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1 整風記錄1

在“9 新聞戰線”中，我提到一個紅色“東風”硬皮本，引用了其中關於《新晚報》的內容。父親吳荻舟還有另一個小一點的筆記本，這兩本筆記，記錄了港澳工委1959年6月至９月一次五十天整風的部分內容。包括各級領導就國際形勢、香港形勢、香港文化戰線統戰方針、戰略策略所做指示等等，特別觸目驚心的是中央和廣東的領導對港澳工委的嚴厲批評。

借用其中時任港澳工委書記的區夢覺的話說：這是“第一次”“各方面的同志來參加詳細討論研究，認真其事。把過去的缺點做了一次批判，端正了作風。”會議規格很高，“主席和少奇”來時看到問題以及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也來講話（不過沒有他們的指示記錄）。除了區夢覺，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副主任的廖承志、港澳工委秘書長黃施民等人也講了話，中央並派了“幸（辛）同志參會”。

當時我還是小孩子，對這些情況自然是一無所知，我決心啃這兩根“硬骨頭”，整理這兩本整風筆記。

（圖一：五十天整風運動的“精華”，濃縮在一大一小兩本整風筆記裡。）

為了方便閱讀，我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做了梳理和注釋。筆記中父親用了很多速記符號，如M代表美國，K代表國民黨，MK代表“美蔣”，其他還有E代表英國，HK代表香港，A代表共產黨。有些我即時做了“腦補”，比如“左冒”，我知道是“左傾冒險（主義）”，“十年來，由於得，毛領導的成”，我知道是“十年來，由於得到毛主席領導取得成績”，“經不是自得”，我知道是“經驗不是自己得來的”，“成，還是九一”，我知道是“成績還是九指一指（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打字的時候就補上了。兩本筆記共四萬字左右，本章整理引用三篇，即整風記錄123（部分有關新聞界的內容已經引用於本章第9節），約一萬五千字。逐字逐句打字未經修飾的全文可以在蘆蕩小舟網站文獻欄目[1]找到。

雖然我會盡量加註，但無法查證全部發言者的身份和職務，對我來說，能瞭解50年代中共在香港的意識形態、方針政策，瞭解父親的處境，瞭解1949-1962年香港工作如何受到內地影響，便已足夠。

為什麼會有一個五十天整風？根據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的著作《回歸的歷程》所述：“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央對香港的正確方針和政策先後受到過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第一次是建國初期。由於中方部分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不瞭解中央對香港的政策，誤認為香港很快就要解放，因此搞了一些表面上轟轟烈烈，實則暴露自己力量和刺激英方的活動。結果，一些愛國團體被解散，許多愛國人士被遞解出境，最後在‘三一’事件中付出了血的代價，中央認為，中方人員當時的一些做法是不適當的和不符合中央政策的。第二次是1958年中央從事香港工作的幹部，受當時國內政治氣候的影響，不考慮香港的特殊情況和特殊環境，照搬國內的一套做法。提出了一些不適當的口號，搞了一些不適當的鬥爭。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對此再次提出批評，陳毅批評有關人員‘左得可愛，左得可恨’，為此專門將有關人員招到北京，要他們學習中央對香港的政策。”

父親這兩本筆記，正好為李後所述提供豐富註腳。關於第三次左的衝擊和干擾——“反英抗暴鬥爭（六七暴動）”發生在1967年，本章先按下不表。

下面就來看部分整風記錄。

6月20日

廣源[2]：HK對中間落後的方針是搞渾水[3]，非搞孤島。過去未把方針緊緊結合實際工作，不斷根據方針佈置工作與檢查工作。“三一”事件[4]是在大軍過江時狂熱發生，事後未總結、吸收經驗，朝戰後又狂熱。1.對電影工作如何長期生存，從沒有系統的研究過，我片是導人向上向善，這一套方針邵氏能否接受呢？2.怕負責。HK是長期的，不會不犯錯，中央方針來了，一層層傳下去，檢查起來，有說過，是不是就完了呢？事實是做錯了，這是客觀效果，不容否認，問題是HK沒有訂出一套辦法，為什麼沒有A員氣魄大膽承擔下來。3.多年來，如我們不是這樣對待邵氏[5]（記錄只到此。）

肖：(關於海外文藝，)中央對於海外方針是有一套的，為什麼外面沒搞好。看來主要是下面同志自以為是，經驗主義，未把政策好好悟透，就做錯了，但不足為奇！

對陸氏[6]邵氏破夠，立不夠。對呂氏，三權都沒了，國內都不這樣搞，也是政策上的錯。影聯現在也要考慮，只能搞福利，擺得不好，影響統戰，這也是方針問題。對中華商務問題，也是政策問題。HK工作中，反“左”比反右慢，歷來反左反得不夠，這是最大的危險。

幸[7]：對邵陸是政策上的錯，是把友當敵。現應肯定邵陸是中間的。兩公司中都有MK分子，其實邵氏對MK活動有疑慮。

王[8]：就像國內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否革命對象也未完全解決，在香港，誰是敵、友？毛在階級分析時說：劃清敵友，是革命政權領導成功失敗問題[9]，我們主要的戰略是團結友，打擊敵，劃清1.經濟地位，2.對革命的政治態度。民族革命時，民族資產階級是中間階級；在社會主義革命時，因社會主義革命是消滅階級，他們是革命對象。但由於有積極的一面，我們又採取和平改造政策。在香港現在不搞社會主義，大躍進、總路線都不能搞。在香港，資產階級、逃亡地主、官僚資產階級、MK特務是革命對象，反M為主。一定時期對某一敵人還有一定程度的暫時聯盟，對分化敵人也有利。“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也是“左”的。海外華僑都希望國家國際地位提高，又因在國外不搞社會主義革命，及可做生意，幫他發財，他也願在某些地方與我合作，受我領導。他有剝削、反動的一面，任何資產階級都有兩面性，與我們來往得利，我們政策執行好時，與我們好；在生意吃虧、國際環境差或我們政策執行差就翻過去，這是長期的，反復的，直到被消滅為止。

邵氏不是買辦，不是官僚資產階級，是“有奶便是娘派”，與台有往來，是中間偏右。看他應付MK，不易，不知是否有軍師，看得出來他不敢也不願斷我們關係。因此應團結爭取，在某些地方應有某種鬥爭，但應是和平的批評，目的是達到進一步的團結，就片論片，具體分析，不是你死我活的鬥爭，而是有理有利有節，可以交友。我們頭腦清醒就能出污泥不染，而能影響他，這就是領導，渾水也是如此，有來有往。

在香港不能樹敵太多。思想是客觀實際的反映，香港是資本主義世界，甚至會有一定的洋奴思想、崇拜資本主義。中國從政治經濟思想戰線上說消滅資產階級，但資產階級思想是長期存在的。國內以馬列主義改造，香港不可能，因之報上有自由主義存在是客觀反映。右傾保守是對形勢估計不足，不能及時掌握有利時機展開工作，縮手縮腳，魄力不大，缺乏創造性，思想不解放是右；國內一套搬到另一環境，簡單化是左。故務虛批左又批右，不要批一邊又偏向另一邊。

6月22日

廣源：“三一”事件前後粵語界未搞“影學”[10]，因他們較落後，受歧視。“三一”後，中央新方針是長期生存，爭取多數，以灰色姿態出現。52年底中聯出現，提出“伶星分家”[11]，我們通過盧墩去勸說；“三一”事件令粵語界害怕，黃曼梨在華僑報聲明脫離影聯，我們未歧視他；55年張瑛搖擺，後因為路狹，想回中聯（中聯曾眾怒要開除他，我們派人勸阻），我等也奔走說服。

粵語界怕談政治，演員只想生活，有工作就行了。幾年來看，因為在臺灣無市場，他們與MK無聯繫；另一方面，大陸也非他們市場，故貫徹中央方針不夠。我們未鼓勵他們去（邵氏），也未指責。我們包不下來，對他們的生活也無理由干涉，只是承認了客觀事實，一定程度遷就了客觀事實。

意見：幾年來領導對粵語界重視不足，未好好做一專題研究，58年鬥爭多，粵語片部分人怕直接參加鬥爭，顧慮多。他們參加固然好，不參加不應指責，總結中說粵語片開展不夠，根據是指揮他們可能不夠，國語界我們能指揮，這我不能同意。所提意見接受，希多指示。

肖：1.粵語界把團結放第一。統戰工作有廣狹之分。廣義的統戰是政綱，愛國、團結、友好。2.在HK是愛國反M統戰，粵語界重視了團結，注意了演員的切身利益，沒有脫離政治（脫離就右了）。3.國語界把我們的標準當作人家的標準去要求，不允許去邵氏拍片等，把自己的手束縛住了（允許其去邵氏拍片，又教其如何應付，就教育了他不脫離政治）。

樺：說粵語片落後，不重視。重視恐怕反而壞了。國語界花錢多，粵語界花錢少，管不了人，只好建立老老實實的統戰關係，中聯有困難自己解決，我們給一點，人家也感謝，做了朋友，不負擔責任。因此粵語界是統戰，國語界是上下級關係。國語片演員被我束縛得緊，必須有信仰支持，才能工作。

6月23日

三段：

1. 一. 1949年全國基本解放至52年。“三一”事件，左，未總結批判，錯誤觀念（國語片界）一直存在。
2. 二. “三一”到57年。樂蒂[12]被拉過去。因無A員，情況不明，至去年有A員去後才揭露出來。這階段中央提出新方針，但因觀念不明確，做時就無分寸。雖提出打破壁壘分明，渾水，但掌握不到。
3. 三. 57年至現在。大躍進情況下，用社會主義思想教育，號召香港人參加學

習。說明對中央方針不明確，不嚴肅，不負責。

廖一原[13]：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被迫承認客觀事實。並沒有兩套路線在鬥爭。粵語片今天沒有壁壘。

（圖二：“對中央方針客觀違背”。）

1. 無界限，兩邊拍片。
2. 特點，善於爭取與資產階級合作，利用資本家的資金。有5類，a邵氏、國際、院商；b片蛇[14]；c藝人搞的——中聯、植利；d如新聯；e華僑之類，有一點政治性。粵語片公司多，原因在此。
3. 適應性強。十年來粵語片市場天天走下坡，M州49年賣一萬多，幾年來下泄到3千。新馬過去賣38-40%（2萬7），現萬餘。粵劇歌唱片至多9千，但還能生產一百多部。過去我們認為三日仙、四日仙是粗製濫造，但實在他們不如此不行。
4. 以前敵人對粵語片較不重視，現在已較前重視。如桃源[15]性質就要研究。國內也未召他們上來談過。

