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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文化戰線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7 文化戰線

第五章1至6講了父親吳荻舟在香港完成的幾項任務,比如送人北上、協助起義等。在本節起分幾條戰線講述一些貫穿整個香江歲月的長期工作之前,先瞭解一下當時香港的背景。父親1948年回港後的幾年裡,這個背景變化頗大。

英國雖然在1950年就正式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英方不同意北京在香港設立正式的官方代表機構,而是提出讓北京在香港設總領事館。中方認為,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但始終是中國領土,怎麼可以在自己的國土上設總領事館?幾經權衡,決定由新華社香港分社作為中國官方在港代表。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繼張鐵生之後任中共香港工作組組長,黃作梅於1955年因“喀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遇難[1],香港工作組由父親負責。

背景為山和一些房屋的一張照片,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11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1954年吳荻舟和黃作梅等人在赤柱合影。前排左一吳荻舟,後排右一黃作梅。

(圖一:父親吳荻舟與黃作梅、廖一原、金堯如等人攝於香港赤柱。前排左一為父親吳荻舟,前排左二為母親張佩華,前排右一為廖一原夫人汪雲,後排右一黃作梅、後排右二金堯如、後排右三王家禎,後排左二廖一原)

1956年,中共廣東省委成立了海外工委,半年後改為港澳工委,同時香港工作組撤銷。港澳工委初時在廣州辦公,1957年,中央認為港澳工委應該設在香港,1958年派梁威林和祁峰先後赴港任新華社香港分社正副社長,實則梁威林是港澳工委書記,祁峰是常委,父親也是常委之一。港澳工委未推進香港前,貿易、銀行、文化、航運等是分線管,1958年後各線負責人參加工委作為常委,在香港實行集體領導。

根據父親留下的各種資料綜合,從工作組時期中共在港就設有出版支部、電影支部和新聞支部。教育支部的關係是在城工委,父親只負責和教育界上層保持聯繫,如培僑中學的杜伯奎,杜伯奎回廣州後是吳康民,香島中學的盧動,漢華中學的張泉林,張泉林回廣州後是黃啟立,還有中業中學的成慶生等。

出版支部最早是陳祖霖負責,陳祖霖回北京後是藍真。一九五六年唐澤霖調香港後,整個出版線工作便由父親移交給唐澤霖,由唐澤霖聯繫藍真。出版方面有新民主出版社、三聯書店,還有灰色的學生書店等。

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齊聞韶回上海後從工商統戰方面調廖一原任支部書記。1957年起國內調來的鐘瑞鳴和我的母親張佩華調入電影線,廖、鐘、張組成電影支部,廖任支部書記。鐘在長城工作,張則在南方公司。

新聞支部最早是李沖負責,以後是金堯如負責。

除通過電影、新聞和出版這三個支部開展統戰工作外,其他很多事情就由工作組、工委直接去做,比如前面提及的招商局起義、兩航起義、雲南起義、海南島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等等。

父親說,1949年10月14日廣州解放後,解放軍根據毛澤東、周恩來“暫時不動香港”的決策,沒有跨過羅湖橋。但是父親在《華商報》工作期間,上面傳下來五年解放香港的方針,他也曾按此方針佈置工作,據他所知工會線也佈置過護廠。1951年春,有了對港政策八字方針——長期打算,充分利用。1958年,中央設立外事小組,陳毅為組長,國務院設立外事辦公室,陳毅為主任。1958至1959年幾次工作會議上,陳毅多次闡明長期方針的意義。香港三大作用:自由港作用——吸收外匯,發展外貿;跳板作用——掩護人員的出入,打破敵對勢力的封鎖;資訊管道作用——香港是東西方瞭解的必經之地。此後,至父親調到北京,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乃至“文革”期間,他全力以赴執行的,就是這個方針。

根據父親的回憶,出版方面,大陸解放前有《華商報》附屬機構有利印刷服務公司,這是專為印《華商報》由陳嘉庚投資辦的。新民主出版社也屬於《華商報》系統。另外面貌比較隱蔽的有三聯書店,做一般的愛國宣傳,也賣國內的出版物,還有一間更隱蔽的學生書店。大陸解放後,又成立了兩間出版社,一間是《文匯報》辦的集文出版社,一是學習出版社,1956年又成立了集古齋。在出版戰線上貫徹長期方針,也和報紙一樣分為一線二線三線。新民主出版社為第一線,三聯為二線,其餘為三線,而三線中又有層次的區別,一二線主要發行國內出版物。三聯也出版當地作者的作品,而三線就只出當地作者的作品。和電影界一樣,掌握一條界線,即宣傳做好人、做正派人,勸人向上向善,抨擊不良風氣,不鼓吹爾虞我詐等資產階級那套東西。出版機構中也有幾位黨員,建立出版支部。一二三線分得很清楚,新民主出版社是公開的紅色書店,國內出版的許多書,包括馬列主義的書都在那裡賣,三聯書店是比較中間的,賣的書不光是馬列主義的,也賣些知識性圖書,中華、商務翻印古書、科技書籍等。1956年左右,工作組擴大,國內派了唐澤霖出來專管出版工作,在他來後開設了沒什麼政治色彩的集古齋賣古書畫。

香港的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是從上海搬來的。大陸解放後,上海的中華、商務恢復了,香港這兩家也歸香港工作組領導。由父親與吳叔同、張子宏聯繫,並通過他們做這兩個機構的員工的思想工作,有時父親也和他們到廠裡看看,但業務上都由他們自主,歸上海總機構管。他記得在承接業務時,只有一次張子宏徵求他的意見。那是承印一批聖經,張子宏不敢做主,問父親可不可以接,父親說可以,他才承接了。這兩家出版社規模很大,印刷設備完美,中英文都可以排印。

那時父親負責審查稿件(主要是二三線的電影劇本和出版物)是否符合長期利用的方針,是否著重愛國主義宣傳的原則,主要是掌握分寸,不把二三線暴露出來。他看《文匯報》社論大樣,不看《大公報》、《新晚報》,因為看不過來。國內對報紙抓得很緊,尤其後來廖承志經常找新聞線的幹部到北京直接指示和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

