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2018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通過這個網站，原汁原味陸續發表，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蘆蕩小舟

第七章 四清運動

7 剪辮子會

    張勳南增援三級會（句容縣四不清幹部集中學習）去了，小組只剩下三個小青年和一個老頭（父親吳荻舟當時五十八歲）。父親擔心工作過於繁重，卻不敢提出。因為有一次他在小範圍提出過，卻被人利用來挑撥他與年輕人的關係。

當時他們的一個重點工作是查盜牛案線索，另一個重點是準備3月10日的“剪辮子”會。父親估計只要自己不病，青年力量調動得好，工作可以按時完成。 （3月7日）     

三八節這天，父親收到母親張佩華來信，他當天就給母親回信。他在日記裡寫：“寫一信給瓊，她的來信比過去的任何一信更感情，有點使我擔心她在工作上碰了釘子呀，老實人，把人看得簡單，不是二分法看問題，我們都是以為進步了就什麼也好了！”

父親和母親都是老實人，自己不計較，就以為別人都不計較，工作中很容易碰釘子。就如這天他寫的：個別領導偏聽偏信，諷刺挖苦的語氣說他“你懂得什麼群眾工作！” 而這種態度又是“聽了不當的反映”，聽了一些人“不負責任，硬拼硬湊、牽強附會的說法而起的。”“假如我不是想到向黨負責的話，我是要消極的。”

在進入最後對幹部提意見和面對面的批評教育及對敵鬥爭前夕，工作隊決定來一個群眾的剪辮子，看看父親吳荻舟的四清日記：“（晚上）七點開始，把政策交代後，就開始，結果剪辮子很熱鬧，意外的是德華，像倒垃圾一樣先後補充了五次，剪了二三十條。他的父親也給剪了一條，十條八條就有好幾人，直到九點半還停不下來。我看太夜了，怕影響第二天的勞動，就講了幾句，說明天再來，指出今天會開得好，剪的辮子多，但又能說明中央的政策正確，因為多雖多，但，都是因為生活苦，吃不飽、穿不暖才搞那些小偷小摸，和想找幾個零錢用，有的為了三五角錢，偷一擔稻草，為了偷幾個蘿蔔，幾乎丟掉性命，哪裡走的成資本主義？所以檔說不反社員群眾。同時指出，過去沒有剪掉這些辮子，每個人（幾乎）身上都有點髒，彼此團結不好，因為彼此互道長短，現在把這些辮子剪了，彼此團結就加強。”“今天說出的情況，簡直使（人）聽了不敢相信。幾乎每人都有偷盜行為呀。群眾真可愛，他們說幹部放了包袱，我們哪能不剪辮子！我興奮深夜才睡。”（3月10日）

（圖一：王正和補充檢查要搞清楚的問題。）

父親筆下這些情節，對我瞭解60年代的農村很有幫助，我看到父親對群眾的同情和體諒。

群眾的情緒很高，他們開始擔心“誰是未來的幹部”，這也是父親他們下一步要做的主要工作。父親幾乎每天都要在地頭、隊部或者村裡、縣城之間奔波，開群眾大會之前的摸底、談心，彙報，與公安機關配合破盜牛案，政策攻勢等等，這幾天的日記，有的是在去縣城的路上坐在墳頭邊補記的，有的是開會前等人時坐在草堆上補記的。第二次剪辮子社員大會也活潑圓滿地結束。（3月13日）

父親覺得工作越來越好做，群眾對他們越靠越緊，甚至東隊有兩家要求搬到西隊來。這是從一進村就開始不斷積累起來的結果，不是突然來的。

正當我為父親感到欣慰的時候，卻看見父親難過地寫道：“為什麼有的同志就專門注意個別問題的缺點，反映到張正同志那裡去？我寫到這裡，眼淚不由奪眶而出”，“為了黨的事業，我可以吃苦，冒生命的危險，就是覺得黨內也有那樣不講理，那樣不實事求是，那樣只許自己立功，不讓別人過點在工作上清心愉快的日子的人。想到這裡，不是賭氣的話，如果不是服從組織分配的話，我真想回到北京後，要求下放到農村去工作，這裡確實有更樸實、更可愛、更誠懇對待問題的人！” （3月15日）

沒有想到，父親被為難到這種地步。我反復斟酌，在這裡刪掉了一些指名道姓的例子，這些都不過是後來更大風暴的前奏而已。

四不清幹部都被集中到句容開三級會議，學習二十三條，接受揭發批評和自己交代問題。期間父親加緊在村裡做基層的思想工作。他記錄了和積極分子“發高”的談心：“他怕和人爭論，他怕人說閒話。他說過去（土改時）參加過農會，就是怕聽人閒話，就自動退會了。我批評了他，指出他這是對自己做人的目的（人生觀）沒有弄清楚。”兩人詳談了一夜，回到駐地，12點睡下。（3月16日）

3月17日晚上開積極分子擴大會。父親對他們說：“這次四不清幹部在三級會議上，通過學習23條，思想有了提高，加上我們的揭露，交代得是否清楚，要看他們回來向全體社員群眾交待的態度是否好。好就說明他真的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同時還要看他的退賠、生產、和對敵鬥爭的表現。我們還要通過這些來考驗他。只要他有一點進步，我們都要表示歡迎，按23條，‘治病救人’，我們是要團結和歡迎他們的。”

生產隊有三個四不清幹部，王正和是隊長，“五毒俱全”；芷聖余是會計，他因為上街吃吃喝喝，零偷整算，到了年終就要想法彌補，於是改發票，弄虛作假，不過數目不大，而且參加三級會議前就交代了；副隊長發珠（貪污）也不多，所以重點是王正和。

討論的時候，父親他們偶爾插話，幫助積極分子分析提高，準備對四不清幹部提出批評。父親誇讚這些積極分子：“他們的確比我們初進村時提高了不少，對問題有分析了，也領會我們的要求。這的確看到了我們工作的效果，也是重大的安慰啊！目前的積極分子，品質比以前高多了，不但人數多了，擴大了，發言品質也高了。”（3月17日）

再次到句容聽歐陽惠林省長的報告後，父親說他的報告引起很大爭論。歐陽省長強調三級會議的成果，但是把前一段群眾運動的成果也算到三級會議上了。歐陽還說：“我們不是貧下中農出身的人，是不會相信貧下中農出身的幹部會自覺革命的。”“各人有各人的世界觀，看問題就一定有分歧。”“未參加會議的人看會議就看成開不好呀！”有時候“簡直冒火、光火，動感情！”

父親擔心起來，特別是對“馬上不管清不清、放不放（包袱），一律把生產隊長的權（領導生產等）交還他們”，父親提了不同意見。他們那個隊的生產隊長王正和有合夥盜牛問題，而且已經兩個多月不帶頭，不安排生產了。父親不想講還是要講：“如何可以在沒有取得群眾信任之前把權交回去呢？緩和他們的緊張情緒，就不怕打擊群眾的情緒嗎？”

這裡提及的“王正和合夥盜牛”是怎麼回事？根據父親吳荻舟的日記記載，工作隊進村不久就聽到群眾反映，隊裡有個盜牛犯，1962年判了16年勞改後跑掉了，盜牛案未結。群眾最關心的事就是把盜牛犯抓回來，破獲盜牛案。不過一般群眾認為這兩件事都是不可能的。父親說：“我們能否破案，也不敢說死，但，決心是大的。”

從父親很多篇日記都可以看到他們在查找線索，至3月，算是有突破，我綜合日記中的點滴記述，嘗試還原事件概況：

進村後，父親他們多次聽到群眾反映集體的牛被盜，經過細緻的調查，發現盜牛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夥人所為。他們找到線索，地富子女王正懷曾偷刻公社章，似乎與盜牛有關，在壓力下，王正懷供出逃犯王國洪的下落。很快由縣公安局派民警和分團的一名幹部一起去宿淞捕人。

據隊長王正和交代“思想變化的原因”：“王國洪從東北回來，造謠說工農都對主席有意見，又說，宣統只三年，日本人在中國也只七八年……勸我不要怕，有他和他老子保我。收了王國洪10元和五包煙，從此他說什麼聽什麼了。他說蔣介石要回來了，讓我當隊長，好好做不要怕，他父以往幫助過國民黨人員（保長），將來一句話。”

 

（圖二1-3：王正和交代記錄。）

王正和交代“犯錯誤的經過”：“1，偷牛，上當；2，改賣牛發票，彌補虧空，但，承認自己應負責，貪污了社員的利益。3，200斤糧換煙票，是聖余（會計）建議，我分60包，給發珠（副隊長）30包，自用15，賣了15，迄未收到錢，4，盜賣鐵犁，是王國孝（在藥材公司）提議，未成，初王未同意開證，後聖榮主張賣了，分9元，還有5元未收到。5，承認地富的話百依百順，做到地富的代理人，6，與王立新的矛盾，苜蓿錢是交給立新的，賬給立新燒了，他不滿我做投機倒把不帶他分，就不來往了。”

有群眾說他交代顯然不徹底，群眾揭發他與王國洪曾事先商量過偷牛的事；偷食堂300斤糧食，只交代30斤；1962年小麥被偷他也沒有好好檢查；對抗運動，工作組進村他後還說過“頂多十年，不會有死罪”；其他還有包庇地富淹死牛；偷化肥等等。

王正和只得繼續交代：1.老牛賣了400元，發票改成310元，私飽90元；2.小牛是王國洪偷的，王正和分得約100元。初時王正和交代王國洪說賣了“250”，實際是賣了500，王國洪瞞了“250”，錢100元是分兩次給王正和的。3.    有了偷竊耕牛的髒，王正和就不管地富了。他自己講，開會回家，王國洪問他：開的什麼會？王正和講：搞生產，管地主富農。又說，你們不做沒有什麼。社員對王國洪不勞動有意見，王正和就幫他解釋：他們不做，我們勞動多得了。4.在偷牛以前，王國洪對王正和說過：國民黨5月1號不過來，10月1號過來。還說你幹的對，方向對頭，不怕，國民黨過來有靠山。

經過40多次的談話、核實，認為“王正和：問題多而性質比較嚴重，但，由於他主動交代了重大問題，如1政治上對黨的事業動搖，思想做了地富分子的俘虜，對集體不關心，對社員群眾有歧視，忘了本；2經濟上盜竊耕牛，農具和一些群眾和我們未掌握的投機倒把行為，所以按照三四類之間定三類的政策，定王正和為三類的黨員。3他自59-64長途販運過十七次，獲毛利500多元，和貪污錢糧11次，分贓，與地富分子勾勾搭搭盜竊集體耕牛和大型農具。所以對他的問題，按重要物件的政策來處理。如59年的投機倒把也列入退賠。他已經做了退賠思想準備，願意把可變賣的物質、母親的壽材，棉被，豬，及其他作價或變賣。”

至於盜牛犯王國洪，父親曾去聽審。我也找到記錄：“1963年8月和王正和去做竹子生意，虧了本，賣耕牛，400元，改假髮票，310元。楊玉庭、王正和，除牛行鄧某取10元，其餘三個人分，楊玉庭有一份（26元）；在宿淞周XX家住，改名張雪松；（盜賣過）小澗子一條大牯牛，大澗子一頭小牛等。”王國洪被公安局拘押後承認了基本事實，但是他不說把牛賣給誰了，只說在路上賣給牛販，不知道姓名。公安局長建議來一下政策攻勢，先進行政策教育，反省一天再審，他們估計大有文章，可能有一批盜牛案件在後面。（3月12日）

父親在四清小結裡對盜牛案也作出總結，此處先按下不表。

20日早上醒來，聽到明瓦沙沙響，父親說，還以為下雨了。原來是下雪粒子，後又轉為大雪，天氣很冷。正是油菜花開的季節，到處是嫩黃的油菜花和綠油油的麥苗，農民渴望下雨，哪知來了這樣一場大雪，大家感到一些惆悵。

雪中開了一天會，“會上大家對春節前一段工作，有了比較正確的估價，這次參加三級會議的幹部中，我隊的隊長思想轉變的最快最大，他的錯誤在大隊中也是最大的，已經到了蛻化變質，和地富搞在一起盜竊隊裡的耕牛，腐化地富的老婆……經過教育和群眾的壓力、揭露下，他主動交代了以上錯誤，其中除了腐化一事外，都是群眾未知的。”促使他這樣思想轉變的，父親總結有五條：1.幹部政策的力量；2.社員特別是貧下中農起來鬥爭的壓力；3.前一段所做的思想工作；4.王國洪被抓回來起到的作用；以及5.三級會議起的作用。

他們決定分頭準備，幫助四不清幹部“洗手洗澡擦背”，“狠狠揉他一下再解放他。”這些說法是那個年代特有的吧。（3月20日）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6 起義背景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林南園是盧漢的財政廳長，看得出他對盧漢多有美言。我還有一份“雲大教授談雲南起義”（可惜沒有署名，從談話內容看得出來，他當年也是地下黨員，父親吳荻舟請教授介紹情況，時間應該也是1984年，是我當年協助父親整理記錄的），內容可以和王昆侖、楚圖南的文章、林南園的回憶互相佐證，既是一家之言，也有個別不同說法，但仍有助理解雲南以及其他地區的起義，故照錄在此。

（圖一：我為父親整理的雲大教授談話記錄，經過父親校對。）

據這位教授說，龍雲是土軍閥，但是崇拜有學問的人，待以上賓。龍雲愛才，不是政治投機，他在春秋兩季長袍馬褂去孔廟祭孔，很嚴肅。吃祭孔肉，有味也吃。中共做龍雲的工作主要由民盟去做。後又組織了民主青年同盟，它與民盟都是中共領導的[1]。80年代民青在昆明開會才弄清楚，民青有三大綱領。當時步伐、傾向有所不同，不單反動陣營複雜，革命陣營內部也複雜。有左中右。當時青年党、民社黨在昆明很有影響，都是民主政黨同盟的組成部分，為右的，以致後來被民盟開除，也還有影響。兩黨也有讀書人在內，民社黨頭子張全邁在大理洱海蓋書院，在學術界有影響。龍雲與民盟有一定關係是有各種條件形成的，但他從未左右過民盟，本人也未參加民盟[2]。因此昆明可以成為民主城。龍雲和盧漢很崇拜幾個學者，一個是龍雲的教育廳長龔自知，一個是方國喻，一個姜亮夫，三十年代編《青年界》的，後在杭州大學。三人的特點是，傾向進步，但實際是中間派，不能損害本身的利益，以本身利益為主，主張合法活動，反對學生運動，受龍雲和盧漢器重。龍、盧也受他們影響。當時學生運動很活躍，反對蔣介石，對他們有利，後來蔣介石鎮壓了龍雲，盧漢吸取教訓，對學生運動是鎮壓的，這是龍、盧的不同處。他們本質一樣，只是具體做法因時間不同而不一樣。盧漢在起義前很惡劣，鎮壓人民。1949年9月9日他大逮捕，把昆明所有報刊雜誌（除《中央日報》和林南園辦的《正義報》）都封了。這說明盧漢對起義有他的佈局。

盧漢舉棋不定，態度曖昧，進步人士與他保持距離，他找不到黨的進步勢力，更找不到黨，走投無路，就把林南園派出去到處找黨的關係。林南園的兒子是共產黨員（不在雲南），林南園處有人冒充雲南地下黨，有人冒充南方局派來的，真真假假都有，盧漢是代龍雲而起義的，與蔣貌合神離，龍雲統治幾十年，地方勢力比盧漢大，中共中央勢力在雲南又佔絕對優勢，盧不能得罪。地下黨的總負責人是鄭伯克（後任中組部老幹部局局長）。地下黨還領導了邊縱，邊縱勢力很大（滇桂黔），邊縱司令員朱家碧現在是昆明軍區副司令。昆明已成空城，中共中央勢力城內城外都有，盧漢處在這樣的情況，他自己的心腹全是“CC[3]”，把他卡得很死，他感到恐懼。這些情況促成了起義的因素。這時他聯繫了兩條線，一條是當時省參議會副議長楊青田同志，他是五四運動領袖，老黨員，編過上海的《世界知識》、《中華日報》，抗戰後回到雲南，身體不好，回雲南後抽大煙，癮重，性格與我完全不同，但工作把我們連在一起。我們的接頭方式很怪。他抽大煙時有人給他燒煙，一張床上睡很多人，抽完他就去工作，其他人（有些大資本家，還有一些想與他拉關係的進步人士）留下打麻將。他住郊區一資本家別墅，我們約定在他吃完飯上班路上碰頭，他公開身份是衛生局長兼省參議會副議長，跟他這條線相連的是當時參議會內進步勢力。

