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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美術很簡單很漂亮,大樹下有涼亭、兩個人物。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5戰時文藝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5 戰時文藝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39年抗宣一隊從桂南流動回到桂林。

三個月沒著家,吳荻舟榮升父親。當時我母親張佩華帶著小嬰兒,又要照顧流亡到桂林的外祖父母,日子別提多艱難。

據母親回憶,她在桂林找過許多次工作。第一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管抗宣隊的三組組長張志讓介紹她去找某主任,某主任聽說母親是從抗宣一隊退下來的,笑臉立即變成冷臉:“你回去等通知吧。”母親沒有一點社會經驗,不知道他為什麼突然改變態度。後來才知道,母親視作光榮的抗宣一隊經歷,他卻看做洪水猛獸。

星星小學校長孫滬芳的妹夫夏奎介紹母親到郵務工會做文書,每天晚上去做幾小時抄寫、記錄之類的工作。母親說:大概我太沒經驗了,三四個月後就被辭退。之後她當過家庭教師,再後來抗宣一隊的白樺阿姨介紹她去觀音山育英托兒所做保育員,可以帶著孩子去,不過除了包伙食和幾元零用錢外沒有工資。不久,我大姐出麻疹,愈後需錢調理,母親又要另找工作。

這時候外祖父已經結束了湖南邵陽傷兵醫院的工作,還在全州中學做過校醫,可是流亡到桂林後就沒有工作了。我想像不到,這一家老小是如何支撐下來的。我在美國印第安那州麥迪遜市參觀過一位醫生世家的祖屋,也就是100多年歷史。外間書架上放著一排排病歷,裡間放著年代已久的簡陋的醫療設備,我頓時想起外祖父,如果不是兵荒馬亂,或許,在合肥老家也會留下一所百年老診所。憑外祖父行醫有道,母親工作幫補家計,撫育三個舅舅受教育、長大成人,或許有哪個舅舅繼承外祖父的診所,他們肯定能過上殷實人家的生活。

整個抗戰期間父親對母親沒有一點點支援,不論是在經濟上還是時間上。工作高度緊張,他也顧不上家啊。

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的時候,國民黨正強迫各抗宣隊演劇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1]傳達了中共南方局(周恩來主持)的指示:1.為了工作,被強迫時,可集體參加;2.如有(共產)黨員身份暴露,不便參加的,要設法安全撤退;3.對民主黨派,不願參加(國民黨)的要安排離隊。

隊務會把這個問題慎重地告訴隊員們時,全體隊員堅決表示不參加。有些提出要離隊,不願參加又不願離隊的提出種種藉口:有的說自己有宗教信仰(基督教徒、佛教徒等),不參加政黨;有的說不滿年齡不必參加等等。隊務會分析了當時的政治環境,認為桂系勢力長期鬧獨立性,曾發動過迫蔣(介石)抗日運動,他們要依靠進步力量,頂住時刻都要擠進來的國民黨嫡系勢力,對國民黨要求廣西省各機關團體(包括機關、學校、警察局)集體加入國民黨也很反感。隊務會議決,為了確保隊的生存,做好兩手準備,一是拖,二是參加,但以拖為主。只要行營政治部不催促便拖,拖到無法再拖時再辦,盡可能離開桂林,多到各地流動。

他們到桂林與貴州間的永福縣流動了一個月左右,慰問當時趕修桂林到貴陽鐵路的築路工人和當地群眾。

廣西省委通過八路軍辦事處要求他們協助舉辦合作幹部訓練班和農事幹部訓練班,物色群眾骨幹做《抗宣通訊》的通訊員,抗宣一隊派了一組隊員,先後共物色數百名青年,訓練班結束後,分配到各鄉鎮合作社或農業推廣站當幹部,同時期還辦了一個刊物《農村生活》。

馮乃超、李克農指示父親帶幾位隊員去靈川縣(八路軍郊區辦事處附近)探望在長沙共同戰鬥過的鹿地亙並協助他們演出,包括搞舞臺效果、燈光和服裝等後臺工作。抗宣一隊派出一組隊員協助“日本反戰同盟”演出鹿地亙的大型話劇《三兄弟》。

簡陋的話劇舞台上有七名工人、日本兵、漢奸模樣的演員。

抗宣一隊與日本反戰同盟聯合演出話劇“打鬼子”

(圖一:抗宣一隊與日本反戰同盟聯合演出話劇,反映日本人民反日本法西斯的鬥爭。反戰同盟大部分成員是日本戰俘,領導人是鹿地亙。)