大陸解放前夕,上海文化藝術界的著名編、導、演員們紛紛南下,一時間,香港名人雲集,如蔡楚生、夏雲瑚、夏衍、司馬文森、陳殘雲、洪遒等。他們聯合香港資本家成立製片公司,如上海昆侖公司的夏雲瑚就聯合香港利舞臺利家出資合組南國等民營電影製片公司,拍出章眠編導的《冬去春來》和陳殘雲編劇的《珠江淚》等較高水準的影片。

1947年至1951年,父親還沒有參與香港電影的工作,電影小組、電影支部先後由夏衍、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

據父親回顧:電影口的統戰和宣傳方針有個變化的過程,最早是宣傳動員華僑回國,後來是宣傳雙重國籍,接著是鼓勵華僑在當地入籍。因為中共意識到,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這些國家,如果華僑都回中國了,不但他們的人口會大為減少,經濟也可能崩潰,既不可行,也不應該。影片題材既然不可能國內外兼顧,就該面向海外,提倡華僑社會的固有美德,如勤勞勇敢、勤儉持家,興學興辦文化事業,友愛互助等。於是製片方針改為宣傳向上向善,宣傳高尚道德,爭取電影打入東南亞和臺灣市場。

父親說,1952年以後,“我們有愛國商人呂健康的長城電影製片公司,左翼電影界的鳳凰公司,洪遒等主持的‘五十年代’公司,後來又建立了我們自己的‘灰線’新聯公司(廖一原負責),清水灣片場以及專門發行進步電影的南方影業公司(最初的負責人是民主人士王逸鵬,任經理,許敦樂任副經理)”,其他還有五十年代、龍馬等製片公司。

我保存著一封毛筆信,內容正是回顧這一時期香港電影界情況。現存13頁,是一位電影界前輩寫給父母的,沒有時間和落款(在信中他自述1949年中藝進入東江遊擊隊時,組織上把他留下進入電影界,1949年至1952年在香港,擔任過《珠江淚》場記,1952年回國。為方便敘述,以下暫稱“前輩”),寫信時間應該是在文革之後了。

齊聞韶致荻舟、張瓊(張佩華)的蠅頭小楷毛筆信。

齊聞韶致吳荻舟、張佩華的毛筆信

(圖二:齊聞韶回顧香港電影界情況的毛筆信。)

據這位前輩回憶,北京解放後,夏衍把電影小組工作移交給司馬文森、洪遒和齊聞韶。司馬文森和洪遒負責做主要代表性人物的工作,其他人儘量避免出頭露面,主要工作是拍攝主題健康、反映現實以及藝術性較高的片子,不拍攝反共、黃色的電影。前輩參與的《珠江淚》攝製組成立了黨小組,“團結粵語片從業員,虛心向他們學習,培養自己的演員,演員裡有幾位黨員,通過黨小組生活,研究工作中發生的問題,分工負責加以解決。”“攝製組有完整的文學劇本,導演有分鏡頭劇本,初步建立起排練制度,互幫制度,開創了南國攝影棚裡的新風氣。”司馬文森等曾帶隊去廣州給解放軍演出,演出之後,“香港電影界情緒高漲,迫切要求建立香港電影工作者協會,但受到香港當局限制和阻撓,只能成立‘電影界聯誼會’,後改成‘香港電影工作者學會’,簡稱‘影學’,有120多位會員。”影學針對當時香港電影界的不良風氣,針對“臺灣自由影人協會”拍攝黃色和反共電影,提出“五不”和“三要”的主張。“五不”是“不請客,不送禮,不酗酒,不賭博,不拍反動黃色影片”,“三要”是“要努力學習,要堅持進步,要互助團結”。影學成員“寧願沒有飯吃,寧願勒緊褲腰帶,堅決響應影學的號召”。

看到不少南來的電影工作者處在失業狀態,生活難以維持,電影小組研究決定成立同人性質的影片公司拍片自救,不拿工資,按勞取酬,根據影片發行收入分配。司馬文森、洪遒、劉瓊、馬國亮、顧而已等人組成藝委會,第一部片子拍了《火鳳凰》。製片費是靠借貸和片商預支。大家不支薪,減輕了製作成本,又由於大家都是主人,都想把片子拍好,因此保證了品質,影片比較賣座,特別是得以在內地放映,收入不錯,初步解決了失業的困擾。第二部片子是《人·鬼·神》,更是拍得又快又好又省。

根據這位前輩的描述,影學曾組織過捐款和義賣,支持抗美援朝,參加義賣的有黃永玉、萬籟鳴等,萬籟鳴當場為賓客們剪影,大家捐款十分踴躍。電影演員李麗華、王丹鳳、劉瓊等負責接待,義賣結束後還跳秧歌舞。

電影界民盟區分部就是在這種環境下成立的,由司馬文森和廖一原各自負責國語界和粵語界。後來司馬文森太忙,就把民盟的工作交給這位前輩,大概在1951年,組織上通知他直接和我父親聯繫工作。他和我父親十天半月見一次,彙報重要情況,再根據父親的指示,有些事找司馬文森商量落實,有些事直接佈置給民盟分部。

大概就是從這個時候起,父親參與了電影界的具體工作。

前輩信中描述,當時發生了永華影片公司職工向資方索討欠薪遭到港英當局逮捕和驅逐的事件。永華老闆李祖永欠薪半年,許多職工要靠借貸度日。忽然在1951年冬季李祖永得到美國人投資,宣佈拍攝新片。許多職工向資方要求,至少應該先把欠薪發還。這些職工大部分是影學的成員,他們向民盟提出成立追討欠薪的談判小組。那位前輩認為這是個大事,遂向我父親彙報。據他所寫,李祖永一向親國民黨,當時正是抗美援朝時期,他又忽然投靠美帝,拍攝反動色情的新片。父親認為應該支持永華職工合理要求,必要時幫助他們揭露李祖永,爭取社會輿論。父親在前輩的信上旁注:“當時還考慮到對港英參加侵朝和徵用我油輪等不友好措施,籍此予以反擊。”

