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 西南劇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3年夏秋在桂林養病和寫作期間，父親吳荻舟在作家韓百屏家裡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早在1942年秋天，父親在朋友處讀到《新華日報》上登載的蕭軍《對當前文藝諸問題底我見》剪報，文中提到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

毛澤東在《講話》裡提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如對文藝方向有爭論，有人不願到農村去，到前方去，不願到火熱的戰鬥生活中去，或者對文藝要為現實鬥爭服務認識不足。他強調文藝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藝要為社會變革服務，為現實鬥爭服務，作家要為工農兵寫作等。抗宣一隊從組隊到改名劇宣七隊，工作覆蓋了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六個省，幾乎每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流動，僅在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西江大流動中，就演出200多場次，節目有《慈父》、《王老二當順民》、《重慶24小時》、《寄生草》、《陰陽界》、《風波亭》等話劇；有《農村曲》、《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等歌劇、歌舞；還有歌詠《遊擊隊歌》、《太行山上》等。都是因地制宜創作和演出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也根據所到縣市不同情況和接受程度運用街頭宣傳、標語、壁報、畫報及口頭、文字等形式，或辦各種文藝短期培訓班，《講話》所說文藝“為抗日戰爭服務”，在他們的實踐中每時每刻具體地發生著。因此，父親曾回憶說：“雖只匆匆一讀，印象已十分深刻”。

一九四二年五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的講話影響深遠。圖為毛澤東和與會代表在楊家嶺合影。

（圖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與文藝工作者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自1943年年初起，國統區的物價狂漲，甚至一天漲幾次。“法幣”惡性貶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母親張佩華說過，那時候她在桂林圖書館工作，每月發工資的時候，外祖母就要在圖書館門外等著，兩人像跑接力賽，母親把錢交到外祖母手上，外祖母一拿到錢趕快去買米，因為假設上午一百塊可以買到五十斤米，也許下午就只能買到五斤了。七隊吸煙的隊員連廉價的煙葉也買不起，常常是一支煙幾個人輪著吸。隊的經費，自1941年初改成“劇宣七隊”時調整過一次之後，便再也沒有調整。當時在政治低氣壓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如果不願隨波逐流，工作就無法開展，生活也很難維持，七隊及時伸出援手，畫家黃新波、張樂平、黃永玉等都先後作為隊友在隊裡生活工作過。

歐陽予倩、田漢、瞿白音等在中共支持下，在桂林籌辦“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1]，周恩來派人到廣西與左洪濤聯繫，讓演劇四、七、九隊參加西南劇展。七隊決定排練曹禺改編巴金原著的《家》和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重排《軍民進行曲》和新排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參展。

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會徽

（圖二：西南劇展會徽。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11月，父親帶著《詩人與國王》的演出本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籌委會。溫濤已經製作好詩人、國王和花神的木偶，他特地表演給父親看。父親說：“他的提線技術很熟練，可見下的功夫不少。這裡也有溫嫂的功勞，我進門時看見她的手裡正縫著一件小衣服。那是花神的衣服。她把破襪子利用起來，成為服裝的主要原料。”

據父親回憶，三個主要人物的造型都頗有個性，詩人是個年過古稀，精神抖擻、慈祥、莊重的老人，花神是天仙般的美女，象徵著精明、能幹的群眾領袖。詩人和花神的眼睛和嘴唇都不動，而國王則眉毛、眼睛都能動，顯得奸詐陰險、滑稽可笑，是個希特勒形的中年人。百花象徵著鬥志昂揚的廣大群眾。百花因為要開口說話和唱歌，所以花瓣能啟合，但不用提線。當它們遭狂風暴雨摧殘時伏倒，當它們得到詩人撫慰時，立刻顯得新鮮、美麗、有活力。在製作百花時，溫濤花了不少心血，動了不少腦筋。比如如何製造百花在雨前雨後的兩種舞臺效果呢？父親和溫濤反復研究，最後是製作了兩批花，一批殘敗的，一批盛開的，詩人扶起的是後一批，把問題解決了。

