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2 自強女性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父親吳荻舟奔波在兩湖兩廣雲南貴州白山黑水之間創造戰時文藝的歷史奇跡，沒有父親支援，母親張佩華並沒有自怨自艾。

母親在晚年曾經和我說，第一次在桂林郊區觀音山育英托兒所做保育員的時候，大姐出水痘，痊癒後母親帶她上托兒所，外祖母不放心，來看大姐，大姐坐在那裡歪著頭對她們笑。外祖母一看就哭了，罵母親不懂事。原來大姐病後沒調理好，抬不起頭。外祖母心疼得放聲大哭，抱起大姐，給她披上衣服，罵著走了。母親也很難過，跑到山後大哭一場。母親不得已辭掉這份幾乎沒工資的工作，不過她和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建立和保持了友誼。以後她當過家庭教師，小職員，直到1941年下半年經合肥星星小學另一位校長紀鐘毓介紹到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工作，做了“公務員”，生活才比較安定。

母親記得，圖書館館長叫龍兆佛。母親曾經說：那些公務員來借書，都自以為有特權，不守規則，動輒以官腔訓斥，十分受氣。母親和他們講理，龍館長怕母親闖禍，叫母親“不要驕傲”。

我找到龍兆佛在1941年9月寫的一篇文章《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概況》（原載《建設研究》，六卷一期，1941年9月桂林出版），介紹圖書館沿革和藏書規模等。當時該館已有三十年歷史，宣統三年（1909年）落成，1919年因為經費問題改為廣西省立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圖書館，1928年改為廣西省立第一圖書館，1937年改為廣西省政府圖書館，1940年5月改為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

到龍兆佛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歷年接收許多大小單位圖書館的藏書、各地書局和個人贈書，館藏18萬冊中外圖書雜誌，各地報紙100多份。藏書以社會科學為最多，文學次之，史地和科學等類又次之。龍兆佛特別指出：“非本館選購時有所偏重，因為國內出版物之比例亦複如是。”他還說：“僻處邊隅之廣西，三十年前即有如此偉大之圖書館建築物，前輩之熱心讀書館教育，亦殊值得紀念也。”從文章看，龍兆佛有抱負，可惜戰亂中難以施展（1944年8月他辭職離開，繼任者黃遠智）。

（圖一：現存最早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照片。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圖書館有總務、採編、閱覽、特藏四個部門，每日開館13個小時，全年無休，四間閱覽室，每天接待約1000人，工作量相當大。圖書館對面就是廣西省政府，加之一年前這裡還是“政府圖書館”，母親感覺“受氣”也是可能的，不過她在這裡一幹就是三年。

（圖二：桂林圖書館閱覽室舊照。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父親回桂林養病期間寫《世界文藝思潮史話》時，母親已經在圖書館工作了兩年，有此便利條件，父親借閱了大量參考書。母親感謝圖書館閱覽室張志平主任，讓她把成堆成堆的書往家裡帶。短短半年，父親便寫完《世界文藝思潮史話》，還寫出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劇本初稿。

母親在1968年寫的自傳裡說，當時她也借機看了很多進步書刊，蘇聯小說，頗受影響。她說，如果一個人只是為了吃飯而做工，與螞蟻何異？她認為，工作分為兩類：一類是“職業”，為了生活，養父母孩子，總得賺點錢，所以她做文員，當保育員。另一種是“事業”，事業是一種理想，追求這種理想是要奮鬥一輩子的。她說她當時還沒有覺悟到這種理想應該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設新中國，還受宗教思想的影響。但是因為自己也受過窮苦的折磨，覺得為窮人做有益的事是應該的。支持父親搞抗宣隊演劇隊，也是靠這種思想支撐，抗日是救國救民的大事，她不要依賴父親養家，不要把兩個人都拖到只為生活好一些的忙碌中去。

母親對宗教的態度也有根本的改變。母親說：外祖母在安徽老家時本是虔誠的教徒，到桂林不久，不知道從哪裡來了一個傳教士，自稱“石新我”，說自己是基督教一個流派的傳教士。他標新立異，不承認傳統的耶誕節（說聖經上沒有這個日子），招搖撞騙的本事特別大，居然敢“預言”。他只在教徒家裡傳道，不進教堂。校主孫滬芳和紀鐘毓首先迷上，跟著，外祖母也迷上。母親跟著外祖母去了幾次，逐漸發現“不對勁”，孫滬芳等的國家民族觀念慢慢都沒有了，不看報，認為戰爭不合教義，太殘酷，與她們沒關係。母親懷疑這個宗教把人引上更加自私自利的路。每到星期天，母親和外祖母就鬧矛盾：外祖母要拉母親和她一起去，母親希望外祖母不要拉自己去。後來，校主們搬了家，外祖母在母親和其他家人幫助下也不去了。母親說，她和宗教從此絕緣，世界觀和人生觀都有了轉變。不過母親說，她當時並沒有自覺地意識到。

就在這期間，母親曾經工作過幾個月的觀音山育英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幾次找她回去。陳葆真動員母親和她合作，因為她的丈夫蔣朝江在全縣研究成功水力磨麵粉，她要在全縣和桂林之間推銷麵粉，籌措經費、賺錢補貼托兒所，她希望母親回去主管內部，她不在的時候幫忙管理。

母親說，在當時，誰肯幹無名無利的事，就被視為進步，陳葆真出身地主家庭，廣西大學肄業，經濟雖富裕，人還是比較儉樸，願意幹點有意義的事。她倆都認為職業是謀生，為窮人做事不是職業，是事業。幹事業是要犧牲一點個人利益的。在那樣艱苦的歲月裡，能為窮苦人辦點好事，就是“進步”。於是母親放棄正正規規做了三年的圖書館幹事工作，心甘情願回托兒所為“小職工”服務。母親說她當時還不懂得階級分析，只認為陳葆真是在幹好事，應該幫助她。這是自己接受“兩萬五千里長征”和長沙大火善後工作中“為人民服務”教育的收穫，雖然簡單幼稚，卻是一種有犧牲精神的實際行動，她在晚年想起來，仍然覺得那時候那股衝勁還是應該肯定的。

