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３ 造反有理 

    在父親吳荻舟執行“資反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被“反資反路線”的同時，母親張佩華卻是全情投入她工作的單位——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文化大革命，批判工作組和資反路線。

母親在1966年7月6日的日記裡形容他們四清結束回京那天的情形：“下了火車，沒人來接，大家懷著不安的心情。出了車站，看見了馬桂棠等幾個人。來的人不敢伸手，接的人冷冷冰冰，說明家裡的情況有很大變化。後來，政治處來接的同志說話了，幾句必要的安排。分配了車子後，馬桂棠同志解釋了幾句：‘來的人中有左派、右派和反黨分子，我們很為難。’大家沉默了，我想聯繫了自己吧？自己是什麼派？”

花了一天半流覽大字報，母親瞭解到，“群眾現在等待我們，要看我們是什麼派。從大字報看，洪丁李[1]成了黑幫的頭目，中影是個小小的‘三家村’”，“洪丁李和楊少任的歷史關係，過去聽說的是楊對群眾的打擊報復性很大，現在（聽說的）是楊給洪丁等人在62年反右後翻案時狠狠整了一頓，痛哭流淚，氣上加病一命哀哉！主要由丁達明包辦。他們的是非本來沒大關係，但是涉及到奪權，問題就大了。”（7月6日）

7月20日起開始“鬥爭洪臧”，陪鬥的有另外七八個幹部，母親提到他們的反應：“真沒想到毛主席會來這一手！”“開始，他們一定沒想到是這樣的場面，還有點不在乎的樣子，一進場子，氣氛變了，他們才有些‘在乎’，這兩天鬥下來，看來，洪臧也有些‘蔫’了，但丁李還很不服。”母親表示“又高興，又緊張。思想認識跟不上去，到現在為止，落後一大段。”

至10月，有四篇大會記錄：

一.傳達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結合批判四清運動形“左”實右，發動群眾特別是青年人除四舊、立四新；要觸及靈魂，從個人改造做起；

二.薛磊講話，內容是“不要當絆腳石，不犯方向上的錯誤”，學習十六條，運用十六條。工作隊是“鎮亂隊”，鎮壓群眾，不信任群眾，幾乎把革命扼殺。“組織上是黨員，思想上是不是呢？林總還要拼命的學！”“林總說：要有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道德，必須破資產階級的舊，時刻記著主席一字字一句句作最高指示，苦學苦讀，改造自己”。“周恩來的評價：‘21個字是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創舉’”。

三.趙偉講話。一是要放手發動群眾。文化大革命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創舉，工農兵是運動的主力軍，學生是這次革命的先鋒隊。十六條是強大的思想武器。叫群眾自己在運動中識別哪些是錯的，哪些是正確的。不怕亂，這場革命是觸及靈魂的、廣、深的革命，我們與之不適應的，堅決去改。過去許多舊框框，現在紅衛兵好得很，來機關熱烈歡迎，堅決支持。毛主席是紅衛兵的統帥，很講道理。二是思想上、工作上的舊框框，不適應新形勢，提出問題要立即答覆。辦法是在群眾中產生的，多商量（和紅衛兵）。有事商量，不要老請示上面。這次國慶，外賓來，就給他們看大字報，有介紹信給看，沒也給看。三是代職要做好工作，運動壓倒一切，運動和工作互相支援。

四.學習《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17級以上幹部，聽了主席教導，該有新理解，新表現，新創造，新前進。2小將造反，好得很，不是糟得很。如何看待是立場問題。歡迎群眾揭發批評，事後也愉快，因為是幫助自己改進。3引而不發躍如也——即要相信群眾尊重群眾首創精神。不要指手畫腳。4領導幹部要做執行政策的模範。林總說十六條是文化大革命的具體行動綱領。一切按十六條辦。

兩種人：一種人拼命學毛澤東思想。有人學得好，挨打擊，因為那時中宣部陸等把持，他們說學毛主席著作像吃火腿，反對立竿見影。說學好了，打起仗來都是漢奸叛徒。一種人不學毛澤東思想，處於落後或中間狀態。