另一條線是個女資本家，叫劉淑青，她是個寡婦，人精幹，開一間南平電影院，傾向進步，抗戰後金炎等人都住她家，在雲南做了許多好事，她的關係很多，敵對的一些情報常從她那兒來。她崇拜名人學者，自己本身是女性，早年喪父，奮鬥成為實業家，很不易。所以對民主進步事業熱心。她受楊青田影響，她接觸官太太群，從中得到情報，太太們崇拜她。

楊青田（黨內）和她（黨外），盧漢起義前與他們接觸。

其他還有，比如三十年代左聯作家馬子華，他不是黨員，是老左聯，人民出版社出左聯中篇小說代表作還選了他的《他的子民們》，他是個浪漫文人。從上海到雲南，一下車被龍雲逮捕，說是因為他的左翼活動，事實是他的小說攻擊了龍雲，把龍雲說成地方上的土皇帝，對龍雲不利。龍雲知道他不是共產黨，是進步人士，逼供他也不知道什麼。其父是龍雲上司，不久把他保出來，任綏靖公署政治部副科長，正科長是國民黨中的一個正派人，曾組織鳳子約曹禺來昆明演戲。馬子華因為這些歷史關係，文藝界左中右的都認識一些，關係複雜，和一些真真假假的共產黨員替盧漢起義作參謀。

我在新聞界，接到請柬去過一次，後來沒再去，去了的人，起義後多少都封了點職務，起義後盧漢調任經委會副主席，把馬子華叫去做私人秘書，馬子華善於耍筆桿，一直任此職。四人幫時遣送原籍雲南勞改，打垮四人幫後落實政策。那批人有的做了官，有的也是破壞雲南起義的，這幾年也出來了，都是政協委員。

九九整肅後，我與地下黨接上關係，他們把我送到法國人的醫院隱蔽起來。準備送去邊縱，送去解放區。九九整肅很突然，沒有安排部署，事發後我找地下黨，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同志也是我通知了他們才跑的，我最後一個才去邊縱。我和聯繫的這個人並不熟悉，他說昆明交通要道很難出去，叫我化妝，弄了少將軍服，給一聯繫暗號，說屆時小汽車來接我。我懷疑地下黨沒車，到時不知會被接到哪裡，差半小時接頭時，我從醫院溜了，我的相片在各交通路口掛著，即使過了這關還會有關，權衡後我自己去了鄉下一個朋友家，所以這段事不太清楚。解放後證實這個人確實是同志。當時幾個剿共司令、雲南初期剿共的幾個軍長都和地下黨有聯繫，如解放後在民委的張崇、致知，他們都有自己的小車。當時滇軍派出去剿共的人，有進步的，受到黨教育的，有反動的。關鍵時刻我考慮的不夠準確，導致對起義情況不清楚。

我離開的一段，盧漢起義時在城郊打過一下。盧漢把張群當作人質，他是國民黨元老，做過上海市長。張群為爭取盧漢三次來雲南，第二次來時盧漢還親自送他上飛機，給他一把昆明金鑰匙，第三次（臨起義）來就給扣起來了，還派人陪他玩，其中一個陪他玩的就是我所在《觀察報》的社長李耀庭，很反動，是原國民黨省黨部書記長，是CC，很狡猾。盧漢的手腕是高明的，他是龍雲的私人管家（經濟），與CC關係也很深。

盧漢起義後把幾個重要特務放走，有一個周白先，是居正的乾兒子。全家都在廣州政府任要員，其父曾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周白先鎮壓學生運動，大逮捕，罪惡累累。起義後盧漢派人把他送走，他這是留後路。沈醉是周白先抓的，盧漢把他也放掉，他香港有產業，母親是廣東人，據說後來死在美國。

龔自知解放後是雲南第一任副省長。他受孫啟夢影響很大。孫在雲南地下暗中對各方愛國力量包括文藝運動給予很多支持，他代表黃元培在昆明。他在雲南教育廳任主任督學，我回雲南在教育廳做科員，為地下黨查一些國民黨密件。我很佩服他面不改色，常年笑臉又不失原則。有一次我跟聯大排了個戲，上座不好，國民黨省黨部追要租金，當天不給就不讓演戲，剪電線，搬板凳。我找孫圓場，他剛好領了工資，代付了，我說你吃飯怎麼辦？他說我愛人還有，可維持。他以教育廳的名義與省黨部交涉。當時地下黨有這樣一些人，做了事，不說話，別人也不知道。

我父親吳荻舟插話說：當時方式方法很複雜，我們在香港也是，敵中有我，我中有敵，不警惕隨時出亂子。

以上就是雲南大學一位教授所談關於雲南起義的資料。

這一時期，除了雲南起義，父親還為海南島解放（1950年5月1日海南島全境解放）做了支前工作，協助後勤部隊在港採購物資。還涉及西藏和平解放。

父親1986年在廣東從化接受採訪時回憶：西藏解放前夕，幾個西藏頭面人物陸續來到香港，通過報館主動找父親為之牽線。父親和他們多次交談，並上報中央，中央派了軍方的張經武和中聯部的局長申健進藏談判。父親記得他們從香港經印度進藏，還帶了一些雲南的茶花。申健曾和父親討論用什麼名義談判，最後確定為「中央和西藏地方當局」談判。

我查到1951年5月23日西藏政府代表團和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維漢在北京簽訂的協定名稱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

（圖二：父親還有時間寫作！這是三聯書店出版的新中國百科小叢書《戲劇常識》。1949年3月印第一版，1951年1月印第三版。）

母親張佩華1950年1月起到港澳工委做秘書。母親晚年回憶說：“到了香港，土包子真狼狽了。我被派到負責工商統戰的溫康蘭手下，這個工作要社交，可是我連穿衣服都不會，買了便宜的布料，做出來的旗袍很快走樣，後來一些打交道的闊太太教我……一切都不習慣，不適應，出洋相，也熬過來了。”

母親的工作包括陪同港澳工商各界婦女、文化、教育代表團回國觀光，通常這些觀光團都是統戰部出面組成，母親任秘書。她說曾經帶著幾十位資本家太太在漢口、北京、長春、大連、上海、杭州參觀遊玩，以後其中部分人成為香港中華總商會婦女工作的骨幹力量。1957年母親調到香港南方影業公司工作，任經理室秘書。1962年回北京後，她仍繼續做一些婦女工作，如與進步電影界演員來往。

文革期間，1968年11月17日，母親寫過一份材料，交待她在香港的社會關係，有幾個名字我比較熟悉，比如潘蘇伯母和她的丈夫李崧醫生，我出生就是李崧醫生接生的。我還有一點點印象，每次去他的診所看病，都能得到一包“過家家”的小玩具。1990年代至千禧年初期母親多次來香港的時候，我們也曾和潘蘇伯母以及她的小女兒飲茶。母親留下一張剪報，是1991年7月7日《香港商報》介紹李崧醫生的一篇文章，他1921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古道熱腸，在醫學界享有盛名。1950年7月3日，他和七位義務醫生辦起工人醫療所，免費為工人診病。李崧醫生1989年病逝，享年93歲，在他逝世前一年，仍是工人醫療所的義務醫生。我在母親的材料裡找到一點有關他們夫婦的資料。

潘蘇的父親曾參加辛亥革命，雖然她的父親早逝，但是由於她父親的關係，她認識胡漢民、胡木蘭父女以及何香凝等人。她有四個孩子，大女兒早年回國工作，在大女兒影響下，潘蘇其他孩子也都送回國內上學。解放前後，饒彰風、何秋明對潘蘇做了不少工作，母親就是由何秋明介紹認識潘蘇的。他們通過影響潘蘇來影響李崧進步、愛國。母親說，凡是國內的藝術團體到香港演出，或來往經過香港的重要團體、使館人員有病，都由李崧診視，從沒出過亂子。後來就動員李崧到工人醫療所看病，受到工人歡迎。潘蘇還積極參加一些婦女界的活動，比如集資開收費低廉為婦女服務的留產院，不斤斤計較得失，能起很大的推動作用。

和家人久別重逢，有了新的工作，想必母親感到十分溫馨歡樂。可是隨著《華商報》遷往廣州，二舅到《南方日報》工作，外祖父母也於1951年初跟隨二舅，帶著我的大姐回廣州了。

那時候他們實行“包乾制”，母親說：“總之，夠緊張的。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好在我們都習慣了，何況這比流浪時好多了。只是，我那可憐的老母親，回到廣州不久，患惡性瘧疾，缺醫少藥去世，只有56歲。”

（圖三：我的外祖母蔡繼文，我從來沒有見過她。）

[1] 民主青年同盟：有做民主黨工作的朋友說民主黨派好像沒有青年組織。我照原文記錄在此，有心人可進一步調研。

[2]王昆侖和楚圖南的文章說龍雲加入了民盟。

[3] CC：指中統局，全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是國民黨兩大特務組織之一，另一個特務組織是軍統，軍統主要負責軍事情報，中統工作重心在黨政機關內部，另一個重點就是暗中打擊一切反對派政黨，尤其是共產黨。此外對社會輿論、思想言論也負有監控責任。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4 兩航護產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兩航起義，指的是1949年11月9日中國航空公司(中航)和中央航空公司(央航)在香港聯合起義。除12架飛機（央航一架、中航11架）同時飛回國內，兩公司（簡稱兩航）還有71架飛機起義後留在香港九龍啟德機場，此外還有修理廠、辦公樓、倉庫、宿舍等其他財產，員工和家屬合計三千人。

據父親吳荻舟回憶，起義工作是喬冠華通過關係做中航劉敬宜和央航陳卓林的工作達成的，起義後他們隨機回京。喬冠華回解放區後張鐵生接替，張鐵生回國時再把關係交給父親，父親接手主要是護產階段。父親也強調：中航原就有三名地下黨員，何鳳元是公司的中層幹部，陸元斌是飛機上的電訊員，也是地下交通，陳躍寰從臺灣中航秘密轉移到香港。開始他們都分頭工作，後來把關係轉到父親這裡一起護產。國內也派了新建的民航機構負責人任泊生往來香港，負責公開出面搶運物資和上法庭，父親他們幕後配合。

兩航起義後，國民黨派出大批特務和官員從臺灣到香港，試圖接收兩航，無果後便向香港高等法院控告兩航在港臨時負責人，並於11月24日取得香港高等法院頒發的“臨時禁制令”，凍結兩航資產及飛機。兩航在港臨時負責人當即請香港法律界知名大律師陳丕士等向高院提出反控告，也取得高院頒發“臨時禁制令”，凍結兩航資產及飛機。按照港英法律：任何資產發生產權糾紛，由實際控制一方負責，另一方不得進入該資產所在地點。香港兩航既然身為資產實際控制一方，便組織起糾察人員進入停機坪及其他工作場所日夜巡邏。

當國民黨方面得知英國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法依靠英國得到兩航財產，便由國民黨行政院長何應欽簽字把兩航財產賣給美國人陳納德，他到香港向港英政府提出扣押啟德機場上的71架飛機和其他財產，並起訴兩航。也就是說，兩航必須和國民黨及陳納德在香港法庭上進行錯綜複雜的法律鬥爭[1]。

當時中央人民政府多次致電兩航：要“提高警惕，粉碎反動派陰謀，負責保護一切財產”。兩航亦複電表示：“堅守崗位，保護資產，不為一切外力所動搖。”1949年l2月3日周恩來總理再次嚴正聲明：兩航留港資財，只有我中央人民政府和所委託的人員，才有權處理。決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手段侵犯、移動或損壞，我中央人民政府的此項神聖產權，應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如兩航公司留港資產有被非法侵犯、移動或損壞事情，則香港政府必須負完全責任。

自從香港高等法院頒禁制令，我方巡邏護產糾察隊雖不能移動資財，但根據法令可以進行器材物資的清點、油封、裝箱等工作。於是他們組織300餘人的糾察員，把各廠區器材設備逐步集中到兩航所屬的庇利船廠，並發動港九各業40餘個工會、工會聯合會和社會各界進步社團、進步人士或發表聲明，或前往慰問，香港進步報刊每天在頭版頭條報導兩航員工護產鬥爭消息。

1950年1月6日，英國政府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2月23日，香港高等法院宣佈撤銷對兩航的“禁制令”。父親協助任泊生和香港運通船務公司的總經理蘇世德洽談租用兩艘海輪，再通過海員工會、招商局組織舢板、駁船和可靠海員從九龍庇利船廠碼頭將大批航空器材、物資轉運到停泊海上的輪船，先後兩次運往天津。幾千名留港員工和家屬，也通過亞洲貿易公司的廖安祥安排分期分批復員到上海、天津和廣州。1952年7月，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將兩航留港的飛機及資產“判給”陳納德，那71架飛機已經不能飛，只能躺在航空母艦腹內離去。這就是歷時兩年半的兩航起義。

陸元斌在紀念文章《回憶吳荻舟同志在香港的片斷》中回憶：“1949年至1951年我在香港期間，曾受他和張鐵生同志的領導，從他那裡得到許多教益。”“1949年9月開始，何鳳元、陳躍寰同志及我多次向吳（荻舟）、張（鐵生）兩人彙報兩航人員思想動態，積極分子隊伍；以及起義行動的準備及準備工作基本就緒等各階段的情況，接受相應的指示。”“11月27日中航全體員工和11月30日央航全體員工對香港高等法院臨時禁制令發表宣言申明立場，並希望香港政府正視事實，張、吳推動港九進步團體和進步人士及《文匯報》、《大公報》給予兩航起義人員以鼓勵支持。在12月3日晚港九工聯慰問兩航起義員工。 工聯屬下各工會均有代表參加。在12月5日港九40多個工會慰問兩航起義員工晚會上，港九工領張鎮南、麥耀全同志致詞。12月10日又有29個工會及歌劇團慰問兩航起義員工。兩航起義員工深感有港九人士作後盾，信心倍增。”“1950年3月14日，德爾克帝國號輪及4月5日哈帝提督號輪自香港運大宗航空器材赴天津。在運器材過程中，自九龍庇利船廠碼頭運到海輪上必須使用舢舨，荻舟同志佈置了可靠的舢舨運輸工人隊伍，做到轉運順利，沒有任何失誤。”“1950年4月2日晨，中航停留在香港啟德機場英軍事糾戒區內的七架飛機，被國民黨特務破壞，4月5日香港警察當局要求“兩航”派人參加機場警衛工作，我們乃請求荻舟同志，請他從香港進步工會中精選約300人，充當糾察。”“1952年7月29日凌晨，香港警察“接管”兩航在港財產。包括在機場停留的71架飛機和庇利船廠、新亞倉庫。我方護產員被港警毆打致重傷者ll人，致輕傷者95人。受重傷者多為糾察，他們英勇堅定地保衛國家資財，誓不離開崗位，致遭英警毆打，他們的表現，贏得我們的尊敬。”

（圖一：兩航起義。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在兩航護產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父親還同時負責國民黨雲南當局起義的聯繫工作。他在文革期間寫過交待材料，1984年訪問了當年和他聯繫起義的雲南財政廳長林南園，共同回憶很多細節。又應雲南省政協和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多方要求寫過回憶材料。

（圖二：中共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來信。）

綜合手上材料，整理父親這段經歷的前後脈絡，有助我理解當時雲南以及多個省份的起義。

根據王昆侖和楚圖南的紀念文章所寫，龍雲出生於彝族土司家庭，早年畢業於雲南講武堂，在滇軍歷任重職，受孫中山影響參加討袁護法，北伐。從1927年起掌握雲南軍政財大權，割據一方，雖然接受國民黨任命，卻對蔣介石排除異己有很大戒心。蔣介石幾次企圖控制雲南，都被龍雲抵制。抗戰開始後，龍雲主張團結抗日，昆明一度成為大後方抗日民主運動發展的重要地區之一。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在雲南很活躍，龍雲和劉文輝秘密加入了民盟（也有資料說他沒加入，但至少他和民盟關係很密切）。和蔣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龍雲成為蔣介石必須剪除的對象。抗戰剛一結束，1945年10月，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在昆明發動突襲，控制全市，武力脅迫龍雲離開雲南到重慶，後來又挾持到南京，名義上做國民黨政府參議院院長，實際只是虛名，處處受監視，等於軟禁。1948年底，龍雲化妝秘密離開南京，輾轉赴香港，與中共取得聯繫，並經李濟深介紹加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49年，他幾次派人去雲南和盧漢聯繫，積極推動雲南起義。