父親取得歐陽予倩同意，把當時已經到藝術館工作的話劇導演陳卓猷引進七隊，導演話劇《家》（不過後來得知四隊也排了《家》，七隊欣然割愛）和《法西斯細菌》。

父親說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話劇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抗宣一隊的話劇是從零開始的，初時沒有話劇演員和導演。第一階段，父親曾手持《演劇六講》邊看邊指導排練，現買現賣，傳為笑談，也說明父親的性格特點之一就是不藏拙，也不屈服於“條件”壓力。第二階段，范萊進隊導演了五出不同形式的音樂劇和三個話劇，七隊的話劇水準因而有所提高，但仍是導演教、演員模仿，缺乏比較系統的理論指導與科學的演技訓練。第三階段，陳卓猷主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演員自我修養》，大家學到表演、導演的系統理論。排練時，導演、演員共同探索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

金辛才小金回憶說：“1943年，隊長請陳卓猷來七隊當話劇導演，陳卓猷說：‘恐怕戰區政治部主任會反對!’隊長說：‘不怕，我可以頂住!’於是陳卓猷先是導演了《家》。在曲江坪石等地上演後，引起極強烈的反映，但果然遭到了戰區政治部主任召集七隊全體訓話，七隊不為所動。接著才又排練《法西斯細菌》，這個戲在西南劇展上演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被認為‘演出了這樣一個不容易演出的戲，而且演的很成功……夏衍底味道全出來了’。劇宣四、七和九隊三個隊的戲劇兵在劇展中成為一股中堅力量，而《法西斯細菌》為三個隊的演出增強了藝術性。就七隊而言，藝術創作、特別是話劇表演藝術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切，我們隊長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七隊演出《法西斯細菌》成功，大會評論團讚揚陳卓猷，肯定他努力幫助演員理解角色、塑造角色的導演手法。《新華日報》在1944年4月9日評論七隊的《法西斯細菌》是西南劇展第二期中最好的一個戲。父親說：“我相信天才，更相信努力，幾位主要演員都下了極大功夫鑽研，值得肯定。”

《軍民進行曲》在劇場演出後，劇展主辦方應觀眾要求，安排在桂林公共體育場連續免費公演3天，每場觀眾達萬人以上，許多唱段傳播開來，在桂林的街頭巷尾都聽得到人們哼唱，風靡一時。著名作家司馬文森撰文說：“這是一次使人愉快而動人的演出，我們看見了劇宣七隊的進步，也看見了今日中國新戲劇的進步。”

由於大會認為展出的劇碼能及時反映現實的題材太少，七隊為此趕排了《沙坪之夜》，雖然這是一個活報劇，演出卻得到觀眾和評委的好評。大家認為七隊反映現實快而不草率，難得。

在這次劇展上，由父親編劇、溫濤導演的《詩人與國王》是唯一一出提線木偶戲。美專副院長楊秋人動員一批桂林美專學生組成“文協傀儡戲演出團”，他們從完全不會到掌握木偶的演出技術，上演時，效果很好。楊秋人說：“《詩人與國王》的主題是揭露法西斯統治對文化的踐踏、摧殘，有強烈的現實感，故引起觀眾廣泛的共鳴。”除公演外，《詩人與國王》還接受單位邀請組織專場演出，觀眾情緒熱烈，演出人員也大受鼓舞，台前台後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父親說：“我這個幾乎每場必到的‘觀眾’，也格外興奮和激動。”

從1943年下半年接到任務，到1944年5月演出，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在西南劇展取得這樣的成績，對父親、對七隊都是極大肯定吧。

當時美國《紐約時報》登載文章稱頌西南劇展：“這樣宏大規模的戲劇展覽，有史以來除了古羅馬時代曾舉行外，還是僅見的”。

茅盾說：這是“一次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活動的空前大檢閱。”

西南劇展第二部分是務虛，結合如何為抗戰服務，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近五十年後，《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2期發表了父親一份遺稿，父親在其中回顧了當時討論的情況：

劇展開幕那天，《新華日報》發表了夏衍的文章《我們要在困難中前進》。夏衍指出：“抗戰以來，曾經盛極一時的部隊戲劇工作漸漸衰退”，而在後方，“戲劇被當作‘繁榮’的點綴，當作少數有錢人的娛樂，當作募捐款的手段，當作增加稅收的來源”。國民黨對抗日救國的戲劇運動多方壓迫阻礙，使“劇運內的危機已由潛伏而滋長”、“漸漸的消磨了工作者們的熱情”，夏衍呼籲戲劇工作者不要“迷惘、冷漠、懶散、草率”，不要“失卻了追求真理的熱，衰退了改善社會的誠”，而要“讓新的困難不斷地砥礪我們”，堅持戰鬥下去。