前輩說,黨小組和民盟區分部一起討論決定,馬上由攝影師蔣偉、余省三和導演楊華、編劇沈寂組成談判小組。資方則採取拖延態度,一個多月毫無進展。父親幫助他們在《華商報》、《文匯報》上不斷發表消息,責問李祖永為什麼有錢拍片還故意拖欠職工薪水,不顧職工生活困難。同時影學成員紛紛捐助錢物救濟永華的職工,電影界知名人士分批去看望職工,新聞記者也去採訪,接二連三在報紙上揭露永華資方虛偽的態度,香港的造船工會、電車工會等也先後派代表聲援。李祖永勉強答應1952年1月上旬發放全部欠薪,但是到了1952年1月10日深夜十二點,港英政府突然派了武裝便衣軍警到各人寓所,逮捕了司馬文森、齊文韶、馬國亮、劉瓊、舒適、楊(華)、沈寂,還有劉瓊的夫人荻梵。父親在那位前輩的信旁注明:“加香島中學校長盧動,共九人。”

這位前輩也在九人當中。因為他寫:被捕後“集中在打鼓嶺的警署不加審問,到第二天早晨又被押上囚車到羅湖警署,才宣佈我們違反皇家法律XX條,為不受歡迎的人,當即押解終身遞解出境。我們十分憤怒。”他們當天安抵廣州,廣東省文聯主席歐陽山到車站親自迎接,當天即向廣州新聞界廣播(電)台發表聲明,向英帝暴行提出抗議。之後新華社在人民日報、南方日報、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專電,揭露英帝的陰謀和暴行。兩天后,蔣偉和白沉也被驅逐。前輩寫道:“這次香港當局大逮捕、大驅逐顯然事先有陰謀佈置。電影界的進步力量受到很大損失,黨的電影小組、民盟區分部以及影學核心力量也大大削弱。”

父親晚年曾檢討:“在周恩來的(長期)方針下達之前,香港的工作一度出現‘左’的情況,如電影創作上反映階級鬥爭,新聞方面做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方面一度考慮用國內的課本,群眾工作方面搞讀書會學習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論等。最後發展到盧動、司馬文森、劉瓊等9位同志被港英驅逐出境。”父親說:“司馬文森寫過很多作品,是個多產作家,他回國參加過文代會,又在‘左傾’方針影響下暴露過。”“被驅逐出境的人雖然都是電影線的骨幹或黨員幹部,但他們處於地下,只能由《文匯報》、《大公報》加以報導、揭露和評論,並曾通過有關公司和學校向港英當局要人,比如劉瓊便由長城公司向港英要人,盧動由香島中學提出抗議。但港英當局毫不理會,仍然驅逐他們出境[2]。”

我把9名被驅逐回國的人名排查了一遍,只有齊聞韶,360百科顯示他是“1948年在香港參與建立華南電影界聯合會,後任南國影業公司場記、副導演、編導。此期間,他編導的作品有《海外尋夫》、《一板之隔》、《江湖兒女》等,1952年後回到上海。”他的訃告顯示他參加過抗敵演劇隊,而在毛筆信中也有“《江湖兒女》編劇齊聞韶”,幾點都符合他的自述。父親在文革期間為齊聞韶寫過證明材料,前述父親回憶錄初稿裡也有“電影支部最早的負責人是司馬文森,1952年1月他被港英政府驅逐出境 後由齊聞韶負責”,寫信的前輩應是齊聞韶。

根據父親1968年7月5日所寫證明材料,齊聞韶原是演劇九隊(後改為五隊)隊員、中藝隊員。他們工作上的交集不算多,直到1951年下半年到1952年2月上旬,組織上要父親與他單線聯繫,才知道他的黨員身份。父親與他聯繫只有三、五個月,先後見過四、五次,父親說:“當時的組織生活很不正常。”1956年,父親參加港澳工商新聞電影各界代表團到上海參觀電影製片廠時,齊聞韶是接待方。1964、65年間齊聞韶到北京開會,還會到我家坐坐。

[1] 喀什米爾公主號(英語:Kashmir Princess)是印度航空的一架民航機。1955年4月11日,喀什米爾公主號執行包機任務,從北京經香港飛往印尼耶加達,原定乘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前往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在香港啟德機場停留期間,一名被中華民國情報部門收買的啟德機場清潔工將炸藥安上飛機。飛機在接近印尼海岸時爆炸,機上除3名機員生還外,11名乘客及5名機組人員罹難。由於周恩來應緬甸總理吳努邀請臨時改變路線,從昆明至仰光停留後飛往耶加達,未搭乘此機。

[2]據司馬文森的女兒司馬小莘回憶:1952年1月10日淩晨,港英軍警手持衝鋒槍闖入她家,強行帶走司馬文森。司馬文森質問帶隊的英籍幫辦憑什麼理由逮捕人?英籍幫辦蠻橫地說:“要逮捕你就逮捕你,沒有任何理由!”

