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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2自強女性

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2 自強女性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父親吳荻舟奔波在兩湖兩廣雲南貴州白山黑水之間創造戰時文藝的歷史奇跡,沒有父親支援,母親張佩華並沒有自怨自艾。

母親在晚年曾經和我說,第一次在桂林郊區觀音山育英托兒所做保育員的時候,大姐出水痘,痊癒後母親帶她上托兒所,外祖母不放心,來看大姐,大姐坐在那裡歪著頭對她們笑。外祖母一看就哭了,罵母親不懂事。原來大姐病後沒調理好,抬不起頭。外祖母心疼得放聲大哭,抱起大姐,給她披上衣服,罵著走了。母親也很難過,跑到山後大哭一場。母親不得已辭掉這份幾乎沒工資的工作,不過她和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建立和保持了友誼。以後她當過家庭教師,小職員,直到1941年下半年經合肥星星小學另一位校長紀鐘毓介紹到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工作,做了“公務員”,生活才比較安定。

母親記得,圖書館館長叫龍兆佛。母親曾經說:那些公務員來借書,都自以為有特權,不守規則,動輒以官腔訓斥,十分受氣。母親和他們講理,龍館長怕母親闖禍,叫母親“不要驕傲”。

我找到龍兆佛在1941年9月寫的一篇文章《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概況》(原載《建設研究》,六卷一期,1941年9月桂林出版),介紹圖書館沿革和藏書規模等。當時該館已有三十年歷史,宣統三年(1909年)落成,1919年因為經費問題改為廣西省立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圖書館,1928年改為廣西省立第一圖書館,1937年改為廣西省政府圖書館,1940年5月改為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

到龍兆佛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歷年接收許多大小單位圖書館的藏書、各地書局和個人贈書,館藏18萬冊中外圖書雜誌,各地報紙100多份。藏書以社會科學為最多,文學次之,史地和科學等類又次之。龍兆佛特別指出:“非本館選購時有所偏重,因為國內出版物之比例亦複如是。”他還說:“僻處邊隅之廣西,三十年前即有如此偉大之圖書館建築物,前輩之熱心讀書館教育,亦殊值得紀念也。”從文章看,龍兆佛有抱負,可惜戰亂中難以施展(1944年8月他辭職離開,繼任者黃遠智)。

綠樹叢中一座舊式建築,桂林圖書館舊址。

母親抗戰時期曾在桂林圖書館工作。

(圖一:現存最早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照片。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圖書館有總務、採編、閱覽、特藏四個部門,每日開館13個小時,全年無休,四間閱覽室,每天接待約1000人,工作量相當大。圖書館對面就是廣西省政府,加之一年前這裡還是“政府圖書館”,母親感覺“受氣”也是可能的,不過她在這裡一幹就是三年。

在寬敞的閱覽室裡,很多男士在讀書。墻上掛著“天下為公”的總統畫像。

桂林圖書館閱覽室

(圖二:桂林圖書館閱覽室舊照。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父親回桂林養病期間寫《世界文藝思潮史話》時,母親已經在圖書館工作了兩年,有此便利條件,父親借閱了大量參考書。母親感謝圖書館閱覽室張志平主任,讓她把成堆成堆的書往家裡帶。短短半年,父親便寫完《世界文藝思潮史話》,還寫出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劇本初稿。

母親在1968年寫的自傳裡說,當時她也借機看了很多進步書刊,蘇聯小說,頗受影響。她說,如果一個人只是為了吃飯而做工,與螞蟻何異?她認為,工作分為兩類:一類是“職業”,為了生活,養父母孩子,總得賺點錢,所以她做文員,當保育員。另一種是“事業”,事業是一種理想,追求這種理想是要奮鬥一輩子的。她說她當時還沒有覺悟到這種理想應該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設新中國,還受宗教思想的影響。但是因為自己也受過窮苦的折磨,覺得為窮人做有益的事是應該的。支持父親搞抗宣隊演劇隊,也是靠這種思想支撐,抗日是救國救民的大事,她不要依賴父親養家,不要把兩個人都拖到只為生活好一些的忙碌中去。

