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4 相機撤退

研究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朋友常常找不到適當的原始資料、田野調查資料，本故事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揭示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盪、國共合作抗日、及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香港地下黨、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度百年，資料彌足珍貴。

據父親吳荻舟晚年組織抗宣一隊/劇宣七隊編寫的隊史《南天藝華錄》記載，抗戰勝利後他們一點也沒有鬆懈。

回韶關經過興寧，劇宣七隊舉行了音樂晚會和話劇演出。在龍川候車時，為了早日瞭解抗戰結束後劇宣隊的去向和任務，父親派人去香港和饒彰風聯繫。中秋節到老隆演出話劇《重慶24小時》，隊內還開了中秋晚會。七戰區李熙環趕來參加，父親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對他說：經過八年抗戰，隊員們年紀大了，要回去就業升學，贍養父母，有的也該成家立業了。第二天，他向全體隊員講話說，有人給日本鬼子打到床底下，美國人把日本鬼子打跑了，把他們從床底下拖出來了。最後他挖苦地說：“你們去受降吧！”

為什麼他這麼惱火？據父親說：抗戰期間，蔣介石犧牲地方軍，保存自己，從南京逃到峨眉山，現在卻要從山上下來，劫收戰果。李熙環的牢騷，反映了地方軍人當時所處地位，以及敢怒不敢言的心態。

抗戰勝利，戰區取消。劇宣七隊的隊名取消了“抗敵”兩個字。1945年秋天，毛澤東應邀率領中共代表團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簽了《雙十協定》，父親說他們看到和平民主建國的希望。他們在回韶關途中還根據《論聯合政府》和《雙十協定》宣傳抗日勝利後要和平民主、團結建國的精神。

11月下旬，七隊回到韶關時，墨江會館大部分已經被敵機炸毀，七隊住到青年會附近的一所學校，隔鄰原是特務機關“一寄廬”，現已改為日軍俘虜營。當時余漢謀部第十二集團軍主力，包括戰區政治部主要成員，已奉命星夜趕往江浙和上海。戰區政治部留下指令，要七隊徒步經江西趕到浙江衢州和他們會合。

在父親的記憶中，“日寇洗劫後的韶關，到處顯得慌亂淒涼，淪陷前逃出去的當地人陸續回來；外地流亡來的同胞正收拾破殘行裝紛紛離去。苦難深重的中華兒女振奮精神，滿懷希望地重建家園。市面迅速從廢墟中蘇醒過來，路上行人慢慢多起來。可是不久，劫後餘生的歡樂變成了苦澀的淚水。戰後帶來的通貨膨脹，勢若奔馬；國民黨官僚的欺壓劫收；不法商人囤積居奇，操縱物價。人民的生活不僅沒有絲毫改善，除了不再有敵機轟炸，一切都變本加厲。國統區廣大人民只好苦笑著把抗戰勝利說成是‘慘勝’”。

這時，派去香港的張琢回來，帶來饒彰風的意見。隊務會決定不做“劫收”的吹鼓手，於是藉口“服裝道具樂器等行李過多，沒有交通工具，無法徒步去華東，擬由水路經香港和臺灣海峽轉到上海”，隊伍暫時留在韶關。

1945年冬，前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被任命為廣州行營主任，左洪濤隨他到廣州上任。父親立刻帶著趙本到廣州向左洪濤彙報一年來的工作情況，並提出將七隊調往廣州，避開政治部要七隊上華東前線的要求。左洪濤同意這麼辦，並對父親說：政治形勢可能惡化，七隊要留在大城市配合民主運動，這將是一場更嚴峻的鬥爭，要注意工作方式，保存好自己。並說：周恩來指示，要在堅持“三不”（不演反共戲、不唱反共歌、不繪反共畫和寫反共文章）外，再加上一個“不上反共前線”。

七隊留在韶關過元旦，等待調令。期間他們總結了8年的經驗教訓，總結中表揚了父親：“隊長吳荻舟把全部精力投放在隊務上。家庭擔子交給妻子張瓊，她離隊另找工作養家，直到桂林淪陷前夕，才隨隊撤往粵東和大隊一起生活。因此，儘管國統區貨幣惡性貶值，物價飛漲，工作學習生活困難重重，隊員們卻真誠團結，情緒飽滿，毫無怨言地堅持工作。”這其實也是對母親的表揚吧，可以看到，她的顧全大局如何支持了父親的工作。一直到她的晚年，當年那些年輕隊員們也已兩鬢斑白，仍然非常尊重她。

總結中也批評了隊和個人的一些問題：“造成這些不足、缺點，既有主觀原因：如努力不夠，文化和認識水準低；也有客觀原因：如戰爭年代物質條件太差，流動性強等等。”“至於個別同志的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驕傲自滿、好高騖遠等等，遇到適當的土壤、氣候就會冒頭，這些對隊伍的前進和發展當然是不利的，雖然在那樣的條件下，也是能理解的，但對之沉默、容忍是有害的，藏拙護短，是對人民對自己不負責任。”有關的隊員幾十年後還在內疚，可見教訓深刻啊。

在韶關待命期間，七隊排練和演出了沈浮的《小人物狂想曲》。

（圖三：七隊演出的話劇《小人物狂想曲》劇照。）

韶關日軍俘虜營一個軍官剖腹自殺，其他軍士和列兵也開始絕食。據說是因為過去執行“三光”政策[1]，怕中國人報復殺了他們。戰區政治部指示七隊去做日俘工作，勸他們進食。父親帶著袁濱前往，向日俘反復交待我們的俘虜政策，解除他們的顧慮，勸阻了絕食行動。父親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自學的日語，沒想到在這裡發揮了作用。