造成特點的原因：

1. 歷史性的，49年前無界限。
2. 敵人不重視，我方也重視不足，但現在桃源已大規模制國粵語片。
3. 沒有拿出大量資金逐步包起來。

黃：在統戰上有兩條路線，這局面不是說在A內有兩條路線，也不是離開中央在組織上形成兩條路線，但在實際工作上尤其電影統戰上明顯（存在兩條路線）。

A的工作，A的方針是中央根據大量客觀存在的事實分析制定的，故我們應用正確否定不正確，不應存在個人東西。國粵語兩條做法，一是搞先鋒隊，孤軍奮鬥，不與人合作，把自己陣地建成高級的，人家不易跟得上。另一以粵語片為代表，不脫離實際，根據客觀使群眾跟得上一起前進。過去認識不夠，無意識地壓迫過。

國語片局面之所以形成，一是從主觀願望出發，從片面出發。HK有兩方面，1靠祖國，有有利條件，2是敵人地方，鬥爭是複雜的，思想是複雜的。我們強調了有利的唯一條件，另從主觀願望出發，從小資狂熱的幻想出發，急功近利。

結論，錯誤的東西是從錯誤的分析得來，無馬列的，不能用任何特殊性來解釋。粵語片是摸出來的道路，不能用分線來解釋。掛旗不一定公開，主要看政治態度。什麼人都團結進去，和平相處（過去可能看為右了）。

所謂A的領導，不是用A員的面貌，而是用A的方針政策領導，否則把A的領導機械化、庸俗化了。宗派的傾向也就是這樣來的。

國內搞大規模群眾路線，國外不能，只能多深談，說服。

粵語片善於廣泛合作，懂得充分為生存不斷搞下去，這是群眾創造的經驗，過去我們輕視，不知這一旦變為我們的東西就很好，這個經驗要總結。因為它是樸素的、群眾性的，也就滲入一些壞東西，我們只看到他壞的一面，批判他們，對他有了宗派情緒。我們不懂非政治就是政治，不跟M走就是反M。與敵人爭群眾，它不受M影響就是好的。擴大公開活動是擴大社會化，群眾化，不是用A的面貌出現。暴露自己，是列寧批評的（左傾幼稚病）。

金[16]：形勢變化，忘記中央方針，如東壓西後[17]，就認為長期生存沒問題了，產生了冒險思想，對中央方針研究不夠。陳總[18]說我們是半公開半合法半地上半地下。這話早就說過，57年十一狂歡七天，58年又來了。說明中央不斷有意見，我們不斷重複（我們容易自己解釋，自己發展）。

吳：不會把中央方針（幾個）有機結合，中央方針前後發下來是連貫的，我們一個個分開。

廖：可悲之處，自以為辛辛苦苦做了工作，還有思想方法問題。忙，卻長期發現不了問題。

黃：退出問題。先鋒隊現在退出，不是消極，是為了前進，為了接近群眾，不至脫節。過去光顧自己的長城、鳳凰、中新，有了圈子，有了宗派。長此會自己消滅自己，把群眾也讓給了敵人。先鋒隊離開了群眾，必會失敗。

別認為退出是右傾。但要有思想準備，53年工會退過一次，退後也有人說內部複雜了等等，上面也動搖了一下，以後一點點回復。這樣幹部更隱蔽了。當然，退出後不能發號施令了，是有困難，但是退出後有高度靈活性。品質降低是完全可能的，一個時期後會逐步好起來。也會有些論調，說是右等。

施：形勢問題

1. 對HK地位的認識，53年就寫明是我們的，又是E的。從“三一”後，事實證明它是E殖民地，我們是“寄人籬下”，這點認識不夠。
2. 對有利形勢估計過高，58年對我們自己的“優勢”、“正統”估計過高，實在軍隊統治在人手，優勢何來？群眾優勢也不完全，如提出一年內把學生運動成我之優勢、主流、正統，這是不可能的，不現實的，結果低估了長期、複雜、尖銳三性質。
3. HK，中央把它當做反M戰略中的一個棋子，理解不深，這就牽涉我們對香港的態度，對E的做法。為了服從大的方面，對本地鬥爭如何控制，常有委屈感，沉不住氣。主要是對中央方針的嚴肅認真對待。
4. 對A與群眾的問題。毛：當群眾起來時容易“左”，不能認為形勢好。這兩年HK相當暴露，實際A已半公開。去年新華社半公開活動，是不對的，E已掛了賬，隨時有材料搞我們。隱蔽的目的主要還是為了中間落後的群眾，群眾是怕我們給他們麻煩的。

幸：總結。對敵、中間落後群眾情況和A外“同志”的情況，三方面均超過了中央給的方針範圍。中央給的是利用——以打擊M。中央對M也該進則進，該止則止，該針鋒相對才對，對E是半建交。在這意義上說，一味不承認是不對的，它是既成事實。承認對我國際鬥爭有好處，因此對英鬥有打拉，時鬆時緊，對其他HK資產階級分子，也利用矛盾。

宣傳線的確出了不少錯，有M必反，M沒好東西。很少分析對M的資產階級是否碰到一點就反？在瑣碎問題上搞，使E為難（不符合利用矛盾的策略）。在重大問題上、要害上反得不夠。58年與E緊張顯然不符合國家的外交政策，國家是利用E打M。北京與HK做法也不一樣。HK是人家的，撤到A中央規定的範圍，否則，發展下去，要有嚴重後果。

中央要我從中間落後群眾的水準、覺悟、接受程度出發，不要從主觀出發。中央也說，我們的東西群眾不能接受，還要善於等待。這方面我們走過頭了。這是危險的。對HK群眾也存在問題，未照顧到他們是生活在HK資本主義制度下，自然要有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我們對他們應按無產階級人生觀（基本群眾、發展物件）要求，但也不能操之過急。在A外小資出身的知識份子應容許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存在，否則是不科學的。

宣委對A外A內均存在主觀看法及一系列的措施做法，只從良好願望出發，這是危險的，說明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圖三：“必須從脫離中央的方針上回來”。）

新聞界基本上貫徹了中央方針，反M製造兩個中國有功。就是不策略，甚至暴露我們的底盤（MK，M與落後群眾，M統治階級和M人民分不清），打擊面廣。宣傳國內建設，頭腦冷靜不夠，很浮誇。中央不但不要我們浮誇，還要十分只說七分。這缺點說明同志們思想認識提高的過程拖長了，對E問題領會不深，該說好話不敢說，對M也如此。國內報紙不能說，HK可說。陳總早說了，凡該放的，扭扭捏捏不敢放，該收的，不肯收。這原因是對中央方針不認識。成績雖肯定，但愛國主義、社會主義宣傳還是春風未度玉門關。還是要以A為核心，團結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從事我們的工作。之所以未帶垮文化隊伍，道理：

1.A的領導正確。A的威信高，國家強大貨真價實。我們領導的小資產階級看到前途，心向祖國。

2.統工，不僅港澳工委、省委、北京僑委、文化部、陳總多做了許多工作，與頭面人物見面，談話，教育，我們隊伍才未垮。

兩套做法（兩條路線）中央一套，自己一套，滿足於一知半解。中央方針，聽聽是絕不會立刻瞭解的，它有受用不盡的好處。我們同志有自以為是的情緒，妨礙我們自覺地接受中央指示。雖在客觀上與中央抗拒，但不是山頭主義，可應趕快拉回來呀！

[1] 本網站為吳荻舟後人建立的網站，專門收集吳荻舟遺文包括書信文件、會議記錄、文革中的交代材料和證明材料、幹校日記、自述小傳等。

[2] 廣源：原文為簡體字：“广源”，很有可能是後面出現的廖一原。因為根據發言內容，可以肯定是香港左派電影界負責人。另外父親也習慣把“廖公（廖承志）”縮寫成“广”公，只取“廖”的部首。

[3]渾水：當時廖承志提出“渾水摸魚”理論，是取“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之意吧。

[4] 三一事件：1950年代初，香港有大量木屋區，經常發生火災。1951年11月21日，東頭木屋區發生大火，2000多間屋焚毀，災民逾萬。賑災工作未如理想，民怨出現。廣州政府發起籌款活動並在1952年2月初成立慰問團，準備3月1日赴港慰問災民。3月1日，大批香港民眾到尖沙咀火車站迎接慰問團。但由於港英當局不希望慰問團來港，行程被取消。接車民眾散去期間在彌敦道和警察發生衝突。事件導致一人死亡，多人被捕。數天後，《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抗議港英當局。香港三大左派報章《文匯報》、《大公報》和《新晚報》轉載。香港政府指三張報紙刊登煽動性文字，周恩來介入調停，《大公報》被迫停刊12天。三一事件亦令港英當局遞解或者是勸諭不少左派骨幹出境。

[5] 邵氏：全稱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於1958年在香港成立，邵逸夫任總裁，在香港製作電影。

[6]陸氏：指“香港電影大王”陸運濤。50年代初在新加坡拍攝馬來語片，後在香港拍華語片，先後有國泰、永華兩家製片公司，1956年合併成“電影懋業”。1964年陸運濤及多名“電影懋業”高層空難離世。

[7] 幸：在“9 新聞戰線”中曾經出現，由中央派來參加整風，有時寫成“辛”，不知是否指同一人。

[8] 王：原文如此，估計是廣東省委常委王匡，他在港澳工委推進到香港前曾任港澳工委副書記。還有幾位與會領導可能也來自廣東省委，此外出現過“僑委”發言。

[9] 指毛澤東著《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0] 影學：指“8 文化戰線”裡提及的“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

[11] “伶”指伶人，“星”指影星。當時製片公司多以粵劇伶人和電影演員共同拍片賣阜，頗受東南亞華僑歡迎。但是存在拍片時間及演員關係等矛盾，遂出現“分家”主張。

[12] 樂蒂：(1937 -1968)，香港國語片演員。首部作品《絕代佳人》。在李翰祥導演的《妙手回春》中出演“黛玉葬花”戲中戲，贏得“古典美人”稱號。1963年第二屆金馬獎影后。

[13] 廖一原：根據廖一原夫人編著《思前∙想後》一書收入的廖一原自敘，他出生於香港，1939年從中國新聞學院畢業後曾為戰地記者，後做過編輯，教導主任，文匯報社務主任等職，1956年轉到電影界，歷任新聯影業公司董事總經理和董事長，銀都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南華娛樂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原電影公司董事長，銀都機構有限公司董事長等。1985年退休後仍任銀都機構的名譽董事長及華南電影工作者聯合會會長。曾出席在北京召開的中國文化藝術工作者第四和第五次代表大會。他1939年起開始寫作，一生寫作和發表的文字總數在三百萬字以上。不僅如此，國內許多劇團比如上海越劇團到香港演出，總接待負責人都是他，更有人稱他為“影壇教父”。

[14] 片蛇：當時一種做法是製作公司承包拍片，超支由製作公司承擔，節餘成為收入。於是有些製作公司報大數，先扣部分費用，剩下的才拿去拍片，粗製濫造。這樣的製作公司稱為片蛇。

[15] 桃源：只能估計是指臺灣桃源有製片基地，有待確認。

[16] 金：金堯如，新聞支部的書記，《文匯報》總編輯。

[17] 東壓西：東風壓倒西風。

[18] 陳總：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陳毅。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2 兵荒馬亂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我保存著一頁沒頭沒尾的信，但是母親張佩華在背後注明“衡信4.17”——這是大舅張國衡的來信，講到1938年他們家離開合肥前那一段日子：

