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1絕密文件
1966年，父親吳荻舟和母親張佩華留下的資料不算多，但是都很有分量。
我手頭有一份下發到外辦港澳組、廣東省委組織部四處和中華全國總工會有關領導同志的“絕密”文件，是父親1966年在前門飯店對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的談話記錄，他那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
綜合各方面資料，這份文件的背景是這樣的：
1966年4月，香港爆發了人稱“天星小輪加價事件”或稱“六六暴動”的市民抗議。來往於港島和九龍之間的天星小輪向政府申請，將頭等收費由2角增至2角5分，二等收費維持1角不變。當時未有海底隧道，未有地鐵，渡輪是橫渡維多利亞港的唯一公共交通，許多香港市民只能靠渡輪上班下班。加價引起社會輿論強烈反應，也擔心帶起加價潮。
事實上，1966年4月1日，港英政府已經帶頭增加所得稅及薪俸稅、汽車牌照費、郵費、廉租屋租金、停車場收費等等。在交通諮詢委員會開會的時候，除民選議員葉錫恩外，其他委員一致贊成批准天星小輪加價。怡和主席、天星小輪董事局主席郝理士更表示，“不願乘搭頭等的人可以選擇搭二等”，輿論譁然。
4月4日，25歲青年蘇守忠身穿寫著“支持葉錫恩”、“絕飲食，反加價潮”的外套絕食抗議，途人圍觀，11名青年翌日加入聲援。
4月5日，警方拘捕蘇守忠，盧麒等前往港督府要求釋放蘇，當晚10多名青年在尖沙咀天星碼頭示威遊行。
4月6日淩晨，警方拘捕了4名示威者，同日蘇守忠受審，香港及九龍出現零星示威。入夜後有約300人在彌敦道向巴士擲石及放火，向油麻地警署擲石及玻璃瓶。出現在各處放火、搶劫商店、攻擊消防局及公共設施的事態，警察亦成為襲擊焦點。警方發射催淚彈772枚、木彈62枚、實彈62發。香港總督戴麟趾在淩晨1時08分宣佈九龍區于淩晨1時30分至上午6時實施宵禁。
4月7日晚上10時左右旺角彌敦道再有人聚集，繼續放火燒車和搶掠商店，更企圖向油麻地警署及旺角警署縱火。政府宣佈宵禁提早在0時30分實施。駐港英軍亦加入協助維持秩序，1名青年死亡，4人受傷，200多人當場被捕。
4月8日，英軍出動裝甲車，警告以實彈鎮壓騷亂，騷亂於當晚平息。
4月9日，超過300人在法庭受審判刑。
宵禁在4月10日解除。九龍地區連續兩晚騷亂，港英政府出動軍警鎮壓，最後造成1人死亡，18人受傷，1800多人被捕，前後不到一個星期結束。期間《大公報》及《文匯報》曾強烈譴責有人破壞社會秩序。
吳荻舟對港澳工人“五一”觀光團的談話記錄
（圖一：“絕密”文件首頁。張佩華在右上角所注時間“1964年”應是1966年之誤，因為談話中提及的“加價”和“九龍騷亂”均發生於1966年。）
文件全文如下：
5月4日晚上，外辦港澳組召集港澳工人觀光團開座談會，搜集意見。觀光團反映：香港群眾迫切要求解放，觀光團成員也有這種感情；對中美戰爭，港澳有相當一部分人希望不打好，或者認為一打起來港澳就解放了；港澳工會工作主要困難是工人受資產階級思想腐蝕較深，覺悟低，等等。爾後，外辦港澳組吳荻舟同志對觀光團作了以下談話：
剛才，你們談了很多，綜合起來是三個問題：1）香港的地位問題。2）中美戰爭問題。3）工作方法問題。我簡單談一談。
（一）香港地位問題
現在我們不解放香港就是因為有美國問題。對美矛盾不解決，香港的問題就不能解決。
現在美帝國主義包圍我們，北方蘇修對我們關門，在這種形勢下，如果我們拿回香港，等於得一個黃埔或青島，意義不大。希望大家身在香港，放眼世界。從香港得外匯不是我們最高目的。最高目的是面向世界。香港是個放射性的地方，是我們跳出去的橋頭堡，如果收回來，便關了門，沒用。我們從香港可以掌握到帝國主義的弱點，可以利用。長期堅持，對我們有利。這樣子比收回來好。
香港工友們看到生活苦，迫切要求解放，沒有看到世界利益。我們從無產階級最高利益出發，從世界革命出發，越遲解放越好。甚至香港要比臺灣解放得晚，甚至要等整個東南亞一起解放。
如果我們在香港的人一批批全被送回來，香港沒有我們的人，失去地位、作用，又是一回事。我們要保持這個點，首先要保持我們的人，長期堅持，長期打算，長期著想。各位生活上苦，工作有困難，但要想到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未解放的人民的痛苦。香港工作是世界工作的一部分，要通過香港跳出去。我們大批的東西、書報，毛主席的著作，從香港大批運出去，影響極大。非洲朋友打遊擊，東西丟光了，唯獨主席遊擊戰的書沒有丟。我們的東西，到香港便能出去（到蘇聯不成，飛機空著也不給我們運），外國朋友可以通過香港進來。
你們的工作做得越好、越深，你們就越能生存，不被攆出來。即使美帝打上去，你們身上也沒共產黨、進步分子的字樣，工作做得好，可以隱蔽。少數人被攆出來，大多數還可以堅持。因此，香港地位問題與我們的工作有很大關係。我們政府暫時不解放它，甚至長期不解放它，長期堅持。
（二）中美戰爭問題
