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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老式兩層小樓,樓頂有“光復樓”三個字。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5起義憶談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5 起義憶談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1984年8月父親吳荻舟前往昆明,與林南園、李一萍等雲南起義當事人相隔35年重逢,向他們瞭解盧漢等人起義時的想法和部署,我有一份林南園講話記錄,雖然無法證實,還是整理如下,當做瞭解吧。有些事估計父親當年參與策劃起義的時候也不知情。

據林南園回憶,龍雲等人登報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後,當時的行政院長閻錫山[1]認為,雲南一動,西南作為反共基地就不可能了,主張解決盧漢。蔣介石認為,這個時候解決掉盧漢,勢必桂系部隊進入,這塊地盤又成了李宗仁的,他不甘心。蔣介石認為盧漢是自己一手提拔的,還不至於馬上叛變,他打電話叫盧漢去重慶。盧漢很猶豫,去不去呢?時機如何?宋一痕在北平聯繫得如何(前面講過宋一痕留在香港)?蔣介石逼得這麼緊,周圍又有第8軍(李彌)和26軍(余程萬),力量懸殊。盧漢天天與下屬商量,去還是不去。後來盧漢派人去香港把宋一痕找回來,問北平的意見。這時是1949年9月初,解放軍還沒有渡江。

蔣介石叫國民黨元老張群去接盧漢,說保證將軍去,保證將軍歸。盧漢終於去了重慶,蔣介石在機場接他,說,我叫你來不為別的,是想做給美國看,現在雲南很穩定,沒有什麼動盪,便於我爭取美援。盧漢表示,我現在很困難,一無兵,二無糧,三無餉,周圍又有第8軍和26軍,要求辭職。蔣介石說,我叫你來不是逼你下臺,你手上已經有15個保安團,同意你編兩個軍,給你兩個番號,一個是93軍,另給74軍,至於餉,給你100萬銀元,可派人經廣州到臺灣去拿。還有大批武器在菲律賓,需要的話通知顧祝同即可撥給你。這樣兵餉都解決了,至於糧,蔣介石說你可以買嘛。9月5號去,8號安全回來。蔣介石也給了他任務:換掉政府裡和龍雲關係密切、參與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的人:“靠不住就不能放在身邊”。又給他一份名單,叫他逮捕進步人士,第一名就是當時雲南地下黨的楊靜。盧漢回到昆明當天表示很疲倦,不見客。9號,在林南園家會見龍澤匯(盧漢內弟,後任93軍軍長)等人,佈置查省參議會,不過事先通知楊靜等人躲避,叫警察局長“不要按此名單逮捕”,抓了人也不要處理,聽候命令。當天晚上,盧漢查封了省議會和報紙,逮捕200多人。毛人鳳來後想從這些人裡找地下黨,沒查到。毛人鳳建議把其中40多人帶到重慶審判,其他分別列了罪名給盧漢看,盧漢擱置一直沒辦,拖到11月李宗仁帶著家產來廣西,準備出國,盧漢密令楊文清聯合雲南士紳向李宗仁請願,說是蔣介石讓逮捕的,不得人心,查過也沒有什麼。李宗仁批:“既然查無實據,全部釋放。”李宗仁也怕盧漢留難他,索性做個人情。

11月15日,貴陽解放,30日重慶解放,盧漢認為時機差不多了。蔣介石此時又通過張群和盧漢商量,把昆明這塊地盤讓出來,把原雲南省政府遷到滇西,把原來在成都的一些國民黨中央機關遷到昆明。盧漢想,該動了。12月3日上午他見林南園,拿出龔自知從香港帶來的信,主要內容是雲南起義時間已近,請考慮派親信代表到香港會晤。盧漢考慮讓林南園去。林南園說“主席你如果覺得我合適我就去。”盧漢說,你和周體仁去(周體仁曾任北平警備總司令,是帶了葉劍英交待的任務來的,葉劍英和盧漢是同學,讓周體仁傳話給盧漢,勸盧漢到了適當的時候還是靠攏共產黨),不過不要同時走,你今天走,周體仁隔一天走,以免引起注意。盧漢馬上寫了一封信(就是前面申明四點意見那封),讓林南園去香港找張鐵生接洽,林南園立刻去機場,沒有被特務發現,到了香港,卻被可能是《星島日報》的記者發現,第二天就見報:滇財政廳長林南園到港。

林南園回憶,到港找到龔自知,4號去九龍見到張鐵生和我父親。他記得張鐵生說:雲南起義已經處於緊迫的時期,如果盧漢確實想靠攏人民,就應當堅決行動,“我們共產黨是重在行動,不在宣言。是否把此意先轉達給盧漢。”

林南園考慮通過電報轉達很不方便,想等周體仁5號到了與他商量,還想7號到廣州見了葉劍英再回昆明。張鐵生認為如果兩個人要去廣州也不反對,但時間確實很緊迫,“最好請林先生先回昆明,把當前情況向盧漢轉達,早日行動,若不能及時轉達到,會貽誤時機,誤大事。”林南園考慮這個責任重大,真貽誤了,自己也擔當不起這個責任。於是7號周體仁一個人去廣州,林南園回昆明。他把由龔自知起草的通電縫在大衣的邊上,下了飛機坐鐵路局特別黨部的車直接去了盧漢家轉達張鐵生的意見。盧漢告訴他,你走後張群逼得比過去更緊,一定要很快騰出昆明讓國民黨中央機關搬來,胡宗南的部隊很快要從西昌進入雲南,確實緊迫。6號晚上盧漢已經先約了一些人研究,要開始行動。有的人認為還沒準備成熟,74軍大部分部隊還在路上,在昆明的僅有93軍,人力不足;有的人認為可以動,不動要誤時機。現在華南既然指示早日行動,盧漢決定9號晚上,和西康的劉文輝約好同時行動。

9號張群來了,佈置成都撤退,讓雲南成為最後一塊反共基地。盧漢不見張群,讓代理秘書長楊樹聲去機場接,林南園和楊文清在盧漢的門口接,把張群招待在盧漢老屋隔壁的新房子住下。晚上,盧漢用張群的名義通知7名國民黨中央大員開會。到了7點,不見張群和盧漢,第8軍的李玉敏有點警覺,就走出客廳,可是門口站了崗,不能出來。盧漢在樓上指揮,看見李玉敏有所懷疑,於是下令警衛讓他們進會客室繳械,然後一個個用汽車送上五華山光復樓,送完已是晚上10點多,上山后宣佈起義,並通過電話總機向全省宣佈雲南起義:一,從現在起,脫離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靠攏共產黨,擁護共產黨,服從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二,所有在雲南的部隊,通通一律駐守原地不動(包括嫡系和其他部隊),聽候接管。三,宣佈戒嚴。四,全省文武官員忠於職守,不能離開工作崗位。當時不瞭解和北京一叫就能接通,電報是用商業密碼發到香港再轉發,拖了時間。

一座老式兩層小樓,樓頂有“光復樓”三個字。

盧漢在光復樓向全省宣佈雲南起義:從現在起,脫離國民黨,服從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

(圖一:雲南辛亥起義後成立的雲南軍都督府所在地昆明五華山光復樓。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插話說,那時我們很緊張,一方面發電報到北京,一方面要等龍雲的意見。當時北京已經解放,我們也不瞭解可以由北京直接給雲南復電,也很著急。

林南園繼續說,復電老不來,著急得很。盧漢擔心中央不知道,自己受包圍,等不到支持很危險。張群被扣期間連夜寫信給盧漢,大意是多年以來,凡是你希望轉給蔣介石的,我都替你轉到了。舉了好多例子,還有9月你去重慶,我也保證你的生命安全。當然你有你的苦衷,我本人與蔣公關系密切,今後也不願意過問政治了,希望你把我送到香港,唯一要求這點。”盧漢讓楊文清勸他,最好還是一道起義,他不肯,說“你們應該諒解我的處境”。盧漢叫林南園到香港催復電。走前林南園到省政府再看一次到底有沒有復電,結果兩個復電同時到,一個是嘉勉電,說密電收到了,雲南起義對促進西南解放起了作用。另一個詳細指示,要保護國家財產,聽候接管。關於雲南問題現在向西南劉鄧兩將軍就近請示辦理。中央已經指示,林南園沒必要再到香港了。重慶已經解放,盧漢說“那你到重慶請示劉鄧。”盧漢把張群放走了。

據林南園回顧:14號開始余程萬的26軍向昆明移動,李玉敏的第8軍遠在重慶江陰一帶,也向昆明方向移動,他們準備包圍昆明。到了16號,起義部隊和26軍有零星戰鬥,飛機場一度部分被26軍佔領,很快又奪回來。有的香港報紙說昆明已經被蔣介石收復,事實上只是機場部分一度被佔領。林南園到重慶請示劉鄧,劉鄧的部隊(楊勇的部隊)清晨到達張掖。于虔南提出如果需要,他可以去勸26軍撤退,盧漢也有此意。于虔南要求發一個月的軍餉,這個月的軍餉折算合300多兩黃金,400多銀元。盧漢給了,讓他去勸26軍,26軍撤走。這是21號。

“九九肅清”後,蔣介石成立剿匪司令部要殲滅“邊縱”,盧漢通知他們轉移,希望這支部隊能支持昆明。

第8軍的李玉敏是雲南騰沖人,盧漢認為是老鄉,能做做工作就一道起義,兩個軍就少掉一個軍。李玉敏堅決表示:和共產黨打交道是不講理的,我若考慮早考慮了。盧漢說,你夫人要見你。想讓他夫人勸勸他。把他放到龍XX家和夫人見面。夫人勸他和盧先生一道起義吧,把第八軍撤走。李玉敏口上說可以、可以。可是他又讓夫人把旗袍掀開,寫了幾個字,叫第8軍加緊進攻。盧漢放了李玉敏後,蔣介石任命李玉敏做雲南主席。

26軍余程萬由蔣介石派做綏靖主任,盧漢把他也放了。幸虧解放軍到了張掖,要不然很麻煩。時間關係很大,後來就是昆明保衛戰。貴陽這支軍隊(前述楊勇部)不來的話,死傷不得了。余程萬在昆明保衛戰後去了臺灣,蔣介石召見他,問他:盧漢給了你多少錢?他一聽馬上跪下來說給了XXX。蔣介石說我可以多給你嘛。

國民政府1949年攝於廣州,政府大樓上飄著當時的國旗。

1949年位於廣州的國民政府

(圖二:廣州國民政府。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關於這一段,林南園回憶,國民黨政府搬到廣州後,有一次召開財糧工作會議,讓雲南去四個人開會。盧漢不去,其他人也不想去,就由林南園代表,主要是討論恢復征糧。當時雲南已經停止征糧,盧漢指示,在會上可進一步提出,雲南現在大部分地區已被遊擊隊佔領,恢復征糧將更不得人心。林南園在會上強調:在別省不成問題,但是根據雲南的形勢,征糧事小,激起民變事大。另外停止征糧也是為了保衛後方,也就是保衛了中央。當時的行政院長何應欽找林南園,說是給盧漢打了電報叫他來見總裁。盧漢想,這是壓我恢復征糧。盧漢打電報給林南園說,關於此事,由林南園酌情,必要時可先承諾下來,回滇再商量。盧漢派余程萬做代表見總裁,要林南園在余程萬到達廣州時交給他6千港幣。余到廣州就來見林南園,林南園就把錢交給他。當時的財政部長是許康。他對林南園說,總裁要來,你暫時不要走,可能要會見你。林南園想,錢已經交給余程萬,已無必要等,等見了蔣介石可能又有麻煩,就經香港回昆明了。余程萬替盧漢見了蔣介石。

陳立夫問林南園:你說雲南大部分地區被遊擊隊佔了,是真的嗎?林南園說是真的,盧漢考慮過的。中央應重視,不要因為征糧引起民變。陳立夫說,你是財政廳長,糧食多了是你的功績呀,缺糧要引起對你的攻擊,你怎麼辦?林南園說拿錢購嘛。他說,這倒是個辦法。盧漢如果征糧,跟“邊縱”是矛盾的,陳立夫這一手很毒,離間盧漢和邊縱的關係。

林南園認為龍雲和盧漢對那次起義的意見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時間問題。龍雲主張提前,林南園幾次去香港,龍雲都說:要早一點,不要到了兵臨城下,那就沒意義了。盧漢就考慮不要過早,沒有中央支援可能失敗,失敗了死傷太大,對不起老百姓。林南園說:“現在看來12月9日還是及時的,再晚也不行,三面一包圍就沒辦法了。這個時間又與我去香港取得指示很有關係,下決心,以免老猶豫。然後報紙上登了,全省回應。”

林南園寫於1984年8月11日,給吳荻舟的信。內容提及送給吳荻舟一本書《雲南起義經過紀實》。

林南園寫於1984年8月11日,給吳荻舟的信。

(圖三:林南園給父親的信。)

父親說:“楊勇的部隊兼程趕來很重要。還有一點,淮海戰役之後更是如此,解放軍過江後國民黨就更是軍心渙散。像李彌這樣的部隊在西北吃過解放軍的虧,是驚弓之鳥,他也覺得對付不了解放軍。解放軍一到他就害怕了。你去重慶見了劉鄧,馬上把軍隊調來,起了決定性作用。時機、劉鄧大軍下來加上四川解放也起了作用。長沙程潛等相繼起義對盧漢起義也起了精神上的支援、思想上促進。”

父親還說:“蔣介石最失策的地方就是與地方勢力搞不好,老要吃掉人家,對湖南、雲南、四川、廣西都一樣。你老是要吃掉人家,壯大嫡系部隊,人家當然要起義。他最後是孤家寡人帶著一小部分人逃到臺灣去,這是民心背向的結果,也是他自己給自己安排的下場。”

