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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現代歷史 六十年代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2資反路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2 資反路線

1966年6月中到7月底,父親吳荻舟作為“工作組”被派到外國專家局,分配到管理處,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四十多天。

1966年5月2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派工作組到一些單位領導運動。但是根據原《光明日報》總編輯穆欣的文章《關於文革初期工作組派出與撤銷問題》披露,8月1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批評“工作組不管怎樣是做了壞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90%以上的工作組幹盡了壞事”。8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他更指責派工作組是“白色恐怖”,“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指出中央另有“資產階級司令部”。

通過父親的“自我檢查”,我瞭解到他在外專局執行“資反路線”的細節。父親說當時他並不知道那是“資反路線”,直到提前結束工作組工作回機關,“還自以為對外專局的運動搞得不錯”。提前回機關,是因為風向變了,他們需要學習《十六條》,十一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的文件,紅旗社論[1]等轉變認識。

1967年1月初他再次回到外專局住了一個星期,“聽取革命群眾的意見,接受批評”,終於“深刻認識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外專局的文化大革命中造成了很嚴重的惡果”。1月7日,父親主動要求外專局群眾給他安排了一次“引火燒身的檢點,承認錯誤,向受害者和受蒙蔽著認罪,賠禮道歉”。

在這份五千多字的“自我檢查”裡,父親檢討了自己的“奴隸主義”、“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經驗主義”和“自由主義”等等。我有三份“自我檢查”草稿,一份寫於1967年3月7日,另二份寫於3月25日,還有一份草稿只有短短三頁(3月7日和25日的都是17頁),沒有日期,內文刪改很多,估計是更早期的,比如初稿,第一節的小標題由“一,單純任務觀點和奴隸主義”劃掉“單純任務觀點”,變成“一,奴隸主義”,成為3月7日和25日兩份草稿第一節的小標題——本節主要分析這兩篇草稿。

一份手稿,字跡工整。右上角是張佩華批註“文革初66.6-7月底派去外專局”。

這是吳荻舟在1967年寫的自我檢查,關於“執行了劉少奇資反路線”。

(圖一:第一節的小標題,由“一,單純任務觀點和奴隸主義”,劃掉“單純任務觀點”,變成“一,奴隸主義”。)

在此先把3月25日那份稿輯錄如下,然後與3月7日的比較一下,這樣既有助瞭解工作組的工作內容,特別是當時一些細節,瞭解“八條規定 ”和“十六條”具體是怎麼被執行的,也有助瞭解父親如何字斟酌句寫檢查,強化上綱上線批判自己。

自我檢查

我執行了資反路線

一.奴隸主義:

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麼。可是我這次參加工作組,沒有聽毛主席的話,卻中了大毒草“論修養”的毒,又犯了一次嚴重的奴隸主義的錯誤。當我接到通知參加外專局的工作組時,只想到“做黨的馴服工具”。我到外專局便不分晝夜地按照所謂的“八條規定”、按照黨組提出的“上下左右一起掃”、“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具體做法,以及黨組和工作組把當權派劃到隊長和管理員一級的決定,到處煽風點火,放手發動群眾起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揭發任何人,揭發任何物”。這些“規定”、“做法”和“決定”,現在看的很清楚,都是錯誤的,都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提出者“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為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而提出來的、形“左”實右的反動東西。

當時我只滿足於所謂“大字報數字直線上升”,滿足於全局上上下下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遍地開花”的表面現象,卻沒有根據紅旗第八期社論指出的運動方向(即“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鬥爭是針對著一小撮掛著共產主義的羊頭,賣反共狗肉的壞人,是針對著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反毛澤東思想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去分析一下大字報的矛頭指向哪裡,去分析一下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矛頭指向哪裡。當時,大字報的數字上升得很快,到六月底七月上旬,已到達了萬多張,而其中只有五分之一左右是矛頭指向處級以上的幹部,有五分之四的矛頭是指向一般幹部和群眾的,十八個爐子一齊燒的重點也是指向一般幹部和廣大群眾。

雖然,當時的紅旗社論沒有像十六條那樣明確地說“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但是社論所指的方向,已經清楚,絕不是什麼“可以揭發任何人,可以揭發任何事物”,絕不是什麼“上下左右一起掃”,也絕不是什麼“群眾中的牛鬼蛇神一齊掃”(有,當然要掃,但要放在後期掃)。如果當時對照一下,錯誤是可以發現的。

