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8 “白開水”論

據父親吳荻舟回顧，為了貫徹“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香港工作方針，長城、鳳凰等一線的國語片公司不寫國內題材，拍片針對港九社會，取材當地，主要是攝製鼓勵向上向善、宣揚互助奮鬥、抨擊悲觀失望。但是，起初還生產出一些賣得出去的好片子[1]，後來公式化，拍片模仿國內，選題困難，常常“拖了個光明的尾巴”，漸漸上座率不佳，也不能輸出到東南亞和臺灣地區，發行地區過窄，虧本越來越厲害，面臨財困。父親曾經邀請他們共商挽救辦法。

又據廖一原1959年一次開會發言，當時粵語界一批老演員生活無把握，如1937年的“華南影帝”吳楚帆，不能演小生，收入減少，吳楚帆反映，臺灣買片照顧他們，國家卻不照顧他們的困難（雖然他也說知道國家困難）。廖一原說：“他們彷徨，我們同情”。同人性質的粵語片公司中聯[2]，演員要到外面兼職才能生存，無暇顧及中聯，曾向電影支部要人“協助管理（不是去控制）”。廖一原說，“中聯是編導演較集中的公司，如幫助他們多拍片子，協助解決些內部矛盾，（拍10部片子）就可解決生活，如能使他們安定下來，在統戰工作上可起很大作用。”

面對香港國語片界和粵語片界各種問題，父親回顧說：“國內（即港澳辦公室）由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出面，每年在各公司生產的影片中選十幾部，以購買國內版權的形式付款，到國內發行，實際上是在經濟上支持他們（中影有檔案可查）。”母親曾說，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實際上是中國電影發行總公司的分支機搆，每年代總公司選購，這些做法香港幾家電影製片公司很滿意。

大環境的影響似乎令具體努力頗為徒勞。父親記得，有一次廣州召開一個包括工商界參加的會議，時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的陶鑄提出‘新漢奸’一詞，傳到香港，震動工商界。香港商人跟臺灣多有生意來往，第一個來找父親的就是長城的老闆呂健康。他說：“吳先生，這不行呀！我的船走臺灣是國內交的任務，我是漢奸囉。”他很緊張，父親解釋：“你的情況我瞭解，不會的。”據母親回憶，呂健康在馬來亞有紗廠，在香港有大南輪船公司。後來他“漸漸疏遠我們，長城不賺錢了，是由國內援助。”

父親說，為了扭轉“左”的思想，長期方針下達後，廖承志曾指示，影片要爭取發行到東南亞和臺灣，調子可以低些，甚至主題是白開水都行，喝下去沒毒就行。可是顯然國內“反右”等各種運動對香港影響日甚，香港一些創作人員和演員對低調的愛國主義宣傳方針、尤其對廖承志這個“白開水方針”不理解，怕犯錯誤，怕將來被批不愛社會主義祖國，右傾，不得了。

父親曾召開過一個編導演座談會，針對大家的思想情況，談了三、四個小時。強調除了勸人向上向善外，便是白開水也行。父親認為真正的白開水是很難辦到的，總會有點含義，應該從精神上去理解，目的是把調子降低，使各公司能打開海外市場。

會上有人問什麼是白開水？父親說：第一，白開水沒毒，健康有益，讓人家不要害怕，何況既然說即使是白開水也可以，當然放些少鹽也可以嘛，問題是要把我們的影片打開最廣泛的市場，不起壞作用，取得長期生存的條件。第二，我們拍片要適應海外的政治環境，要能通得過，群眾能接受。如果我們的影片宣傳愛社會主義祖國或勸華僑回國，就會不受東南亞國家的歡迎。在資本主義國家勸人向上為善，勤儉持家，不嫖不賭總是好的，不要刺激當地政府就是了，如果強調爭民主、搞政治鬥爭就難辦了。《家家戶戶》、《敗家仔》不是很受華僑歡迎嗎？這樣的片子，臺灣可以通過，東南亞各國和地區也能通過。

當時各公司每年拍6-9部片子左右。因為創作劇本的力量比較薄弱，父親還幫助他們向國內劇作家周偉等約稿。《少小離家老大回》、《萬世師表》等都是歌頌華僑頑強勇敢的創業精神和勤勞儉樸的優良品質。據父親回憶，有一段時期鬧劇本荒，他也寫過反映華僑生活的劇本解決“燃眉之急”，如《桃李滿天下》[3]、《敗家仔》[4]、《家家戶戶》[5]。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查不到父親的名字，看來他不是以編劇或原著故事身份、而是以“救火”身份做了幕後的工作（三十年後他組織創刊《戲劇年鑒》，也是連顧問名都沒掛。此是後話）。

（圖一：父親保留的劇本手稿《漁民淚》，封面上寫著：“1952-1957，寫了一些電影故事，這是其中之一，但已殘缺。”）

1957至1958年電影支部曾考慮在深圳建一座攝影棚，後來上面批准在香港搞一個以私人姿態、歡迎左中右影片公司拍片的電影製片廠，向霍英東買了一塊山地，建清水灣片場，當時是用陸元亮（抗戰時期在上海新華影片公司任廠長，1946年到香港，歷任永華影業公司廠長、大中華片廠廠長、清水灣製片廠廠長）和許敦樂（1948年上海美專畢業後來香港擔任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宣傳部主任，1965年出任南方影業公司總經理長達30年，退休後仍擔任該公司名譽董事長，1956年參與創建清水灣電影製片廠）等個人名字投資的，為的是規避港英政府對左派活動的嚴厲限制。許多年後，初創時的僑商股東都已去世，只剩下卓再學（即許敦樂）為唯一法人。有清水灣片場老人們曾經追問：片場到底屬於公家還是私人？1991年父親和許敦樂在香港見面時的一段談話錄音顯示，片場屬於公家是毫無疑問的。

這段談話由母親記錄。當時許敦樂談到進步電影製片廠（包括長城、鳳凰、新聯）經營管理存在很大問題，還有政治問題、人事問題（如文革）等，造成嚴重虧損。父親說，才搞起來的時候沒這麼多這麼嚴重的問題。許敦樂說，義利、新、馬、大股東都死，只剩下我（卓再學）出面，第一批16.5萬，買地20萬。父親也回顧：國務院款下來，49年至62年我回去，共用3千多萬，電影有兩筆，1買普慶，2搞廠。

父親去世後，清水灣片場前廠長李惠等老人仍多次就此事詢問母親，還說是基於什麼法律手續，經過幾任新華社有關負責人過問一直沒解決。母親顯得憂心忡忡，她認為，當年是父親經手此事，父親1991年約見許敦樂也是為了解決此事，如果此事還沒解決，她有責任做點什麼。她整理了當時的談話，連同錄音和李惠的一份文字材料交給李後[6]。

