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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來人往的馬路上橫躺著一具屍體。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0九龍暴動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0 九龍暴動

根據父親吳荻舟多份材料以及1991年在香港的談話錄音綜述,1956年10月l0日辛亥革命紀念日,也即“雙十節”,住在香港調景嶺徙置區李鄭屋村的親台分子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被進步工人扯下[1],雙方發生劇烈衝突。隨後國民黨借機把事態鬧大[2],逃港的國民黨殘兵敗將、流亡地主、黑社會都裹脅進去,上萬人攻打進步工會,搶砸國貨公司,奸殺位於青山道一間工會診療所一名女護士棄屍河邊。騷亂從九龍青山道蔓延至尖沙咀一帶,攻擊搶劫的對象不限於左派機構,連一般市民、商鋪也遭殃[3]

當時仍然是工作組時代,父親是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公開身份是招商局顧問。他們及時向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彙報,陶鑄的指示是:堅持自衛為主,但要責成港英政府負責市民生命財產的安全。陶鑄指示以父親為首成立“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溫康蘭、工會線的李生都參加了。反暴鬥爭聯合辦公室就設在當時香港中國銀行八樓、父親的辦公室內。父親白天到各單位巡視,夜晚留守在辦公室。愛國社團、進步工會、進步的社會人士紛紛到父親辦公室分析情況,估計形勢。他們佈置了幾項防範措施:一是根據陶鑄的指示,把社會治安責任交給港英政府,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二是通知所有進步機構(銀行、貿易、新聞、出版等)和各個工會的人員不要上街,以免英警開槍誤傷。各單位要關好鐵閘,父親在巡視中曾發現有的單位沒有鐵閘,即要他們馬上安裝;三是採取適當的自衛措施。各單位都做了自衛的準備。比如報館日常工作要化鉛鑄字,工人就日夜不熄火,煮好幾鍋鉛水,萬一暴徒沖上來可以用於自衛;有的單位把窗櫺的鐵枝拆下來磨尖,不用時插在原處,緊急時可以當做長矛;有的單位準備了石灰、石頭、啤酒瓶甚至紅墨水等。

“責成港英當局保護群眾人身安全”,最重要的是掌握動態,建立情報網絡和報警機制。中資機構、進步社團、社會各界人士、工會會員等注意收集敵人動態,讓住在港九各處的群眾知道,一旦發現暴徒集結,馬上打電話通知報館或警署,《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隨時把掌握到的暴徒動態通知父親,並以報社名義通知港英警方,責成警方去驅散和監視。有一晚,暴徒從調景嶺對開海面筲箕灣登岸,在香港好幾處集合,群眾紛紛電告報館、警署。英警連夜出動十餘次,拘捕幾百個暴徒,暴徒企圖在港島鬧事沒有成功。父親說:“甚至有的特務在房間裡開會,他的保姆、我們的群眾便把情況通知我們。”

10月13日,周恩來總理約見英國駐京代辦,指出港九中國人民的生命財產正受到國民黨特務嚴重威脅,中國政府十分關注,港英當局必須及時採取有效措施制止暴亂[4]

人來人往的馬路上橫躺著一具屍體。

香港英文虎報報導“九龍暴動”的一張照片,有人伏屍街頭。

(圖一:英文虎報1956年10月13日報導,一名男子在太子道遭右派暴徒槍擊,伏屍街頭。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事態發展到10月中旬,暴亂遍及九龍,關係到香港的治安問題,警察己控制不了局面,港英政府出動英軍鎮壓並宣佈戒嚴。除大舉拘捕外,軍、警還開槍射擊,致死致傷暴徒以及無辜群眾。父親說,港英初時“坐山觀虎鬥”,想等兩敗俱傷,坐收漁人之利,沒有得逞。我們通知大家不上街和敵人作鬥爭。如果出去,他會抓兩邊的人,會開槍射擊。一來對打的話,港府會抓我們,說是兩方面都在暴動,二來槍子好人壞人都會殺傷,關起門自衛。敵人上樓我們淋鉛水、熱水,令他撤退。

到20號以後,暴亂基本平息。父親說:“我方因為以守為攻,進行堡壘式自衛鬥爭,再無損失。”“預料到港英會找我們麻煩,搜查我們的自衛武器,他們是知道我們搞自衛的。我們通知各機構立即消除所有設置的障礙,銷毀一切自衛武器。”果然暴亂平息不久,英警搜查幾間左派機構,搜不到任何武器,抓不到任何把柄。

父親在1991年訪問香港時和“老友記”們憶當年也曾說:“港英政府對此國民黨挑起的事件是坐山觀虎鬥的態度。”“我們是否要鬥,鬥到自己垮?不行。自衛為主,關起門保護自己,不讓港府抓到把柄,又要把責任交給他,但不信任他,有足夠力量自衛。”他說:“當時我坐鎮在中銀八樓辦公室,起初我把孩子留在家裡,我愛人在廣州學習回不來,我一個人坐在辦公室,整日整夜在那裡隨時接電話。我把孩子留在家裡,告訴司機(工會派來的可靠群眾),假定敵人攻進我家,就把我的孩子用繩子吊到隔壁人家的天臺上。我們住四五層樓(天臺上有一間小房子),隔壁只有三層,吊下去可以在人家或者天臺找地方躲起來。東西不要管,被搶也不要緊,司機是可靠的,保住人就可以。”“後來白天有人看著(孩子),晚上把門鎖了,孩子也送到銀行。”

我那時候不到三歲,記成要把我們勒死,直到為父親整理資料和錄音才得以釋疑。據我二姐回憶,那時她還在香港上學,學校停課,教職工與高班同學組織自衛隊,保護學校。父親說後來把我們都接到香港中國銀行八樓打地鋪,我完全沒有印象,但是我妹妹卻對此有印象,當時她才1歲多!

香港中國銀行位於車水馬龍的中環,門口有兩個石獅子。

香港中國銀行大廈位於中環,路面電車從這裡轉彎。

(圖二:舊香港中國銀行,希望有一天可以上八樓看一看。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這時還有一個小插曲,是大哥說的:那時候他在廣州上中學,後來母親張佩華帶著他回到香港,到中銀八樓和家人會合。母親在裡屋和父親說話,讓我二哥去買十個麵包。二哥買回來,才吃了一個,大哥已經幹掉其餘9個,母親從裡屋走出來看見了說:吃得這麼快,好像幾輩子沒飯吃。大哥回憶說:當時就是沒飯吃呀,在廣州餓得哪怕有一分錢也去買東西吃,幾分錢一碗王老吉涼茶也好充饑,弄得後來幾天不喝王老吉就不舒服。

“能文能武”的父親在香港還有另類工作。他寫過一篇文章題為“《五牛圖》和《史記提綱》”(不知道是否發表了),講述故宮收藏的珍貴文物在抗戰時期有不少被盜賣、被竊甚至公開搬走,有些在解放初偷運到香港,他們如何通過當時住在銅鑼灣的章士釗夫人(我只查到三夫人殷德珍1949年前後到香港並留下,70年代初章士釗多次去香港和她重聚)做愛國主義教育,把文物買回來。

父親在文章中回顧,1958至59年間,國內收到反映,漢司馬遷親筆的《史記提綱》、唐韓滉的《五牛圖》及司馬光的一幅字畫三件國寶流落香港,要設法收回來。香港地下黨接到通知後,當一個重要任務完成。父親親往章士釗夫人家瞭解情況。據她說,日本人正在出高價洽談,單是其中一幅《五牛圖》,便出價10萬港元。父親說,這情況對我們很不利,時間十分緊迫,需要馬上有一個決策。為了不讓日本人知道我們要收購,一面請章夫人保密,一面設法和該商人見面。父親說他對該商人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從政治角度上說服他不應把國家的古文物賣給外國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要使得他感到有壓力,不敢輕易向日本人出售這些文物,但又不可以激怒他。畢竟香港是個自由商港,所謂重利輕義的冒險樂園、鱷魚潭,誰又能強迫誰愛國不愛財呢?同時,香港偽造古文物的商人也不少,在未經鑒定分清真假之前,也不便出價成交。父親記得除了根據國內有關部門提供的考證辨別外還請了本地專家鑒別,確認是真跡後,開了一周取款的期票給持畫者。

父親說,這次收回這幾件國寶,著實費了一番心機。章士釗夫人以及幾位統戰人士,包括三位古文物鑒定家都出了很大力。多年後,香港文匯報35周年報慶,父親看到一幅畫的署名,記起一位叫任真漢。父親記得還有一位石灣陶瓷和宜興茶具的收藏家,但是不記得名字了。有的人幫助父親鑒定真偽,有的側面做了持畫者的工作,最後是以15萬港幣買回這幾件國寶。

父親說:這幾件文物回到我們手裡後,在我家裡舉行了一個慶功宴,約請七八位出過力的統戰人士,一邊喝酒,一邊欣賞,也有人痛駡喪心病狂走私文物者。大家認為這是極其重大的收穫,決心全力以赴把流散在海外的古文物收回祖國[5]

父母和四個孩子合影,三女一男,分別是次男和二、三、四女。

吳荻舟和張佩華夫婦帶著四個小孩子在“新巴黎”合影

(圖三:1956年前後父母和我二姐、二哥、我、還有妹妹的合影。照片背後僅寫著“新巴黎”三個字,我查到香港50年代確曾有個新巴黎大農場,位於黃竹坑,大概就是現在海洋公園那一帶。有菜園、餐廳、小動物園和少量遊樂設施,不知道是不是去了那裡?一張溫馨的照片啊。)

說到那時候的生活,聽母親說,文革期間,造反派勒令父母「背靠背」交待二十年來的家庭收支。她本來不知道父親也被勒令交待同一內容,父親去世後她找到一份父親寫的材料才知道的。她不無慶倖地說:“你爸爸講的情況和我講的一致。”

根據父親所寫的交待材料,1948年至1950年前後,父親在香港《華商報》讀者版包攬版面內外的複雜工作,收入只是二、三十元生活費,僅夠自己用。母親帶著三個幼小的孩子(我的大哥大姐和二姐,一歲半至九歲)滯留在新加坡,白天教小學,管圖書,晚上到夜校兼職。1950年至1962年初的十二年,父母都在香港工作,生活較安定,下面三個孩子陸續出世。這期間,左派機構的工資制度各不相同,有供給制,低工資制(就是在中資機構工作的人工資普遍比社會上低,1958年後才開始實行社會化工資。當時在香港左派機構工作的人大都懷著理想,追求社會公正,收入低也甘願堅持。)

母親1950年至1957年在港澳工委工作,是供給制;同時期父親是低工資制,以招商局工資為基礎,每月四百元,組織上另補助一部分。1957年秋,父親到《文匯報》做社長(兼招商局顧問),在《文匯報》支工資一千元,在招商局支六百元。母親由供給制轉為進南方影業公司拿三百多元工資(1959年前後調整為四百多元)。

父親說,為了做上層統戰工作,決定搬出招商局宿舍,另租較大的房子。按制度,他們兼職不兼薪,招商局的六百元要上繳,房租報銷(或自己付部分房租)。為了簡化手續,組織決定我家包乾。後來我家租了每月房租七百五十元的房子,在北角堡壘街,上下兩層,還有露臺。記得家裡有時候開派對,交通航運界、報界、電影界以及一些與臺灣有關係的社會人士、醫生和商人等等都是父親的客人。許多漂亮的人兒把盞言歡,我還年幼,唯對滿屋都是移動的腿印象深刻。

父親寫道:生活費用。每月工資2100多元,扣除居住費用,尚有1200多元。每月除生活開支外,可存100元左右。生活費用的明細:1保姆工資160到200元(保姆二人,工資逐年增長,離開時已增至100元以上);2伙食費400至450元(1959年以前四大四小,1959年又一孩子回國內讀書,四大三小,每個人以50到60計);3國內學雜費150到180元(三個孩子,自中學到大學,包括伙食、學雜、寒暑假旅費等,每人每月人民幣20至25元計);4香港學雜費140到150元(學費每人30元,校車15元,校服,書雜,三個孩子約計數);5衣著50至60元(全家八人,每年以600至700元計,平均每月約數);6水電20至30元(夏天風扇,冬天取暖,燙鬥、燈光等用電,及水費等約數);7負擔20元(岳父,基本每月寄,有時寄30元,此外給侄子們寄點藥品等);8工作80至90元(夫婦二人在外伙食,小應酬、交通等,我每月固定支50元);9書籍20元(包括孩子們的課外讀物,我買參考書等約數);10醫藥10元(約數);此外還有家雜(包括郵政工人、看更工人、清潔工人的年節費用,肥皂、牙膏、洗衣粉、去污粉、手紙、地蠟等等)無法估算。

生活盈餘,購置了1一套傢俱(包括大床、大衣櫃、五桶櫃、餐桌、十二把椅子、書桌等帶回來外,還上繳了幾件);2收音機(包括電唱機、唱片櫃);3手錶;4照相機(包括遠距鏡頭,都是舊的);5半導體收音機;6雙層鐵床(三個);7樟木箱、陽江皮箱等;8電燙斗;9買了幾百元人民幣公債;10鋼琴(原來是買的舊外國琴,回來時換了星海牌);11厚呢大衣;12回來時全家添置國內用的衣服、棉被、家用藥品、日用品等。

期間父親有兩筆額外收入,他也做了交待:11953、54年的時候,我祖父在雲夢的雜貨店結業,三叔給我父親捎來400元人民幣。父親報告給黃作梅 ,黃作梅同意父親留用,於是父親把錢放在內地,給在內地讀書的孩子用(1950年至1955年間,大哥大姐都被送回內地)。2父親寫過一些劇本和理論文章發表,用1000多元稿費買了一架舊鋼琴給我二姐學琴,其餘作家用。

工作超負荷,低收入,養育6個孩子和外祖父母,家庭經濟狀況一清二楚,這就是那時候的幹部。父親也寫了到北京後的收支明細,此處按下不表。

[1] 香港政府《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說“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被徙置事務處職員移除。

[2] 時任香港總督的葛量洪事後指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暴動由國民黨策劃。

[3] 我查到還有其他暴行如燒廠房燒車,襲擊郵局和公共交通工具,外國人亦成為襲擊目標。1956年12月23日,港督葛量洪將《九龍及荃灣暴動報告書》送呈殖民地部大臣,他認為是一些思想傾向支持中國國民黨政權的三合會成員群眾試圖擾亂香港的社會秩序,而達致其犯罪目的。在1998年4月初版的《簡明香港史》中,學者劉蜀永認為,1950年代為逃離戰火而來港的大量內地移民謀生艱難,經濟情況不佳,加上政治的挫敗感,最終釀成騷亂。

[4] 10月16日下午,香港總督葛量洪在記者會反駁北京方面的抗議,認為北京“干預內政”。據說九龍暴動發生後的翌年,英國曾非常認真考慮放棄香港,最後沒有成事,原因之一是港督葛量洪堅決反對。

[5] 幾年前有人告訴我《五牛圖》真跡在臺北故宮。而關於收回國寶,網上也有另外的版本。真假難辨,這裡是根據父親的遺稿整理。

吳荻舟手稿《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9新聞戰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9 新聞戰線

根據父親吳荻舟的回憶,工作組時代初期,新聞線的領導是黃作梅,他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身份聯繫《文匯報》、《大公報》。《大公報》原來是個“中間偏右”的報紙,“1949年才把傾向轉過來”。《文匯報》總社在上海,1947-48年在香港設立分社,“傾向比較好,我們派劉思慕去任總編輯。”

黃作梅犧牲後,父親擔任工作組組長,新聞支部也由他直接聯繫。支部成員有金堯如(支部書記)、羅承勳(羅孚)、周南懷、廖蘊文等。新華社香港分社單獨成立一個支部,由譚幹、李沖、潘德聲等組成。譚幹後期參加工作組,負責外事,與父親聯繫。《商報》負責人是張學孔(《商報》創辦後入黨),《晶報》負責人是陳霞子,從《大公報》分出來的《新晚報》負責人是羅承勳(羅孚)。

1986年父親在廣東從化溫泉接受新華社香港分社廣東聯絡部劉先秀訪問時回顧,1951年中央明確了港澳工作“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宣傳愛國主義,不宣傳新民主義、社會主義”。這是總方針,後來中央還下達了一些具體方針。如解放臺灣,是和平解放還是武裝解放?起初強調武裝解放,後來強調和平解放。最後是兩者並重,爭取和平解放。統戰工作的總方針是廣泛團結。談問題要有層次,進步的談多些,談深些,調子高些,如對香港著名實業家王寬誠、香港名醫李崧等。中間落後的,談少些,調子低些,還有一些屁股坐在國民黨方面的,來往又不同。

具體到愛國報紙,《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香港商報》和《晶報》都有區別。《文匯報》調子很高,愛新中國立場鮮明,但不提愛社會主義祖國,除採用新華社消息外,也採用外國通訊社的稿子;《大公報》、《新晚報》多採用中新社的消息,《香港商報》多用美聯社、法新社消息,《香港商報》和《晶報》基本不用新華社消息,採用外國的消息。刊登廣告也有區別,《文匯報》可以登華潤公司、國貨公司、中國銀行的廣告,《晶報》則主要拉一般商人的廣告,一些灰色的、爭取跟臺灣有關係的商人也登廣告以保護自己。總的是愛國主義,日常工作都是按照這個方針去做,具體由新聞支部掌握分寸,有時也會出一些亂子。

當時一些外國通訊社捕風捉影說中共和臺灣談判。有一天《新晚報》未經請示把法新社繪聲繪影地說中共已在巴黎與國民黨談判和平解放臺灣的消息登出來,人家知道《新晚報》是愛國報紙,便說中共承認了,證實了。父親說,1955年中央曾經提出和談,但只是一個願望和方向,沒有要求做宣傳。“中央一看這個消息,我們就挨批了。”上面對他們的批評還包括“版面搞得太過五花八門”、《文匯報》這種正面的報紙不能靠賭馬、贈送冰箱之類低級趣味招徠和推銷報份等等。內地搞大躍進的時候,新華社宣傳報導誇大失實,香港愛國報紙也不得不轉載,不過父親說:“這不能怪下面的同志。”