[1] 閻錫山:1949年6月在廣州接替辭職的何應欽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12月到臺灣。1960年5月病故。

《華商報》三個大字的牌匾掛在一棟普通唐樓門楣上,墻上有閱報欄,門口還有三三兩兩做小生意的人。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版面內外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1 版面內外

從1948年6月,父親吳荻舟從新加坡回到香港,至1949年10月母親張佩華從新加坡回到香港,期間有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各忙各的。

父親在他的回憶錄手稿[1]裡寫道,他從新加坡回到香港後,梁愈明(朝政)、胡一聲、張兆漢、陳彬等也相繼回到香港,饒彰風在皇后大道西找到一間鋪子的二樓,組織他們在那裡閉門學習了一個月,其實就是按照延安的做法搞“三查三整”,只不過在香港不這樣提。

他們認為在星馬兩年雖然做了不少工作,但對英國戰後的殖民地政策認識不足。英國對殖民地的進步力量“欲擒先縱”,在星馬如此,在香港也如此,宣稱要把這些地方搞成民主的櫥窗,結果馬共上當,“紅出臉來”,遭到打擊。香港也發生類似情況。

1948年8月初,饒彰風安排父親到《華商報》擔任讀者版編輯兼對外交通聯絡工作,他對父親說:“讀者版是報社對外的口子,任務複雜,工作面很廣,從海內外經港的進步讀者、各界朋友,要去解放區,有何困難,都會找我們協助,便有許多具體工作要幹。”父親自是二話不說接受任務,他還擔任有利印務公司的印務工會主席,負責職工的福利和教育[2]

《華商報》是中共領導的統戰報紙,1941年4月8日創刊,香港淪陷後停刊。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共派饒彰風、廖沫沙等人經過3個多月的籌備,在1946年1月4日復刊。《華商報》政治立場鮮明:爭取和平民主團結,反對內戰,為創造一個幸福富強與民主的新中國而奮鬥。喬冠華、林默涵、夏衍和馮乃超等都是社委或文委負責人。

父親說,當時,國民黨在政治、軍事、經濟上日趨瓦解,《華商報》刊載中共中央各種號召,各項政策,備受海內外讀者關注,許多讀者自行組織起學習小組。讀者版正常情況下只佔八分之一版面,但是父親說:“顧名思義,讀者版就是為讀者服務的。只要是本刊的讀者,有學習上的、生活上的困難,甚至家庭糾紛、婚姻問題、兩口子吵架、醫藥、衛生(請教醫藥問題,多數由專業醫生公開答覆),都會來找我。”

《華商報》三個大字的牌匾掛在一棟普通唐樓門楣上,墻上有閱報欄,門口還有三三兩兩做小生意的人。

香港《華商報》舊址

(圖一:《華商報》舊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說,開始的時候,他都直接回覆或者在報紙上回覆讀者,後來他覺得這樣做很吃力也不深刻,往往還因為其他業務忙拖延回覆,影響讀者求知情緒,遂想出“讀者通訊學習”的方法,把讀者版作為讀者通信的中轉站(不公開讀者的住址[3]),把讀者的問題刊出徵求解答,有普遍參考價值的解答信便登在讀者版上。如果只是個別讀者要瞭解,便把解答信轉給徵求解答的讀者。這個活動開展後,讀者踴躍參加,互相切磋,收到很好的效果。父親從旁協助,發現有潛質的讀者,就登門拜訪,幫助組織學習小組,加以輔導,花了很多精力、時間,交了不少朋友。他還把有專長的讀者組織在一起學習,準備他們有朝一日回解放區工作。如譚丁(後任南京氣象學院教授,1979-1980年間,該學院向父親外調,後發展他為中共黨員)、李炳煌是香港天文臺的氣象專家,梁贊勳是啟德機場的飛機製造工程師,還有鐵路方面的技術人員,他們後來都回國了。

1948年5月,中共中央號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儘快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並在新政協召開前,籌備召開一系列代表大會如文代會、婦代會、青代會、工代會等。當時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無黨派知名人士聯名致電中共,響應號召。8月10日,毛澤東復電邀請他們北上。

從此,把解放區以外的民主人士安全護送北上,保證新政協召開成為版面外一項重要工作。周恩來派錢之光來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饒彰風等縝密策劃。在北方租好蘇聯輪船或者用地下黨控制的船公司的船、比如華東局管的潤通公司的船,懸掛外國旗(巴拿馬或者荷蘭),選擇安全路線分批護送。饒彰風指定父親具體執行[4],父親和香港新華分社副經理馬鶴鳴、亞洲貿易公司經理廖安祥成立三人小組,由父親向饒彰風負責。

綜合父親在文革期間寫的“交待材料”以及文章手稿,他的交通聯絡工作具體如下:

一,確定名單:被輸送回國(解放區)的人員名單分三種情況集中到《華商報》讀者版。第一種是上述領導人交下來的,佔絕大多數。第二種是領導人通知回國人員本人或其親友到報館來向讀者版登記的,這種較少。第三種是一些想回國工作或求學找不到門路,自己到報館要求讀者版協助,經領導同意協助的,這種人也很少。

二,名單確定後,就托旅運公司向輪船公司代購船票。每批十數人到數十人不等。船票購妥後,或交給回國人員本人自行上船,或由父親他們去搬運行李或送他們上船時親手交給他們。

三,上述陸續收到的名單由父親整理成一份總名單(供帶往上岸港口)交給喬冠華或饒彰風閱後,父親簽名,並由喬冠華或饒彰風指定名單中的一人攜帶這份名單,有中共黨員則指定中共黨員,否則,便指定可靠的黨外幹部。開船前,父親把這份名單交給被指定者,告訴他要秘密保管,到達目的地(上岸港口)時攜名單上岸找誰。港口接待單位或具體接待的負責人,都是領導人與國內聯繫決定後告訴父親的。有時只指定接待單位,不指定具體人。

四,至於登陸口岸,最初在朝鮮仁川,再轉入東北,隨著解放戰爭向南推進,登陸口岸逐步南移秦皇島、天津、青島、煙臺、上海。有時也因臨時情況,將原定上岸目的地改到別的港口,這由國內掌握,據說曾有一批原定到天津上岸,後臨時改到煙臺上岸。深圳解放後,就不大使用海上交通線了(改為由本人持父親的介紹信入境,或由馬鶴鳴、廖安祥攜父親的介紹信送其入境如曹日昌,更重要者隨時由父親陪同入境如李四光、華羅庚、龍雲、侯寶璋等)。

五,由於商船需通過臺灣海峽,怕有意外,總名單上只寫姓名、年齡、性別,不寫被輸送回國人員的經歷、身份、及介紹人等。並告訴攜帶者,如遇意外,應將名單毀去。這份名單只有攜帶者知道,同行者是不知道的。同船回國的人員,是無組織的。他們之間不發生聯繫,避免發生意外時相互牽連,遭受損失。

六,上岸港口由領導人聯繫,父親簽字的名單只是作為領導人與聯繫好的關係間的代號。父親他們和各港口沒有直接聯繫。

七,回國人員到達口岸後的行止(即被接待的情況和他們下一站到哪裡),父親都不負責安排,不瞭解。

父親回憶說,當時香港的情況十分複雜,特務、密探、黑幫、三教九流,無所不有,護送工作隨時會遇到危險,頭腦要清醒,處事要周密,遇險不驚。父親說過,“這件事香港政府很注意,國民黨特務也很注意,但在華東黨組織(通過地下黨員蘇世德、即劉若銘)幫助下,我們的船從未在臺灣海峽出事,主要是十分注意保密。”

1985年父親寫過一篇《版面內外》,回憶和總結在《華商報》讀者版的工作時說:“各界代表以及數以千計的本報讀者,都是從香港秘密通過海上回到華北解放區去的,他們何時走,怎樣走,都是讀者版具體安排的,而送回去的學生、青年,直到l985年寫文章時也未發現送錯一個壞人。”

父親說經他送回國的不下千人,在他留下的材料裡,我找到部分人名: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茅盾、吳祖光、沈茲九、嚴良壟、趙溫、劉式昕、蘇怡、司馬文森,李四光夫婦,華羅庚一家,金仲華、曹日昌、龍雲、譚政之、李一萍、席宣、薛覺先、馬師曾、紅線女、譚丁、李炳煌、陳昊、徐立康、許征帆、林彥群、陸元斌、陳昊、梁贊勳等等(其中有些人的回國時間應是1950年後)。其他還有香港漢華、香島等進步學校的學生,有馬來亞、印尼回來的華僑青年(包括1947年至1949年去的一批幹部教出來的學生)。福建老家有小青年跑到香港,找《華商報》介紹工作,父親給他們講形勢,把他們勸回家鄉工作。文革中為他們寫證明,得知其中一位任湖北建材學院講師,一位當了福建某縣縣長。國民黨的師長康朴把妻子送到香港,長沙和平解放後,應他的要求,父親負責把他的妻子送回去。1950年臺灣第一架起義飛機回大陸,也應要求把起義人員的妻子送回大陸。

第四章提及的許征帆,1948年被英馬當局勒令出境,於是投考中共華南分局1946年10月創辦的香港達德學院[5],攻新聞學。《華商報》是達德學院新聞專業的掛鉤實習單位,許征帆成為編輯部常客。父親雖忙於處理各種事務,也盡心指導許征帆,給予的改進意見包括題目的確定,主題的展開和深化,內容的提煉等等。許征帆在香港逗留十個月,期間寫了《黎明從北方起程》(詩)、《呼喚新中國》(詩)、《搭線》(刻畫逃港國民黨人的心態與活動的小說)和《郭沫若訪問記——追憶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影響》等,相繼發表於香港《華商報》和《文藝生活》、新加坡《南僑日報》。他說這得益於父親在香港對他的繼續啟蒙。

1949年2月,香港政府下令關閉達德學院,中共駐港機構安排部分校友進入廣東、福建等地,或北上解放區參加新中國的建設。許征帆說,他是乘“寶通號”輪船北上的第一批校友。父親分別找他們談話,具體指點如何辦理離港手續,申請哪一類護照、怎樣到碼頭集合及應特別注意的事項、北上應帶和不應帶哪些東西、到解放區後可能會有哪些一時的不適應以及應如何嚴格要求自己等等。據說事隔幾十年,文革後校友們見面仍會非常激動地談起父親所做的點點滴滴。

1949年7月下旬,當時27歲、一年前才從廣州來香港在中國航空公司任儀錶員的徐立康想回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當時大陸仍在打仗,陸路走不通,只能坐船,可是船票非常難買。他給《大公報》寫信,希望買兩張到解放區的船票。

他和妻子以及不滿兩歲的兒子住在香港九龍獅子右道。信發出後10多天的一個晚上,父親到他家,自我介紹說是《華商報》的編輯吳荻舟,《大公報》把信轉給他,他來看看有什麼困難可以幫助解決。8月底的一天,父親再次去徐立康家,告訴他9月3日有一艘船開往青島,如果想馬上走,可以乘這艘船,否則只能等到廣州解放後由陸路回解放區。徐立康表示不想再等,想早些到解放區參加工作。父親拿出兩張船票並告訴他:“上船之前,先到香港遠東貿易公司,屆時有人會帶你們上船。”

1949年9月3月,徐立康一家順利登上由香港開往青島的輪船,經過7天海上航行,到達青島,又轉火車到北京,由軍委航空局分配他到華北軍區飛行大隊,成為解放軍空軍的一員,1955年復員後在空軍所屬的一家空訓器材廠工作。他為父親寫了紀念文章《吳荻舟——我的革命指路人》。

原在香港天文臺工作的李炳煌為父親寫了《追念吳荻舟同志》,1997年前後我也曾陪母親和他飲茶聊天,保留著他的幾封來信。

據李叔叔說,他是在1949年廣州解放前夕認識父親的。當時香港天文臺部分氣象員和報務員組織了一個讀書班,每星期召集一次,地點就在李叔叔家,交流比如這星期解放戰爭有什麼消息,學習有什麼心得。當時的學習內容主要是有關中共政策的《整風文獻》、《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六評白皮書》、《共同綱領》等。經伍覺天牽線,他到《華商報》,第一次見到父親。父親說:“你們繼續學習吧,我會來參加。”

從此,父親每星期必到,還帶同一位會說廣州話的朱小姐。多數時候他都是坐在一旁聽大家發言,偶爾說幾句話。後來李叔叔也多次去報館或其他地方和父親見面。李叔叔說:“說也奇怪,在香港時,我還不懂普通話,吳老也不會說廣州話,但他能聽的廣州話比我能聽的普通話多一些,我們就是靠心靈上的政治語言溝通的。”

1950年底,李炳煌和譚丁通過氣象專家申請去北京軍委氣象局工作,父親為他們寫了推薦信,通過特別管道送到北京軍委氣象局。李叔叔歷經多次政治運動。據他回憶,其中一次、1951年底“鎮反”兼審幹時,當時的軍委氣象局黨委書記張乃召個人認為他是為愛國熱情驅使回來參加革命工作的,但如何證明來自香港的人政治清白呢?張乃召單獨見李叔叔,問:“誰是你的介紹人?”李叔叔說:“吳荻舟 ”,張乃召頻頻點頭,後來在一個公開場合就說,他們回國是“有思想基礎的”。

李叔叔說:“這得感謝吳老的教導和強有力的政治證明。即使是文革這樣顛倒黑白的年代,下結論時仍然肯定吳老給我們做的證明。文革接近尾聲,1976年3月我調離部隊時,所在的部隊全體政治部成員及有關人員集體給我送行,作為公開道歉,證明吳老沒有看錯人。”