尤其到了六月下旬,外專局黨組書記XX被停職反省後,外專局的運動的矛頭,基本是指向處級以下的幹部和群眾,結果造成了8月23日事件,全局四十多位幹部和群眾被揪出來鬥爭。

以上情況很清楚地說明外專局的運動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而且沿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道路愈走愈遠。

至於我所說的“外專局的運動搞得不錯”,那只是從現象看問題,不是從本質看問題。雖然,外專局的運動的確不像外事口有些單位那樣,出現過由於群眾貼工作組的大字報而組織“反擊”、“逆流”、“反妖風”,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假革命”之類的事,我離開時為止,也沒有正式宣佈過幹部和群眾誰是“黑幫”、黑線,也沒有正式給他們的“錯誤”定過性質。但是同樣,整過材料,排過隊,圍攻過幹部,圍攻過群眾,還有過8.20事件。這些不是我們工作奴隸主義地積極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造成的惡果嗎?

二.個人主義、個人英雄主義

只有拋棄任何私心雜念,才能做好一切工作。在這段工作中,我就沒有做到這一點。解放軍報的社論(三論提倡一個公字)說,資產階級的“私”字就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產生的根源。我的頭腦裡正有個私字,才會執行反動路線而不自覺。以下是怕亂和怕工作落後、個人不光彩的個人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的錯誤:

1.“怕”字當頭整了革命群眾

職工食堂有幾十位職工,平時鬧不團結,鬧小宗派,有時爭吵得還很激烈。我們到外專局不幾天,有一位青年職工向工作組揭發一位組長(黨員群眾)帶頭開‘黑會’,準備整人,而且在會上還惡口威脅,誰把會上談的情況洩露出去就整誰。我聽了,不是去做那組長本人的工作,瞭解他為什麼要整人,也不到群眾中去弄清情況,而首先把他和食堂職工鬧不團結聯繫起來,懷疑他別有用心,怕搞亂了運動的方向,便貿貿然鼓勵那位青年職工起來揭發“黑會”,於是五六位參加黑會的群眾起來申明退出那個“黑會”,結果是搞垮了那個‘黑會’,也整了那位組長。我這樣實際上就是整了群眾,挑動群眾鬥了群眾。

2.“私字”當頭整了幹部

修繕科科長剛從農村搞四清運動回來,聽說他工作不錯,原想吸收他參加活動分子隊伍,可是就在這個時候,科裡的活動分子來反映,XXX說他的問題很大,不亞於被停職反省的黨組書記XX(總支書記也說他把科搞獨立王國)。我便向總支書記建議先在運動中考驗一下再說。當時,局黨組代書記XXX在宣佈原黨組書記XX停職反省的大會上,提出趁群眾情緒高漲,抓緊時間掀起運動的第二個高潮。總支書記據此提了一個揭發批判處科級幹部的計劃。我贊成。實施後,一次揭發批判科長的小組長擴大會開得很糟,會上冷冷清清沒有揭出什麼問題來。於是我急了,怕高潮組織不起來,對總支和個人都不光彩。並主觀主義地想到有人說他的問題很大,為什麼沒有人起來揭發,一定是群眾未發動起來,蓋子未揭開,因此我向總支書記建議,把當天會上揭出來的問題,提上綱來,第二天在原定計劃的全科大會上做一次動員報告。他同意了。第二天的會果然開得火力很猛,那位說科長問題很大的XXX同志,也起來揭發了一些所謂的“三反材料”。我在大會結束時,念了一條有針對性的毛主席語錄,還講了幾句點火的話。現在看來這些做法根本是錯的。第一我不應該贊成總支提出來的那個計劃。那個計劃把全處幹部(隊長以上)列為揭發批判的對象,這是“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第二我不應建議利用那些材料上綱作動員報告。這樣等於給該科科長定了性質,第三不應該說那些帶傾向性的點火的話,這也等於給他的錯誤定了性質了。據說,8.23該科長也被揪出來鬥了。

三.經驗主義:

過去我也犯過這樣的錯誤,這次也犯了。《十六條》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不能採取任何包辦代替的做法。可是我對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群眾路線很不理解,對這次運動的最大特點是徹底的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很不理解,還是採用自上而下的、或農村四清運動的辦法進行工作。所以對派工作組沒有懷疑,對框死運動、把運動引向邪路的“八條規定”沒有懷疑,對“懷疑一切、否定一切”的“上下左右一齊燒”、“可以揭發任何人,可以揭發任何事”的錯誤做法沒有懷疑,對自上而下去組織活動分子隊伍也沒有懷疑。