（圖三：《人民日報》剪報，王昆侖、楚圖南紀念龍雲誕辰100周年的文章。）

龍雲號稱“雲南王”，盧漢早年起和他一起闖江湖，同在雲南講武堂學習，後娶龍雲的表妹為妻（很多資料說盧漢是龍雲的表弟，應該是表妹夫吧）。1928年龍雲主滇後，盧漢任省政府財政廳長。盧漢曾發動兵變趕走龍雲，結果無法善後，又把龍雲請回來，龍雲也沒記仇，任命盧漢為全省團務督辦，雖沒有實際兵權，但龍雲常就雲南軍政大事徵詢他的意見，省內的財政整頓，向法國、比利時等國購買武器等亦由盧漢主持。1945年蔣介石逼走龍雲後盧漢接任省政府主席。

1949年8月13日，龍雲參與44名國民黨人在《華商報》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父親正是這版的編輯），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建國，他還對記者說，雲南經過他的策動，也快起義了。消息登出後蔣介石加緊安撫盧漢，通緝龍雲，龍雲則催促盧漢儘快脫離國民黨。

父親在1988年回復中共雲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的信中說，雲南是1949年12月9日起義的，策劃工作早於解放軍進軍川貴之前。在香港最早接觸這項工作的是夏衍，夏衍回內地後由喬冠華負責，喬冠華回內地後由張鐵生和父親接手。盧漢在1949年6月派林南園到香港找過《華商報》，但是沒有接上頭，於是派宋一痕去北京見周恩來，告知盧漢決定靠攏人民，擁護共產黨。周恩來表示歡迎，不過提出在時機選擇上要注意，不要輕舉妄動，最好等解放軍進至西南，顧得上雲南、接應得上時才好行動（宋一痕認為既然時機未到，就沒必要立刻回雲南，遂留在香港，導致盧漢不知道中共中央的態度）。

l949年夏，周恩來通過李克農把對雲南的政策通知港澳工委派駐香港的工作組。根據父親所說，他一方面通過龔自知(龍雲的心腹、雲南教育廳廳長)與龍雲聯繫，另外在起義前又與盧漢派來的林南園接上頭，轉遞信件，轉達周恩來指示。為了嚴格保密，只由張鐵生和他二人參加這工作，並具體分工父親站在第一線。父親還記得龔自知介紹宋一痕和父親見面，第一次是在九龍彌敦酒店，天氣很熱。父親詳細分析了解放戰爭的形勢，告訴他們傅作義已經起義，北平和平解放、全國解放只是時間問題，歡迎雲南做好準備。父親說：“這些意見都是根據中共指示精神經過我和張鐵生傳達的。”“香港方面告知中央盧漢很急，中央指示，現在起義有危險，國民黨嫡系、胡宗南部、桂系部隊都想進滇，如果盧漢過早起義，必遭攻打（大意，地下黨沒有文字記錄，不過父親回憶的這部分內容在林南園的回憶裡得到確認），待解放軍打到川貴邊境時與鄧小平直接聯繫。”父親說：“香港給中央的意見也是不能太早。我們通過龔自知告訴龍雲就是：黨中央歡迎你們起義，但行動時間由中央掌握。當時蔣介石還有幾十萬軍隊退到西南，如果過早起義，解放軍接應不上，孤懸在一線是危險的。”

國民黨特務很注意雲南到港活動的人，在父親的回憶錄手稿中提及一位“楊傑”。他說，大概是1949年夏天，雲南起義前，楊傑被暗殺。當時他從雲南到香港，父親他們考慮到安全問題，建議由地下黨給他安排住處。可能他覺得不方便，住到親戚家去了，結果遭到暗殺。楊傑在香港住下後，張鐵生曾經給他寫了一封信，由父親交給他。楊傑看後沒有把信毀掉。他被害後，信落在港英政府手上。英警把父親找去，客氣地沖了杯牛奶咖啡招待，詢問有關情況。父親說：“我是《華商報》讀者版編輯，無論哪個讀者提要求，我都願盡力幫助。”英警客氣地把父親送走。父親說：“他當然不敢懷疑是我殺了楊傑，他們清楚殺害楊傑的是國民黨特務，後來聽說殺楊傑的特務逃到泰國去了。”

父親的行動很受注意，他和盧漢派來的人接觸時十分小心謹慎。母親不止一次給我講過一個小插曲：有一次父親發現有特務跟著他，幸虧父親在香港時間長了，路很熟，發現有人跟蹤，便跑到當時香港新華社九龍彌敦道174號樓下的“雄雞飯店”，前門進，後門出，把特務甩掉。我在父親和林南園的談話裡看到這個小插曲，父親說那次是去見宋一痕。

8、9月間，盧漢派林南園帶一封信來香港，申明四點，1,雲南起義部隊接受解放軍改編；2,雲南軍界人員經過訓練後量才錄用；3,請中央派一個大員主持改編和軍界人員的訓練，解決和地下黨的關係。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他當時對雲南地下黨的情況搞不清，有真有假；4，盧漢個人只要求在大陸能行動自由，願去哪裡旅行都可以。另外希望從寬釋放盧榮成。另寫一封信讓林南園到廣州見葉帥，希望葉帥將他的意思告訴中央，準備最近起義，希望中央給於大力支持，提前知道，免得自己被國民黨兩個軍包圍起來力量懸殊。這封信經張鐵生轉交中央，張鐵生並以湖南陳銓為例，說（4）不成問題。

到劉鄧大軍進軍川貴時，父親在龔自知家再次見林南園，和他們研究起草雲南起義聲明。最後由龔自知起草，龍雲修改，林南園帶回去，他幫盧漢與劉鄧大軍取得聯繫，盧漢12月9日發表通電宣佈起義後，劉鄧大軍日夜兼程趕往昆明接應。

雲南起義後，國民黨特務把在香港的龍雲監視起來，龔自知回去前介紹一薛姓女參謀與父親聯繫，薛參謀說有一天晚上國民黨特務曾爬上龍雲家的圍牆，龍雲在港久留很危險。可是他又不願意馬上回內地，主要是怕生活不習慣(他抽鴉片)。中央同意生活方面尊重他自己的意願，給於特殊照顧，解放後國內沒有鴉片賣，還答應幫他買，並派龍雲的老友李一萍帶了一名護士來接他，準備在他戒煙期間護理他。龍雲覺得回去繼續抽鴉片不好，下決心戒煙，而且說戒就戒，回北京後也沒有再抽。這時張鐵生已經調回內地，走前把安排龍雲回內地的工作交給父親，一面加緊做他回內地的工作，一面採取保衛措施。

（圖四：龍雲與家人在香港淺水灣寓所，家人已先於龍雲獲安排回國內。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龍雲戒煙後，便積極安排他回去。啟程當天，為了保證龍雲的安全，父親安排李一萍乘車到龍雲家，讓龍雲坐上李一萍的車出來，李一萍則坐上龍雲的車出來，國民黨特務跟蹤龍雲的車，卻不知裡面坐著的其實是李一萍。龍雲則坐著李一萍的車，開進運通公司倉庫小碼頭，他們換乘小電船到九龍，轉乘預備好的另一輛車到文錦渡。車到上水，發現有一輛港英的警車尾隨，龍雲和李一萍的車剛進入禁區就被警車攔下，查問為什麼要出境（龍雲要回國內已經通知英國當局）？

一看車子過不了境，他們機警地上了火車從羅湖出境。父親當時負責交通，中國邊防憑父親的簽字紙條放人入境。多年後，《文匯報》報童出身、後來做過《中國日報（香港版）》總經理的周佐強叔叔告訴我：“那時候你爸爸好巴閉（厲害）啊，拿著他簽名的條子可以出入中國邊防！”指的就是這回事吧。李一萍帶著父親交給他的紙條，入境羅湖並無問題，只是北京、廣州都安排了人到文錦渡接他們，久等不見，以為出事。幸好父親提前來到羅湖，接到他們，通知文錦渡，大家才放心了。父親安排他們上了開往廣州的火車，北京派張鐵生在廣州接車。

那位薛參謀向父親表示，她也想回內地，問能不能介紹她去讀書？父親便寫了一封信，讓她去見林默涵。林默涵把她介紹到人民大學讀書。文革中，有人找父親調查她的情況，父親為她寫了證明。

[1]陳納德（1893年——1958年），以“飛虎隊”廣為人知。他1937年來華任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顧問，後組織美國自願航空隊（飛虎隊），1942年改為美國第十四航空隊，任少將隊長。抗戰期間指揮第14航空隊以500架飛機的代價擊毀超過2,500架日機，同時擊沉為數不少的商船和軍艦。1949年協助空運中華民國政府人員及部隊到臺灣。香港朋友近年在研究東江縱隊和陳納德將軍的合作。令人感慨的是，在第三章抗戰時期父親他們曾經慰勞陳納德將軍領導的航空隊，在第五章卻要和他“爭產”。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2 船舶起義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客觀中肯原汁原味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 

1949年10月下旬，在新加坡培養母親張佩華入黨的林敏對母親說：“（你）再不回去，老吳向彰風要人了。”十一月，母親帶著孩子回到香港。離開新加坡前，一些同事和學生家長為她送行，送給她一些布料。晚年時母親回憶說，我哪裡可以收人家的禮物？可是又不能拒絕，怎麼辦？我就把張三的布料送給李四，李四的送給王五，王五的再送給張三，這樣大家都高興。母親記得在香港上岸時，孩子們穿長袖襯衫工裝褲，她只穿一件短袖旗袍。當時人們傳說，南洋回來的華僑，連一張被子也沒有，母親說，這是真話。饒彰風讓母親好好安頓一下，不急於工作。

當時父親吳荻舟正忙於“版面內外”的工作，他說：每天24小時幾乎百分之八十的時間都投入版面內外的業務。某些和國民黨以及港英當局過招的情節很驚險，可惜紀律規定開會不可以做記錄，單線聯繫不可以對任何人說，母親當時以及事後對父親的工作都知之甚少。在母親記憶裡，那時父親掛一件西裝在門後，但其實經常像個搬運工。

父親晚年在不同場合曾經講過當時的一些事：“廣州解放後，雖然無需再冒海上被劫持的風險，但是這時候大批國民黨特務潛逃來香港，保密要求一點也不能放鬆。地質學家李四光回國，國民黨特務從瑞士、倫敦一直追到香港，要綁架他去臺灣。我們與李先生的親屬聯絡好，他們一上岸便送到郊區安全地點隱蔽起來，幾天後才送他們經深圳回去。”“數學家華羅庚，從機場接出來，我們帶他穿過半島酒店，安排到九龍酒店住下。當時這樣做，華先生也許以為半島酒店客滿，才同意移到九龍酒店下榻吧。”“遇到需要高度保密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學者、社會名流如李濟深、何香凝、郭沫若北上，為了減少人知道，饒彰風和我親自登門運送行李。”父親說過，饒彰風給他印象很好，一點架子也沒有，和一般黨員群眾一樣，粗細工作都幹，任勞任怨。

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香港第一面五星紅旗在《華商報》升起，翌日《華商報》停刊，準備遷回廣州辦《南方日報》。饒彰風回國前幾天和父親談話，要父親留下把報館的全部資料（包括個人的書籍）運回廣州，再把干諾道123號（包括辦公用具和印刷機）交給《大公報》使用，還要負責策劃國民黨在港機構起義等工作。父親說他也想回廣州，饒彰風說沒有適當的人接替他。一個新的政權誕生，到處需要幹部，在港中共幹部及機構陸續內遷。

1949年前後，中共香港工作前沿機構的領導人調動十分頻繁（見圖一）。當時中共港澳工作委員會設在廣州，是在中共華南分局（後為廣東省委）領導之下，只在香港派駐一個工作組。章漢夫、連貫、饒彰風等人陸續回國後，這個工作組就由港澳工委駐港特派員張鐵生負責，加上父親以及溫康蘭共三人。溫康蘭主管工商統戰，父親除繼續抓交通工作（包括策劃國民黨在港企業起義等），全面主管文教線，包括教育、文化、藝術、電影、新聞等。黃作梅是香港新華分社社長、港澳工委駐港副特派員，開始時沒有參加香港工作組的工作，張鐵生1951年調回北京後，黃作梅任組長。

（圖一1-2： 1949年前後香港工委、工作組架構。1985年前後父親回憶香港工作時寫。）

國民黨在香港有不少金融、財貿、交通機構包括民航、資源委員會、海關、鐵路、銀行等，父親回憶說，有的機構是早已設立在香港的，有的則是隨解放戰爭的發展從南京、上海等地遷港的。香港中共地下黨從1948年夏開始通過各種關係與這些機構上中下層取得聯繫，目標是組織他們帶機構起義。比如溫康蘭工商統戰線的羅哲民，與國民黨資源委員會的梁燊、孟頌南建立聯繫，而資源委員會負責人孫越奇早在上海解放前就與中共有聯繫，他在華南解放後，特來到香港阻止資源委員會在港機構遷台，準備起義。有的機構原來就有中共地下黨員在起作用，比如福建銀行的劉朝晉（福建人），1949年工委通過父親把這個關係交給陳明，劉朝晉、陳明以及父親曾一起研究策劃起義。

（圖二：1982年，中國海員工會全國委員會派人向父親瞭解起義情況的介紹信。）

1985年4月27日，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父親作為起義的組織者之一發言，6月19日又在家中接受訪問（在場的有當年招商局派赴香港的軍代表董華民，起義船長左文淵、李致中、于靜遠），父親詳述起義過程以及起義前後香港地下黨如何做保障工作，留下記錄。同年，他還寫了紀念文章《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生動精彩。

（圖三：1985年4月30日，在原招商局起義船員座談會上，習仲勳與父親和董華民握手。）

父親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提到：“起義至少有三條線，現在看有四條線。”“第一條，米國鈞，通到陳冠澄；第二條，華東線，通到湯傳篪。第三條是我這一條線。第四條，後來聽周魯伯說，曾有一姓廖的同他來往。還有沒有其他線？就很難說了。”父親說，他甚至不清楚湯傳篪這條線，“當時地下工作，各線是分得很清楚的”，當時父親和湯傳篪工作上有接觸，但卻不知道彼此身份（這個細節對我理解他們當時的工作很重要，就像送人北上一樣，由於是地下工作，各人只知道自己那條線所做的部分）。

招商局創立於1872年，1949年前後，航運業務已遠及南洋和歐美諸國，當時總局設在上海，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後由上海市軍管會接管，而香港招商局這一分支擁有的資產占整個招商局的五分之一。

（圖四：香港招商局舊址，四層樓。港島干諾道西15-16號。網絡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在《和陳天駿策劃香港招商局起義》裡講到1948年秋連貫即將回解放區時他們在連貫家談到陳天駿。據父親描述，1938年抗戰時期，陳天駿是英國鋼窗公司的經理，他通過瓊崖縱隊司令員馮白駒的叔叔認識連貫。陳天駿要求把他的兩個兒子送到延安。據連貫說，陳天駿是留英學海軍的。父親告訴連貫：“陳天駿現在任香港招商局總船長，也叫值埠船長，不出海，是所有船長的頭，招商局所有船長都要聽他調遣。我們一致認為要做他的工作，做好一個，帶起一片。”連貫說：“這人很聰明，他來港後找過我，但未見面，你就用我的名義約他試試吧。”於是，1949年春茗，父親和這位總船長打了招呼，不過還是沒約見面。父親說，航運界很複雜，國民黨特務多如牛毛，形勢發展未到火候呢。

據父親回憶，1949年初，“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一度威脅全人類”[1]，香港謠言很多，人心波動。香港工委決定發動l0萬人和平簽名運動，《華商報》讀者版具體執行。由郭沫若寫了“和平呼籲”，父親撰寫簽名運動的說明，登在報上，用淡墨印簽名箋每天隨報附送，父親每晚要整理數以千計讀者寄回的簽名箋到半夜一兩點，後來為不影響報紙出版時間（早晨四點前出報），由組織向《大公報》借調張學孔（後來任香港商報總編輯）幫他，確保讀者次日能在版面上看到自己的簽名。初時登半版，後來擴展到全版，運動迅速擴展到澳門，港澳市民、商販紛紛簽名，父親形容“人數越來越多，欲罷不能，反映了廣大群眾需要和平，反對戰爭。這運動使我們在政治上擴大了影響，報份也因此增加了”。最後，簽名箋彙集成四冊，由郭沫若題寫封面，燙金裝訂，l950年11月帶到在波蘭華沙召開的第二屆世界保衛和平大會。