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越來越頻繁出現反映香港工作受內地政治運動影響、忽左忽右的內容。文化戰線有“左”、“右”的困擾,新聞戰線可以看到同樣的傾向。1988年,父親在南戴河休養期間寫了《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集中談了這方面問題。

吳荻舟手稿《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

吳荻舟是香港《文匯報》第一任社長,晚年回顧那段歷程,文章有很多“乾貨”。

(圖一:父親《就為什麼會有爭論談談我與文匯報》手稿。)

根據這篇文章,父親與《文匯報》交集始於建國初期,公開當社長是1957年,1961年孟秋江調任社長時他仍未註銷社長職,以常委兼廣東省委宣傳部四處處長、實際是港澳工委後方辦事處主任,港澳來回跑。1962年調國務院外辦時正式向香港政府註銷社長職務。這樣算起來和《文匯報》的交集正好是10年左右。

建國初期,張鐵生還在香港,有一天父親和他去見徐鑄成[1],在場還有余鴻翔。那次會晤主要是研究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分家,因為4個原因:1.所處兩種社會,報導與立論方針不同;2.兩地幣制不同;3.人事處理和工資制度不同;4.版面處理不同。決定香港文匯報和上海文匯報從過去的總社和分社的關係,改為兩個獨立的實體。會晤後,張鐵生、徐鑄成相繼回內地,董事會每月經過父親撥一筆外匯給報社,父親則與余鴻翔保持聯繫,交換業務上的意見。但到1957年才公開《文匯報》“分家”,暗分明不分的六、七年裡,沒有社長,只有編輯部和經理部,公開後成立了董事會領導的獨立建制,向香港政府註冊,董事長梅文鼎,余鴻翔任經理,父親擔任社長。

父親說:“10年中大小事件不知多少,可記憶像一面篩子,早把往事漏走了。有過爭論的事,也只剩下模糊的輪廓了。”儘管如此,對當時情況一無所知的我,還是通過他描述的“輪廓”瞭解到很多往事。

首先,他們遇到辦報方針之爭。大陸解放之初,內地領導認為,《文匯報》是第一線報紙,應宣傳社會主義。對此,父親寫道:“香港是資本主義社會,我們是在海外辦一張愛國主義的報紙,應面向世界、面向廣大華僑,除客觀報導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與遇到的困難外,應立論廣泛的愛國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主持正義,貶惡揚善。”“但是董事會把海外辦報視為外事工作,授權不多,對辦報方針的解釋權不在辦報同仁,對祖國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內地文化、新聞意識經常影響香港《文匯報》的報導方位與立論方向,造成報紙長期忽左忽右,以左為主。1957年夏,董事會改組,做了一次總結,指出了問題的關鍵,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董事會也不斷召集各版負責幹部面談。”父親說:“各報指導思想曾出現過一定的穩定性。但,各報幹部從舊社會來,繼續生活在‘舊社會’裡,內外有別的新聞觀點,不易建立和鞏固,有時連我自己也發生迷惑。”

其次是搶新聞的問題。身處競爭激烈的資本主義社會,報紙免不了搶新聞。父親說:“搶新聞我們也不反對,新聞報導落後意味著失去讀者,報份下降,影響收入,影響社會對報紙的印象——有人說內地的日報是晚報。但是我們還有一條,不能失實,不能捕風捉影,‘克裡空[2]’。所以我們使用通訊稿子時,既要敏感,反應迅速,同時要有銳利深沉的分析能力。”父親對無原則的“搶新聞”和“造新聞”、嘩眾取寵的報導作風十分反感。這是他多年工作養成的工作作風。如果他沒有實事求是的作風,在近乎孤軍作戰的八年抗戰歷程中恐怕已無法帶著隊伍倖存吧。

第三個問題是內地浮誇風的影響。父親說:“1958年內地搞‘大躍進’,香港幾家愛國報紙一度感到報導上的困擾。生產上按常理不可能有的速度和產量,由於新華社報導了,香港不能不反應,尤其居於第一線的《文匯報》,更不能置之不理。因此,要聞幹部問我應如何處理,我說先只做客觀報導,不寫社論。但新華社連續報導後,我也感到困惑。直到我們組織幹部去廣東新會參觀畝產15-20萬斤的白薯地發現做假現象後,才回到實事求是上來,可是克裡空的錯已鑄成,報紙形象受損,社會輿論說左派報紙也不能全信。”在新會參觀的時候父親把手插進土裡,發現是把幾畝地的白薯堆在一塊地裡造假。

四個幼童站在堆得厚厚的稻草上,顯示畝產創世界記錄

那時候很多照片都是這樣擺拍的,幾畝地的水稻或者紅薯堆在一起,就可以“放衛星”。

(圖二:內地在“大躍進”時期的宣傳資料。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第四個問題是分工和協調的矛盾。50年代初,香港只有一兩家態度鮮明的愛國報紙,後來又先後辦了兩三家,原意是分別照顧不同層次,不同方位的讀者,擴大愛國報紙宣傳報導的覆蓋面,但是就出現了爭奪讀者的矛盾。還好,父親說,各報幹部不斷交換意見,主動協議分工,決定各自向不同方位發展,在不同層次展開爭取讀者。在新聞選擇上,立論角度上,副刊結構和約稿等都有了標準,各自的版面豐富多彩,各遵其道。他說:“不斷總結自己的做法,不斷接近自己的努力方向,接近自己的讀者,報紙樹立了個性、特點。”“這樣做,各報報份都穩定上升,我離開香港前,有的已經接近10萬份。《文匯報》也從七、八千份上升到近兩萬份。這是報社同人努力的結果。”

第五個問題:如何對待刊登廣告。幹部、尤其經理部幹部與董事會的分歧很突出。為了減低赤字,減少董事會的外匯補貼,幹部們主張任何版面,只要是不違法、不危害社會的廣告都可以登。但是董事會強調,第一線的《文匯報》,絕不開放第一版登廣告,要聞版也要少登廣告。余鴻翔作為經理部門的,曾一再提出這個問題,父親也表示贊成,他認為,董事會的意見值得商榷。廣告多,不但可以增加收入,也是報紙銷路好的標誌,尤其是第一版廣告。廣告多了會佔用版面,可以加紙解決。

父親在文章最後寫道:“三中全會以後,糾正了左的思想,社會意識有了重大改變,而香港的新聞幹部經過長期的實踐,也確立了從香港社會出發辦報的思想,這些爭議也就自然消除了。不僅廣告多,版面活潑,言論上也顯示一定的獨立性,這是值得高興的,也是我應引以反思的。”

1997年5月我整理過1991年夏天父親訪港期間的一個講話錄音,他在提及當年的新聞戰線時說:“灰色報紙好一些,因為不採用新華社消息而是路透社消息,反而少出問題,控制著不報國內消息。越紅,越是一線的,越容易受國內影響,不能不發國內消息,加上我們一些幹部不是冷靜處理。我們也不瞭解國內,國內說15000,我不敢改成12000,也不能怪下面的編輯,左得太厲害了。農業部不知道農業真實情況?你左我更左,你產15000,我說20000。”

2014年5月在北京辦理母親後事期間我發現一本15cmX11cm的紅色硬皮本,封面上草書“東風”兩字,畫著一位女性科學工作者的形象。筆記內頁印有許多幅極具時代感的照片,如“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庫工地上參加勞動”、“東風牌汽車在天安門”和“勞動模範、十四歲小學生馬家和搞發明”等。這個筆記本,加上另外一本較小的筆記筆,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9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講話內容。包括廖承志[3]、區夢覺[4]、黃施民[5]有關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的講話。記錄顯示,香港政策無可避免受到內地政治氣候影響,但又難能可貴表現出一定程度實事求是、反對極左路線的堅持。

紅色封面上印著“東風”兩個字,還有一名女性意氣風發的半身圖案。

筆記本記錄了1959年一次五十天整風——中央認為港澳工委走偏了、極左,要糾正。

硬皮本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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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2:紅色硬皮本封面和內頁。)

其中6月26日一篇會議記錄,內容有關《新晚報》,十分有助理解上文所謂“爭論”。為保持“原汁原味”又方便閱讀,我照錄如下並加了較多注釋:

“劃線[6]”不影響立場,調子、風格還是策略問題。新晚用外電,不是為“公正”,是為了觀眾(讀者)易於接受,新晚的立場是明擺著的愛國報紙——陳[7]、諸[8]

1.愛國報紙,有自由主義、風格不影響;2.在重大問題上,要照國家規定來辦,這是一條界線——吳[9]

華僑有不少人看祖國是“看廟不看菩薩”,即看國家是否強大,有籠統的愛國主義觀點,對誰來管這個國家不講究,因此在海外只宣傳愛國主義,不強調去宣傳社會主義。新晚不好另搞聳動聽聞的新聞,否則又會犯像史達林的錯誤[10]。但如搞些新聞故事,如替法西斯翻案[11],像M國[12]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做文章那樣,這樣的聳動是可以的。對民族革命不用支持,用同情態度出現,支持與同情有程度上的不同——江[13]

[14]

  1. 小羅[15]把中東報導(錯的)[16]與新晚劃線並提錯。
  2. 劃線問題,愛國立場一樣,但不是掛在口上,因之,報導是從側面的,但關鍵問題上立場、公開態度不掩蔽,正面報導,問題不大,方式可不同。劃為中左可以,為免向大公文匯看齊。地方鬥爭可以不配合。

[17]

劃線本身並不科學,報紙本身立場不必掩蔽,做法上有分工,劃為二線,意義明確就可。做法上大不同。文匯大公國際主義立場明顯,支持社會主義祖國,新晚也支援,報導就不同了。大公文匯新聞來源清楚,新晚外電。大公文匯主要不靠吃國際飯,還報導內地建設,新晚不同。對內地報導,大公文匯主要宣傳祖國建設,新晚不背此大包袱。HK[18]本地報導,便可不配合,大公文匯以後適當配合,不刺激敵人,新晚可不做。這些不同,過去允許,今後也允許。大公文匯調子降,社會主義宣傳還大降,港聞要大大加,對M有策略,慢慢的大降。新聞主要是提高品質,不是政治性。是風格上的,文藝性,趣味性等的提高(有些降)。新晚不是提高調子,某些還是降。中東報導,錯了,但以後這類報導,也不是向大公文匯看齊,要報導從另一個角度報導,客觀點報導,有別於大公文匯,也支持了“伊拉克”人民歡欣鼓舞。新晚語言內地化,不好,以後要改,多用另一社會的語言,取材於中新社,另寫過(這當然很難)。商報,第一版一定要降,因差不多與大公一樣了。晶報要勸勸他(他的思想怕右)。三報是統戰性質的。A元[19] 在館內也不能以A身份發號施令,與館內民主人士也是統戰關係。對學習,社長、總編審號召,行不行,願不願不追,讓他自由主義,業務與執行任務可結合。經理部更鬆些。不搞學習制度。編輯部務虛風氣搞起來。

以上就是這本筆記內有關《新晚報》的內容。

關於文中提及的《新晚報》所犯“錯誤”,據曾任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第四處副處長、處長、中共廣東省委港澳工委宣傳處處長等職的麥君素在《吳荻舟》一書撰文《千里故人情》中回憶:五十年代初,蘇共黨內先後發生了批判史達林,處死貝利亞,宣佈馬林科夫、布林加寧、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等最高領導人為反黨集團等重大政治事件。消息發來的當天,香港幾家愛國報紙的總編輯和主編聚在一起討論如何處理。父親提出:“如中央、省委再無新的指示,應按報導蘇共二十大新聞的精神處理,即儘量低調、不渲染、不評論。”但是《新晚報》認為他們的報紙可以寬鬆一些,因為他們是以知識性、趣味性標榜而立足報業市場競爭的。麥君素寫道:“結果他們不僅刊出新華社消息,還把各大國際新聞社發出的帶很大傾向性、污蔑性的新聞稿不加批判刊出,配以被轟下臺的六位蘇聯最高領導人的照片。報紙一出版,中央各部門都大為震動。周總理辦公室旋即來電廣東省委有關部門,指出這是一起政治事故,要求查明事故緣由,詳報總理。吳荻舟趕到省委,開口就有點負荊請罪的味道。”麥君素說:“我們知道他對事故沒有直接責任,他的自責只是嚴格要求自己對黨負責而已。省委同意我們與荻舟一起去北京向總理直接報告情況,省得書面彙報的某些局限性。”總理聽了父親的彙報,弄清了事實真相,很讚賞他的自我批評精神。周總理指出:“這一事件是海外報紙一貫追求內容‘花花綠綠’,宣傳‘買空賣空’思想的大暴露,抓住一點即盡情渲染到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程度,假、大、空的新聞處理手法,是資產階級新聞觀。”麥君素還說:“吳荻舟明白,問題不是批評處理某一個人就得以解決,而是要扶正報業方向,在殖民統治的社會辦好革命化報紙。總理的教導,使荻舟和我都受到啟迪,在當時大的國際政治環境的包圍中,在當地殖民思想與資產階級生活的影響下,堅持我們正確的輿論導向已是刻不容緩的艱巨任務。於是荻舟和我便帶著新的認識離開北京,回到香港展開了各報的整風學習。”“荻舟與我自《華商報》至中共廣東省委有關部門1958年反右鬥爭運動的十年共事中,荻舟同志對工作一絲不苟,勇於負責,嚴於律已,寬以待人的精神,著實堪為我師。”

兩冊《吳荻舟》,由於張佩華晚年一直在翻看,以致已經翻爛,要用粗線縫起來。

廣東省黨史研究辦公室編輯的《吳荻舟》,收錄了吳荻舟各個時期戰友朋友親人的回憶文章,內容豐富。

(圖四: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出版的《吳荻舟》[20]。)

2012年一次在羅孚伯伯家,羅伯母和我聊天。她說:“我看到你們出版的那本《吳荻舟》,書裡說那次《新晚報》出事,你爸爸主動承擔領導責任。他這樣做真難得啊。”

[1]徐鑄成(1907-1991),不到二十歲就開始做記者,從事新聞工作六十多年,歷任《大公報》、《文匯報》記者、主筆等職位,1947年5月,上海《文匯報》被國民黨當局勒令停刊,遂赴香港創辦香港《文匯報》,任總主筆兼總經理。1949年6月,《文匯報》在上海復刊,徐鑄成任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也曾任上海市出版局編審,復旦大學、廈門大學教授,第一、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代表,民盟中央委員。1957年被錯劃右派沉寂二十餘年。晚年復出,遊歷著述,留下四百多萬字的專著及文集。

[2]據360百科解釋,“克裡空”一詞來自於安陽方言“殼裡空”,把殼兒扒開,裡面什麼都沒有,意為虛假,耍花招。

[3]廖承志: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

[4]區夢覺:時任中共港澳工委書記。

[5]黃施民(黃施明):時任中共港澳工委秘書長。

[6]劃線:應是指新晚報的報刊定位,讀者對象,版面內容,語言風格等。

[7]陳:原文如此,未有全名及資料。

[8]諸樺:時任外辦工作人員。

[9]吳:吳菊生。

[10]史達林的錯誤: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蘇聯批判斯大林相關消息時所犯錯誤。

[11]如替法西斯翻案……是可以的:原文如此,結合前後文應是指M國搞到希特勒一套照片,替法西斯翻案,新晚報以此為題材做新聞故事是可以的。

[12]M國:原文如此,應是吳荻舟用縮寫,指美國。

[13]江:未有全名及資料。

[14]黃:黃施民。

[15]小羅:羅孚,時任新晚報總編輯。

[16]中東報導(錯的):原文如此,應是指新晚報在報導中東問題時犯了錯誤。

[17]幸:未有全名,會議記錄顯示,幸是由中央派來參加會議的。有指應是辛冠潔,時任職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我不能確定。

[18] HK,指香港。

[19] A元:指共產黨員。

[20] 《蘆蕩小舟》裡的部分往事取材自《吳荻舟》,衷心感謝各位前輩留下珍貴資料。

吳荻舟和越劇紅樓夢的演員們合影,這是一幅有四五排人的大合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據父親吳荻舟回顧,為了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工作方針,長城、鳳凰等一線的國語片公司不寫國內題材,拍片針對港九社會,取材當地,主要是攝製鼓勵向上向善、宣揚互助奮鬥、抨擊悲觀失望。但是,起初還生產出一些賣得出去的好片子[1],後來公式化,拍片模仿國內,選題困難,常常“拖了個光明的尾巴”,漸漸上座率不佳,也不能輸出到東南亞和臺灣地區,發行地區過窄,虧本越來越厲害,面臨財困。父親曾經邀請他們共商挽救辦法。

又據廖一原1959年一次開會發言,當時粵語界一批老演員生活無把握,如1937年的“華南影帝”吳楚帆,不能演小生,收入減少,吳楚帆反映,臺灣買片照顧他們,國家卻不照顧他們的困難(雖然他也說知道國家困難)。廖一原說:“他們彷徨,我們同情”。同人性質的粵語片公司中聯[2],演員要到外面兼職才能生存,無暇顧及中聯,曾向電影支部要人“協助管理(不是去控制)”。廖一原說,“中聯是編導演較集中的公司,如幫助他們多拍片子,協助解決些內部矛盾,(拍10部片子)就可解決生活,如能使他們安定下來,在統戰工作上可起很大作用。”

面對香港國語片界和粵語片界各種問題,父親回顧說:“國內(即港澳辦公室)由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出面,每年在各公司生產的影片中選十幾部,以購買國內版權的形式付款,到國內發行,實際上是在經濟上支持他們(中影有檔案可查)。”母親曾說,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實際上是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分支機搆,每年代總公司選購,這些做法香港幾家電影製片公司很滿意。

