李學曾。會議結束時,已近中午。王逸鵬回到辦公室,即開窗跳下(他的辦公室緊靠臨街的窗),跌在中國銀行門樓頂上死去。據說他沒有吸完的香煙仍在辦公桌上燃燒,會議參加者當即撬開王的辦公桌抽屜(洪臧的檔放在裡面)取出檔離開。港英警察曾來現場搜查,沒有發現可疑,王的妻子也沒有提出疑問和指控,順利下葬。

母親在香港和王逸鵬共事三年,到中影後繼續負責管理南方公司業務,對他有所瞭解,力證他是舊社會過來的愛國商人,他愛新中國,靠近黨,一心想做好南方的發行業務。他對於當時影片業務以政治發行為主、不強調賺錢的政策不能理解,為打開海外市場,內地支持香港某些國語粵語公司和內地合作製片,不讓南方公司參加,很不理解(見黑材料“南方副經理”寫的“目前在發行上存在的困難及對合拍影片的建議”)。思想包袱很重,曾吐露擔心組織不信任他。

他和許敦樂一向有矛盾,每年一起來北京彙報工作,幾乎都發生互相指責的事,有關領導總是教育王逸鵬,批評許敦樂,要他幫助王逸鵬,搞好和王的團結,但是兩個人始終存在距離。對此王曾流過眼淚,覺得國家不瞭解他為國家做生意賺外匯的心意,又擔心是不是不信任他,產生自卑。

母親說王許互相向中影告狀的信件,中影公司均有歸檔保管,有文字可查。中影老一輩的領導也都可以作證。

母親說:在和王共事期間,沒有聽說組織對王有任何政治上的懷疑,也沒有發現王有政治問題,他愛党愛國忠實於南方業務,但是經營性跟不上當時黨的政策。

聯繫到“造反派”黑材料所透露的情況,不論“政治發行”是對是錯,不論正副經理誰是誰非,可以肯定的是,內地政治對南方公司的業務乃至人事影響十分重大,王逸鵬正是這種局面的犧牲品。兩份材料對照,更感可悲的是,這一個生命被消隕,並沒有驚擾到任何人,甚至不夠資格列為“走資派”的罪行。

再看母親另一本筆記(1965年11月11日至1966年4月21日),不禁啞然失笑,那些年月,各行各業包括我們在學校都有很多這樣的“開會”、“學習”:

1965年

11月11日,上午傳達文化部政治會議總結,下午討論。

11月12日,上午洪經理召集會議,佈置年終總結,年中評獎。

11月26日,一個上午聽了七位同志談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和心得。

12月2日,搞年終總結。

12月22日,學習《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12月23日,座談會,討論五個問題: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物件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12月29日,下午討論“座談會”的前言部分。

1966年

1月5日,學習“座談會”。

1月17日,評獎會。

2月4日,薛經理傳達陳總講話精神。

2月11日,向洪臧同志彙報思想。

1966年2月17日筆記顯示,母親到了邢臺。她是1966年2月16日離京去邢臺參加四清、1966年7月4日回京的,這就是妹妹前面所講,“媽媽去四清了,爸爸暫時負責我們的日常生活”那段時期。

[1] 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提供的資料,文革前,三間左派電影公司長城,鳳凰和新聯每年平均拍片16部,追求導人向上,叫好叫座。文革業務停頓十年,人心和經營受到嚴重破壞。1982年成立銀都機構,把長鳳新剩下的人員集合起來重新出發。新聯1952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10部;長城1950年成立至加盟銀都前,拍片160餘部;鳳凰1953年成立至加入銀都前,拍片110多部。借機會立此存照。

香港旱災期間,市民家家戶戶大桶小桶排隊等候放水

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2東深工程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2 東深工程

在父親吳荻舟的回憶錄提綱手稿中,關於回京後的工作,僅提及“抓了東深供水工程的後勤”和“四清”。

父親“文化大革命”後、至少1983、1985和1986幾次去南方出差、遊覽都特意在廣州、深圳和當時及現在的幹部回顧這項艱巨工程。1986年接受劉先秀採訪的時候也提及東深供水工程,顯然這是他非常看重、印象深刻的一項工作,他為有幸參與這項造福香港的工程感到高興。

關於東深供水工程,要從1962年9月至l963年5月大旱說起,當時廣東長達9個月沒下過大雨,水塘乾涸,河水斷流,許多農作物枯死,這是五六十年不遇的大旱年。毗鄰香港的九龍地區,水荒更為嚴重。最緊張的時候,l4天輪水一次,每次只有4小時,街上水桶擺成一條條長龍,一時成為香港一景,茶樓、酒店停業,外輪進港停泊補給,也無水供應。香港幾乎成了死港,市民紛紛離家離港出走。香港政府嘗試撒乾冰,人工造雨、海水淡化等方法,都不能奏效。廣東省曾允許香港政府派船從廣東虎門珠江口運水以解燃眉之急。

香港旱災期間,市民家家戶戶大桶小桶排隊等候放水

14天一次,每次4小時,家家戶戶大桶小桶排隊等候放水,此情此景在深圳水庫供水之前常常在香港上演。

(圖一:香港市民在“輪水”。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1959年香港鬧水荒,要求國內供水,我們答應了,建了深圳水庫,仍然不夠。到62、63年缺水最嚴重,派船到虎門附近運水,也解決不了問題。港英政府通過何賢提出試探,希望我們再增加供水。當時我們計畫從東江引水到深圳。一次周總理到廣州,廣東省省長陳郁同志反映了這問題,周總理當即口頭批准建設東圳引水的擬議。副省長林李明牽頭拿出引水工程方案,在這基礎上,港澳工委梁威林和太平紳士周俊年接觸。

最後決定從東江引水供香港,並提出供水方案報中央,經陳毅同志擬批同意並轉外交部,轉報總理。總理批准後我負責一些具體工作,比如召集各有關單位討論如何保證按時保質保量完成和供應各種提水設備等問題。省裡是由水利廳負責組成具體落實班子。

其他先後參與過這項工作的還有廖承志、陶鑄、區夢覺,東莞縣委書記林若,東莞縣委副書記梁明,深圳規劃局副局長郭炳豪等。林李明具體代表省人委直接抓這項工程,父親記得林李明曾幾次去工地視察,開工的時候、施工期間,將完工時,還不包括在後方指揮和落成時出席等。曾光是總指揮,劉兆倫是當時的水利廳長,黃華是工程辦公室主任。

當時共勘測了三條路線,最後確定了沿與東江合流的司馬河,經塘頭廈——雁田水庫——深圳水庫。並與香港政府簽合同保證一年供水。該工程原定1964年3月動工,1965年3月落成供水。由於周總理抓得緊,群眾思想(工作)做得深入,人人急香港同胞之急,提早於1965年1月就竣工了。經過認真調試,到3月公開舉行落成大會,一次放水成功,這使港英當局都感到驚異。

開始港英政府對我們供水有點顧慮,怕我們將來卡他們。所以我們在宣傳上不過分從政治上去宣傳,國民黨正在挑撥說中共供水給香港將來更容易控制香港了。同時我們在對外宣傳上很注意政策,不要使人認為我們是專為港九而修建這個供水工程,我們說引東江水一方面是為了灌溉十六萬畝農田,一方面是為了供水給香港。開工時總理指示不要大肆宣傳,竣工時宣傳可以大些,儘量不要刺激港英。鳳凰影片公司拍了部大型紀錄片《東江之水越山來》,梁上苑負責抓這項工作,廖承志批示說在解說詞上不要提高到政治上來,要宣傳工程的艱巨,宣傳群眾的勞動熱情。

水費問題,簽合同前有一種意見,不收費,白送。香港政府害怕,港九同胞喝了祖國白送的水,香港政府卻收錢,甚至還加水費,港九同胞和港英當局的矛盾就尖銳起來了。此事請示了總理,總理說不收錢不好,象徵性的收一點。最後決定每千加侖收人民幣壹角錢。

