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1 原生家庭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母親是安徽合肥人，合肥是安徽省省會，有2000多年歷史，位於長江和淮河之間、環抱巢湖。合肥因東淝河與南淝河均發源於此而得名，早在夏商時期，境內居住的“淮夷族”人，已經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部落群體。司馬遷《史記》載：“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意思是合肥南北有長江、淮河兩個入海水道，是皮革鮑（海鮮的統稱）木的集散地。合肥也以“三國故地、包拯家鄉、淮軍搖籃”著稱。

在我極其有限的歷史知識當中，楚漢相爭的範增，三國名將周瑜，“五代十國”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北宋清官包拯，晚清重臣、洋務派李鴻章，北洋軍閥皖系首領段祺瑞，愛國將領馮玉祥，抗日名將衛立煌、孫立人、張治中等等都是合肥人。

其中我記得楊行密(852～905)，是因為相傳他的女兒百花公主在合肥城內住過的地方是花園巷，她用過的水井叫百花井，母親的祖父張養民買的房子就在花園巷，而百花井地名沿用至今。那一帶如今還是位於城區中心，距原合肥基督醫院、如今的省立醫院不遠，附近有市委大院，淮河路步行街，香港廣場，李鴻章故居紀念館，合肥書畫院等。

記得包拯(999～1062)，是因為母親對他最引以為自豪，她告訴我們包拯如何為官廉潔，執法嚴峻，不畏權貴，剛正不阿，鐵面無私，受百姓稱頌。小時候母親說起“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母親說，就是遇到官司，與其設法打通關節，不如去找包青天。母親也曾稱讚包拯的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還有段祺瑞（1865～1936），北洋軍閥皖系首領，1912年起歷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國務總理。他最為我們熟悉的就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要求廢除《辛丑合約》等不平等條約，他控制的北洋政府以武力鎮壓國共兩黨最早的聯合反軍閥抗議活動，造成“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在教科書裡就是一個鎮壓學生運動的反動分子，但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曾脅迫段祺瑞去東北組織傀儡政府，被段嚴詞拒絕。遲遲不開竅的我很久以後才明白，不能用簡單的那套好人壞人標準評判歷史人物。

母親出生于1918年7月10日，念中學時叫張培德，又名張瓊、張國芝、張若慧（1958年前後），在香港領身份證時改名叫張佩華。

我的曾外祖父、母親的祖父張養民，有兩房太太，張養民和大太太（母親稱其為正祖母）之間本來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死了，二女兒張振華嫁予在北京做官的龔家，後遷往南京，再去了臺灣。張振華生下我的姨媽龔維琪和龔維瑤。

張養民和二太太（母親稱其為姨祖母）之間有兩個孩子，兒子張振國學生時期參加了革命，國民黨要逮捕他，他逃到福建，死在那裡；女兒張振芳在抗戰後隨同學去了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後派到敵後，犧牲了。母親這位姨祖母出身很苦，原是張養民外家買來的丫頭，後張養民將其收為妾，侍候他們一家。

母親的父親、我的外祖父（我們叫他公公，第一個字發第三聲：“拱公”）叫張若虛，出生於1889年9月，他本是張養民妹妹的長子，管張養民叫舅舅，他的親父名叫張錦濤。張錦濤有七個孩子，家窮，張養民的大女兒死後，張養民的妹妹就把張若虛過繼給張養民。

所以，母親有東門外的祖父張錦濤（公公的親生父親）和北門祖父張養民（公公的繼父）。

據母親說，百年前，安徽省立醫院的前身、合肥基督醫院院長是美國人，因為母親的（北門）祖父張養民漢文特別好，於是聘他去教漢文，並收張若虛為學生，故我的外祖父張若虛是學徒式的西醫，學了七年後自立門戶，結婚後到六安（合肥話發音“陸安”）開診所獨立行醫，雖然不是正規讀醫，但是他有行醫憑證。

