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籤 統戰 下的所有文章

中國近現代歷史 蘆蕩小舟 六十年代 第十章 隔離審查 4上綱上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並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所有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十章 隔離審查

4上綱上線

交待材料《在香港工作十四年(五)》分量很重,這是父親吳荻舟所寫的有關香港工作十四年五份文件中篇幅最長(22頁稿紙)、敘述最詳細、批判自己用詞嚴厲的一份。不過母親張佩華圈出父親吳荻舟最後段落的一段話:“……是決心為黨的光榮事業,為人民的事業,好好工作的。在新加坡,在香港,黨交給我的工作,我都積極熱情地去做,黨的、人民的利益,我都想盡辦法地去維護。我堅決跟著黨、跟著偉大的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並旁註:“這才是真實的。”母親這樣了解他,父親應該感到欣慰吧。

(圖一,長達22頁的《在香港工作十四年(五)》,母親旁註:“這才是真實的”。)

下面就看看這份寫於1967年9月24日的交待材料。

在香港工作十四年(五)

在文匯報時期(1958-1961)

我是1957年7月離開招商局到文匯報工作的。名義是社長。直到1961年8月,我被調回到廣州工委後方辦事處,都沒有離開這個崗位。共做了四年。

從1957年7月起,我的頭腦就開始熱了,加之,工委推進香港之前,在廣州開了一個制定方針、計劃的會,提出的一些新的做法,得到以修正主義者陶鑄為首的廣東省委支持、批准後,我的頭腦就更熱了,所以1958-1959這兩年,我犯的錯誤,主要是左的,或者形左實右的,1959年受到領導同志批評,這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我完全接受。但,1959年受到批評後,包袱很重,有點縮手縮腳,又犯了一些右的錯誤。這種左右搖擺的錯誤,歸根結底,還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主觀片面,自以為是,沒有認真把中央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吃透,沒有把香港的政治情況,群眾的思想情況(實際)吃透的結果。

港澳工委是1958年夏初推進到香港的。我參加工委委員,分工還是管宣傳工作。成立宣傳組,還是由我、羅、唐三人組成,由工委常委兼秘書長XX同志抓這一線的工作。組裡分工,我管新聞,羅管電影,唐管出版,並由我負責組的全面工作。宣傳組的工作範圍包括一、二、三線的新聞、出版、電影、印刷廠、書店等約三十個單位。

二、三線工作,除二、三線報紙保不住,被1958年那股熱浪衝垮外,到我交出工作止,基本上還保持灰色,如三線的彩印廠、電影雜誌、中小學教科書、電影發行等機構。這裡不詳交待了。

現在將這一時期(1958-1961)的主要錯誤交待如下:

  • 新聞方面

(1)奴隸主義地執行了三反分子廖承志關於反日宣傳的錯誤指示。在這次錯誤的工作中,廣州方面XX(朱光)還公開對香港的工商界宣佈,和日本來往就是“新漢奸”,引起香港工商界對我們很有意見,有些過去和我們關係比較好的,如長城公司投資人XXX(呂健康),就很緊張,要我們澄清,說,他的船走日本是國內交任務的,千萬別扣我“新漢奸”的帽子。給黨的工作帶來很大的損失[1]

(2)反美鬥爭的庸俗化。1958年底,工委鑒於一年對英鬥爭二十多次(連反美三十次),反美為主突不出來,要新聞線搞三天反美。我當時也認為對,但,沒有什麼可抓的大題目,只好炒冷飯,把過去登過的、反過的集中起來再登一次,甚至於美兵酗酒當街小便也反。這是把中央反美為主的戰略方針庸俗化了。中央反美為主,是反美帝的對外擴張政策,新殖民主義,戰爭政策,反華政策和它的全球戰略部署等。我那樣佈置是完全錯誤的。

(3)“社會主義宣傳”,我是完全讚成的,1959年我和工委都受到批評後,又恢復了“愛國主義宣傳”的方針,而且決定報紙還要大大後退一步,廖承志提出要社會化,要直接面對中間落後(指正面報紙在內),於是正面的報紙文匯、大公的副刊也出現了馬經,為了銷數還採取了一些庸俗的做法,如博彩之類。我也照做了。這顯然是右了。

(4)1958年全年對英二三十次的鬥爭,我是完全同意的。報紙報導對敵鬥爭,指揮鬥爭,搞得很緊張,各報大批人員到鬥爭現場,我和工委的負責同志,也到中華中學的鬥爭現場,十分暴露力量,這些都是違反中央的長期方針的。

(5)派幹部到大公報三進三出,左右搖襬,給群眾印象很不好,使黨的威信受到影響。1958年前我們為了摸清楚大公報的收支情況(當時一再要壓低預算,三年做到自給),我們派了一個幹部進去,後來廖承志說只管宣傳方針,不要管它的經濟,第一次撤出,後來又說派人去管人事,廖承志又說,這些都是統戰機構,不要去管他的人事,第二次撤出,後來又說派人管宣傳方針,後來又說,只要把方針政策交到底,他們自己會掌握,第三次又撤出來。

(6)新聞統戰上(不僅新聞統戰上,其他也一樣),我有急功近利的錯誤,有些中間落後的統戰人士,初次見面,就請他們到國內看看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有時使人為難。

(7)三年困難時,王匡指示新聞幹部要報導成就也要報導缺點,我沒頂住,我只指出要使人覺得只是前進中的缺點,不要光報導缺點。應該理直氣壯地只報喜不報憂。

(8)1959年務虛會議決定可以報導港英的改良主義的一些政治經濟措施時,我思想不通,認為這是給統治者塗脂抹粉。在會議過程中剛剛港英大事宣傳公務員全面加工資,我們的報紙用全版版面給它登出來。我現在還認為不妥。

二.電影方面

(1)沒有完成打破“紅白界線”的任務。香港電影從業員,有國語、粵語電影界之分。而國語電影界又有“紅白界線”分明的兩個壁壘。1955年廖承志提出要搞渾水,打破“紅白界線”。但,直到1959年沒有完成這一任務。我受到批評,不通。

    造成國語電影界“紅白界線”(左右)分明:有歷史原因,有政治原因,有經濟原因。歷史原因是政治上左右兩派在解放前的上海已存在,解放前夕,他們來到香港,自然也存在著敵我兩個陣營。政治原因是港英反華政策的結果。我解放大軍渡江時,香港進步力量飛躍發展,港英怕得要死,1949年非法封閉了三十九個進步的群眾團體,造成非常緊張的局勢,嚇退了一部分中間落後的人,加上我們那時有五年解放(解放初期)香港的急躁情緒,把群眾工作搞左了,到1952年的三一事件時把我們的一電影骨幹逮捕出境,因此在這時期(1949-1952)起了一個比較大的分化,進步的編、導、演員從右邊靠過來,中間落後的從我們這邊撤離開去,右轉了。經濟原因是國語片有部分市場在台灣,及與蔣幫“建交”的國家(泰、菲),受到蔣幫的鉗制,有些製片商看上這點利益就要表示得“親蔣”了。這樣,就形成了“紅白界線”分明的左右兩個壁壘。而左則以我們領導的鳳凰、長城為中心,右則以少數蔣美分子打進去控制了的陸氏、邵氏兩家公司為活動的基地。這四家公司都擁有自己的編、導、演員。

