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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前老教堂的老照片,西式建築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1原生家庭

蘆蕩小舟

第二章 合肥女兒

1 原生家庭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知識份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母親是安徽合肥人,合肥是安徽省省會,有2000多年歷史,位於長江和淮河之間、環抱巢湖。合肥因東淝河與南淝河均發源於此而得名,早在夏商時期,境內居住的“淮夷族”人,已經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部落群體。司馬遷《史記》載:“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意思是合肥南北有長江、淮河兩個入海水道,是皮革鮑(海鮮的統稱)木的集散地。合肥也以“三國故地、包拯家鄉、淮軍搖籃”著稱。

在我極其有限的歷史知識當中,楚漢相爭的範增,三國名將周瑜,“五代十國”吳國的締造者楊行密,北宋清官包拯,晚清重臣、洋務派李鴻章,北洋軍閥皖系首領段祺瑞,愛國將領馮玉祥,抗日名將衛立煌、孫立人、張治中等等都是合肥人。

其中我記得楊行密(852~905),是因為相傳他的女兒百花公主在合肥城內住過的地方是花園巷,她用過的水井叫百花井,母親的祖父張養民買的房子就在花園巷,而百花井地名沿用至今。那一帶如今還是位於城區中心,距原合肥基督醫院、如今的省立醫院不遠,附近有市委大院,淮河路步行街,香港廣場,李鴻章故居紀念館,合肥書畫院等。

記得包拯(999~1062),是因為母親對他最引以為自豪,她告訴我們包拯如何為官廉潔,執法嚴峻,不畏權貴,剛正不阿,鐵面無私,受百姓稱頌。小時候母親說起“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我不懂是什麼意思,母親說,就是遇到官司,與其設法打通關節,不如去找包青天。母親也曾稱讚包拯的家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也。”

素雅的包孝肅公祠

位於合肥的包孝肅公祠
(圖一:雅致的包孝肅公祠一角。)

李鴻章(1823~1901),我知道他是晚清軍政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宣導者,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並參與掌管清政府外交、軍事、經濟大權。光緒二十年(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艦隊覆沒,李鴻章受命赴日本媾和,簽訂《馬關條約》,生前死後毀譽參半,是很顯赫的家鄉人物。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教科書是把李鴻章當做反派人物,母親沒有因為他是同鄉感到自豪。她告訴我的是:好人出了個包拯,壞人出了個李鴻章。

 

公正評價歷史人物

李鴻章的“近代第一”
(圖二:李鴻章故居裡的部分介紹。歷史人物應該得到公正評價。)  

還有段祺瑞(1865~1936),北洋軍閥皖系首領,1912年起歷任北京政府陸軍總長、參謀總長、國務總理。他最為我們熟悉的就是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和遊行,要求廢除《辛丑合約》等不平等條約,他控制的北洋政府以武力鎮壓國共兩黨最早的聯合反軍閥抗議活動,造成“三一八”慘案。段祺瑞在教科書裡就是一個鎮壓學生運動的反動分子,但是“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曾脅迫段祺瑞去東北組織傀儡政府,被段嚴詞拒絕。遲遲不開竅的我很久以後才明白,不能用簡單的那套好人壞人標準評判歷史人物。

母親出生于1918年7月10日,念中學時叫張培德,又名張瓊、張國芝、張若慧(1958年前後),在香港領身份證時改名叫張佩華。

我的曾外祖父、母親的祖父張養民,有兩房太太,張養民和大太太(母親稱其為正祖母)之間本來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死了,二女兒張振華嫁予在北京做官的龔家,後遷往南京,再去了臺灣。張振華生下我的姨媽龔維琪和龔維瑤。

張養民和二太太(母親稱其為姨祖母)之間有兩個孩子,兒子張振國學生時期參加了革命,國民黨要逮捕他,他逃到福建,死在那裡;女兒張振芳在抗戰後隨同學去了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後派到敵後,犧牲了。母親這位姨祖母出身很苦,原是張養民外家買來的丫頭,後張養民將其收為妾,侍候他們一家。

母親的父親、我的外祖父(我們叫他公公,第一個字發第三聲:“拱公”)叫張若虛,出生於1889年9月,他本是張養民妹妹的長子,管張養民叫舅舅,他的親父名叫張錦濤。張錦濤有七個孩子,家窮,張養民的大女兒死後,張養民的妹妹就把張若虛過繼給張養民。