國家計劃委員會從援外經費中撥出3800萬元人民幣作為這個項目的專款。父親負責後勤協調保證工作,曾召開會議,詳細說明香港水荒嚴重情況,香港同胞生活狀態。與會各方聽後都很重視,理解問題迫切程度,紛紛保證按時按質完成工程,結果,提前兩個月完成了原定一年的工程,徹底解決了香港用水困境。

在1983年重游深圳水庫時,父親寫了一首《東深供水工程紀事歌》,對當時的情況做了簡短回顧:

1963年香港、九龍大旱,供水維艱。適值周總理視察南方各省,聽了廣東省省長陳郁同志的彙報,即決策引調東江水濟港,數萬民工,日夜奮戰,感人事蹟甚多,施工期間,曾遭九次颱風襲擊。當時我在國務院外辦工作,被指定負責聯繫調運各種物資,時值三年困難後,僅開過一次提供設備的有關部門會議,但均能按時保質保量供應。工程原定期一年,提前兩月竣工,徹底解決了香港用水嚴重不足情況。香港之日趨繁榮,實有賴於此。為紀念此一重大工程,曾建“勞樂亭”於深圳水庫公園,由董必武親錫嘉名,並拍攝巨型紀錄片《東江之水越山來》以志其盛。今香港歸還有日,緬懷周總理決策之功德及勞動人民之壯舉,作俚歌一闋,用記其事,並懷念周總理。

鴉片戰爭割香港,百載匆匆成既往。

於今華夏慶中興,簽約歸還喜在望。

老來靜坐憶從前,時在一九六三年,

香港九龍遭大旱,水庫溝渠絕水源。

茶樓浴室皆歇業,工廠停產不冒煙。

建醮誦經有何用,依然赤日燒藍天。

巨輪運水珠江口,水程何長水何少,

四天放水四小時,紛紛棄家離港走。

港粵相連唇齒依,祖國豈能坐相視。

大哉仁智周總理,決策引調東江水。

低水高流任務艱,渠長八十三公里。

提水工程分八級,水位提高五十米。

數萬民工齊奮戰,酷暑嚴寒都不憚。

風餐露宿頂狂飆,吃盡辛勞無埋怨。

風狂雨驟惡浪呼,堤壩危急在須臾。

幹群爬行上險口,人牆屹立大災除。

“百日壩”成清庫底,巨榕碉堡殊難移。

司機冒雨運炸藥,韶關千里一宵回。

感人事蹟不勝辭,“飛車姑娘”最出奇,

獨架板車運泥土,下坡疾駛迅如飛。

當時我正預其事,調撥物資任聯繫,

有關單位同協力,總共只開一次會。

各負其責不推諉,物資供應源源繼。

工程原定整一年,提前兩月即供水。

《東江之水越山來》,港民相慶笑顏開。

一年辛苦萬年福,香港繁榮實賴哉!

籲嗟兮!總理逝世十余載,豐功偉績春長在。

但願今後任何施工都如此,庶幾鬍子工程從此止。

勞樂亭前發浩歌,佇看港澳回歸一統好山河。

文匯報在父親去世一周年時刊登了這首《東深供水工程紀事歌》以作紀念。

我有父親1985年3月11日給李清文和3月15日給張宏光的函稿[1],父親在其中提及香港缺水的嚴重程度和該工程施工等情況:

李清文同志:你好!

你2月15日手示,拜讀了。謝謝你給我的熱情的新春祝願!

從手示獲悉,東深供水第二期擴建工程將于明年春竣工,並決定竣工慶典與建局二十周年慶典將于明年夏在深圳合併舉行,十分高興!到時中央、省、市……對東深洪水工程作出過貢獻的同志和知名人士,將聚集一堂回顧這一壯舉,將是一大盛事。大家談談當年為了解決港九同胞用水問題,數以萬計的祖國同胞,在生活與設備極度差缺下,千辛萬苦,風餐露宿,忘我工作的情景,想想港九同胞因輪水爭吵、打架、傷和氣,或求靈于菩薩的情景,看看今日港九同胞不再為水發愁,工商各業繁榮,摩天大樓林立,再看昔日只是一個邊沿小鎮,今日已是一個正為祖國四化發揮巨大威力,向人們展示著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祖國繁榮昌盛的前景的南疆新城——深圳經濟特區,誰不因自己為供水工程流過血淌過汗而感到自豪!

關於深圳電視臺擬配合大慶拍攝一部有關東深供水工程的電視片,這想法很好。7日晚該台導演及編劇張宏光同志等二人到捨下談了三四個小時。她們介紹了她們構思的一個故事梗概和拍制設想。我覺得這個故事立意不錯,情節也頗感人,但由於是純粹虛構,如果為了配合大慶,紀念東深工程,我認為必須更扣緊工程史實,以史實為基礎加一些虛構情節,便更好。我當即對該劇本梗概提了一些參考意見並把東深供水工程中不少動人的事例告訴他們,請他們回去研究吸收,並答應張同志等,待該電視片文學劇本寫出後,再來交換意見。特告,請你也約他們,聽聽她們所構思的劇本梗概。

至於回憶錄《水與香港》,已開始寫,但年紀大了,記憶衰退了,動作遲緩了,進度很慢。

敬複,此致

敬禮!

請代向管理局和第二期工程指揮部盧炳宇等同志問好!

吳荻舟

1985年3月11日

張宏光同志:

很抱歉你來捨下時我忘記請教同來那位同志的尊姓大名,希望來信時告訴我。

我查了一下香港制水[2]資料:1895年首次制水,但那次只不供夜水。當時人口少,但儲水水塘也少。後來1902、1929都發生過制水。1929以後,尚未查到制水記載。但不等於未發生過制水。

而1950至1964年幾乎每年都發生過制水。

你們走後,我進一步考慮你們所構思的那個祖國同胞關懷和解決港九同胞“用水難”的電視故事。我認為作為一個純粹虛構的電視故事片,基本上可以成立,但如果特地的配合東深工程20周年慶典攝製,我認為一定要與東深供水工程的實際扣緊些。換句話說,要在東深供水工程史實基礎上加虛構情節,使其成為“源于生活,高於生活”的電視藝術片。放映時,觀眾、尤其是東深和港九的觀眾,很容易會聯想到東深供水工程的指導思想和工程細節。當時祖國、黨政領導和軍民都極關心港九同胞,急港九同胞之急,只有在這種思想推動下,工程全線數以萬計的指戰員,才會千辛萬苦,日以繼夜在生活與設備極度差缺的情況下,奮戰11個月,提前攻克全線完成依期供水艱巨任務。

這意見供你們參考。等你們結合那個故事或另外構思寫成文學劇本,或劇本梗概後,我們再來交換意見。你們來,必要時我也可以去。到時看具體情況再定。以上意見我也告訴了李書記。

《華燈初照》我11日又看了一次,覺得比第一次看印象更深,更好。

順告,祝

創作勝利!