一座老式兩層小樓,樓頂有“光復樓”三個字。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5起義憶談

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5 起義憶談

2017年是香港“六七 暴動”五十周年,一部頗富爭議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在香港和北美巡演,及後牛津出版社出版程翔著 《香港六七暴動始末 — 解讀吳荻舟》一書,此前還有2013年天地出版社出版的余汝信著 《香港,1967》一書、2013至2016年光波24的電子雜誌 《向左向右》 。以上電影、書籍和網絡傳媒從我們努力整理的家族史中引用了大量有關香港六七暴動的關鍵文獻。電影和書籍出版後,事件重新受到社會廣泛討論和關注,其中有些議論不免偏頗。吳荻舟家人希望妥善保存原始文件,同時通過這個網站陸續發表所收藏的孤本資料,供對這段歷史有興趣的人研究。 

1984年8月父親吳荻舟前往昆明,與林南園、李一萍等雲南起義當事人相隔35年重逢,向他們瞭解盧漢等人起義時的想法和部署,我有一份林南園講話記錄,雖然無法證實,還是整理如下,當做瞭解吧。有些事估計父親當年參與策劃起義的時候也不知情。

據林南園回憶,龍雲等人登報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後,當時的行政院長閻錫山[1]認為,雲南一動,西南作為反共基地就不可能了,主張解決盧漢。蔣介石認為,這個時候解決掉盧漢,勢必桂系部隊進入,這塊地盤又成了李宗仁的,他不甘心。蔣介石認為盧漢是自己一手提拔的,還不至於馬上叛變,他打電話叫盧漢去重慶。盧漢很猶豫,去不去呢?時機如何?宋一痕在北平聯繫得如何(前面講過宋一痕留在香港)?蔣介石逼得這麼緊,周圍又有第8軍(李彌)和26軍(余程萬),力量懸殊。盧漢天天與下屬商量,去還是不去。後來盧漢派人去香港把宋一痕找回來,問北平的意見。這時是1949年9月初,解放軍還沒有渡江。

蔣介石叫國民黨元老張群去接盧漢,說保證將軍去,保證將軍歸。盧漢終於去了重慶,蔣介石在機場接他,說,我叫你來不為別的,是想做給美國看,現在雲南很穩定,沒有什麼動盪,便於我爭取美援。盧漢表示,我現在很困難,一無兵,二無糧,三無餉,周圍又有第8軍和26軍,要求辭職。蔣介石說,我叫你來不是逼你下臺,你手上已經有15個保安團,同意你編兩個軍,給你兩個番號,一個是93軍,另給74軍,至於餉,給你100萬銀元,可派人經廣州到臺灣去拿。還有大批武器在菲律賓,需要的話通知顧祝同即可撥給你。這樣兵餉都解決了,至於糧,蔣介石說你可以買嘛。9月5號去,8號安全回來。蔣介石也給了他任務:換掉政府裡和龍雲關係密切、參與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的認識與主張》的人:“靠不住就不能放在身邊”。又給他一份名單,叫他逮捕進步人士,第一名就是當時雲南地下黨的楊靜。盧漢回到昆明當天表示很疲倦,不見客。9號,在林南園家會見龍澤匯(盧漢內弟,後任93軍軍長)等人,佈置查省參議會,不過事先通知楊靜等人躲避,叫警察局長“不要按此名單逮捕”,抓了人也不要處理,聽候命令。當天晚上,盧漢查封了省議會和報紙,逮捕200多人。毛人鳳來後想從這些人裡找地下黨,沒查到。毛人鳳建議把其中40多人帶到重慶審判,其他分別列了罪名給盧漢看,盧漢擱置一直沒辦,拖到11月李宗仁帶著家產來廣西,準備出國,盧漢密令楊文清聯合雲南士紳向李宗仁請願,說是蔣介石讓逮捕的,不得人心,查過也沒有什麼。李宗仁批:“既然查無實據,全部釋放。”李宗仁也怕盧漢留難他,索性做個人情。

11月15日,貴陽解放,30日重慶解放,盧漢認為時機差不多了。蔣介石此時又通過張群和盧漢商量,把昆明這塊地盤讓出來,把原雲南省政府遷到滇西,把原來在成都的一些國民黨中央機關遷到昆明。盧漢想,該動了。12月3日上午他見林南園,拿出龔自知從香港帶來的信,主要內容是雲南起義時間已近,請考慮派親信代表到香港會晤。盧漢考慮讓林南園去。林南園說“主席你如果覺得我合適我就去。”盧漢說,你和周體仁去(周體仁曾任北平警備總司令,是帶了葉劍英交待的任務來的,葉劍英和盧漢是同學,讓周體仁傳話給盧漢,勸盧漢到了適當的時候還是靠攏共產黨),不過不要同時走,你今天走,周體仁隔一天走,以免引起注意。盧漢馬上寫了一封信(就是前面申明四點意見那封),讓林南園去香港找張鐵生接洽,林南園立刻去機場,沒有被特務發現,到了香港,卻被可能是《星島日報》的記者發現,第二天就見報:滇財政廳長林南園到港。

林南園回憶,到港找到龔自知,4號去九龍見到張鐵生和我父親。他記得張鐵生說:雲南起義已經處於緊迫的時期,如果盧漢確實想靠攏人民,就應當堅決行動,“我們共產黨是重在行動,不在宣言。是否把此意先轉達給盧漢。”

林南園考慮通過電報轉達很不方便,想等周體仁5號到了與他商量,還想7號到廣州見了葉劍英再回昆明。張鐵生認為如果兩個人要去廣州也不反對,但時間確實很緊迫,“最好請林先生先回昆明,把當前情況向盧漢轉達,早日行動,若不能及時轉達到,會貽誤時機,誤大事。”林南園考慮這個責任重大,真貽誤了,自己也擔當不起這個責任。於是7號周體仁一個人去廣州,林南園回昆明。他把由龔自知起草的通電縫在大衣的邊上,下了飛機坐鐵路局特別黨部的車直接去了盧漢家轉達張鐵生的意見。盧漢告訴他,你走後張群逼得比過去更緊,一定要很快騰出昆明讓國民黨中央機關搬來,胡宗南的部隊很快要從西昌進入雲南,確實緊迫。6號晚上盧漢已經先約了一些人研究,要開始行動。有的人認為還沒準備成熟,74軍大部分部隊還在路上,在昆明的僅有93軍,人力不足;有的人認為可以動,不動要誤時機。現在華南既然指示早日行動,盧漢決定9號晚上,和西康的劉文輝約好同時行動。