對待政治思想工作也有兩種人：一種人重視政治思想工作。一種人不重視，甚至搗亂。

幹部對待工作也有兩種人，一種人有幹勁，工作有成績，但急躁，得罪人不少，運動中大字報多，大家要求罷他的官。另一種老好人，什麼事不做，什麼鬥爭不參加，人事關係好，大字報也少，選舉的時候能得全票。

所以對幹部要全面考察，全面排隊，全面調整，根據主席無產階級接班人5項原則提出3條方法：

1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罷官；

2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同文化大革命搗亂的罷官；

3有無革命幹勁，完全無幹勁的，罷官。

不知道經過怎樣的排隊、提名、選舉，10月15日母親的日記記載：“昨天，14日，同志們選我為輸出入處革委（會）委員。分工時，同志們又推我為副主任。”母親負責辦公室工作，“同志們說：要‘敢’字當頭，我也一口答應下來了”。但是她又說，“怎麼搞，我還不知道。”“我不善於組織，幹活亂糟糟，現在要搞千頭萬緒的辦公室。”“你們算是對準我的弱點轟了。”

母親負責的事包括更新科裡語錄版上的語錄，組織學習毛主席著作，“天天過電影”，值日（打掃衛生）等等。

11月24日母親寫道：“該怎麼說呢？學習老三篇，背熟它。多少年來我沒考慮背一篇什麼”，“由於科裡對公司資反路線的看法有分歧。柴（雲珠）等看我們是‘保守派’”，“他們的批評（從頭到尾執行一條資反路線）我們也不同意。本來是討論、辯論、學習，但是情緒不對頭。特別是黨員之間。”

為了做值日，母親七點半就到公司（也就是早上六點半就要離開家），可是有人到得更早，“值日又給許蔚文做了”。“這一個星期精神不大振作，小組長沒當好。毛著學習、講用小結沒抓，日程沒傳達。今晚小結沒結好。因為我打算給柴或李參加的，結果他們要寫大字報，不參加。我臨時抓，當然抓不好了。”“荻舟今晚不回家，怕早上來不及去（6點到），我忽然很不安。早上沒囑他回來。晚上電話告訴我大妹來信時，我也沒提醒他。”

當時我去了“大串聯[2]”，是從上海給父母寫信。

我在母親珍藏的家書裡，找到公公（我的姥爺）的兩封信，信中提及我去串連的事，也體現出老人家對世事的看法，摘錄如下。

（圖一：公公給母親的信。老中醫的毛筆字，“古”語法，沒有標點符號，加上合肥話，辨認頗有難度，在我和妹妹的努力下認出99%吧。）

公公在給母親的信裡說（我加了標點符號）：“培兒來書獲悉，您們都好，安慰。小弟[3]前來佛山在這裡住一天，次日返廣東。他比前不管怎的總算進步了，您說怕做落後分子，我說無怕，只要人的思想不落後，人就不至於落後，不是嗎？況您們處的地點不同，中國文化思想中心，人只要求進步就不至落後何。小妹比小弟小，她也能闖到天津，雖然自動是他們而主動，此不是您她又怎麼闖呢？只一點看來就不能算落後了，您想對不對？”

（圖二：公公給我的信。）

公公給我的信裡說：“輝孫如見，前曾來信給您母，不知收到不曾，念甚。您二哥曾來佛山，因無車開京，故於此地暫過一時。後來我送他去廣州探聽車子有無，將好只三天就有車開北京。您來信那天他已開車了，不知現在已到否，迄無信來，令人想往耳。您們現在真是幸福，論您年齡，比您二哥要小，論您個子，不比您二哥矮。這文化大革命，只要孩子們知識增加，個子雖小，自能從北京到天津，家裡能放其出去就不太簡單了，不是嗎？自然到了上海，上海是不平凡的嗎。投在上海各地走走看看，並見到了各種展覽，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無怪您內心高興而興奮，確實是增加不少知識和見解。現在您們學校想是暫不開學了，文化大革命尚未徹底完成，您明年4月還需出門串聯，這樣看來不是還早嗎。我很希望您們努力籌備您們明年的事，如有在外特殊收穫，更盼望您通知於我，也使我興奮而高興，可以嗎？”

