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六章 初回北京
1 文山會海
關於我們家回北京的經過，1969年1月19日，母親張佩華曾經寫過一份交待材料：《我調中影公司工作的經過》[1]。根據母親的描述，1961年的12月底，父親吳荻舟在深圳開會——他那時已經調到廣州工作，通知母親到深圳。他說，我們全家都要到北京，他去外辦港澳組，母親去中影公司。當時外辦港澳組另一位副組長孔筱也在場。她也對母親說：你原來在南方公司搞電影發行，還是到中影搞電影工作去。
從深圳回到香港，母親就開始辦理工作移交手續。
父親則到北京參加了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擴大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360百科稱：“出席會議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地、縣(包括重要廠礦)五級領導幹部，共7118人。人們習慣地稱這次會議為‘七千人大會’。這是我們黨在執政後召開的一次空前規模的總結經驗大會。會上，發揚了民主，開展了批評與自我批評，初步總結了1958年劉少奇成為國家主席後，大躍進發生的經驗教訓。這次會議對於統一全黨思想，提高認識和糾正工作中發生的‘左’的錯誤，起了積極的作用。”
事情當然沒有幾句話那麼簡單。對於長期在海外工作，沒有身處內地經歷歷次政治運動的父親也好，對於其他與會幹部也好，這恐怕都是一次非常震撼的會議。據說當時與會的一些幹部反映，“打下江山”後第一次近距離看到領袖們，同時也聽到了不同的聲音。國內形勢不是像廖承志1959年說的那樣，是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吃不夠、用不夠、穿不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其他如圍繞三面紅旗的爭論，想必都令父親震驚。
轉眼到了1962年2月初，父母帶著二哥、我和妹妹（繼大姐大哥50年代初回內地讀書，二姐也在1959年到北京上學）先到廣州、佛山看望外祖父、舅舅們和我的表弟妹們，2月12、13號到達北京。二姐記得，我和妹妹一過海關就開始說普通話，父親是福建人，母親是安徽人，我家通用語言是普通話而不是粵語。
我們在位於美術館往東的華僑大廈暫住，記得在華僑大廈第一次看見黑人，他對小孩子很友善，我們叫他“黑叔叔”。約莫一個星期後，我們搬進了西城區西便門外國務院宿舍。
父親立刻返回廣州開會，母親則忙著辦戶口，給三個孩子轉學，行李運到後又忙著安頓。
母親四月初開始正式上班，中影公司經理洪臧曾徵求母親意見，願做哪方面的工作？母親瞭解了一下公司情況後回答，自己對東南亞比較熟悉，可能的話，還是搞老本行吧。就這樣，母親開始到中影上班，任亞非科副科長（科長是許蔚文）並繼續負責聯絡香港的南方公司。
到達北京的時候是冬天，雖然母親為我們添置了新棉猴（連帽棉大衣），以香港人的眼光看非常厚了，我和妹妹穿得像個球，跌倒了都爬不起來，仍然不夠暖。記得我穿了系帶的黑皮鞋（在香港是校服標配），我向母親訴說腳痛，以為是鞋子太小，後來才知道會凍到腳痛。
那時候是三年“自然災害”困難時期的尾聲吧，青菜豆腐等都憑票。妹妹六歲，上幼稚園，每天幼稚園的班車來大院門口接孩子們。我8歲，上小學二年級。記得還沒有請到保姆的時候，我要幫忙做家務。有一次聽見樓下有人喊“豆腐來啦！”我趕緊跑下去排隊，等我回來，燉在火上的一鍋排骨已經燒成焦炭，樓道裡都是煙。我打電話告訴母親，準備挨駡，她卻很平和。等她下班回家我問：你怎麼沒罵我？她說：聽得出來你都快哭了，我還罵你做什麼呀？
我家樓下就是宿舍大院的食堂，可以買到豆腐渣團子，還有水煮胡蘿蔔、水煮大白菜，連一星油花也看不見。水煮胡蘿蔔有一種特殊的味道，許多年後我的鼻子偶爾仍能捕捉到那種味道。小孩子適應力強，我不記得有多麼難熬——可是母親晚年曾告訴我，當時二哥會把饅頭讓給妹妹們吃呢。
吳荻舟和張佩華、三個小孩子在天安門廣場合影
（圖一：父母、二哥、我和妹妹1962年夏天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我們那個院子裡，住著在國務院系統工作的各路精英，名人後代，前朝遺老遺少，名醫名將名作家等等。很多孩子從小就認識他們：參加過中共一大的包惠僧，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青春之歌》的作者楊沫，《上海的早晨》作者周而複，《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曲》的作者鄭律成，還有毛澤東的侄子、賀龍的前妻、葉挺的兒子、周恩來的秘書、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俄文翻譯等等。我後來課餘在北京電視臺演些小節目，家裡沒有電視機，記得我和外祖父曾經去周而複伯伯家看我錄製的電視節目。
北京西城區西便門外國務院宿舍
（圖二：位於西便門外的國務院宿舍，近400戶，家家有故事，但是那個年代大人們不講，孩子們不問，往事如煙。圖片由沈傑2017年9月攝影。）
關於父母的工作情況，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們的各種開會，忙得不著家。