所以,母親有東門外的祖父張錦濤(公公的親生父親)和北門祖父張養民(公公的繼父)。

據母親說,百年前,安徽省立醫院的前身、合肥基督醫院院長是美國人,因為母親的(北門)祖父張養民漢文特別好,於是聘他去教漢文,並收張若虛為學生,故我的外祖父張若虛是學徒式的西醫,學了七年後自立門戶,結婚後到六安(合肥話發音“陸安”)開診所獨立行醫,雖然不是正規讀醫,但是他有行醫憑證。

母親說,她的外祖母(母親稱其為“老奶”,合肥話發音“老來”)、我的曾外祖母娘家是名門,號稱“壩上沈家”。母親說她從小就對“水煙袋”有印象,她說,有病的時候他們會抽鴉片,一抽,病就好了,而且向來很有節制,也不見上癮,就像是按時吃藥。她的母親、我的外祖母蔡繼文出世三四個月後,曾外祖父出門謀生,曾外祖母領著女兒靠做女紅過活,等待曾外祖父回來,但是曾外祖父永遠沒有回來。

曾外祖母的女紅手工特別好,於是朋友介紹她到教會學校的外國人家工作,外祖母也得以在教會學校讀了幾年書,並和背景相仿的外祖父結婚。

像這樣,說到母親的原生家庭,就繞不開安徽合肥的教會。

安徽合肥教會勢力很大,特別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發展特別快。而教會發展的主要手段除了興辦醫院,還有興辦學校。在安徽省近代史中 ,西方教會在安徽境內興辦的診所和醫院,最多的時候達 74所,另有初級小學185所,高級小學39所,中學11所,高中4所。

2016年5月我回合肥老家尋訪親友,也去了合肥基督教會。在宿州路上,遠遠就能看到一座宏偉的哥特式建築,門口忙碌著的事工們聽說我在找尋母親的舊時足跡,熱心地帶我到售書室,那裡供應屬靈書籍和光碟,售書室的事工聽了我母親的故事,念著“感謝主恩”,給我介紹了幾本書,還為我聯繫黃牧師。黃牧師很快出現,為我解答諸如教會英文名稱以及幾位西教士的名稱、年代等問題。

他們贈送給我的《脂油集》裡詳細記載了合肥基督教會的歷史:

1895年,中華基督會(Disciples of Christ In China)總會派美籍傳教士兼眼科醫生詹姆斯.柏貫之(Dr. James Butchart)到合肥(時稱廬州)傳教,基督教(新教)開始傳入合肥。翌年,美籍傳教士徐鴻藻和柏貫之一起在東門大街杜家巷租民房12間,開辦診所兼作教堂,一面行醫,一面傳教。

1898年,柏貫之在四牌樓南面(現宿州路南段省立醫院宿舍處)購地16000平方米興建“柏貫之醫院”。

1902年醫院建成後,教會隨即遷到醫院附設的小禮堂做禮拜。繼而,基督會在四牌樓北面(今宿州路74號)購地2100多平方米,興建西式基督教堂一座,建築面積440平方米,另建中式平房小禮堂一所,教牧人員住宅樓等附屬房屋共計1200平方米。並招收一批青年學生學習醫術。

1914年,柏貫之離開合肥去南京金陵醫科大學任教,柯普仁(Douglas Corpron)繼任院長。

1915年柏貫之醫院改名“合肥基督醫院”(另有記載還有韋格非等人先後擔任院長)。

當時合肥基督醫院設內科、外科、婦產科、五官科等科室,有X光室、化驗室、理療室、西藥房和手術室。醫師、護士、職工50余人。每天就診病員達200余人,為當時合肥規模最大的醫院。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愛國學生掀起反對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浪潮,美國傳教士曾短暫離開合肥躲避風險,1928年後陸續返肥,柯普仁繼續擔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1937年柯普仁返美,由美籍教士莆爾琪接任合肥基督醫院院長(在1938年合肥淪陷時,合肥基督醫院設立難民收容所,收容難民300余人)。

柏貫之在合肥基督醫院任院長是從1902年到1914年,合計 12年。外祖父生於1889年9月,1902年13歲,1914年25歲,不知道他是哪年結婚,但是婚後到六安開診所,1918年29歲時生了我的母親,據此推算,假如他是十幾歲開始跟院長學醫7年後開業,極有可能是在柏貫之任內學醫。張養民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漢文老師,張若虛很可能就是柏貫之的學生。雖然難以證實,這樣推算一下也很有趣。