9號張群來了,佈置成都撤退,讓雲南成為最後一塊反共基地。盧漢不見張群,讓代理秘書長楊樹聲去機場接,林南園和楊文清在盧漢的門口接,把張群招待在盧漢老屋隔壁的新房子住下。晚上,盧漢用張群的名義通知7名國民黨中央大員開會。到了7點,不見張群和盧漢,第8軍的李玉敏有點警覺,就走出客廳,可是門口站了崗,不能出來。盧漢在樓上指揮,看見李玉敏有所懷疑,於是下令警衛讓他們進會客室繳械,然後一個個用汽車送上五華山光復樓,送完已是晚上10點多,上山后宣佈起義,並通過電話總機向全省宣佈雲南起義:一,從現在起,脫離國民黨的反動統治,靠攏共產黨,擁護共產黨,服從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二,所有在雲南的部隊,通通一律駐守原地不動(包括嫡系和其他部隊),聽候接管。三,宣佈戒嚴。四,全省文武官員忠於職守,不能離開工作崗位。當時不瞭解和北京一叫就能接通,電報是用商業密碼發到香港再轉發,拖了時間。

一座老式兩層小樓,樓頂有“光復樓”三個字。

盧漢在光復樓向全省宣佈雲南起義:從現在起,脫離國民黨,服從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

(圖一:雲南辛亥起義後成立的雲南軍都督府所在地昆明五華山光復樓。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父親插話說,那時我們很緊張,一方面發電報到北京,一方面要等龍雲的意見。當時北京已經解放,我們也不瞭解可以由北京直接給雲南復電,也很著急。

林南園繼續說,復電老不來,著急得很。盧漢擔心中央不知道,自己受包圍,等不到支持很危險。張群被扣期間連夜寫信給盧漢,大意是多年以來,凡是你希望轉給蔣介石的,我都替你轉到了。舉了好多例子,還有9月你去重慶,我也保證你的生命安全。當然你有你的苦衷,我本人與蔣公關系密切,今後也不願意過問政治了,希望你把我送到香港,唯一要求這點。”盧漢讓楊文清勸他,最好還是一道起義,他不肯,說“你們應該諒解我的處境”。盧漢叫林南園到香港催復電。走前林南園到省政府再看一次到底有沒有復電,結果兩個復電同時到,一個是嘉勉電,說密電收到了,雲南起義對促進西南解放起了作用。另一個詳細指示,要保護國家財產,聽候接管。關於雲南問題現在向西南劉鄧兩將軍就近請示辦理。中央已經指示,林南園沒必要再到香港了。重慶已經解放,盧漢說“那你到重慶請示劉鄧。”盧漢把張群放走了。

據林南園回顧:14號開始余程萬的26軍向昆明移動,李玉敏的第8軍遠在重慶江陰一帶,也向昆明方向移動,他們準備包圍昆明。到了16號,起義部隊和26軍有零星戰鬥,飛機場一度部分被26軍佔領,很快又奪回來。有的香港報紙說昆明已經被蔣介石收復,事實上只是機場部分一度被佔領。林南園到重慶請示劉鄧,劉鄧的部隊(楊勇的部隊)清晨到達張掖。于虔南提出如果需要,他可以去勸26軍撤退,盧漢也有此意。于虔南要求發一個月的軍餉,這個月的軍餉折算合300多兩黃金,400多銀元。盧漢給了,讓他去勸26軍,26軍撤走。這是21號。

“九九肅清”後,蔣介石成立剿匪司令部要殲滅“邊縱”,盧漢通知他們轉移,希望這支部隊能支持昆明。

第8軍的李玉敏是雲南騰沖人,盧漢認為是老鄉,能做做工作就一道起義,兩個軍就少掉一個軍。李玉敏堅決表示:和共產黨打交道是不講理的,我若考慮早考慮了。盧漢說,你夫人要見你。想讓他夫人勸勸他。把他放到龍XX家和夫人見面。夫人勸他和盧先生一道起義吧,把第八軍撤走。李玉敏口上說可以、可以。可是他又讓夫人把旗袍掀開,寫了幾個字,叫第8軍加緊進攻。盧漢放了李玉敏後,蔣介石任命李玉敏做雲南主席。

26軍余程萬由蔣介石派做綏靖主任,盧漢把他也放了。幸虧解放軍到了張掖,要不然很麻煩。時間關係很大,後來就是昆明保衛戰。貴陽這支軍隊(前述楊勇部)不來的話,死傷不得了。余程萬在昆明保衛戰後去了臺灣,蔣介石召見他,問他:盧漢給了你多少錢?他一聽馬上跪下來說給了XXX。蔣介石說我可以多給你嘛。

國民政府1949年攝於廣州,政府大樓上飄著當時的國旗。

1949年位於廣州的國民政府

(圖二:廣州國民政府。網路老照片,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關於這一段,林南園回憶,國民黨政府搬到廣州後,有一次召開財糧工作會議,讓雲南去四個人開會。盧漢不去,其他人也不想去,就由林南園代表,主要是討論恢復征糧。當時雲南已經停止征糧,盧漢指示,在會上可進一步提出,雲南現在大部分地區已被遊擊隊佔領,恢復征糧將更不得人心。林南園在會上強調:在別省不成問題,但是根據雲南的形勢,征糧事小,激起民變事大。另外停止征糧也是為了保衛後方,也就是保衛了中央。當時的行政院長何應欽找林南園,說是給盧漢打了電報叫他來見總裁。盧漢想,這是壓我恢復征糧。盧漢打電報給林南園說,關於此事,由林南園酌情,必要時可先承諾下來,回滇再商量。盧漢派余程萬做代表見總裁,要林南園在余程萬到達廣州時交給他6千港幣。余到廣州就來見林南園,林南園就把錢交給他。當時的財政部長是許康。他對林南園說,總裁要來,你暫時不要走,可能要會見你。林南園想,錢已經交給余程萬,已無必要等,等見了蔣介石可能又有麻煩,就經香港回昆明了。余程萬替盧漢見了蔣介石。