七隊為韶關觀眾演出兩場，作為告別。他們印在節目單上的“獻詞”第一句便說：“完成政治民主化是建國的首要任務”，談到將來：“藝術除了為這一最大前提服務外，它還得從中建設自己”。父親解釋：“這就是說，在由舊中國走入新中國的過程中，藝術在精神建設的領域裡，必須絕對地盡責根除那些舊有的國民精神病態，輸送新的、健康的、民主的血液到每個國人的靈魂裡去！同時它本身也在不斷提高自己的藝術品質和創造出新的藝術形式。這是向廣大觀眾宣佈了隊的新任務，號召全國人民要自強不息，要團結，建設民主的新中國。”

從家鄉起步打拼至此，父親艱苦作戰已近20年，他對民主前途的憧憬一直沒有動搖，但是對其中的艱巨性更加清醒，視野更加開闊。

1946年2月下旬調令到。全隊坐船順北江而下抵達廣州，住侖前街2號，那是一排破舊平房，不久搬到對面一座門窗都沒有的四層樓房。所有人極度疲勞，需要休息。但是大局急轉直下，隊務會認為需要加強學習，為迎接新的任務充實全隊。除了組織學習《正報》、《華商報》、《論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論》等書報外，他們接連請經濟學家狄超白（父親的難友，獄中名叫狄友清）講“戰後中國經濟建設”；國際問題專家張鐵生講“戰後國內外局勢”；著名作家茅盾講“在民主建國階段寫你所熟悉的事情”等。這些朋友，在桂林時都給他們做過報告，講過學，熱情無私地支持和幫助過他們。七隊還和音樂家孫慎、連抗等籌備《新音樂月刊》的出版，邀請音樂家、作家出席新音樂座談會。

母親張佩華隨隊到了廣州之後，因為有孩子，比較吵，被安置在天臺上的一間房子裡。父親囑咐她：“照顧好兩個孩子，不參加隊的活動，但是，隊的紀律，你一定要遵守。”母親知道形勢險惡，默默地點點頭。母親如此堅毅，是父親之幸，他在晚年曾說：“八年抗戰我堅持工作，真是忘室忘家，愛人為了我能堅持和貫徹周總理的指示，受了不少苦，岳母，弟弟，孩子們都受了不少苦。”

3月初，七隊舉行到廣州後的第一次大型音樂演奏會，朋友們譽之為“見面音樂會”。三天戲票一搶而空，演出的《民主是那樣》等三十多個節目，宣傳了戰後廣大人民對民主建國的渴望，也揭示了國統區通貨膨脹和人民改變現狀的要求。音樂會的獻詞《幕前點滴》裡強調：“勝利以來，人民的生活仍不安定，顯然全國上下所要努力的方向是促進和平建國綱領的實現。歷史固然絕不會掉轉頭去，但也絕不能缺少人民主動去爭取。這正是我們今天的任務。”

這次音樂會的節目不被國民黨當局所樂見，只演了一場便被禁。七隊在劇院門口貼出“奉命停演，請持票者退票”的佈告，但沒有一位觀眾來退票，群眾以此作為無聲抗議和對七隊的公開支持。曾在柳州給他們講課的作家何家槐寫了《我的讚頌》，發表在香港《華商報》上：“當廣州各界舉行冼星海先生遺作演奏會的時候，最使我感動的，就是七隊的同志和他們唱的歌。他們那破爛的軍裝，樸實的言辭，嘹亮的歌喉，都帶給廣州市民以新的刺激，新的印象，新的作風，新的氣派。是的，他們給我們帶來的一切，都是那麼的新鮮，堅實，富有生命力；這和麻痹而且腐敗的環境，恰是一個極鮮明的對照。”“他們演出了人民的苦痛、鬥爭和希望；這聲音鼓舞了大多數人士，卻也刺激了少數特殊人物。因此，為了沒有‘報到’要停唱，為了沒有‘請求審查’要停唱，為了《五塊錢》那麼一支平常的歌曲，也要停唱，而理由只是‘不合手續’和‘污蔑政府’。”

3月底，七隊又舉行民歌演唱會，節目有《唱勝利、唱民主》、《日本投降歌》、《和平光明前奏曲》和《春暖花開草發芽》等。父親記得，從那時候起，國民黨開始進一步監視他們的活動，甚至暗中破壞。

4月上旬，劇宣五隊也從昆明調到廣州。據五隊副隊長丁波回憶，他們打前站的幾個人在七隊駐地休息了兩天。父親帶他們去拜訪文藝界一些老朋友，也拜訪了廣州行營一些熟悉的軍官。父親還帶他們去找駐地，好不容易找到米市街辛賢里一座樓房，可惜沒有排練場，父親領著他們去對面的一座古廟（當時是廣州市國民黨黨部的禮堂）交涉，很快得到允諾（後來五隊也舉行了“見面晚會”，演出《豔芳酒家》和《還鄉淚》等節目，轟動一時，不過也在第五天被下令停演）。

5月初，蔣介石為了監視地方勢力張發奎和進步力量，派復興社（軍統）“十三太保”之一、大特務黃珍吾[2]接任廣州行營政治部主任。他一到任，便迫不及待地召開“政工大會”，連續向五七兩隊施加壓力。一天，他把父親和五隊隊長徐桑楚叫到辦公室說：“我知道你們是共產黨員，只要你們承認了，照樣可以當隊長，不說我就不客氣。”兩隊隊長都不出聲，黃珍吾很生氣，但是劇宣隊名義上是隸屬當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領導的合法組織，父親他們一向也很小心從事，沒什麼把柄被他抓到，他也無可奈何。他給劇宣七隊定下一條“規定”，每星期一拂曉，要全體集中到行營政治部去做“紀念周”，聽他的“精神講話”，並規定若遲到半分鐘，就要立正罰站。有一次他自己遲到了半小時，大搖大擺走來，看到大家都已到齊，還說：“我遲到也要以身作則。”接著叫他的副官出來，說：“副官，是你遲了半小時叫我，是你的錯，現在罰你立正半小時。”那副官只好“立正”罰站。