“……住的房子，那年夏天，姨奶在門外，給二叔振國燒紙，叫國樞（我的小舅）給紙錢磕頭，說是過繼給二叔的。住不長時間，就搬去東門外，一間大房子去了。就在那一年，抬了許多傷兵進門，連傷重死了的人也抬了進來。不久又搬到了東鼓樓劉先生的房子去了，第二年春，送樞去小學讀書，記得他在校門口哭著不肯進校門。那時好像是六歲，應該是1932年。那年發大水，門前的臭水溝漲水，記得爸爸拿著小板凳用板凳腿量小河漲水的快慢。就在那一年夏秋之間，傍街的牆突然下陷，幸好未倒，好像不久，就搬去三育女中對面去住了。隨後又搬去X巷口孫先生那裡。記得那年夏季，米不夠吃，老奶就煮南瓜加面魚放點糖精給我們吃，也沒有過年的印象。隨後又搬到南門大街，門口有兩棵臭椿的第二進，說是醫院的一位醫生的房子。在那裡第一次有過年的印象。也就在那一年，你有了工作，我得以進了初中，但好像不長，唯讀了三個月初中的課文也沒有學到什麼，只不過是複習了高小的課文而已。38年大年初一就離開了家，搬去雙河鎮沒半年土匪又燒了……”

在他們尚年幼的的短短幾年，搬了那麼多次家，也沒有像樣地過年的記憶，生活之艱難可見一斑！

我查了六安縣誌，看到：1924年6月，“大刀會”在六安縣太平集暴動，29日克六安城，成立自治第一軍。1928年4月12日，李老末股匪由河南商城竄入境內。6月3日破霍山城，8日破六安城，大肆燒殺淫掠，三日後離去。

關於大刀會在六安的興起，據說是1922—1924年馬聯甲任安徽軍務督理和省長時，對人民徵收“二五畝捐”、“八厘公債”、“救濟公債”。合肥縣知事袁勵宸、六安縣知事丁景炎、舒城縣知事李某等張貼佈告，嚴厲催征。因農民繳不起，皖西各縣監獄關押的“欠糧犯”占人犯的50％以上。1924年6月1日，大刀會首領夏雲峰、李家訓等召集會友200余人，殺死前來太平集捕人催糧的差役，並緊急發動會友起義。6月3日，太平集大刀會數千人召開暴動誓師大會。次日攻進六安縣城。

看來大刀會也是被國民黨苛捐雜稅逼得造反的窮人。但是站在母親的立場，大刀會暴動、土匪流竄、軍閥混戰、國民黨苛捐雜稅……你方唱罷我登場，不管哪方登場，總之是民不聊生。

母親和舅舅們常常看見“甲長”來向曾外祖母敲詐勒索，派捐款，母親對此感到十分氣憤。但是曾外祖母怕孩子們闖禍，不許她們插嘴，由她自己和那個壞蛋去“磨”，“討價還價”。母親家雖然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境地，可是孩子們平時想買一支鉛筆，也要躊躇半天，才敢向外祖母開口。母親說，為什麼這個傢伙常來白要錢，而我們說理還可能闖禍呢？

這種不平在母親心裡鬱積起來，沒法解決，她卻在耶穌的身上找到“出路”，母親說，她當時認為，耶穌是“同情”窮人，講究“公平”的，加上學校和外祖母的影響，她在十七歲初中畢業那年，就受了“洗禮”，信起耶穌來了。

母親十八九歲的時候，外祖母幫她找到一份兼職，在教會醫院管理伙食，工資15元，這算是她家一點固定收入。外祖父原本蒸蒸日上的診所，歷經大火和土匪搶劫，越搬越遠，其時在雙河鎮，已經不能按月寄錢回家。

母親是老大，她初中畢業的時候，大舅高小畢業，該進初中。但是家裡只能供一個孩子升學，外祖父母反復商量，覺得誰讀完初中也幹不了什麼，不如讓我母親先讀高中，畢業後再培養舅舅讀初中。他們停下舅舅的學業，讓我母親讀高中。這在重男輕女的舊中國還是很少有的吧？也許是學醫過程中接觸到一些西方事物，令外祖父思想比較開放。

六安有個貞節牌坊，是為一名十四歲可憐女子樹立的，因為她的未婚夫死亡，她便自盡追隨，此為貞節。幸好這種當時中國社會對女子的道德枷鎖正一點點崩潰。

母親記得在三育中學上學時有過兩三次政治活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母親剛上初中不久，教會學校雖然保守，但是受到外界的衝擊，不得不同意同學們參加了當時合肥全城的學生組織，抵制日貨，母親也和同學們走上街頭，搞查日貨抓奸商的運動。

1936年“雙十二”即西安事變之後，國民黨政府組織全城學生遊行慶祝蔣介石脫險，三育學生也集體參加了這次遊行。那時母親已經是高中生。

母親回憶說：1937年七七事變時，他們是畢業班，正緊張準備會考（由國民黨省政府教育廳出題，全城中學生集中考畢業試），並且受到“畢業就是失業”的威脅。家境貧寒者要找工作，富有者要考大學，而這兩者的前提都是“會考”必須合格，否則就得留級，所以抗日運動幾乎沒有觸動他們。當時合肥學生組織是有活動的，學校指派同學在他們控制下參加。跟著放暑假，學生也就散了。

母親學習努力，歷史和數學都很好，鋼筆字寫得尤其漂亮。

不過她說，儘管成績優秀，學校也答應聘她教小學，可是畢業後遲遲收不到聘書，她和外祖母分析是因為太不機靈，沒有走門路做人情，沒有任何過硬關係為她保薦。半個暑假過去，還沒有消息，她們母女兩個都倔強，不肯服軟低頭，母親後來說：“這不但是欺負我，簡直是威脅我。”她接受另外一間小學、星星小學的聘請，每月工資15元。看見她這樣，三育立刻要她回去，給18元。母親卻寧肯要15元，不要18元（要知道，當時一個人一個月的伙食費大約就是3元啊），她說，“人窮志不窮，不能受人侮辱，就是當時指導我行動的好格言”，外祖母也支持她。

1919年，當父親在福建家鄉上小學、參與到抵制日貨、呼應五四運動的學生行列中的時候，母親還在繈褓中。1931年共產黨在合肥搞飛行集會的時候，父親則在上海的飛行集會上被捕，鋃鐺入獄，那年母親13歲。1937年父親作為副團長帶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來到安徽，母親剛剛高中畢業，20歲。他們還不知道，他們的人生即將交集在抗日烽火下。

1937年9月1日，母親開始在星星小學教書。星星小學是外祖母的同學孫梅芳的妹妹孫滬芳辦的私立小學，孫家是地主，當時孫滬芳和她的同學紀鐘毓兩位基督徒有辦教育的理想，外祖母就同意我母親去她們那裡教書。可是，才教了三個月，日本鬼子就逼近合肥。

1938年春，母親一家逃到外祖父行醫的雙河鎮。母親說：合肥的家也被燒了，從此我家成了難民。

到了雙河鎮和外祖父一起生活，母親到當地的衛氏小學教書，校長是衛淵如，母親的工資只有10元。雙河鎮是位於合肥、六安、舒城交界處的一個小鎮。外祖父在那裡行醫，加上母親的工作收入，一家勉強維持生活。外祖父醫術較好，對窮苦人比較照顧，和鎮上群眾關係很好。鎮上大戶請他看病，常常不給錢，不過為了能在鎮上“站得住腳”，外祖父還是要好好為他們服務。

第一章提到過，1938年3、4月間，父親率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雙河鎮宣傳抗日，服務團裡有位元女團員石雪書。母親回憶：“平型關大捷時（1937年9月25日）我正在星星小學教書，見報興奮極了。1938年初，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一部分團員（其餘團員聽說分散在舒城和附近市鎮上工作）到雙河鎮來宣傳抗日救國。當時，鎮上的知識青年不多，他們一來就找到了我們，特別是女團員石雪書和我很友好。以後，在他們組織領導下一起在鎮上宣傳抗日。吳荻舟是他們團的負責人之一。”“聽他們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談前線後方的情況，介紹我看《兩萬五千里長征》，他們介紹的這些新鮮事物，對我的鼓舞極大，開闊了我的視野，啟發了我對國家民族的關心。特別是男女隊員們離開家庭為救國救民而鬥爭，非常吸引我。”

外祖母蔡繼文很開通，不但允許母親和石雪書交朋友，還同意她晚上在小學陪石雪書睡稻草地鋪。這是母親初次接觸外面來的新女性，聽她講述外面的新鮮事物。

父親到了雙河鎮，看到我的兩個小舅活潑天真，就帶他們去唱歌演戲，大家漸漸熟悉起來。當時父親在南京中央監獄坐牢七年剛剛出獄，發表過《從國際法論中國抗日》等文章和小說、劇本，指出中國人民必勝，又迫不及待和志同道合者組團到處宣傳抗日。

母親對我說：“我們在這個小地方，從來沒聽說過共產主義、抗日救亡這些大道理，聽你爸爸他們這樣一宣傳，全家都覺得大開眼界，頭腦開竅，開始懂得了許多救國救民的道理，對這個精瘦的年輕人很佩服。”

母親還說：“認識了你爸爸，聽到更多關於革命鬥爭的事蹟，就更嚮往了，在茫茫的黑暗中有了一點朦朦朧朧的亮光，就是要鬥爭才有前途。”“我從你爸爸那裡聽到共產黨才是真正為窮人的大道理，為什麼共產黨打日本鬼那麼勇敢猛烈，就是為了保家衛國，只有抗日救亡才能保衛人民。日本鬼亡了我們東北三省，流亡歌曲《松花江上》，《高粱葉子》說明亡國的痛苦，說明亡國奴是不能當的。由於國共合作抗戰，我聽到了關於共產黨傳奇式的事蹟，我就很佩服共產黨了。”

日軍逼近舒城時，外祖父已經被國民黨徵召去救護傷兵，顧不了家。母親回憶說：“記得父親生了病，眼睛紅腫睜不開，也不能回來”。不久，雙河鎮聽見炮聲，日軍逼近了。外祖父來信叫外祖母帶全家逃命，可憐我的外祖母手捧地圖，不知道日寇將從哪方襲來，一籌莫展。外祖父遂托他的一名助手帶一家人去舒城，因為這位助手的家屬均在城內。

不料，他們走到半路，突然看見城內難民蜂擁逃來，說日機轟炸合肥，並向舒城襲來，舒城疏散，只許出不許進。這名助手撂下母親一家，倉惶而去。母親一家進退維谷之際，碰上父親。父親去彙報工作，因為進不了城，正折返工作地點蔡家店聯保主任處。父親把母親一家帶到蔡家店暫住。