托兒所雖然沒有圖書館工資多，但是提供免費房子和伙食，孩子也可以免費進托兒所，在收支平衡上是差不多的。那時候大舅張國衡已經考上“郵務佐”（高小畢業水準的低級職員），和母親兩人一起贍養外祖父母，母親的負擔減輕，也是她敢於辭職換工作的一個原因吧。不過兩人的收入加在一起，還是僅夠一家老小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

母親回憶說，這個托兒所收費低廉，受託兒童最多的時候約三十多人，絕大多數是一般職員的孩子，只有少數例外，還拾到過棄嬰。保姆則多為逃難到桂林的流亡婦女，工資很少。陳葆真丈夫的父親是全縣的官僚地主，和當時的桂林市長還有親戚關係，她通過這層關係從市政府爭取到幾間在觀音山下的“疏散屋”（很簡陋的竹牆瓦頂屋，是日本鬼子狂炸桂林時市政府在郊區蓋的。因交通不便，房子不好，沒人肯去住），歷盡艱難創辦育英托兒所。母親第一次去那裡的時候，桂林只有這一家托兒所。第二次去的時候，桂林又多了國民黨“婦聯”、“新生活會”辦的托兒所，有專用的房子，有專款，是貴族式的、官方的，對比之下，育英托兒所顯得特別寒酸。母親說，她學抗宣一隊搞民主，和全體保育員商量，用有限的經費，用全部力量，用大眾化的食物如青菜豆腐，來保障孩子們健康成長，減輕家長負擔。當婦聯托兒所因為管理不善，有孩子被燙傷，她立即用此例子教育全體職工，一定要辦得比她們更好。

1944年春天，劇宣七隊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演出《法西斯細菌》，陳葆真和母親一起去要求七隊多演一場，收入支持育英托兒所，七隊同意了，籌到了2、3萬元。保育員們很受鼓舞，有人驚訝地問，演劇隊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嗎？有人說要謝謝母親。母親解釋，這不是吳荻舟和我的私人關係，實在是七隊對我們的肯定和支持。

母親看到，不少她熟悉的隊員已經離開，而新隊員更年輕、熱情積極、生氣勃勃，劇宣七隊已經是一支能歌善舞能演話劇的抗日宣傳隊。1989年2月她在寄給廣州某刊物的《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寫道：“我真羡慕他們在集體生活中奔放開朗、深思熟慮的工作和追求，我則孤軍奮鬥，不知何日到頭，說不出的惆悵。可是吳荻舟卻對我能獨立養家，不拉他‘後腿’表示‘滿意’。我也只好這樣自我安慰。”

“後腿”和“滿意”打了引號，顯然母親心裡感到很苦。她在自傳裡寫過這樣的話：“在桂林居住的幾年中，只有吳荻舟全身浮腫嚴重回來休息過較長時間，此外他很少在家，一年中只偶爾回來一兩次。吳荻舟對我的主要影響是幫助我擺脫了宗教迷信的精神束縛，把我從對現實的失望、無可奈何的消極狀態中解脫出來，敢於鬥爭了。幫助我知道了中國共產黨，並且培養我對中國共產黨初步的、正確的認識，使我對黨產生了無限嚮往，信任與崇敬。這樣，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就有了一個轉變，雖然還很簡單幼稚，這個轉變，對我的思想發展有很大關係。”

母親說，她在托兒所院子裡種了一棵桂花樹，如果現在（2012年）還在，應該合抱很粗。

1943年8月至1944年初，母親他們曾經有一位特殊的鄰居。母親記得他們當時所住的桂林西郊，房後是觀音山，房前空曠，很遠處也是山，山下住著國民黨的部隊。母親告訴我，他們住的是一排五間麻秸房，從左向右依次是鼎鼎大名的新四軍軍長葉挺一家、他的秘書一家、房東、穆木天[1]，然後是母親一家。母親說，幾家的孩子們常常在門前空曠地帶一起玩，不過大人都吩咐孩子不去葉家打攪。葉家在房後種了菜，還養豬養羊。葉挺當時被軟禁，有一天，有人喊：“你的羊跑了！”葉挺爬上山找，其實是國民黨引他出去，把他抓走。

（圖三：我為母親手繪她記憶中的桂林舊居環境。）

母親告訴我這段往事的時候，已經94歲。我上網查了很久，希望找到文章證實母親的記憶。

網上有一篇文章題為《父親葉挺在桂林被騙遭捕的經過》，是葉挺的兒子葉正明訪問，但文章只是節錄，皖南事變中葉挺被捕，1942年下半年被蔣介石羈囚于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湖北恩施，1943年8月確曾被押送去桂林，次年1月又押回恩施，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被押至重慶，但是沒有受騙細節。我繼續找，找到南京市建鄴區圖書館錢丹的文章：1943～1944年間，葉挺曾被軟禁在桂林。當時李濟深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葉將軍名義上是他的“高參”，實際上是行動受監視的政治犯，處於半自由狀態，其夫人李秀文，子女葉正明、葉華明、葉揚眉與他同住，但是他們連生活都沒有保障，要自己種菜和養豬養羊。一天，葉挺正在家附近山坡上放羊，一個特務跑去騙他：“葉高參，你的羊跑了！”葉挺去看時，他們從埋伏的樹後衝出來，把他綁架，押回恩施，不久又押到重慶。直到抗戰勝利，1946年經共產黨與國民黨交涉他才獲釋，卻在飛往延安途中飛機失事遇難。

北伐名將，新四軍軍長，大敵當前，只能養豬養羊維持生計，最後不幸遇難，令人不勝唏噓。小時候我們都學過葉挺將軍的《囚歌》，印象深刻，沒想到他和母親一家曾為鄰居。重溫《囚歌》，我似乎也聽到了父親坐牢八年期間的心聲。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呵，給你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著，