母親對宗教的態度也有根本的改變。母親說:外祖母在安徽老家時本是虔誠的教徒,到桂林不久,不知道從哪裡來了一個傳教士,自稱“石新我”,說自己是基督教一個流派的傳教士。他標新立異,不承認傳統的耶誕節(說聖經上沒有這個日子),招搖撞騙的本事特別大,居然敢“預言”。他只在教徒家裡傳道,不進教堂。校主孫滬芳和紀鐘毓首先迷上,跟著,外祖母也迷上。母親跟著外祖母去了幾次,逐漸發現“不對勁”,孫滬芳等的國家民族觀念慢慢都沒有了,不看報,認為戰爭不合教義,太殘酷,與她們沒關係。母親懷疑這個宗教把人引上更加自私自利的路。每到星期天,母親和外祖母就鬧矛盾:外祖母要拉母親和她一起去,母親希望外祖母不要拉自己去。後來,校主們搬了家,外祖母在母親和其他家人幫助下也不去了。母親說,她和宗教從此絕緣,世界觀和人生觀都有了轉變。不過母親說,她當時並沒有自覺地意識到。

就在這期間,母親曾經工作過幾個月的觀音山育英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幾次找她回去。陳葆真動員母親和她合作,因為她的丈夫蔣朝江在全縣研究成功水力磨麵粉,她要在全縣和桂林之間推銷麵粉,籌措經費、賺錢補貼托兒所,她希望母親回去主管內部,她不在的時候幫忙管理。

母親說,在當時,誰肯幹無名無利的事,就被視為進步,陳葆真出身地主家庭,廣西大學肄業,經濟雖富裕,人還是比較儉樸,願意幹點有意義的事。她倆都認為職業是謀生,為窮人做事不是職業,是事業。幹事業是要犧牲一點個人利益的。在那樣艱苦的歲月裡,能為窮苦人辦點好事,就是“進步”。於是母親放棄正正規規做了三年的圖書館幹事工作,心甘情願回托兒所為“小職工”服務。母親說她當時還不懂得階級分析,只認為陳葆真是在幹好事,應該幫助她。這是自己接受“兩萬五千里長征”和長沙大火善後工作中“為人民服務”教育的收穫,雖然簡單幼稚,卻是一種有犧牲精神的實際行動,她在晚年想起來,仍然覺得那時候那股衝勁還是應該肯定的。

托兒所雖然沒有圖書館工資多,但是提供免費房子和伙食,孩子也可以免費進托兒所,在收支平衡上是差不多的。那時候大舅張國衡已經考上“郵務佐”(高小畢業水準的低級職員),和母親兩人一起贍養外祖父母,母親的負擔減輕,也是她敢於辭職換工作的一個原因吧。不過兩人的收入加在一起,還是僅夠一家老小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

母親回憶說,這個托兒所收費低廉,受託兒童最多的時候約三十多人,絕大多數是一般職員的孩子,只有少數例外,還拾到過棄嬰。保姆則多為逃難到桂林的流亡婦女,工資很少。陳葆真丈夫的父親是全縣的官僚地主,和當時的桂林市長還有親戚關係,她通過這層關係從市政府爭取到幾間在觀音山下的“疏散屋”(很簡陋的竹牆瓦頂屋,是日本鬼子狂炸桂林時市政府在郊區蓋的。因交通不便,房子不好,沒人肯去住),歷盡艱難創辦育英托兒所。母親第一次去那裡的時候,桂林只有這一家托兒所。第二次去的時候,桂林又多了國民黨“婦聯”、“新生活會”辦的托兒所,有專用的房子,有專款,是貴族式的、官方的,對比之下,育英托兒所顯得特別寒酸。母親說,她學抗宣一隊搞民主,和全體保育員商量,用有限的經費,用全部力量,用大眾化的食物如青菜豆腐,來保障孩子們健康成長,減輕家長負擔。當婦聯托兒所因為管理不善,有孩子被燙傷,她立即用此例子教育全體職工,一定要辦得比她們更好。

1944年春天,劇宣七隊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演出《法西斯細菌》,陳葆真和母親一起去要求七隊多演一場,收入支持育英托兒所,七隊同意了,籌到了2、3萬元。保育員們很受鼓舞,有人驚訝地問,演劇隊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嗎?有人說要謝謝母親。母親解釋,這不是吳荻舟和我的私人關係,實在是七隊對我們的肯定和支持。

母親看到,不少她熟悉的隊員已經離開,而新隊員更年輕、熱情積極、生氣勃勃,劇宣七隊已經是一支能歌善舞能演話劇的抗日宣傳隊。1989年2月她在寄給廣州某刊物的《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寫道:“我真羡慕他們在集體生活中奔放開朗、深思熟慮的工作和追求,我則孤軍奮鬥,不知何日到頭,說不出的惆悵。可是吳荻舟卻對我能獨立養家,不拉他‘後腿’表示‘滿意’。我也只好這樣自我安慰。”

