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2章 合肥女兒

2 兵荒馬亂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

我保存著一頁沒頭沒尾的信，但是母親張佩華在背後注明“衡信4.17”——這是大舅張國衡的來信，講到1938年他們家離開合肥前那一段日子：

“……住的房子，那年夏天，姨奶在門外，給二叔振國燒紙，叫國樞（我的小舅）給紙錢磕頭，說是過繼給二叔的。住不長時間，就搬去東門外，一間大房子去了。就在那一年，抬了許多傷兵進門，連傷重死了的人也抬了進來。不久又搬到了東鼓樓劉先生的房子去了，第二年春，送樞去小學讀書，記得他在校門口哭著不肯進校門。那時好像是六歲，應該是1932年。那年發大水，門前的臭水溝漲水，記得爸爸拿著小板凳用板凳腿量小河漲水的快慢。就在那一年夏秋之間，傍街的牆突然下陷，幸好未倒，好像不久，就搬去三育女中對面去住了。隨後又搬去X巷口孫先生那裡。記得那年夏季，米不夠吃，老奶就煮南瓜加面魚放點糖精給我們吃，也沒有過年的印象。隨後又搬到南門大街，門口有兩棵臭椿的第二進，說是醫院的一位醫生的房子。在那裡第一次有過年的印象。也就在那一年，你有了工作，我得以進了初中，但好像不長，唯讀了三個月初中的課文也沒有學到什麼，只不過是複習了高小的課文而已。38年大年初一就離開了家，搬去雙河鎮沒半年土匪又燒了……”

在他們尚年幼的的短短幾年，搬了那麼多次家，也沒有像樣地過年的記憶，生活之艱難可見一斑！

我查了六安縣誌，看到：1924年6月，“大刀會”在六安縣太平集暴動，29日克六安城，成立自治第一軍。1928年4月12日，李老末股匪由河南商城竄入境內。6月3日破霍山城，8日破六安城，大肆燒殺淫掠，三日後離去。

關於大刀會在六安的興起，據說是1922—1924年馬聯甲任安徽軍務督理和省長時，對人民徵收“二五畝捐”、“八厘公債”、“救濟公債”。合肥縣知事袁勵宸、六安縣知事丁景炎、舒城縣知事李某等張貼佈告，嚴厲催征。因農民繳不起，皖西各縣監獄關押的“欠糧犯”占人犯的50％以上。1924年6月1日，大刀會首領夏雲峰、李家訓等召集會友200余人，殺死前來太平集捕人催糧的差役，並緊急發動會友起義。6月3日，太平集大刀會數千人召開暴動誓師大會。次日攻進六安縣城。

看來大刀會也是被國民黨苛捐雜稅逼得造反的窮人。但是站在母親的立場，大刀會暴動、土匪流竄、軍閥混戰、國民黨苛捐雜稅……你方唱罷我登場，不管哪方登場，總之是民不聊生。

母親和舅舅們常常看見“甲長”來向曾外祖母敲詐勒索，派捐款，母親對此感到十分氣憤。但是曾外祖母怕孩子們闖禍，不許她們插嘴，由她自己和那個壞蛋去“磨”，“討價還價”。母親家雖然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境地，可是孩子們平時想買一支鉛筆，也要躊躇半天，才敢向外祖母開口。母親說，為什麼這個傢伙常來白要錢，而我們說理還可能闖禍呢？

這種不平在母親心裡鬱積起來，沒法解決，她卻在耶穌的身上找到“出路”，母親說，她當時認為，耶穌是“同情”窮人，講究“公平”的，加上學校和外祖母的影響，她在十七歲初中畢業那年，就受了“洗禮”，信起耶穌來了。

母親十八九歲的時候，外祖母幫她找到一份兼職，在教會醫院管理伙食，工資15元，這算是她家一點固定收入。外祖父原本蒸蒸日上的診所，歷經大火和土匪搶劫，越搬越遠，其時在雙河鎮，已經不能按月寄錢回家。

母親是老大，她初中畢業的時候，大舅高小畢業，該進初中。但是家裡只能供一個孩子升學，外祖父母反復商量，覺得誰讀完初中也幹不了什麼，不如讓我母親先讀高中，畢業後再培養舅舅讀初中。他們停下舅舅的學業，讓我母親讀高中。這在重男輕女的舊中國還是很少有的吧？也許是學醫過程中接觸到一些西方事物，令外祖父思想比較開放。