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圖四：寫在牢房牆上的葉挺將軍《囚歌》。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4年日寇大舉南下，桂林疏散，大舅張國衡帶著外祖父母跟郵局系統撤退。母親說，當時火車只通到獨山，逃難的人千千萬萬，沿途坐汽車要靠搶，坐輪船要靠搶，生離死別的心情籠罩在每個人心頭，特別是窮苦人，寸步難行。母親全家一點積蓄也沒有，她找陳葆真借了一萬元，全部交給外祖父母做盤纏。1946年到了香港，母親寫信給陳葆真商量如何還錢（那時國民黨幣貶值，如折合計算，母親即無力償還），陳葆真來信要母親用這個錢給她寄進步書報。寄了幾次，她來信說不要寄了。再後來母親去了新加坡，兩人失去聯繫。

大舅張國衡在1972年元月16日寫給母親的信裡說，桂林吃緊，那天下午，他站在新橋路頭，當母親帶著大姐經過那裡，大姐見到他，抱住他的腿大哭，不願離開外婆，要大舅把她留下來。當時的淒涼情景，他記憶猶新。我寫到這裡，也如身臨其境，十分傷感。

說到桂林疏散，我想引用一段關於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的疏散故事，雖然與父母沒有直接關係，卻也算是對當時亂局的佐證，讓我們看到在“狼狽”中堅守的中國人：

1946年接任館長的唐現之在《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之今昔》（原載《廣西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47年3月15日出版）一文描述了一幅慘烈的圖景：抗戰期間，該圖書館曾將重要圖書遷藏於棲霞山洞暨園背村公所等處，保管煞費心力。特別是44年秋，日軍侵桂，圖書館奉令疏散，當時龍兆佛館長已經辭職，黃遠智代館長臨危受命，將館中最重要圖書裝箱，計約七萬餘冊。交通工具缺乏，他們只獲分配一艘二十五噸民船，容量只能載一半最重要特藏書，至9月初領到疏散費四十萬元，增雇民船五艘，才將全館三分之一圖書運到指定疏散地——昭平縣當裕鄉。周圍各縣先後淪陷，昭平三面皆敵，圖書館與省府失聯，經費無從領獲，風聲鶴唳，一夕數驚，隨館疏散人員再把重要圖書化整為零，分頭存放，最危險的時候，敵人離開館藏圖書僅五里地，館中同仁憂心戚戚。所幸不到一年，迎來日本投降，十二月初得以將疏散的大批圖書安然運回桂林。而在桂林沒能搬走的書籍以及圖書館建築設備，均成焦土，蕩然無存。

（圖五：文化名城桂林化作一片廢墟。）

母親隨七隊先在韶關落腳，父親和七隊前往贛州期間，母親獨留於此。1945年1月，日寇進逼韶關，當時七隊在贛州流動演出，後方只有父親和懷孕的母親，還有全部公私物資。七戰區下令放棄韶關，疏散往“三南”，父親千方百計用重價租到一條小船，裝上全隊公私物資，載著兩個孕婦（另一個是政治部某人的妻子請求支持，她的妹妹是助產士），互相照顧著，在隆隆的炮聲中溯湞水而上，半路上，在南雄，母親生下第二個孩子、我的大哥。南雄是座歷史厚重的文化名城，自古是嶺南通往中原的要道，是粵贛邊境的商品集散地，著名的梅關古道，珠璣巷等至今吸引遊人訪古探幽，但是當年父母哪裡會有這種閒情逸致。

第二天，聽到機關槍響，父親立即安排上路。這次搭上戰區某部汽車，母親抱著剛出生的嬰兒，身邊依偎著六歲的大姐，嚴寒下，車子在五嶺山脈的崇山峻嶺中蜿蜒前進，前面的路不通了，車子久久不能前進，水箱凍住，車的長龍也不動了。司機們乘機紛紛下車去找吃喝住宿，父親也下車找到農家，先接母親前往，回頭再接大姐，大姐久等不見父母，已驚得嚎啕大哭。產婦一天無水入口，母親記得到了和平縣城才吃到一天裡第一口稀飯。嬰兒的尿布是鄉下買的草紙，濕了撕開晾乾再用。沿途逃難的百姓扶老攜幼，奪路而逃，老弱垂危倒臥路旁，誰也顧不上停下腳步看一眼，更不用說伸出援手。

母親形容說，和平是個小山城，七戰區的軍政機關、幹部家屬一下子湧來，搶購食物，爭奪住房和交通工具，小城像失了火一樣亂作一團，“強者勝”，弱者啼饑號寒，慘不忍睹。

父親後來說，母親能在那種絕境中活下來真是奇跡。

[1] 穆木天：1900年出生于吉林省伊通縣的書香旗人門第。自幼即過著優渥生活。本名穆敬熙，筆名穆木天。1918年畢業于天津南開中學。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1931年加入“左聯”， 1937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38年後輾轉昆明、廣州、桂林、上海等地從事教學和創作。解放後先後在東北師大、北京師大任教。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1年10月病故。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 險惡贛南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西南劇展1944年5月19日閉幕後，七隊到柳州演出《法西斯細菌》和《軍民進行曲》。6月上旬，左洪濤緊急通知父親吳荻舟：日寇繼打通平漢線後，又擬打通湘桂、粵漢線，進攻湘南、桂柳，國民黨為阻止日寇西侵，準備炸毀湘江大橋，令七隊火速返回韶關駐地，否則便回不去了。

左洪濤說：“我們的聯繫隨時會中斷，要做好獨立作戰的思想準備，堅持工作。最後的政治界線是‘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寫反共標語’”。隊務會決定立即拔營撤寨趕回七戰區。

幾乎同一時間，國民黨下令桂林疏散。

大舅張國衡在一封家書裡回憶：桂林疏散前夕，外祖父回來和家人匯合。外祖父告訴大舅，後方醫院沒有足夠的藥物，常常眼看著傷兵死去，他曾輾轉幾家傷兵醫院，也在廣西全州做過半年中學校醫。