（圖二1/2：1958年建成當時全港最大規模的清水灣電影製片場，現為銀都機構的總部。細看文字部分，可瞭解當年電影界情況。）

父親留下的資料顯示：當時的建廠方針純屬商業性質，租賃給各公司拍片，也歡迎與臺灣有來往的邵氏等租用（四年後邵氏建起規模更大的片場）。發行方面，除已有的南方電影發行公司外，還投資搞了一個電影放映發行線，電影製片、發行形成一條龍，以租賃、聯營、合資、投資等方式形成了國泰、高升、快樂、銀都、珠江、南洋、南華等院線。普慶戲院既放電影又演舞臺戲。其中國泰老闆邵柏年在大陸解放前就已是統戰對象，國泰成為有名的左派影院，上映蘇聯電影，香港左派電影和大陸電影。

（圖三：歡迎到訪的蘇聯電影界友人。）

說到普慶戲院，有一段插曲。1960年12月23日到翌年1月26日，由團長白彥、副團長袁雪芬率領的上海越劇團，來香港公演《西廂記》、《紅樓夢》、《金山戰鼓》、《碧玉簪》等劇目共三十六場，場地就是在普慶戲院。據當時報紙報導，演出深受香港同胞的讚賞，在一個多月的演出中，觀眾達到六萬人次以上。金聲影業公司甚至決定把《紅樓夢》從舞臺搬上銀幕。在上海越劇團留港期間，舉行了開鏡儀式，到清水灣片場拍了《紅樓夢》的一些分鏡頭。一九六一年二月的《文匯報》上登載了這個消息。

（圖四：1961年2月4日文匯報圖片：上海越劇團在清水灣片場舉行《紅樓夢》開鏡儀式。照片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中為白彥，第四排右一是母親張佩華。圖中還有徐寶玉、夏夢、石慧等上海和香港的演員。）

這樣一件美談，我卻在父親留下的資料裡，發現一份文革時他為該越劇團團長白彥所寫的證明材料。上海市委宣傳部革命造反戰鬥隊曾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發出一份資料：《憤怒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白彥在香港大搞階級投降的滔天罪行》。他們向父親外調，要他交待白彥在香港做了什麼？回答諸如“有什麼錯誤言行？”“和什麼人勾搭？”等問題。現在看這份交待材料，倒是可以瞭解當年他們在香港如何開展工作。

父親的證明材料寫於1968年4月5日，當時他已經被關在“牛棚”，身陷“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的處境，但他開宗明義就為白彥辯護：

“他（白彥）在香港期間的工作、生活和對外接觸等都是在演委會安排下進行的，沒有離開過劇團。沒有聽到關於他有錯誤言行或與可疑人物勾搭等情況的反映。”“越劇團去香港演出，是為了打開上海幫工商界（主要是廠商）的統戰工作（過去這方面的工作打不開）。越劇團赴香港演出的形式是‘應普慶戲院邀請蒞港演出’的名義，實際這是一種對外的說法，普慶是統戰人士經營但可以掌握的戲院。當地階級鬥爭很尖銳、複雜，為了保證劇團安全和做好工作，曾臨時成立一個演委會，具體安排和掌握這次演出。”

根據父親的描述，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上海越劇團包租了彌敦道380號普慶戲院前後座的旅館，全員和港方工作人員、保衛人員、廚師、司機等住在一起。工作人員都是經過挑選和摸底的，客人探訪均需通報，認為不必見的一概推掉，外出有專車，不得單獨行動，演委會安排人員陪同，參觀、購物都有一定的安排。

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了《西廂記》、《紅樓夢》、《梁祝》等折子戲、短戲。公演票價是演委會和戲院商定的，1750多個座位，300多個是特等，500多個是超等和中等，其餘是三、五元的普及門票。為了打開上層統戰局面，抽出部分特等門票，有計劃地招待統戰對象，有時候也安排白彥和這些人一起看演出和交談，收到一定的效果。

為了擴大效果，除了公演還舉行了義演，義演全部收入捐給災民（父親記不清是什麼災，只記得影響極好）。父親說，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演出很受歡迎，左中右的觀眾都有，有些海外華僑、臺灣同胞還專程坐飛機來看。

父親回憶，上海越劇團在香港期間還有一些對外活動。白彥和主要演員（袁雪芬、徐玉蘭、王文娟）出席了普慶戲院的股東之一何賢等人舉辦的歡迎宴會；為了做粵劇演員白雪仙任劍輝的工作，佈置何賢請客；參加愛國電影界新年聚餐等。在這些宴會上，不論白彥還是袁雪芬代表講話，內容都是事先研究過的。

父親說：不記得是陳毅還是廖承志說的，“工商界有出錢愛國的，有一毛不拔愛國的，有愛錢（我們的錢）愛國的，也有愛錢而不愛國的，只要不搗亂，不反對我們，都可以來往，都可以團結，應該團結。”（陳毅或是廖承志）還舉例說：“比方何賢，可以說（和）什麼人都來往，對香港政府，對中共都會說很友好的話，說不定碰到與臺灣有很深關係的人也會滿親熱的呢。正因他有這樣的關係，我們更應和他交朋友。我們交辦的事他做了，香港政府交辦的事他也會做。統戰工作要廣交，要吃魚就得不怕衣服潮，說不定會遇上一個特務。”

香港還接待過不少國內派出的藝術團體，如1956年中國藝術團，袁世海、裘盛戎、譚富英和張蘭英等藝術家演出了群英會、檔馬、罵曹和空城計等戲；同是1956年的中國潮劇團，姚旋秋等演出了陳三五娘、辭郎州、梁紅玉等戲；前述1958年的越劇團；中國雜技團、曲藝團等。觀眾們欣賞舞臺上的花團錦簇，舞臺下則要安排一個個藝術團體的過境，吃、住、保安，有大量不為人知的工作。

 

[1] 長城的好片子之一：百度百科讚揚長城1953年拍攝的歷史故事片《絕代佳人》“場面偉大”、“佈景豪華”，入選1957年中國文化部評選的優秀影片之列。

[2] 中聯改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其中《春》獲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一等獎，獎牌現存香港電影資料館；《秋》是1954年港產電影的票房冠軍。

[3]香港電影資料館網上目錄顯示：《桃李滿天下》是粵語片，1955年攝製，1955年首映，導演盧敦、蔡昌，編劇何叟，主要演員有李青、容小意、劉克宜、石堅。

[4] 《敗家仔》，粵語片，1952年，導演和編劇都是吳回，主要演員有白燕、黃曼梨、張瑛、容小意、盧敦。

[5] 《家家戶戶》，粵語片，1954年，導演秦劍，編劇李煉，主要演員有張瑛、紅線女、葉萍、黃曼梨等。

[6] 李後曾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秘書長、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書記等職。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任起草委員會秘書長、委員。2009年9月27日14時在北京病逝，享年86歲。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猷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猷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