我把公公的信掃描發給家人們，一位表妹回復：

“真不知道我們的公公（我該叫爺爺）有那麼一手好字。在我印象中沒見過他寫字。公公是個老實人，常在佛山廣州兩地跑，佛山自種番薯，提著一藤籃子給我們分享。心目中的公公特別痛我，一次，我生病發燒，拼命讓我喝水，用被子捂我一身汗，我受不了，在床上亂動，他跟我急，乾脆坐在床邊守著。

他說話聲如宏鐘，一口安微話我們會聽七八成，要是小朋友來我家玩，全然聽不懂他講啥。”

“文革大家忙，父母到幹校就留下我們四姐妹，公公偶爾也會從佛山來廣州小住一兩天，他也很不理解為何父母會拋下我們，話也不多，來去也不會打招呼了。回想起來，應該是找兒子吧，佛山見不到小兒子，到廣州又見不著二兒子，乾脆就偷跑到南寧找大兒子。所以就有嬸嬸來廣州找公公的一幕，急得要命兩處沒見人，最後小峰說公公問她要火車票錢，於是，我與嬸嬸馬上到郵電局打電話給南寧，才知公公下落。這是1968年的事了。這段事情，在我腦海裡記憶深刻。”

“記得我高中去分校其間（1970年），接到爸爸一封信，說公公在佛山病逝，在我懂事之後，他是我們家第一位離我們而去的親人，朦朧中理解失去家人的悲傷。不知為何，爸爸沒讓家人去送公公（媽媽在幹校，我在分校），只有佛山叔叔、嬸嬸和孩子們以及嬸嬸外家的人去送別公公。”

“婆婆去世應該是五十歲，很可惜。他們剛到廣州，人地生疏，語言沒人能聽懂。婆婆得的是虐疾，要及時醫治會好的，公公是醫生，他懂得，他更著急，打電話給父親，父親忙得不可開交（報社剛成立），當抽空送去醫院，過了最佳治療時機。父親一直也悔，買了個墓給奶奶下葬，向報社賒帳，足足扣了他三年工資才還清，剛剛解放的廣州困難重重啊！父輩們獻了青春獻親人，這樣的事，比比皆是，我們懂他們嗎？”

很悲傷的回憶，當我們懂他們的時候，他們都不在了。

繼續看母親的記錄。

12月10-13日，母親記錄：“公司住滿了各省市來串聯的電影戰線上的同志，但是，他們的串聯不符合黨和國家的政策，來是犯了自由主義，受一小撮‘來歷不明’的人蒙蔽而來的。告訴他們說：12.4毛主席要接見。後來說8號、10號接見。而有些人要在11號成立聯絡總站。總之，來的真相不明就是了。”

“一部分人來後，在全國文藝界聯絡總站的‘幫助’下和趙辛初部長開過一次會。這一次，對我瞭解這些串聯同志的幫助很大。1.不少放映隊同志在下邊受省市公司的歧視，這次來京，要告狀，出氣。2.要來看毛主席。3.來京取文化大革命之經。但是他們裡面派別很多，一個地方的意見也不盡同。見趙辛初說是解答問題，實際是談經濟（來往旅費和生活費要國家負擔問題……）”

還記得第六章第四節提及的中影公司“黑材料”嗎？那裡面寫道：

“公司領導喪心病狂地在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小將的電影上突出劉、鄧，送到港澳地區映出，直到外地來京串聯的電影界革命群眾和中影公司的革命群眾起來造反，才制止了在國內外映出。”

大串聯的威力果然很大。

時間到了1967年，1月3日，母親寫道：“20天之後，今天，情況有了大變化。全公司的同志陷入了接待工作（只20人在片倉搞業務）。公司運動全停頓，接待工作也沒法搞好。原因：文化部領導不支持，公司領導不積極支持。怎見得？文化部無力接待全部文藝隊伍，中影也無力接待全部電影發行系統的隊伍，特別中影。而部領導在最近被部革命組織最後通牒後（限五天解決接待問題）才不得不積極採取措施，而且整個政治部的工作人員也才回部辦公。我們的黨委，全病了——薛、劉、楊、張、顧。把工作推給我們。”