郵局系統通知大舅張國衡可以選擇疏散到貴陽、昆明、成都或者重慶的省區局所。大舅考慮到外祖父母很久沒見過兩個小兒子、我的二舅和小舅，於是選擇去重慶。1944年初他們在重慶重逢，據大舅回憶：衡陽分別時，二舅和小舅還是孩子，這次相見他們都自立了，外祖父母自是十分寬慰。二舅還幫父母在郊區小龍坎租了農民房，星期天就來陪伴一天。

大舅被分配在郵局的快信組，一夜間往往處理幾籮筐的信件，手眼都不能停，忙到天亮，白天就在走道上打地鋪睡覺。

外祖父母屬於直系親屬，可以跟著郵局系統撤退，但是我母親張佩華和我的大姐不可以。母親離別好友陳葆貞和育英托兒所，離別外祖父母，帶著我的大姐隨父親撤往韶關。

（圖一：從1944年10月29日至1944年11月10日桂林淪陷，日軍對桂林進行了毀滅性的狂轟濫炸，桂林市區幾乎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市民及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軍隊，學校紛紛搬去郊區，也不能倖免[1]。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回到韶關。按照慣例，每個新劇碼都要到長官部彙報演出，來不及喘口氣，6月中旬，便在七戰區長官部禮堂演出《法西斯細菌》，又應中山大學的邀請到坪石和該校演出。演出後，父親應地下黨員張泉林、魯郎的要求，向中大學生做了《關於民族形式與抗日宣傳》的學術報告，同學們聽後反映很好，對“民族形式”和父親有不同意見的朱謙之教授也激動得當場與父親擁抱。

由坪石回到韶關，七隊向韶關人民做了一次音樂劇總彙報，演出《農村曲》、《生產大合唱》、《生產三部曲》、《新年大合唱》和《軍民進行曲》等。儘管已經進入備戰時期，觀眾還是很踴躍。

劇宣七隊在鄂湘桂粵四省、武漢、湘北、湘南、桂北、桂南、粵西、粵北等主要地區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不過還未去過“太子”蔣經國的新贛南[2]和粵東山區。考慮到如果以韶關為中心的粵北地區成為抗日戰爭前線，則以上地區便成為七戰區的後方。那裡是十年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和工農紅軍的老區，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於是七隊派陳卓猷到贛州，通過關係疏通贛州民教館負責人，發出一封邀請信請七隊去贛州演出。

日寇打通粵漢線後，進攻湘桂的風聲越來越緊。七戰區已經在韶關週邊及鐵路沿線加緊構築工事，為了與戰區保持聯繫，隊務會決定這次由副隊長徐洗塵帶隊，父親只隨隊到贛州、興國，然後留駐曲江便於和戰區政治部及時聯繫，同時照顧臨產的母親。

8月，七隊沿廣東始興、南雄轉入江西的大庚、南康。過新城時，專程到鎢礦礦區演出，慰問礦工，受到熱烈歡迎。礦工們揭發奸商與官僚勾結，把禁止出口的軍用物資鎢礦走私到汕頭或香港賣給日寇，他們說，如果日寇打來，他們一定組織起來打遊擊。到贛州後，民教館、專員公署政治部都表示歡迎，令父親他們感到興奮的是不少在韶關看過七隊演出的青年人聞風而來探望七隊。

父親在贛州、興國，拜會統戰人士曹聚仁、朱潔夫等朋友後便返回韶關。

七隊在贛州演出《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觀眾熱情高漲。可是據隊史記載，在慶祝1945年元旦的歌舞晚會開幕前，卻有中統特務藉口沒給他們送戲票，要強行入場。副隊長徐洗塵不讓他們無票入場，負責前臺工作的隊員何祖鈞也和手持武器的特務講理，特務們“在圍觀群眾面前丟了臉，惱羞成怒，動手扭打徐洗塵，抓走何祖鈞。”在場的群眾憤憤不平：“人家義演做好事，你倒來搗亂！”“如果新贛南不能演出這樣的歌劇，還算什麼新贛南！”

父親接到電報，趕到贛州，在《正氣日報》社長兼總編曹聚仁先生陪同下去見蔣經國。蔣經國先是說不知道，父親遂向他說明七隊是應邀請來義演的，是為贛州做好事，也是來宣傳抗日的。全部戲票由民教館負責處理，送票與否與七隊無關。隊副和隊員遭毒打、逮捕，是不應該發生的，請他過問。可能蔣經國也擔心中統特務的猖獗魯莽行為會引起地方勢力不滿，也不符合“新贛南”和“開明政治”的面貌吧，便答應查辦。第二天，特務放回何祖鈞。此後七隊在“新贛南”工作兩個多月，未再發生類似的事。

在贛州，還有一個小插曲。中國著名漫畫家、“三毛之父”張樂平本來擔任抗日漫畫宣傳隊副隊長，在上饒等地舉辦抗日巡迴漫畫展覽，由於經費緊張，漫畫宣傳隊解散，赴桂林途經贛州，遇到老朋友挽留，遂和妻子馮雛音留下。張樂平為人畫速寫為生，馮雛音則教書補貼家用。兩個女兒相繼出生，負擔很重。

據馮雛音在《與劇宣七隊在一起的日子》裡回憶：

“一日，忽聞張樂平1937年在武漢政治部三廳抗日宣傳隊成立時認識的老朋友吳荻舟率抗日劇宣七隊來贛州演出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我們夫婦倆興沖沖地趕去觀看，不料竟在後臺遇見潘予、齊木冬、林斟冰等張樂平在漫畫宣傳隊時結識的文藝界朋友，而從事美術設計的俞亮則是我上海的老鄰居。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樂平介紹我認識了劇宣七隊的隊長吳荻舟先生。當時他年近40，身體結實，為人十分和藹，是個地下工作者，為黨的事業兢兢業業，默默耕耘，是有威信的行政領導。