蘆蕩小舟

第四章 南洋風雲

3 馬華文藝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香港方面是分三批派人來新、馬、印尼的。第一批主要是中藝先遣人員。母親張佩華是第二批。第三批由陳夏蘇率領經新加坡去印尼巴領旁辦學。他們分批由父親吳荻舟引見拜訪了南僑總會會長陳嘉庚，他向英方擔保了200人的入境護照，這些人都安排到新、馬、印尼的中小學校，或自辦專業院校，為解放戰爭和新中國儲備了人才。從1948年初起，他們又一批批經過香港回到解放區。

1947年饒彰風也到了新加坡，組織出版《新華通訊》。父親再次向他提出恢復組織關係問題，饒彰風將他介紹給僑党負責人之一劉譚風，說父親是“三八”幹部：八年讀書、八年坐牢、八年抗戰，長期找不到入黨介紹人曹正平，也找不到能證明曹正平黨員身份和黨內職務的證人。此後，父親就被安排在劉譚風領導的文教特別支部(書記趙渢)過組織生活和負責宣傳。文教小組組長是夏衍、饒彰風和張兆漢，成員除父親之外還有林彥群。

（圖一：父親攝於1946年。）

父親他們當時的工作是深入華僑青年、學生和中上層人士中，團結華僑領袖，宣傳祖國形勢，號召他們參與民主愛國運動。父親與汪金丁、盧心遠等推動了華校教師公會的成立，薛永黍(中華中學校長、民盟成員)任主席，父親任秘書長。父親說過他們做過的一些工作，比如後港一所小學的校長，因生活困苦家庭不和睦，感到悲觀要自殺。教師公會做了工作，幫助他放棄自殺念頭，恢復家庭和睦。

當時新加坡沒有大學，幾所華校進步學生在進步師長指導下組織學生定期集會、聯歡，特別是利用五四青年節、三八婦女節和六一兒童節交流祖國形勢、學運情況，請國內來客或當地進步人士作專題講演。中藝也派人參加學生集會，作小型文藝演出，增加學生們對祖國的認識。

關於父親吳荻舟在新加坡期間的工作，有兩篇文章可供參考。

• 許征帆的《革命的牽線搭橋人——懷念啟蒙之師吳荻舟》（為1998年《吳荻舟》紀念集所寫，節選）：

“有幸初識吳荻舟，是在我處於人生的十字路口而彷徨、困惑極需正確指引的1946年，那時我剛滿18周歲，剛從逃亡之地(印尼的一個偏辟小島)回到原來的僑居地(馬來亞柔佛州龍州鎮)。歸去來兮！歸來後的所見所聞令人驚詫費解，構成成串的不明白：中國作為反法西斯大戰的戰勝國，為什麼會是那樣一副‘慘勝’的樣子；號稱世界強國之一的中國，為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氣味仍那麼濃烈；堂堂神州怎麼會鬧得越來越像是美利堅合眾國的一個州，國民黨政府憑什麼讓美帝國主義肆意蹂躪我中華；太平洋戰爭中那幫夾著尾巴逃跑了的老殖民主義者，有什麼理由有什麼資格重新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深受戰亂禍害的華僑青年，何以備受殖民政府當局的冷漠，視為時代的棄兒。於是我決定拿起習作之筆，力求寫出直面嚴峻的、冷酷的現實的習作，以習作為投石，來個投石問路。

問路幸遇中共老共產黨員胡愈之、吳荻舟等人。前者在自己主編的革命報刊上，發表我的多篇習作，鼓勵我在寫作的實踐中體察社會、品味人生、磨煉自我。後者建議我定期到新加坡參加文學愛好者的活動，聽取有關中外名著的介紹和研討。令人永生難忘的是，吳荻舟親自講解了果戈里的《死魂靈》、涅克拉索夫的《嚴寒、通紅的鼻子》、高爾基的《海燕》、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魯迅的《祝福》、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軍》、西蒙諾夫的《日日夜夜》、華西列夫斯卡婭的《虹》、葛羅斯曼的《人民不死》、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和《李家莊的變遷》等等。由於課時有限，每講只能是提綱挈領地展示主題，儘管如此，聽者仍得益匪淺：開闊了眼界，拓展了思路，提高了覺悟，強化了信念。通過一次次地聆聽教誨，我腦海裡的諸多“不明白”逐漸減少了。對社會走向、祖國前途、人生道路的認識，頗有豁然開朗之感。在戰火剛熄滅的新加坡、馬來亞那種極為複雜的社會環境裡，對我這樣一個既失學、又失業，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從的青年來說，有胡愈之、吳荻舟這樣的老黨員、老學者的關懷和指點，真是太幸運了。他們確確實實是我的啟蒙之師。”

許征帆的紀念文章還有後半，我會在寫相關歷史時期的時候繼續引用。

二．林彥群的《在新加坡的片斷記憶》（同上，節選自1998年《吳荻舟》紀念集）

“1947年下半年，我在新加坡華僑中學任教，曾和在南洋女中任教、在《南僑日報》工作的幾位同志，在地下黨的領導下，辦了一個《學生週報》，並以《學生週報》社的名義，經常舉行各華僑中學師生的聯歡活動，進行支持解放戰爭和國內學生運動的宣傳教育工作，配合華僑的愛國民主運動。《學生週報》的發行和活動得到在育英中學的荻舟、李定、袁少屏、何國霑等同志的大力幫助，不少育英中學的學生訂閱《學生週報》，參加聯歡活動。當時，正在新加坡的中藝社(大多數成員和吳荻舟、李定都曾同屬抗敵演劇隊)的一些同志也來參加聯歡活動，使聯歡活動更為豐富多采。這些都使《學生週報》團結各僑校師生的工作得以較好的開展。

吳老是新加坡華僑教師公會主要負責人之一。教師公會當時是新加坡的主要愛國僑團之一，其中有不少愛國進步僑教界知名人士，例如：華僑中學的薛永黎校長，荻舟的閩西同鄉盧心遠(解放後曾任中僑委辦公廳副主任)和馬寧(名作家，解放後曾任福建省文聯主席)，還有汪金丁同志(解放後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等。在這期間，愛國僑教界與反動僑教界的鬥爭是激烈的。荻舟也常用吳秋楓的名字發表文章，揭露反動僑教界的反動面目。