在李叔叔心目中,父親雖不苟言笑,但和藹可親;絕不高談闊論,而是循循善誘;言行極之穩重,使人肅然起敬。李叔叔說:“在我心裡他永遠是偉大的。‘海外關係’使我不斷受到‘左’的審查,正是他的教誨以及我參加革命之初衷,令我終能抖落向我身上潑來的懷疑、誣衊、誹謗,堅持埋首工作,繼續向前,深信祖國前途光明,矢志不移。”

李叔叔,我敬服您的矢志不移,感謝您對父親的理解。

曾經和父親同在《華商報》工作的莫廣智,也在他的文章《吳老,您好好休息吧》中回憶:“吳老(荻舟),我在韶關‘七政大’時,便知其人見過面。由於我尚是個小孩子,當然是沒有什麼機緣同他聯繫傾談的。但,我從他在劇七(戲劇宣傳第七隊)的各個時期的演出和聽李門、馬孟平、喬毅、遊波等老一輩閒談中,對吳老的作風表現,踏實認真、平易近人,關心同事,我是由衷地很尊敬他的。”“在大軍準備過長江前,《華商報》黨組織在香港堅道93號紅屋(華商報職工宿舍)的地下層一間小房間,舉辦了一期黨小組長(或支委)黨章學習班。杜埃主持,陳景文、吳荻舟、我和新民主出版社一人(忘記是誰)都參加。在學習討論中,吳老提出了不少關於解放後的統戰政策等問題,記得還引起了爭論,最後杜埃作了總結。吳老給我印象深刻,他很用心鑽研,不懂就不懂,坦率地提出問題,也很虛心接受別人的意見。”

兩航起義和招商局起義期間曾經和父親共事的陸元斌在他的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裡說:“在我受荻舟同志領導的時期裡,深感荻舟同志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共產黨員。他對黨的事業具有高度責任心和突破一切困難去完成任務的精神;他的工作作風正派,不謀私利,清正廉潔;他平易近人,具有高度黨性,掌握黨的政策,領導群眾。他是黨員中的楷模,是我們學習的榜樣,這一切永遠記憶在我們心裡。”

由父親經手從香港送回內地的陳昊在《憶吳老》裡說:“我與吳老——荻舟同志雖只見過三次面,但印象深刻,終生難忘。他待人接物,樸實無華,平易近人;對青年人循循善誘,使人感到特別親切。特別是在我最困難的時候,他及時給我指明了方向,各方面給與幫助,引導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是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的。”

“我第一次與吳老見面,是由於人民解放軍渡江解放南京之後,國民黨反動派封鎖沿海,香港的船隻去北方已是不公開售票了。當時我們幾個青年學生急於要去北京學習,但是找不到門路解決船票,就到香港《華商報》求助,在《華商報》編輯部裡吳老接待我們,由此我認識了吳老。吳老詳細的瞭解了我們的想法和要求,由於他衣著樸素,態度和藹,覺得他是一個忠厚長者,值得信賴。我們雖是初次會面,也敢坦言相告,他也很乾脆的答應替我們想辦法安排去北京,由此,我與吳老建立起同志式的友誼。

經過《華商報》的統一安排,我們一批華僑、港澳學生于9月初在香港乘‘澤生輪’去天津。由於颱風影響,‘澤生輪’延期離港,在此期間,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船被炸沉了,這就是香港‘澤生輪’事件。我們幾個同伴僥倖逃生。但下一步怎麼辦?面臨著嚴峻的選擇。對於當時還是一個19歲青年學生的我,還很幼稚,既缺乏鍛煉,也沒有生活經驗,繼續北上吧,財物都炸光了,不知道到了解放區以後如何?回家去吧,因為自己是偷偷離家出走的,怕回去受父母責駡,不知如何交待?進退兩難,彷徨無主。

於是我們又去《華商報》求助,第二次見到吳老。他詳細的問了‘澤生輪’遇難的經過,並叫我們寫篇報導(第二天這篇報導登在《華商報》上),他分析了當時國內外形勢,叫我們不要洩氣,是去是留,由我們自己決定。如果經濟上、生活上有困難,他將盡力幫助解決。在他的鼓勵幫助下,我選擇了北上的決定,我把他看作共產黨的化身,完全相信他的許諾。在他的安排下,我很快又踏上新的征途。當時我雖然只有幾十元港幣在身上,但我相信吳老對我說的話‘有什麼困難,到了解放區,共產黨不會不管你的’。想不到,我一到天津,組織上一切已為我安排好了。從此,我在党的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我能有今天,是與吳老對我的教育與幫助分不開的。

幾十年來,幾經變遷,與吳老未再見過面,直到1984年才打聽到吳老的消息。在北京見到吳老,大家回憶往事,非常興奮。當時,我向吳老表示由衷的感謝與敬意,但吳老非常謙虛的對我說:‘當時在香港輸送華僑港澳學生去北京,是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決定的,你們這一批也是饒彰風同志批准的,我只是按照黨的決定去執行而已。’他的話使我非常感動,我看到一個共產黨員的革命胸懷與高貴的品質,它永遠鞭策我努力工作。”

[1]父親的回憶錄沒寫完,從未發表。

[2]父親在香港工作14年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華商報》編輯階段(1948-1951年初);招商局顧問階段(1951-1957);《文匯報》社長兼招商局顧問階段(1957-1962)。很多工作跨階段、跨領域同時進行,我儘量兼顧時間軸、但主要是按工作內容整理。

[3]為什麼不公開讀者地址?父親解釋說是因為有的香港報紙舉辦“徵友”活動,個人資訊公開,出了很多亂子,比如女青年上當受騙。父親希望避免發生這類事情。

[4]我讀過其他有關人士的回憶文章,都只提及自己曾負責護送人員北上,估計是有幾條線而且各自為戰。

[5] 達德學院是在中國內戰的背景下由中共華南分局和民主黨派合作在香港屯門辦的一所大學。學院羅致了不少知名學者任教,又經常邀請名人作專題講座,從1946年10月創立到1949年2月被港英取締,兩年零四個月培育了約1000名學生。前香港新華社秘書長何銘思曾回憶:“學校很民主,明確地反獨裁。老師很有學識,上課不用課本,隨意選擇題目,討論氣氛很熱烈。”“學習的目標,師生都很清晰,就是打好基礎,尋找方向,然後回內地搞革命去。政治活動嚴格限制在校園之內,壁報與唱革命歌曲都不能流出校園。”“很多學生找到方向就離校回內地搞革命去了,不要拖累學校。學生有自己理想,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當中不少是從南洋歸來;共通處是對國民政府失望,對社會主義有憧憬。”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2自強女性

蘆蕩小舟的故事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2 自強女性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父親吳荻舟奔波在兩湖兩廣雲南貴州白山黑水之間創造戰時文藝的歷史奇跡,沒有父親支援,母親張佩華並沒有自怨自艾。

母親在晚年曾經和我說,第一次在桂林郊區觀音山育英托兒所做保育員的時候,大姐出水痘,痊癒後母親帶她上托兒所,外祖母不放心,來看大姐,大姐坐在那裡歪著頭對她們笑。外祖母一看就哭了,罵母親不懂事。原來大姐病後沒調理好,抬不起頭。外祖母心疼得放聲大哭,抱起大姐,給她披上衣服,罵著走了。母親也很難過,跑到山後大哭一場。母親不得已辭掉這份幾乎沒工資的工作,不過她和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建立和保持了友誼。以後她當過家庭教師,小職員,直到1941年下半年經合肥星星小學另一位校長紀鐘毓介紹到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工作,做了“公務員”,生活才比較安定。

母親記得,圖書館館長叫龍兆佛。母親曾經說:那些公務員來借書,都自以為有特權,不守規則,動輒以官腔訓斥,十分受氣。母親和他們講理,龍館長怕母親闖禍,叫母親“不要驕傲”。

我找到龍兆佛在1941年9月寫的一篇文章《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概況》(原載《建設研究》,六卷一期,1941年9月桂林出版),介紹圖書館沿革和藏書規模等。當時該館已有三十年歷史,宣統三年(1909年)落成,1919年因為經費問題改為廣西省立第二師範學校附屬圖書館,1928年改為廣西省立第一圖書館,1937年改為廣西省政府圖書館,1940年5月改為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

到龍兆佛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歷年接收許多大小單位圖書館的藏書、各地書局和個人贈書,館藏18萬冊中外圖書雜誌,各地報紙100多份。藏書以社會科學為最多,文學次之,史地和科學等類又次之。龍兆佛特別指出:“非本館選購時有所偏重,因為國內出版物之比例亦複如是。”他還說:“僻處邊隅之廣西,三十年前即有如此偉大之圖書館建築物,前輩之熱心讀書館教育,亦殊值得紀念也。”從文章看,龍兆佛有抱負,可惜戰亂中難以施展(1944年8月他辭職離開,繼任者黃遠智)。

綠樹叢中一座舊式建築,桂林圖書館舊址。

母親抗戰時期曾在桂林圖書館工作。

(圖一:現存最早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照片。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圖書館有總務、採編、閱覽、特藏四個部門,每日開館13個小時,全年無休,四間閱覽室,每天接待約1000人,工作量相當大。圖書館對面就是廣西省政府,加之一年前這裡還是“政府圖書館”,母親感覺“受氣”也是可能的,不過她在這裡一幹就是三年。

在寬敞的閱覽室裡,很多男士在讀書。墻上掛著“天下為公”的總統畫像。

桂林圖書館閱覽室

(圖二:桂林圖書館閱覽室舊照。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父親回桂林養病期間寫《世界文藝思潮史話》時,母親已經在圖書館工作了兩年,有此便利條件,父親借閱了大量參考書。母親感謝圖書館閱覽室張志平主任,讓她把成堆成堆的書往家裡帶。短短半年,父親便寫完《世界文藝思潮史話》,還寫出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劇本初稿。

母親在1968年寫的自傳裡說,當時她也借機看了很多進步書刊,蘇聯小說,頗受影響。她說,如果一個人只是為了吃飯而做工,與螞蟻何異?她認為,工作分為兩類:一類是“職業”,為了生活,養父母孩子,總得賺點錢,所以她做文員,當保育員。另一種是“事業”,事業是一種理想,追求這種理想是要奮鬥一輩子的。她說她當時還沒有覺悟到這種理想應該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倒國民黨反動派,建設新中國,還受宗教思想的影響。但是因為自己也受過窮苦的折磨,覺得為窮人做有益的事是應該的。支持父親搞抗宣隊演劇隊,也是靠這種思想支撐,抗日是救國救民的大事,她不要依賴父親養家,不要把兩個人都拖到只為生活好一些的忙碌中去。

母親對宗教的態度也有根本的改變。母親說:外祖母在安徽老家時本是虔誠的教徒,到桂林不久,不知道從哪裡來了一個傳教士,自稱“石新我”,說自己是基督教一個流派的傳教士。他標新立異,不承認傳統的耶誕節(說聖經上沒有這個日子),招搖撞騙的本事特別大,居然敢“預言”。他只在教徒家裡傳道,不進教堂。校主孫滬芳和紀鐘毓首先迷上,跟著,外祖母也迷上。母親跟著外祖母去了幾次,逐漸發現“不對勁”,孫滬芳等的國家民族觀念慢慢都沒有了,不看報,認為戰爭不合教義,太殘酷,與她們沒關係。母親懷疑這個宗教把人引上更加自私自利的路。每到星期天,母親和外祖母就鬧矛盾:外祖母要拉母親和她一起去,母親希望外祖母不要拉自己去。後來,校主們搬了家,外祖母在母親和其他家人幫助下也不去了。母親說,她和宗教從此絕緣,世界觀和人生觀都有了轉變。不過母親說,她當時並沒有自覺地意識到。

就在這期間,母親曾經工作過幾個月的觀音山育英托兒所所長陳葆真幾次找她回去。陳葆真動員母親和她合作,因為她的丈夫蔣朝江在全縣研究成功水力磨麵粉,她要在全縣和桂林之間推銷麵粉,籌措經費、賺錢補貼托兒所,她希望母親回去主管內部,她不在的時候幫忙管理。

母親說,在當時,誰肯幹無名無利的事,就被視為進步,陳葆真出身地主家庭,廣西大學肄業,經濟雖富裕,人還是比較儉樸,願意幹點有意義的事。她倆都認為職業是謀生,為窮人做事不是職業,是事業。幹事業是要犧牲一點個人利益的。在那樣艱苦的歲月裡,能為窮苦人辦點好事,就是“進步”。於是母親放棄正正規規做了三年的圖書館幹事工作,心甘情願回托兒所為“小職工”服務。母親說她當時還不懂得階級分析,只認為陳葆真是在幹好事,應該幫助她。這是自己接受“兩萬五千里長征”和長沙大火善後工作中“為人民服務”教育的收穫,雖然簡單幼稚,卻是一種有犧牲精神的實際行動,她在晚年想起來,仍然覺得那時候那股衝勁還是應該肯定的。

托兒所雖然沒有圖書館工資多,但是提供免費房子和伙食,孩子也可以免費進托兒所,在收支平衡上是差不多的。那時候大舅張國衡已經考上“郵務佐”(高小畢業水準的低級職員),和母親兩人一起贍養外祖父母,母親的負擔減輕,也是她敢於辭職換工作的一個原因吧。不過兩人的收入加在一起,還是僅夠一家老小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