大環境的影響似乎令具體努力頗為徒勞。父親記得,有一次廣州召開一個包括工商界參加的會議,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提出‘新漢奸’一詞,傳到香港,震動工商界。香港商人跟臺灣多有生意來往,第一個來找父親的就是長城的老闆呂健康。他說:“吳先生,這不行呀!我的船走臺灣是國內交的任務,我是漢奸囉。”他很緊張,父親解釋:“你的情況我瞭解,不會的。”據母親回憶,呂健康在馬來亞有紗廠,在香港有大南輪船公司。後來他“漸漸疏遠我們,長城不賺錢了,是由國內援助。”

父親說,為了扭轉“左”的思想,長期方針下達後,廖承志曾指示,影片要爭取發行到東南亞和臺灣,調子可以低些,甚至主題是白開水都行,喝下去沒毒就行。可是顯然國內“反右”等各種運動對香港影響日甚,香港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對低調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尤其對廖承志這個“白開水方針”不理解,怕犯錯誤,怕將來被批不愛社會主義祖國,右傾,不得了。

父親曾召開過一個編導演座談會,針對大家的思想情況,談了三、四個小時。強調除了勸人向上向善外,便是白開水也行。父親認為真正的白開水是很難辦到的,總會有點含義,應該從精神上去理解,目的是把調子降低,使各公司能打開海外市場。

會上有人問什麼是白開水?父親說:第一,白開水沒毒,健康有益,讓人家不要害怕,何況既然說即使是白開水也可以,當然放些少鹽也可以嘛,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影片打開最廣泛的市場,不起壞作用,取得長期生存的條件。第二,我們拍片要適應海外的政治環境,要能通得過,群眾能接受。如果我們的影片宣傳愛社會主義祖國或勸華僑回國,就會不受東南亞國家的歡迎。在資本主義國家勸人向上為善,勤儉持家,不嫖不賭總是好的,不要刺激當地政府就是了,如果強調爭民主、搞政治鬥爭就難辦了。《家家戶戶》、《敗家仔》不是很受華僑歡迎嗎?這樣的片子,臺灣可以通過,東南亞各國和地區也能通過。

當時各公司每年拍6-9部片子左右。因為創作劇本的力量比較薄弱,父親還幫助他們向國內劇作家周偉等約稿。《少小離家老大回》、《萬世師表》等都是歌頌華僑頑強勇敢的創業精神和勤勞儉樸的優良品質。據父親回憶,有一段時期鬧劇本荒,他也寫過反映華僑生活的劇本解決“燃眉之急”,如《桃李滿天下》[3]、《敗家仔》[4]、《家家戶戶》[5]。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查不到父親的名字,看來他不是以編劇或原著故事身份、而是以“救火”身份做了幕後的工作(三十年後他組織創刊《戲劇年鑒》,也是連顧問名都沒掛。此是後話)。

《漁民淚》是吳荻舟保留的一本電影劇本手稿,紙張已經泛黃發脆。

1952-1957年,吳荻舟為香港電影公司寫了數個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本。

(圖一:父親保留的劇本手稿《漁民淚》,封面上寫著:“1952-1957,寫了一些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但已殘缺。”)

1957至1958年電影支部曾考慮在深圳建一座攝影棚,後來上面批准在香港搞一個以私人姿態、歡迎左中右影片公司拍片的電影製片廠,向霍英東買了一塊山地,建清水灣片場,當時是用陸元亮(抗戰時期在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任廠長,1946年到香港,歷任永華影業公司廠長、大中華片廠廠長、清水灣製片廠廠長)和許敦樂(1948年上海美專畢業後來香港擔任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宣傳部主任,1965年出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長達30年,退休後仍擔任該公司名譽董事長,1956年參與創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等個人名字投資的,為的是規避港英政府對左派活動的嚴厲限制。許多年後,初創時的僑商股東都已去世,只剩下卓再學(即許敦樂)為唯一法人。有清水灣片場老人們曾經追問:片場到底屬於公家還是私人?1991年父親和許敦樂在香港見面時的一段談話錄音顯示,片場屬於公家是毫無疑問的。

這段談話由母親記錄。當時許敦樂談到進步電影製片廠(包括長城、鳳凰、新聯)經營管理存在很大問題,還有政治問題、人事問題(如文革)等,造成嚴重虧損。父親說,才搞起來的時候沒這麼多這麼嚴重的問題。許敦樂說,義利、新、馬、大股東都死,只剩下我(卓再學)出面,第一批16.5萬,買地20萬。父親也回顧:國務院款下來,49年至62年我回去,共用3千多萬,電影有兩筆,1買普慶,2搞廠。

父親去世後,清水灣片場前廠長李惠等老人仍多次就此事詢問母親,還說是基於什麼法律手續,經過幾任新華社有關負責人過問一直沒解決。母親顯得憂心忡忡,她認為,當年是父親經手此事,父親1991年約見許敦樂也是為了解決此事,如果此事還沒解決,她有責任做點什麼。她整理了當時的談話,連同錄音和李惠的一份文字材料交給李後[6]

背山面海的清水灣片場

1958年,在吳荻舟任上建設的清水灣片場,為左派電影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文章開頭提及吳荻舟當時負責選址等工作,還有清水灣片場廠長陸元亮談初時盛況。

文章介紹清水灣片場建設情況

(圖二1/2:1958年建成當時全港最大規模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場,現為銀都機構的總部。細看文字部分,可瞭解當年電影界情況。)

父親留下的資料顯示:當時的建廠方針純屬商業性質,租賃給各公司拍片,也歡迎與臺灣有來往的邵氏等租用(四年後邵氏建起規模更大的片場)。發行方面,除已有的南方電影發行公司外,還投資搞了一個電影放映發行線,電影製片、發行形成一條龍,以租賃、聯營、合資、投資等方式形成了國泰、高升、快樂、銀都、珠江、南洋、南華等院線。普慶戲院既放電影又演舞臺戲。其中國泰老闆邵柏年在大陸解放前就已是統戰對象,國泰成為有名的左派影院,上映蘇聯電影,香港左派電影和大陸電影。

30餘人大合影,蘇聯電影界的加利柯夫夫婦和吳荻舟、張佩華都在其中。

南方影業公司同仁歡迎蘇聯朋友

(圖三:歡迎到訪的蘇聯電影界友人。)

說到普慶戲院,有一段插曲。1960年12月23日到翌年1月26日,由團長白彥、副團長袁雪芬率領的上海越劇團,來香港公演《西廂記》、《紅樓夢》、《金山戰鼓》、《碧玉簪》等劇目共三十六場,場地就是在普慶戲院。據當時報紙報導,演出深受香港同胞的讚賞,在一個多月的演出中,觀眾達到六萬人次以上。金聲影業公司甚至決定把《紅樓夢》從舞臺搬上銀幕。在上海越劇團留港期間,舉行了開鏡儀式,到清水灣片場拍了《紅樓夢》的一些分鏡頭。一九六一年二月的《文匯報》上登載了這個消息。

吳荻舟和越劇紅樓夢的演員們合影,這是一幅有四五排人的大合影。

上海越劇團訪港演出受到歡迎,有電影公司決定拍電影版《紅樓夢》。

(圖四:1961年2月4日文匯報圖片:上海越劇團在清水灣片場舉行《紅樓夢》開鏡儀式。照片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中為白彥,第四排右一是母親張佩華。圖中還有徐寶玉、夏夢、石慧等上海和香港的演員。)

這樣一件美談,我卻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發現一份文革時他為該越劇團團長白彥所寫的證明材料。上海市委宣傳部革命造反戰鬥隊曾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出一份資料:《憤怒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白彥在香港大搞階級投降的滔天罪行》。他們向父親外調,要他交待白彥在香港做了什麼?回答諸如“有什麼錯誤言行?”“和什麼人勾搭?”等問題。現在看這份交待材料,倒是可以瞭解當年他們在香港如何開展工作。

父親的證明材料寫於1968年4月5日,當時他已經被關在“牛棚”,身陷“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處境,但他開宗明義就為白彥辯護:

“他(白彥)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過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越劇團去香港演出,是為了打開上海幫工商界(主要是廠商)的統戰工作(過去這方面的工作打不開)。越劇團赴香港演出的形式是‘應普慶戲院邀請蒞港演出’的名義,實際這是一種對外的說法,普慶是統戰人士經營但可以掌握的戲院。當地階級鬥爭很尖銳、複雜,為了保證劇團安全和做好工作,曾臨時成立一個演委會,具體安排和掌握這次演出。”

根據父親的描述,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上海越劇團包租了彌敦道380號普慶戲院前後座的旅館,全員和港方工作人員、保衛人員、廚師、司機等住在一起。工作人員都是經過挑選和摸底的,客人探訪均需通報,認為不必見的一概推掉,外出有專車,不得單獨行動,演委會安排人員陪同,參觀、購物都有一定的安排。

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了《西廂記》、《紅樓夢》、《梁祝》等折子戲、短戲。公演票價是演委會和戲院商定的,1750多個座位,300多個是特等,500多個是超等和中等,其餘是三、五元的普及門票。為了打開上層統戰局面,抽出部分特等門票,有計劃地招待統戰對象,有時候也安排白彥和這些人一起看演出和交談,收到一定的效果。

為了擴大效果,除了公演還舉行了義演,義演全部收入捐給災民(父親記不清是什麼災,只記得影響極好)。父親說,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很受歡迎,左中右的觀眾都有,有些海外華僑、臺灣同胞還專程坐飛機來看。

父親回憶,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期間還有一些對外活動。白彥和主要演員(袁雪芬、徐玉蘭、王文娟)出席了普慶戲院的股東之一何賢等人舉辦的歡迎宴會;為了做粵劇演員白雪仙任劍輝的工作,佈置何賢請客;參加愛國電影界新年聚餐等。在這些宴會上,不論白彥還是袁雪芬代表講話,內容都是事先研究過的。

父親說:不記得是陳毅還是廖承志說的,“工商界有出錢愛國的,有一毛不拔愛國的,有愛錢(我們的錢)愛國的,也有愛錢而不愛國的,只要不搗亂,不反對我們,都可以來往,都可以團結,應該團結。”(陳毅或是廖承志)還舉例說:“比方何賢,可以說(和)什麼人都來往,對香港政府,對中共都會說很友好的話,說不定碰到與臺灣有很深關係的人也會滿親熱的呢。正因他有這樣的關係,我們更應和他交朋友。我們交辦的事他做了,香港政府交辦的事他也會做。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香港還接待過不少國內派出的藝術團體,如1956年中國藝術團,袁世海、裘盛戎、譚富英和張蘭英等藝術家演出了群英會、檔馬、罵曹和空城計等戲;同是1956年的中國潮劇團,姚旋秋等演出了陳三五娘、辭郎州、梁紅玉等戲;前述1958年的越劇團;中國雜技團、曲藝團等。觀眾們欣賞舞臺上的花團錦簇,舞臺下則要安排一個個藝術團體的過境,吃、住、保安,有大量不為人知的工作。

 

[1] 長城的好片子之一:百度百科讚揚長城1953年拍攝的歷史故事片《絕代佳人》“場面偉大”、“佈景豪華”,入選1957年中國文化部評選的優秀影片之列。

[2] 中聯改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其中《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一等獎,獎牌現存香港電影資料館;《秋》是1954年港產電影的票房冠軍。

[3]香港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顯示:《桃李滿天下》是粵語片,1955年攝製,1955年首映,導演盧敦、蔡昌,編劇何叟,主要演員有李青、容小意、劉克宜、石堅。

[4] 《敗家仔》,粵語片,1952年,導演和編劇都是吳回,主要演員有白燕、黃曼梨、張瑛、容小意、盧敦。

[5] 《家家戶戶》,粵語片,1954年,導演秦劍,編劇李煉,主要演員有張瑛、紅線女、葉萍、黃曼梨等。

[6] 李後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秘書長、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書記等職。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任起草委員會秘書長、委員。2009年9月27日14時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文化戰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荻舟、張瓊(張佩華)的蠅頭小楷毛筆信。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猷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猷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

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起義背景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 起義背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林南園是盧漢的財政廳長,看得出他對盧漢多有美言。我還有一份“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可惜沒有署名,從談話內容看得出來,他當年也是地下黨員,父親吳荻舟請教授介紹情況,時間應該也是1984年,是我當年協助父親整理記錄的),內容可以和王昆侖、楚圖南的文章、林南園的回憶互相佐證,既是一家之言,也有個別不同說法,但仍有助理解雲南以及其他地區的起義,故照錄在此。

一頁手寫的記錄,內容是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

吳荻舟和雲南大學教授回憶雲南起義的情況。

(圖一:我為父親整理的雲大教授談話記錄,經過父親校對。)

據這位教授說,龍雲是土軍閥,但是崇拜有學問的人,待以上賓。龍雲愛才,不是政治投機,他在春秋兩季長袍馬褂去孔廟祭孔,很嚴肅。吃祭孔肉,有味也吃。中共做龍雲的工作主要由民盟去做。後又組織了民主青年同盟,它與民盟都是中共領導的[1]。80年代民青在昆明開會才弄清楚,民青有三大綱領。當時步伐、傾向有所不同,不單反動陣營複雜,革命陣營內部也複雜。有左中右。當時青年党、民社黨在昆明很有影響,都是民主政黨同盟的組成部分,為右的,以致後來被民盟開除,也還有影響。兩黨也有讀書人在內,民社黨頭子張全邁在大理洱海蓋書院,在學術界有影響。龍雲與民盟有一定關係是有各種條件形成的,但他從未左右過民盟,本人也未參加民盟[2]。因此昆明可以成為民主城。龍雲和盧漢很崇拜幾個學者,一個是龍雲的教育廳長龔自知,一個是方國喻,一個姜亮夫,三十年代編《青年界》的,後在杭州大學。三人的特點是,傾向進步,但實際是中間派,不能損害本身的利益,以本身利益為主,主張合法活動,反對學生運動,受龍雲和盧漢器重。龍、盧也受他們影響。當時學生運動很活躍,反對蔣介石,對他們有利,後來蔣介石鎮壓了龍雲,盧漢吸取教訓,對學生運動是鎮壓的,這是龍、盧的不同處。他們本質一樣,只是具體做法因時間不同而不一樣。盧漢在起義前很惡劣,鎮壓人民。1949年9月9日他大逮捕,把昆明所有報刊雜誌(除《中央日報》和林南園辦的《正義報》)都封了。這說明盧漢對起義有他的佈局。

盧漢舉棋不定,態度曖昧,進步人士與他保持距離,他找不到黨的進步勢力,更找不到黨,走投無路,就把林南園派出去到處找黨的關係。林南園的兒子是共產黨員(不在雲南),林南園處有人冒充雲南地下黨,有人冒充南方局派來的,真真假假都有,盧漢是代龍雲而起義的,與蔣貌合神離,龍雲統治幾十年,地方勢力比盧漢大,中共中央勢力在雲南又佔絕對優勢,盧不能得罪。地下黨的總負責人是鄭伯克(後任中組部老幹部局局長)。地下黨還領導了邊縱,邊縱勢力很大(滇桂黔),邊縱司令員朱家碧現在是昆明軍區副司令。昆明已成空城,中共中央勢力城內城外都有,盧漢處在這樣的情況,他自己的心腹全是“CC[3]”,把他卡得很死,他感到恐懼。這些情況促成了起義的因素。這時他聯繫了兩條線,一條是當時省參議會副議長楊青田同志,他是五四運動領袖,老黨員,編過上海的《世界知識》、《中華日報》,抗戰後回到雲南,身體不好,回雲南後抽大煙,癮重,性格與我完全不同,但工作把我們連在一起。我們的接頭方式很怪。他抽大煙時有人給他燒煙,一張床上睡很多人,抽完他就去工作,其他人(有些大資本家,還有一些想與他拉關係的進步人士)留下打麻將。他住郊區一資本家別墅,我們約定在他吃完飯上班路上碰頭,他公開身份是衛生局長兼省參議會副議長,跟他這條線相連的是當時參議會內進步勢力。

另一條線是個女資本家,叫劉淑青,她是個寡婦,人精幹,開一間南平電影院,傾向進步,抗戰後金炎等人都住她家,在雲南做了許多好事,她的關係很多,敵對的一些情報常從她那兒來。她崇拜名人學者,自己本身是女性,早年喪父,奮鬥成為實業家,很不易。所以對民主進步事業熱心。她受楊青田影響,她接觸官太太群,從中得到情報,太太們崇拜她。

楊青田(黨內)和她(黨外),盧漢起義前與他們接觸。

其他還有,比如三十年代左聯作家馬子華,他不是黨員,是老左聯,人民出版社出左聯中篇小說代表作還選了他的《他的子民們》,他是個浪漫文人。從上海到雲南,一下車被龍雲逮捕,說是因為他的左翼活動,事實是他的小說攻擊了龍雲,把龍雲說成地方上的土皇帝,對龍雲不利。龍雲知道他不是共產黨,是進步人士,逼供他也不知道什麼。其父是龍雲上司,不久把他保出來,任綏靖公署政治部副科長,正科長是國民黨中的一個正派人,曾組織鳳子約曹禺來昆明演戲。馬子華因為這些歷史關係,文藝界左中右的都認識一些,關係複雜,和一些真真假假的共產黨員替盧漢起義作參謀。

我在新聞界,接到請柬去過一次,後來沒再去,去了的人,起義後多少都封了點職務,起義後盧漢調任經委會副主席,把馬子華叫去做私人秘書,馬子華善於耍筆桿,一直任此職。四人幫時遣送原籍雲南勞改,打垮四人幫後落實政策。那批人有的做了官,有的也是破壞雲南起義的,這幾年也出來了,都是政協委員。