我和吳老曾經同在一個黨小組，但為期很短。小組同志都是僑校教師。我們交流各僑校和學生運動的情況，還曾經討論關於華僑社會的調查研究以及華僑工作問題。l948年初，革命前輩胡愈之同志(當時任《南僑日報》社社長)發起一次研究會，參加者有在<南僑日報》社工作的沈茲九、洪絲絲、張企程等同志，還有趙溫、吳荻舟、蔡馥生、汪金丁、許俠等同志和我。研究會是討論分析馬來亞(當時尚未改名馬來西亞，還包括新加坡)[1]華僑社會經濟情況，華僑經濟的性質，也涉及華僑工作問題。

當時，在馬來亞、新加坡華僑文藝創作上，有過一場關於‘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的論爭。前者認為應偏重寫中國題材，遠離馬來亞‘此時此地’的現實，是屬於‘僑民文藝’，實際上，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馬來亞尚未取得獨立，中國人民解放戰爭正在進入決戰時刻，廣大華僑愛國愛鄉，支持祖國人民的革命鬥爭，盼望新中國的誕生。華僑文藝反映廣大華僑愛國心願和華僑愛國民主運動的現實，是很自然的也是必要的。這場論爭的實質意義遠遠超過文藝的範圍。論爭也引起了在香港的郭沫若、夏衍等同志的關注，也為文論述。後來，吳荻舟同志在組織授意下，寫了一篇文章，對論爭提出了綜合的帶結論性的意見，對平息這場公開論爭起了作用，這是吳荻舟的貢獻。”

 

（圖二：1996年至1998年編輯紀念集《吳荻舟》的時候，已近80高齡的母親多番努力找到父親當年寫過的文章影印件。）

林彥群文中提及的“馬華文藝”和“僑民文藝”應該為當地服務還是為祖國服務的論爭，緣起於傾向馬來亞共產黨的一批華人作家中有人提出：“馬華文藝”應為馬來亞革命服務，如果寫大陸題材便是“僑民文藝”。《南僑日報》影響下的一批作家則認為要為祖國服務，甚至說“中國革命迫切，馬來亞革命長期”、“中國第一”、“中國的事快快做，馬來亞的事慢慢來”。

當時的形勢是新、馬還屬於英國殖民地，中國大陸的內戰已進入決戰階段。饒彰風要父親寫一篇文章，總結這一場論爭。父親以“秋楓”的筆名（這是他三十年代用過的筆名），在1948年3月27日的《南僑日報》發表了題為《關於“馬華文藝獨特性”的一個報告》的文章。主要觀點是：華僑作家應寫自己熟悉的當地生活為主，為當地民族獨立和民主建設服務，但如果有適當的有關祖國的題材也可以寫，不排除為祖國民族解放戰爭服務，即當地的文藝工作者應該肩負為祖國和為馬來亞的民族民主解放而鬥爭的雙重任務。

父親這樣歸納爭論：“為什麼寫馬華文藝？無疑是為馬來亞的新民主革命。馬華文藝為誰而寫？當然是為馬華大眾寫。馬華文藝寫什麼？要寫馬來亞廣大群眾的生活希望和生活鬥爭以及揭露國特的無恥、馬華社會的封建殘餘，以及英國在馬來亞的殖民主義統治。馬華文藝怎樣寫？無疑是要運用新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為方法，以民族形式為形式。怎樣創造馬華文藝的形式呢？盡可能吸收馬華社會上流行的民間形式，吸收馬來亞各民族的、為馬華大眾所喜聞樂見的民間形式的特質去融會、創造、發展。”

他分析了馬來亞土生土長的本地人和僑居馬來亞的“新客”、“老客”的社會、經濟關係、政治傾向。指出一方面爭取脫離殖民地統治、爭取民族自治、獨立，這一政治目標應該是生息於斯的三大民族統一戰線的首要任務，另一方面，居住在新馬的華僑在民族感情上、文化傳統上、政治經濟上都和祖國大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必爭中國第一、第二，只要能站穩馬華大眾的利益立場，反映和打擊反動的惡勢力，就是參加了中國的民主革命，也參加了馬來亞保障馬華利益的鬥爭。”“馬華的進步文藝工作者只要努力反映馬華的現實，通過自己的藝術，喚起馬華大眾，組織馬華大眾，鼓勵馬華大眾去戰鬥，就是最正確的方向，各政黨也不必拘束地競爭劃分這一工作是屬於支援中國或參加了馬來亞的民主鬥爭，只要以大眾的要求，大眾的利益為立場，追隨大眾的意見，努力去做，也就是最正確的方向。

父親記得，文章登出來後，得到共鳴。我在網上查到的資料顯示，馬華文藝之爭早始於戰前，即使現在也有爭論。父親的觀點是有現實意義的。

這個時期，母親張佩華有了自己的工作崗位，在育英中學小學部做教員，她很高興能“投入華僑教育工作，宣傳祖國的文化和形勢，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奮鬥。”

（圖三：母親攝於1949年。）

看到母親在一份材料中寫：“1947年下半年知道了吳荻舟是黨員（以前不知道，在劉譚風與吳聯繫後，就知道了）。一下子共產黨從可望不可及拉到自己身邊來，抽象的黨員成為現實，擺在面前，令我激動。吳荻舟這時更忙了，我很羡慕他，他鼓勵我積極創造條件，我便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成為黨員，在黨的領導下，更好的工作，學習，更快地進步。關於階級鬥爭一點也不懂，‘進步’——我理解為不像國民黨反動派那樣禍國殃民，而是廉潔正直，辦事認真，工作負責，作風正派，有學問，有工作能力。”

母親回憶：“1948年春，吳荻舟的黨小組經常在我家開會，我更熱烈了，有時聽他們談國內外大事。特別令我興奮的是國內鬥爭形勢，因為有一個舊中國對比，我更覺得共產黨要建立一個新中國的事業是正義的，偉大的。總之，要打倒那個不合理的舊中國，建立一個沒有欺壓、沒有保甲制度、沒有派款勒索、不會有理無處講的新中國就是合我的心意，我就願意跟共產黨走一輩子。”

（圖四：父母在新加坡的家，右一為父親。）

母親說：“我的這些思想、要求，吳荻舟是很清楚的。他們的小組每次在我家開會，他都要我為他們守護、照顧。我和趙渢（後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也是在這時候熟悉的。後來，吳荻舟就把我的希望、要求向上級反映了。”

