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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塊石碑前,男站立女坐在石階上目視遠方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3大火善後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3 大火善後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非常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西方傳入的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11月15日黃昏,南方的初冬很冷,抗宣一隊到達衡山,住在孔廟。每人從三廳的前站領到兩條軍用毯子。16日抵達衡山與九渡口之間的一個小村子,兩天的行軍和沿路工作,大家累了,睡得很香。此時,潘念之派人趕來傳達周恩來指示,要他們次日一早搭車回長沙,參加大火善後工作。

父親吳荻舟率隊依時出發,當天入夜前回到長沙。車抵財政廳,周恩來已經在那裡等他們。距13日凌晨的大火雖已過了5天,燒成廢墟的長沙還處處冒著嗆人的濃煙和灼人的熱浪。放眼看去,一片斷垣殘壁,幾乎看不見一個行人,滿目淒涼。所有街邊東倒西歪的防空洞裡,都擠滿了傷兵和群眾,有的人傷口還在流血,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

在一場人為大火中長沙全城盡毀,僅剩頹垣敗瓦。

上世紀三十年代,長沙有一場大火,全城盡毀,史稱長沙大火

(圖一:長沙被大火焚毀的慘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先後回到長沙的還有抗敵演劇第一、二、八、九隊,加上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五個隊組成“長沙大火善後工作隊”,又成立了由各隊隊長參加的“善後工作指揮部”,洪深任總指揮,馬上投入工作。周恩來召開動員大會,每人發了一個臂章,講解工作計劃和要求。他再三指出善後工作的重要意義,說:我們全力做好大火的善後工作,就可以揭發漢奸投降派的陰謀,粉碎日寇的侵華新戰略,團結人民,堅持抗戰到底。參加長沙大火善後的還有朝鮮義勇隊和最早回到長沙的九戰區政工二隊。

隊員們踩著斷磚殘瓦,焦炭灰燼,在大街小巷搶救傷殘,清理屍體,搬運尚在冒煙的糧食物資,撲滅餘火,清理街道,動員市民回城,設立施粥站、救傷站,發放救濟款,解決主副食供應,恢復市場,出壁報恢復抗日宣傳,擴大嚴懲罪魁禍首和發放救濟金的政治影響。父親說,不少年輕隊員平時怕死人、怕見血,現在連腐屍、焦屍和殘肢也毫不畏懼去清理,十分感人。他們在一間燒毀的房屋中發現了一部印刷機,田漢、萬籟天、龔哨嵐等如獲至寶,馬上辦起一張四開的《新長沙日報》,恢復了抗日宣傳陣地。

三十餘名年輕男女,組成演劇一隊,在嶙峋山石前合影

演劇一隊的年輕人都是二十歲上下的熱血青年,投身抗日宣傳。

(圖二:演劇一隊陣容。如果沒有戰爭,這些風流倜儻的小夥子和面貌娟好的姑娘們該有多麽美好的生活!)

11月21日,國民政府中宣部、政治部發表關於長沙大火“真相說明”:“12日夜,長沙大火,實為地方軍警誤信流言,自衛民眾基於義憤之所造成。蓋戰地轉移,我軍對預先撤退的戰略據點及主要城市建築物施以破壞,免資敵用,原為作戰上的必要,在各國戰史上不乏先例。故長沙既臨戰區,政府於事前有所準備,當為必然之事實。唯12日夜長沙大火時,嶽州雖失,而平江汨羅以北陣線甚穩。長沙距前線當有一百餘里,軍事當局,不僅無命令破壞,且正調兵增加前線,而地方政府,亦並未下令破壞。”

中共的《新華日報》也在同一天發表社論“論堅壁清野”,重複了周恩來在南嶽軍事會議上的觀點。

父親回憶,當時看見周恩來忘我工作,隊員們都很感動,誰都爭取多做一點工作,好減輕他的疲勞。隊裡絕大多數人都是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來自五湖四海,只有不願做亡國奴的樸素感情,對中共抗日方針政策體會還不深,也沒有工作經驗。為了避免出差錯,周恩來每天要聽匯報,有問題就幫助解決。抗宣一隊的徐方略和林因加擔任文字宣傳,出壁報和為《新長沙日報》撰稿。一些重要文章和壁報稿,周恩來必親筆圈點,涉及湖南地方的稿件,如果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在長沙,他必拿去與張商量後才允許發表。

父親說:“周恩來發現我們由於痛恨蔣介石火燒長沙,寫標語、出壁報不願寫‘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毛澤東提出的口號)。他嚴肅耐心地說:擁護是有前提的。‘抗戰到底’便是前提。蔣介石不抗戰到底,我們就不擁護他嘛,國共合作一天不破裂,他還講抗戰,又槍斃放火的酆悌、文重孚、徐昆,撥款救濟災民……對打擊投降派、支持抗戰派、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利嘛。經過周恩來的教導,大家才深刻理解這條標語的用意。”

大火後的長沙什麼也買不到,周恩來也只用一點鹹菜下飯。為了解決陸續回城的居民的主副食,他派隊員們到四鄉去動員農民送菜送糧進城。但農民不明真相,拒絕賣菜給他們。農民很氣憤,責問你們還要不要抗日?有多少個長沙夠你們這麼燒?什麼都燒光了,還拿什麼去抗日?周恩來聽了匯報,立即肯定說:“農民問得好,說得對。湖南人民有革命傳統,不怕你們穿上‘老虎皮’(父親他們當時穿國民黨士兵衣服),放火燒長沙不對,他們就反對,就提意見。”

他叮囑大家明天再去,一定要對老百姓說清楚,有關當局正在追查放火的責任,一定嚴辦。現在陸續回城的災民急需糧食蔬菜,一定請他們進城來賣。下午四時賣不完的,我們照價收購,讓他們有時間回家。周恩來還說:農民的憤怒是有理由、有代表性的,沒有這樣的憤怒,國民黨當局就不會感到壓力,就不會同意嚴辦禍首、救濟災民,我們的工作也就難以做好。我們一定要把這種憤怒轉化為推動國民黨當局加速嚴辦禍首、救濟災民的力量,轉化為推動國民黨堅持團結抗戰的力量。

國民黨省政府也成立了救濟委員會,負責人是尹任先,常委朱經農。還有長沙的教會也派人配合救災發款。不過自從傳出撥了50萬救災款後,國民黨的官員就不休地爭吵誰來經手發放,災民也早議論開了,他們說:歷來救災都是貪官發財,災民背名。災民們不相信貪官們肯放過這個發財的機會。

為了使每一分錢都分到災民手上,不發生流弊,周恩來征得張治中同意,將全部救濟款交工作隊負責發放。

父親回憶道,隊員們由於感到光榮而喜悅,周恩來看到他們的笑容卻問:“你們有把握做好這工作嗎?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幾十萬,分給相當於十個師的災民,又是在露天裡發放,這是向漢奸和日寇挑戰呢!如果漢奸搗亂、敵機空襲,場上一亂,踩也會踩死許多人,怎麼辦?歌唱壞了,可以再來,戲演壞了,頂多沒人鼓掌,這事可不同,有人正等著我們打敗仗呀!”

周恩來又說:“困難的確不少,但也不能給它嚇倒,只要預先想到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難,做好應付一切困難的思想準備和措施,困難就能克服。長沙人民經過革命的鍛煉,只要我們事前做好宣傳工作,得到他們的支持,勝利就有把握。”

他還說:“你們首先要有自我犧牲的思想準備,如敵機臨空,自已不動,災民也就不會亂了;領款手續越簡化越好;我和葉劍英等人到時一定來幫助你們,你們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在發放救濟金的前兩三天,周恩來起草了《告長沙同胞書》,一方面嚴厲批判和指責放火者對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一方面又非常策略地把筆鋒一轉,指出大火已經給人民、給抗日帶來了莫大的損失和困難,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是大家團結起來,重整家園,堅持抗戰。這篇《告長沙同胞書》得到各方面的擁護,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把抗日戰爭的情緒迅速推向高潮。

四十多年後父親仍記得:在發放救濟金的第一天,總指揮洪深早上把隊員們集合到空地上。隊伍整整齊齊,鴉雀無聲。洪深說:“現在我傳達周副部長的指示:我們要打好這一仗,一切行動聽指揮,絕對服從。已下令今天不拉警報。也不准一個國民黨兵進場。敵機臨空,大家不准動,動者,軍法處置。傳達完畢!”他又補了兩句:“我們男的要準備盡忠!女的準備盡節!”一陣哄笑,緩和了肅穆緊張的空氣。

隊伍分成兩列,分別開進教育會坪(可容一二萬人)和四十九標廣場(舊時代的練兵場,可容數萬人)。周恩來和葉劍英、郭沫若等早已到了那裡,數以萬計的災民跟著進場,年輕隊員領著災民很快排好隊,洪深也向災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災民中有人知道周恩來的名字,說:有他在場,天塌下來也能頂得住!

鈔票一箱箱從銀行直接抬到發放現場,因為事前做了充分準備,所以進行得極為利索。一共發放近9萬人,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出生的嬰兒也有份。有些災民要到鄰近去投親靠友還發旅費,有些一時回不來的,還派專人去鄰縣發放,災民們事後知道這次救災是周恩來親自指揮,都說:“難怪!只有他才能有這樣的魄力!”“國民黨統治以來唯一一次救災款分文不受中飽!”“”賑災史上一個廉潔的範例!”

敵機果然來了。它臨空偵察時,地面黑壓壓的人頭一動不動。周恩來、葉劍英等也都安靜地坐在指揮臺上,全場秩序井然。日機只在空中拍照,沒有轟炸。這件事,後來被稱作“奇跡”,在大火後的長沙城廣為流傳。

近十萬民眾聚集,持續井然領取救濟款

周恩來領導長沙大火救災,發放救濟款予近十萬民眾。

(圖三:長沙大火後災民領取救災款。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2012年我在美國讀到一本書:【聖光指引——尹任先蒙恩三十年見證】,其中提及這段歷史。當時我沒有照相、掃描等技術幫助,而是摘抄了部分:

1937年7月抗戰爆發。38年10月下旬日軍攻陷武漢,覬覦湖南。長沙呈戰時景象。11月12日深夜,長沙全城大火,市區十之八九化為廢墟。長沙警備司令等三人失職處決,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撤職留任。

善後救災本是民政部門工作,然民政廳長陶履謙怕擔責任不肯領導救災,張治中找到當時任職財政廳的尹任先,尹任先告訴他省財政廳有數十萬。

11月22日成立了長沙市火災救濟委員會,尹任先任主任委員,田漢和長沙市長任副主任委員,辦公地點就設在財政廳。事後尹任先總結:

“救災結束了,災民散去了,各方對省主席張治中的怨憤和指責也逐漸平息下去。張先生深為感激地對我說,這次賑災有三件事是他所不曾料到的:一是想不到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你會毫不猶豫地承擔這風險很大的份外工作;二是想不到在此戰爭年代,日本大軍壓境的危急時刻,地方財政非但沒有赤字,而且還拿得出數十萬元來賑災;三是想不到賑災工作竟進行得如此順利。我說,我是基督徒,凡事信靠神,此次賑災得以諸事順遂,完全是神的恩典,絕非自己有任何過人之處,並趁此機會向他傳揚福音,勸他信主。他深受感動,與我一同跪下禱告,認罪悔改。主借著我在賑災工作中的見證拯救了他,“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過去我們之間僅是一般上下級關係,自此以後,彼此既是主內弟兄,也成了摯友。”

尹任先感慨:“神彰顯祂的大能,成就人力艱及的事。”“用五餅二魚使五千人吃飽”,“你們給他們吃吧”(路9:13)

這樣,就從人和神的不同視角證實了這件事。

父親在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寫道:

“11月底前,整個善後工作勝利結束了。周恩來請葉劍英給五個隊全體隊員做了一次報告,他重點講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的光輝思想,加深我們對毛主席抗日的政治、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的領會。徐特立還為我們講中國革命史,增加了我們對中國革命的艱苦和複雜性的認識。他們的講話對我們後來堅持工作,取得勝利,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周恩來臨去重慶前,也給我們講了一次話。他在講話中全面地總結了這次善後工作,但,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育是:他談到我們在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要我們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他說:‘嚴辦罪魁禍首、救濟災民,不是由於我們寫了幾條標語、說了幾句話,而是廣大的長沙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的壓力。我們剛回到長沙時,不是在好幾處看到災民們用血淚合著焦炭寫下憤怒的控訴,要求嚴懲禍首、救濟災民嗎?我們能做好這次工作,還有朝鮮義勇隊、江浙流亡同學等的支援。我們有四億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有無數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中國是決不會亡的!’”

周恩來最後說:‘長沙的救災工作結束了,各隊恢復了原有的稱號,即將分赴各個戰區。抗戰是長期的,你們要長期留在大後方工作,任務很艱巨,環境很複雜。你們要堅持工作,就會遇到困難。因此要堅持學習,堅持進步,堅持獨立自主。要準備長期吃苦、學習紅軍的傳統。要學會多交朋友,才能保存自己。在這次工作中,你們做得很好,有成績,但永遠不能自滿!’”

