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八章 一九六六

5澳門事件

　　一九六六年年底、如火如荼“造反”的一年將盡之時，在還屬於葡萄牙殖民地的澳門發生了“一二·三事件[1]”，在父親吳荻舟留下的一份交待材料裡稱此為“澳門反迫害鬥爭”，當時他是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以下，是父親交代材料的原文（題目和寫作時間不詳）：

這次鬥爭從1966年冬到1967年春。就整個過程來說，從後方到鬥爭前沿，都未受到“左”的或右的幹擾。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黨中央對港澳工作的方針、政策，以及領導同志有關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都順利地得到貫徹和落實。所以取得很大的勝利，最後迫使澳葡書面認錯，答應了群眾提出的全部條件，包括封閉蔣幫駐澳門的所謂外交代表機關，禁止蔣幫在澳搞的雙十國慶和利用澳門破壞祖國等。

這次鬥爭中，我在貫徹執行毛主席對外鬥爭路線和上級批准的方案、指示時，注意澳葡每次暴露出來的弱點，同時，也注意澳門群眾平時鬥爭少，經驗不多，起來得慢。因此，既要堅信勝利，又要不急不躁，逐步深入，穩步前進；抓住一切機會發動群眾；進行“逐浪高”的鬥爭，把結束鬥爭的條件逐步提高上去，由各線分別提出，最後歸總（一次發覺高低兩套條件同時出來，馬上建議糾正），在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下，達到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最高目的。

比如：我們籍組織烈士出殯來調動群眾，擴大鬥爭規模時，看到澳葡不但不敢阻撓，相反非常怕刺激群眾，下令凡出殯行列所過街道上的澳葡機關一律下半旗，群眾愛國鬥爭情緒頓時高漲起來，便把上述的最後最高的條件提出，取得了勝利。

這次鬥爭是由蔣幫搗亂、澳葡縱容引起，所以鬥爭是壓澳葡取締蔣幫，達到目的，就把鬥爭結束了。

在這份交待材料裡，父親也提到香港的另外一次“反迫害的鬥爭”——香港“反迫害鬥爭”，

香港“反迫害鬥爭”。這次鬥爭中，我雖然有點怕右，但是基本上是堅持了中央關於港澳工作的長期方針：長期生存，充分利用，內外有別等等，和周總理關於這次鬥爭的具體指示：鬥爭是長期的、波浪式前進的，不能影響中央的長期方針，不能設想在那裡打一仗，不能陷中央於被動，不能迫中央上馬，還是有理有利有節的一場靠當地群眾力量的政治鬥爭等等。看到一些嚴重違反上述方針和指示的極左計劃、設想、行動時，我都建議當時港澳辦公室的負責人加以撤銷、糾正、阻止了。但是，王力之流一開始便加以破壞、幹擾，並通過他們在港澳辦公室的代理人，直接到鬥爭的前沿去背著周總理把劉寧一、王力之流的黑話傳下去，蒙蔽了香港反迫害鬥爭指揮部，搞起了一股極左思潮，偏離了中央方針和總理指示，如果不是總理抓得早，這次鬥爭必將遭到更大的損失。

當時我聽了香港方面向運貨去港的船上要武器，說是“有中央指示”，我很奇怪，曾對交通部方面介紹來的、廣州海運局來反映情況的兩位同志說：中央有指示，一定是通過辦公室下達，我們沒有下達過這樣的指示，可能是香港方面看到港英屠殺同胞著急了，船上的同志聽到港英屠殺同胞，基於義憤把槍給他們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船上的武器是護航用的，今後如果再有這樣的事，請事先告訴我們，讓我們請示一下。後來，武器建議撤出來了。

現在清楚了，所謂“中央指示”就是王力說的“要搞點槍下去”（記不准，見外交部最近發的批林材料）。

父親由於中途被停職，鬥爭的後續發展和如何結束，他並不知道。

這次的鬥爭目的沒有那麼清晰，而且隨著“文革”的“深入”，極左的影響波及了位處邊陲的香港，事情變得很複雜，連周恩來也控制不住形勢了。曾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的李後說過：“據統計，在這次事件中共有五十一人死亡，八百多人受傷，五千多人被捕。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眾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次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經過這次事件，愛國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港九工會聯合會的會員人數從事件前的二十八萬，減少到十八萬多人。《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商報》、《晶報》五家愛國報紙的發行量由原來佔全港中文報紙發行量的1/3下降到1/10。原來在香港和東南亞享有盛譽的香港長城、鳳凰、新聯三家愛國電影公司，也失去市場，從此一蹶不振。”