    粵語電影界就沒有這種現象,歷史上沒有形成兩派(曾於1954年左右發生過一次伶(唱廣東戲的藝人)星(電影演員)分家的問題,那只是電影品種(伶拍歌唱片,星拍對話片)從業員之分,不是政治上紅白兩線之分,後來我們做了工作,沒有分成)。政治上國、粵語電影界都是處在反華的港英統治的環境裡,但,1949-1952年間我們大搞群眾運動,大搞群眾學習毛著時,粵語電影界除個別人外,都沒有參加,當時,我們沒有黨員幹部在粵語電影界,工作做得很少,所以1949,及三一事件,港英兩次迫害進步力量時,粵語電影界未受到影響,沒有出現政治上分化情況,而且粵語電影界未受到影響,沒有出現政治上的分化情況,而且粵語電影界,沒有固定的公司,都是各人自由接受製片家的拍片合同,所以不同政治態度的演員,同在一部影片裡出現的事,常見。經濟上,粵語片百分之七十的市場在香港澳門,百分之二三十在新加坡、馬來亞,蔣幫對他們鉗制不了。這種左右不分,和平共處的情況,1952年以後我們加強了粵語電影界的工作後,也有意識地加以維持。他們自己也沒有尖銳的政治矛盾,都是埋頭拍片。不像國語電影界,有蔣美分子經常搞風搞雨。所以粵語電影界始終沒有“紅白界線”。

    1959年批判了國語電影界這種“紅白界線”長時期打不破後,提出一定要打破,當時還決定了一些具體措施,如放夏夢等主要演員給邵氏公司拍片,歡迎邵氏借用我們的攝影廠,還以張瑛(中聯公司演員)為例,肯定可以“來去自由”。張瑛1955年參加反動的亞洲公司(美蔣分子搞的)拍“半下流社會”的演員,並發表文章罵中聯公司,後來還讓他回公司。

    1959年決定那樣做後,我們也通過我們的發行公司,加強對陸氏、邵氏兩家公司的工作(主要是邵氏公司),邵氏公司一度想用我們的製片廠,馬上遭到美蔣分子攻擊,又縮回去。辛冠潔1962年去港時,曾親自找邵氏公司的導演李翰祥做工作(此人1957年拉走長城公司演員樂蒂,誘騙長城導演蘇誠壽參加偽國慶,現在台灣),降格以求,答應他的妹妹(或是他的母親)出去香港(已去),但,工作結果,效果甚微,迄今無法打破。

    我認為這是敵我矛盾,不同於伶、星分家,是不能調和的,且與美英在香港搞兩個中國的政治陰謀分不開,在港英目前這種政治態度(反華)下,邵氏現有的思想基礎(中間偏右)是不敢和我們多來往,也一時擺脫不了美蔣的控制的,我們的鳳凰、長城也無法退到那樣的程度,使邵氏敢於無所顧慮地來往,至於對陸氏(本人已因飛機失事死於台灣)、邵氏兩公司投資人(華僑)多做工作,加強他們對祖國的認識,加強他們愛國思想,爭取他們在互利的基礎上更積極地在星、馬發行我們的影片(國內出的,和香港製的)是可以的,而且一直是這樣做的,他們(主要是邵氏)一直也發行我們的影片。

    當時(1959年以前),我們過於強調進步公司的利益(邵氏一度壓價買鳳凰長城的影片)和未把美蔣控制他們的公司的活動,和他們本身的政治態度(中間偏右)分開,有時在業務上對兩家公司鬥爭多了一些,這是一種偏差,應該批評,這是對的。但,這種某些具體業務上多一些讓步,和打破“紅白界線”是根本兩回事,而且陸氏、邵氏的資產階級的兩面性,我們也不能忽視。所以1959年那種想法,是右傾的,不現實的。

    至於張瑛那種“來去自由”,是否可以為訓,作為方針定下來,也還值得研究,當然,我也不同意王匡1957年就樂蒂離開長城去邵氏問題提出“去者不留,來者考慮”,把門關死的所謂“方針”。

    (注:邵氏兄弟公司,是走江湖的出身,太平洋戰爭時走私起家,財產大部分在星馬,陸氏繼承父親遺產,留學英國星、馬最大資本家之一。邵、陸兩公司在香港、台灣都有投資,香港比在台灣骰子當然大得多)

(2)影評工作上的右傾:報紙副刊上的影評,有一個時期多從電影技術著眼,少從主題思想著眼(這是完全違反毛澤東思想的),因此發生了以下右傾的錯誤:(1)對進步公司的影片肯定不夠,宣傳不夠,因為進步公司在這方面的條件較差(比邵氏差些)。所以反而對陸氏、尤其是對邵氏的影片肯定的多、宣傳的多,引起了電影幹部和新聞幹部之間的內部矛盾,(2)對美國電影也肯定的多,許多美國影片都在電影技術上被肯定為“可以一看”,造成了違反“反美為主”的戰略方針、宣傳方針。後來經過找電影幹部和新聞幹部幾次座談,明確了影評的政治任務,強調影評要從主題思想著眼,對觀眾才有幫助,這樣才慢慢把影評上的右傾克服。(據當時情況,影評都是來稿多,和記者們匆匆忙忙寫的,並不是有專門的寫影評的人)。平時我也提過意見,未抓緊。

    另外,由於我自己的是非標準還不是無產階級的,所以對林家鋪子這樣的毒草,也分辨不出,看了那些影片,也認為是好電影,所以看到影評上吹捧這些毒草,也未發覺是錯誤。

(3)1958-1961,國內影片出口少,有些出口的影片,港英電審又通不過,所以發行公司(南方)組織過兩次優秀電影展覽(放映周),包括:一次是反映蘇聯衛國戰爭體裁的蘇聯片(都是斯大林時代的),一次是反應我國抗日戰爭題材的影片。其中一定有毒草。當時,這些工作安排,我都是同意的。錯誤應由我負責。

(4)對港英電影審查鬥爭。“三一事件”以後,到1958年都沒有就這個問題和港英鬥爭過,1958年我們組織過一次鬥爭,取得了一定的勝利,如解放軍的鏡頭,打倒國民黨的對話,新舊社會對比度的鏡頭,都能通過了。可是1959年批評“左”以後,廖承志把出口影片最後一關下放到工委,並“指示”不合乎“愛國主義宣傳”方針的,可以主動不放,不送審,為了爭取多放,也可以主動剪掉一些鏡頭。這個決定是右的。1965年又組織了一次反港英電審的鬥爭,取得了更大的勝利,像“革命讚歌”(東方紅未通過),“光輝的節日”之類的影片,基本上不剪鏡頭(好像記得“光”片剪了“打倒美帝國主義”的對話)可以上映了。從這兩次鬥爭的結果看,1959年那種主動不送,或剪鏡頭的決定是錯誤,對英必須有鬥爭。但,當時,我也奴隸主義地執行了。

(5)撤退電影公司的黨員幹部。1959年務虛會上決定撤退鳳凰、長城公司的黨員幹部,也是錯誤的,右傾的,當時,我是照辦了。後來是恢復派幹部進去了。

(6)對電影支部的工作,關心不夠(1957年以前只有電影小組,1957年以後成立電影中心組,1958年成立支部,建立支委)。我幾乎沒有參加電影支委會的會議(支部大會是根本不開的),平時支書匯報,或個別同志談他自己的工作,所以長期沒有發現他們之間有什麼大的意見分歧,或爭論。我1959年受到批評,同志們說我,“事事親自動手,事事向上請示,忙忙碌碌,辛辛苦苦做了工作,但,長期發現不到問題(當時指的就是國、粵語有兩套做法,結果是粵語線沒有搞成“紅白界線”分明的壁壘,而國語線搞成了“紅白界線”分明的壁壘。)”這批評我是完全同意的,我是事務主義很嚴重。這不僅是工作作風的問題,也是對人民事業不是極端負責的問題。應該批評。