[1]當時新加坡還沒有獨立，馬來亞也不叫馬來西亞。1942年日本佔領馬來亞時，馬共領導人民英勇抗敵。英國在馬來亞恢復殖民統治後，於1948年2月成立“馬來亞聯合邦”，把新加坡劃分出來成為單獨的“直轄殖民地”。1948年6月英國頒佈“緊急法令”，宣佈馬共和其他進步組織“非法”，實行武裝鎮壓。馬共領導了9年多的民族解放戰爭，迫使英國承認馬來亞聯合邦在1957年8月31日獨立，但英軍仍然駐在馬來亞。汶萊因為在石油稅收和蘇丹地位等問題上持有不同意見，拒絕參加馬來西亞。新加坡由於同馬來亞聯合邦在政治上、經濟上矛盾尖銳化，1965年8月9日從馬來西亞分割出來，成立“新加坡共和國”。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6鐵窗大學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於1931年初開辦，屬國民政府軍政部管轄，人稱“天牢”。該監獄坐落在南京江東門外，全監可關押1000餘人，是當時國民黨關押政治犯的最大集中營。我綜合父親吳荻舟文革期間在造反派要求下寫的交待材料和參考資料，嘗試還原父親在中央軍人監獄中的遭遇。

1930年秋至1933年9月，父親被關在月字監，同住難友是汪在寬和葉金康。後來調到天字監1號，同住的難友先後有：孫佐玨，狄友清（父親打了一個問號“？”表示記不大清。他不久就出獄了，後改名狄超白）、史存直、潘梓年、鄭超麟、梁益堂、李子寬、俞大奎（父親不確定是不是這三個字，是父親出獄前幾個月來的）、劉孝琴等。

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址

（圖一：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遺跡。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聯繫刪除。）

父親先在監獄織布廠做工，1932年初夏被調到印刷廠做工。在印刷廠他遇到趙宗麟（柳乃夫），四川人，判刑不長，1933年出獄，他們在一起一年左右。其他人還有楊鐸、史熙清（史亞章）、蔣兆麟等。父親說楊鐸人很好，大概三十幾歲，不做工的時候總是在看書，很用功，肯幫助人，意志堅強，雖被判無期徒刑，還是很樂觀，經常談論革命形勢。惲代英被叛徒出賣犧牲的時候，楊鐸領導大家悼念惲代英。

父親說：“在監中，他給我的幫助很大！他的為人和作風給我極深的印象。但，我不知道他是團中央的領導人，我們雖然很親近。他比我大，整天“蔡四蔡四”地把我當弟弟關懷。同工廠的還有許多人，史熙清、趙宗䚬、蔣兆麟、胡英、何雲、李一萍、岩松岩，他都談得來。”

趙宗麟也是個熱情用功的人，楊鐸被判徒出賣犧牲時，趙宗麟也組織大家悼念楊鐸。他懂英文，在獄中給自己起了“柳乃夫”這個名字，他告訴父親，這是英文New life（新生命）的讀音。

在印刷廠做工的時候，難友岩胡英偷寫了二三十首詩，要父親替他的詩畫插圖，嚴松岩(嚴啟文)偷偷幫他排版。父親畫了，看守得以知道他會畫畫。

於是在1933年春夏間，教務所所長沈炳權把父親調到教誨室專門給看守們畫畫，那時候父親從月字監調到天字監只有三天。每天吃過早飯八九點鐘，就由看守帶到教誨室去，工作的時候有看守看著。中午在那裡吃飯，下午晚飯前五點左右又由看守帶回監房，可以看書。由於這些人都是所謂“有一技之長”的知識份子，又是給獄方幹活，所以比在工廠做工自由一些，優待一些，看守們的態度也客氣一些。

 

 

 

南京中央軍人監獄內部監房

（圖四：舊南京中央軍人監獄的監倉。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4.1934年父親曾為監獄裡的難友們講過四堂課： “人類進化的故事”。當時沈炳權是叫他講辛亥革命史，歌頌國民黨，父親改了話題，講達爾文、馬克斯、恩格斯有關人類進化、人類社會發展的理論和觀點，講了四次。在這之前，孫佐玨講“天文地理”，也是沒照沈炳權的要求講。

5.1936年冬，樓適夷提議組織“白屋詩社”（取意“監房徒四壁無他物，也不使我感到清苦而憂傷”之意），樓適夷寫了一首悼念魯迅的詩，很長，其他還有潘梓年、狄友清、史存直、曾敏芝等人，父親也寫過幾首。搞了一次活動，沒有繼續搞。1937年初，樓適夷提議打報告要求出獄抗日，後來父親出獄，不瞭解下文如何。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3 歷史交集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年帝制，尋常百姓趕上大革命，家鄉和全中國人民命運與共：歷經辛亥革命, 民國初建, 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割據，北伐，國共合作以及此後的內戰、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如何強國？哪條路通向民主、憲政、現代國家？什麼是更好的生活？生活在百年動盪的中國，家鄉父老有著許許多多希望和失望，有著許許多多理想與無奈，但是從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祖祖輩輩百折不撓，坎坷前行，為子孫後代做著鋪路石。

         父親吳荻舟本人和歷史的交集是怎樣的呢？

        父親出生的1907年還是清朝，1912年，他5歲的時候，民國建立。但是，憲政卻長時間沒能走上軌道。當時各種黨派以及政府內外意見多岐，軍閥混戰，18個省發生武裝起義，13個省宣佈獨立，可謂亂象叢生。資產階級不成熟，求變出現亂象恐怕也是必然，但是至少國人告別帝制是義無反顧的。中國等待更大的智慧。一百年後，現在的人看辛亥革命和“民國亂象”可能有新的視角，不過我更關心父母以及那些真正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是怎麼樣的，又是怎麼生活過來的。

        1913年，父親6歲，在家鄉族辦私塾啟蒙，跟從遠房族叔吳鴻慶讀了一年私塾。吳鴻慶四書五經讀得滾瓜爛熟，父親在他那裡讀《三字經》的時候，他懊喪地對父親說過：“我準備鄉試那時，廢科舉，改學堂了，真不逢晨，命也！”父親寫到：“當時我聽了，就像鴨子聽打雷，歪著脖子，瞪著眼，不知他說啥。”7歲，家鄉辦了興文學堂，父親轉讀新式小學，父親寫到：“（鴻慶叔公）的私塾自然也就跟著清王朝的滅亡，壽終正寢。”

        8歲時父親的遠房叔公吳德峰到龍岩縣城新羅小學教書，父親和三叔吳香麒隨他到縣城進了新羅小學就讀。

        1915年讀高小，全國人民反對袁世凱“黃袍加身”復辟帝制、反對他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父親曾經在老師林仙亭和黃庭經等人帶領下參加示威遊行、搜查日貨、燒毀日貨。

        三叔晚年的時候憶起一些驚心動魄的事，他說：“我們在新羅小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暑假回家，他（吳荻舟）曾在鄉里演說過。我寫了一篇《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殘餘如何壓迫剝削人民》，引起全村人矚目和仇視。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雲夢文史館的一篇文章中有（提過）。我在新羅小學讀書期間，南方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已經轟轟烈烈。”