父親耳聞目睹周恩來在處理千頭萬緒、紛至踏來的各種問題時民主、細緻、耐心,不知疲勞、平易近人,這樣的領袖風範想必是令他心悅誠服。他說:“‘春雨潤物細無聲’,周恩來的身教、言教、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令我終生受益。”父親一生都實踐了“談到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

母親也感受到周恩來的威信,對比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表現,她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因為自記事起,她只知道政府是“管”老百姓的,沒聽說過政府要向老百姓負責。她記得前線下來的傷兵蜷縮在斷瓦殘垣下,記得夢中被燒死的市民,清理出來之後被放在路邊,死不瞑目。她說:日寇還離得遠呢,怎麼也想不到是中國人自己(國民黨)放的火。日寇入侵,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老百姓離鄉背井,家破人亡,前途茫茫。這就是她看到的社會現實。

對她而言,抗宣一隊是一個嶄新的天地。直到晚年,她還記得當時心是如何火熱。她告訴我,來自五湖四海的隊員們比手足還親,他們悄悄看禁書,議論國事,討論如何宣傳全面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她聽到延安和其他根據地的新聞,遊擊隊打擊日寇的英雄事蹟,感到很新鮮。她說:樸素的思想被“革命”打開了一個缺口。

在一塊石碑前,男站立女坐在石階上目視遠方

吳荻舟和張佩華參與長沙大火救災期間合影於嶽麓山

(圖四:父母早期的合影,攝于長沙嶽麓山。新婚燕爾,卻遭遇戰亂。)

據母親回憶,撤到長沙不久,在岳陽失陷前,外祖父母帶著三個舅舅從雲夢也逃到長沙,因為他們擔心,武漢淪陷,雲夢一定也會被日本鬼子佔領。三個弟弟沒有出路,還很危險,又不放心我的母親,便匆匆奔到長沙。在長沙,外祖父遇到他的同學、舒城一位姓肖的醫生。肖醫生看到他們狼狽不堪,便介紹外祖父到湖南邵陽的國民黨傷兵醫院工作。父親又介紹二舅和小舅(15歲、13歲)參加兒童劇團[1],大舅則隨外祖父母去了邵陽。

大舅回憶說,在長沙大火那天早上,我父親送他們三個坐上一條輪船離開長沙往衡陽方向駛去,他們大約在下午四五點鐘到達衡陽,落腳在三塘一戶農民家裡。當時已經秋涼,他們坐在打穀場上曬太陽,大舅覺得身上很癢,便翻開衣服查看,他沒有冬裝,外祖母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給他穿。只見那件毛背心每個針眼裡都藏著一隻肥大的虱子。外祖母馬上找來一口鍋,幫他把衣服脫下來放進去煮,在太陽底下把這些小蟲殺死。

根據大舅的回憶,幾天後我的二舅和小舅隨著長沙兒童劇團到了衡陽,與孩子劇團合併,調往重慶。其時二舅十四歲,小舅十二歲。大家都很不捨得分離。大舅說:“可是我們很窮,去重慶有飯吃,跟著我們吃什麼!所以只能送他們上車走了。”

大舅也和外祖父母一起啟程繼續往邵陽,大舅跟著外祖父住在邵陽的傷兵醫院,外祖母一人在郊外租了一間小房子暫時棲身。1939年春節剛過,外祖母便帶著大舅離開邵陽去桂林找我母親,大舅想到桂林繼續學業。

[1] 母親不記得兒童劇團詳情,我查到1938年4月在田漢、洪深等關懷和支持下,由田漢的兒子田海南(另有文章說叫田申)成立了長沙兒童劇團,他們在長沙大街小巷演街頭劇,慰問傷兵和難民,長沙廣播電臺也邀請他們在電臺唱救亡歌曲和播音劇《攜起手來吧,中國的孩子們》。1938年8月住地被日機炸毀,成員撤至重慶,併入政治部三廳屬下的孩子劇團。這與母親的記憶和大舅寫的回憶文章吻合。

【2】尹任先(1887—1964)是湖南省攸县人。1913年赴美留学,成为基督徒。1917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士学位。1919年赴上海协助兴办纺织工业。1942年在天津自创西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步入政界,先后任河南省印花烟酒局局长、河南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37年2月调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1942年脱离政界,专事教育,在重庆创办私立圣光学校。1946年圣光学校迁至苏州,直至1955年改为苏州市立第五中学。上世纪50年代,尹任先写下回忆录,讲述長沙大火救济的过程。

這座油漆了紅色的獨立小樓,就是三廳遺址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抗日戰爭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1武漢會戰

蘆蕩小舟

第3章 瀝血八年

1武漢會戰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1938年6月8日舒城淪陷,父親吳荻舟帶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最後三名團員和母親張佩華一家老小,一路上翻山越嶺從安徽走到湖北之後,暫時落腳在雲夢三叔家。父親隨後去了武漢,希望恢復中斷的中共組織關係。

早在1937年11月18日,蔣介石以議長身份在南京主持召開國防最高會議並在會上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現在中央已經決議,將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了。”不過上海和南京淪陷後,國民政府先是從南京搬到漢口,直到1938年的下半年,國民政府機關大部和軍事委員會還留在武漢。武漢實際上成為戰時首都、全國軍事、政治、經濟的中心,中共中央代表團(長江局)也在武漢開展統戰和抗日救國活動,所以武漢可說是國統區乃至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不僅我的父母,很多愛國人士、青年學生都從全國各地奔向武漢,希望參與到各類抗日救亡組織中。

父親到了武漢,經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介紹,加入了政治部三廳屬下的抗宣一隊,並被任命為隊長。抗宣一隊全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抗敵宣傳第一隊”,1938年7月在武漢曇華林成立,全隊編制20人,駐地在漢口永康里。

關於父親加入抗宣一隊的細節,堂弟告訴我三叔說過有關情形:三叔去武漢,發現抗宣隊招人,擠過去一看,主持人是潘梓年。潘梓年問他:“你怎麼來了?”三叔說:“我想報名。”潘梓年說:“你不用考試了,來吧。”原來他們是西牢[1]的難友,潘梓年瞭解三叔。潘梓年也瞭解我父親,他和我父親是師生,是難友,在國民黨中央軍人監獄天字間1號同牢。三叔說,當時潘梓年問:“你哥哥在哪裡?通知他,現在我們缺幹部,缺有文化的人。”三叔趕緊通知了我父親。

母親也說:“(潘梓年)這位老資格的革命者,曾在獄中指導吳荻舟學習馬列著作和哲學理論,給予吳荻舟極大的幫助。吳對他充滿了信任和敬佩。潘梓年當時任《新華日報》總編輯,得知吳荻舟正在找黨組織,想報名參加抗敵宣傳隊,答應將他的情況向上級黨組織反映。9月上旬,吳荻舟接到潘念之通知,要他到曇華林報到,任抗敵宣傳隊第一隊隊長。潘念之是抗宣隊集訓時的總隊長。”

根據潘念之[2]在《吳荻舟與抗敵宣傳一隊》一文所寫,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國共第二次合作,國民黨應中共要求釋放了一批政治犯,次年4月國民黨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昌成立,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部長,郭沫若任三廳廳長,集合進步文化人,從事抗敵宣傳。

潘念之說:“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組織四個抗宣隊(隸屬三廳五處,處長胡愈之)和十個演劇隊(隸屬三廳六處,處長田漢)、一個孩子劇團[3],以加強對國統區軍民的抗日宣傳,是周恩來主張的。各隊人員主要是流亡到武漢的知識青年,有的是抗戰開始前各地救亡組織的骨幹分子和積極活動分子,經過當地進步組織介紹,並作了政治審查錄取的,其中不少是中共黨員和共青團員。它是當時國民黨統治區的一盞明燈,照亮了許許多多左派人士和革命青年的心,為他們指示了前進道路。”

四名國民黨政治部三廳領導人在火車站月台合影

國民黨政治部第三廳周恩來郭沫若

(圖一:1937年1月,郭沫若到武漢擔任軍委會政治部三廳廳長,主持抗日宣傳工作。周恩來、葉劍英和彭德懷前往接車時合影。)

年輕人在街頭為群眾演出抗日宣傳節目

上世紀三十年代末,為抗擊日本侵略,動員全民抗戰,許多年輕人加入救亡宣傳隊伍。

(圖二:抗宣二隊的前身是“蟻社救亡宣傳隊”,圖為他們1938年在武漢街頭宣傳演出。)

這座油漆了紅色的獨立小樓,就是八辦遺址

這是被稱為“紅樓”的三廳遺址油畫作品

(圖三:堂弟十年前畫,位於湖北美院老校區曇華林社區的三廳舊辦公樓。他說:“三廳舊址還在,只是新粉刷後沒歷史感了。而且周邊逼仄,拍照時看不到坡屋頂。遮擋太多,無法整體呈現。畫的時候將透視角度變化才能感覺到是早年的建築物。”)

對於政治部三廳的任命,父親十分重視,他認為自己尚未找到入黨證明人,卻得到信任,委以重任,當然是潘梓年反映的結果。父親也向潘梓年提出恢復組織關係的要求,潘梓年答應幫助他,但是要他找到證明人。

抗宣隊和演劇隊各隊隊長是黨員的,支部書記由隊長擔任,隊長是非黨員的,另派一個黨員做秘書,兼任黨支部書記。各隊黨支部受第三廳特別支部(特支)領導,特支書記是馮乃超。抗宣隊由隊務會集體領導,隊務會有5至7人,除了隊長、副隊長(支部書記兼任)由三廳任命之外,其餘隊務會成員由隊員大會選舉產生,隊務會下設文學、歌詠、美術、戲劇、總務等,全隊分四個生活小組,組長也是選舉產生,各組都有隊務會成員,但他們不得兼任組長。

鑒於當時父親未接上組織關係,三廳派徐方略任抗宣一隊黨支部書記。據知徐方略曾向上級反映,想發展父親入黨。但上級說,吳荻舟是老黨員,他的組織關係由上面解決。可是在宣傳保衛大武漢的活動後不久,局勢緊張,三廳指示父親帶隊撤往長沙,父親的組織關係未及解決就出發了。

潘念之在《吳荻舟與抗敵宣傳一隊》提及父親的組織關係說:“吳荻舟同志從國民黨的監獄裡出來,積極參加武漢市的抗日救亡活動,當第三廳組織抗敵宣傳隊時,他通過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向第三廳報名,要求參加抗宣隊到前線去做抗戰救亡工作,第三廳的政治面目和抗宣隊工作的艱苦性是吳荻舟所知道的,他參加抗宣隊這一行動,就是他的革命傾向和積極找黨關係的具體表現。

抗宣第一隊隊長吳荻舟因當時還沒有恢復黨的組織關係,另派徐方略為秘書,兼黨支部書記,隊長和書記關係很密切,出發前都讓非黨員隊長知道這一情況,保證各隊工作都能接受黨支部的領導。抗宣一隊系派往西南前線工作,同八路軍桂林辦事處有聯繫,政治上受辦事處領導,隊內活動由書記和隊長共同商量決定,一直保持著很好的關係,在抗宣各隊中,一隊維持的時間最長,工作也做得最好,這也表示了吳對黨的關係,至於該隊的具體情況及吳荻舟何時恢復黨組織問題,因第三廳在後沒有直接指導關係,我已記不清了。”(1987年12月10日)。

從行文語氣看,估計這是潘念之為父親寫的證明信,時間是在文革結束十年以後的1987年。那年父親找到可以為他入黨作證的嚴啟文,距離他入黨和被捕入獄失去聯繫已經超過半個世紀[4]。1997年前後潘念之後人把這篇文章提供給我們,輯錄入父親的紀念冊《吳荻舟》中,成為一段歷史的佐證。

1938年9月29日,三廳特支召集4個抗宣隊隊長和書記傳達周恩來指示: (一)4個隊的工作地區:一隊在西南五省——湘、桂、黔、滇、粵流動;二隊在閩、浙、贛;三隊在鄂、豫、皖邊;四隊在陝、甘、寧。(二)各隊要堅持人事、工作、經濟“三自主”。(三)要長期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的宣傳陣地。(四)各隊隊長要堅持到底,不准中途換人。(五)各隊到達工作地區後,由書記就近與八路軍辦事處保持組織聯繫。特支書記馮乃超說,這是戰略性指示。

據父親回憶,抗宣一隊和其他13個隊的成員先後在武昌曇華林集訓。集訓期間,周恩來、葉劍英、郭沫若、胡愈之、田漢、馮乃超、廖體仁、潘念之等都做過講話和指示,以提高全體隊員對全面抗戰、長期抗戰的認識,增強抗戰必勝的信心。日本進步作家鹿地亙還向抗宣隊介紹過日本人民反戰情況。

集訓結束,抗宣一隊立刻在武漢三鎮及郊區投入武漢保衛戰,除街頭演講外,還定期出版《火炬》壁報,到武漢三鎮各傷兵醫院慰問等。

早於1938年6月,共產黨機關報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先後提出“保衛大武漢”的口號。1938年6月至10月,中國第5、第9戰區部隊在湖北省武漢地區抗擊日軍進攻,即武漢保衛戰,超過一百萬國民革命軍防守武漢,抗擊由畑俊六指揮的日本帝國陸軍,戰場在長江南北岸,橫跨安徽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是整個抗日戰爭中時間最長、規模最龐大和最出名的戰役。

武漢會戰期間,由蘇聯空軍志願隊派飛行員支援的中國空軍與日軍航空兵空中大戰7次,擊毀日機78架,炸沉日艦23艘,有力地支持了地面部隊的作戰。中國海軍也擊沉、擊傷日軍艦艇及運輸船只共50餘艘,擊落日機10餘架,但自身也損失慘重,基本上中國空軍和海軍都全軍覆沒了。

1938年10月25日,日軍佔領漢口,26日佔領武昌,27日佔領漢陽,武漢保衛戰以中國軍隊撤出武漢宣告結束。

一方面,中國軍隊實力不足,但是中國軍隊也消耗了日軍有生力量,從後來日軍佔領岳陽卻沒有繼續挺進長沙,可以看出武漢保衛戰的一定影響,日軍沒有達到速戰速決、迫國民政府屈服以結束戰爭的戰略企圖。武漢保衛戰可說是一個轉捩點,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另一方面,誠如時任國民政府合肥縣長的陶若存所說:“當時的行政幹部(國民政府),特別是基層幹部,幾不知抗戰為何事,依舊是一切照舊,與人民離心離德,敵人一來,基層組織必然是土崩瓦解。”恐怕當時相當一部分地區處於這種情況,不然也不會有下一節將述及的長沙大火。

周恩來領導組建l0個抗敵演劇隊、4個抗敵宣傳隊和一個孩子劇團,加強對國統區軍民的抗日宣傳,鼓動民眾,喚起民眾,正是改變一盤散沙的現狀、凝聚抗戰力量的一種努力吧。

一群及隧道十幾歲的小孩子,打這一面旗幟:“孩子劇團”和大人們合影

孩子劇團也是政治部三廳屬下的抗日宣傳團體,成員都是一些十幾歲的小孩子。

(圖四:孩子劇團歡迎會後所攝照片,1938年3月9日於武漢。)

母親說,父親稍後介紹她也參加抗宣隊。抗宣隊隊員有男有女,並且是流動性的,以外祖父母的出身、教養和處境,本來是很難接受她去參加的。但是他們看到當時我父母關係不錯,互有好感,就說,如果你們結婚,你就可以去。我的父母結婚了,母親記得那是舊曆的潤七月,陽曆的9月初。這時母親21歲。

關於當時父母的關係,有個暖心小花絮、“驚天”大秘密:七十四年之後,2012年,母親94歲高齡,臥床不起。有一天,她在醫院的病榻上,像是忽然想起,對我說:“我有一個秘密,從來沒有和別人說過。有一天晚上你爸爸(那時候我們還沒有結婚)到我們家聊天。我送他出去時,在門口,他親了我的手,嚇了我一跳啊。”說時她羞澀地笑著,伸出左手示意。

母親說,在當時,外祖父其實也不懂“革命”是怎麼回事,不過他親眼看到父親如何工作,如何對老百姓,是個正派人,有文化,就同意把女兒交給這個窮得叮噹響、連“正經工作也沒有”的男人。母親說:“幸虧有你爸爸,我爸爸可以把一家人託付給他。”