母親說，她的外祖母（母親稱其為“老奶”，合肥話發音“老來”）、我的曾外祖母娘家是名門，號稱“壩上沈家”。母親說她從小就對“水煙袋”有印象，她說，有病的時候他們會抽鴉片，一抽，病就好了，而且向來很有節制，也不見上癮，就像是按時吃藥。她的母親、我的外祖母蔡繼文出世三四個月後，曾外祖父出門謀生，曾外祖母領著女兒靠做女紅過活，等待曾外祖父回來，但是曾外祖父永遠沒有回來。

曾外祖母的女紅手工特別好，於是朋友介紹她到教會學校的外國人家工作，外祖母也得以在教會學校讀了幾年書，並和背景相仿的外祖父結婚。

像這樣，說到母親的原生家庭，就繞不開安徽合肥的教會。

安徽合肥教會勢力很大，特別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發展特別快。而教會發展的主要手段除了興辦醫院，還有興辦學校。在安徽省近代史中 ,西方教會在安徽境內興辦的診所和醫院，最多的時候達 74所，另有初級小學185所，高級小學39所，中學11所，高中4所。

2016年5月我回合肥老家尋訪親友，也去了合肥基督教會。在宿州路上，遠遠就能看到一座宏偉的哥特式建築，門口忙碌著的事工們聽說我在找尋母親的舊時足跡，熱心地帶我到售書室，那裡供應屬靈書籍和光碟，售書室的事工聽了我母親的故事，念著“感謝主恩”，給我介紹了幾本書，還為我聯繫黃牧師。黃牧師很快出現，為我解答諸如教會英文名稱以及幾位西教士的名稱、年代等問題。

他們贈送給我的《脂油集》裡詳細記載了合肥基督教會的歷史：

1895年，中華基督會（Disciples of Christ In China）總會派美籍傳教士兼眼科醫生詹姆斯.柏貫之（Dr. James Butchart）到合肥（時稱廬州）傳教，基督教（新教）開始傳入合肥。翌年，美籍傳教士徐鴻藻和柏貫之一起在東門大街杜家巷租民房12間，開辦診所兼作教堂，一面行醫，一面傳教。

1898年，柏貫之在四牌樓南面(現宿州路南段省立醫院宿舍處)購地16000平方米興建“柏貫之醫院”。

1902年醫院建成後，教會隨即遷到醫院附設的小禮堂做禮拜。繼而，基督會在四牌樓北面(今宿州路74號)購地2100多平方米，興建西式基督教堂一座，建築面積440平方米，另建中式平房小禮堂一所，教牧人員住宅樓等附屬房屋共計1200平方米。並招收一批青年學生學習醫術。

1914年，柏貫之離開合肥去南京金陵醫科大學任教，柯普仁（Douglas Corpron）繼任院長。

1915年柏貫之醫院改名“合肥基督醫院”（另有記載還有韋格非等人先後擔任院長）。

當時合肥基督醫院設內科、外科、婦產科、五官科等科室，有X光室、化驗室、理療室、西藥房和手術室。醫師、護士、職工50余人。每天就診病員達200余人，為當時合肥規模最大的醫院。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愛國學生掀起反對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浪潮，美國傳教士曾短暫離開合肥躲避風險，1928年後陸續返肥，柯普仁繼續擔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1937年柯普仁返美，由美籍教士莆爾琪接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在1938年合肥淪陷時，合肥基督醫院設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300余人）。

柏貫之在合肥基督醫院任院長是從1902年到1914年，合計 12年。外祖父生於1889年9月，1902年13歲，1914年25歲，不知道他是哪年結婚，但是婚後到六安開診所，1918年29歲時生了我的母親，據此推算，假如他是十幾歲開始跟院長學醫7年後開業，極有可能是在柏貫之任內學醫。張養民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漢文老師，張若虛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學生。雖然難以證實，這樣推算一下也很有趣。