        演說！寫文章！他們才是小學生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北京的新思想新潮流南下到萬山重迭的龍岩，父親也與進步青年一起上街了。

        1921年，中國有了另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年秋，父親考入龍岩縣的最高學府——福建省立第九中學讀書。他勤奮好學，成績優良。讀到三年級時，中學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讀完初中，祖父要父親學做生意，畢竟祖父自己是十幾歲就學做生意的。可是父親鬧著要繼續念高中，為了自籌學費，他給老師抄寫講義。當時他的數理老師郭慶光（龍岩很有名氣的教師，後成為龍岩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語文老師郭秉廉很同情他，幫他找了幾位老師（包括他們自己）的講義，叫他幫著抄寫。那時他們那裡還不是用鋼針刻蠟板，他要用毛筆沾鏹水寫在蠟紙上，手指沾上鏹水，皮開肉綻。這活計雖然很辛苦，卻解決了他的經濟困難，鍛煉了他堅忍不拔的性格。

（吳荻舟就讀的福建省立第九中學。）

        到高中，父親成了學校裡的活躍分子。參與組織同學演文明戲，反迷信，反封建，反對軍閥內戰，反對賄選議員。父親很久以後還記得，高中時期，學校裡那個綽號“豬仔議員”的國文教員連賢基，他先在鄉試中舉，後在1913年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1923年國會大選期間，連賢基接受5千銀元，請選民吃肉絲麵，幫助賄選北洋軍閥曹錕[1]為“大總統”。父親和同學們曾曝光其賄選醜聞。

        1926年連賢基因賄選事件被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和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扣留、遊街。

       當時搞革命的國人精英很多都有海外留學或者流亡的經驗。其中代表人物孫中山就曾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我在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看到一個說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借鑒自美國林肯總統的“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龍岩的鄧子恢，1917年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留學，這件事在縣誌裡也有記錄。後來他因貧病交加輟學回國，五四運動後，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比父親高幾班，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後，常到父親就讀的九中找同學們交談，有時候還住在九中。他欣賞父親的才華，同情他的處境，送給他《新青年》、《嚮導》、《新潮》等進步書籍。這些革命刊物不僅使父親大開眼界，而且讓他認識到進步報刊起著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的特殊作用，可以刷新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使之指導民眾，走向進化之途。抗戰開始，父親投身成為文化戰士，應該與此經歷大有關係。

        1925年，高中二年級起，父親與同學合作出版油印刊物《苔蘚》，含義是“五四”運動的種子——民主、科學、新文化、婚姻自由等在黑暗的社會裡，像苔蘚在背光處生命力很強地滋長著。通過這份油印刊物，父親發表了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封建迷信、反對賄選的小說和評論文章。多年後當我看到袁牧的小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不禁聯想到父親對《苔蘚》的讚美，想到父母和鄉親父老的生命力。

        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民國政府進行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都無法改變“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他決定聯俄聯共，國共兩黨形成統一戰線，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實現國家統一，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1926年7月9日開始北伐。

        北伐東路軍浩浩蕩蕩進入山城龍岩的街道時，父親與同學們揮動紙旗，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列隊歡迎。秋天起，父親經常去張旭高辦事的機關走動，幫忙佈置會場、寫大字標語、歡迎會的橫額等。他和張旭高1926年前就認識，張旭高在集美讀書時，暑假回龍岩也會去九中住、玩或搞些活動。據母親描述，張旭高熱情、果決、做事膽大心細，又有辦法，年輕的彩書佩服得五體投地。

        當時父親正在讀高三，張旭高、林一株[2]見父親思想進步，多才多藝，便動員他輟學參加北伐宣傳工作。父親十分愛學習，求知欲極強，祖父幾次要他輟學經商，即使父子反目他都不從。然而，在張、林鼓動下，他離開九中走上社會，投身革命洪流。

        龍岩縣誌提及，1926年10月27日革命左派[3]在龍岩城關明倫堂召開軍民聯歡慶祝大會，父親說，懸掛在主席臺前的橫額上“北伐軍蒞岩慶祝大會”九個一米見方的大字就是他寫的。1927年初，成立（龍）岩（漳）平寧（洋）政治監察署，張旭高任行政督察專員，監督岩平寧三縣政務，專員公署的招牌也是出自父親之手。父親還協助組織農民協會，農會的旗幟是在國民黨所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加上一把犁頭。

        有一次張旭高要父親填一張表，說要介紹他加入農會，後來又說是入黨，父親填了表交給他。父親記得填表之後還開過兩三次會，但是不記得會上談過什麼了，張旭高還拿了一些書給他讀，有列寧的《做什麼》，還有進步雜誌等。父親後來說：那是他“第一次直接接受黨的教育”。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龍岩的國民黨右派、代理縣長杜連茹緊隨其後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又名陳子彬）等一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籠罩龍岩。

        鄧子恢早已離開龍岩，去江西中共中央工作。張旭高帶著父親和另外幾位同學從龍岩經漳州逃到廈門，那是父親第一次離開家鄉。他們時而坐船，時而徒步，到達廈門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龍岩同鄉開的小旅館裡。

        三叔大約在1924年、16歲的時候去廈門當學徒、送報員，他記得19歲那年，龍岩有不少老師逃到廈門如陳心泉，也有《江聲日報》副刊編輯林仙亭，主編張党党，但是他不知道我父親也在廈門。他還記得，《江聲》報、《廈聲》報和《迫擊》報被封，陳心泉老師從廈門回龍岩，在漳平永福山腰被敵人暗殺；《江聲》主編張党党被槍擊未中，翻天窗逃逸。晚年，三叔寫字時手都在顫抖，但他還是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他想起上小學時和哥哥同去同歸，哥哥上高中之後的事他卻什麼也不記得了。

（當時的“入黨條件”，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張旭高是集美畢業生，熟悉廈門，他沒有和同學們住在一起，但有時候回來看看他們，約半個月左右，就不見他來了。據說後來張旭高經上海去了菲律賓，那裡有很多福建華僑。太平洋戰爭中他遭日本侵略軍殺害。張旭高之死有兩種說法，一是在家被日寇抓走，關在集中營，日寇投降前遭殺害，一是張旭高參加菲律賓華僑遊擊隊，戰鬥中犧牲。父親多方打聽，四十年後才聽張旭高的妻子說，前者是正確的，她與張旭高同時被捕。

        張旭高轉入地下後，父親隻身潛回龍岩，不能徑直回家，經九中的郭慶光、郭秉廉老師介紹，暫棲距大池四十多裡的湖邦鄉，在郭姓族辦設在尚德堂的積山小學任教。積山小學是當時龍岩較大規模的私立初小，教師多為九中和集美師範畢業生。