帝國主義本性決定，我們必須長期備戰。帝國主義存在，世界上就有戰爭。既然如此，就要備戰。備戰不等於我們主動去打，打不打，什麼時候打，決定於美帝。美帝能否打得起來，又決定於他的條件。只是我們準備得好，不怕他什麼時候來。
美帝現在騎虎難下，主觀上無法指揮戰爭。我們必須準備他發狂，打進來。
備戰有兩個意義：一是做長期準備，對付美帝；一是準備他突然發動戰爭。中美戰爭打不打，有兩個可能性：一是打；一是晚打，甚至不打。戰爭的發展，很難說。總之要準備好。
如果要打起來，是否解放港澳？要看我們國家的情況。估計不會用港澳地方作戰，那地方小，英雄無用武之地。如果打起來，你們也不會離開香港，可以在香港堅持下來，就是最大勝利。中央同志說，如果你們腦子裡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對工作就有害。對世界革命就不利。中美打不打，打起來香港解放不解放，你們不能想得太多，想多了，不安心，對工作不利。
香港作用很大，我們還不想收回來。因為作用大，你們的任務很光榮。
（三）英國的態度
英國人想長期在香港，但又怕不能長期。他們在香港有油水，我們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維持現狀這點上是有一致的語言的。他現在也不想搞翻我們。他的目的，是要從香港多拿幾個錢，一年拿幾十萬。我們呢，要拿整個世界。他不知我們的底，怕我們不給他長期。現在多少摸到了我們一些底。
最近，香港正式公佈加了價。港英搞鬼，弄假。他一方面裝民主，說向倫敦反映群眾反對加價；一方面照樣加了價。這是玩騙術。他裝假面子，沒想到卻假出了亂子。「華革會」貝納祺和葉錫恩[1]為了搞假民主，爭取群眾，收買了幾十個人，表面上出來反對加價，誰知後面跟上了14K，黑社會勢力，乘機搗亂，發生了九龍騷亂事件。英國人看到事態再發展下去不成，怕被臺灣利用，趕忙採取措施，連機場、電話都關閉了，和臺灣斷絕聯繫，甚至還抓了一批可疑的人。中央同志說，香港政府對於臺灣的搗亂心裡不怎麼喜歡。因為過去英國容許美蔣分子在香港搗亂，我們警告過英國政府，記了他一筆賬。加上一騷亂起來，要打爛港英好多東西，又在政治上給他塗污點，影響他的威信。有此，我們在香港工作的可能性很大，必須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當然，英國是想搞我們，但又怕我們。
（四）工作方式方法問題
要像白蟻一樣做工作，一聲不響，把整個屋子咬爛。要學習白蟻的精神。做到了這樣，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學活用毛主席的思想。
要學白蟻的話不是我說的，是中央同志說的。
你們這次回來，學了不少東西，有用，但也不能照搬。否則你們在香港站不住。你們不要以為反正身邊有幾十萬工友，隨便鬥他一場不要緊。
你們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聯繫群眾，生活上樸素。生活困難一些，為了世界革命，準備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輩子。
個人意見，僅供參考。
以上是文件全部內容。
這份“絕密”文件反映出來的“香港群眾”“反殖思維”和“解放香港”的心態我是可以理解的。1950年代初到1960年代末，香港處在二戰後社會復原以及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兩個不同時期之間，群眾生活仍然艱難，港英政府並不重視底層的民生。我的童年記憶中就有山邊那些一下雨就叮咚作響的鐵皮屋和衣衫襤褸的街童。父親那個時代的香港本地左派幹部和群眾很多都經歷過戰亂、逃難，領教過國民黨的貪腐；外派幹部大多曾參與反饑餓、反內戰、反國民黨的民主運動；如今內地“革命成功”，殖民勢力被趕跑[2]，國民黨政府偏據臺灣，香港卻還要受港英統治。想來不論是香港本地幹部或者像父親那樣早年來港的“在外幹部”，還是新政後從內地來的外派幹部，都有反殖民主義統治的思想基礎和“解放香港”的抱負，有著隨時準備搞“革命”的心態。用現在的話說，“像‘白蟻’一樣”反殖是“政治正確”。
不過截至60年代末，香港人口從60萬[3]膨脹到300多萬，其中絕大多數是一波波逃離中國大陸的難民，成分非常複雜，簡而言之共性就是不想或不能留在內地。中央政策經歷了短暫搖擺之後，出於全盤考慮，不欲“解放香港”而是明確了“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方針。如果左派幹部和群眾能夠在殖民地香港合法維權，隨著香港轉型，生活改善，立足香港，為內地提供各方面支援，或許心態和效果會大不一樣。
但是，“如果”和“或許”都沒有發生，左派幹部中一直存在那種按捺不住的反殖民主義情緒，中央決定“不解放香港”，他們只能忍耐和待機。“雖不想解放HK，但要蠶食HK，實際控制HK”（見第5章香江歲月第11節和第12節港澳工委秘書長黃施明1959年對香港左派的批評），部分左傾幹部和群眾的心態脫離了中央“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也脫離了香港大多數居民。