隊務會及時做隊員的工作，教隊員們如何遇亂不驚。一次參加孫中山紀念周，黃珍吾突然對集中在漢民公園的兩隊隊員逐個點名問：“你是不是共產黨員？” 問“為什麼你們的演出一被禁止，香港共產黨報馬上知道？”“你們誰是共產黨員，有種的站出來和我辯論，中國究竟該實行三民主義還是共產主義？”在另一次紀念周，他問：“你們知不知道東北發生了什麼事？（指內戰爆發）”一個隊員回答：“沒錢買報紙。”黃珍吾吩咐站在旁邊的主任秘書：“明天起給他們送幾份報紙。”第二天果然送來《中央日報》等報紙。

全面內戰的苗頭越來越明顯，5月4日，有特務、流氓和暴徒搗毀《華商報》和《正報》的廣州辦事處。

兩隊隊長和左洪濤分析，局勢處在民主與獨裁勢力短兵相接、暴風驟雨的前夕，一定要從鞏固自己出發，工作要策略，口號提到和平、民主、團結、建國就夠了，防止國民黨有更險惡的陰謀。當時以周恩來為首的和平談判代表團還在南京，緊緊追隨蔣介石的黃珍吾尚未下手抓人。兩隊成立了應變小組，內緊外鬆，不露聲色，隊長照樣去政治部領取經費。

國統區學生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運動一浪接一浪，廣州也不例外。劇宣隊隊員們化整為零，脫下軍裝，分小組或個別深入到青年學生中去。父親和部分隊員到中山大學訪問朱謙之和曹日昌等教授，談到當時局勢，他們都很憂慮。曹教授拿出在香港南丫島挖掘出來的石器時代石刃、石斧給父親看，感觸地說，原以為抗戰勝利了，可以好好研究學問，現在看來，國民黨要把中華民族重新推進苦難的深淵，很不得人心。

母親晚年曾回顧：當時一片白色恐怖，父親曾對她說，行營政治部主任黃珍吾“已對我和徐桑楚開火了”，他交代母親“隊如出了問題”應該怎麼辦。他還告訴過母親：“五七兩隊的同志們都很堅強、勇敢，黃珍吾幾次訓話，軟硬兼施，沒有一個同志亂說一句”。她的《憶——走過來的腳印》初稿裡有這麼一段：“沒有鬥爭經驗的我，歡呼演劇隊歷史任務的完成，做起了回鄉夢。同志們疲累，我帶著兩個孩子和病後的身體，多麽希望喘一口氣啊。至今我還覺得合情合理！可是到了廣州，夢破滅了。隊裡請來的專家學者對戰後建立聯合政府的希望和對新中國的描述，對世界局勢、尤其國內形勢的分析，幫助我明白了美帝支持蔣介石打內戰、消滅共產黨的野心和兩面手段。廣州街上一面是學生、市民反內戰、反迫害、反饑餓的遊行示威；一面是特務搜查抓人。七隊一面籌畫公演，一面又化整為零深入學生、群眾中去參加鬥爭。啊！抗戰初期的那種群眾運動場面再次湧現，但性質變了。”這段話在正式發表的時候被刪改，但我覺得母親真實的感受最打動我。

當地下黨得到確切情報，國民黨即將逮捕兩隊隊長、隊副和骨幹成員，再逮捕全體隊員，左洪濤派公開身份為國民黨中將、廣州行營軍法總監的地下黨員吳仲禧攜帶密寫報告飛赴上海，向周恩來請示。周恩來馬上批示：演劇隊“相機撤退。”

[1] 三光政策即“燒光、殺光、搶光”，日本侵華期間實行見人則殺，見物則搶，無法帶走之物則燒的“燼滅作戰”。1941年中共黨政通告和傳媒開始將日軍這種軍事策略簡稱“三光政策”。

[2]  黃珍吾：1921年加入國民黨，1924年考入黃埔第一期，組織黃埔軍校孫文主義學會。後任黃埔軍校第二期學員隊區隊長、校長辦公室少校侍從副官。參加過東征、北伐，歷任團長、師政治部主任及復興社要職。1937年抗戰爆發後任軍事委員會別動隊少將副總隊長，福建省保安處中將處長兼保安副司令，福建剿匪司令官。1946年任廣州行轅中將新聞處長。1949年赴臺灣，歷任憲兵司令、臺北衛戍司令官、總統府中將參軍。1962年退役，任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等。1969年10月5日在臺灣病逝。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13 黎明前夕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近年也有後代組織起來尋訪父母輩的足跡，其中包括尋訪本篇所述國民黨南京中央軍人監獄。不過只是尋訪還不夠，還必須寫出歷史本來面目。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z

母親張佩華1998年8月在紀念文章《瀚海中的一滴水——懷念荻舟》中說：“和大隊會合後，他就顧不上我們了。”還說：“這個忠實頑強的共產黨人”在梅縣曾經流淚。經歷了那麼多風風雨雨的劇宣七隊，遇到什麼極端困難的情形令父親吳荻舟流淚？而且，這已經是1945年7月，再堅持1個多月，日本便投降了——雖然他們當時還不知道日本即將投降，7月26日中美英三國政府首腦發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日本仍拒絕投降——他們想的是“堅持抗戰到底”，“堅持國統區的抗日宣傳陣地”，“勝利一天未到來，工作就要堅持做下去”。