柏貫之照片

加拿大籍基督新教傳教士柏貫之

(圖四:西教士柏貫之,出生於加拿大,在美國學醫、行醫,1891年到中國宣教並創辦柏貫之醫院、即今合肥省立醫院前身。)

合肥教區下設城市教會、鄉村教會、附屬醫院、學校、農場、乳牛場、女子服務社和普益社等。三育中學就是屬於女子服務社的一項服務。

1907年,中華基督總會派美籍教士方淑美到合肥辦學。初在四牌樓北十字街,買下姚家公館招收女學生,教識字和編織毛衣,立名為“女學”。不久,方淑美調離,美籍傳教士華椿(另譯華群)接辦該女學後,將女學更名為“三育女子小學”。

1909年,美籍教士彭育恩接替華椿,將學校更名為“三育女子中學”。彭後在徽州路(即今南門小學)購地12000多平方米,建新校舍,於1917年遷三育女子中學於此。新建的學校,後由美籍教士柯麗蓮、衛金生(另譯衛錦生)先後出任校長。1923年三育中學增設高中部。

三育中學除授中學常規文化課外,還設《聖經》課程。每逢星期日,有的學生到教堂做禮拜,其中有不少人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也有始終不信教的。學校紀律嚴格,住校生晚寢後,管理員照例鎖上宿舍。規定走讀生一律不准擅自離校。

1927年,合肥經歷北伐戰亂,衛金生和所有西教士紛紛離開合肥,學長由中國牧師李卓吾代理,改名“三育中學”,男女生兼收。翌年,衛金生返肥,繼續主持該校校務。1930年,該學校報經安徽省教育廳立案,中學學制由原四年改為六年。立案後,衛金生退居幕後,校長職則由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1934)、何淑文(1935-38)相繼擔任。全校有教職工18人,初高中開六個班,有學生120多人。

母親的履歷裡,寫著她是在三育中學念書。她說,讀了六年半。畢業的時候是1937年,20歲。那她應該是在中國人楊紹南、李美筠和何淑文任校長期間讀的三育中學。三育中學及其附設小學、幼稚園,均在1938年合肥淪陷前夕停辦。

外祖父結婚後到六安開診所行醫。母親張佩華在六安出生,在六安讀過私塾,我還有三個舅舅——大舅張國衡、二舅張蔚(又名張國權)和小舅張儀(又名張國樞)。

曾外祖母和他們住在一起,因為曾外祖母只有一個女兒——我的外祖母。母親七八歲時,外祖父攢了點錢,又借了點錢,除行醫外,開始賣西藥,做生意,據母親說外祖父醫術高明,能看內外科,甚至可以接生、施麻醉動手術。而且外祖父醫者仁心,常常對窮人免收醫藥費甚至倒貼資助生活,所以自己家境反而不富裕。

母親說,老奶最喜歡小外孫、即我的小舅。母親晚年的時候,有一天,在飯桌上想起一個故事,平時我們不讓她吃飯說話,怕她嗆著,但是那天我說,讓她講吧,一會兒再吃。母親笑得合不攏嘴地回憶:老奶咬不動飯頭上蒸的咸豬肉的皮,夾給小舅,二舅嫉妒小舅:“哼!誰不知道你是老奶的乾兒子!”顯然,一家人日子過得緊緊巴巴,倒也溫馨。

到母親十歲時,債快要還清,開始賺錢了。忽然六安城來了一股“潰兵”,進城大肆搶掠之後,一把火燒掉大半個城,外祖父家也燒光了。外祖父幾經掙扎,無奈那幾年(1927-1930)軍閥混戰,六安是個兵家必爭之地(張宗昌、何應欽、馮玉祥等),外祖父家又被亂兵搶了兩次,一蹶不振,最慘的是行醫憑證也被燒掉。1930年,在我母親十二三歲的時候,外祖父把全家送回合肥,自己到鄉下小鎮——雙河鎮行醫去了,外祖母領著我母親和三個舅舅(當時10歲、7歲、5歲)和曾外祖母一起生活。外祖母把母親送進她讀過書的三育女中。