        父親任高年級班主任，同事有郭樂生等，據瞭解郭樂生是共青團員。父親和同事、學生相處極好。由於親身體會過農村孩子讀書不容易，他教學格外認真，看見小學課本脫離農村實際需要，便自編適合農村孩子用的低年級課本，給初小同學用。不過只教了一個學期，1928年秋，父親受在上海讀書的幾位好友郭有才、黃振椿（即黃震村、後改名馬寧）[4]和九中同學邱若深的影響和鼓勵，在祖母的暗中資助下，來到上海，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二年級。

        這年父親21歲，已經歷過一次次洗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自然而然和他聯結在一起。這一走，56年沒有回過家鄉，但他永遠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族譜選登的一幅照片——習仲勳接見參加兩航起義紀念活動人員時與吳荻舟握手。）

[1]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原來是清朝將領，後來是中華民國初年直系軍閥首領，1923年靠賄選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人稱賄選總統。不過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請他出面組織新政府被他拒絕（後面講到母親家鄉安徽時，合肥人段祺瑞也有類似情況），因其保持了民族氣節，被國民政府在1939年12月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2] 林一株，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授課，主要是搞軍事訓練。後任閩西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後來籍社會民主黨事件殺害了許多同志，鄧子恢代表中央處決了他。

[3]根據龍岩黨史辦鄭學秋整理、由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共龍岩縣首任黨總支書記陳子彬（原名陳慶隆）本人審閱過的《陳子彬同志談龍岩大革命前後的問題》記載，當時國民黨縣黨部可以說是左派當權。而政治監察署中人都聽張旭高的話，張旭高是革命左派。當時屬於新興革命勢力的組織還有農民部特派員岩平甯分處、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縣農會，五個單位在政治上、工作上是協調一致的，不存在什麼尖銳矛盾或派別鬥爭，當時在龍岩只有新生的革命勢力和封建殘餘勢力的矛盾和對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在龍岩是成功的。

[4] 馬寧，龍岩人，1930年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共。之後流亡馬來亞，曾任馬共中央宣傳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福建農民報》主編，福建省文化處處長、文聯主任等。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曾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發表了眾多小說、話劇和雜文。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2 動盪時代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等等都有涉及。如有朋友希望看到原始資料，請到本網站位置“原始文獻”瀏覽，將陸續上載。

（父親吳荻舟家鄉秀東村俯瞰圖，新羅TV吳慶安提供）

父親吳荻舟出生的1907年，中國最後一個皇朝、清朝已經延續了291年，像一個暮氣深重的老人，面臨內憂外患。內憂，我們這代人耳熟能詳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就有太平天國運動（1850年前後）和義和團運動（1890年前後）。外患，和列強之間的戰爭，不論是兩次鴉片戰爭（1840、1856-1860）還是甲午戰爭（1894），清朝全吃敗仗，割地賠款，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而且老百姓總是被排斥在國家大事之外的。

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艱難生長。隨著西潮東漸，朝廷與民間都在談論立憲。清政府曾試圖順應潮流搞變革，推動了洋務運動、百日維新和立憲運動，使大清帝國成為君主立憲政體的國家，然而諸般努力無法挽救清朝的頹勢。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體制，爭取國家獨立、民主和富強，已經成為當時國中精英的目標。

父親4歲那年，1911年，中國爆發了由民族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旨在推翻清朝統治；5歲那年，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選出臨時總統孫中山，頒佈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孫中山以讓出總統職位等條件，通過清廷任命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逼清帝遜位，這也許是孫中山希望和平更迭政權的一種選擇，也許是革命力量不夠強大做出的妥協。成功逼清帝遜位、當上總統、稱帝未能成功的袁世凱病逝，政府被北洋軍閥控制，《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多次被廢止，孫中山在廣州另組一個民國政府與北京政府對峙。

（1949年的龍岩縣城。來自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當時父親周圍的環境是怎樣的？國家大事與一個山村孩童有無關係？從地理位置上看，福建龍岩和北京之間直線距離大約2000公里，距離廣州也有500多公里。關山遠隔，小山城龍岩和國運之間有沒有時差？我查閱了龍岩縣誌才知道，原來，父親青少年時期家鄉的社會狀況如此生動精彩，家鄉和外界以至海外交往活躍，與時並進。

父親出生的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龍岩查封鴉片館，禁種罌粟。光緒三十四年(1908)成立教育會、商會。宣統三年（1911年）龍岩基督教會創辦作新女學(後更名鼎新)，為龍岩第一所女子學校。龍岩並開辦了商業小學堂和師範學堂。1912年龍岩人連賢基和鄭豐稔當選省臨時議會議員，連賢基被推選為北京臨時參議院議員。1913年連賢基和詹調元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廖上清、謝漢朝、鄭豐稔當選為省議會議員。同年日本礦產部派福留喜之助、野田次郎等配合民國政府中央地質調查所人員到龍岩作地質礦產調查，著有《龍岩州煤田調查報告》。1914年籌辦公民小學、開辦電報局。1918年，日本山村厚光來岩，在東門外行醫兼營照相。凡此種種都標誌著龍岩社會的進步。

雖然在短短數年間經歷了光緒年、宣統年，進入民國年，劇烈的改朝換代並沒有自然地帶來國泰民安，在北洋政府治下的中國這個大背景中，家鄉呈現一波又一波動盪局勢：

1915年5月中旬，龍岩學生帶頭上街遊行，反對袁世凱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發起抵制日貨運動。1916年縣知事孫陶曦辦理印花稅不善，引起罷市。1919年5月北京“五四”運動波及龍岩，青年學生響應罷課、遊行示威，再次抵制日貨。1920年下半年開始，軍閥紛爭，縣知事更換5任。各路軍閥路經龍岩，每每帶來搶掠燒殺等騷擾，比如1923年贛軍李烈鈞部賴世璜的部隊佔據龍岩，強迫農民種罌粟，每畝徵收煙苗捐銀元12元，遭到民眾堅決抵制。1924年8月賴世璜以適中民團抗拒該部進駐為藉口，在適中燒毀樓房50多座、店鋪3000多間，殺害數十人，8000餘人無家可歸。

在種種壓迫和動盪的同時，革命的力量漸漸滋長。1917年2月，家鄉子弟林會嘉、詹汝嘉、滕新甫、鄧子恢、魏應幹、翁斐章、張載泗先後赴日留學。1921年春，留日回國的鄧子恢、陳少微(陳明)、張覺覺、章獨奇、林仙亭（鄧子恢的同班同學，後為吳荻舟的中學老師）等在白土桐岡小學組織奇山書社傳播新文化、新思想。1923年9月1日，鄧子恢等創辦的《岩聲》月刊第1期出版，該刊以“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為宗旨，至1926年11月，共出版43期。成為當時福建省辦刊時間最長、發行最廣、影響最大的傳播馬列主義和新思想的刊物。緊接著，《新龍岩季刊》、《到民間去》、《鐵掃把》等進步報刊也紛紛出版。