《華商報》不斷用大幅、有時還套紅的地圖報導解放軍每天進展消息，震撼著每個香港居民，包括駐港英美法居民和國民黨的人，斯諾說：“中國震撼世界”。

臨近天津解放，父親幾乎每天都要接待國民黨機構人員，他們或經人介紹，或自己找上門來，有財經機構人員，陸海空軍人，也有國民黨人，有的來掛鉤，有的醞釀起義，有的準備集體脫離國民黨。總之，父親說：國民黨敗局明顯，要求棄暗投明者眾，尤其大軍渡江前夕，談判破裂之後。他回顧，僅1949年4月的一天，父親剛在《華商報》發完60多名國民黨黨員的起義宣言，又接待了一名與國民黨海軍有關的人。他說某艦人員有意帶艦起義，要求聲援。也是在這天，倫敦(後在北京戲劇學院任教授的)找父親說：他的親戚在國民黨空軍工作，他要動員他和他的朋友起義去解放區。父親都答應予以協助。9月，倫敦的親戚果然動員6名國民黨空軍(包括地勤人員)起義回解放區，他們後來都成為解放區第一所航校的骨幹。

這時期父親開始有意識地和航運界加強往來，也與陳天駿多次交談，但仍未提及連貫。到了1949年7、8月，北京臨近和平解放，父親終於用連貫的名義約陳天駿見面。第一次是在香港德輔道中一家庶民光顧的廣東茶樓，外省人不懂廣東話是不進來的。一見面父親就直言：“連貫已回解放區，行前告訴我，陳先生曾找過他。”陳天駿說：“我和連先生是老朋友，到港後一直找他，沒有地址，也不敢隨便打聽。”兩人公開了身份，便言歸正傳。陳天駿說天天看《華商報》，但還想聽聽“更重要的”，如“有長江天塹，蔣介石還有二三百萬軍隊，何況還有美援支持”，“國共和談，有前途嗎？”等等。

父親說：“你該聽說北平將和平解放，傅作義將軍思變，蔣介石一再施壓吧？”陳天駿說：“傅蔣本來就貌合神離!”父親說：“與蔣貌合神離的，江南就沒有了嗎?”陳天駿看看父親，沉默片刻，接著就談起招商局內人心不安定的情況。父親問了問幾位經理的情況。陳天駿說：“各人都有心思，但誰也不說。”父親問他生意如何？他說：“近來貨運可以，幾十條船都在跑。”他們約好下次見面，父親希望瞭解公司人員、尤其是各船長的思想情況。

父親與陳天駿交了朋友，父親主要向他介紹和分析形勢，通過他再動員各船船長。中共中央華東局派到香港的陳明、劉若明(蘇世德)則負責做招商局經理湯傳篪及機關工作人員的工作。中央對招商局起義的指示是：集中盡可能多的船隻在香港，等待適當時機宣佈起義，不搞個別船隻零星起義，以免打草驚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公開宣佈香港所有國民黨企業歸人民所有，10月21日，代表新中國政府的大律師陳丕士登報聲明：人民政府有權接收中華民國在港各機構和物資，招商局也在接收之列。

父親和陳天駿的會見都是很秘密的，他記得《華商報》停辦之後就常常約陳天駿晚上在人去樓空的《華商報》機房會面，父親回憶說，他們坐在一條長凳上，一小時兩小時地談話，策劃起義，很興奮，還說過船員回國後的前途：工作一定會妥善安排，不會失業，工資待遇一定按國內政策安排。

“老陳，現在要盡可能多地找藉口把散在東南亞、日本、臺灣、菲律賓的船集中到香港來，為了不暴露我們的意圖，又要特別小心做好船長的工作，找到充分理由，把船留在香港。戰略上來一條扣一條，多多益善，人民的財產，都要回到人民手裡，但在具體戰術上，又要做得靈活，選一兩位極可靠的船長，攬一些貨，把船放出去，作為掩護，使陳福善、徐學禹這些死硬派，見到有來有往，不起懷疑。可又要隨時能調回來，放出去是為了能更多地收回來。”

陳天駿說：“這點有絕對把握，已經聯繫好幾位船長，都簽了名，留在港內的，都有一定的理由，如小修、洗底、鏟鏽，有的還進了廠……”“進哪家廠？不是九龍、太古吧？按國際海事法律，船進了塢，要臨時接受船塢指揮，宣佈起義，會發生產權糾紛……”“不，船要在船臺上才有這問題，何況我們進的是旺角船廠，戰時被日寇強佔，戰後才收回來，它的產權是招商局的。”

“這就好了!”

陳天駿準備了一張紙，每說通一名船長，便請船長在紙上簽名，但為了不分先後，是繞著一個圓圈簽名，然後由陳天駿保管。父親想起連貫說陳天駿聰明、能幹。

宣佈起義前一個多月，未到約定日期，父親忽然接到陳天駿電話，要求當晚見面。這天父親為安排一批人上船去天津，到報館辦事，否則也接不到陳天駿的電話。父親整理好名單，送到中華旅社，交給李濟深留下的關係，再回報館，准七點陳天駿就來了。他迫不急待地說，有一個自稱高山克的人來找他，說自己是華東空軍司令，要他馬上起義搶頭功，還說等他回信，很急，陳天駿問父親是否知道此人此事。

父親一聽就知道是假的，可能國民黨特務聽到什麼風聲來摸底，便斬釘截鐵地說：“如果那人再來，就堅決表示：‘我忠於國民黨，決不投共。’態度要堅決，話說重點都行，這話我是代表黨說的。不過，登禹船長自己會不會要搶頭功？”

“我估計不會。”“我們的確擔心這點，”父親說，“你一定要做好登禹船長的工作，這是為立更大的功，我們的目的是團結更多的船長，起義的船越多越有功。登禹先動，打草驚蛇，引起國民黨注意，不但會強迫現在停港的船開走，還會強迫在外航行的船不來香港，這樣，整個起義計劃就被破壞了，登禹船長表示不起義，‘效忠黨國’，要把道理講清楚，表態越堅決越能掩護其他船。”陳天駿同意了，他問：“這意見可以對其他船長說吧?”“可以!告訴他們，如有人去勸他們起義，都可以這樣表態，當然，話有各種說法，才不致使蔣特摸到是事先約好的，否則，也會引起懷疑，必要時，罵幾句也行，或‘攬到臺灣的貨，就開臺灣。’一定不能讓蔣特聽到風聲，起義的船愈多愈好，是一條原則。”“對，對，現在已有11條，還有一條就要回來了。”約好下次會面，他們便分手了。離開報館，父親去向張鐵生彙報這事，他完全同意父親的判斷，用濃重的江北口音說：“空軍司令員駐在香港，扯蛋!”

父親回顧說，這些情況，他們都隨時向葉劍英彙報。當時交通很不方便，廣州沒解放前來回都要兜一個大圈子。

彙報內容是查不到的，因為地下工作不留記錄。香港幾個人，基本上是獨力作戰。總的方針就是要求起義。父親和香港海員工會主席張東荃商量以合法手段竭力把船留在香港，動員各船拒絕駛往國民黨控制的港口。12月底，已有l3艘船集中在香港。臨起義前，華東、華南兩條線聯合起來了。父親和劉若明請陳天駿、湯傳篪出面召集決心起義的船長開會，在起義宣言上簽字（1985年在我家中，他們一起回憶，確認是左文淵1950年1月13日把新做的13面國旗送到各船，誇他“很不簡單”）。

1950年1月6日，英國宣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形勢更加明朗。在北京，周恩來發佈命令：令駐港原屬國民黨中央及地方政府的一切主管人員及全體員工，各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

 

（圖五：招商局起義當日，父親在碼頭附近照。）

1950年1月15日晨8時，香港招商局辦公大樓的樓頂，招商局倉庫、碼頭上空，同時升起了五星紅旗。l3艘輪船的甲板上，各輪船長率領539名船員舉行了隆重的升旗儀式。汽笛齊鳴，全港轟動。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報導了這個消息。還同時刊登了香港招商局暨全體留港船員《告被劫持在蔣管區的招商局海員兄弟書》。

[1]我查到蔣介石1949年4月底曾經對上海守軍訓話：“不到三個月的時間，第三次世界大戰一定爆發，只要堅守三個月，美國就會援助我們，那將是最終埋葬共產主義的最後一戰。”同時期，毛澤東說過：“一旦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共將與蘇聯站在同一邊。”蔣介石1949年曾在日記中“反省”，如果他不下野，中華民國就不會亡，“但是眼看世界大戰無法避免，既不能挽救這場浩劫不如下野，讓俄共猖獗赤禍蔓延到亞太甚至全世界，到那時美國就不能不負起責任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之說不是空穴來風。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4 相機撤退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據父親吳荻舟晚年組織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編寫的隊史《南天藝華錄》記載，抗戰勝利後他們一點也沒有鬆懈。

回韶關經過興寧，劇宣七隊舉行了音樂晚會和話劇演出。在龍川候車時，為了早日瞭解抗戰結束後劇宣隊的去向和任務，父親派人去香港和饒彰風聯繫。中秋節到老隆演出話劇《重慶24小時》，隊內還開了中秋晚會。七戰區李熙環趕來參加，父親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對他說：經過八年抗戰，隊員們年紀大了，要回去就業升學，贍養父母，有的也該成家立業了。第二天，他向全體隊員講話說，有人給日本鬼子打到床底下，美國人把日本鬼子打跑了，把他們從床底下拖出來了。最後他挖苦地說：“你們去受降吧！”

為什麼他這麼惱火？據父親說：抗戰期間，蔣介石犧牲地方軍，保存自己，從南京逃到峨眉山，現在卻要從山上下來，劫收戰果。李熙環的牢騷，反映了地方軍人當時所處地位，以及敢怒不敢言的心態。

抗戰勝利，戰區取消。劇宣七隊的隊名取消了“抗敵”兩個字。1945年秋天，毛澤東應邀率領中共代表團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簽了《雙十協定》，父親說他們看到和平民主建國的希望。他們在回韶關途中還根據《論聯合政府》和《雙十協定》宣傳抗日勝利後要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精神。

11月下旬，七隊回到韶關時，墨江會館大部分已經被敵機炸毀，七隊住到青年會附近的一所學校，隔鄰原是特務機關“一寄廬”，現已改為日軍俘虜營。當時余漢謀部第十二集團軍主力，包括戰區政治部主要成員，已奉命星夜趕往江浙和上海。戰區政治部留下指令，要七隊徒步經江西趕到浙江衢州和他們會合。

在父親的記憶中，“日寇洗劫後的韶關，到處顯得慌亂淒涼，淪陷前逃出去的當地人陸續回來；外地流亡來的同胞正收拾破殘行裝紛紛離去。苦難深重的中華兒女振奮精神，滿懷希望地重建家園。市面迅速從廢墟中蘇醒過來，路上行人慢慢多起來。可是不久，劫後餘生的歡樂變成了苦澀的淚水。戰後帶來的通貨膨脹，勢若奔馬；國民黨官僚的欺壓劫收；不法商人囤積居奇，操縱物價。人民的生活不僅沒有絲毫改善，除了不再有敵機轟炸，一切都變本加厲。國統區廣大人民只好苦笑著把抗戰勝利說成是‘慘勝’”。

這時，派去香港的張琢回來，帶來饒彰風的意見。隊務會決定不做“劫收”的吹鼓手，於是藉口“服裝道具樂器等行李過多，沒有交通工具，無法徒步去華東，擬由水路經香港和臺灣海峽轉到上海”，隊伍暫時留在韶關。

1945年冬，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被任命為廣州行營主任，左洪濤隨他到廣州上任。父親立刻帶著趙本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一年來的工作情況，並提出將七隊調往廣州，避開政治部要七隊上華東前線的要求。左洪濤同意這麼辦，並對父親說：政治形勢可能惡化，七隊要留在大城市配合民主運動，這將是一場更嚴峻的鬥爭，要注意工作方式，保存好自己。並說：周恩來指示，要在堅持“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外，再加上一個“不上反共前線”。

七隊留在韶關過元旦，等待調令。期間他們總結了8年的經驗教訓，總結中表揚了父親：“隊長吳荻舟把全部精力投放在隊務上。家庭擔子交給妻子張瓊，她離隊另找工作養家，直到桂林淪陷前夕，才隨隊撤往粵東和大隊一起生活。因此，儘管國統區貨幣惡性貶值，物價飛漲，工作學習生活困難重重，隊員們卻真誠團結，情緒飽滿，毫無怨言地堅持工作。”這其實也是對母親的表揚吧，可以看到，她的顧全大局如何支持了父親的工作。一直到她的晚年，當年那些年輕隊員們也已兩鬢斑白，仍然非常尊重她。

總結中也批評了隊和個人的一些問題：“造成這些不足、缺點，既有主觀原因：如努力不夠，文化和認識水準低；也有客觀原因：如戰爭年代物質條件太差，流動性強等等。”“至於個別同志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驕傲自滿、好高騖遠等等，遇到適當的土壤、氣候就會冒頭，這些對隊伍的前進和發展當然是不利的，雖然在那樣的條件下，也是能理解的，但對之沉默、容忍是有害的，藏拙護短，是對人民對自己不負責任。”有關的隊員幾十年後還在內疚，可見教訓深刻啊。

在韶關待命期間，七隊排練和演出了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

（圖三：七隊演出的話劇《小人物狂想曲》劇照。）

韶關日軍俘虜營一個軍官剖腹自殺，其他軍士和列兵也開始絕食。據說是因為過去執行“三光”政策[1]，怕中國人報復殺了他們。戰區政治部指示七隊去做日俘工作，勸他們進食。父親帶著袁濱前往，向日俘反復交待我們的俘虜政策，解除他們的顧慮，勸阻了絕食行動。父親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自學的日語，沒想到在這裡發揮了作用。

七隊為韶關觀眾演出兩場，作為告別。他們印在節目單上的“獻詞”第一句便說：“完成政治民主化是建國的首要任務”，談到將來：“藝術除了為這一最大前提服務外，它還得從中建設自己”。父親解釋：“這就是說，在由舊中國走入新中國的過程中，藝術在精神建設的領域裡，必須絕對地盡責根除那些舊有的國民精神病態，輸送新的、健康的、民主的血液到每個國人的靈魂裡去！同時它本身也在不斷提高自己的藝術品質和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這是向廣大觀眾宣佈了隊的新任務，號召全國人民要自強不息，要團結，建設民主的新中國。”

從家鄉起步打拼至此，父親艱苦作戰已近20年，他對民主前途的憧憬一直沒有動搖，但是對其中的艱巨性更加清醒，視野更加開闊。

1946年2月下旬調令到。全隊坐船順北江而下抵達廣州，住侖前街2號，那是一排破舊平房，不久搬到對面一座門窗都沒有的四層樓房。所有人極度疲勞，需要休息。但是大局急轉直下，隊務會認為需要加強學習，為迎接新的任務充實全隊。除了組織學習《正報》、《華商報》、《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等書報外，他們接連請經濟學家狄超白（父親的難友，獄中名叫狄友清）講“戰後中國經濟建設”；國際問題專家張鐵生講“戰後國內外局勢”；著名作家茅盾講“在民主建國階段寫你所熟悉的事情”等。這些朋友，在桂林時都給他們做過報告，講過學，熱情無私地支持和幫助過他們。七隊還和音樂家孫慎、連抗等籌備《新音樂月刊》的出版，邀請音樂家、作家出席新音樂座談會。

母親張佩華隨隊到了廣州之後，因為有孩子，比較吵，被安置在天臺上的一間房子裡。父親囑咐她：“照顧好兩個孩子，不參加隊的活動，但是，隊的紀律，你一定要遵守。”母親知道形勢險惡，默默地點點頭。母親如此堅毅，是父親之幸，他在晚年曾說：“八年抗戰我堅持工作，真是忘室忘家，愛人為了我能堅持和貫徹周總理的指示，受了不少苦，岳母，弟弟，孩子們都受了不少苦。”