母親回憶說,這個托兒所收費低廉,受託兒童最多的時候約三十多人,絕大多數是一般職員的孩子,只有少數例外,還拾到過棄嬰。保姆則多為逃難到桂林的流亡婦女,工資很少。陳葆真丈夫的父親是全縣的官僚地主,和當時的桂林市長還有親戚關係,她通過這層關係從市政府爭取到幾間在觀音山下的“疏散屋”(很簡陋的竹牆瓦頂屋,是日本鬼子狂炸桂林時市政府在郊區蓋的。因交通不便,房子不好,沒人肯去住),歷盡艱難創辦育英托兒所。母親第一次去那裡的時候,桂林只有這一家托兒所。第二次去的時候,桂林又多了國民黨“婦聯”、“新生活會”辦的托兒所,有專用的房子,有專款,是貴族式的、官方的,對比之下,育英托兒所顯得特別寒酸。母親說,她學抗宣一隊搞民主,和全體保育員商量,用有限的經費,用全部力量,用大眾化的食物如青菜豆腐,來保障孩子們健康成長,減輕家長負擔。當婦聯托兒所因為管理不善,有孩子被燙傷,她立即用此例子教育全體職工,一定要辦得比她們更好。

1944年春天,劇宣七隊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演出《法西斯細菌》,陳葆真和母親一起去要求七隊多演一場,收入支持育英托兒所,七隊同意了,籌到了2、3萬元。保育員們很受鼓舞,有人驚訝地問,演劇隊是和我們站在一起的嗎?有人說要謝謝母親。母親解釋,這不是吳荻舟和我的私人關係,實在是七隊對我們的肯定和支持。

母親看到,不少她熟悉的隊員已經離開,而新隊員更年輕、熱情積極、生氣勃勃,劇宣七隊已經是一支能歌善舞能演話劇的抗日宣傳隊。1989年2月她在寄給廣州某刊物的《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寫道:“我真羡慕他們在集體生活中奔放開朗、深思熟慮的工作和追求,我則孤軍奮鬥,不知何日到頭,說不出的惆悵。可是吳荻舟卻對我能獨立養家,不拉他‘後腿’表示‘滿意’。我也只好這樣自我安慰。”

“後腿”和“滿意”打了引號,顯然母親心裡感到很苦。她在自傳裡寫過這樣的話:“在桂林居住的幾年中,只有吳荻舟全身浮腫嚴重回來休息過較長時間,此外他很少在家,一年中只偶爾回來一兩次。吳荻舟對我的主要影響是幫助我擺脫了宗教迷信的精神束縛,把我從對現實的失望、無可奈何的消極狀態中解脫出來,敢於鬥爭了。幫助我知道了中國共產黨,並且培養我對中國共產黨初步的、正確的認識,使我對黨產生了無限嚮往,信任與崇敬。這樣,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就有了一個轉變,雖然還很簡單幼稚,這個轉變,對我的思想發展有很大關係。”

母親說,她在托兒所院子裡種了一棵桂花樹,如果現在(2012年)還在,應該合抱很粗。

1943年8月至1944年初,母親他們曾經有一位特殊的鄰居。母親記得他們當時所住的桂林西郊,房後是觀音山,房前空曠,很遠處也是山,山下住著國民黨的部隊。母親告訴我,他們住的是一排五間麻秸房,從左向右依次是鼎鼎大名的新四軍軍長葉挺一家、他的秘書一家、房東、穆木天[1],然後是母親一家。母親說,幾家的孩子們常常在門前空曠地帶一起玩,不過大人都吩咐孩子不去葉家打攪。葉家在房後種了菜,還養豬養羊。葉挺當時被軟禁,有一天,有人喊:“你的羊跑了!”葉挺爬上山找,其實是國民黨引他出去,把他抓走。

手繪的位置圖,一排麻吉房,周圍是山。

我在聽母親憶舊的時候,按照她的描述手繪桂林時期住居的位置圖。

(圖三:我為母親手繪她記憶中的桂林舊居環境。)

母親告訴我這段往事的時候,已經94歲。我上網查了很久,希望找到文章證實母親的記憶。

網上有一篇文章題為《父親葉挺在桂林被騙遭捕的經過》,是葉挺的兒子葉正明訪問,但文章只是節錄,皖南事變中葉挺被捕,1942年下半年被蔣介石羈囚于第六戰區長官司令部所在地湖北恩施,1943年8月確曾被押送去桂林,次年1月又押回恩施,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被押至重慶,但是沒有受騙細節。我繼續找,找到南京市建鄴區圖書館錢丹的文章:1943~1944年間,葉挺曾被軟禁在桂林。當時李濟深任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葉將軍名義上是他的“高參”,實際上是行動受監視的政治犯,處於半自由狀態,其夫人李秀文,子女葉正明、葉華明、葉揚眉與他同住,但是他們連生活都沒有保障,要自己種菜和養豬養羊。一天,葉挺正在家附近山坡上放羊,一個特務跑去騙他:“葉高參,你的羊跑了!”葉挺去看時,他們從埋伏的樹後衝出來,把他綁架,押回恩施,不久又押到重慶。直到抗戰勝利,1946年經共產黨與國民黨交涉他才獲釋,卻在飛往延安途中飛機失事遇難。

北伐名將,新四軍軍長,大敵當前,只能養豬養羊維持生計,最後不幸遇難,令人不勝唏噓。小時候我們都學過葉挺將軍的《囚歌》,印象深刻,沒想到他和母親一家曾為鄰居。重溫《囚歌》,我似乎也聽到了父親坐牢八年期間的心聲。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走的洞敞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呵,給你自由!

我渴望著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待著,

那一天——

地下的烈火沖騰,

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簡陋的牢房,墻上寫著葉挺將軍那首著名的《囚歌》

葉挺將軍曾經被關押在牢裡,他在墻上寫下著名的《囚歌》

(圖四:寫在牢房牆上的葉挺將軍《囚歌》。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4年日寇大舉南下,桂林疏散,大舅張國衡帶著外祖父母跟郵局系統撤退。母親說,當時火車只通到獨山,逃難的人千千萬萬,沿途坐汽車要靠搶,坐輪船要靠搶,生離死別的心情籠罩在每個人心頭,特別是窮苦人,寸步難行。母親全家一點積蓄也沒有,她找陳葆真借了一萬元,全部交給外祖父母做盤纏。1946年到了香港,母親寫信給陳葆真商量如何還錢(那時國民黨幣貶值,如折合計算,母親即無力償還),陳葆真來信要母親用這個錢給她寄進步書報。寄了幾次,她來信說不要寄了。再後來母親去了新加坡,兩人失去聯繫。

大舅張國衡在1972年元月16日寫給母親的信裡說,桂林吃緊,那天下午,他站在新橋路頭,當母親帶著大姐經過那裡,大姐見到他,抱住他的腿大哭,不願離開外婆,要大舅把她留下來。當時的淒涼情景,他記憶猶新。我寫到這裡,也如身臨其境,十分傷感。

說到桂林疏散,我想引用一段關於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的疏散故事,雖然與父母沒有直接關係,卻也算是對當時亂局的佐證,讓我們看到在“狼狽”中堅守的中國人:

1946年接任館長的唐現之在《廣西省立桂林圖書館之今昔》(原載《廣西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二期,1947年3月15日出版)一文描述了一幅慘烈的圖景:抗戰期間,該圖書館曾將重要圖書遷藏於棲霞山洞暨園背村公所等處,保管煞費心力。特別是44年秋,日軍侵桂,圖書館奉令疏散,當時龍兆佛館長已經辭職,黃遠智代館長臨危受命,將館中最重要圖書裝箱,計約七萬餘冊。交通工具缺乏,他們只獲分配一艘二十五噸民船,容量只能載一半最重要特藏書,至9月初領到疏散費四十萬元,增雇民船五艘,才將全館三分之一圖書運到指定疏散地——昭平縣當裕鄉。周圍各縣先後淪陷,昭平三面皆敵,圖書館與省府失聯,經費無從領獲,風聲鶴唳,一夕數驚,隨館疏散人員再把重要圖書化整為零,分頭存放,最危險的時候,敵人離開館藏圖書僅五里地,館中同仁憂心戚戚。所幸不到一年,迎來日本投降,十二月初得以將疏散的大批圖書安然運回桂林。而在桂林沒能搬走的書籍以及圖書館建築設備,均成焦土,蕩然無存。

俯瞰桂林被日軍炸成廢墟,全城只剩頹垣敗瓦。

日軍轟炸桂林,全城只剩頹垣敗瓦。

(圖五:文化名城桂林化作一片廢墟。)

母親隨七隊先在韶關落腳,父親和七隊前往贛州期間,母親獨留於此。1945年1月,日寇進逼韶關,當時七隊在贛州流動演出,後方只有父親和懷孕的母親,還有全部公私物資。七戰區下令放棄韶關,疏散往“三南”,父親千方百計用重價租到一條小船,裝上全隊公私物資,載著兩個孕婦(另一個是政治部某人的妻子請求支持,她的妹妹是助產士),互相照顧著,在隆隆的炮聲中溯湞水而上,半路上,在南雄,母親生下第二個孩子、我的大哥。南雄是座歷史厚重的文化名城,自古是嶺南通往中原的要道,是粵贛邊境的商品集散地,著名的梅關古道,珠璣巷等至今吸引遊人訪古探幽,但是當年父母哪裡會有這種閒情逸致。

第二天,聽到機關槍響,父親立即安排上路。這次搭上戰區某部汽車,母親抱著剛出生的嬰兒,身邊依偎著六歲的大姐,嚴寒下,車子在五嶺山脈的崇山峻嶺中蜿蜒前進,前面的路不通了,車子久久不能前進,水箱凍住,車的長龍也不動了。司機們乘機紛紛下車去找吃喝住宿,父親也下車找到農家,先接母親前往,回頭再接大姐,大姐久等不見父母,已驚得嚎啕大哭。產婦一天無水入口,母親記得到了和平縣城才吃到一天裡第一口稀飯。嬰兒的尿布是鄉下買的草紙,濕了撕開晾乾再用。沿途逃難的百姓扶老攜幼,奪路而逃,老弱垂危倒臥路旁,誰也顧不上停下腳步看一眼,更不用說伸出援手。

母親形容說,和平是個小山城,七戰區的軍政機關、幹部家屬一下子湧來,搶購食物,爭奪住房和交通工具,小城像失了火一樣亂作一團,“強者勝”,弱者啼饑號寒,慘不忍睹。

父親後來說,母親能在那種絕境中活下來真是奇跡。

[1] 穆木天:1900年出生于吉林省伊通縣的書香旗人門第。自幼即過著優渥生活。本名穆敬熙,筆名穆木天。1918年畢業于天津南開中學。1920年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1931年加入“左聯”, 1937年參加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1938年後輾轉昆明、廣州、桂林、上海等地從事教學和創作。解放後先後在東北師大、北京師大任教。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1年10月病故。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險惡贛南

滿目瘡痍的桂林,全城盡毀成廢墟,難找一間完整的房子。

一九四四年前後日軍轟炸桂林導致全城盡毀成廢墟。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1 險惡贛南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西南劇展1944年5月19日閉幕後,七隊到柳州演出《法西斯細菌》和《軍民進行曲》。6月上旬,左洪濤緊急通知父親吳荻舟:日寇繼打通平漢線後,又擬打通湘桂、粵漢線,進攻湘南、桂柳,國民黨為阻止日寇西侵,準備炸毀湘江大橋,令七隊火速返回韶關駐地,否則便回不去了。

左洪濤說:“我們的聯繫隨時會中斷,要做好獨立作戰的思想準備,堅持工作。最後的政治界線是‘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寫反共標語’”。隊務會決定立即拔營撤寨趕回七戰區。

幾乎同一時間,國民黨下令桂林疏散。

大舅張國衡在一封家書裡回憶:桂林疏散前夕,外祖父回來和家人匯合。外祖父告訴大舅,後方醫院沒有足夠的藥物,常常眼看著傷兵死去,他曾輾轉幾家傷兵醫院,也在廣西全州做過半年中學校醫。

郵局系統通知大舅張國衡可以選擇疏散到貴陽、昆明、成都或者重慶的省區局所。大舅考慮到外祖父母很久沒見過兩個小兒子、我的二舅和小舅,於是選擇去重慶。1944年初他們在重慶重逢,據大舅回憶:衡陽分別時,二舅和小舅還是孩子,這次相見他們都自立了,外祖父母自是十分寬慰。二舅還幫父母在郊區小龍坎租了農民房,星期天就來陪伴一天。

大舅被分配在郵局的快信組,一夜間往往處理幾籮筐的信件,手眼都不能停,忙到天亮,白天就在走道上打地鋪睡覺。

外祖父母屬於直系親屬,可以跟著郵局系統撤退,但是我母親張佩華和我的大姐不可以。母親離別好友陳葆貞和育英托兒所,離別外祖父母,帶著我的大姐隨父親撤往韶關。

滿目瘡痍的桂林,全城盡毀成廢墟,難找一間完整的房子。

一九四四年日軍轟炸桂林導致全城盡毀成廢墟。

(圖一:從1944年10月29日至1944年11月10日桂林淪陷,日軍對桂林進行了毀滅性的狂轟濫炸,桂林市區幾乎沒有一棟完整的房屋。市民及政府機構和社會團體,軍隊,學校紛紛搬去郊區,也不能倖免[1]。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回到韶關。按照慣例,每個新劇碼都要到長官部彙報演出,來不及喘口氣,6月中旬,便在七戰區長官部禮堂演出《法西斯細菌》,又應中山大學的邀請到坪石和該校演出。演出後,父親應地下黨員張泉林、魯郎的要求,向中大學生做了《關於民族形式與抗日宣傳》的學術報告,同學們聽後反映很好,對“民族形式”和父親有不同意見的朱謙之教授也激動得當場與父親擁抱。

由坪石回到韶關,七隊向韶關人民做了一次音樂劇總彙報,演出《農村曲》、《生產大合唱》、《生產三部曲》、《新年大合唱》和《軍民進行曲》等。儘管已經進入備戰時期,觀眾還是很踴躍。