我們生活上的窘迫很快被朋友發現了，為了幫助我們全家，劇宣七隊的隊長和朋友們決定讓我們以‘隊友’的身份留在隊內，參加他們的小組活動，與他們共進共退，共同用演劇隊的名義、辦畫展的形式宣傳抗日。當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即使這樣，他們仍免費為我們提供食宿，潘予更是每天準備一碗豆漿送給我的孩子食用。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是吳荻舟和七隊的朋友們幫助了我們。”

（圖二：劇宣七隊生活艱苦但是大家有難同當。）

就這樣，張樂平一家在贛州加入劇宣七隊輾轉贛粵，劇宣七隊上演話劇《法西斯細菌》的時候，張樂平的大女兒娓娓也上臺客串演出。母親和馮雛音很談得來，大家生活得像一家人。每次上路，他們一家會得到特殊的照顧，小孩經常被安排在汽車駕駛座旁。劇宣七隊的隊員們幫助張樂平佈置抗敵宣傳畫展，青年人火一樣的熱情，令他們在50年後想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他們和父親成為一生的好朋友，解放後，父母每次去上海，都會去看望他們，特別是文革之後，大家都有劫後重生的感慨，持續逾半個世紀的友誼彌足珍貴。

1945年1月下旬，日寇攻擊距離韶關不遠的馬壩，炮聲隱隱可聞，戰局緊張，七戰區電令七隊火速從贛州撤入“三南”（龍南、定南、虔南）。七戰區撤離韶關，顯示第十二集團軍不打算在粵北山區抗擊日寇，準備放棄嶺南重鎮韶關。戰區各單位爭先恐後地落荒疏散，所有交通工具被搶一空，父親高價租了小船，載上臨產的母親和隊的公私物資，沿湞水逆流而上撤往南雄，母親在南雄生下我的大哥，再由陸路經信豐進入“三南”與大隊會合。接到指令的七隊全體則是從贛州逆桃江而上，經信豐入“三南”，沿途不分男女，背纖拉船，推手車，抬擔架，冒嚴寒，頂風雪，千辛萬苦保住全部公私物資服裝道具毫無損失。

龍南、定南、虔南（現稱全南）是贛南的三個小山城，擠在崇山峻嶺中，平時無人問津。這時戰區（省機關未往三南撤退）所有機關單位人員家屬、還有老百姓匆忙撤到這裡，或住下或經過，到處是人和物。父親形容：“天上大雪紛飛，地下軍用公路給人和車輛踩壓成光滑的冰河，孩子老人在路邊哭泣無人過問，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把三座寧靜小城，一下子拋進荒亂的漩渦。”

（圖三：“三南”的崇山峻嶺。網路圖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剛到山城，七隊還計劃做一些宣傳工作，但人心惶惶，而且大多數是撤退下來的機關幹部和家屬，前途茫茫，誰還有心思聽他們宣傳。父親說：像這樣不戰而逃，事先又不打招呼，不是有計劃地撤退，結果，軍隊老百姓亂成一團，小小山城，吃住都不能解決。在現實面前，我們的宣傳，群眾無法相信，就是我們自己也感到有點惶惑了，究竟退到何處才是盡頭！

父親後來曾形容日寇這個冬天的瘋狂進攻為“侵華戰爭的迴光返照”，但其實當時他們對戰況很隔閡，戰區政治部也顧不上管他們。當小船沿湞江而上時，日寇的槍聲尾隨著，父親還在琢磨，是擴大韶關週邊、鞏固這個據點吧？敵人沒理由入侵贛南，戰區為什麼一下子撤進“三南”？後來聽到有難民說：韶關淪陷後，鬼子打到江西南康便停止前進，而沿著粵漢鐵路向湖南趨擾。這證明其目的是打通粵漢線北上，與從武漢南下敵人會合後進攻桂柳，擾我大後方，迫蔣介石議和。

可是，父親說，敵人沒想到他錯誤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進一步分薄了自己的力量，加速了自己的失敗。勝利一天沒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有的同志萌發了去遊擊區的念頭，這也不是第一次，隊務會做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把隊伍拉出去，逐站工作，慢慢向韓江遊擊區和閩西老蘇區靠攏。於是向政治部提出往粵東流動，得到批准。

那年的年關，母親形容說：“寒風凜冽，年近歲晚。崇山峻嶺，雪野茫茫，目力所及，遍山松竹的株株條條頂著積雪，隨風搖曳，人們的心，也被冷凍了。我思念著父母和弟弟們，心也在往下沉！”

母親還說：大師傅走來問年夜飯吃什麼？正好一隻大黃狗躥過，大師傅計上心頭，轉身走開。晚上，一頓“香肉宴”逗得隊員們高興起來，有人從門外端來雪水，高喊“白酒來了！”母親說：以後多年我都不能忘記那些風塵僕僕的年輕隊員們，他們憔悴疲憊，歷盡艱辛，卻不皺眉頭不埋怨，一到駐地立即投入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那麼堅強、鎮定，令人佩服不已！

劇宣七隊從定南經龍川、興寧往梅縣轉移。戰時演劇的適應性很強，可繁可簡，道具基本是就地取材。3月在興寧演出《軍民進行曲》、《新年大合唱》，七戰區某部司令香翰屏及其部屬，在華作戰的美軍東南聯絡站的人員都來看演出。

劇宣七隊是4月到梅縣的，據隊史大事記記載：4月7日在梅縣，與張樂平，陸志庠聯合舉辦“詩畫展覽會”；4月至6月間，在梅縣演出《農村曲》、《新年大合唱》、《軍民進行曲》及話劇《重慶24小時》等節目十多場，為綏署陸軍總醫院籌款25萬元，還舉行音樂會、詩歌朗誦會和出版抗戰歌集。到了梅縣便住進了張家圍的肩一小學，然後慢慢像打開一把摺扇那樣向周圍開展工作。