3月初，七隊舉行到廣州後的第一次大型音樂演奏會，朋友們譽之為“見面音樂會”。三天戲票一搶而空，演出的《民主是那樣》等三十多個節目，宣傳了戰後廣大人民對民主建國的渴望，也揭示了國統區通貨膨脹和人民改變現狀的要求。音樂會的獻詞《幕前點滴》裡強調：“勝利以來，人民的生活仍不安定，顯然全國上下所要努力的方向是促進和平建國綱領的實現。歷史固然絕不會掉轉頭去，但也絕不能缺少人民主動去爭取。這正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這次音樂會的節目不被國民黨當局所樂見，只演了一場便被禁。七隊在劇院門口貼出“奉命停演，請持票者退票”的佈告，但沒有一位觀眾來退票，群眾以此作為無聲抗議和對七隊的公開支持。曾在柳州給他們講課的作家何家槐寫了《我的讚頌》，發表在香港《華商報》上：“當廣州各界舉行冼星海先生遺作演奏會的時候，最使我感動的，就是七隊的同志和他們唱的歌。他們那破爛的軍裝，樸實的言辭，嘹亮的歌喉，都帶給廣州市民以新的刺激，新的印象，新的作風，新的氣派。是的，他們給我們帶來的一切，都是那麼的新鮮，堅實，富有生命力；這和麻痹而且腐敗的環境，恰是一個極鮮明的對照。”“他們演出了人民的苦痛、鬥爭和希望；這聲音鼓舞了大多數人士，卻也刺激了少數特殊人物。因此，為了沒有‘報到’要停唱，為了沒有‘請求審查’要停唱，為了《五塊錢》那麼一支平常的歌曲，也要停唱，而理由只是‘不合手續’和‘污蔑政府’。”

3月底，七隊又舉行民歌演唱會，節目有《唱勝利、唱民主》、《日本投降歌》、《和平光明前奏曲》和《春暖花開草發芽》等。父親記得，從那時候起，國民黨開始進一步監視他們的活動，甚至暗中破壞。

4月上旬，劇宣五隊也從昆明調到廣州。據五隊副隊長丁波回憶，他們打前站的幾個人在七隊駐地休息了兩天。父親帶他們去拜訪文藝界一些老朋友，也拜訪了廣州行營一些熟悉的軍官。父親還帶他們去找駐地，好不容易找到米市街辛賢里一座樓房，可惜沒有排練場，父親領著他們去對面的一座古廟（當時是廣州市國民黨黨部的禮堂）交涉，很快得到允諾（後來五隊也舉行了“見面晚會”，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等節目，轟動一時，不過也在第五天被下令停演）。

5月初，蔣介石為了監視地方勢力張發奎和進步力量，派復興社（軍統）“十三太保”之一、大特務黃珍吾[2]接任廣州行營政治部主任。他一到任，便迫不及待地召開“政工大會”，連續向五七兩隊施加壓力。一天，他把父親和五隊隊長徐桑楚叫到辦公室說：“我知道你們是共產黨員，只要你們承認了，照樣可以當隊長，不說我就不客氣。”兩隊隊長都不出聲，黃珍吾很生氣，但是劇宣隊名義上是隸屬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領導的合法組織，父親他們一向也很小心從事，沒什麼把柄被他抓到，他也無可奈何。他給劇宣七隊定下一條“規定”，每星期一拂曉，要全體集中到行營政治部去做“紀念周”，聽他的“精神講話”，並規定若遲到半分鐘，就要立正罰站。有一次他自己遲到了半小時，大搖大擺走來，看到大家都已到齊，還說：“我遲到也要以身作則。”接著叫他的副官出來，說：“副官，是你遲了半小時叫我，是你的錯，現在罰你立正半小時。”那副官只好“立正”罰站。

隊務會及時做隊員的工作，教隊員們如何遇亂不驚。一次參加孫中山紀念周，黃珍吾突然對集中在漢民公園的兩隊隊員逐個點名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問“為什麼你們的演出一被禁止，香港共產黨報馬上知道？”“你們誰是共產黨員，有種的站出來和我辯論，中國究竟該實行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在另一次紀念周，他問：“你們知不知道東北發生了什麼事？（指內戰爆發）”一個隊員回答：“沒錢買報紙。”黃珍吾吩咐站在旁邊的主任秘書：“明天起給他們送幾份報紙。”第二天果然送來《中央日報》等報紙。

全面內戰的苗頭越來越明顯，5月4日，有特務、流氓和暴徒搗毀《華商報》和《正報》的廣州辦事處。

兩隊隊長和左洪濤分析，局勢處在民主與獨裁勢力短兵相接、暴風驟雨的前夕，一定要從鞏固自己出發，工作要策略，口號提到和平、民主、團結、建國就夠了，防止國民黨有更險惡的陰謀。當時以周恩來為首的和平談判代表團還在南京，緊緊追隨蔣介石的黃珍吾尚未下手抓人。兩隊成立了應變小組，內緊外鬆，不露聲色，隊長照樣去政治部領取經費。

國統區學生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一浪接一浪，廣州也不例外。劇宣隊隊員們化整為零，脫下軍裝，分小組或個別深入到青年學生中去。父親和部分隊員到中山大學訪問朱謙之和曹日昌等教授，談到當時局勢，他們都很憂慮。曹教授拿出在香港南丫島挖掘出來的石器時代石刃、石斧給父親看，感觸地說，原以為抗戰勝利了，可以好好研究學問，現在看來，國民黨要把中華民族重新推進苦難的深淵，很不得人心。

母親晚年曾回顧：當時一片白色恐怖，父親曾對她說，行營政治部主任黃珍吾“已對我和徐桑楚開火了”，他交代母親“隊如出了問題”應該怎麼辦。他還告訴過母親：“五七兩隊的同志們都很堅強、勇敢，黃珍吾幾次訓話，軟硬兼施，沒有一個同志亂說一句”。她的《憶——走過來的腳印》初稿裡有這麼一段：“沒有鬥爭經驗的我，歡呼演劇隊歷史任務的完成，做起了回鄉夢。同志們疲累，我帶著兩個孩子和病後的身體，多麽希望喘一口氣啊。至今我還覺得合情合理！可是到了廣州，夢破滅了。隊裡請來的專家學者對戰後建立聯合政府的希望和對新中國的描述，對世界局勢、尤其國內形勢的分析，幫助我明白了美帝支持蔣介石打內戰、消滅共產黨的野心和兩面手段。廣州街上一面是學生、市民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的遊行示威；一面是特務搜查抓人。七隊一面籌畫公演，一面又化整為零深入學生、群眾中去參加鬥爭。啊！抗戰初期的那種群眾運動場面再次湧現，但性質變了。”這段話在正式發表的時候被刪改，但我覺得母親真實的感受最打動我。

當地下黨得到確切情報，國民黨即將逮捕兩隊隊長、隊副和骨幹成員，再逮捕全體隊員，左洪濤派公開身份為國民黨中將、廣州行營軍法總監的地下黨員吳仲禧攜帶密寫報告飛赴上海，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馬上批示：演劇隊“相機撤退。”

[1] 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日本侵華期間實行見人則殺，見物則搶，無法帶走之物則燒的“燼滅作戰”。1941年中共黨政通告和傳媒開始將日軍這種軍事策略簡稱“三光政策”。

[2]  黃珍吾：1921年加入國民黨，1924年考入黃埔第一期，組織黃埔軍校孫文主義學會。後任黃埔軍校第二期學員隊區隊長、校長辦公室少校侍從副官。參加過東征、北伐，歷任團長、師政治部主任及復興社要職。1937年抗戰爆發後任軍事委員會別動隊少將副總隊長，福建省保安處中將處長兼保安副司令，福建剿匪司令官。1946年任廣州行轅中將新聞處長。1949年赴臺灣，歷任憲兵司令、臺北衛戍司令官、總統府中將參軍。1962年退役，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等。1969年10月5日在臺灣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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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瀝血八年

7 轉戰韶關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各個時期的統一戰線、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忽然通知要將“抗宣一隊”改為“藝術宣傳隊第十一隊”。為何將“抗日宣傳”改為“藝術宣傳”？今後還要不要抗日？隊員紛紛提出疑問，認為這是國民黨假抗日面目大暴露。不到一個月，又通知撤銷改名。

根據父親在1989年出版的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隊史《南天藝華錄》裡發表的紀念文章《風雲雨雪八春秋》記載，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要求張發奎調一個抗敵演劇隊配屬該戰區工作，左洪濤與父親吳荻舟及副隊長徐洗塵商量，決定把抗宣一隊調到七戰區。征得張發奎同意，抗宣一隊改稱“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簡稱“劇宣七隊”、“劇七”)，開赴韶關。左洪濤指示：要廣交朋友，開展統戰工作，提高政治警惕，嚴防突然襲擊，力求保存自己，擴大社會影響。

4月下旬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為避免國民黨反動派塞人進來，隊務會決定多吸收幾名預備隊員，把隊員增加到滿員28人，人員進隊離隊均不上報，走一個以預備隊員頂一個，這樣就把國民黨反動派派人進來的門關死。在桂林刻了劇宣七隊新公章，做了新的大幕，補充一些演劇設備，5月初，劇宣七隊離開桂林前往七戰區政治部報到。當時隊內很多人聽不懂廣東話，但是為了任務需要大家都服從了。

（圖一：抗宣一隊改為劇宣七隊時合影。）

乘火車到達韶關，他們先是住在離第七戰區長官部不遠的鄉村裡。那是一個打穀場，一兩間茅屋，前面一個曬坪，四面都是田地，很遠的地方才見有人居住。後來他們搬到東河壩墨江會館，據說南昌起義後朱德上井岡山前住過這裡。剛到韶關，就聽到逮捕人，查封報刊等，和桂林一樣氣氛緊張。按照左洪濤指示，他們5月中到長官部報到，演出《刑》後沒做其他活動，一面熟悉環境，一面靜觀形勢。

不久，第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召集劇宣七隊訓話，他是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親信，法國留學生。他說：“你們過去的事，我全清楚，調你們來七戰區，不是我們要調的，是上面派來要我們管的……”接著又指責七隊拖了近兩年還沒集體參加國民黨，他說：“人總該有個理想，三民主義就是最好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應該加入國民黨。”要全隊儘快辦理參加的手續，然後要他們唱《義勇軍進行曲》，挖苦他們唱的不好，指揮不行。他“示範”一番，以示他什麼都懂，是內行，警告父親他們：要老實點，騙不了他。

當時他的語氣，使人感到來者不善，父親回憶說，回到墨江會館，頓覺這座高大古老的建築更是陰森冰冷。隊員們都很年輕，一個個繃著臉，沉默下來，感到惶惑不安。父親和演劇七隊的骨幹們立即分頭找大家談心，幫助他們瞭解，李熙寰和余漢謀都是地方勢力，有主任秘書吳榮楫、科長賴慶祿、陳藻文這些緊跟蔣介石的人在場，他也不能不表態，只要我們沉住氣，嚴守紀律，不輕舉妄動，爭取到時間，就能打開局面。

劇宣七隊再一次到長官部慰問時，演出了一幕兩場話劇《燈塔》，這是1939年夏父親在北海寇頭嶺訪問守塔工人後創作的，寫燈塔工人為了阻止日寇登陸，不顧個人安危，在大雷雨的深夜，冒著狂風惡浪出海，破壞航標，熄滅燈塔的愛國壯舉。演出到深夜，佈景拆景、搬運道具以及其他雜活都是大家自己動手。李煦寰看後批評演出水準不高，舞臺燈光太暗，效果聲音太大等等。父親說：他也不想想，狂風惡浪的雷雨之夜，舞臺燈光哪能不暗？效果聲音哪能不大？不過父親“虛懷若谷”地傾聽這位“行家”的評論，然後趁機提出要一些時間好進行培訓，他同意了。

我的大舅張國衡當時也是隊員，他回憶說：爭得時間“閉門讀禁書”的時候，國民黨當局送來反共資料，大談“異黨”、“戳亂”，就是不談抗日，大家把這些資料丟棄不理，而是熱衷傳閱通過各種管道弄來的《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同時排練《塞上風雲》等新節目。

父親回憶說，劇宣七隊利用這段時間逐步打開社會關係，原三廳科長杜國庠（潮州人，途經韶關）介紹他們結識了張琛、何平、張泉霖等當地進步人士。政治部內如陸無崖、梁綺、吳稼秋（原在三廳）也主動關心劇宣七隊，廣東地下党饒彰風（1942年任省委統戰部長）、潘祖嶽等以《朝報》記者身份來隊“採訪”，以後並派地下黨員、中山大學學生魯郎（即何衍一）經常和他們聯繫。劇宣七隊從5月底六月初開始小規模活動，勞軍、義演、參加曲江文化界主辦的“國防藝術周”等。

余漢謀、張發奎這些非國民黨嫡系的地方勢力之間，有著唇亡齒寒的關係，與國民黨中央存在不同程度的“離心離德”，是可以利用的。李熙寰忠於余漢謀，不能容忍軍統中統特務插足他們的地盤。父親他們演出《塞上風雲》，一個中統特務盯上隊員陸濱（飾演金花兒），強要她介紹入隊，還威脅說你們隊裡有共產黨。父親得知此事，立即報告政治部有人威脅我隊女隊員的人身安全。李熙寰聽後大怒說：豈有此理，狗腿伸到我身邊來！有他過問，以後那個特務就沒有再來搗亂。父親說：“這是周恩來的教導：只要高舉抗日救亡旗幟，不暴露自己，地方勢力是能夠相容的。他們甚至還要利用我們的藝術成就抬高自己，裝點門面。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支持和關心我們的朋友多了，隊員們再也不感到惶恐和孤立無援了。”

7月起，劇宣七隊逐步加強活動，先公演《刑》，又到長官部演出《秋收》，接著，8月初，演出經過提煉的《軍民進行曲》，更“故伎重演”邀請長官部軍樂隊參加最後一場子弟兵勝利出發上前線的歡慶演奏，邀請廣東省藝專和志銳中學(張發奎所辦)師生參加群眾共舞場面表演，連滿12場，遠在坪石的中山大學同學也趕來觀看，並邀請七隊去坪石和他們的學校演出。這次演出密切了劇宣七隊與韶關文化藝術界、青年學生界的關係，擴大了社會上層的統一戰線，建立了在群眾中的堅實基礎，在那一帶樹立了一定的威信。李煦寰不再說劇宣七隊不行，“劇七”這個帶點愛意的昵稱已經常掛在他的嘴上，“七政大”也常常派人幫助他們推銷戲票。

七隊隊員林嵐寫過一篇非常動情的紀念文章，題目是：《隊長，我們的老媽媽》——

“吳荻舟是我們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的隊長，是他養育教導了我成長，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他是個端莊謙和的男子漢，但我們在心底裡都把他視為慈愛的老媽媽，至今我無法用筆墨表達出對隊長的無限崇敬、仰慕和懷念之情。

1941年夏，皖南事變後的上饒，白色恐怖嚴重，我的摯友葉綿宗(蘇湘)是曾經被捕入獄的革命青年，帶領陸路(陸濱)和我逃離上饒，到韶關改名換姓參加了抗敵劇宣七隊，由林宗熹(林正斌)介紹，吳荻舟隊長接納了我們。那時我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幼稚愚昧，但參隊之後，立即感覺到進入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新世界、新天地，許多新鮮事物使我驚訝不已。

隊裡每天早晨必開一個早會，值日的哨子一響，三十個左右的小兄弟姐妹迅即在泥地瓦頂的排練場圍成一圈，事無大小，都在早會上擺出來議論決定。另外有個隊務會，是隊長、隊副等少數人組成的，當然看重早會——全體大會的議決，從而使全隊成員勇於毫無保留地表達意見，暢所欲言，哪怕是誰出現了點小善或小惡，以及誰跟誰吵嘴的是非，都逃不過早會的褒貶。任何人都沒有多少隱私，都在這樣的集體生活中受到公理正義、公平正直的教養，培育了我們的自信、自重和獨立思考的人格。我深深感受到與別處的封建階層觀念、官僚主義、權力崇拜有天淵之別。而我們的隊長在早會上極少說話，他就是默默地聽，默默地判別是非，讓我們充分，盡情地互相教育，我沒有想到過人世間有這樣不居高臨下的領導，而是絕對平等地生活在群眾之中。後來我才明白，我們的隊是把官兵一律的革命傳統徹底貫徹在隊裡，讓我們從小得到共產主義的啟蒙，得到民主教育。

聞所未聞的是：我在隊裡讀到了革命報刊《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然後又讀到了《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以及《費爾巴哈論》等等，使我深受教育。而全隊的兄弟姐妹也都在高度警惕下夜以繼日地研讀這些革命書刊。當然，誰也不知書刊從何而來，誰也不敢張揚。因為，忽然有一天，隊裡互相秘密傳話，把嚴禁的書刊藏好，明天有人來檢查。當時我們隊住在一間破廟裡，叫做“墨江會館”，於是大家把進步書刊往大佛的肚子裡塞，而我們的隊長卻鎮定如常，坦蕩悠然。這是險而又險的事，冒坐牢殺頭之罪，隊長首當其衝。為要我們懂得追求真理和革命，隊長是捨生忘死的。於是在那艱難的時刻，我們這些小夥伴也故作歡暢，因為人人心裡堅信，有我們的隊長在，天是塌不下來的。七隊從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部政治部領到的糧食，30來人不管按什麼不同職級領到的錢，在隊裡總是一律平攤發給每一個人作為微薄的生活費，不分長幼高低，甘苦共嘗。

