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2 自我改造

父親吳荻舟說，他不止一次研讀雙十條[1]等文件，“把社教的基本精神、政策界線、依靠力量、工作專案、方針和方法、步驟等從文件中抽出來，搞了一個簡明的備忘錄，説明自己記性不好的缺點。”（11月5日）

我猜這樣的研讀，也令他看到了兩個文件的矛盾。在這樣的風口浪尖上，他在四清中自我改造的目標和毫無心機的做法，頗令現在的我為當年的他捏一把汗。

他的“自我改造”不只是口頭上說說。

張X[2]出了一個題目讓大家討論：“檢查一下自己思想上有沒有右傾。”

父親寫道：“我檢查了，有。堅持原則不夠，就是右。工作上，遇著不對頭的意見，看不出，或看出了沒有堅決反對。”他說自己有時候覺得同事有些意見不對，但是想想也許是自己不對？就沒有提出來，又有時候覺得別人不對，但是結果人家是對的。（11月8日）

張X要求各人“通過總結談談自己的思想”，“我們來自北京，不要以為自己什麼都正確，就不左不右。”

父親“很感動”：“過去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錯的。而且錯了覺得自己的責任不大，比方電影工作搞左了，統戰工作搞左了，總認為左來自廣東的領導，不好好檢查自己，儘管後來檢討了自己，可是好久才在思想上平復下來，起初總覺得有點委屈。這次學習，我覺得不如人的地方很多，歷史包袱很重，知識份子的不求甚解，誇誇其談。從此，我決心去掉這個危害和妨礙我進步的、改造的障礙。”（11月10日）

這裡的電影工作、統戰工作應該是指在香港的時候。父親的歷史包袱是什麼？因坐牢失去組織聯繫長達18年。這算什麼過錯？他在獨立作戰的情況下成績斐然，但是在特別的時代和環境中這就變成他的思想包袱。我只能從他很偶爾地提及的一些往事揣度和體會他的處境和心境。比如上面11月10日他回顧在香港統戰工作搞左了，他認為左來自廣東的領導，在本連載第六章的《整風記錄》1-3中看到的例子證明他並沒有說錯，但是還要委曲求全；又比如有一次外辦一位同事來和他閒談，講到某位領導人品很壞。父親寫道：“他1959年對香港工作的批評言過其詞了，自抬身價壓害同志，把自己當做政策、方針的貫徹專家，是一點錯也不會有的。”不過父親又寫：“我並不因為這些就否認自己當時左的錯誤。現在這個同志是下去了。”（11月28日）

父親對王光美的印象是“政治敏感很強，善於觀察，對周圍大小問題都很關心和注意，並聯繫到問題上來，聽到謠傳工作隊20天就要離村，她就追查，看到會場上許多人離場小便，她引起疑問，直到弄清是群眾自動放哨，怕有人偷聽，出席會議的人，也逐個問姓名，發覺有不應參加的人參加，也追到‘原來縣委有這個指示’”，父親說自己：“我就是不大關心周圍的事，不夠敏感和警惕。”（11月12日）

工作還沒有真正展開，在培訓階段已呈現亂象。張X找大家談話：“地委會議遇到了困難，出現了頂牛情況。”父親寫：“我認為我們不正面捲進去，還是側面做文章好，張X似也同意，覺得內部矛盾也不是那麼容易解決。革命不容易，自我批評更不容易。”（11月12日）

父親多次寫下自己的缺點和這次改造要注意的各方面問題，公諸於眾，請同事、請地方的年輕借幹監督自己：

“1.堅持原則不夠，鬥爭性差些，為了克服這點，我首先是學透和記著中央的雙十條，弄明確所有政策界限，要踏踏實實地在群眾（中）聽取意見和摸清情形。政治敏感不夠。

2.不夠果斷，不夠勇於負責。

3.民主集中制的領導方法不夠強，不善於走群眾路線，主觀片面。”（11月11日）

他決心：“1平時多在政策方針…多談，取得思想上的一致，爭取共同語言多，認識接近；2多採取民主集中制去解決問題；3遇有分歧，時間上可以壓的壓一下，到群眾中去，或找一些貧下中農來談談他們的意見，然後再說；4最後仍有分歧就按照領導決定，多數投票決定，但我保留意見，但積極去做，失敗了各負主要責任，否則，由於保留而不積極照他們的意見去做，一面把問題向上反應，達到正確的解決。