加拿大籍基督新教傳教士柏貫之

（圖四：西教士柏貫之，出生於加拿大，在美國學醫、行醫，1891年到中國宣教並創辦柏貫之醫院、即今合肥省立醫院前身。）

合肥教區下設城市教會、鄉村教會、附屬醫院、學校、農場、乳牛場、女子服務社和普益社等。三育中學就是屬於女子服務社的一項服務。

1907年，中華基督總會派美籍教士方淑美到合肥辦學。初在四牌樓北十字街，買下姚家公館招收女學生，教識字和編織毛衣，立名為“女學”。不久，方淑美調離，美籍傳教士華椿（另譯華群）接辦該女學後，將女學更名為“三育女子小學”。

1909年，美籍教士彭育恩接替華椿，將學校更名為“三育女子中學”。彭後在徽州路(即今南門小學)購地12000多平方米，建新校舍，於1917年遷三育女子中學於此。新建的學校，後由美籍教士柯麗蓮、衛金生（另譯衛錦生）先後出任校長。1923年三育中學增設高中部。

三育中學除授中學常規文化課外，還設《聖經》課程。每逢星期日，有的學生到教堂做禮拜，其中有不少人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也有始終不信教的。學校紀律嚴格，住校生晚寢後，管理員照例鎖上宿舍。規定走讀生一律不准擅自離校。

1927年，合肥經歷北伐戰亂，衛金生和所有西教士紛紛離開合肥，學長由中國牧師李卓吾代理，改名“三育中學”，男女生兼收。翌年，衛金生返肥，繼續主持該校校務。1930年，該學校報經安徽省教育廳立案，中學學制由原四年改為六年。立案後，衛金生退居幕後，校長職則由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1934）、何淑文（1935-38）相繼擔任。全校有教職工18人，初高中開六個班，有學生120多人。

母親的履歷裡，寫著她是在三育中學念書。她說，讀了六年半。畢業的時候是1937年，20歲。那她應該是在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和何淑文任校長期間讀的三育中學。三育中學及其附設小學、幼稚園，均在1938年合肥淪陷前夕停辦。

外祖父結婚後到六安開診所行醫。母親張佩華在六安出生，在六安讀過私塾，我還有三個舅舅——大舅張國衡、二舅張蔚（又名張國權）和小舅張儀（又名張國樞）。

曾外祖母和他們住在一起，因為曾外祖母只有一個女兒——我的外祖母。母親七八歲時，外祖父攢了點錢，又借了點錢，除行醫外，開始賣西藥，做生意，據母親說外祖父醫術高明，能看內外科，甚至可以接生、施麻醉動手術。而且外祖父醫者仁心，常常對窮人免收醫藥費甚至倒貼資助生活，所以自己家境反而不富裕。

母親說，老奶最喜歡小外孫、即我的小舅。母親晚年的時候，有一天，在飯桌上想起一個故事，平時我們不讓她吃飯說話，怕她嗆著，但是那天我說，讓她講吧，一會兒再吃。母親笑得合不攏嘴地回憶：老奶咬不動飯頭上蒸的咸豬肉的皮，夾給小舅，二舅嫉妒小舅：“哼！誰不知道你是老奶的乾兒子！”顯然，一家人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倒也溫馨。

到母親十歲時，債快要還清，開始賺錢了。忽然六安城來了一股“潰兵”，進城大肆搶掠之後，一把火燒掉大半個城，外祖父家也燒光了。外祖父幾經掙扎，無奈那幾年（1927-1930）軍閥混戰，六安是個兵家必爭之地（張宗昌、何應欽、馮玉祥等），外祖父家又被亂兵搶了兩次，一蹶不振，最慘的是行醫憑證也被燒掉。1930年，在我母親十二三歲的時候，外祖父把全家送回合肥，自己到鄉下小鎮——雙河鎮行醫去了，外祖母領著我母親和三個舅舅（當時10歲、7歲、5歲）和曾外祖母一起生活。外祖母把母親送進她讀過書的三育女中。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3 歷史交集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年帝制，尋常百姓趕上大革命，家鄉和全中國人民命運與共：歷經辛亥革命, 民國初建, 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割據，北伐，國共合作以及此後的內戰、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如何強國？哪條路通向民主、憲政、現代國家？什麼是更好的生活？生活在百年動盪的中國，家鄉父老有著許許多多希望和失望，有著許許多多理想與無奈，但是從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祖祖輩輩百折不撓，坎坷前行，為子孫後代做著鋪路石。