就在7月，隊員葉林，肖洙，陸辛微，胡振表，林正斌想去北江遊擊支隊，葉林徵求父親的意見。父親過去曾幾次向根據地輸送幹部，問清是北江支隊來人聯繫，便同意5位隊員走。不料，畫家符羅飛、話劇導演陳卓猷、音樂家黃飛立要在興寧籌辦元培藝術學院，從隊裡同時拉過去史進、張琢等七八個隊員。兩撥人一走，全部節目都要調整演員，重新排練，一時間無法開展工作。父親十分焦慮：“政治部如來查處，後果如何？如被借機撤換隊長，重新調整隊務會，隊就變質了。自己能不對黨、對這些年青人負政治上、安全上的責任嗎？”這就是父親流淚的原因。母親晚年回顧說：“荻舟要我必要時回他的老家福建龍岩。我看到他和徐洗塵副隊長討論問題時嚴肅的面孔，真後悔沒有隨陳葆真撤到她家鄉廣西的山裡去。”

但是，父親是不會坐以待斃的。他考慮：梅縣地處閩粵邊遠地區，在七隊到達那裡之前，還沒有自發的抗日群眾團體。抗戰氣氛稀薄，藝術幹部也少。過去幾年流動工作中也遇到過這樣的地方，都因為抗日形勢要求急行軍和突擊性的宣傳鼓動，每個地方停留的時間不長，只能辦一些短期的歌詠班，通過它物色群眾骨幹，留在當地繼續擴大影響。父親想到，抗日戰爭已進入相持階段，有條件扎扎實實辦一些長期的宣傳培訓班，培養一些思想覺悟高的藝術骨幹。既可使播下的種子在當地更好地生根發芽結果，也可為本隊補充一些力量。

與左洪濤和饒彰風的聯繫已中斷，父親只能獨立作戰。隊剛剛到梅縣，對周圍環境不熟悉，他就經常到在桂林時已經認識的民主人士張文家瞭解當地情況和交換對工作的意見。張文的兒媳梁綺曾在七戰區政治部工作，在韶關時她是支援和關懷七隊的（後來瞭解到她當時已經是中共黨員）。這時她已離開政治部，在梅縣丙村中學教書。父親成為他家常客，見面無話不談。在張文家，父親還見到李伯球、郭翹然等疏散回鄉的民主人士。

張文、李伯球和郭翹然都贊成和支持父親的設想。李伯球知道梅縣興梅師管區司令張宗良早想搞宣傳隊，苦無藝術幹部，於是策劃七隊順水推舟，提出由七隊與師管區合作辦班。當時梅縣三民主義青年團的書記熊耀豪也有興趣，遂成了三家聯合舉辦的“戰時藝術訓練班”，而且興梅師管區司令張宗良提出由他任班主任，父親與熊耀豪任副班主任，張宗良還鄭重其事給父親頒發委任令。這樣，七隊在梅縣住下，不搞大型演出，便成了合情合法。

班期定6個月，一切教學、招生、管理由七隊負責，課程有文藝思想史，簡明樂理、聲樂、音樂指揮、戲劇藝術理論、導演和舞美等，是個綜合藝術培訓班。作為實驗課程，還給學員選排《農村曲》等，準備結業的時候演出。

不久，去北江遊擊區的隊員找不到遊擊隊回來了，去元培藝術學院的隊員因經費無著也回來了。當七戰區政治部風聞七隊跑了很多隊員，無法工作，正辦班補充，派人來查時，危機已經過去。父親對大家說：“這次是僥倖，可一不可再，要接受教訓。”“千萬不能迷失方向啊，抗戰還沒有勝利，我們必須留在國統區工作。”

當時曾到北江找遊擊隊的胡振表在1998年紀念父親的文章《回憶吳荻舟二三事》裡寫：“對我們那次擅自離隊去元培藝術學院搞籌備工作和去北江支隊建立文工隊的同志，吳隊長也是持寬容的態度，由於種種原因，始終沒有聯繫上北江支隊，當我們只好回歸大隊時，吳隊長非常熱情地迎接我們回來，看到我們個個臉都曬得黑黑的，不但不責怪我們，反而安慰我們，讓我們好好地休息幾天。回想這件事，覺得我們當時完全沒有考慮到身在國統區，且配屬七戰區政治部，如果我們這次行動被他們發現，那麼就會向隊長要人，這會給他和隊帶來什麼樣的結果呢？想到吳隊長的胸懷寬大，不計他人短處的高尚品德，內心總有說不出的難過，實在對不起我們的好隊長。”