入黨新條件顯示,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沒有發洋財的觀念。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民國時期 蘆蕩小舟 第1章 家鄉驕傲 3歷史交集

蘆蕩小舟

第一章  家鄉驕傲

3 歷史交集

研究中國近現代史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解釋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11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中國2000年帝制,尋常百姓趕上大革命,家鄉和全中國人民命運與共:歷經辛亥革命, 民國初建, 袁世凱復辟帝制,軍閥割據,北伐,國共合作以及此後的內戰、日本侵華和中共執政。如何強國?哪條路通向民主、憲政、現代國家?什麼是更好的生活?生活在百年動盪的中國,家鄉父老有著許許多多希望和失望,有著許許多多理想與無奈,但是從沒有放棄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祖祖輩輩百折不撓,坎坷前行,為子孫後代做著鋪路石。

         父親吳荻舟本人和歷史的交集是怎樣的呢?

        父親出生的1907年還是清朝,1912年,他5歲的時候,民國建立。但是,憲政卻長時間沒能走上軌道。當時各種黨派以及政府內外意見多岐,軍閥混戰,18個省發生武裝起義,13個省宣佈獨立,可謂亂象叢生。資產階級不成熟,求變出現亂象恐怕也是必然,但是至少國人告別帝制是義無反顧的。中國等待更大的智慧。一百年後,現在的人看辛亥革命和“民國亂象”可能有新的視角,不過我更關心父母以及那些真正經歷了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感受和看法是怎麼樣的,又是怎麼生活過來的。

        1913年,父親6歲,在家鄉族辦私塾啟蒙,跟從遠房族叔吳鴻慶讀了一年私塾。吳鴻慶四書五經讀得滾瓜爛熟,父親在他那裡讀《三字經》的時候,他懊喪地對父親說過:我準備鄉試那時,廢科舉,改學堂了,真不逢晨,命也!父親寫到:當時我聽了,就像鴨子聽打雷,歪著脖子,瞪著眼,不知他說啥。”7歲,家鄉辦了興文學堂,父親轉讀新式小學,父親寫到:“(鴻慶叔公)的私塾自然也就跟著清王朝的滅亡,壽終正寢。”

        8歲時父親的遠房叔公吳德峰到龍岩縣城新羅小學教書,父親和三叔吳香麒隨他到縣城進了新羅小學就讀。

        1915年讀高小,全國人民反對袁世凱“黃袍加身”復辟帝制、反對他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父親曾經在老師林仙亭和黃庭經等人帶領下參加示威遊行、搜查日貨、燒毀日貨。

        三叔晚年的時候憶起一些驚心動魄的事,他說:“我們在新羅小學讀書的時候,有一次暑假回家,他(吳荻舟)曾在鄉里演說過。我寫了一篇《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殘餘如何壓迫剝削人民》,引起全村人矚目和仇視。我記得很清楚,大概在雲夢文史館的一篇文章中有(提過)。我在新羅小學讀書期間,南方的反帝反封建思潮已經轟轟烈烈。”

        演說!寫文章!他們才是小學生呀。

        191954日,北京爆發了五四愛國運動。北京的新思想新潮流南下到萬山重迭的龍岩,父親也與進步青年一起上街了。

        1921年,中國有了另一個政黨——中國共產黨。是年秋,父親考入龍岩縣的最高學府——福建省立第九中學讀書。他勤奮好學,成績優良。讀到三年級時,中學學制由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讀完初中,祖父要父親學做生意,畢竟祖父自己是十幾歲就學做生意的。可是父親鬧著要繼續念高中,為了自籌學費,他給老師抄寫講義。當時他的數理老師郭慶光(龍岩很有名氣的教師,後成為龍岩知識界的代表人物)和語文老師郭秉廉很同情他,幫他找了幾位老師(包括他們自己)的講義,叫他幫著抄寫。那時他們那裡還不是用鋼針刻蠟板,他要用毛筆沾鏹水寫在蠟紙上,手指沾上鏹水,皮開肉綻。這活計雖然很辛苦,卻解決了他的經濟困難,鍛煉了他堅忍不拔的性格。

龍岩九中[2305843009213719085]

(吳荻舟就讀的福建省立第九中學。)