三叔寫過一篇文章講述他是如何“落戶”雲夢的。他先父親一步加入抗宣隊,編到第七隊任副隊長,開始在武漢街頭做宣傳工作。不久,日軍攻陷田家鎮砲台,武漢危機,周恩來將宣傳隊派赴各戰區去做宣傳工作。就在這個節骨眼上,三嬸重病,三叔遂請了五天假,送三嬸去醫院。再接著打起仗來,一大家人包括我的外祖父母和舅舅們要他安頓,電報、電話相繼中斷,他找不到抗宣隊,從此在雲夢落戶。文革期間我在內蒙古兵團當知青的時候,三叔曾經對我說:“你們一定要‘好男兒志在四方’,我就是因為兒女情長的事,沒有堅持。”現在想來,這也許就是在表達他的遺憾。母親也有遺憾,她說過:“本來我也參加了抗宣隊,但是結婚不久我就懷孕,加上父母也來和我們匯合,到了桂林,吳荻舟勸我退隊養家。”

[1] 西牢:見第1章第6節“鐵窗大學”。

[2]潘念之(1902—1988),1923年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轉為中共黨員。歷任上海閘北區團委委員,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常務委員、組織部長,中共黨團書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秘書等職。建國後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參事室副主任、中央華東局統戰部政治處處長等職。1953年受開除黨籍的錯誤處分,1979年平反,任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所長、上海政法學院副院長、上海市政治學會會長、中國法學會顧問、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科學院顧問等職。

[3]孩子劇團:以上海滬東臨青學校為主的一部分中小學生,自發在難民收容所進行抗日宣傳活動,於9月3日正式成立孩子劇團,隸屬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11月上海淪陷,劇團22人(約8~16歲)離開上海於1938年1月抵達武漢,4月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收編附屬第三廳。1939年1月,劇團遷往重慶到四川各地農村集鎮進行抗日宣傳,幫助中小學校及兒童保育院排練戲劇歌詠和組織演出。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3次下令將孩子劇團調歸重慶市衛戍司令部管轄,強行改組並撤換劇團原有各級領導幹部。1942年9月孩子劇團被迫解散。

[4]中直機關工作委員會1988年發文:“中國文聯機關黨委:《關於恢復吳荻舟同志黨齡問題的報告》收悉。經研究,同意恢復吳荻舟同志1930年1月至1948年2月的黨籍,黨齡從1930年1月算起。”

樓群中一個教堂的尖頂,尖頂上有一個紅色十字架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4三姑姥姥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4 三姑姥姥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母親張佩華在1968年3月寫的自傳裡寫道:“吳荻舟曾告訴過我,他坐過國民黨的監獄(1930-1937),是為了鬧革命在參加學生示威(上海)遊行時被捕的。當時我很信任也很佩服他,當然沒想到懷疑他是如何出獄的(是期滿出獄)。這一段時期,吳荻舟和他的同志們給我兩點主要影響:(1)中國還有一種人——中國共產黨,他們是為解放全人類這個真理的實現而鬥爭的,這種真理是讓人們在現實中奮鬥以求實現,而不是等著到‘天堂’去享受。(2)要奮鬥要鬥爭,女孩子和男孩子應該一樣,他們的言論提高了我奮鬥的勇氣和信心。”

“我接受的是半殖民地的奴化教育,但是我又幸運地生長在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的時代。特別在抗日戰爭初期,‘……在武漢失陷以前,這時全國各方面是欣欣向榮的,政治上有民主化的趨勢,文化上有較普遍的動員’(新民主主義論),我受了抗日戰爭的衝擊,認識上有了一點提高,對舊的東西從過去的苦悶不滿,逆來順受,到今天的懷疑,想反抗了,對未來充滿了嚮往。但究其實際,我對當時的很多事物還是很不理解的,是幼稚盲目的,小資的階級烙印很深的,但是我要向前沖,我要奮鬥。”

母親離開家鄉也離開了神。她的許多兒時朋友都是基督徒,我記得有的在天津,有的在南京,有的我陪她去探望過,有的來過我家。即便是我,在無神論教育下長大,也能感覺到她們很虔誠,很善良,難以想像她們是怎樣將宗教信仰堅持下來。

而母親離開了神,並沒有惆悵。她說:“(離開合肥之後)在桂林我母親再叫我去做禮拜,我就開始反對,不相信什麼“天國”、“神跡”了,我說要通過自己奮鬥才能創造人間天堂,母親先罵吳荻舟是“魔鬼”(指影響我不信教了),後來她自己也慢慢不去了,我們家在桂林和教會決裂。”

母親寫此自傳時,文革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我估計她是在組織或說造反派的要求下寫此自傳的,但是她寫得很真誠和客觀。我可以感受到,幾十年了,家鄉、親人、國破家亡的苦難和參加革命的歷程時時縈繞在她的心裡。

1983年1月17日,母親的同學王德英給她寫信提及:“帶給陳師母的東西,由陶仲英代勞送去,陳師母說你有一位姑母七十多歲了,到處打聽你的消息,叫陶來問我。在京師似乎沒有聽你說還有親人在肥,我搞不清也就沒有積極地去聯繫了,可是我還是要告訴你一下。”

母親和她的三姑母(母親稱她“老姑”、“老姑母”)、我們的三姑姥姥(東門外曾外祖父張錦濤的小女兒、公公的親妹妹)終於取得了聯繫。

1985年6、7月間,母親回到闊別48年的故鄉合肥,先在同學王德英家落腳,次日找到了三姑姥姥。

她在給舅舅們的信裡說:“老姑母一見面,手足無措,又哭又笑,感情是很真誠的。”當時三姑姥姥82歲,母親形容她“身體很好,清清瘦瘦,走路穩健,頭腦清楚,整天手腳不停,雖只是忙家務,卻閑不下來。”

母親瞭解到,三姑姥姥嫁給黃家,生一男二女,29歲守寡,兒子已經去世,一個女兒過繼給二姑姥姥,自己和另一個女兒相依為命。女兒又生二男一女,當時三姑姥姥和女兒、外孫女兒、外孫女婿一起住,日子過得不錯。

她告訴舅舅們:“(老姑母)是真心實意想我們,口口聲聲‘我長兄這一房怎麼就不見了?我哥哥對我最好,我小時他抱我……’她想方設法打聽我們,擔心長兄這一房在合肥絕了。”

“路我都不認得了,逍遙津公園、包公祠、明教寺我都去了,(如果)沒人帶著,新舊也對照不出。‘三育(中學)’面目全非,已是‘南門小學’,我們住的地方影子也沒了。”

“老姑母、表妹領我到花園巷34號去看看那所房子,那所房子已經扒了,正在興建新樓。”

舅舅們和三姑姥姥

舅舅們和三姑姥姥相談甚歡

  (圖一:1986年10月母親在我父親和舅舅們陪同下再次回合肥故鄉。舅舅們和三姑姥姥相談甚歡。)

母親還在北京接待過幾批故鄉來人,留下許多封感人至深的親人來信。

2016年5月,母親去世兩年後,我和妹妹第一次回到母親的家鄉合肥,憑籍母親留下的舊信,首先找到的正是三姑姥姥的外孫女婿、我們的表姐夫。

三姑姥姥和表姐去世已久。其他十幾位張家人聚在一起,親戚中有書法家,有放射科醫生,還有廠長、軍人、經理、工程師,各得其所,生活安逸。他們說著抑揚頓挫,婉轉輕快的合肥普通話,短短幾天,帶我和妹妹品嘗了許多合肥小吃、家鄉風味:鴨油小籠包、鍋巴粉條、桂花赤豆湯,典型徽菜臭鱖魚……

最值得欣慰的,是母親的東門外祖父張錦濤(公公的親生父親)那邊的表舅們——傳納舅舅和傳受舅舅身體很好,鶴髮童顏,聲若洪鐘。傳納舅舅一見面就哭起來,想起去北京看望母親的情形。他和我母親一直保持通信。據他說我母親後來還多次想回合肥,比如去廣州回程時,從香港回程時,可是都未能成行。我聽到十分慚愧,我應該能夠幫助她的呀。

沿著母親的足跡,我們從花園巷西至東,淮河路步行街,李鴻章故居,合肥基督教堂,省立醫院,走到包公園……這一帶即是舊日的老城,如今在李鴻章故居和包公園還有一些翻新的房子,保留著雕花窗櫺房檐高蹺的徽派特色。

高樓林立中的教堂

如鶴立雞群的合肥基督教堂
(圖二:新建的合肥市基督教堂側影,即便周圍高樓林立,它仍如鶴立雞群。)
合肥省立醫院

安徽合肥省立醫院前身是合肥基督醫院

(圖三:合肥省立醫院的前身,是始建於1898年的合肥基督醫院。)

和母親感覺相仿,合肥舊建築幾近絕跡,最多追溯到80年代。未及尋根,合肥新貌已經先入為主佔據腦海:嶄新的合肥高鐵站,合肥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鼎鼎大名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一座座設計新穎的博物館,還有一座座花園住宅社區,湖光山色的巢湖景區……城中有園、園中有城、環城皆綠、碧水青山。

我在網上追尋合肥舊貌,卻被滄海桑田的變化震撼了。30-40年代的合肥飽受戰火蹂躪,雖說是省城卻給我滿目瘡痍的感覺;而今的合肥,早已不是母親兒時光景,甚至不是她80年代回去時看到的光景了。

網上有傳解放前的合肥市長江路老照片。可是看上去,不管是長江路、淮海路、還是花園街,那時候都不過是一條條陋巷。

1985年母親回去的時候,看到吃的東西較豐富,又便宜,“雞1.8-2元,鴨。0.90-1.00元,鱔1.2-1.5元,蝦1.2-1.8元,肉也便宜。”母親說:“但總的來說,還很落後。”從那以後,又是30年過去,如果母親看到今日合肥的巨變,會感慨“何處是故鄉,只在思緒中”吧。

據母親後來瞭解,三姑姥姥在日占時期曾去看望母親的正祖母、張養民的大太太。據說日本鬼子侮辱了她,人都腫了。房子被日本人用來養軍馬,日本人走後,三姑姥姥還幫他們刷洗。母親的正祖母是1944或1945年去世的,有一副很好的棺木,1946年她的女兒張振華回鄉給她大做喪事入土為安。

母親說:50年代初有一位男士帶同一個孩子來找母親的姨祖母,說是她那位去了延安的女兒張振芳的愛人和外孫,張振芳已經犧牲,他們回來認親。可是母親的姨祖母死也不認,人家無奈,走了,從此沒有消息。

為什麼母親的姨祖母不認自己的外孫?母親說:“後來才聽說,解放後姨祖母被當做地主拉到鄉下批鬥,下跪,怕了。(她)又不懂事,又糊塗。這個老太太做了一生牛馬,怎麼會是地主?原來,張振華逃離大陸後,叫姨祖母幫她收租,解放後就定她是地主了。”

花園巷那片房子,由曾外祖母娘家侄兒後代以及一些房客居住,母親曾經托其中一位在合肥市委工作的房客汪先生和她的姨祖母通信,寄錢給她。到了母親的姨祖母病危,還是三姑姥姥去侍候。三姑姥姥說:“她是我舅母,我該去照顧。”天天去端屎倒尿。當時母親的姨祖母就給了三姑姥姥一張照片,是我們1962年在廣州照的一張全家福。母親的姨祖母去世,也是三姑姥姥爬上床給她穿上“老衣”。三姑姥姥真是善人啊。

關於三姑姥姥的後續故事,我則是在已故表姐的幾封來信裡看到的。

1990年3月13日白天三姑姥姥還是好好的,晚上九點多突然聲音變了樣,嘴歪了,說話不清楚了。家人安慰她說第二天會陪她回鄉下,她才比較滿意,因為她要土葬,怕自己死在合肥睡不上棺材。

4月4日,三姑姥姥喝水也困難了,很虛弱,不能起床,要抱上抱下。由於1號夜裡摔了一跤,臉摔破了,被子也沾上血。表姐說第二天給她洗,沒想到半夜三點多鐘,表姐聽到喘息聲,趕緊起來一看,三姑姥姥自己在拆被子。她是乾淨慣的,表姐一再安慰,她才安心睡下。

第二天是清明,農村講究說清明是一關,表姐不時地摸摸三姑姥姥的手,手腳發涼她就心慌,體溫回升她就心安。此後一個多月,親人們輪流照顧她,每天喂蜂王漿,稀粥,喂水餵奶,肉湯泡飯,三姑姥姥說想吃麵條,就去合肥買回來,為她擦身,替她去明教寺拜佛,告訴她我母親寫信問候她,匯款給她……照顧十分盡責。

5月4日淩晨,三姑姥姥安詳去世,享年87歲。按照家鄉習俗,在家裡停了三天,6日上山埋葬,8日包墳,祭奠,6月14日七盡燒靈——一人多高的兩路紙紮平房、一個花園,總之按農村風俗,儘量做到圓滿。

表姐在5月12日的一封信裡說:“奶奶(即我的三姑姥姥)活著的時候,常說對不起您們,對您們沒有照顧,而您們不是信來就是人來,她十分滿意。”

母親的堂姐、我的表姨張惠清的一封信,反映了張家另一種境況:

“中日戰禍,使你們背井離鄉,四處漂流,吃了不少的苦。知伯父母已去世,想到他們,我也很傷心。我和郭傳文結婚後,他先我離開合肥去了南京,我也離家出走,找他飄流到上海,在那裡幫工近九個年頭。後經小叔子協助,送我到西安找到我老伴(他當時在國民黨部隊服務)至全國解放,隨他遣送回合肥定居。”

2016年我回合肥的時候,表姐、張惠清的女兒告訴我,她母親嫁給一位教員,新婚燕爾卻正直抗日戰爭期間,這位熱血青年離家去了南京,棄筆從戎,加入國民黨的炮兵學校。她母親也不甘心留在家鄉,出外找他,跟著丈夫走南闖北。內戰結束,有人勸他們去臺灣,但是她父親拒絕了。

表姐說他們是1953年被遣返回到合肥的,因為父親是國民黨軍官,“反革命”,回到合肥就沒有好日子過了,沒多久父親心臟病去世。母親從此“閉著眼睛閉著嘴,對過去的事什麼也不說,一個人拉扯孩子長大”,所以她對父母的事知道不多,後來想到要問問的時候,母親已經很聾,也說不出什麼了。她還說她母親和我們的母親最要好,經常一起耍。堂姐妹分別後再也沒有見過面,成為終生遺憾。

母親的故鄉和故鄉人,有文化底蘊和淳樸民風,深諳人情好歹,與人為善。雖然在父親的漫長生涯中,只在安徽作短暫的停留,但是安徽的鄉親們熱情地接納他,支持他,並把家鄉單純善良的姑娘交托給他,這才有了後來的故事,有了我。

在我20來歲的時候,有一天和父母外出,走在北京的大街上,父親看著我,忽然說:“你媽媽和我認識的時候,就和你現在是一個樣子。”