潘予也是去找遊擊隊的人之一，她在隊史裡撰文《記我們的好隊長吳荻舟同志的幾件往事》說：“1945年夏，我們正在興寧演出歌劇《農村曲》和《軍民進行曲》，這時，傳來了日本投降，抗戰勝利的喜訊，同志們都高興得跳起來了，隊伍很快拉回梅縣，準備返回曲江駐地，等待新的調遣。這時侯，隊裡悄悄地流傳著各種消息，隊員們的思想十分活躍，有的說，八年抗戰結束了，現在該可以回家鄉去看望一下父母親或者準備繼續讀書或者成家立業了，有的說，八年中一直嚮往著去延安，去解放區學習，現在該是時侯了……正在這個時候，傳來了一個消息，說是東江遊擊隊北江支隊派來了一位交通員，傳達他們支隊領導人的意見，邀請隊長把全隊拉到北江遊擊區去作宣傳工作，因為抗日戰爭雖是勝利結束了，但國民黨要消滅共產黨，徹底侵吞勝利果實，因此，遊擊區那邊需要我們去等等。同志們聽了之後，都躍躍欲試，希望隊長馬上把隊伍帶到遊擊區，可是，隊長沒有同意，他認為：一、正因為戰爭還沒完全結束，國統區的宣傳陣地不能輕易放棄，需要我們繼續工作。二、這時候去遊擊區，路途上的風險很難預料，他作為隊長，要對隊員的安全負責，不能冒險從事。可是，我和幾位比我長幾歲的同志竟然不辭而別，卻不理會隊長的意見，跟著那位交通員上了路，路上為了避開國民黨保安團的注意，我們喬裝成商人模樣，冒著酷暑，中午走路，早晚住店，從梅縣一直步行到乳源，原以為已經到達目的地，可以找到親人遊擊隊了，結果卻大失所望，部隊由於形勢需要已經轉移，當晚，我們在寄住的客店樓上，翻來覆去地難以入眠。正在這時，胡振表從樓梯口聽見樓下有人在竊竊私語，他們指著樓上說：“這些人肯定是共產黨，明天一早把他們抓起來……。”同志們聽到這一緊急情況，立即行動。等樓下那些人都去睡覺了，便悄悄的逃離了虎口，結果沒辦法了，那位交通員也已離開我們去尋找部隊去了，我們只好走小路回梅縣，回到民眾教育館駐地後，我們感到沒臉見人。但是，隊長見到我們一個個曬得又黑又瘦的，不但不責怪我們，反而一再叮嚀我們說，暫時不要出門，在隊裡好好休息。我們眼淚汪汪地想要向他彙報，可是他卻擺擺手說：“別說了，我都知道了，好好休息幾天，準備出發回粵北。”臨走他忽又回過身來輕聲地說：“我希望你們要腳踏實地，不單獨行動，跟大夥一起幹好工作。”望著他那雙充滿親切和誠摯的眼睛，我們都禁不住地哭起來了。後來，隊伍調到廣州後，我們就聽說了隊裡的主要女演員陸濱同志就是在去延安的路途上被保安團抓住活埋了。隊長語重心長地說：‘我們在國統區工作了那麼多年了，誰不想快點到解放區去呀？可是，我們走了，這裡的工作不也是需要人來幹嗎？！幹革命不能光靠熱情，還要有理論指導，要靠大家團結一致幹！’他的這些話，像滴滴春雨滋潤著我的心田。”“當一個同志思想上或作風上出了差錯的時候，作為領導者，對這個同志的體諒和引導，往往能使這個同志終生難忘。”

辦培訓班期間，郭翹然曾邀請七隊到他的家鄉丙村和丙村中學演出，七隊又到在坪石淪陷後搬遷到梅縣的中山大學慰問演出。文學組開展街頭宣傳，音樂組編印《七隊叢書》，出版《好日子》等歌集。美術組齊牧冬，陸志庠，趙本，袁濱，俞亮等籌備畫展。其中俞亮的三套組畫《法西斯的沒落》，《兵弱寄懷》和《不量力》抨擊諷刺貪官污吏，日寇侵華和德意日的沒落，很有針對性。還幫助漫畫《三毛流浪記》的作者張樂平舉行個人抗日畫展。結束丙村和中山大學的演出後，演出《重慶24小時》，各項工作蓬勃開展。

梅州中學有一位李時可校長，是粵東知名教育家，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在梅州中學教高中數學。據他的學生賴慧鵬回憶，賴慧鵬1924年畢業考進中山大學，1925年轉入黃埔軍校第四期，曾經徵求李校長的意見。李校長說：“學文學武都是為了救國救民。”並引用時任東征軍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在梅洲中學禮堂對全城中學師生作報告時的話說：“求學的目的是實現中國革命，建設富強康樂的國家，青年學生要做對革命和建設有價值的人，才無愧於時代。”

李校長又是抓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家。梅州中學籃球隊在全城中學比賽包攬冠亞軍。而在藝術教育方面，他認為：只要善於引導培養，戲劇藝術也可造就人才。1939年學校成立了“梅州戲劇宣傳隊”，以戲劇為武器，宣傳群眾抗日。1941年“戲劇宣傳隊”改名為“梅州青年劇社”。1942年排演了老舍的三幕話劇《面子問題》；1943年排演了陳白塵的五幕六場話劇《大地回春》；1944年元旦演出得到很高的評價。

當劇七提出與梅州中學合作演出，李校長滿口答應，他讓負責的老師在應屆畢業生之外的20、21屆學生裡選出36位同學參加《軍民進行曲》的演出，包括帶隊的吳美祥、李校長的兒子李雲文、日後成為劇七忠實朋友的李鐸元等。

（圖一：李鐸元保留的劇七《法西斯細菌》廣告剪報，刊登在當年的《中山日報》。）

據李文雲晚年回憶，他父親李時可校長興致勃勃到場觀看演出，很滿意。劇七對合作演出也很滿意，正副隊長再訪梅州中學，向李校長表示感謝。事後劇七全體與參加演出的梅州中學同學齊集梅縣民眾教育館合影留念，那張由連環影相館拍的12寸大團體照，在照相館櫥窗擺放多年，可惜在戰亂中沒能保存下來。

1986年母親和粱綺曾在廣州會面。梁綺說，劇七到梅縣之後，梅縣的抗日救亡運動活躍起來了！劇七辦的“培訓班”撥動了梅縣青年的心弦，連梅縣國民黨司令和三青團的“官兒”也被你們調動起來，解決了你們隊的問題，也在梅縣撒下抗日愛國的文化藝術種子。父親回應她說：事是我們做的，但沒有你家張文先生等人鼎力幫助，也是不成的。梁綺也笑了：還是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偉大。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日本全國廣播詔書，接受波茨坦公告、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培訓班的學員沸騰了，梅縣沸騰了，全縣人民舉行了盛大的歡慶遊行。劇七作為前導，打著竹板高唱：“啷里個啷！啷里個啷！我們笑：哈哈哈！我們笑，法西斯蒂的日本鬼，打不久來打不長，吃了原子彈就投降！”