我有父親的兩個筆記本，記錄了1962年至1964年的各種會議記錄。有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在1962年9月24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的講話要點；11月13、14、21日陳毅就國內外形勢的三次講話；11月23日廖承志對港澳工作的指示；12月30日廖承志對銀行幹部的講話；1963年1月10日劉寧一講話；3月15日周恩來講話；3月27日至4月13日的辦公會議記錄：談及唱片進出口業務總結，海外意識形態鬥爭對業務的影響，進步書店被封、人被扣、華文書銷量下降等情況；4月24日廖承志的五反動員；6月3日陳昌明談三線出版、中旅；廖承志傳達楊尚昆關於五反的講話；6月15日陳毅談五反以及農村工作若干問題；6月15日廖承志傳達中央關於“五反”的指示；6月17日廖承志傳達中央機關副部長以上會上總結講話；6月26日盧緒章出訪彙報；8月21日廖承志對梁等人的談話；8月22日張X給梁威林等講形勢；9月7日勇龍植對新華社談話；11月初廖承志談反修宣傳、關於社會主義建設和對外經濟關係；11月4日對祁峰、孔筱、朱曼平、諸華等人談反修、對英關係；11月13日廖承志對香港新聞各報總編談話；11月14日和19日李一岷談國際形勢；11月15日陳毅對港澳各報總編輯談話；11月19日梅新對老總們講話；1964年3月25日廖承志傳達周恩來對中法建交後總形勢的看法等等。
兩本記錄了1963年多次會議的小筆記本
（圖三：滿載會議記錄的筆記本，大的一個有黑色塑膠皮，在當時是很高級的了，可以想像父親多麼重視。）
他們當時對三面紅旗、民主集中制、反對分散主義等等是如何認識的呢？
其中一個筆記本，父親記錄了1962年5月21日至6月9日三周、6月11日至6月30日三周以及7月1日至7月14日兩周的學習情況。還有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上的總結發言。我選擇其中一些“體會”整理出來，這樣既可以知道當時中央的政策方針，又可以知道當時負有相當領導責任的幹部們的想法。我不知道是誰的體會，父親沒有寫人名，估計是他的上級、做報告者的體會，比如外辦副主任廖承志、外交部副部長羅貴波等。“體會”似乎是在宣讀檔過程中邊讀邊談，間或有“第7頁7行”、“16頁倒3行”或者“語錄”等提示。
- 關於民主集中制：
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不可能集中。我的體會是集中是要紀律的，即，要每一個人聽從決議，力行決議，把執行決議視為一種紀律。那麼，如果一個決議，只是像過去的封建君主的聖旨一樣，由一個人定，命令由一個人下，誰會把執行這種聖旨、命令視為必行的紀律，心甘情願地去貫徹呢？只有通過充分的民主討論，發言，通過廣泛概括群眾的意見後做出的，大家一致同意的，或統一了認識的決議，才有這樣的效力，才能被遵守，也才能實現集中。才能有統一的行動。即要集中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無產階級能實行集中制，是由於大家向著一個目標，沒有個人野心，沒有私有的根本利益上的分歧。
- 關於三面紅旗：
體會：我認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都是正確的。我們既要建設社會主義，也要快點好點建設社會主義，這不僅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也是全人類的要求。不僅符合全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所以要鼓勵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有什麼不正確的呢？問題在於鼓勵多快是否符合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是否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具體條件，工農各業的發展是否按比例發展。過去出現的缺點和錯誤，就是主觀主義多了些，對客觀規律沒有認識，離開了馬列主義的、唯物的科學的原則，有點蠻幹的結果。
大躍進，只要摸清了客觀規律，掌握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發揮主觀能動性，即鼓足幹勁力爭上游，自然可以比自流、聽天由命和緩步、方步前進要快，這是需要和可能——主觀願望和主客條件相結合的、革命的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的問題。
當然，大躍進，本身也有客觀規律，它只是客觀事物發展的概括，它不能離開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獨立存在，因此，它的過程，一樣是馬鞍型，不能把整個過程割裂開來看，整個社會主義過程，將是不斷出現馬鞍型的一個總和。大躍進也就有起有落，在躍進的平均時速上有快有慢。