同一天，邵荃麟在《力報》上也發表了題為《一點希望和一點意見》的文章，他說：“劇展開幕了，這是一件盛事，但是我們希望這不僅是‘盛事’而已，因為現在究竟還不是太平盛世。”這次劇展是在國土還未收復，抗戰還沒有勝利的情況下舉行的。他號召與會的戲劇工作者“必須學習像劉羅保那種精神，他拒絕人家邀請回都市里來辦劇團，他犧牲個人成名的機會，永遠和人民大眾擁抱在一起，永遠堅持著他自己提出的戲劇遊擊戰的口號，並因這個口號而死!”

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與會者大合照。

（圖三：西南劇展全體人員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在務虛期間大家談到，國統區有很多客觀因素妨礙劇運發展，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和破壞。當時，宣傳抗日的戲劇團隊在經濟上十分困難，生活得不到保證，連演出的最起碼開支都無法保證。原派在山西（閻錫山處）的演劇三隊，包括隊長、支部書記，13位成員被捕，要不是周恩來通過張治中（他當時繼陳誠任政治部部長)出面營救，以及各地文化藝術界抗議，這13位成員險遭不測，這個隊也險被吃掉。

據演劇六隊隊長劉裴章回憶，1942年夏，國民黨第六戰區把隊員李虹抓走，故意過了半年才放回來，然後特務隔三差五來找他，問他隊裡誰是共產黨，有什麼可疑言論，要他定期匯報六隊內部情況。他不肯做特務，又怕跑了影響六隊，苦惱得自殺了。

在國民黨後方城市，國民黨審查機構不僅對出版進行粗暴的審查，對演出也無禮地審查，在重慶，郭沫若的《屈原》也要經過鬥爭，才得演出。

在進步、愛國的戲劇隊伍裡，也有個別人經不起政治、生活考驗，消極、後退、追求個人名利或藝術至上，認為大舞臺、大劇院才有戲劇藝術，但大多數，包括遭迫害解散的團隊成員，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工作情緒和積極性，不顧個人安危，想方設法堅持工作。

他們還討論了如何看待國民黨的抗戰，當時對文藝該不該表現他們有不同意見。父親他們常到國民黨部隊演出，看到大部分國民黨官兵不願做亡國奴，要抗日。每次到前線，到國民黨部隊去，他們帶的《新華日報》、《群眾》、《日寇暴行錄》等進步刊物總是被一搶而空。他們認為國民黨士兵的抗日事蹟和要求也應該得到反映。

國民黨的政策是既抗日，又反共；父親他們是在國共合作戰時體制下的一支共產黨的抗日宣傳隊伍，是在國統區主戰場慰問抗日軍民，宣傳共產黨的抗戰方針，同時面對國民黨的反共，這就是父親他們當時的微妙處境。不管怎麼樣，就父親他們所在的抗日主戰場而言，大部分國民黨官兵包括嫡系和地方勢力對日軍的抵抗是英勇頑強的。我想，這是父親他們能在國統區開展工作和生存的客觀條件，父親對這種處境也是很清醒的。

[1] 西南劇展全稱“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舉辦。大會由廣西省立藝術館主辦,歐陽予倩任籌委會主任,田漢等35人任籌委,會長是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為大會名譽會長，蔣經國、李任仁等擔任指導長。參展團隊來自廣東湖南江西雲南廣西等5省區共33個單位,與會者1000人以上。這次劇展有三大中心活動：1戲劇演出，有話劇、平劇、湘劇、楚劇、傀儡劇、徭人歌舞、皮影戲、馬戲等；2戲劇工作者大會，各團隊工作報告、作品宣讀、專家演講、討論提案等；3戲劇資料展覽，包括各團隊的工作文獻、創作經驗、心得和著作，展出文字圖片模型等，並通過《戲劇工作者公約》和大會《宣言》。2014年，為紀念“西南劇展”70周年，桂林曾舉辦 “新西南劇展”工程，由廣西師範大學專業教師指導學生重排、重演當年的部分劇碼。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3 大火善後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非常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西方傳入的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11月15日黃昏，南方的初冬很冷，抗宣一隊到達衡山，住在孔廟。每人從三廳的前站領到兩條軍用毯子。16日抵達衡山與九渡口之間的一個小村子，兩天的行軍和沿路工作，大家累了，睡得很香。此時，潘念之派人趕來傳達周恩來指示，要他們次日一早搭車回長沙，參加大火善後工作。