（圖二：日本投降當日的《中山日報》剪報。）

（圖三：吳荻舟發表在《汕報》上的文章：《八年了，兄弟》。）

培訓班提前結束，演出歌劇《農村曲》和話劇《重慶24小時》。這是結業彙報，也是慶祝抗日勝利。演劇七隊的隊務會決定儘快回韶關基地。9月10日他們假梅縣民教館禮堂舉行告別音樂晚會。節目有七隊集體改編的《日本投降》、《好日子》和《凱旋歌》等。9月16日，培訓班的全體學員依依不捨送別七隊。

（圖四：1945年部分隊員在梅縣合影，勝利的喜悅溢於言表。）

劇七離開梅州前，有十一名隊員給李鐸元在一個袖珍本上留言。感謝他一直珍藏著，今天我們才可以一窺當年，知道那時候的姑娘小夥在想什麼（“文化大革命”期間留言本被抄走，經過十餘年才平反物歸原主）。

劇七隊長吳荻舟題詞：“假如只把藝術理解做生活的一部分還是不夠的，應該把藝術看作是推動生活和指導生活的原動力。”

副隊長徐洗塵：“嘹亮的聲音，閃灼的光華，和豐富的色彩，是生命所不可缺的三要素，讓它們發揚到極致吧！！！”

音樂組組長林韻：“我們要活得漂亮，死得光輝。”

導演史進：“用你的鏡頭撮畫人類的曲折。”

導演方熒：“生活裡最高的快樂，是為大多數人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美術室齊牧冬：“我很愛好朋友，但不善於交友。因為我並不喜歡講剛認識時的那些客套和面對面的沉默。不認識的人說我不要朋友，但實際上我非常喜歡朋友。”

美術室胡青：“用誠懇和忠實的態度，在工作、學習和交友以及其他一切裡，都是人人該有的品格，但，能這樣的人很少；你就是我們見到的稀罕的一位，願你的誠懇與忠實，傳播到你所認識的每一個人身上，也願我們都來傳播它到所有的人類去。”

美術室袁濱：“沒有一點‘我相信’的存在，就沒有意志，就沒有生氣勃勃的生活，就沒有能力。沒有理想，就什麼全無。對一件想追求的事件，你必須有一種態度，信仰或象徵，而且在心底必須有一種火焰在燃燒著。藝術就是戰爭——最崇高最偉大的戰爭。”

美術室趙本：“永久的生命，不斷在戰鬥之空上翱翔！”

美術室俞亮：“忍受非常的勞苦，一切為著明朗的日子做準備。”

曾在贛州被特務抓去的隊員何祖鈞：“我不曉得該寫些什麼，只曉得很願意和你為友。”

蘆蕩小舟

第三章 瀝血八年

7 轉戰韶關

做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研究不容易，至今有很多“禁區”。只有非常認真、好奇的人才會千方百計尋找真實的原始資料。本故事幸運地全部資料來自吳荻舟家人收藏，經按照時間和事件的發展整理，再現了中國近現代普通農民、工人、市民和知識分子自清朝末年、辛亥革命、民國初年以至整個民國時期的遭遇。民國教育、民國工業、民國時期社會的動蕩、國共合作抗戰、各個時期的統一戰線、及後中共在香港的工作、大陸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後等等都有涉及，時間跨越近百年，彌足珍貴。

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當局忽然通知要將“抗宣一隊”改為“藝術宣傳隊第十一隊”。為何將“抗日宣傳”改為“藝術宣傳”？今後還要不要抗日？隊員紛紛提出疑問，認為這是國民黨假抗日面目大暴露。不到一個月，又通知撤銷改名。

根據父親在1989年出版的抗宣一隊、劇宣七隊隊史《南天藝華錄》裡發表的紀念文章《風雲雨雪八春秋》記載，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要求張發奎調一個抗敵演劇隊配屬該戰區工作，左洪濤與父親吳荻舟及副隊長徐洗塵商量，決定把抗宣一隊調到七戰區。征得張發奎同意，抗宣一隊改稱“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簡稱“劇宣七隊”、“劇七”)，開赴韶關。左洪濤指示：要廣交朋友，開展統戰工作，提高政治警惕，嚴防突然襲擊，力求保存自己，擴大社會影響。

4月下旬抗宣一隊回到桂林。為避免國民黨反動派塞人進來，隊務會決定多吸收幾名預備隊員，把隊員增加到滿員28人，人員進隊離隊均不上報，走一個以預備隊員頂一個，這樣就把國民黨反動派派人進來的門關死。在桂林刻了劇宣七隊新公章，做了新的大幕，補充一些演劇設備，5月初，劇宣七隊離開桂林前往七戰區政治部報到。當時隊內很多人聽不懂廣東話，但是為了任務需要大家都服從了。

（圖一：抗宣一隊改為劇宣七隊時合影。）

乘火車到達韶關，他們先是住在離第七戰區長官部不遠的鄉村裡。那是一個打穀場，一兩間茅屋，前面一個曬坪，四面都是田地，很遠的地方才見有人居住。後來他們搬到東河壩墨江會館，據說南昌起義後朱德上井岡山前住過這裡。剛到韶關，就聽到逮捕人，查封報刊等，和桂林一樣氣氛緊張。按照左洪濤指示，他們5月中到長官部報到，演出《刑》後沒做其他活動，一面熟悉環境，一面靜觀形勢。

不久，第七戰區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召集劇宣七隊訓話，他是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的親信，法國留學生。他說：“你們過去的事，我全清楚，調你們來七戰區，不是我們要調的，是上面派來要我們管的……”接著又指責七隊拖了近兩年還沒集體參加國民黨，他說：“人總該有個理想，三民主義就是最好的理想，為了實現這個理想，應該加入國民黨。”要全隊儘快辦理參加的手續，然後要他們唱《義勇軍進行曲》，挖苦他們唱的不好，指揮不行。他“示範”一番，以示他什麼都懂，是內行，警告父親他們：要老實點，騙不了他。