總之，堅持原則，堅持中央的政策，不降低要求換取與錯誤和平共處。但在態度上、方法上一定要謙虛謹慎，擺道理，擺情況，走群眾路線。在中央的政策上團結。”（11月13日）。

11月17日晚上開會，父親表態：“長期在文化圈裡轉，一套知識份子的、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妨礙著自己接近實際，也影響著自己的進步。但有信心把這次的工作（做好），決心做笨事，首先有信心，做到真正的三同。”

張X給父親提了兩點：“1.知識份子的缺點，加上長期在地下工作，必然養成一種脫離實際的缺點，這次下去，不容你不走群眾路線，既然有一決心，並且看到了自己的缺點，相信是可能很快改變作風的。2.但，也不要求這一次就能全改掉，只要基本上改變面貌，就是這次的好收穫了。”

還有外辦的同事說父親發言多，問他“是否總以為比人強？”“是不是一種自滿？”父親寫道：“她的話中也有一種‘語不驚’的地方，也有牽強附會的地方”，不過，父親說：“這是小事，我也不去辯解了。”（11月17日）

（圖一：11月17日的日記，父親夢見了母親。）

“長期在地下工作”，怎麼就“必然養成一種脫離實際的缺點”？ “發言多”怎麼就一定是“以為比人強”？就我所見，父親總是強調“調查研究”，“實事求是”，那就不是“脫離實際”；主動、真誠徵求幾乎每個人的意見，那就不是“以為比人強”。父親“決心做笨事”，這的確是我記憶中的他，不投機、不取巧、不抱怨、不斤斤計較。

父親記錄了地委的檢查：“關於頂不住的問題：1本身有右的思想根源。2沒有親自蹲點，沒有真正瞭解階級鬥爭的真情實況，所以在工作中摸到了一點真理，但，不夠鞏固，上面一壓（‘糾偏’一來）就放棄了。3還是只看上級，不看真理，少奇同志說應該瞭解‘官大真理少，還是向真理少的人學呢？還是向真理多的人（貧下中農和農村好幹部）學呢？’這是一語道破目下一些不親自下去蹲點的高級幹部和一些隻向上看不向下看的中級幹部的缺點。4患得患失，察言觀色已成為黨內的惡俗。5集體領導不夠，未在會上辨明是非，少數書記就做了‘上黨[3]錯誤’的決定。”（11月18日）

經過一個月的學習後，從11月22日起，北京來的幹部開始參加地方幹部的學習，名曰“揭蓋子”，也就是揭發批判縣委過去運動上的右傾。父親記載：“從發言中揭出的情況看，問題是嚴重的，許多人的發言接近於控訴，情緒很激動。這僅僅是由於不明階級鬥爭情況嗎？還是其他的問題呢？是什麼性質的錯誤呢？有人說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投降主義的。總之是值得研究的問題。”“我已決定到生產隊，搞一個生產隊，不負大隊的責任，這樣我可以好好滴捉摸一個工作，把工作做好和改掉我那些缺點。”（11月22日）

“小青年和地方幹部的發言很踴躍，朝氣勃勃，我參加了他們的學習三天，心情很高興，覺得過去機關的學習，大家總是動員、動員，發言還是十分拘謹，怕說錯話，將來挨批評。這是運動過火帶來的後遺症嗎？還是別的原因呢？我回國時間短，體會不到，總覺得黨的組織生活，不是那麼理想，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總打了許多折扣。這三天聽青年們的發言，想到什麼說什麼，沒有一點顧慮，十分可愛。地方幹部呢？他們搞過兩三次社教，失敗了，對右傾的領導有氣，這次反右，發言近於控訴，是有原因的。今天（他們）把桃源[4]的經驗和自己的教訓對照起來談，越說越激動。”“不過我認為，還是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分析一下，1這些幹部全盤否定了自己的工作，把自己批評得一無是處，這要引起不好的結果來，2沒有把右傾的根子挖出來，是不夠的，3聽到小站[5]的，又否定了桃源的，這樣就要迷失方向了，一樣是框框，4誰說了算，不交鋒，不澄清對是不對，因此，對青年是不好的。我想找大隊的負責同志談談這個問題。”（11月24日）

（圖三：11月25日父親的發言：“有同志說王光美同志敢這樣做，是由於她是劉少奇同志的愛人，有權衝破雙十條中的一條規定，我提出不同意見，認為要堅持徹底革命，看問題對誰有利，如果是對貧下中農、對集體經濟，對革命有利，衝破框框，中央也是支持的。”）