六安有個貞節牌坊，是為一名十四歲可憐女子樹立的，因為她的未婚夫死亡，她便自盡追隨，此為貞節。幸好這種當時中國社會對女子的道德枷鎖正一點點崩潰。

母親記得在三育中學上學時有過兩三次政治活動：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母親剛上初中不久，教會學校雖然保守，但是受到外界的衝擊，不得不同意同學們參加了當時合肥全城的學生組織，抵制日貨，母親也和同學們走上街頭，搞查日貨抓奸商的運動。

1936年“雙十二”即西安事變之後，國民黨政府組織全城學生遊行慶祝蔣介石脫險，三育學生也集體參加了這次遊行。那時母親已經是高中生。

母親回憶說：1937年七七事變時，他們是畢業班，正緊張準備會考（由國民黨省政府教育廳出題，全城中學生集中考畢業試），並且受到“畢業就是失業”的威脅。家境貧寒者要找工作，富有者要考大學，而這兩者的前提都是“會考”必須合格，否則就得留級，所以抗日運動幾乎沒有觸動他們。當時合肥學生組織是有活動的，學校指派同學在他們控制下參加。跟著放暑假，學生也就散了。

母親學習努力，歷史和數學都很好，鋼筆字寫得尤其漂亮。

不過她說，儘管成績優秀，學校也答應聘她教小學，可是畢業後遲遲收不到聘書，她和外祖母分析是因為太不機靈，沒有走門路做人情，沒有任何過硬關係為她保薦。半個暑假過去，還沒有消息，她們母女兩個都倔強，不肯服軟低頭，母親後來說：“這不但是欺負我，簡直是威脅我。”她接受另外一間小學、星星小學的聘請，每月工資15元。看見她這樣，三育立刻要她回去，給18元。母親卻寧肯要15元，不要18元（要知道，當時一個人一個月的伙食費大約就是3元啊），她說，“人窮志不窮，不能受人侮辱，就是當時指導我行動的好格言”，外祖母也支持她。

1919年，當父親在福建家鄉上小學、參與到抵制日貨、呼應五四運動的學生行列中的時候，母親還在繈褓中。1931年共產黨在合肥搞飛行集會的時候，父親則在上海的飛行集會上被捕，鋃鐺入獄，那年母親13歲。1937年父親作為副團長帶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來到安徽，母親剛剛高中畢業，20歲。他們還不知道，他們的人生即將交集在抗日烽火下。

1937年9月1日，母親開始在星星小學教書。星星小學是外祖母的同學孫梅芳的妹妹孫滬芳辦的私立小學，孫家是地主，當時孫滬芳和她的同學紀鐘毓兩位基督徒有辦教育的理想，外祖母就同意我母親去她們那裡教書。可是，才教了三個月，日本鬼子就逼近合肥。

1938年春，母親一家逃到外祖父行醫的雙河鎮。母親說：合肥的家也被燒了，從此我家成了難民。

到了雙河鎮和外祖父一起生活，母親到當地的衛氏小學教書，校長是衛淵如，母親的工資只有10元。雙河鎮是位於合肥、六安、舒城交界處的一個小鎮。外祖父在那裡行醫，加上母親的工作收入，一家勉強維持生活。外祖父醫術較好，對窮苦人比較照顧，和鎮上群眾關係很好。鎮上大戶請他看病，常常不給錢，不過為了能在鎮上“站得住腳”，外祖父還是要好好為他們服務。

第一章提到過，1938年3、4月間，父親率領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到雙河鎮宣傳抗日，服務團裡有位元女團員石雪書。母親回憶：“平型關大捷時（1937年9月25日）我正在星星小學教書，見報興奮極了。1938年初，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一部分團員（其餘團員聽說分散在舒城和附近市鎮上工作）到雙河鎮來宣傳抗日救國。當時，鎮上的知識青年不多，他們一來就找到了我們，特別是女團員石雪書和我很友好。以後，在他們組織領導下一起在鎮上宣傳抗日。吳荻舟是他們團的負責人之一。”“聽他們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談前線後方的情況，介紹我看《兩萬五千里長征》，他們介紹的這些新鮮事物，對我的鼓舞極大，開闊了我的視野，啟發了我對國家民族的關心。特別是男女隊員們離開家庭為救國救民而鬥爭，非常吸引我。”