當時他的語氣，使人感到來者不善，父親回憶說，回到墨江會館，頓覺這座高大古老的建築更是陰森冰冷。隊員們都很年輕，一個個繃著臉，沉默下來，感到惶惑不安。父親和演劇七隊的骨幹們立即分頭找大家談心，幫助他們瞭解，李熙寰和余漢謀都是地方勢力，有主任秘書吳榮楫、科長賴慶祿、陳藻文這些緊跟蔣介石的人在場，他也不能不表態，只要我們沉住氣，嚴守紀律，不輕舉妄動，爭取到時間，就能打開局面。

劇宣七隊再一次到長官部慰問時，演出了一幕兩場話劇《燈塔》，這是1939年夏父親在北海寇頭嶺訪問守塔工人後創作的，寫燈塔工人為了阻止日寇登陸，不顧個人安危，在大雷雨的深夜，冒著狂風惡浪出海，破壞航標，熄滅燈塔的愛國壯舉。演出到深夜，佈景拆景、搬運道具以及其他雜活都是大家自己動手。李煦寰看後批評演出水準不高，舞臺燈光太暗，效果聲音太大等等。父親說：他也不想想，狂風惡浪的雷雨之夜，舞臺燈光哪能不暗？效果聲音哪能不大？不過父親“虛懷若谷”地傾聽這位“行家”的評論，然後趁機提出要一些時間好進行培訓，他同意了。

我的大舅張國衡當時也是隊員，他回憶說：爭得時間“閉門讀禁書”的時候，國民黨當局送來反共資料，大談“異黨”、“戳亂”，就是不談抗日，大家把這些資料丟棄不理，而是熱衷傳閱通過各種管道弄來的《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同時排練《塞上風雲》等新節目。

父親回憶說，劇宣七隊利用這段時間逐步打開社會關係，原三廳科長杜國庠（潮州人，途經韶關）介紹他們結識了張琛、何平、張泉霖等當地進步人士。政治部內如陸無崖、梁綺、吳稼秋（原在三廳）也主動關心劇宣七隊，廣東地下党饒彰風（1942年任省委統戰部長）、潘祖嶽等以《朝報》記者身份來隊“採訪”，以後並派地下黨員、中山大學學生魯郎（即何衍一）經常和他們聯繫。劇宣七隊從5月底六月初開始小規模活動，勞軍、義演、參加曲江文化界主辦的“國防藝術周”等。

余漢謀、張發奎這些非國民黨嫡系的地方勢力之間，有著唇亡齒寒的關係，與國民黨中央存在不同程度的“離心離德”，是可以利用的。李熙寰忠於余漢謀，不能容忍軍統中統特務插足他們的地盤。父親他們演出《塞上風雲》，一個中統特務盯上隊員陸濱（飾演金花兒），強要她介紹入隊，還威脅說你們隊裡有共產黨。父親得知此事，立即報告政治部有人威脅我隊女隊員的人身安全。李熙寰聽後大怒說：豈有此理，狗腿伸到我身邊來！有他過問，以後那個特務就沒有再來搗亂。父親說：“這是周恩來的教導：只要高舉抗日救亡旗幟，不暴露自己，地方勢力是能夠相容的。他們甚至還要利用我們的藝術成就抬高自己，裝點門面。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支持和關心我們的朋友多了，隊員們再也不感到惶恐和孤立無援了。”

7月起，劇宣七隊逐步加強活動，先公演《刑》，又到長官部演出《秋收》，接著，8月初，演出經過提煉的《軍民進行曲》，更“故伎重演”邀請長官部軍樂隊參加最後一場子弟兵勝利出發上前線的歡慶演奏，邀請廣東省藝專和志銳中學(張發奎所辦)師生參加群眾共舞場面表演，連滿12場，遠在坪石的中山大學同學也趕來觀看，並邀請七隊去坪石和他們的學校演出。這次演出密切了劇宣七隊與韶關文化藝術界、青年學生界的關係，擴大了社會上層的統一戰線，建立了在群眾中的堅實基礎，在那一帶樹立了一定的威信。李煦寰不再說劇宣七隊不行，“劇七”這個帶點愛意的昵稱已經常掛在他的嘴上，“七政大”也常常派人幫助他們推銷戲票。

七隊隊員林嵐寫過一篇非常動情的紀念文章，題目是：《隊長，我們的老媽媽》——

“吳荻舟是我們抗敵演劇宣傳第七隊的隊長，是他養育教導了我成長，決定了我一生的走向，他是個端莊謙和的男子漢，但我們在心底裡都把他視為慈愛的老媽媽，至今我無法用筆墨表達出對隊長的無限崇敬、仰慕和懷念之情。

1941年夏，皖南事變後的上饒，白色恐怖嚴重，我的摯友葉綿宗(蘇湘)是曾經被捕入獄的革命青年，帶領陸路(陸濱)和我逃離上饒，到韶關改名換姓參加了抗敵劇宣七隊，由林宗熹(林正斌)介紹，吳荻舟隊長接納了我們。那時我只是個十幾歲的孩子，幼稚愚昧，但參隊之後，立即感覺到進入了一個光輝燦爛的新世界、新天地，許多新鮮事物使我驚訝不已。