從思想檢查,這都是主觀主義、經驗主義和自以為是的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想在作怪。這次工作中,也有很沉痛的教訓:

1.自上而下組織活動分子的惡果:工作組一進外專局,群眾剛剛起來,有些科隊的群眾還沒有起來(其實現在看,群眾當時並未起來),上級就催組織活動分子——左派隊伍。我們採取了自上而下的包辦代替的做法,去進行排隊組織,由總支佈置各支委會,根據群眾的平時表現、成分和運動中的表現提出名單,在總支會上評議(排隊)後,報局黨組決定。這樣組織起來的左派隊伍,和毛主席親自發現、支持的紅衛兵等革命左派,沒有一點共同之處。紅衛兵等左派組織,是毛主席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指引下,廣大的革命群眾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風大浪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後組織起來的,而我們搞的活動分子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引下自上而下組織起來的,所謂依靠隊伍,既未經風雨,也未見世面,加以我們的領導方法有錯誤,使他們的活動神秘化,造成了群眾間的隔閡,互相猜疑,以致發展了宗派情緒。當時我一點也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有多大錯誤,尤其沒有想到流毒這樣深(但是,也應該指出他們絕大多數是革命的青年群眾和幹部,由於熱愛黨、相信工作組,跟著我們走,也必然跟著我們犯了一些錯誤),至今還影響著外專局的革命派大聯合。

2.把群眾當阿斗:活動分子組織起來後,就變成了擴大了的工作組,在“八條規定”的框框裏工作。工作組、局黨組通過他們聯繫群眾,貫徹政策,反映情況和佈置工作。當時領導上還強調要訓練,全局開過幾次活動分子會,進行了訓練。我在七月下旬,分別召集管理處各科隊的活動分子座談過幾次。瞭解了一些情況,談了一些工作經驗和一些工作方法。有一次,為了全面掌握群眾的思想動態,我向修繕科支委擴大會議建議把各隊活動分子按班排組織起來,支部委員當班長,而每個活動分子又固定聯繫幾個群眾,經常做他們的思想工作,反映他們的思想、要求和對運動的意見。這樣做既可以把所有的群眾都聯繫起來,又可以解決工作上忙閑不均的缺點。另一次活動分子會上,我又向他們反映,有人來工作組說,修繕科某隊出現自稱要保某隊長的什麼“黨”。這兩次談話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據說,我離開不久,那個聯繫群眾的辦法,變成了偵查什麼“黨”的盯梢活動,造成了修繕科的白色恐怖,造成了修繕科的群眾鬥群眾。這是主觀主義、經驗主義和自以為是的惡果(過去工作上有些做法,是不能簡單套用的)。

四.自由主義: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又說要重視調查研究,不能“閉塞眼睛捉麻雀”,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方面,我過去的工作有許多教訓,這次工作中也有很深刻的教訓。我參加外專局工作組的整個過程,多數錯誤都是因為沒有吃透兩頭,滿足於一知半解才犯的(一月間我回到外專局聽取群眾意見和批評期間,有一次我看大字報,旁邊一位老工人對我說,你們工作組當初就是不找我們老工人談談,專聽青年人的話,那位XXX——指盧聲澄,修繕科書記——就是有私心雜念,你們聽他反映情況,所以出錯誤……)。這是嚴重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對人民不負責的態度,資產階級的主觀主義和經驗主義。

1.錯誤地、過早地傳達了橫掃群眾中的牛鬼蛇神。《十六條》說,不許採用任何藉口整群眾,即使群眾中有真正的右派,也要放在運動的後期酌情處理。紅旗第八期社論雖沒有明確這樣說,但,七月中下旬陳總的指示已經肯定“不能整群眾”(李新華傳達),後來王屏同志的四條檢驗運動的標準中,卻說“看下面的牛鬼蛇神是否已清出來了”,這就引起我思想上的矛盾。七月下旬局黨組工作組按照“四條檢驗標準”提出在揭發批判處科級幹部以後,下面的牛鬼蛇神也要掃一下。局黨組代書記XXX還說:“不整一般幹部,但,牛鬼蛇神還是要整的,要一層一層地整,要由上而下地掃。”現在看來,這些提法、做法犯了策略性的錯誤,是符合反動路線提出者的利益的。因為我認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提出者拋出“下面的牛鬼蛇神也要掃”與《十六條》的“不許採用任何藉口整群眾”正相反。但是當時,由於我們粗枝大葉,沒有吃透“紅旗”的社論,和陳總“不能整群眾”的指示,結果,錯誤地、過早地向活動分子傳達這樣的任務,就是錯誤。雖然,當時我也對活動分子說,不要整群眾,因此,要慎重,要摸清楚,即使真的發現自稱什麼“黨”的組織活動,也要多做工作,要分化孤立極右的,要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是無窮的,是能夠把鬼變成人的。