這個損失有多慘重，看過本故事第五章《香江歲月》就知道。難怪有一種說法：經過六七暴動，幾十年的努力全部歸零。

五十年後，關於這次“香港反迫害鬥爭”，被揭發出許多材料，許多父親當年不知道的內情，也已經許多專家學者以及傳媒工作者發掘和研究，我會在下一章《一九六七》中詳細講述。

講一下小孩子記得的1966年吧。1966年初夏，我12歲，小學6年級畢業考試後等待升中考試，沒想到等來“文化大革命”，“停課鬧革命”，而且一停就是一年多。我們在學校（北京市西城區青龍橋小學，現在已經併入北京市育民小學）期間沒有發生很嚴重的鬥老師、打砸搶行為，至今老師同學大家見面還感到慶幸。

8月，全國開始“大串聯”，大批南來北往的紅衛兵住進我們學校，教室變成宿舍，桌椅變成睡床。我們則在駐校“軍宣隊”解放軍指揮下幫忙接待：帶紅衛兵登記，領取被褥和餐券等等。我家住的國務院宿舍也有接待紅衛兵的任務，記得那時候來自廣東一帶的學生冬天還穿著單衣，打著赤腳，我們幫忙安排他們到哪裡睡覺、到哪裡吃飯、到哪裡洗澡。

“停課鬧革命”期間有兩件事我一直忘不了。第一件事，我們幾個小孩子在其中一位同學家聊天的時候，她哥哥進來，給我們講解為什麼要組織那麼多個紅衛兵組織。他把一個墨水瓶往桌子中間一放說：“你從這邊看，我從那邊看，就可以知道墨水瓶的全貌。”我有點納悶：為什麼不可以繞著墨水瓶走一圈看清全貌？但是大哥哥振振有詞，我一個12歲的小孩懂什麼？

第二件事，還是那個同學，有一天她主動交待：“我問自己，敢不敢喊反動口號？然後就在心裡喊了——打倒XXX！”。這下子，她為自己惹了大麻煩，不許回家，挨批判，聽別人對她喊：“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這麼多年過去，我記得她的名字，惦記著她不知道怎麼樣了。我不止一次想，她應該是一個有想法不盲從的孩子，她的人生之路恐怕也不會雲淡風輕。

到了10月左右，我們幾個小學生萌生了也要去串聯的想法，擔心北京火車站不讓小學生上車，於是背上背包，打算徒步走到天津，不過半路截了順風車到達天津，從車窗爬上擁擠不堪的火車，睡在椅子底下過夜，到上海打了一個轉。當然，我們也就是湊一下熱鬧，到處看看大字報，我認識了一個新朋友，是位漂亮的南京女孩，通信很久，八十年代她向我求助，我給她匯過錢，後來我去南京還去看她，結果發現她騙了我，這才停止交往，此乃題外話。

（圖一  1966年11月總理周恩來接見港澳代表訪京團，吳荻舟身在現場，第一排站立者右三為吳荻舟。）

宿舍大院因為名人如雲，很多大人受到衝擊，至今發小們仍在回憶誰家被抄，誰的父母自殺，誰家孩子打死人，抓起來了，誰曾半夜逃到鄰居家躲避追捕。我還記得半夜三更院子大鐵門被砸得山響，各派紅衛兵包圍大院抓人批鬥， 我們只敢躲在窗簾後面張望。

下面是宿舍髮小們的一些難以證實的可怕回憶：

1966年8月份一個下午，一名和善的老奶奶低著頭站在宿舍辦公室門口臺階上，鮮血從她花白的前額上流下來，她是大院髪小的姥姥，也是大院居委會的文化教員，據說她向居民大媽們宣揚了三家村的燕山夜話。我們的一名同班同學（小學六年級）手裡拎著一條軍用白鐵頭帆布紋武裝腰帶，站在可憐無助的老人右手邊。後來這名同班同學說：“那時我們還未成年，難免做一些錯事，蠢事，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後悔不及！”算是認錯吧。