吳荻舟

3月15日

我也找到了父親給李清文信裡所說的回憶錄《水與香港》的提綱:

《水與香港》

  • 水的歷史
  • 盡了全力
  • 求靈菩薩
  • “一定要水”
  • “三千萬?給”
  • 木湖工程 1963
  • “更嚴重了!” 1963
  • 求援東江 1964
  • “工程紀要”

1為了港九同胞(中央、地方、群眾一致支持)

2三個方案(采其難者,放眼長遠利益)

3一次會議(外辦的一次會議)

4急港所急(匆忙進入工地,三通)

5全線施工

6颱風、暴暑、嚴寒

7全靠人力

8提前完成

9依期供水(歡呼與思源)

父親1985年秋在深圳見到《水庫志》編輯朱盤生等人後寫下感慨:(東深工程當時)幹群在3年困難剛過,元氣未複,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缺乏下,周總理一批准(聽陳郁省長彙報香港水荒嚴重,要求興修引東江水解決年年缺水,港九同胞生活、工商各業用水困難等情況後,即口頭批准),外辦只開過一次會,上下積極爭取按合同一年(實際提前了兩個月完成)完成依期供水等。

他寫了一首打油詩,“以志黨群關心港九400萬同胞的高度負責精神,黨的決策只有群眾掌握了,便會發揮無窮的力量”:

貧水香江施無計,《東江之水越山來》。(注1)

常懷常憶當年苦,勞樂亭前思群才。(注2)

酷暑嚴寒汗濕土,狂風暴雨戰不衰。(注3)

青史留芳歌眾志,宏文撰寫黨人懷。(注4)

  1. 當時拍了一部大型紀錄片,這是片名。
  2. 指當年集中人才智慧,邊設計邊施工,既有速度又有品質,已經20多年的考驗,83公里的工作,從未出過事故。
  3. 當年九次颱風,施工極難,但一直積極。
  4. 強調群眾意志是基礎和黨的關懷、關注。

1986年,父親再到東深供水工程沿線參觀,在塘頭廈聽第二期擴建的情況(當時有錄音),還到水庫誌編輯部拜訪,提了些建議,比如編寫方針要突出集體成績,避免歸功個人;不遺漏,但是有重點;文字的可讀性;符合史實;對內外有利;寫大事記要注意區別見報日期和新聞本身發生的日期,不要搞混等。

父親對為香港同胞做了件實實在在的事有多麼自豪,透過這些點點滴滴的記錄,歷歷如在眼前。

[1]李清文、張宏光:從兩封信內容估計,李清文是東深供水(管理)局的書記,張宏光是深圳電視臺導演。

[2] 制水:廣東話,即限制用水,限時供水。

吳荻舟坐在沙發上,藉助窗外照射進來的陽光看報紙。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4 架構繁雜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4 架構繁雜

第五章香江歲月也已經接近尾聲,我再發現父親吳荻舟留下的一份關於香港工作組織架構的手稿。全文如下:

華南分局成立時書記是方方,下面有港澳工委書記是章漢夫,下有:

文委 夏衍任書記,委員有邵荃麟、馮乃超等。

外委 喬冠華

經委 許滌新

統委 饒彰風書記,委員有張鐵生

報委 章漢夫書記(兼)

群委 李嘉人

婦委 蘇慧

海委 連貫(兼)

還有城委(秘密線)書記梁廣,委員黃施民,鐘明,陳楓,馮燊等直接向方方負責。

城委管香港市委,廣州市委、南寧市委等

香港市委第一任書記馮燊,宣傳部長黃施民,組織部長潘靜安

廣州市委書記鐘明

南寧市委書記陳楓

47-48年成立了武裝工作委員會,書記尹林平,香港市委一直存在(這與香港工委1949年撤銷不是一回事)它直屬方方領導。

香港工委則於1949年初結束,結束後成立了中共香港工作小組,直屬中央,和香港市委無關係。

1951年11月張鐵生、饒彰風、黃施民在廣州向葉帥彙報工作,決定恢復港澳工委(同時,撤銷了香港市委)。書記是饒彰風,副書記黃施民。下面分線工作向省委各有關部門負責。

香港工作組初由張鐵生、吳荻舟、溫康蘭三人組成,1951年底52年初,張回內地後由黃作梅任組長,黃1955年夏初(萬隆會議開會前,黃飛往萬隆途中,飛機遭爆炸)犧牲後,由吳荻舟任組長,並補充了譚幹。譚負責外事。

1954年在廣州成立港澳工作委員會,在省委宣傳部、統戰部、組織部裡各成立一個處,即各部第四處管理。吳荻舟方面的工作由宣傳部管,由宣傳部四處聯繫。起初處長是杜埃,杜調工作後,是麥君素,1960年麥因故下放,是港澳工委常委吳荻舟兼處長。向宣傳部部長王匡同志負責。直到1962年2月吳調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統戰線溫康蘭即由統戰部四處祁峰具體管向饒彰風負責。

1954年廣州成立的港澳工委由組織部的黃施民、統戰部的饒彰風、宣傳部的杜埃組成。各部設立一個處,具體聯繫香港各線的工作。均由廣東省委各部(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領導。至1956年才統一起來,成立海外工委,實際上是港澳工委,把三個部合起來,書記林李明,副書記王匡,秘書長黃施民(黃原是組織部四處,負責香港地下線和澳門的工作),不到半年覺得這個名稱不妥,又重新叫港澳工委。林李明調海南地區書記局,港澳工委書記由王匡,黃施民(記得組織部四處改由陳能興負責)任副書記,饒彰風當秘書長(反地方主義被下放調外語學院任書記,改由祁峰任秘書長)。中南局成立時王匡被調書記,而港澳工委書記改由區夢覺,黃施民仍任副書記,秘書長仍為祁峰。工委成立後分組織處、宣傳處、統戰處、情報處。此外還由中調部、公安廳(公安部華南辦事處)、政策研究室各派人成立了一個保衛處,三個部各有矛盾,不久又分開了。

港澳工委成立是在廣州辦公,1957年在北京開會向廖承志彙報工作,廖公覺得工委在廣州領導不那麼直接,易受國內影響和干擾,還是推進到前方為好,於是整個機構都推進香港。梁威林開始是代書記,祁峰任秘書長(後提為副書記,調楊松任秘書長,楊是公安部一廳管保衛工作的,中央辦公廳提出要派一個兼管政治工作和瞭解國內幹部情況,是掛名的,不管業務工作)。區夢覺提出把黃施民留下協助省委管港澳工作,58年的公開職務是省委副秘書長,有一段時間港澳工作是雙重領導,中央港澳辦(公開為國務院外辦)也管,廣東省委也管。

注:1956年中僑委管宣傳,外交部管外事,中央第四辦公廳管黨群,具體工作仍由省委領導。1958年國務院辦公室成立,港澳工作統一由外辦領導。

過去我們在港澳工作上犯過幾次左的錯誤,受到中央的批評。

“50年代初”中央提出的港澳工作總方針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並說香港(包括澳門)是個自由港、情報站、跳板,要宣傳愛國主義,長期保持其自由港的地位對我有以下有利作用:一、吸收、購買外匯、僑匯和遊資;二、出口商品;三、收集國際文化、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四、派遣人員出國的通道;這作用,尤其在解放初期,與我建交的國家不多,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是出不去的,不方便的,港澳跳板的作用便更顯著。

以上就是關於香港工作架構的手稿全文。

僅目前看到的組織架構從上至下就有中央外事小組、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外交部、僑委、廣東省委(至少有三個“四處”:組織部、統戰部、宣傳部各有一個“四處”對口香港)、港澳工委——架構相當繁雜。在這樣的架構之下,很容易產生統一意志和獨立見解、理性思維和左傾狂熱、紅色和灰色種種矛盾和政令不一的混亂。更別提個體差異,有的人比較“左”,有的人比較“右”,有的人個性強勢,有的人個性敦厚。只見他們或緊跟或自主發揮,緊跟,容易犯忽左忽右、消滅階級、大躍進、肅反、太紅太暴露等錯誤;自己發揮,容易犯“客觀上與中央對抗”的錯誤。香港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做。

一位朋友看《蘆蕩小舟的故事》連載後告訴我,他的父母基本上未留下回憶文字,也很少和他們講過去的事。“他們的經歷也(和你父母)不一樣,根據地的幹部被訓練成一種思維模式。”他說:“你父母在戰爭年代的生活雖艱苦,但好豐富好浪漫,不虛此生。其實只有在演劇隊這種特殊環境中,相對可追求革命和文化浪漫相得,真進了根據地整風審幹都不可能倖免,我父親只說過隻言片語:太行整風報到即繳槍扣警衛員,好在他一直在根據地也未曾被俘,若曾敵後或國統區工作的就麻煩了。長期在根據地都不會說外面的話了,中原突圍轉移經國統區只得裝成啞巴。”

父親從30年代起在國統區工作,長期處於必須獨立思考、孤軍作戰的狀態,只有根據當時當地實際情況判斷與決策,才能帶領隊伍生存。現在身在另一個“敵佔區”,卻是戰線多、領導多、掣肘多、隨時受到內地政治運動影響。雖然不再有“生存”的威脅,卻是處在朋友所說“根據地思維模式”衝擊中。他如何在這複雜環境中立身?他在抗戰期間對抗宣隊、演劇隊隊員像“老媽媽”一樣關懷,表現出來的仁愛,他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方、在各階層各黨派之間遊刃有餘開展工作,表現出來的睿智,會因為環境不同而改變嗎?