外祖母蔡繼文很開通，不但允許母親和石雪書交朋友，還同意她晚上在小學陪石雪書睡稻草地鋪。這是母親初次接觸外面來的新女性，聽她講述外面的新鮮事物。

父親到了雙河鎮，看到我的兩個小舅活潑天真，就帶他們去唱歌演戲，大家漸漸熟悉起來。當時父親在南京中央監獄坐牢七年剛剛出獄，發表過《從國際法論中國抗日》等文章和小說、劇本，指出中國人民必勝，又迫不及待和志同道合者組團到處宣傳抗日。

母親對我說：“我們在這個小地方，從來沒聽說過共產主義、抗日救亡這些大道理，聽你爸爸他們這樣一宣傳，全家都覺得大開眼界，頭腦開竅，開始懂得了許多救國救民的道理，對這個精瘦的年輕人很佩服。”

母親還說：“認識了你爸爸，聽到更多關於革命鬥爭的事蹟，就更嚮往了，在茫茫的黑暗中有了一點朦朦朧朧的亮光，就是要鬥爭才有前途。”“我從你爸爸那裡聽到共產黨才是真正為窮人的大道理，為什麼共產黨打日本鬼那麼勇敢猛烈，就是為了保家衛國，只有抗日救亡才能保衛人民。日本鬼亡了我們東北三省，流亡歌曲《松花江上》，《高粱葉子》說明亡國的痛苦，說明亡國奴是不能當的。由於國共合作抗戰，我聽到了關於共產黨傳奇式的事蹟，我就很佩服共產黨了。”

日軍逼近舒城時，外祖父已經被國民黨徵召去救護傷兵，顧不了家。母親回憶說：“記得父親生了病，眼睛紅腫睜不開，也不能回來”。不久，雙河鎮聽見炮聲，日軍逼近了。外祖父來信叫外祖母帶全家逃命，可憐我的外祖母手捧地圖，不知道日寇將從哪方襲來，一籌莫展。外祖父遂托他的一名助手帶一家人去舒城，因為這位助手的家屬均在城內。

不料，他們走到半路，突然看見城內難民蜂擁逃來，說日機轟炸合肥，並向舒城襲來，舒城疏散，只許出不許進。這名助手撂下母親一家，倉惶而去。母親一家進退維谷之際，碰上父親。父親去彙報工作，因為進不了城，正折返工作地點蔡家店聯保主任處。父親把母親一家帶到蔡家店暫住。

舒城遭日機猛烈轟炸，距城很遠都能看見縣城上空一片通紅，全城緊急疏散人口。時值春荒，農民斷炊，有的貧民淪為“土匪”，導致匪民不分。

蔡家店聯保主任是褚家圍子的地主之一。母親一家和父親一行滯留在蔡家店期間，一天，“土匪”突然包圍了褚家圍子，圍內群眾十分驚慌。

父親當天正在褚家圍子內工作。他認為日寇即將到來，剿“匪”是內耗，有些所謂“土匪”也是被生活所逼，鋌而走險，還有原來的紅軍或國民黨圍剿時被裹挾的進步群眾。於是，他冒著生命危險，沖出重圍籲請廣西駐軍李品仙部派兵解圍，建議招安，得到李品仙同意。

這事辦成功後，聯保主任、群眾和“土匪”都很感動，很信任父親。在這個基礎上，父親說服聯保主任勸他的父親開倉賑濟饑民，再說服群眾在日寇入侵前把地主的餘糧運入山區堅壁，既免資敵，又可供逃進大山的農民們食用。

這次招安成功後，廣西部隊在六安和舒城之間的山南館設了招安站，要父親協助勸說大別山上的另一部分“土匪”接受招安，共同抗日。其中100多名土匪果然下山談判改編，誰知到了雙河鎮，當地保安部隊竟把他們包圍在一個圍子裡，要剿滅他們。父親為了消除誤會，又一次冒險單人匹馬突圍飛奔l0餘公里，找到山南館招安站，解決了收編問題，父親還旁聽了他們的談判。

在這次冒險突圍時，父親以衛衣蒙在頭上“防彈”，騎馬沖出圍子，以後幾十年中，我多次聽母親笑著提起這段往事，說他用衛衣防彈固然冒失，但他愛護民眾，不惜拼命，勇氣可嘉。

第一章介紹過時任舒城縣縣長的陶若存，他對當時的土匪情況有如下描述：“敵人（日軍）佔領縣城，便分兵駐守縣內安合路沿線一些重要市鎮，全縣除（新四軍）四支隊所在的西南山區外，土匪蜂起，人心惶惶，一片混亂。”他作為縣長，還曾經和盤踞在三河的土匪頭子王大拖刀談判，要他“在舒城的活動範圍不能超出靠近三河的五個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