(7)1961年8月回到廣州不久,為了協助香港電影公司解決劇本荒的問題,(在香港,工委抓過幾次沒有效果,劇本荒很嚴重,壓力很大),曾奴隸主義地執行了王匡提出的計劃,在廣州成立了一個劇本創作組。成立了以後才知道這是一批(5、6人)剛剛摘帽的、或王匡保護過關的右派“作家”,結果,劇本荒沒有解決,反使工委背了包袱。第一階段(1950-1951)已交待,這裡不詳了。

(8)香港電影在國內發行,我也是讚成的,當時,我只想到這是對香港電影工作的支持,當時,也聽說國內有兩種意見,但,我總以為國內觀眾有階級覺悟,會分析,會把香港電影作為反面教材看。也曾想到如國內的報紙能有幫助觀眾認識香港社會的影評配合放映就更好。就是沒有足夠估計到這樣做,客觀上是做了中國赫魯曉夫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幫兇。這是完全違反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指示的。最高指示說“在我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還會長期存在。”香港電影可以肯定地說,完全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的東西,在國內來放映,只有加深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只有對中國赫魯曉夫在中國搞資本主義復辟有利,對人民是完全無利的。

(9)1958年籌建工人大會堂時,提出各界要參加義務勞動,鳳凰公司有人提出要拍一部大型紀錄片,宣傳香港搞義務勞動。我是不同意的。後來,連籌建工人大會堂的計劃也打消了,改為工人俱樂部。

(10)鳳凰、長城的經營管理,有一套非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框框條條,長期沒有改掉,1959年務虛會上提出要打掉,要完全按資本主義經營管理的方法做。我們回去後,解僱(轉業)了三個演員,鬧得滿城風雨,我受到批評,最後賠禮道歉收回成命,弄得很狼狽。1965年又提出來,現在不知怎樣了。這些都是1949-1952之間過左的思想的後遺症,我一直沒有找到適當的辦法加以克服。這固然是我的錯誤,但,廖承志對這些問題的指導思想有左右搖擺,也不無原因,像這三個演員的處理問題,引起他最後下死命令,說今後電影公司的演員進公司可以由下面決定,出公司一定要他批准。這又哪裡是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呢?我倒同意,愛國電影公司,不能完全像陸氏、邵氏那樣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他們可以隨便把一個演員像擠盡了剩餘價值的工人一樣踢出去。我們對任何勞動人民也不能這樣做。所以當時考慮到幫她們轉業。

(11)1960年三反分子廖承志很嚴重地批評香港電影藝術質量太低,要工委的負責同志XXX回去為提高電影藝術質量大喝一聲。當時聽到XXX同志的傳達,我完全同意,於是召集各公司的編、導、演及其他人員,由XXX同志做了一個“為提高電影藝術質量”大喝一聲的報告,並由電影支部佈置各公司結合檢查過去的製作學習偉大的領袖毛主席的光輝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現在檢查起來,當時光提“提高藝術質量”不同時提“提高政治質量”,是有片面性的,香港電影藝術質量固然低,政治質量也很低。當時我也只注意到要提高藝術質量問題,說明我不突出政治。當時佈置學習偉大的光輝著作是非常必要的。

(12)過去廖承志對商報的副刊和電影製作一再“指示”“不怕黃”,“黃比反革命進步(好?)”。有一次鳳凰公司的導演朱石麟對我談起這個問題,我說,光講不怕黃,在電影上宣傳黃是不行的,至少應通過暴露黃的醜態,引起觀眾對黃反感,所以提了“以黃反黃”這個意見。現在看來,也還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提法,是錯誤的。

三.出版方面

出版工作由唐XX直接向常委XX同志匯報請示多,這裡交待我的錯誤。

(1)經濟觀點嚴重。中華、商務兩個廠的香港分廠,規模也很大,各有工人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員二、三百人。自解放以來,幾乎年年虧損。1954年我同該兩廠的總負責人參加國慶觀禮,有機會參加過他們在北京總管理機構召開的一個會議。會上提到必須打開業務,扭轉虧損。那時,該兩廠還沒有下放,1960(7?)才正式下放給工委。忘記哪一年(1960年以前)商務的負責人和我談起業務,為了扭轉虧損幾年來承印大量的“聖經”(該廠廠長(?)是傳教師),我沒有反對。集古齋(舊書店)大量輸出佛經、鄭孝胥等漢奸的字畫,我也沒有反對。

(2)1958年出版方面大量編印“學習文選”,各種介紹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經驗的小冊子、宣傳社會主義理論的書……但,1959年反左務虛會上,只准保存“學習文選”一種。我沒有意見,這是右了。

(3)1959年反左務虛,僑務方面再一次強調提出,“只要維持住華文教育,維持住華文,就可以文化交流。”又說,“我們出版、發行‘三國志’、‘征東’、‘征西’……就可以保持住華文、華語了。”因此1959年以後,組織了大量的舊書紙型出口,讓私商翻印發行,這些紙型出口,我一概沒有過問,一定有很多毒草,我有責任。

四.其他

(1)1958年新聞報道大躍進時,新聞幹部對一些大躍進的數字不敢登,提出來問我,我說“對大躍進的報道,要放手,我們的速度觀念落後了,跟不上大躍進,許多數字不能拿常規去理解,是祖國社會主義革命在農業合作化,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等上取得勝利後,生產力大解放的結果,要大膽報道。”因此,個別浮誇的數字是登出去了。1959年反左務虛會上我受到批評,說我宣傳國內建設,頭腦冷靜不夠,很浮誇。我當時的頭腦是熱了一些,有個別不確實的數字,是因為我那樣說過後,登出來的,但,我認為我的話不是浮誇,只是對大躍進的肯定和說明必須大力報道,大力宣傳。當然,頭腦發熱是不好的。

    我回憶了海外十六年的工作,檢查了工作中所犯的錯誤,給黨的事業帶來很大的損失,這都是對黨的事業犯罪。我想到犯錯誤的原因,主要是:我的資產階級的反動的世界觀沒有改造好,我的立足點沒有移過來;我沒有樹立起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我沒有貫徹好黨的群眾路線,集體領導,和民主集中制;沒有認真吃透兩頭;沒有隨時用中央關於海外、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檢查工作,總結工作;總之,我沒有認真讀好毛主席的書,沒有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來改造自己和進行工作。

    我交待了十六年(包括新加坡一年半)的錯誤,想到我1946年採取對黨犯罪的、不老實的手段混進黨來[2],是決心為黨的光榮事業,為人民的事業,好好工作的。在新加坡,在香港,黨交給我的工作,我都積極熱情地去做,黨的、人民的利益,我都想盡辦法地去維護。我堅決跟著黨、跟著偉大的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可是,十六年來,我不但沒有把工作做好,還犯了許多錯誤,給黨帶來很大的損失。我認罪,再一次懇請黨和人民處分。

至此,看完父親對香港十四年工作的“交待材料”(一)至(五)。我對第五章的香港工作內容有新的領悟:

1.看1959年五十天整風務虛會記錄時不明白的一些事,在這五份交待材料中得以釋疑。比如那時候批對“美帝”“該反不反”、“小便也批”是指什麼?現在知道是指美國軍艦停靠香港補給,水兵在灣仔上岸休息,酗酒後醉醺醺街頭隨地小便;

2.父親的人設更立體了,他會“左”,會“右”,會軟弱,會不服,也會堅持。比如在香港時期父親是負責新聞線和宣傳線的,整風時批了宣傳線,但是肯定了新聞線;而對於港英當局的電影審查制度,父親一直認為反對和鬥爭是應該和奏效的;

3.在交待材料中父親說廣東省領導曾經有“新漢奸”的提法,是針對“走日本”的商人。但在另一份資料中是說“走台灣”。應該是指同一件事,因為都是“呂健康跑來”找他,說“我跑哪裡是國內交的任務呀。”父親寫交待時手邊沒有檔案、沒有任何筆記,僅憑記憶,難免會出錯,我看資料的時候要格外留心和多找佐證;

4.香港工作“左”右搖擺非常厲害,“三一事件”前很多學習班,多數是屬於香港市民因為關注內地解放戰爭的形勢主動組織起來的,父親的工作是和他們保持聯繫,幫助他們,但是被當作“左”批判了;三一事件後,決定不搞學習班了,又被批“右”了;58年宣傳中提“社會主義教育”被批是“左”了;不理會來自港英、蔣幫或者美帝的攻擊,堅持正面宣傳又批“右”了。這樣“左”右不是,如何解釋,只好留待後人研究了;

5.父親被批“事務主義”,如果這是事實,父親被周恩來點名調到北京,擔任他以前的上司的上司(按照港澳工委的架構,港澳工委由廣東省委四個部門領導,再上則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周恩來看重的是他的“事務主義”嗎?真實情況不得而知,我傾向於認為,周恩來看中的是他忠厚持重、利他的人品。在極端政策滿天飛的年代,需要他這種“平衡”,最好的例子就是“六七暴動”(請參照第九章)。

6.關於香港電影線的一些問題,父親說“一直沒有找到適當的辦法加以克服”,但是當時“廖承志同志對這些問題的指導思想有左右搖擺”,而且政治上左右兩派電影人在解放前的上海已存在,他們來到香港的同時就帶來了一些無法協調的歷史糾葛,對此,誰又能如何呢?

7.關於電影線,父親還說:我們對任何勞動人民也不能擠盡了剩餘價值之後“踢出去”,“所以當時考慮到幫她們轉業”,可見父親是不服的。他當初站在基層演員一邊努力補救“左”傾處理,即便是受審查時也不“習慣”顛倒黑白,把交待寫成了肯定自己的做法,這樣會被造反派視作態度不好加重懲罰吧,堅持原則從來都是容易得罪人的。

8.在五十天整風後期,領導說“整風前期”採取了過左的做法,父親當時就深受其害。比如交待材料提到,整風的時候對大躍進的宣傳挨批評了,說是“浮誇”。但一來,包括父親任社長的《文匯報》在內,香港左派報紙用的是新華社通稿;二來,在參觀內地人民公社“衛星田”、了解到田裡的白薯是幾畝地堆在一起造假的之後,父親就決定停用新華社通稿。所以我相信父親在“交待材料”裡雖然承認“頭腦發熱是不對的”,實際上他還不是“代人受過”?造成各地爭相放衛星的政策、造成新華社通稿浮誇的根源,其他領導無一人站出來阻止,這些在父親的交待裡自然是無法言說的。

(圖二:母親的便條:“這篇有些參考資料,但吳是在被審查期,一個人千頭萬緒冥思苦想,心情可想而知。有錯漏。”)

當父親被隔離審查,苦澀地回望自己的人生時,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1967年10月14日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復課鬧革命的通知》,中小學生終於陸續回到課堂,我也回到小學繼續讀六年級。

這期間,記得我們有學習“數軸”等文化課,不過更多的還是開批判會,寫大字報,吃憶苦飯,搞早請示晚匯報[3],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4],跳“忠字舞”[5]那一套。每當毛澤東發佈最新指示,哪怕是半夜,也會上街敲鑼打鼓慶祝一番。


[1] 在別的回憶材料裡出現過“船走台灣”,不知道以哪個為準。

[2] 混入黨內:吳荻舟入黨不久被捕坐牢近8年,他的入黨介紹人曹正平叛變後被特高科處決,導致吳荻舟在很長時間(1931-1946)處於沒有組織關係的狀態,多次嘗試解決,過程複雜,1946年在新加坡重新編入黨小組活動。直到偶然遇到接替曹正平的嚴啟文,1988年才恢復1930年1月起的黨齡。

[3] “早請示晚彙報”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對毛澤東表忠心的一種軟制度,沒有官方明文規定,但全社會都流行:每天早上面對毛澤東的畫像“請示”一天做什麼,晚上“匯報”做得怎麼樣,後來更加上跳“忠字舞”的內容。

[4] “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文革期間的做法,對照毛主席語錄,檢查自己有沒有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思想行為,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和大批判,幾乎是“人人過關”,變成整人的一道程序。所有被審查的對象都要通過“鬥私批修”這一關,群眾如果不滿意,就不能解除審查。

[5] “忠字舞”,歌頌性質的群眾舞蹈,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愛的毛主席》、《北京的金山上》等革命歌曲和語錄歌伴唱伴奏,配以簡單的舞蹈動作。流行高潮在1966—1968年間。

一頁會議記錄,顯示港澳工委“對形勢的認識出了問題”,“中央為什麼提出這方針”?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2 整風記錄2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2 整風記錄2

    繼續看吳荻舟記錄的五十天整風。

6月24日

幸:HK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是老方針,又是新方針,是中央的一貫思想。(新的)對這思想更充實更豐富,更明顯提出HK留E比給M好,HK解放在台後,是更明確。廖公又說重經濟……都提得比以前明確完備系統,也是過程。下面對此方針的傳達沒有新鮮感,下面對此戰略思想的接受有不正確的思想,沒開動腦筋想一想中央為什麼重提。

HK問題,臺灣問題也罷,就是因加入M國的因素,才麻煩。戰略上是紙老虎,戰術上還是真老虎。因此我們對一系列的佈置不能不考慮。

我們觀念上不是從困難一面去看,而用不在話下去考慮,關係就重大了。對中央意見是自以為是,馬馬虎虎。中央同志說話平易,如不虛心體會放過去了,如陳總說吸收經驗教訓有三條。

我們幾個A員做不了那麼多事,要靠人家來做。應該說在HK重要是做組織工作。如何組織靠統工,通過他們的口、手去做。他們是廣大各階層的知識份子,要相信他們,靈活的領導他們。好好讀毛主席的《若干歷史——》[1],在A領導下的報紙不用共產主義人生觀唯物論影響人,不可能。陳總說,革命輸出又不輸出,不負擔輸出的義務,但說明社會主義好,久而久之,集腋成裘,就是輸出。

6月25日

吳:不要引起敵人懷疑,在內部做好一系列準備工作,是否採取個別談話,由公司當局出面說明,有了思想準備,積極地、有步驟地進行。秘密的A元不撤,並加強A的領導,公開的才撤。