不過，在1958——61間，我們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對客觀事物——社會主義物質的精神的建設而言），所以說有一個時期是大躍進，也有一個時期是退了。但，這不是“大躍進”本身有什麼錯不錯的問題。大躍進只是一種速度，結合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就是一種願望和可能的說明和進程的面貌而已。本身不包括什麼矛盾。
至於人民公社，我的認識，它既是高級合作社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社會主義發展（建設）過程的一個階級的社會生產關係，生產組織，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不斷革命，革命階段論的一個階段，歷程，所有制（從個體-集體-全民）的量變，質變的過程的一個階段，哪有什麼錯呢？在中國採取了這個形式，是由於我國是農業大國又窮又白，經過了初級社，高級社的發展過程，是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的一個生產組織，生產關係，是中國農村經初（級）高（級）發展後的生產力發展需要的生產關係，而且是對社會主義最後實行全民所有制的一個階段而言的。
3.為什麼第二個五年計劃犯大錯誤？
我體會：一面經驗不夠，一面驕傲，不謹慎，脫離群眾以至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
因此（我補充體會說明）助長了主觀主義，離開了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離開了事物發展的自然法則，社會發展的固有法則，社會發展各部分內的內在聯繫。才會犯這樣的錯誤。因此落實到我們必須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史達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我認為走群眾路線，民主集中，調查研究蹲點體會……等都是摸客觀規律的的具體措施，做法，方法。
毛主席摸到事物的發展情況，法則，規律，他就能指出我們錯在哪裡，而在這幾年來，不斷提出指示，提醒，中央不是早就有許多針對那些“大辦”，過急，過早的做法提出（的）指示嗎？
比如根據土地和植物（稻子）生產的自然條件，有什麼辦法可以畝產六萬斤、13萬斤呢？根據我國的鐵礦分佈，和煤礦分佈，及人力，有什麼條件全國範圍內搞6千萬人的煉鋼呢？根據自然界的生長法則，有什麼條件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呢？根據中國的農業生產條件（沒有積累，沒有餘糧），現產現吃還不夠，勞動力不夠耕種，有什麼條件大量抽調人力到都市來搞過多的工業呢？工業在現有的基礎，有什麼辦法一下擴展幾千萬人的生產呢？農業怎樣負擔得起那樣主觀主義發展工業的重負呢？
這些盲幹，都是脫離馬列主義、毛澤東一再指出的客觀實際、客觀基礎的。
- 關於第一、二個五年計劃：
第一個五年計劃沒有這樣嚴重的缺點錯誤是由於
1當時（我們重點在恢復）保持著恢復時期的經濟秩序進行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雖然在社會主義建設也做了不少工作但
2一來我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只好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照著做，二來我們的幹部一般地還保持著實事求是和謙虛謹慎的作風。
第（二）個五年，重點已轉到“社建”，摸了六七年也有了一些經驗，學會自己走路，應該根據中國的特點，採取適合中國情況的方法來進行建設，確定了總路線和一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但，一方面，我們的經驗還是很不夠，另一方面，我們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這就翻了斤斗了（違反民主集中制是根本原因，因為如果我們保持這種党的優良傳統，凡事都與群眾商量，聽取群眾的意見，那些“大辦”、“共風”就不會出現了，有經驗的群眾，對這些是會不同意的，比如‘一平二調’，如果我們民主作風好，調查研究的作風保持，只要讓群眾談談他們的意見，瞭解一下群眾的思想情況，那麼就會不搞了，又如食堂、托兒所也是一樣，群眾並不主張，至少辦到中途的時候，群眾已有許多反對的意見，可是我們的幹部堅持要辦，不顧群眾的反對，最後是錯了。這些決定就脫離了實際，脫離了群眾——主要是農民——的思想覺悟，違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從實際出發”。又如高產問題，群眾是不相信有可能的，實際上當幹部虛報高產時，他們不但不信，而且反對，因為這樣虛報的結果，上調多了，他們的口糧就少了，但幹部們一意那樣幹，最後引起了一系列的錯誤，工業辦多了，吃多了……就成了一下扭不回來的、目前嚴重困難的局勢——體會），加上黨內不純，地富反壞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利用我們的錯誤，添油加醋，興風作浪，又進一步加重了錯誤的惡果（破壞了黨群關係），這就是全部原因。