（圖四：網店拍賣的劇七《重慶24小時》宣傳品。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之友李鐸元（原名李崗）2008年給劇七老同志的信中寫道：“劇七1945年梅縣演出一鳴驚人，受到山城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現今七八十歲的老人談起劇七來猶眉飛色舞！如癡如醉！時不時哼出《李大媽》、《朱大嫂送雞蛋》……時不時講到抗日《軍民進行曲》、《農村曲》、《法西斯細菌》裡的人物角色。傍晚劇七在民眾教育館、肩一小學晚飯時都圍了不少熱心的群眾。齊牧冬、袁濱拿著燒焦的鍋巴沾鮮奶吃，說‘真香’！兩位活潑可愛的小女童（小小、咪咪）的父親正是《三毛流浪記》的著名畫家張樂平……距今六十多年，散居各地的劇七之友仍舊在懷念……更多的是我不認識的劇七迷大有人在。”

（圖五：2008年春節劇七之友李鐸元來信，熱情洋溢，感情深厚。）

[1]根據刊載于《廣西右江師專學報》2006年第4期付廣華的論文《論日軍對桂林的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截至桂林疏散前夕，日軍轟炸51次，634人死亡，1056人受傷。桂林十年建設期間的工業化成果、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市政設施以及各種現代服務業全部毀於日軍侵略的戰火。

[2] 1939年6月11至1945年3月贛南淪陷，蔣經國任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兼贛縣縣長六年。他在贛南推行“三禁一清”政策和“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禁煙、禁毒、禁娼，要贛南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從他的“新贛南”既能看到前蘇聯的影子，也能看到後來的臺灣。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8 我的大舅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據隊史記載，1941年6、7月間，政治部主任秘書吳榮楫(長官部國民黨黨部負責人)多次催促，9月更是下令劇宣七隊立即辦理加入國民黨的手續。七戰區當局對這不得人心的“集體入黨”也不感興趣，政治大隊、長官部和政治部的一些直屬科室都拖著未辦。現在拖不下去了，劇宣七隊決定：1.把各人代替照片的指紋紙打亂順序，貼到空白的“黨證”上拿去蓋章；2.發下的國民黨黨證由隊部集中保管，準備將來燒毀，以示參加是非自願的。二十多年後，“文化大革命”中，抗宣隊、演劇隊被污蔑是“反革命別動隊”，“假共產黨、真國民黨”，許多原抗宣、演劇隊員包括已離隊但未除名的隊員都蒙受了不白之冤。父親吳荻舟他們當時一定沒有想到，此事的後果非常嚴重。

就以我的大舅張國衡為例，在我的印象裡，他會拉胡琴會唱歌，能寫能畫，是個秀才，而且與世無爭，和藹可親，是萬里挑一的大好人。看他一輩子對我母親敬重的態度，就知道什麼是“長姊如母”。不過直到細閱他的一批信和回憶錄手稿，我都不知道，他的一生如此坎坷。

大舅和外祖父母是1939年春節後不久從邵陽到桂林會合我母親的，大舅那時候還是一個剛出校門的學生（初一讀了幾個月），他說自己什麼也不會做，更不懂政治。1939年秋天，他到桂林行營政治部主辦的“漫畫訓練班”學習繪畫。班主任是“陳中畫報社”社長梁中銘，老師們都是有名的畫家，如廖冰，周令劍，沈國衡等。

學習班設在七星岩後岩附近，日本飛機經常空襲桂林，警報來的時候，他們就在老師帶領下在七星岩山上寫生，畫人物像。有一次周令劍老師帶他們去郊外寫生，來到一個小鎮附近，不遠處有一間平房，門前一位長者手持拐杖坐在椅子上，只看見輪廓，看不清臉面，只見鼻子底下一條“一”字形的濃黑大鬍子。周老師說對這種畫面的處理，只要抓住特點就行了，說著就在臉上鼻下位置畫了一道黑黑的粗線，畫上背後的樹和房子，寥寥幾筆，便把那位長者的神態全畫出來。那位長者走過來，周老師馬上在畫上簽了名字送給他，使他非常高興。半年後，將近結業時，正值汪精衛投降日寇，訓練班就佈置每人畫一幅圖，組成連環畫，在桂林街頭展出。大舅說：“這是我第一次用漫畫這個武器向敵人開火。”

1940年春，抗宣一隊招收青年隊員，大舅加入了抗宣一隊，他平時就愛唱歌，當時最流行的抗日歌曲如“大刀進行曲”，“松花江上”，“義勇軍進行曲”他都會唱。大舅對抗宣一隊並不陌生，他們一家看著父親從“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副團長到抗宣一隊隊長的變化，跟著父親從安徽走到湖北，再從湖南來到廣西。抗宣一隊住在東江鎮小學的時候，母親一家就住在東江鎮東江路77號一座三層木樓的三樓上，離得不遠，大舅常去看他們排戲練歌。他記得有一次抗宣一隊演出，他跟隨去劇場一直幫忙到深夜，回來時因太晚怕叫不開門，便在隊裡住了一晚。能和抗宣一隊同住，大舅非常快活，因為他愛集體生活，又是參加抗日宣傳，覺得非常有意義。即使第二天早上回家被外祖母批評了一頓，也不能阻止大舅常去那裡。

加入抗宣一隊後，每天參加練唱、排戲，還要畫佈景，出壁報，工作很緊張，往往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大舅形容說：“隊員團結合作，十分友愛。一天忙到晚，年輕人精力充沛，不知道什麼是累，反正疲倦了，晚上睡一覺，第二天又恢復了。”隊裡經費少，沒有發過工資，也沒人提過這個問題。平時吃青菜，很少有肉，偶爾加一次菜，便很高興。大舅說：“這種艱苦的生活，對我這個苦慣了的孩子來說，根本沒什麼。”他們還曾經到一間中學教學生繪畫，很受同學們歡迎；曾經到傷病醫院慰問演出，去全州（湘桂邊界地區）為炮兵部隊及當地群眾演出，炮兵部隊也為他們操演大炮。