“群眾對黨委有意見：怕字當頭，怕群眾，怕麻煩；對公司運動不積極；不老實，說一套做一套。中央文革說，文化部要經過一場大風暴，現在太文質彬彬了。”母親說，“支委開會，大家很激動，對現實不滿，認為現狀不能維持。”“薛為首的公司黨委如果是革命的就不怕轟，如果是不革命的要轟出結果來。”“造反有理！”

當時群眾已經分成造反和保守不同派別，互相指責，母親雖被指為“保”字號的，但看得出其實她態度頗為積極，醞釀參加或成立組織：“不要怕，錯了再來，應該進入群眾之中一起幹。”

在隨後一段日子的日記裡，母親表現出對這次“觸及靈魂”的大革命有點沉不住氣。她說“反正我不保任何人，我也不靠誰去爭‘前途’，我也沒什麼‘辮子’給人抓”。

“紅色造反者”給她看了“宣言”、“公開信”，說如果同意就參加。母親決定參加，可是沒過幾天她又寫：“我參加了，但是他們不信任我，我的思想也跟不上他們”，“實際上他們是如何組織的，誰是頭，什麼也沒說”，“思想跟不上，就不可能有共同的語言，既然如此，不如早日退出”。她說自己“闖勁不大，怕踩死螞蟻，有唐僧思想！”“我能打死人、害死人、罵死人嗎？如能，那真大大進步了。”

她會自嘲，也看到環境之複雜：有人積極串聯，拉人加入組織；有人到處打聽形勢、觀望；運動初期作報告的領導，這時候都在作檢討，挨批鬥；群眾互相懷疑，互相揭發，也互相鼓勵造反。當然，“公司兩百多同志，不會全在一個組織之內”。母親決定留在“紅色造反者”裡，因為她覺得自己“較全面地看清了群眾的情緒、要求。較深的看清了黨委的真面目。較認真的看到了我們團體同志們的革命要求和誠意。”“我是黨員。毛主席在領導！黨性在號召！我要勇敢地盡一切可能地革命到底，造反到底！”

1月10日母親沒有回家。他們聽說文化部政治部被砸了，檔案被搶，中影的檔案被中影一個戴眼鏡的人拿走。於是緊急動員，派人守住公司政治處的電話，便直奔和平里、公司頭頭薛磊的家。這時是夜裡十點半。公司幾個頭頭都被找來，“請他們具了結，除政治處外，沒黑材料。但是在政治處，大家仍然搜出了一些黑材料。”母親說，“實在不能不叫人憤恨，覺得受騙，受利用”，“我們不但不能做反動路線的產物！更不能做反動路線的犧牲品！”“這就是我決心走另外一條路，和過去我看不慣的一些同志們一起鬧革命的原因。”“革命造反精神！無畏！光明磊落！襟懷坦白！這兩天我做得對，也努力做到了。回來，告訴了荻舟，他支持我！我們家只有左派！這句話一定要實現！”

為了實現這句話，付出了多麼痛的代價！這是後話。

[1] 洪丁李：指中影公司的洪蔵，丁達明和李志民。

[2] “大串聯”或全國大串聯。根據維基百科解釋，特指1966年8月到1967年3月，以大中學生紅衛兵組織或個人為主體，在全國範圍內免費乘車（或步行）、接待（食宿），互相串聯、交流和宣傳造反的活動。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社會動員措施之一。百度百科則指：“大串連”是“文革”時期的特定歷史現象，指1966年夏，為在全國發動“文化大革命”而採取的一種特殊人員交流方式。這種方式首先是從北京一些高等院校學生中開始的。為了造黨委的反，打破班級、年級、校系的界限，商議共同採取某些行動，這種方法叫串連。

[3] 小弟即我的二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