夕:這是前進的退卻。加強A的領導是糾錯的關鍵問題,對公司內部的積極分子仍應加強領導,不能潑冷水。

金:長城大破大立,一開始就要通過呂,由呂向公司內部出面。先是談生產,生意,再由呂出面,在公司內沖淡對我們的看法,加強呂對長城的信心。A元撤不撤問題不大,立刻撤出,解鈴還是系鈴人,要個別做很多工作,主要還是工作方法,工作作風。鐘的目前權力要改一些。

幸:長城應有一A核心,靈魂“坐鎮”,問題是方式方法。

黃:加強A的領導,是指A的意圖如何變為群眾意圖,撤易進難,一般如作用不大,暴露,無法隱蔽,留下對事業影響,堅決撤出,否則不撤。以後再派的話:1.需要(工作上確有需要);2.對方接受;3.去了能起作用,作風好的才派。我們是開展工作,主要是培養進步的積極分子,當我們工作的骨幹,再進一步,骨幹可發展成A員。

幸:鐘培養的對象可以轉移給較灰的人去聯繫。

施:鐘退意見較一致。方向認清了,開始會有些困難,應耐心爭取上層出來說話,用說服的辦法,別發號施令。也要注意:1.正派風氣;2.還要注意加強A的領導。A的影響是要的,愛國主義教育是要的。這是限度,矯枉必須過正。膽大些,有的我們帶群眾前進,有的與群眾商量,也許他們有好主意,助我貫徹。

辛 :黃的發言好,派人好,不派也行。不能理解為A的領導就是派人去。作風在那種條件下是政治問題,因群眾不能接受這樣的作風。

一頁會議記錄,顯示港澳工委“對形勢的認識出了問題”,“中央為什麼提出這方針”?

一頁會議記錄,顯示港澳工委“對形勢的認識出了問題”,“中央為什麼提出這方針”?

(圖四:“一致同意知道中央方針”。“知道”兩字分量很重,應該是與會者被要求明確表態。)

7月1日  廖(廖承志)

I過去有過一條,不動員HK人士參加國際國內的正式會議等活動,今後也如此。連廣東的也不要安排。

II關於務虛的總結:

首先關於香港形勢:

和平與戰爭。毛主席說:“不能寫保票”,趨勢是大戰基本打不起來。但,也不

是絕對,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存在。社會主義國家強大,反殖民主義發展了,大戰可能就更少。我們要不斷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與譴責戰爭狂人。社會主義不斷增大之下,利用有利形勢,使帝國主義不敢打。

(張插[2],時間對我有利)

我們不是不惜犧牲一切祈求和平,我們不怕戰爭,但不搞戰爭。

這是HK問題的先決條件,HK解放,無論從任何角度看,不會早於解放臺灣。

局部戰爭有沒有擴大的可能?有也是在中間地帶,而且擴大的可能極小,局部就是局部。

HK工作要有一個概念,即,HK工作不能視為國內工作的一部分,只能作為國外的工作。因此,HK工作不是解放的準備(過去曾經提過,現在絕對不應有了)。

其次,HK的基本矛盾是我E矛盾,真正的矛盾主要還是EM矛盾。

張聞天:“為什麼我們對E有打有拉?”

廖承志:正因為E是在帝國主義中比較中間的國家。也就是我們為什麼把HK解放推到臺灣解放之後。因我們把HK放在E國有利。HK的一切鬥爭都要從這個基礎上來考慮,概念首先要搞清,即E是帝國主義中的中間派,可能出現中間局勢。

其三,我們不把HK工作作為對E的,而是作為削弱M帝的前哨基地。因此鬥爭

矛頭不是對E,就不能設想天天鬥爭,搞同盟罷工。因此,HK工作就是愛國主義的,HK工作就是隱蔽,長期埋伏,積蓄力量,是化整為零的,到處深入的。不搞多掛旗。

另一面,HK工作的任務,是戰略觀察所,HK工作就是在理解國際大勢的情況上提供一些資料。把更多的時間和力量放在觀察站上。

所以HK工作的內容,就是耳、眼的,不能當作國內工作一部分,甚至不是廣東工作的一部分,是國外的工作,前哨工作。

因此HK只能是愛國主義的內容,所以宣傳社會主義是錯的。我們宣傳祖國的社會主義。蘇聯建設成就,那也只是宣傳和平競賽[3],不是宣傳社會主義。是和平統戰,不是搞社會主義。因此,HK工作只能是愛國主義的宣傳工作。就是愛國主義。HK居住的同胞,還不能高到社會主義的。

愛國主義是什麼?就是毛主席的三條,這是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否則,提什麼社會主義教育,這肯定是錯的。

HK的宣傳只是為廣大的中落群眾,就是三條。

毛:HK的報紙照例要比國內低一格。

廖:第三個問題(原文號碼比較混亂,下同),HK的報紙及其他,即使是我報,也只能是統一戰線性質的,要用統一戰線的方法去經營,幹部也是要統戰幹部去經營。費、袁、呂根據統戰的政策去支援。

如果要搞成一個上下都是社會主義的,有害無利。我們不能設想個個像華潤。

既然是統戰,就有左中右。鞏固左,廣泛爭取中,最少限度孤立最右。中右也去打,這就太錯了,馬雲良就不能(打)。

要重新排隊,只能容許寬,不能比國內緊。一切要統戰的做法。

第五個問題

群眾鬥爭,也要服從這個原則,“不可不鬥,不可老鬥”,要拉就拉。

第六個問題

HK工作,不要事事同國內配合。

2工作分工怎麼辦

日常領導、具體領導歸廣東,方針政策,外辦HK小組傳達給廣東。

3幾個具體問題:

1香港還是要有一個報紙,比較正面的傳達國家的態度,文匯。

1但仍然是一個統戰方法來辦的,不能說是A報。

2此外大公、新晚,只是向HK、海外宣傳愛國主義,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是直接面向中落。

3這些報紙主要是揭露M帝,“逢M必反”是錯的,美國的人民我們是不反的,國內也不是如此,帝國主義和人民要區別開來,壟斷和人民區別開來。

4對E態度,要服從對E打拉並用,有打有拉的政策。無關大體的事,可以報道,只有E國反動的、配合M國搞兩個中國才反。

5報紙對群眾鬥爭不要配合。

6要重社會新聞,不要老反阿飛。

7用外稿問題,只能適當用,但必須對我有利,聳動新聞的事,在我們的報紙,絕對要不得,要實事求是,慢點沒有害。

8有關國內的報導。主要宣傳成績,要綜合。不要抓住一些個別突出的成就大事報導。海外報紙不要搶先(國內報紙有時是為了鼓勁,搶先報道)。地方報紙的新聞不能轉載。國內國外都要抓浮誇,報導要留餘地。

9報刊副刊,要多姿多彩,生動活潑。HK的文藝方針也是愛國主義的,面向中落的,愛國主義也是為工農兵,但在海外是以愛國主義的形式出現。

III文化統戰

一,要大大擴大文化統戰,要團結一切可用的,要調動一切可調的,要盡可能擴

大統戰。對要求進步的不要潑冷水。但不能以他們的要求變為制度。像呂不能拿他的三權。

二,明星制度還是要加以肯定,經營管理要社會化。

三,中右和蔣特要區別開來,只有搞兩個中國的,配合美國的、搞反動的,右不能說是蔣特。

(邵氏只能說他是中間偏右)

(白、吳、已是中左了,過去沒有罵過我們,只是不說話,解放後相當程度同情我們)