“後腿”和“滿意”打了引號,顯然母親心裡感到很苦。她在自傳裡寫過這樣的話:“在桂林居住的幾年中,只有吳荻舟全身浮腫嚴重回來休息過較長時間,此外他很少在家,一年中只偶爾回來一兩次。吳荻舟對我的主要影響是幫助我擺脫了宗教迷信的精神束縛,把我從對現實的失望、無可奈何的消極狀態中解脫出來,敢於鬥爭了。幫助我知道了中國共產黨,並且培養我對中國共產黨初步的、正確的認識,使我對黨產生了無限嚮往,信任與崇敬。這樣,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就有了一個轉變,雖然還很簡單幼稚,這個轉變,對我的思想發展有很大關係。”

母親說,她在托兒所院子裡種了一棵桂花樹,如果現在(2012年)還在,應該合抱很粗。

1943年8月至1944年初,母親他們曾經有一位特殊的鄰居。母親記得他們當時所住的桂林西郊,房後是觀音山,房前空曠,很遠處也是山,山下住著國民黨的部隊。母親告訴我,他們住的是一排五間麻秸房,從左向右依次是鼎鼎大名的新四軍軍長葉挺一家、他的秘書一家、房東、穆木天[1],然後是母親一家。母親說,幾家的孩子們常常在門前空曠地帶一起玩,不過大人都吩咐孩子不去葉家打攪。葉家在房後種了菜,還養豬養羊。葉挺當時被軟禁,有一天,有人喊:“你的羊跑了!”葉挺爬上山找,其實是國民黨引他出去,把他抓走。

手繪的位置圖,一排麻吉房,周圍是山。

我在聽母親憶舊的時候,按照她的描述手繪桂林時期住居的位置圖。

(圖三:我為母親手繪她記憶中的桂林舊居環境。)

母親告訴我這段往事的時候,已經94歲。我上網查了很久,希望找到文章證實母親的記憶。

網上有一篇文章題為《父親葉挺在桂林被騙遭捕的經過》,是葉挺的兒子葉正明訪問,但文章只是節錄,皖南事變中葉挺被捕,1942年下半年被蔣介石羈囚于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湖北恩施,1943年8月確曾被押送去桂林,次年1月又押回恩施,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被押至重慶,但是沒有受騙細節。我繼續找,找到南京市建鄴區圖書館錢丹的文章:1943~1944年間,葉挺曾被軟禁在桂林。當時李濟深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葉將軍名義上是他的“高參”,實際上是行動受監視的政治犯,處於半自由狀態,其夫人李秀文,子女葉正明、葉華明、葉揚眉與他同住,但是他們連生活都沒有保障,要自己種菜和養豬養羊。一天,葉挺正在家附近山坡上放羊,一個特務跑去騙他:“葉高參,你的羊跑了!”葉挺去看時,他們從埋伏的樹後衝出來,把他綁架,押回恩施,不久又押到重慶。直到抗戰勝利,1946年經共產黨與國民黨交涉他才獲釋,卻在飛往延安途中飛機失事遇難。

北伐名將,新四軍軍長,大敵當前,只能養豬養羊維持生計,最後不幸遇難,令人不勝唏噓。小時候我們都學過葉挺將軍的《囚歌》,印象深刻,沒想到他和母親一家曾為鄰居。重溫《囚歌》,我似乎也聽到了父親坐牢八年期間的心聲。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呵,給你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著,

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簡陋的牢房,墻上寫著葉挺將軍那首著名的《囚歌》

葉挺將軍曾經被關押在牢裡,他在墻上寫下著名的《囚歌》

(圖四:寫在牢房牆上的葉挺將軍《囚歌》。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4年日寇大舉南下,桂林疏散,大舅張國衡帶著外祖父母跟郵局系統撤退。母親說,當時火車只通到獨山,逃難的人千千萬萬,沿途坐汽車要靠搶,坐輪船要靠搶,生離死別的心情籠罩在每個人心頭,特別是窮苦人,寸步難行。母親全家一點積蓄也沒有,她找陳葆真借了一萬元,全部交給外祖父母做盤纏。1946年到了香港,母親寫信給陳葆真商量如何還錢(那時國民黨幣貶值,如折合計算,母親即無力償還),陳葆真來信要母親用這個錢給她寄進步書報。寄了幾次,她來信說不要寄了。再後來母親去了新加坡,兩人失去聯繫。