還有的隊員留在桂林堅持街頭宣傳,按期編《抗宣壁報》外,先後參加桂林戲劇界籌建小劇場,為《救亡日報》籌集資金,公演《一年間》等。這次公演規模很大,分為國、粵、桂三種語言先後舉行。

1939年11月,日軍在北部灣沿海登陸,沿公路侵入桂南,打到南寧以北,逼近賓陽的昆侖關,國民黨軍隊在廣西南路地方民兵配合下,在昆侖關與入侵日軍血戰得勝。抗宣一隊派了一組隊員編輯、刻蠟板、油印小報《前線》,送到前線。

他們還與“樂群社”合作,舉辦樂群社歌詠訓練班,成立“樂群社歌詠團”,給地方上培訓了一批歌詠骨幹,該團後來參加抗宣一隊演出的《農村曲》、《軍民進行曲》等歌劇。

同時,父親參加了桂林戲劇界勞軍團赴賓陽勞軍,團長是京劇演員劉筱衡。

在賓陽,父親重遇30年代初一起坐牢的難友左洪濤。當時他是以國民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機要秘書身份陪張發奎從韶關到桂南視察的,父親不知底細,不敢和他多說話。

父親說:“後來,左洪濤兩次經過桂林,到我家密談,告訴我許多難友出獄後的情況,分析當前形勢等。”左洪濤說了自己如何經郭沫若介紹參加第八集團軍張發奎屬下的“戰地服務隊”,如何從華東轉戰到華南,當上張發奎的機要秘書。由此父親察覺到他與中共組織的聯繫,也道出自己出獄後如何與柳乃夫組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如何擔任抗宣一隊隊長的經過。左洪濤獲悉父親l937年出獄至今仍未找到被捕前的黨組織連絡人,未接上組織關係,答應幫助父親,但是,還是那句話:要找到證明人。

以後多年裡,父親遇到工作上的困難,便向左洪濤請教,左洪濤也千方百計將中共的指示傳達給父親,在舊交的基礎上,兩人建立了新的更密切關係。

1940年初夏,父親率隊到湘桂、粵漢鐵路沿線流動工作,在粵漢線的郴州,除了街頭宣傳外,重點是在那裡一所頗具規模的傷兵醫院慰問演出,和傷兵談心,宣傳抗日方針政策,鼓勵他們傷癒後重上前線。傷患們傾訴院方克扣他們的伙食和醫藥費,置他們的病痛、生命於不顧,激憤地說與其在這裡無限期地受罪,不如死在前線。隊員們只能在心裡同情,無法幫助他們解決。工作一周後,他們沿著鐵路逐鄉逐鎮流動宣傳。在衡陽、零陵等大站、市鎮均有演出,在小站、農村只作文字、漫畫、歌詠和講演。一站站往回走,直到廣西興安縣,才駐紮下來。

抗宣一隊住在興安縣的文廟內時,我的大舅張國衡也參加了抗宣一隊。大舅記得,周圍都是低矮的茅屋,滿街製造松明的手工作坊。休息、排練等一切活動基本上都是在文廟的大殿內。他說,文廟不知道建於何時,抗宣一隊住進去時,廟內到處是雜物、青苔,很久沒有人清掃過,神龕上也有許多灰塵。文廟本身建築很考究,可惜無人管理。著名的靈渠(南渠)穿過興安縣城,渠上有幾座石橋,“湘漓分流”、“飛來石”風光秀麗。當時正是仲麥前後,氣候溫暖,忙碌一天后,年輕人喜歡跑到河裡游泳嬉戲,水流緩慢,清澈透明,浸入水中,一天的疲勞都忘記了。

小橋流水,蔥綠濃陰,亭台樓閣

廣西興安的蘇定橋

(圖二:1987年,大舅曾和其他隊員回興安探訪,興安已經到處是高樓,馬路寬闊,文廟變成公安局所在地。宋代用糯米和蛋清混合物作為粘合劑的蘇定橋,保存至今,其他橋多已重建,失卻了原有風味。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興安休整總結工作時,父親他們注意到,鐵路沿線鄉鎮群眾愛看具有濃厚民族特點、唱念做打齊全的湘劇、桂劇,用普通話演唱抗日歌曲也很受歡迎,反應熱烈。不過那時候群眾不習慣看話劇,父親說:當然也可能由於我們演出水準不高,無法吸引他們。往往未到閉幕,觀眾已寥寥無幾。一次在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演出話劇《改期結婚》,觀眾不斷散去,閉幕時只剩下不敢自由行動的國民黨駐軍士兵和帶隊的下級軍官。