父親沒有和我們講多少關於他的過去,更別提炫耀自己,一來是囿於工作紀律,二來也是性格使然。倒是根據《吳荻舟》一書中諸多前輩對父親的介紹我得到一個印象:父親是以厚德為本立身處世的。

曾任父親的上級主管部門、廣東省委四處處長的麥君素[1]在他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中說:“荻舟同志對人的關懷備至,那在我們這一輩人中是有口皆碑的。記得是在1958年4月間,我正準備行裝要去澳門履行新的職務,忽然奉到緊急‘命令’要我停止收拾行裝,聽候接受‘反右批判’。一周間開了三次所謂批判會,就把我劃為‘一般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行政職務,降三級。荻舟同志剛好去北京彙報工作回來路過廣州,因廣州解放後工作與我有較密切關係,便被留下參加了‘批判’我的全過程。荻舟聽著聽著,意識到許多被提上綱上線的材料,不少都屬於穿鑿附會的,但礙於是運動,不好說什麼。翌日,他離開廣州返香港前,到我的宿舍來,名義上是告別,實際上是撫慰我,叫我不要胡思亂想,幹出‘傻事’來(我沒有幹出‘傻事’來),除了有像荻舟那樣的幾位同志關懷著我之外,還有廣州解放前後的幾位直接領導過我工作的領導的理解和支援,使我挺過了一個接一個生活和工作上的難關。

一本翻開的書,是紀念冊《吳荻舟》中麥君素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

紀念冊《吳荻舟》中麥君素的紀念文章《千里故人情》。

(圖一:麥君素回憶文章《千里故人情》載於《吳荻舟》94至101頁。)

荻舟對我被錯劃右派的關懷不是到此為止,而是惦記了21年。事實上在這21年裡,我亦再沒遇見過荻舟,他對我怎麼想的,我完全不知道。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1978年冬的一天,省文化廳黨委書記鄭達同志的孩子到我家玩,說起荻舟從北京南來出差寄住他們家,很想見我。翌日,我去鄭家會晤荻舟,寒喧之後,他便對我大談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從撥亂反正的重要性談到歷次政治運動中出現的冤假錯案帶來的消極影響。談著談著便談到我的錯劃右派問題也該改正,以維護党的威信與尊嚴。此時我已淚盈於睫,表示我決不會要求平反,誰對誰錯,反正我已在定案書上簽押,就決不反悔。荻舟很理解我當時的心境,極力勸解我要放下包袱,相信黨的政策。根據黨中央《關於全部搞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實施方案》精神,誰搞錯了的,誰要主動出來撥亂改正。他準備向省委有關部門要求重新甄別我的問題,無需我自己申訴(後來我還是向王匡寫了關於我被劃右的幾個問題的說明,得到王匡、陳越平兩位領導的關懷,批給省委有關部門。不久,省委有關部門經過甄別,認定我是被錯劃為右派,公開宣佈給予改正。

荻舟不僅是對我的錯案關懷,20多年來苦心孤詣,日夜惦記,務求正義得到伸張,就是對真正犯了錯誤的同志,也不輕易嚴加處理。而是根據黨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深入細緻地弄清錯誤的實質,通過思想教育,説明犯錯誤者主動認識和主動改正錯誤。1956年,一位原在某新聞單位工作的同志,因與其戀愛對象發生婚前性關係,旋又對另一失婚婦女懷有異想。此事被其所在支部發覺,除在組織生活中嚴加批評外,不顧荻舟的反對,一致通過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報請省委批准。荻舟為此立即趕去省委向有關部門呼籲覆議。我們將該支部上報的材料與荻舟的意見仔細研究核實,也認為荻舟的意見是對的,婚前性行為是生活作風錯誤,不是有意違犯黨紀國法;對別人懷有異想實是對其失婚的嫂子及其遺腹子懷有同情,他對人表示只要能留著兄長的骨肉繼後,他願意捨棄戀愛對象與嫂子成婚,而不是做出有損黨的聲譽和威信的事。荻舟同志堅持要實事求是地分析,不要隨便把思想認識上的錯誤提高到黨紀國法的原則高度上綱上線,這很容易危及一個同志的政治生命。我們分析該同志之所以有那些錯誤,是長期受殖民地資產階級思想腐蝕和封建習俗的影響,而支部生活卻是長期植基於地下鬥爭的秘密環境中,對危害黨的事業的現象,寧願看得嚴重些,也不使因一小疏漏而招致損失。經過弄清該同志犯錯誤的前因後果,也找到了該支部作出組織決定的主客觀因素,我們應向省委建議給予該同志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這一建議經省委林李明同志批准,荻舟才籲了一口氣帶著輕鬆的心情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這件事使我對荻舟為別人‘全拋一片心’的高尚情操畢生難忘,每念及此仍欽佩不已。”

作為父親上級主管部門的負責幹部,麥君素對父親的回憶尤其值得重視。他還這樣說:“五十年代的十年間,荻舟儘管在方方面面的工作中都沒有辜負黨的重托,但他卻沒有絲毫驕矜倨傲。相反地他卻時時刻刻都顯示得謙虛謹慎,嚴於律已和解剖自己,勇於負責。荻舟對黨的海外宣傳方針政策吃得十分透徹,加上他的對工作負責的精神,所以當時一些接受他指導工作的同仁,一談到與他共事時都說千百個放心,不怕會出什麼紕漏。縱然某些時候出現了一些缺點,荻舟總是先檢討自己在那些方面對工作估計不足,影響了工作,出現缺點或錯誤。這樣受指導者從中領悟了教導,取得了經驗而覺得心情輕鬆,提高了搞好工作的信心。雖然有個別人不聽指導,自搞一套而至捅出漏子,荻舟仍一本自律精神檢討自己的不足。”

吳荻舟坐在沙發上,藉助窗外照射進來的陽光看報紙。

吳荻舟五十年代在香港任職《文匯報》社長,看報紙是日常重要內容。

(圖二:父親在香港的照片。)

總括而言,由父親具體負責的香港出版、新聞和電影戰線建設都打下了良好基礎。幾十年裡雖經歷了風風雨雨,有高潮有低潮,但老同事們都記得他這頭“開荒牛”,記得他當年埋頭苦幹,勇於開拓局面的精神和風貌。1979年中,《文匯報》總編王家禎寫信給父親,其中提到:《文匯報》屬下已有多間廣告、美術印刷、貿易、旅遊公司,與大陸、海外有很多合作。他高度評價父親早年提出的報紙要爭取自力更生的做法,讚譽他“是文匯的功臣”,1992年父親去世後《文匯報》為了紀念他,特發表了他在1991年7月訪問香港期間到報社探望大家時在職工大會上的講話,“編者按”說:“講話很平實,從中可見這位長者謙虛樸實、嚴於律己,對後輩循循善誘的可貴品德。”

時過境遷,還有多少人記得絲絲扣扣編織在如梭光陰裡的細節?對父親而言,他理解和執行的統戰就是在不同時期、為不同任務設法團結最大多數的人把事情做好。只有上善若水,虛懷若穀,堅定目標,才不至迷失。

經歷近14年在香港的工作後,1961年,父親先是調到廣東省委宣傳部、即他原來的上級部門,任港澳工委常委兼任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1962年,周恩來點名把父親調到北京,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組長一職則長期沒有人選,父親和另一位副組長孔筱成為廖承志港澳工作的左膀右臂。

[1] 麥君素(1913-2001):根據《廣東黨史》的介紹:麥君素是廣東省南海縣人,193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中共廣東省委文委、八路軍駐港辦事處工作,歷任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珠江縱隊政治部情報員,珠江縱隊獨立第三大隊南三建政委員會副主任,香港《華商報》採訪主任,粵中《人民報》肇慶版總編輯。1950年到1978年先後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員,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1978年調入暨南大學新聞系任副系主任、副教授,廣東新聞學會副會長。另根據暨南大學遺體捐獻紀念網站記錄,他把眼角膜、眼球及遺體一併捐給醫院。