        到高中,父親成了學校裡的活躍分子。參與組織同學演文明戲,反迷信,反封建,反對軍閥內戰,反對賄選議員。父親很久以後還記得,高中時期,學校裡那個綽號“豬仔議員”的國文教員連賢基,他先在鄉試中舉,後在1913年當選為國會眾議院議員。1923年國會大選期間,連賢基接受5千銀元,請選民吃肉絲麵,幫助賄選北洋軍閥曹錕[1]為“大總統”。父親和同學們曾曝光其賄選醜聞。

        1926年連賢基因賄選事件被岩平寧政治監察署和國民黨龍岩縣黨部(左派)扣留、遊街。

       當時搞革命的國人精英很多都有海外留學或者流亡的經驗。其中代表人物孫中山就曾流亡海外,在日本、美國、倫敦等地宣傳革命及籌措經費。我在紐約的美國華人博物館看到一個說法: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有、民治、民享”借鑒自美國林肯總統的“for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龍岩的鄧子恢,19173月考取公費留日,到東京留學,這件事在縣誌裡也有記錄。後來他因貧病交加輟學回國,五四運動後,逐漸接受馬克思主義。他比父親高幾班,從日本留學回到故鄉後,常到父親就讀的九中找同學們交談,有時候還住在九中。他欣賞父親的才華,同情他的處境,送給他《新青年》、《嚮導》、《新潮》等進步書籍。這些革命刊物不僅使父親大開眼界,而且讓他認識到進步報刊起著改造舊社會、宣傳新文化的特殊作用,可以刷新知識份子階層的思想,使之指導民眾,走向進化之途。抗戰開始,父親投身成為文化戰士,應該與此經歷大有關係。

        1925年,高中二年級起,父親與同學合作出版油印刊物《苔蘚》,含義是“五四”運動的種子——民主、科學、新文化、婚姻自由等在黑暗的社會裡,像苔蘚在背光處生命力很強地滋長著。通過這份油印刊物,父親發表了提倡婚姻自由、反對封建迷信、反對賄選的小說和評論文章。多年後當我看到袁牧的小詩《苔》:“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不禁聯想到父親對《苔蘚》的讚美,想到父母和鄉親父老的生命力。

        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民國政府進行了二次革命、三次革命,都無法改變“僅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的狀況,他決定聯俄聯共,國共兩黨形成統一戰線,推動廣東革命勢力向北發展,實現國家統一,結束軍閥割據的局面。192679日開始北伐。

        北伐東路軍浩浩蕩蕩進入山城龍岩的街道時,父親與同學們揮動紙旗,高唱“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歌曲,列隊歡迎。秋天起,父親經常去張旭高辦事的機關走動,幫忙佈置會場、寫大字標語、歡迎會的橫額等。他和張旭高1926年前就認識,張旭高在集美讀書時,暑假回龍岩也會去九中住、玩或搞些活動。

        當時父親正在讀高三,張旭高、林一株[2]見父親思想進步,多才多藝,便動員他輟學參加北伐宣傳工作。父親十分愛學習,求知欲極強,祖父幾次要他輟學經商,即使父子反目他都不從。然而,在張、林鼓動下,他離開九中走上社會,投身革命洪流。

        龍岩縣誌提及,19261027日革命左派[3]在龍岩城關明倫堂召開軍民聯歡慶祝大會,父親說,懸掛在主席臺前的橫額上“北伐軍蒞岩慶祝大會”九個一米見方的大字就是他寫的。1927年初,成立(龍)岩(漳)平寧(洋)政治監察署,張旭高任行政督察專員,監督岩平寧三縣政務,專員公署的招牌也是出自父親之手。父親還協助組織農民協會,農會的旗幟是在國民黨所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上加上一把犁頭。

        有一次張旭高要父親填一張表,說要介紹他加入農會,後來又說是入黨,父親填了表交給他。父親記得填表之後還開過兩三次會,但是不記得會上談過什麼了,張旭高還拿了一些書給他讀,有列寧的《做什麼》,還有進步雜誌等。父親後來說:那是他“第一次直接接受黨的教育”。

        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龍岩的國民黨右派、代理縣長杜連茹緊隨其後發動四一五反革命政變,通緝鄧子恢、郭滴人、陳慶隆(又名陳子彬)等一批共產黨員和革命左派人士,白色恐怖籠罩龍岩。

        鄧子恢早已離開龍岩,去江西中共中央工作。張旭高帶著父親和另外幾位同學從龍岩經漳州逃到廈門,那是父親第一次離開家鄉。他們時而坐船,時而徒步,到達廈門後,幾個同學一起住在龍岩同鄉開的小旅館裡。