莽莽大別山山巒重疊,男女老少7人徒步翻越大別山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3背井離鄉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3 背井離鄉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從合肥市志我看到,即使是在兵荒馬亂、自然災害頻仍的情況下,合肥的工業現代化、城市文明都在逐步建立,只看1918年母親出生之後,就有第一所縣立女子小學、第一所公立女子中學、第一間公立合肥女子中等職業學校、第一家織襪廠、第一家肥皂廠、第一家外國商行、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個縣立圖書館、第一份報紙、營業性無聲電影放映、公路鐵路汽車火車甚至飛機場、法院成立、銀行相繼成立、國民政府紙幣和輔幣流通……辛亥革命後短短20年間,現代化的萌芽如雨後春筍。

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社會的動盪:聲援北京的五四運動、上海的“五卅”運動和一二八鬥爭;紀念廣州暴動;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演出救國新劇;抗捐抗稅的罷工、請願、農民暴動;手工業成立工會;共產黨第一個基層組織成立、第一支赤衛隊成立、共青團縣委成立、飛行集會、肅反打擊所謂AB團;北伐軍打響第一槍;國民黨軍隊進駐;國共分別抗日;國共合作抗日……

和在父親家鄉類似,國共兩黨以及軍閥力量和土匪在合肥呈現拉鋸局面,苛捐雜稅逼人民造反。共產黨的力量是從幾個人幾條槍開始發展的,跟隨的群眾從幾十幾百,截止到1937年已經是成千上萬。但是也像在父親家鄉一樣,上演著自相殘殺:這邊國民黨集結兩個師“剿匪”,那邊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推行王明路線,對皖西北中心縣委進行肅反,把一大批黨團領導骨幹作為AB團分子進行拘審,20多人受到錯誤處理。

日軍兵臨城下之際,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卻召開會議鬥爭新四軍四支隊政委高敬亭,時值國共合作時期,由蔣介石指令,未經中央軍委批准,由新四軍軍長葉挺手執蔣介石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錯殺了高敬亭……

據合肥市志記載,1938年5月13日,日軍侵入合肥地區,次日攻進城內。5月16日,日軍挨家挨戶搜捕,將無辜居民驅押到苗圃、衛衙大關等地集體屠殺,被殺害的群眾達5000餘人。日軍侵佔合肥後,將城牆外影響日軍視線的房屋、樹木全部燒掉,將城內前、後大街、臨街房屋牆壁全部打通,將包公祠燒毀。三五成群,持槍姦淫擄掠,無惡不作。

合肥城內唯一的鋼筋混凝土結構名樓四牌樓,是合肥老城的中心,亦名魁樓,位於長江路與宿州路交叉口。宋代始建,多次重修。20世紀初,四牌樓為磚木結構三層樓,底層東西南北各有一門,可通馬拉車。1927年毀於一場火災,1928年,合肥各界人士捐資萬元,重建四層之樓,均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底層四門可通卡車,二樓設有馬祥斌、王金韜二將軍牌位,紀念他們堅守合肥兩月有餘、拒直魯聯軍張宗昌10萬之敵於城外。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樓外曾豎“抗日救國”匾額,這更不為日軍所容,四牌樓被炸毀。

合肥标志四牌樓1937年被炸

合肥標誌四牌樓1937年被炸毀
(圖一:合肥四牌樓,1937年被日軍炸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日軍在進攻合肥的同時,5月10日起就對舒城狂轟濫炸,毀民房1000多間,死傷逾百。6月8日上午日軍由合肥南進舒城縣境,日軍的步兵,首先侵入舒城縣桃溪鎮及周圍村莊,燒毀民房一千多間,殺害農民四十多人,姦污婦女二十多人。同日下午,日本侵略軍第十六師團阪井支隊二四三聯隊第三大隊3000多人在大隊長松峙真一帶領下,侵佔舒城城關,大肆燒殺奸擄,城內未及逃走的400多居民全被殺害,未及轉移的國民黨第二十七集團軍第二十軍的100余名重傷患被殺死……

也是據合肥市志記載,早於1937年8月,為阻日軍進犯,國民黨軍隊已奉令將淮南線鐵路破壞。1938年3月,合六、合蚌、合浦、合壽等公路均全線破壞。淪陷之後,合肥剛剛啟動發展的地方民族工業遭到毀滅性的打擊。耀遠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被日軍侵佔,各工廠、作坊關閉,90%以上的手工業者逃往他鄉避難,工業和手工業生產處於全癱瘓狀態。這種局面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後才出現轉機。6月上旬,合肥維持會成立,為日偽組織。同時成立偽縣、區自衛隊。

日軍在合肥大街小巷到處刷寫“日中親善”、“日中提攜”、“同文同種”、“共存共榮”、“建立中國的王道樂土”、“大東亞共榮圈”等大型標語,強令中小學生學日文;強令中小學舉行日本國旗升旗儀式;強令住戶懸掛日本國旗;強令行人遇見日本官兵鞠躬行禮。日偽政權還成立合肥縣地方稅分局,徵收營業稅、牙稅、煙酒牌照稅、屠宰稅、牲畜費等。

據《脂油集》記載,合肥淪陷使得所有學生一夜之間全部失學,稍事安定後,教徒和老百姓紛紛要求三育女中複課,可是誰願意做校長出面與日本人直接周旋呢?經過教會努力安排,李青鸞出任校長,她不僅要解決經費困難的問題,日本憲兵還三次把她抓到日軍駐肥總部,軍刀橫在面前,動不動就惡狠狠說要殺一儆百。在她晚年接近九十歲的時候,她常說:那幾年沒有一天是安閒的,“我不知道明天我是否還活在這個世上。”

就在狂轟濫炸、燒殺搶掠的血雨腥風中,日軍逼近雙河鎮。父親既與城內斷了聯繫,便和另外兩位原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團員史存直和盧奎商量,翻越大別山到漢口,並建議母親一家同行。母親他們徵求外祖父意見,外祖父回信叫他們“速走!”留下地址,等他可以前往的時候再去會合。

大舅後來回憶,南京離合肥很近,南京陷落後,關於日寇在南京殺人姦淫的傳聞隨即傳到合肥,當日寇攻打四十華裡外一個鎮子——桃鎮的時候,夜晚可以聽見槍炮聲,看到火光沖天。這時家裡已經一無所有,我的外祖母為每人準備了一個小包袱。就這樣,服務團三人和母親、三個舅舅、外祖母一起上路了。母親一家老小,跟著父親一行,徒步九天,風餐露宿,沿途經過安徽的霍山、湖北的浠水、羅田等縣。

大舅記得我父親當時負責收編土匪為抗日部隊,大舅說,沒有我父親,是不可能安全穿過土匪盤踞的地盤的,土匪甚至武裝護送他們。即便如此還是出了意外,在快到霍山邊境時,駐守邊境的國民黨部隊繳了護送他們的土匪的槍。結果土匪一定要把大舅當作抵押。大舅只好隨土匪去到一個小山村,在那裡放了兩天牛。還好那支國民黨部隊的長官和外祖父相識,大概還到過家裡,見過外祖母,把情況說清楚後,就把槍還給土匪,我的父親到小山村接回大舅。

途經涉塔市河的時候,又遇到100多名“土匪”到涉塔市河對岸想接受收編,但是廣西部隊誤以為他們是下山搶劫,圍剿他們。當地地主子弟、復旦大學學生尤希伯和“土匪”有錯綜複雜的關係,知道父親路過,便派人涉水過河,強調他們沒有還擊,要求父親營救。父親寫了一封信交來人飛報山南館招安站,用電話通知駐守涉塔市河的廣西部隊,解救了那一百多人。

路上他們也遇到其他當地群眾和知識份子,有錢沒錢都一樣,白天步行,晚上各顯神通,風餐露宿,有時候住破廟,有時候睡路邊。一直走到長江邊的團風,再搭船到漢口,在一小旅店住下,不久,輾轉到達雲夢,借住在我大伯家。行程逾四百五十公里。當時外祖母43歲(1895年生人),母親20歲(1918年),大舅未滿17歲(1921年)、二舅14歲(1924年)、小舅只有12歲(1926年),想想看,這樣一行人,翻山越嶺,徒步四百五十公里是多麼艱難的行程。

在我心目中,他們就是善良忠厚、具有堅韌意志的中國老百姓的代表。稍後外祖父也趕到,一家人團聚。

翻越大别山

油畫習作:母親一家跟著父親吳荻舟徒步翻越大別山

(圖二:莽莽蒼蒼的大別山,即使今天,試試9天從安徽徒步翻山越嶺走到湖北吧。油畫習作,筆者為紀念外祖母父母和舅舅們而畫。)

母親說過很多次,老奶本來是和他們生活在一起的,但是她不肯和他們一起逃難,因為她是纏足,年紀也大了,她說,我走不動,不要拖累你們,你們走吧。母親每次提起此事就很傷感。我找了很久,關於我的曾外祖母、即母親的外祖母的線索,終於在母親2004年1月10日的日記裡找到一段話:“我們跑了,她扶著一根棍子,從雙河走到六安,投靠一位老朋友,幾天後就死了。六安的鄰居把她安葬在六安郊外的亂墳崗上。”這是母親一輩子的痛,也令她屢屢教導兒孫輩不要忘記日本軍國主義的禍害。

母親在1968年3月寫過一份自傳,其中說道:“父親在六安奮鬥了十多年,最後孑然一身,窮愁潦倒,跑到鄉下行醫去了。最令他們傷心的莫過於幾個孩子不能受教育,對將來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日本鬼打到合肥時,我們反鎖了大門就逃走了。只帶了幾件隨身穿的衣服。從雙河鎮逃出去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是家破人亡。老外祖母丟在雙河鎮,以後死在六安,還是老鄰居安葬的。父親逃到雲夢時(1938年9月),狼狽得連一個醫生起碼的傢伙——一根聽筒、一支注射針也丟了(他給征去國民黨傷病醫院工作兩三個月後,國民黨軍隊被日本鬼擊潰。他先逃到霍山,然後才到雲夢的)。他們都是願意勞動、有勞動能力的,為什麼活不下去?當時沒有政治覺悟,不能用正確的政治觀點去分析。但是憎恨國民黨政府禍國殃民,鬧得老百姓家破人亡,憤世之心極強,展望前途,一片漆黑。”

對於她自己的宗教信仰,她這樣反思:“這20年的家庭教育,6年的學校教育,把我培養成脫離社會,脫離實際的書呆子。我進初中的5、6年,就是從家門到校門,很少串親戚,避免了封建宗法的影響,但隨著母親進教堂,做禮拜,17歲的時候還受‘洗禮’做了個小教徒。當時我很喜歡耶穌,很嚮往他為人誠懇、講和平、要給人類以和平、幸福,給人以天堂似的人間。也羡慕一些受過洗禮的同學暑假能去外地開個什麼宗派的會(名稱記不起來了,我後來沒參加過。母親把家搬到學校附近讓我就近上學,囑咐我專心讀書,不要惹事,儘管聽到很多議論,也不要參與)。至於上帝以七天創造世界是代表一種世界觀,宗教是一種宿命的人生觀,當時我當然是不認識的。總之隨著家裡大人對現實生活逐漸失去信心,對前途的恐懼與日俱增,精神上沒有寄託,很自然的就(本來就和教會有聯繫)滑到宗教這個精神避難所裡去了。” “為什麼在‘虔誠的教徒’中存在著勾心鬥角、爾虞我詐?‘上帝的代表’牧師(中國的和外國的)們為什麼高高在上、養尊處優、爭名奪利、互相排斥?學校為什麼像一潭死水,和外界隔絕,盡可能不參加外面的活動?學生們諷刺不滿之聲時有所聞。” “宗教的教義和現實是兩回事,它解決不了任何實質性的問題。”這是母親後來回憶時給出的結論。

日軍隊伍正在走過水上的浮橋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2兵荒馬亂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2 兵荒馬亂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我保存著一頁沒頭沒尾的信,但是母親張佩華在背後注明“衡信4.17”——這是大舅張國衡的來信,講到1938年他們家離開合肥前那一段日子:

“……住的房子,那年夏天,姨奶在門外,給二叔振國燒紙,叫國樞(我的小舅)給紙錢磕頭,說是過繼給二叔的。住不長時間,就搬去東門外,一間大房子去了。就在那一年,抬了許多傷兵進門,連傷重死了的人也抬了進來。不久又搬到了東鼓樓劉先生的房子去了,第二年春,送樞去小學讀書,記得他在校門口哭著不肯進校門。那時好像是六歲,應該是1932年。那年發大水,門前的臭水溝漲水,記得爸爸拿著小板凳用板凳腿量小河漲水的快慢。就在那一年夏秋之間,傍街的牆突然下陷,幸好未倒,好像不久,就搬去三育女中對面去住了。隨後又搬去X巷口孫先生那裡。記得那年夏季,米不夠吃,老奶就煮南瓜加面魚放點糖精給我們吃,也沒有過年的印象。隨後又搬到南門大街,門口有兩棵臭椿的第二進,說是醫院的一位醫生的房子。在那裡第一次有過年的印象。也就在那一年,你有了工作,我得以進了初中,但好像不長,唯讀了三個月初中的課文也沒有學到什麼,只不過是複習了高小的課文而已。38年大年初一就離開了家,搬去雙河鎮沒半年土匪又燒了……”

在他們尚年幼的的短短幾年,搬了那麼多次家,也沒有像樣地過年的記憶,生活之艱難可見一斑!

我查了六安縣誌,看到:1924年6月,“大刀會”在六安縣太平集暴動,29日克六安城,成立自治第一軍。1928年4月12日,李老末股匪由河南商城竄入境內。6月3日破霍山城,8日破六安城,大肆燒殺淫掠,三日後離去。

關於大刀會在六安的興起,據說是1922—1924年馬聯甲任安徽軍務督理和省長時,對人民徵收“二五畝捐”、“八厘公債”、“救濟公債”。合肥縣知事袁勵宸、六安縣知事丁景炎、舒城縣知事李某等張貼佈告,嚴厲催征。因農民繳不起,皖西各縣監獄關押的“欠糧犯”占人犯的50%以上。1924年6月1日,大刀會首領夏雲峰、李家訓等召集會友200余人,殺死前來太平集捕人催糧的差役,並緊急發動會友起義。6月3日,太平集大刀會數千人召開暴動誓師大會。次日攻進六安縣城。

看來大刀會也是被國民黨苛捐雜稅逼得造反的窮人。但是站在母親的立場,大刀會暴動、土匪流竄、軍閥混戰、國民黨苛捐雜稅……你方唱罷我登場,不管哪方登場,總之是民不聊生。

母親和舅舅們常常看見“甲長”來向曾外祖母敲詐勒索,派捐款,母親對此感到十分氣憤。但是曾外祖母怕孩子們闖禍,不許她們插嘴,由她自己和那個壞蛋去“磨”,“討價還價”。母親家雖然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境地,可是孩子們平時想買一支鉛筆,也要躊躇半天,才敢向外祖母開口。母親說,為什麼這個傢伙常來白要錢,而我們說理還可能闖禍呢?