這是整風筆記其中一頁會議記錄,其中一句是“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3 整風記錄3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3 整風記錄3

繼續看吳荻舟記錄的五十天整風。

9月7日

港澳工委書記區夢覺“作為個人的發言”:

  • 對這次會議的估計: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不僅會上討論研究,而且看了很多文件。百忙中我們還得到陶書記的指示。
  • 對58年的估計:梁威林已總結,得多失少,我基本同意。58年對自由工會成員、對廠商也做了一些統戰工作,對黑社會也開始搞統戰,符合打破界限森嚴的局面,符合長期埋伏、分散積累的方針。雖然在某一具體工作上,有集中、暴露,但這是局部的、暫時的、個別的。群眾的愛國情緒也較以往高漲,當然這不僅是工委下放[1]結果。祖國大躍進,世界形勢有利,是有很大影響。後來一段廣東緊張,有些影響,但,很快過去。總之在祖國、世界的有利形勢下,即使工作上有很大南轅北轍,也改變不了成績是主要的。況且中央抓得緊,工委又不是一意孤行,就更得不出什麼路線、方向的錯誤。缺點、錯誤也是有的,個別鬥爭中集中力量太多,太暴露,如中華、種植工會以統一方式搞了許多福利工作。中華要不要鬥?要鬥,但,提到要衝破法治,這就過分了。我們那樣鬥是不智,笨的,不策略,有左傾冒險。後來的萬人操,搞什麼紅纓舞,這是小資的左傾幼稚病,小資狂熱,發展下去是危險的。又肅反,內外不分,搬了國內那一套,也是過“左”。這樣嚇退中間落後群眾。總之這是左傾冒險,是錯誤的。不過僅僅是個別的、局部的。其他工作並沒如此,所以不是方向性的。如果全面左傾冒險,成績就不是主要的。

三月會議對我們58年工作有影響。我們思想上也不明確。如提反右傾保守,右的有沒有呢?有,如統戰方面。縮手縮腳,局面打不開。又黨員不多。這點主席及劉少奇同志來時,的確看出了這點。我們也提了要防左,強調不夠。

消極,害怕,這些都是右。但也有左。尤其當時,大家受到國內大躍進影響,已經頭腦發熱,左傾思想是主要的。57年以來,就有苗頭。當時我們沒有抓住幹部思想上這個傾向、情緒,提出注意。雖然說了HK不搞大躍進,但強調了反右,就可能影響到後來的左傾思想發展。

三.HK形勢

EM巨頭會晤後不見發表公報,估計是雙方矛盾擴大,這樣HK是壞下去的,與我們的關係就不敢搞得很壞,只要我們政策正確,不犯錯,這個期間工作環境是可能向好轉多於向壞轉。工委的工作要摸清EM的動向,做黨中央的助手,有系統地研究MA在遠東和在世界的政策,而不是技術的、零碎的材料。工委要安排力量,要通過HK上層做好這些工作。摸清M經濟滲入HK,是很重要的。E是又害怕又有幻想。政治上插手,E是較清楚的,經濟插手得揭露。我們對E,既然是被統治,就不會沒有鬥爭,只是要控制,鬥而不僵。中央同志說,不可不鬥,不可老鬥,不可事事鬥。HK還是這樣。正如主席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反擊。”適可而止,目的是長期生存,分散和積蓄力量。不在政策上出大事,我們可以在HK生存下去。

開展統戰工作,要潛移默化,起愛國主義影響。提高後也不要露面,學校也要這樣,工會也要這樣。至於紅工會、紅校、報紙,要能鞏固下來。新發展的不要搞紅,可以灰色,或中落,保持舊的樣子。分散埋伏,不暴露。群眾多搞福利。對外宣傳,過去調子是高了一些,要適當降低,還是愛國主義的方針。社會主義恐怕還是要宣傳,不宣傳是不行的。主要是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人民公社,偉大成就。不是在港宣傳社會主義革命,宣傳的方針是要研究的。文匯代表政府,當然要高一些,但還是HK水準。晶報近來高了一些,這不好,過去好,還是回到原來的調子好。報紙不要老講成績,港澳不能浮誇。多搞一些實例,一村,一個公社的發展。在整個建設的發展過程中上出現的困難和缺點也可以報導,但不能孤立和誇大缺點。

電影,一面要鞏固進步力量,提高他們,發展一些A元,不要外面派進去,還是要作為統戰機構來做,好好教育那些進步群眾,團結落後群眾。打開圈子,對中落公司要爭取團結,甚至對國民黨的機構也要做工作。說樂蒂和蘇誠壽投敵不對;對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意識形態不要去反對。HK不可能沒有這些東西。吳楚帆有缺點,這也是必然的,但也不要求太急,慢慢提高他們;

四.在適當時機,適當發展一批A員。但要做好隱蔽,要符合要求,政治一定要弄清楚。

五.組織,公開與秘密要嚴格劃分。排排隊,紅了的擺在一邊,不要再與灰線來往。灰線,絕對保持下去。以後工作也不能配合,半公開的也要秘密來往,不要集中大樓,不要與公開的負責人來往。看文件要嚴格限制。HK不能有文件,下面不能翻印,要回來看。交通要分開,不要各線糾在一起。警惕性要提高,但也不要感到那麼可怕,否則又要縮手縮腳。思想教育也不要搬國內做法,政治思想教育要加強。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右的可能大,非無產階級的思想常常容易潛進來,引誘多。我們要經常防止資產階級的思想。領導思想要明白這點:思想本質是右的,工作方法常常表現是左的。HK可以有一套適合於HK的工作方法,但不能鬧獨立性。

六.HK不能大躍進,但是一樣要有幹勁,要埋頭苦幹,做無名英雄,不要出風頭。今後雖不要求什麼配合,但一定時期,也要做些支援祖國的事。

七.工委可以縮小一點。現在是七個常委,三個五個,再研究。省委領導、書記考慮同意。

9月7-8日

黃施民秘書長:

(一)對58年以來工作的看法。一,9個指頭和1個指頭的關係。EM關係,“對E不能不鬥,不過算葛量洪十年賬,大集中,這是錯的”,“過了頭,引起他要告我們報紙”。缺點:1.鬥什麼,不明確;2.鬥M鬥E分不清;3.形式主義;4.增加了E我緊張。二,講了對外工作上的缺點,比如貿易方面占市場、出版方面、電影發行方面過分冒險。總理年底指示後,我們思想上較自覺地利用自由港,和採取維持自由港的措施,E國人也有感覺,使維持自由港的可能性增大了。三,58年提公開活動,在個別工作上有左傾冒險,書的出口遭到限制和禁止。又如群眾鬥爭過分大、集中,這刺激E,引起他擔心我們把新華社變成第二個政權。四,58年工委下放後,加強了A的領導。下放後還搞了各線配合,這是缺點。58年A的領導核心比過去暴露了,這是危險的。

(二)“要分析錯誤的思想在以下工作上的表現”:

一,在群眾運動上。1.不區別國內外群眾運動;2.把進步的群眾運動當作主流,利用這個方式推動一切工作,爭取優勢;3.把保衛300萬群眾利益作為A在港的工作中心任務。這三樣,今後一定要丟掉。

1.在HO(港澳)地區還是要群眾運動的,群眾運動是A取得革命勝利的保證、依靠、基礎。因此,要不要是肯定的。但問題是HK如何使用群眾力量。國內是建設高潮,轟轟烈烈,千萬人動手,熱火朝天。HK是半殖民地,又不是革命時期,如果是,那就要國內那種群眾運動。HK現在只是點點滴滴儲備力量,利用來對外工作時,需要分散、深入、隱蔽的形式。在愛國運動方面,在政治運動方面,就要受到限制,因為還是在敵統區。HK需要的是分散、深入、公開合法、合乎社會利益的群眾運動。58年我們搞了那些集中的、國內外群眾運動不分的做法,這是錯的,不需要的。