大舅參加的第一次演出，是《農村曲》的試驗演出。大舅說：“我在劇中扮演一個農民的角色，雖由於對生活體驗不深，演得不怎麼好，但卻使我第一次瞭解了解放區人民的生活情形以及黨的團結抗日政策，黨的形象第一次在我心中豎立起來。記得在家鄉時，聽人談起‘共產黨’，總是很神秘，總是背著別人悄悄談論，有人來便終止，或支吾過去。所以對黨非常不瞭解。在演出《農村曲》時，卻使我認識到黨是在人民群眾之中，並不神秘。雖然還不十分瞭解，卻使我有了好感。我想與我有相同認識的群眾看了這個戲，一定會有同感。”

大約在1940年初秋，抗宣一隊回到桂林。在興安上火車時，當地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都來送行，緊緊握著隊員們的手，希望他們再來，有些人還哭了，尤其是女同學。面對熱情而誠摯的青年學生和群眾，許多隊員也落下眼淚，大家依依不捨地道別。青年學生們紛紛拿出筆記本，要隊員們簽名留念，大舅也簽了幾個。那種熱烈動人的場面，令大舅非常感動。

回到桂林，抗宣一隊仍住在東江鎮小學。學校位於伏波山對面的灕江邊上。附近有一個渡口。校舍後有一籃球場，大舅他們常在工作之餘打一會兒籃球。出校門通往渡口的路上要經過一個墳地，大舅說：（抗宣一隊的）陳會軺就埋葬在路口附近。陳會軺這個名字多次在第三章出現，可惜他的生命那麼短暫，我在網路上查也毫無線索。不過大舅對他印象很好，記得他是山東人，個子不高，寬肩膀，方圓臉，很和善。很長一段時間，大舅每次經過都到他的墳上看看。他的墓碑上刻著他的經歷，墓碑由抗宣一隊全體隊員立，是紅字，1944年日寇佔領桂林後被鏟平銷毀。大舅說可能是因為碑上刻有“抗日”字樣。

繼在《農村曲》劇中扮演農民角色之後，大舅又在大型歌劇《軍民進行曲》中扮演一個負傷的八路軍戰士。他說：“這大概是首次在桂林舞臺上出現八路軍形象吧！扮演這個角色，我很高興，雖然我當時對八路軍不太瞭解，但在舞臺上能演八路軍戰士，也使我感到驕傲。”當時在國統區，解放區的一切新聞報導都被封鎖，群眾瞭解不到真實情況。而且當時在桂林國民黨特務橫行，演出是有危險的。但是讓大後方群眾瞭解解放區軍民合作抗擊日寇的真實感人場面，批判國民黨不抵抗政策，他認為很有意義。

（圖二：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1。）

（圖三：抗宣一隊演出的《軍民進行曲》第三幕勝利的場面。）

大舅說，當時，廣大群眾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抗戰何時勝利。被迫離鄉背井的人，都希望抗戰能早日勝利，早日重返家園，與親人團聚。而國民黨節節敗退，不但不積極抗戰，反而起勁的反共，迫害進步人士和有正義感的群眾，使廣大群眾怨聲載道。大舅說：“如果說，我過去對黨的認識還不太清楚的話，那麼這個戲的演出，又使我進了一步，‘共產黨是真正抗日的’這個信念已在我心裡牢牢紮下，黨的形象也在我心中進一步高大起來。”

《軍民進行曲》演出後不久，大舅隨隊出發到柳州做元旦勞軍演出。“皖南事變”後，抗宣一隊滯留在柳州，住在柳州中學內一幢兩層樓房的教室內。他回憶這期間有兩三次小規模演出。一次是在柳州沙壙農場，演出《生產大合唱》和小歌詠；另一次是到山裡慰問駐軍，大舅記得那是一個有月色的夜晚，他們踏著月色沿著魚峰山後面一條小路連夜趕往慰問演出，第二天一大早又趕回來。其餘時間除了開會、學習外，還緊張地排練話劇《刑》及歌曲，很少外出。父親請了一些進步人士給隊員講時事與文學，大舅一有空閒就向林韻學習“和聲學初步”，學習樂理與作曲，打下了自修樂理的基礎。林路教大家練聲，十數人排成一列，林路不厭其煩一個個教大家如何呼吸，如何發聲，一個個糾正錯誤，直到滿意為止。這對全隊提高歌唱水準、取得更好的演出效果很有幫助。他們在惡劣環境下對前途充滿信心，積極樂觀，實在令人佩服。

據大舅回憶，轉戰到韶關後的一個星期天，大家都出去了，只有他和徐洗塵、林韻、史進（或林正斌）四人在家。在門前曬坪上，四個人曬著太陽放聲高唱 “我所愛的大中華”。這是一個外國曲子，歌詞填寫恰到好處，熱情處感情奔放，沉痛處音調哀傷，很能表達出熱血青年愛國的感性，大舅很喜歡，幾十年後歌詞已經記不全，還經常哼唱其曲。這支歌也是抗宣一隊的保留節目，每次音樂會都有它。那天他們四個就那樣唱了一遍又一遍。看到大舅的回憶，我可以感受到他在這個集體裡多麼如魚得水，暢快淋漓。

大舅還記得一些生活細節，他說那時大家親如手足，同甘共苦。他和林韻感情最好，每到月底月初，結算伙食，拿到很少的一點伙食尾數後，大家愛到小鎮附近街頭小鋪吃裹蒸粽。大舅和林韻總是兩人分吃一個。他詳細地描述賣粽子的人如何把粽葉剝掉，用一個細線做的小竹弓把粽子切成許多小塊，放入小碟子，放點醬油，幾滴麻油，還放點芫荽（香菜），然後他們倆慢慢品嘗，有滋有味。只是，大舅不無遺憾地說：一個月只能吃一兩次，當時口袋裡根本沒有幾個錢。