據林嵐回憶，1942年，演劇七隊流動到桂林演出，有一天，他和幾個隊員去看望我母親張佩華，那時候她叫張瓊。

林嵐寫道：她是隊長的愛人，有小孩，又有流離失所的父母，一家老小，全靠她養活。因為隊裡每月所發的那點生活費是絕不能養家的，於是張瓊同志為了支撐那個家，支持隊長在七隊幹下去，她在桂林做過托兒所的保姆，圖書館管理員等等。至於隊長的那個家，是一間租用的殘舊不堪的木板房，正是家徒四壁，室無長物，我默然看著張瓊同志抱著孩子在屋裡轉，踩得地板嘎吱嘎吱地響，而那張床鋪是用長板凳架上木板搭的。當時，我們和隊長夫婦都歡聲笑語。後來，我們誰都不敢提及隊長當年的處境，但我至今都忘懷不了隊長那個絕頂貧窮的家，那是隊長和張瓊同志為我們七隊作出犧牲和奉獻的歷史見證。1984年，我出差北京時去看望隊長，一進門使我大吃一驚，他已年近八旬的高齡，正蹲在地上修理一張破舊的沙發，我立即想起了40多年前他在桂林的家。隊長啊，你可是一個博學而寫過世界文藝思潮史的人。而你選擇的生活道路卻始終是自找苦吃，不是你把周恩來同志創辦的、地下黨領導的七隊這個陣地堅守到勝利，哪有我們的今天，你是我們永遠學不完的兢兢業業、謙虛謹慎、艱苦奮鬥、終生勤勞不輟的典範。

有人說抗敵演劇隊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抗日，宣揚民主，是在島上作戰；也有人說，抗敵演劇隊打著國統區的招牌，用國民政府的錢，吃國民政府的飯，做共產黨的事，演出共產黨的戲與歌，這是個奇跡。這話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說過的一樣：“這是多麼便宜的事!”我們七隊，就靠隊長含辛茹苦，哺育了一批又一批小兄弟姐妹，在孤島上，在國民黨頑固派虎視眈眈的處境下，面對頑固派的監獄和刑場，建立了奇跡。

我們演出了《塞上風雲》、《軍民進行曲》、《黃河大合唱》、《農村曲》、《法西斯細菌》、《新年大合唱》等等，都是當年當地的禁忌，是來自延安和進步作家的作品。為抗日，為民主革命，隊長帶領我們無所畏懼地奮勇前進，從而走向革命，走向藝術生涯。

我們的隊長，真是我們的老媽媽、好媽媽，當面誰也不這麼稱呼他，但因為他是那麼善良、那麼和藹可親，是我們的養育者、庇護人，人人都刻骨銘心地把他稱為老媽媽。他是一個常常掛著笑臉的謙和的人，從未見過他斥責任何人，但他心裡卻永遠記掛著每一個在他身邊生活過的人。我每次出差北京去看他，必然要交代誰誰現況如何等等。1982年隊長來穗，演劇隊舉行大聚會，我問隊長：我在1944年為了想去根據地甚至延安而離隊，算不算脫離隊伍，他不假思索地說，你當時離隊的事我很清楚。之後不及半年就找到了地下黨，當然不是脫離。老媽媽始終記掛著每一個人，當年一大幫小兄弟姐妹的事，他都瞭若指掌。

隊長沒有個人名利觀念，沒有計較個人得失，當年在環境極其險惡生活極其觀苦的處境中，帶領我們投身抗日，投身民主革命。直至暮年，他始終刻苦奮鬥，孜孜不倦地寫作，他的崇高品格是我們終身學習的榜樣，我們永遠永遠懷念他！”

從每位叔叔阿姨的回憶文章裡，我看到的都是當年一群目標明確、為抗日、為革命獻身的熱血青年如何成長，看到的是稍微年長的父親如何為這群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隊員著想，甚至呵護他們到令母親嫉妒的地步。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6 抗宣生活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抗宣一隊演出《農村曲》和《生產大合唱》後，一鼓作氣排演更大型的新歌劇《軍民進行曲》。並邀請音樂家林路説明提高音樂水準，請戲劇家焦菊隱講歌劇，請陳原講音樂理論等。

（圖一至四：《軍民進行曲》劇本複刻件封面、版權頁、舞美設計、舞美說明。）

排練《軍民進行曲》時，正是國民黨中央勢力對桂系地方勢力進行分化的時候。1940年5、6月，桂系領袖之一白崇禧被蔣介石請去重慶擔任軍委會參謀長，行營政治部撤銷，主管抗宣隊的政治部三組組長張志讓被撤，大批軍統、中統特務滲透進桂林。

父親吳荻舟記得有一次流動到衡陽剛剛住下，國民黨特務就氣勢洶洶來說，一隊住的房子是他先要的，迫令一隊馬上搬出去。隊務會成員林韻出面理論，他反而動手打人，揚言要抓林韻。父親穿上軍裝，配上少校領章出去過問，那特務才悻悻地走了。

不過抗宣一隊沒有表現消極或膽怯，這一年是抗宣一隊向歌舞劇方向發展的關鍵一年，他們的聲樂和器樂力量都加強了，業務和理論水準提高了。全隊有嚴格的生活制度，按時作息，除了早操、學習、練歌、練舞和器樂外，還到民間采風，吸收民謠、民歌，家訪，瞭解民情風俗，既做抗日宣傳，也聽取群眾對演出的反應。父親不僅全力從思想、組織、人員方面保證抗宣一隊的良性發展，還盡力做好國民黨官方人員以及進步知識界的統戰工作，在一個錯綜複雜的環境裡，盡可能創造生存空間，使隊員們能安心排戲。

《軍民進行曲》是1939年延安創作的兩幕多場次新歌劇，歌頌敵後軍民團結抗日，取得勝利，舞臺上會出現八路軍，與一般性反映日寇鐵蹄下人民苦難深重、生產支前、保家衛國的節目不一樣。演出如果被國民黨抓辮子，就會影響長期生存、佔領國統區文化藝術宣傳陣地的戰略目標。父親他們深信這樣的題材和主題在國統區演出，會有很好的效果，可以推動和發展桂林文化藝術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要找出一個萬全之策，不可冒失。

當時限於編制和經費，抗宣一隊只有一支簡陋的的小樂隊和有限的演員，要演出這樣一個頗具規模的民族新歌劇，是不能勝任的。他們想出一個廣交朋友、借助當地藝術界和社會力量、既支援演出又保護隊伍安全的辦法。父親去拜訪廣西藝術館館長歐陽予倩[1]，介紹新歌劇《軍民進行曲》，請他支持。歐陽先生一口答應說：“只要《軍民進行曲》排練演出需要，藝術館有什麼便給什麼。要人給人，要物給物。”歐陽予倩派出陸華柏帶著藝術館樂隊和抗宣一隊一起演出《軍民進行曲》，樂器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和長笛。他的積極掩護和支持，使《軍民進行曲》得以順利演出。

一再的突破，使抗宣一隊成為西南唯一的歌劇舞劇隊，上演過幾乎所有延安創作的歌劇舞劇和歌曲。

金辛才是l940年秋冬間參加抗宣一隊的，幾十年後，母親仍然親切地管他叫“小金”。據小金在《隊長，你遠去了》一文中回憶，抗宣一隊1940年底開始排演《軍民進行曲》，當時的導演團名單，即使現在來看也是高水準的：對歌劇素有研究的焦菊隱博士任總導演，舞蹈指導為吳曉邦，聲樂指導為林路，執行導演為本隊熱愛歌劇的隊員范萊，樂隊指揮為陸華柏，樂隊隊長兼第一小提琴手為陳欣，舞臺美術組長為本隊隊員俞亮。

由抗宣一隊説明組織起來的“樂群歌詠團”及桂林中學的部分同學參加了最後一場“軍民勝利聯歡”的大群舞，林路曾指導她們練習基本功。這個上百人的大群舞有組舞、雙人舞、單人舞，互相穿插，生動活潑。人民喜聞樂見的《打蓮相》(金錢棒舞)、《跳加官》、《踩高蹺》等民間歌舞形式，也揉合在舞蹈裡，形成多姿多采富有中國民族氣派的盛大歌舞場面。

演李老伯的徐洗塵說：“自得到魯藝這本《歌劇集》，被派上這個角色後，我就迷住了。整個人沉浸在這個戲裡，沉浸在練唱、練舞、表演設計、人物性格塑造裡了。我的全部精力與時間獻給了李老伯這個角色。”

《軍民進行曲》在桂林演出獲得巨大成功，桂林文藝界和觀眾反映熱烈，桂林的戲劇評論家們呼籲：“中國新歌劇運動還處於啟蒙期，希望文藝界都來支持他們，在實踐中探索歌劇的路子。”

桂林原是個“風景甲天下”的美麗城市，自從華東、華北許多城市淪陷後，就變成最理想的避難所。過去引人入勝的岩洞，現在成為躲避敵機轟炸的防空洞。桂林的四郊，像芝麻撒地，到處搭蓋著形形色色的臨時住宅。當時一隊住的東江鎮小學，就在灕江邊上，和無數逃難者搭蓋的臨時住宅區相距不到一箭之遙。江邊有一片沙灘，每天清晨隊員們在這裡練歌。當混聲輪唱“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在一起，抗戰勝利要軍民合作來爭取，軍民是一家，生生死死在一起，永遠不分離……”的歌聲傳到臨時住宅時，許多人不由自主地走出來聽，他們感歎地說：“只有像敵後根據地軍民那樣團結起來，堅持抗戰，才能取得最後勝利。”

东江镇

（圖五：1939年，抗宣一隊在東江鎮小學“工作室”內工作。）

自平江慘案後，不少人對“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我們”這個口號產生懷疑。抗宣一隊介紹敵後廣闊土地上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及人民武裝力量牽制幾十萬日寇的大好形勢，讓國統區對抗戰前途發生動搖的人們瞭解到，敵後的抗日軍民即將成為使敵人滅頂的汪洋大海，迅速發展的八路軍、新四軍、人民武裝力量不僅是打敗敵人、收復失地的有生力量，也是決定國家民族存亡的強大力量。當順民、當亡國奴是沒有出路的，組織起來，團結起來，才是真正的出路。

1941年以後，父親他們把《新年大合唱》、《生產三部曲》和《黃河大合唱》等劇碼從桂林一直演到柳州、衡陽、長沙、曲江、贛州、梅縣。由江西演到湖南、廣東許多大小城市。從1940年底一直演到l948年底，演到廣州、香港、曼谷、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貫穿了差不多整個抗日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金辛才認為，我國新歌劇的歷史，以《軍民進行曲》[2]為起始，繼之才是解放前後的《白毛女》和五、六十年代的《洪湖赤衛隊》等。他這個評價是否準確，留給專家研究，至少這是一段令人肅然起敬的歷史甚至是奇跡。

1941年1月上旬安徽南部發生了“皖南事變”。葉挺和項英擔任正副軍長的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新四軍與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部隊之間發生衝突，新四軍軍長葉挺在和國民黨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突圍後被他的副官謀財害命，四千餘人被俘（大批戰俘被國民黨分批補入第三戰區部隊，僅有兩百餘人在1945年國共雙方簽訂“雙十協議”後獲釋）。

桂系白崇禧插手了“皖南事變”，桂林的政治形勢進一步惡化。1月20日八路軍桂林辦事處奉命撤退，負責人李克農離開前找到左洪濤，告訴他周恩來指示將西南地區幾個抗敵演劇隊黨的關係正式交給他統一領導。左洪濤是隨第四戰區長官部1940年初從韶關遷到柳州的，適逢父親帶領抗宣一隊在柳州演出，他便讓父親和抗宣一隊留下，和其他兄弟演劇隊一同住在天堂坪某中學，暫避當時險惡的政治風暴。

左洪濤和父親多次會面，提醒父親注意工作方式方法，千萬別“左”，他說：國民黨正對地方勢力施加壓力、控制、滲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面臨著挑戰。我們還是宣傳周副部長的“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但要謹慎，要做得更扎實、更隱蔽，千萬不要暴露自己的進步面目，抗日是長期的。

在柳州，抗宣一隊按照左洪濤的意見，照常到第四戰區長官部作慰問演出。鑒於嚴峻的政治環境，他們降低了演出內容的政治色彩，除演出《黃河大合唱》外，還有中外樂器演奏如《空山鳥語》、《病中吟》、《良宵》和《藍色的多瑙河》等。演出前，左洪濤陪父親去拜會張發奎，張發奎與國民黨嫡系有矛盾，會見時對“皖南事變”隻字不提，演出結束後，張發奎宴請全體隊員，說了一句“新四軍不聽調動，違反軍令”。

抗宣一隊在柳州，以排練宋之的創作的多幕話劇《刑》為掩護，整訓了兩個多月。

關於抗宣一隊的生活狀況，小金有段回憶：

剛開始他很納悶，怎麼抗宣一隊連一套統一的制服都沒有呢？吃的也很隨便，沒有什麼工資，只是有時發些零用錢，全部人員，包括隊長在內，大家都一樣，卻從沒聽有人曾為這些叫過苦，或談過些什麼怪話。正相反，工作起來，大家都是很愉快的。隊裡分成幾個小組，聽了什麼報告(如國內外形勢)就分組討論。生活方面，組內彼此相互照應，各組還訂了些書籍如《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大眾哲學》等，經常分章節分段學習討論。

逐漸的，他發覺原來在大小會議上，許多同志的發言和主張都是從這些書裡來的。他說：“這可好，那麼趕快讀吧！即使有的很難懂，也硬啃，那些書都從未讀過，那真是個嶄新的世界。”他說他“慢慢朦朧地感覺到：原來所謂‘國家’、‘社會’、‘政治’等等，其中無不包含著階級、階級利益和鬥爭。我們年青人所受過的一整套教育，所培養成的理想、願望，所謂人生觀世界觀等無不隱存著階級的實質，我們都被養成為當時統治、剝削階級的奴才和鷹犬，這時，到了這時，才開始覺醒，嚮往‘到延安’去。但還是幼稚，還以為只要到了延安，就都可以成為共產黨了。”

那時候，抗宣一隊分設演出、總務、學習等部門，負責人都是在一定時間內(幾個月或半年)大家按當時情況和需要選舉出來的。平常每天有朝會，由當天值日主持。抗宣一隊全體隊員在名冊上雖有校、尉之分，實際上，每月憑名冊領薪金後，在隊員中都是平均分配，隊內的經濟是民主公開的。每月收支情況均在隊員大會上由總務委員向全體隊員報告，隊員如有不同意見可以批評。正、副隊長在半年一次的大會上要報告工作(各委員也須報告工作)。有時，隊員在會上也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在戰時，這種制度的堅持與執行使全體隊員在抗日宣傳的前提下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

在柳州，演劇九隊隊副兼地下黨支部書記丁波去看望父親，他們相識於1939年冬，當時丁波在衡陽粵漢鐵路從事工人運動，由於暴露了政治面目，地下黨緊急通知他深夜離開衡陽到桂林，暫住桂林東江鎮小學新安旅行團。正好抗宣一隊也住在此地，他們便認識了。父親和徐方略建議丁波去劇宣九隊。不久，劇宣九隊派人接丁波去柳州之後，丁波還寫信給父親，感謝“老大哥”。

抗宣一隊先後在柳州上演了歌劇《軍民進行曲》和《農村曲》，其他幾個演劇隊的人都千方百計擠進劇場，看了一場又一場，感到新歌劇特別新鮮，分外喜人，羡慕抗宣一隊在藝術上突飛猛進。幾個隊舉行座談會，請父親介紹發展歌劇表演的經過。據丁波回憶，父親一再表示，如果說抗宣一隊在歌劇表演上有成績的話，首先感謝桂林文藝界無微不至的關懷，當然與一隊的刻苦鑽研也是分不開的。父親的介紹，給其他幾個隊很大的鼓舞。丁波說：這就是碩果，也就是抗宣一隊的貢獻。

這樣的“貢獻”是在什麼情況下做出來的？1939年至l941年，國民黨頑固派兩次掀起反共高潮，政治部三廳屬下的l5個團隊有的人員遭逮捕，有的人員被殺害，有的隊被迫解散或改組變質，只有抗敵演劇第一、二、三、八、九隊和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堅持下來。也就是說，只剩下六個隊，6比9，一半以上的隊已經不存在了。