父親吳荻舟率隊依時出發，當天入夜前回到長沙。車抵財政廳，周恩來已經在那裡等他們。距13日凌晨的大火雖已過了5天，燒成廢墟的長沙還處處冒著嗆人的濃煙和灼人的熱浪。放眼看去，一片斷垣殘壁，幾乎看不見一個行人，滿目淒涼。所有街邊東倒西歪的防空洞裡，都擠滿了傷兵和群眾，有的人傷口還在流血，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

上世紀三十年代，長沙有一場大火，全城盡毀，史稱長沙大火

（圖一：長沙被大火焚毀的慘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先後回到長沙的還有抗敵演劇第一、二、八、九隊，加上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五個隊組成“長沙大火善後工作隊”，又成立了由各隊隊長參加的“善後工作指揮部”，洪深任總指揮，馬上投入工作。周恩來召開動員大會，每人發了一個臂章，講解工作計劃和要求。他再三指出善後工作的重要意義，說：我們全力做好大火的善後工作，就可以揭發漢奸投降派的陰謀，粉碎日寇的侵華新戰略，團結人民，堅持抗戰到底。參加長沙大火善後的還有朝鮮義勇隊和最早回到長沙的九戰區政工二隊。

隊員們踩著斷磚殘瓦，焦炭灰燼，在大街小巷搶救傷殘，清理屍體，搬運尚在冒煙的糧食物資，撲滅餘火，清理街道，動員市民回城，設立施粥站、救傷站，發放救濟款，解決主副食供應，恢復市場，出壁報恢復抗日宣傳，擴大嚴懲罪魁禍首和發放救濟金的政治影響。父親說，不少年輕隊員平時怕死人、怕見血，現在連腐屍、焦屍和殘肢也毫不畏懼去清理，十分感人。他們在一間燒毀的房屋中發現了一部印刷機，田漢、萬籟天、龔哨嵐等如獲至寶，馬上辦起一張四開的《新長沙日報》，恢復了抗日宣傳陣地。

演劇一隊的年輕人都是二十歲上下的熱血青年，投身抗日宣傳。

（圖二：演劇一隊陣容。如果沒有戰爭，這些風流倜儻的小夥子和面貌娟好的姑娘們該有多麽美好的生活！）

11月21日，國民政府中宣部、政治部發表關於長沙大火“真相說明”：“12日夜，長沙大火，實為地方軍警誤信流言，自衛民眾基於義憤之所造成。蓋戰地轉移，我軍對預先撤退的戰略據點及主要城市建築物施以破壞，免資敵用，原為作戰上的必要，在各國戰史上不乏先例。故長沙既臨戰區，政府於事前有所準備，當為必然之事實。唯12日夜長沙大火時，嶽州雖失，而平江汨羅以北陣線甚穩。長沙距前線當有一百餘里，軍事當局，不僅無命令破壞，且正調兵增加前線，而地方政府，亦並未下令破壞。”

中共的《新華日報》也在同一天發表社論“論堅壁清野”，重複了周恩來在南嶽軍事會議上的觀點。

父親回憶，當時看見周恩來忘我工作，隊員們都很感動，誰都爭取多做一點工作，好減輕他的疲勞。隊裡絕大多數人都是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來自五湖四海，只有不願做亡國奴的樸素感情，對中共抗日方針政策體會還不深，也沒有工作經驗。為了避免出差錯，周恩來每天要聽匯報，有問題就幫助解決。抗宣一隊的徐方略和林因加擔任文字宣傳，出壁報和為《新長沙日報》撰稿。一些重要文章和壁報稿，周恩來必親筆圈點，涉及湖南地方的稿件，如果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在長沙，他必拿去與張商量後才允許發表。

父親說：“周恩來發現我們由於痛恨蔣介石火燒長沙，寫標語、出壁報不願寫‘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毛澤東提出的口號）。他嚴肅耐心地說：擁護是有前提的。‘抗戰到底’便是前提。蔣介石不抗戰到底，我們就不擁護他嘛，國共合作一天不破裂，他還講抗戰，又槍斃放火的酆悌、文重孚、徐昆，撥款救濟災民……對打擊投降派、支持抗戰派、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利嘛。經過周恩來的教導，大家才深刻理解這條標語的用意。”