隊裡每天早晨必開一個早會，值日的哨子一響，三十個左右的小兄弟姐妹迅即在泥地瓦頂的排練場圍成一圈，事無大小，都在早會上擺出來議論決定。另外有個隊務會，是隊長、隊副等少數人組成的，當然看重早會——全體大會的議決，從而使全隊成員勇於毫無保留地表達意見，暢所欲言，哪怕是誰出現了點小善或小惡，以及誰跟誰吵嘴的是非，都逃不過早會的褒貶。任何人都沒有多少隱私，都在這樣的集體生活中受到公理正義、公平正直的教養，培育了我們的自信、自重和獨立思考的人格。我深深感受到與別處的封建階層觀念、官僚主義、權力崇拜有天淵之別。而我們的隊長在早會上極少說話，他就是默默地聽，默默地判別是非，讓我們充分，盡情地互相教育，我沒有想到過人世間有這樣不居高臨下的領導，而是絕對平等地生活在群眾之中。後來我才明白，我們的隊是把官兵一律的革命傳統徹底貫徹在隊裡，讓我們從小得到共產主義的啟蒙，得到民主教育。

聞所未聞的是：我在隊裡讀到了革命報刊《新華日報》、《群眾》雜誌，然後又讀到了《資本論》、《共產黨宣言》以及《費爾巴哈論》等等，使我深受教育。而全隊的兄弟姐妹也都在高度警惕下夜以繼日地研讀這些革命書刊。當然，誰也不知書刊從何而來，誰也不敢張揚。因為，忽然有一天，隊裡互相秘密傳話，把嚴禁的書刊藏好，明天有人來檢查。當時我們隊住在一間破廟裡，叫做“墨江會館”，於是大家把進步書刊往大佛的肚子裡塞，而我們的隊長卻鎮定如常，坦蕩悠然。這是險而又險的事，冒坐牢殺頭之罪，隊長首當其衝。為要我們懂得追求真理和革命，隊長是捨生忘死的。於是在那艱難的時刻，我們這些小夥伴也故作歡暢，因為人人心裡堅信，有我們的隊長在，天是塌不下來的。七隊從國民黨第七戰區司令部政治部領到的糧食，30來人不管按什麼不同職級領到的錢，在隊裡總是一律平攤發給每一個人作為微薄的生活費，不分長幼高低，甘苦共嘗。

據林嵐回憶，1942年，演劇七隊流動到桂林演出，有一天，他和幾個隊員去看望我母親張佩華，那時候她叫張瓊。

林嵐寫道：她是隊長的愛人，有小孩，又有流離失所的父母，一家老小，全靠她養活。因為隊裡每月所發的那點生活費是絕不能養家的，於是張瓊同志為了支撐那個家，支持隊長在七隊幹下去，她在桂林做過托兒所的保姆，圖書館管理員等等。至於隊長的那個家，是一間租用的殘舊不堪的木板房，正是家徒四壁，室無長物，我默然看著張瓊同志抱著孩子在屋裡轉，踩得地板嘎吱嘎吱地響，而那張床鋪是用長板凳架上木板搭的。當時，我們和隊長夫婦都歡聲笑語。後來，我們誰都不敢提及隊長當年的處境，但我至今都忘懷不了隊長那個絕頂貧窮的家，那是隊長和張瓊同志為我們七隊作出犧牲和奉獻的歷史見證。1984年，我出差北京時去看望隊長，一進門使我大吃一驚，他已年近八旬的高齡，正蹲在地上修理一張破舊的沙發，我立即想起了40多年前他在桂林的家。隊長啊，你可是一個博學而寫過世界文藝思潮史的人。而你選擇的生活道路卻始終是自找苦吃，不是你把周恩來同志創辦的、地下黨領導的七隊這個陣地堅守到勝利，哪有我們的今天，你是我們永遠學不完的兢兢業業、謙虛謹慎、艱苦奮鬥、終生勤勞不輟的典範。

有人說抗敵演劇隊當年在國民黨統治區宣傳抗日，宣揚民主，是在島上作戰；也有人說，抗敵演劇隊打著國統區的招牌，用國民政府的錢，吃國民政府的飯，做共產黨的事，演出共產黨的戲與歌，這是個奇跡。這話正如毛澤東同志在延安說過的一樣：“這是多麼便宜的事!”我們七隊，就靠隊長含辛茹苦，哺育了一批又一批小兄弟姐妹，在孤島上，在國民黨頑固派虎視眈眈的處境下，面對頑固派的監獄和刑場，建立了奇跡。

我們演出了《塞上風雲》、《軍民進行曲》、《黃河大合唱》、《農村曲》、《法西斯細菌》、《新年大合唱》等等，都是當年當地的禁忌，是來自延安和進步作家的作品。為抗日，為民主革命，隊長帶領我們無所畏懼地奮勇前進，從而走向革命，走向藝術生涯。

我們的隊長，真是我們的老媽媽、好媽媽，當面誰也不這麼稱呼他，但因為他是那麼善良、那麼和藹可親，是我們的養育者、庇護人，人人都刻骨銘心地把他稱為老媽媽。他是一個常常掛著笑臉的謙和的人，從未見過他斥責任何人，但他心裡卻永遠記掛著每一個在他身邊生活過的人。我每次出差北京去看他，必然要交代誰誰現況如何等等。1982年隊長來穗，演劇隊舉行大聚會，我問隊長：我在1944年為了想去根據地甚至延安而離隊，算不算脫離隊伍，他不假思索地說，你當時離隊的事我很清楚。之後不及半年就找到了地下黨，當然不是脫離。老媽媽始終記掛著每一個人，當年一大幫小兄弟姐妹的事，他都瞭若指掌。

隊長沒有個人名利觀念，沒有計較個人得失，當年在環境極其險惡生活極其觀苦的處境中，帶領我們投身抗日，投身民主革命。直至暮年，他始終刻苦奮鬥，孜孜不倦地寫作，他的崇高品格是我們終身學習的榜樣，我們永遠永遠懷念他！”

從每位叔叔阿姨的回憶文章裡，我看到的都是當年一群目標明確、為抗日、為革命獻身的熱血青年如何成長，看到的是稍微年長的父親如何為這群不是親人、勝似親人的隊員著想，甚至呵護他們到令母親嫉妒的地步。