[1]歐陽予倩（1889年5月12日－1962年9月21日），中國劇作家、戲劇教育家、導演、演員。早年在日本求學，回國後活躍于上海、廣州、香港等地的話劇和京劇舞臺、編導電影以及從事戲劇教育。1937年參與組建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後赴桂林開展桂劇改革，創辦了桂劇學校，整理了許多桂劇保留劇目。1940年主持創立了廣西省立藝術館。1944年2月和田漢等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發起舉辦了“西南第一屆戲劇展覽會”，中國西南各省30多個進步演劇團體近千人來到桂林，演出了60多出話劇、戲曲、木偶劇等，為期3個月。第二次國共內戰日趨激烈時他離開上海到香港，出任永華影業公司編導。1949年3月，歐陽予倩應中共中央的邀請，來到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在第一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國文聯常務委員會委員、中華全國戲曲改進委員會籌備委員會主任。1950年4 月，歐陽予倩成為第一任中央戲劇學院院長。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歷任中央實驗話劇院院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副主席、中國舞蹈家協會主席等職務，是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1962年9月21日，歐陽予倩在北京病逝。

[2] 想找《軍民進行曲》的資料並不容易，網上有一篇南京藝術學院音樂學院滿新穎的論文稱“冼星海的歌劇《軍民進行曲》是早于延安新秧歌劇和《白毛女》出現的早期著名抗戰歌劇劇碼之一,在當時國統區的影響之大遠甚於後來的《白毛女》。然而學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對這部‘中國氣派’歌劇是否具有民族性藝術價值,能否將其納入早於秧歌劇之前的民族歌劇範例來對待”一直有爭論。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4 十萬大山 

長沙大火善後工作做到1938年年底，長沙重新成為了支援抗日的前沿城市。我的父親吳荻舟和抗宣一隊的隊員們無暇“享受”哪怕片刻的安寧，隨即上路前往桂林。

據我母親張佩華回憶，從長沙到桂林是坐火車的，到達桂林是1938年12月21日。她在1989年2月寫的一篇文章《憶——走過來的腳印》中回憶：暫時的安定中同志們都忙著打掃個人衛生。突然幾個女同志驚叫：襯衣上這麼多灰濛濛的小蟲子！洗頭髮的女同志也驚呼：頭髮裡這麼多小蟲子！男同志們哈哈大笑。原來，長沙大火把隊員們的個人衣物都燒光，忙了兩三個月，太髒了，身上頭上長了蝨子。其實男同志們身上也有，只是忍著不叫，讓女同志們出了“洋相”！

母親說：“這是個插曲，當時我看著身上頭上的蝨子也全身起雞皮疙瘩。但是沒有人埋怨，退縮，‘好玩’地鬧哄一陣就過去了。在長沙，‘全心全意為災民服務’支配了每個人的思想，奮不顧身，不知不覺脫去了一些女孩子的嬌氣。我跟著同志們就這樣一步步走過來，也逐漸鍛煉得比較懂事。”

父親回憶說，當時日本飛機幾乎天天都來瘋狂轟炸，有時候一天拉幾次警報。防空警報一響，市民就往七星岩等處山洞跑，躲警報。就在剛到桂林幾天後，在一次敵機空襲中，曾經在武漢和長沙教抗宣一隊唱歌的音樂家張曙[1]遇難，他家房屋倒塌，陸續趕到的抗宣隊員看到父女二人血肉模糊的遺體，都傷心痛哭。

（圖一：1939年12月，桂林，張曙殉難處。）

抗宣一隊分岩洞教育、下鄉宣傳、文字宣傳和隊部工作四個組，在桂林街頭和近郊、工廠開展工作。除了每逢警報就利用人群集中的機會做宣傳，他們也在桂西路口一面牆上定期出版特大《抗宣壁報》，圍繞廣西、桂林具體情況，綜述抗日新聞，發表時事短論等，圖文並茂。他們演出小節目，唱救亡歌，開辦戰時兒童訓練班，組織80多名兒童認字、畫畫、唱歌、演戲，教他們抗戰知識。母親一定非常熱情投入這些唱歌和教學活動，發揮她的教學所長。

1939年1月，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屬下的“八一三歌詠隊”在上海淪陷後輾轉流動到廣西柳州，面臨解散困境，抗宣一隊吸收了10人，保存其主要力量，又吸收廣西學生軍以及桂林中學一批青年，歌詠實力大大增強，但是超編10餘人，經費緊張。隊務會決定將20個編制所得津貼統一分配，不論隊長隊員每人每月同樣只發幾元零用，超編隊員和正式隊員待遇是一樣的。

2月，《救亡日報》、生活書店和新知書店等組織了慰問前方戰士籌款活動，抗宣一隊也參加了，他們與演劇九隊、放映二隊聯合請焦菊隱[2]、馬彥祥導演石凌鶴的《黑地獄》，主要演員是抗宣一隊的陸金海和王天棟，演出時導演是洪深。

（圖二：石凌鶴和《黑地獄》宣傳。）

在這前後，《救亡日報》發表題為《生活在戰鬥中》的報導：“20多個男女青年……在武漢、湖南喚醒了千百個沉醉在糊塗之鄉的同胞”，“現在來到我們的桂林……抵桂的第三天起，便執行了他們的任務，每天有數以千計的觀眾看他們的《抗敵壁報》和標語，他們的壁報、標語有很大的激勵和感染力，警醒著人們，他們還感到不滿足，準備於最近邀請本市各個出壁報的團體，舉行壁報座談交換經驗，使壁報工作發揮更大的效用。”

父親在這樣繁忙艱苦的環境下也不忘筆耕，他寫了文章《農村宣傳工作的重要》刊登在《救亡日報》上。

母親在桂林遇到兩個熟人。

一個是她的表妹、我的表姨龔維瑤。抗宣一隊到桂林後暫時住在桂林中學，表姨正在那裡上學，兩人巧遇。表姨要母親介紹她參加抗宣一隊，不過沒多久她便退出，她家裡安排她到美國留學，後來嫁給我國著名水利專家錢寧[3]。

（圖三：母親和她的表妹龔維瑤在桂林。）

母親遇到的另一個熟人是合肥星星小學的校長（母親稱校長為“校主”）孫滬芳（紀鐘毓也在一起），原來她們也是全家逃難到桂林。孫校主立即說，還有兩間空房，你們來住吧，也不收房租，多年後母親提起這段往事，還感慨地說：“人情不是那麼淡泊。”

桂林是戰時西南大後方重鎮，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當時與蔣介石有矛盾，為了保護和發展自己的勢力，遂與中共合作，給很多進步文化人士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他們紛紛從淪陷後的上海、武漢等地雲集桂林，運用各種形式反對消極抗戰，聲討大小漢奸叛國投敵賣國求榮。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也傳達中共廣西省工委的指示，要抗宣一隊針對廣西的情況，加強宣傳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退步”的抗日主張。

1939年3月，八路軍駐桂林辦事處得到情報，日寇侵佔廣西省北海市的潿洲島之後，企圖在北部灣的欽州、廉州、防城沿岸登陸，進攻西南大後方，切斷我們的國際交通線，要抗宣一隊前往那裡做抗日宣傳和社會調查。全隊緊急動員到十萬大山及北部灣沿海流動工作。

這時母親已懷孕6個月。父親十分不安地向母親（當時名字是張瓊）解釋，隊的工作，他責無旁貸，必須全力以赴，盼母親理解。勸她退出抗宣隊，留在桂林工作，負責贍養一家老小。父親說，如果母親能免除他的後顧之憂，就是對他最大的幫助了。

母親本來是滿腔熱情參加抗宣一隊的，多年後母親回憶說：“1938年，荻舟參加抗宣一隊後，動員我也參加。真使我接受了一次革命洗禮。過去愛國，是遊行、喊口號。現在要像他在舒城冒生命危險沖出重圍，拯救人民那樣實幹了。在集體生活中和實際工作中，雖感新鮮，但不懂、不熟悉的東西太多了，要學習啊！不能自甘落後。”

可是現在，她只能眼睜睜看著同志們歡快地踏上征程，心裡十分難過、無奈、委屈，多年後還覺得委屈呢。她說她也要努力奮鬥，在半年多集體生活中受到教育和感染，但是現在卻不知道目標是什麼了。剛剛打開的那一點思想缺口，再也無法擴大深入。

而父親率隊一走就是3個多月。3月31日，他們從桂林乘車到南寧，在南寧期間吸收了兩名會粵語的隊員。南寧以南的公路已遭破壞，必須徒步翻越桂南粵西交界的十萬大山和六萬大山。為適應山區居民分散的情況，他們演出的節目小型多樣。三、四月間，南疆一時驕陽似火，一時驟雨狂風，衣衫盡濕，轉眼雨過天晴，又曬得頭昏腦脹，女隊員艱苦更甚。大家將私人物品精簡，背負公物、道具，手持木棍，一行人在荒山野嶺魚貫前進，隊長殿后，往往幾十里不見人煙，逐村逐鎮向農民或者國民黨的駐軍宣傳抗日。

（圖四：1939年3月，抗宣一隊合影。）

翻過十萬大山就到達北部灣北岸，那裡是大片丘陵起伏的開闊地，有200多里的海岸線。防城的東興鎮和越南芒街只隔一條寬不足20米的北侖河，是北部灣北岸最西起點。抗宣一隊首先渡過3米左右寬的木橋去到越南的芒街，芒街方圓不到十平方公里，是越南政府劃出來便於中越人民集市的特區。地方雖小，卻有很多華僑，有中華商會和各屬會館。除經商者外，還有從事燒陶等行業的手工業者這裡是抗日宣傳的空白點，隊員們過河為華僑講解抗日形勢和中共的抗日政策，揭露日寇暴政。華僑們十分愛國，支持祖國抗戰。我方橋頭有一座牌坊，回程時美術組的吳少棠、陳會軺在上面書寫了兩條巨幅標語：“堅持團結、進步、民主、抗日”，“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

當天下午回到東興鎮演出，結束東興鎮的工作後，抗宣一隊沿著北部灣海岸線從西至東，走遍村村鎮鎮。我查地圖看到北部灣海岸線曲折複雜，可以想像抗宣一隊工作之艱辛。

他們每到一處都做家庭訪問、社會調查、舉行抗日形勢報告會、座談會和演出晚會，當地很多男女青年參加上述活動後，紛紛要求加入抗宣一隊。烏家（地名）一個姓吳的女學生堅決要求跟抗宣一隊走，一隊反復勸她：你留在當地團結青年開展抗日活動，比跟我們走更有意義，她才留下了。

抗宣一隊也保存著一份在東興鎮的會議記錄，一個家庭父母兒女討論“敵人來了怎麼辦”，結論是“敵人在哪裡登陸就在哪裡打，先做準備，殺漢奸、敵探，組織武裝，根絕資敵。”

在欽州龍門灣內一個面積不過三十平方公里、居民不足百戶的龍門島上演出時，負責燈光的孫天秩用彩紙和汽燈製造舞臺效果光。祖祖輩輩被漁霸壓迫抬不起頭的漁民，怎麼也不敢想像有人送戲上門，認真為他們演戲、唱歌，同他們親如手足，問寒問暖。當隊員用粵語向他們講述日寇暴行和我軍英勇殺敵的事蹟時，他們也憂心如焚：“敵人來了該怎麼辦？”“到十萬大山打遊擊。”

這裡漁民的房子是用貝殼、海螺殼壘的破窯，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矮得伸不直腰。可是當抗宣一隊登門訪問，他們總是端著自己種的瓜、薯招待，工作了幾天，抗宣一隊要離開的時候，全村男女老少都到岸邊送行。因為從來沒有人這麼尊重他們，平等、友愛、溫暖對待他們。

當地的朋友悄悄告訴抗宣一隊，有一個連的國民黨軍隊跟著他們，他們到那裡，特務便跟到哪裡，父親說這事後來經桂軍某師政治部的王某證實。當時隊伍白天行軍，晚上演出，有時一天換兩個地方，與後方聯絡很困難，也只有自己嚴加注意。父親和隊務會研究決定外鬆內緊，堅持工作，繼續前進。

（圖五：1939年夏，抗宣一隊在南路行軍途中。）

經過大量社會調查，抗宣一隊瞭解到，沿海漁霸豪紳和“大天二”（土匪）橫行，私設關卡勒索養路費，強收捐稅，漁民農民生活極端貧困。在國民黨貪官污吏剝削下，貧富懸殊。龍門島上一大片又矮又破的漁民村舍旁邊，有一幢三層紅磚洋樓，據漁民說：那是國民黨海軍某艦長“金屋藏嬌”的地方。1938年日寇攻佔潿洲島時，他匆忙攜眷逃亡，遺棄10匹軍馬，在島上日夜遊蕩，踐踏莊稼，無人敢過問。潿洲島淪陷後，漢奸、奸商、敵探活動猖獗，佔領潿洲島的日寇缺糧，漢奸奸商便勾結起來盜運大米與物資資敵。

7月上旬，抗宣一隊經十萬大山的靈山、橫縣、南寧，回到桂林，交上社會調查報告。在總結演出時，他們匯報了敵探漢奸的活動和人民疾苦的有關情況，穿插演出一批新創作的小話劇、活報劇反映當地抗戰形勢，其中有父親在北海市冠嶺訪問燈塔工人後創作的話劇《燈塔》，以及《決堤》、《水車》和活報劇《團結起來打鬼子》等。

（圖六：剛剛回到桂林，就趕出抗敵壁報“七七事變”兩周年紀念號。）

回到桂林父親才知道，當他們還在廉州時，國民黨頑固派襲擊了湖南平江新四軍留守通訊處，製造了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4]”，還強迫各抗宣隊演劇隊集體加入國民黨。國民黨的反共、限共、溶共政策，給合作抗日帶來險惡的陰影。

[1] 張曙，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與聶耳、任光等組織了左翼音樂團體“蘇聯之友社”音樂小組、 “全國歌詠協會”等，翌年與冼星海等參加了中國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武漢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歌詠活動。張曙短短一生創作200多首歌曲,其中《洪波曲》、《保衛國土》、《日落西山》、《丈夫去當兵》等最著名。1938年12月，他隨第三廳遷往桂林，1938年12月24日，與愛女張達真在日本飛機轟炸中犧牲，時年30歲，安葬於桂林七星岩下靈劍溪畔。

[2]焦菊隱（1905-1975），戲劇家和翻譯家，1930年創辦"中華戲曲專科學校"並任校長，致力於中國戲曲研究及教學改革。1935年至1938年留學法國，曾獲巴黎大學文學博士學位，同年回國從事戲劇教學和導演工作。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1952年起，任劇院副院長、總導演和藝術委員會主任。擔任過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全國委員，中國戲劇家協會的常務理事兼藝術委員會主任，第二、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文革"期間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老反革命，1975年2月28日因肺癌病逝於北京。

[3]錢寧（1922-1986）：中國泥沙運動及河床演變專家。1951年獲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博士學位。1955年回國任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

[4] 平江慘案：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駐湘鄂邊第27集團軍總司令部根據蔣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務營一個連突然包圍了新四軍駐湖南平江縣加義鎮的通訊處，中共江西省委副書記兼湘鄂贛特委書記等十幾個新四軍幹部慘遭殺害，同時，在平江的紅軍家屬及其他革命分子被殺者不下千餘人。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3 大火善後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非常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西方傳入的宗教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百年，彌足珍貴。

1938年11月15日黃昏，南方的初冬很冷，抗宣一隊到達衡山，住在孔廟。每人從三廳的前站領到兩條軍用毯子。16日抵達衡山與九渡口之間的一個小村子，兩天的行軍和沿路工作，大家累了，睡得很香。此時，潘念之派人趕來傳達周恩來指示，要他們次日一早搭車回長沙，參加大火善後工作。

父親吳荻舟率隊依時出發，當天入夜前回到長沙。車抵財政廳，周恩來已經在那裡等他們。距13日凌晨的大火雖已過了5天，燒成廢墟的長沙還處處冒著嗆人的濃煙和灼人的熱浪。放眼看去，一片斷垣殘壁，幾乎看不見一個行人，滿目淒涼。所有街邊東倒西歪的防空洞裡，都擠滿了傷兵和群眾，有的人傷口還在流血，已經幾天沒有吃喝了。