大火後的長沙什麼也買不到，周恩來也只用一點鹹菜下飯。為了解決陸續回城的居民的主副食，他派隊員們到四鄉去動員農民送菜送糧進城。但農民不明真相，拒絕賣菜給他們。農民很氣憤，責問你們還要不要抗日？有多少個長沙夠你們這麼燒？什麼都燒光了，還拿什麼去抗日？周恩來聽了匯報，立即肯定說：“農民問得好，說得對。湖南人民有革命傳統，不怕你們穿上‘老虎皮’(父親他們當時穿國民黨士兵衣服)，放火燒長沙不對，他們就反對，就提意見。”

他叮囑大家明天再去，一定要對老百姓說清楚，有關當局正在追查放火的責任，一定嚴辦。現在陸續回城的災民急需糧食蔬菜，一定請他們進城來賣。下午四時賣不完的，我們照價收購，讓他們有時間回家。周恩來還說：農民的憤怒是有理由、有代表性的，沒有這樣的憤怒，國民黨當局就不會感到壓力，就不會同意嚴辦禍首、救濟災民，我們的工作也就難以做好。我們一定要把這種憤怒轉化為推動國民黨當局加速嚴辦禍首、救濟災民的力量，轉化為推動國民黨堅持團結抗戰的力量。

國民黨省政府也成立了救濟委員會，負責人是尹任先，常委朱經農。還有長沙的教會也派人配合救災發款。不過自從傳出撥了50萬救災款後，國民黨的官員就不休地爭吵誰來經手發放，災民也早議論開了，他們說：歷來救災都是貪官發財，災民背名。災民們不相信貪官們肯放過這個發財的機會。

為了使每一分錢都分到災民手上，不發生流弊，周恩來征得張治中同意，將全部救濟款交工作隊負責發放。

父親回憶道，隊員們由於感到光榮而喜悅，周恩來看到他們的笑容卻問：“你們有把握做好這工作嗎？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幾十萬，分給相當於十個師的災民，又是在露天裡發放，這是向漢奸和日寇挑戰呢!如果漢奸搗亂、敵機空襲，場上一亂，踩也會踩死許多人，怎麼辦？歌唱壞了，可以再來，戲演壞了，頂多沒人鼓掌，這事可不同，有人正等著我們打敗仗呀!”

周恩來又說：“困難的確不少，但也不能給它嚇倒，只要預先想到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難，做好應付一切困難的思想準備和措施，困難就能克服。長沙人民經過革命的鍛煉，只要我們事前做好宣傳工作，得到他們的支持，勝利就有把握。”

他還說：“你們首先要有自我犧牲的思想準備，如敵機臨空，自已不動，災民也就不會亂了；領款手續越簡化越好；我和葉劍英等人到時一定來幫助你們，你們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在發放救濟金的前兩三天，周恩來起草了《告長沙同胞書》，一方面嚴厲批判和指責放火者對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一方面又非常策略地把筆鋒一轉，指出大火已經給人民、給抗日帶來了莫大的損失和困難，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是大家團結起來，重整家園，堅持抗戰。這篇《告長沙同胞書》得到各方面的擁護，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把抗日戰爭的情緒迅速推向高潮。

四十多年後父親仍記得：在發放救濟金的第一天，總指揮洪深早上把隊員們集合到空地上。隊伍整整齊齊，鴉雀無聲。洪深說：“現在我傳達周副部長的指示：我們要打好這一仗，一切行動聽指揮，絕對服從。已下令今天不拉警報。也不准一個國民黨兵進場。敵機臨空，大家不准動，動者，軍法處置。傳達完畢！”他又補了兩句：“我們男的要準備盡忠！女的準備盡節！”一陣哄笑，緩和了肅穆緊張的空氣。

隊伍分成兩列，分別開進教育會坪（可容一二萬人）和四十九標廣場（舊時代的練兵場，可容數萬人）。周恩來和葉劍英、郭沫若等早已到了那裡，數以萬計的災民跟著進場，年輕隊員領著災民很快排好隊，洪深也向災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災民中有人知道周恩來的名字，說：有他在場，天塌下來也能頂得住!