宗派主義必須挖掉,重新排隊,大大擴大統一戰線,重新團結。

HK人人要靠國內生活,要留有後路,因此統戰是有條件的,要好好的重新搞。

中國這一年是大變化的一年,大躍進巨大成績,一年的偉大計劃,不平凡的一年,成績不(特)別說。

為什麼中國能有一大躍進。這要分析,這是中國國力弱,外受壓迫,內封建壓,必須加速,我們必須有成就,當然。距離蘇聯很遠,比資本主義的生產也有一段不近的距離。政治上是近了,經濟上也還有一段距離。

十年來,由於得到毛主席領導的成績,另在蘇聯兄弟幫助下,總算在工業上打下了基礎,但與六億人的要求比,還小得很,如果拿成績用6億人除,就小得很。

就拿1070噸鋼,六億除,每人不到20斤,不說比比利時,連盧森堡也不如。

就拿去年一年的糧產說,六億人分不到300萬。因此拿總產值來說,還遠落後於人民的需要。

但這成就是一推動力,我們用此推動今後,必須加快速度,如不擺脫落後就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欺負,如美以台搞顛覆。

如不能加趕,就不能成農工業的先進國家。固然我們有偉大的蘇聯,有兄弟國家,有反帝的人民,有帝國主義國家內部和平的人民,這些,使美帝不敢向我進攻。

由於蘇聯無私幫助,因此打下了成為工業的可能,這是要感謝的。但,我們這麼大,人這麼多,不能指望蘇聯代我做,不能說要人包下來,不能老躺在蘇聯懷抱,故必自力更生,自己生產出來才是。

但又得回頭看,6億5000萬(人口)就不簡單。如豬每人一公斤,65萬噸,誰能一下送來65萬呢?因此說到分配,就要用6.5來除。要加緊生產才能使工農業,而且還得搞林漁牧。

農民還不能每人得300公斤,還包括雜糧和牲口吃的在內。我們還需工業近代化,外匯,還要農業建設。這佔了70%外匯,沒有這些就不能完成工農業建設。重工業上我們要銅,要有色金屬,有了才能平衡發展。我們要平衡就要工業,否則不能。

我們處和平競賽,我們還要防止帝國主義的進攻,因此還要搞國防,搞近代工業,為了滿足此,有了去年的大躍進。但平均不到20斤鋼,一噸煤,由此不難瞭解,中國人民要用迫切的辦法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否則,不能建設我們自身的工業體系,擺脫對帝國主義的依附。

這不但是中國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人民的需要。
瞭解了這,才能明白我A在八大上通過總路線的決議,工農,重輕,大中小。這

方針不是拍腦袋想的,是客觀的反映,因此鼓舞人民前進。

大家看到,一年群眾發揮大力,這原動力就是總路線。有人反此,這是舊社會的殘餘,一小撮舊知識份子。我們也有個別地方做得不好,但總的是極大變化,這是值得重視。也指明將來的方向,這是很寶貴的。

如果過去革命是群眾路線,今後一切都是如此。這一年的最大也是依靠了群眾路線。這指出了今後的方向,使我們能十年二十年內建成。

這是基礎,必須承認,如認知了這個基本的話,就是多點少點,只是第二意義的事,如去年少了一點,今年補上,如去年糧少,今年由於災少點,後年可補上,因此不在數字,只要能把人民鼓上去,貿易少一點,明年可趕上。

當然在去年的大躍進,我們有巨大成就,同時也有一些錯。A就是在改這些錯,就是不合乎客觀。缺錯表示在什麼?

1.在發展速度上,2.平衡,3.品質

在發展速度上,我們必須擺脫落後,加快速度,不這樣提就錯,但,速度不能像

主觀願望,有客觀限制,農業增加10%,就是躍進,15-20%就大躍進,特大躍進,但要普遍翻番,是不合客觀的。

工業,通常十幾%已經是大躍進,由於落後,能增加20%的話,已經是大躍進。25%大躍進,30%就特躍進了,因此什麼能翻一番是不可能的。這是一條寶貴經驗。

為什麼去年中央部門要求提高很高?基本就是缺少經驗。由於經驗少,甚至雜,所以偏高。加以回顧人民的積極熱情,要求偏高,就不奇了,只是我們發覺估高了,就會實事求是去掉。

這裡要區分幾種情況。

有一些確是算多了,我們不能在農村正確做出估計,因此估計偏高不出奇。同時,食堂速度。家庭消費轉為集體消費。突然密集多食,消費多了。又如工業,興辦工業,煉鋼鐵,因此可能原材料消耗多了。去年消耗多了些,今年一度出現緊張,因此不能懷疑農業有增產。確實有增產,同時又由於還未做農業機械和電氣化,還是手工業,因此把農村富裕的勞動力調到城裡就增加了一些消耗,故有地方糧食緊張,但不是全國各地都緊張,有些地方會過日子就好一些,如湖南,四川。

XX最近從農村回來,說每天每人至少有半公斤,這證明確增產。說明要會過日子。這又是一經驗,蘇聯曾有過。可是去年我們忘了,我們的人民有了,多食點,6億一來,數就大了。我們每年出幾萬噸,這是不多的。每天多吃一點肉,2千萬頭豬就完了。因此今年豬就緊了。

生產設備,也有增,有些需增,有些不需,也就不平衡,只需要我們發覺,改,就好了。

其次是平衡問題,我們知社會主義建設必按比例發展,原則是慎重,但,在實行中保證它,不易。企業間要平衡,工農業間,生產消費之間,都必須要平衡,剛才說,經濟建設上少經驗。

第一個五年計劃,完全按比例,蘇給了大幫助,但那也有缺點,就是步伐放慢了。因此第二個五年計劃,就採取躍進,突破舊的平衡規律。A的多快好省,四者關係就是平衡,兩腿腿走路也是平衡,但也是有重點,大中小,重大,這些就是平衡,大原則。

因此,我們有了一年經驗,我們也要時間才學得到兩條腿走路,

所以我們摸到規律,不能老是漲。這是不行的,

煤炭、電力、運輸、都要發展,因此不能12月一線上升,因此,煤,可能今年達不到3180,過去3120,因此煤也要平衡規律。

要掌握這平衡規律就要時間。有些同志提了意見,謝謝,如一意孤行走路,無用,旁人好心,謝,但,不能保證小孩不跌跤。

3質量?