         父親吳荻舟本人和歷史的交集是怎樣的呢？

        父親出生的1907年還是清朝，1912年，他5歲的時候，民國建立。但是，憲政卻長時間沒能走上軌道。當時各種黨派以及政府內外意見多岐，軍閥混戰，18個省發生武裝起義，13個省宣佈獨立，可謂亂象叢生。資產階級不成熟，求變出現亂象恐怕也是必然，但是至少國人告別帝制是義無反顧的。中國等待更大的智慧。一百年後，現在的人看辛亥革命和“民國亂象”可能有新的視角，不過我更關心父母以及那些真正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是怎麼樣的，又是怎麼生活過來的。

        1913年，父親6歲，在家鄉族辦私塾啟蒙，跟從遠房族叔吳鴻慶讀了一年私塾。吳鴻慶四書五經讀得滾瓜爛熟，父親在他那裡讀《三字經》的時候，他懊喪地對父親說過：“我準備鄉試那時，廢科舉，改學堂了，真不逢晨，命也！”父親寫到：“當時我聽了，就像鴨子聽打雷，歪著脖子，瞪著眼，不知他說啥。”7歲，家鄉辦了興文學堂，父親轉讀新式小學，父親寫到：“（鴻慶叔公）的私塾自然也就跟著清王朝的滅亡，壽終正寢。”

        8歲時父親的遠房叔公吳德峰到龍岩縣城新羅小學教書，父親和三叔吳香麒隨他到縣城進了新羅小學就讀。

        1915年讀高小，全國人民反對袁世凱“黃袍加身”復辟帝制、反對他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父親曾經在老師林仙亭和黃庭經等人帶領下參加示威遊行、搜查日貨、燒毀日貨。

        三叔晚年的時候憶起一些驚心動魄的事，他說：“我們在新羅小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暑假回家，他（吳荻舟）曾在鄉里演說過。我寫了一篇《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殘餘如何壓迫剝削人民》，引起全村人矚目和仇視。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雲夢文史館的一篇文章中有（提過）。我在新羅小學讀書期間，南方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已經轟轟烈烈。”

        演說！寫文章！他們才是小學生呀。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北京的新思想新潮流南下到萬山重迭的龍岩，父親也與進步青年一起上街了。

        1921年，中國有了另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年秋，父親考入龍岩縣的最高學府——福建省立第九中學讀書。他勤奮好學，成績優良。讀到三年級時，中學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讀完初中，祖父要父親學做生意，畢竟祖父自己是十幾歲就學做生意的。可是父親鬧著要繼續念高中，為了自籌學費，他給老師抄寫講義。當時他的數理老師郭慶光（龍岩很有名氣的教師，後成為龍岩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語文老師郭秉廉很同情他，幫他找了幾位老師（包括他們自己）的講義，叫他幫著抄寫。那時他們那裡還不是用鋼針刻蠟板，他要用毛筆沾鏹水寫在蠟紙上，手指沾上鏹水，皮開肉綻。這活計雖然很辛苦，卻解決了他的經濟困難，鍛煉了他堅忍不拔的性格。