這種不平在母親心裡鬱積起來,沒法解決,她卻在耶穌的身上找到“出路”,母親說,她當時認為,耶穌是“同情”窮人,講究“公平”的,加上學校和外祖母的影響,她在十七歲初中畢業那年,就受了“洗禮”,信起耶穌來了。

合肥基督教堂老堂

合肥基督教堂老堂
(圖一:母親受洗的合肥基督教堂老堂。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母親十八九歲的時候,外祖母幫她找到一份兼職,在教會醫院管理伙食,工資15元,這算是她家一點固定收入。外祖父原本蒸蒸日上的診所,歷經大火和土匪搶劫,越搬越遠,其時在雙河鎮,已經不能按月寄錢回家。

母親是老大,她初中畢業的時候,大舅高小畢業,該進初中。但是家裡只能供一個孩子升學,外祖父母反復商量,覺得誰讀完初中也幹不了什麼,不如讓我母親先讀高中,畢業後再培養舅舅讀初中。他們停下舅舅的學業,讓我母親讀高中。這在重男輕女的舊中國還是很少有的吧?也許是學醫過程中接觸到一些西方事物,令外祖父思想比較開放。

六安有個貞節牌坊,是為一名十四歲可憐女子樹立的,因為她的未婚夫死亡,她便自盡追隨,此為貞節。幸好這種當時中國社會對女子的道德枷鎖正一點點崩潰。

母親記得在三育中學上學時有過兩三次政治活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母親剛上初中不久,教會學校雖然保守,但是受到外界的衝擊,不得不同意同學們參加了當時合肥全城的學生組織,抵制日貨,母親也和同學們走上街頭,搞查日貨抓奸商的運動。

1936年“雙十二”即西安事變之後,國民黨政府組織全城學生遊行慶祝蔣介石脫險,三育學生也集體參加了這次遊行。那時母親已經是高中生。

母親回憶說:1937年七七事變時,他們是畢業班,正緊張準備會考(由國民黨省政府教育廳出題,全城中學生集中考畢業試),並且受到“畢業就是失業”的威脅。家境貧寒者要找工作,富有者要考大學,而這兩者的前提都是“會考”必須合格,否則就得留級,所以抗日運動幾乎沒有觸動他們。當時合肥學生組織是有活動的,學校指派同學在他們控制下參加。跟著放暑假,學生也就散了。

母親學習努力,歷史和數學都很好,鋼筆字寫得尤其漂亮。

母親筆跡

張佩華筆跡
(圖二:母親80歲時抄寫的古詩詞。)

不過她說,儘管成績優秀,學校也答應聘她教小學,可是畢業後遲遲收不到聘書,她和外祖母分析是因為太不機靈,沒有走門路做人情,沒有任何過硬關係為她保薦。半個暑假過去,還沒有消息,她們母女兩個都倔強,不肯服軟低頭,母親後來說:“這不但是欺負我,簡直是威脅我。”她接受另外一間小學、星星小學的聘請,每月工資15元。看見她這樣,三育立刻要她回去,給18元。母親卻寧肯要15元,不要18元(要知道,當時一個人一個月的伙食費大約就是3元啊),她說,“人窮志不窮,不能受人侮辱,就是當時指導我行動的好格言”,外祖母也支持她。

1919年,當父親在福建家鄉上小學、參與到抵制日貨、呼應五四運動的學生行列中的時候,母親還在繈褓中。1931年共產黨在合肥搞飛行集會的時候,父親則在上海的飛行集會上被捕,鋃鐺入獄,那年母親13歲。1937年父親作為副團長帶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來到安徽,母親剛剛高中畢業,20歲。他們還不知道,他們的人生即將交集在抗日烽火下。

1937年9月1日,母親開始在星星小學教書。星星小學是外祖母的同學孫梅芳的妹妹孫滬芳辦的私立小學,孫家是地主,當時孫滬芳和她的同學紀鐘毓兩位基督徒有辦教育的理想,外祖母就同意我母親去她們那裡教書。可是,才教了三個月,日本鬼子就逼近合肥。

1938年春,母親一家逃到外祖父行醫的雙河鎮。母親說:合肥的家也被燒了,從此我家成了難民。

到了雙河鎮和外祖父一起生活,母親到當地的衛氏小學教書,校長是衛淵如,母親的工資只有10元。雙河鎮是位於合肥、六安、舒城交界處的一個小鎮。外祖父在那裡行醫,加上母親的工作收入,一家勉強維持生活。外祖父醫術較好,對窮苦人比較照顧,和鎮上群眾關係很好。鎮上大戶請他看病,常常不給錢,不過為了能在鎮上“站得住腳”,外祖父還是要好好為他們服務。

第一章提到過,1938年3、4月間,父親率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雙河鎮宣傳抗日,服務團裡有位元女團員石雪書。母親回憶:“平型關大捷時(1937年9月25日)我正在星星小學教書,見報興奮極了。1938年初,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一部分團員(其餘團員聽說分散在舒城和附近市鎮上工作)到雙河鎮來宣傳抗日救國。當時,鎮上的知識青年不多,他們一來就找到了我們,特別是女團員石雪書和我很友好。以後,在他們組織領導下一起在鎮上宣傳抗日。吳荻舟是他們團的負責人之一。”“聽他們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談前線後方的情況,介紹我看《兩萬五千里長征》,他們介紹的這些新鮮事物,對我的鼓舞極大,開闊了我的視野,啟發了我對國家民族的關心。特別是男女隊員們離開家庭為救國救民而鬥爭,非常吸引我。”

外祖母蔡繼文很開通,不但允許母親和石雪書交朋友,還同意她晚上在小學陪石雪書睡稻草地鋪。這是母親初次接觸外面來的新女性,聽她講述外面的新鮮事物。

父親到了雙河鎮,看到我的兩個小舅活潑天真,就帶他們去唱歌演戲,大家漸漸熟悉起來。當時父親在南京中央監獄坐牢七年剛剛出獄,發表過《從國際法論中國抗日》等文章和小說、劇本,指出中國人民必勝,又迫不及待和志同道合者組團到處宣傳抗日。

母親對我說:“我們在這個小地方,從來沒聽說過共產主義、抗日救亡這些大道理,聽你爸爸他們這樣一宣傳,全家都覺得大開眼界,頭腦開竅,開始懂得了許多救國救民的道理,對這個精瘦的年輕人很佩服。”

母親還說:“認識了你爸爸,聽到更多關於革命鬥爭的事蹟,就更嚮往了,在茫茫的黑暗中有了一點朦朦朧朧的亮光,就是要鬥爭才有前途。”“我從你爸爸那裡聽到共產黨才是真正為窮人的大道理,為什麼共產黨打日本鬼那麼勇敢猛烈,就是為了保家衛國,只有抗日救亡才能保衛人民。日本鬼亡了我們東北三省,流亡歌曲《松花江上》,《高粱葉子》說明亡國的痛苦,說明亡國奴是不能當的。由於國共合作抗戰,我聽到了關於共產黨傳奇式的事蹟,我就很佩服共產黨了。”

日軍逼近舒城時,外祖父已經被國民黨徵召去救護傷兵,顧不了家。母親回憶說:“記得父親生了病,眼睛紅腫睜不開,也不能回來”。不久,雙河鎮聽見炮聲,日軍逼近了。外祖父來信叫外祖母帶全家逃命,可憐我的外祖母手捧地圖,不知道日寇將從哪方襲來,一籌莫展。外祖父遂托他的一名助手帶一家人去舒城,因為這位助手的家屬均在城內。

日軍從合肥進攻六安

日軍從合肥進攻六安
(圖三:日軍從合肥進犯六安。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不料,他們走到半路,突然看見城內難民蜂擁逃來,說日機轟炸合肥,並向舒城襲來,舒城疏散,只許出不許進。這名助手撂下母親一家,倉惶而去。母親一家進退維谷之際,碰上父親。父親去彙報工作,因為進不了城,正折返工作地點蔡家店聯保主任處。父親把母親一家帶到蔡家店暫住。

舒城遭日機猛烈轟炸,距城很遠都能看見縣城上空一片通紅,全城緊急疏散人口。時值春荒,農民斷炊,有的貧民淪為“土匪”,導致匪民不分。

蔡家店聯保主任是褚家圍子的地主之一。母親一家和父親一行滯留在蔡家店期間,一天,“土匪”突然包圍了褚家圍子,圍內群眾十分驚慌。

父親當天正在褚家圍子內工作。他認為日寇即將到來,剿“匪”是內耗,有些所謂“土匪”也是被生活所逼,鋌而走險,還有原來的紅軍或國民黨圍剿時被裹挾的進步群眾。於是,他冒著生命危險,沖出重圍籲請廣西駐軍李品仙部派兵解圍,建議招安,得到李品仙同意。

這事辦成功後,聯保主任、群眾和“土匪”都很感動,很信任父親。在這個基礎上,父親說服聯保主任勸他的父親開倉賑濟饑民,再說服群眾在日寇入侵前把地主的餘糧運入山區堅壁,既免資敵,又可供逃進大山的農民們食用。

這次招安成功後,廣西部隊在六安和舒城之間的山南館設了招安站,要父親協助勸說大別山上的另一部分“土匪”接受招安,共同抗日。其中100多名土匪果然下山談判改編,誰知到了雙河鎮,當地保安部隊竟把他們包圍在一個圍子裡,要剿滅他們。父親為了消除誤會,又一次冒險單人匹馬突圍飛奔l0餘公里,找到山南館招安站,解決了收編問題,父親還旁聽了他們的談判。

在這次冒險突圍時,父親以衛衣蒙在頭上“防彈”,騎馬沖出圍子,以後幾十年中,我多次聽母親笑著提起這段往事,說他用衛衣防彈固然冒失,但他愛護民眾,不惜拼命,勇氣可嘉。

陶若存文章

1938年舒城縣長陶若存回憶文章
(圖四:時任舒城縣縣長的陶若存的文章。)

第一章介紹過時任舒城縣縣長的陶若存,他對當時的土匪情況有如下描述:“敵人(日軍)佔領縣城,便分兵駐守縣內安合路沿線一些重要市鎮,全縣除(新四軍)四支隊所在的西南山區外,土匪蜂起,人心惶惶,一片混亂。”他作為縣長,還曾經和盤踞在三河的土匪頭子王大拖刀談判,要他“在舒城的活動範圍不能超出靠近三河的五個鄉”!

百年前老教堂的老照片,西式建築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1原生家庭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1 原生家庭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母親是安徽合肥人,合肥是安徽省省會,有2000多年歷史,位於長江和淮河之間、環抱巢湖。合肥因東淝河與南淝河均發源於此而得名,早在夏商時期,境內居住的“淮夷族”人,已經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部落群體。司馬遷《史記》載:“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意思是合肥南北有長江、淮河兩個入海水道,是皮革鮑(海鮮的統稱)木的集散地。合肥也以“三國故地、包拯家鄉、淮軍搖籃”著稱。

在我極其有限的歷史知識當中,楚漢相爭的範增,三國名將周瑜,“五代十國”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北宋清官包拯,晚清重臣、洋務派李鴻章,北洋軍閥皖系首領段祺瑞,愛國將領馮玉祥,抗日名將衛立煌、孫立人、張治中等等都是合肥人。

其中我記得楊行密(852~905),是因為相傳他的女兒百花公主在合肥城內住過的地方是花園巷,她用過的水井叫百花井,母親的祖父張養民買的房子就在花園巷,而百花井地名沿用至今。那一帶如今還是位於城區中心,距原合肥基督醫院、如今的省立醫院不遠,附近有市委大院,淮河路步行街,香港廣場,李鴻章故居紀念館,合肥書畫院等。

記得包拯(999~1062),是因為母親對他最引以為自豪,她告訴我們包拯如何為官廉潔,執法嚴峻,不畏權貴,剛正不阿,鐵面無私,受百姓稱頌。小時候母親說起“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母親說,就是遇到官司,與其設法打通關節,不如去找包青天。母親也曾稱讚包拯的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素雅的包孝肅公祠

位於合肥的包孝肅公祠
(圖一:雅致的包孝肅公祠一角。)

李鴻章(1823~1901),我知道他是晚清軍政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宣導者,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並參與掌管清政府外交、軍事、經濟大權。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艦隊覆沒,李鴻章受命赴日本媾和,簽訂《馬關條約》,生前死後毀譽參半,是很顯赫的家鄉人物。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教科書是把李鴻章當做反派人物,母親沒有因為他是同鄉感到自豪。她告訴我的是:好人出了個包拯,壞人出了個李鴻章。

 

公正評價歷史人物

李鴻章的“近代第一”
(圖二:李鴻章故居裡的部分介紹。歷史人物應該得到公正評價。)  

還有段祺瑞(1865~1936),北洋軍閥皖系首領,1912年起歷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國務總理。他最為我們熟悉的就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要求廢除《辛丑合約》等不平等條約,他控制的北洋政府以武力鎮壓國共兩黨最早的聯合反軍閥抗議活動,造成“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在教科書裡就是一個鎮壓學生運動的反動分子,但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曾脅迫段祺瑞去東北組織傀儡政府,被段嚴詞拒絕。遲遲不開竅的我很久以後才明白,不能用簡單的那套好人壞人標準評判歷史人物。

母親出生于1918年7月10日,念中學時叫張培德,又名張瓊、張國芝、張若慧(1958年前後),在香港領身份證時改名叫張佩華。

我的曾外祖父、母親的祖父張養民,有兩房太太,張養民和大太太(母親稱其為正祖母)之間本來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死了,二女兒張振華嫁予在北京做官的龔家,後遷往南京,再去了臺灣。張振華生下我的姨媽龔維琪和龔維瑤。

張養民和二太太(母親稱其為姨祖母)之間有兩個孩子,兒子張振國學生時期參加了革命,國民黨要逮捕他,他逃到福建,死在那裡;女兒張振芳在抗戰後隨同學去了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後派到敵後,犧牲了。母親這位姨祖母出身很苦,原是張養民外家買來的丫頭,後張養民將其收為妾,侍候他們一家。

母親的父親、我的外祖父(我們叫他公公,第一個字發第三聲:“拱公”)叫張若虛,出生於1889年9月,他本是張養民妹妹的長子,管張養民叫舅舅,他的親父名叫張錦濤。張錦濤有七個孩子,家窮,張養民的大女兒死後,張養民的妹妹就把張若虛過繼給張養民。

所以,母親有東門外的祖父張錦濤(公公的親生父親)和北門祖父張養民(公公的繼父)。

據母親說,百年前,安徽省立醫院的前身、合肥基督醫院院長是美國人,因為母親的(北門)祖父張養民漢文特別好,於是聘他去教漢文,並收張若虛為學生,故我的外祖父張若虛是學徒式的西醫,學了七年後自立門戶,結婚後到六安(合肥話發音“陸安”)開診所獨立行醫,雖然不是正規讀醫,但是他有行醫憑證。