九九整肅後,我與地下黨接上關係,他們把我送到法國人的醫院隱蔽起來。準備送去邊縱,送去解放區。九九整肅很突然,沒有安排部署,事發後我找地下黨,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同志也是我通知了他們才跑的,我最後一個才去邊縱。我和聯繫的這個人並不熟悉,他說昆明交通要道很難出去,叫我化妝,弄了少將軍服,給一聯繫暗號,說屆時小汽車來接我。我懷疑地下黨沒車,到時不知會被接到哪裡,差半小時接頭時,我從醫院溜了,我的相片在各交通路口掛著,即使過了這關還會有關,權衡後我自己去了鄉下一個朋友家,所以這段事不太清楚。解放後證實這個人確實是同志。當時幾個剿共司令、雲南初期剿共的幾個軍長都和地下黨有聯繫,如解放後在民委的張崇、致知,他們都有自己的小車。當時滇軍派出去剿共的人,有進步的,受到黨教育的,有反動的。關鍵時刻我考慮的不夠準確,導致對起義情況不清楚。

我離開的一段,盧漢起義時在城郊打過一下。盧漢把張群當作人質,他是國民黨元老,做過上海市長。張群為爭取盧漢三次來雲南,第二次來時盧漢還親自送他上飛機,給他一把昆明金鑰匙,第三次(臨起義)來就給扣起來了,還派人陪他玩,其中一個陪他玩的就是我所在《觀察報》的社長李耀庭,很反動,是原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是CC,很狡猾。盧漢的手腕是高明的,他是龍雲的私人管家(經濟),與CC關係也很深。

盧漢起義後把幾個重要特務放走,有一個周白先,是居正的乾兒子。全家都在廣州政府任要員,其父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周白先鎮壓學生運動,大逮捕,罪惡累累。起義後盧漢派人把他送走,他這是留後路。沈醉是周白先抓的,盧漢把他也放掉,他香港有產業,母親是廣東人,據說後來死在美國。

龔自知解放後是雲南第一任副省長。他受孫啟夢影響很大。孫在雲南地下暗中對各方愛國力量包括文藝運動給予很多支持,他代表黃元培在昆明。他在雲南教育廳任主任督學,我回雲南在教育廳做科員,為地下黨查一些國民黨密件。我很佩服他面不改色,常年笑臉又不失原則。有一次我跟聯大排了個戲,上座不好,國民黨省黨部追要租金,當天不給就不讓演戲,剪電線,搬板凳。我找孫圓場,他剛好領了工資,代付了,我說你吃飯怎麼辦?他說我愛人還有,可維持。他以教育廳的名義與省黨部交涉。當時地下黨有這樣一些人,做了事,不說話,別人也不知道。

我父親吳荻舟插話說:當時方式方法很複雜,我們在香港也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不警惕隨時出亂子。

以上就是雲南大學一位教授所談關於雲南起義的資料。

這一時期,除了雲南起義,父親還為海南島解放(1950年5月1日海南島全境解放)做了支前工作,協助後勤部隊在港採購物資。還涉及西藏和平解放。

父親1986年在廣東從化接受採訪時回憶:西藏解放前夕,幾個西藏頭面人物陸續來到香港,通過報館主動找父親為之牽線。父親和他們多次交談,並上報中央,中央派了軍方的張經武和中聯部的局長申健進藏談判。父親記得他們從香港經印度進藏,還帶了一些雲南的茶花。申健曾和父親討論用什麼名義談判,最後確定為「中央和西藏地方當局」談判。

我查到1951年5月23日西藏政府代表團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在北京簽訂的協定名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

一本發黃的小冊子,吳荻舟著《戲劇常識》,由三聯書店出版發行。

吳荻舟在香港做中共地下工作,也抽時間為新中國百科小叢書出版著作《戲劇常識》。

(圖二:父親還有時間寫作!這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新中國百科小叢書《戲劇常識》。1949年3月印第一版,1951年1月印第三版。)

母親張佩華1950年1月起到港澳工委做秘書。母親晚年回憶說:“到了香港,土包子真狼狽了。我被派到負責工商統戰的溫康蘭手下,這個工作要社交,可是我連穿衣服都不會,買了便宜的布料,做出來的旗袍很快走樣,後來一些打交道的闊太太教我……一切都不習慣,不適應,出洋相,也熬過來了。”

母親的工作包括陪同港澳工商各界婦女、文化、教育代表團回國觀光,通常這些觀光團都是統戰部出面組成,母親任秘書。她說曾經帶著幾十位資本家太太在漢口、北京、長春、大連、上海、杭州參觀遊玩,以後其中部分人成為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工作的骨幹力量。1957年母親調到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工作,任經理室秘書。1962年回北京後,她仍繼續做一些婦女工作,如與進步電影界演員來往。

文革期間,1968年11月17日,母親寫過一份材料,交待她在香港的社會關係,有幾個名字我比較熟悉,比如潘蘇伯母和她的丈夫李崧醫生,我出生就是李崧醫生接生的。我還有一點點印象,每次去他的診所看病,都能得到一包“過家家”的小玩具。1990年代至千禧年初期母親多次來香港的時候,我們也曾和潘蘇伯母以及她的小女兒飲茶。母親留下一張剪報,是1991年7月7日《香港商報》介紹李崧醫生的一篇文章,他192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古道熱腸,在醫學界享有盛名。1950年7月3日,他和七位義務醫生辦起工人醫療所,免費為工人診病。李崧醫生1989年病逝,享年93歲,在他逝世前一年,仍是工人醫療所的義務醫生。我在母親的材料裡找到一點有關他們夫婦的資料。

潘蘇的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雖然她的父親早逝,但是由於她父親的關係,她認識胡漢民、胡木蘭父女以及何香凝等人。她有四個孩子,大女兒早年回國工作,在大女兒影響下,潘蘇其他孩子也都送回國內上學。解放前後,饒彰風、何秋明對潘蘇做了不少工作,母親就是由何秋明介紹認識潘蘇的。他們通過影響潘蘇來影響李崧進步、愛國。母親說,凡是國內的藝術團體到香港演出,或來往經過香港的重要團體、使館人員有病,都由李崧診視,從沒出過亂子。後來就動員李崧到工人醫療所看病,受到工人歡迎。潘蘇還積極參加一些婦女界的活動,比如集資開收費低廉為婦女服務的留產院,不斤斤計較得失,能起很大的推動作用。

和家人久別重逢,有了新的工作,想必母親感到十分溫馨歡樂。可是隨著《華商報》遷往廣州,二舅到《南方日報》工作,外祖父母也於1951年初跟隨二舅,帶著我的大姐回廣州了。

那時候他們實行“包乾制”,母親說:“總之,夠緊張的。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好在我們都習慣了,何況這比流浪時好多了。只是,我那可憐的老母親,回到廣州不久,患惡性瘧疾,缺醫少藥去世,只有56歲。”

一位五十歲上下的舊時婦女,她身穿大襟衣服,梳著髮髻,嚴肅滄桑。

蔡繼文,吳荻舟的妻子張佩華的母親。

(圖三:我的外祖母蔡繼文,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1] 民主青年同盟:有做民主黨工作的朋友說民主黨派好像沒有青年組織。我照原文記錄在此,有心人可進一步調研。

[2]王昆侖和楚圖南的文章說龍雲加入了民盟。

[3] CC:指中統局,全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之一,另一個特務組織是軍統,軍統主要負責軍事情報,中統工作重心在黨政機關內部,另一個重點就是暗中打擊一切反對派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此外對社會輿論、思想言論也負有監控責任。

一座老式兩層小樓,樓頂有“光復樓”三個字。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5起義憶談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5 起義憶談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1984年8月父親吳荻舟前往昆明,與林南園、李一萍等雲南起義當事人相隔35年重逢,向他們瞭解盧漢等人起義時的想法和部署,我有一份林南園講話記錄,雖然無法證實,還是整理如下,當做瞭解吧。有些事估計父親當年參與策劃起義的時候也不知情。

據林南園回憶,龍雲等人登報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後,當時的行政院長閻錫山[1]認為,雲南一動,西南作為反共基地就不可能了,主張解決盧漢。蔣介石認為,這個時候解決掉盧漢,勢必桂系部隊進入,這塊地盤又成了李宗仁的,他不甘心。蔣介石認為盧漢是自己一手提拔的,還不至於馬上叛變,他打電話叫盧漢去重慶。盧漢很猶豫,去不去呢?時機如何?宋一痕在北平聯繫得如何(前面講過宋一痕留在香港)?蔣介石逼得這麼緊,周圍又有第8軍(李彌)和26軍(余程萬),力量懸殊。盧漢天天與下屬商量,去還是不去。後來盧漢派人去香港把宋一痕找回來,問北平的意見。這時是1949年9月初,解放軍還沒有渡江。

蔣介石叫國民黨元老張群去接盧漢,說保證將軍去,保證將軍歸。盧漢終於去了重慶,蔣介石在機場接他,說,我叫你來不為別的,是想做給美國看,現在雲南很穩定,沒有什麼動盪,便於我爭取美援。盧漢表示,我現在很困難,一無兵,二無糧,三無餉,周圍又有第8軍和26軍,要求辭職。蔣介石說,我叫你來不是逼你下臺,你手上已經有15個保安團,同意你編兩個軍,給你兩個番號,一個是93軍,另給74軍,至於餉,給你100萬銀元,可派人經廣州到臺灣去拿。還有大批武器在菲律賓,需要的話通知顧祝同即可撥給你。這樣兵餉都解決了,至於糧,蔣介石說你可以買嘛。9月5號去,8號安全回來。蔣介石也給了他任務:換掉政府裡和龍雲關係密切、參與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的人:“靠不住就不能放在身邊”。又給他一份名單,叫他逮捕進步人士,第一名就是當時雲南地下黨的楊靜。盧漢回到昆明當天表示很疲倦,不見客。9號,在林南園家會見龍澤匯(盧漢內弟,後任93軍軍長)等人,佈置查省參議會,不過事先通知楊靜等人躲避,叫警察局長“不要按此名單逮捕”,抓了人也不要處理,聽候命令。當天晚上,盧漢查封了省議會和報紙,逮捕200多人。毛人鳳來後想從這些人裡找地下黨,沒查到。毛人鳳建議把其中40多人帶到重慶審判,其他分別列了罪名給盧漢看,盧漢擱置一直沒辦,拖到11月李宗仁帶著家產來廣西,準備出國,盧漢密令楊文清聯合雲南士紳向李宗仁請願,說是蔣介石讓逮捕的,不得人心,查過也沒有什麼。李宗仁批:“既然查無實據,全部釋放。”李宗仁也怕盧漢留難他,索性做個人情。

11月15日,貴陽解放,30日重慶解放,盧漢認為時機差不多了。蔣介石此時又通過張群和盧漢商量,把昆明這塊地盤讓出來,把原雲南省政府遷到滇西,把原來在成都的一些國民黨中央機關遷到昆明。盧漢想,該動了。12月3日上午他見林南園,拿出龔自知從香港帶來的信,主要內容是雲南起義時間已近,請考慮派親信代表到香港會晤。盧漢考慮讓林南園去。林南園說“主席你如果覺得我合適我就去。”盧漢說,你和周體仁去(周體仁曾任北平警備總司令,是帶了葉劍英交待的任務來的,葉劍英和盧漢是同學,讓周體仁傳話給盧漢,勸盧漢到了適當的時候還是靠攏共產黨),不過不要同時走,你今天走,周體仁隔一天走,以免引起注意。盧漢馬上寫了一封信(就是前面申明四點意見那封),讓林南園去香港找張鐵生接洽,林南園立刻去機場,沒有被特務發現,到了香港,卻被可能是《星島日報》的記者發現,第二天就見報:滇財政廳長林南園到港。

林南園回憶,到港找到龔自知,4號去九龍見到張鐵生和我父親。他記得張鐵生說:雲南起義已經處於緊迫的時期,如果盧漢確實想靠攏人民,就應當堅決行動,“我們共產黨是重在行動,不在宣言。是否把此意先轉達給盧漢。”

林南園考慮通過電報轉達很不方便,想等周體仁5號到了與他商量,還想7號到廣州見了葉劍英再回昆明。張鐵生認為如果兩個人要去廣州也不反對,但時間確實很緊迫,“最好請林先生先回昆明,把當前情況向盧漢轉達,早日行動,若不能及時轉達到,會貽誤時機,誤大事。”林南園考慮這個責任重大,真貽誤了,自己也擔當不起這個責任。於是7號周體仁一個人去廣州,林南園回昆明。他把由龔自知起草的通電縫在大衣的邊上,下了飛機坐鐵路局特別黨部的車直接去了盧漢家轉達張鐵生的意見。盧漢告訴他,你走後張群逼得比過去更緊,一定要很快騰出昆明讓國民黨中央機關搬來,胡宗南的部隊很快要從西昌進入雲南,確實緊迫。6號晚上盧漢已經先約了一些人研究,要開始行動。有的人認為還沒準備成熟,74軍大部分部隊還在路上,在昆明的僅有93軍,人力不足;有的人認為可以動,不動要誤時機。現在華南既然指示早日行動,盧漢決定9號晚上,和西康的劉文輝約好同時行動。

9號張群來了,佈置成都撤退,讓雲南成為最後一塊反共基地。盧漢不見張群,讓代理秘書長楊樹聲去機場接,林南園和楊文清在盧漢的門口接,把張群招待在盧漢老屋隔壁的新房子住下。晚上,盧漢用張群的名義通知7名國民黨中央大員開會。到了7點,不見張群和盧漢,第8軍的李玉敏有點警覺,就走出客廳,可是門口站了崗,不能出來。盧漢在樓上指揮,看見李玉敏有所懷疑,於是下令警衛讓他們進會客室繳械,然後一個個用汽車送上五華山光復樓,送完已是晚上10點多,上山后宣佈起義,並通過電話總機向全省宣佈雲南起義:一,從現在起,脫離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靠攏共產黨,擁護共產黨,服從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二,所有在雲南的部隊,通通一律駐守原地不動(包括嫡系和其他部隊),聽候接管。三,宣佈戒嚴。四,全省文武官員忠於職守,不能離開工作崗位。當時不瞭解和北京一叫就能接通,電報是用商業密碼發到香港再轉發,拖了時間。

一座老式兩層小樓,樓頂有“光復樓”三個字。

盧漢在光復樓向全省宣佈雲南起義:從現在起,脫離國民黨,服從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

(圖一:雲南辛亥起義後成立的雲南軍都督府所在地昆明五華山光復樓。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插話說,那時我們很緊張,一方面發電報到北京,一方面要等龍雲的意見。當時北京已經解放,我們也不瞭解可以由北京直接給雲南復電,也很著急。

林南園繼續說,復電老不來,著急得很。盧漢擔心中央不知道,自己受包圍,等不到支持很危險。張群被扣期間連夜寫信給盧漢,大意是多年以來,凡是你希望轉給蔣介石的,我都替你轉到了。舉了好多例子,還有9月你去重慶,我也保證你的生命安全。當然你有你的苦衷,我本人與蔣公關系密切,今後也不願意過問政治了,希望你把我送到香港,唯一要求這點。”盧漢讓楊文清勸他,最好還是一道起義,他不肯,說“你們應該諒解我的處境”。盧漢叫林南園到香港催復電。走前林南園到省政府再看一次到底有沒有復電,結果兩個復電同時到,一個是嘉勉電,說密電收到了,雲南起義對促進西南解放起了作用。另一個詳細指示,要保護國家財產,聽候接管。關於雲南問題現在向西南劉鄧兩將軍就近請示辦理。中央已經指示,林南園沒必要再到香港了。重慶已經解放,盧漢說“那你到重慶請示劉鄧。”盧漢把張群放走了。

據林南園回顧:14號開始余程萬的26軍向昆明移動,李玉敏的第8軍遠在重慶江陰一帶,也向昆明方向移動,他們準備包圍昆明。到了16號,起義部隊和26軍有零星戰鬥,飛機場一度部分被26軍佔領,很快又奪回來。有的香港報紙說昆明已經被蔣介石收復,事實上只是機場部分一度被佔領。林南園到重慶請示劉鄧,劉鄧的部隊(楊勇的部隊)清晨到達張掖。于虔南提出如果需要,他可以去勸26軍撤退,盧漢也有此意。于虔南要求發一個月的軍餉,這個月的軍餉折算合300多兩黃金,400多銀元。盧漢給了,讓他去勸26軍,26軍撤走。這是21號。

“九九肅清”後,蔣介石成立剿匪司令部要殲滅“邊縱”,盧漢通知他們轉移,希望這支部隊能支持昆明。

第8軍的李玉敏是雲南騰沖人,盧漢認為是老鄉,能做做工作就一道起義,兩個軍就少掉一個軍。李玉敏堅決表示:和共產黨打交道是不講理的,我若考慮早考慮了。盧漢說,你夫人要見你。想讓他夫人勸勸他。把他放到龍XX家和夫人見面。夫人勸他和盧先生一道起義吧,把第八軍撤走。李玉敏口上說可以、可以。可是他又讓夫人把旗袍掀開,寫了幾個字,叫第8軍加緊進攻。盧漢放了李玉敏後,蔣介石任命李玉敏做雲南主席。

26軍余程萬由蔣介石派做綏靖主任,盧漢把他也放了。幸虧解放軍到了張掖,要不然很麻煩。時間關係很大,後來就是昆明保衛戰。貴陽這支軍隊(前述楊勇部)不來的話,死傷不得了。余程萬在昆明保衛戰後去了臺灣,蔣介石召見他,問他:盧漢給了你多少錢?他一聽馬上跪下來說給了XXX。蔣介石說我可以多給你嘛。