1926年3月，龍岩人郭滴人、陳慶隆、李聯星、朱文昭前往毛澤東在廣州創辦的第六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5月30日，龍岩各界群眾千余人彙集文廟，舉行“五卅”周年紀念遊行。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10月，北伐東路軍佔領閩西全境，促進閩西國共合作；10月14日，北伐東路軍進駐龍岩，工農運動蓬勃興起。10月下旬，中共龍岩小組成立。10月27日，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在明倫堂舉行軍民聯歡大會，慶祝北伐軍進佔龍岩。11月，龍岩第一個農民協會成立。此後，各地農民協會相繼成立。翌年1月，成立龍岩縣農民協會。在國民黨左派和以陳慶隆、郭滴人為領導的中共龍岩小組領導下，掀起減租減息，廢除苛捐雜稅的鬥爭。

1927年1月，中共龍岩縣總支委員會成立。2月，北伐東路軍政治部在龍岩成立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左派青年張旭高[1]任監察員，支持農民運動。2月中旬，岩平寧監察署在明倫堂召開龍岩各界慶祝北伐軍攻克武漢的祝捷大會，會上揭露國會議員連賢基幫曹錕賄選當總統，當場押其遊街示眾。

這年的春天，龍岩縣工人協會成立。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召開龍岩縣各界代表聯席會議，通過二五減租、保護工人權益、解放婦女、禁止納妾、破除迷信、禁賭禁煙禁娼等決議。

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搜捕屠殺中共黨員和革命志士。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和廣東等省，都發生以“清党”名義針對中共黨員和革命人民的大屠殺。4月15日，龍岩縣長杜連如(履賢)逮捕、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等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解散縣工人協會、農民協會、各區黨部。只是一年的時間，龍岩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失敗。

半年後，9月初，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恢復，中共黨員鄧子恢、郭滴人、謝寶萱分別擔任秘書、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龍岩國共兩黨再度合作。

9月中旬，國民革命軍新編軍第一獨立團團長陳國輝(後升任省防軍第一混成旅旅長)奉蔣介石“反共、防共”指令，率部進駐龍岩。11月初，蔣光鼐、蔡廷鍇的十一軍路過適中，陳國輝聞訊退至漳平。中山公園舉行歡迎十一軍其中一個營的大會，並聲討陳國輝的罪行。該營離岩後，陳國輝捲土重來，搗毀縣黨部，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蘇慶雲等30多位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殺害縣工人協會主席楊全貴、中共黨員林克武等10多人。

血雨腥風中，10月，中共在後田村成立龍岩第一個農村黨支部；11月，中共龍岩縣臨時委員會在後田成立。1928年3月4日晚，中共龍岩臨時縣委領導後田暴動。此後，後田農民武裝20多人成立遊擊隊，成為閩西第一支工農武裝。8月6日，龍岩、永定、上杭農民武裝600多人舉行白土暴動，攻打龍岩城受挫，退回白土後田。

家鄉在1928年至1934年，是中共中央革命根據地和中央蘇區的重要組成部分。1929年毛澤東、朱德和陳毅率領紅四軍主力兩入閩西，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1930年紅四軍第三次入閩西，到1931年，閩西和贛南蘇區聯合，成為全國最大的中央蘇區。我哥哥曾經歎息：“多少龍岩人為中國革命犧牲了。”據說龍岩（僅指現新羅區）在冊烈士達3668人。

2016年回家鄉，我在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看到許多震撼的資料，比如才溪鄉88%的青壯年、約3600人參加了紅軍，有200戶一家兩人當紅軍，還有一家六人當紅軍、兄弟（231戶）、父子或夫妻都當紅軍，當時全區人口才是16030人啊。又比如在紅軍長征隊伍86859人裡，有26000個是閩西人，而到達陝北僅倖存2000多閩西人。

（紅軍的紀律，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堂弟告訴我，三嬸的哥哥在山洞裡和毛澤東開過會，後來他卻被當做AB團[2] ，鎖骨穿上鐵絲，手腳被釘在門板上遊街，死得慘烈。因為和鄧子恢是戰友，解放後得以平反，定為烈士。三嬸本人則給毛澤東往山洞裡送過飯，在山洞外面放過哨。第二次回家鄉時我查訪到古田蘇家坡樹槐堂半山腰的“主席洞”[3] ，當時那裡是中共閩西特委機關所在地 。

毛澤東在1929年秋寫了《清平樂•蔣桂戰爭》，描寫這個風起雲湧的時期：

 風雲突變，軍閥重開戰。

 灑向人間都是怨，一枕黃粱再現。

紅旗越過汀江，直下龍岩上杭。

收拾金甌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主席洞外觀。）

直至1928年父親離開家鄉之前，龍岩地區在國民黨左派和頑固派之間、國共之間以及國共和軍閥力量之間呈現出複雜的拉鋸局面，父親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小學、中學和高中時期，縣誌中提及的許多人如鄧子恢、張旭高等都出現在他的人生中，對他的思想啟蒙、對形成他的價值觀起到決定性影響作用。

[1] 張旭高，龍岩人，經集美中學、中山大學、上海大學讀書，1926年回鄉任岩平甯政治專員。1929年轉至漳州、廈門，加入中共，擔任平和縣委書記。1929年組織領導平和暴動，暴動失利後轉去上海。1930年南渡菲律賓，成為僑領。創辦中華中學、南洋中學，抗戰爆發後組織華僑文化界救亡，率中外記者戰地考察團回國考察，撰稿促進華僑及外國人瞭解中國的抗戰。1944年被日軍逮捕，8月遭殺害。

[2] AB團是蔣介石指示成立的間諜組織，負責肅清國民黨內部的中共黨員。“AB”是英文Anti-Bolshevik的縮寫，意思是反布爾什維克。本來，AB團成立僅3個月，就被國民黨左派和中共摧垮。但是中共中央擔心間諜已經打入內部，整肅中冤殺7萬自己人，這些想必不屬於“在冊烈士”。AB團的創建人段錫朋在1931年曾說：“AB反赤團之目的已達。”

[3]  “主席洞”正式名稱是圳背岩洞，是一個天然喀斯特岩洞，位於中共閩西特委機關舊址樹槐堂右側半山腰，偏僻清靜，人跡罕至，是當年毛澤東隱匿防敵、思考寫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