1941年6月，由於家庭經濟困難，外祖母打電報叫大舅回桂林幫著養家，大舅的命運就此改變。

就在他離隊前夕，七隊開始辦理集體加入國民黨的事。因為當時沒想到他這一去再也沒有回來，所以他也填過表，打過手指模。他知道七隊已經拖了很久，登記是被迫的，但是他不清楚當時的對策是“人離隊，不除名”，由預備隊員頂替。以後他在桂林、重慶和柳州的郵局工作過，並沒有和國民黨的任何組織和個人聯繫，沒想到此事竟讓他背了幾十年的包袱。

柳州解放後，大舅遇到第一個打擊。由於他工作表現好，當時的軍代表想介紹他加入共產黨，大舅主動講了曾經辦過集體加入國民黨的手續，軍代表既沒有細問，也不願再做介紹人，隨後還把大舅從工會主席的職務上調開，把他調離柳州，雖然沒有說明理由，但是大舅知道，都是沖著這個敏感問題來的。他的滿腔熱情，好像被潑了一盆冷水。雖然如此，大舅對工作還是認真積極、忠心耿耿。

1956年審幹時，大舅又一次如實交待，寄望組織會去調查。但不久後給他的結論卻是“普通國民黨黨員，歷史基本交代清楚”。大舅對此結論雖有疑問，但因不瞭解正式參加國民黨的手續，以為這是經過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既成事實，從此就莫名其妙地成了“正式”的國民黨黨員，也說不清是誰給他帶上這頂帽子，思想上背上沉重的包袱。他不明白，自己離隊後直到解放，不但與國民黨毫無關係，抗戰期間，還在工餘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歌詠隊”，以歌詠為武器宣傳抗日，在郵局內部也借助工會力量組成業餘歌詠隊演唱在抗宣一隊學到的抗日歌曲。有一次在集會上唱“在太行山上”這支曲子後，還被國民黨特務追查過。在解放戰爭時期，他在柳州郵局工作，在地下党領導下，參與在廣大中小學生之間推廣新音樂，抵制黃色音樂等週邊工作，還利用職務便利，為地下黨傳遞從香港我父親那裡寄來的《華商報》剪報，為爭取民主自由，爭取解放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貢獻。自己怎麼會成為一個國民黨黨員呢？

晚年他給母親寫信說，那時候有些人說他有點忽冷忽熱，卻無人知道他內心的苦悶以及忽冷忽熱的原因：當他想到這件不明不白的事時，便思想消沉，當工作緊張忘記它時，便又一心撲在工作上。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不斷出差外地工作，他無暇思考如何才能解決問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認真思考、決心解決這個問題時，卻不料文化大革命爆發，他們被抄家，被抄出三樣東西，一是兩枚港幣，外祖父1953年到南寧探望他們的時候帶在身上，說是離開香港時（1950年以前，外祖父母曾經在香港生活過一段時間）無意間帶回來，又從廣州帶來南寧，說是讓大舅見識見識；二是一枚銅圓，上面有國民黨黨徽。解放前國民黨發行“銀元劵”的時候，有一兩天用的是這種銅圓，但銅圓沒用完，就買不到東西了，剩下這一枚，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被抄家的人發現；三是一本解放前出版的世界地圖冊，內頁有“萬國旗”包括國民政府的旗幟。這個地圖冊丟在廢紙堆裡，早就不用了。

就是這幾件東西，還有一些當年的舊照片，成為“國民黨殘渣餘孽”、“歷史反革命”的罪證，大舅差點被打死！大舅說：“解放前我造了國民黨的反，卻成了‘歷史反革命’，真是莫大的嘲諷，令人啼笑皆非！我不知道做這個結論的人，自己是什麼人，站在什麼立場！”

直至1978年，中共中央發出中組通字第8號檔，大舅才知道關於“集體加入國民黨”事件的全部內情與真相，他說：“可惜知道得太晚。更奇怪的是，在我與有關證明人聯繫後，才知道他們中一個也未寫過證明材料。”大舅很氣憤，質問當初他那麼尊敬那麼信任的廣西郵電管理局黨組織有關負責人是如何做出結論的。人生的損失無法彌補，內心的創傷也無法修復。

看到大舅的遭遇，我很為他和受牽連的大舅母、表妹難過，久久不能釋然。

表妹那時候不到10歲。她告訴我，不記得是68年還是69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她在隔壁小朋友家玩，就聽見大院裡響起了槍聲，原來是大舅被五花大綁由十幾個人拿槍押著，前面兩個鳴槍開道，向他們家走來。他們是來抄家，也沒有抄出什麼東西，帶走了一台手搖留聲機和一箱黑膠唱片，都是些西方古典音樂和少量的京劇唱片。抄家的時候大舅被逼著跪下，他不從，被人用槍上的刺刀捅傷小腿，流了一地鮮血。大舅被關押了半年多，期間還有幾次抄家，問有沒有看到國民黨委任狀和什麼印章，表妹答沒看見。大舅放回來之後身上還有很多瘀傷，右眼也打壞了，治了很久。

父親有一封寫於1979年的信，提及根本沒有人去向他調查過。父親說：“過去我沒有寫過關於張國衡的證明材料，他們的單位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沒有向我要過證明材料，如果早向我要，他的問題就不會拖32年了。我早就會給他證明：他是七隊加入（國民黨）之前三個月就離隊了，怎麼也沾不上‘集體加入’的問題呀！”

儘管一生挫折重重，晚年，大舅還是總結：“在抗宣一隊——劇宣七隊工作一年多的最大收穫，就是懂得了‘革命立場’，認識了共產黨。我自小接受的是脫離現實的教育，又生活在基督教包圍的環境中（我的母親與老師都是基督教徒），不知道什麼是政治，更不懂得革命的真諦，思想是唯心的。隊教育我轉變了立場，這是我在離隊後，能在國民黨統治區堅定地站在革命立場，堅持不反共，不唱反共的歌，不做反共的事，以革命歌曲為武器，積極宣傳黨的堅定的抗日政策，接受党的領導，完成党交給的任務的主要原因。”他說：“我永遠懷念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這個戰鬥集體！永遠懷念幫助過我教育過我的親密戰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