劇宣七隊在鄂湘桂粵四省、武漢、湘北、湘南、桂北、桂南、粵西、粵北等主要地區已經做了不少工作,不過還未去過“太子”蔣經國的新贛南[2]和粵東山區。考慮到如果以韶關為中心的粵北地區成為抗日戰爭前線,則以上地區便成為七戰區的後方。那裡是十年土地革命時期中共和工農紅軍的老區,有很好的群眾基礎,於是七隊派陳卓猷到贛州,通過關係疏通贛州民教館負責人,發出一封邀請信請七隊去贛州演出。

日寇打通粵漢線後,進攻湘桂的風聲越來越緊。七戰區已經在韶關週邊及鐵路沿線加緊構築工事,為了與戰區保持聯繫,隊務會決定這次由副隊長徐洗塵帶隊,父親只隨隊到贛州、興國,然後留駐曲江便於和戰區政治部及時聯繫,同時照顧臨產的母親。

8月,七隊沿廣東始興、南雄轉入江西的大庚、南康。過新城時,專程到鎢礦礦區演出,慰問礦工,受到熱烈歡迎。礦工們揭發奸商與官僚勾結,把禁止出口的軍用物資鎢礦走私到汕頭或香港賣給日寇,他們說,如果日寇打來,他們一定組織起來打遊擊。到贛州後,民教館、專員公署政治部都表示歡迎,令父親他們感到興奮的是不少在韶關看過七隊演出的青年人聞風而來探望七隊。

父親在贛州、興國,拜會統戰人士曹聚仁、朱潔夫等朋友後便返回韶關。

七隊在贛州演出《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觀眾熱情高漲。可是據隊史記載,在慶祝1945年元旦的歌舞晚會開幕前,卻有中統特務藉口沒給他們送戲票,要強行入場。副隊長徐洗塵不讓他們無票入場,負責前臺工作的隊員何祖鈞也和手持武器的特務講理,特務們“在圍觀群眾面前丟了臉,惱羞成怒,動手扭打徐洗塵,抓走何祖鈞。”在場的群眾憤憤不平:“人家義演做好事,你倒來搗亂!”“如果新贛南不能演出這樣的歌劇,還算什麼新贛南!”

父親接到電報,趕到贛州,在《正氣日報》社長兼總編曹聚仁先生陪同下去見蔣經國。蔣經國先是說不知道,父親遂向他說明七隊是應邀請來義演的,是為贛州做好事,也是來宣傳抗日的。全部戲票由民教館負責處理,送票與否與七隊無關。隊副和隊員遭毒打、逮捕,是不應該發生的,請他過問。可能蔣經國也擔心中統特務的猖獗魯莽行為會引起地方勢力不滿,也不符合“新贛南”和“開明政治”的面貌吧,便答應查辦。第二天,特務放回何祖鈞。此後七隊在“新贛南”工作兩個多月,未再發生類似的事。

在贛州,還有一個小插曲。中國著名漫畫家、“三毛之父”張樂平本來擔任抗日漫畫宣傳隊副隊長,在上饒等地舉辦抗日巡迴漫畫展覽,由於經費緊張,漫畫宣傳隊解散,赴桂林途經贛州,遇到老朋友挽留,遂和妻子馮雛音留下。張樂平為人畫速寫為生,馮雛音則教書補貼家用。兩個女兒相繼出生,負擔很重。

據馮雛音在《與劇宣七隊在一起的日子》裡回憶:

“一日,忽聞張樂平1937年在武漢政治部三廳抗日宣傳隊成立時認識的老朋友吳荻舟率抗日劇宣七隊來贛州演出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我們夫婦倆興沖沖地趕去觀看,不料竟在後臺遇見潘予、齊木冬、林斟冰等張樂平在漫畫宣傳隊時結識的文藝界朋友,而從事美術設計的俞亮則是我上海的老鄰居。老友相見分外親熱。樂平介紹我認識了劇宣七隊的隊長吳荻舟先生。當時他年近40,身體結實,為人十分和藹,是個地下工作者,為黨的事業兢兢業業,默默耕耘,是有威信的行政領導。

我們生活上的窘迫很快被朋友發現了,為了幫助我們全家,劇宣七隊的隊長和朋友們決定讓我們以‘隊友’的身份留在隊內,參加他們的小組活動,與他們共進共退,共同用演劇隊的名義、辦畫展的形式宣傳抗日。當時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即使這樣,他們仍免費為我們提供食宿,潘予更是每天準備一碗豆漿送給我的孩子食用。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是吳荻舟和七隊的朋友們幫助了我們。”

劇宣七隊的隊員在野外席地而坐,幾個人圍在一起,糙米就著一碗青菜就是一頓了。

劇宣七隊生活艱苦,幾個人分吃一碟青菜。

(圖二:劇宣七隊生活艱苦但是大家有難同當。)

就這樣,張樂平一家在贛州加入劇宣七隊輾轉贛粵,劇宣七隊上演話劇《法西斯細菌》的時候,張樂平的大女兒娓娓也上臺客串演出。母親和馮雛音很談得來,大家生活得像一家人。每次上路,他們一家會得到特殊的照顧,小孩經常被安排在汽車駕駛座旁。劇宣七隊的隊員們幫助張樂平佈置抗敵宣傳畫展,青年人火一樣的熱情,令他們在50年後想起來仍然激動不已。他們和父親成為一生的好朋友,解放後,父母每次去上海,都會去看望他們,特別是文革之後,大家都有劫後重生的感慨,持續逾半個世紀的友誼彌足珍貴。

1945年1月下旬,日寇攻擊距離韶關不遠的馬壩,炮聲隱隱可聞,戰局緊張,七戰區電令七隊火速從贛州撤入“三南”(龍南、定南、虔南)。七戰區撤離韶關,顯示第十二集團軍不打算在粵北山區抗擊日寇,準備放棄嶺南重鎮韶關。戰區各單位爭先恐後地落荒疏散,所有交通工具被搶一空,父親高價租了小船,載上臨產的母親和隊的公私物資,沿湞水逆流而上撤往南雄,母親在南雄生下我的大哥,再由陸路經信豐進入“三南”與大隊會合。接到指令的七隊全體則是從贛州逆桃江而上,經信豐入“三南”,沿途不分男女,背纖拉船,推手車,抬擔架,冒嚴寒,頂風雪,千辛萬苦保住全部公私物資服裝道具毫無損失。

龍南、定南、虔南(現稱全南)是贛南的三個小山城,擠在崇山峻嶺中,平時無人問津。這時戰區(省機關未往三南撤退)所有機關單位人員家屬、還有老百姓匆忙撤到這裡,或住下或經過,到處是人和物。父親形容:“天上大雪紛飛,地下軍用公路給人和車輛踩壓成光滑的冰河,孩子老人在路邊哭泣無人過問,真是大水沖了龍王廟,把三座寧靜小城,一下子拋進荒亂的漩渦。”

三南的崇山峻嶺,山路崎嶇。

粵北贛南很多崇山峻嶺。

(圖三:“三南”的崇山峻嶺。網路圖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剛到山城,七隊還計劃做一些宣傳工作,但人心惶惶,而且大多數是撤退下來的機關幹部和家屬,前途茫茫,誰還有心思聽他們宣傳。父親說:像這樣不戰而逃,事先又不打招呼,不是有計劃地撤退,結果,軍隊老百姓亂成一團,小小山城,吃住都不能解決。在現實面前,我們的宣傳,群眾無法相信,就是我們自己也感到有點惶惑了,究竟退到何處才是盡頭!

父親後來曾形容日寇這個冬天的瘋狂進攻為“侵華戰爭的迴光返照”,但其實當時他們對戰況很隔閡,戰區政治部也顧不上管他們。當小船沿湞江而上時,日寇的槍聲尾隨著,父親還在琢磨,是擴大韶關週邊、鞏固這個據點吧?敵人沒理由入侵贛南,戰區為什麼一下子撤進“三南”?後來聽到有難民說:韶關淪陷後,鬼子打到江西南康便停止前進,而沿著粵漢鐵路向湖南趨擾。這證明其目的是打通粵漢線北上,與從武漢南下敵人會合後進攻桂柳,擾我大後方,迫蔣介石議和。

可是,父親說,敵人沒想到他錯誤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後,進一步分薄了自己的力量,加速了自己的失敗。勝利一天沒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有的同志萌發了去遊擊區的念頭,這也不是第一次,隊務會做了最壞的打算,決定把隊伍拉出去,逐站工作,慢慢向韓江遊擊區和閩西老蘇區靠攏。於是向政治部提出往粵東流動,得到批准。

那年的年關,母親形容說:“寒風凜冽,年近歲晚。崇山峻嶺,雪野茫茫,目力所及,遍山松竹的株株條條頂著積雪,隨風搖曳,人們的心,也被冷凍了。我思念著父母和弟弟們,心也在往下沉!”

母親還說:大師傅走來問年夜飯吃什麼?正好一隻大黃狗躥過,大師傅計上心頭,轉身走開。晚上,一頓“香肉宴”逗得隊員們高興起來,有人從門外端來雪水,高喊“白酒來了!”母親說:以後多年我都不能忘記那些風塵僕僕的年輕隊員們,他們憔悴疲憊,歷盡艱辛,卻不皺眉頭不埋怨,一到駐地立即投入分配給自己的工作,那麼堅強、鎮定,令人佩服不已!

劇宣七隊從定南經龍川、興寧往梅縣轉移。戰時演劇的適應性很強,可繁可簡,道具基本是就地取材。3月在興寧演出《軍民進行曲》、《新年大合唱》,七戰區某部司令香翰屏及其部屬,在華作戰的美軍東南聯絡站的人員都來看演出。

劇宣七隊是4月到梅縣的,據隊史大事記記載:4月7日在梅縣,與張樂平,陸志庠聯合舉辦“詩畫展覽會”;4月至6月間,在梅縣演出《農村曲》、《新年大合唱》、《軍民進行曲》及話劇《重慶24小時》等節目十多場,為綏署陸軍總醫院籌款25萬元,還舉行音樂會、詩歌朗誦會和出版抗戰歌集。到了梅縣便住進了張家圍的肩一小學,然後慢慢像打開一把摺扇那樣向周圍開展工作。

一本自己已經模糊的油印劇本《重慶二十四小時》,有“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劇宣七隊”字樣。

網上拍賣劇宣七隊的宣傳品《重慶二十四小時》

(圖四:網店拍賣的劇七《重慶24小時》宣傳品。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七隊之友李鐸元(原名李崗)2008年給劇七老同志的信中寫道:“劇七1945年梅縣演出一鳴驚人,受到山城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的熱烈歡迎!現今七八十歲的老人談起劇七來猶眉飛色舞!如癡如醉!時不時哼出《李大媽》、《朱大嫂送雞蛋》……時不時講到抗日《軍民進行曲》、《農村曲》、《法西斯細菌》裡的人物角色。傍晚劇七在民眾教育館、肩一小學晚飯時都圍了不少熱心的群眾。齊牧冬、袁濱拿著燒焦的鍋巴沾鮮奶吃,說‘真香’!兩位活潑可愛的小女童(小小、咪咪)的父親正是《三毛流浪記》的著名畫家張樂平……距今六十多年,散居各地的劇七之友仍舊在懷念……更多的是我不認識的劇七迷大有人在。”

粉紅色的影印紙上印著劇七之友李鐸元二零零八年的賀年信。

這是二零零八年一封“劇宣之友”的來信。

(圖五:2008年春節劇七之友李鐸元來信,熱情洋溢,感情深厚。)

[1]根據刊載于《廣西右江師專學報》2006年第4期付廣華的論文《論日軍對桂林的轟炸》,據不完全統計,截至桂林疏散前夕,日軍轟炸51次,634人死亡,1056人受傷。桂林十年建設期間的工業化成果、現代交通運輸體系、市政設施以及各種現代服務業全部毀於日軍侵略的戰火。

[2] 1939年6月11至1945年3月贛南淪陷,蔣經國任江西第四行政區專員兼贛縣縣長六年。他在贛南推行“三禁一清”政策和“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禁煙、禁毒、禁娼,要贛南人人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從他的“新贛南”既能看到前蘇聯的影子,也能看到後來的臺灣。

畫面上近百人大合照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西南劇展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0 西南劇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3年夏秋在桂林養病和寫作期間,父親吳荻舟在作家韓百屏家裡讀到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全文(早在1942年秋天,父親在朋友處讀到《新華日報》上登載的蕭軍《對當前文藝諸問題底我見》剪報,文中提到毛澤東在延安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

毛澤東在《講話》裡提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如對文藝方向有爭論,有人不願到農村去,到前方去,不願到火熱的戰鬥生活中去,或者對文藝要為現實鬥爭服務認識不足。他強調文藝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文藝要為社會變革服務,為現實鬥爭服務,作家要為工農兵寫作等。抗宣一隊從組隊到改名劇宣七隊,工作覆蓋了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和貴州六個省,幾乎每年有四分之三的時間在流動,僅在1942年8月至1943年8月西江大流動中,就演出200多場次,節目有《慈父》、《王老二當順民》、《重慶24小時》、《寄生草》、《陰陽界》、《風波亭》等話劇;有《農村曲》、《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等歌劇、歌舞;還有歌詠《遊擊隊歌》、《太行山上》等。都是因地制宜創作和演出群眾喜聞樂見的節目,也根據所到縣市不同情況和接受程度運用街頭宣傳、標語、壁報、畫報及口頭、文字等形式,或辦各種文藝短期培訓班,《講話》所說文藝“為抗日戰爭服務”,在他們的實踐中每時每刻具體地發生著。因此,父親曾回憶說:“雖只匆匆一讀,印象已十分深刻”。