這是根本問題,重大問題,去年有一部分產品確實差,但對此也要辯證來看。大躍進中出一些差錯不奇怪,拿鋼來說,去年好的700萬噸,但由於我們採取兩條腿走路,煉1100萬噸,好850萬噸。中等的100萬噸,從中出200萬噸差一些,只能給地方做些東西。

因此,給今後躍進打下基礎,但我們總結,就不能這樣幹,要同時注意到數量和品質,今年保質中取數量,地方的增產中,必須有煤才幹。

質量也要辨證看。大型中型與小型,不能一樣,這就使我們客觀地認識了此,提高了我們,來迎接今年的躍進。

因此,必須理解,有些錯,從總的來看,成績還是九指一指。只要認識了此,就保證了今後的工作。因此,錯、缺也壞事變好事,教育了自己也教育了人民。

其他方面也可能錯,但,上生產力就是準備犯錯。

蘇聯已經有40年經驗,我們學過來,更豐富我們的經驗,來實現我們今後更大的躍進。

總理說這是前進中的缺點,但也可能五年、十年還會有新的錯。方向基本不錯,1萬年有,問題在能總結,取得教訓。

*今年國慶,只適當大慶。

*新聞不要搶先,不要抓到一件新事物就來大搞。

*多改寫,不一定要照登中新社的稿,多把這些當素材。

[1]似是指1944年5月21日到1945年4月20日延安整風期間所作《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全面闡述了中共歷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分析了產生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

[2] 張插:“張”,不知道是不是指後面出現的張聞天。同樣,後面還有“毛”,不知道是不是指毛澤東。筆記裡還有一句“總:我們應該估計邵中有MK關係,但要合理,是否每事都有MK活動”,不知道是不是指總理。

[3] 和平競賽: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提出了「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的「三和路線」,並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點名批評了斯大林大搞個人崇拜的錯誤及其嚴重後果,提出了肅清個人崇拜的三項措施。

吳荻舟和越劇紅樓夢的演員們合影,這是一幅有四五排人的大合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據父親吳荻舟回顧,為了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工作方針,長城、鳳凰等一線的國語片公司不寫國內題材,拍片針對港九社會,取材當地,主要是攝製鼓勵向上向善、宣揚互助奮鬥、抨擊悲觀失望。但是,起初還生產出一些賣得出去的好片子[1],後來公式化,拍片模仿國內,選題困難,常常“拖了個光明的尾巴”,漸漸上座率不佳,也不能輸出到東南亞和臺灣地區,發行地區過窄,虧本越來越厲害,面臨財困。父親曾經邀請他們共商挽救辦法。

又據廖一原1959年一次開會發言,當時粵語界一批老演員生活無把握,如1937年的“華南影帝”吳楚帆,不能演小生,收入減少,吳楚帆反映,臺灣買片照顧他們,國家卻不照顧他們的困難(雖然他也說知道國家困難)。廖一原說:“他們彷徨,我們同情”。同人性質的粵語片公司中聯[2],演員要到外面兼職才能生存,無暇顧及中聯,曾向電影支部要人“協助管理(不是去控制)”。廖一原說,“中聯是編導演較集中的公司,如幫助他們多拍片子,協助解決些內部矛盾,(拍10部片子)就可解決生活,如能使他們安定下來,在統戰工作上可起很大作用。”

面對香港國語片界和粵語片界各種問題,父親回顧說:“國內(即港澳辦公室)由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出面,每年在各公司生產的影片中選十幾部,以購買國內版權的形式付款,到國內發行,實際上是在經濟上支持他們(中影有檔案可查)。”母親曾說,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實際上是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分支機搆,每年代總公司選購,這些做法香港幾家電影製片公司很滿意。

大環境的影響似乎令具體努力頗為徒勞。父親記得,有一次廣州召開一個包括工商界參加的會議,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提出‘新漢奸’一詞,傳到香港,震動工商界。香港商人跟臺灣多有生意來往,第一個來找父親的就是長城的老闆呂健康。他說:“吳先生,這不行呀!我的船走臺灣是國內交的任務,我是漢奸囉。”他很緊張,父親解釋:“你的情況我瞭解,不會的。”據母親回憶,呂健康在馬來亞有紗廠,在香港有大南輪船公司。後來他“漸漸疏遠我們,長城不賺錢了,是由國內援助。”

父親說,為了扭轉“左”的思想,長期方針下達後,廖承志曾指示,影片要爭取發行到東南亞和臺灣,調子可以低些,甚至主題是白開水都行,喝下去沒毒就行。可是顯然國內“反右”等各種運動對香港影響日甚,香港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對低調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尤其對廖承志這個“白開水方針”不理解,怕犯錯誤,怕將來被批不愛社會主義祖國,右傾,不得了。

父親曾召開過一個編導演座談會,針對大家的思想情況,談了三、四個小時。強調除了勸人向上向善外,便是白開水也行。父親認為真正的白開水是很難辦到的,總會有點含義,應該從精神上去理解,目的是把調子降低,使各公司能打開海外市場。

會上有人問什麼是白開水?父親說:第一,白開水沒毒,健康有益,讓人家不要害怕,何況既然說即使是白開水也可以,當然放些少鹽也可以嘛,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影片打開最廣泛的市場,不起壞作用,取得長期生存的條件。第二,我們拍片要適應海外的政治環境,要能通得過,群眾能接受。如果我們的影片宣傳愛社會主義祖國或勸華僑回國,就會不受東南亞國家的歡迎。在資本主義國家勸人向上為善,勤儉持家,不嫖不賭總是好的,不要刺激當地政府就是了,如果強調爭民主、搞政治鬥爭就難辦了。《家家戶戶》、《敗家仔》不是很受華僑歡迎嗎?這樣的片子,臺灣可以通過,東南亞各國和地區也能通過。

當時各公司每年拍6-9部片子左右。因為創作劇本的力量比較薄弱,父親還幫助他們向國內劇作家周偉等約稿。《少小離家老大回》、《萬世師表》等都是歌頌華僑頑強勇敢的創業精神和勤勞儉樸的優良品質。據父親回憶,有一段時期鬧劇本荒,他也寫過反映華僑生活的劇本解決“燃眉之急”,如《桃李滿天下》[3]、《敗家仔》[4]、《家家戶戶》[5]。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查不到父親的名字,看來他不是以編劇或原著故事身份、而是以“救火”身份做了幕後的工作(三十年後他組織創刊《戲劇年鑒》,也是連顧問名都沒掛。此是後話)。

《漁民淚》是吳荻舟保留的一本電影劇本手稿,紙張已經泛黃發脆。

1952-1957年,吳荻舟為香港電影公司寫了數個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本。

(圖一:父親保留的劇本手稿《漁民淚》,封面上寫著:“1952-1957,寫了一些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但已殘缺。”)

1957至1958年電影支部曾考慮在深圳建一座攝影棚,後來上面批准在香港搞一個以私人姿態、歡迎左中右影片公司拍片的電影製片廠,向霍英東買了一塊山地,建清水灣片場,當時是用陸元亮(抗戰時期在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任廠長,1946年到香港,歷任永華影業公司廠長、大中華片廠廠長、清水灣製片廠廠長)和許敦樂(1948年上海美專畢業後來香港擔任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宣傳部主任,1965年出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長達30年,退休後仍擔任該公司名譽董事長,1956年參與創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等個人名字投資的,為的是規避港英政府對左派活動的嚴厲限制。許多年後,初創時的僑商股東都已去世,只剩下卓再學(即許敦樂)為唯一法人。有清水灣片場老人們曾經追問:片場到底屬於公家還是私人?1991年父親和許敦樂在香港見面時的一段談話錄音顯示,片場屬於公家是毫無疑問的。

這段談話由母親記錄。當時許敦樂談到進步電影製片廠(包括長城、鳳凰、新聯)經營管理存在很大問題,還有政治問題、人事問題(如文革)等,造成嚴重虧損。父親說,才搞起來的時候沒這麼多這麼嚴重的問題。許敦樂說,義利、新、馬、大股東都死,只剩下我(卓再學)出面,第一批16.5萬,買地20萬。父親也回顧:國務院款下來,49年至62年我回去,共用3千多萬,電影有兩筆,1買普慶,2搞廠。