話雖這樣說,但是,第一運動的方向錯了,群眾運動的方法錯了,結果必然走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反方面去。我提前撤退了,沒有參加橫掃群眾中的牛鬼蛇神的工作,具體情況不清楚,但,據說八月中旬,管理處的某些科隊到底還是出現了群眾圍攻群眾,群眾鬥群眾的情況,出現了嚴重的白色恐怖。

2.發現問題未及時處理:

這也是自由主義,粗枝大葉,不吃透兩頭的必然結果。七月中旬,我開始覺得有些做法和情況不對頭,想到要處理,有些也已著手瞭解情況,準備處理,但,拖拖拉拉,一直沒有認真負起責任來處理。比如1幼稚園群眾與群眾相互揭發材料,由園內擴大到園外(職工和家長互貼大字報),2幼稚園一部分群眾揪住幾個一般幹部不放,3(幼稚園)XXX一部分群眾和幹部看見一個黨員群眾畫了幾張畫,懷疑是黑畫,要揪她出來鬥(這事記得是勸止了),4修繕科一部分群眾揪住電機隊的一個組長(黨員群眾)鬥爭不已……這些當時就覺得有問題,都知道不符合政策,但,我沒有負起責任來及時加以處理,有的只向總支或局黨組提出建議。現在提高來看,這一方面是自由主義,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沒有真正吃透兩頭。毛主席說,情況明,決心大。由於對政策界線不明確,對情況又未向群眾瞭解清楚,因此想解決可是心中又不很踏實。比如“黑畫問題”,雖然勸止了,心裡還是有點疑疑糊糊的。

發現問題,不及時處理,仍然是錯誤,據說其中有的,最近還是被揪出來鬥了。這就是自由主義、粗枝大葉的嚴重後果和教訓。

以上這些錯誤,都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我靈魂深處殘存著的資產階級思想的溫床上培養出來的產物。否則,為什麼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完全不察覺呢?這就說明我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上,還是一個很不能自覺的、清醒的無產階級革命工作者。一月初,我向外專局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做“引火燒身的檢查”時,一面表示決心站在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一邊和廣大的革命群眾和革命幹部一起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肅清它在外專局運動中的流毒,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一方面表示願在廣大的革命群眾的幫助和監督下加強自己的改造,挖掉自己靈魂深處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屬性,緊跟毛主席,緊跟毛澤東思想幹一輩子革命。

父親檢查自己的錯誤根源時提到:“十多年的海外工作,沒有參加過國內的政治運動,沒有經過大風大浪的鍛煉,思想上謹小慎微,前怕狼後怕虎,所以在這次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看見這樣那樣的群眾組織,看見一些新事物就缺乏思想準備,也抓不住,不敢一下子就肯定,甚至有時還怕亂,所以不能正確地去對待在大民主之下出現的什麼“黑會”和自稱什麼“黨”的群眾革命組織。”“我對這次社會主義革命新階段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革命,究竟該做什麼,該怎麼做認識不足,所以我對外專局的四十多天的工作,主要還是照搬過去群眾運動的一套,自上而下地把自己當做群眾的保姆,包辦代替。這充分反映了我十七年來(對)群眾的階級覺悟、尤其是全國大學解放軍、大學毛主席著作以來、群眾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新形勢估計很不足,對群眾能夠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基礎認識很不足,對自上而下至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的條件認識很不足。所以對黨內一小撮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迫不及待地派工作組,下黑指示,要把毛主席親自發動親自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蓬蓬勃勃的群眾運動壓下去的陰謀,根本看不到。”

仔細對照兩份檢查草稿,我發現許多不同的細節,這裡僅舉5例:

1.比如在談到管理科屬下的職工食堂鬧不團結,父親把“開黑會”和鬧分裂聯繫起來,並鼓勵那位職工起來揭發這件事,在初稿裡,他檢討自己“真是葉公好龍,我一面叫放手發動群眾,群眾起來了又怕亂。”第二稿刪去了。