畫面上近百人大合照

一九四二年五月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毛澤東的講話影響深遠。圖為毛澤東和與會代表在楊家嶺合影。

(圖一: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與文藝工作者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自1943年年初起,國統區的物價狂漲,甚至一天漲幾次。“法幣”惡性貶值,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母親張佩華說過,那時候她在桂林圖書館工作,每月發工資的時候,外祖母就要在圖書館門外等著,兩人像跑接力賽,母親把錢交到外祖母手上,外祖母一拿到錢趕快去買米,因為假設上午一百塊可以買到五十斤米,也許下午就只能買到五斤了。七隊吸煙的隊員連廉價的煙葉也買不起,常常是一支煙幾個人輪著吸。隊的經費,自1941年初改成“劇宣七隊”時調整過一次之後,便再也沒有調整。當時在政治低氣壓下,進步文化工作者如果不願隨波逐流,工作就無法開展,生活也很難維持,七隊及時伸出援手,畫家黃新波、張樂平、黃永玉等都先後作為隊友在隊裡生活工作過。

歐陽予倩、田漢、瞿白音等在中共支持下,在桂林籌辦“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1],周恩來派人到廣西與左洪濤聯繫,讓演劇四、七、九隊參加西南劇展。七隊決定排練曹禺改編巴金原著的《家》和夏衍的《法西斯細菌》,重排《軍民進行曲》和新排木偶劇《詩人與國王》參展。

會徽長方形,畫面上是一個起舞的人物,和“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字樣。

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會徽

(圖二:西南劇展會徽。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943年11月,父親帶著《詩人與國王》的演出本到桂林參加“西南劇展”籌委會。溫濤已經製作好詩人、國王和花神的木偶,他特地表演給父親看。父親說:“他的提線技術很熟練,可見下的功夫不少。這裡也有溫嫂的功勞,我進門時看見她的手裡正縫著一件小衣服。那是花神的衣服。她把破襪子利用起來,成為服裝的主要原料。”

據父親回憶,三個主要人物的造型都頗有個性,詩人是個年過古稀,精神抖擻、慈祥、莊重的老人,花神是天仙般的美女,象徵著精明、能幹的群眾領袖。詩人和花神的眼睛和嘴唇都不動,而國王則眉毛、眼睛都能動,顯得奸詐陰險、滑稽可笑,是個希特勒形的中年人。百花象徵著鬥志昂揚的廣大群眾。百花因為要開口說話和唱歌,所以花瓣能啟合,但不用提線。當它們遭狂風暴雨摧殘時伏倒,當它們得到詩人撫慰時,立刻顯得新鮮、美麗、有活力。在製作百花時,溫濤花了不少心血,動了不少腦筋。比如如何製造百花在雨前雨後的兩種舞臺效果呢?父親和溫濤反復研究,最後是製作了兩批花,一批殘敗的,一批盛開的,詩人扶起的是後一批,把問題解決了。

父親取得歐陽予倩同意,把當時已經到藝術館工作的話劇導演陳卓猷引進七隊,導演話劇《家》(不過後來得知四隊也排了《家》,七隊欣然割愛)和《法西斯細菌》。

父親說抗宣一隊——劇宣七隊話劇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抗宣一隊的話劇是從零開始的,初時沒有話劇演員和導演。第一階段,父親曾手持《演劇六講》邊看邊指導排練,現買現賣,傳為笑談,也說明父親的性格特點之一就是不藏拙,也不屈服於“條件”壓力。第二階段,范萊進隊導演了五出不同形式的音樂劇和三個話劇,七隊的話劇水準因而有所提高,但仍是導演教、演員模仿,缺乏比較系統的理論指導與科學的演技訓練。第三階段,陳卓猷主講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系《演員自我修養》,大家學到表演、導演的系統理論。排練時,導演、演員共同探索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績。

金辛才小金回憶說:“1943年,隊長請陳卓猷來七隊當話劇導演,陳卓猷說:‘恐怕戰區政治部主任會反對!’隊長說:‘不怕,我可以頂住!’於是陳卓猷先是導演了《家》。在曲江坪石等地上演後,引起極強烈的反映,但果然遭到了戰區政治部主任召集七隊全體訓話,七隊不為所動。接著才又排練《法西斯細菌》,這個戲在西南劇展上演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被認為‘演出了這樣一個不容易演出的戲,而且演的很成功……夏衍底味道全出來了’。劇宣四、七和九隊三個隊的戲劇兵在劇展中成為一股中堅力量,而《法西斯細菌》為三個隊的演出增強了藝術性。就七隊而言,藝術創作、特別是話劇表演藝術創作逐漸走向成熟,這一切,我們隊長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七隊演出《法西斯細菌》成功,大會評論團讚揚陳卓猷,肯定他努力幫助演員理解角色、塑造角色的導演手法。《新華日報》在1944年4月9日評論七隊的《法西斯細菌》是西南劇展第二期中最好的一個戲。父親說:“我相信天才,更相信努力,幾位主要演員都下了極大功夫鑽研,值得肯定。”

《軍民進行曲》在劇場演出後,劇展主辦方應觀眾要求,安排在桂林公共體育場連續免費公演3天,每場觀眾達萬人以上,許多唱段傳播開來,在桂林的街頭巷尾都聽得到人們哼唱,風靡一時。著名作家司馬文森撰文說:“這是一次使人愉快而動人的演出,我們看見了劇宣七隊的進步,也看見了今日中國新戲劇的進步。”

由於大會認為展出的劇碼能及時反映現實的題材太少,七隊為此趕排了《沙坪之夜》,雖然這是一個活報劇,演出卻得到觀眾和評委的好評。大家認為七隊反映現實快而不草率,難得。

在這次劇展上,由父親編劇、溫濤導演的《詩人與國王》是唯一一出提線木偶戲。美專副院長楊秋人動員一批桂林美專學生組成“文協傀儡戲演出團”,他們從完全不會到掌握木偶的演出技術,上演時,效果很好。楊秋人說:“《詩人與國王》的主題是揭露法西斯統治對文化的踐踏、摧殘,有強烈的現實感,故引起觀眾廣泛的共鳴。”除公演外,《詩人與國王》還接受單位邀請組織專場演出,觀眾情緒熱烈,演出人員也大受鼓舞,台前台後的情緒交織在一起。父親說:“我這個幾乎每場必到的‘觀眾’,也格外興奮和激動。”

從1943年下半年接到任務,到1944年5月演出,不到一年的時間,就在西南劇展取得這樣的成績,對父親、對七隊都是極大肯定吧。

當時美國《紐約時報》登載文章稱頌西南劇展:“這樣宏大規模的戲劇展覽,有史以來除了古羅馬時代曾舉行外,還是僅見的”。

茅盾說:這是“一次國統區抗日進步演劇活動的空前大檢閱。”

西南劇展第二部分是務虛,結合如何為抗戰服務,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近五十年後,《新文化史料》1992年第2期發表了父親一份遺稿,父親在其中回顧了當時討論的情況:

劇展開幕那天,《新華日報》發表了夏衍的文章《我們要在困難中前進》。夏衍指出:“抗戰以來,曾經盛極一時的部隊戲劇工作漸漸衰退”,而在後方,“戲劇被當作‘繁榮’的點綴,當作少數有錢人的娛樂,當作募捐款的手段,當作增加稅收的來源”。國民黨對抗日救國的戲劇運動多方壓迫阻礙,使“劇運內的危機已由潛伏而滋長”、“漸漸的消磨了工作者們的熱情”,夏衍呼籲戲劇工作者不要“迷惘、冷漠、懶散、草率”,不要“失卻了追求真理的熱,衰退了改善社會的誠”,而要“讓新的困難不斷地砥礪我們”,堅持戰鬥下去。

同一天,邵荃麟在《力報》上也發表了題為《一點希望和一點意見》的文章,他說:“劇展開幕了,這是一件盛事,但是我們希望這不僅是‘盛事’而已,因為現在究竟還不是太平盛世。”這次劇展是在國土還未收復,抗戰還沒有勝利的情況下舉行的。他號召與會的戲劇工作者“必須學習像劉羅保那種精神,他拒絕人家邀請回都市里來辦劇團,他犧牲個人成名的機會,永遠和人民大眾擁抱在一起,永遠堅持著他自己提出的戲劇遊擊戰的口號,並因這個口號而死!”

幾百人的大合照

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與會者大合照。

(圖三:西南劇展全體人員合影。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據父親回顧,在務虛期間大家談到,國統區有很多客觀因素妨礙劇運發展,主要是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和破壞。當時,宣傳抗日的戲劇團隊在經濟上十分困難,生活得不到保證,連演出的最起碼開支都無法保證。原派在山西(閻錫山處)的演劇三隊,包括隊長、支部書記,13位成員被捕,要不是周恩來通過張治中(他當時繼陳誠任政治部部長)出面營救,以及各地文化藝術界抗議,這13位成員險遭不測,這個隊也險被吃掉。

據演劇六隊隊長劉裴章回憶,1942年夏,國民黨第六戰區把隊員李虹抓走,故意過了半年才放回來,然後特務隔三差五來找他,問他隊裡誰是共產黨,有什麼可疑言論,要他定期匯報六隊內部情況。他不肯做特務,又怕跑了影響六隊,苦惱得自殺了。

在國民黨後方城市,國民黨審查機構不僅對出版進行粗暴的審查,對演出也無禮地審查,在重慶,郭沫若的《屈原》也要經過鬥爭,才得演出。

在進步、愛國的戲劇隊伍裡,也有個別人經不起政治、生活考驗,消極、後退、追求個人名利或藝術至上,認為大舞臺、大劇院才有戲劇藝術,但大多數,包括遭迫害解散的團隊成員,始終保持著旺盛的工作情緒和積極性,不顧個人安危,想方設法堅持工作。

他們還討論了如何看待國民黨的抗戰,當時對文藝該不該表現他們有不同意見。父親他們常到國民黨部隊演出,看到大部分國民黨官兵不願做亡國奴,要抗日。每次到前線,到國民黨部隊去,他們帶的《新華日報》、《群眾》、《日寇暴行錄》等進步刊物總是被一搶而空。他們認為國民黨士兵的抗日事蹟和要求也應該得到反映。

國民黨的政策是既抗日,又反共;父親他們是在國共合作戰時體制下的一支共產黨的抗日宣傳隊伍,是在國統區主戰場慰問抗日軍民,宣傳共產黨的抗戰方針,同時面對國民黨的反共,這就是父親他們當時的微妙處境。不管怎麼樣,就父親他們所在的抗日主戰場而言,大部分國民黨官兵包括嫡系和地方勢力對日軍的抵抗是英勇頑強的。我想,這是父親他們能在國統區開展工作和生存的客觀條件,父親對這種處境也是很清醒的。

[1] 西南劇展全稱“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1944年2月15日至5月19日在桂林舉辦。大會由廣西省立藝術館主辦,歐陽予倩任籌委會主任,田漢等35人任籌委,會長是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等為大會名譽會長,蔣經國、李任仁等擔任指導長。參展團隊來自廣東湖南江西雲南廣西等5省區共33個單位,與會者1000人以上。這次劇展有三大中心活動:1戲劇演出,有話劇、平劇、湘劇、楚劇、傀儡劇、徭人歌舞、皮影戲、馬戲等;2戲劇工作者大會,各團隊工作報告、作品宣讀、專家演講、討論提案等;3戲劇資料展覽,包括各團隊的工作文獻、創作經驗、心得和著作,展出文字圖片模型等,並通過《戲劇工作者公約》和大會《宣言》。2014年,為紀念“西南劇展”70周年,桂林曾舉辦 “新西南劇展”工程,由廣西師範大學專業教師指導學生重排、重演當年的部分劇碼。

五個年輕人爬梯子在墻上書寫巨型抗戰標語:我們要以必勝的信念抗戰到底!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9千里西江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9 千里西江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根據父親吳荻舟留下的隊史等資料看,“皖南事變”之後,劇宣七隊政治上處境非常艱難,業務上卻非常活躍,形成十分強烈的反差。父親說,“皖南事變”後,捕殺中共黨員之事,限制監視中共或進步人士之事,敵視劇宣隊之事接踵而至。1942年春,他們的隊員周克等就曾在韶關的東河壩浮橋上遭特務襲擊。支部書記撤退,隊裡沒有黨支部,全靠隊裡幾位黨員自動從進步報刊以及各自的管道獲知中共立場觀點和抗日政策,對紛至遝來的問題發揮黨員的作用。左洪濤和饒彰風也及時傳達了中共有關國統區工作的十六字方針:“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

雖然七戰區政治部催逼全體成員加入國民黨,造成七八個人不願意加入國民黨選擇相繼離隊,1941年7月中旬他們到樂昌、坪石、始興、南雄等韶關週邊余漢謀第十二集團軍駐地和新兵訓練基地一師管區慰問回到韶關後,仍然安排了由徐洗塵、林韻舉辦歌劇、音樂、民族形式的專題講座;請七戰區政治大隊的陳卓猷講蘇聯藝術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員自我修養》;父親講《世界文藝思潮史話》。

他們邀請戰區司令部軍樂隊給他們伴奏,也應電臺邀請演出音樂節目,公演收入全部作新年勞軍,先後赴七戰區兵站醫院,七戰區榮譽大隊,政治部教導團,防空部隊,政治部鐵肩隊,韶關市出征將士家屬等駐地慰問,不知鼓舞了多少人的鬥志,溫暖了多少人的心。劇宣七隊越壓越強。

1942年2月上旬,七隊在韶關的復興劇場演出范萊自編自導的《生產三部曲》,獨幕民族歌舞劇《新年大合唱》和音樂造型歌表演《黃河大合唱》。所謂音樂造型歌表演就是有佈景,人物造型和動作配合音樂,在當時是個新的表演形式,以我想像那就是許多年後的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雛形吧。音樂語言和生活動作結合,把抽象的音樂立體化、形象化,對於他們的觀眾恐怕是必須的,內容更通俗易懂,劇場效果更好。