- 關於黨內生活：
五好：1有好的領導思想2有好的黨中央3有大批好的骨幹4有好的傳統，
好的作風（作風是：理論與實踐聯繫的作風，聯繫群眾的作風，自我批評的作風；傳統是：有理想，有志氣，不怕“鬼”。）5有好的人民，人民對我們黨有最大的依賴。只要跟人民講清道理，人民就跟著党，跟著毛主席走。這幾年有影響，主要是不少同志對毛澤東思想學習不夠，體會不深。（就拿A來說，有相當削弱）（但我認為只要一方面向人民說清楚，自我批評，人民是看到的，即使是許多人做錯了事，但，我們沒有為自己打算的，絕大多數錯誤也是出於想搞好些，搞快些，或搞緊些的動機出發的。因此，人民最後還是會諒解的。加以一方面，馬上改過來，走上正確的路，人民就必然繼續跟我們走了，即使這幾年有不跟我們走的情況，也正是不跟錯誤走，正是看到我們走錯了道兒，才不跟的。這樣的人民有什麼不好呢？）
5.關於劉少奇所說“無產階級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廣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中90%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是高度民主基礎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導下的高度民主。”
體會：經過了高度的民主，即一個政黨，一個計畫，通過了廣大的人民群眾或黨員研究討論，最後做了一致同意了的決定，那就再不能更改了，就授權給領導高度集中地推行、貫徹了。高度的集中下的高度民主，就是比如要社會主義建設，這是絕對不能改變的，是全民的意志的集中。可是在具體的工作中，可以討論，可以民主發表意見，但，一切意見的落腳點，就不能離開社會主義建設，不能離開走社會主義的路。由此這個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是不矛盾的，相反，沒有高度的民主就不能有高度的集中，沒有高度集中指導，就不可能高度民主，就要變成修正主義的所謂“民主化”了。
1963年1月13日羅部長在調查組會議的總結發言講到：“國內外好的形勢，很快就反映到港澳，即，港澳的政治形勢不是孤立的”。重點如下：
1.國內的建設也在大力發展，大慶的拿下來，和取得了一套經驗，這說明三面紅旗的正確性。
2.港澳的形勢，由於國內外形勢、尤其是祖國的生產建設形勢大好，右派在分化動搖，這是有利於工作的大好條件。但，我們也不能不警惕英、葡的對我迫害。我們不能為他們表面對我緩和，失去警惕。過去抗日，敵人是一面和我談判，一面在打我們。
3.港澳（尤其前者）目前只承認我半官方的身份，對他有利。
總理指示：我們在香港澳門的工作政策——長期的白螞蟻政策，長期吃空它。英葡摸到了我們的底，就撤兵，現港澳英葡兵就很少，加強以警察代之。我們也要掌握這種特點進行工作。
4.主觀力量還是很不夠的，跟不上需要的。總之，港英、尤其澳葡，它本身的好壞，基本上不影響我們的工作。
5.主要矛盾是沒有好的關係。造成這樣的原因有思想上的，對“立足香港澳門看世界”（廖）的體會不夠，因此立足而不紮根，這是由於社會化不夠，不是生活在群眾之中，而還是生活在群眾之上，就沒有辦法生根，也就沒有辦法串聯。這裡包括作風和方法的問題。
要紮根，社會化，首先是“求同”，政治——生活——喜愛，在海外可以搞五同，只要不同流合污。
現在認識的人不少，但，都是反復來往了的熟人，為了新的形勢的要求，我們要大量開展新的關係。“我們都是念過孔子、三民主義的，要革命還是革命了。”（周）我們要善於利用橋樑（上層統戰人士）。
6.我們必須要以階級分析的方法去研究。
7.為了掩護，要兼職，但也不宜兼多，還要有一定的專責人員。
8.必須吸取大慶經驗，首先發揮革命精神。要紮根，結果必須要有革命幹勁，確實細緻的科學作風，要搞政治學習，主要是自學。
9.對外要平易近人，平等待人，與人的關係只能處好，不能處壞。（主席：第一書記工作好不好，主要看他是否照顧大局）
其他內容還有關於公社核算單位下放的好處、全民所有制、黨內生活等等。
可見發言者極力維護三面紅旗，以自己的理解、從正面的角度去解釋，從良好的願望去推行，即使感覺到些許“不對勁”，卻接受新政權沒有經驗的現實，深信共產主義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相信中共試錯糾偏的機制是有效的，堅持朝著願景努力——當時，這樣的幹部何止千千萬萬，也包括我的父母。
[1] 中影公司：全稱“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360百科稱：管理中國全國電影發行放映業務的企業機構。原隸屬於文化部，1986年始屬廣播電影電視部。設在北京。1951年 1月15日成立。原名中國影片經理公司，後改為中國電影發行公司總公司，1958年始改用“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現在是中國電影集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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