舒城遭日機猛烈轟炸，距城很遠都能看見縣城上空一片通紅，全城緊急疏散人口。時值春荒，農民斷炊，有的貧民淪為“土匪”，導致匪民不分。

蔡家店聯保主任是褚家圍子的地主之一。母親一家和父親一行滯留在蔡家店期間，一天，“土匪”突然包圍了褚家圍子，圍內群眾十分驚慌。

父親當天正在褚家圍子內工作。他認為日寇即將到來，剿“匪”是內耗，有些所謂“土匪”也是被生活所逼，鋌而走險，還有原來的紅軍或國民黨圍剿時被裹挾的進步群眾。於是，他冒著生命危險，沖出重圍籲請廣西駐軍李品仙部派兵解圍，建議招安，得到李品仙同意。

這事辦成功後，聯保主任、群眾和“土匪”都很感動，很信任父親。在這個基礎上，父親說服聯保主任勸他的父親開倉賑濟饑民，再說服群眾在日寇入侵前把地主的餘糧運入山區堅壁，既免資敵，又可供逃進大山的農民們食用。

這次招安成功後，廣西部隊在六安和舒城之間的山南館設了招安站，要父親協助勸說大別山上的另一部分“土匪”接受招安，共同抗日。其中100多名土匪果然下山談判改編，誰知到了雙河鎮，當地保安部隊竟把他們包圍在一個圍子裡，要剿滅他們。父親為了消除誤會，又一次冒險單人匹馬突圍飛奔l0餘公里，找到山南館招安站，解決了收編問題，父親還旁聽了他們的談判。

在這次冒險突圍時，父親以衛衣蒙在頭上“防彈”，騎馬沖出圍子，以後幾十年中，我多次聽母親笑著提起這段往事，說他用衛衣防彈固然冒失，但他愛護民眾，不惜拼命，勇氣可嘉。

第一章介紹過時任舒城縣縣長的陶若存，他對當時的土匪情況有如下描述：“敵人（日軍）佔領縣城，便分兵駐守縣內安合路沿線一些重要市鎮，全縣除（新四軍）四支隊所在的西南山區外，土匪蜂起，人心惶惶，一片混亂。”他作為縣長，還曾經和盤踞在三河的土匪頭子王大拖刀談判，要他“在舒城的活動範圍不能超出靠近三河的五個鄉”！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1 原生家庭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母親是安徽合肥人，合肥是安徽省省會，有2000多年歷史，位於長江和淮河之間、環抱巢湖。合肥因東淝河與南淝河均發源於此而得名，早在夏商時期，境內居住的“淮夷族”人，已經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部落群體。司馬遷《史記》載：“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意思是合肥南北有長江、淮河兩個入海水道，是皮革鮑（海鮮的統稱）木的集散地。合肥也以“三國故地、包拯家鄉、淮軍搖籃”著稱。

在我極其有限的歷史知識當中，楚漢相爭的範增，三國名將周瑜，“五代十國”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北宋清官包拯，晚清重臣、洋務派李鴻章，北洋軍閥皖系首領段祺瑞，愛國將領馮玉祥，抗日名將衛立煌、孫立人、張治中等等都是合肥人。

其中我記得楊行密(852～905)，是因為相傳他的女兒百花公主在合肥城內住過的地方是花園巷，她用過的水井叫百花井，母親的祖父張養民買的房子就在花園巷，而百花井地名沿用至今。那一帶如今還是位於城區中心，距原合肥基督醫院、如今的省立醫院不遠，附近有市委大院，淮河路步行街，香港廣場，李鴻章故居紀念館，合肥書畫院等。

記得包拯(999～1062)，是因為母親對他最引以為自豪，她告訴我們包拯如何為官廉潔，執法嚴峻，不畏權貴，剛正不阿，鐵面無私，受百姓稱頌。小時候母親說起“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母親說，就是遇到官司，與其設法打通關節，不如去找包青天。母親也曾稱讚包拯的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還有段祺瑞（1865～1936），北洋軍閥皖系首領，1912年起歷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國務總理。他最為我們熟悉的就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要求廢除《辛丑合約》等不平等條約，他控制的北洋政府以武力鎮壓國共兩黨最早的聯合反軍閥抗議活動，造成“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在教科書裡就是一個鎮壓學生運動的反動分子，但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曾脅迫段祺瑞去東北組織傀儡政府，被段嚴詞拒絕。遲遲不開竅的我很久以後才明白，不能用簡單的那套好人壞人標準評判歷史人物。

母親出生于1918年7月10日，念中學時叫張培德，又名張瓊、張國芝、張若慧（1958年前後），在香港領身份證時改名叫張佩華。

我的曾外祖父、母親的祖父張養民，有兩房太太，張養民和大太太（母親稱其為正祖母）之間本來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死了，二女兒張振華嫁予在北京做官的龔家，後遷往南京，再去了臺灣。張振華生下我的姨媽龔維琪和龔維瑤。

張養民和二太太（母親稱其為姨祖母）之間有兩個孩子，兒子張振國學生時期參加了革命，國民黨要逮捕他，他逃到福建，死在那裡；女兒張振芳在抗戰後隨同學去了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後派到敵後，犧牲了。母親這位姨祖母出身很苦，原是張養民外家買來的丫頭，後張養民將其收為妾，侍候他們一家。

母親的父親、我的外祖父（我們叫他公公，第一個字發第三聲：“拱公”）叫張若虛，出生於1889年9月，他本是張養民妹妹的長子，管張養民叫舅舅，他的親父名叫張錦濤。張錦濤有七個孩子，家窮，張養民的大女兒死後，張養民的妹妹就把張若虛過繼給張養民。

所以，母親有東門外的祖父張錦濤（公公的親生父親）和北門祖父張養民（公公的繼父）。

據母親說，百年前，安徽省立醫院的前身、合肥基督醫院院長是美國人，因為母親的（北門）祖父張養民漢文特別好，於是聘他去教漢文，並收張若虛為學生，故我的外祖父張若虛是學徒式的西醫，學了七年後自立門戶，結婚後到六安（合肥話發音“陸安”）開診所獨立行醫，雖然不是正規讀醫，但是他有行醫憑證。

母親說，她的外祖母（母親稱其為“老奶”，合肥話發音“老來”）、我的曾外祖母娘家是名門，號稱“壩上沈家”。母親說她從小就對“水煙袋”有印象，她說，有病的時候他們會抽鴉片，一抽，病就好了，而且向來很有節制，也不見上癮，就像是按時吃藥。她的母親、我的外祖母蔡繼文出世三四個月後，曾外祖父出門謀生，曾外祖母領著女兒靠做女紅過活，等待曾外祖父回來，但是曾外祖父永遠沒有回來。

曾外祖母的女紅手工特別好，於是朋友介紹她到教會學校的外國人家工作，外祖母也得以在教會學校讀了幾年書，並和背景相仿的外祖父結婚。

像這樣，說到母親的原生家庭，就繞不開安徽合肥的教會。

安徽合肥教會勢力很大，特別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發展特別快。而教會發展的主要手段除了興辦醫院，還有興辦學校。在安徽省近代史中 ,西方教會在安徽境內興辦的診所和醫院，最多的時候達 74所，另有初級小學185所，高級小學39所，中學11所，高中4所。

2016年5月我回合肥老家尋訪親友，也去了合肥基督教會。在宿州路上，遠遠就能看到一座宏偉的哥特式建築，門口忙碌著的事工們聽說我在找尋母親的舊時足跡，熱心地帶我到售書室，那裡供應屬靈書籍和光碟，售書室的事工聽了我母親的故事，念著“感謝主恩”，給我介紹了幾本書，還為我聯繫黃牧師。黃牧師很快出現，為我解答諸如教會英文名稱以及幾位西教士的名稱、年代等問題。

他們贈送給我的《脂油集》裡詳細記載了合肥基督教會的歷史：

1895年，中華基督會（Disciples of Christ In China）總會派美籍傳教士兼眼科醫生詹姆斯.柏貫之（Dr. James Butchart）到合肥（時稱廬州）傳教，基督教（新教）開始傳入合肥。翌年，美籍傳教士徐鴻藻和柏貫之一起在東門大街杜家巷租民房12間，開辦診所兼作教堂，一面行醫，一面傳教。

1898年，柏貫之在四牌樓南面(現宿州路南段省立醫院宿舍處)購地16000平方米興建“柏貫之醫院”。

1902年醫院建成後，教會隨即遷到醫院附設的小禮堂做禮拜。繼而，基督會在四牌樓北面(今宿州路74號)購地2100多平方米，興建西式基督教堂一座，建築面積440平方米，另建中式平房小禮堂一所，教牧人員住宅樓等附屬房屋共計1200平方米。並招收一批青年學生學習醫術。

1914年，柏貫之離開合肥去南京金陵醫科大學任教，柯普仁（Douglas Corpron）繼任院長。

1915年柏貫之醫院改名“合肥基督醫院”（另有記載還有韋格非等人先後擔任院長）。

當時合肥基督醫院設內科、外科、婦產科、五官科等科室，有X光室、化驗室、理療室、西藥房和手術室。醫師、護士、職工50余人。每天就診病員達200余人，為當時合肥規模最大的醫院。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愛國學生掀起反對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浪潮，美國傳教士曾短暫離開合肥躲避風險，1928年後陸續返肥，柯普仁繼續擔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1937年柯普仁返美，由美籍教士莆爾琪接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在1938年合肥淪陷時，合肥基督醫院設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300余人）。

柏貫之在合肥基督醫院任院長是從1902年到1914年，合計 12年。外祖父生於1889年9月，1902年13歲，1914年25歲，不知道他是哪年結婚，但是婚後到六安開診所，1918年29歲時生了我的母親，據此推算，假如他是十幾歲開始跟院長學醫7年後開業，極有可能是在柏貫之任內學醫。張養民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漢文老師，張若虛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學生。雖然難以證實，這樣推算一下也很有趣。

加拿大籍基督新教傳教士柏貫之

（圖四：西教士柏貫之，出生於加拿大，在美國學醫、行醫，1891年到中國宣教並創辦柏貫之醫院、即今合肥省立醫院前身。）

合肥教區下設城市教會、鄉村教會、附屬醫院、學校、農場、乳牛場、女子服務社和普益社等。三育中學就是屬於女子服務社的一項服務。

1907年，中華基督總會派美籍教士方淑美到合肥辦學。初在四牌樓北十字街，買下姚家公館招收女學生，教識字和編織毛衣，立名為“女學”。不久，方淑美調離，美籍傳教士華椿（另譯華群）接辦該女學後，將女學更名為“三育女子小學”。

1909年，美籍教士彭育恩接替華椿，將學校更名為“三育女子中學”。彭後在徽州路(即今南門小學)購地12000多平方米，建新校舍，於1917年遷三育女子中學於此。新建的學校，後由美籍教士柯麗蓮、衛金生（另譯衛錦生）先後出任校長。1923年三育中學增設高中部。

三育中學除授中學常規文化課外，還設《聖經》課程。每逢星期日，有的學生到教堂做禮拜，其中有不少人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也有始終不信教的。學校紀律嚴格，住校生晚寢後，管理員照例鎖上宿舍。規定走讀生一律不准擅自離校。