國民政府1949年攝於廣州,政府大樓上飄著當時的國旗。

1949年位於廣州的國民政府

(圖二:廣州國民政府。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關於這一段,林南園回憶,國民黨政府搬到廣州後,有一次召開財糧工作會議,讓雲南去四個人開會。盧漢不去,其他人也不想去,就由林南園代表,主要是討論恢復征糧。當時雲南已經停止征糧,盧漢指示,在會上可進一步提出,雲南現在大部分地區已被遊擊隊佔領,恢復征糧將更不得人心。林南園在會上強調:在別省不成問題,但是根據雲南的形勢,征糧事小,激起民變事大。另外停止征糧也是為了保衛後方,也就是保衛了中央。當時的行政院長何應欽找林南園,說是給盧漢打了電報叫他來見總裁。盧漢想,這是壓我恢復征糧。盧漢打電報給林南園說,關於此事,由林南園酌情,必要時可先承諾下來,回滇再商量。盧漢派余程萬做代表見總裁,要林南園在余程萬到達廣州時交給他6千港幣。余到廣州就來見林南園,林南園就把錢交給他。當時的財政部長是許康。他對林南園說,總裁要來,你暫時不要走,可能要會見你。林南園想,錢已經交給余程萬,已無必要等,等見了蔣介石可能又有麻煩,就經香港回昆明了。余程萬替盧漢見了蔣介石。

陳立夫問林南園:你說雲南大部分地區被遊擊隊佔了,是真的嗎?林南園說是真的,盧漢考慮過的。中央應重視,不要因為征糧引起民變。陳立夫說,你是財政廳長,糧食多了是你的功績呀,缺糧要引起對你的攻擊,你怎麼辦?林南園說拿錢購嘛。他說,這倒是個辦法。盧漢如果征糧,跟“邊縱”是矛盾的,陳立夫這一手很毒,離間盧漢和邊縱的關係。

林南園認為龍雲和盧漢對那次起義的意見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時間問題。龍雲主張提前,林南園幾次去香港,龍雲都說:要早一點,不要到了兵臨城下,那就沒意義了。盧漢就考慮不要過早,沒有中央支援可能失敗,失敗了死傷太大,對不起老百姓。林南園說:“現在看來12月9日還是及時的,再晚也不行,三面一包圍就沒辦法了。這個時間又與我去香港取得指示很有關係,下決心,以免老猶豫。然後報紙上登了,全省回應。”

林南園寫於1984年8月11日,給吳荻舟的信。內容提及送給吳荻舟一本書《雲南起義經過紀實》。

林南園寫於1984年8月11日,給吳荻舟的信。

(圖三:林南園給父親的信。)

父親說:“楊勇的部隊兼程趕來很重要。還有一點,淮海戰役之後更是如此,解放軍過江後國民黨就更是軍心渙散。像李彌這樣的部隊在西北吃過解放軍的虧,是驚弓之鳥,他也覺得對付不了解放軍。解放軍一到他就害怕了。你去重慶見了劉鄧,馬上把軍隊調來,起了決定性作用。時機、劉鄧大軍下來加上四川解放也起了作用。長沙程潛等相繼起義對盧漢起義也起了精神上的支援、思想上促進。”

父親還說:“蔣介石最失策的地方就是與地方勢力搞不好,老要吃掉人家,對湖南、雲南、四川、廣西都一樣。你老是要吃掉人家,壯大嫡系部隊,人家當然要起義。他最後是孤家寡人帶著一小部分人逃到臺灣去,這是民心背向的結果,也是他自己給自己安排的下場。”

[1] 閻錫山:1949年6月在廣州接替辭職的何應欽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12月到臺灣。1960年5月病故。

這是一頁紅頭文件,由中共雲南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發給吳荻舟,要求提供雲南起義的有關史料。時間是1989年8月10日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4兩航護產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4 兩航護產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兩航起義,指的是1949年11月9日中國航空公司(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央航)在香港聯合起義。除12架飛機(央航一架、中航11架)同時飛回國內,兩公司(簡稱兩航)還有71架飛機起義後留在香港九龍啟德機場,此外還有修理廠、辦公樓、倉庫、宿舍等其他財產,員工和家屬合計三千人。

據父親吳荻舟回憶,起義工作是喬冠華通過關係做中航劉敬宜和央航陳卓林的工作達成的,起義後他們隨機回京。喬冠華回解放區後張鐵生接替,張鐵生回國時再把關係交給父親,父親接手主要是護產階段。父親也強調:中航原就有三名地下黨員,何鳳元是公司的中層幹部,陸元斌是飛機上的電訊員,也是地下交通,陳躍寰從臺灣中航秘密轉移到香港。開始他們都分頭工作,後來把關係轉到父親這裡一起護產。國內也派了新建的民航機構負責人任泊生往來香港,負責公開出面搶運物資和上法庭,父親他們幕後配合。

兩航起義後,國民黨派出大批特務和官員從臺灣到香港,試圖接收兩航,無果後便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兩航在港臨時負責人,並於11月24日取得香港高等法院頒發的“臨時禁制令”,凍結兩航資產及飛機。兩航在港臨時負責人當即請香港法律界知名大律師陳丕士等向高院提出反控告,也取得高院頒發“臨時禁制令”,凍結兩航資產及飛機。按照港英法律:任何資產發生產權糾紛,由實際控制一方負責,另一方不得進入該資產所在地點。香港兩航既然身為資產實際控制一方,便組織起糾察人員進入停機坪及其他工作場所日夜巡邏。

當國民黨方面得知英國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法依靠英國得到兩航財產,便由國民黨行政院長何應欽簽字把兩航財產賣給美國人陳納德,他到香港向港英政府提出扣押啟德機場上的71架飛機和其他財產,並起訴兩航。也就是說,兩航必須和國民黨及陳納德在香港法庭上進行錯綜複雜的法律鬥爭[1]

當時中央人民政府多次致電兩航:要“提高警惕,粉碎反動派陰謀,負責保護一切財產”。兩航亦複電表示:“堅守崗位,保護資產,不為一切外力所動搖。”1949年l2月3日周恩來總理再次嚴正聲明:兩航留港資財,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所委託的人員,才有權處理。決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手段侵犯、移動或損壞,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項神聖產權,應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如兩航公司留港資產有被非法侵犯、移動或損壞事情,則香港政府必須負完全責任。

自從香港高等法院頒禁制令,我方巡邏護產糾察隊雖不能移動資財,但根據法令可以進行器材物資的清點、油封、裝箱等工作。於是他們組織300餘人的糾察員,把各廠區器材設備逐步集中到兩航所屬的庇利船廠,並發動港九各業40餘個工會、工會聯合會和社會各界進步社團、進步人士或發表聲明,或前往慰問,香港進步報刊每天在頭版頭條報導兩航員工護產鬥爭消息。

1950年1月6日,英國政府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2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宣佈撤銷對兩航的“禁制令”。父親協助任泊生和香港運通船務公司的總經理蘇世德洽談租用兩艘海輪,再通過海員工會、招商局組織舢板、駁船和可靠海員從九龍庇利船廠碼頭將大批航空器材、物資轉運到停泊海上的輪船,先後兩次運往天津。幾千名留港員工和家屬,也通過亞洲貿易公司的廖安祥安排分期分批復員到上海、天津和廣州。1952年7月,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將兩航留港的飛機及資產“判給”陳納德,那71架飛機已經不能飛,只能躺在航空母艦腹內離去。這就是歷時兩年半的兩航起義。

陸元斌在紀念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中回憶:“1949年至1951年我在香港期間,曾受他和張鐵生同志的領導,從他那裡得到許多教益。”“1949年9月開始,何鳳元、陳躍寰同志及我多次向吳(荻舟)、張(鐵生)兩人彙報兩航人員思想動態,積極分子隊伍;以及起義行動的準備及準備工作基本就緒等各階段的情況,接受相應的指示。”“11月27日中航全體員工和11月30日央航全體員工對香港高等法院臨時禁制令發表宣言申明立場,並希望香港政府正視事實,張、吳推動港九進步團體和進步人士及《文匯報》、《大公報》給予兩航起義人員以鼓勵支持。在12月3日晚港九工聯慰問兩航起義員工。 工聯屬下各工會均有代表參加。在12月5日港九40多個工會慰問兩航起義員工晚會上,港九工領張鎮南、麥耀全同志致詞。12月10日又有29個工會及歌劇團慰問兩航起義員工。兩航起義員工深感有港九人士作後盾,信心倍增。”“1950年3月14日,德爾克帝國號輪及4月5日哈帝提督號輪自香港運大宗航空器材赴天津。在運器材過程中,自九龍庇利船廠碼頭運到海輪上必須使用舢舨,荻舟同志佈置了可靠的舢舨運輸工人隊伍,做到轉運順利,沒有任何失誤。”“1950年4月2日晨,中航停留在香港啟德機場英軍事糾戒區內的七架飛機,被國民黨特務破壞,4月5日香港警察當局要求“兩航”派人參加機場警衛工作,我們乃請求荻舟同志,請他從香港進步工會中精選約300人,充當糾察。”“1952年7月29日凌晨,香港警察“接管”兩航在港財產。包括在機場停留的71架飛機和庇利船廠、新亞倉庫。我方護產員被港警毆打致重傷者ll人,致輕傷者95人。受重傷者多為糾察,他們英勇堅定地保衛國家資財,誓不離開崗位,致遭英警毆打,他們的表現,贏得我們的尊敬。”

一架飛機,7名機組成員在北京機場上紀念留影

國民黨兩家航空公司員工在香港起義,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

(圖一:兩航起義。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兩航護產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父親還同時負責國民黨雲南當局起義的聯繫工作。他在文革期間寫過交待材料,1984年訪問了當年和他聯繫起義的雲南財政廳長林南園,共同回憶很多細節。又應雲南省政協和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多方要求寫過回憶材料。

這是一頁紅頭文件,由中共雲南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發給吳荻舟,要求提供雲南起義的有關史料。時間是1989年8月10日

中共雲南省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寫給吳荻舟的信函,要求提供雲南起義的有關史料。

(圖二:中共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來信。)

綜合手上材料,整理父親這段經歷的前後脈絡,有助我理解當時雲南以及多個省份的起義。

根據王昆侖和楚圖南的紀念文章所寫,龍雲出生於彝族土司家庭,早年畢業於雲南講武堂,在滇軍歷任重職,受孫中山影響參加討袁護法,北伐。從1927年起掌握雲南軍政財大權,割據一方,雖然接受國民黨任命,卻對蔣介石排除異己有很大戒心。蔣介石幾次企圖控制雲南,都被龍雲抵制。抗戰開始後,龍雲主張團結抗日,昆明一度成為大後方抗日民主運動發展的重要地區之一。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在雲南很活躍,龍雲和劉文輝秘密加入了民盟(也有資料說他沒加入,但至少他和民盟關係很密切)。和蔣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龍雲成為蔣介石必須剪除的對象。抗戰剛一結束,1945年10月,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在昆明發動突襲,控制全市,武力脅迫龍雲離開雲南到重慶,後來又挾持到南京,名義上做國民黨政府參議院院長,實際只是虛名,處處受監視,等於軟禁。1948年底,龍雲化妝秘密離開南京,輾轉赴香港,與中共取得聯繫,並經李濟深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9年,他幾次派人去雲南和盧漢聯繫,積極推動雲南起義。

一頁剪報,題目是《懷念龍雲先生》,由王昆侖和楚圖南撰寫。

王昆侖和楚圖南寫、懷念龍雲先生的剪報

(圖三:《人民日報》剪報,王昆侖、楚圖南紀念龍雲誕辰100周年的文章。)

龍雲號稱“雲南王”,盧漢早年起和他一起闖江湖,同在雲南講武堂學習,後娶龍雲的表妹為妻(很多資料說盧漢是龍雲的表弟,應該是表妹夫吧)。1928年龍雲主滇後,盧漢任省政府財政廳長。盧漢曾發動兵變趕走龍雲,結果無法善後,又把龍雲請回來,龍雲也沒記仇,任命盧漢為全省團務督辦,雖沒有實際兵權,但龍雲常就雲南軍政大事徵詢他的意見,省內的財政整頓,向法國、比利時等國購買武器等亦由盧漢主持。1945年蔣介石逼走龍雲後盧漢接任省政府主席。

1949年8月13日,龍雲參與44名國民黨人在《華商報》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父親正是這版的編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建國,他還對記者說,雲南經過他的策動,也快起義了。消息登出後蔣介石加緊安撫盧漢,通緝龍雲,龍雲則催促盧漢儘快脫離國民黨。

父親在1988年回復中共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的信中說,雲南是1949年12月9日起義的,策劃工作早於解放軍進軍川貴之前。在香港最早接觸這項工作的是夏衍,夏衍回內地後由喬冠華負責,喬冠華回內地後由張鐵生和父親接手。盧漢在1949年6月派林南園到香港找過《華商報》,但是沒有接上頭,於是派宋一痕去北京見周恩來,告知盧漢決定靠攏人民,擁護共產黨。周恩來表示歡迎,不過提出在時機選擇上要注意,不要輕舉妄動,最好等解放軍進至西南,顧得上雲南、接應得上時才好行動(宋一痕認為既然時機未到,就沒必要立刻回雲南,遂留在香港,導致盧漢不知道中共中央的態度)。

l949年夏,周恩來通過李克農把對雲南的政策通知港澳工委派駐香港的工作組。根據父親所說,他一方面通過龔自知(龍雲的心腹、雲南教育廳廳長)與龍雲聯繫,另外在起義前又與盧漢派來的林南園接上頭,轉遞信件,轉達周恩來指示。為了嚴格保密,只由張鐵生和他二人參加這工作,並具體分工父親站在第一線。父親還記得龔自知介紹宋一痕和父親見面,第一次是在九龍彌敦酒店,天氣很熱。父親詳細分析了解放戰爭的形勢,告訴他們傅作義已經起義,北平和平解放、全國解放只是時間問題,歡迎雲南做好準備。父親說:“這些意見都是根據中共指示精神經過我和張鐵生傳達的。”“香港方面告知中央盧漢很急,中央指示,現在起義有危險,國民黨嫡系、胡宗南部、桂系部隊都想進滇,如果盧漢過早起義,必遭攻打(大意,地下黨沒有文字記錄,不過父親回憶的這部分內容在林南園的回憶裡得到確認),待解放軍打到川貴邊境時與鄧小平直接聯繫。”父親說:“香港給中央的意見也是不能太早。我們通過龔自知告訴龍雲就是:黨中央歡迎你們起義,但行動時間由中央掌握。當時蔣介石還有幾十萬軍隊退到西南,如果過早起義,解放軍接應不上,孤懸在一線是危險的。”

國民黨特務很注意雲南到港活動的人,在父親的回憶錄手稿中提及一位“楊傑”。他說,大概是1949年夏天,雲南起義前,楊傑被暗殺。當時他從雲南到香港,父親他們考慮到安全問題,建議由地下黨給他安排住處。可能他覺得不方便,住到親戚家去了,結果遭到暗殺。楊傑在香港住下後,張鐵生曾經給他寫了一封信,由父親交給他。楊傑看後沒有把信毀掉。他被害後,信落在港英政府手上。英警把父親找去,客氣地沖了杯牛奶咖啡招待,詢問有關情況。父親說:“我是《華商報》讀者版編輯,無論哪個讀者提要求,我都願盡力幫助。”英警客氣地把父親送走。父親說:“他當然不敢懷疑是我殺了楊傑,他們清楚殺害楊傑的是國民黨特務,後來聽說殺楊傑的特務逃到泰國去了。”

父親的行動很受注意,他和盧漢派來的人接觸時十分小心謹慎。母親不止一次給我講過一個小插曲:有一次父親發現有特務跟著他,幸虧父親在香港時間長了,路很熟,發現有人跟蹤,便跑到當時香港新華社九龍彌敦道174號樓下的“雄雞飯店”,前門進,後門出,把特務甩掉。我在父親和林南園的談話裡看到這個小插曲,父親說那次是去見宋一痕。

8、9月間,盧漢派林南園帶一封信來香港,申明四點,1,雲南起義部隊接受解放軍改編;2,雲南軍界人員經過訓練後量才錄用;3,請中央派一個大員主持改編和軍界人員的訓練,解決和地下黨的關係。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他當時對雲南地下黨的情況搞不清,有真有假;4,盧漢個人只要求在大陸能行動自由,願去哪裡旅行都可以。另外希望從寬釋放盧榮成。另寫一封信讓林南園到廣州見葉帥,希望葉帥將他的意思告訴中央,準備最近起義,希望中央給於大力支持,提前知道,免得自己被國民黨兩個軍包圍起來力量懸殊。這封信經張鐵生轉交中央,張鐵生並以湖南陳銓為例,說(4)不成問題。

到劉鄧大軍進軍川貴時,父親在龔自知家再次見林南園,和他們研究起草雲南起義聲明。最後由龔自知起草,龍雲修改,林南園帶回去,他幫盧漢與劉鄧大軍取得聯繫,盧漢12月9日發表通電宣佈起義後,劉鄧大軍日夜兼程趕往昆明接應。

雲南起義後,國民黨特務把在香港的龍雲監視起來,龔自知回去前介紹一薛姓女參謀與父親聯繫,薛參謀說有一天晚上國民黨特務曾爬上龍雲家的圍牆,龍雲在港久留很危險。可是他又不願意馬上回內地,主要是怕生活不習慣(他抽鴉片)。中央同意生活方面尊重他自己的意願,給於特殊照顧,解放後國內沒有鴉片賣,還答應幫他買,並派龍雲的老友李一萍帶了一名護士來接他,準備在他戒煙期間護理他。龍雲覺得回去繼續抽鴉片不好,下決心戒煙,而且說戒就戒,回北京後也沒有再抽。這時張鐵生已經調回內地,走前把安排龍雲回內地的工作交給父親,一面加緊做他回內地的工作,一面採取保衛措施。

照片上是龍雲和家人11人的合影

起義前龍雲已在香港寓居多時,這是在淺水灣寓所與兒孫合影。

(圖四:龍雲與家人在香港淺水灣寓所,家人已先於龍雲獲安排回國內。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龍雲戒煙後,便積極安排他回去。啟程當天,為了保證龍雲的安全,父親安排李一萍乘車到龍雲家,讓龍雲坐上李一萍的車出來,李一萍則坐上龍雲的車出來,國民黨特務跟蹤龍雲的車,卻不知裡面坐著的其實是李一萍。龍雲則坐著李一萍的車,開進運通公司倉庫小碼頭,他們換乘小電船到九龍,轉乘預備好的另一輛車到文錦渡。車到上水,發現有一輛港英的警車尾隨,龍雲和李一萍的車剛進入禁區就被警車攔下,查問為什麼要出境(龍雲要回國內已經通知英國當局)?