母親說,她的外祖母(母親稱其為“老奶”,合肥話發音“老來”)、我的曾外祖母娘家是名門,號稱“壩上沈家”。母親說她從小就對“水煙袋”有印象,她說,有病的時候他們會抽鴉片,一抽,病就好了,而且向來很有節制,也不見上癮,就像是按時吃藥。她的母親、我的外祖母蔡繼文出世三四個月後,曾外祖父出門謀生,曾外祖母領著女兒靠做女紅過活,等待曾外祖父回來,但是曾外祖父永遠沒有回來。

曾外祖母的女紅手工特別好,於是朋友介紹她到教會學校的外國人家工作,外祖母也得以在教會學校讀了幾年書,並和背景相仿的外祖父結婚。

像這樣,說到母親的原生家庭,就繞不開安徽合肥的教會。

安徽合肥教會勢力很大,特別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發展特別快。而教會發展的主要手段除了興辦醫院,還有興辦學校。在安徽省近代史中 ,西方教會在安徽境內興辦的診所和醫院,最多的時候達 74所,另有初級小學185所,高級小學39所,中學11所,高中4所。

2016年5月我回合肥老家尋訪親友,也去了合肥基督教會。在宿州路上,遠遠就能看到一座宏偉的哥特式建築,門口忙碌著的事工們聽說我在找尋母親的舊時足跡,熱心地帶我到售書室,那裡供應屬靈書籍和光碟,售書室的事工聽了我母親的故事,念著“感謝主恩”,給我介紹了幾本書,還為我聯繫黃牧師。黃牧師很快出現,為我解答諸如教會英文名稱以及幾位西教士的名稱、年代等問題。

他們贈送給我的《脂油集》裡詳細記載了合肥基督教會的歷史:

1895年,中華基督會(Disciples of Christ In China)總會派美籍傳教士兼眼科醫生詹姆斯.柏貫之(Dr. James Butchart)到合肥(時稱廬州)傳教,基督教(新教)開始傳入合肥。翌年,美籍傳教士徐鴻藻和柏貫之一起在東門大街杜家巷租民房12間,開辦診所兼作教堂,一面行醫,一面傳教。

1898年,柏貫之在四牌樓南面(現宿州路南段省立醫院宿舍處)購地16000平方米興建“柏貫之醫院”。

1902年醫院建成後,教會隨即遷到醫院附設的小禮堂做禮拜。繼而,基督會在四牌樓北面(今宿州路74號)購地2100多平方米,興建西式基督教堂一座,建築面積440平方米,另建中式平房小禮堂一所,教牧人員住宅樓等附屬房屋共計1200平方米。並招收一批青年學生學習醫術。

1914年,柏貫之離開合肥去南京金陵醫科大學任教,柯普仁(Douglas Corpron)繼任院長。

1915年柏貫之醫院改名“合肥基督醫院”(另有記載還有韋格非等人先後擔任院長)。

當時合肥基督醫院設內科、外科、婦產科、五官科等科室,有X光室、化驗室、理療室、西藥房和手術室。醫師、護士、職工50余人。每天就診病員達200余人,為當時合肥規模最大的醫院。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愛國學生掀起反對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浪潮,美國傳教士曾短暫離開合肥躲避風險,1928年後陸續返肥,柯普仁繼續擔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1937年柯普仁返美,由美籍教士莆爾琪接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在1938年合肥淪陷時,合肥基督醫院設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300余人)。

柏貫之在合肥基督醫院任院長是從1902年到1914年,合計 12年。外祖父生於1889年9月,1902年13歲,1914年25歲,不知道他是哪年結婚,但是婚後到六安開診所,1918年29歲時生了我的母親,據此推算,假如他是十幾歲開始跟院長學醫7年後開業,極有可能是在柏貫之任內學醫。張養民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漢文老師,張若虛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學生。雖然難以證實,這樣推算一下也很有趣。

柏貫之照片

加拿大籍基督新教傳教士柏貫之

(圖四:西教士柏貫之,出生於加拿大,在美國學醫、行醫,1891年到中國宣教並創辦柏貫之醫院、即今合肥省立醫院前身。)

合肥教區下設城市教會、鄉村教會、附屬醫院、學校、農場、乳牛場、女子服務社和普益社等。三育中學就是屬於女子服務社的一項服務。

1907年,中華基督總會派美籍教士方淑美到合肥辦學。初在四牌樓北十字街,買下姚家公館招收女學生,教識字和編織毛衣,立名為“女學”。不久,方淑美調離,美籍傳教士華椿(另譯華群)接辦該女學後,將女學更名為“三育女子小學”。

1909年,美籍教士彭育恩接替華椿,將學校更名為“三育女子中學”。彭後在徽州路(即今南門小學)購地12000多平方米,建新校舍,於1917年遷三育女子中學於此。新建的學校,後由美籍教士柯麗蓮、衛金生(另譯衛錦生)先後出任校長。1923年三育中學增設高中部。

三育中學除授中學常規文化課外,還設《聖經》課程。每逢星期日,有的學生到教堂做禮拜,其中有不少人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也有始終不信教的。學校紀律嚴格,住校生晚寢後,管理員照例鎖上宿舍。規定走讀生一律不准擅自離校。

1927年,合肥經歷北伐戰亂,衛金生和所有西教士紛紛離開合肥,學長由中國牧師李卓吾代理,改名“三育中學”,男女生兼收。翌年,衛金生返肥,繼續主持該校校務。1930年,該學校報經安徽省教育廳立案,中學學制由原四年改為六年。立案後,衛金生退居幕後,校長職則由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1934)、何淑文(1935-38)相繼擔任。全校有教職工18人,初高中開六個班,有學生120多人。

母親的履歷裡,寫著她是在三育中學念書。她說,讀了六年半。畢業的時候是1937年,20歲。那她應該是在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和何淑文任校長期間讀的三育中學。三育中學及其附設小學、幼稚園,均在1938年合肥淪陷前夕停辦。

外祖父結婚後到六安開診所行醫。母親張佩華在六安出生,在六安讀過私塾,我還有三個舅舅——大舅張國衡、二舅張蔚(又名張國權)和小舅張儀(又名張國樞)。

曾外祖母和他們住在一起,因為曾外祖母只有一個女兒——我的外祖母。母親七八歲時,外祖父攢了點錢,又借了點錢,除行醫外,開始賣西藥,做生意,據母親說外祖父醫術高明,能看內外科,甚至可以接生、施麻醉動手術。而且外祖父醫者仁心,常常對窮人免收醫藥費甚至倒貼資助生活,所以自己家境反而不富裕。

母親說,老奶最喜歡小外孫、即我的小舅。母親晚年的時候,有一天,在飯桌上想起一個故事,平時我們不讓她吃飯說話,怕她嗆著,但是那天我說,讓她講吧,一會兒再吃。母親笑得合不攏嘴地回憶:老奶咬不動飯頭上蒸的咸豬肉的皮,夾給小舅,二舅嫉妒小舅:“哼!誰不知道你是老奶的乾兒子!”顯然,一家人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倒也溫馨。

到母親十歲時,債快要還清,開始賺錢了。忽然六安城來了一股“潰兵”,進城大肆搶掠之後,一把火燒掉大半個城,外祖父家也燒光了。外祖父幾經掙扎,無奈那幾年(1927-1930)軍閥混戰,六安是個兵家必爭之地(張宗昌、何應欽、馮玉祥等),外祖父家又被亂兵搶了兩次,一蹶不振,最慘的是行醫憑證也被燒掉。1930年,在我母親十二三歲的時候,外祖父把全家送回合肥,自己到鄉下小鎮——雙河鎮行醫去了,外祖母領著我母親和三個舅舅(當時10歲、7歲、5歲)和曾外祖母一起生活。外祖母把母親送進她讀過書的三育女中。

一排排低矮的牢房,只有很小的一扇鐵窗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6鐵窗大學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6鐵窗大學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於1931年初開辦,屬國民政府軍政部管轄,人稱“天牢”。該監獄坐落在南京江東門外,全監可關押1000餘人,是當時國民黨關押政治犯的最大集中營。我綜合父親吳荻舟文革期間在造反派要求下寫的交待材料和參考資料,嘗試還原父親在中央軍人監獄中的遭遇。

1930年秋至1933年9月,父親被關在月字監,同住難友是汪在寬和葉金康。後來調到天字監1號,同住的難友先後有:孫佐玨,狄友清(父親打了一個問號“?”表示記不大清。他不久就出獄了,後改名狄超白)、史存直、潘梓年、鄭超麟、梁益堂、李子寬、俞大奎(父親不確定是不是這三個字,是父親出獄前幾個月來的)、劉孝琴等。

吳荻舟坐牢3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址

(圖一: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跡。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父親先在監獄織布廠做工,1932年初夏被調到印刷廠做工。在印刷廠他遇到趙宗麟(柳乃夫),四川人,判刑不長,1933年出獄,他們在一起一年左右。其他人還有楊鐸、史熙清(史亞章)、蔣兆麟等。父親說楊鐸人很好,大概三十幾歲,不做工的時候總是在看書,很用功,肯幫助人,意志堅強,雖被判無期徒刑,還是很樂觀,經常談論革命形勢。惲代英被叛徒出賣犧牲的時候,楊鐸領導大家悼念惲代英。

父親說:“在監中,他給我的幫助很大!他的為人和作風給我極深的印象。但,我不知道他是團中央的領導人,我們雖然很親近。他比我大,整天“蔡四蔡四”地把我當弟弟關懷。同工廠的還有許多人,史熙清、趙宗䚬、蔣兆麟、胡英、何雲、李一萍、岩松岩,他都談得來。”

趙宗麟也是個熱情用功的人,楊鐸被判徒出賣犧牲時,趙宗麟也組織大家悼念楊鐸。他懂英文,在獄中給自己起了“柳乃夫”這個名字,他告訴父親,這是英文New life(新生命)的讀音。

在印刷廠做工的時候,難友岩胡英偷寫了二三十首詩,要父親替他的詩畫插圖,嚴松岩(嚴啟文)偷偷幫他排版。父親畫了,看守得以知道他會畫畫。

於是在1933年春夏間,教務所所長沈炳權把父親調到教誨室專門給看守們畫畫,那時候父親從月字監調到天字監只有三天。每天吃過早飯八九點鐘,就由看守帶到教誨室去,工作的時候有看守看著。中午在那裡吃飯,下午晚飯前五點左右又由看守帶回監房,可以看書。由於這些人都是所謂“有一技之長”的知識份子,又是給獄方幹活,所以比在工廠做工自由一些,優待一些,看守們的態度也客氣一些。

吳荻舟坐牢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
(圖二: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教誨室是一個半圓形的建築,可容納兩三百人,是對“犯人”集體訓話的地方,像個禮堂,有講臺。平時空著,教務所便利用那裡,安排了兩三個案板作為檯子,調了一些難友在那裡翻譯、抄寫、畫畫等。

父親記得很多人的名字和他們的分工:

翻譯:把英法德日的軍事法典等翻譯成中文,參加這項工作的有潘梓年、鄭超麟、狄友清、孫佐玨、史存直、樓適夷、曾覺之、鐘潛九(?)。

抄寫:把翻譯的稿抄清,寫囚糧花名冊、各種報表、經文等。還有寫大字對聯、立軸、中堂等。參加這項工作的有:李志寬、梁益堂、俞大奎、劉鍵、笪移今、何興成等。父親還記得劉、笪、何三人是臨時調來趕抄囚糧花名冊的。

簿記:說是要搞一套新的記帳辦法,只有羅壽珍一個人做這項工作。

此外就是畫西洋畫的吳椿恒和畫中國畫的父親兩個人。

調到教誨室後差不多有半年多的時間,幾乎天天有獄方人員拿些裁好的紙要父親畫畫,父親畫了許多山水、花卉、人物,還畫過監獄的立體圖。有一次,沈炳權要他畫一幅佛教畫,說是要掛在自己房間。父親畫了“放下屠刀”,沈炳權認為有影射之嫌,要他立即再畫一幅“苦海無邊”,父親不得已畫了。在“文化大革命”審查中,造反派也批判父親是“影射”,是立場動搖。看到這些人共用一詞批判父親的歷史重迭,真是哭笑不得。

在監獄,父親抓住機會向難友學英文、法文和日文,還學了點世界語,問津過德語。他如饑似渴地讀了很多書。臨出獄已經可以藉助字典翻譯巴爾扎克的小說《歐也妮•葛朗台》、日本的科普散文《葡萄葉下的秘密》、高爾基的兩三個短片小說等。

父親說他在獄中看過的書有:《自然辯證法》、《國家論》、《反杜林論》、《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人口論》、《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等,都是岩波文書出版的日文版。有些書是向樓適夷借的,有些書是向沈炳權要求之後他提供的。監房發過三民主義之類書。父親記得當時沈炳權是教誨室少校所長,他把進步書籍換成《紅樓夢》和《水滸傳》之類的封面送進監獄,有的書上蓋了審查的印章,外文的馬列書籍沒有蓋章。

父親還記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本書是向樓適夷借的,而樓適夷是向長期住在病監的陳伯村借的。陳伯村懂日語,有一段時間偶爾會到教誨室串門,在翻譯枱邊和樓適夷、潘梓年聊天。後來陳伯村很久不來,父親托外役把書還給陳伯村,可是書被病監的看守查抄了。天字監的外役說,病監的外役把書遞進監房窗口,裡邊的人又把書推出來,被看守看到,就把書抄走了。這事大約在1936年中發生。父親並不認識陳伯村,不知道他為什麼可以到教誨室串門,好像受到特別優待。

在教誨室,還有一位叫包叔元的難友,父親約莫記得,那是1933年年底,包叔元和另外七八個人調來趕抄報銷用的囚糧花名冊,有的人抄完就走了,有的留下,也沒有多少工作。包叔元會世界語,但是沒有這方面的工作。他留下來,主要時間是在學法語,所以他的法語學得很快,父親說:我和他前後腳開始學法語,卻遠遠地落在他後面。

父親聽說包叔元的被捕過程是這樣的:敵人原來是要逮捕他哥哥的,可是當敵人來時,正好他在,哥哥不在,不知道是敵人認錯人?還是他自己承認是“包叔元”?總之敵人就把他當作他哥哥抓來了。聽起來,包叔元是在替哥哥坐牢,或有意掩護他哥哥。

雖然沈炳權幫助帶書進來,他卻也不忘對父親等難友發動攻心戰。在教誨室期間,沈炳權沒有做過大報告,只和他們有些交談。父親記得監獄長王震南在1931年做過一次報告,約有兩三百人聽,父親也在場聽,內容是叫大家守法,改過等。

也是在1931年,父親還住在月字監、沒有開始到工廠做工的時候,沈炳權到父親住的房間隔著視窗對他說,政府要大赦了,你要守法、認罪、改過,有機會出去,要父親寫悔過書。父親沒有寫,但是他對大赦有幻想,他用文言文寫了一個要求釋放的報告,說自己經過仁濟堂附近的馬路時,適遇英國巡捕追捕集會的群眾,群眾四處亂跑,自己走避不及,為英國巡捕誤捕,要求查明真相,放他出去。