父親的談話基調顯然是安撫、緩解這種情緒，強調“長期方針”的重要，“中央同志說，如果你們腦子裡有期待港澳早日解放的思想，對工作就有害。”“你們不要以為反正身邊有幾十萬工友，隨便鬥他一場不要緊。”
由於中央的“冷處理”，1966年的“六六暴動”沒有發酵，由港英政府“鎮壓”了結。
吳荻舟陪同港澳工委和報界國慶訪京團到延安參觀。當時港澳工作“四巨頭”合影。右一孟秋江，右二梁威林，右三吳荻舟，右四祁峰。左一是周明。
（圖二：1966年11月，父親陪同香港工委和報界國慶訪京團到延安等地參觀，由左至右：周明，祁峰，吳荻舟，梁威林，孟秋江。）
關於這份文件中提到的葉錫恩——就是前面提及的交通諮詢委員會開會時唯一反對批准天星小輪加價的民選議員葉錫恩，在這裡插一段題外話。
1991年，香港中文大學歷史教授譚汝謙介紹我到杜學魁任會長的“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做義工，杜學魁即葉錫恩的丈夫，我得以近距離觀察他們伉儷。
我在“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做日語翻譯義工。當時“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和港日學者、律師合作研究香港被日本佔領三年零八個月期間遺留的“軍票”問題——日本在香港發行的戰時“貨幣”，日本投降後成為廢紙，許多香港市民一夜之間變得一無所有，他們手上至今持有“軍票”，欲通過和日本政府打官司討回公道——可是眾所周知，日本方面以“時限”已過為由，駁回了多起“索償”官司，討回公道的路十分艱難，軍票案也一樣無果。耳聞目睹杜會長為這個會勞心勞力，我和其他義工都受到鞭策。
杜會長是內蒙古包頭人，他在自傳裡寫道：七七事變時讀初二，日寇攻來，隨校西逃，渡黃河，過騰格里沙漠，一直走到重慶，1950年來到香港。杜會長和葉錫恩自1954年從一塊地皮、一頂二手帳篷起家，在徙置區創辦暮光英文書院，葉錫恩任教所有英文科目，杜學魁任教所有中文科目，為清貧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機會，漸漸把暮光英文書院建成了一個包括幼稚園、小學和中學（含大學預科）的綜合教育機構。兩人也從共同抱負結緣，1985年結婚時，葉錫恩七十一歲，杜學魁六十三歲。
他們同屬社會名人賢達，為大眾實實在在做事。香港回歸後葉錫恩獲委任為臨時立法會議員，也是香港首批大紫荊勳章得主之一。在臨時立法會議員任期完結後，她決定退出政壇。杜會長任職“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主席二十年，1988年創辦香港紀念抗日受難同胞聯合會並任主席，後共同發起世界抗日戰爭史實維護聯合會並任主席，杜會長晚年還任“香港公義促進會”主席，2001年在港病逝，享年79歲。葉錫恩則是2015年在港逝世，享年102歲。
雖然在父親留下的文件裡，出於意識形態之爭，指葉錫恩是“搞假民主”，但是她和杜校長的奉獻精神也得到港英政府、特區政府和社會的普遍肯定。尊重歷史尊重事實，這是我在香港學到的一課。
[1] 葉錫恩：Elsie Hume Elliot出生於英國紐卡素貧民窟，紐卡素大學畢業，1946年到中國江西傳教。1949年南下到香港，熱心為香港社會基層爭取權益。1960年代，有香港市民向她反映香港警察收取保護費等社會不公的事，她在明察暗訪之後直接到英國遊說，促成香港成立廉政公署。1963-1995年出任香港市政局議員，香港回歸後也曾擔任港事顧問等公職。2015年去世，終年102歲。
[2] 租界在中國被視作主權喪失的象徵，1927年開始，各地的租界被中國政府陸續收回。
1917年，收回了漢口德租界、天津德租界和天津奧租界。
1924年，蘇聯宣佈放棄原俄國在華租界（天津和漢口）。
1927年1月3日至1931年1月15日國民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九江英租界，鎮江英租界，廈門英租界，天津比利時租界。
1943年3月30日，日本將杭州、蘇州、漢口、天津四處日本租界交給汪精衛政權。法國放棄在華租界。
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政府宣佈收回所有的在華租界，自此租界的歷史基本上在中國宣告結束。新界等租借地1997年得以收回。
[3] 香港人口：香港1941年12月25日淪為日治前有160萬人口，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期間經過自願或強制回鄉以及非正常死亡剩下60萬，1950年人口增至220萬，60-70年代雖有遷入遷出的波動，人口基本徘徊在350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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