大舅張國衡在1972年元月16日寫給母親的信裡說,桂林吃緊,那天下午,他站在新橋路頭,當母親帶著大姐經過那裡,大姐見到他,抱住他的腿大哭,不願離開外婆,要大舅把她留下來。當時的淒涼情景,他記憶猶新。我寫到這裡,也如身臨其境,十分傷感。

說到桂林疏散,我想引用一段關於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的疏散故事,雖然與父母沒有直接關係,卻也算是對當時亂局的佐證,讓我們看到在“狼狽”中堅守的中國人:

1946年接任館長的唐現之在《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之今昔》(原載《廣西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47年3月15日出版)一文描述了一幅慘烈的圖景:抗戰期間,該圖書館曾將重要圖書遷藏於棲霞山洞暨園背村公所等處,保管煞費心力。特別是44年秋,日軍侵桂,圖書館奉令疏散,當時龍兆佛館長已經辭職,黃遠智代館長臨危受命,將館中最重要圖書裝箱,計約七萬餘冊。交通工具缺乏,他們只獲分配一艘二十五噸民船,容量只能載一半最重要特藏書,至9月初領到疏散費四十萬元,增雇民船五艘,才將全館三分之一圖書運到指定疏散地——昭平縣當裕鄉。周圍各縣先後淪陷,昭平三面皆敵,圖書館與省府失聯,經費無從領獲,風聲鶴唳,一夕數驚,隨館疏散人員再把重要圖書化整為零,分頭存放,最危險的時候,敵人離開館藏圖書僅五里地,館中同仁憂心戚戚。所幸不到一年,迎來日本投降,十二月初得以將疏散的大批圖書安然運回桂林。而在桂林沒能搬走的書籍以及圖書館建築設備,均成焦土,蕩然無存。

俯瞰桂林被日軍炸成廢墟,全城只剩頹垣敗瓦。

日軍轟炸桂林,全城只剩頹垣敗瓦。

(圖五:文化名城桂林化作一片廢墟。)

母親隨七隊先在韶關落腳,父親和七隊前往贛州期間,母親獨留於此。1945年1月,日寇進逼韶關,當時七隊在贛州流動演出,後方只有父親和懷孕的母親,還有全部公私物資。七戰區下令放棄韶關,疏散往“三南”,父親千方百計用重價租到一條小船,裝上全隊公私物資,載著兩個孕婦(另一個是政治部某人的妻子請求支持,她的妹妹是助產士),互相照顧著,在隆隆的炮聲中溯湞水而上,半路上,在南雄,母親生下第二個孩子、我的大哥。南雄是座歷史厚重的文化名城,自古是嶺南通往中原的要道,是粵贛邊境的商品集散地,著名的梅關古道,珠璣巷等至今吸引遊人訪古探幽,但是當年父母哪裡會有這種閒情逸致。

第二天,聽到機關槍響,父親立即安排上路。這次搭上戰區某部汽車,母親抱著剛出生的嬰兒,身邊依偎著六歲的大姐,嚴寒下,車子在五嶺山脈的崇山峻嶺中蜿蜒前進,前面的路不通了,車子久久不能前進,水箱凍住,車的長龍也不動了。司機們乘機紛紛下車去找吃喝住宿,父親也下車找到農家,先接母親前往,回頭再接大姐,大姐久等不見父母,已驚得嚎啕大哭。產婦一天無水入口,母親記得到了和平縣城才吃到一天裡第一口稀飯。嬰兒的尿布是鄉下買的草紙,濕了撕開晾乾再用。沿途逃難的百姓扶老攜幼,奪路而逃,老弱垂危倒臥路旁,誰也顧不上停下腳步看一眼,更不用說伸出援手。

母親形容說,和平是個小山城,七戰區的軍政機關、幹部家屬一下子湧來,搶購食物,爭奪住房和交通工具,小城像失了火一樣亂作一團,“強者勝”,弱者啼饑號寒,慘不忍睹。

父親後來說,母親能在那種絕境中活下來真是奇跡。

[1] 穆木天:1900年出生于吉林省伊通縣的書香旗人門第。自幼即過著優渥生活。本名穆敬熙,筆名穆木天。1918年畢業于天津南開中學。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1931年加入“左聯”, 1937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38年後輾轉昆明、廣州、桂林、上海等地從事教學和創作。解放後先後在東北師大、北京師大任教。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1年10月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