一看車子過不了境,他們機警地上了火車從羅湖出境。父親當時負責交通,中國邊防憑父親的簽字紙條放人入境。多年後,《文匯報》報童出身、後來做過《中國日報(香港版)》總經理的周佐強叔叔告訴我:“那時候你爸爸好巴閉(厲害)啊,拿著他簽名的條子可以出入中國邊防!”指的就是這回事吧。李一萍帶著父親交給他的紙條,入境羅湖並無問題,只是北京、廣州都安排了人到文錦渡接他們,久等不見,以為出事。幸好父親提前來到羅湖,接到他們,通知文錦渡,大家才放心了。父親安排他們上了開往廣州的火車,北京派張鐵生在廣州接車。

那位薛參謀向父親表示,她也想回內地,問能不能介紹她去讀書?父親便寫了一封信,讓她去見林默涵。林默涵把她介紹到人民大學讀書。文革中,有人找父親調查她的情況,父親為她寫了證明。

[1]陳納德(1893年——1958年),以“飛虎隊”廣為人知。他1937年來華任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顧問,後組織美國自願航空隊(飛虎隊),1942年改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任少將隊長。抗戰期間指揮第14航空隊以500架飛機的代價擊毀超過2,500架日機,同時擊沉為數不少的商船和軍艦。1949年協助空運中華民國政府人員及部隊到臺灣。香港朋友近年在研究東江縱隊和陳納德將軍的合作。令人感慨的是,在第三章抗戰時期父親他們曾經慰勞陳納德將軍領導的航空隊,在第五章卻要和他“爭產”。

茫茫大海上有多艘香港招商局商船列隊航行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3艱難護產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3 艱難護產

招商局起義後,父親吳荻舟又領導護產鬥爭,那可能比起義本身還要艱難。父親說,當時國民黨有上萬人跑到香港,僅軍人就有六、七千。港英殖民當局對他們一律繳械,作為難民處理。還有特務,隨時要防止有人搶船。

從起義到船開回廣州之前,船員們組織起工會,自己動手修船,組織郊遊,回上海或廣州參觀,還組織在內地的船員家屬來港探親。據說上海解放不到一年發生的顯著變化對船員們很有吸引力,有些人去上海參觀完甚至不想回香港了。船員們改變了過去行船養成的一些陋習,也令他們的家屬驚喜。

正在這時,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

1950年7月初,香港政府港務處通知招商局起義輪船必須開到港外拋錨。國民黨加派特務來香港,搞“海員聯誼會”,以上海餐廳、中央酒家等做基地,拉攏船員吃喝玩樂,賭博嫖妓,勸他們把船開去臺灣,有少數海員被拉下水。特務又以小船圍著招商局的船喊話:“投共受騙,既往不咎,船開回台,立功受獎”。

臺灣國防部保密局甚至有計劃搞武裝破壞:

1.把船上的五星紅旗換上國民黨旗。換旗的時候由特務喬裝僑胞上船慰問,由事先約好的記者拍照報導;

2.在外海等候,將開回廣州的起義輪船劫往臺灣;

3.裡應外合在碼頭上武力奪船;

4.以上都行不通即破壞輪船。

招商局早在起義前就成立了護產候命委員會,委員有蘇世德、陳明、吳荻舟、陳天駿等人。這時又設立了總瞭望哨,各輪都設置了警報工具。

據當年招商局派赴香港的軍代表董華民回憶:一掛旗,形式就緊張了。香港招商局一個接一個電報打到上海,催促趕快派人去香港。當時工作效率很高,華東財委主任曾山寫信給葉劍英,介紹董華民連夜去見他,葉劍英立即接見,指出有地下党,有海員工會,去了不是孤立的,要大膽負責。1950年1月21日,招商局總船長黃慕容和董華民一起到了香港,但是過了五、六天,黃慕容就對董華民說:“不行了,我要回去了,他們揚言要打死我。”董華民同意他走(董華民是1950年10月份離開的)。董華民在香港地下黨和香港海員工會幫助下,成立香港招商局護產委員會。父親說,這段的公開工作是董華民做的,早前成立的候命委員會則是秘密的,暗中組織力量保護,這個連董華民也不知道。父親說,起義開船回來,董華民有很大功勞。

茫茫大海上有多艘香港招商局商船列隊航行

香港招商局起義船隊列隊開回廣州

(圖一:從香港回廣州的招商局起義輪船。)

當時他們遇到的矛盾處境包括一、所有起義船隻都集中在招商局公司對面海域,雖然有利看管,但在颱風季節船隻會互相碰撞;二、當時解放軍正積極準備解放海南島,國民黨飛機經常到珠江及廣九鐵路沿線轟炸,船留在香港沒有這方面的危險,但是在香港停泊時間過長,遭特務破壞的可能性也大。於是香港工作組(張鐵生已經回國,由黃作梅任工作組組長)決定父親去廣州向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省政府主席葉劍英彙報,請示把船開回廣州。父親記得葉劍英見他的時候,華南分局秘書長李嘉人在場。葉劍英聽完父親的彙報後說:“好吧,就把船開回來吧!”父親晚年曾記憶猶新地回憶三人開會的情形:葉劍英打開軍事地圖,指點在珠江沿線有哪些可以隱蔽船隻的停泊點。當時香港外海的公海上常有國民黨的軍艦出沒,為了確保起義船隻的安全,葉劍英決定派海軍護航,並指示船隻回來時盡可能在解放軍控制的水域航行。

父親回港向大家傳達,由於當時傳說國民黨敗退時在珠江航道上沉了很多船,所以決定先派民302拖輪試航,探明航道。父親叮囑船長:如遇國民黨劫船,便向廣東沿海靠攏,寧可擱淺,也不能讓船落入國民黨之手。國民黨看到船要開回廣州,造謠說“這條船再也不能回香港了,船員一定會被共匪扣押”等等,等到民302輪試航成功返回香港,謠言自然不攻自破。至10月20日,13艘船先後回到廣州,據說這成為1950年世界十大新聞之一。所有船回去後,所有海員在港的家屬也回去了。

我在父親留下的一本《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讀到,在起義後至13艘船開回廣州期間,由日本開往青島的海辰輪被臺灣軍艦挾往高雄,船長張丕烈、報務主任嚴敦燁被以“準備發動叛亂”罪名殺害;香港私營惠安輪船公司的北光輪開往內地途中也被攔截到基隆港,二管輪、原蔡鍔輪輪機長徐嘉發被殺害;海廈輪回廣州航至虎門附近時,特務安放的定時炸彈突然爆炸,造成兩死三傷;海漢輪船長羅秉球眼睛被暴徒打腫;軍代表董華民的宿舍被特務抄砸;臺灣正聲廣播電臺連續一禮拜專門向香港起義船員廣播,恐嚇煽動;臺灣交通部秘書主任陳譜到香港搞“船員登記”,逾期不登記者“吊銷之前的證件”。諸如此類的干擾不一而足。其中,鴻章輪大多數船員主張開回廣州,卻有人把鍋爐水放掉,兩股力量嚴重對峙之下,香港西區警署開來警車、坦克車,架起機關槍,要鴻章輪全體船員“自由表達意志”,談判不成就武力解決:“反對開船的站出來!”四個人站出來,其他船員一致表示“我們要回國,開回廣州!”英籍警官把那四個人留下,叫其他人聽船長的。鴻章輪也回到廣州。

為什麼船員們堅決起義?香港招商局總經理湯傳篪的故事很典型。他父親15歲起在上海西餐館當“西崽”、為外國人燒飯、在火車上當茶房,他母親在上海日本紗廠當女工,他自己16歲到西服店學徒,天天看闊人冷眼,後來進了中央航空公司,抗戰期間曾在印度加爾各答工作,1941年蔣介石到訪印度的時候,他幫蔣介石搬過行李。1942年在重慶幫國民黨運送刺客刺殺汪精衛未遂。在公司內部鬥爭中代人坐牢,後來那個人介紹他到招商局,歷任瀘州、九江、營口、天津招商局經理,1949年提升為香港招商局經理。這樣的經歷,令他相信,離開祖國,就要受外國人欺壓淩辱。他覺得共產黨是真正為國為民的。父親則說,“中國的海員有革命傳統。大部分船員家屬又是住在上海,這都是起義的有利條件。”

1950年4月,父親被任命為香港招商局顧問。當時海輪都開回國內,大部分職工也調回內地,招商局僅靠國家撥外匯養著留守人員。據父親回憶,他向交通部建議,開展業務養自己,如重新修建碼頭,改建冷藏庫,建造駁船,得到交通部等部門的同意,由港內駁運,倉儲,走內河,業務慢慢開展起來。

招商局官網資料顯示,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全體員工和留港的13艘海輪共600餘人正式宣告起義。11月5日周恩來總理致電湯傳箎、陳天駿及全體起義海員,對全部起義海輪返回祖國表示嘉勉。1951年2月1日招商局(上海總公司)改組為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香港招商局歸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領導。2月14日香港招商局致函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要求沿用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以杜糾紛,3月15日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復函香港招商局同意。此後幾年招商局業務未獲進展。1956年招商局恢復業務。1962年開始,國內來港貨物的中轉事宜全部由招商局辦理。

如果當年不沿用招商局名稱,不在留守期間重新開展業務,就不會有今天的招商局吧。

早在1960年,上海海運管理局就收集了海外起義總共16艘船的各種資料,編輯了厚厚一本《海外群輪義旗飄》,我在其中看到父親的旁注,比如反撤退、反破壞“也符合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起義人員分為“一堅決的,二反動的,三無知的,四為錢的,五怕死、在威脅下動搖的,六平均主義的”,關於護船糾察隊,“有海員工會派人組織的海上巡邏隊”以及“由老松負責的陸上監視哨”,“朝鮮戰爭和抗美戰爭”,“思想反復”,“英美尤其美,在美的影響下英態度也變了”,“特務加緊活動,打進敵營中去”等等,紙張已經泛黃,墨跡也已經模糊,歷史卻能留下來。

發黃的紙上有個表格,列明香港招商局起義船舶的概況,時間、起義地點、船名等。

香港招商局起義船隻資料

(圖二:上海海運管理局編輯的《海外群輪義旗飄》附錄——起義船舶的概括。)

招商局十三艘船起義的時候,永灝油輪正在香港黃埔船廠修理。這艘船載重一萬五千噸,時速20海裡,前身是日本油輪黑潮丸。1944年太平洋戰爭後期,黑潮丸被美國轟炸機和美國軍艦炸沉於臺灣高雄港附近。1948年初,中國郵輪公司把它打撈出來,改名“永灝”。

中國油輪公司委派清華大學畢業、美國留學歸來的造船工程師邵良到高雄,把船接回香港黃埔船廠修理。邵良作為公司代表,組成香港臨時監工處,公司總經理李允成在臺灣和香港之間奔波,他的兒子李恭正是三副。招商局起義令永灝輪大部分船員心動。邵良對國民黨的貪污腐化、任用私人,早已厭惡。他對來訪的記者說:我們是上海中國郵輪公司派來的。我們的船應該屬於上海中國郵輪公司。我們在船尾已經油漆好船籍港“上海”二字。永灝輪起義的意圖被報導之後,邵良收到恐嚇信。他去招商局找父親,經研究同意他們起義。3月17日邵良去信周恩來:“我們中國郵輪公司香港臨時監工處全體同仁暨永灝輪全體員工僅遵奉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月9日電令堅決地宣佈脫離國民黨政府,堅守崗位保護人民財產聽候中央人民政府派員接管。”

字跡已經模糊的一封信,是中國郵輪有限公司永灝油輪全體員工寫給周恩来總理

中國郵輪有限公司永灝油輪全體員工致信周恩来總理

(圖四:油輪起義員工給周恩來的電文簽名底稿。)

但是永灝輪起義一波三折。按港英法律,凡在船塢修理的船,產權由船塢保管。國民黨又以該輪曾向菲律賓交通銀行借款修船為由,聘請大律師羅文錦提出訴訟爭產。就此,父親請上海中國油輪公司頒發全權代表證書給邵良,請湯傳篪派招商局船長左文淵任永灝輪船長。1950年4月1日,永灝輪宣佈起義。通過黃埔船廠英國朋友的介紹,邵良赴羅文錦律師樓,陳述起義經過和起義的合法性。當時羅文錦已經準備好關於永灝輪的英文卷宗,邵良以流暢的英語說服了羅文錦不接這個官司。黃埔船廠提請法院裁定,說臺灣、菲律賓和上海中國郵輪公司三方爭奪永灝輪產權,他們不知道交船給誰。九龍海員工會向父親通報了永灝輪外檔一艘萬噸荷蘭船離開的確切時間,父親向左文淵發出移泊通知書,1951年3月11日,荷蘭船剛剛離開永灝輪的外檔,民302輪即把永灝輪拖離黃埔船廠。

邵良給黃埔船廠兩封信。

香港黃埔船廠:

我已通知永灝油輪移泊。因為你廠留在船上的管子、電纜、工具等妨礙移動,我方當然必須拆除這些管子、電纜、電線等。一切損失,我方負責全部賠償。

中國郵輪有限公司駐港代表

邵良

1951年3月10日

香港黃埔船廠:

現在正式通知你廠:根據中國郵輪公司和你們簽訂的修船合同來看,你廠故意拖延修理工程,又因為你們做了合同以外的活動,我已通知該輪船長將該輪移泊其他地點。凡任何確實做了的工程,做得合適而未付過款的,送來帳單,立刻付清。

今附上香港中國銀行的證明信一封,證明我們有足夠的款子存在該行,準備做付永灝油輪修理費的專用款。

中國郵輪有限公司駐港代表

邵良

1951年3月10日

3月12日,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刊登消息:因為英商黃埔船廠不再“保有”永灝油輪,永灝油輪案件宣告撤銷。但是隨後港英當局百般刁難永灝油輪辦理結關手續,不許該船離港。拖到朝鮮戰爭爆發,英國參與派兵朝鮮,支持美國軍事禁運,港英當局頒令徵用永灝油輪。邵良拒絕接受徵用令,申明他只聽本國政府命令,海事處處長說:“徵用後的付款,我們講好。一百萬,一百萬,交給你。”“你搞的什麼鬼事!”邵良拒絕:“要買船,可派代表到北京找中央人民政府。”

按照國際法,國旗下的甲板就是自己的國土,船長是這國土上的行政長官,行使本國法律。左文淵船長率領船員據理力爭,相持多日。香港工作組分析形勢認為,港英當局最終一定會強行徵用永灝輪,遂向上級建議,一旦英警上船,除非他們簽字承認是武力徵用,否則船員決不下船。並建議徵用在國內的英資船廠、油庫作為補償。很快上級便批准了工作組的建議。不出所料,全副武裝的英警於4月12日登上油輪,船員們手挽手圍繞在五星紅旗下不肯離去,最後英警請示上級,簽下“by Force(憑武力)”字據,左文淵取得簽字徵用狀後申明:五星紅旗不是我們自己降下來的,是英警強行降下來的;我們的船員不是自己下船的,是英警強迫下船的。永灝油輪後來被交給了英國海軍。4月底,中央人民政府頒令,徵用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徵用上海英聯船廠和各大城市的英資汽油庫、加油站。

父親在《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空白地方有旁注:“當英警上船武力徵用永灝油輪時,我們的指示是要英方承認是用武力。當時我們聽邵良報告,英警強行降下國旗前,邵良提出要英方簽了by Force。這張by Force 降旗的字據交招商局了。(成為)我們後來徵用亞細亞公司在我國各城市的財產和英聯船廠的文字依據,如何這裡沒提?”這字據應該妥為保管在招商局作為歷史文獻吧。

父親在《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另一處、寫著“三星公司、強華公司的搬運工人在碼頭上集合”這裡再次旁注“老松”兩字,1991年父親訪問香港的時候帶我們見過這位豪爽的碼頭工人領袖。

我陪父親去過上海邵伯伯家,他們的談話內容我已經記不清了,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第一件,邵伯伯的女兒拉小提琴,手指在琴弦上飛快地移動。我很驚訝竟然有人在文革期間學會拉小提琴。第二件,邵伯伯談及他的處境,意見很多。當時我還想,這位伯伯牢騷滿腹啊。看了這本《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我終於明白他的心情。一心嚮往新中國的經歷和後來的遭遇,落差太大。

父親說,此外還有一些民族資產階級的航運企業如民生公司的盧作孚,也靠攏人民,升起五星紅旗。民生公司六、七艘門字型大小的內河客貨船也先後回到廣州,有的擔負了珠江客運,有的參加了解放海南島。還有一些上海解放前把機器轉移到香港的紗廠,經動員也回國了。

習仲勛和吳荻舟我收的照片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2船舶起義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2 船舶起義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9年10月下旬,在新加坡培養母親張佩華入黨的林敏對母親說:“(你)再不回去,老吳向彰風要人了。”十一月,母親帶著孩子回到香港。離開新加坡前,一些同事和學生家長為她送行,送給她一些布料。晚年時母親回憶說,我哪裡可以收人家的禮物?可是又不能拒絕,怎麼辦?我就把張三的布料送給李四,李四的送給王五,王五的再送給張三,這樣大家都高興。母親記得在香港上岸時,孩子們穿長袖襯衫工裝褲,她只穿一件短袖旗袍。當時人們傳說,南洋回來的華僑,連一張被子也沒有,母親說,這是真話。饒彰風讓母親好好安頓一下,不急於工作。