1967年春天一個下午，35中紅衛兵頭子（住本院，姓沈）帶領七、八名紅衛兵，“代表”西城區紅衛兵到院子裡來組織群眾大會批鬥“大叛徒”包惠僧（一大代表、後退黨，歷任內務部研究員、參事、國務院參事）。會場就在我家樓下露天戲臺，會上發言、大喊口號的幾名家屬老太太還動手打了包惠僧幾個嘴巴子。沈一看形勢不好控制，趕緊宣佈散會。回憶者記得包的老伴眼神焦慮站在後面馬路邊上，他說一輩子也忘不了她的眼神。

院裡最先因被批鬥不堪折磨自殺的是2組的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琪。然後是也住2組的國務院參事陳達邦，他是抗日英雄趙一曼的愛人、長征女紅軍陳琮英（開國中央五大書記任弼石的夫人）的哥哥，曾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老黨員。再有是住19組的一機部汽車局彭局長，不堪被造反派折磨在單位跳樓致死。

16組一位髪小的母親從四樓跳樓自殺身亡。

10組閻寶航曾任遼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外交部條約委員會主任，全國政協常委，1967年11月被抓，68年5月在審訊中遭腳踢、毒打，陷入昏迷，送院死亡。他老伴高素是大院居委會委員負責到各家查衛生。其兒子閻明復任過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89年後降職使用，到民政部當過副部長，當過中華慈善總會會長，可能還在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當過社長。

不過在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事，母親一再叮囑我和二哥、妹妹不要出去惹禍。

當然，除了“受衝擊”，這個大院本身的能量也是很大的。髪小們記得，文革一開始，大院裡不少大哥哥大姐姐從學校拿傳單回家，比如《三論無產階級造反精神萬歲》等等。大意是天下是革命者的天下，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做誰做。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我們就是要砸爛一個舊世界，建立一個紅通通的新世界，等等血統論的內容，應該和這個大院的孩子本身的優越感很有共鳴。孩子們接受影響、擴散影響，打倒別人的父母，然後自己的父母也被打倒，一朝當上“西糾”、“聯動”，沒幾天又被抓被關，飽嘗翻雲覆雨的滋味，很多發小的人生都顛三倒四。最後有多少人反思，多少人回歸正常人，不得而知。

我家多次被“抄家”，與香港沾邊的證件和照片大多被沒收或被毀，古典音樂的黑膠唱片只餘一地碎片。父母吩咐我燒書，那都是家裡收藏的中外名著、民間故事和童話，分門別類裝在精美的硬殼紙盒裡。我坐在廚房一角，身後是一座“書山”，燒煤球的大灶燃著熊熊火光，看一本燒一本，看一本燒一本，幾天才把它們燒完。在後來漫長的歲月裡，它們偶爾會閃出來告訴我：“你知道這個故事”，僅此而已。由於當時囫圇吞棗，我不但不記得作者、出版社和年代等等基本信息，連故事也常常混淆。所以我從來不敢“掉書袋”，雖然後來又看了很多書，但是總覺得自己知識結構有缺陷。

[1] 澳門一二·三事件：葡萄牙人十六世紀中葉起獲准居留澳門後，明清政府在澳門繼續行使主權，設有衙門、海關、稅館等。但是1846年葡萄牙駐澳門總督一改百年做法，不單武力驅逐中國政府衙門，更在1887年逼迫沒落的清政府簽訂《中葡會議草約》，從此葡萄牙全面殖民管治澳門。1949年後，中共對香港的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也適用於澳門。一二·三事件幾乎可以說是澳門歷史上唯一一次大規模反對澳葡政府的事件。那年11月中旬澳門離島發生騷亂，起初只是建築工人在華僑盧氏捐出興建學校的三棟平房屋頂上清理危險瓦礫，因為政府並未批准興建學校的規劃，政府派出手持藤盾和膠棍的警察鎮壓，事態擴大，12月3日發生嚴重警民衝突，8人死亡、200多人受傷。由於歷史原因，澳門左派力量比較強，澳葡政府被迫簽了“認錯書”。事後葡萄牙政府喪失了在澳門的管治威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事實上控制了澳門，左派勢力在社會各個階層紮根，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在澳門的勢力被完全肅清。事件期間，香港左派曾經組織幹部前往“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