鈔票一箱箱從銀行直接抬到發放現場，因為事前做了充分準備，所以進行得極為利索。一共發放近9萬人，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出生的嬰兒也有份。有些災民要到鄰近去投親靠友還發旅費，有些一時回不來的，還派專人去鄰縣發放，災民們事後知道這次救災是周恩來親自指揮，都說：“難怪!只有他才能有這樣的魄力！”“國民黨統治以來唯一一次救災款分文不受中飽！”“”賑災史上一個廉潔的範例！”

敵機果然來了。它臨空偵察時，地面黑壓壓的人頭一動不動。周恩來、葉劍英等也都安靜地坐在指揮臺上，全場秩序井然。日機只在空中拍照，沒有轟炸。這件事，後來被稱作“奇跡”，在大火後的長沙城廣為流傳。

周恩來領導長沙大火救災，發放救濟款予近十萬民眾。

（圖三：長沙大火後災民領取救災款。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2012年我在美國讀到一本書：【聖光指引——尹任先蒙恩三十年見證】，其中提及這段歷史。當時我沒有照相、掃描等技術幫助，而是摘抄了部分：

1937年7月抗戰爆發。38年10月下旬日軍攻陷武漢，覬覦湖南。長沙呈戰時景象。11月12日深夜，長沙全城大火，市區十之八九化為廢墟。長沙警備司令等三人失職處決，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撤職留任。

善後救災本是民政部門工作，然民政廳長陶履謙怕擔責任不肯領導救災，張治中找到當時任職財政廳的尹任先，尹任先告訴他省財政廳有數十萬。

11月22日成立了長沙市火災救濟委員會，尹任先任主任委員，田漢和長沙市長任副主任委員，辦公地點就設在財政廳。事後尹任先總結：

“救災結束了，災民散去了，各方對省主席張治中的怨憤和指責也逐漸平息下去。張先生深為感激地對我說，這次賑災有三件事是他所不曾料到的：一是想不到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你會毫不猶豫地承擔這風險很大的份外工作；二是想不到在此戰爭年代，日本大軍壓境的危急時刻，地方財政非但沒有赤字，而且還拿得出數十萬元來賑災；三是想不到賑災工作竟進行得如此順利。我說，我是基督徒，凡事信靠神，此次賑災得以諸事順遂，完全是神的恩典，絕非自己有任何過人之處，並趁此機會向他傳揚福音，勸他信主。他深受感動，與我一同跪下禱告，認罪悔改。主借著我在賑災工作中的見證拯救了他，“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過去我們之間僅是一般上下級關係，自此以後，彼此既是主內弟兄，也成了摯友。”

尹任先感慨：“神彰顯祂的大能，成就人力艱及的事。”“用五餅二魚使五千人吃飽”，“你們給他們吃吧”（路9:13）

這樣，就從人和神的不同視角證實了這件事。

父親在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寫道：

“11月底前，整個善後工作勝利結束了。周恩來請葉劍英給五個隊全體隊員做了一次報告，他重點講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的光輝思想，加深我們對毛主席抗日的政治、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的領會。徐特立還為我們講中國革命史，增加了我們對中國革命的艱苦和複雜性的認識。他們的講話對我們後來堅持工作，取得勝利，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周恩來臨去重慶前，也給我們講了一次話。他在講話中全面地總結了這次善後工作，但，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育是：他談到我們在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要我們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他說：‘嚴辦罪魁禍首、救濟災民，不是由於我們寫了幾條標語、說了幾句話，而是廣大的長沙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的壓力。我們剛回到長沙時，不是在好幾處看到災民們用血淚合著焦炭寫下憤怒的控訴，要求嚴懲禍首、救濟災民嗎？我們能做好這次工作，還有朝鮮義勇隊、江浙流亡同學等的支援。我們有四億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有無數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中國是決不會亡的！’”

周恩來最後說：‘長沙的救災工作結束了，各隊恢復了原有的稱號，即將分赴各個戰區。抗戰是長期的，你們要長期留在大後方工作，任務很艱巨，環境很複雜。你們要堅持工作，就會遇到困難。因此要堅持學習，堅持進步，堅持獨立自主。要準備長期吃苦、學習紅軍的傳統。要學會多交朋友，才能保存自己。在這次工作中，你們做得很好，有成績，但永遠不能自滿！’”