2.又比如談到經驗主義、自上而下組織活動分子、上級催組織活動分子——左派隊伍那件事,在初稿裡,他說:“管理處幾百個幹部和群眾,我連人名還叫不上來,哪裡能知道每個人的思想情況,政治情況,誰是左派,誰不是左派,因此,只好由總支佈置支部提名單,報黨組批准。”第二份也刪去了。

3.談到把群眾當阿斗,初稿說:“活動分子組織起來後,我們工作組仍然不相信群眾會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提出加強訓練,做他們的保姆。”第二份稿變成“活動分子組織起來後,就變成了擴大了的工作組,在‘八條規定’的框框裏工作。工作組、局黨組通過他們聯繫群眾,貫徹政策,反映情況和佈置工作。當時領導上還強調要訓練,全局開過幾次活動分子會,進行了訓練。”

4.還有在談到佈置“整群眾中的牛鬼蛇神”時,初稿父親寫了126個字:“當時我也對活動分子說,按黨的政策,不整群眾,所以要摸清楚,不忙開會,不要演一場三岔口,自己人打自己人,而且即使發現什麼‘黨’,也要相信敵人不是鐵板一塊,要把鬼變成人,要分化孤立最右的、最少數的,而且還強調不管幹部群眾,只要不是頑固不化,也要給‘出路’。”第二份稿只有90個字:“當時我也對活動分子說,不要整群眾,因此,要慎重,要摸清楚,即使真的發現自稱什麼‘黨’的組織活動,也要多做工作,要分化孤立極右的,要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是無窮的,是能夠把鬼變成人的。”刪掉了“要摸清楚,不忙開會,不要演一場三岔口,自己人打自己人”,“給出路”,增加了“要相信毛澤東思想的威力是無窮的”。

5.談到發現問題未及時處理,初稿說他提前撤退前“向總支書記分析管理處的運動情況,指出過‘管理處只有一二個人問題比較大的看法’。”他還責怪自己:“如果我當時‘敢’字當頭負起責任來解決這些問題,至少有一部分幹部和群眾是不至於被揪出來鬥爭的”,“既要算劉鄧的賬,也要算自己的賬”,這些能夠顯示他嚴於律己、心裡有群眾的內容,在第二份稿裡都沒有了,倒是加上了“這也是自由主義,粗枝大葉,不吃透兩頭的必然結果”等“大帽子”。

總的印象,第一份稿被刪掉的多是一些真實生動的思想活動和實事求是的細節,第二份稿換上更多大道理,八股,流行的批判用語。

這是一分手稿,改動非常大,加加減減,可見心情值複雜和忐忑。

吳荻舟在寫檢討的時候,字斟酌句,改動很大。

(圖二:改動很大的稿子。)

據說在全國範圍,一些工作組的確“幹盡壞事”,但是綜上所見,父親和四清時一樣,一直採取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

父親在1972年一份檢討裡曾經這樣總結:

我“1967年1月在群眾前,做了‘引火燒身’的檢查,承認了錯誤,並承擔了責任,並要求廣大群眾揭發批判自己的錯誤。爾後我又到群眾中去,尤其到受害者面前聽取意見,接受批評。這樣就進一步認識了資反路線的反動性。我正要再一次檢查時,群眾說:‘你不是工作組組長,外辦工作忙,你回去吧。’”

“當然,我也看出一些問題,提過不同的意見。如一次局黨組擴大會議上,有人提議群眾要求開除黨員黨籍,科隊支部可以決定,無需報黨組批准。我提了反對意見,但是‘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工作組當時執行的是資反路線,即使我看出一兩個問題,或做對了一兩件事,也不能扭轉路線的方向。”

文革後他也對家人說過:在1967年1月回外專局“引火燒身”的時候,外專局群眾不但沒有叫他“坐噴氣式飛機”,還端了椅子叫他坐下講,最後客氣地請他回去,說他沒有“壓迫”群眾。

圖上彭德懷被“造反派”把頭向下按,雙手背後撅起。

文革期間很興這種鬥爭方式——把人的頭按下去,雙手背後撅起,謂之“噴氣式飛機”。

(圖三:“坐噴氣式飛機”是指把被鬥爭對象雙臂向後撅起,形如“飛機”。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1] 10月3日《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說:“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只有徹底批判它,肅清它的影響,才能貫徹執行無產階級十六條。”“要不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能不能貫徹執行文化大革命十六條,能不能正確進行廣泛的鬥批改的關鍵。在這裡,不能採取折衷主義。”社論經毛澤東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