2.第二個要扔掉的觀點,那就是廖主任說的“爭取優勢”,這是完全要不得的,不切實際的。想在HK取得優勢,取得多數,而且要進步的、在五星紅旗下的,這是不可能的。工會搞了十年二十年,才13萬人左右(50萬中間落後)。問題不僅在可能與否,而且沒有必要。這形式搞不到,就形成紅孤島,學校也如此。

  1. 把保衛群眾利益作為中心任務,錯了。適當保衛是對的,不重視是不對的,但是擺到中心位置就違背了服務對外工作。我們的中心任務是帶HK群眾反M,否則必然結果是:與E緊張,與資產階級緊張。我們的群眾鬥爭一定要服從1反M,2有利對外;3有利長期利用。因此去年把群眾運動擺了錯誤位置,就必然發展成左傾冒險主義。群眾是一發難收的。如果轉過來,1.不會覺得把群眾運動放低了;2.不至於天天鬥爭睡不著覺了。經過這次務虛會,我們就放得開了。

這是整風筆記其中一頁會議記錄,其中一句是“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整風記錄中有一句話,“群眾是一發難收的”,顯示中共有豐富的群眾運動經驗。

(圖一:父親的整風記錄:“群眾是一發難收的”。)

二,擴大公開活動,反M右傾。宗派,關門主義,雖然這是歷史的,但,一是強調進步,祖國的進步,搞公開活動;二是強調資本家右的一面,不從政策上去看他。最後,就把他劃為敵人了。看來58年提反右是錯的。57年匈牙利事件幹部的確有右,但後來穩定下來。所以58年又發展了左,而我們沒有看到,相反提出反右傾,一年都在反右,這就難免發展到關門主義、宗派了。而且海外易左,尤其HK,最多不會殺頭。有山有水有勢。這就更應反左了。到了後來,敢於鬥爭,衝破合法,就更發展了。我們用過高的愛國主義去要求他,甚至用共產黨員去要求,沒有根據階級分析,沒有看到資產階級與我矛盾小(不解放HK),強調了右搖的一面,就劃他為敵了。

三.社會主義、愛國主義的標準,去年這兩者界線是含混的,一個是搞革命,一個是宣傳總路線,社會主義建設,當然也可以宣傳五千年。

錯誤的根源:

一.不嚴肅對待中央指示

157年8月接受反M任務,但沒有嚴肅對待;

211月提出宣傳社會主義,愛國主義提高一步,到3月會議就更明顯提出了。工委下放後就更發展了。正如公開活動的發展一樣。

二.實際控制HK

當時設想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造成我們力量龐大,實際控制

HK,後來雖中央批評,但未及時澄清,一直貫徹到58年3月。

  • 沒有嚴肅對待中央方針政策,紀律性差

沒有與幹部反復研究,沒有交底,大量文件放在檔案裡,自己也沒有反復研究。如現在發的,也沒有在會中著重去討論。比方十二月周總理等的指示,也如此。這是“自以為是”,以為是老經驗了。這與在外幹部的態度是很不同的。紀律性是太差了。請示報告也太差了。比如陳澤華的鬥爭,也未請示中央。又如,外交部來一電話,搞臭E帝,也沒有請示外事小組,就指示下面。8月28日接到,30號才請示中央。

  • 此外

陳總說,錯誤的根源:1.對形勢搖擺;2.對HK地位環境不認識;3.作風暴露突出。

最後,錯誤的根源還有小資的狂熱病、小資動搖性。彭德懷反中央,說總路線是小資狂熱性。他是反黨,我們是離開中央方針,不是狂熱性是什麼?

對會議的估計:會議收穫很大,對HO工作是歷史性的,管的不是一年。會議反復研究中央方針,掌握了務虛武器,HO幹部提高了,接近了中央思想。會中還根據中央精神,檢查了工作上的錯誤和指導思想。也全面摸到中央領導的方法。會議的方向也是正確的,我們根據中央務虛會議上的領導精神,檢查了工作,分析批了工作缺點,觀點,過左思想,總結了經驗,去年工作大量左。

不管如何,批判去年的過左,是必要的。廖說錯的(社宣、優勢)要丟掉。

還有一條,工委領導思想統一,有了提高。50天來大家在觀點上交叉,優點,缺點攤出來辯論。結果,政治上是一致多了。雖無強烈辯論,在發言中彼此瞭解,提高,彼此提高,團結進了一步。工委核心更堅強,更團結。

港澳組1958年1個半人,只要思想明確,還是可以做的。如陳X華(一事)未報中央,向中央反映少。對港澳工作的缺點抓不緊,未提要求。重大問題,決定在中央,這條認識不夠。所以工委的錯誤,克服得慢。

其次,脫離實際,如邵氏評為敵我性質,沒有從實際出發,未看他的片子,沒有從階級出發,只聽到結論,同意了結論。對工委的做法,感覺到有問題,但不及時,沒有堅決派人查查,如赤化新界。

工委下放以來,成績是大的,中央、省委的方針基本貫徹了的,有魄力。有些觀點和中央有些不符,不一致。但,堅決,有幹勁,要為A做點事業,這種想法,是好的,主觀能動性是發揮了的。缺點就是策略觀點不強,還有就在某些問題發展了一些左傾冒險。工委核心威信還是高的。經這次會,對中央的方針認識更深了。威林同志的威信會更高,政治思想統一起來。

會議開得成功,中央很重視,派了幸同志來參加。

以上便是三篇整風記錄。通讀整風報告可以看到:內地新政十年,香港工作初期發生“三一事件”,58年後又發生“奪三權”等事件。中央雖然也肯定了港澳工作成績是主要的,但是在一而再、再而三強調中央“長期方針”的同時,非常嚴厲地批評香港工作違背了中央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總方針;干擾了中央在香港反美為主、對英國有拉有打的戰略部署;在資本主義的香港照搬內地社會主義的做法,打擊面太大,削弱統戰工作效果;中央佈局是長期埋伏,積累力量,港澳工委卻越來越暴露,設想“實際控制”香港。批評香港有“兩條路線”,“自以為是,經驗主義”,“HK工作幹部思想本質是右的”,“必須從脫離中央方針上回來”。

不過記錄也顯示,雖然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地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工作實事求是的粵語片領導人廖一原得到中央肯定,他在會議上的發言大膽有見地。

香港幹部檢討自己是“急功近利”,“小資狂熱”,“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表態“一致同意中央方針,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知道”——這表明他們曾被要求明確表態。

某種意義上說,看懂了59年整風記錄,就看懂了香港左派風風雨雨的歷程。而一次整風並不能消除“極左”傾向,數年後香港又發生建國後第三次左的錯誤:“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

[1] 應是指1958年港澳工委從廣州推進到香港。

一頁會議記錄,顯示港澳工委“對形勢的認識出了問題”,“中央為什麼提出這方針”?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2 整風記錄2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2 整風記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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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

幸:HK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是老方針,又是新方針,是中央的一貫思想。(新的)對這思想更充實更豐富,更明顯提出HK留E比給M好,HK解放在台後,是更明確。廖公又說重經濟……都提得比以前明確完備系統,也是過程。下面對此方針的傳達沒有新鮮感,下面對此戰略思想的接受有不正確的思想,沒開動腦筋想一想中央為什麼重提。

HK問題,臺灣問題也罷,就是因加入M國的因素,才麻煩。戰略上是紙老虎,戰術上還是真老虎。因此我們對一系列的佈置不能不考慮。

我們觀念上不是從困難一面去看,而用不在話下去考慮,關係就重大了。對中央意見是自以為是,馬馬虎虎。中央同志說話平易,如不虛心體會放過去了,如陳總說吸收經驗教訓有三條。