1927年，合肥經歷北伐戰亂，衛金生和所有西教士紛紛離開合肥，學長由中國牧師李卓吾代理，改名“三育中學”，男女生兼收。翌年，衛金生返肥，繼續主持該校校務。1930年，該學校報經安徽省教育廳立案，中學學制由原四年改為六年。立案後，衛金生退居幕後，校長職則由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1934）、何淑文（1935-38）相繼擔任。全校有教職工18人，初高中開六個班，有學生120多人。

母親的履歷裡，寫著她是在三育中學念書。她說，讀了六年半。畢業的時候是1937年，20歲。那她應該是在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和何淑文任校長期間讀的三育中學。三育中學及其附設小學、幼稚園，均在1938年合肥淪陷前夕停辦。

外祖父結婚後到六安開診所行醫。母親張佩華在六安出生，在六安讀過私塾，我還有三個舅舅——大舅張國衡、二舅張蔚（又名張國權）和小舅張儀（又名張國樞）。

曾外祖母和他們住在一起，因為曾外祖母只有一個女兒——我的外祖母。母親七八歲時，外祖父攢了點錢，又借了點錢，除行醫外，開始賣西藥，做生意，據母親說外祖父醫術高明，能看內外科，甚至可以接生、施麻醉動手術。而且外祖父醫者仁心，常常對窮人免收醫藥費甚至倒貼資助生活，所以自己家境反而不富裕。

母親說，老奶最喜歡小外孫、即我的小舅。母親晚年的時候，有一天，在飯桌上想起一個故事，平時我們不讓她吃飯說話，怕她嗆著，但是那天我說，讓她講吧，一會兒再吃。母親笑得合不攏嘴地回憶：老奶咬不動飯頭上蒸的咸豬肉的皮，夾給小舅，二舅嫉妒小舅：“哼！誰不知道你是老奶的乾兒子！”顯然，一家人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倒也溫馨。

到母親十歲時，債快要還清，開始賺錢了。忽然六安城來了一股“潰兵”，進城大肆搶掠之後，一把火燒掉大半個城，外祖父家也燒光了。外祖父幾經掙扎，無奈那幾年（1927-1930）軍閥混戰，六安是個兵家必爭之地（張宗昌、何應欽、馮玉祥等），外祖父家又被亂兵搶了兩次，一蹶不振，最慘的是行醫憑證也被燒掉。1930年，在我母親十二三歲的時候，外祖父把全家送回合肥，自己到鄉下小鎮——雙河鎮行醫去了，外祖母領著我母親和三個舅舅（當時10歲、7歲、5歲）和曾外祖母一起生活。外祖母把母親送進她讀過書的三育女中。

蘆蕩小舟

第１章　家鄉驕傲

8書生蛻變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在何行健部隊軍訓回來後，到舒城、霍山、六安間的烏井、中梅河、沙河、上幹河、雙河等農村鄉鎮流動工作。

老照片石雪書等人在中梅河抗日宣傳
（圖一：石雪書（右）、等人在中梅河。）

不久，柳乃夫說他決定參加何行健部，問父親去不去？事出突然，父親說：“我要找組織。如果大家能留在舒城工作，我便留下，否則，我就回武漢。”父親在其中一個文本裡寫：“後知他是黨員，只有錢俊瑞、張勁夫知道”，“柳乃夫被組織派到國民黨一個部隊去，柳走時把這個團體交給了我，因我原是副團長。”

 

我在原中共舒城特支、舒城宣委書記鮑有蓀的回憶文章《崢嶸歲月稠》（《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中看到有關柳乃夫的故事。

 

 

1937年10月底，國民黨戴笠“忠義救國軍”的別動隊從上海戰場退到舒城，隊長是盛子瑾，做政治工作的是何行健。柳乃夫接待了他們，聽說這個別動隊有槍無人，他們申言：“誰搞到一個中隊就任中隊長，誰搞到一個大隊就任大隊長”，柳乃夫告訴了鮑有蓀。

鮑有蓀當時正愁搞不到槍，於是爽快答允。柳乃夫把鮑有蓀帶到別動隊。何行健對鮑有蓀說：“你若能拉隊伍，別動隊就永不離舒城，除了隊長由你們擔任之外，政治工作也由你們做！喏，請柳團長乃夫先生做政治部主任，你看怎樣？”鮑有蓀當場接受。

看到組織起來的隊伍，何行健要鮑有蓀留在隊部當副主任，繼續招兵，擴大別動隊。鮑有蓀說：“行，但要訂一個成文的契約。第一，部隊不能離開舒城，堅持抗戰到底，保衛祖國，保衛家鄉，取名為‘舒城縣抗日遊擊隊’；第二，政治部工作由我們來做，政治內容也要由我們訂；第三，我們的人可以隨時退出別動隊。同意了這三條，我才能跟你們幹。”

何行健一聽：“部隊是菜園門想進就進，想出就出嗎？”鮑有蓀說：“那麼不能進我們就不進！”鮑有蓀離開時碰到柳乃夫，低聲告訴他：“老柳，情況不對，這裡不能待了，趕快出去，走！不然頭要掉的。”柳乃夫連連搖頭說：“哈哈……不會，不會。”“那就走著瞧吧！何行健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你還不清楚？！”

後來，鮑有蓀帶來的隊員大都開小差攜槍走掉。

鮑有蓀在文章中說：“沒多久，這支別動隊開到皖南，柳乃夫就是在這個特務部隊裡被害死的。”

為了這句話，我查閱了很多資料，終於弄明白，柳乃夫帶了一些團員離開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隨何行健部隊走後，他並不是一直留在何部。1938年6月，中共派他到山西趙壽山部隊做政治工作。夏天，去武漢參加全國救國聯合會工作，然後到38軍，先在軍部幹訓班任教官，1939年春，到177師師部任秘書，駐平陸縣城。就在這裡，1939年6月6日在日軍第六次圍攻中條山的戰役中突圍犧牲，時年29歲。犧牲時他身邊還保存有177師大印和在烽火硝煙中寫成的《中條山下》和《抗日政治工作》的遺稿（資料來源：其子趙純昭紀念文章以及家鄉的榮昌黨建網等）。

柳乃夫在給夫人唐宗鶴的一封信裡說：“有一次和敵人接近，不過一裡路光景，機關槍聲好像在耳朵邊放一樣，你們以為這很可怕罷?其實沒有什麼了不得，人一到了戰場，膽子自然會大起來。在四川，現在可以說是天堂，但是，如果不是有許多人在拼命，做亡國奴的命運早已落到四川來了。”“日軍要亡我們的國，滅我們的種，要我們子子孫孫都作亡國奴，你願意嗎?”

我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發現很多本柳乃夫著作，部分同屬父親發表《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那套大時代叢書，如《世界往那裡去》、《怎樣發動民眾自衛》、《資本主義的前途》等。父親這位難友、戰友、著名的文化戰士是值得敬重的。

柳乃夫走後，又陸續有團員離去。當時上海、南京相繼失守，大部分外來青年都想離開。（中共舒城）縣委認為，該縣新縣長陶若存先生表現不錯，要求留下的外來青年參加縣動員工作團，到城鄉發動群眾，組織各種抗敵協會，使其能在中共領導下進行抗日工作。

其他人第二次到雙河鎮工作了一個多星期，石雪書等女團員住在河西的小學裡，九個男團員住在河南街上。雙河鎮是舒城和六安之間一個較大的鎮，河西、河北各有一間學校。第一次（柳乃夫還在）工作有了一些基礎，第二次除了一般寫標語之外，主要是想做當地青年的工作，宣傳鼓動當地男女知識青年起來工作。

就在這裡，我的父親認識了我的母親。她是河北那間小學——雙河鎮小學的教員。工作結束後，由當地青年們主持召開的抗日宣傳群眾大會，會場就在雙河鎮小學旁邊的山坡上。

父親把僅有的大衣、毛毯等物賣掉，還是無法維持服務團，最後剩下四五個人，在舒城抗敵後援會的支援和安排下分散到四鄉工作，父親負責西門外離城五裡地左右的蔡家店、雙河、山南關幾個點，協助聯保主任宣傳抗日，創作口頭標語、漫畫，動員地主開倉救濟農民和把糧食運往山裡，以免資敵。舒城淪陷前，他就住在蔡家店的鄉公所裡，起初還有錢交伙食費，後來連伙食費也交不起了。

父親的難友、曾一起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工作的李竹平和他的夫人石雪書在他們合寫的文章《悼念青年時代的戰友華兆江烈士》（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裡描寫了當時的情形：

“到駐地時，往往是餓著肚皮，先排戲、演戲、刻蠟板、印傳單、寫標語，找老鄉談話，為老鄉唱歌，和群眾團體開座談會。如果沒有群眾為我們準備伙食，我們還要買米買菜，自己燒飯。基金快用完了，只能買些燒餅，大家分著吃。有時還得到難民所去吃頓稀飯。有時餓了，就以雄壯的抗戰歌聲來充饑。雖然環境這麼差，但是大家的精神是愉快的。

很多農民對我們的評價是：這些‘洋學生’沒有架子，唱的歌好聽，演的戲好看，說的話有道理，不打敗日軍，能過安穩日子嗎？”

李叔叔和石阿姨都是紡織工業部離休幹部，我和父母一起見過他們多次，他們和藹可親，清廉幹練，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們在文章裡寫：“我們親眼看到許多共產黨員，英勇地走上敵人的刑場，有些連自己的真實姓名和家鄉住址也沒有留下，為的是中國人民解放的崇高事業，為的是實現偉大的共產主義的理想。”我相信，他們和父親都屬於真誠為理想奮鬥了一輩子的共產黨人。

關於當時舒城那一帶的形勢，1938年春到1940年春任舒城縣長的陶若存（後任政協安徽省委員會常務委員）在《對日抗戰初期我任國民黨舒城縣長時的一些回憶》（同上，《舒城縣革命史資料 抗日戰爭時期》）一文中回憶：

“南京、上海相繼失守，安徽成為日寇進攻武漢、控制長江中下游及津浦線的要衝。初掌安徽政權的新桂系為維持其在安徽的統治，沒有反對共產黨，及其政權稍趨穩定，就與共產黨發生摩擦，導致統一戰線公開破裂。

對日抗戰全面開始的時候，李宗仁是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兼國民黨安徽省政府主席，新桂系軍隊編為十一、二十一兩個集團軍，十一集團軍在津浦線南段，總司令為李品仙。二十一軍參與上海戰役，上海失守後就調到安徽。”

陶若存說：“由於國民黨採取不抵抗政策，高唱‘三月亡國論’，舒城人民一般不明為何抗日，更不知如何抗日，恐日心理極為嚴重。如何廣泛進行抗日宣傳，打破人民畏敵心理而起來抗戰，成為當務之急。他說，當時的行政幹部，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總之，依靠這些人來抗戰是絕對不行的。”