兴安

(圖三:1939年抗宣一隊在興安。)

徐方略從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拿到一本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編輯的《歌劇集》,其中有《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音樂組長林韻提出試排《農村曲》,得到隊務會同意。《農村曲》這部三幕歌劇描寫人民在日寇鐵蹄下的苦難生活以及群眾自發生產支援前方,反對漢奸,共同打擊敵人,最後取得勝利。情節比較簡單,主題明確,有點像話劇加唱,唱做之間還有音樂過門,通俗易懂。加上興安人講廣西官話,與普通話比較接近,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

舞台美術很簡單很漂亮,大樹下有涼亭、兩個人物。

《農村曲》是一台新形式的節目。

(圖四:《農村曲》劇照。)

開幕前先把劇情向觀眾作個簡單介紹,當演出進行到父母被日寇殺害、哥哥被燒死、姐姐被奸死的逃難女孩小毛唱著“東洋鬼子多兇惡,殺死了我的爹和媽……”出場時,觀眾淚水汪汪地看著她,有的觀眾甚至哭出聲來,對小毛的遭遇極為同情,對日寇的兇殘極為仇恨。從開幕到閉幕沒有一個人離場,幕落後群眾還不走,詢問:“演小毛的演員,是不是就是小毛?”

抗宣一隊成立的時候,成員是一批來自五湖四海不願做亡國奴的熱血青年,並沒受過藝術訓練,極個別學生出身的隊員在學校或在武漢參加抗日團體時才唱過救亡歌曲,對歌劇藝術一無所知。現在,經過兩年的學習與實踐,提高了對藝術的認識和追求,父親他們希望因勢利導、幫助大家更上一層樓,把抗宣一隊改造成以歌舞劇為主要宣傳手段的藝術隊伍。

1940年6月加入抗宣一隊的胡振表在《回憶吳荻舟同志的二三事》中回顧說,當時,他之前所在的江西革命老區政治空氣已經到了無法工作的地步,經地下黨介紹,他從江西坐上地下交通的軍車,幾經輾轉到達廣西桂林,幾天後去興安找到我父親。父親向他介紹了隊的情況,讓他先用幾天時間熟悉一下環境。胡振表說,第二天一早起床,就看到有些同志在練嗓子,有些在練樂器,還有些在看書。太陽升起來後又一起做早操,早餐後馬上召集開朝會,由隊長宣佈當天工作安排,然後各自分頭工作,他認為這裡與江西的氣氛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1940年8月從興安回到桂林後,父親就去請舞蹈專家吳曉邦[2]指導加工《農村曲》和排練《生產大合唱》,於9月中假樂群社演出歌劇《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吳曉邦9月26日在《救亡日報》上撰文《大膽的嘗試》,談到排練的情況,還說:“我這樣做,是想引起桂林樂壇重視,繼續嘗試,奠下中國新歌劇的基礎。”文章立即引起桂林文藝界的重視,《救亡日報》還寫專文介紹。

很多觀眾和讀者寫信要求多演出這樣的劇碼。他們說:“看著《生產大合唱》中剛勁有力、節奏利索的舞蹈,聽著‘個個村笑嘻嘻,又有耕牛又有雞,老人婦女多生產,年青力壯的小夥子去殺敵’的歌聲時,一股革命樂觀主義氣氛,使自己忘記是在桂林逃難,仿佛自己正懷著‘最後勝利屬於我們’的信心,在八路軍、人民武裝控制下的黃河兩岸、華北平原上參加生產支前,參加殺敵。”

[1]李克農(1899.9.15~1962.2.9),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紅軍工作部部長,參加過長征,抗戰時在國民黨統治區協助周恩來、葉劍英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社會部部長、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委員兼秘書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外交部副部長、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情報部部長。1953年起,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62年2月9日在北京逝世。

[2]吳曉邦(1906年-1995年)江蘇太倉人。舞蹈家、舞蹈教育家。1929年至1932年,吳曉邦三度赴日本學習芭蕾及現代舞。歸國後在上海開辦舞蹈學校,舉辦作品展,演出反映社會現實的舞蹈。抗日戰爭爆發後,吳曉邦輾轉全國各地,創作了近百個舞蹈作品,主題包括抗擊法西斯,反對封建禮教,喚起民眾等等。1945年,與妻子盛捷(舞蹈家)一起赴延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吳曉邦主要從事舞蹈教學、理論研究和組織領導工作。1980年代,吳曉邦在中國藝術研究院創辦了中國內地唯一培養舞蹈碩士、博士研究生的舞蹈系,他還出版了數百萬字的著作。