我們幾個A員做不了那麼多事,要靠人家來做。應該說在HK重要是做組織工作。如何組織靠統工,通過他們的口、手去做。他們是廣大各階層的知識份子,要相信他們,靈活的領導他們。好好讀毛主席的《若干歷史——》[1],在A領導下的報紙不用共產主義人生觀唯物論影響人,不可能。陳總說,革命輸出又不輸出,不負擔輸出的義務,但說明社會主義好,久而久之,集腋成裘,就是輸出。

6月25日

吳:不要引起敵人懷疑,在內部做好一系列準備工作,是否採取個別談話,由公司當局出面說明,有了思想準備,積極地、有步驟地進行。秘密的A元不撤,並加強A的領導,公開的才撤。

夕:這是前進的退卻。加強A的領導是糾錯的關鍵問題,對公司內部的積極分子仍應加強領導,不能潑冷水。

金:長城大破大立,一開始就要通過呂,由呂向公司內部出面。先是談生產,生意,再由呂出面,在公司內沖淡對我們的看法,加強呂對長城的信心。A元撤不撤問題不大,立刻撤出,解鈴還是系鈴人,要個別做很多工作,主要還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風。鐘的目前權力要改一些。

幸:長城應有一A核心,靈魂“坐鎮”,問題是方式方法。

黃:加強A的領導,是指A的意圖如何變為群眾意圖,撤易進難,一般如作用不大,暴露,無法隱蔽,留下對事業影響,堅決撤出,否則不撤。以後再派的話:1.需要(工作上確有需要);2.對方接受;3.去了能起作用,作風好的才派。我們是開展工作,主要是培養進步的積極分子,當我們工作的骨幹,再進一步,骨幹可發展成A員。

幸:鐘培養的對象可以轉移給較灰的人去聯繫。

施:鐘退意見較一致。方向認清了,開始會有些困難,應耐心爭取上層出來說話,用說服的辦法,別發號施令。也要注意:1.正派風氣;2.還要注意加強A的領導。A的影響是要的,愛國主義教育是要的。這是限度,矯枉必須過正。膽大些,有的我們帶群眾前進,有的與群眾商量,也許他們有好主意,助我貫徹。

辛 :黃的發言好,派人好,不派也行。不能理解為A的領導就是派人去。作風在那種條件下是政治問題,因群眾不能接受這樣的作風。

一頁會議記錄,顯示港澳工委“對形勢的認識出了問題”,“中央為什麼提出這方針”?

一頁會議記錄,顯示港澳工委“對形勢的認識出了問題”,“中央為什麼提出這方針”?

(圖四:“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知道”兩字分量很重,應該是與會者被要求明確表態。)

7月1日  廖(廖承志)

I過去有過一條,不動員HK人士參加國際國內的正式會議等活動,今後也如此。連廣東的也不要安排。

II關於務虛的總結:

首先關於香港形勢:

和平與戰爭。毛主席說:“不能寫保票”,趨勢是大戰基本打不起來。但,也不

是絕對,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存在。社會主義國家強大,反殖民主義發展了,大戰可能就更少。我們要不斷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與譴責戰爭狂人。社會主義不斷增大之下,利用有利形勢,使帝國主義不敢打。

(張插[2],時間對我有利)

我們不是不惜犧牲一切祈求和平,我們不怕戰爭,但不搞戰爭。

這是HK問題的先決條件,HK解放,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不會早於解放臺灣。

局部戰爭有沒有擴大的可能?有也是在中間地帶,而且擴大的可能極小,局部就是局部。

HK工作要有一個概念,即,HK工作不能視為國內工作的一部分,只能作為國外的工作。因此,HK工作不是解放的準備(過去曾經提過,現在絕對不應有了)。

其次,HK的基本矛盾是我E矛盾,真正的矛盾主要還是EM矛盾。

張聞天:“為什麼我們對E有打有拉?”

廖承志:正因為E是在帝國主義中比較中間的國家。也就是我們為什麼把HK解放推到臺灣解放之後。因我們把HK放在E國有利。HK的一切鬥爭都要從這個基礎上來考慮,概念首先要搞清,即E是帝國主義中的中間派,可能出現中間局勢。

其三,我們不把HK工作作為對E的,而是作為削弱M帝的前哨基地。因此鬥爭

矛頭不是對E,就不能設想天天鬥爭,搞同盟罷工。因此,HK工作就是愛國主義的,HK工作就是隱蔽,長期埋伏,積蓄力量,是化整為零的,到處深入的。不搞多掛旗。

另一面,HK工作的任務,是戰略觀察所,HK工作就是在理解國際大勢的情況上提供一些資料。把更多的時間和力量放在觀察站上。

所以HK工作的內容,就是耳、眼的,不能當作國內工作一部分,甚至不是廣東工作的一部分,是國外的工作,前哨工作。

因此HK只能是愛國主義的內容,所以宣傳社會主義是錯的。我們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蘇聯建設成就,那也只是宣傳和平競賽[3],不是宣傳社會主義。是和平統戰,不是搞社會主義。因此,HK工作只能是愛國主義的宣傳工作。就是愛國主義。HK居住的同胞,還不能高到社會主義的。

愛國主義是什麼?就是毛主席的三條,這是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否則,提什麼社會主義教育,這肯定是錯的。

HK的宣傳只是為廣大的中落群眾,就是三條。

毛:HK的報紙照例要比國內低一格。

廖:第三個問題(原文號碼比較混亂,下同),HK的報紙及其他,即使是我報,也只能是統一戰線性質的,要用統一戰線的方法去經營,幹部也是要統戰幹部去經營。費、袁、呂根據統戰的政策去支援。

如果要搞成一個上下都是社會主義的,有害無利。我們不能設想個個像華潤。

既然是統戰,就有左中右。鞏固左,廣泛爭取中,最少限度孤立最右。中右也去打,這就太錯了,馬雲良就不能(打)。

要重新排隊,只能容許寬,不能比國內緊。一切要統戰的做法。

第五個問題

群眾鬥爭,也要服從這個原則,“不可不鬥,不可老鬥”,要拉就拉。

第六個問題

HK工作,不要事事同國內配合。

2工作分工怎麼辦

日常領導、具體領導歸廣東,方針政策,外辦HK小組傳達給廣東。

3幾個具體問題:

1香港還是要有一個報紙,比較正面的傳達國家的態度,文匯。

1但仍然是一個統戰方法來辦的,不能說是A報。

2此外大公、新晚,只是向HK、海外宣傳愛國主義,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是直接面向中落。

3這些報紙主要是揭露M帝,“逢M必反”是錯的,美國的人民我們是不反的,國內也不是如此,帝國主義和人民要區別開來,壟斷和人民區別開來。

4對E態度,要服從對E打拉並用,有打有拉的政策。無關大體的事,可以報道,只有E國反動的、配合M國搞兩個中國才反。

5報紙對群眾鬥爭不要配合。

6要重社會新聞,不要老反阿飛。

7用外稿問題,只能適當用,但必須對我有利,聳動新聞的事,在我們的報紙,絕對要不得,要實事求是,慢點沒有害。

8有關國內的報導。主要宣傳成績,要綜合。不要抓住一些個別突出的成就大事報導。海外報紙不要搶先(國內報紙有時是為了鼓勁,搶先報道)。地方報紙的新聞不能轉載。國內國外都要抓浮誇,報導要留餘地。

9報刊副刊,要多姿多彩,生動活潑。HK的文藝方針也是愛國主義的,面向中落的,愛國主義也是為工農兵,但在海外是以愛國主義的形式出現。

III文化統戰

一,要大大擴大文化統戰,要團結一切可用的,要調動一切可調的,要盡可能擴

大統戰。對要求進步的不要潑冷水。但不能以他們的要求變為制度。像呂不能拿他的三權。

二,明星制度還是要加以肯定,經營管理要社會化。

三,中右和蔣特要區別開來,只有搞兩個中國的,配合美國的、搞反動的,右不能說是蔣特。

(邵氏只能說他是中間偏右)

(白、吳、已是中左了,過去沒有罵過我們,只是不說話,解放後相當程度同情我們)