比如唱《保衛黃河》、《怒吼吧,黃河》,舞臺上二三十個演員拿著各種農村隨處可見的鋤頭、鐮刀、棍棒等,揮舞著拳頭。動感的舞臺,洪亮的歌聲,同仇敵愾的怒吼,表現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正以排山倒海之勢在中國大地上戰鬥——觀眾看到這樣壯闊的場面,抗戰必勝的信心油然而生。

3月中旬演出《塞上風雲》,4月和5月下旬兩次演出多幕話劇《刑》,6月初舉行音樂會,同台重演新歌劇《農村曲》,7月中旬舉行“反侵略演唱會”。從5月上旬開始戰區政治部開始定期舉辦“國民月會”,宣傳“新生活”[1],劇宣七隊利用這個陣地,演唱一些小節目,如《希特勒演講》、唱《蘇州小調》、《九一八》、《李大媽》,還有《丈夫當兵去》、《朱大嫂送雞蛋》等延安或敵後根據地創作的抗日宣傳歌曲。這些歌舞很受群眾歡迎,《軍民進行曲》多次重演,一再滿座,只要是劇七的戲,人們都要來看,場場滿座。就是說,在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們竟然培養了很多“粉絲”——七隊之友,我記得其中有人直到千禧年還在和我母親通信。

劇宣七隊的“粉絲”回憶、手抄三首抗戰歌曲的歌詞

劇宣七隊在廣東培養了一批“粉絲”,近七十年後還有人記得當年的歌詞。

(圖一:劇七之友多年後憑記憶整理劇七演唱過的歌詞。)

抗宣一隊改名為劇宣七隊後,工作被限定在七戰區,這不符合1938年成立之初周恩來的指示——在西南五省宣傳中共抗日方針政策。父親帶領劇宣七隊千方百計突破限制,把有利形勢轉到自己這方面。他們利用過去多次在湘桂粵漢鐵路沿線工作時與鐵路當局和鐵路員工建立的密切關係,利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演劇宣傳隊的合法旗號,通過鐵路上的關係推動國民黨鐵路特別黨部發出正式邀請信。

拿著這封邀請信,父親向李熙寰提出到湘桂流動慰問各站員工的計劃。開始他不同意,父親知道他性格自負好勝,就說:劇七原來不會演戲,配屬七戰區後經過培訓提高,才有今天的成績,現在鐵路方面願意負擔一切費用,我隊長期在四、九戰區工作,是從四、九戰區來的,應該利用這個機會代表七戰區到四、九戰區慰問演出,然後回到七戰區的西江、北江,慰問當地駐軍官兵,展示成績而後再返回韶關。這樣一說果然得到李熙寰同意,他還給四戰區的張發奎、九戰區的薛岳、西江駐軍第35集團軍司令鄧龍光寫了介紹信。

1942年8月中旬,七隊開始沿粵漢鐵路逐站推進,北至湖南長沙,然後折回衡陽,沿湘桂鐵路各站抵廣西桂林柳州;再折往桂平、貴縣等地,出梧州,順廣東的西江而下,再轉北江,1943年8月下旬,返抵韶關。饒彰風派了中大學生魯朗隨隊到湘潭。父親回憶:這次跨省、跨戰區流動時間最長,路線最長,擴大了劇宣七隊抗日宣傳的覆蓋面,也為後來粵贛邊的流動做了鋪墊。

1942年中秋在湘潭,忙裡偷閒,大家租船在湘江泛舟賞月;國慶在長沙,與九隊聯合演出;1943年在桂柳火車上過元旦;在梧州過五一;中秋節前回到韶關。沿途各大站計有:樂昌,郴州,衡陽,湘潭,長沙,桂林,柳州,貴縣,梧州,德慶,肇慶,清遠,四會,英德等。在一些地方如梧州,還舉辦了短期歌詠班、座談會、聯歡會,培養當地青年。即便是一些小站如粵漢線上的坪石,湘桂線上的冷水灘,情況比較複雜的沙坪等小站、小村鎮也搭起舞臺演出,或為當地義演救濟難民等。

五個年輕人爬梯子在墻上書寫巨型抗戰標語:我們要以必勝的信念抗戰到底!

劇宣七隊走到哪裡就宣傳到哪裡,圖為在墻上書寫巨型抗戰標語:我們要以必勝的信念抗戰到底!

(圖三:走到哪裡就在哪裡寫大字標語。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特別提及一個特殊地區——沙坪。這裡是一個西江遊擊區、敵佔區和國統區三不管地區,敵我友力量犬牙交錯,政治環境非常複雜。公開稱霸的是“大天二”(土匪)何老二。他是魚肉當地人民的統治者。這裡走私販毒,吃喝嫖賭吹五毒俱全,難民雲集,賣兒賣女,餓殍遍地,只有“大天二”和為非作歹的國民黨特務花天酒地,“朱門狗肉臭,路有凍死骨”。

敢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是劇宣七隊一貫的作風,他們在肇慶工作時曾與“廣州兒童劇團”合作,一起過著相濡以沫的生活。通過他們團的領導(地下黨員)談星介紹了一個關係找到何老二,說明想為當地難民義演,何老二爽快答應保護劇宣七隊和廣州兒童劇團[2]。國民黨特務和敵偽漢奸是不歡迎劇宣七隊的,不過他們不敢明目張膽破壞,而中共領導下的西江人民武裝則熱烈歡迎劇宣七隊,“以正壓邪”。既有“大天二”公開保護,又有遊擊隊暗中保護,加上隊員們都自覺遵守紀律,終於安全進去,做了大量工作後又安全出來。還救了一個瀕於餓斃的十幾歲兒童吳松齡(他以後一直在隊裡生活,直到七隊撤退到香港,安排他在中華電影製片廠工作)。

七隊在沙坪演出歌劇《農村曲》,演到大罵漢奸時,觀眾中突然打起架來,原來是漢奸藉故鬧事,遊擊隊當眾揭露他們的漢奸嘴臉,“大天二”何老二也覺得鬧事丟他的面子,亮出武器,站了出來。秩序恢復,鬧事風波戲劇性被平息下去。父親說,沙坪之行不在我們向政治部遞交的計劃之內,是所謂“將在外”的自由行動!

十四名年輕劇宣七隊男女隊員分兩排合影留念。

他們還不知道抗戰即將勝利,連年征戰令滿臉稚氣的年輕人成長,誓要抗戰到底!

(圖四:劇宣七隊1944年夏在曲江。)

流動期間他們有意外收穫:隊員們偶然發現地攤上有很多進步書籍,據分析是逃難的作家、學者頂不住饑餓和長途跋涉,被迫忍痛割愛處理的,隊員們驚喜之餘,傾其所有,買了許多帶回曲江,隊部也買了一些,充實隊的小書庫。

1943年8月中旬,經廣東北江,全隊回到韶關基地。從l942年8月至l943年8月,歷時整整一年,這就是“西江大流動”,行程4000里。

流動期間,父親因嚴重浮腫,經隊務會批准秘密回桂林治病,同時負責加強與左洪濤的聯繫。那是1943年初。母親張佩華回憶:全身浮腫是長期營養不良和辛勞所致,他其實只能回來休息一下,哪有錢治病呢?外祖父叮囑給他吃摻米糠的飯,半年後才算康復。當時我母親在桂林省立圖書館工作,幫父親借來大量參考書,他倆每晚挑燈夜戰,“奢侈”地用三四根燈草點著茶油燈盞,父親寫作,母親幫他抄稿。

母親把這段日子視為兩人的溫馨回憶,讓我十分心疼她。不說別的,我讀過茅盾一篇回憶文章,那時他也在桂林:“午夜夢回,木履清脆之聲,一記記都入耳刺腦,於是又要鬧失眠;這時候,帳外饕蚊嚴陣以待……”,同是深夜,父母所住更是山邊陋室,恐怕也難避蟲鳴饕蚊,可是只要在一起,母親就覺得溫馨!她曾回憶說:“調到韶關後,他更難照顧家了,偶有出差桂林,他總想給老人孩子買點什麼,我勸他那幾元零錢留著自己用吧。他說‘我不能贍養老人孩子,還得到你們理解支持,真是無限感激和內疚啊。’”

父親寫作的書名是《世界文藝思潮史話》,他從三十年代在國民黨監獄中就開始收集資料,l941~1942年為提高七隊的政治思想素質,曾以此作為講課題目,這時總算有機會整理出來。8、9月間他帶著八本《史話》書稿去看孟超[3],想請他介紹出版。據母親回憶,該書本來已經決定出版,因桂林即將淪陷,原稿交由一位友人攜帶輾轉各地,抗日戰爭勝利後在香港歸還父親,最終在1957、1958年由香港集文出版社出版。母親說,父親對這位朋友的珍貴友誼感銘終生,可惜母親忘了他的名字。

當時父親還和孟超交換了對當時政治形勢的意見。這期間桂林茶樓、酒館、甚至小食攤都張貼著“莫談國事”的招貼,堵塞言論,逮捕學生和進步人士。他們認為有必要揭露和批判國民黨的法西斯統治。

父親去找桂林文協傀儡劇研究組的主要成員溫濤,提議學習魯迅故事新編,參考《今古奇觀》中的《解語花》的寓言,虛構一個《詩人與國王》的故事,搞傀儡戲(木偶戲)。父親的構思——劇中主要人物是:愛國的詩人、專橫的國君、百花之神和會說話的百花。

《詩人與國王》故事梗概是:專橫無道的國王為了鞏固王位,禁止國人議論朝政和禁止三人聚會,並大興文字獄。詩人勸諫他,他不聽,反要詩人為他歌功頌德,遭到詩人拒絕。國王便把詩人禁錮在御花園裡,限他三天回答。這三天,詩人寫了許多譴責國王、評議國事的詩,吟哦慨歎。三天期滿,國王腰懸利劍而來,威迫利誘。詩人不肯屈服,反說聞到一股血腥味!國王大怒,追問:“三天限期已過,如何抉擇?!”“我早知道活不了幾天,無道昏君,你殺死我一個,會激起千萬人反對你……”國王怒極拔劍,欲刺詩人。忽聞“不准殺人!”之聲。國王驚恐後退,花神從花叢中躍出,反對國王的歌聲充滿園中,匯成一股巨大的洪流,國王驚恐萬狀,在四面楚歌聲中倒下。

溫濤聽了很高興,要父親趕快把劇本寫出來。他們還當場具體研究了條件、人力物力基礎和製作技術等細節以及藝術處理的方法。溫濤突然想到,南京國民政府是太平天國的王宮舊址,隔壁便是御花園,國民黨的審查機關,會不會拿這個做文章,不讓上演呢?父親也想起1941年石凌鶴把張天翼的《禿禿大王》改編成劇本,讓孩子劇團在重慶演出時,由於蔣介石是個光頭,便遭到禁演。孩子劇團只好把劇名《禿禿大王》改為《猴兒大王》,拖到那年冬天才演出。儘管歷代皇宮裡都有御花園,可是不講理的國民黨審查機關,豆腐裡也會找出骨頭來。還是籠統點,不寫詩人被禁錮在御花園裡,只說禁錮在花園裡。這樣寫,蔣介石也不好往身上拉。父親從桂林回到韶關後,隊裡負責音樂的林韻為全劇配樂,並寫了主題歌。

原來,他們的新節目就是這樣誕生的。我試圖在網上找《詩人與國王》的劇本劇照等資料但是遍尋不著,只在“360百科”中國木偶戲詞條找到如下記述:“上海文化人對傳統木偶戲的關注及勇於革新的精神是可貴的,他們初步為木偶戲確立的編劇、導演、設計、製作、舞臺美術等方面的分工合作,對後來傳統木偶戲的全面發展是有益的。繼上海文化人之後,由吳荻舟編劇,溫濤導演兼演員、人物造型、服裝設計等,請桂林青年學生協助演出的提線木偶戲《詩人與國王》,於1944年在桂林舉辦的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演出,引起強烈反響。辛亥革命後到四十年代末,除文化人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幾個大城市對傳統木偶進行改革外,全國各地的木偶戲基本上屬於傳統的戲曲型。”

[1]“新生活”應是指新生活運動,1934年至1949年在中華民國政府推出國民教育運動,橫跨八年抗戰。開始的時候新運以"禮義廉恥"為主,提倡紀律、品德、秩序,不要隨地吐痰等"國民道德"和"國民知識"。抗戰開始後新運演變為戰地服務、傷兵慰問、難民救濟、保育童嬰、空襲救難、徵募物品和捐款等。1949年國共內戰爆發,新運無疾而終。

[2]七隊回到曲江之後不久,廣州兒童劇團被國民黨省政府西江專員公署派兵從南路押回西江,拘捕入獄,經過16個月牢獄生涯才被營救出來,參加了東江縱隊北江支隊。

[3]孟超(1902—1976),中共黨員。1926年畢業于上海大學中文系。1928年在上海與蔣光慈、阿英等人組織太陽社,創辦春野書店及《太陽月刊》,參加左聯。抗戰時期任桂林、昆明文協理事,桂林師範學院、重慶西南學院教授。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國家出版總署圖書館副館長、人民美術出版社創作室副主任等職。1957年任戲劇出版社副總編輯。1961年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兼戲劇編輯室主任。創作了歷史劇《李慧娘》。1964年7月起遭誣陷,1976年5月去世。1979年3月,中共人民文學出版社委員會為孟超平反昭雪。