（圖一：長沙被大火焚毀的慘狀。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先後回到長沙的還有抗敵演劇第一、二、八、九隊，加上父親他們的抗宣一隊，五個隊組成“長沙大火善後工作隊”，又成立了由各隊隊長參加的“善後工作指揮部”，洪深任總指揮，馬上投入工作。周恩來召開動員大會，每人發了一個臂章，講解工作計劃和要求。他再三指出善後工作的重要意義，說：我們全力做好大火的善後工作，就可以揭發漢奸投降派的陰謀，粉碎日寇的侵華新戰略，團結人民，堅持抗戰到底。參加長沙大火善後的還有朝鮮義勇隊和最早回到長沙的九戰區政工二隊。

隊員們踩著斷磚殘瓦，焦炭灰燼，在大街小巷搶救傷殘，清理屍體，搬運尚在冒煙的糧食物資，撲滅餘火，清理街道，動員市民回城，設立施粥站、救傷站，發放救濟款，解決主副食供應，恢復市場，出壁報恢復抗日宣傳，擴大嚴懲罪魁禍首和發放救濟金的政治影響。父親說，不少年輕隊員平時怕死人、怕見血，現在連腐屍、焦屍和殘肢也毫不畏懼去清理，十分感人。他們在一間燒毀的房屋中發現了一部印刷機，田漢、萬籟天、龔哨嵐等如獲至寶，馬上辦起一張四開的《新長沙日報》，恢復了抗日宣傳陣地。

（圖二：演劇一隊陣容。如果沒有戰爭，這些風流倜儻的小夥子和面貌娟好的姑娘們該有多麽美好的生活！）

11月21日，國民政府中宣部、政治部發表關於長沙大火“真相說明”：“12日夜，長沙大火，實為地方軍警誤信流言，自衛民眾基於義憤之所造成。蓋戰地轉移，我軍對預先撤退的戰略據點及主要城市建築物施以破壞，免資敵用，原為作戰上的必要，在各國戰史上不乏先例。故長沙既臨戰區，政府於事前有所準備，當為必然之事實。唯12日夜長沙大火時，嶽州雖失，而平江汨羅以北陣線甚穩。長沙距前線當有一百餘里，軍事當局，不僅無命令破壞，且正調兵增加前線，而地方政府，亦並未下令破壞。”

中共的《新華日報》也在同一天發表社論“論堅壁清野”，重複了周恩來在南嶽軍事會議上的觀點。

父親回憶，當時看見周恩來忘我工作，隊員們都很感動，誰都爭取多做一點工作，好減輕他的疲勞。隊裡絕大多數人都是不滿二十歲的青年，來自五湖四海，只有不願做亡國奴的樸素感情，對中共抗日方針政策體會還不深，也沒有工作經驗。為了避免出差錯，周恩來每天要聽匯報，有問題就幫助解決。抗宣一隊的徐方略和林因加擔任文字宣傳，出壁報和為《新長沙日報》撰稿。一些重要文章和壁報稿，周恩來必親筆圈點，涉及湖南地方的稿件，如果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在長沙，他必拿去與張商量後才允許發表。

父親說：“周恩來發現我們由於痛恨蔣介石火燒長沙，寫標語、出壁報不願寫‘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毛澤東提出的口號）。他嚴肅耐心地說：擁護是有前提的。‘抗戰到底’便是前提。蔣介石不抗戰到底，我們就不擁護他嘛，國共合作一天不破裂，他還講抗戰，又槍斃放火的酆悌、文重孚、徐昆，撥款救濟災民……對打擊投降派、支持抗戰派、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有利嘛。經過周恩來的教導，大家才深刻理解這條標語的用意。”

大火後的長沙什麼也買不到，周恩來也只用一點鹹菜下飯。為了解決陸續回城的居民的主副食，他派隊員們到四鄉去動員農民送菜送糧進城。但農民不明真相，拒絕賣菜給他們。農民很氣憤，責問你們還要不要抗日？有多少個長沙夠你們這麼燒？什麼都燒光了，還拿什麼去抗日？周恩來聽了匯報，立即肯定說：“農民問得好，說得對。湖南人民有革命傳統，不怕你們穿上‘老虎皮’(父親他們當時穿國民黨士兵衣服)，放火燒長沙不對，他們就反對，就提意見。”

他叮囑大家明天再去，一定要對老百姓說清楚，有關當局正在追查放火的責任，一定嚴辦。現在陸續回城的災民急需糧食蔬菜，一定請他們進城來賣。下午四時賣不完的，我們照價收購，讓他們有時間回家。周恩來還說：農民的憤怒是有理由、有代表性的，沒有這樣的憤怒，國民黨當局就不會感到壓力，就不會同意嚴辦禍首、救濟災民，我們的工作也就難以做好。我們一定要把這種憤怒轉化為推動國民黨當局加速嚴辦禍首、救濟災民的力量，轉化為推動國民黨堅持團結抗戰的力量。

國民黨省政府也成立了救濟委員會，負責人是尹任先，常委朱經農。還有長沙的教會也派人配合救災發款。不過自從傳出撥了50萬救災款後，國民黨的官員就不休地爭吵誰來經手發放，災民也早議論開了，他們說：歷來救災都是貪官發財，災民背名。災民們不相信貪官們肯放過這個發財的機會。

為了使每一分錢都分到災民手上，不發生流弊，周恩來征得張治中同意，將全部救濟款交工作隊負責發放。

父親回憶道，隊員們由於感到光榮而喜悅，周恩來看到他們的笑容卻問：“你們有把握做好這工作嗎？不要把問題看得太簡單，幾十萬，分給相當於十個師的災民，又是在露天裡發放，這是向漢奸和日寇挑戰呢!如果漢奸搗亂、敵機空襲，場上一亂，踩也會踩死許多人，怎麼辦？歌唱壞了，可以再來，戲演壞了，頂多沒人鼓掌，這事可不同，有人正等著我們打敗仗呀!”

周恩來又說：“困難的確不少，但也不能給它嚇倒，只要預先想到一切可能發生的困難，做好應付一切困難的思想準備和措施，困難就能克服。長沙人民經過革命的鍛煉，只要我們事前做好宣傳工作，得到他們的支持，勝利就有把握。”

他還說：“你們首先要有自我犧牲的思想準備，如敵機臨空，自已不動，災民也就不會亂了；領款手續越簡化越好；我和葉劍英等人到時一定來幫助你們，你們要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在發放救濟金的前兩三天，周恩來起草了《告長沙同胞書》，一方面嚴厲批判和指責放火者對人民犯下不可饒恕的罪行，一方面又非常策略地把筆鋒一轉，指出大火已經給人民、給抗日帶來了莫大的損失和困難，現在唯一的補救辦法是大家團結起來，重整家園，堅持抗戰。這篇《告長沙同胞書》得到各方面的擁護，把大火的善後工作、把抗日戰爭的情緒迅速推向高潮。

四十多年後父親仍記得：在發放救濟金的第一天，總指揮洪深早上把隊員們集合到空地上。隊伍整整齊齊，鴉雀無聲。洪深說：“現在我傳達周副部長的指示：我們要打好這一仗，一切行動聽指揮，絕對服從。已下令今天不拉警報。也不准一個國民黨兵進場。敵機臨空，大家不准動，動者，軍法處置。傳達完畢！”他又補了兩句：“我們男的要準備盡忠！女的準備盡節！”一陣哄笑，緩和了肅穆緊張的空氣。

隊伍分成兩列，分別開進教育會坪（可容一二萬人）和四十九標廣場（舊時代的練兵場，可容數萬人）。周恩來和葉劍英、郭沫若等早已到了那裡，數以萬計的災民跟著進場，年輕隊員領著災民很快排好隊，洪深也向災民傳達了周恩來的指示，災民中有人知道周恩來的名字，說：有他在場，天塌下來也能頂得住!

鈔票一箱箱從銀行直接抬到發放現場，因為事前做了充分準備，所以進行得極為利索。一共發放近9萬人，每人5元，哪怕是大火中出生的嬰兒也有份。有些災民要到鄰近去投親靠友還發旅費，有些一時回不來的，還派專人去鄰縣發放，災民們事後知道這次救災是周恩來親自指揮，都說：“難怪!只有他才能有這樣的魄力！”“國民黨統治以來唯一一次救災款分文不受中飽！”“”賑災史上一個廉潔的範例！”

敵機果然來了。它臨空偵察時，地面黑壓壓的人頭一動不動。周恩來、葉劍英等也都安靜地坐在指揮臺上，全場秩序井然。日機只在空中拍照，沒有轟炸。這件事，後來被稱作“奇跡”，在大火後的長沙城廣為流傳。

（圖三：長沙大火後災民領取救災款。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2012年我在美國讀到一本書：【聖光指引——尹任先蒙恩三十年見證】，其中提及這段歷史。當時我沒有照相、掃描等技術幫助，而是摘抄了部分：

1937年7月抗戰爆發。38年10月下旬日軍攻陷武漢，覬覦湖南。長沙呈戰時景象。11月12日深夜，長沙全城大火，市區十之八九化為廢墟。長沙警備司令等三人失職處決，湖南省主席張治中撤職留任。

善後救災本是民政部門工作，然民政廳長陶履謙怕擔責任不肯領導救災，張治中找到當時任職財政廳的尹任先，尹任先告訴他省財政廳有數十萬。

11月22日成立了長沙市火災救濟委員會，尹任先任主任委員，田漢和長沙市長任副主任委員，辦公地點就設在財政廳。事後尹任先總結：

“救災結束了，災民散去了，各方對省主席張治中的怨憤和指責也逐漸平息下去。張先生深為感激地對我說，這次賑災有三件事是他所不曾料到的：一是想不到在極其嚴峻的形勢下，你會毫不猶豫地承擔這風險很大的份外工作；二是想不到在此戰爭年代，日本大軍壓境的危急時刻，地方財政非但沒有赤字，而且還拿得出數十萬元來賑災；三是想不到賑災工作竟進行得如此順利。我說，我是基督徒，凡事信靠神，此次賑災得以諸事順遂，完全是神的恩典，絕非自己有任何過人之處，並趁此機會向他傳揚福音，勸他信主。他深受感動，與我一同跪下禱告，認罪悔改。主借著我在賑災工作中的見證拯救了他，“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過去我們之間僅是一般上下級關係，自此以後，彼此既是主內弟兄，也成了摯友。”

尹任先感慨：“神彰顯祂的大能，成就人力艱及的事。”“用五餅二魚使五千人吃飽”，“你們給他們吃吧”（路9:13）

這樣，就從人和神的不同視角證實了這件事。

父親在回憶文章《周恩來同志在長沙大火中》寫道：

“11月底前，整個善後工作勝利結束了。周恩來請葉劍英給五個隊全體隊員做了一次報告，他重點講了毛主席的《論持久戰》的光輝思想，加深我們對毛主席抗日的政治、軍事路線和戰略戰術的領會。徐特立還為我們講中國革命史，增加了我們對中國革命的艱苦和複雜性的認識。他們的講話對我們後來堅持工作，取得勝利，有著決定性的意義。

周恩來臨去重慶前，也給我們講了一次話。他在講話中全面地總結了這次善後工作，但，給我們最深刻的教育是：他談到我們在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要我們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他說：‘嚴辦罪魁禍首、救濟災民，不是由於我們寫了幾條標語、說了幾句話，而是廣大的長沙人民大眾、全國人民大眾的壓力。我們剛回到長沙時，不是在好幾處看到災民們用血淚合著焦炭寫下憤怒的控訴，要求嚴懲禍首、救濟災民嗎？我們能做好這次工作，還有朝鮮義勇隊、江浙流亡同學等的支援。我們有四億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有無數同情我們的國際友人，中國是決不會亡的！’”

周恩來最後說：‘長沙的救災工作結束了，各隊恢復了原有的稱號，即將分赴各個戰區。抗戰是長期的，你們要長期留在大後方工作，任務很艱巨，環境很複雜。你們要堅持工作，就會遇到困難。因此要堅持學習，堅持進步，堅持獨立自主。要準備長期吃苦、學習紅軍的傳統。要學會多交朋友，才能保存自己。在這次工作中，你們做得很好，有成績，但永遠不能自滿！’”

父親耳聞目睹周恩來在處理千頭萬緒、紛至踏來的各種問題時民主、細緻、耐心，不知疲勞、平易近人，這樣的領袖風範想必是令他心悅誠服。他說：“‘春雨潤物細無聲’，周恩來的身教、言教、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令我終生受益。”父親一生都實踐了“談到工作中的缺點或不足時，總是把責任歸咎自己；談到工作中的成績時，總是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

母親也感受到周恩來的威信，對比共產黨和國民黨的表現，她有特別強烈的感受。因為自記事起，她只知道政府是“管”老百姓的，沒聽說過政府要向老百姓負責。她記得前線下來的傷兵蜷縮在斷瓦殘垣下，記得夢中被燒死的市民，清理出來之後被放在路邊，死不瞑目。她說：日寇還離得遠呢，怎麼也想不到是中國人自己（國民黨）放的火。日寇入侵，國民黨兵敗如山倒，老百姓離鄉背井，家破人亡，前途茫茫。這就是她看到的社會現實。

對她而言，抗宣一隊是一個嶄新的天地。直到晚年，她還記得當時心是如何火熱。她告訴我，來自五湖四海的隊員們比手足還親，他們悄悄看禁書，議論國事，討論如何宣傳全面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她聽到延安和其他根據地的新聞，遊擊隊打擊日寇的英雄事蹟，感到很新鮮。她說：樸素的思想被“革命”打開了一個缺口。

（圖四：父母早期的合影，攝于長沙嶽麓山。新婚燕爾，卻遭遇戰亂。）

據母親回憶，撤到長沙不久，在岳陽失陷前，外祖父母帶著三個舅舅從雲夢也逃到長沙，因為他們擔心，武漢淪陷，雲夢一定也會被日本鬼子佔領。三個弟弟沒有出路，還很危險，又不放心我的母親，便匆匆奔到長沙。在長沙，外祖父遇到他的同學、舒城一位姓肖的醫生。肖醫生看到他們狼狽不堪，便介紹外祖父到湖南邵陽的國民黨傷兵醫院工作。父親又介紹二舅和小舅（15歲、13歲）參加兒童劇團[1]，大舅則隨外祖父母去了邵陽。

大舅回憶說，在長沙大火那天早上，我父親送他們三個坐上一條輪船離開長沙往衡陽方向駛去，他們大約在下午四五點鐘到達衡陽，落腳在三塘一戶農民家裡。當時已經秋涼，他們坐在打穀場上曬太陽，大舅覺得身上很癢，便翻開衣服查看，他沒有冬裝，外祖母把自己的一件毛背心給他穿。只見那件毛背心每個針眼裡都藏著一隻肥大的虱子。外祖母馬上找來一口鍋，幫他把衣服脫下來放進去煮，在太陽底下把這些小蟲殺死。

根據大舅的回憶，幾天後我的二舅和小舅隨著長沙兒童劇團到了衡陽，與孩子劇團合併，調往重慶。其時二舅十四歲，小舅十二歲。大家都很不捨得分離。大舅說：“可是我們很窮，去重慶有飯吃，跟著我們吃什麼！所以只能送他們上車走了。”

大舅也和外祖父母一起啟程繼續往邵陽，大舅跟著外祖父住在邵陽的傷兵醫院，外祖母一人在郊外租了一間小房子暫時棲身。1939年春節剛過，外祖母便帶著大舅離開邵陽去桂林找我母親，大舅想到桂林繼續學業。

[1] 母親不記得兒童劇團詳情，我查到1938年4月在田漢、洪深等關懷和支持下，由田漢的兒子田海南（另有文章說叫田申）成立了長沙兒童劇團，他們在長沙大街小巷演街頭劇，慰問傷兵和難民，長沙廣播電臺也邀請他們在電臺唱救亡歌曲和播音劇《攜起手來吧，中國的孩子們》。1938年8月住地被日機炸毀，成員撤至重慶，併入政治部三廳屬下的孩子劇團。這與母親的記憶和大舅寫的回憶文章吻合。

【2】尹任先（1887—1964）是湖南省攸县人。1913年赴美留学，成为基督徒。1917年获哈佛大学文学士学位。1919年赴上海协助兴办纺织工业。1942年在天津自创西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步入政界，先后任河南省印花烟酒局局长、河南省财政厅厅长等职。1937年2月调任湖南省财政厅厅长。1942年脱离政界，专事教育，在重庆创办私立圣光学校。1946年圣光学校迁至苏州，直至1955年改为苏州市立第五中学。上世纪50年代，尹任先写下回忆录，讲述長沙大火救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