        三叔大約在1924年、16歲的時候去廈門當學徒、送報員,他記得19歲那年,龍岩有不少老師逃到廈門如陳心泉,也有《江聲日報》副刊編輯林仙亭,主編張党党,但是他不知道我父親也在廈門。他還記得,《江聲》報、《廈聲》報和《迫擊》報被封,陳心泉老師從廈門回龍岩,在漳平永福山腰被敵人暗殺;《江聲》主編張党党被槍擊未中,翻天窗逃逸。晚年,三叔寫字時手都在顫抖,但他還是寫下點點滴滴的回憶,他想起上小學時和哥哥同去同歸,哥哥上高中之後的事他卻什麼也不記得了。

入黨條件[2305843009213719084]

(當時的入黨條件”,2016年攝於閩西革命歷史博物館

       張旭高是集美畢業生,熟悉廈門,他沒有和同學們住在一起,但有時候回來看看他們,約半個月左右,就不見他來了。據說後來張旭高經上海去了菲律賓,那裡有很多福建華僑。太平洋戰爭中他遭日本侵略軍殺害。張旭高之死有兩種說法,一是在家被日寇抓走,關在集中營,日寇投降前遭殺害,一是張旭高參加菲律賓華僑遊擊隊,戰鬥中犧牲。父親多方打聽,四十年後才聽張旭高的妻子說,前者是正確的,她與張旭高同時被捕。

        張旭高轉入地下後,父親隻身潛回龍岩,不能徑直回家,經九中的郭慶光、郭秉廉老師介紹,暫棲距大池四十多裡的湖邦鄉,在郭姓族辦設在尚德堂的積山小學任教。積山小學是當時龍岩較大規模的私立初小。

        父親任高年級班主任,同事有郭樂生等,據瞭解郭樂生是共青團員。父親和同事、學生相處極好。由於親身體會過農村孩子讀書不容易,他教學格外認真,看見小學課本脫離農村實際需要,便自編適合農村孩子用的低年級課本,給初小同學用。不過只教了一個學期,1928年秋,父親受在上海讀書的幾位好友郭有才、黃振椿(即黃震村、後改名馬寧)[4]和九中同學邱若深的影響和鼓勵,在祖母的暗中資助下,來到上海,考入上海藝術大學二年級。

        這年父親21歲,已經歷過一次次洗禮,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自然而然和他聯結在一起。這一走,56年沒有回過家鄉,但他永遠是家鄉人民的驕傲。

和習仲勛握手

(族譜選登的一幅照片——習仲勳接見參加兩航起義紀念活動人員時與吳荻舟握手。)

[1]曹錕(18621212-1938517),出生于天津大沽口字仲珊原來是清朝將領後來是中華民國初年直系軍閥首領,1923年靠賄選被選舉為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人稱賄選總統不過蘆溝橋事變後日本請他出面組織新政府被他拒絕後面講到母親家鄉安徽時合肥人段祺瑞也有類似情況),因其保持了民族氣節被國民政府在193912月追贈為陸軍一級上將軍銜。

[2] 林一株,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授課,主要是搞軍事訓練。後任閩西蘇維埃政府裁判部長,後來籍社會民主黨事件殺害了許多同志,鄧子恢代表中央處決了他。

[3]根據龍岩黨史辦鄭學秋整理、由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中共龍岩縣首任黨總支書記陳子彬(原名陳慶隆)本人審閱過的《陳子彬同志談龍岩大革命前後的問題》記載,當時國民黨縣黨部可以說是左派當權。而政治監察署中人都聽張旭高的話,張旭高是革命左派。當時屬於新興革命勢力的組織還有農民部特派員岩平甯分處、岩平甯宣傳人員養成所、縣農會,五個單位在政治上、工作上是協調一致的,不存在什麼尖銳矛盾或派別鬥爭,當時在龍岩只有新生的革命勢力和封建殘餘勢力的矛盾和對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在龍岩是成功的。

[4] 馬寧,龍岩人,1930年參加左聯,同年加入中共。之後流亡馬來亞,曾任馬共中央宣傳委員等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福建農民報》主編,福建省文化處處長、文聯主任等。1977年起任福建省政協委員。曾任中國文聯第四屆委員。發表了眾多小說、話劇和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