父親耳聞目睹周恩來在處理千頭萬緒、紛至踏來的各種問題時民主、細緻、耐心，不知疲勞、平易近人，這樣的領袖風範想必是令他心悅誠服。他說：“‘春雨潤物細無聲’，周恩來的身教、言教、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令我終生受益。”父親一生都實踐了“談到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

母親也感受到周恩來的威信，對比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表現，她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因為自記事起，她只知道政府是“管”老百姓的，沒聽說過政府要向老百姓負責。她記得前線下來的傷兵蜷縮在斷瓦殘垣下，記得夢中被燒死的市民，清理出來之後被放在路邊，死不瞑目。她說：日寇還離得遠呢，怎麼也想不到是中國人自己（國民黨）放的火。日寇入侵，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老百姓離鄉背井，家破人亡，前途茫茫。這就是她看到的社會現實。

對她而言，抗宣一隊是一個嶄新的天地。直到晚年，她還記得當時心是如何火熱。她告訴我，來自五湖四海的隊員們比手足還親，他們悄悄看禁書，議論國事，討論如何宣傳全面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她聽到延安和其他根據地的新聞，遊擊隊打擊日寇的英雄事蹟，感到很新鮮。她說：樸素的思想被“革命”打開了一個缺口。

吳荻舟和張佩華參與長沙大火救災期間合影於嶽麓山

（圖四：父母早期的合影，攝于長沙嶽麓山。新婚燕爾，卻遭遇戰亂。）

據母親回憶，撤到長沙不久，在岳陽失陷前，外祖父母帶著三個舅舅從雲夢也逃到長沙，因為他們擔心，武漢淪陷，雲夢一定也會被日本鬼子佔領。三個弟弟沒有出路，還很危險，又不放心我的母親，便匆匆奔到長沙。在長沙，外祖父遇到他的同學、舒城一位姓肖的醫生。肖醫生看到他們狼狽不堪，便介紹外祖父到湖南邵陽的國民黨傷兵醫院工作。父親又介紹二舅和小舅（15歲、13歲）參加兒童劇團[1]，大舅則隨外祖父母去了邵陽。

大舅回憶說，在長沙大火那天早上，我父親送他們三個坐上一條輪船離開長沙往衡陽方向駛去，他們大約在下午四五點鐘到達衡陽，落腳在三塘一戶農民家裡。當時已經秋涼，他們坐在打穀場上曬太陽，大舅覺得身上很癢，便翻開衣服查看，他沒有冬裝，外祖母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給他穿。只見那件毛背心每個針眼裡都藏著一隻肥大的虱子。外祖母馬上找來一口鍋，幫他把衣服脫下來放進去煮，在太陽底下把這些小蟲殺死。

根據大舅的回憶，幾天後我的二舅和小舅隨著長沙兒童劇團到了衡陽，與孩子劇團合併，調往重慶。其時二舅十四歲，小舅十二歲。大家都很不捨得分離。大舅說：“可是我們很窮，去重慶有飯吃，跟著我們吃什麼！所以只能送他們上車走了。”

大舅也和外祖父母一起啟程繼續往邵陽，大舅跟著外祖父住在邵陽的傷兵醫院，外祖母一人在郊外租了一間小房子暫時棲身。1939年春節剛過，外祖母便帶著大舅離開邵陽去桂林找我母親，大舅想到桂林繼續學業。

[1] 母親不記得兒童劇團詳情，我查到1938年4月在田漢、洪深等關懷和支持下，由田漢的兒子田海南（另有文章說叫田申）成立了長沙兒童劇團，他們在長沙大街小巷演街頭劇，慰問傷兵和難民，長沙廣播電臺也邀請他們在電臺唱救亡歌曲和播音劇《攜起手來吧，中國的孩子們》。1938年8月住地被日機炸毀，成員撤至重慶，併入政治部三廳屬下的孩子劇團。這與母親的記憶和大舅寫的回憶文章吻合。

【2】尹任先（1887—1964）是湖南省攸县人。1913年赴美留学，成为基督徒。1917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士学位。1919年赴上海协助兴办纺织工业。1942年在天津自创西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步入政界，先后任河南省印花烟酒局局长、河南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37年2月调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1942年脱离政界，专事教育，在重庆创办私立圣光学校。1946年圣光学校迁至苏州，直至1955年改为苏州市立第五中学。上世纪50年代，尹任先写下回忆录，讲述長沙大火救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