1933年父親剛調到教誨室不久,教務所發了一種表格。沈炳權再次對父親說:現在要大赦了,你認罪悔過,有機會出去。要父親好好填,承認是共產黨員,承認參加暴動。表格上面印著空白格子,有姓名、年齡、籍貫、職業、被捕地點、犯什麼罪以及是否悔過等項目。

父親沒有聽他的話去填,只在“是否悔過”一欄裡填了八個字:“處人處事,有錯則改”,其他按原來的口供填,說自己是過馬路時被捕的學生等。填好後,父親把表格夾在一本書裡,沒有馬上交,他記得是沈炳權來收走的,過了幾個月,可能更長時間,他記不清了,大赦沒有下文,難友們在教誨室裡對沈炳權說:大赦沒有下文了,把過去填的東西撕掉。但是誰也不知道沈炳權有沒有撕掉。

此外,父親記得,1935年沈炳權說過:共產黨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抗戰),不反蔣了。1936年沈炳權說過:蘇州反省院有人寫了論民生哲學的反動文章,被釋放了。父親認為,這都是沈炳權的攻心術,始終沒有放棄要他們悔過認罪。事實上,難友之間確有互相出賣的情形發生。父親看過狄友清的判決書,其中引用了另一名難友供出狄友清共產黨支部書記身份的供詞。

據三叔回憶,他雖然小學畢業就輟學了,但是還曾接受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函授課程。每晚學習到深夜,第二天五點起床開始在湖北雲夢家族經營的雜貨店廣興和工作。二十三歲那年,他離開雲夢去了上海,希望我父親幫他補習,自己也能去上海勞動大學讀書。可是他住下沒有幾天,我父親就被捕了。後來三叔跟著我父親的同學去遊行(八一遊行),散發傳單,由鬧市四馬路到外灘,結果和蕭抱真同一天被巡捕逮捕,三個月後提審,被判處兩年半的徒刑,在西牢坐牢兩年多。在獄中他被關在地下室,得了嚴重的軟腳病,連大便都不能蹲,行走也困難。據說是長期營養不良、環境潮濕所致。

 

 

 

 

西牢:廈門路180號英皇在華高等法院監狱

西牢:廈門路180號英皇在華高等法院監獄

(圖三:上海廈門路180號原是英皇在華高等法院監獄,因為主要關押西方人,人稱“西牢”,現為上海市排水管理處。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三叔養病一段時間之後去南京,因為知道我父親關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家人想營救父親出來,花錢擔保他、托關係“活動”未果。三叔給父親送飯,據說那時候豬肝沒人吃,很便宜,三叔買豬肝做湯給父親送去。兩三年後,眼看營救無門,才回雲夢。

 

在監獄裡,父親曾和同牢難友們一起絕食、抗議、反抗敵人的殘酷迫害和嚴刑拷打,爭取改善非人的生活,爭取出獄;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剛入黨,還需學習,於是積極回應獄中黨組織的秘密號召,把坐牢轉變為讀“大學”。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父親交待“在教誨室工作的難友有什麼活動”,父親回憶有這樣一些事:

 

1.劉鍵、笪移今等幾個人出獄前不久,有一次談到想搞一個什麼組織,記得提出用“狂瀾”、“巨浪”、“狂飆”、“中流”之類的名稱。但是後來因為他們出獄了,沒有下文。想到當時正是“九一八”、“一二八”之後,父親曾附議說“狂瀾”這個名字好。九一八、一二八都曾震撼難友們的心,父親和他們一起做過鬥爭,高喊“打倒日寇!”“出獄抗日!”等口號。

 

2.惲代英被叛徒出賣犧牲時,父親和楊鐸、史熙清(史亞章)、趙宗麟(柳乃夫)等人一起在印刷廠秘密舉行過追悼會,表示對叛徒的憤恨。法官到獄中來,大家罵他劊子手。後來楊鐸也被叛徒出賣犧牲,父親和史熙清等也為他哀悼。

 

3.1933年南京發大水,獄中庭院變成渾濁的水塘,監獄給難友們吃發黴的饅頭和臭鹹菜,大家把它們丟到庭院裡。可是饅頭在水裡泡了一兩天,還是要他們拿回來吃,因此他們鬧過一次罷食,父親挨了打。吳荻舟坐牢2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監房

(圖四: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監倉。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4.1934年父親曾為監獄裡的難友們講過四堂課: “人類進化的故事”。當時沈炳權是叫他講辛亥革命史,歌頌國民黨,父親改了話題,講達爾文、馬克斯、恩格斯有關人類進化、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和觀點,講了四次。在這之前,孫佐玨講“天文地理”,也是沒照沈炳權的要求講。

5.1936年冬,樓適夷提議組織“白屋詩社”(取意“監房徒四壁無他物,也不使我感到清苦而憂傷”之意),樓適夷寫了一首悼念魯迅的詩,很長,其他還有潘梓年、狄友清、史存直、曾敏芝等人,父親也寫過幾首。搞了一次活動,沒有繼續搞。1937年初,樓適夷提議打報告要求出獄抗日,後來父親出獄,不瞭解下文如何。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難友合影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難友合影
(圖五:1981年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部分難友合影,第二排右五為吳荻舟。

入黨新條件顯示,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沒有發洋財的觀念。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3歷史交集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3 歷史交集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年帝制,尋常百姓趕上大革命,家鄉和全中國人民命運與共:歷經辛亥革命, 民國初建, 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割據,北伐,國共合作以及此後的內戰、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如何強國?哪條路通向民主、憲政、現代國家?什麼是更好的生活?生活在百年動盪的中國,家鄉父老有著許許多多希望和失望,有著許許多多理想與無奈,但是從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祖祖輩輩百折不撓,坎坷前行,為子孫後代做著鋪路石。

         父親吳荻舟本人和歷史的交集是怎樣的呢?

        父親出生的1907年還是清朝,1912年,他5歲的時候,民國建立。但是,憲政卻長時間沒能走上軌道。當時各種黨派以及政府內外意見多岐,軍閥混戰,18個省發生武裝起義,13個省宣佈獨立,可謂亂象叢生。資產階級不成熟,求變出現亂象恐怕也是必然,但是至少國人告別帝制是義無反顧的。中國等待更大的智慧。一百年後,現在的人看辛亥革命和“民國亂象”可能有新的視角,不過我更關心父母以及那些真正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是怎麼樣的,又是怎麼生活過來的。

        1913年,父親6歲,在家鄉族辦私塾啟蒙,跟從遠房族叔吳鴻慶讀了一年私塾。吳鴻慶四書五經讀得滾瓜爛熟,父親在他那裡讀《三字經》的時候,他懊喪地對父親說過:我準備鄉試那時,廢科舉,改學堂了,真不逢晨,命也!父親寫到:當時我聽了,就像鴨子聽打雷,歪著脖子,瞪著眼,不知他說啥。”7歲,家鄉辦了興文學堂,父親轉讀新式小學,父親寫到:“(鴻慶叔公)的私塾自然也就跟著清王朝的滅亡,壽終正寢。”

        8歲時父親的遠房叔公吳德峰到龍岩縣城新羅小學教書,父親和三叔吳香麒隨他到縣城進了新羅小學就讀。

        1915年讀高小,全國人民反對袁世凱“黃袍加身”復辟帝制、反對他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父親曾經在老師林仙亭和黃庭經等人帶領下參加示威遊行、搜查日貨、燒毀日貨。

        三叔晚年的時候憶起一些驚心動魄的事,他說:“我們在新羅小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暑假回家,他(吳荻舟)曾在鄉里演說過。我寫了一篇《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殘餘如何壓迫剝削人民》,引起全村人矚目和仇視。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雲夢文史館的一篇文章中有(提過)。我在新羅小學讀書期間,南方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已經轟轟烈烈。”

        演說!寫文章!他們才是小學生呀。

        19195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北京的新思想新潮流南下到萬山重迭的龍岩,父親也與進步青年一起上街了。

        1921年,中國有了另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年秋,父親考入龍岩縣的最高學府——福建省立第九中學讀書。他勤奮好學,成績優良。讀到三年級時,中學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讀完初中,祖父要父親學做生意,畢竟祖父自己是十幾歲就學做生意的。可是父親鬧著要繼續念高中,為了自籌學費,他給老師抄寫講義。當時他的數理老師郭慶光(龍岩很有名氣的教師,後成為龍岩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語文老師郭秉廉很同情他,幫他找了幾位老師(包括他們自己)的講義,叫他幫著抄寫。那時他們那裡還不是用鋼針刻蠟板,他要用毛筆沾鏹水寫在蠟紙上,手指沾上鏹水,皮開肉綻。這活計雖然很辛苦,卻解決了他的經濟困難,鍛煉了他堅忍不拔的性格。

龍岩九中[2305843009213719085]

(吳荻舟就讀的福建省立第九中學。)

        到高中,父親成了學校裡的活躍分子。參與組織同學演文明戲,反迷信,反封建,反對軍閥內戰,反對賄選議員。父親很久以後還記得,高中時期,學校裡那個綽號“豬仔議員”的國文教員連賢基,他先在鄉試中舉,後在1913年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1923年國會大選期間,連賢基接受5千銀元,請選民吃肉絲麵,幫助賄選北洋軍閥曹錕[1]為“大總統”。父親和同學們曾曝光其賄選醜聞。

        1926年連賢基因賄選事件被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和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扣留、遊街。

       當時搞革命的國人精英很多都有海外留學或者流亡的經驗。其中代表人物孫中山就曾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我在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看到一個說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借鑒自美國林肯總統的“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龍岩的鄧子恢,1917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留學,這件事在縣誌裡也有記錄。後來他因貧病交加輟學回國,五四運動後,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比父親高幾班,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後,常到父親就讀的九中找同學們交談,有時候還住在九中。他欣賞父親的才華,同情他的處境,送給他《新青年》、《嚮導》、《新潮》等進步書籍。這些革命刊物不僅使父親大開眼界,而且讓他認識到進步報刊起著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的特殊作用,可以刷新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使之指導民眾,走向進化之途。抗戰開始,父親投身成為文化戰士,應該與此經歷大有關係。

        1925年,高中二年級起,父親與同學合作出版油印刊物《苔蘚》,含義是“五四”運動的種子——民主、科學、新文化、婚姻自由等在黑暗的社會裡,像苔蘚在背光處生命力很強地滋長著。通過這份油印刊物,父親發表了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封建迷信、反對賄選的小說和評論文章。多年後當我看到袁牧的小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不禁聯想到父親對《苔蘚》的讚美,想到父母和鄉親父老的生命力。

        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民國政府進行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都無法改變“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他決定聯俄聯共,國共兩黨形成統一戰線,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實現國家統一,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192679日開始北伐。

        北伐東路軍浩浩蕩蕩進入山城龍岩的街道時,父親與同學們揮動紙旗,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列隊歡迎。秋天起,父親經常去張旭高辦事的機關走動,幫忙佈置會場、寫大字標語、歡迎會的橫額等。他和張旭高1926年前就認識,張旭高在集美讀書時,暑假回龍岩也會去九中住、玩或搞些活動。

        當時父親正在讀高三,張旭高、林一株[2]見父親思想進步,多才多藝,便動員他輟學參加北伐宣傳工作。父親十分愛學習,求知欲極強,祖父幾次要他輟學經商,即使父子反目他都不從。然而,在張、林鼓動下,他離開九中走上社會,投身革命洪流。

        龍岩縣誌提及,19261027日革命左派[3]在龍岩城關明倫堂召開軍民聯歡慶祝大會,父親說,懸掛在主席臺前的橫額上“北伐軍蒞岩慶祝大會”九個一米見方的大字就是他寫的。1927年初,成立(龍)岩(漳)平寧(洋)政治監察署,張旭高任行政督察專員,監督岩平寧三縣政務,專員公署的招牌也是出自父親之手。父親還協助組織農民協會,農會的旗幟是在國民黨所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加上一把犁頭。

        有一次張旭高要父親填一張表,說要介紹他加入農會,後來又說是入黨,父親填了表交給他。父親記得填表之後還開過兩三次會,但是不記得會上談過什麼了,張旭高還拿了一些書給他讀,有列寧的《做什麼》,還有進步雜誌等。父親後來說:那是他“第一次直接接受黨的教育”。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龍岩的國民黨右派、代理縣長杜連茹緊隨其後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又名陳子彬)等一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籠罩龍岩。

        鄧子恢早已離開龍岩,去江西中共中央工作。張旭高帶著父親和另外幾位同學從龍岩經漳州逃到廈門,那是父親第一次離開家鄉。他們時而坐船,時而徒步,到達廈門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龍岩同鄉開的小旅館裡。

        三叔大約在1924年、16歲的時候去廈門當學徒、送報員,他記得19歲那年,龍岩有不少老師逃到廈門如陳心泉,也有《江聲日報》副刊編輯林仙亭,主編張党党,但是他不知道我父親也在廈門。他還記得,《江聲》報、《廈聲》報和《迫擊》報被封,陳心泉老師從廈門回龍岩,在漳平永福山腰被敵人暗殺;《江聲》主編張党党被槍擊未中,翻天窗逃逸。晚年,三叔寫字時手都在顫抖,但他還是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他想起上小學時和哥哥同去同歸,哥哥上高中之後的事他卻什麼也不記得了。

入黨條件[2305843009213719084]

(當時的入黨條件”,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張旭高是集美畢業生,熟悉廈門,他沒有和同學們住在一起,但有時候回來看看他們,約半個月左右,就不見他來了。據說後來張旭高經上海去了菲律賓,那裡有很多福建華僑。太平洋戰爭中他遭日本侵略軍殺害。張旭高之死有兩種說法,一是在家被日寇抓走,關在集中營,日寇投降前遭殺害,一是張旭高參加菲律賓華僑遊擊隊,戰鬥中犧牲。父親多方打聽,四十年後才聽張旭高的妻子說,前者是正確的,她與張旭高同時被捕。

        張旭高轉入地下後,父親隻身潛回龍岩,不能徑直回家,經九中的郭慶光、郭秉廉老師介紹,暫棲距大池四十多裡的湖邦鄉,在郭姓族辦設在尚德堂的積山小學任教。積山小學是當時龍岩較大規模的私立初小。

        父親任高年級班主任,同事有郭樂生等,據瞭解郭樂生是共青團員。父親和同事、學生相處極好。由於親身體會過農村孩子讀書不容易,他教學格外認真,看見小學課本脫離農村實際需要,便自編適合農村孩子用的低年級課本,給初小同學用。不過只教了一個學期,1928年秋,父親受在上海讀書的幾位好友郭有才、黃振椿(即黃震村、後改名馬寧)[4]和九中同學邱若深的影響和鼓勵,在祖母的暗中資助下,來到上海,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二年級。