地方上的幹部說北京來的幹部是“中央同志參加運動”，父親對他們說：“我們雖然住在北京，聽多些，可能有些長處，但，脫離實際，因此光是我們是缺一條腿，所以只有北京來的幹部和地方幹部和青年人聯結在一起，到農民群眾中去，結合實際，向貧下中農學習，三方面緊密起來，才能完成黨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11月27日）

11月30日父親聽了中央絕密文件：“毛主席說反修是長期的複雜的是完全正確的，某些同志的估計，顯然是樂觀了一些。最初（赫下臺消息傳到的當天）我們是這樣分析的，認為是一個狗咬狗的宮廷政變，換湯不換藥”，“後來聽了X的報告，修正了那樣的看法，現在看來，說完全沒有變固然不對，但，X那樣樂觀，也不對。還只有繼續兩邊擠才能促使新的、好的變化啊！”（11月30日）

我查了1964年歷史大事記，線索是父親提到“赫下臺”，那是10月15日：“蘇聯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被解職，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魯曉夫當選。11月5日至13日周恩來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紀念活動，在赫魯曉夫下臺、勃列日涅夫上臺後，主動和勃列日涅夫等進行接觸，但蘇聯仍堅持大國沙文主義的立場，聲稱他們的對華政策同赫魯曉夫完全一樣，因而這次接觸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新華網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人民出版社）

至於父親所說樂觀、X是指什麼？無從查找。

《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還記載著，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陳正人關於洛陽拖拉機廠蹲點報告的批示中提出所謂“官僚主義者階級”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的概念，他說：“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領導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鬥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

12月15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全國工作會議。會議主要討論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會上，毛澤東批評了關於“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明確“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另外，他還批評了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按：指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李富春和國家計劃委員會）。

可以看到父親逐漸瞭解到這次運動的困難，但在當時尚未瞭解最高決策層的分歧到了這麼嚴重的地步吧。

有個溫馨的小插曲：父親在句容期間，幾乎每個月都給家人寫信，每人都有。這天，父親在日記裡說，我給他回信了：“（她）對自己的缺點正視了，而且願意向妹妹學習，‘小的，只要是真理，就是老師’，對！”（11月14日）我有那樣寫嗎？再過40多天我才滿12歲啊？這些年我常常感到自己有些方面越來越像父親，不明白是怎麼來的？現在我知道了，父愛如春雨潤物，他在潛移默化中給予我很多很多。

[1] 雙十條：即《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和《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簡稱《後十條》）。中央黨校林小波的論文《四清運動研究》認為“《前十條》是整個“四清”運動的綱領性文件，對整個運動的進程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前十條》在總的指導思想上存在著“左”的錯誤，但有些觀點和具體規定是正確的。《後十條》則是帶有一定反“左”和防“左”意義的檔”（其實還有《後十條》修訂版）。運動指導思想混亂顯示了黨內的分歧，無可避免造成幹部思想混亂，工作難度。

[2] 張X：父親筆記裡出現過“張政（正）”和“張明”，都是四清時的領導，不能確認這裡是哪一位。根據全部五本筆記看，張政出現比較多，似是直接領導。張明出現比較少，父親日記裡曾提及：“她在外辦是一個組長，在四清是我的領導。”

[3] 上黨：山西省上黨地區（今長治市）。我找不到資料，百科辭典介紹了1945年的“上黨戰役”之後就跳到了今日的“上黨旅遊”，一大段歷史是空白的。

[4] 桃源：指由王光美總結出來的四清經驗。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她帶工作隊在河北省撫甯縣盧王莊公社桃園大隊搞四清。中共中央1964年9月11日發出《關於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總結》。百度百科有詳細解釋和對王光美的採訪。

[5] 小站：指小站經驗。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奪權鬥爭問題的指示》肯定了天津小站地區把三個黨支部打成“反革命集團”，開展奪權鬥爭，“首先解決領導權問題，然後再解決經濟上的‘四不清’問題”的做法，認為“小站地區的敵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內部矛盾、甚至是以黨內矛盾出現的”，反映了當前階級鬥爭的複雜性和特點。《指示》強調“凡是被敵人操縱或篡奪了領導權的地方，被蛻化變質分子把持了領導權的地方，都必須進行奪權的鬥爭”。此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很多基層開展了“奪權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