（吳荻舟就讀的福建省立第九中學。）

        到高中，父親成了學校裡的活躍分子。參與組織同學演文明戲，反迷信，反封建，反對軍閥內戰，反對賄選議員。父親很久以後還記得，高中時期，學校裡那個綽號“豬仔議員”的國文教員連賢基，他先在鄉試中舉，後在1913年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1923年國會大選期間，連賢基接受5千銀元，請選民吃肉絲麵，幫助賄選北洋軍閥曹錕[1]為“大總統”。父親和同學們曾曝光其賄選醜聞。

        1926年連賢基因賄選事件被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和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扣留、遊街。

       當時搞革命的國人精英很多都有海外留學或者流亡的經驗。其中代表人物孫中山就曾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我在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看到一個說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借鑒自美國林肯總統的“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龍岩的鄧子恢，1917年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留學，這件事在縣誌裡也有記錄。後來他因貧病交加輟學回國，五四運動後，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比父親高幾班，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後，常到父親就讀的九中找同學們交談，有時候還住在九中。他欣賞父親的才華，同情他的處境，送給他《新青年》、《嚮導》、《新潮》等進步書籍。這些革命刊物不僅使父親大開眼界，而且讓他認識到進步報刊起著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的特殊作用，可以刷新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使之指導民眾，走向進化之途。抗戰開始，父親投身成為文化戰士，應該與此經歷大有關係。

        1925年，高中二年級起，父親與同學合作出版油印刊物《苔蘚》，含義是“五四”運動的種子——民主、科學、新文化、婚姻自由等在黑暗的社會裡，像苔蘚在背光處生命力很強地滋長著。通過這份油印刊物，父親發表了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封建迷信、反對賄選的小說和評論文章。多年後當我看到袁牧的小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不禁聯想到父親對《苔蘚》的讚美，想到父母和鄉親父老的生命力。

        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民國政府進行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都無法改變“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他決定聯俄聯共，國共兩黨形成統一戰線，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實現國家統一，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1926年7月9日開始北伐。

        北伐東路軍浩浩蕩蕩進入山城龍岩的街道時，父親與同學們揮動紙旗，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列隊歡迎。秋天起，父親經常去張旭高辦事的機關走動，幫忙佈置會場、寫大字標語、歡迎會的橫額等。他和張旭高1926年前就認識，張旭高在集美讀書時，暑假回龍岩也會去九中住、玩或搞些活動。據母親描述，張旭高熱情、果決、做事膽大心細，又有辦法，年輕的彩書佩服得五體投地。

        當時父親正在讀高三，張旭高、林一株[2]見父親思想進步，多才多藝，便動員他輟學參加北伐宣傳工作。父親十分愛學習，求知欲極強，祖父幾次要他輟學經商，即使父子反目他都不從。然而，在張、林鼓動下，他離開九中走上社會，投身革命洪流。

        龍岩縣誌提及，1926年10月27日革命左派[3]在龍岩城關明倫堂召開軍民聯歡慶祝大會，父親說，懸掛在主席臺前的橫額上“北伐軍蒞岩慶祝大會”九個一米見方的大字就是他寫的。1927年初，成立（龍）岩（漳）平寧（洋）政治監察署，張旭高任行政督察專員，監督岩平寧三縣政務，專員公署的招牌也是出自父親之手。父親還協助組織農民協會，農會的旗幟是在國民黨所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加上一把犁頭。

        有一次張旭高要父親填一張表，說要介紹他加入農會，後來又說是入黨，父親填了表交給他。父親記得填表之後還開過兩三次會，但是不記得會上談過什麼了，張旭高還拿了一些書給他讀，有列寧的《做什麼》，還有進步雜誌等。父親後來說：那是他“第一次直接接受黨的教育”。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龍岩的國民黨右派、代理縣長杜連茹緊隨其後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又名陳子彬）等一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籠罩龍岩。

        鄧子恢早已離開龍岩，去江西中共中央工作。張旭高帶著父親和另外幾位同學從龍岩經漳州逃到廈門，那是父親第一次離開家鄉。他們時而坐船，時而徒步，到達廈門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龍岩同鄉開的小旅館裡。