在陶若存的回憶文章中，是這樣描述當年國民黨縣府裡他的同事：我感到他“不僅思想上不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對動員工作很外行，也缺乏領導能力”，“暗中還有活動，如他介紹中統特務給我，希打入我的內部”。還有“他們向中央告我，說‘是陶若存之為大漢奸不亦彰彰明甚乎？’他們為何這樣無中生有、造謠污蔑？”“我深感這樣的政治如何能推動抗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長期為CC系所控制，我和他們不但意見相反，在派系上也一直是對立的，如何與國民黨縣黨部相交，我感到是一個很頭痛的問題。”“（他們）對抗戰工作無興趣，加以形勢日緊，正各謀退路，國民黨縣黨部只是維持一個招牌而已。”“舒城縣城一淪陷……書記長不知何去，工作人員四散，不但實亡，名亦不存。”

關於當地鄉紳，他說：“這些紳士有的思想極為落後，說工作團（包括‘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等上海流亡工作團）男女混雜不成樣子，不滿動員工作，更不贊成國共合作，他們希望一切照舊，不要影響他們的地位。較正派的紳士，對抗日亦是消極態度。”“有的不團結，有的會逃，有的會作壁上觀，有的甚至會為敵利用。”

他的描述也許並不全面，但可以想像，這樣的環境既給予父親他們工作空間，也令工作十分艱難。

1987年2月舒城縣委黨史辦公室寄給父親一本《舒城縣革命史資料——抗日戰爭時期》，附函抬頭是“吳荻洲同志”，父親名字裡的“舟”寫作“洲”，巧的是，我在書中文獻部分看到國民黨第二十一集團軍總政訓處舒城工作組編輯的刊物《輕騎隊》裡有一篇文章，作者署名“荻洲”，其時身份是“救亡工作者”。經查該刊1938年5月1日創刊，9月出第二期後停刊。我確信，這是父親當年發表在其中一期的作品（略有刪節）：

一個不能泯滅的場面

——救亡日記——

荻洲

二月十五日，月亮露著個臉孔，除了西部的低空，有一綹輕紗般的白雲，天空就像一片水沖過的藍玻璃。三百米遠遠的地方看五路軍總政訓處聯合舒城各救亡團體舉行的“舒城軍民聯合抗戰宣傳大會”，因疏散的星與密集的燈光對照著，大會變成一幅偉大的畫面，活的畫面……

遊行開始了，輕騎似的人影燈影，一陣陣從我面前滑過去，一直到它伸長成一股生命的洪流。這洪流呼號著，歌唱著，充滿了堅毅的力，沿著舒城街道流去流去。

（……群眾在議論。）

“有人說逃，我不贊成，看見那些難民，心頭就痛，我是絕不嘗這滋味的。”

一個中年著裝的農夫，向我送了一個挑戰的眼色。顯然他是把我看做外面來的難民了。我的禮帽十分糟，衣服也是怪模怪樣的。

“不逃等死嗎？日軍逢人便殺呀！要是家裡能混，誰願意出來討這苦！”我以難民的身份說了。

“等死？我才不等死呢！”

我很難過，這話鋒太嚴厲了。但我忍受著……

“不等死，怎樣？誰來保護你？”

“媽的，我說你們太那個了，八月十五怎樣殺韃子的？只要大家齊心！”

我好像被侮辱了。但立即我又興奮起來，開始感到滿足感到安慰了。並且忽然換了一個身份，以救亡工作者的口氣說：

“是，我們只有起來幹，從死裡找出活路來……”

幕開了，《鐵蹄下》，替我的話做了一個具體的說明。

第三幕是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兩兄弟》。

“遊擊隊有多少？”（臺上的）日本司令官問。

“四萬萬伍仟萬！”（臺上）雷沖天的憤怒聲。

“哈哈！連我們也算在裡面了。”一個學生高興地說。

“媽的，不能混呀，萬惡的畜生，依我的性子……”一個兵士……要跳上臺去似地說。

我始終沉默著，他們的感情在急劇地變化著，他們被劇情帶走了。

忽然，鼓掌聲從廣場四周爆發出來。

整萬的人頭重新由浮動而靜止了。我認識了這無情的潛在力，將給敵人無情的打擊……同時這偉大的場面，也永遠鐫在記憶裡不能泯滅了。十二點我們踏著瘦長的影子，回到了十二裡外的團本部。

這就是舒城淪陷前的情形，群眾的抗戰情緒高漲起來，父親和他的戰友們工作取得成果，那是用勒緊褲腰帶的辛苦和腦袋提在手裡的危險換來的。父親的文章裡洋溢著同仇敵愾的昂揚，令人不禁要向當年的中國民眾致敬，向親愛的父親致敬。

我找到一張很舊的照片，是父親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照片背後寫道：寄給母親。看到這幾個字，眼淚盈眶，心忽然很痛……

老照片吳荻舟在舒城

（圖三：現存吳荻舟最早的照片，1938年4月在舒城所攝，時年31歲。）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6鐵窗大學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於1931年初開辦，屬國民政府軍政部管轄，人稱“天牢”。該監獄坐落在南京江東門外，全監可關押1000餘人，是當時國民黨關押政治犯的最大集中營。我綜合父親吳荻舟文革期間在造反派要求下寫的交待材料和參考資料，嘗試還原父親在中央軍人監獄中的遭遇。

1930年秋至1933年9月，父親被關在月字監，同住難友是汪在寬和葉金康。後來調到天字監1號，同住的難友先後有：孫佐玨，狄友清（父親打了一個問號“？”表示記不大清。他不久就出獄了，後改名狄超白）、史存直、潘梓年、鄭超麟、梁益堂、李子寬、俞大奎（父親不確定是不是這三個字，是父親出獄前幾個月來的）、劉孝琴等。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址

（圖一：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跡。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父親先在監獄織布廠做工，1932年初夏被調到印刷廠做工。在印刷廠他遇到趙宗麟（柳乃夫），四川人，判刑不長，1933年出獄，他們在一起一年左右。其他人還有楊鐸、史熙清（史亞章）、蔣兆麟等。父親說楊鐸人很好，大概三十幾歲，不做工的時候總是在看書，很用功，肯幫助人，意志堅強，雖被判無期徒刑，還是很樂觀，經常談論革命形勢。惲代英被叛徒出賣犧牲的時候，楊鐸領導大家悼念惲代英。

父親說：“在監中，他給我的幫助很大！他的為人和作風給我極深的印象。但，我不知道他是團中央的領導人，我們雖然很親近。他比我大，整天“蔡四蔡四”地把我當弟弟關懷。同工廠的還有許多人，史熙清、趙宗䚬、蔣兆麟、胡英、何雲、李一萍、岩松岩，他都談得來。”

趙宗麟也是個熱情用功的人，楊鐸被判徒出賣犧牲時，趙宗麟也組織大家悼念楊鐸。他懂英文，在獄中給自己起了“柳乃夫”這個名字，他告訴父親，這是英文New life（新生命）的讀音。

在印刷廠做工的時候，難友岩胡英偷寫了二三十首詩，要父親替他的詩畫插圖，嚴松岩(嚴啟文)偷偷幫他排版。父親畫了，看守得以知道他會畫畫。

於是在1933年春夏間，教務所所長沈炳權把父親調到教誨室專門給看守們畫畫，那時候父親從月字監調到天字監只有三天。每天吃過早飯八九點鐘，就由看守帶到教誨室去，工作的時候有看守看著。中午在那裡吃飯，下午晚飯前五點左右又由看守帶回監房，可以看書。由於這些人都是所謂“有一技之長”的知識份子，又是給獄方幹活，所以比在工廠做工自由一些，優待一些，看守們的態度也客氣一些。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監房

（圖四：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監倉。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4.1934年父親曾為監獄裡的難友們講過四堂課： “人類進化的故事”。當時沈炳權是叫他講辛亥革命史，歌頌國民黨，父親改了話題，講達爾文、馬克斯、恩格斯有關人類進化、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和觀點，講了四次。在這之前，孫佐玨講“天文地理”，也是沒照沈炳權的要求講。

5.1936年冬，樓適夷提議組織“白屋詩社”（取意“監房徒四壁無他物，也不使我感到清苦而憂傷”之意），樓適夷寫了一首悼念魯迅的詩，很長，其他還有潘梓年、狄友清、史存直、曾敏芝等人，父親也寫過幾首。搞了一次活動，沒有繼續搞。1937年初，樓適夷提議打報告要求出獄抗日，後來父親出獄，不瞭解下文如何。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3 歷史交集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年帝制，尋常百姓趕上大革命，家鄉和全中國人民命運與共：歷經辛亥革命, 民國初建, 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割據，北伐，國共合作以及此後的內戰、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如何強國？哪條路通向民主、憲政、現代國家？什麼是更好的生活？生活在百年動盪的中國，家鄉父老有著許許多多希望和失望，有著許許多多理想與無奈，但是從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祖祖輩輩百折不撓，坎坷前行，為子孫後代做著鋪路石。

         父親吳荻舟本人和歷史的交集是怎樣的呢？

        父親出生的1907年還是清朝，1912年，他5歲的時候，民國建立。但是，憲政卻長時間沒能走上軌道。當時各種黨派以及政府內外意見多岐，軍閥混戰，18個省發生武裝起義，13個省宣佈獨立，可謂亂象叢生。資產階級不成熟，求變出現亂象恐怕也是必然，但是至少國人告別帝制是義無反顧的。中國等待更大的智慧。一百年後，現在的人看辛亥革命和“民國亂象”可能有新的視角，不過我更關心父母以及那些真正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是怎麼樣的，又是怎麼生活過來的。

        1913年，父親6歲，在家鄉族辦私塾啟蒙，跟從遠房族叔吳鴻慶讀了一年私塾。吳鴻慶四書五經讀得滾瓜爛熟，父親在他那裡讀《三字經》的時候，他懊喪地對父親說過：“我準備鄉試那時，廢科舉，改學堂了，真不逢晨，命也！”父親寫到：“當時我聽了，就像鴨子聽打雷，歪著脖子，瞪著眼，不知他說啥。”7歲，家鄉辦了興文學堂，父親轉讀新式小學，父親寫到：“（鴻慶叔公）的私塾自然也就跟著清王朝的滅亡，壽終正寢。”

        8歲時父親的遠房叔公吳德峰到龍岩縣城新羅小學教書，父親和三叔吳香麒隨他到縣城進了新羅小學就讀。

        1915年讀高小，全國人民反對袁世凱“黃袍加身”復辟帝制、反對他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父親曾經在老師林仙亭和黃庭經等人帶領下參加示威遊行、搜查日貨、燒毀日貨。

        三叔晚年的時候憶起一些驚心動魄的事，他說：“我們在新羅小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暑假回家，他（吳荻舟）曾在鄉里演說過。我寫了一篇《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殘餘如何壓迫剝削人民》，引起全村人矚目和仇視。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雲夢文史館的一篇文章中有（提過）。我在新羅小學讀書期間，南方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已經轟轟烈烈。”