陳立夫問林南園:你說雲南大部分地區被遊擊隊佔了,是真的嗎?林南園說是真的,盧漢考慮過的。中央應重視,不要因為征糧引起民變。陳立夫說,你是財政廳長,糧食多了是你的功績呀,缺糧要引起對你的攻擊,你怎麼辦?林南園說拿錢購嘛。他說,這倒是個辦法。盧漢如果征糧,跟“邊縱”是矛盾的,陳立夫這一手很毒,離間盧漢和邊縱的關係。

林南園認為龍雲和盧漢對那次起義的意見是一致的,不同的是時間問題。龍雲主張提前,林南園幾次去香港,龍雲都說:要早一點,不要到了兵臨城下,那就沒意義了。盧漢就考慮不要過早,沒有中央支援可能失敗,失敗了死傷太大,對不起老百姓。林南園說:“現在看來12月9日還是及時的,再晚也不行,三面一包圍就沒辦法了。這個時間又與我去香港取得指示很有關係,下決心,以免老猶豫。然後報紙上登了,全省回應。”

林南園寫於1984年8月11日,給吳荻舟的信。內容提及送給吳荻舟一本書《雲南起義經過紀實》。

林南園寫於1984年8月11日,給吳荻舟的信。

(圖三:林南園給父親的信。)

父親說:“楊勇的部隊兼程趕來很重要。還有一點,淮海戰役之後更是如此,解放軍過江後國民黨就更是軍心渙散。像李彌這樣的部隊在西北吃過解放軍的虧,是驚弓之鳥,他也覺得對付不了解放軍。解放軍一到他就害怕了。你去重慶見了劉鄧,馬上把軍隊調來,起了決定性作用。時機、劉鄧大軍下來加上四川解放也起了作用。長沙程潛等相繼起義對盧漢起義也起了精神上的支援、思想上促進。”

父親還說:“蔣介石最失策的地方就是與地方勢力搞不好,老要吃掉人家,對湖南、雲南、四川、廣西都一樣。你老是要吃掉人家,壯大嫡系部隊,人家當然要起義。他最後是孤家寡人帶著一小部分人逃到臺灣去,這是民心背向的結果,也是他自己給自己安排的下場。”

[1] 閻錫山:1949年6月在廣州接替辭職的何應欽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12月到臺灣。1960年5月病故。

茫茫大海上有多艘香港招商局商船列隊航行

中國近現代歷史事件研究 香港工作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3艱難護產

蘆蕩小舟

第五章 香江歲月

3 艱難護產

招商局起義後,父親吳荻舟又領導護產鬥爭,那可能比起義本身還要艱難。父親說,當時國民黨有上萬人跑到香港,僅軍人就有六、七千。港英殖民當局對他們一律繳械,作為難民處理。還有特務,隨時要防止有人搶船。

從起義到船開回廣州之前,船員們組織起工會,自己動手修船,組織郊遊,回上海或廣州參觀,還組織在內地的船員家屬來港探親。據說上海解放不到一年發生的顯著變化對船員們很有吸引力,有些人去上海參觀完甚至不想回香港了。船員們改變了過去行船養成的一些陋習,也令他們的家屬驚喜。

正在這時,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

1950年7月初,香港政府港務處通知招商局起義輪船必須開到港外拋錨。國民黨加派特務來香港,搞“海員聯誼會”,以上海餐廳、中央酒家等做基地,拉攏船員吃喝玩樂,賭博嫖妓,勸他們把船開去臺灣,有少數海員被拉下水。特務又以小船圍著招商局的船喊話:“投共受騙,既往不咎,船開回台,立功受獎”。

臺灣國防部保密局甚至有計劃搞武裝破壞:

1.把船上的五星紅旗換上國民黨旗。換旗的時候由特務喬裝僑胞上船慰問,由事先約好的記者拍照報導;

2.在外海等候,將開回廣州的起義輪船劫往臺灣;

3.裡應外合在碼頭上武力奪船;

4.以上都行不通即破壞輪船。

招商局早在起義前就成立了護產候命委員會,委員有蘇世德、陳明、吳荻舟、陳天駿等人。這時又設立了總瞭望哨,各輪都設置了警報工具。

據當年招商局派赴香港的軍代表董華民回憶:一掛旗,形式就緊張了。香港招商局一個接一個電報打到上海,催促趕快派人去香港。當時工作效率很高,華東財委主任曾山寫信給葉劍英,介紹董華民連夜去見他,葉劍英立即接見,指出有地下党,有海員工會,去了不是孤立的,要大膽負責。1950年1月21日,招商局總船長黃慕容和董華民一起到了香港,但是過了五、六天,黃慕容就對董華民說:“不行了,我要回去了,他們揚言要打死我。”董華民同意他走(董華民是1950年10月份離開的)。董華民在香港地下黨和香港海員工會幫助下,成立香港招商局護產委員會。父親說,這段的公開工作是董華民做的,早前成立的候命委員會則是秘密的,暗中組織力量保護,這個連董華民也不知道。父親說,起義開船回來,董華民有很大功勞。

茫茫大海上有多艘香港招商局商船列隊航行

香港招商局起義船隊列隊開回廣州

(圖一:從香港回廣州的招商局起義輪船。)

當時他們遇到的矛盾處境包括一、所有起義船隻都集中在招商局公司對面海域,雖然有利看管,但在颱風季節船隻會互相碰撞;二、當時解放軍正積極準備解放海南島,國民黨飛機經常到珠江及廣九鐵路沿線轟炸,船留在香港沒有這方面的危險,但是在香港停泊時間過長,遭特務破壞的可能性也大。於是香港工作組(張鐵生已經回國,由黃作梅任工作組組長)決定父親去廣州向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省政府主席葉劍英彙報,請示把船開回廣州。父親記得葉劍英見他的時候,華南分局秘書長李嘉人在場。葉劍英聽完父親的彙報後說:“好吧,就把船開回來吧!”父親晚年曾記憶猶新地回憶三人開會的情形:葉劍英打開軍事地圖,指點在珠江沿線有哪些可以隱蔽船隻的停泊點。當時香港外海的公海上常有國民黨的軍艦出沒,為了確保起義船隻的安全,葉劍英決定派海軍護航,並指示船隻回來時盡可能在解放軍控制的水域航行。