        三叔大約在1924年、16歲的時候去廈門當學徒、送報員，他記得19歲那年，龍岩有不少老師逃到廈門如陳心泉，也有《江聲日報》副刊編輯林仙亭，主編張党党，但是他不知道我父親也在廈門。他還記得，《江聲》報、《廈聲》報和《迫擊》報被封，陳心泉老師從廈門回龍岩，在漳平永福山腰被敵人暗殺；《江聲》主編張党党被槍擊未中，翻天窗逃逸。晚年，三叔寫字時手都在顫抖，但他還是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他想起上小學時和哥哥同去同歸，哥哥上高中之後的事他卻什麼也不記得了。

（當時的“入黨條件”，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張旭高是集美畢業生，熟悉廈門，他沒有和同學們住在一起，但有時候回來看看他們，約半個月左右，就不見他來了。據說後來張旭高經上海去了菲律賓，那裡有很多福建華僑。太平洋戰爭中他遭日本侵略軍殺害。張旭高之死有兩種說法，一是在家被日寇抓走，關在集中營，日寇投降前遭殺害，一是張旭高參加菲律賓華僑遊擊隊，戰鬥中犧牲。父親多方打聽，四十年後才聽張旭高的妻子說，前者是正確的，她與張旭高同時被捕。

        張旭高轉入地下後，父親隻身潛回龍岩，不能徑直回家，經九中的郭慶光、郭秉廉老師介紹，暫棲距大池四十多裡的湖邦鄉，在郭姓族辦設在尚德堂的積山小學任教。積山小學是當時龍岩較大規模的私立初小，教師多為九中和集美師範畢業生。

        父親任高年級班主任，同事有郭樂生等，據瞭解郭樂生是共青團員。父親和同事、學生相處極好。由於親身體會過農村孩子讀書不容易，他教學格外認真，看見小學課本脫離農村實際需要，便自編適合農村孩子用的低年級課本，給初小同學用。不過只教了一個學期，1928年秋，父親受在上海讀書的幾位好友郭有才、黃振椿（即黃震村、後改名馬寧）[4]和九中同學邱若深的影響和鼓勵，在祖母的暗中資助下，來到上海，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二年級。

        這年父親21歲，已經歷過一次次洗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自然而然和他聯結在一起。這一走，56年沒有回過家鄉，但他永遠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族譜選登的一幅照片——習仲勳接見參加兩航起義紀念活動人員時與吳荻舟握手。）

[1]曹錕（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原來是清朝將領，後來是中華民國初年直系軍閥首領，1923年靠賄選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人稱賄選總統。不過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請他出面組織新政府被他拒絕（後面講到母親家鄉安徽時，合肥人段祺瑞也有類似情況），因其保持了民族氣節，被國民政府在1939年12月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2] 林一株，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授課，主要是搞軍事訓練。後任閩西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後來籍社會民主黨事件殺害了許多同志，鄧子恢代表中央處決了他。

[3]根據龍岩黨史辦鄭學秋整理、由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共龍岩縣首任黨總支書記陳子彬（原名陳慶隆）本人審閱過的《陳子彬同志談龍岩大革命前後的問題》記載，當時國民黨縣黨部可以說是左派當權。而政治監察署中人都聽張旭高的話，張旭高是革命左派。當時屬於新興革命勢力的組織還有農民部特派員岩平甯分處、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縣農會，五個單位在政治上、工作上是協調一致的，不存在什麼尖銳矛盾或派別鬥爭，當時在龍岩只有新生的革命勢力和封建殘餘勢力的矛盾和對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在龍岩是成功的。

[4] 馬寧，龍岩人，1930年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共。之後流亡馬來亞，曾任馬共中央宣傳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福建農民報》主編，福建省文化處處長、文聯主任等。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曾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發表了眾多小說、話劇和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