        演說！寫文章！他們才是小學生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北京的新思想新潮流南下到萬山重迭的龍岩，父親也與進步青年一起上街了。

        1921年，中國有了另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年秋，父親考入龍岩縣的最高學府——福建省立第九中學讀書。他勤奮好學，成績優良。讀到三年級時，中學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讀完初中，祖父要父親學做生意，畢竟祖父自己是十幾歲就學做生意的。可是父親鬧著要繼續念高中，為了自籌學費，他給老師抄寫講義。當時他的數理老師郭慶光（龍岩很有名氣的教師，後成為龍岩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語文老師郭秉廉很同情他，幫他找了幾位老師（包括他們自己）的講義，叫他幫著抄寫。那時他們那裡還不是用鋼針刻蠟板，他要用毛筆沾鏹水寫在蠟紙上，手指沾上鏹水，皮開肉綻。這活計雖然很辛苦，卻解決了他的經濟困難，鍛煉了他堅忍不拔的性格。

（吳荻舟就讀的福建省立第九中學。）

        到高中，父親成了學校裡的活躍分子。參與組織同學演文明戲，反迷信，反封建，反對軍閥內戰，反對賄選議員。父親很久以後還記得，高中時期，學校裡那個綽號“豬仔議員”的國文教員連賢基，他先在鄉試中舉，後在1913年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1923年國會大選期間，連賢基接受5千銀元，請選民吃肉絲麵，幫助賄選北洋軍閥曹錕[1]為“大總統”。父親和同學們曾曝光其賄選醜聞。

        1926年連賢基因賄選事件被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和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扣留、遊街。

       當時搞革命的國人精英很多都有海外留學或者流亡的經驗。其中代表人物孫中山就曾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我在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看到一個說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借鑒自美國林肯總統的“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龍岩的鄧子恢，1917年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留學，這件事在縣誌裡也有記錄。後來他因貧病交加輟學回國，五四運動後，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比父親高幾班，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後，常到父親就讀的九中找同學們交談，有時候還住在九中。他欣賞父親的才華，同情他的處境，送給他《新青年》、《嚮導》、《新潮》等進步書籍。這些革命刊物不僅使父親大開眼界，而且讓他認識到進步報刊起著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的特殊作用，可以刷新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使之指導民眾，走向進化之途。抗戰開始，父親投身成為文化戰士，應該與此經歷大有關係。

        1925年，高中二年級起，父親與同學合作出版油印刊物《苔蘚》，含義是“五四”運動的種子——民主、科學、新文化、婚姻自由等在黑暗的社會裡，像苔蘚在背光處生命力很強地滋長著。通過這份油印刊物，父親發表了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封建迷信、反對賄選的小說和評論文章。多年後當我看到袁牧的小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不禁聯想到父親對《苔蘚》的讚美，想到父母和鄉親父老的生命力。

        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民國政府進行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都無法改變“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他決定聯俄聯共，國共兩黨形成統一戰線，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實現國家統一，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1926年7月9日開始北伐。

        北伐東路軍浩浩蕩蕩進入山城龍岩的街道時，父親與同學們揮動紙旗，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列隊歡迎。秋天起，父親經常去張旭高辦事的機關走動，幫忙佈置會場、寫大字標語、歡迎會的橫額等。他和張旭高1926年前就認識，張旭高在集美讀書時，暑假回龍岩也會去九中住、玩或搞些活動。據母親描述，張旭高熱情、果決、做事膽大心細，又有辦法，年輕的彩書佩服得五體投地。

        當時父親正在讀高三，張旭高、林一株[2]見父親思想進步，多才多藝，便動員他輟學參加北伐宣傳工作。父親十分愛學習，求知欲極強，祖父幾次要他輟學經商，即使父子反目他都不從。然而，在張、林鼓動下，他離開九中走上社會，投身革命洪流。

        龍岩縣誌提及，1926年10月27日革命左派[3]在龍岩城關明倫堂召開軍民聯歡慶祝大會，父親說，懸掛在主席臺前的橫額上“北伐軍蒞岩慶祝大會”九個一米見方的大字就是他寫的。1927年初，成立（龍）岩（漳）平寧（洋）政治監察署，張旭高任行政督察專員，監督岩平寧三縣政務，專員公署的招牌也是出自父親之手。父親還協助組織農民協會，農會的旗幟是在國民黨所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加上一把犁頭。

        有一次張旭高要父親填一張表，說要介紹他加入農會，後來又說是入黨，父親填了表交給他。父親記得填表之後還開過兩三次會，但是不記得會上談過什麼了，張旭高還拿了一些書給他讀，有列寧的《做什麼》，還有進步雜誌等。父親後來說：那是他“第一次直接接受黨的教育”。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龍岩的國民黨右派、代理縣長杜連茹緊隨其後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又名陳子彬）等一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籠罩龍岩。

        鄧子恢早已離開龍岩，去江西中共中央工作。張旭高帶著父親和另外幾位同學從龍岩經漳州逃到廈門，那是父親第一次離開家鄉。他們時而坐船，時而徒步，到達廈門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龍岩同鄉開的小旅館裡。

        三叔大約在1924年、16歲的時候去廈門當學徒、送報員，他記得19歲那年，龍岩有不少老師逃到廈門如陳心泉，也有《江聲日報》副刊編輯林仙亭，主編張党党，但是他不知道我父親也在廈門。他還記得，《江聲》報、《廈聲》報和《迫擊》報被封，陳心泉老師從廈門回龍岩，在漳平永福山腰被敵人暗殺；《江聲》主編張党党被槍擊未中，翻天窗逃逸。晚年，三叔寫字時手都在顫抖，但他還是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他想起上小學時和哥哥同去同歸，哥哥上高中之後的事他卻什麼也不記得了。

（當時的“入黨條件”，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張旭高是集美畢業生，熟悉廈門，他沒有和同學們住在一起，但有時候回來看看他們，約半個月左右，就不見他來了。據說後來張旭高經上海去了菲律賓，那裡有很多福建華僑。太平洋戰爭中他遭日本侵略軍殺害。張旭高之死有兩種說法，一是在家被日寇抓走，關在集中營，日寇投降前遭殺害，一是張旭高參加菲律賓華僑遊擊隊，戰鬥中犧牲。父親多方打聽，四十年後才聽張旭高的妻子說，前者是正確的，她與張旭高同時被捕。

        張旭高轉入地下後，父親隻身潛回龍岩，不能徑直回家，經九中的郭慶光、郭秉廉老師介紹，暫棲距大池四十多裡的湖邦鄉，在郭姓族辦設在尚德堂的積山小學任教。積山小學是當時龍岩較大規模的私立初小，教師多為九中和集美師範畢業生。

        父親任高年級班主任，同事有郭樂生等，據瞭解郭樂生是共青團員。父親和同事、學生相處極好。由於親身體會過農村孩子讀書不容易，他教學格外認真，看見小學課本脫離農村實際需要，便自編適合農村孩子用的低年級課本，給初小同學用。不過只教了一個學期，1928年秋，父親受在上海讀書的幾位好友郭有才、黃振椿（即黃震村、後改名馬寧）[4]和九中同學邱若深的影響和鼓勵，在祖母的暗中資助下，來到上海，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二年級。

        這年父親21歲，已經歷過一次次洗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自然而然和他聯結在一起。這一走，56年沒有回過家鄉，但他永遠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族譜選登的一幅照片——習仲勳接見參加兩航起義紀念活動人員時與吳荻舟握手。）

[1]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原來是清朝將領，後來是中華民國初年直系軍閥首領，1923年靠賄選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人稱賄選總統。不過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請他出面組織新政府被他拒絕（後面講到母親家鄉安徽時，合肥人段祺瑞也有類似情況），因其保持了民族氣節，被國民政府在1939年12月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2] 林一株，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授課，主要是搞軍事訓練。後任閩西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後來籍社會民主黨事件殺害了許多同志，鄧子恢代表中央處決了他。

[3]根據龍岩黨史辦鄭學秋整理、由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共龍岩縣首任黨總支書記陳子彬（原名陳慶隆）本人審閱過的《陳子彬同志談龍岩大革命前後的問題》記載，當時國民黨縣黨部可以說是左派當權。而政治監察署中人都聽張旭高的話，張旭高是革命左派。當時屬於新興革命勢力的組織還有農民部特派員岩平甯分處、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縣農會，五個單位在政治上、工作上是協調一致的，不存在什麼尖銳矛盾或派別鬥爭，當時在龍岩只有新生的革命勢力和封建殘餘勢力的矛盾和對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在龍岩是成功的。

[4] 馬寧，龍岩人，1930年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共。之後流亡馬來亞，曾任馬共中央宣傳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福建農民報》主編，福建省文化處處長、文聯主任等。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曾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發表了眾多小說、話劇和雜文。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乡骄傲 1龙岩印象

引子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等等都有涉及。

我的父母1940年代後半至1960年代初在香港為中共做地下工作，期間我在香港出生，度過歡樂無憂的童年。後來父母工作變動，舉家搬去北京。我經歷過紅領巾、“可教子女”、知識青年、工農兵學員、工廠設計員、報社記者、日文翻譯、編輯等等諸多身份變故之後回到出生地香港，從事多年日文翻譯、出版的工作。

父母留給我幾箱遺稿和老照片。他們的文字、包括他們所寫的日記、書信、、自傳、檢討或證明材料，既充滿時代印記，又流露真情實感，可說是難得的中國近现代史案例材料。這幾年我開始靜心梳理，希望比較完整地弄清楚父母的一生和時代背景，向歷史學習。

父親名叫吳荻舟，20歲離開福建老家去上海求學，1930年1月加入中共，4月被捕。還是個年輕大學生，就被國民黨判了9年11個月徒刑。出獄後帶領一支抗日宣傳隊，輾轉半個中國，宣傳鼓動團結抗日，慰勞主戰場軍民。8年抗戰勝利後，為宣傳反內戰，建設新中國，他的足跡遠至香港、南洋。及後先後在香港和北京做香港統一戰線工作二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被停職。文革後他把個人的遭遇放得很輕，轉身去做老本行——戲劇工作，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兼研究室主任，全情投入撥亂反正，領導創刊《戲劇年鑒》，搶救民間戲劇史料，組織出版《周恩來與抗敵演劇隊》和《南天藝華錄》，1992年7月26日心臟病發去世。

父親形容自己走過的路是“在新舊世界轉化這個偉大的、從個人‘幸福’，轉化到眾人幸福、平等、自由的偉大事業中，做了一點事，吃了苦、冒過險而平靜地死去。”縱觀他的一生，真正是求仁得仁。

母親名叫張佩華，20歲追隨父親離開安徽老家。從武漢到長沙，再到桂林、廣東、香港和南洋。她在顛沛流離中艱難支撐著有老有小的家庭，雖與父親聚少離多，但也逐漸理解了父親的工作。在新加坡，她獨力打兩份工養活自己和孩子們，同時追求進步，加入了中共。在香港和父親會合後，他們有更多時間享受溫馨的家庭生活。文革中後被打成“假黨員”，下幹校，1979年恢復工作，1984年離休。