當時父親吳荻舟正忙於“版面內外”的工作,他說:每天24小時幾乎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投入版面內外的業務。某些和國民黨以及港英當局過招的情節很驚險,可惜紀律規定開會不可以做記錄,單線聯繫不可以對任何人說,母親當時以及事後對父親的工作都知之甚少。在母親記憶裡,那時父親掛一件西裝在門後,但其實經常像個搬運工。

父親晚年在不同場合曾經講過當時的一些事:“廣州解放後,雖然無需再冒海上被劫持的風險,但是這時候大批國民黨特務潛逃來香港,保密要求一點也不能放鬆。地質學家李四光回國,國民黨特務從瑞士、倫敦一直追到香港,要綁架他去臺灣。我們與李先生的親屬聯絡好,他們一上岸便送到郊區安全地點隱蔽起來,幾天後才送他們經深圳回去。”“數學家華羅庚,從機場接出來,我們帶他穿過半島酒店,安排到九龍酒店住下。當時這樣做,華先生也許以為半島酒店客滿,才同意移到九龍酒店下榻吧。”“遇到需要高度保密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學者、社會名流如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北上,為了減少人知道,饒彰風和我親自登門運送行李。”父親說過,饒彰風給他印象很好,一點架子也沒有,和一般黨員群眾一樣,粗細工作都幹,任勞任怨。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香港第一面五星紅旗在《華商報》升起,翌日《華商報》停刊,準備遷回廣州辦《南方日報》。饒彰風回國前幾天和父親談話,要父親留下把報館的全部資料(包括個人的書籍)運回廣州,再把干諾道123號(包括辦公用具和印刷機)交給《大公報》使用,還要負責策劃國民黨在港機構起義等工作。父親說他也想回廣州,饒彰風說沒有適當的人接替他。一個新的政權誕生,到處需要幹部,在港中共幹部及機構陸續內遷。

1949年前後,中共香港工作前沿機構的領導人調動十分頻繁(見圖一)。當時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設在廣州,是在中共華南分局(後為廣東省委)領導之下,只在香港派駐一個工作組。章漢夫、連貫、饒彰風等人陸續回國後,這個工作組就由港澳工委駐港特派員張鐵生負責,加上父親以及溫康蘭共三人。溫康蘭主管工商統戰,父親除繼續抓交通工作(包括策劃國民黨在港企業起義等),全面主管文教線,包括教育、文化、藝術、電影、新聞等。黃作梅是香港新華分社社長、港澳工委駐港副特派員,開始時沒有參加香港工作組的工作,張鐵生1951年調回北京後,黃作梅任組長。

一頁手繪香港工委架構圖,顯示1938年至1949年中共香港工作的領導架構。

吳荻舟手稿,關於香港工委架構之一

一頁手繪香港工委領導架構圖

續前,1956至1958年香港工委架構頻繁變化。

(圖一1-2: 1949年前後香港工委、工作組架構。1985年前後父親回憶香港工作時寫。)

國民黨在香港有不少金融、財貿、交通機構包括民航、資源委員會、海關、鐵路、銀行等,父親回憶說,有的機構是早已設立在香港的,有的則是隨解放戰爭的發展從南京、上海等地遷港的。香港中共地下黨從1948年夏開始通過各種關係與這些機構上中下層取得聯繫,目標是組織他們帶機構起義。比如溫康蘭工商統戰線的羅哲民,與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梁燊、孟頌南建立聯繫,而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孫越奇早在上海解放前就與中共有聯繫,他在華南解放後,特來到香港阻止資源委員會在港機構遷台,準備起義。有的機構原來就有中共地下黨員在起作用,比如福建銀行的劉朝晉(福建人),1949年工委通過父親把這個關係交給陳明,劉朝晉、陳明以及父親曾一起研究策劃起義。

一份蓋了紅色公章的介紹信,中國海員工會全國委員會派人向吳荻舟了解海員起義情況

介紹來人通過吳荻舟了解海員起義情況

(圖二:1982年,中國海員工會全國委員會派人向父親瞭解起義情況的介紹信。)

1985年4月27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父親作為起義的組織者之一發言,6月19日又在家中接受訪問(在場的有當年招商局派赴香港的軍代表董華民,起義船長左文淵、李致中、于靜遠),父親詳述起義過程以及起義前後香港地下黨如何做保障工作,留下記錄。同年,他還寫了紀念文章《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生動精彩。

習仲勛和吳荻舟我收的照片

海員起義紀念活動上,習仲勛接見吳荻舟等人。

(圖三:1985年4月30日,在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上,習仲勳與父親和董華民握手。)

父親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提到:“起義至少有三條線,現在看有四條線。”“第一條,米國鈞,通到陳冠澄;第二條,華東線,通到湯傳篪。第三條是我這一條線。第四條,後來聽周魯伯說,曾有一姓廖的同他來往。還有沒有其他線?就很難說了。”父親說,他甚至不清楚湯傳篪這條線,“當時地下工作,各線是分得很清楚的”,當時父親和湯傳篪工作上有接觸,但卻不知道彼此身份(這個細節對我理解他們當時的工作很重要,就像送人北上一樣,由於是地下工作,各人只知道自己那條線所做的部分)。

招商局創立於1872年,1949年前後,航運業務已遠及南洋和歐美諸國,當時總局設在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由上海市軍管會接管,而香港招商局這一分支擁有的資產占整個招商局的五分之一。

四層小樓,掛著香港招商局招牌。

香港招商局舊址(干諾道西15-16號)

(圖四:香港招商局舊址,四層樓。港島干諾道西15-16號。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在《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裡講到1948年秋連貫即將回解放區時他們在連貫家談到陳天駿。據父親描述,1938年抗戰時期,陳天駿是英國鋼窗公司的經理,他通過瓊崖縱隊司令員馮白駒的叔叔認識連貫。陳天駿要求把他的兩個兒子送到延安。據連貫說,陳天駿是留英學海軍的。父親告訴連貫:“陳天駿現在任香港招商局總船長,也叫值埠船長,不出海,是所有船長的頭,招商局所有船長都要聽他調遣。我們一致認為要做他的工作,做好一個,帶起一片。”連貫說:“這人很聰明,他來港後找過我,但未見面,你就用我的名義約他試試吧。”於是,1949年春茗,父親和這位總船長打了招呼,不過還是沒約見面。父親說,航運界很複雜,國民黨特務多如牛毛,形勢發展未到火候呢。

據父親回憶,1949年初,“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一度威脅全人類”[1],香港謠言很多,人心波動。香港工委決定發動l0萬人和平簽名運動,《華商報》讀者版具體執行。由郭沫若寫了“和平呼籲”,父親撰寫簽名運動的說明,登在報上,用淡墨印簽名箋每天隨報附送,父親每晚要整理數以千計讀者寄回的簽名箋到半夜一兩點,後來為不影響報紙出版時間(早晨四點前出報),由組織向《大公報》借調張學孔(後來任香港商報總編輯)幫他,確保讀者次日能在版面上看到自己的簽名。初時登半版,後來擴展到全版,運動迅速擴展到澳門,港澳市民、商販紛紛簽名,父親形容“人數越來越多,欲罷不能,反映了廣大群眾需要和平,反對戰爭。這運動使我們在政治上擴大了影響,報份也因此增加了”。最後,簽名箋彙集成四冊,由郭沫若題寫封面,燙金裝訂,l950年11月帶到在波蘭華沙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

《華商報》不斷用大幅、有時還套紅的地圖報導解放軍每天進展消息,震撼著每個香港居民,包括駐港英美法居民和國民黨的人,斯諾說:“中國震撼世界”。

臨近天津解放,父親幾乎每天都要接待國民黨機構人員,他們或經人介紹,或自己找上門來,有財經機構人員,陸海空軍人,也有國民黨人,有的來掛鉤,有的醞釀起義,有的準備集體脫離國民黨。總之,父親說:國民黨敗局明顯,要求棄暗投明者眾,尤其大軍渡江前夕,談判破裂之後。他回顧,僅1949年4月的一天,父親剛在《華商報》發完60多名國民黨黨員的起義宣言,又接待了一名與國民黨海軍有關的人。他說某艦人員有意帶艦起義,要求聲援。也是在這天,倫敦(後在北京戲劇學院任教授的)找父親說:他的親戚在國民黨空軍工作,他要動員他和他的朋友起義去解放區。父親都答應予以協助。9月,倫敦的親戚果然動員6名國民黨空軍(包括地勤人員)起義回解放區,他們後來都成為解放區第一所航校的骨幹。

這時期父親開始有意識地和航運界加強往來,也與陳天駿多次交談,但仍未提及連貫。到了1949年7、8月,北京臨近和平解放,父親終於用連貫的名義約陳天駿見面。第一次是在香港德輔道中一家庶民光顧的廣東茶樓,外省人不懂廣東話是不進來的。一見面父親就直言:“連貫已回解放區,行前告訴我,陳先生曾找過他。”陳天駿說:“我和連先生是老朋友,到港後一直找他,沒有地址,也不敢隨便打聽。”兩人公開了身份,便言歸正傳。陳天駿說天天看《華商報》,但還想聽聽“更重要的”,如“有長江天塹,蔣介石還有二三百萬軍隊,何況還有美援支持”,“國共和談,有前途嗎?”等等。

父親說:“你該聽說北平將和平解放,傅作義將軍思變,蔣介石一再施壓吧?”陳天駿說:“傅蔣本來就貌合神離!”父親說:“與蔣貌合神離的,江南就沒有了嗎?”陳天駿看看父親,沉默片刻,接著就談起招商局內人心不安定的情況。父親問了問幾位經理的情況。陳天駿說:“各人都有心思,但誰也不說。”父親問他生意如何?他說:“近來貨運可以,幾十條船都在跑。”他們約好下次見面,父親希望瞭解公司人員、尤其是各船長的思想情況。

父親與陳天駿交了朋友,父親主要向他介紹和分析形勢,通過他再動員各船船長。中共中央華東局派到香港的陳明、劉若明(蘇世德)則負責做招商局經理湯傳篪及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中央對招商局起義的指示是:集中盡可能多的船隻在香港,等待適當時機宣佈起義,不搞個別船隻零星起義,以免打草驚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公開宣佈香港所有國民黨企業歸人民所有,10月21日,代表新中國政府的大律師陳丕士登報聲明:人民政府有權接收中華民國在港各機構和物資,招商局也在接收之列。

父親和陳天駿的會見都是很秘密的,他記得《華商報》停辦之後就常常約陳天駿晚上在人去樓空的《華商報》機房會面,父親回憶說,他們坐在一條長凳上,一小時兩小時地談話,策劃起義,很興奮,還說過船員回國後的前途:工作一定會妥善安排,不會失業,工資待遇一定按國內政策安排。

“老陳,現在要盡可能多地找藉口把散在東南亞、日本、臺灣、菲律賓的船集中到香港來,為了不暴露我們的意圖,又要特別小心做好船長的工作,找到充分理由,把船留在香港。戰略上來一條扣一條,多多益善,人民的財產,都要回到人民手裡,但在具體戰術上,又要做得靈活,選一兩位極可靠的船長,攬一些貨,把船放出去,作為掩護,使陳福善、徐學禹這些死硬派,見到有來有往,不起懷疑。可又要隨時能調回來,放出去是為了能更多地收回來。”

陳天駿說:“這點有絕對把握,已經聯繫好幾位船長,都簽了名,留在港內的,都有一定的理由,如小修、洗底、鏟鏽,有的還進了廠……”“進哪家廠?不是九龍、太古吧?按國際海事法律,船進了塢,要臨時接受船塢指揮,宣佈起義,會發生產權糾紛……”“不,船要在船臺上才有這問題,何況我們進的是旺角船廠,戰時被日寇強佔,戰後才收回來,它的產權是招商局的。”

“這就好了!”

陳天駿準備了一張紙,每說通一名船長,便請船長在紙上簽名,但為了不分先後,是繞著一個圓圈簽名,然後由陳天駿保管。父親想起連貫說陳天駿聰明、能幹。

宣佈起義前一個多月,未到約定日期,父親忽然接到陳天駿電話,要求當晚見面。這天父親為安排一批人上船去天津,到報館辦事,否則也接不到陳天駿的電話。父親整理好名單,送到中華旅社,交給李濟深留下的關係,再回報館,准七點陳天駿就來了。他迫不急待地說,有一個自稱高山克的人來找他,說自己是華東空軍司令,要他馬上起義搶頭功,還說等他回信,很急,陳天駿問父親是否知道此人此事。

父親一聽就知道是假的,可能國民黨特務聽到什麼風聲來摸底,便斬釘截鐵地說:“如果那人再來,就堅決表示:‘我忠於國民黨,決不投共。’態度要堅決,話說重點都行,這話我是代表黨說的。不過,登禹船長自己會不會要搶頭功?”

“我估計不會。”“我們的確擔心這點,”父親說,“你一定要做好登禹船長的工作,這是為立更大的功,我們的目的是團結更多的船長,起義的船越多越有功。登禹先動,打草驚蛇,引起國民黨注意,不但會強迫現在停港的船開走,還會強迫在外航行的船不來香港,這樣,整個起義計劃就被破壞了,登禹船長表示不起義,‘效忠黨國’,要把道理講清楚,表態越堅決越能掩護其他船。”陳天駿同意了,他問:“這意見可以對其他船長說吧?”“可以!告訴他們,如有人去勸他們起義,都可以這樣表態,當然,話有各種說法,才不致使蔣特摸到是事先約好的,否則,也會引起懷疑,必要時,罵幾句也行,或‘攬到臺灣的貨,就開臺灣。’一定不能讓蔣特聽到風聲,起義的船愈多愈好,是一條原則。”“對,對,現在已有11條,還有一條就要回來了。”約好下次會面,他們便分手了。離開報館,父親去向張鐵生彙報這事,他完全同意父親的判斷,用濃重的江北口音說:“空軍司令員駐在香港,扯蛋!”

父親回顧說,這些情況,他們都隨時向葉劍英彙報。當時交通很不方便,廣州沒解放前來回都要兜一個大圈子。

彙報內容是查不到的,因為地下工作不留記錄。香港幾個人,基本上是獨力作戰。總的方針就是要求起義。父親和香港海員工會主席張東荃商量以合法手段竭力把船留在香港,動員各船拒絕駛往國民黨控制的港口。12月底,已有l3艘船集中在香港。臨起義前,華東、華南兩條線聯合起來了。父親和劉若明請陳天駿、湯傳篪出面召集決心起義的船長開會,在起義宣言上簽字(1985年在我家中,他們一起回憶,確認是左文淵1950年1月13日把新做的13面國旗送到各船,誇他“很不簡單”)。

1950年1月6日,英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形勢更加明朗。在北京,周恩來發佈命令:令駐港原屬國民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一切主管人員及全體員工,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

吳荻舟在碼頭附近,身穿白色短袖襯衫,笑容滿面。

吳荻舟在招商局起義當日在碼頭附近留影

 

(圖五:招商局起義當日,父親在碼頭附近照。)

1950年1月15日晨8時,香港招商局辦公大樓的樓頂,招商局倉庫、碼頭上空,同時升起了五星紅旗。l3艘輪船的甲板上,各輪船長率領539名船員舉行了隆重的升旗儀式。汽笛齊鳴,全港轟動。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報導了這個消息。還同時刊登了香港招商局暨全體留港船員《告被劫持在蔣管區的招商局海員兄弟書》。

[1]我查到蔣介石1949年4月底曾經對上海守軍訓話:“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爆發,只要堅守三個月,美國就會援助我們,那將是最終埋葬共產主義的最後一戰。”同時期,毛澤東說過:“一旦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共將與蘇聯站在同一邊。”蔣介石1949年曾在日記中“反省”,如果他不下野,中華民國就不會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戰無法避免,既不能挽救這場浩劫不如下野,讓俄共猖獗赤禍蔓延到亞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時美國就不能不負起責任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說不是空穴來風。

《華商報》三個大字的牌匾掛在一棟普通唐樓門楣上,墻上有閱報欄,門口還有三三兩兩做小生意的人。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版面內外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 版面內外

從1948年6月,父親吳荻舟從新加坡回到香港,至1949年10月母親張佩華從新加坡回到香港,期間有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各忙各的。

父親在他的回憶錄手稿[1]裡寫道,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梁愈明(朝政)、胡一聲、張兆漢、陳彬等也相繼回到香港,饒彰風在皇后大道西找到一間鋪子的二樓,組織他們在那裡閉門學習了一個月,其實就是按照延安的做法搞“三查三整”,只不過在香港不這樣提。

他們認為在星馬兩年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對英國戰後的殖民地政策認識不足。英國對殖民地的進步力量“欲擒先縱”,在星馬如此,在香港也如此,宣稱要把這些地方搞成民主的櫥窗,結果馬共上當,“紅出臉來”,遭到打擊。香港也發生類似情況。

1948年8月初,饒彰風安排父親到《華商報》擔任讀者版編輯兼對外交通聯絡工作,他對父親說:“讀者版是報社對外的口子,任務複雜,工作面很廣,從海內外經港的進步讀者、各界朋友,要去解放區,有何困難,都會找我們協助,便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幹。”父親自是二話不說接受任務,他還擔任有利印務公司的印務工會主席,負責職工的福利和教育[2]

《華商報》是中共領導的統戰報紙,1941年4月8日創刊,香港淪陷後停刊。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派饒彰風、廖沫沙等人經過3個多月的籌備,在1946年1月4日復刊。《華商報》政治立場鮮明:爭取和平民主團結,反對內戰,為創造一個幸福富強與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喬冠華、林默涵、夏衍和馮乃超等都是社委或文委負責人。