一本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刊物,由上海雜誌公司發行,論述《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投身戰鬥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7 投身戰鬥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1936年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國民黨同意釋放政治犯。1937年初,沈炳權對在教誨室搞翻譯的幾個難友說:“蔣介石從西安活著回來了,決定大赦政治犯以示慶祝”。于2月間,獄方通知父親吳荻舟減刑三分之一。

父親是1930年4月27日被捕的,判刑9年11個月,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後減刑三分之一,即是坐滿6年8個月就可以出獄,加上判決前在漕河涇監獄扣押了五六個月,在南京判刑前扣押了一個多月,扣押期間兩天抵消刑期一天,那就是坐滿6年半本應可以出來。結果他實際坐滿7年,到1937年3月17日出獄。一同提前出獄的還有周興然。

出獄的時候並沒有什麼手續,也不要擔保。父親記得那天他坐在監房裡等,看守來帶他去拿了家裡寄來的旅費和一些舊衣服,好像出具了一個收條,就出來了。父親在南京人生地不熟,看守指點他如何走路到一家小旅店住一夜,第二天坐船回湖北雲夢。當晚到家後,監獄醫務所的衛生員舒國璽(後北京溫爾結核病醫院副院長)曾來看他。

沒有資料告訴我,父親在獄中是否知道偽滿洲國成立(1932年)和國民黨的五次“圍剿”?家鄉兩萬多子弟參加了長征(1934年)呢?他可曾聽說中共自李立三路線之後又經歷了陳獨秀路線、張國燾路線、直到中共在遵義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1935年)?他是否知道中國革命在共產國際的左右下如何蹉跎?

不過有資料表明,他們在獄中知道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一再膨脹,本已積弱的中華民族內外矛盾交織,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們曾一再鬥爭要求“出獄抗日”。

1937年3月17日出獄後回到湖北雲夢三叔家中養病兩個月,父親再次來到上海,那時已經是“七七”盧溝橋抗日烽火點燃前夕。重獲自由,父親一心想找到中共組織關係,投身抗日。那時他還不知道,曹正平叛變後已被中共處死,父親入獄前與他單線聯繫,如今找不到介紹人、連絡人,線已斷。他首先要解決生存問題。

出獄前父親翻譯了三四十萬字,懷揣著從獄中帶出的譯稿,憑出獄時難友樓適夷交給他的一個位址,他找到上海天馬書店,見到樓適夷的弟弟樓子春。樓子春留他在天馬暫住,留下他的幾本譯稿和幾篇短篇小說稿,又將他推薦給在亞東圖書館工作的朋友陸源放。陸源放便讓父親校對正在重版的《胡適文存》。7、8兩個月他在亞東圖書館做校對,“吳荻舟”之名自此開始使用,寓意為“蘆葦蕩中的小舟”。

父親寫過一個關於自己在獄中翻譯作品的簡介,他寫道:

“坐牢(1930年一l937年)時,通過同情、接近我們的看守,偷運進一些進步的漢語和外語書籍,便學起外文,學了英語、法語,又自修了日文。入獄後繼續學文學,提高閱讀外文(包括馬列著作)水準,最後試譯幾本書。出獄時帶出的有:

《奧真妮•葛蘭德》,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套書之一,長篇。作者以舊寫實主義的手法,通過奧真妮(女兒)的不幸,塑造了一個吝嗇鬼、守財奴葛蘭德老頭(父親)。我根據法文本對照英文、日文本試譯的。

《紅臉瓦西卡》,高爾基短篇小說之一。根據日文本,參考英文本,共譯高爾基短篇小說四、五篇,編成一個集子,內容不大清楚了。是作者以現實主義手法描述小市民的流浪生活。

《葡萄葉下的秘密》,散文詩,作者忘了,是日本人,在樓適夷同志幫助下,從日文直接試譯的。內容揭示了動、植物都有兩性行為,植物精子憑藉雨露濕潤,在枝、葉、花瓣上遊動,尋找它們的戀人——植物卵子。