        這年父親21歲,已經歷過一次次洗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自然而然和他聯結在一起。這一走,56年沒有回過家鄉,但他永遠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和習仲勛握手

(族譜選登的一幅照片——習仲勳接見參加兩航起義紀念活動人員時與吳荻舟握手。)

[1]曹錕(18621212-1938517),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原來是清朝將領後來是中華民國初年直系軍閥首領,1923年靠賄選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人稱賄選總統不過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請他出面組織新政府被他拒絕後面講到母親家鄉安徽時合肥人段祺瑞也有類似情況),因其保持了民族氣節被國民政府在193912月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2] 林一株,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授課,主要是搞軍事訓練。後任閩西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後來籍社會民主黨事件殺害了許多同志,鄧子恢代表中央處決了他。

[3]根據龍岩黨史辦鄭學秋整理、由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共龍岩縣首任黨總支書記陳子彬(原名陳慶隆)本人審閱過的《陳子彬同志談龍岩大革命前後的問題》記載,當時國民黨縣黨部可以說是左派當權。而政治監察署中人都聽張旭高的話,張旭高是革命左派。當時屬於新興革命勢力的組織還有農民部特派員岩平甯分處、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縣農會,五個單位在政治上、工作上是協調一致的,不存在什麼尖銳矛盾或派別鬥爭,當時在龍岩只有新生的革命勢力和封建殘餘勢力的矛盾和對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在龍岩是成功的。

[4] 馬寧,龍岩人,1930年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共。之後流亡馬來亞,曾任馬共中央宣傳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福建農民報》主編,福建省文化處處長、文聯主任等。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曾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發表了眾多小說、話劇和雜文。

吳氏入閔祖先的畫像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1龍岩印象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乡骄傲 1龙岩印象

引子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等等都有涉及。

我的父母1940年代後半至1960年代初在香港為中共做地下工作,期間我在香港出生,度過歡樂無憂的童年。後來父母工作變動,舉家搬去北京。我經歷過紅領巾、“可教子女”、知識青年、工農兵學員、工廠設計員、報社記者、日文翻譯、編輯等等諸多身份變故之後回到出生地香港,從事多年日文翻譯、出版的工作。

父母留給我幾箱遺稿和老照片。他們的文字、包括他們所寫的日記、書信、、自傳、檢討或證明材料,既充滿時代印記,又流露真情實感,可說是難得的中國近现代史案例材料。這幾年我開始靜心梳理,希望比較完整地弄清楚父母的一生和時代背景,向歷史學習。

父親名叫吳荻舟,20歲離開福建老家去上海求學,19301月加入中共,4月被捕。還是個年輕大學生,就被國民黨判了911個月徒刑。出獄後帶領一支抗日宣傳隊,輾轉半個中國,宣傳鼓動團結抗日,慰勞主戰場軍民。8年抗戰勝利後,為宣傳反內戰,建設新中國,他的足跡遠至香港、南洋。及後先後在香港和北京做香港統一戰線工作二十年,直到“文化大革命”被停職。文革後他把個人的遭遇放得很輕,轉身去做老本行——戲劇工作,擔任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兼研究室主任,全情投入撥亂反正,領導創刊《戲劇年鑒》,搶救民間戲劇史料,組織出版《周恩來與抗敵演劇隊》和《南天藝華錄》,1992726日心臟病發去世。

父親形容自己走過的路是“在新舊世界轉化這個偉大的、從個人‘幸福’,轉化到眾人幸福、平等、自由的偉大事業中,做了一點事,吃了苦、冒過險而平靜地死去。”縱觀他的一生,真正是求仁得仁。

母親名叫張佩華,20歲追隨父親離開安徽老家。從武漢到長沙,再到桂林、廣東、香港和南洋。她在顛沛流離中艱難支撐著有老有小的家庭,雖與父親聚少離多,但也逐漸理解了父親的工作。在新加坡,她獨力打兩份工養活自己和孩子們,同時追求進步,加入了中共。在香港和父親會合後,他們有更多時間享受溫馨的家庭生活。文革中後被打成“假黨員”,下幹校,1979年恢復工作,1984年離休。

文革後,她和父親多次一起旅遊,廣西、廣東、安徽、福建、湖北以及香港等地,都留下兩人舊地重遊的足跡。父親去世後,1996年至1998年,母親帶著我編寫《吳荻舟》紀念文集,在這本文集裡,她寫道:“我的老伴,你安息吧!百川歸大海,我一定和你匯流。我已經80歲啦!”她沒有想到自己那麼長壽,20144696歲高齡因肺炎、腎衰竭去世。

本書內容基於原始資料,資料詳則詳寫,資料少則略寫。我看到父母如何從尋常百姓家的小孩子變成堅決跟中共走的青年,如何從革命幹部變成挨批鬥的“階級敵人”,如何堅守初衷和反思。真誠希望與大家分享,也期待得到專家學者、當事人及其後代中肯的批評指正。

第一章 家鄉驕傲

1 龍岩印象

福建是父親的家鄉,我們的籍貫所在。父親乳名吳麒麟,又名吳彩書,後自主改名為吳荻舟。他出生於光緒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丁未年,即190755日,出生地福建省龍岩縣(今龍岩市新羅區)大池鄉秀東村。秀東村青山環抱,景色秀麗,民風淳樸,崇尚文化,歷來賢才輩出,書香遠近聞名,享有“龍岩十八坑,坑坑不如秀東坑”的美譽。

198412月,父親寫過一篇故事,題目是《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他這樣形容自己的家鄉:“其實我們的村子是風光如畫的。村北後龍山東側高掛著一股白絲似的瀑布,從原始森林的深奧處飛奔而來,然後跌落在比兩座七層寶塔還高的懸崖。由於落勢很猛,在懸崖下沖成一個幾丈深的潭,潭面兩畝見方,叫做白練潭。然後這股山水沖出潭口,從村東迤向村西,走成一條高低、寬窄不一的小溪,把村子切成南北兩半,居民全集中在小溪的北岸。據說,大家都爭著分享後龍山下來的龍氣,所有的屋都依著後龍山層次有序地由高到低地建著。後龍山像一座用翡翠鑲嵌的大屏風,成45°的走勢,迤向溪邊,形成一塊龜背似的大坡地。”“從村北到村南,以後龍山下的吳氏宗祠左右牌坊為起點,兩條用青石板鋪的路,像青色的飄帶,迂回曲折地穿過整個村子,把幾十幢大小不一、新舊不同的住宅聯繫起來。”(未見發表,引自父親的手稿)

父親自從1928年離開家鄉,整整56年沒有回去,他想必十分懷念自己的家鄉啊。

1985年,我和哥哥陪父母第一次回家鄉。父親所言不虛,小小村落果然四面環山,依山而建,村前村後鬱鬱蔥蔥,青瓦土牆鱗次櫛比,村中小路在鄉親們各家之間盤繞上落,沒點腳力休想到處走走呢。

cropped-1985e5b9b4e59b9ee5aeb6e984891985年父親回龍岩時照。)

吳氏入閩始祖吳承順是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據《史記》記載,軒轅黃帝賜其正妃螺祖所生之子玄囂姓“姬”,姬玄囂傳25代至泰伯。泰伯和仲庸兄弟為讓王位與小弟季曆(周文王姬昌之父),出奔荊蠻,自號“句吳”(後為吳國)。遂以國為姓,於是有“吳泰伯,吳仲庸”之稱。

泰伯公的七十三世孫、吳氏入閩始祖吳宥在宋代從河南開封府遷居漳州華安地區,華安吳念一郎的公子吳十二郎於1258年沿九龍江遷居龍岩,為吳氏入岩一世祖,大池吳氏鳴乾公為其後裔。自舊石器時代就生活在龍岩的原住民是古越族,中原漢族和古越族文化交融、同化,形成了龍岩獨特的民俗文化,龍岩話雖屬閩南語系,但是更多保持了唐時的中原古音,怕是最適於朗誦李白和杜甫的詩。明代以後,龍岩逐漸成為閩西經濟文化重鎮。明清兩代,龍岩有名可考的書院就有近60間,如龍田書院、龍池書院、新羅書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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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氏入閩始祖吳宥。)

村內還有始建於嘉靖十年(1532年)的吳氏嶐興祠、始建於乾隆三年(1738年)的仰高樓、華東地區最大的野生桂花群落等人文自然景觀。

村北的吳氏宗祠嶐興祠前面曾豎著二三十根七八米高的青石牌柱,據說每一根代表一個舉人。父親在《鴻慶叔叔——我的啟蒙老師》故事裡寫道:“外鄉人進村,只要看到這些虎牙般立在祠堂前的青石桅杆(牌柱),就可以想像到這村子的不平凡。”父親曾為祠堂題寫“嶐興堂”牌匾,至今高掛在嶐興祠正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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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荻舟題“嶐興堂”。)

我二姐說小時候看到自己有六個腳趾甲,問父親,父親說是一個什麼很小的民族的人才有的,就是在小腳趾頭的趾甲旁邊多一小塊,我和妹妹也有,直到2016年我第二次回家鄉才在博物館看到資料,說“小趾甲開裂”,那就是古越族的特徵(也有資料說古越族分佈在北起江蘇省,南迄越南的近海地帶。漢族客家民系、吳越民系、廣府民系、閩民系和壯族等少數民族都是嶺南古越族後裔。越族或百越族是一種泛稱,實際上並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

根據龍岩鄉親們集資並集9名正副主編、42名編委之力花費一年多編輯的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吳氏入岩四世祖吳仁普生四子,長子吳興甫有八孫,史稱“龍岩吳氏八房”,父親列龍岩吳氏祖璟公房族譜東溪容萬十八世。

我的曾祖父吳志寬(十六世)是個雇農,曾祖母討過飯。曾祖父在40多歲時,跟同鄉離開家鄉,徒步到湖北武漢。查網上地圖,兩地的行車距離約莫1000公里,生活在高鐵時代的人很難想像如何用腳丈量1000公里——今天高鐵只要3個多小時就能到達的距離,他們即使日行10小時,也要走上一兩個月。

曾祖父在同鄉開的旱煙店當絞煙師傅,出賣勞力,有一次絞繩斷了,險些把他壓死。祖父吳榮發(十七世)12歲就被曾祖父帶到湖北雲夢,在同鄉的錦太雜貨店裡當學徒。祖母陳冬玉是小池鄉人,窮孩子,123歲離開娘家到我父親家做童養媳,跟著曾祖母上山砍柴叫賣。

祖父就在錦太雜貨店掃店堂,洗痰盂,洗衣服,站櫃臺。幾年後,他借同鄉店鋪的窗口寄售一些日用雜貨,直到30多歲才攢了點錢,回鄉和我祖母成婚,旋即又回雲夢,和同鄉合夥開了間小雜貨鋪。父親形容曾祖父和祖父父子倆像工蜂采蜜,省吃儉用,35年才回家一次。到我父親出世時,家中總算陸續置了幾畝薄田。大部分租出去,小部分自己種。

祖母結婚後留在鄉下耕田持家,龍岩婦女都要纏足(這個習俗源自南唐宮廷,有別于客家婦女),祖母卻是半大腳,下田的時候打赤腳,走親戚或者在家裡幹活的時候,便把腳纏上。我從來沒有見過祖母。聽說纏足要把腳掌骨折斷,我不知道祖母是怎麼做到的,只為她感到痛。

祖母裡裡外外忙活的時候,父親常常是坐在屋後山坡上“等爸爸”。他的一個遠房寡嫂和他們住在一起,幫祖母下田。祖父60歲以後不去湖北了,不過那時候父親已經離開家鄉,他們父子從此沒再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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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松灼岩世系後人珍藏著十二世至十四世祖先畫像。)

祖母懷孕7次,因為家庭生活拮据,她又要承擔耕田和上山挑柴等重體力勞動,種種原因導致小產,先後夭折4個,僅剩下大伯保麒、父親和三叔香麒(後改名吳海艇、吳立平)三兄弟。還有祖母的弟弟留下一個孤兒,即父親的表哥、我的表叔陳錦章,從小便和父親兄弟三人一起生活。

三叔1968314日給母親的信裡說:“表哥父母早亡,母親就把他接到我家,他長瘌痢頭,母親天天替他洗頭,搽藥。後來替他接了兩次老婆,第一個有癲瘋症,退了婚,後來又接了一個,成家。”1929年,家鄉爆發暴動,表叔加入中共,投身革命,一年多後被國民黨殺害。

祖父去世後,祖母和三叔投奔在湖北雲夢做生意的大伯。

祖母和大伯在我出生前已經病逝。我只對三叔印象比較深,他曾多次到北京看望我們,住在我家,我也曾去雲夢看望他們。我保存了他給父母的好幾封信,他在其中詳述家庭情況和自己的經歷。三叔在上述同一封信裡,說他們未分家之前,連同父母、三兄弟以及表哥表嫂各家子女在內是13口人,土改前一年多分了家,“土改時每口分六擔穀田,每擔穀田以割得120斤穀為標準,那時以全村的土地平均分配,年成十足就夠生活,年成不好就不夠生活。”

他寫的和我2016年在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到的《閩西暴動和紅十二軍》所載鄧子恢[1]和張鼎丞主持的分田原則吻合:“所有土地都拿出來分配,只有中農和自耕農土地多一點的不動”,“土地分配的方法按人口平分,地主、富農和貧農一樣分田。”

三叔晚年時有一次告訴我母親,家鄉土改時,他們家的成分是富農,他和我父親離家早,參加革命,未劃成份。他說,當時他們單位曾派人回龍岩調查,然後說“應根據本人情況決定”。

據我瞭解,秀東村在分田前就是家家有田,只是多少、肥瘦、遠近的分別,分田的時候“多提少補”,“動兩頭留中間”,再按5%的比例劃分地主富農。現在看這種做法當然是荒唐的,就像曾祖父和祖父那樣,辛辛苦苦工作,勉強能養家糊口,子孫後代卻落得個成分不好的牽連。

龍岩如今有毛澤東故居臨江樓、毛澤東才溪鄉調查紀念館、龍岩毛澤東舊居、閩西第一次黨代會會址以及福建省蘇維埃政府舊址、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古田會議舊址等,作紅色旅遊之用。如果多瞭解一點龍岩的歷史,所謂紅色旅遊會變得十分沉重,絕不僅是在舊址前留個影那麼簡單。

[1]   鄧子恢,1896817日生於福建省龍岩縣東肖鄧厝村曾留學日本。1926年秋任傑壩圩國民黨左派區黨部常務委員同年12於崇義縣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冬任中共龍岩縣委宣傳部長。1928年後田暴動主要領導人創建閩西共產黨組織與革命根據地紅四軍入閩前是閩西蘇維埃主席兼經濟委員會主任抗戰期間任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華中分局書記率部赴蘇皖與敵作戰解放戰爭期間任華東局副書記中原局第三書記是閩西三年遊擊戰的主要領導人之後配合南下大軍解放閩西全境解放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