父親說,當時,國民黨在政治、軍事、經濟上日趨瓦解,《華商報》刊載中共中央各種號召,各項政策,備受海內外讀者關注,許多讀者自行組織起學習小組。讀者版正常情況下只佔八分之一版面,但是父親說:“顧名思義,讀者版就是為讀者服務的。只要是本刊的讀者,有學習上的、生活上的困難,甚至家庭糾紛、婚姻問題、兩口子吵架、醫藥、衛生(請教醫藥問題,多數由專業醫生公開答覆),都會來找我。”

《華商報》三個大字的牌匾掛在一棟普通唐樓門楣上,墻上有閱報欄,門口還有三三兩兩做小生意的人。

香港《華商報》舊址

(圖一:《華商報》舊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說,開始的時候,他都直接回覆或者在報紙上回覆讀者,後來他覺得這樣做很吃力也不深刻,往往還因為其他業務忙拖延回覆,影響讀者求知情緒,遂想出“讀者通訊學習”的方法,把讀者版作為讀者通信的中轉站(不公開讀者的住址[3]),把讀者的問題刊出徵求解答,有普遍參考價值的解答信便登在讀者版上。如果只是個別讀者要瞭解,便把解答信轉給徵求解答的讀者。這個活動開展後,讀者踴躍參加,互相切磋,收到很好的效果。父親從旁協助,發現有潛質的讀者,就登門拜訪,幫助組織學習小組,加以輔導,花了很多精力、時間,交了不少朋友。他還把有專長的讀者組織在一起學習,準備他們有朝一日回解放區工作。如譚丁(後任南京氣象學院教授,1979-1980年間,該學院向父親外調,後發展他為中共黨員)、李炳煌是香港天文臺的氣象專家,梁贊勳是啟德機場的飛機製造工程師,還有鐵路方面的技術人員,他們後來都回國了。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儘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在新政協召開前,籌備召開一系列代表大會如文代會、婦代會、青代會、工代會等。當時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知名人士聯名致電中共,響應號召。8月10日,毛澤東復電邀請他們北上。

從此,把解放區以外的民主人士安全護送北上,保證新政協召開成為版面外一項重要工作。周恩來派錢之光來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饒彰風等縝密策劃。在北方租好蘇聯輪船或者用地下黨控制的船公司的船、比如華東局管的潤通公司的船,懸掛外國旗(巴拿馬或者荷蘭),選擇安全路線分批護送。饒彰風指定父親具體執行[4],父親和香港新華分社副經理馬鶴鳴、亞洲貿易公司經理廖安祥成立三人小組,由父親向饒彰風負責。

綜合父親在文革期間寫的“交待材料”以及文章手稿,他的交通聯絡工作具體如下:

一,確定名單:被輸送回國(解放區)的人員名單分三種情況集中到《華商報》讀者版。第一種是上述領導人交下來的,佔絕大多數。第二種是領導人通知回國人員本人或其親友到報館來向讀者版登記的,這種較少。第三種是一些想回國工作或求學找不到門路,自己到報館要求讀者版協助,經領導同意協助的,這種人也很少。

二,名單確定後,就托旅運公司向輪船公司代購船票。每批十數人到數十人不等。船票購妥後,或交給回國人員本人自行上船,或由父親他們去搬運行李或送他們上船時親手交給他們。

三,上述陸續收到的名單由父親整理成一份總名單(供帶往上岸港口)交給喬冠華或饒彰風閱後,父親簽名,並由喬冠華或饒彰風指定名單中的一人攜帶這份名單,有中共黨員則指定中共黨員,否則,便指定可靠的黨外幹部。開船前,父親把這份名單交給被指定者,告訴他要秘密保管,到達目的地(上岸港口)時攜名單上岸找誰。港口接待單位或具體接待的負責人,都是領導人與國內聯繫決定後告訴父親的。有時只指定接待單位,不指定具體人。

四,至於登陸口岸,最初在朝鮮仁川,再轉入東北,隨著解放戰爭向南推進,登陸口岸逐步南移秦皇島、天津、青島、煙臺、上海。有時也因臨時情況,將原定上岸目的地改到別的港口,這由國內掌握,據說曾有一批原定到天津上岸,後臨時改到煙臺上岸。深圳解放後,就不大使用海上交通線了(改為由本人持父親的介紹信入境,或由馬鶴鳴、廖安祥攜父親的介紹信送其入境如曹日昌,更重要者隨時由父親陪同入境如李四光、華羅庚、龍雲、侯寶璋等)。

五,由於商船需通過臺灣海峽,怕有意外,總名單上只寫姓名、年齡、性別,不寫被輸送回國人員的經歷、身份、及介紹人等。並告訴攜帶者,如遇意外,應將名單毀去。這份名單只有攜帶者知道,同行者是不知道的。同船回國的人員,是無組織的。他們之間不發生聯繫,避免發生意外時相互牽連,遭受損失。

六,上岸港口由領導人聯繫,父親簽字的名單只是作為領導人與聯繫好的關係間的代號。父親他們和各港口沒有直接聯繫。

七,回國人員到達口岸後的行止(即被接待的情況和他們下一站到哪裡),父親都不負責安排,不瞭解。

父親回憶說,當時香港的情況十分複雜,特務、密探、黑幫、三教九流,無所不有,護送工作隨時會遇到危險,頭腦要清醒,處事要周密,遇險不驚。父親說過,“這件事香港政府很注意,國民黨特務也很注意,但在華東黨組織(通過地下黨員蘇世德、即劉若銘)幫助下,我們的船從未在臺灣海峽出事,主要是十分注意保密。”

1985年父親寫過一篇《版面內外》,回憶和總結在《華商報》讀者版的工作時說:“各界代表以及數以千計的本報讀者,都是從香港秘密通過海上回到華北解放區去的,他們何時走,怎樣走,都是讀者版具體安排的,而送回去的學生、青年,直到l985年寫文章時也未發現送錯一個壞人。”

父親說經他送回國的不下千人,在他留下的材料裡,我找到部分人名: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茅盾、吳祖光、沈茲九、嚴良壟、趙溫、劉式昕、蘇怡、司馬文森,李四光夫婦,華羅庚一家,金仲華、曹日昌、龍雲、譚政之、李一萍、席宣、薛覺先、馬師曾、紅線女、譚丁、李炳煌、陳昊、徐立康、許征帆、林彥群、陸元斌、陳昊、梁贊勳等等(其中有些人的回國時間應是1950年後)。其他還有香港漢華、香島等進步學校的學生,有馬來亞、印尼回來的華僑青年(包括1947年至1949年去的一批幹部教出來的學生)。福建老家有小青年跑到香港,找《華商報》介紹工作,父親給他們講形勢,把他們勸回家鄉工作。文革中為他們寫證明,得知其中一位任湖北建材學院講師,一位當了福建某縣縣長。國民黨的師長康朴把妻子送到香港,長沙和平解放後,應他的要求,父親負責把他的妻子送回去。1950年臺灣第一架起義飛機回大陸,也應要求把起義人員的妻子送回大陸。

第四章提及的許征帆,1948年被英馬當局勒令出境,於是投考中共華南分局1946年10月創辦的香港達德學院[5],攻新聞學。《華商報》是達德學院新聞專業的掛鉤實習單位,許征帆成為編輯部常客。父親雖忙於處理各種事務,也盡心指導許征帆,給予的改進意見包括題目的確定,主題的展開和深化,內容的提煉等等。許征帆在香港逗留十個月,期間寫了《黎明從北方起程》(詩)、《呼喚新中國》(詩)、《搭線》(刻畫逃港國民黨人的心態與活動的小說)和《郭沫若訪問記——追憶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影響》等,相繼發表於香港《華商報》和《文藝生活》、新加坡《南僑日報》。他說這得益於父親在香港對他的繼續啟蒙。

1949年2月,香港政府下令關閉達德學院,中共駐港機構安排部分校友進入廣東、福建等地,或北上解放區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許征帆說,他是乘“寶通號”輪船北上的第一批校友。父親分別找他們談話,具體指點如何辦理離港手續,申請哪一類護照、怎樣到碼頭集合及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北上應帶和不應帶哪些東西、到解放區後可能會有哪些一時的不適應以及應如何嚴格要求自己等等。據說事隔幾十年,文革後校友們見面仍會非常激動地談起父親所做的點點滴滴。

1949年7月下旬,當時27歲、一年前才從廣州來香港在中國航空公司任儀錶員的徐立康想回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當時大陸仍在打仗,陸路走不通,只能坐船,可是船票非常難買。他給《大公報》寫信,希望買兩張到解放區的船票。

他和妻子以及不滿兩歲的兒子住在香港九龍獅子右道。信發出後10多天的一個晚上,父親到他家,自我介紹說是《華商報》的編輯吳荻舟,《大公報》把信轉給他,他來看看有什麼困難可以幫助解決。8月底的一天,父親再次去徐立康家,告訴他9月3日有一艘船開往青島,如果想馬上走,可以乘這艘船,否則只能等到廣州解放後由陸路回解放區。徐立康表示不想再等,想早些到解放區參加工作。父親拿出兩張船票並告訴他:“上船之前,先到香港遠東貿易公司,屆時有人會帶你們上船。”

1949年9月3月,徐立康一家順利登上由香港開往青島的輪船,經過7天海上航行,到達青島,又轉火車到北京,由軍委航空局分配他到華北軍區飛行大隊,成為解放軍空軍的一員,1955年復員後在空軍所屬的一家空訓器材廠工作。他為父親寫了紀念文章《吳荻舟——我的革命指路人》。

原在香港天文臺工作的李炳煌為父親寫了《追念吳荻舟同志》,1997年前後我也曾陪母親和他飲茶聊天,保留著他的幾封來信。

據李叔叔說,他是在1949年廣州解放前夕認識父親的。當時香港天文臺部分氣象員和報務員組織了一個讀書班,每星期召集一次,地點就在李叔叔家,交流比如這星期解放戰爭有什麼消息,學習有什麼心得。當時的學習內容主要是有關中共政策的《整風文獻》、《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六評白皮書》、《共同綱領》等。經伍覺天牽線,他到《華商報》,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說:“你們繼續學習吧,我會來參加。”

從此,父親每星期必到,還帶同一位會說廣州話的朱小姐。多數時候他都是坐在一旁聽大家發言,偶爾說幾句話。後來李叔叔也多次去報館或其他地方和父親見面。李叔叔說:“說也奇怪,在香港時,我還不懂普通話,吳老也不會說廣州話,但他能聽的廣州話比我能聽的普通話多一些,我們就是靠心靈上的政治語言溝通的。”

1950年底,李炳煌和譚丁通過氣象專家申請去北京軍委氣象局工作,父親為他們寫了推薦信,通過特別管道送到北京軍委氣象局。李叔叔歷經多次政治運動。據他回憶,其中一次、1951年底“鎮反”兼審幹時,當時的軍委氣象局黨委書記張乃召個人認為他是為愛國熱情驅使回來參加革命工作的,但如何證明來自香港的人政治清白呢?張乃召單獨見李叔叔,問:“誰是你的介紹人?”李叔叔說:“吳荻舟 ”,張乃召頻頻點頭,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就說,他們回國是“有思想基礎的”。

李叔叔說:“這得感謝吳老的教導和強有力的政治證明。即使是文革這樣顛倒黑白的年代,下結論時仍然肯定吳老給我們做的證明。文革接近尾聲,1976年3月我調離部隊時,所在的部隊全體政治部成員及有關人員集體給我送行,作為公開道歉,證明吳老沒有看錯人。”

在李叔叔心目中,父親雖不苟言笑,但和藹可親;絕不高談闊論,而是循循善誘;言行極之穩重,使人肅然起敬。李叔叔說:“在我心裡他永遠是偉大的。‘海外關係’使我不斷受到‘左’的審查,正是他的教誨以及我參加革命之初衷,令我終能抖落向我身上潑來的懷疑、誣衊、誹謗,堅持埋首工作,繼續向前,深信祖國前途光明,矢志不移。”

李叔叔,我敬服您的矢志不移,感謝您對父親的理解。

曾經和父親同在《華商報》工作的莫廣智,也在他的文章《吳老,您好好休息吧》中回憶:“吳老(荻舟),我在韶關‘七政大’時,便知其人見過面。由於我尚是個小孩子,當然是沒有什麼機緣同他聯繫傾談的。但,我從他在劇七(戲劇宣傳第七隊)的各個時期的演出和聽李門、馬孟平、喬毅、遊波等老一輩閒談中,對吳老的作風表現,踏實認真、平易近人,關心同事,我是由衷地很尊敬他的。”“在大軍準備過長江前,《華商報》黨組織在香港堅道93號紅屋(華商報職工宿舍)的地下層一間小房間,舉辦了一期黨小組長(或支委)黨章學習班。杜埃主持,陳景文、吳荻舟、我和新民主出版社一人(忘記是誰)都參加。在學習討論中,吳老提出了不少關於解放後的統戰政策等問題,記得還引起了爭論,最後杜埃作了總結。吳老給我印象深刻,他很用心鑽研,不懂就不懂,坦率地提出問題,也很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

兩航起義和招商局起義期間曾經和父親共事的陸元斌在他的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裡說:“在我受荻舟同志領導的時期裡,深感荻舟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他對黨的事業具有高度責任心和突破一切困難去完成任務的精神;他的工作作風正派,不謀私利,清正廉潔;他平易近人,具有高度黨性,掌握黨的政策,領導群眾。他是黨員中的楷模,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一切永遠記憶在我們心裡。”

由父親經手從香港送回內地的陳昊在《憶吳老》裡說:“我與吳老——荻舟同志雖只見過三次面,但印象深刻,終生難忘。他待人接物,樸實無華,平易近人;對青年人循循善誘,使人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他及時給我指明了方向,各方面給與幫助,引導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我第一次與吳老見面,是由於人民解放軍渡江解放南京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沿海,香港的船隻去北方已是不公開售票了。當時我們幾個青年學生急於要去北京學習,但是找不到門路解決船票,就到香港《華商報》求助,在《華商報》編輯部裡吳老接待我們,由此我認識了吳老。吳老詳細的瞭解了我們的想法和要求,由於他衣著樸素,態度和藹,覺得他是一個忠厚長者,值得信賴。我們雖是初次會面,也敢坦言相告,他也很乾脆的答應替我們想辦法安排去北京,由此,我與吳老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誼。

經過《華商報》的統一安排,我們一批華僑、港澳學生于9月初在香港乘‘澤生輪’去天津。由於颱風影響,‘澤生輪’延期離港,在此期間,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船被炸沉了,這就是香港‘澤生輪’事件。我們幾個同伴僥倖逃生。但下一步怎麼辦?面臨著嚴峻的選擇。對於當時還是一個19歲青年學生的我,還很幼稚,既缺乏鍛煉,也沒有生活經驗,繼續北上吧,財物都炸光了,不知道到了解放區以後如何?回家去吧,因為自己是偷偷離家出走的,怕回去受父母責駡,不知如何交待?進退兩難,彷徨無主。

於是我們又去《華商報》求助,第二次見到吳老。他詳細的問了‘澤生輪’遇難的經過,並叫我們寫篇報導(第二天這篇報導登在《華商報》上),他分析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叫我們不要洩氣,是去是留,由我們自己決定。如果經濟上、生活上有困難,他將盡力幫助解決。在他的鼓勵幫助下,我選擇了北上的決定,我把他看作共產黨的化身,完全相信他的許諾。在他的安排下,我很快又踏上新的征途。當時我雖然只有幾十元港幣在身上,但我相信吳老對我說的話‘有什麼困難,到了解放區,共產黨不會不管你的’。想不到,我一到天津,組織上一切已為我安排好了。從此,我在党的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我能有今天,是與吳老對我的教育與幫助分不開的。

幾十年來,幾經變遷,與吳老未再見過面,直到1984年才打聽到吳老的消息。在北京見到吳老,大家回憶往事,非常興奮。當時,我向吳老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敬意,但吳老非常謙虛的對我說:‘當時在香港輸送華僑港澳學生去北京,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的,你們這一批也是饒彰風同志批准的,我只是按照黨的決定去執行而已。’他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看到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胸懷與高貴的品質,它永遠鞭策我努力工作。”

[1]父親的回憶錄沒寫完,從未發表。

[2]父親在香港工作14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華商報》編輯階段(1948-1951年初);招商局顧問階段(1951-1957);《文匯報》社長兼招商局顧問階段(1957-1962)。很多工作跨階段、跨領域同時進行,我儘量兼顧時間軸、但主要是按工作內容整理。

[3]為什麼不公開讀者地址?父親解釋說是因為有的香港報紙舉辦“徵友”活動,個人資訊公開,出了很多亂子,比如女青年上當受騙。父親希望避免發生這類事情。

[4]我讀過其他有關人士的回憶文章,都只提及自己曾負責護送人員北上,估計是有幾條線而且各自為戰。

[5] 達德學院是在中國內戰的背景下由中共華南分局和民主黨派合作在香港屯門辦的一所大學。學院羅致了不少知名學者任教,又經常邀請名人作專題講座,從1946年10月創立到1949年2月被港英取締,兩年零四個月培育了約1000名學生。前香港新華社秘書長何銘思曾回憶:“學校很民主,明確地反獨裁。老師很有學識,上課不用課本,隨意選擇題目,討論氣氛很熱烈。”“學習的目標,師生都很清晰,就是打好基礎,尋找方向,然後回內地搞革命去。政治活動嚴格限制在校園之內,壁報與唱革命歌曲都不能流出校園。”“很多學生找到方向就離校回內地搞革命去了,不要拖累學校。學生有自己理想,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當中不少是從南洋歸來;共通處是對國民政府失望,對社會主義有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