一群青年男女,在艱苦卓絕的抗日宣傳中成熟。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7 轉戰韶關

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7 轉戰韶關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各個時期的統一戰線、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忽然通知要將“抗宣一隊”改為“藝術宣傳隊第十一隊”。為何將“抗日宣傳”改為“藝術宣傳”?今後還要不要抗日?隊員紛紛提出疑問,認為這是國民黨假抗日面目大暴露。不到一個月,又通知撤銷改名。

根據父親在1989年出版的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隊史《南天藝華錄》裡發表的紀念文章《風雲雨雪八春秋》記載,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要求張發奎調一個抗敵演劇隊配屬該戰區工作,左洪濤與父親吳荻舟及副隊長徐洗塵商量,決定把抗宣一隊調到七戰區。征得張發奎同意,抗宣一隊改稱“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簡稱“劇宣七隊”、“劇七”),開赴韶關。左洪濤指示:要廣交朋友,開展統戰工作,提高政治警惕,嚴防突然襲擊,力求保存自己,擴大社會影響。

4月下旬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為避免國民黨反動派塞人進來,隊務會決定多吸收幾名預備隊員,把隊員增加到滿員28人,人員進隊離隊均不上報,走一個以預備隊員頂一個,這樣就把國民黨反動派派人進來的門關死。在桂林刻了劇宣七隊新公章,做了新的大幕,補充一些演劇設備,5月初,劇宣七隊離開桂林前往七戰區政治部報到。當時隊內很多人聽不懂廣東話,但是為了任務需要大家都服從了。

一群青年男女,在艱苦卓絕的抗日宣傳中成熟。

抗宣一隊改名為劇宣七隊時合影

(圖一:抗宣一隊改為劇宣七隊時合影。)

乘火車到達韶關,他們先是住在離第七戰區長官部不遠的鄉村裡。那是一個打穀場,一兩間茅屋,前面一個曬坪,四面都是田地,很遠的地方才見有人居住。後來他們搬到東河壩墨江會館,據說南昌起義後朱德上井岡山前住過這裡。剛到韶關,就聽到逮捕人,查封報刊等,和桂林一樣氣氛緊張。按照左洪濤指示,他們5月中到長官部報到,演出《刑》後沒做其他活動,一面熟悉環境,一面靜觀形勢。

不久,第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召集劇宣七隊訓話,他是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親信,法國留學生。他說:“你們過去的事,我全清楚,調你們來七戰區,不是我們要調的,是上面派來要我們管的……”接著又指責七隊拖了近兩年還沒集體參加國民黨,他說:“人總該有個理想,三民主義就是最好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應該加入國民黨。”要全隊儘快辦理參加的手續,然後要他們唱《義勇軍進行曲》,挖苦他們唱的不好,指揮不行。他“示範”一番,以示他什麼都懂,是內行,警告父親他們:要老實點,騙不了他。

當時他的語氣,使人感到來者不善,父親回憶說,回到墨江會館,頓覺這座高大古老的建築更是陰森冰冷。隊員們都很年輕,一個個繃著臉,沉默下來,感到惶惑不安。父親和演劇七隊的骨幹們立即分頭找大家談心,幫助他們瞭解,李熙寰和余漢謀都是地方勢力,有主任秘書吳榮楫、科長賴慶祿、陳藻文這些緊跟蔣介石的人在場,他也不能不表態,只要我們沉住氣,嚴守紀律,不輕舉妄動,爭取到時間,就能打開局面。

劇宣七隊再一次到長官部慰問時,演出了一幕兩場話劇《燈塔》,這是1939年夏父親在北海寇頭嶺訪問守塔工人後創作的,寫燈塔工人為了阻止日寇登陸,不顧個人安危,在大雷雨的深夜,冒著狂風惡浪出海,破壞航標,熄滅燈塔的愛國壯舉。演出到深夜,佈景拆景、搬運道具以及其他雜活都是大家自己動手。李煦寰看後批評演出水準不高,舞臺燈光太暗,效果聲音太大等等。父親說:他也不想想,狂風惡浪的雷雨之夜,舞臺燈光哪能不暗?效果聲音哪能不大?不過父親“虛懷若谷”地傾聽這位“行家”的評論,然後趁機提出要一些時間好進行培訓,他同意了。

我的大舅張國衡當時也是隊員,他回憶說:爭得時間“閉門讀禁書”的時候,國民黨當局送來反共資料,大談“異黨”、“戳亂”,就是不談抗日,大家把這些資料丟棄不理,而是熱衷傳閱通過各種管道弄來的《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同時排練《塞上風雲》等新節目。

父親回憶說,劇宣七隊利用這段時間逐步打開社會關係,原三廳科長杜國庠(潮州人,途經韶關)介紹他們結識了張琛、何平、張泉霖等當地進步人士。政治部內如陸無崖、梁綺、吳稼秋(原在三廳)也主動關心劇宣七隊,廣東地下党饒彰風(1942年任省委統戰部長)、潘祖嶽等以《朝報》記者身份來隊“採訪”,以後並派地下黨員、中山大學學生魯郎(即何衍一)經常和他們聯繫。劇宣七隊從5月底六月初開始小規模活動,勞軍、義演、參加曲江文化界主辦的“國防藝術周”等。

余漢謀、張發奎這些非國民黨嫡系的地方勢力之間,有著唇亡齒寒的關係,與國民黨中央存在不同程度的“離心離德”,是可以利用的。李熙寰忠於余漢謀,不能容忍軍統中統特務插足他們的地盤。父親他們演出《塞上風雲》,一個中統特務盯上隊員陸濱(飾演金花兒),強要她介紹入隊,還威脅說你們隊裡有共產黨。父親得知此事,立即報告政治部有人威脅我隊女隊員的人身安全。李熙寰聽後大怒說:豈有此理,狗腿伸到我身邊來!有他過問,以後那個特務就沒有再來搗亂。父親說:“這是周恩來的教導:只要高舉抗日救亡旗幟,不暴露自己,地方勢力是能夠相容的。他們甚至還要利用我們的藝術成就抬高自己,裝點門面。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支持和關心我們的朋友多了,隊員們再也不感到惶恐和孤立無援了。”

7月起,劇宣七隊逐步加強活動,先公演《刑》,又到長官部演出《秋收》,接著,8月初,演出經過提煉的《軍民進行曲》,更“故伎重演”邀請長官部軍樂隊參加最後一場子弟兵勝利出發上前線的歡慶演奏,邀請廣東省藝專和志銳中學(張發奎所辦)師生參加群眾共舞場面表演,連滿12場,遠在坪石的中山大學同學也趕來觀看,並邀請七隊去坪石和他們的學校演出。這次演出密切了劇宣七隊與韶關文化藝術界、青年學生界的關係,擴大了社會上層的統一戰線,建立了在群眾中的堅實基礎,在那一帶樹立了一定的威信。李煦寰不再說劇宣七隊不行,“劇七”這個帶點愛意的昵稱已經常掛在他的嘴上,“七政大”也常常派人幫助他們推銷戲票。

七隊隊員林嵐寫過一篇非常動情的紀念文章,題目是:《隊長,我們的老媽媽》——

“吳荻舟是我們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的隊長,是他養育教導了我成長,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他是個端莊謙和的男子漢,但我們在心底裡都把他視為慈愛的老媽媽,至今我無法用筆墨表達出對隊長的無限崇敬、仰慕和懷念之情。

1941年夏,皖南事變後的上饒,白色恐怖嚴重,我的摯友葉綿宗(蘇湘)是曾經被捕入獄的革命青年,帶領陸路(陸濱)和我逃離上饒,到韶關改名換姓參加了抗敵劇宣七隊,由林宗熹(林正斌)介紹,吳荻舟隊長接納了我們。那時我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幼稚愚昧,但參隊之後,立即感覺到進入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新世界、新天地,許多新鮮事物使我驚訝不已。

隊裡每天早晨必開一個早會,值日的哨子一響,三十個左右的小兄弟姐妹迅即在泥地瓦頂的排練場圍成一圈,事無大小,都在早會上擺出來議論決定。另外有個隊務會,是隊長、隊副等少數人組成的,當然看重早會——全體大會的議決,從而使全隊成員勇於毫無保留地表達意見,暢所欲言,哪怕是誰出現了點小善或小惡,以及誰跟誰吵嘴的是非,都逃不過早會的褒貶。任何人都沒有多少隱私,都在這樣的集體生活中受到公理正義、公平正直的教養,培育了我們的自信、自重和獨立思考的人格。我深深感受到與別處的封建階層觀念、官僚主義、權力崇拜有天淵之別。而我們的隊長在早會上極少說話,他就是默默地聽,默默地判別是非,讓我們充分,盡情地互相教育,我沒有想到過人世間有這樣不居高臨下的領導,而是絕對平等地生活在群眾之中。後來我才明白,我們的隊是把官兵一律的革命傳統徹底貫徹在隊裡,讓我們從小得到共產主義的啟蒙,得到民主教育。

聞所未聞的是:我在隊裡讀到了革命報刊《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然後又讀到了《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以及《費爾巴哈論》等等,使我深受教育。而全隊的兄弟姐妹也都在高度警惕下夜以繼日地研讀這些革命書刊。當然,誰也不知書刊從何而來,誰也不敢張揚。因為,忽然有一天,隊裡互相秘密傳話,把嚴禁的書刊藏好,明天有人來檢查。當時我們隊住在一間破廟裡,叫做“墨江會館”,於是大家把進步書刊往大佛的肚子裡塞,而我們的隊長卻鎮定如常,坦蕩悠然。這是險而又險的事,冒坐牢殺頭之罪,隊長首當其衝。為要我們懂得追求真理和革命,隊長是捨生忘死的。於是在那艱難的時刻,我們這些小夥伴也故作歡暢,因為人人心裡堅信,有我們的隊長在,天是塌不下來的。七隊從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部政治部領到的糧食,30來人不管按什麼不同職級領到的錢,在隊裡總是一律平攤發給每一個人作為微薄的生活費,不分長幼高低,甘苦共嘗。

據林嵐回憶,1942年,演劇七隊流動到桂林演出,有一天,他和幾個隊員去看望我母親張佩華,那時候她叫張瓊。

林嵐寫道:她是隊長的愛人,有小孩,又有流離失所的父母,一家老小,全靠她養活。因為隊裡每月所發的那點生活費是絕不能養家的,於是張瓊同志為了支撐那個家,支持隊長在七隊幹下去,她在桂林做過托兒所的保姆,圖書館管理員等等。至於隊長的那個家,是一間租用的殘舊不堪的木板房,正是家徒四壁,室無長物,我默然看著張瓊同志抱著孩子在屋裡轉,踩得地板嘎吱嘎吱地響,而那張床鋪是用長板凳架上木板搭的。當時,我們和隊長夫婦都歡聲笑語。後來,我們誰都不敢提及隊長當年的處境,但我至今都忘懷不了隊長那個絕頂貧窮的家,那是隊長和張瓊同志為我們七隊作出犧牲和奉獻的歷史見證。1984年,我出差北京時去看望隊長,一進門使我大吃一驚,他已年近八旬的高齡,正蹲在地上修理一張破舊的沙發,我立即想起了40多年前他在桂林的家。隊長啊,你可是一個博學而寫過世界文藝思潮史的人。而你選擇的生活道路卻始終是自找苦吃,不是你把周恩來同志創辦的、地下黨領導的七隊這個陣地堅守到勝利,哪有我們的今天,你是我們永遠學不完的兢兢業業、謙虛謹慎、艱苦奮鬥、終生勤勞不輟的典範。

有人說抗敵演劇隊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抗日,宣揚民主,是在島上作戰;也有人說,抗敵演劇隊打著國統區的招牌,用國民政府的錢,吃國民政府的飯,做共產黨的事,演出共產黨的戲與歌,這是個奇跡。這話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說過的一樣:“這是多麼便宜的事!”我們七隊,就靠隊長含辛茹苦,哺育了一批又一批小兄弟姐妹,在孤島上,在國民黨頑固派虎視眈眈的處境下,面對頑固派的監獄和刑場,建立了奇跡。

我們演出了《塞上風雲》、《軍民進行曲》、《黃河大合唱》、《農村曲》、《法西斯細菌》、《新年大合唱》等等,都是當年當地的禁忌,是來自延安和進步作家的作品。為抗日,為民主革命,隊長帶領我們無所畏懼地奮勇前進,從而走向革命,走向藝術生涯。

我們的隊長,真是我們的老媽媽、好媽媽,當面誰也不這麼稱呼他,但因為他是那麼善良、那麼和藹可親,是我們的養育者、庇護人,人人都刻骨銘心地把他稱為老媽媽。他是一個常常掛著笑臉的謙和的人,從未見過他斥責任何人,但他心裡卻永遠記掛著每一個在他身邊生活過的人。我每次出差北京去看他,必然要交代誰誰現況如何等等。1982年隊長來穗,演劇隊舉行大聚會,我問隊長:我在1944年為了想去根據地甚至延安而離隊,算不算脫離隊伍,他不假思索地說,你當時離隊的事我很清楚。之後不及半年就找到了地下黨,當然不是脫離。老媽媽始終記掛著每一個人,當年一大幫小兄弟姐妹的事,他都瞭若指掌。

隊長沒有個人名利觀念,沒有計較個人得失,當年在環境極其險惡生活極其觀苦的處境中,帶領我們投身抗日,投身民主革命。直至暮年,他始終刻苦奮鬥,孜孜不倦地寫作,他的崇高品格是我們終身學習的榜樣,我們永遠永遠懷念他!”

從每位叔叔阿姨的回憶文章裡,我看到的都是當年一群目標明確、為抗日、為革命獻身的熱血青年如何成長,看到的是稍微年長的父親如何為這群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隊員著想,甚至呵護他們到令母親嫉妒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