父親回港向大家傳達,由於當時傳說國民黨敗退時在珠江航道上沉了很多船,所以決定先派民302拖輪試航,探明航道。父親叮囑船長:如遇國民黨劫船,便向廣東沿海靠攏,寧可擱淺,也不能讓船落入國民黨之手。國民黨看到船要開回廣州,造謠說“這條船再也不能回香港了,船員一定會被共匪扣押”等等,等到民302輪試航成功返回香港,謠言自然不攻自破。至10月20日,13艘船先後回到廣州,據說這成為1950年世界十大新聞之一。所有船回去後,所有海員在港的家屬也回去了。

我在父親留下的一本《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讀到,在起義後至13艘船開回廣州期間,由日本開往青島的海辰輪被臺灣軍艦挾往高雄,船長張丕烈、報務主任嚴敦燁被以“準備發動叛亂”罪名殺害;香港私營惠安輪船公司的北光輪開往內地途中也被攔截到基隆港,二管輪、原蔡鍔輪輪機長徐嘉發被殺害;海廈輪回廣州航至虎門附近時,特務安放的定時炸彈突然爆炸,造成兩死三傷;海漢輪船長羅秉球眼睛被暴徒打腫;軍代表董華民的宿舍被特務抄砸;臺灣正聲廣播電臺連續一禮拜專門向香港起義船員廣播,恐嚇煽動;臺灣交通部秘書主任陳譜到香港搞“船員登記”,逾期不登記者“吊銷之前的證件”。諸如此類的干擾不一而足。其中,鴻章輪大多數船員主張開回廣州,卻有人把鍋爐水放掉,兩股力量嚴重對峙之下,香港西區警署開來警車、坦克車,架起機關槍,要鴻章輪全體船員“自由表達意志”,談判不成就武力解決:“反對開船的站出來!”四個人站出來,其他船員一致表示“我們要回國,開回廣州!”英籍警官把那四個人留下,叫其他人聽船長的。鴻章輪也回到廣州。

為什麼船員們堅決起義?香港招商局總經理湯傳篪的故事很典型。他父親15歲起在上海西餐館當“西崽”、為外國人燒飯、在火車上當茶房,他母親在上海日本紗廠當女工,他自己16歲到西服店學徒,天天看闊人冷眼,後來進了中央航空公司,抗戰期間曾在印度加爾各答工作,1941年蔣介石到訪印度的時候,他幫蔣介石搬過行李。1942年在重慶幫國民黨運送刺客刺殺汪精衛未遂。在公司內部鬥爭中代人坐牢,後來那個人介紹他到招商局,歷任瀘州、九江、營口、天津招商局經理,1949年提升為香港招商局經理。這樣的經歷,令他相信,離開祖國,就要受外國人欺壓淩辱。他覺得共產黨是真正為國為民的。父親則說,“中國的海員有革命傳統。大部分船員家屬又是住在上海,這都是起義的有利條件。”

1950年4月,父親被任命為香港招商局顧問。當時海輪都開回國內,大部分職工也調回內地,招商局僅靠國家撥外匯養著留守人員。據父親回憶,他向交通部建議,開展業務養自己,如重新修建碼頭,改建冷藏庫,建造駁船,得到交通部等部門的同意,由港內駁運,倉儲,走內河,業務慢慢開展起來。

招商局官網資料顯示,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全體員工和留港的13艘海輪共600餘人正式宣告起義。11月5日周恩來總理致電湯傳箎、陳天駿及全體起義海員,對全部起義海輪返回祖國表示嘉勉。1951年2月1日招商局(上海總公司)改組為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香港招商局歸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領導。2月14日香港招商局致函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要求沿用招商局輪船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以杜糾紛,3月15日中國人民輪船總公司復函香港招商局同意。此後幾年招商局業務未獲進展。1956年招商局恢復業務。1962年開始,國內來港貨物的中轉事宜全部由招商局辦理。

如果當年不沿用招商局名稱,不在留守期間重新開展業務,就不會有今天的招商局吧。

早在1960年,上海海運管理局就收集了海外起義總共16艘船的各種資料,編輯了厚厚一本《海外群輪義旗飄》,我在其中看到父親的旁注,比如反撤退、反破壞“也符合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起義人員分為“一堅決的,二反動的,三無知的,四為錢的,五怕死、在威脅下動搖的,六平均主義的”,關於護船糾察隊,“有海員工會派人組織的海上巡邏隊”以及“由老松負責的陸上監視哨”,“朝鮮戰爭和抗美戰爭”,“思想反復”,“英美尤其美,在美的影響下英態度也變了”,“特務加緊活動,打進敵營中去”等等,紙張已經泛黃,墨跡也已經模糊,歷史卻能留下來。

發黃的紙上有個表格,列明香港招商局起義船舶的概況,時間、起義地點、船名等。

香港招商局起義船隻資料

(圖二:上海海運管理局編輯的《海外群輪義旗飄》附錄——起義船舶的概括。)

招商局十三艘船起義的時候,永灝油輪正在香港黃埔船廠修理。這艘船載重一萬五千噸,時速20海裡,前身是日本油輪黑潮丸。1944年太平洋戰爭後期,黑潮丸被美國轟炸機和美國軍艦炸沉於臺灣高雄港附近。1948年初,中國郵輪公司把它打撈出來,改名“永灝”。