我出獄時把三個譯本稿帶到上海,交給天馬書店樓適夷的弟弟,除《奧真妮•葛蘭德》外都留下了。九月,我隨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內地流動工作後,是否出版,不清楚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在北平郊區盧溝橋挑起事端,中國守軍奮起抵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蔣介石看到多年對日談判、呼籲都無效,和平解決無望,再也拖延不下去,遂提出“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思想。中日國力和軍力對比懸殊,當真要以血肉之軀抵擋戰車嗎?——政界、學界以及社會上悲觀論和愛國情緒形成對立。

父親回顧:當時“亞東”還在重排再版“胡適文存”,一點沒有抗日的氣氛,他很想離開。就在這時,他在《引擎》月刊上看到難友柳乃夫(趙宗麟)的名字,就去找他。

柳乃夫比父親早出獄,出來後曾到日本留學,抗日戰爭爆發後錢俊瑞寫信要他回來投身抗戰。《引擎》月刊是錢俊瑞主持的引擎出版社一個刊物,柳乃夫是該刊的主編,同時兼任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宣傳部部長,父親當時並不知道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是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救國團體,由郭沫若和錢俊瑞領導,也不知道柳乃夫是中共黨員。

難友重逢後不久,南京路口沙遜大廈被炸,大世界被炸,看到同胞遭日機炸死,特別是淞滬會戰打響,父親更加無心在亞東待下去,他天天往外跑,參加救國會的抗日宣傳工作,參加文化界的座談會,還參加他們辦的救護班。有時候到當時的青年學生抗日活動地點——泉漳中學(法租界泉漳會館內)參加活動。父親記得,柳乃夫叫他給群眾做過宣傳抗日的報告。

8月下旬,柳乃夫說,他要出版一套抗日宣傳的叢書,約父親寫稿,題目也選好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父親本來就想離開亞東圖書館,這時想到抗日戰火已經點燃,放棄抵抗的反動言論必須予以批駁,中間狀態的人們對抗戰前途信心不足,也應該宣傳鼓動,他接受了這個題目。

幾天後父親便寫出了《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於1937年8月份,用“狄周”的筆名發表在《引擎》月刊上。文中,父親一面強調民族生存危在旦夕,全國必須團結起來一致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一面針對中間狀態的思想,從國際法有關戰爭的條文詳盡論證我國抗日的正義性和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非正義性,日本侵華違反國際和平,失道寡助;中國抗日是被迫應戰,是反侵略,是維護和平,維護國家主權,是正義的,得道多助,我們的抗戰會得到各國人民支持。加之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對比敵我雙方的主客觀條件,父親明確指出只要堅持長期抗戰、全國抗戰,便能得到國際上的支援,最後的勝利必將屬於中國人民。父親說,1938年9月父親在武漢曾買到有他的文章在內的抗日宣傳叢書,可惜以後在流動中又遺失了。

我查訪了許許多多網頁,終於找到父親所寫的《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興奮的心情很難形容!從封面上看到,書名是《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作者是柳乃夫和吳狄周。從目錄頁看到,父親所寫是其中的一章《從國際法看中日戰爭》。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圖一:《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封面。)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頁

《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圖二:《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目錄。)

中日戰爭內頁

吳荻舟著《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圖三:《中日戰爭與國際關係》內頁。)

父親把稿子送交柳乃夫時,柳乃夫說要拿叢書的稿費籌建“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蘇浙皖宣傳抗日。父親表示完全同意,並表示自己也要參加這個團體。

稿子交出去以後,父親又開始寫一個宣傳只有全面動員才能打敗日本強盜的電影劇本《路》,主題是描述一列支援抗日前方的火車,開赴前方的途中,遇到日機轟炸,路軌遭破壞受阻,鐵路兩旁農村的勞動人民,男女老少積極參與搶修,迅速恢復通車,及時支持了前方,取得了勝利。劇本寫好,上海已經危急,電影廠毀的毀,搬的搬。父親用“吳浩然”的筆名(這個筆名只用過這一次),把劇本送到南京的報紙發表,希望有片場採用(l938年在舒城,一位朋友告訴父親他看到《紅臉瓦西卡》已發表,譯者署名是狄周,並帶一張《路》的剪報給父親)。

1937年9月13日,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從上海出發向太湖南岸進發,柳乃夫為團長,主對外聯絡,父親任副團長,負責團內運作。這個服務團是最早開赴內地宣傳抗日的團體之一,成員一部分是從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出獄的,如柳乃夫、史瑉(史照清、史亞章)、李竹平,一部分是文化界人士如林淡秋、江豐,還有山海公學團團長張勁夫(中共地下黨員)介紹來的該團團員:楊應彬、杜展潮、徐華珍等,加上國民黨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宣傳科長、著名戲劇家石淩鶴介紹來的丁甯、俞明德(于紅)、石竹、石雪書、李鋼等共20餘人。