宗派主義必須挖掉,重新排隊,大大擴大統一戰線,重新團結。

HK人人要靠國內生活,要留有後路,因此統戰是有條件的,要好好的重新搞。

中國這一年是大變化的一年,大躍進巨大成績,一年的偉大計劃,不平凡的一年,成績不(特)別說。

為什麼中國能有一大躍進。這要分析,這是中國國力弱,外受壓迫,內封建壓,必須加速,我們必須有成就,當然。距離蘇聯很遠,比資本主義的生產也有一段不近的距離。政治上是近了,經濟上也還有一段距離。

十年來,由於得到毛主席領導的成績,另在蘇聯兄弟幫助下,總算在工業上打下了基礎,但與六億人的要求比,還小得很,如果拿成績用6億人除,就小得很。

就拿1070噸鋼,六億除,每人不到20斤,不說比比利時,連盧森堡也不如。

就拿去年一年的糧產說,六億人分不到300萬。因此拿總產值來說,還遠落後於人民的需要。

但這成就是一推動力,我們用此推動今後,必須加快速度,如不擺脫落後就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欺負,如美以台搞顛覆。

如不能加趕,就不能成農工業的先進國家。固然我們有偉大的蘇聯,有兄弟國家,有反帝的人民,有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和平的人民,這些,使美帝不敢向我進攻。

由於蘇聯無私幫助,因此打下了成為工業的可能,這是要感謝的。但,我們這麼大,人這麼多,不能指望蘇聯代我做,不能說要人包下來,不能老躺在蘇聯懷抱,故必自力更生,自己生產出來才是。

但又得回頭看,6億5000萬(人口)就不簡單。如豬每人一公斤,65萬噸,誰能一下送來65萬呢?因此說到分配,就要用6.5來除。要加緊生產才能使工農業,而且還得搞林漁牧。

農民還不能每人得300公斤,還包括雜糧和牲口吃的在內。我們還需工業近代化,外匯,還要農業建設。這佔了70%外匯,沒有這些就不能完成工農業建設。重工業上我們要銅,要有色金屬,有了才能平衡發展。我們要平衡就要工業,否則不能。

我們處和平競賽,我們還要防止帝國主義的進攻,因此還要搞國防,搞近代工業,為了滿足此,有了去年的大躍進。但平均不到20斤鋼,一噸煤,由此不難瞭解,中國人民要用迫切的辦法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否則,不能建設我們自身的工業體系,擺脫對帝國主義的依附。

這不但是中國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人民的需要。
瞭解了這,才能明白我A在八大上通過總路線的決議,工農,重輕,大中小。這

方針不是拍腦袋想的,是客觀的反映,因此鼓舞人民前進。

大家看到,一年群眾發揮大力,這原動力就是總路線。有人反此,這是舊社會的殘餘,一小撮舊知識份子。我們也有個別地方做得不好,但總的是極大變化,這是值得重視。也指明將來的方向,這是很寶貴的。

如果過去革命是群眾路線,今後一切都是如此。這一年的最大也是依靠了群眾路線。這指出了今後的方向,使我們能十年二十年內建成。

這是基礎,必須承認,如認知了這個基本的話,就是多點少點,只是第二意義的事,如去年少了一點,今年補上,如去年糧少,今年由於災少點,後年可補上,因此不在數字,只要能把人民鼓上去,貿易少一點,明年可趕上。

當然在去年的大躍進,我們有巨大成就,同時也有一些錯。A就是在改這些錯,就是不合乎客觀。缺錯表示在什麼?

1.在發展速度上,2.平衡,3.品質

在發展速度上,我們必須擺脫落後,加快速度,不這樣提就錯,但,速度不能像

主觀願望,有客觀限制,農業增加10%,就是躍進,15-20%就大躍進,特大躍進,但要普遍翻番,是不合客觀的。

工業,通常十幾%已經是大躍進,由於落後,能增加20%的話,已經是大躍進。25%大躍進,30%就特躍進了,因此什麼能翻一番是不可能的。這是一條寶貴經驗。

為什麼去年中央部門要求提高很高?基本就是缺少經驗。由於經驗少,甚至雜,所以偏高。加以回顧人民的積極熱情,要求偏高,就不奇了,只是我們發覺估高了,就會實事求是去掉。

這裡要區分幾種情況。

有一些確是算多了,我們不能在農村正確做出估計,因此估計偏高不出奇。同時,食堂速度。家庭消費轉為集體消費。突然密集多食,消費多了。又如工業,興辦工業,煉鋼鐵,因此可能原材料消耗多了。去年消耗多了些,今年一度出現緊張,因此不能懷疑農業有增產。確實有增產,同時又由於還未做農業機械和電氣化,還是手工業,因此把農村富裕的勞動力調到城裡就增加了一些消耗,故有地方糧食緊張,但不是全國各地都緊張,有些地方會過日子就好一些,如湖南,四川。

XX最近從農村回來,說每天每人至少有半公斤,這證明確增產。說明要會過日子。這又是一經驗,蘇聯曾有過。可是去年我們忘了,我們的人民有了,多食點,6億一來,數就大了。我們每年出幾萬噸,這是不多的。每天多吃一點肉,2千萬頭豬就完了。因此今年豬就緊了。

生產設備,也有增,有些需增,有些不需,也就不平衡,只需要我們發覺,改,就好了。

其次是平衡問題,我們知社會主義建設必按比例發展,原則是慎重,但,在實行中保證它,不易。企業間要平衡,工農業間,生產消費之間,都必須要平衡,剛才說,經濟建設上少經驗。

第一個五年計劃,完全按比例,蘇給了大幫助,但那也有缺點,就是步伐放慢了。因此第二個五年計劃,就採取躍進,突破舊的平衡規律。A的多快好省,四者關係就是平衡,兩腿腿走路也是平衡,但也是有重點,大中小,重大,這些就是平衡,大原則。

因此,我們有了一年經驗,我們也要時間才學得到兩條腿走路,

所以我們摸到規律,不能老是漲。這是不行的,

煤炭、電力、運輸、都要發展,因此不能12月一線上升,因此,煤,可能今年達不到3180,過去3120,因此煤也要平衡規律。

要掌握這平衡規律就要時間。有些同志提了意見,謝謝,如一意孤行走路,無用,旁人好心,謝,但,不能保證小孩不跌跤。

3質量?

這是根本問題,重大問題,去年有一部分產品確實差,但對此也要辯證來看。大躍進中出一些差錯不奇怪,拿鋼來說,去年好的700萬噸,但由於我們採取兩條腿走路,煉1100萬噸,好850萬噸。中等的100萬噸,從中出200萬噸差一些,只能給地方做些東西。

因此,給今後躍進打下基礎,但我們總結,就不能這樣幹,要同時注意到數量和品質,今年保質中取數量,地方的增產中,必須有煤才幹。

質量也要辨證看。大型中型與小型,不能一樣,這就使我們客觀地認識了此,提高了我們,來迎接今年的躍進。

因此,必須理解,有些錯,從總的來看,成績還是九指一指。只要認識了此,就保證了今後的工作。因此,錯、缺也壞事變好事,教育了自己也教育了人民。

其他方面也可能錯,但,上生產力就是準備犯錯。

蘇聯已經有40年經驗,我們學過來,更豐富我們的經驗,來實現我們今後更大的躍進。

總理說這是前進中的缺點,但也可能五年、十年還會有新的錯。方向基本不錯,1萬年有,問題在能總結,取得教訓。

*今年國慶,只適當大慶。

*新聞不要搶先,不要抓到一件新事物就來大搞。

*多改寫,不一定要照登中新社的稿,多把這些當素材。

[1]似是指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延安整風期間所作《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全面闡述了中共歷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分析了產生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

[2] 張插:“張”,不知道是不是指後面出現的張聞天。同樣,後面還有“毛”,不知道是不是指毛澤東。筆記裡還有一句“總:我們應該估計邵中有MK關係,但要合理,是否每事都有MK活動”,不知道是不是指總理。

[3] 和平競賽: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的「三和路線」,並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點名批評了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的錯誤及其嚴重後果,提出了肅清個人崇拜的三項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