文革後，她和父親多次一起旅遊，廣西、廣東、安徽、福建、湖北以及香港等地，都留下兩人舊地重遊的足跡。父親去世後，1996年至1998年，母親帶著我編寫《吳荻舟》紀念文集，在這本文集裡，她寫道：“我的老伴，你安息吧！百川歸大海，我一定和你匯流。我已經80歲啦！”她沒有想到自己那麼長壽，2014年4月6日96歲高齡因肺炎、腎衰竭去世。

本書內容基於原始資料，資料詳則詳寫，資料少則略寫。我看到父母如何從尋常百姓家的小孩子變成堅決跟中共走的青年，如何從革命幹部變成挨批鬥的“階級敵人”，如何堅守初衷和反思。真誠希望與大家分享，也期待得到專家學者、當事人及其後代中肯的批評指正。

第一章 家鄉驕傲

1 龍岩印象

福建是父親的家鄉，我們的籍貫所在。父親乳名吳麒麟，又名吳彩書，後自主改名為吳荻舟。他出生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丁未年，即1907年5月5日，出生地福建省龍岩縣（今龍岩市新羅區）大池鄉秀東村。秀東村青山環抱，景色秀麗，民風淳樸，崇尚文化，歷來賢才輩出，書香遠近聞名，享有“龍岩十八坑，坑坑不如秀東坑”的美譽。

1984年12月，父親寫過一篇故事，題目是《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他這樣形容自己的家鄉：“其實我們的村子是風光如畫的。村北後龍山東側高掛著一股白絲似的瀑布，從原始森林的深奧處飛奔而來，然後跌落在比兩座七層寶塔還高的懸崖。由於落勢很猛，在懸崖下沖成一個幾丈深的潭，潭面兩畝見方，叫做白練潭。然後這股山水沖出潭口，從村東迤向村西，走成一條高低、寬窄不一的小溪，把村子切成南北兩半，居民全集中在小溪的北岸。據說，大家都爭著分享後龍山下來的龍氣，所有的屋都依著後龍山層次有序地由高到低地建著。後龍山像一座用翡翠鑲嵌的大屏風，成45°的走勢，迤向溪邊，形成一塊龜背似的大坡地。”“從村北到村南，以後龍山下的吳氏宗祠左右牌坊為起點，兩條用青石板鋪的路，像青色的飄帶，迂回曲折地穿過整個村子，把幾十幢大小不一、新舊不同的住宅聯繫起來。”（未見發表，引自父親的手稿）

父親自從1928年離開家鄉，整整56年沒有回去，他想必十分懷念自己的家鄉啊。

1985年，我和哥哥陪父母第一次回家鄉。父親所言不虛，小小村落果然四面環山，依山而建，村前村後鬱鬱蔥蔥，青瓦土牆鱗次櫛比，村中小路在鄉親們各家之間盤繞上落，沒點腳力休想到處走走呢。

（1985年父親回龍岩時照。）

吳氏入閩始祖吳承順是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據《史記》記載，軒轅黃帝賜其正妃螺祖所生之子玄囂姓“姬”，姬玄囂傳25代至泰伯。泰伯和仲庸兄弟為讓王位與小弟季曆（周文王姬昌之父），出奔荊蠻，自號“句吳”（後為吳國）。遂以國為姓，於是有“吳泰伯，吳仲庸”之稱。

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吳氏入閩始祖吳宥在宋代從河南開封府遷居漳州華安地區，華安吳念一郎的公子吳十二郎於1258年沿九龍江遷居龍岩，為吳氏入岩一世祖，大池吳氏鳴乾公為其後裔。自舊石器時代就生活在龍岩的原住民是古越族，中原漢族和古越族文化交融、同化，形成了龍岩獨特的民俗文化，龍岩話雖屬閩南語系，但是更多保持了唐時的中原古音，怕是最適於朗誦李白和杜甫的詩。明代以後，龍岩逐漸成為閩西經濟文化重鎮。明清兩代，龍岩有名可考的書院就有近60間，如龍田書院、龍池書院、新羅書院等。

（吳氏入閩始祖吳宥。）

村內還有始建於嘉靖十年（1532年）的吳氏嶐興祠、始建於乾隆三年（1738年）的仰高樓、華東地區最大的野生桂花群落等人文自然景觀。

村北的吳氏宗祠嶐興祠前面曾豎著二三十根七八米高的青石牌柱，據說每一根代表一個舉人。父親在《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故事裡寫道：“外鄉人進村，只要看到這些虎牙般立在祠堂前的青石桅杆（牌柱），就可以想像到這村子的不平凡。”父親曾為祠堂題寫“嶐興堂”牌匾，至今高掛在嶐興祠正殿上。

（吳荻舟題“嶐興堂”。）

我二姐說小時候看到自己有六個腳趾甲，問父親，父親說是一個什麼很小的民族的人才有的，就是在小腳趾頭的趾甲旁邊多一小塊，我和妹妹也有，直到2016年我第二次回家鄉才在博物館看到資料，說“小趾甲開裂”，那就是古越族的特徵（也有資料說古越族分佈在北起江蘇省，南迄越南的近海地帶。漢族客家民系、吳越民系、廣府民系、閩民系和壯族等少數民族都是嶺南古越族後裔。越族或百越族是一種泛稱，實際上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

根據龍岩鄉親們集資並集9名正副主編、42名編委之力花費一年多編輯的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吳氏入岩四世祖吳仁普生四子，長子吳興甫有八孫，史稱“龍岩吳氏八房”，父親列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東溪容萬十八世。

我的曾祖父吳志寬（十六世）是個雇農，曾祖母討過飯。曾祖父在40多歲時，跟同鄉離開家鄉，徒步到湖北武漢。查網上地圖，兩地的行車距離約莫1000公里，生活在高鐵時代的人很難想像如何用腳丈量1000公里——今天高鐵只要3個多小時就能到達的距離，他們即使日行10小時，也要走上一兩個月。

曾祖父在同鄉開的旱煙店當絞煙師傅，出賣勞力，有一次絞繩斷了，險些把他壓死。祖父吳榮發（十七世）12歲就被曾祖父帶到湖北雲夢，在同鄉的錦太雜貨店裡當學徒。祖母陳冬玉是小池鄉人，窮孩子，12、3歲離開娘家到我父親家做童養媳，跟著曾祖母上山砍柴叫賣。

祖父就在錦太雜貨店掃店堂，洗痰盂，洗衣服，站櫃臺。幾年後，他借同鄉店鋪的窗口寄售一些日用雜貨，直到30多歲才攢了點錢，回鄉和我祖母成婚，旋即又回雲夢，和同鄉合夥開了間小雜貨鋪。父親形容曾祖父和祖父父子倆像工蜂采蜜，省吃儉用，3、5年才回家一次。到我父親出世時，家中總算陸續置了幾畝薄田。大部分租出去，小部分自己種。

祖母結婚後留在鄉下耕田持家，龍岩婦女都要纏足（這個習俗源自南唐宮廷，有別于客家婦女），祖母卻是半大腳，下田的時候打赤腳，走親戚或者在家裡幹活的時候，便把腳纏上。我從來沒有見過祖母。聽說纏足要把腳掌骨折斷，我不知道祖母是怎麼做到的，只為她感到痛。

祖母裡裡外外忙活的時候，父親常常是坐在屋後山坡上“等爸爸”。他的一個遠房寡嫂和他們住在一起，幫祖母下田。祖父60歲以後不去湖北了，不過那時候父親已經離開家鄉，他們父子從此沒再見面。

（撫松灼岩世系後人珍藏著十二世至十四世祖先畫像。）

祖母懷孕7次，因為家庭生活拮据，她又要承擔耕田和上山挑柴等重體力勞動，種種原因導致小產，先後夭折4個，僅剩下大伯保麒、父親和三叔香麒（後改名吳海艇、吳立平）三兄弟。還有祖母的弟弟留下一個孤兒，即父親的表哥、我的表叔陳錦章，從小便和父親兄弟三人一起生活。

三叔1968年3月14日給母親的信裡說：“表哥父母早亡，母親就把他接到我家，他長瘌痢頭，母親天天替他洗頭，搽藥。後來替他接了兩次老婆，第一個有癲瘋症，退了婚，後來又接了一個，成家。”1929年，家鄉爆發暴動，表叔加入中共，投身革命，一年多後被國民黨殺害。

祖父去世後，祖母和三叔投奔在湖北雲夢做生意的大伯。

祖母和大伯在我出生前已經病逝。我只對三叔印象比較深，他曾多次到北京看望我們，住在我家，我也曾去雲夢看望他們。我保存了他給父母的好幾封信，他在其中詳述家庭情況和自己的經歷。三叔在上述同一封信裡，說他們未分家之前，連同父母、三兄弟以及表哥表嫂各家子女在內是13口人，土改前一年多分了家，“土改時每口分六擔穀田，每擔穀田以割得120斤穀為標準，那時以全村的土地平均分配，年成十足就夠生活，年成不好就不夠生活。”

他寫的和我2016年在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到的《閩西暴動和紅十二軍》所載鄧子恢[1]和張鼎丞主持的分田原則吻合：“所有土地都拿出來分配，只有中農和自耕農土地多一點的不動”，“土地分配的方法按人口平分，地主、富農和貧農一樣分田。”

三叔晚年時有一次告訴我母親，家鄉土改時，他們家的成分是富農，他和我父親離家早，參加革命，未劃成份。他說，當時他們單位曾派人回龍岩調查，然後說“應根據本人情況決定”。

據我瞭解，秀東村在分田前就是家家有田，只是多少、肥瘦、遠近的分別，分田的時候“多提少補”，“動兩頭留中間”，再按5%的比例劃分地主富農。現在看這種做法當然是荒唐的，就像曾祖父和祖父那樣，辛辛苦苦工作，勉強能養家糊口，子孫後代卻落得個成分不好的牽連。

龍岩如今有毛澤東故居臨江樓、毛澤東才溪鄉調查紀念館、龍岩毛澤東舊居、閩西第一次黨代會會址以及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舊址、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古田會議舊址等，作紅色旅遊之用。如果多瞭解一點龍岩的歷史，所謂紅色旅遊會變得十分沉重，絕不僅是在舊址前留個影那麼簡單。

[1]   鄧子恢，1896年8月17日生於福建省龍岩縣東肖鄧厝村，曾留學日本。1926年秋任傑壩圩國民黨左派區黨部常務委員。同年12月，於崇義縣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冬，任中共龍岩縣委宣傳部長。1928年後田暴動主要領導人，創建閩西共產黨組織與革命根據地，紅四軍入閩前是閩西蘇維埃主席兼經濟委員會主任。抗戰期間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華中分局書記，率部赴蘇皖與敵作戰。解放戰爭期間任華東局副書記，中原局第三書記，是閩西三年遊擊戰的主要領導人，之後配合南下大軍解放閩西全境。解放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