父親有愛國抗日的激情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仇恨,並認同廣大人民群眾需要宣傳動員,加之過去在獄中柳乃夫給他留下良好印象,他認為柳乃夫是積極抗日的,跟著柳乃夫就出發了。

出發前,救國會撥了一筆款給這個團,每個團員還要交10元活動經費,父親則將發表文章的稿費捐出來。為了便於他們沿途順利工作,剛從日本回國參加抗戰的上海文藝界抗日救亡協會會長郭沫若還為他們開了一份證明。父親回憶說:後來知道,團內有幾位黨員,可能因為匆忙出發,未能建立支部。

服務團出發時是從上海坐火車到嘉善,當晚大雨滂沱,滬杭鐵路黃埔江上游的石湖蕩大橋被炸毀,火車只能在橋的兩端駁運,團員們下車步行,背負著油印機等行裝,小心翼翼地踩著鋼樑上的木板過橋。

9月14日清晨,服務團到達浙江嘉興,與這裡的“抗敵後援會”取得了聯繫。但這裡的國民政府官辦救亡團體什麼工作也不做,也不讓別人做,於是柳乃夫和父親把團帶到桐鄉、石門、烏鎮、菱湖和湖州、長興、宜興一帶的農村去宣傳抗日。

江南水鄉河港多,服務團有時也會雇上一支木船,沿江河行進,眾人爭相搖櫓拉纖,揮汗如雨。每天十裡二十裡、三四十裡這樣走,日行夜宿,住破廟,沿途克服了許多難以想像的困難。

經過鄉鎮、農村就演街頭戲,寫標語,畫宣傳畫,利用講演,歌詠、活報劇、文學宣傳等形式,宣傳要抗日,否則將亡國滅種,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以爭取最後勝利,反對漢奸賣國,激發老百姓的抗戰熱情:一致對外,共赴國難。

10月4日,服務團沿途經湖州、長興,到達太湖西側的宜興縣城。團員史瑉是宜興人,在他的努力下,服務團與中共地下縣委書記接上頭,並得到當地抗敵後援會和其他進步力量的支持,地下縣委派了任大可、任保僕、徐甫定等青年為服務團作嚮導,使他們能在宜興鄉鎮順利開展工作。他們和當地群眾搞座談會,討論國難當頭的形勢和任務,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獨幕劇、活報劇,教唱革命歌曲,舉辦救護訓練班,慰勞傷兵等,當地一些青年和婦女就此走上了抗日救亡道路。

離開宜興,途經溧陽、溧水、高渟,進入安徽的郎溪、蕪湖,在蕪湖過江,走含山、無為、到舒城。由郎溪到蕪湖途中,是南京危急的時候,沿路從南京來的難民特別多。

服務團流動到安徽舒城已經是冬天,約在1938年的2、3月間。團的活動經費用完,柳乃夫到立煌縣請安徽省財政廳廳長撥款支持,章乃器時任廳長,但是國民政府不同意撥款,他也沒辦法,柳乃夫失望而歸,遂通過關係率團到國民黨何行健部隊接受軍訓,父親記得那支部隊臂章上有個“忠”字。

父親在1968年9月20日一篇證明材料說:“訓練的內容記得的有:各種隊形、各種步法、各種轉向,還有瞄三角、投手榴彈、緊急集合、夜行軍、匍匐前進、及搶救傷患退出火線等等。”“每班發過三五枝長槍和每支長槍配三四排子彈,是用來操練的,沒有實彈射擊過。子彈也是用來叫我們上、退子彈用的。”“柳和我平時和服務團的同志一起參加操練,有時候也參加聽幹部班的課,軍事的、政治的。柳乃夫擔任政治教官。我也不是每課都去聽,柳乃夫還安排我講過一次‘關於抗戰必勝問題’。”“服務團參加軍訓時穿的服裝,是到了上幹河好多天,因為天冷大家受不了,由柳乃夫向部隊交涉借的。記得去中梅和工作,我已經穿柳乃夫送給我的花呢大衣。可能軍事訓練結束後服裝就還掉了。”

聽說在上幹河一帶,烏井、中梅河等地活躍過的紅軍要回來,他們想留在那裡等紅軍,打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