父親去世後,清水灣片場前廠長李惠等老人仍多次就此事詢問母親,還說是基於什麼法律手續,經過幾任新華社有關負責人過問一直沒解決。母親顯得憂心忡忡,她認為,當年是父親經手此事,父親1991年約見許敦樂也是為了解決此事,如果此事還沒解決,她有責任做點什麼。她整理了當時的談話,連同錄音和李惠的一份文字材料交給李後[6]

背山面海的清水灣片場

1958年,在吳荻舟任上建設的清水灣片場,為左派電影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文章開頭提及吳荻舟當時負責選址等工作,還有清水灣片場廠長陸元亮談初時盛況。

文章介紹清水灣片場建設情況

(圖二1/2:1958年建成當時全港最大規模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場,現為銀都機構的總部。細看文字部分,可瞭解當年電影界情況。)

父親留下的資料顯示:當時的建廠方針純屬商業性質,租賃給各公司拍片,也歡迎與臺灣有來往的邵氏等租用(四年後邵氏建起規模更大的片場)。發行方面,除已有的南方電影發行公司外,還投資搞了一個電影放映發行線,電影製片、發行形成一條龍,以租賃、聯營、合資、投資等方式形成了國泰、高升、快樂、銀都、珠江、南洋、南華等院線。普慶戲院既放電影又演舞臺戲。其中國泰老闆邵柏年在大陸解放前就已是統戰對象,國泰成為有名的左派影院,上映蘇聯電影,香港左派電影和大陸電影。

30餘人大合影,蘇聯電影界的加利柯夫夫婦和吳荻舟、張佩華都在其中。

南方影業公司同仁歡迎蘇聯朋友

(圖三:歡迎到訪的蘇聯電影界友人。)

說到普慶戲院,有一段插曲。1960年12月23日到翌年1月26日,由團長白彥、副團長袁雪芬率領的上海越劇團,來香港公演《西廂記》、《紅樓夢》、《金山戰鼓》、《碧玉簪》等劇目共三十六場,場地就是在普慶戲院。據當時報紙報導,演出深受香港同胞的讚賞,在一個多月的演出中,觀眾達到六萬人次以上。金聲影業公司甚至決定把《紅樓夢》從舞臺搬上銀幕。在上海越劇團留港期間,舉行了開鏡儀式,到清水灣片場拍了《紅樓夢》的一些分鏡頭。一九六一年二月的《文匯報》上登載了這個消息。

吳荻舟和越劇紅樓夢的演員們合影,這是一幅有四五排人的大合影。

上海越劇團訪港演出受到歡迎,有電影公司決定拍電影版《紅樓夢》。

(圖四:1961年2月4日文匯報圖片:上海越劇團在清水灣片場舉行《紅樓夢》開鏡儀式。照片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中為白彥,第四排右一是母親張佩華。圖中還有徐寶玉、夏夢、石慧等上海和香港的演員。)

這樣一件美談,我卻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發現一份文革時他為該越劇團團長白彥所寫的證明材料。上海市委宣傳部革命造反戰鬥隊曾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出一份資料:《憤怒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白彥在香港大搞階級投降的滔天罪行》。他們向父親外調,要他交待白彥在香港做了什麼?回答諸如“有什麼錯誤言行?”“和什麼人勾搭?”等問題。現在看這份交待材料,倒是可以瞭解當年他們在香港如何開展工作。

父親的證明材料寫於1968年4月5日,當時他已經被關在“牛棚”,身陷“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處境,但他開宗明義就為白彥辯護:

“他(白彥)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過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越劇團去香港演出,是為了打開上海幫工商界(主要是廠商)的統戰工作(過去這方面的工作打不開)。越劇團赴香港演出的形式是‘應普慶戲院邀請蒞港演出’的名義,實際這是一種對外的說法,普慶是統戰人士經營但可以掌握的戲院。當地階級鬥爭很尖銳、複雜,為了保證劇團安全和做好工作,曾臨時成立一個演委會,具體安排和掌握這次演出。”

根據父親的描述,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上海越劇團包租了彌敦道380號普慶戲院前後座的旅館,全員和港方工作人員、保衛人員、廚師、司機等住在一起。工作人員都是經過挑選和摸底的,客人探訪均需通報,認為不必見的一概推掉,外出有專車,不得單獨行動,演委會安排人員陪同,參觀、購物都有一定的安排。

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了《西廂記》、《紅樓夢》、《梁祝》等折子戲、短戲。公演票價是演委會和戲院商定的,1750多個座位,300多個是特等,500多個是超等和中等,其餘是三、五元的普及門票。為了打開上層統戰局面,抽出部分特等門票,有計劃地招待統戰對象,有時候也安排白彥和這些人一起看演出和交談,收到一定的效果。

為了擴大效果,除了公演還舉行了義演,義演全部收入捐給災民(父親記不清是什麼災,只記得影響極好)。父親說,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很受歡迎,左中右的觀眾都有,有些海外華僑、臺灣同胞還專程坐飛機來看。

父親回憶,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期間還有一些對外活動。白彥和主要演員(袁雪芬、徐玉蘭、王文娟)出席了普慶戲院的股東之一何賢等人舉辦的歡迎宴會;為了做粵劇演員白雪仙任劍輝的工作,佈置何賢請客;參加愛國電影界新年聚餐等。在這些宴會上,不論白彥還是袁雪芬代表講話,內容都是事先研究過的。

父親說:不記得是陳毅還是廖承志說的,“工商界有出錢愛國的,有一毛不拔愛國的,有愛錢(我們的錢)愛國的,也有愛錢而不愛國的,只要不搗亂,不反對我們,都可以來往,都可以團結,應該團結。”(陳毅或是廖承志)還舉例說:“比方何賢,可以說(和)什麼人都來往,對香港政府,對中共都會說很友好的話,說不定碰到與臺灣有很深關係的人也會滿親熱的呢。正因他有這樣的關係,我們更應和他交朋友。我們交辦的事他做了,香港政府交辦的事他也會做。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香港還接待過不少國內派出的藝術團體,如1956年中國藝術團,袁世海、裘盛戎、譚富英和張蘭英等藝術家演出了群英會、檔馬、罵曹和空城計等戲;同是1956年的中國潮劇團,姚旋秋等演出了陳三五娘、辭郎州、梁紅玉等戲;前述1958年的越劇團;中國雜技團、曲藝團等。觀眾們欣賞舞臺上的花團錦簇,舞臺下則要安排一個個藝術團體的過境,吃、住、保安,有大量不為人知的工作。

 

[1] 長城的好片子之一:百度百科讚揚長城1953年拍攝的歷史故事片《絕代佳人》“場面偉大”、“佈景豪華”,入選1957年中國文化部評選的優秀影片之列。

[2] 中聯改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其中《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一等獎,獎牌現存香港電影資料館;《秋》是1954年港產電影的票房冠軍。

[3]香港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顯示:《桃李滿天下》是粵語片,1955年攝製,1955年首映,導演盧敦、蔡昌,編劇何叟,主要演員有李青、容小意、劉克宜、石堅。

[4] 《敗家仔》,粵語片,1952年,導演和編劇都是吳回,主要演員有白燕、黃曼梨、張瑛、容小意、盧敦。

[5] 《家家戶戶》,粵語片,1954年,導演秦劍,編劇李煉,主要演員有張瑛、紅線女、葉萍、黃曼梨等。

[6] 李後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秘書長、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書記等職。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任起草委員會秘書長、委員。2009年9月27日14時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文化戰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荻舟、張瓊(張佩華)的蠅頭小楷毛筆信。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遒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