中國油輪公司委派清華大學畢業、美國留學歸來的造船工程師邵良到高雄,把船接回香港黃埔船廠修理。邵良作為公司代表,組成香港臨時監工處,公司總經理李允成在臺灣和香港之間奔波,他的兒子李恭正是三副。招商局起義令永灝輪大部分船員心動。邵良對國民黨的貪污腐化、任用私人,早已厭惡。他對來訪的記者說:我們是上海中國郵輪公司派來的。我們的船應該屬於上海中國郵輪公司。我們在船尾已經油漆好船籍港“上海”二字。永灝輪起義的意圖被報導之後,邵良收到恐嚇信。他去招商局找父親,經研究同意他們起義。3月17日邵良去信周恩來:“我們中國郵輪公司香港臨時監工處全體同仁暨永灝輪全體員工僅遵奉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月9日電令堅決地宣佈脫離國民黨政府,堅守崗位保護人民財產聽候中央人民政府派員接管。”

字跡已經模糊的一封信,是中國郵輪有限公司永灝油輪全體員工寫給周恩来總理

中國郵輪有限公司永灝油輪全體員工致信周恩来總理

(圖四:油輪起義員工給周恩來的電文簽名底稿。)

但是永灝輪起義一波三折。按港英法律,凡在船塢修理的船,產權由船塢保管。國民黨又以該輪曾向菲律賓交通銀行借款修船為由,聘請大律師羅文錦提出訴訟爭產。就此,父親請上海中國油輪公司頒發全權代表證書給邵良,請湯傳篪派招商局船長左文淵任永灝輪船長。1950年4月1日,永灝輪宣佈起義。通過黃埔船廠英國朋友的介紹,邵良赴羅文錦律師樓,陳述起義經過和起義的合法性。當時羅文錦已經準備好關於永灝輪的英文卷宗,邵良以流暢的英語說服了羅文錦不接這個官司。黃埔船廠提請法院裁定,說臺灣、菲律賓和上海中國郵輪公司三方爭奪永灝輪產權,他們不知道交船給誰。九龍海員工會向父親通報了永灝輪外檔一艘萬噸荷蘭船離開的確切時間,父親向左文淵發出移泊通知書,1951年3月11日,荷蘭船剛剛離開永灝輪的外檔,民302輪即把永灝輪拖離黃埔船廠。

邵良給黃埔船廠兩封信。

香港黃埔船廠:

我已通知永灝油輪移泊。因為你廠留在船上的管子、電纜、工具等妨礙移動,我方當然必須拆除這些管子、電纜、電線等。一切損失,我方負責全部賠償。

中國郵輪有限公司駐港代表

邵良

1951年3月10日

香港黃埔船廠:

現在正式通知你廠:根據中國郵輪公司和你們簽訂的修船合同來看,你廠故意拖延修理工程,又因為你們做了合同以外的活動,我已通知該輪船長將該輪移泊其他地點。凡任何確實做了的工程,做得合適而未付過款的,送來帳單,立刻付清。

今附上香港中國銀行的證明信一封,證明我們有足夠的款子存在該行,準備做付永灝油輪修理費的專用款。

中國郵輪有限公司駐港代表

邵良

1951年3月10日

3月12日,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刊登消息:因為英商黃埔船廠不再“保有”永灝油輪,永灝油輪案件宣告撤銷。但是隨後港英當局百般刁難永灝油輪辦理結關手續,不許該船離港。拖到朝鮮戰爭爆發,英國參與派兵朝鮮,支持美國軍事禁運,港英當局頒令徵用永灝油輪。邵良拒絕接受徵用令,申明他只聽本國政府命令,海事處處長說:“徵用後的付款,我們講好。一百萬,一百萬,交給你。”“你搞的什麼鬼事!”邵良拒絕:“要買船,可派代表到北京找中央人民政府。”

按照國際法,國旗下的甲板就是自己的國土,船長是這國土上的行政長官,行使本國法律。左文淵船長率領船員據理力爭,相持多日。香港工作組分析形勢認為,港英當局最終一定會強行徵用永灝輪,遂向上級建議,一旦英警上船,除非他們簽字承認是武力徵用,否則船員決不下船。並建議徵用在國內的英資船廠、油庫作為補償。很快上級便批准了工作組的建議。不出所料,全副武裝的英警於4月12日登上油輪,船員們手挽手圍繞在五星紅旗下不肯離去,最後英警請示上級,簽下“by Force(憑武力)”字據,左文淵取得簽字徵用狀後申明:五星紅旗不是我們自己降下來的,是英警強行降下來的;我們的船員不是自己下船的,是英警強迫下船的。永灝油輪後來被交給了英國海軍。4月底,中央人民政府頒令,徵用英商亞細亞火油公司,徵用上海英聯船廠和各大城市的英資汽油庫、加油站。

父親在《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空白地方有旁注:“當英警上船武力徵用永灝油輪時,我們的指示是要英方承認是用武力。當時我們聽邵良報告,英警強行降下國旗前,邵良提出要英方簽了by Force。這張by Force 降旗的字據交招商局了。(成為)我們後來徵用亞細亞公司在我國各城市的財產和英聯船廠的文字依據,如何這裡沒提?”這字據應該妥為保管在招商局作為歷史文獻吧。

父親在《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另一處、寫著“三星公司、強華公司的搬運工人在碼頭上集合”這裡再次旁注“老松”兩字,1991年父親訪問香港的時候帶我們見過這位豪爽的碼頭工人領袖。

我陪父親去過上海邵伯伯家,他們的談話內容我已經記不清了,印象深刻的有兩件事。第一件,邵伯伯的女兒拉小提琴,手指在琴弦上飛快地移動。我很驚訝竟然有人在文革期間學會拉小提琴。第二件,邵伯伯談及他的處境,意見很多。當時我還想,這位伯伯牢騷滿腹啊。看了這本《海員起義》徵求意見稿,我終於明白他的心情。一心嚮往新中國的經歷和後來的遭遇,落差太大。

父親說,此外還有一些民族資產階級的航運企業如民生公司的盧作孚,也靠攏人民,升起五星紅旗。民生公司六、七艘門字型大小的內河客貨船也先後回到廣州,有的擔負了珠江客運,有的參加了解放海南島。還有一些上海解放前把機器轉移到香港的紗廠,經動員也回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